旅游经济学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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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的理论集中在“厂商理论”部分。所谓厂商是指能做出独立生产决策的单位，主要包括个人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在研究生产者行为时，一般的理论假定是，企业都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其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即在既定的产量下实现成本最小，或者在既定的成本下达到产量最大。厂商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生产理论。主要研究投入的生产要素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即如何配置资源，使生产要素既定时产量最大，或者说使产量既定时投入的生产要素最少。（2）成本理论。主要研究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厂商只有在扣除成本后，才能谈得上利润的最大化。（3）市场理论。市场有不同的结构，即竞争与垄断的程度不同。它研究的是当厂商面对不同的市场时，应该如何确定自己产品的产量和价格。企业只有处理好以上三方面问题，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

厂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是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实际上，现代经济学家的进一步分析认为，厂商的目标是多元化的。例如美国经济学家W·鲍莫尔分析了厂商以销售量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K·加尔布雷斯则把稳定与增长作为大公司这样的厂商的目标，它们追求的是适度利润。但是，在一般的微观经济理论中，仍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假设，本文的分析也不例外。

在研究企业问题时，国内普遍使用的“效益”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并没有对应的理论。西方经济学中，一般使用的是“效率”概念。虽然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和市场理论等主要关注的是实物量，但关注的不是总量，而是比率（ration）以及比率的变化率。例如，关注的不是总产量，而是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关注的不是总收益，而是边际收益和平均收益；关注的不是总成本，而是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关注的不是总劳动量，而是劳动生产率等。因此，研究企业状况时使用“效率”作为指标顺理成章。

在生产理论中，假定技术水平不变，那么，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以Q代表总产量，L、K、N、E分别代表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则生产函数可以表述为：

Q=f(L、K、N、E)

一般把土地作为固定的，企业家才能难以估算，因此，生产函数可以简化为：Q=f(L、K)

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则进一步表述为：Q=ALαKβ

在生产函数中，各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称作技术系数。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技术系数是各不相同的。一般的分析中假定技术系数不变，如果技术系数可以变动，则生产要素的最适组合的原则是：应该使所购买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与价格的比例相等，即要使每一单位货币无论购买何种生产要素都能得到相等的边际产量，达到生产者均衡状态。

生产理论分析了影响企业效率的各种要素及其配置比例，主要考察的是企业的技术效率。但技术效率并不等于经济效率，技术效率反映的是企业的投入产出组合，而经济效率则是在考虑价格因素情况下的最低成本组合，它要求投入价格与产出价格的比率等于生产边界的斜率。因此，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企业还要考虑收益与成本的关系，这就涉及到成本理论。

成本函数可以表述成下列公式：

C=f(Y、W、T)

其中，C为企业的总成本，Y为企业的产出变量，W是企业的投入价格向量，T为企业的制度结构。通常T被定义成“虚拟变量”。从该成本函数看，在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进行评估时，人们所选择的指标主要不是通过工程成本研究来给定的一个绝对效率值，而是一种制度性的相对效率。因此，这一方法所考察的是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国有企业生产成本比私有企业低，这可能是由于前者技术效率比后者高，但经济效率并不一定高。

当然，现实的市场结构由于竞争与垄断程度不同而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收益与成本变动的规律也不相同，因而，企业对最大利润的追求要受到相应的市场环境的制约，只有面对不同的市场采取不同的决策，才可能提高效率。

二、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分析

微观经济分析中所涉及到的效率主要是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前者主要是投入产出效率，后者则为资源配置效率。技术效率是把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加以综合的生产率指标，它能够较好地反映出企业的综合效率水平。测定技术效率的方法通常采用生产函数，主要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然后运用OLS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和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分析。本文主要从技术效率的角度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

Groves、Hay和Gordon等人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数据分析，认为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率的确取得了一定的增长，增长主要来自于奖金的激励、人力素质和教育程度的改善。

刘小玄、郑京海（1998）在此基础上对1985~1994年中国国有企业的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影响国有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留利。即企业在完成既定的基数利润后留给自己的部分，由于上交的基数利润是既定的，因而留利是一个变量。留利对产出效率的作用表现为，边际利润或留利的增长，会使边际产出也相应增长。他们认为，企业真正追求的是留利或剩余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润。

（2）浮动工资。浮动工资由奖金构成，来源于留利，以浮动工资占总工资的比例来测定。浮动工资是直接对职工的激励，因而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产出效率。

（3）经理（或厂长）的工资。这是对经营者的激励因素，而经营者对企业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中国的企业中，在缺乏资本的真正所有者、企业主要依靠企业家才能来推动和发展的情形下，经理（或厂长）的工资对企业效率的提高作用重大。

（4）企业年龄。一些研究生产率的经济学文献都证实了企业年龄对于企业的效率具有显著作用，然而，究竟是年轻的企业有效率还是年老的企业有效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往往是不同的。据Pitt和Lee（1981）的研究，年轻的企业比年老的企业更有效率。而另外的看法则是，年老的企业更有经验，在其市场经营和组织管理和工人的技术操作方面积累了较多的信息，具有相应的信息和人力资本的优势。在国有企业中，企业年龄对企业效率究竟是什么关系需要研究。

（5）教育程度。这是一个标志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变量，以企业的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来测定。通常认为，企业的教育程度对企业的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应。在Gordon和Li（1995）看来，在8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的增长中大约有一半得益于劳动力教育程度的改善。虽有高估的可能，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和人力资本对效率的重要作用。

（6）其它的解释变量。如开工率、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时间、地区、规模和产业等都对企业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程度的影响，可以作为“虚拟变量”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如下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Y=α+β1㏑L+β2㏑K+β3(㏑L)(㏑L)+β4(㏑K)(㏑K)+β5(㏑K)(㏑L)+βiXi

其中，α为残差，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效率的近似值，并可以为各种政策变量、制度变量、企业特征变量所解释；K和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投入要素；Xi为添加的各种解释变量。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由Xi所代表的各种解释变量与企业效率的关系。

对于上述生产函数，分别运用OLS方法和随机前沿模型的极大似然方法（过程复杂，这里略去介绍）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留利对企业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留利大约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10%；在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中，留利对产出增长的解释大约8%；在残差模型中，留利每增长一个单位可使效率增长约5%。看来，留利是企业发展和提高效率的源泉之一，也就是说，剩余权对于企业有着积极的意义。

浮动工资比例也对企业效率有着显著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该变量大约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8%；在另外两个模型中，效率约可增长5-6%。

企业年龄变量对企业产出增长的作用也是积极的和显著的，其解释程度达到12%；即使排除了随机误差项干扰的其他模型中，效率的相应增长也达到7-9%。

经理（厂长）工资变量对企业效率也有着积极的正效应，但这种效应似乎不太大，在前沿生产模型和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分别为3-5%。

教育程度变量对于企业的产出增长率的作用相当稳定，其在OLS和前沿生产模型分析中都能保持在10%的正效应水平上，而在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也不低于9%的水平。

在其他变量中，除开工率外其他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产业变量等虽然都对企业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程度的影响，但效应有的不明显，有的不清楚。

另外，运用前沿随机生产函数模型还对国有企业的平均效率进行了测定，它大约在0.5左右。这表明国有企业的效率普遍不高，只能达到生产可能性的一半的水平。

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中国企业改革过程中，生产率增长的决定因素除了规模、资本装备率等由技术性规定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产权（决定留利，进而决定经理和职工的工资）、人力资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场竞争。虽然市场竞争因素在上述模型中效应不明显，但这说明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效率很低，与乡镇企业、合资企业等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这也恰恰提醒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的放开程度。

三、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效率比较

为了更全面地透视和把握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率，有必要在以上对国有企业本身效率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与非国有企业效率的比较来做进一步的研究。对此，刘小玄（2000）从所有制结构和企业隶属等级制的角度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姚洋（1998）则对非国有经济成分对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刘小玄以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数据为基础，从全部75万家企业中选择了20余个产业，共计大约17万家具有竞争性特点的企业进行了效率测定。分析方法主要采用了生产函数模型和OLS计量方法，分别对普查数据中提供的所有制变量和企业隶属等级制变量对于企业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得出的结论主要是：

就所有制变量的影响看，国有企业在全部测定的行业中效率最低，这个结论相当稳定，并且在所有测定的行业中表现得完全一致。同样，另一个十分稳定的结论是，私营个体企业的平均效率最高。具体来说：以国有企业为参照系来比较，私营个体企业的平均效率最高，大约为国有企业平均效率的2-5倍左右；其次为三资企业，平均效率约为国有企业的2倍左右；再次为股份制企业和集体企业，其平均效率约为国有企业的1-2倍。

这一结果表明，企业产权关系对企业效率有直接的影响。国有企业效率最低是由于产权结构单一，难以形成所有者激励；令人关注的股份制企业效率不高，是由于其是人为的捏合和行政力量推动的结果，初步形成的产权结构还不够稳定，尚处于未定型的产权状态；而私营和个体企业的良好业绩则完全来自于明晰的产权关系，这种产权关系不仅十分稳定，而且是在市场经济中自发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样，三资企业良好的绩效主要得益于其相对明晰和稳定的产权关系。

对于企业隶属等级制变量，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所有的行业中，村级企业的效率最高，而且十分稳定和一致。其次，在大部分行业中，乡、镇、村或街道这一层次的企业平均效率明显高于县级以上的企业。这表明，处于比较低的等级层次的、均为计划外的民营企业，往往比那些较高等级层次的、主要是计划内的传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具有较高的效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实际上是与所有制因素相联系的。因为等级越低的企业往往是由民营或私有企业组成的，这些企业的产权模式实质上是古典式的；而中央或省地级控制下的企业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这与上述所有制因素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的结论是一致的。这也说明，企业的效率高低不在于行政隶属等级的高低，而且二者恰恰表现为反方向的关系。

可见，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转轨状态下，越是远离计划控制链条的企业发展得越快，效率也越高，而且这种效率通过市场竞争关系逐渐“辐射”开来。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的结论。

姚洋（1998）分析了非国有经济成分对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非国有经济成分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也对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率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其作用之一便是提高我国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这种提高可能来自两个方面：其一，非国有企业改变了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变无人负责为有人负责，从而达到节约投入、提高效率的效果。其二，非国有成分的增加还可能对全体企业从两方面产生正的外部性：（一）非国有企业的增加加剧了市场竞争，从而迫使所有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提高效率，以便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这种效应称为内部效应；（二）外资的进入可能同时带入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并扩散到其它企业中去，这种效应可以称为外部效应。

姚洋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资料，抽取了12个大类行业中的14670个企业作为样本，首先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估计这12个大类行业的生产函数，然后在此基础上计算各个企业的技术效率，并对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与国有企业相比，集体企业的技术效率高22%，私营企业高57%，国外三资企业高39%，港澳台三资企业高33%。可见，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效率，同时，这些统计结果也充分地证明了非国有成分对提高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水平的内部效应。

那么，非国有经济成分对国有企业的外部效应如何呢？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行业中集体企业和国外三资企业的数量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每个企业的技术效率分别提高0.2%和1.1%；但是行业中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三资企业同等数量的增加却使得每个企业的技术效率分别降低0.7%和2.8%。前者的正外部效应说明，集体企业和国外三资企业在提高自身效率的同时，也对本行业的生产和管理技术的传播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后者的负外部效应说明，尽管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三资企业自身的效率比国有企业高，它们的增加却对行业内其它企业技术效率的提高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后一结果的一个解释是，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三资企业导致行业内部的过度竞争，造成产品的积压，因而减低了效率。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三资企业封闭性较强，不轻易转让自己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四、结论

通过以上粗线条的介绍和综述可以看出，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有很强的解释力，为我们分析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问题提供了有用的工具。对国有企业效率的研究不仅需要理论上的分析，更需要严肃的实证分析，以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全面的决策参考。

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率的确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这说明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国有企业效率增长的决定因素除了规模、资本装备率等由技术性规定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产权（决定留利，进而决定经理和职工的工资）、人力资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场竞争。

其它因素中，产业因素对企业效率的影响表明我国市场经济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垄断性特征，由此形成一定的垄断性的效率来源。地区因素表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具有明显的生产率优势，这可能得益于该地区的开放程度、市场发育程度以及人力资源素质较高等因素。当然还有其它未提到的因素可能对国有企业效率的增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还需要从新的角度进行挖掘。

国有企业的效率虽然有所提高，但与其它非国有企业相比都要低，这与国外关于企业效率的实证研究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方面与国有企业自身的性质、所有制结构、行政隶属等先天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预示了国有企业有进一步改善效率的巨大空间，这也许通过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经验的引进得以实现。

国有企业先天效率的低下以及非国有企业对整个企业效率提高的积极作用，也向我们提供了一条有益的启示，这就是政府应尽量减少国有企业的数量，鼓励其它非国有经济成分的生长，把政府可管可不管的事情尽量交给市场去完成，使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结构达到自然的均衡状态，这也许是中国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和前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刘小玄、郑京海，1998：《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1985-1994》，《经济研究》第1期。

刘小玄，2000：《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对效率差异的影响》，《经济研究》第2期。

姚洋，1998：《非国有经济成分对我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经济研究》第12期。

张军，1998：《需求、规模效应与中国国有工业的亏损：一个产业组织的方法》，《经济研究》第6期。

篇（2）

在成为职业旅行家之前，小鹏也当过白领，熟悉跟白领有关的一切标签，比如西装、写字楼和星巴克。然而在朝九晚五的刻板钟点制以及必须在同事中掩藏自己的生活中，每分钟对他来说都是无聊。于是他选择了打点行囊开始上路。但当你成为职业旅行家，旅行未见得比日常生活轻松，每天要规划行程，控制时间，这样才能走得远，看得多。但他甘之如饴。

寂寞的旅途中，和人分享自己的旅程是一件快事，旅行家常常也是作家和摄影家。旅行家有自己的故事，也写别人和城市的故事，为节约时间，小鹏常在从A城到B城的车上写完。而写城市故事的时候，小鹏愿意为之付出当年写经济学论文的努力：他先查阅大量的资料才开始行文。看了他写的东西，很难判断到底是他的旅程还是他的文笔带来了笔下流动的诗意。当他在西班牙遭遇高迪的时候，他这样写道：

“高迪出生在一个手工艺世家，上代和上上代都是铜匠。追溯更古远的祖先，甚至还能找到铁匠、木匠。遗传基因让高迪天生具有良好的空间结构能力和雕塑感觉。我甚至相信高迪作为雕塑家是先于他作为建筑师存在的，因为那些铁片、马赛克、毛石、镜面甚至碎瓦残陶在高迪看来都可雕可塑。我还相信高迪同样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因为我听到那一块块砖瓦是凝固的音乐，那波浪的建筑曲线是流动的音乐，那绚烂的色彩是绽放的音乐，一切都是美的旋律。”

一个优秀的职业旅行家，不仅仅是跑路的强人，还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甚至，是一个诗人。

旅行家的账本

其实旅行家也和所有普通人一样要解决收支平衡的问题，穷人的概念变成了付不起旅费的人，而且旅途中的账单更为昂贵，否则旅行无以为继，甚至找不到一个安身之地，这大概是许多旅行家走出第一步时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然而对于小鹏来说，旅行需要的不过是简简单单的决心二字。旅行的开始，小鹏一路穷游，住最便宜的旅馆，能走路到达的地方绝不乘公交车，在比萨露宿过街头，在巴黎徒步走雪地，偶尔也停下来打零工。

小鹏在个人网站上发表自己的旅行见闻吸引了图书编辑的注意。第一本书出版带来的版税让他旅行了半年。半年之后，他身无分文地打道回府，在王府井就地坐下乞讨，乞讨的地方就在他半年前签售的书店旁边，路人没有人认出他来。在路上，遇到喜欢的地方和欣赏的朋友，他就停下来用简单的工作换来几个月简单的生活。那些年里每次搬家，随行的只有背包。

走得越远，路也越开阔，在圈子里有了知名度，小鹏手头多了很多邀约。跟杂志社合作提供照片，跟电视台合作当旅游节目的出境记者，参加商业活动，再加上广告，收入渐渐宽裕，不敢说盆满钵满，但经济上的安全感自不待言。

旅行的意义

一上路，他就走了十二年。他说，旅行是一种触摸人生的方式，每位行者都走在自己的朝圣路上。在路上，他仰望星空，看城市，看村子。这一路有平顺也有磕绊，因为即便逃离固定地点的世俗生活，旅行家也无法避免人生必然的起伏和高峰低谷，在真实的千山万水间，旅行家也一起走过内心的千山万水。于是在永不停息的脚步中，旅行家甩开束缚，追逐梦想，把自己带出低谷。

走着走着，自己和自己交谈，脑子不断地思考，寻找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答案，苏格拉底说这是人最难的问题，却也是最重要的问题。

篇（3）

区域旅游合作是指不同区域之间或区域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主体，根据市场的需求，依据一定的目标、原则和制度，将旅游系统各要素在地区之间进行重新配置、整合与优化，形成规模更大、品牌更鲜明、效益更佳的区域旅游联合体的旅游经济行为。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是区域旅游经济协作系统中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和运转方式（马海鹰，2004）。完善的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有助于促进旅游合作的形成与发展，本文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探讨区域旅游合作的动力机制问题。

一、区域旅游合作的宏观驱动力。

区域旅游合作是通过旅游业要素的流动、共享，达到旅游经济增长及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之目的，最终扩大地方就业，增加外汇收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的融合，改善国际关系，提升区域形象和地位等，其主要的宏观驱动力有：

1.资源互补，市场共享。

由于自然条件与自然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作用及各地区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旅游资源的分布具有不可移动性、地区差异性的特点。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旅游资源数量、结构、质量、分布不可能完全一样，主导旅游资源也会有显著差别，区域之间的资源具有互补性。资源互补通常是区域间旅游业联合的基础，实行区域之间的合作，可以跨越地理范围限制，充分利用区域外的资源，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区域旅游资源的区域差异较大，互补性较强，为区域之间开展旅游合作，形成丰富、完整的旅游产品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扩大要素流动范围，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区域旅游业在其成长过程中，经济总是和规模不断扩张，市场范围逐渐扩大，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逐步加快。

原有区域空间越来越不能满足要素扩张的需要，需要寻找新的更大的空间。特别是区域旅游企业营销网络的扩大和客源市场半径的增加迫使要素突破本区域限制，向区域外更大范围流动。区域合作为这种扩大的要素流动提供了发展空间，使不同区域的旅游产业要素相互融合，形成最佳的配置效率。发达地区的大量资本需要寻找新的投资项目和投资区域，一般选择资源、劳动力丰富但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作为合作的对象，以实现其资本增值之目的，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劳动力与发达地区的资本、技术结合起来，就会产生新的经济增长机会，当地的资源得以开发利用、劳动力价值得以实现，两者的联合提高了双方要素的配置效率。国际上，实力雄厚的旅游企业（以著名的饭店集团为主）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渗透、联合，为这些国家的旅游接待业和旅游经济增长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就是这种动力机制的有力证明。

3.加强旅游信息共享和交流的需要。

21世纪是信息经济时代，信息的及时性与准确性直接影响生产。旅游行业同样也离不开信息，有些产业甚至把信息作为赢利的核心，如旅行社业。旅游信息的不及时和不准确很容易造成旅游资源的重复开发和浪费。行政区的封闭式旅游发展忽视旅游信息的重要性，既不主动了解外界旅游信息也不向外旅游信息。这样就不能及时依据旅游市场需求的变化开发一些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因此，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信息的共享与交流。

4.合作开发与共同管理，实现区域旅游的“多赢”。

许多旅游资源的分布具有跨区域（特别是行政区域）性特征，也就是说许多地理位置邻近的区域会共同拥有某些独立旅游资源实体的一部分，如一条风景河流流经几个区域（地区或国家），一座山脉跨越几个区域，一片森林覆盖地涉及到几个区域，等等。这样，相邻的区域因为共同拥有某种旅游资源而成为联合的对象，需要合作开发资源，共同管理资源。如果不进行区域协作，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相邻区域要么没有能力（如缺少资金、技术、人才）开发，要么不愿意开发或暂不考虑开发（由于利益难以协调的缘故），最终共有的旅游资源得不到开发，失去其应有的旅游价值，这是各区域都不愿出现的结果。二是由于资源的跨地域性，各方为了各自的利益互不相让、互不妥协，无法达成合作，也无法实现资源开发；或者都只是在各方境内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开发，而不顾及到其他区域，最终导致旅游资源的破坏。这种“不合作”多以第二种形式出现。一旦出现这种混乱局面，区域之间最终会“艰难”地走到谈判桌旁，开始不情愿又不得已的合作。无论这种合作出于什么目的，对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本身都是有益处的。随着合作的深入，区域之间由不自觉到自觉，由消极被动到积极主动，最终形成旅游资源合作开发、旅游业的共同管理的内在动力机制。

5.减少地区冲突，缓和区际关系，保持社会稳定。

每个区域都有着各自独立的利益，且有着各自的发展目标和模式，在复杂的经济及社会交往中会触及其他区域的利益，由此产生区域冲突。在旅游业发展中，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旅游设施和项目的建设，旅游服务的提供与市场秩序的稳定等方面如果处理不好便会产生区域矛盾和冲突。为了减少冲突带来的利益损失，区域之间常会选择协商方式实现联合协作，共同解决产生冲突的问题，以缓和紧张的区际关系，保持各自的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间的联合不仅具有经济的目标，更具有政治意义。

6.经济、文化、政治相互融合。

旅游业区域合作，政府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政府在区域合作与发展中的目标是全方位的，即在进行旅游业合作中，谋求区域经济的增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政治上的信任与联盟。有的区域合作目标是要在合作的范围内实现区域一体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高度融合、共生共存、和谐统一。如欧洲联盟的合作就是要建立一体化的欧洲地区，以与北美和亚洲抗衡。近年来，东盟的区域合作进程加快，合作范围扩大到非东盟组织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日、韩三国。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经济自由化、政治一体化、文化区域化的“东亚自由贸易区”。旅游业成为“10+3”组织最重要的合作领域之一，旅游业合作是促进“10+3”经济、文化、政治相互融合的主要手段和重要途径。

此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态势下，世界范围内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体不断涌现，而区域旅游合作也呈现出了迅猛发展的态势，区域之间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根据区域利益主体的需求开展不同层次的合作已成为必然。

二、区域旅游合作的微观驱动力。

旅游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是实现区域旅游发展目标的实现者和核心力量，是区域利益的主要实现者。区域之间的企业联合协作构成了区域合作的主要内容。旅游企业作为合作主体，在跨区域旅游合作中的驱动力主要有：

1.企业发展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需要。

规模经济，又名规模效益，是指在一个给定的技术水平上，随着规模扩大，旅游企业的生产规模、资产总量、原料来源、市场范围都会不断扩大。在企业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原区域的要素供应、市场需求都不能适应企业的扩展，企业就向外拓展生产要素的供给、寻求新的市场空间、寻找新的生产项目、寻求新的投资区域和合作伙伴，通过兼并、合资合营、收购、重组、特许经营、连锁经营等方式与区域州同类企业或区域内企业进行广泛的合作，扩大自身的规模，占领更大的市场空间，获得规模经济优势。

范围经济是由企业经营范围而不是规模带来的经济优势，只要把两种或更多的产品合并一起生产比分开来生产成本要低，就会存在范围经济优势。在旅游企业规模化发展的进程中，企业的多元化经营使企业更具有范围经济的优势。

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多元化经营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将多种旅游产品合并进行开发，获得成本优势；在交易过程中，旅游企业之间互通信息，提高了合作效率，获得了交易效率优势。

2.协调企业间利益关系，加强企业间分工合作，提高企业竞争力。

在世界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今天，旅游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不规范甚至恶性的市场竞争往往使竞争者两败俱伤，严重的会造成企业的破产。企业间一旦采取相互协商合作行动，就会开展分工协作，在竞争中谋求共同利益，减少甚至消除由恶性竞争而带来的损失。通过企业合作，能有效协调彼此的利益关系，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共同丰富产品结构，扩大市场份额，壮大经济实力，提高企业竞争力。现实中，许多弱、小、散、差的旅游企业，一些处于同一区域的同类型且实力相当的企业，通过多种形式的协作联合，如兼并收购、重组参股、战略联盟、特许经营等，弱者变强，强者更强，小者长大，大者更大。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区域旅游企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企业实力和品牌的提升以及区域旅游基础的夯实和旅游竞争力的增强。

3.引进管理机制和先进经验，转变思想观念，提高企业综合素质。

许多地区的旅游企业之所以显得弱、小、差，并非其资金、人力资源、区位或客源分布等条件不好，主要原因是企业经营思想观念落后、规划设计和管理技术落后以及经营管理机制不灵活。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表现最为突出。旅游企业要发展壮大，靠自身单打独斗，不进行行业联合、区域协作，就难以创新和发展，难以学习并借鉴世界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思想，难以获得较快的发展。通过企业协作联合，实现优势互补，互相学习借鉴，共同探索、创新。特别是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合作，能获得著名企业的无形资产，如品牌、管理经验、经营机制和企业文化等。近年来，国外旅游企业集团携资金、技术、管理和相关旅游资源大举进军中国市场，除了一些国际大饭店已进入中国市场外，其他实力雄厚的旅游企业，如香港永安、日本交通公社、美国运通公司、迪斯尼公司、德国TUI集团、凯撒旅游集团、舒曼旅行社纷纷以合资合作方式进入中国，为中国旅游企业提高综合素质、逐步走向国际化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4.扩大资源利用范围，拓展市场发展空间，增强企业实力旅游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不仅包括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还包括人力资源、资金和信息资源等。区域协作联合，可以增加旅游企业利用资源的种类、数量和质量，丰富旅游产品的类型和延长旅游产业链。在竞争激烈的经济时代，单个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受诸多因素的制约而变得极为有限，企业要有效地拓展市场范围，只有依靠联合，将其他企业的市场也纳入自身的市场范围才能实现目标。企业联合可以越过地区封锁和市场壁垒直接在合作对象的区域内面向市场开展营销，或吸引区域外的市场来本区域消费。旅游饭店集团的跨国、跨地区合作经营，就是通过在他国或地区建立连锁饭店（或成员饭店）直接吸引当地人，从而达到扩大市场之目的。旅游景区（点）的异地合作，则可以在异地向当地客源市场开展宣传推广，最终吸引异地游客前来本景区（点）进行游览、观光、度假等活动，其市场范围要比原市场要增大许多。

5.联合治理并优化环境，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旅游企业在开发旅游资源、组织旅游线路、建设旅游设施和项目等方面经常会遇到资源分布跨区域，基础设施、旅游线路、环境污染跨区域等问题。如果单个企业独立解决这些问题，势必因成本、技术、利益关系等因素影响而收不到预定的效果。为了降低开发成本与环境治理和保护的成本，克服技术障碍，提高旅游经济效益，企业与企业之间往往联手行动，共同治理环境，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跨境河流、山脉、海域的旅游资源开发和环境治理，跨区域的旅游安全保障、应急事故和公共危机的处理；旅游政策环境的统一协调等领域已方面成为近几年旅游企业跨区域合作的重点。

6.政府和社会的引导与服务，使旅游企业健康发展。

政府为了实现地方经济增长、增加当地就业、调整经济结构、引进管理和技术经验、促进要素合理流动等目标，增强区域竞争力，为不同地区间的旅游企业合作提供引导与服务，如信息、服务、政策、协调和扶持等，为企业合作营造良好的区域环境，使旅游企业产生合作动力和需求。社会组织也经常为旅游企业的跨区域合作提供便利，如金融、咨询和宣传等，促使区域内的企业健康发展以及区内外企业的合作交流。这些来自于旅游企业外部的环境条件也构成了企业实施跨区域合作重要的推动力量。

总之，区域旅游合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具有内在的发生、发展机制和复杂的外在表现形态。它以区域旅游经济的合作发展为出发点，以区域社会系统（与旅游活动相关联的）的沟通交流为表现形式，最终以地域文化的影响与融合为归宿。这种综合性的区域互动过程不仅有着深刻的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系统科学的理论机制，而且有着直接的宏观的区域主体利益增长机制和微观的经济主体利益扩张机制。通过对外合作，区域旅游经济、社会、文化系统将不断发展、演变，由弱小到强大，由混沌到秩序，由低级到高级，螺旋式上升。参考文献：

篇（4）

摘要：介绍了生态旅游农业的内涵及特点，对安徽生态旅游农业兴起的背景作了论述，针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安徽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生态旅游农业农业发展安徽0引言随着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都市生活的狭小空间，更加引发了人们对于原生态环境的向往。和自然良性互动的诉求随着人们生活压力的增大而水涨船高。在这种语境下，生态旅游农业作为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走入人们的视野，调剂着人们的生活。通常，旅游会在一定程度上给环境内外带来压力，进而人们提出了生态旅游农业的理念。安徽在我国生态旅游农业发展领域是比较早的“试水”者，有着比较成熟的发展路径和丰厚的实践经验。对安徽模式进行科学细致的解剖和分析对当前以及今后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有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也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流趋势。

1生态旅游农业的内涵及特质。

1.1生态旅游农业的内涵。

所谓生态旅游农业是指20世纪首先在发达国家兴起的一种旅游方式，它又被称为旅游农业或观光农业。以农业生产为依托，运用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环境美学的方法，在科学合理地利用现有农业资源的基础上，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和发展旅游相结合的一种新型的交叉型产业，是一种现代旅游与现代农业相结合的高效农业，是集农业生产、产品营销、旅游观光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立体式产业体系。[1]。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发展生态旅游农业不但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和旅游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更重要的是，它有效整合了两种产业的优势和特色，既增加了经济收入，又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有人将生态旅游农业定义为“朝阳产业”，这种说法恰如其分。

1.2生态旅游农业的产业特质：①和谐共生性。生态旅游农业的特色之一就是在农业和旅游业发展的不同要素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结合点。不同于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生态旅游农业对于环境、资源以及旅游的发展起着统筹兼顾的协调作用，既遵循了农业、旅游业的客观发展规律，又实现了农业与旅游业二者的协调发展。②规划性。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建立在科学充分的调查研究以及深入系统的分析预测基础上。在实际过程中，相关专家、学者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通过对目标区域的实际调研拟定可行性报告，最终决定项目能否如期上马。③交叉性产业。生态旅游农业是将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新型产业，兼具农业与旅游业的特征，能够充分利用资源，使农民同时获得农业和旅游业两种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④天然谐趣性。生态旅游农业的具体内容有很多，诸如生态观光、乡土民情等项目应有尽有，充分满足了游客们在紧张的工作生活之外身心彻底放松的诉求，为人们宣泄自己的心理压力提供了一条绝佳路径。

2安徽生态旅游农业兴趣的背景。

2.1地理优势安徽地处暖温带与亚热带过渡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日光充足，季风明显，四季分明，以淮河为分界线。淮河以北属暖湿半湿润季风气候，淮河以南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这为生态旅游农业提供了有利的气候条件。安徽有淮北平原农业区、江淮丘陵农业区、沿江平原农业区、皖南山地林茶粮区。这些区域特产丰富，如枇杷之乡-歙县、山核桃之乡-宁国、酥梨之乡-砀山、红茶之乡-祁门等。安徽有着丰富的戏曲文化，如黄梅戏、庐剧、凤阳花鼓等。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物产，丰富的文化内涵为安徽的生态旅游农业提供了独特的资源。

2.2政策扶持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农业的腾飞，成为刺激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兴增长点，增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渠道，一定程度上消化了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转嫁了农村的社会治安风险，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同时，将农村的现有资源充分调动起来，激发了农民发家致富的主动性积极性，实现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新的载体基础上的完美对接。为此2007年安徽省出台了17号文件《关于推进旅游产业大省建设的意见》，确定打造旅游大省的发展思想，提出打造“三大板块”（即大皖南旅游区，泛巢湖旅游区，新皖北旅游区）和“六大区域”品牌（即突出黄山，打造以世界遗产和徽文化为品牌的旅游区；突出大别山，打造以原生态和红色旅游为品牌的旅游区；突出巢湖，打造以滨湖城市与商务休闲为品牌的旅游区；突出亳州、凤阳、寿县古城，打造以淮河流域文化为品牌的旅游区）。从财力上对规划编制、景点建设、旅游接待宾馆创星、“农家乐”创星等工作进行奖补。

 

2.3经济能力因素。旅游活动能否长效进行下去与个人或家庭的经济承受力有着莫大的关联性。从一定意义上说，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旅游的可能性存在正相关性。从国际上来看，旅游业对于各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尤其是在英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人们的消费收支结构中，观光旅游分量举足轻重。这种情况在我国体现的也十分明显。作为国民经济新兴产业的旅游业，近些年来伴随着经济迅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愈来愈明显。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刺激了生态旅游农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的不断减低充分证明了人们的消费结构在新时期的发展趋势：物质性消费不断走低而精神享受性消费与日俱增。绿色消费和个性消费的理念蔚然成风深入人心，而旅游在其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人们消费理念和模式的演进成为近些年来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重要助推力。

2.4国家“假日经济”政策的强力助推。安徽生态旅游农业能在并不很长的时期内取得快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政策的优越[2]。假日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闲暇时间日益增多的情况逐渐形成的。从1995年5月1日国家开始推行每周5天工作制起，国家对居民假日的每一次调整都为旅游业的发展带来机遇。近年来，政府更是提出了“鼓励消费、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并推出了“五、一”、“十、一”、“春节”三个七天的假期，使我国每年的公休假日达到114天，奠定了假日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各种假日的不断增多对安徽生态旅游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后会更加明显。

2.5生活压力加剧、交通布局更加合理。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的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生活质量也呈现逐日向好的状态。但是，城镇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很多问题，典型的比如“城市病”现象。人口的不断膨胀以及就业机会的稀缺性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导致人们竞争压力空前加大、心理承受力经受严峻考验，很多人都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渴望着走出紧张的“城堡”，呼吸到新鲜自由的空气。在这种背景下，生态旅游农业得天独厚的特性充分彰显。另外，随着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不断加大，交通、通信的发展有了实质性的飞跃。私家车的非线性增加、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等给人们的旅游出行提供了便捷渠道，人们出行的灵活性相比从前更加明显。

3安徽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客观问题。

3.1生态旅游农业对于外部环境的冲击。

正如前文所说，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看到成就的同时也不能无视和回避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经营模式的严重滞后以及经营理念上的急功近利。长期无序的粗放式经营使我们的环境千疮百孔，问题接踵而至。旅游资源的开发应该有一定的时间差和利用限度，若过度开发会导致灾难性后果；景区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兼顾环境的实际承载力，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恣意妄为；很多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相对较差，制约了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大量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兴建虽然必要，但是没有通盘考虑也会造成对生态环境的侵害冲击，等等。[3]我们会看到，在很多林区，由于人们无度开荒，大量森林被砍伐，原本并不明显的水土流失问题一下子严重起来。另外，为了增加农业产出，提高产品的产量，人们在土地上投入了大量的化肥。若长期使用又不加以控制，必将对水质和土质产生恶性影响。

3.2经营粗放、设备滞后以及交通闭塞。

3.2.1经营理念存在偏差，重经济产出而忽视生态效益。

开发生态旅游农业要坚持科学、合理、可控，要遵循客观规律因势利导。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经营者不经论证便变更土地用途，导致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甚至可能破坏土质。很多经营者对自身的定位也缺乏深入分析，在农业自然资源的特色开发方面缺乏研判，比较优势不明显。比如说，人们在旅游消费中会制造很多垃圾，这些都要及时妥善处理，以防对环境产生更加严重的破坏。只考虑眼前经济利益而忽视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的保护是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只有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审视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才是明智的选择。

3.2.2经营粗放，深入开发陷入困境。

一个好的生态农业旅游区必须有着完善的配套设施，这是硬件方面的必然要求。但是，光有好的设施没有好的服务也是发展的一个误区。许多生态旅游农业区推出的旅游产品缺乏认知度和吸引力，根源就在于经营方式粗放，没有深入挖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等内在价值。另外，当前生态旅游农业景点大部分都是当时当地的人们搞起来的，群众的首创精神得以充分发挥。但是，由于文化水平、经营理念、创新精神等方面的不足，他们往往很难将其引入纵深方向，旅游开发长期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活动形式和载体单一，文化附加值严重匮乏。

3.2.3交通条件落后，位置偏僻。

旅游发展，交通现行。没有快速便捷的交通，旅游景点很难为人们充分接受。当前，安徽本省生态旅游农业主要布局在一些交通不便、位置偏僻的区域，游客抵达景区以及在景区游览都十分不便。交通条件的落后和位置的偏僻严重影响了旅游业的又好又快发展。今后，安徽要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加大这方面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完善交通体系。

4破解方略。

4.1政府科学引导，加大扶持力度。

总体来讲，安徽省生态旅游农业发展还处在层次比较低的起步阶段，很多东西都在探索试验过程中，经营管理和资金保障上的漏洞比较多。政府部门这时候要充分发挥好自己的作用，在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问题上聚精会神一心一意，加大经营管理者们的教育培训力度，加强科学管理、创新思想的指导引导。同时，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该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确保生态旅游农业在科学高效的轨道上运营。例如，在兴建基础设施和配套建筑的同时，注意保留原先的有特色的建筑群，将新的发展思路和旧的资源充分整合。在资金投入方面，坚持正确的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同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提高生态旅游农业的整体层次和水平。

4.2在可持续的轨道上良性运营。

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最终出路必然是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是没有疑义的。在开发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环境、资源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做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兼顾。在前期准备以及具体实施中，要注意生态学原理的学习和运用，吸取生态农业发展理念。同时，完善生态旅游农业体系内部资源的配置和结构的调整，发挥系统的整体效应和互补效应。在整个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生态旅游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有效保护结合起来，走出一条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社会效益高的新路。

4.3构建科学完善的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体系。

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体系，是由农业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生态环境建设保护和污染的预防控制等内容构成，运用农业生态学原理、农业系统工程方法和循环经济原理，充分发挥区域生态、资源、农业产业发展优势，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要特别注意消除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从源头上加大治理力度；要大力推广沼气等清洁能源，调整农业发展的能源结构；要加大技术研发水平，通过技术手段破解农业生产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安徽省是长江、淮河的流经之地，生态建设和保护格外重要。要坚决遏制乱砍乱伐森林资源的不良势头，通过法律、经济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确保森林资源完好无损，建立多种类型的生态资源保护区域，深化退耕还林工作。尤其是，加大对农民的教育宣传力度，鼓励他们退耕还林，让他们认识到退耕还林的长远意义。

4.4整合区域资源，提高旅游农业的文化意蕴。

任何一个地方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必然拥有很多特色资源和优势领域。生态旅游农业发展要真正深入人心，就必须深入挖掘本区域的历史精髓和文化内涵，提高文化附加值和历史厚重感。实践证明，没有文化内蕴的东西是不可能长久下去的。安徽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孕育了很多特色性的东西，这是当地旅游农业发展的灵魂。事实正是如此。置身在安徽省生态旅游农业发展区内，乡村生活的闲适惬意油然而生，游客能完全放松自己的身心，享受大自然的静谧。水车、荷塘、犁等农耕文化的典型特征融入到景区中时，仿佛一切都回到了人类的原始状态，心开始沉静[5]。另外，要深入挖掘各个层次的文化，注意保持一些古镇、地方文化、民间工艺品的原始特色，减少人为因素的濡染，提升旅游农业产品的文化内涵。

4.5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优化经营模式和产业布局。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生态旅游农业发展也是如此。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三重要素，缺一不可。在拟定规划前要全面考察目标区域，做好可行性论证，征求各方面意见。坦率讲，目前我国生态旅游农业发展层次还比较低，理论支撑明显不足，实践方面也是刚刚起步。成就的背后隐藏着很多问题，如方式粗放简单、利用率低等。因此，在进行旅游农业规划前要对居民收入、生态环境等因素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6]。生态旅游农业发展不是单个农业经营者可以完成的，可以借助于旅行社在生产经营中的作用。从长远来看，这是促进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一条很好的道路。旅行社介入生态旅游农业经营之后，广大农民就不用担心由于文化水平和管理理念落后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了。另外，旅行社本身的一系列优势，比如客源较多、管理理念先进、广告优势等都可以在这个领域发展重要作用。旅行社参与进来之后，旅行社和农业生产经营者成为利益共同体，面临经营风险时，双方可以群策群力共同应对，减少经验风险降低运营成本。

5结束语。

不可否认，安徽省生态旅游农业由于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发展中的问题并不比成就少，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并予以解答。长远来看，安徽省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必然走依靠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断挖掘和提升产品的文化内涵，在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语境下因地制宜合理开发，增强发展后劲。

参考文献：

[1]徐红。对我国发展生态旅游农业问题的思考[j].合肥：安徽农学通报，2008，14（21）：14.

[2]光善万，徐宜国。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社会动因浅析—以成都为例[j].

成都：资源与人居环境，2008（10）：73-74.

[3]徐宜国。若尔盖草原沙化的人文因素及防治对策[j].安徽农业科学，2009，37（26）：12681-12683.

篇（5）

一、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基本内容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M・P・Todaro）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考察研究中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数量和城市失业率是同步增长的，于是他从这一矛盾现象出发创立了自己的人口流动模型，他认为，城市中失业率的存在的事实，使得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决定因素是城乡经济结构差异以及迁移者对迁移成本和效益的权衡，其迁移的动力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城乡实际的收入水平的差异，另一个是城市的就业概率，且后一个因素起着关键作用。他把农业人口迁入城市获得就业的可能性与城乡动态供需因素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了人口流动模型。他的人口流动模型分为两部分，一是总量人口流动模型，一是个人迁移的决策模型。

1.总量的人口流动模型

用数学的语言来表达就是： ，

，，

式中 代表第期农业劳动力流动的规模，表示城乡预期的收入差， 表示劳动力迁移规模是预期收入差的增函数， 为城市中获得工作的概率，是城市工资的实际水平。 是农业部门的实际收入，表示现代部门总就业人数， 表示现代部门在某一时期创造工作的机会，表示城市地区总劳动力规模，表示城市失业人数。这就是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总量人口流动模型。

2.个人迁移的决策模型

对于农村人口中个人做出迁移决策的情况，托达罗认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迁移的决策取决于由未来某期前就业概率的累加值决定的净收入贴现值 ， 即，

。表示贴现率，表示现代部门的实际收入， 表示迁移成本， 是期前迁移者找到工作的累加概率，它与不同，指的是某一时期迁移者被雇用的概率，他们的关系可以用以下四个式子来表示：①，即一个迁移者第一个时期获得工作的概率等于这个时期被现代部门选用的概率。

② ，这表示第二个时期获得工作的概率等于第一个时期被现代部门雇用的概率加上第二个时期被雇用的概率与第一个时期未被选雇的概率的乘积。③，依此类推可以得出第四个式子即 时期与的关系。④。 从以上就业概率公式可以看出，假设实际收入 与 不变，那么一个迁移者在城里待的时间越长，他获得工作的概率就越大，从而它的预期收入就越高。这就说明一个事实：农村一些青少年虽然知道进城后不会很快在现代部门找到工作，但也愿意流入城市甘当失业大军中的一员，因为他们预计在城里待长一点时间会找到工作的，因此从长期来看，城市预期收入还是比农村预期收入要高的。

根据托达罗的观点，城乡人口流动规模是城乡收入贴现值的函数，即：， ，若 ，迁移者愿意流入城市，城市净流入人口就增加；若 ，迁移者不愿意流入城市甚至从城市倒流到乡村，于是城市净流入人口就不会增加，甚至减少。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托达罗认为，当前发展中国家城市移民人数猛增，原因主要在于城乡收入差异扩大。

托达罗还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结构和机制进行了分析，最终综合得出结论，他指出"或许这种模式体现出来的最重要的政策含义是，如果不全力以赴为改善乡村生活做出努力，而想大大缩小城乡传统部门的规模，都是十分困难的。""只要城乡实际收入的差距继续增大的速度足以抵消职位创造率的持续增长，那么，即使成功的寻求现代部门职位的较低概率能够具有长期稳定作用，而较高的持久收入的引诱，也会继续吸引乡村移民长期进入日益拥挤的城市贫民窟。对于这种潜在的不断增长的城市失业大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是不应等闲视之的。" [1]

二、刘易斯的人口流动理论的基本内容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向城镇工业部门流动的两部门人口流动模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非资本主义部门，以农业部门或农村部门为代表；另一个是以现代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相对较高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部门为代表。刘易斯认为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又需要农业部门提供丰富的廉价劳动力。由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部门是建立在不可再生的土地的基础上的，农业的生产技术简单，发展缓慢，且农业人口持续增长，导致劳动力严重过剩，长期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这样一部分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而现代的工业部门，生产的基础是再生性的生产资料，不断的资本投入和科技发展，使工业部门的生产力发展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劳动力就业的边际生产率是可以不断提高的，人们的收入也是可以不断提高的。因此不同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引致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从农村农业部门流入城市工业部门，而城市工业部门从高劳动生产率和流入劳动力的低工资支付中获得巨额的超额利润，不断扩大工业部门生产规模以吸引农业部门的富余劳动力，直到吸收完毕，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等。这时，工业部门要想雇用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就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与农业竞争，农业部门就会向工业部门一样逐渐实现了现代化，二元经济也就变成了一元经济。

刘易斯模型的前提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劳动力转移过程也即是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张过程，他强调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结构差异，把经济增长过程与工业化过程以及人口流动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分析，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为发展经济学家研究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即结构主义思路。另外他把工业化和城市化密切的结合在一起，把工业化、资本积累与人口流动有机相结合，典型地反映了第一个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特点。但它也有自身的缺陷：①它暗含假定，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例是始终不变的。②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存在无限的劳动供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③该模型只强调以工业部门的扩张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而忽视了靠农业自身发展来吸纳剩余劳动力。④假定农村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而城市中不存在失业也是不现实的。⑤该模型把城市工业部门的不变工资作为分析基础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三、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

1.失业人员增加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失业率居高不下。目前金融风暴使得中国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中国可能达到1.134亿的失业人口，据此数据可以计算真实的失业率是14.2%。从官方统计的数字来说，2008年以来中国南方已经有67万家工厂倒闭，因此提前返乡的农民工有670万。这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无疑是一个大的阻力。

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军数量庞大。中国2008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是560万，约7成400万成了"待就业者"。2009年的毕业生630万，二者相加在一起1030万人。同时还有直接从中学校园走入就业市场的青年们，新军数量之大不容小视。

同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有1.7亿之多，而且随着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还会有所增加，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市就业形势严峻。

2.剩余劳动力本身的素质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转移就业的可能性

衡量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的指标主要有文盲率、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所占比重、人均受教育年限等。从总体上看，2004年我国人口文盲率高达6.72%，远高于发达国家2%的水平，人均受教育水平仅有8年，而世界平均水平则是11年，美国13.4年，英国14年，法国13年，说明我国离人口资源强国的距离还相当大。

抽样调查显示，2001年当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当年转移总量的比重为23.6%，比上年上升4.7个百分点；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为62.9%,下降2.2个百分点；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比重为10.2%,下降1.1个百分点；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比重为0.7%，经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比重为12.7%，下降12.4个百分点。如此文化程度与水平，要在日益科技化、机械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城市谋取一个职位，势必会遇到困难。虽然目前劳动力整体水平在提高，但还未赶上城市工业科技化进程所需要的劳动力素质水平。

3.乡镇企业近来发展速度减缓，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

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发展迅猛,给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给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就业人员平均每年增加552万人。"七五"时期，平均每年增加596万人；"八五"时期，平均每年增加688万人；而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乡镇企业受到剧烈冲击，发展速度趋于平缓，吸纳劳动力能力在下降，1990～1998年乡镇企业年均吸纳就业仅409万人，1996年到1998年全国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分别为1.3508亿、1.305亿和1.283亿，连续三年下降。其中全国集体企业1998年共安置就业职工2.4829亿，比上年减少498万，同比下降9.35个百分点。

4.靠城镇化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任重而道远

截止2008年末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5.7%，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与发达国家75%的水平相比差距较大。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现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因此，现实已经表明靠城市化进程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存在广大的空间。但是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还存在诸多的因素制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比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同时，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

5.入世对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格局将造成较大冲击

加入WTO，按照WTO的协议，农产品进口关税削减，这必将导致国外质优价廉的农产品进入我国市场，将对我国农产品市场造成强大冲击，面对这一形势，农业必将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且降低成本，以增强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而这可能导致一部分只从事种植业的农民收入下降，因而更加剧了其向往城市向城市流动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加入WTO后城市产业面临的冲击，将偏向吸纳技术人员，这对于技术层次较低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将造成威胁。

四、人口流动模型的启示

刘易斯人口流动理论强调靠工业扩张来吸纳剩余劳动力，忽视了通过农业本身的发展来吸纳劳动力这一方面。与刘易斯的人口流动模型相比，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更接近我国现实，托达罗认为，发展中国家仅靠工业扩张是不可能完全解决其剩余劳动力问题的，且指出剩余劳动力由农村流入城镇的动力主要是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据有关部门统计，2004年我国农民工年均收入8000元左右，而城镇工人年均收入15000元左右。针对我国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时现存约1.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城乡收入的极大差异导致劳动力由农村流入城市是不可避免的，计划经济、户籍制度的结果--城乡分割使得农村人口膨胀过速、劳动力绝对剩余、资源相对减少，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受到限制。根据我国的实践经验，应灵活掌握托达罗模型的政策含义，多渠道、多形式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靠发展农村经济就地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相结合的途径应为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最佳途径。

托达罗主张强调靠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就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这只是针对刘易斯的只强调扩张工业部门规模来吸纳剩余劳动力来说的，并不是说只能靠发展农业与农村这一条路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针对不同的现实、不同的国情，要具体灵活地运用理论模型，不能一味遵从理论，要理论联系实际，灵活运用才是上策。针对我国目前情况，要取消硬性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代之以合理的疏导、管理；要加大扶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力度，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使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进城"，提高农民收入。

五、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建议

以劳动力就地转移与向外流动为向导，发展农业、农村经济与促进劳动力向城镇合理有序地流动相结合，促进劳动力转移，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

1.抓住农业结构调整机遇，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就业

加入WTO国内农产品市场面临国外质优价廉的农产品的冲击，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的品质，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任务。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应充分利用这次退耕还林、还草等结构调整带来的机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拓宽农业生产新领域，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向其深度和广度进军。目前中低产农田占现有耕地的2/3，综合开发潜力非常大，应借助农业税费改革带来的农民积极性提高的契机，大力发展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大量的劳动就业机会。

2.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渠道

第三产业包括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具有高劳动密集度、劳动力和资本进入相对容易等特点。众多的行业能容纳大量的劳动力，是劳动力的"蓄水池"。据国家统计局测算第三产业增加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平均增加就业岗位达85万个。依靠第三产业解决就业问题是世界各国的通用选择。目前在我国农村，除了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邮电通信业以及金融保险业发展相对较高以外，其他如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等行业较低，而计算机服务业、居民服务业、咨询业、信息业、旅游业等在农村几乎是空白，第三产业在农村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当前应大力发展适应农村市场需求的第三产业的相关行业，扩大就业空间，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繁荣农村经济。

3.推进农村工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进程

所谓农村工业有一个说法就是：在农村范围内的工业就叫着农村工业，虽然这个说法有点牵强，但笔者个人认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村工业的区域特点，这样它也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提供了方便：能够就近选择。从形式主体上来说，农村工业主要指的就是乡镇企业。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纳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是近年来，乡镇企业发展疲软，吸纳劳动力能力也在下降，因此应发展乡镇企业，提高对其资金上政策上的支持力度，从政策上给予其发展的空间，资金上给予其融资的方便，进一步加快其发展速度，提高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4.努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素质

农村剩余劳动力普遍素质偏低，不论是就地转移就业还是进城谋职都会影响其就业的可能性。目前，城市中失业人员大量存在，与城市中的大量失业人员相比，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存在优势。随着农村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也在提高，相应地就要求农业劳动力的知识水平、整体素质都要提高。因此，国家应增加对农村的教育投资，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顺利转移。

5.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形成于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它将全国人口分为农业与非农业人口两大类，对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及户口迁移作了严格的限制，以后又形成了诸多与之相配套的制度。从历史发展来看，它曾一度使老实纯朴的农民无私奉献，为国家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上升都使农村劳动力剩余。此时，户籍制度不仅限制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人口的自由流动，而且更限制约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限制了资源的有效配置，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当前应放开户籍制度的硬性约束，代之以合理的管理与疏导，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有序地、有目的地进行转移。

参考文献：

[1]托达罗（Micheal P・Todaro）.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M]//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韩令国．再驳房价上涨谣言 [EB/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