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制度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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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险制度含义与功能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在金融体系中设立保险机构，强制地或自愿地吸收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缴存的保险费，建立存款保险准备金，一旦投保人遭受风险事故，由保险机构向投保人提供财务救援或由保险机构直接向存款人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的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的设立，首先是为了消除因银行挤提而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其次才是对存款人的存款提供全额或部分的保险，保护一般存款人的利益；第三是建立处理有问题银行的合理程序，便利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退出市场，减少“银行太大而不能倒闭”的道德风险。此外，一些存款保险机构还履行最后贷款人和监管参保机构的职能。

存款保险制度起源于美国。美国于1933年率先通过立法建立存款强制保险制度，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20世纪70年代起，存款保险制度加速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扩展，在IMF的183个成员国中，有67个国家采取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其他国家则采取不同程度的隐性保险制度。

我国有必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确立风险防范机制稳定金融活动秩序

一般来说，银行90%以上的资金来源于负债，银行必须进行负债经营，其经营风险比一般企业大，因此维持客户信心犹为重要。而且由于银行与存款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一旦个别银行倒闭，存款人缺乏充足的信息与专业能力去辨别持有他们存款的银行是否健全可靠，由此产生的恐慌极富传染性，如果没有相应的保障措施稳定民心，将会发生巨大的金融灾难。

完善金融市场主体，防止道德风险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缺陷之一就是市场主体不完善：政府筹资具有超经济强制性质；央行独立性不强，调控乏力；国有商业银行尚未真正商业化；而市场主体不完善的重要诱因之一就是我国没有建立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政府一直实行的都是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的覆盖面非常广，大小金融机构都无存款损失之虞。银行就不必注重逆向选择的甄别与道德风险的控制，国有企业也不用担心贷款的最终偿还，居民也不用监督他们银行存款的安全，所以在这种制度下，银行、企业与居民的“道德风险”问题将比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更为严重。

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减轻央行负担

与国外的中央银行一般是通过票据贴现的方式发放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不同，我国央行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一般是通过信用贷款的方式。这些再贷款收不回来就成为中央银行的不良资产。在再贷款方面，人民银行已经累积了巨额的不良资产，其中清理农村基金会、整顿信托投资公司、关闭证券公司形成的再贷款是目前再贷款回收的三大难点。占用了人民银行总量高达数千亿元的再贷款实质上是一种“隐性”的保险基金，只不过保险费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支付而已。人民银行尚无专门机构以债权人身份来主张和维护其再贷款的权益。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金融市场竞争加剧，央行的再贷款存量还将会增加，央行以后还将出现更多新的不良再贷款，这些将大大限制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功能。这反映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还缺少一个角色——存款保险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通过存款保险业务的办理，规范金融机构的业务行为，检查其业务活动，审查其业务报表，对经营不善的机构提出警告和制裁，并有权勒令其停业整顿，遇到极端情况，可以撤保，从而实现对金融体系的有效监管，使金融机构按照中央银行及存款保险机构的要求安全合法地从事经营活动。不仅能遏制央行以后还将出现更多新的不良再贷款，完善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还可以建立问题银行退出机制，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形成正常市场纪律约束有重要意义。

完善市场规则，创造公平有效的竞争环境

在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下，政府不可能完全打开银行业对内和对外开放的大门，因为考虑到银行业发生危机的扩散效应以及银行体系在我国的重要地位，政府也必须把新进入的私人性质的银行纳入到这个隐性存款保险网之内。这样，不可能向银行业引入优胜劣汰机制，也就不可能发挥整体金融改革战略——用体制外的增量来化解体制内的存量，从而无法真正实现金融领域的市场化和高效率。如果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就可引入银行业优胜劣汰机制，建立问题银行退出机制，对形成正常市场纪律约束有重要意义。

改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效果

如果银行的损失最终还是由财政拨款或由人民银行再贷款（或用外汇储备注资）解决，就会使政府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丧失一部分自。随着银行业对外和对内开放步伐的加快，银行间的竞争将会逐渐加强，如果国有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依然保持目前的资产状况，那么政府对它们实施救助的频率和范围肯定会逐渐增加。如果我国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不仅可以减轻国家对隐性担保的负担，还将改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效果。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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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保险制度，其具体含义是指投保人通过购买确定险种(诉讼险)，在自己与他人发生民事诉讼时，由保险公司通过理赔方式向投保人支付诉讼费用的保险制度。具体而言，即公民预料到自己将来有介入到诉讼纠纷中的可能，在尚未发生诉讼纠纷之前，每月或者每年预先支付一定数额的诉讼保险费用，一旦将来发生诉讼事项，便可通知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代为支付包括聘请律师费用在内的一切诉讼费用。在诉讼保险的法律关系中，保险公司实际上承担了解决法律援助律师费用及其他诉讼费用的责任(即保险公司成为法律援助资金的相对承担者)，从而减轻国家负担。

一、诉讼保险制度的功能与缺陷

1.诉讼保险制度能够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实现接近正义的客观需要

现代国家强调法治主义，民事纠纷的最终解决是靠采用排除自力救济的民事诉讼制度。但是，公民利用民事诉讼制度实现权益的前提是必须支付民事司法运作的经济成本。目前，各国普遍规定对公民的民事诉讼采用收费制，从到上诉，从案件受理费到律师费，还有如鉴定费、证人费、差旅费等众多的其他诉讼费用，这对当事人而言已经是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然而，通过设立诉讼保险制度，可以使民众通过购买保险的方式将自身的诉讼费用风险融人商业保险的运作中，从而降低和减少诉讼所带来的费用风险，在此基础上获得接近正义的保障。

2.诉讼保险制度能够缓解法律援助的压力

由于我国国情，加上政府财政经费有限，导致现实中法律援助制度的涵盖范围极为有限，法律援助的作用也始终无法达到保障所有需要援助的公民都能充分利用诉讼救济自己权益的程度。如果设立了诉讼保险制度，使一部分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民众从对法律援助的期望转向投入与回报相均衡的诉讼保险中来，这样既不会影响法律援助对贫困者维权的救济，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中等收入民众维权的可行性，从而实现法律救济的合理化和最大化。

3.诉讼保险制度能够稳定律师收入，提高律师业服务水平

引进诉讼保险制度，当事人会因经济压力的缓解而积极地利用诉讼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诉讼保险保障了当事人能够自由选择由保险公司付费的律师，这样当事人会更积极地聘请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律师帮助自己进行诉讼。从律师的角度来看，提供诉讼保险的保险公司为当事人提供侯选律师的做法不仅使律师诉讼案件的机会增多，而且律师为了能够诉讼保险公司投保人的诉讼，必然会通过提高其自身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的方法来同其他律师竞争，从而最终促进律师业的健康发展。

4.诉讼保险制度可以使诉讼风险在社会上得到最大程度地分散，并促使当事人通过司法救济的手段来积极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终提高公民的维权意识与法治观念

投保人通过购买确定的险种(诉讼险)，在自己与他人发生民事诉讼时，由保险公司按照诉讼保险合同的规定向投保人支付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诉讼费用。保险公司根据大数法则和数理统计的理论集合大量诉讼保险标的，让所有参加诉讼保险的投保人来分化某一具体的投保人的诉讼风险，并且通过再保险和保险资金多渠道投资，从而最终使诉讼风险在社会上得到最大程度地分散。同时，诉讼保险制度还能解决民众对诉讼的顾虑。当事人只需交纳一定的保险费来购买诉讼保险，则由保险公司来替当事人承担诉讼时间和诉讼费用上的风险，从而使当事人通过司法救济的手段来积极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公民的法治观念。

不可否认，诉讼保险制度也具有以下先天不足之处。一是它的覆盖面比较窄。该制度基本上只适用于那些感到自己很有可能介入法律纠纷的中等收人阶层，事实上无法满足真正贫民的法律要求。因此，从筹集法律援助资金的意义上看，诉讼保险并不是一条最佳途径。二是诉讼保险制度使得律师依赖于保险公司来获得报酬，容易造成保险公司操纵诉讼的不良后果。三是设立诉讼保险制度会大大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从而导致当事人滥诉现象的出现。四是诉讼保险的实行通常具有一定条件的限制。如果被保险人有资格获得法律援助，他就应当去申请援助，保险公司将不补偿应由法律援助支付的那部分费用。只有当因经济理由申请免费诉讼被拒绝时，诉讼保险才可以使用。

二、我国建立诉讼保险制度的障碍

1.观念的落后

由于我国国民的诉讼意识和保险意识都欠发达，所以国民对接受诉讼保险制度缺乏足够的观念上与思想上的准备，这会严重影响诉讼保险需求的形成和规模。可是，如果诉讼保险需求达不到一定的量，相应的诉讼保险供给也不会产生，这是我国当前建立诉讼保险制度的最大障碍。

2.移植诉讼保险制度缺乏相配套的必要的法律规范与保险技术

首先，在我国，还没有任何有关由第三人来支付诉讼费用的法律规范，诉讼保险制度还缺乏相应的法规支持。再：者，由于我国保险业目前对诉讼保险制度尚未予以关注，因而缺乏技术层面的经验与知识，更不用说相应的保险法律规范了。

3.目前我国律师收费在计算土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这对于引进诉讼保险制度也存在极大的困难

诉讼保险制度的良性运作是以当事人、保险公司以及律师之间的良性互动为保障的。如果律师收费不确定，那么就会导致当事人认为保险公司为了节约费用而向当事人提供素质差的律师，保险公司也会因律师收费不明确而担心自己的盈利状况，从而潜意识地从降低成本方面考虑聘请收费低廉的律师，而律师为了招揽业务，不惜降低费用，引发律师业内部的不正当竞争。

4.制裁当事人滥诉制度的缺失，也是诉讼保险制度移植的障碍之一

由于部分公民因一些小事而大肆兴讼，不仅导致了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使司法机关不堪重负，无法集中精力处理重大案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法律缺乏制裁当事人滥用诉讼制度的规范。如果移植诉讼保险制度，滥诉问题势必将同样困扰保险公司。

三、我国建立诉讼保险制度的前提

1.公民的法治观念与保险意识的培养

引进诉讼保险制度，离不开国民的法治观念与保险意识，而这些是可以通过普法宣传、具体诉讼保险产品的介绍，逐步培养出来的。因此，可以借鉴德国的成功经验，开展大规模的诉讼保险宣传活动，为诉讼保险制度的创立与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2.律师收费标准的明确

目前在我国律师收费标准暂不统一和明确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无法比较可靠地预测投保人的诉讼风险以及确定保险责任和保险费，因而投保人也无法根据自己可能承担的诉讼风险的大小决定购买相应的险种。因此，必须加快建立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操作性较强的律师收费标准

3.为了防止当事人的滥诉，必须强化诉讼风险告知制度

近年来，我国不少地方法院都开始推行诉讼风险提示制度，使当事人在立案阶段就能预知案件审理和执行中潜在的风险，此举无疑彰显了法院打造“服务型法院”的服务理念。实际上，律师事务所在接受案件前进行民事诉讼风险告知制度，则更容易为当事人所接受；在设立诉讼保险之后，由保险公司向当事大提供有一定权威的法律专家来对当事人进行事前诉讼风险预测以及风险告知，这样既能便当事人不会盲目地诉讼而加重法院的负担，又可帮助当事人购买合适的诉讼保险，从而推动我国诉讼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4.保险公司的充分关注与积极推动

诉讼保险并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其所涉及到的技术问题，只能由保险公司组织力量进行开发研究。可见，如果没有保险公司的积极推动与参与，诉讼保险无疑只是纸上谈兵。

四、我国开办诉讼保险的可行性设计

1.诉讼保险的适用范围与条件

如前所述，西方的诉讼保险一般只应用于民事诉讼领域。那么，在行政诉讼乃至刑事诉讼中，当事人依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鉴定费、差旅费等费用。那么，诉讼保险能否及于三大诉讼的范围，值得思考。

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结合三大诉讼面临的不同风险进行具体分析。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诉讼保险原则上是可以适用于三大诉讼的。德国最初由机动车保险领域把业务拓展到整个民事诉讼领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也有国家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比如，瑞典在刑事案件中规定诉讼保险原则上适用于为被控告过失犯罪的人提供辩护，但是其过失不得为严重过失。那么；无论是在民事诉讼还是在行政诉讼中，具有明显胜诉可能的原告一方完全可以通过诉讼保险支付律师费用等。

尽管诉讼保险原则可以适用于三大诉讼，但在案件范围上也都会有一定限制。在具体种类的案件中，保险的范围往往受到不同的限制。如在意大利，保险案件大多用在与机动车事故有关联的或影响不大的方面；在瑞典，与住宅保险紧密相连的诉讼保险对于被保险人有关住宅方面的诉讼是有效的(但离婚除外)。对有关被保险人的职业、房地产或者汽车的诉讼无效，而且保险标的不得低于200瑞典克郎。在丹麦，某些诉讼种类被排除在外，例如以被保险人为清偿债务人的纯托收诉讼，不适用于诉讼保险。

2.诉讼保险的适用形式

国外诉讼保险的形式通常包括单独式、附加式以及合作式诉讼保险等。其中，单独式诉讼保险是指不与其他保险相联系的、独立的诉讼保险。附加式诉讼保险是指在其他险种上附加诉讼保险的诉讼保险，其投保对象主要是房地产诉讼和机动车诉讼。这种诉讼保险并非单独的保险险种，按规定不能单独购买，而是和其他保险一起销售。如在瑞典，诉讼保险常和火灾保险、家庭保险一起销售；在丹麦，诉讼保险被作为其他种类保险如家庭或汽车险的一部分。最常见的种类是与家庭保险相结合，为被保险人个人的诉讼提供保险。合作式诉讼保险是指从事传统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与专营诉讼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以合作方式办理的诉讼保险。相比较而言，在我国公民保险意识与法治意识并不太高的情形下，单独的诉讼保险形式似不可取。附加式诉讼保险也许对普通国民更有吸引力。考虑到刚开始诉讼保险并不普及、聘用律师进行诉讼成本需要预测的情况，由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保险公司分别设立诉讼保险成本过高。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如果引进这一制度，首选的形式应当是采用合作式诉讼保险。这样的好处在于业务集中，专业化比较强，更容易被国民信任。目前我国保险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专业的保险公司，这也是一个发展趋势，所以，把诉讼保险交由专业的诉讼保险公司与传统保险公司以合作方式办理，诉讼保险更为可取。

3.诉讼保险的承保风险

通常情况下，国外的保险公司承担的诉讼风险包括合作风险与异议风险两种。前者仅涉及利用诉讼的潜在费用，它主要是承保由诉讼进程时间不确定但必须对此进行事先预测而产生的风险。合作风险体现着保险人和投保人双方在设置和选择险种以及收费上的一定的可预测性。因为在合作风险的承保范围内，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诉讼费用的理赔数额是可以进行预测的，这是根据一国法律对现有的法院体系及案件的适用程序有明确规定而得出的预测。比如保险公司在遗嘱确认案件所适用的法定诉讼程序计算出可能理赔的诉讼费用额，而投保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投保对象和投保额度。总之，合作风险的案件保费相对容易确定。而在异议风险中，诉讼时间和诉讼费用是难以预测的。因为异议风险的案件发生在时间上具有不确定性。比如交通事故、合同违约或者侵权行为，其发生的时间和所需要的诉讼费用是难以预测的。由于异议风险案件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从而有可能导致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等数额巨大。不过，一般来说，正是因为异议风险的存在，才促使当事人希望通过诉讼保险方式来分化个体的诉讼风险负担。这也是诉讼保险制度得以产生和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可以相信，我国在引进诉讼保险制度之后，异议风险的案件应当是吸引投保人的主要类型。在这方面，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协商保费或者分阶段收取保费等技术性方法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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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onvergenceofloans,financialinstitutions,isthemarketingofcreditandloansintotheshowthesametrends.Atpresent,thebankingfinancialinstitutionsintheloaninputmarketingcompetinginthenationalindustrialpolicytosupportthedevelopmentoftheindustry,policybanks,state-ownedcommercialbanks,aswellasjoint-stockbanksareactiveinthefollow-uptomajorclients,andengageinthesamecompetition,thereisnodifferenceintheachievementofdevelopment,Bankloansconvergenceismoreprominent,shouldattachgreatimportancetoandtakecorrespondingmeasurestoguardagainstpossiblerisks.

Keywords:depositinsurance;insurancesystem;bankcreditbusiness

一、贷款趋同现象成为银行授信业务的一个显著特点

从的情况看，金融机构授信大客户主要集中在工、农、中、建4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及交通银行。贷款趋同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客户主要集中在4家国有商业银行。截至2004年9月末，上述6家银行授信大客户共有181户，评估授信额度1115.87亿元，实际贷款865.44亿元，占其各项贷款总额的52.47％，其中：4家国有商业银行支持的大客户166家，占大客户总数的91.71％；授信额度1109.27亿元，占大客户总授信额度的99.41％；贷款余额613.3亿元，占大客户贷款总余额的70.87％。二是贷款在客户、行业和地区间的集中度较高。9月末，6家行前10位客户贷款余额394.46亿元，占其各项贷款总余额的23.92％，占大客户贷款总余额的45.58％。国家开发银行大客户贷款占该行贷款余额之比达97.39％。从行业分布看，主要集中在电力、交通、煤炭、通讯等行业，9月末贷款余额为582.01亿元，占其各项贷款总余额的35.29％，占大客户总贷款余额的67.25％。从地区分布看，主要集中在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3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9月末3个地区大客户贷款余额578.56亿元，占其各项贷款总余额的35.08％，占大客户总贷款余额的66.85％，其中：呼和浩特市的大客户最多，达40户，贷款余额370.46亿元，占大客户总贷款余额的42.81％。三是大客户多头授信现象较为普遍。在181家大客户中，有44户在2家以上银行有授信，有的甚至在5家银行有授信，多头授信的现象较为普遍。

二、解决银行贷款趋同问题的对策

（一）转变观念，改革经营方式，走差异化发展的路子。商业银行要适应改革和发展的要求，借鉴国际通行的规则和做法，把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与加强结构调整和提高业务创新能力结合起来，改变多年来重同质竞争、轻差异化发展的经营方式；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改进对客户的服务，推进银团贷款和俱乐部贷款，完善项目融资，学会风险定价；大力调整资产结构、产品结构、客户结构和收入结构，提高规避风险和培育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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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委托—模型

1.1委托—理论框架

委托—理论主要是对下面问题的模型化：委托人想使人按照自己的利益选择行动，但是委托人不能直接观测到人选择了什么行动，能观测到的只是一些变量，这些变量由人的行动和其他外生的随机因素共同决定，因而充足量只是人行动的不完全信息。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这些观测到的信息来奖惩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

1.2一般化的模型及应用

一般化的模型是从莫里斯（Mirrlees，1974，1976）和霍姆斯特姆（Holmstrom，1979）的分布函数的参数化方法（param?鄄eterizeddistributionformulation）演变而来得。我们假设存款者（委托人）与银行（人）面临一个长期的合同，两者的收益函数分别为v和u。银行是风险中性的，存款者是风险规避的。银行的可观测收益?仔和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Z，其中Z为外生变量；存款者的收益S是?仔的函数。同时，假设当发生金融风险时，银行可能选择有效措施规避风险，也可能消极对待，其联合分布的密度函数分别为hH（?仔，Z）和hL（?仔，Z），相应付出的成本分别为c（H）和c（L）。那么，传统的委托—模型的优化问题如下：

v（?仔－S（?仔））hH（?仔，Z）dZd?仔

（IR）u（s（?仔））hH（?仔，Z）dZd?仔－c（H）≥

（IC）u（s（?仔））hH（?仔，Z）dZd?仔－c（H）≥u（s（?仔））hL（?仔，Z）dZd?仔－c（L）

参与约束条件（IR）：表明当发生金融风险时，银行如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规避风险，那么他获得的总收益应该大于总的机会成本。

激励兼容条件（IC）：表明当发生金融风险时，银行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规避风险比消极对待所取得的收益高。

模型的金融学意义：如果金融风险出现的概率不影响银行在金融风险发生时的选择，那么存款者就可以仅从收益状况观测银行的工作情况，而银行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该风险来源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激励与保险的折衷（Trade-off）。如果金融风险出现的概率影响银行在金融风险发生时的选择，那么银行在金融风险发生时的决策能力就必须写入合同。存款者可以根据收益状况和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观测银行的工作情况，使银行承担较小的风险。如果存款者无法观测银行在金融风险发生时的决策能力，那么可能出现的消极态度就会给银行带来风险，此时必须设计一定的成本激励银行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规避金融风险。

2银行挤兑与委托—

2.1银行挤兑的产生

银行挤兑的发生是存款者在缺乏信息或者信息很少的环境中监督银行价值的方式。当存款者有理由相信银行成为风险者时，对其储蓄的担心促使他们要求兑现存款。从双向信息不对称的角度研究发现，银行无法观测到存款者资金的真实流动性需要，而存款者也不知道银行资产的真实状况。当一部分存款者获得关于银行风险资产回报的不利信息时，银行挤兑就会发生。因此，银行挤兑有一个基本的根源，就是银行的不良业绩（Gorton，1985；Jacklin&Bhattacharya，1988）。另一种观点认为，挤兑是银行内生问题的暴露，如果银行是基于先来先服务的原则对存款者的债权进行兑现，即顺序偿还限制（sequentservicecon?鄄straint），那么以银行现有的资产存量根本无法兑现每个存款者的债权，因此后到的存款者就会受损失。任何随机事件的发生，都有可能引发银行挤兑（Dia?鄄mond&Dybvig，1983；JamesPeck&KarlShell，2003）。

2.2委托—模型的分析

如上所述，挤兑是在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发生的，委托人（存款者）无法观测到人（银行）的产出，因此，对自己的存款利益产生担忧，因为存款者的收益是函数。所以，要确保挤兑不会发生，必须在满足参与约束（IR）：当发生金融风险时，银行如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规避风险，那么他获得的总收益应该大于总的机会成本的同时，还要满足激励兼容条件（IC）：当发生金融风险时，银行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规避风险比消极对待所取得的收益高。而不会导致存款者无法观测道银行在金融风险发生时的决策能力，而出现的消极态度（挤兑）给银行带来风险。

3道德风险与委托人缺失的委托—

3.1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必要性

D－D模型（1983）分析了银行挤兑发生的必然性。因此，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在银行倒闭时，维护广大中小存款者的利益和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这一点，国内外众多学者已经做了详尽论述，这里不在赘述。

3.2道德风险的发生

信息不对称是道德风险发生的主要原因。金融商品的提供者（一般为银行）与消费者（本文指存款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委托关系，为保证作为人的金融机构更好地为委托人服务，金融商品的消费者需要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者进行监督。但由于银行与存款人及各金融交易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监督成本很高，数量众多而分散的中小存款者存在着比较普遍的“搭便车”倾向，中小存款人既没有积极性也没有能力去搜寻信息或干预银行管理，从而弱化银行的市场约束。特别是，作为中小存款者的保障的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之后，更加弱化了中小存款者对银行行为的监督与激励，从而，产生了委托人缺失。3.3委托人缺失条件下的委托—

委托人缺失的条件下，委托－的优化变成下面的表述：

v（?仔－S（?仔）－G）hH（?仔，Z）dZd?仔

（IR1）v（?仔－s（?仔）－G）hH（?仔，Z）dZd?仔≥

（IR2）u（s（?仔））hH（?仔，Z）dZd?仔－c（H）≥

（IC）u（s（?仔））hH（?仔，Z）dZd?仔－c（H）≥u（s（?仔））hL（?仔，Z）dZd?仔－c（L）

该模型与一般的委托—模型最大的不同在于在委托人的收益中增加了国家成本G这一项，G为外生变量。同时，增加了委托人的参与约束条件（IR1），表明委托人在银行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规避风险的情况下，所获得的总收益应该大于总的机会成本。

从模型的结论来看，如果委托人的参与约束条件成立，模型分析的结果应该与传统的委托—模型一致。如果委托人的参与约束条件不成立，那么存款者就不可能根据收益状况和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观测银行的工作情况，致使银行的激励兼容条件（IC）不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委托人会为自己的利益，而对金融风险置之不理；银行在金融风险来临时，也会采取消极的态度，使整个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降低。

这种委托—模式体现了在存款保险机构存在的情况下的国家成本，特别是在隐性存款保险制度的框架下，国家成本会更大。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在2006年外国银行业全面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很容易造成的就是国有银行的储蓄业务被分流，而进一步的发展就是国有银行业会更加具有风险的趋向，整个系统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就更大。

4应对措施

4.1信息的完全化原则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确保存款者和银行之间的信息公开化、公平化、透明化。要做到这一点，就是对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积极推进国有银行的上市改造。使银行的行动和收益可以在股票市场股价的变动上来反映出来，银行也可以通过存款者的行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

4.2强制投保原则

投保风险的产生根源是自愿投保方式。自愿投保方式增加了投保人的选择性，有可能导致顺利时存款人从被保险人的银行转到未保险的银行以获取更高的收益；在银行困难时又会向相反的方向转移，逆向选择产生。而且，由于存款保险制度需要有相当多的银行参与，以便风险能在众多的参与者之间充分分担，自愿参与时，参与的情况很可能不稳定，与大数法则和概率论相悖。因此，我国目前应主要采取强制存款保险制度，这也是由于我国目前尚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初期，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意识普遍不强，金融业的监管机构还不健全的因素所决定的。

4.3实行与风险相关的差别保费率

保险费率应当体现银行经营的风险，实行差别保险费率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银行加强对自身业务风险的控制，但是，操作中对各种金融机构的风险程度很难客观评价，如公开风险程度，有可能会动摇市场信心，导致金融秩序的不稳定。以相对统一保险费率来说，差别保险费率相对较为公平，对于风险管理较好的银行实行低保险费率，既可以减少其成本开支，又可以促进其加强自身的风险管理，减少风险损失的发生；对风险程度较大的银行实行较高的保险费率，增加其经营成本，强化银行的风险意识，促使银行稳健运营。为强化银行内部的风险约束机制，实现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根据各银行风险级别、风险管理水平、经济状况等因素设定不同保险费率较为合适。

4.险共担原则

存款保险制度不应实行全额保付，损失应该由银行、存款人和存款保险机构三方共同承担。IMF规定，银行存款保险额上限是GDP的1～2倍，目前，世界的平均水平是2.4倍。另外，由于我国大量的存款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实行全额赔付更会弱化大存款者对银行的监督与激励，造成广大中小存款者“搭便车”。

4.5存款保险机构实施监督、管理权利

有效的存款保险离不开严格的监管体系，银行监管主要包括对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资本金、信息披露、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以及市场退出等进行持续性监管。因此，存款保险机构不要仅仅对发生危机后的承保负责，更要对加入存款保险制度的银行实施事前监督、监管，做到稳健经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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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存款保险基金到1997年底央行存款保险课题组成立；自2004年4月金融稳定局存款保险处挂牌到2004年12月《存款保险条例》起草工作展开；时至2006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在的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了要加快存款保险制度建设，健全金融风险处置长效机制的必要性，并详细阐述了所要重点研究的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存款保险的成员资格、存款保险的基金来源、最高赔付限额、费率制度安排等细节问题。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有关精神也促使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被纳上议事日程。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降低了建立这一制度的成本和风险；银监会成立以来我国银行业监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也为存款保险制度的出台创造了前提条件；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取得显著成效，银行不良资产的大规模政策性集中处置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此外，经营不善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也在建立之中，所有这些都表明，在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所需要的主要条件都已具备。因此，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在参加2008年11月26日举行的“第十四届两岸金融学术研讨会”时表示，存款保险制度已经上报国务院……估计将于2009年推出。

二、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现实选择

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共同表明，存款保险这柄双刃剑实际上是建立在提高存款人安全收益与降低市场约束之间权衡的结果，既有明显优势、又存在负面效果。如果盲目推行，效果适得其反。显然，在目前复杂的国际宏观经济形势下，我国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一直在等待最佳时机。因此，在推出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之际，还必须仔细斟酌，周密论证，以有效防范存款保险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从参保前，参保时和参保后三方面而言，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面临如下现实选择：

1、参保前的现实选择——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强制保险是指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存款类金融机构均应参加存款保险，缴纳存款保险费；自愿保险是指存款类金融机构可自愿选择是否参加存款保险。

为避免参加存款保险前风险越大的银行参与的积极性越高的逆向选择问题，中国存款保险制度应该是强制性存款保险。这样既有利于存款保险机构预期负担的减小，也有利于强化参加存款保险的中小商业银行在竞争中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更可以提升公众信心，并直接强化银行业竞争，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

2、参保时的现实选择——保险额度与费率斟酌。现今，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健全的国家也未能幸免。而我国实行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在这时因为其国家的全额担保形式而有利于维持公众信心，促进金融稳定。与美国存款保险公司的建立过程相反，我国存款保险的施行，并非为原本暴露的储户风险引入新的担保机制，而是将事实上已经存在的隐性存款保险显性化，并逐渐把无限的国家责任变成一种内容与边界明确的、由独立机构承担的有限民事责任。因此，今天储户对于银行的信任，很大程度上仍基于对国家担保的信任，这一责任不可轻易放弃，所以我国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初期，还应延续以往的政策，进行全额兜底。在经济形势明朗后，资金开始从银行流出寻找投资渠道时，再逐渐过渡到分级兜底。这样才不至于引起恐慌。

此外，由于单一费率可能引起的银行追逐高风险项目行为，应对不同风险的银行征收差别保费。这种差别保费是基于风险的存款保险安排的核心内容，它要根据每家投保机构的信用评级和资本充足率等因素定期调整，从而使得银行的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约束银行的风险行为，并按照成本效益原则对问题银行进行及时处置。

3、参保后的现实选择——风险识别与有效监管。为避免参加存款保险后的银行可能从事风险较大，利润较高的项目而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还需加强对银行的审慎性监管并督促银行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促进银行业内外兼修，降低由此引发的风险。因此，稳健的会计制度、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存款人与保险机构共保都是必须的，他们可以通过强化银行股东、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以及社会公众对银行的监督，有效提高市场约束，减弱道德风险。

一般而言，存款保险制度的有效与否与存款保险机构能否有效识别参保者的风险状况紧密相关。因此有效的风险识别系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识别及预测未来本身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并且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风险多种多样，也使得风险识别更为艰难。即使风险被识别出来，如何让金融机构相信其存在的问题也会让政策当局大伤脑筋：控制经营已明显恶化的银行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但要那些表面上经营良好、能承担其从事的风险行为且仍有盈利的银行纠正其风险行为、调整其经营策略却相当困难。因此有效的风险识别系统和理性而强势的监管干预将是存款保险制度健康推行的前提。

三、小结

目前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机制尚未完全转变，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风险抵御能力较差，在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金融监管手段和方法落伍的背景下，建立显性的存款保险机制并辅以适合中国现阶段国情的条款，不但有利于维护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而且顺应了中国金融机构所有权结构变化趋势，是符合中国实际、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举措。因此，适时地出台符合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在全球经济四面楚歌之时提升公众的信心，有利于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曹元涛.隐性存款保险制度、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与中国的选择[J].经济学动态，2005;(6):19-21

[2]葛红玲.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与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J].管理世界，2001;(4):205-206

[3]何光辉.道德风险与存款保险额度的市场决定[J].财经研究，2006;（1）:73-83

[4]钱小安.存款保险的道德风险、约束条件与制度设计[J].金融研究，2004;(8):21-27

[5]苏宁.借鉴国际经验，加快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J].金融研究，2005;（12）:1-5

[6]魏志宏.中国存款保险定价研究[J].金融研究，2004;(5):99-105

[7]谢平,王素珍,闫伟.存款保险的理论研究与国际比较[J].金融研究，2001;(5):1-12

[8]颜海波.中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所面临的困境与选择[J].金融研究，2004;(11):29-36

篇（6）

1986年为了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实行劳动合同制,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国务院颁发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这标志着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暂行规定》虽然对失业保险制度的主要构成要素如实施范围、对象、资金来源、支付标准、管理机构都作了说明,但正如它的名称一样还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其实施范围狭窄,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保障能力有限,失业救济性质明显。

2.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改革的力度加大,国有企业富余人员问题浮出水面。为了进一步发挥失业保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1993年国务院又颁发了《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以代替1986年的《暂行规定》,但是《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并没有对《暂行规定》有大的突破和超越,失业保险原有的问题依然存在,在新的形势下有些问题甚至更加尖锐和突出,从而导致了失业保险在经济改革中没有担当起应有的责任,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改革的进程。

3.巩固阶段

1999年国务院的《失业保险条例》,在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强化失业保险的保障功能、强调失业保险权利与义务的对应、体现失业保险的性质、保障职工合法权益方面无疑有很大的进步。确立了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和促进再就业的基本宗旨。将失业保险的实施范围扩大到城镇各类企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建立了国家、单位、职工三方负担的筹资机制。在支出项目安排上,强调了失业保险金及其相关支出,增加了职业介绍补贴的开支项目,取消了生产自救费和管理费。失业保险金的标准按照高于当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原则制定。提高了统筹层次,实行了市级统筹。加强了基金管理,规定失业保险基金必须存人银行的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二、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1.覆盖范围窄,多数失业者享受不到失业保险金待遇

自《失业保险条例》实施后,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比过去大,但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就业岗位有限的实际情况比较而言,还是显得比较窄。我国广大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虽然现行的失业保险条例已把农民合同工纳入社会保险体系中,规定对工龄满1年以上、雇用单位已为其缴纳失业保险费的农民合同工,可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其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但是,这不能覆盖大量进城从事短时间打工的农民和每年从大中专院校毕业走向社会,短期内难以就业的毕业生,他们的失业保险问题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新课题。

2.失业保险金来源渠道狭窄

失业保险金主要来源于征收的失业保险费，而各地的失业保险金以县(市)统筹，在当地使用。可见，失业保险金来源渠道单一，统筹层次低，防范和分散失业风险的能力不高、调剂能力差。

3.失业保险仅限于生活救助

《失业保险条例》建立失业保险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失业人员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促进其再就业。但是实际上,我国失业保险仅围绕失业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展开,在如何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方面没有过多的涉及。面对越来越多的失业人员,没有相应的就业激励机制和再就业培训措施,单靠给予生活救助是不够的,最终会导致保险基金不足,无法保障众多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

三、完善失业保险制度的对策

1.调整失业保险制度理念,充分认识就业保障的重要性

社会保障应该具有就业保障的功能,其基金的支出,构成社会消费需求,与经济扩张和收缩之间存在着一种反向运动的内在联系。在经济繁荣、就业增加、收入提高、社会消费需求具有扩张倾向性时,社会保障金支出就会减少;反之,社会保障金支出就会增加。因此,只有达到充分的就业,才会从根本上减轻社会保障的负担。因此,应把失业保险制度与积极劳动政策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就业导向型的失业保障制度,以实现扩大就业的总目标。

2.进一步扩大失业保险覆盖面，拓宽失业保险基金的来源渠道

由于失业本身是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因此要进一步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面，让所有非自愿而处于失业状态的人都能够享受一定的失业保障并获得就业的机会，使失业保障进一步社会化，做到应保尽保。当前，要尽快将刚毕业暂未找到工作的学生，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被精减下来尚未找到工作的人，农民合同工，农村潜在的失业者等纳入失业保险的范围。同时，要拓宽失业保险基金的来源渠道，建立基金来源多元化的失业保障体系，以满足基金不断增长的要求。

3.将失业保险与促进再就业工作联系起来，营造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宽松环境

推动失业人员重新就业本身就是失业保险工作的一个有机部分，失业保险除了对失业人员进行救济外，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促进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提高失业人员的再就业能力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因此，要将失业保险与促进再就业工作密切联系起来，加强对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做到失业培训工作经常化、有针对性，着力于全面提高失业人员的素质。另外，要营造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宽松环境，做到一要适当降低创业的门槛，减少失业人员创办企业的资金限额和各种限制条件；二要为创业者提供适当的资金支持，包括实施放宽贷款条件、降低贷款利息等举措；三要对失业人员创办企业提供一定的税费减免，降低创业的负担；四要鼓励创办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以缓解就业的压力。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政府非常重视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而失业保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予以高度的重视。我国应根据实际情况,借鉴其他国家经验,不断完善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制度在促进就业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曲宁,陈莉霞.我国失业保险的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J].科技创业月刊,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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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伤保险;制度;对策

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发展到今天,实践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的贯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从总体来看,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建立、发展的时间较短,制度本身的建设不够完善。我们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就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和不完善的地方,采取各种措施加以解决和完善。

1提高立法层次,建立更具强制性的工伤保险制度

已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世界各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工伤保险的特征都是由国家立法,实行强制和互济,工伤保险的内容也是按照制定法律由政府直接组织或指导实施。德国是工伤保险立法最早的国家,早在1884年就颁布实施了《工伤事故保险法》,挪威于1895年颁布了《工伤保险法》,美国在1908年联邦政府颁布《美国联邦雇员伤害赔偿法》。以上国家由于采用基本法的形式规定工伤保险制度,效力高,在实施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强制力,执行起来自然也较为顺畅。我们国家的工伤保险历经了十多年的改革,1996年劳动部颁布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2004年开始施行《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前者是部门规章,后者是行政法规,在实践过程中,由于效力较低,难于发挥工伤保险制度作用。例如,有些企业不参加工伤保险,严重影响工伤保险统筹基金的基数,以致造成工伤保险难于达到真正分散风险的目的。另外,各省、市制定了地方性法规或办法,使得工伤保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没有体现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的严肃性。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出自成体系的较为完整的全国统一的工伤保险法或者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法,使我国的工伤保险立法进入正规的国家权力机关立法层次,以便提高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实施与执行的力度;制定和颁布全国统一的工伤保险法或者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法有助于用人单位及劳动者本身法律意识的提高,更有助于弱化行政权力直接干预工伤的处理,这样有利于社会补偿机制的建立,从而促进工伤保险法法律制度的全面建设。

2建立健全我国的劳动行政执法队伍,提高经办水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保障纠纷将会越来越多,其社会影响亦越来越大。尤其是工伤纠纷,由于直接涉及到职工的人身权利和经济权利,因此十分敏感,社会关注程度较高。我国劳动保障业务整体来说具有较为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劳动保障的执法队伍应该得到加强,逐步淡化其“行政色彩”,强化其“法律特点”,时机成熟时在法院系统建立“劳动保障法庭”,形成一支专业化、高水平的劳动保障法律事务经办队伍。在工伤保险开展较好的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德国),工伤保险经办及纠纷处理基本是通过法院的劳动法庭处理,这对我国有很好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建立劳动保障法庭,是劳动保障事业贯彻“依法治国”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我国的劳动保障事业发展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3进一步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面

从国外的工伤保险状况来看,工伤保险的覆盖面是相当广泛的。1964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工伤事故补助公约》,其中规定,工伤补助是对因工负伤者提供的保障。工伤补助的对象应当包括:因工受伤者;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因工伤不能工作并中断收入者;因工而永久地全部丧失劳动能力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者;因工死亡者需赡养的人口。由此看来,工伤保险对象应包括:公务员、各类企业职工、临时工、季节工等。实行强制性工伤保险的德国,其工伤保险的对象甚至超出了国际标准。在1885年工伤保险创立之初,首先在部分工业行业建立,以后逐步发展到所有雇员。1942年,德国全部企业为工伤保险制度所覆盖。1971年,各类人员为这一制度所覆盖(从工人到国家工作人员及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儿童)。德国统一以后,1990年,该法对前东德地区生效。目前,德国8,500万人口中有5300多万人处于工伤保险的保护范围。我国2004年的《条例》对工伤保险覆盖范围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大,规定在我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伤户都应当依照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但是,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覆盖范围仍然比较窄。我国大量的人口在农村,在农闲季节他们涌进城市、城镇做临时工、季节工,这部分人数量比较多,可是未能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因此,我国应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面,工伤保险的对象应包括各种从业人员。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使现行《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的人员能够真正参加工伤保险。

4统一工伤认定标准和完善工伤认定工作

在工伤保险中,确定工伤是决定是否享受工伤待遇的前提。我国工伤认定的依据是2004年施行的《条例》第14条及第15条规定。《条例》第20条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申请之日起60日作出工伤认的决定。也就是说,我国工伤认定机构由劳动行政部门组织保险经办机构来组成,至于如何组成,该机构的性质如何,权威性如何,该《条例》未作明确的规定。工伤认定机构是一个重要的机构,立法应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工伤认定程序作为一种秩序,权威在秩序中至关重要,工伤认定更多体现的是医疗专家的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的结合,威信因素大于权利因素,在这一意义上与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有很大的区别。人们之所以相信工伤认定结论更多出于对专家专业水平的认可及专家在该领域从业的经验所形成的威信。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成立一个由法律授权的完全独立的、由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专业人员组成的机构来专门认定是否属于工伤。特别是这个机构不能隶属任何行政机关,属于国家法律特许的社会服务组织,这样将有效地限制行政权力在工伤认定过程中扩张,其结果必然是工伤认定的结论科学含量上升,行政权力含量下降,这样会使当事人各方更加满意,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争端。如果当事人对认定结论不服,可直接向人民法院。

5完善工伤保险基金运营机制和解决长期待遇费用平衡问题

5.1完善工伤保险基金运营机制:

各国政府在工伤保险领域注重选择基金制的原因,在于工伤事故与职业病的补偿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并且工伤事故与职业病的发生是不可预见的,使得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无法精确预算,为实现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的可能,实行基金制是可行的选择。但是若储存的基金因通货膨胀的影响而导致贬值,则实行基金制的好处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基金的储存应当与基金的运营统一起来,即将可能遭遇的贬值风险与可能获得的投资收益统一起来。我国目前的工伤保险尚未规定工伤保险基金运营制度,所以建立这种制度来实现工伤保险基金的增值势在必行。

5.2切实解决长期待遇费用的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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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养老保险不仅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具有丰富经济内涵和广泛社会影响的政策问题。一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选择,应该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分配结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税费征管体制、人口结构等现实条件相适应。因此,根据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来制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方案,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内容。

近年来,在多方论证的基础上,我国初步建立起了一个部分积累制的城镇养老保险体系。然而,现行养老保险体系的实际运行却不尽如人意,其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值得引起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反思。本文在对当前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系存在问题及其根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应当更加务实地对现行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

一、改革历史的简单回顾

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国家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和《国家工作人员退休条例》,其保障对象是城镇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主要特征是由国家规定基本统一的养老待遇,由各类单位和企业支付养老费用。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由国家统负盈亏,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享受对象经限定的由国家统一管理并保证养老金发放的养老体系。

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要求国有企业成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这样,养老包袱的轻重就严重地影响到国有企业的盈利水平和竞争能力,养老基金由企业统筹向社会统筹方向发展势在必然。1991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的开始。这实际上是一种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

1995年《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确定了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简称“统账结合”)的模式,强调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模式。该模式要求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从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过渡。事实上,我国采纳了世界银行倡导的“三支柱”模式,即强制性的现收现付制作为第一支柱,强制性的个人账户作为第二支柱,自愿的补充养老保险作为第三支柱。第一支柱按照缴费工资的13%由企业在税前支付,它将保证缴费15年以上的职工在退休时获得20%的替代率;第二支柱由个人和企业共同负担,按缴费工资的11%缴纳,当职工退休时每月可得到个人账户基金积累额的1/120。作为第一支柱的统筹账户和第二支柱的个人账户,可合计提供58.5%的目标替代率。①

概括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企业统筹走向社会统筹;二是从单一的现收现付制走向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相结合的统账结合模式;三是扩大了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将非国有企业纳入养老保险体系;四是适当调整了缴费率和养老金的替代率,纠正了养老保险体系在精算上的失衡。而改革的目的在于顺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解决养老保险的可携带性问题,疏通劳动力流动障碍;应对人口结构不利变动对现收现付制的挑战,削减养老保险制度的代际再分配功能;等等。

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尽管已有的研究从理论上论证了多支柱模式的优越性,以及通过模拟研究②论证了我国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型的现实可行性(WorldBank,1997;YanWang,etal.,2000),[1-2]但现行养老保险体系在运作过程中还是出现了许多预期之外的问题。

1.个人账户“空账”规模巨大,部分积累制名存实亡

由于现行的部分积累制是在现收现付以及没有任何基金积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要求当前工作的一代不仅要承担上一代的养老责任,还要为自己积累养老金,由此带来了巨大的转型成本。

对于改革之时已经离退休的“老人”、工作期间经历制度转换的“中人”以及改革之后才参加工作的“新人”来说,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采取“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③进行区别对待。即已经离退休的“老人”的养老金待遇保持不变,他们的养老金用每年收缴的社会统筹基金支付;对于“中人”,新制度规定将其在改革之前的工作年限视为缴费年限,他们所享受的养老金待遇与他们在改革之后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的差额也由社会统筹基金支付。这样,“老人”和“中人”的养老金来源就成为一笔“历史债务”(即转型成本),如国务院体改办2000年测算的结果为67145亿元(何平,2001)。[3]

现行部分积累制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养老保险费的实缴数额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统筹账户的基金不足以支付现有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因此个人账户的基金几乎全部被挪用来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从而形成个人账户的“空账”现象,即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在名义账户下,资金的回报率是由政府规定的,而不是实际的投资回报率。这样,从根本上看,现行养老保险体系仍然是现收现付制。

2.缴费率相当高,企业和工薪阶层负担沉重

我国养老保险缴费率(平均养老保险费与平均工资的比率)目前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从1991年的16%增加到目前的24%,远远高于世界平均缴费水平(为10%),甚至高于国际警界线(20%)。根据对OECD24个国家社会保障缴费率的统计,只有丹麦(24.55%)、意大利(29.64%)、荷兰(25.78%)、西班牙(28.30%)和葡萄牙(34.75%)等5个国家的社会保障税高于中国(孙祁祥,2001)。[4]

尽管企业可以通过降低工资基数的方式向职工转嫁部分社会保险费(转嫁能否顺利实现取决于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弹性),但过高的缴费率无疑将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并形成缴费企业与未缴费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而在现行制度下,企业职工除了须缴纳“四金”(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以外,还须缴纳不菲的个人所得税。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再分配功能的资金来源和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实际上大部分来源于工薪阶层。这种状况对于培育中产阶级,改善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是不利的。

如果说西方国家的高缴费率主要缘于提供了过高的社会福利,即所谓的“福利病”(同工资一样,社会福利水平具有很强的刚性),我国的高缴费率则主要在于庞大的转型成本——企业拖欠、逃避缴费现象严重,覆盖面、参保率难以提高,以及过高的替代率等原因造成的养老保险资金缺口。理论界热衷于探讨的老龄化问题,事实上并非造成高缴费率的重要因素,而这恰恰更增加了人们对于老龄化将带来的高赡养率的担忧。

3.企业拖欠、逃避缴费现象严重,扩大覆盖面举步维艰

当前企业拖欠、逃避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情况非常严重,近几年来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缴率呈逐年下降趋势。1992年至1998年,收缴率分别为96%、92%、91%、86%、90.7%及82.7%,此后一直徘徊在90%以下(龚秀全、黄胜开,2002)。[5]截至1998年底,企业共欠缴养老保险费302亿元,到2000年底上升到414亿元,相当于当年养老金发放金额的20%。而且,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的工作进展也乏善可陈。1999年,国务院了《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加速把非公有企业职工和外来劳动力包括到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中来。但直到2005年底,养老保险参与率一直徘徊在50%~60%之间(见表1)。覆盖面未能顺利扩大,直接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到1997年底,93.9%的国有企业职工参加了养老保险,而城镇集体企业职工的参与率为53.8%,其他所有制企业只有32.0%,事实上造成了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二是养老保险体系的负担率大幅上升。如表2所示,从1993年到2005年,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参保职工人数上升了78.8%,而参保离退休人员则上升了168.2%,负担率提高了50个百分点。

在现实中,企业逃避缴费的行为是不可避免的;但过高的缴费率、有效征管体制的缺失,则大大增强了企业逃避缴费的动机。从我国的国情来看,逃税漏税现象本来就非常普遍,更何况是以“费”的形式进行征集的养老保险基金。

从职工个人方面来看,由于当前的工薪阶层不仅成为转型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而且现收现付制本身所具有的再分配功能、④个人账户的“空账”现象和过低的投资回报率等因素,也都抑制了其缴纳养老保险费的积极性,难以有效形成职工对企业缴费的监督机制。

地方政府(县或地、市级政府)在统一养老保险制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值得注意。地方政府曾是养老保险体系的管理者,且在大部分地区至今仍然是实际的管理者,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将使它们失去对养老基金的控制权。显然,在它们拥有对养老基金控制权的时候,它们有积极性向企业收取养老保险费;而在它们丧失对养老基金的控制权之后,它们的积极性将相应降低。此外,在省级统筹的运作中,省内地区之间的交叉补贴也会对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产生严重的影响。例如,如果一个县(或市)的养老基金盈余被拿去与其他县(或市)分享,这个县(或市)将不会有实现盈余的积极性;反之,如果一个县(或市)的养老基金赤字可以得到来自统筹基金的补贴,这个县(或市)也不会设法去消减赤字。

4.其他存在的问题

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在运行中出现的其他问题还有很多,如社保基金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收益率、省级统筹进展缓慢等。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年报为例,其历年的投资收益率(如表3),在所有年份均低于五年期定期储蓄利率。而自1997年国务院要求养老保险实现省级统筹以来至2000年底,真正实现省级统筹的只有5个省,17个省通过省级调剂金进行上缴下拨,8个省还没有建立省级调剂金或者虽然名义上建立了但没有运作(赵耀辉、徐建国,2003)。[6]过低的投资回报率大大打击了职工对于养老保险体系的信心,甚至使个人账户的缴费异化为某种税负(由于资金回报率低于其机会成本);省级统筹难以实施,则不利于调节省内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以及控制养老基金管理中的道德风险和腐败行为。

综上所述,个人账户空账、缴费率过高、拖欠及逃避缴费现象严重是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拮据表现为个人账户空账,并产生了提高缴费率的要求;过高的缴费率又大大增强了企业拖欠、逃避缴费的动机;而企业拖欠、逃避缴费的行为,反过来又影响了养老保险费的顺利征收,并使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的工作难以实施;最终导致个人账户空账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从而使整个养老保险体系的运作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在实践中遭遇的严峻形势所折射出的现行制度设计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过于执着养老保险体系自身的财务平衡。面对巨大转型成本的现实,政府没有必要拘泥于养老保险体系自身的收支平衡,以致于造成个人账户的“空账”现象而失信于民。事实上,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社会保障税并不是社会保障资金的惟一来源。除少数国家(如德国)的社会保障税能够完全满足社会保障支出的需要以外,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税收入只占社会保障支出的较大比重,个别国家(如加拿大)的社会保障税收入占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尚不足50%。而从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仍处在相当低的水平上。因此,增加其他资金来源(如国有资产的变现所得、税收收入、国债筹资等)用以支付转型成本是完全合理的。

第二,养老金的替代率偏高。现行制度设计中养老金的目标替代率为58.5%,而“老人”和“中人”的替代率更高。从实施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各地基本养老金替代率的平均水平已超过80%,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见表4);部分地区如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等省(自治区)的养老金替代率均超过了100%,甚至出现了一些在岗还不如退休的情况。从人均产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仍十分巨大,现行制度如此之高的替代率未免有些自不量力。

第三,养老金领取条件过于宽松。主要表现在对提前退休领取养老金的政策把握和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提前退休政策以达到减员增效目的。此外,80年代初期,我国27个产业部门相继制定了1800多个特殊工种名录,规定特殊工种职工可享受提前退休的待遇。但是,随着现代化科技的应用,继续沿用这个20年前制定的标准并不完全合适。不仅如此,为了顺利实现减员的目的,地方政府和企业还有意放松了对提前退休审批的管理,从而导致一大批产业职工提前退休,过早地加入领取养老金的队伍。从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来看,新制度中缴费满15年、旧制度中工龄满10年即可领取养老金这一政策标准,在世界上已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中也是相当低的。

第四,对制度实施方案的操作难度缺乏充分的估计。现行制度设计不仅建立起了一个拥有较高目标替代率的部分积累制养老体系框架,而且还指望由当前工作的一代承担起巨大的转型成本,但对于企业和职工能否承受由此带来的高缴费率以及收取养老保险费的难度,却似乎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部分积累制的强制性个人账户客观上也加重了企业和职工的负担,事实上并不是一种比原有的现收现付制更优的选择。

由此可见,过于简单、理想化而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方案设计,是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系面临困境的根本原因。现行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暴露出政策设计者过于迷信理论模型的论证而缺少对现实国情的深入了解;忽视对我国政府和企业之间,以及政府上、下级之间博弈行为的考察。

三、反思与相关政策建议

如上所述,即使经过貌似严格的理论论证和数据模拟,一个制度的设计如果缺少了现实的可操作性,它也难免会在实施中遭到失败。这是值得我国理论界深刻反思的。总的来看,过去的理论研究更多的是从纯粹理论的层面对现收现付和基金制进行比较,或探讨人口老龄化来临的福利效应及应对措施;而在运用数学模型和数据模拟方法进行论证的过程中则多少显得有些一厢情愿,对于从假设条件引出的结论与现实的差距缺乏客观的分析,表现出热衷于理论探讨而疏于关注现实国情的倾向。

在对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的比较中,学者们较倾向于认为现收现付制对国民储蓄具有挤出效应,减少了资本的形成,从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Feldstein,1974);[8]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并认为从现收现付制逐步向基金制过渡乃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现收现付制对国民储蓄的挤出效应以及这种挤出效应有多大,在国内外学术界尚未得到严格的论证。而且,国民储蓄率也并非越高越好。在过剩经济的条件下,降低储蓄率、扩大有效需求反而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的动态无效率问题(袁志刚、宋铮,2000)。[9]对于现收现付制另一个常见的质疑是,它难以在一个不利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中得以维系。但从根本上看,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两种养老保险体系只不过是退休一代采用不同的方式索取当前的产出。在现收现付制下,退休一代凭借过去缴纳养老保险费获得分享来自当前工作一代的转移支付的权利;在基金制下,退休一代凭借资本所有权证获得分享当前工作一代提供的产出的权利。两者的物质基础是完全一致的。可见,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才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基金制并不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灵丹妙药(NicholasBarr,2000)。[10]在老龄化问题上,基金制与现收现付制的区别只不过是基金制将问题抛给社会,而现收现付制则由政府承担起责任而已。

实际上,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在实践中各有利弊。现收现付制的最大弊端是由于其再分配功能而导致企业和职工逃避缴费,养老保险覆盖面难以扩大;基金制则缺乏再分配功能,难以抵御通货膨胀等缺陷,使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平无法得到保证。从这一点来看,基金制已基本丧失了“社会保障”的功能。

老龄化趋势对养老保险体系的考验也是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但是,如上所述,从实际运行的情况来看,造成我国养老保险体系负担率较高的主要原因并非老龄化问题,而是养老保险覆盖面难以扩大、职工参保率难以提高以及下岗和提前退休高峰的来临等问题。这些问题对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构成的压力,显然远大于老龄化问题;而老龄化问题只不过是使入不敷出的养老保险体系)上加霜罢了。

在有关养老保险的理论探讨中,学者们大多借助于代际交叠模型(Samuelson,1958;Diamond,1965)来进行分析,如对现收现付制与国民储蓄关系的论证、人口结构变动的福利效应分析、缴费率和统筹比例的参数设定,等等。[11-12]但是,代际交叠模型的论证依赖于退休一代不留遗产的强假设,而这与现实情况是明显不符的。在现实中,人们有种种理由在死亡时留下遗产,例如:(1)遗产动机是普遍存在的;(2)人们无法准确知道自己何时会死亡;(3)住房和耐用品的残值一般会成为遗产等。在养老保险体系设计的数据模拟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往往在模型中设定有利于自己结论的假设条件和参数值。例如,支持基金制的学者往往过分强调养老基金的投资回报率(Feldstein,1999),[13]似乎认为养老基金的投资回报率理所当然地将高于真实工资的增长率。事实上,在古典经济模型的理想状态下,两者应该是一致的;而从我国的统计数据来看,在1986-2002年的大部分时间内,真实工资的增长率高于五年期国债的实际利率(袁志刚、封进,2004)[14],从而基金制是比现收现付制更好的制度选择;而支持现收现付制的学者则忽视了收取养老保险费的难度,隐含了养老保险费能够顺利收取的假设。

综上所述,在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中,政策设计者不应无主见地人云亦云或照搬国外的经验,而应更多地对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存在意义是什么、中国的现实国情适合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以及设计方案能否得到顺利实施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一般认为,政府介入养老保险主要基于三方面的理由。一是政府强制保险可以纠正由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所导致的市场失灵;二是社会养老保险具有再分配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财富在不同的收入阶层和代际之间再分配;三是政府强制保险可以帮助人们克服短视行为,即所谓的“家长主义”。但从市场失灵和家长主义的观点来看,政府介入养老保险的理由显然不如医疗保险充分;特别是对于基金制来说,除了具有家长主义的含义之外,政府几乎再没有介入养老保险的理由,而事实上这种家长主义的强制储蓄是否必要也是值得商榷的(在没有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情况下,人们也可能会为自己的养老积极储蓄)。相比较而言,现收现付制由于具有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之需的再分配功能,而更加适合作为政府介入养老保险的方式。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仍处在相当低的水平上,且贫富两极分化相当严重,缺乏一个人口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在这种经济条件下,面对显而易见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一个较低水平、广泛覆盖的养老保险体系,对于我国来说可能是更加合适的选择。较低水平的养老金可以降低当前工作一代的负担,有利于养老保险费的收取;而养老金水平也反映了政府介入养老保险的程度。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首要目标理应是保障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之需;如果人们希望在退休以后过得更宽裕一些,他们有责任在工作时期为自己进行更多的储蓄。

根据以上的分析,政策设计者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更为务实的改革。

第一,降低企业和职工的负担。政府应更多地考虑通过减持国有股、发行国债或税收来支付转型成本。为此,政府有必要重新审视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应向社会保障、教育、国防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项目倾斜,逐步缩减以至取消大量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如大量的形象工程项目、对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财政扶持、民间力量完全可以实现的投资项目,等等)。对于工薪阶层的负担,可以考虑以个人所得税作为社会保险费的来源而取消社会保险费,或者取消个人所得税而保留社会保险费。另外,可以考虑取消养老保险强制性的个人账户(即取消部分积累制)和“四金”中的住房公积金,⑤以进一步降低职工的负担。

第二,建立一个较低水平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养老金的给付可以考虑采取DB模式而不必按目标替代率进行设计。养老金发放水平可参考当地的最低工资或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设定(如以当地的最低工资或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乘以一定的系数)。对于部分养老金待遇过高的“老人”和“中人”,考虑到养老金待遇的刚性,可以保持其原来的养老金发放水平不变;但如将来出现通货膨胀,则不对养老金待遇进行调整,直到与其设定的养老金发放水平相当为止。

第三,取消提前退休领取养老金的权利,重新制定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标准并严格其审批管理;适当提高领取养老金所需的缴费年限标准。对于因下岗而提前退休者,可以考虑将这部分人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或失业保险制度之中。

第四,在保留一个较低水平的现收现付制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基础上,鼓励企业年金的发展以及个人为养老储蓄。为此,必须为企业年金和个人年金提供税收优惠政策。例如,企业购买企业年金可在税前列支,个人购买养老金的支出部分可免缴个人所得税(这些政策已为世界上相当多的国家所采用)。这样不仅有利于降低政府的行政负担,杜绝地方政府挪用养老金和腐败行为的发生,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成熟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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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这个目标替代率的计算方法是:假设预期寿命为70岁,实际工资增长率等于名义利率,职工按缴费工资的11%向养老保险体系交费35年,这样退休时个人账户可以提供38.5%的替代率,统筹账户提供20%的替代率。二者合计共提供58.5%的替代率。

②Wang,etal.的模拟显示,在2000年到2010年间,每年的转型成本占GDP的0.6%左右,到2050年将下降到0.3%。转型成本的补偿可以通过税收进行融资,这样,支付第一支柱相当于工资20%的养老金所需交纳的费用率只需10%~12%。

③“老人老办法”是指对已退休者继续实行以前的退休金发放标准,退休金替代率为60%~90%,退休金计算基数为退休时的工资额;离休者离休费为离休时工资的100%。“新人新办法”是指1997年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实施以后参加工作的职工,他们的退休金相当于当年职工平均工资的20%,有35年工龄的职工,目标替代率为58.5%左右。“中人中办法”是指中人的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新制度建立以后个人账户上积累的个人账户养老金,以及将统一制度建立以前的工作年限视为缴费年限计算的“过渡养老金”三部分组成[月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120过渡养老金,过渡养老金=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1.0%-1.4%)×视为缴费的年限]。

④现收现付制的再分配功能包括从工作一代对退休一代的转移支付、从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从短寿者向长寿者的转移支付,以及从男性向女性的转移支付。

⑤我国现行的住房公积金制度缺乏再分配功能,而且人们显然会为了购买住房而自觉地储蓄。所以,这种强制性储蓄几乎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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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arr,Nicholas.Reformingpensions:Myths,Truths,andPolicyChoices.IMFWorkingPaper,WP/00/139。2000.

[11]Samuelson,P.A..AnExactConsumption-LoanModelofInterestwithorwithouttheSocialContrivanceofMoney.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LXVI,1958:467-482.

篇（9）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把“三农”问题当作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来抓。而农业问题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农业是一个外部性很强的产业，它的稳步发展不仅可以促进本部门的发展，而且还可以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显示，我国农作物每年受灾面积为4600万公顷，占总播种面积的30%左右。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以规避农业风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我国农民利益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但同时，农业也是一个弱质产业，常常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风险，如何转移农业生产中的巨大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农业保险在我国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缺少政府行为和财政补贴，商业保险公司无力也不愿承担风险较大的农业保险责任。基于此，本文将从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入手，分析阻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并借鉴国外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来探讨如何完善我国的农业保险机制，使其成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利器，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

我国于建国初期即开设了农业保险，20世纪70年代停止了该项业务。1982年，恢复办理农业保险业务以来，这一险种长期就处于不景气状态。有关资料显示，2002年中国各类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达3000多亿元，农业保险总收入只有4.8亿元左右，仅占到全年保费收入的0.16%，比上一年下降20%，是20年来下滑幅度最大的一年。按全国2.3亿农户计算，户均投保费用不足2元。另外，在保费收入大幅下降的同时，农业保险的险种数目也在不断减少，由最多时的60多个险种，下降到目前的不足30个，农业保险制度严重落后于农业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

（一）农业保险立法的现状

从1995年10月1日起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主要是规范商业性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对农业保险的规定是很笼统的，其中的149条规定，“国家支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有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而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它对相关法律的依赖程度是相当强的。从国外农业保险立法的背景和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乃至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视角考察，农业保险的产生和发展作为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其立法的意义远超出一般的商业规范性法律制度。以美国为例，其农业保险能得以稳步发展，首先是美国政府制定了专门法律。早在1938年，美国就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对开展农作物保险的目的、农作物保险的性质、开展办法、经办机构等都做了规定，为农作物保险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现状

1996年，各保险公司开始商业化转型，对属于政策性险种的农业保险，国家不再有补贴。农业保险的商业化运营，使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业务风险集中，再加上农业保险的综合赔付率较高，形成了保险公司“小保小赔，大保大赔，不保不赔”的现象。由此，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不断减少，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出现不足。目前，国内开办农业保险并有一定规模的，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原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两家国有保险公司，其他股份制保险公司基本未予涉及。目前还在开办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也是将农业保险与其他商业保险公司等同对待的，在逐利心理的作用下，这些保险公司也在压缩承保的范围、数量和险种，这样就造成在自然灾害发生较少的地区和年份，保险公司热衷于开办农业保险这一业务，而在灾害多发的地区和年份则相应地进行战略性的收缩。

（三）农业保险范围的现状

农业保险责任范围的大小及险种的设置是判断一国农业保险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一般而言，农业保险的范围越大，一国的农业保险水平就越高。目前，中国的农业保险主要集中在农作物保险和养殖业保险。农作物保险主要是承保自然灾害险，而自然灾害外的社会政治经济风险则属于保险责任以外的，如农药污染、有毒化学物质泄漏等所造成的损失未列入保险责任之内。养殖业保险的责任确定也有类似的情况。从理论角度讲，凡是农业生产中所遭受的各种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均应被保险，可见，现行的农业保险制度所设定的保险险种与中国农业生产不相适应。因此，从严格经济意义上讲，我国尚未真正建立起农业保险机制。农业保险经营者已无法顾及农业保险对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社会保障作用。

二、农业保险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自然需求不断增加，而有效需求严重不足

在我国现阶段，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业务竞争相当激烈，而各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发很少有人问津，至于去经营更是缺乏积极性。这也使得农业保险在我国大部分地区仍是一片空白。但这些却不能表明农业生产不需要风险保障。事实上，从改革初期到现今，各种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逐年增加并且渐成几何倍数增长。农民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大，急需相应的农业保险来转移风险，为农民提供经济补偿。但恰恰是在农业风险日益增大的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农业保险业务不断萎缩，保费收入也从1992年最高峰的8.6亿元下降到2004年的3.37亿元，2004年的保费收入与2003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5%，与1992年的最高峰相比竟然下降了56%。如果按照2.3亿农户计算，户均投保额尚不足2元。与此同时在保费收入大幅下降的同时，农业保险的险种也在不断的减少，由最初的60多个下降到了目前的不足30个。农业保险的急剧下降与农业成灾损失的急剧上升以及农业生产发展对其的需要形成鲜明的反差。农民对商业化的农业保险缺乏有效的需求，首先是因为作为投保主体的农民收入水平较低，而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民真正的可支配收入较少。全国农民的人均收入与同期城镇的居民相比少得可怜。因此相对于农民而言，按照商业化原则确定的保险费率较高，抑制了农民的有效需求。此外，农民多半以家庭为单位的超小规模，农业生产的预期收益较低，也使农民不愿意付出高额的保险成本。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必然导致农业保险的保险范围更加窄，规模更加小，很难满足保险经营所依赖的大数法则。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风险过于集中，赔付率过高，一般的商业保险公司无法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这势必导致农业保险萎缩。大部分的农业风险无法转嫁，从而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

（二）农业保险的费率很高，而农业风险保障严重不足

农业保险的保险费率远远高于一般财险和人寿险的费率。如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费率约为5%～12%，其中玉米、小麦为5%，棉花为6%，甜菜和蔬菜达到10%，而一般财产保险的保费率仅为0.2％～2%。农业保险保费之所以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农作物损失率和养殖业死亡率很高。如我国西部一些地区粮食作物的灾害至损率通常在7%～13%，棉花的灾损率在9%～18%。农作物损失率和养殖业死亡率高必然导致农业保险的净保费率也很高，只有这样保险经营者才能弥补成本并盈利。而与一般大多数农民的年收入水平相比，这样的收费标准是绝大多数农民无法承受的。于是，就出现了这种矛盾境地：一方面是农业保险的费率高居不下，另一方面是农业风险保障严重不足。他们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起来。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粮食作物的承保比重只有0.01%，棉花仅为0.02%，大牲畜1.1%，家禽为1.3%，水产养殖1.3%.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如加拿大，它的农保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65%，日本这一比例更是高达90%左右。相比之下，我国农村绝大多数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并没有投入相应的农业保险，因此由此所造成的损失也就无法得到有效的补偿。即使出现了一些巨大的灾害事故，农民通过投保农业保险获得的补偿也十分有限。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1998年，我国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灾害，而农业为此付出了惨重的损失，然而灾后农业保险的赔付金额却不足几亿元，这根本就无法达到补偿农业经济，恢复农业发展的目的。

（三）农业损失的高赔付率与商业保险经营目标的违背

由于我国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不仅发生概率高，而且损失集中、覆盖面大，因此其赔付率也远远高于一般的财险。1982－2004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的收入为80.98亿元，累计赔付支出为70.65亿元，赔付率高达87.24%，大大高于一般财产保险赔付率53.15%的平均水平，也超出了保险界公认的70%的临界点；如果再加上其他费用，农业保险的平均综合赔付费率就已经超过了120%，农业保险经营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这也是许多商业保险公司所不愿看到的。农业风险在时间和空间上分散不够充分，并且很容易形成巨灾损失，导致保险公司的实际赔付率高于预期的赔付率。此外，农业保险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同样也是农业保险赔付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保险商品的费率是根据风险单位集合的平均损失率来确定的，而高风险单位倾向于购买保险，或原来低风险的单位参保后从事高风险的农业项目，从而使保险公司的赔付率上升。由于农业风险的地域差异性和个体的差异性比较大，使得农业保险的逆向选择更为严重。而且受农业生产的经营属性及小农意识的影响，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难以有效的控制。就拿前几年的禽流感疫情来说，某个村子只有几个养鸡户投保了养殖险，可是一旦出现了疫情村里其他的养鸡户就都将死鸡放到投保户那里来寻求赔偿，直接导致了赔付率的直线上升。

三、国外农业保险的成功模式

（一）美国统一完善的保险模式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它的农业保险走的是国家和私营、民间和政府相互联系的双轨制模式。

它的农业保险模式具有如下的特点：

政府给予大力的财政支持。美国将农业保险计划作为农业灾害保障的主要形式，使其成为社会福利制度的一部分，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大力支持。政府每年为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和农民因灾损失获得的经济补偿对保证农业的顺利开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实行国营公司与私营公司双轨制经营。对于雹灾险等单一险种，由私营保险公司承保。对于多重险，则由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承保或由私营保险公司承保，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与此同时，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等一些政策性机构为投保人支付一部分保费以减轻他们的负担。

农业保险实行法制化。美国很早就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明确规定了农业保险的相关条款，使得农业保险主体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也为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日本健全稳定的农业保险模式

日本作为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其农业特点也是经营分散、个体农户规模较小，与我国的经营现状极为相似。但日本政府为应付自然灾害给农业带来的不良后果，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推出了农业保险，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政府补贴和再保险扶持模式。

它的农业保险模式具有如下的特点：

日本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采用“三级”制村民共济制度，即市、町、村直接承办各种农业保险业务的共济组合、承担农业共济组合分险业务的都府县共济联合会、承担各共济联合会再保险的全国农业保险协会，三重风险保障机制，将农业风险在全国范围内分散。

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大力支持，法律规定对农业保险实行分保，对投保人实行保险费率的补贴，规定了水稻、小麦等农作物补贴费率。县以上农业联合会的全部经费和农业共济组合部分费用由政府负担。政府作为农业保险的后盾，它接受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的再保险，这样就保证了各共济组合的经营稳定性。

实行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对于一些关于国计民生的农、林、鱼等实行强制性保险，而实行自愿保险的有农户的建筑物、农机、农房及家财等。

四、结合我国国情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的方案

美国、日本的农业保险模式为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现归结如下：

（一）在国家给予相应的政策性扶持下，建立农业保险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行模式

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一般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意承保。所以国家和政府应承担起保障农业保险健康发展的责任，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扶持。一方面对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进行费用补贴和税收减免，鼓励其经营农业保险，增加农业保险供给。另一方面对投保农业保险的农民给予保费补贴，使他们能买得起农业保险，以增加其对农业保险的需求。

（二）尽快建立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体系

像日本等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建立组织严密而有序的多层次保险体系。基于我国农业以家庭生产为单位，种植规模较分散的现实状况，我们应在国家的积极引导下成立民间的农业保险互助组织，以区域划分为主，让其自身参与管理。这样农业保险互助组织的参与者既是保险人又是被保险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合作的关系又是相互监督的关系，从而可以较好的防范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发生。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主要农作物、牲畜等由国家成立专门的保险公司采取强制入保的方式承保。当发生较为严重的风险时由农业再保险公司给予补贴，政府通过特殊的救灾政策给予扶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体系，既保证了农业保险的深度，又保证了农业保险的安全性。

（三）建立健全我国的农业保险相关法规，把我国的农业保险纳入法制化轨道

我国农业保险落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至今还没有一部健全的《农业保险法》，使得农业保险的主体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在具体运营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而美国早在1938年就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对开展农作物保险的目的、性质、经办机构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为农作物保险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因此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急需健全的法规体系予以保障。为此我们应加快农业保险的立法，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参与主体、收益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明确政府在开展农业保险中应发挥的作用和职能。从法律和法规制度上，保障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健全。

综上所述，健全我国农业保险制度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应该正视我国目前农业保险的现状，正确认识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通过政策性力量的引导，凭借立法、行政等手段来健全我国农业保险制度，扫除其发展道路上的羁绊，以解决我国农业生产的后顾之忧，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从而推动我国农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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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自从1905年失业保险制度在法国首创以来，全世界已有60多个国家建立了失业保险制度。我国的失业保险是从1986年正式开始的，虽然起步较晚，但在制度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机构普遍建立，规章制度逐步完善，既有中央一级的基本法规，又有地方一级的补充法规。失业保险制度建立以来，对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促进再就业，健全劳动力服务市场体系，促进企业的经营机制特别是用人机制转变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尽管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取得了上述成就，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形势的变化，其缺陷也日益显露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劳动制度乃至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失业保险的覆盖面较窄，保险能力弱。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失业保险的实施范围主要是在国有企业中，现在，虽然一些地方政府将实施范围扩大到非国有企业，但实际情况是，大多数国有企业的职工参加了失业保险，而大多数非国有企业的员工却还没有纳入失业保险的范畴之内。据统计，1995年末，全国有9500万人没有参加失业保险，约占全国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总数的78.7％。目前，不少地方的失业职工中，有相当多的人不能享受失业保险，社会上既存在“有险无保”的问题，同时又存在“有保无险”的现象。从失业保险对登记失业人员的救助方面看，我国的失业保险体系也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保障功能。1996年全国被救济的330.79万登记失业人员一年内人均领取的失业救济金只有418.8元，而当年全国职工人均工资为6210元，被救济人员平均领取的失业救济金只相当于在职职工人均工资的6.74％，远远低于国际上失业救济金的平均水平（一般为在职职工工资的50％），这在当年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8.8％的情况下，连失业者本人的最低生活水准也难以维持，其保障功能是很脆弱的。

2.统筹层次低。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行规律是：风险的承受能力与基金的统筹层次呈正比，统筹层次越高，社会保险的互济性就越有保证。我国的失业保险基金绝大部分是由市县统筹，而从实行失业保险的国家看，大部分是由国家一级统筹。失业保险范围过窄，导致地区之间的调剂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如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失业保险费征集困难，一旦出现问题又很难调剂使用，而地方政府的财政往往也都比较困难，没有能力对匮乏的救济金予以补足，致使一些地区不能按期支付失业人员的救济金。

3.失业保险基金筹集不足，管理不善。社会保险的普遍性要求覆盖面要大，还要求资金来源的多样化。我国现行的保险制度是企业缴费，国家财政在特殊情况下提供补贴。实际上，仅仅只企业是按低于职工工资1％的比例交纳失业保险费，国家财政补贴的情况几乎没有发生过。由于资金来源狭窄，救济也就只能是低水平的。根据劳动部门统计，1986～1990年，全国享受失业救济保险金的职工只有20万人，年均不过5万人；到1994年和1995年虽达到170万人和250万人，而实际上即使是把全部上缴的失业救济金仅用于救济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也只能救济其中的一小部分。如果通过企业用工制度改革，将现在由企业承担的下岗人员和富余人员全部推向社会，纳入失业救济对象，失业保险基金的缺口就更大了。基金监督机制不健全，导致许多地方的失业保险基金管理不善。据有关部门调查，许多地区提取的管理费用都超过了国家规定的2％的标准。挪用失业保险基金的现象也比较严重。

4.再就业难以落实。一些地方的失业救济和促进再就业工作相互脱节，给再就业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在不少失业人员中还存在着“三不就（非国有不就、非机关不就、待遇不高不就）”的择业观念，而其中很多人的文化素质、专业技能偏低，从而出现有业不就、有业不能就的情况，这给再就业工作带来很大的障碍，使再就业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大了完善失业保险的难度。

以上所述仅是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随着我国用工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更多的企业下岗人员和富余人员将被纳入失业救济的范围，对我国建立不久且尚不十分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必将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完善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已迫在眉睫。

二

完善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在总体上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要立足国情，提高我国失业保险的社会化程度，二是要向国际通行做法靠拢，借鉴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经验。为此，我们认为，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应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1.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加大保障力度。按照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国际劳工条约》的约定，失业救济保险适用于所有工薪人员。社会保险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很广，几乎覆盖了全社会所有企业的职工。目前从我国企业改革的目标看，凡是有可能失业的劳动者，无论是国有企业的职工，还是集体企业的职工、外资企业的中方职工、私营企业的雇员、事业单位中订立了劳动合同的职工，都应纳入失业保险制度的保障范围，符合条件的应享受失业救济金。这既符合社会保障的发展方向，也有利于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必须尽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失业保险制度。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必须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必须打破覆盖壁垒。从我国失业保险的覆盖面来看，存在两个壁垒：一是所有制界限，二是城乡界限。目前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选择了乡镇企业为就业主渠道，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人数已达到1.13亿，要将这么大一块劳动力排除在失业保险的范围之外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失业保险必须跨越这些界限。

（2）享受失业保障的资格条件。失业者必须是劳动者，并且收入中止；必须达到规定的资格期限，包括就业期和受保期；必须有劳动能力，又有劳动愿望。

2.扩大个人承担份额，建立失业保险社。失业保险基金采用何种负担方式往往取决于多种因素，如一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历史传统和相关政策，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对失业应负责任的认识以及承受能力，等等。当今世界各国对失业保险金的筹集采用多种不同方式，根据我国国情，借鉴世界上大多数大家的经验，由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三方面作为承受失业主体，按一定比例，共同出资筹集失业保险基金较为适宜。扩大失业保险中个人承担的份额，是失业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向，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尝试建立“失业保险社”。失业保险社的资金由员工和企业或雇主根据行业风险的大小缴纳，国家给予适当补助，资金以基金制运作。

3.提高失业保险的统筹层次。失业保险具有集中资金，分散风险的功能。为了充分发挥出这个功能，同时结合我国在不同地区失业的不平衡，应当最大限度地提高统筹的层次，建立并尽快完善“省级统筹，中央调剂”的目标运行模式，这样不仅可以保证资金的集中程度，又能减少管理环节。 

4.强化失业者的再就业。根据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要从根本上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必须和再就业工程密切结合起来。因为建立失业保险制度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确保失业者在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促进失业者更快的重新就业。失业保险的立足点就是再就业。在构建失业保险的同时，必须致力于创造再就业机会，包括就业咨询、指导，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的信息沟通提供便利，举办各种专业、技能、上岗培训，举办各种以工代赈工程和“受庇护工程”，以收容长期失业、技艺差、低能或残疾人。为了使失业保险制度和再就业工程紧密结合，在失业保险金的支付上，应当实行递减制。因为失业保险支付水平过高，不仅带来资金的压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失业者的依赖行为，递减制可以激励失业者更加努力地寻找新工作。

5.完善有关失业保险制度有效运行的配套条件。失业保险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必须以系统工程的观念和方法对失业保险制度进行统筹设计，努力为其创造一个有效的运行条件。

（1）体制上的衔接。在宏观上必须建立和健全对失业的宏观调控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强化社会服务；在微观上要加大深化企业改革的力度，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效益，增加就业岗位，以控制失业队伍的扩大，推动和促进再就业。

（2）完善统计指标体系。科学、正确地统计就业、失业的人数，计算失业率，是决定失业保险规模、水平、救济标准以及加强失业保险金管理的重要依据。必须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和国际标准与惯例，统一统计的口径、方法，以建立失业预算指标和预警系统。

篇（11）

二、台湾地区全民健康保险制度改革的措施及成效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台湾地区为解决原有医疗保险制度运行中的问题而进行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主要做法是：首先，将健康保险从原有的各项保险制度中分离出来，建立全民健康保险制度，实现了制度的全民统一；其次，通过颁布实施《全民健康保险法》（1995年3月1日）进行强制推行，为建立全民健康保险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最后，建立健全全民健康保险制度的运行和保障体系。通过上述改革与完善，台湾地区不仅实现了医疗保险制度的全民覆盖，而且通过改善医疗保险的财务状况，极大地提高了医疗服务效率及服务水平。具体成效如下：

（一）扩大保险的覆盖范围，实现了健康保险的全民覆盖

台湾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后，全民健康保险将居民分为6类，并根据不同类型居民的经济状况确立不同的缴费和医疗服务标准，并允许每类人群家庭中的无职人员按规定参保，确保健康保险的全民覆盖。根据统计表明，自2008年6月以来，台湾地区全民健康保险制度的投保比率达到了99.5%以上[4]。目前，台湾地区除受刑人员之外，其他民众都已经纳保。

（二）明确责任主体及缴费标准，改善了医疗保险的财务状况

实施全民健康保险后，台湾地区进一步明确了医疗保险的责任主体及缴费标准（如表2）。首先，根据参保对象的收入状况进行分层收取保费，使高收入人群承担较高的保险费，低收入人群则承担较低的保险费。其中，第1、2、3类的居民是根据每月的实际收入确立不同的等级，并按等级级别申报投保金额，如给第3类的农民、渔民统一确定了一个较低的投保金额，并按实际投保金额的4.55%的保险费率收取保费；第4、5、6类的居民则按所有参加健康保险居民保费的平均值收取保费。其次，针对不同类别的保险对象确定了不同的保费分担比例。如第1类人员中的公职人员、一般雇员的保费由个人、单位和政府共同承担，分担比例为3∶6∶1；自营业主的保险费全部由个人承担。第2类人员的保险费由个人和政府共同承担，其分担比例为6∶4。第3类人员中的农民、渔民的保费由个人和政府共同分摊，分担比例为3∶7。第4、5、6类人员的保费全部由政府承担。通过上述措施，不仅明确了健康保险缴费的责任主体，并进一步改善了医疗保险的财务状况。如，2000年台湾地区医疗保健实现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2002年台湾地区医疗财务的公平性指标高达0.989，高居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之首[4]；2005年，台湾地区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平均费用（949美元）仅为美国（6347美元）的15%，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GDP的比例（6.14%）仅为美国（15.2%）的40%（见表3）[5]。

（三）推行分级医疗及转诊制度，促进医疗服务事业稳步发展

实施全民健康保险以后，台湾地区推进了分级医疗及转诊制度，医疗费用按“共付制”和“转诊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补偿，并根据医疗机构的不同级别确立自付费用标准，就医医院级别越高，患者自付费用就越高；对需要转院就诊的并依法办理转诊手续的患者自付费用低，而未依法办理转诊手续的患者自付费用较高。这种分级医疗和转诊制度，不仅有效克服了参保患者的“小病大医”及竞相在高级医院看病的弊端，同时促进了基层医疗服务事业的稳步发展。

（四）整合医疗机构及服务资源，民众医疗保健更加自由便利

实施全民健康保险后，台湾地区的医疗服务机构和医疗资源得到了整合，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民众获得了更为自由、便利的健康保险服务。首先，为保障全民健康保险制度的顺利运行，台湾地区将全民健康保险交由“行政院卫生署”主管，下设全民健保监理委员会、全民健保争议审议委员会、全民健保医疗费用协定委员会、健康保险局4个平行部门，通过对全民健康保险实施垂直的统一管理，不仅有助于整合管理资源，更有助于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据台湾卫生署的数据显示，全民健保实施5年后（2000年）全台湾地区90%以上的医疗院（所）都与健康保险局建立了特约关系，不仅为参保民众就近就医提供了便利，而且解决了长期因保险种类不同而无法选择医疗院所的难题。其次，为满足全民健康保险的需要，台湾地区通过整合医疗卫生资源，逐步建立了包括医学中心、区域医院、地区医院及基层诊所4个等级的医疗机构，不仅丰富了医疗保健资源，更为民众就近医疗和预防保健提供了便利。据统计，全民健康保险实施5年后（2000年），台湾地区每万人的医师数增加了两人，每万人的病床数增加了7.8个，医疗资源不断增加，使民众就医更加自由和便利[5]。

（五）医疗给付项目得到普及，民众满意度和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全民健康保险开办以来，医疗给付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目前只要民众生病、受伤或女性生产所必要的医疗服务发生的医疗费用，除法律规定的不予报销的项目外，其他相关费用均由全民健康保险负担，基本实现了医疗给付项目的全面普及。由于这种健康保险制度的全民覆盖和医疗给付项目的普及化，使台湾地区民众的健康水平和满意度有了很大的提升。目前民众对全民健康保险的满意度普遍达七成以上，同时台湾地区民众的健康水平达到先进国家水平。如，2000年台湾地区民众的健康指标、医疗保健支出、医疗资源及医疗品质等方面在英国经济学人（The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EIU）公布的《世界健康排行榜》中位列世界第2名，仅次于瑞典；2006年台湾地区的医疗保健基础建设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Lausanne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ManagementDevelopment，IMD）所做的《世界竞争力评比》中）排名第21名（全球61个国家和地区受评比），其人均寿命与婴儿死亡率达到先进国家水平（见表4）[6]。

三、台湾地区全民健康保险制度改革对我国大陆的启示

大陆与台湾同胞同根、同源，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较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台湾地区的全民健康保险制度改革的部分经验值得大陆借鉴。具体来讲，大陆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创新。

（一）完善医疗保险立法，健全医疗保险制度

健全的法律体系是台湾地区全民健康保险制度得以顺利实施的前提和保障。台湾地区在推行全民健康保险制度之前，其医疗保险制度也是条块分割、独自运行，直到《全民健康保险法》实施后，其医疗保险制度的分割局面才得以控制。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医疗保险发展的起步较晚，医疗保险的法律法规还相对滞后且不健全，难以保证医疗保险的顺利进行，为此，应进一步健全医疗保险立法，为全面推行全民健康保险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

（二）发挥政府调控职能，整合医疗卫生资源

政府作为医疗保障的提供者、监管者，在医疗卫生保健体系运行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整合医疗卫生资源，为全民提供健全的医疗保障。台湾地区在实施全民健康保险后，将全民健康保险交由“行政院卫生署”主管，并对全民健康保险实施垂直的统一管理，不仅有助于整合医疗卫生管理资源，更有助于提高医疗卫生的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目前，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监管机制上具有相似之处，都实行的是单一保险人监管机制，分别由社会保险局和健康保险制度局行使监管职能，不仅有助于政府在整合医疗资源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助于将医疗保险制度的最终目的落实到提高全民医疗卫生福利的最高层次上来，从而使制度得以贯彻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