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结构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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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钢结构和混凝土结构是建筑工程中最常用的2种结构形式。钢结构和混凝土结构各有所长，前者具有重量轻、强度高、延性好、施工速度快、建筑物内部净空气大等优点，而后者刚度大、耗钢量少、材料费省、防火性能好。综合利用这两种结构的优点为高层以建筑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统计分析表明，高层建筑采用钢——混凝土混合结构和用钢量约为钢结构的70%，而施工速度与全钢结构相当于，在综合考虑施工周期、结构占用使用面积等因素后，混合结构的综合经济指标优于全钢结构和混凝土结构的综合经济指标。

最近建设部和国家冶金工业局在颁布的《建筑用钢技术政策》中，将钢——混凝土混合结构列为要大力推广的建筑新技术，可以预见，混合结构在高层办公楼、学校、医院及住宅等建筑中将有较广泛的应用。

二、索张拉结构

索张拉结构基本受力构件有三类：受压构件、受弯构件和受拉构件。

对于受压构件，当构件长细比较大时，由于构件会发生整体失稳，构件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对于受弯构件，由于构件截面应力不均匀，截面边缘的最大应力往往控制构件的设计，使得构件材料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只有受拉构件，截面的应力均匀，不会发生整体失稳，如利用高强钢索做成受拉构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受拉构件的作用，提高结构的经济性。

在结构体系中巧妙利用张拉构件，结合少数刚性受压构件，可构成受力合理的高效张拉结构体系，不仅承载力高、刚度大，且能使各种材料的强度均得到很好的发挥。

三、索穹顶结构

索穹顶结构实际上是一处特殊的索－膜结构，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一种结构效率极高的张力集成体系。其外形类似于穹顶，而主要的构件是钢索，由始终处于张力状态的索段构成穹顶，利用膜材作为屋面，因此被命名为索穹顶。由于整个结构除少数几根压杆外都处于张力状态，所以充分发挥了钢索的强度，只要能避免柔性结构可能发生的结构松弛，索穹顶结构便无弹性失稳之虞，所以，这种结构重量极轻，安装方便，可具有新颖的造型，经济合理，被成功地应用于一些大跨度和超大跨度的结构。

四、膜结构

膜结构是张力结构体系的一种，它以具有优良性能的柔软织物为膜材，由膜内的空气压力支承膜面（充气式膜结构或所承式膜结构），或利用钢索或风性支承结构向膜内预施加张力（张力膜结构），从而形成具有一定刚度、能够覆盖大空间的结构体系。膜结构采用的薄膜的材料，大多采用涂层织物薄膜，分为两部分，内部为基材织物，主要决定膜材的力学性质，提供材料的抗拉强度、抗撕裂强度等；外层为涂层，主要解决膜材的物理性质，提供材料的耐火、耐久性及防水、自洁性等，常用膜材一般为聚酯织物涂敷氯乙烯涂层膜材、玻璃纤维织物涂敷聚四氟乙烯涂层或有机硅树酯涂层膜材。膜材并接的结构接缝多采用热焊，非结构接缝采用缝合。

膜结构具有如下特点：造型活泼优美，富有时代气息；自重轻，适合大跨度的建筑，充分利用自然光，减少能源消耗；价格相对低廉，施工速度快；结构抗震性能好。

充气膜结构有单层、双层、气肋式三种形式，充气膜结构一般需要长期不间断地能源供应，在低拱度大跨度建筑中的单层膜结构必须是封闭的空间，以保持一定气压差。在气候恶劣的地方，空气膜结构的维护有一定的困难，不少建筑曾遭意外的漏气而下瘪。五、高效预应力结构体系

高效预应力结构是指用高强度材料、现代设计方法和先进的施工工艺建筑起来的预应力结构，是当今技术最先进、用途最广、最有发展前途的一种建筑结构型式之一。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高大精尖的土木建筑结构都采用了高效预应力技术，如，大型公共建筑、大跨重载工业建筑、高层建筑、大中跨度桥梁、大型特种结构、电视塔、核电站安全壳、海洋平台等几乎全部采用了这一技术。

近年来，高效预应力技术在我国发展迅速，已制定专门的预应力结构设计、施工规程、工程中应用的预应力结构体系也很丰富。典型工程实例有：面积最大的单体预应力工程是首都国际机场新航站楼工程，每层建筑面积约8.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35平方米，在混凝土板、墙、框架、柱以及钢屋架、钢梁和钢管网架中大量采用了预应力技术；柱网最大的预应力工程是深圳车港工程，标准层平面尺寸159×103.5米，标准柱网16×25米，总建筑面积9.5万平方米；最在的预应力钢桁架工程是北京西站主站房工程，该预应力钢桁架跨度45米，桁架上承40米高的中式门楼，门楼总重5400余吨；层数最多的预应力工程是广东国际大夏主楼，总计63层；高度最高的预应力工程是青岛中银大厦，总高度241米，58层，等等因篇幅所限，文章重点介绍首都国际机场新航站楼工程和北京西客站主站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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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谈谈正反对照式，这种结构因简单易行，颇受学生欢迎，但在具体操作上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些学生在文章主体部分仅举出一个正面事例，再加上一个反面事例，文章就此结束了，结果还不到800字，有的学生因正反面事例选择不当，会使文章陷入到一种逻辑混乱的局面，比如写《嫉妒的危害》这篇作文，有位学生仅举了周瑜一例，阐述了观点，却举了很多例子来谈“嫉妒可以转化为一种动力，促使人上进”。这种文章读后就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到底是在谈嫉妒的危害呢，还是在谈嫉妒的意义呢？所以在使用对照式结构时，要根据中心论点的需要确定论据的选择，正面、反面要详略结合，服务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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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传统的融资理论在研究企业融资行为和资本结构时，往往单纯地从融资成本、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来讨论企业的融资选择，基本出发点是以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设为基础，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来权衡公司融资中的债务和股权的融资成本与收益。它们不考虑投资决策和产品市场竞争特征对融资选择的影响。这样得出的结论当然也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但是，这种分析也遗漏了许多对资本结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使许多实际融资过程中的现象难于得到合理的解释。例如，根据资本结构理论，由于企业的债务融资有税盾收益，因而，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司所得税率较高的企业，债务水平也应该较高。但实证的情况表明，大多数情况下，企业的债务水平与理论的预测结果相比都相对较低。表现为一种财务保守倾向。一般来说，企业的实际债务水平仅为资本结构理论预测的企业最优债务水平的20～30％（Wald，1999）。

另一方面，产业组织理论只是在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假设下单独讨论企业竞争战略的选择，而隐含地假设资本市场完全，融资不受限制，不考虑资本结构对企业产品市场竞争行为的影响。因此，企业的融资决策和企业的投资决策、竞争策略决策研究被置于两个不同的领域。直到1980年代中期，这种金融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各自为政的局面才被打破。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融资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包括财务杠杆对企业投资能力、企业定价行为和业绩的影响；行业特征和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融资和财务杠杆的影响，以及企业成长过程中的融资政策变化，即动态的资本结构选择等。

有关企业资本结构和产品市场竞争策略之间的关系已有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论述。Brander－Lewis（1986）从事前承诺的角度出发，分析企业的融资选择对产品市场竞争的影响。他们认为企业债务水平的上升使企业在产品市场的竞争中更具攻击性，从而增强了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力。在Brander和Lewis（1986）的论文中，债务成为了使公司变得强硬的一种预先承诺。这是基于一种假设，即产品市场行动是战略替代行动。但如果产品市场行动是战略互补行动时，而且假设这种行动在境况较好时的边际利润较高，那么债务的作用就发生了相反的变化。这时债务成为使公司变得软弱的预先承诺，因为较高的债务水平会导致公司经理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而更大规模的行动可能意味着使公司变得软弱。

Maksimovic(1988)的论文通过卖方寡头垄断的模型分析了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策略之间的关系。寡头垄断公司可通过价格联盟或相互竞争来达到不同的利润水平。他的论文中提到的价格联盟平衡关系可通过一个标准的触发价格策略来维持。当公司有了债务后，被认为代表股东利益的公司经理就受到了一种激励，要打破价格联盟的平衡，因为股东只能获得公司现金流的最后残余价值，股东能够享受脱离合作平衡所产生的所有利润，而只承担脱离合作平衡可能引起的部分成本。公司想维持与竞争对手价格联盟关系的意愿使债务总额受到了限制。Maksimovic的分析模型是不完整的，因为该模型只提出了公司债务总额的上限，而忽略了债务可能带来的好处。

Bolton和Scharfstein(1990)提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市场上有一个需要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的新竞争者，另外市场上还有一个资金充裕的原有公司。新的竞争者需要进行第二阶段的融资来为第一阶段之后的生产提供所需资金。这个新的竞争者在选择在不同情况下的融资最佳概率时考虑了以下情况：虽然当再融资决定与公司报告的第一阶段业绩密切相关时，公司经理会愿意报告真实的赢利情况，但这有可能会给其竞争对手——现有的公司带来争夺市场的机会，因为当再融资决定对公司业绩的敏感性越高时，其竞争对手就越有可能采取行动，使新的竞争者无法进行再融资而被迫退出竞争。

Bolton和Scharfstein（1990）的论文与所有上述其他例子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对战略影响的说明方式。前者论述了控制变量对竞争对手公司的行动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而在后者论述中，选择变量只是通过其对自己公司行动的影响来对竞争对手的行动产生间接的影响。在这个模型中，债务再融资的敏感性越高就会使公司越软弱，因为它增大了其竞争对手争夺市场行动的成功概率。

在上述的讨论中，由于各自采用不同的假设条件，得出了各不相同的结论。本文试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对以上问题作出一个统一的解释，从而对企业融资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战略问题给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在得出一般结论的基础上，我们将根据理论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偏好给出一个新的角度的解释。

二、产业组织与融资结构互动机制分析

我们分析基本思路是：企业的融资决策中，同样存在由于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产生成本，我们称之为存在效应；另一方面，资本结构影响公司在产品市场竞争中的战略地位，由此产生了一种战略效应，最佳资本结构取决于效应和策略效应平衡。

三、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处于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由于所处的市场环境不同，为了适应其所处的市场竞争强度，需要有不同的融资选择，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比较好地参与市场竞争，不至于出现财务困境。然而由于我国的特殊股权结构，都表现出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因此，证监会为了制止这种现象，制定了统一的再融资政策，实行统一的财务指标。这就不完全符合不同行业的资金需求，容易导致股市资金不能有效地配置到急切需要股权融资的企业，另一方面，一些公司又得到许多自由现金流，造成资金的浪费。结果，导致资金闲置企业的过度股权融资与急需资金的企业资金缺乏并存。具体来说：真正需要股权融资的竞争性行业中的上市公司,因达不到再融资监管的会计收益条件,没有机会获得股票市场评价,从而丧失好的投资机会,导致必要投资不足；或被迫采用债务融资政策,增加财务风险，很容易陷入财务困境。例如,竞争激烈、快速成长阶段的公司,增长机会价值高,负债需要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为保持可持续发展,需要增加新产品研发、市场拓展方面的投资,由于这些投资风险大,收益不可能马上实现，使这类公司会计收益下降,甚至亏损。而一些行业由于具有某些进入壁垒，比如公用事业，利润率较高，仅仅内源融资已足于支持企业的运作，但正是由于进入壁垒，利润率高,使这些行业的上市公司在指标上更容易达到股票再融资条件,进一步的融资造成过度股权融资，自由现金流多，我们看到许多这种企业进行多元化投资就是资金过剩的结果。这些现象与Jensen（1986）的研究也是一样的，具有很高进入壁垒和垄断性的部门，如电力、电信等公用事业行业，一般都有许多自由现金流，企业的经理很容易形成松弛，挥霍现金流，因此这些部门如果按现形的再融资往往很容易符合融资标准，而且进一步形成更多的自由现金流，因此对这些部门的再融资监管政策应该具有更高的标准。因此，在统一的监管标准下，过度股权融资和融资不足两种现象同时存在。一些公司由于行业优势，利润率高，出现过度的股权融资；另一些公司，却由于行业竞争剧烈，利润率低，不能从股市得到发展急需资金。

上述分析的政策含义就是：目前对所有的企业，无论其处于什么行业，无论其经营状况如何，都制定统一的融资政策（增发或配股政策）无疑是不恰当的。因此应该根据行业的特征、市场竞争强度制定有差别的再融资政策，规定具有很高的进入壁垒的行业，如电力、通讯等，市场竞争强度弱的行业应该有更高的融资门槛，如规定资产负债率应该达到一定程度以上才可以进一步融资等，而且应该规定主业的经营利润应该达到某个水平，避免这些公司将融到的资金又投入到其它业务，尤其是投资股票、国债或者银行存款这些行为。

参考文献：

［1］Bolton，P.，andScharfstein，D.(1990)，“ATheoryofPredationBasedonAgencyProblemsinFinancialContracting”［J］，AmericanEconomicReview，80：94-106.

［2］BranderJ.，T.Lewis，“OligopolyandFinancialStructure”［J］，AmericanEconomicReview76，1986，95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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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不仅具有客观性而且也具有主观性。一方面，吉登斯指出，“结构化理论中的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设计的规则和资源”。因而具有客观性，也就是说，社会结构就是社会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制度或规则，它们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另一方面，吉登斯认为，结构的最主要特性却是主观性。因为“社会系统中的结构仅仅是一种人们头脑中的记忆痕迹”亦即结构观点。所以，吉登斯强调，这种结构观念引导着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的行为。吉登斯把这种结构观念称为“记忆痕迹”，其实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日积月累所形成的实践意识。实践意识不是无意识，也不是话语意识，而是那种“只管去做而不用说出来”的意识。实践意识除了具有“只做不说”的特点外，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日常性和惯例性。吉登斯的社会理论具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理论建构是在日常生活背景中铺展开来的，因此在其理论视野中的社会事件和社会行动，都应当是在特定的时空位置上发生或存在的，于是时间和空间概念被引入到理论建构之中，并且成为了一种方法论。结构化理论中的时间性有三个维度，一是社会行动者完成的互动的即时环节，这方面系借鉴了柏格森和舒茨的思路；二是作为有生命的人类有机体的存在，这是一种注定通向死亡的带有反思性的存在，即所谓“向死而生”的此在，这是生命的或然性，这是取自海德格尔的理念；三是受法国年鉴史学派思想启发提出的世代之间的制度长时段生产，这是系统组织过程当中结构性原则的转化—中介关系的或然性的反映。吉登斯在对空间的分析中借鉴了时间地理学的成果，他引入了区域化、场所、定位过程、面对面互动与共同在场、在场可得性等观念，将时间、空间、人的日常接触及其蕴含的结构性特征融会在一起。可以说，单独地谈时间或空间，在结构化理论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二、结构二重性与制度多重性

概而观之，吉登斯内容丰富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关于社会行动的理论和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通常情况下，社会制度被理解为比较稳定的行事规范或管理规则，它的作用在于约束人们的社会活动。但吉登斯把制度理解为具有时空普遍性的实践活动，他说“至于在这些总体中时空延伸程度最大的那些实践活动，我们可以称之为制度”。正因为此，制度分析不应当研究具体情境中的个别行为，而应当研究社会行动。吉登斯关于制度的理解同他关于结构、规则的理解是一致的。他把结构定义为规则与资源的总和，规则既是方法又是程序，它的作用表现为对意义的构成和对社会行为的约束，规则分为表意性规则、合法性规则和支配性规则。支配性规则同配置型资源的结合，形成了经济制度，同权威性资源的结合，形成了政治制度，而表意性规则同语言符号的结合，形成了法律制度。规则＋资源＝结构，而结构具有二重性，所以，结构化过程实质就是规则和资源在实践中不断发挥创造与被创造作用的过程。其结果就是各种社会制度的建构。由于制度的实质被界定为普遍化的实践过程，所以，制度又不仅仅是被创造出来的结果，它作为普遍化的实践过程又不断地建构社会。因此，制度如同结构和规则一样，本身也是具有二重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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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学生的语文能力不是透彻理解和系统掌握课文内容和语文知识的能力，而是能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以满足思维运行与发展需要的听说读写能力，它是由语言和对其正确熟练的操作行为构成的。

语言是词汇与语法构成的系统，这是对世界所有语言的最一般概括。但不同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的特点及其生成语文能力的作用是不相同的。汉语口语的单音成义和书面语一字一词或一字一语素而字形孑然独立的方块形体，使“汉语语法没有形态学和造句法这样两个部分”，完全“依靠语义、事理逻辑、约定俗成”来编织言语，[1]因而汉语各级言语单位的调配组合极其自由灵活，或者说汉语是有语无“法”的。[2]因此，汉语“运用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汇掌握的能力”[3]，“对一个人来说，他所掌握的词汇越丰富，他的认识能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就越强”[4]。可见，吸纳大量而足够的字词语汇，对中学生语文能力的发展成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要积累丰富的语汇量却不是容易的。这是因为成熟语文能力所需的语汇量不仅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而且必须主要采用读写大量的言语作品这种分散学习的办法来掌握，而分散学习语词因重复率少容易遗忘。汉语的语素又具有强孤离性，更增加了大量积累词汇的难度。

然而长期以来，在语文教育界存在着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3000常用字可以覆盖现代一般读物字汇量的99%，因而中学生已经超越了以积累字词语汇为主的时期。

诚然，小学语文教学是要求小学毕业生要能够识到2500—3000常用字，但认识3000字不等于就掌握了这些字组合的全部语词。汉语几乎每个常用字都是多义的。一个“打”字多达23个义项，可同别的字组成161个复合词。《现代汉语词典》收双音词51419条，但构成这些词却只用了1972个字。何况大多数小学毕业生是并没有识到3000字的，更何况要在广泛的读写中真正够用，不识到五六千字恐怕是不行的。[5]因此，中学生非但没有超越以积累字词语汇为主的时期，相反，恰恰是需要大量积累字词语汇的时期。

;中学生成熟语文能力究竟要掌握多少语词量，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字。这是因为汉语是以单音节语素定型或者说是“字本位”的语言，词与非词的界限不清楚，因而统计不可能准确；而且由于汉字出奇的多义和高度自由灵活而具有罕见的强大构词能力，在识了3000多常用字以后，判定一个词究竟是“熟字熟词”还是“熟字生词”，往往要依赖于一定的语境，因而即使有词频统计也无多大实用。这就是说，对语词的掌握不仅是一个识记过程，而且更是一个组合过程。所以，衡量中学生语文能力的高低，一般不看语词识记量的多少，而要看一定的言语行为的优劣。

今天，听说言语能力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与读写能力同等重要。但是，同等重要的事情并不等于能同步发展。一般说来，母语能力的发展过程是：基础听说能力（生活对话能力）─基础读写能力─高层次听说读写能力（长篇独白语听说和研读、著述或创作能力）。就绝大多数人来说，基础听说能力是在学龄时就已成熟了的，而高层次听说读写能力则要在中学毕业以后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中学生作长篇发言时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如果不是要说的内容超越了说者的思维能力，那就是因为基础读写能力太差所致。古往今来能够出口成章的人不为少见，但大都是凭借相当的书面语功底锻炼出来的。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需要和能够发展成熟的主要是基础读写能力。

言语能力必须在言语活动中发展，不同环境条件的言语活动必须借助不同形态的言语工具，从而必然要发展出不同的言语能力。口语是轮番单向传递的，书面语则可以同时多向传递。中小学是以课堂班级制为组织形式的学习场所，面向全体学生的教学要求决定了这个阶段的言语训练必须主要采用能同时多向传递的书面语形式，从而主要发展学生的书面语能力。

一般说来，语汇量的积累同语文能力的发展提高是成正比的。口语是以声传情一发即逝的，书面语是以形达意历久不变的。而视觉捕捉和储存语汇的效率比听觉高30%左右。语文教学以书面语训练为主将更利于语文能力的提高。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要在教学中摒弃和杜绝口语活动。复述、答问、讨论、质疑、听记等等，这些早与书面语教学密切配合、行之有效的口语活动，仍会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永传不衰；而第二课堂的朗诵会、故事会、演讲会、辩论会、报告会等等，则更为少数有口语爱好和天赋的同学开辟了大显身手、发展个性的广阔天地。但这些口语活动不应该也不可能与书面语教学平分秋色，却是无可争辩的。

就社会需要和生活中实际使用的读写来说，写作是比阅读更高因而更难掌握的能力。首先，阅读只是对语形的再认，它常常只需扫视字形的轮廊，而可以忽略其内部细节；而写作则是对语形的再现，一笔一画都必须有清晰的内存和一丝不苟的输出。因而会认的字不一定会写，能写一字则能认多字。其次，阅读只是由文到意的单向转化，而且是由显到隐、由多到少、由整到散、由精到粗的“为己”的转化，不必考虑别人的需要与可能的反应；而写作则是“物——意——文”的双重转化，它不仅有类似或等同于由文到意的转化，而且还有由隐到显、由少到多、由散到整、由粗到精的转化，因而必须考虑读者的需要和可能的反应。第三，阅读主要是对信息的筛选与索取，即抓住读物的中心、要点和必要的细节，而不必经常顾及读物的作法和技巧；而写作则是对信息的输送与装载，因而每次都必须根据目的、内容、对象和场合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手段和技巧。第四，阅读只是脑力而非手力的操作，而写作则是脑力与手力并用的操作。可见，写作是比阅读更细致、更复杂、更富于自主性和创造性的能力，因而完全可以说，会读却不一定会写，会写则读一般不成问题。由此不难明白，为什么在生活中人们总喜欢用写作的好坏来衡量一个人语文能力的高低。因此，在中学生语文能力发展的链条中，基础写作能力的发展是关键的难点环节。

由此看来，丰富的语汇积累和正确熟练地运用语汇的书面操作行为，是中学生语文能力结构的内外两个层面。

语汇的迅速积累需要经过大量而广泛的阅读——速读和熟读。熟读主要适合于从文言文中学习语言。因为文言文行文简省精练、语词密集，熟读背诵浅易的文言文，对中学生来说，是又一次集中积累语汇的机会。而从白话文中学习语言，中学生已经进入了分散积累语汇的阶段，这时只有大量而广泛的速读，才能克服阅读量大而新词新语复现时距长的缺陷。但速读的过程和结果如果不付诸书面表达，笔画繁多、结构复杂的汉字和孤离性强的语词就只是一晃即逝的过眼云烟，而对信息的筛选也常常只是混朦、粗疏、零碎而飘忽的内隐过程。所以，速读需要用写作来加强对字词语汇的强化与加速筛选行为的发展。而写作训练必须有写作材料和写作动力的不断支持才能得以频繁地进行。那么，以课文为写作材料，以写作要求为读写动力，让学生经常写课文提要、阅读体会、单元分析、读书报告以及缩写、扩写、改写、组写、译写等等，就不仅能迅速而牢固地扩充语词积累和解决学生常常无话可写或言之无物的写作难题，从而迅速提高写作能力；而且能多快好省地培养学生快速筛选信息的阅读能力。这样，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就不再是各自独立的封闭领域，而是密切配合、相互促进、节节升高的“伴侣”。可见，用写作带动速读，不仅是培养学生写作能力的需要，也是培养其阅读能力的需要。因此，在白话文教学中采用以写作带动速读的方法，能够使学生读得更加主动活泼积极有效，从而收到一举而读写两得之功。不仅如此，用写作带动速读还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猎取知识的兴趣和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自学能力以及认真细致的治学态度，有利于使学生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良好习惯。

其实，早在20年代初，先生就提出要以能作文为中学语文教学的第一个标准。他认为，“手到是心到的法门”，写作“是吸收的利器”。“吸收进来的智识思想，无论是看书来的，或是听讲来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必须做一番手脚，或做提要，或做说明，或做讨论，自己重新组织过，申叙过，用自己的语言记叙过——那种智识思想方可算是你自己的了”。否则，一切感想，一切书籍的泛览，一切聪敏的心得，都象天上浮云江中流水，转眼就消逝了。[6]

恐怕可以说，以写作带动速读，或者说以写作为中心科学地组织语文教学，是多快好省地培养和发展学生语文能力的必由之路。因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不管什么事情，都会有而且只能有一个中心，只要也只有致力于抓住和解决这个中心问题，其他环节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然而，1978年有人对以写作为中心科学地安排语文教学的主张，却加以彻底否定。其理由是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多中心”论。这一“多中心”论是根据语文学科杂多的性质得出来的。这种把“学科性质决定教学目的”机械地套用于语文学科的做法，加上根据“阅读和写作是两种相对独立的行为”的认识，轻率地认定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必须各自单独培养，使得阅读教学等同于“教学生懂得课文的教学”。再加上“标准化”的盲目推广，于是便产生并发展出这么一个公式贯彻于语文教学的大部分教时：语文教学＝语文学科教学＝教学生懂得课文的教学＝学生听教师讲课文＝把课文拆烂成无数字、词、句、段的孤立繁琐却又只是在字母中挑挑选选的练习。因此，传统语文教学的精华——多读多写、读写结合却被弃如敝屣，写作不但没有成为语文教学的龙头，反而成了学究式、猜谜式或文字游戏式的所谓“阅读教学”的附庸。结果大多数学生虽会做一些孤立繁琐的语文习题（有的甚至能拿高分），却词汇贫乏，不会写作和真正的阅读。许多初三的学生甚至连抄书也错漏迭出。尽管国家教委多次发文强调中小学要加强写字教学，但中学毕业生能把祖国的文字写得工整清秀的却为数寥寥。不仅如此，这种多中心的教学目的还使语文教学思想出现了空前的盲目和混乱：学生读写能力不过关，便认为是没有把听说与读写并重；教师讲课文时喋喋言作法、言技巧，便认为是没有转变重写轻读的观念，于是便指责那个事实上从未出现过或实验过的“把阅读当作写作附庸”的做法；课堂教学效率低下，便认为应该到课外去找出路，并美其名曰“大语文教育”；学生语文素质低下，便认为是“没有跳出应试教育的怪圈”，似乎只有放弃对考试成绩的追求甚至取消语文考试，学生的语文素质才会提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今天，当多中心即无中心的语文教学用几十年的时间把十八般武艺都用尽了而前进的路子却越走越窄的时候，是否应该以实事求是的眼光和博大无比的胸怀对“写作中心”说投以回眸一笑呢？

据上所述，笔者认为，语文教学应编写两套教材。一套为写读课本，以思想内容为单元选编中外古今适合中学生阅读的文质兼美的白话文，不考课本，以使其具有足够的使用弹性，每册起码在50万字以上。教学时以写作带动速读，考试时考适合学生思维能力的写读题。另一套为诵读课本，选编短小、精美、浅易的古典诗文，每册在2万字以内，当然也要允许有一定的使用弹性。教学时要求学生每篇都能译写和熟读背诵，考试时背诵、默写题出自课本，理解、分析题则出自课外。

注：

[1][3]张志公：《汉语辞章学》，《语文学习》1993年第3期。

参阅申小龙：《语文的阐释》，第412、462页。

[4]张静主编：《现代汉语》下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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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结构的节奏的把握是动画片分镜头节奏表现的前提，由于动画片制作过程的复杂性，因此在前期必须把握好吸引观众的有利武器——叙事结构的节奏。动画的制作不允许大量的删减修改过程，只有前期叙事结构节奏抓住重点刻画的部分，做到详略得当，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动画叙事结构的节奏与其它叙事结构元素一同达成了观众对动画片主题的理解，并在这种理解中获得艺术的享受，这就决定了控制动画片分镜头节奏的前提条件就是对动画片叙事结构的节奏的合理把握。

二、分镜头节奏是叙事节奏的发展

用分镜头讲故事这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问题，用分镜头来叙述动画故事晚于动画的文学剧本创作，等文学剧本创作和动画片的整体节奏确定以后，就要考虑每一段落、场景、镜头的具体节奏的处理。分镜头的过程实际上是整理剧本的过程，把文字剧本改成电影化的剧本。分镜头节奏是动画节奏设计的重要环节。它既不是靠单张的画面构成来体现，也不是单独依靠镜头的切换来达到某种效果。分镜头节奏是由故事情节、音乐、台词、动作等许多因素综合而成的。在分镜头画面设计中，作为讲述其中的故事情节，必然要涉及到节奏的问题。在镜头的安排上要有一定的讲究，镜头的节奏安排的好坏对动画片的成功与否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动画艺术作品中的节奏与人类的心理、生理节奏密切相关。要做出好的动画作品，就要准确的把握观赏者的心理、生理节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注意力因被周围的活动经常地、本能地吸引着而不断自然转移。但这种转移，并不是经常以同等速度进行的。当一个怀着平静的心境观察周围活动时，注意力的转移，是以十分悠闲缓慢的速度进行的。但如果他在观察或亲自参与某件非常激动人心和变动极快的活动时，他的反应的节奏，就会大大加速。这就是分镜头节奏的心理学的依据。一般来说，用快切的手法表现一个安静的场面，会造成突兀的效果，使观众觉得跳动太快；但在使观众激动的场面中，把切的速度加快，便能适应观众要求快节奏的心理，从而加强动画片对观众的感染力。节奏活动的形式跟各种生理过程——心脏的跳动、呼吸等等都有关系，而构成动画分镜头节奏的基础是情节发展的强度和速度，特别是人物内心动作的强度和速度。分镜头节奏，就是镜头组接的节奏。前苏联电影导演和理论家普多夫金（VsevolodIllarionovichPudovkin）曾指出：“节奏则取决于各个镜头的相对长度，而每个镜头的长度又有机地取决于该镜头的内容。”控制分镜头节奏的速度是由场面的情绪和内容决定的。动画艺术家只有使剪辑的速度同内容相适应。才能使速度的变换流畅，动画片的节奏鲜明。

根据剧情发展，在一段戏或一组镜头中，如何选择运用全景、中景、近景和特写等不同视距，并且能够用得十分贴切，做到合理搭配，使观者感到非常自然，是导演进行画面分镜头节奏设计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当观众在看到一个镜头的时候，首先感知的就是分镜头画面的景别形式。当景别按一定的规律排列组合起来时，便会产生画面视觉节奏变化规律。全景系列景别（大远景、远景、大全景、全景）强调抒情写意，画面重“势”的表达，也就是画面的气氛，并以环境为主，人物为辅，构图上注重绘画性。具有民族传统意味的动画《山水情》和《牧笛》都是以景为主、以景抒情、以景表意的水墨动画片，片中全景系列景别占到整个画面景别数量的四分之三以上，成为主导的景别，让我们体会到画面空间的宽广、空旷，形成整个动画片节奏缓慢，抒情性强，叙事性弱的动画节奏风格。近景系列景别（中近景、近景、特写、大特写）强调叙事性和纪实性、画面重人物行为动作的表达，人物为主、背景为辅，重角度变化。迪斯尼动画景别运用通常是远景和近景交叉使用，大远景镜头帮助观众了解环境，或者感受某种感情的升华，近景镜头用来交待角色行动的过程。如果是一部叙事性强的动画，全景系列景别很多，全景和近景关系没有拉开，缺乏大的起伏和跳跃，观众的心理反应必然是叙事性弱，节奏缓慢。众所周知，观看远处的人和景物的时间要比观看近处的人和景物的时间长些。一个远景镜头上的行动需要的时间可能长些，一个近景由于易被人领会它的内容，因此，近景比远景的长度可以短一些。由此可见，景别会直接影响画面延续的长度，如果在视觉上把特写当成是突出动画片感受重点的振动，那么全景和远景就不仅仅只是认为在描写环境和气氛，还应该把它们视为是视觉节奏感受中的顿歇。不同景别的分镜头在动画片的时间结构中也可以成为一种节奏形态。

分镜头节奏是从镜头按不同的长度和幅度关系将镜头连接起来中产生的。它是一项涉及尺度和造型的分配工作，一部以短镜头为主的动画片同以长镜头为主的动画片，两者的节奏是迥然不同的，从异常快速的摇镜头转到一个固定的特写镜头能产生一种富有特色的激动人心的节奏效果。我们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从头到尾去看一个镜头的。对于动画银幕影像的感知，不是凭空而来的。影像运动的一切构成因素，产生出或快或慢，或重或轻，或急或缓，或近或远，或大或小，或明或暗，或虚或实的节奏变化，是视觉器官做出反应的前提。视觉运动的变化节奏，相应地呈凝视，寻视，探视，巡视，跟踪追视，忽视，漠视等等的变化。由于观众观看活动的位置是固定的，它的视线方向与摄影角度的方向实际上不一致，但视觉经验补偿了这种差异。这种补偿的代价，便是加快视觉运动的节奏。以正常速度拍摄的分镜头大多视角不同，经组接之后的动画片，就成了各种视角变化的分镜头运动，观众必须立即对此做出反应，即调动以往的经验，在不移动自己观看位置的情况下，接受对物象不同视角方位和距离呈现的分镜头变化。所以，一般地说，将不同角度，如俯拍、仰拍、摇拍、移动拍摄而成的镜头较快的组接起来的动画片片段，和把远景、近景、大全景和特写，包括快速变焦推远或拉近的镜头组接在一起的片段，对观众的视觉冲击力较强，观看活动的视觉节奏也就加快。相反，长镜头或以相似镜别组接起来的片段，观看活动的视觉节奏相对减缓。前者呈寻视、跟踪追视的活动形态，后者呈凝视或巡视的形态比较多。我们对远景的观看比较松弛和舒缓，对近景和特写的观看就容易紧张起来。在一般情况下如此，特殊情况，如近景的方位久久不变或没有动作，紧张状态也会削减，节奏变慢；远景镜头切换较快或影像变换突兀，也可能使观看活动变得紧张起来，节奏加快。不同构图方式的结合在时间结构中可以成为一种节奏形态。一部动画片中非中立态度的视觉角度的比重大必然在形式上、画面节奏上形成比较强烈的韵味。许多角度相似的镜头连接在一起，画面感受容易产生平衡、平稳、流畅的节奏。

镜头的不断重复也能形成节奏。重复分镜头就是将某些重要镜头，如动画人物的特定动作、场景、道具、乃至某句对白等，在全片中反复多次出现，以加深观众印象，或使人产生新的认识，这对动画片节奏的塑造是非常有利的。还有一种重复分镜头的手法是为了加深观众对某个动画人物的感受，或渲染某种气氛，有意用一连串同类镜头，从不同角度、景别、镜头运动方式，反复拍摄同一个人或同一事物、同一场面。节奏需要一个连续、或者说需要某个或某些单位的重复或屡现。这个屡现的单位的连续又分成了好些组或节——如乐谱中的拍子。节奏的变化可以是缘于每拍的长短，也可以是缘于各拍间的距离的长短。拍子愈长、各拍间距愈大，愈显舒缓、镇定或平和，拍子愈短，各拍间距离愈小，则愈显紧张、焦急或慌乱。

借用音乐术语打个比方，整体节奏可说是全片节奏的总谱或主旋律，各单元的具体节奏则是某一乐章或某一声部。整体节奏统率着各式各样的具体节奏，而各式各样的具体节奏又汇合成整体节奏。具体节奏处理得愈加精细巧妙，整体节奏则愈益精彩丰富。如果具体节奏处理失误，则会破坏整体节奏的完整性和韵律感。整体节奏的把握是动画节奏处理成败的关键。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导演。导演对总体节奏的把握，体现在分镜头剧本之中。

动画片的节奏是动画研究与实践中的一个新课题。节奏对于动画片的整体节奏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动画叙事结构和分镜头节奏的掌握在动画创作中是必须重视强调的，两者与动画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结合，结合的基础是它们的内容、感情和运动性。动画作品中的叙事结构节奏、分镜头节奏等等的具体节奏不是单一地局部体现，必须统一于整部动画作品的整体节奏基调中，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节奏格局。艺术家在创作动画作品的过程中，如果不注重节奏的把握，不考虑观众的心理和生理的欣赏规律，就不能成功地表现动画片的主题。节奏的把握对动画片的主题表现发挥其不可代替的能动作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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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经典的资本结构理论(F.ModiglianiandM.Miller，1958)认为，在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中，资本结构既不影响资本成本，也不影响企业的市场价值。现实中的资本市场当然不可能是完善的，这种不完善不仅来自政府政策导致的扭曲，更主要的是来自信息的不完全。现代企业理论的研究证明，至少由于以下三个原因，资本结构是重要的：第一，根据激励理论，资本结构通过影响经营者的工作努力水平和其他行为的选择，进而影响企业的收人和其实际价值；第二，根据信息传递理论，资本结构通过其信息传递功能影响投资者对企业经营状况的判断，进而影响企业的市场价值；第三，根据控制权理论，资本结构通过影响企业的治理结构即所有权的安排，进而影响企业的价值。

资本结构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也称为资本结构的治理效应。Williamson(1988)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由于人问题的存在，公司的外部控制一般会同时采用两种控制方式：股权控制与债权控制相互补充。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司中，债务与股权不应仅仅看作是不可替代的融资工具，而且更应看作是不可替代的治理结构；资本结构是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司治理效率的高低。Aghion和Bolton(1992)认为，企业资本结构的选择就是控制权在不同政权持有人之间分配的选择。最优的负债比例是在该负债水平上导致公司破产时将控制权从股东转移给债权人。因此，选择合适的融资结构，充分发挥其治理作用，对现代公司至关重要。Hart(1995)认为，给予经营者以控制权或激励并不十分重要，至关重要的问题可能是要设计出合理的融资结构，限制经营者以投资者的利益为代价，追求他们自己目标的行为能力。

二、债权的治理效应

债权的治理效应的理论渊源是资本结构理论中的成本说及其分支企业控制权理论。成本说和控制权理论将公司治理引入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中，突破了以往资本结构理论中仅对负债的财务杠杆效应、税盾效应的研究，提出了负债的治理效应：适度负债有助于缓解公司内部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激励、约束经理人员，克服问题，实现控制权的重新安排；同时，债权人以“相机控制”的方式，在公司治理中担任重要的角色。具体来讲，负债融资的治理效应是通过以下机制实现的。

(一)负债本身的激励约束机制

一方面，在经营者对企业的绝对投资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投资中债务融资比例将增大经营者的持股比例，从而增加了经营者的剩余索取权，这就内在地激发了经营者的积极性，使经营者利益与股东利益更加趋于一致。对于这一点还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来说明。设经营者的股权融资金额为i，其他股东的股权融资金额为j，则通过股权融资获得总金额为i＋j，经营者所占有的股份比例为i/(i＋j)。又假定公司的债务融资金额为c，同时公司的资产收益为x，债务利息率为y(x，y均为百分数，且x＞y)，则经理的股权收益率为：R＝i/(i＋j)[(i＋j)x＋(x－y)c]，亦即：R＝ix＋i/(i＋j)(x－y)c。显然，随着债务融资额的增加，经营者的股权收益也会增加。特别地，如果公司能获得足够多的债务融资以支持公司运作或项目开发经营，则公司可以直接减少其他股东的股权投资金额，或者可以通过回购股份减少其他股东的股权投资金额，则增加及减少的双重作用可以较大地增加经营者的股权收益。

另一方面，由于负债的利息采用固定支付，债务的利用减少了企业的白由现金流量，从而缩小了经营者从事低效投资的选择空间和抑制了经营者的在职消费。正如Jensen(1986)指出的，由于债务要求企业用现金支付，他将减少经营者用于享受其个人私利的“自由现金”。

(二)相机控制机制

现代企业理论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道理：企业所有权是一种“状态依存所有权”(State－contingentownership)或相机控制权，即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配随着企业财务和经营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工人的索取权优先于债权人。令x为企业的总收人，w为应支付给工人的合同工资，r为债权人的合同支付(本金加利息)，π为股东所要求的一个满意利润。假设x在0到X之间分布(其中x是最大可能的收人)，那么：如果企业处于x≥w＋r的状态，控制权掌握在股东手里；如果企业处于w≤x≤w＋r的状态，控制权掌握在债权人手中；如果企业处于x＜w的状态，控制权掌握在员工手中；如果企业处于x＞w＋r＋π的状态，控制权掌握在经理手中。所以，当企业资不抵债、无法偿还债务时，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便由股东转移给债权人。这时，债权人对企业的控制是通过受法律保护的破产程序进行的，包括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清算，分自愿和强制两种情况，即把企业的资产拆开卖掉，收益按债权的优先顺序进行分配，清算的结果是经营者丢掉了饭碗。另一种是重组，即由股东、债权人和经营者进行商量并提出方案。如果重组的价值大于清算的价值，破产企业就可能被重组。企业重组涉及减免债务本金和利息、债转股、延长偿还期、注人新资金等，同时还会更换经营者。因而在“破产威胁”下，经营者会减少个人享受，更加努力工作，并做出更有利于提高企业价值的投资决策，即经营者的行为会更倾向于股东的利益，从而减少了成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债务是一种缓和经营者与股东利益冲突的担保机制，它对经营者形成“硬约束”。

(三)银行监控机制

银行作为企业的主要债权人，凭借其与公司独特的关系，既拥有公司大量的信息，又具有监控公司的能力，使其在公司治理中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既可减少股东的监督工作，又可提高监督效率。特别地，就主银行体制而言，主银行还具备了有别于其他控制源的三个优势：①主银行在联合监督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利用掌握的信息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有效地约束经理；②大、小银行组成的银行团中，由各大银行分别担任自己关系公司的主银行并担当监控公司职责，有利于节约稀缺的监督资源；③以银行贷款为基础的相机控制机制，导致公司经营不佳时其控制权自动由经营者转向主银行。因此，银行作为债权人行使相机控制权会导致公司预算约束的硬化。

由此可见，债权融资对于降低成本、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要使债权融资的治理效应得以有效发挥，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建立有效的偿债保障机制。偿债保障机制大体分为防止偿债危机出现的事前保障机制和当企业出现偿债危机时对债权保护的事后保障机制两类。事前保障机制包括负债企业对负债责任的自动履行机制、债权人的信用和配给机制、限制债务期限和债务资金用途、债务工具的流动性和可转换性、抵押担保等事后保障机制主要依赖强制性的法律程序，其主要措施包括自发性和解与结算、破产清算与重组、“戳穿公司的面纱”(PiercingCorporation’sVeil)。建立有效偿债保障机制的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破产机制，因为通过实施破产机制实现控制权的转移，既能有效地强化自动履债机制，又能在出现债务危机时保护债权，增强债务融资的治理效应。而完善和健全的破产制度必须有以下两方面作用：一是破产能给予经营者一定的惩罚，实现债务的强约束作用；二是能有效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2.银行有能力，特别是有动力监控企业的行为。否则，债务融资的治理效应不但不能发挥出来，还会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不利因素。银行虽可获得信息租金、长期声誉租金、特殊关系租金等，进而有动力去监控企业，但这一条件成立的前提是：银行必须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产权主体和市场主体此外，银行还必须在其资源配置决策中不受政府干预。避免政府强迫银行向效益差的企业贷款是至关重要的，囚为如果政府强迫银行向效益差的企业贷款，将会造成银行的财务状况恶化。

三、股权的治理效应

在传统的资本结构理论研究中，研究者的视角或争议事实上主要集中在负债融资上，股权融资在相当程度上处于配角的地位，即它是后于负债确定的。然而，一旦将研究视角跳到两种融资模式对企业的治理效应，整个局面便焕然一新，股权融资与债务融资的研究便处于一个同等重要的地位。股权融资的治理效应通过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来实现。股东对企业的控制通常分为两种形式：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

(一)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是股东以其所拥有的投票权和表决权选择公司董事会，再由董事会选择经营管理者，将企业的日常经营决策委托给经营管理者来实现的。如果经营管理者未尽其法定义务，或者存在有损于企业价值的行为，股东可以通过董事会更换经营管理者，这实际上是股东“用手投票”的监督方式。但内部控制的有效实现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

1.股权集中程度。股东监控企业要付出相当高的成本，当然也会由此获得可观的回报。因此，股东监控企业的动力便源自于监控的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就监控成本而言，大股东与小股东实施有效的监控其监控成本基本是一致的，但他们获取的收益却相差很大。大股东获得的收益远远超过小股东的收益，小股东的理性选择便是放弃对企业的监控权而搭大股东的便车。如果股权过于分散，就会造成人人都想搭便车，导致监控者的缺位。所以，股权集中度越高，内部控制越为有效。这也就是德日两国企业普遍采用内部控制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原因。相反，英美两国由于股权分散而缺乏内部监督约束。

2.股东的性质。一般来讲，银行作为大股东，由于熟悉企业业务，同时利用贷款和企业在银行开设的账户，能及时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拥有监控上的信息优势和便利条件。因此，Fama(1985)认为，银行作为股东是最有效的监督主体。但是否允许银行持有公司的股票，各国法律有不同的规定。我们知道，由于中小股东缺乏监控企业的能力和动力，而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监督成本与其收益相配比，因此它们不像一般投资者那样成为搭便车的主体，从而也就被视为公司治理中加强股东地位的重要支柱。正如Carter(1992)所指出的，如果机构投资者不履行监控职责，则对公司的监控很难解决。

3.股东投票权限的大小，虽然股东拥有投票权，但不同的国家由于制度、法津不同，股票投票权的大小存在较大的差异。比如股东的投票权限是否仅仅包括董事会选举权，亦或还包括企业日常经营的评判权等；又如企业决定事项所需的投票通过比例是过半、2/3以上，还是简单的多数票原则。

(三)外部控制

通常认为，对经营者的外部约束有产品市场约束、资本市场约束和经理人市场约束。从股权融资的治理效应角度出发，对经营者的外部控制主要是资本市场。因为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可以自由地出让股票，这就使得诸如权争夺、敌意收购等控制权争夺行为得以进行。因此即使在内部控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股东还可以利用资本市场上的接管或控制权的争夺来“退出”，以此对经营者施加压力。这实际上就是人们常说的“用脚投票”的监督方式。具体地说，当企业发展情景看好，并对企业做出的决策持认同态度时，股东将增加股票持有份额。但当企业经营不善时，股东便会卖出股票，造成股价下跌，此时企业易成为资本市场上被接管的对象。成功的接管通常伴随公司经营者的更换，因而接管被认为是控制经营者随心所欲营造个人帝国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外部控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资本市场与经理人市场相对发达以及股权相对分散且流动性强。这也是英美两国的企业普遍采用外部监控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原因。

无论是内部控制还是外部控制，都与所有制的性质有关。在私有公司中，股东直接或通过其选举的董事会提出经理的候选人名单，以更换现有的表现不佳的经理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但在公有即国有公司中，名义上的所有者—全体人民事实上没有更换经理的提议权，经理更换的权利归政府或组织部门所有。这种制度安排的直接后果是现有经理会想方设法贿赂政府部门的官员，以利于保住白己的位置，而不是如私有公司的经理那样，努力提高公司绩效才是保住自己职位的唯一途径。由于私有公司的经理贿赂股东往往成本很高，高到无法承受，因此对私有公司而言，经理贿赂股东的情形是极少会出现的。相反，国有公司因掌握经理任命权的政府和组织部门的官员没有剩余索取权，因而变得极易贿赂。

四、结论

资本结构从表面上看是各种资金来源在企业内部形成的某种状态，但实质上，它是各种资金背后的产权主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生成的某种利益配置格局，这种利益配置格局构成了企业的治理结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治理绩效。可以说，资本结构是一个关于企业外部的产权主体索取利益控制和分享的内生化的装置。认真研究西方资本结构的治理效应理论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设、资本市场的发展、银行业的改革以及《破产法》的完善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公司融资结构的契约理论：一个综述.改革，1995(4).

[2]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张文魁.企业负债的作用和偿债保障机制的研究.经济研究，2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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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化设计内容及方法

2.1空间坐标及平面定位

由于本工程“扭转上升并内敛”的结构特点，塔楼框架钢柱每一层坐标都在变化，结构控制点坐标的定位是关键，根据设计院提供的结构坐标在CAD中放样再局部修正并导入Tekla软件中。在雨篷和裙房深化中，建筑外形呈空间扭曲造型，结构定位相当困难，只能根据建筑三维模型及幕墙预留空间找结构坐标，再进行结构布置及优化，并提交设计院审核。

2.2节点设计及优化

1)柱脚节点设计考虑到现场安装方便，增加横向固定钢板将14件直径为30mm的锚栓固定，同时也起到加强锚栓和混凝土结合力的作用，使整体受力更加可靠。2)梁柱节点设计梁柱连接采用强节点弱构件设计，环向牛腿板使整体强度更加可靠，与钢柱和钢梁全熔透焊接能有效传递弯矩、防止局部变形。梁与牛腿腹板高强螺栓连接按照抗剪等强配置，若螺栓过多无法排布可适当折减保证抗剪承载力≥600kN(设计值)。3)钢梁与混凝土剪力墙连接实际施工过程中混凝土浇筑及钢结构安装累积误差可能在10～20mm或更大。在钢梁与剪力墙连接时深化设计要充分考虑，一方面将钢梁端与剪力墙间隙设计到20mm，另一方面连接板在加工时再留20mm余量，现场安装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切割，此方法可避免扩孔，保证高强螺栓有效传力。4)屈曲支撑节点设计屈曲支撑节点设计时节点承载力应大于屈曲支撑的极限承载力，以保证强节点的要求。屈曲约束支撑与框架结构铰接，因此节点构造应减小转动刚度，尽量减少二次弯矩。根据建筑外观的要求，节点采用销轴连接方式。5)椭圆Y形柱节点设计椭圆Y形柱作为转换构件，必须提供更直接、更有效的传力方式。深化时对原设计的节点做了一些优化:将变截面管的上端尺寸增大，这样分叉的两圆管柱间就有足够的间隙，并取消原设计的现场焊缝，将现场焊缝移至上一层楼面以上。优化后的节点可以避免焊缝集中、方便混凝土浇筑、传力简洁、加工制作简单。

2.3参数化节点建模

对于高层钢结构来说，一般标准层结构布置和荷载相对变化不会太大，再加上结构对称性等原因，在同一层不同位置或不同层同一位置构件截面及连接形式会相似甚至相同，可直接利用Tekla自带节点库，这会给建模工作带来很多方便。宁波中银大厦从下到上旋转内收，和以往高层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在梁柱连接上没有一个完全相同的节点。塔楼中间为混凝土核心筒，由一圈钢管混凝土柱和环向梁组成，径向梁一端连接钢柱，另一端与核心筒连接。节点主要有径向梁、环梁与钢柱的刚接节点、径向梁与核心筒埋件的铰接节点、主次梁铰接节点、主梁开孔节点。虽然节点类型不多，但是截面种类繁多，若每个节点一一放样则工作量较大。对于钢柱现场拼接节点、主梁开孔节点、钢梁吊耳码板等标准节点可以做成自定义节点。对于主次梁铰接、钢管柱与钢梁刚接等节点形式类似，只是具体节点板厚、螺栓数量不同，因此节点可以做成带参数的自定义节点。例如钢管柱与钢梁刚接节点，可以按照节点计算结果把每种截面对应的节点板厚度与螺栓大小、间距、数量、等级等信息做成文件或表格，再利用自定义节点中的函数把节点需要的信息从文件读取进去，从而生成正确的节点。也可以把节点计算的过程写成文件，通过自定义节点提供的原始数据直接算出结果返回给节点。这样大大节约了节点建模时间，且能保证准确率。

2.4图纸设计

深化设计图纸包括设计说明、布置图、构件图、零件图及各类清单。钢柱及钢梁构件图表达的内容较多，包括每个零件装配定位信息、焊缝形式及等级、零件尺寸、零件材料表等，每一项内容都需要技术人员精心、细心地编制，都需要有丰富的技术经验作为基础，技术人员设计出来的图纸必须满足工厂制作和现场安装的需要，确保图纸的准确性、完整性、适用性、可行性。

2.5材料排版

利用Tekla自身优势进行材料排版，为材料采购和工厂数控下料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有效控制了材料损耗。

2.6数字化信息技术

在进行三维建模同时将现场焊缝、工厂焊缝建入模型中，每一条焊缝有一个独立的编号，可直接生成焊接地图及焊缝报表，Tekla提供先进的数字化制造平台为高效率工厂制作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为焊接质量控制和检测提供了简单直观的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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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保险业垄断的理论分歧

在保险业，人们对垄断的看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的保险业由于多年来一直处于垄断状态，缺少应有的竞争，因此目前最紧迫的应是打破垄断，培育更多的竞争主体。显然，这种观点是受我国多年来保险市场过高的集中度影响。从1996~1998年，中国保险公司的资产、利润和保费收入仍然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和中国太平洋这四家保险机构严重倾斜。

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保险企业的总体规模过小，加入WTO后难以与外资竞争，因此应打造中国保险业的航空母舰，积极培育保险大企业，从而提高保险业的国际竞争力。这种观点在我国保险市场开始向外资开放后尤为具有影响力。

第三种观点认为，垄断结构是中国保险业的必然选择，但是保险业应根据不同性质的垄断采取不同的政策取向。垄断按其性质，可分为经济集中型垄断和行政割据型垄断。国际金融保险界的购并和重组就是经济集中型垄断的产物。

笔者认为，在我国保险市场正在逐渐向外资开放的环境下，通过适度集中几个实力雄厚、有能力与外资保险竞争的大企业，对于提高整个民族保险业水平是非常必要的。目前我国民族保险业的资本总额只有200亿元人民币，而最早进入我国保险市场的美国国际保险集团的股东利益是271亿美元。至于在我国设立合资公司的德国安联与法国安盛保险公司，其股东利益分别是261亿美元和150亿美元，实力悬殊可见一斑。

2我国目前保险业的现状及其发展障碍

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保险业相比，我国保险公司无论是资金实力和创新能力，人员素质和投资水平，都存在相当明显的差距。1998年底，中国的保险深度为1.57%,居世界第55位；保险密度为12美元，居世界第60位。就保险公司而言，中国保费最高的是中国人寿保险公司，1998年其保费收入为人民币530亿元，最少的公司年保费收入不到1亿元。我国保险业整体水平落后的主要原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目前我国保险业实行的仍是粗放型经营方式

集中表现为公司的业务发展以单纯追求保费高速增长，市场份额的扩大为中心。整个公司经营业务活动表现出以下特点：展业方式的粗放型；保单设计的粗放型；公司内部管理的粗放型。

2．2保险机构数量过少，缺乏足够的市场主体

真正在全国县级以上地区都设有保险分支机构的只有中国人保公司一家。在大多数的中小城市，中保公司都是一支独秀，没有竞争对手。相对于巨大的中国市场而言，保险机构的缺乏，导致竞争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难以形成合理的市场结构，市场垄断成分过高。如1998年，中国人保、中国人寿、太保、平保4家公司的市场占有率高达97%以上，特别是中国人保和中国人寿的市场份额十分突出。中国人保的保费收入占全国产险保费收入的80.38%，中国人寿的保费收入占全国寿险保费总收入的77.63%。

2．3保险市场体系不完善

一个健全的保险市场应由保险人、再保险人、投保人与保险中介人共同组成。但目前存在以下问题：

（1）我国的保险中介形式发展不健全，中介经营主体稀缺。我国人和经纪人队伍的建设已逐渐规范，但缺乏专门的保险经纪公司，独立、中立的评估组织还属凤毛麟角。

（2）再保险市场不成熟。尽管保险法中对法定分保的有关规定，为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在法定分保业务之外的商业分保方面，中国再保险业却要面对国际上异常激烈的竞争。从总体上看，中国再保险有限公司的责任准备金1998年为85亿元人民币，与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的300多亿美元和瑞士再保险公司的100亿元美元相比，难以承受巨大风险。

2．4保险资金的运用率低

国内保险业恢复后，我国保险公司一直是沿着“重负债、轻资产”的发展轨道前进，展业始终是保险公司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保险资金的运用却往往排不上公司的中心工作。随着保险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的加剧，承保责任的日益广泛，保险公司从直接承保业务中获得利润的空间越来越窄。同时，自1996年以来，我国又连续7次降息，这不仅封死了保险公司通过银行存款获取“利益差”的渠道，而且使保险公司的经营处于一种利率倒挂的境地。目前，这一潜在危机之所以未暴露出来，是由于我国保费收入的增长率较高，当期保费收入远远大于当期给付支出。但从长远看，这必将损害投保人的利益。

3寻求发展，中国保险业也必须建立垄断结构

3．1是我国应对国际经济一体化，提高保险业竞争力的必要之举

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进程在加快，我国加入WTO后，在不长时间内无可选择的要融入这一进程。而发达国家保险业已经完成了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转变，并越来越向“全能型”、“多功能”保险公司以至金融集团的方向发展。这些大集团、大公司以其规模优势和多元化经营优势，在制度创新、产品创新、高新技术的应用等方面有更大的开拓空间。他们可以涉足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即可以在市场上间接投资，又可以在市场上直接投资，资金运用渠道也比较宽泛，能更好适应市场竞争和客户需要。

3．2是节约与合理配置我国保险资源的客观要求

垄断结构对于保险资源优化配置的微观效应，主要是通过生产效率的提高、市场交易费用的节约和技术创新的提高等实现的，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从垄断企业能够更好地投资、扩大企业规模和加快技术进步，从而降低成本、改进产品质量和推动技术进步的观点看，它的确有一定优势。”其实，垄断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宏观效应也是明显的：首先，垄断结构与经济快速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其次，垄断结构还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均衡化；第三，垄断也有稳定价格的功效。研究表明，垄断部门的产品价格往往具有刚性特点。在经济衰退时期，其价格降幅较小，而在经济扩张时期，其价格涨幅也较小。因此在保险资源比较稀缺的情况下，建立少数大公司为主、大小公司并存的保险垄断性市场结构，就能较好解决低层次扩张、低效益竞争的问题。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有效地利用和最合理地配置，无论是微观方面还是宏观方面，都会比规模小、公司多的竞争性市场结构的效率高得多，效应也大得多。

3．3是加强国家金融宏观调控的需要

保险业走向垄断结构，必定使保险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保险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形成若干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保险机构或金融集团，必然对金融保险市场的稳定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提高国家对金融运行的控制力和国家的金融安全。政府需要把各微观金融主体的活动纳入宏观有序的轨道上，进行有效地宏观调控。但政府在不可能面对一个个企业实施具体管理的情况下，可以借助垄断组织的体系和作用。政府通过与垄断体系的核心企业联系、协商，制定发展计划，并由这些核心企业组织实施，在垄断企业内部通过层层分解下达，将会保证政府计划的落实和完成。这样政府只需掌握为数不多的保险垄断体系的核心企业就可以有效地扩散对保险业的调控效果。

4进一步完善保险立法及拓宽保险市场的基本对策

随着我国保险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加入WTO进程的加快，现有的保险法律法规在许多方面已经明显不适应发展要求。为此，我们要及时修改和充实现行的保险法律体系，尽快形成一套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惯例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为保险公司依法经营、保险业监管部门依法监管创造条件。当前，我们要依据保险市场开放的现状、加入WTO后外资保险机构的设立和经营情况、国际保险监管趋势的变化，抓紧修订《保险法》，并尽快修改制定与之相配套的法律和法规，全面清理与WTO基本原则和对外承诺不相符的内容，充分发挥保险法律的引导和保障作用，为保险业健康发展提供一个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

另外，通过以下对策拓宽保险市场，更有利于发展中国的保险业：

（1）保险公司在自己的行业和市场中的地位,最终都是通过自身的研发能力而确立的。国际投资金融集团公司一般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对研发方面的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而这正是中方所欠缺的。有关人士指出,目前外资保险公司已经在研究领域下工夫。如果我们的保险公司不及时认清发展趋势，改变粗放式经营方式,就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外资保险产品和人才的不断本土化而逐步地退出对市场的占领。因此，中方保险公司应下大力气用于保险经营、保险管理及保险产品的研发上。

（2）国有保险公司占有6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我国保险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存在的体制落后、机制不活、偿付能力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国有保险公司的健康发展。年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对国有保险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革的方向。各国有保险公司为股份制改革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分别制定了股份制改革的初步方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还提出了重组改制上市的整体方案。国有保险公司重组改制上市，有利于吸收外资和社会资金参股，实现股权多元化；有利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提高竞争能力。

（3）随着我国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保险资金运用的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04年9月底,全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达5134.6亿元，据预测，到2005年我国保险业可运用资金将超过1万亿元。近年来，保险资金运用渠道逐步拓宽，如允许保险公司购买中央企业债券、参与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国债回购、投资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大额协议存款等。刚刚公布的新《保险法》对原有的资金运用的禁止性规定作了适当修改，盼望了多年的保险资金直接入市问题终于迎来政策曙光。

篇（10）

（一）产业结构的内部构造及其共同演化趋势

相关的理论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归纳，主要包括由欧美学者从广义的两种方法出发提出的两类不同理论模型。一种方法是使用若干国家间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统计分析上确认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某些普遍联系；另一种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条件与经济制度相似的一批国家的历史经验，探索能够说明其结构变化过程的一些特殊理论。（注：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页。）在这两种方法基础上提出的两类模型都以单个国家为分析单位和对象，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注：对此，库兹涅茨曾有明确的说明。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页。）。影响一国结构变动的某些因素作为外部环境，即仅存在外界环境因素对国内结构变动的影响，而不存在反向作用。尽管这两类理论模型迄今仍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但始终没有突破单一国家的研究视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从第一种方法出发作了开拓性研究，该研究成果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论模型采用费希尔(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产业分类，研究了人均国民收入变动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转移趋向的内在关联。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则对工业结构演变规律和发展阶段作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在工业化进程中是持续下降的所谓“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开创了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先河，但理论模型过于简单和不够成熟。为此，西蒙·库兹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钱纳里等(1975、1986)在不断改进第一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发展了的理论模型。

西蒙·库兹涅茨从经济增长总量出发，对50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和长期历史数据作了统计回归，考察了结构变动在不同总量增长时点上的状态。此后，霍利斯·钱纳里等则更多地采用投入——产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模型，将分析样本进一步扩展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用途较为广泛的结构转变分析方法。综合起来他们的主要工作包括：1、用劳动力和产值指标等，对人均收入和三次产业变动间关系作了彻底的考察和验证；2、深入到工业和服务业内部，对其结构变动作了细致分析；3、研究了影响结构变动的三组因素，即国内需求、对外贸易和生产技术水平及其变量；4、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结构变动差异的分析中，初步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国际性传播；5、通过结构转变不同阶段中不同部门和因素对增长贡献相对重要性的研究，对结构转变作了动态分析；6、通过若干国家多部门模型的比较研究，概括出外向型、中间型和内向型三种发展模式，考察了战略、政策等因素和结构转变之间的联系等。

从广义第一种方法出发的理论研究，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标准形式”。同时，也出现了从广义第二种方法出发的一些产业结构变动的特殊理论。其中，阿瑟·刘易斯(1954)的二元结构模型和W·W·罗斯托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和主导产业理论最具影响力。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通过三个基本假定和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两大部门，研究了二元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的进程和途径。该模型在形式上虽表现为劳动力的流动，但实际上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的假设，涉及到整个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变，因而是把模型建立在更接近于现实的假设基础上的一种努力。罗斯托则以非总量的部门分析方法，试图把握住在经济成长中所依赖的一些特殊部门所起作用的动态力量。为此，不仅按技术标准提出经济成长的六阶段论，而且对推动阶段演进起决定作用的主导部门及其更替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在产业间的扩散效应作了规范解释。此外，罗斯托曾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命题。例如，已从另外角度意识到并主张，研究单位应由国家改为相互关联的贸易地区，并放到世界经济整体中去加以考察。（注：G·M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欧美学者提出的两类理论模型，尽管各自理论研究的思路和侧重的角度不同，但他们研究的基本倾向和主线从总体上看是一致的，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都以若干国家为分析样本，通过国别间比较研究，考察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标准形式和共同演化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两类模型在实际应用时可以互补、而非对立物。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

欧美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及提出的理论模型具有一般意义，形成该研究领域的主流。但作为应用经济理论，各国在实践中会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概括。战后以来，一些日本学者除了对欧美学者提出的有关理论模型作出修正和补充（盐野谷裕一，1966）以外，立足日本国情，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产业结构理论。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动态比较费用论”，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后起国的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其产品的比较成本是可以转化的，原来处于劣势的产品有可能转化为优势产品，即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由于该理论毕竟与国际贸易理论密切相关，因而只能成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起点。特别是在实践中，具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一些日本学者提出各种理论假设和模型，（注：例如，佐贯利雄(1981)曾提出“战略产业领先增长论”等，参见：佐贯利雄：《产业结构》，日本经济新闻社1981年版，第25页。）其中最著名的是赤松要等人提出的产业发展“雁行形态论”。

赤松要(1936、1957、1965)在战前研究日本棉纺工业史后提出“雁行形态论”最初的基本模型，战后与小岛清(1973)等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该理论假说，用三个相联系的模型阐明其完整内容。模型1（基本型）：后起国特定产业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三个阶段构成。即：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后又扩展为五阶段，加上“成熟”和“返进口”两个阶段）；模型2（变型Ⅰ）：国内各产业生命周期均经过上述各阶段，但次序由消费资料生产转向生产资料生产，或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进而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模型3（变型Ⅱ）：随比较优势动态变化，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国际间出现产业转移，东亚的后起国追赶先行国进程具有“雁行模式”的特征。但“雁行模式”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当条件发生变化时，该模式也将转换。即这一模式可以说明过去，不一定能说明将来；可以适用于东亚中小国家和地区，但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大国。（注：汪斌：《东亚国际分工的发展与21世纪的新产业发展模式》，《亚太经济》，1998年第7期。）

关满博(1993)提出产业的“技术群体结构”概念和构建了一个三角型模型，并用该模型分别对日本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技术结构作了比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应放弃从明治维新后经百余年奋斗形成的“齐全型产业结构”，必须促使东亚形成网络型国际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中对其产业进行调整才能保持领先地位。

日本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实际上触及到东亚区域产业结构循环演进问题，并已明确意识到一国产业结构变动与所在国际区域的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但仍以单个国家为立足点，仅涉及国际区域的一个特例，没有上升到一般理论。

（三）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结构关联机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集团化的浪潮势不可挡，国际间产业结构变动的相互波及和关联日趋密切，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运行中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方式相互间资源配置重组和整合的步伐加快。因此，学术界在对产业结构研究中，也逐步将国际间产业关联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探索。

关于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机制的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证研究两条线展开。前者从本国和周边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联系，以及从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动趋向，研究本国应有的产业发展战略与对策（北村好子，1995）。后者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技术进行度量，主要可分为两类：1.用贸易结合度和相互依存度系数等进行定量分析（渡＠①利夫1991）；2.将国际投入产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例如，依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研制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IDXT1975、1985、1990)分析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状况（佐野敬夫等1998）。迄今为止，各种结构联结模型主要通过贸易联接完成的。虽然注意到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相互间的关联，但主要考虑产业结构演进的国际性波及由一国向另一国的单向传导。因而仍是立足单一国家视角来考察各国产业结构间关联。

二、立足全球视角研究当代产业结构的思考

欧美和日本的学者对产业结构的研究，包括近年对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互动的探讨，反映了学术界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轨迹。但本文认为，这些研究都还没有脱离原有的思维框架和传统的视角。

首先，现有的产业结构研究对处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经济的本质性、飞跃性的变化缺乏深刻的认识。这种本质性变化表现为全球经济的“板块结构”已成为可感知的一个个群体，形成以一定的大致毗邻成片的地域范围为基础，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一个个巨大的跨国经济实体。因为，世界经济的现实运行主体，在局部区域已是二元的，即民族国家经济体和国际区域经济体并存。整体上由原来倚重自然资源和制造业的国别型世界经济正在向倚重信息资源和服务业的全球和区域型世界经济过渡。这种本质性的变化源于国与国之间产业结构演进中相互联接关系的演变。与历史对比，联接关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联接强度上大大增强和联接形式的多样化，还在于联接拓扑结构的日趋复杂化。联接关系的变化导致作为研究对象的边界不断扩张。因此，单纯从国别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经济系统的时代特征，客观上要求立足全球视角，从新的切入点来研究当代产业结构。

其次，目前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仍没脱离传统经济学中线性的、平面的思维方式。或是将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直接作为对象，从一开始就研究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化及趋势。由于缺少一个中间环节，因而无法将现实大系统作为一个多元、多层次、多侧面、复杂的立体结构来深入地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或是立足于单个国家层面，考察与周边国家的结构互动关系，但通常将其他国家等同于环境处理，最终停留于浅层次的对策研究，缺少综合性、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定量化分析。此外，部分研究成果虽已触及到国与国产业结构间的联接关系，采用各种定量分析技术进行验证，但在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下往往集中于贸易联接机制的分析。在现实中，除了贸易联接机制外，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和经济周期等作为联接机制，各自通过错综复杂的渠道发生着各具特点的联接作用。特别是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联接作用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均已超过贸易的联接作用，成为各国产业结构相互关联的核心驱动力量。因此，各国产业结构间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理应纳入研究的视野。

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虽然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不仅与域内周边国家的结构变动联为一体、互动演进，而且也和域外各国的产业结构处于相互波及、互动演化中，但由于与全球化并行的区域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结构呈“板块”状格局等，各种联接机制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内部化趋向，因而往往使处在同一区域的各国产业结构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相互依存、互相联接的关系。因此，立足全球视角，运用整体主义的系统研究方法，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口。从该切入点入手，概括而言，在一般理论的研究框架上至少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定义、特征和封闭条件假设下的理论与度量方法研究。确立新的切入点或对象后首先对其定义及特征作出界定，是研究的基础。立足全球视角，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可定义为：地域空间上相邻或相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国家产业结构体的集合。它既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也是一个集合概念，至少具有相对性或非完整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整体性这四大基本特征。现实中的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既是一个开放系统，又是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可运用抽象法暂且将其作为一个封闭系统来处理。通过构建封闭式的理论模型来研究国际区域内务国（地区）产业结构相互关联成整体的成长及其内在运行机理。包括其整体性成长的实质、动因、机制和整体内部的矛盾性等。度量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必须采用新的分析工具，目前，可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或计量经济模型作为分析技术的出发点，但需在贸易联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其它重要联接机制的度量方法和模型。

2.国际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关联机制分类及其动态变化研究。现实中的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是由各个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及其关联机制，在相互波及、互相联接中构成的。因此，理论研究需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由封闭系统转向开放系统，对结构关联机制分类及动态变化进行考察，这是立足全球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关键。需要对各种联接机制从国际区域间立体、多向幅射和多边反馈角度，分门别类地研究其各自的联接特点和传导规律，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空间上的变化。同时，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的复杂性往往表现为系统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结构间关联强度和关联模式也同样处于动态演变中，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出现跳跃式突变状态，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时间上的变化。此外，在现实中，由于形成产业结构间互动关系的联接机制较多，因而渠道复杂，各种联接机制交互作用，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机制体系。鉴于跨国公司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在研究形成国际区域间结构互动关系的各种联接机制及其相互关系时，需要对其加以充分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3.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分类及演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在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存在着各具特征的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作为一个个相对的整体，需分类研究并揭示各自的演化模式。这里的演化模式是指，特定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相互关联中体现的整体演进的形式或表现出具有某种共性的演进方式。鉴于各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方式的复杂性，可选择若干典型国际区域（如东亚、北美和西欧），采用静态和动态的具体分析方法，对某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整体存在的稳定性特征和变动性特征及变动趋向作出细致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概括。然后把静态和动态分析分别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研究其相互关系，综合归纳出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体系各自相异的演化模式及其特征。

4.结构变动与当代国际分工发展研究。产业结构的变动往往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中，某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是在参与区域国际分工中才相互联接形成整体性演进，各区域产业结构在整体性演进中表现出不同的演化模式，实际上反映了全球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各区域分工子体系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当代全球国际分工体系并非是一个平面结构，而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交叉叠加的复杂的立体结构，需要对此作出系统、全面的研究。以往的产业结构研究由于没有深入到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内部不同的层次和侧面，因而相联系的国际分工研究缺少系统性和综合性。各种研究往往关注不同的侧面，其成果可以解释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某一层次或侧面，然而适用范围不广，自然也难以真正认识本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准确位置。

5.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和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研究。以往的产业政策一般以本国产业为对象，通常更多地考虑对本国结构调整及预期，而没有顾及国外政府可能做出的反应与调整对本国产业结构运行和政策执行结果的反向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产业结构的互联、互动强化，直接导致了一国产业政策对内作用弱化，对外作用强化的质变，使产业政策以国际产业政策方式实施，其核心在于协调。事实上，当今某些国际区域经济的整合程度已相当高，因而政策更由本国独立制定，并以本国产业为主要对象，但其政策制定基础和政策实施效果的地域空间范围，已超出本国地理边界，外延扩大到与本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国际区域或周边国家。目前，虽对制定国际产业政策进行了初步探讨（齐东平，2000），但对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还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因此，需深入研究多国、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的特点、规律和动态博弈过程，以及全球化时代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实施方式。

篇（11）

一、重要性和必要性

经营性投资项目资本金(以下称”企业资本金”)是指在投资项目总投资中，由投资者认缴的出资额，对投资项目来说是非债务性资金，项目法人(企业)不承担这部分资金的任何利息和债务;投资者可按其出资的比例依法享有所有者权益，也可转让其出资，但不得以任何方式抽回。它是企业作为法人存在和从事任何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是决定企业偿债能力、承担债务风险的最低限度的担保，也是联结投资者原始产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权的物质载体，所以，投资项目即设立企业必须要有一定数额的资本金。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资本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也可以说是自有资本(资本金)和负债资本的对比关系。从财务融资理论来看，50年代以来，资本结构一直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三大主题(资本结构、投资预算、股利政策)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本结构作为企业的价值构成，隐含着企业一系列结构问题，是企业预期收益——资金成本——财务杠杆——筹资风险——产权分布——筹资时间——筹资空间等系统综合概括的结果。资本结构的确定是企业的在筹资中财务杠杆、筹资成本与筹资风险等各要素之间寻求一种合理的均衡。资本结构合理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偿债和再筹资能力，决定企业未来盈利能力，因而成为企业财务形象的重要指标。

从企业资本金和资本结构概念的阐述中可以看出，资本金是形成企业资本结构的基础，资本金比例是决定资本结构的最重要因素。反过来也可以说，最优资本结构的确定是最佳资本金比例确定的重要依据。无论如何，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从企业财务状况、经济效益出发，采用科学的测算方法，对与资本结构相关的诸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确定和选择企业最优资本结构，并始终使企业的资本结构保持最适当的状态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二、原则和方法

现有的判断和衡量企业资本结构是否最优的基本定量标准或方法各有长短、各有侧重，都无法建立描绘一种能使财务杠杆利益、财务风险、筹资成本、企业价值等之间实现最优均衡的资本结构模式。当然，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它受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为此，只能按照国家关于资本金比例的有关规定，就同资本结构相关的诸因素以及相互关系进行定性分析，探讨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的一些定性原则和方法。

国家关于资本金比例的有关规定。国务院(国发1996.35号文)规定，投资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的比例，根据不同行业和项目的经济效益等因素确定。具体内容如下:交通运输、煤炭项目，资本金比例为35%以上;钢铁、邮电、化肥项目，资本金比例为25%及以上;电力、机电、建材、化工.、石油加工、有色、轻工、纺织、商贸及其他行业的项目，资本金比例为20%及以上。投资项目资本金的具体比例，由项目审批单位根据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以及银行贷款意愿和评估意见等情况，在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时核定。项目审批单位和银行，以及工程咨询单位和企业确定资本金比例及结构可遵循的一些原则和方法。主要考虑:企业内部因素。企业未来销售的成长率和稳定性。企业未来的销售状况是确定资本结构的重要因素。如果企业的销售成长快，必然产生较多的现金流量，对投资者，无论是股权投资者还是债权投资者都具有深刻的吸引力，企业追加筹资都比较容易。对于销售成长率很高的企业一般就可以确定较高的资产负债率，但是不能忽视销售增长的稳定性。如果企业的销售稳定，则可以较多地负担固定的债务费用;如果销售有周期性，则负担固定的债务费用不易把握，将冒较大的风险。企业投资项目性质和生产技术配套能力与结构。确定和保持合理的筹资来源结构，应从投资项目的建设周期、现金流量和企业自身实际生产经营能力、技术状况出发。投资项目建设周期短、现金净流量多，生产经营状况好，产品适销对路，资金周转快，资产负债比率可以适当高一些，并可提高短期资金来源的比例;而那些存货积压严重，资金周转缓慢的企业，确定高的资产负债比率是危险的。另外，一般来说，产品结构比较单一的企业，自有资本的比例应大一些，因为这类企业内部融通资金的选择余地较小。相反，产品结构多样化的企业，因内部融通资金的余地较大，应适当提高资产负债比率。企业获利水平与股利政策。获利能力越大，财务状况越好，变现能力越强的企业，就越有能力负担财务上风险。因而，随着企业变现力、财务状况和获利能力的增进，举债融资就越有吸引力。企业的股利政策其实也是一种融资政策。

在西方财务理论的研究中，往往把资本结构股利政策结合起来分析，不同的股利政策下可以确定不同的资本结构。如实施高股利政策和剩余股利政策，就应该与较高的负债经营相匹配。低股利政策和不规则股利政策下应该慎重推行风险较高的资本结构。资金使用结构。合理确定企业的资本结构还要考虑企业资金使用结构，重点是企业流动资产与固定资产的数量关系，因为固定资产的变现性比流动资产的变现性要差得多。同时也不能忽视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的结构比率，有些时候，无形资产不能成为负债经营和筹集长期资金的物资担保。管理人员对企业权力和风险的态度。如果管理人员不愿使公司的控制权稀释，则可能不愿增发新股票，而尽量采用债务融资。如果管理人员讨厌风险，那么，可能较少利用财务杠杆，尽量减少债务资金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