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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治理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23 15: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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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治理论文

篇(1)

二、工商管理不同职能之间的关系

(一)工商管理部门管理和引导之间的关系

通常情况下,管理职能属于工商部门对企业行使的主要职能。但行使该项职能需要工商管理部门进行积极的引导,才能真正发挥职能作用。总体来说,工商部门的管理和引导之间的关系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工商管理部门需要引导所管理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按照正确的方式展开工作。此外,还要带动弱势产业共同发展,引导企业发展对当地经济具有促进作用的产业;另一方面,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将发展饱和的产业进行分流,拓展外地市场。为弱势产业积极引进资金,采取必要的政策扶持,从而促进企业的全面发展。

(二)工商管理部门管理和服务之间的关系

工商管理部门的服务主要体现在对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服务对象主要是处于困境和发展受到阻碍的企业,根据企业的需求提供对企业提供全面的服务。由此可见,工商管理部门的职能不仅是为监督企业的经营和生产状况,还需要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服务。

三、新时期我国工商管理部门在职能发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一)我国工商管理体制不够健全

管理体制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在不断发展,对工商管理体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由于我国的工商管理体制按照地区划分,很容易形成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工管理部门进行统一管理。不仅没有充分发挥工商管理的职能,还减弱了管理部门的执法力度。针对这些问题,我国相关部门应该建立健全的工商管理体制,为管理部门提供良好的标准,规范企业的工商管理行为。

(二)工商管理专业人才相对缺乏

工商管理是一项相对具有专业技术含量的工作,且涉及内容较多,需要专业的人才进行管理。然而据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的工商管理专业人才相对缺乏,尤其是中高级的工商管理人才。除此之外,很多工商管理部门在进行人才培训时,只是单一的传授书本理念,且教学内容陈旧、考查方式单一,还忽视了市场和企业发展的实际,使得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真正的将掌握的管理知识灵活运用到实际管理中。因此,针对这样的问题,工商管理部门在培训时,要改变传统的培训方式,引导管理人员区分现代的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的不同,提高工商管理人员的竞争意识,开阔他们的视野,为我国培养更多的工商管理专业人才。

(三)工商管理部门的工作执法力度不够

工商管理部门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市场和企业两方面,还是我国依法治国的直接体现。然而目前我国工商管理部门的执法力度相对薄弱,执法手段也比较缺少。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得出,工商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和强制执行权进行了分离,很大程度的削减了执法的权威性。此外,我国的很多地区都出现了地方保护现象,限制了工商管理部门的执法职能,甚至出现私自规定工商管理部门需要通过当地政府的认可才能对企业开展管理工作,这严重影响了工商管理部门的执法公正,也对我国依法治国的方针带来了不利影响。要改变现状,就需要工商管理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遵守依法行政的原则,不断提高管理人员的执法能力和工作效率,运用依法治国的方针对企业进行工商管理。

(四)工商管理部门的内部管理有待完善

工商管理部门的内部管理也是影响职能发挥的重要因素,其管理体制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管理效率。良好的内部管理体制可以协调各部门的管理工作,提高工作效率,不完善的内部管理体制会从根本上影响管理工作的开展,甚至无法发挥管理职能。我国工商管理部门的内部管理不完善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职能划分不明确和内部审计职能不健全。因此,为了完善工商管理部门的内部管理,就要根据管理范围和内容划分职能,为审计建立健全的部门职能,从而达到各司其职的效果。

篇(2)

(二)双元制教育的特点双元制教育模式在德国的职业教育中应用很广。双元制教育理论是以行动体系为中心的理论,强调行动导向的教学形式,突出能力本位,突出实践教学的主体地位,是职业教育的基础理论。双元制教育以职业能力为本位的特点,适应了现代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新要求。随着社会分工由单一工种向复合工种的转变以及技术进步导致的简单职业向综合职业的发展,势必要求未来的劳动者具有不断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能力。“双元制”教育以职业活动为核心确定课程内容和阶梯式的课程结构。阶梯式的课程结构建立在严格的专业训练基础之上,并以综合性的职业活动为核心,其包含的知识面广、深浅适度、综合性强,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双元制教育的实践课程更加突出了以职业活动为中心的特点,并且分为基础培训、专业培训和专长培训三个层次,呈阶梯式逐渐上升态势,围绕职业实践活动从泛到精、由浅入深开展,具有明显的过程属性。由于双元制的特点和优势明显,近年来“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理论领域的一个新的创新点。

二、基于双元制的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一)确定基于双元制的实践教学目标一个明确具体的实践教学目标是校企协同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先导。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学校制定的教学目标应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核心,结合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要求,以企业需求人才为导向,确定工商管理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的具体目标与质量标准。学校和企业应以学生为本,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素质提高融为一体,构建以培养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为基础、以培养创新能力为目标的实践教学体系。在具体实践教学中,学校定期组织学生到企业实践锻炼,使学生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践,从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构建基于双元制的实践教学内容实践教学内容是工商管理专业创新人才实践教学体系的中心,是实践教学目标得以实现的载体。根据实践教学目标和所需人才要求,学校联合企业,详细制订实践教学计划,企业和学校共同研讨实践教学内容。基于双元制的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内容分为基本技能训练、综合素质提升和创新能力培养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的基本技能训练是实践教学的基础环节,主要培养学生基本专业技能。学校根据计划组织学生定期到企业进行参观,同时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第二部分的综合素质提升是在全面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基础上,使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环节相互融合,在提升专业实践能力的同时增强专业意识,从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第三部分的创新能力训练是对工商管理专业学生专业技能的完善和提升,在专业素质训练和专业技能训练的基础上,掌握具体的专项技能,提高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本部分要求学生结合企业中的实际案例,解决企业各种问题,从而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热情,进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所以,在学校和企业的协同作用下,把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贯穿于所有的实践教学活动,以学生的基本能力训练为基础,以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为核心,将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作为主线,构建“基本”“专业”“综合”的“三段递进”式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将学生的实践锻炼和创新能力培养深度融合,逐渐使学生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进而形成创新能力。

篇(3)

一、内部控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回溯

20世纪40年代以后,内部控制实践与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突飞猛进的发展,内部控制完成了其主体内容的构建,其各项构成要素和控制措施也零星可见,散布于企业各项管理制度和实务中,但未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把内部控制当作管理的附属。1949年美国会计师协会的审计程序委员会在《内部控制,一种协调制度要素及其对管理当局和独立注册会计师的重要性》的特别报告中,承认内部控制超越了与财务部门直接相关的事项。1958年10月,该委员会的第29号审计程序公告《独立审计人员评价内部控制的范围》,对内部控制的定义重新进行了表述,将内部控制划分为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两类。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内部控制理论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西方学术界在对内部控制理论进行研究时,亦已认识到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的不可分割性和相互联系性,但重点逐步从一般含义向具体内容深化。这一变化的标志是1988年4月AICPA的《审计准则公告第55号》,规定从1990年1月起以文告取代1972年的《审计准则公告第1号》。该公告的颁布和实施是内部控制理论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它首次以“内部控制结构”一词代替原有的“内部控制”。指出:“企业的内部控制结构包括为提供企业特定目标的合理保证而建立的各种政策和程序。”并明确解释了内部控制结构的三要素,即控制环境、会计制度、控制程序及它们的具体内容。20世纪90年代后,由美国会计学会、注册会计师协会、国际内部审计人员协会等组织参与的“发起组织委员会”(简称为COSO)报告《内部控制———整体框架》。1996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审计准则公告第78号》,全面接受COSO报告的内容,并从1997年1月起取代1988年的《审计准则公告第55号》。公告中指出内部控制是由一个企业董事会、管理阶层和其他人员实现的过程。旨在为实现经营的效果和效率、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符合适用的法律和法规等目标提供保证。将内部控制结构分为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5个要素。

纵观内部控制的产生和发展历史轨迹,其理论和概念的演变就本质而言,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形成阶段和发展与完善阶段。20世纪80年代前,人们对内部控制的认识源于内部牵制的理论假设,这一阶段的特点为:在企业内部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内部控制措施、程序和方法,基本上形成了业务处理程序化、业务分工标准化、企业员工间协作与制约制度化,以及与经营目标关联化的理论格局。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理论在于以内部会计控制为主,重点集中在如何防弊纠错上,使内部控制在面对企业管理实际时显得过于消极和狭窄。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系统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影响,以及90年代信息产业和高风险行业兴起的冲击,学术界对内部控制的研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内部控制结构和内部控制整体框架两种观点。虽然二者存在有一定的差异,但这一阶段的理论特点则反映了人们对内部控制研究重点的转移,即逐步从一般向具体深化,并将内部控制“要素化”,体现了内部控制源于管理阶层的经营方式与管理过程相结合的特点。

二、内部控制理论形成与发展的根源

(一)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等自然科学理论是企业内部控制建立的方法论

20世纪40年代起,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生产技术的空前提高,其结果导致了生产迅速增长。一方面跨国公司大量涌现,形成了跨越地域的经济垄断集团;另一方面,由于企业规模扩大,内部职能部门增加,更需要从企业内部进行协调,以达到节约资源、防止差错和舞弊、提高经营效率等经营目标。因此,在客观上要求企业建立包括组织机构、业务程序等在内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机制。而此时的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等自然科学的形成恰好为内部控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支持。就控制论而言,它是一种研究由各种耦合元素组成的系统的调节和控制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尤其是以研究系统和经济过程如何发挥其功能、如何控制经济过程为目的的经济控制论,成为内部控制的理论依据之一。这是因为内部控制理论在研究每个具体组织的内部经营管理过程,研究每个单位如何发挥它们应有的管理功能及如何对管理过程进行有效调节和控制时所设立的自我调节、自我控制机制和控制的方法与手段,正是依照控制论的一般原理。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信息论也是内部控制的理论基础。从信息论的角度分析,控制实质上就是一个通过收集、筛选、加工、传输的信息反馈的过程,以指导物流和资金流,按预定目标运行的有效调控机制,其中信息是控制的源泉和依据。它的真实性、及时性是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键因素之一。系统论的诞生,不仅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结出了累累硕果,而且给人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引起了管理方式的巨大变化。依照这一理论观点,把企业当作一个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若干要素组成的系统,而内部控制则是这一管理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二)委托理论是内部控制理论发展和完善的内在根源

按委托理论涉及的领域来分析,它主要研究企业内部的一种契约关系。在这种契约下,人根据委托人的委托,在其授权范围内,以人的名义进行相应的活动。从这一理论形成的现实背景可以看出,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企业从个体业主形式转向合伙制,最后变成公司制形式,是委托———这一问题产生的源头;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资本高度聚集和经营职能的高度专业化为其产生创造了条件;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投资主体多元化,以及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是该理论最终形成的内在原因。从企业总体发展的趋势及实际运行的效果来看,公司制企业是一种最高的企业组织形式,即,投资人或股东将企业资产的经营活动权交由经营管理阶层承担,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特别是它们与控制权的分离,使委托———关系存在成为必然。可见,企业作为一张由各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契约组织,是多种委托———关系的集合,为使企业持续稳定地发展下去,建立健全一个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是解决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内部机理。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实践也证实了委托理论是其发展和完善的内在根源。

(三)审计方法的改变和审计人员法律责任的增强是内部控制理论发展的推进器

在审计发展的初期,审计方法主要采取详细审查,详细检查企业全部会计凭证,计算复核所有账户余额,进行账证、账账核对。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日益扩大,业务活动日趋繁杂,无疑于对传统的审计方法形成了极大的挑战,因此抽样审计的方法便应运而生。抽样审计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益增加的审计任务带来的难以进行详细审计的问题,但却带来了由于审计人员主观判断而形成的审计结论可信度下降的现实情况。另外,如前所述,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净资产的拥有者(投资者和债权人)迫切要求企业管理阶层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为此,许多国家从法律法规的层面上来督促企业外部审计人员更加注重内部控制的审查,一系列案件的发生和有关法令的颁布,在增强审计人员法律责任的同时,也使企业注重自身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以尽量避免注册会计师拒绝接受委托审计或提出保留性的审计意见。

(四)政府是内部控制发展的主要推动者

从内部控制发展的实际情况看,之所以如此迅速,除企业内部管理要求的一系列因素外,政府是推动其发展的一种主要外部力量。20世纪70至80年代,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动内部控制的实施。如1977年的《反国外行贿法案》中规定了每个企业应建立内部控制制度;针对80年代美国出现的一些舞弊性财务报告和企业“突发”破产事件,招致了国会一些议员对财务报告制度提出了质疑,其中所关注之一,是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的恰当性。为此,成立了“反对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标之一,就是增加内部控制标准和指南,其工作成果就是著名的COSO报告。从报告的内容来看,既对以往内部控制定义进行了修正,又为设计更广泛的内部控制系统提供了指南。我国政府于1996年12月,由财政部了《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9号———内部控制和审计风险》,以及1997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等一系列规定和通知,在推动企业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实践的同时,也大大地推动了内部控制理论发展和完善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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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水澎,陈汉文,邵贤弟。论改进我国企业内部控制[J].会计研究,2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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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晓蓉。我国内部控制理论与实践探讨[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7)。

篇(4)

纵观高职院校工商管理类专业,既有传统专业,也有符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型专业,但总归来说,与本科院校的专业设置基本相似。虽然当前对高职工商管理类专业学生的培养越来越重视应用性和实践性,但由于各院校培养的毕业生基本相似,专业特色不明显,高职学生在就业时,受到地方院校品牌的影响,与名牌大学相关专业的毕业生相比,还是处于弱势,缺乏竞争力。

1.2课程设置以专业课为主,教学过程以课堂理论讲授为主

高职工商管理类专业课程设置应体现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为根本任务,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虽然当前高职教育越来越重视“能力本位”,在教学中除了注重理论教学外,也有意识有计划的加大实践教学环节,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课程设置还是以专业理论课为主,教学过程也还是以课堂理论讲授为主。

1.3高职工商管理类专业缺乏对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

高职工商管理类专业相对本科院校来说,缺乏专业特色,学校相对来说比较重视职业技能的培养,而对于企业比较看重的,比如诚信、合作精神、创新品质等职业道德、职业意识类非专业职业素养,往往学校的教育比较缺乏。

2、高职工商管理类专业学生职业素养的现状

素养是人通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在某一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它是一个后天的教化和培养的动态过程。职业素养是指职业人在职场立足和发展应具备的综合素质能力。专业技能是必需的,但很多时候职业素养往往在职场上能起到关键作用。相关部门调查数据显示,对于高职工商管理类专业毕业生基础知识方面,受用人单位重视的知识的前几位分别是:管理学、思想道德修养、计算机基础、英语、经济学、基础会计和、财务管理。企业重视的高职工商管理类专业毕业生的素质包括:良好的协调和沟通能力、吃苦耐劳奉献精神、团结友爱团队合作精神等、自学能力、领悟与反应能力、创新能力,道德品质高尚和独立工作能力等。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出,企业对于高职学生选择中,越来越看重学生的职业素养。当前,高职工商管理类专业学生的职业素养问题主要表现为:

2.1职业意识淡薄。

高职教育属于高等教育,也是一种职业教育,一切教学工作应该是以培养学生相应领域所需要的能力为出发点,以学生就业为导向。高职工商管理类专业由于专业特色不突出,教学环节中还是理论教学居多,学生进入学校后,缺乏对企业的感性认识,对职业岗位的认识、理解和适应滞后,职业意识不强。

2.2职业发展方向模糊。

高职工商管理类专业学生大多数没有自己的职业规划,对自己将来从事什么职业、进入什么样的公司也没有自己的想法,更不多说中长期目标。部分学生甚至临近毕业,都没有想清楚自己要去什么样的企业,只是走一步算一步。在当前,每年高校毕业生数量如此多的大环境下,大学生普遍就业比较困难,高职工商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大多也选择了“先就业再择业”。

2.3职业适应能力差。

高职工商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很多毕业后行业适应能力差,吃苦意思弱,频繁跳槽。高职工商管理类学生应具备的特质之一就是对岗位的适应力和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企业对这类专业学生比较重视的素质之一。不少学生由于缺乏职业认识和体验,缺乏综合素质的培养,进入一个行业后,不能较快适应岗位,更不能应对工作内容的变化。

2.4交流合作意识不强。

高职工商管理类专业的很多岗位需要从业者具有交流、合作的意识,服务意识,团队分工协作意识,但我们的学生很多在学校由于参与集体活动不多,加上很多又是独生子女,成长环境相对独立,缺乏与别人交流合作的能力。

2.5创新精神缺乏。

高职工商管理类专业学生在校学习三年,虽然经过教学改革,越来越重视教学的应用性和实践性,但是大部分还是以理论教学为基础,教学空间较为封闭,教学方法较为僵化,学生在这种环境中也相应的缺乏创新精神。由于学生在学校里没有进行创新、创意的探索,在工作中也很难有创新的工作方法。总体来说,高职工商管理类专业由于专业优势不突出,高校在着重培养学生职业技能的同时更应注重非专业的职业素养的养成。

3、高职工商管理类专业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

高职工商管理类专业学生职业素养的缺失,究其原因主要集中在培养目标定位层面、课程设置层面、实践技能训练和校园文化建设层面。高职工商管理专业学生职业素养的提高必须从专业建设层面入手,同时,高职院校应多增加培育学生职业素养的有效载体,让学生能多渠道地参与到具有职业内涵和特色的各类活动中去,对职业、职场有必要的了解和体验,从而提升自身职业素养。

3.1准确定位培养目标

高职工商管理类专业培养目标的定位应该准确,这直接关系到所培养人才的质量。高职教育应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高职工商管理类专业的培养目标应定位在培养适应现代管理需要的,具备从事管理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直接面向生产第一线的应用型管理人才。这样定位既使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区别于本科生,又有利于培养以实践性、职业性为取向的管理人才。

3.2优化课程体系结构

高职教育应以就业为导向,学生除了专业学习以外,还应该包括职业素养培养。基于这个基本的认识,高职工商管理类专业学生的培养,除了个体智力与能力的培养外,还要提升和重建学生的职业世界,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内在的、隐性的职业素养。因此,课程体系设置中,应体现高职学生的基本职业素养的培养和开发。除了现有的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等零星课程以外,应开设专门的职业素养课程,向学生完整的呈现职业素养知识体系,包括大学生职业素养、高职生职业生涯规划、高职生职业指导、创新思维等。另外,高职院校应把人文课程作为选修课来丰富、发展校园文化活动,推动文明和谐的校园建设,比如文学、书法、音乐等,从而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和培养良好的个性心理素养。除了人文社科课程体现职业素养外,高职工商管理类专业课程也应体现职业素养,把职业素养纳入到教学计划当中,在理论课程和实训课程的教学中得以体现。

3.3结合实践技能训练

高职教育中的实践技能训练一直都是比较重视的环节。作为工商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大都要求其具有较强的开拓创新能力、应变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说服能力,这些能力素质往往需要大量的实践环节和实习工作加以锻炼和培养。而企业所更看重的学生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团队合作意识等也能在实践技能训练环节中很好的培养起来。高等职业教育中的实践技能训练教学同时也是对学生进行职业素养培养的核心环节。所以,高职工商管理类专业除了注重专业理论教学外,也应加大了实践教学环节的力度。高职工商管理类专业的实践教学环节应该包括:课程实训、模拟实训、综合实训、毕业实习和职业资格证书等。

篇(5)

近年来,关于公司治理和企业成长的关系受到学界重视。有学者认为,公司治理已成为一个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成为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熊波,陈柳,2006)。另有学者指出:“特别对于上市公司来说,企业成长与其资本结构和企业运行信息披露程度密切相关,因为企业通过信息的披露可以减少投资者的信息搜寻成本,从而拓宽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成本,使得企业的资本结构趋于合理化,这样就促进企业快速健康成长。”(乌仔爱其,贾生华,2002)

由此可见,理论界虽然对公司治理和企业成长的一般性问题有所论述,但是,针对特定省份分析公司治理与企业成长关系的文章还比较少。本文以河南省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双汇发展和宇通客车的上市公司的发展历程,论述了公司治理与企业成长的相关性。

一、河南省上市公司的特点

截至2008年7月底,河南省共上市58家企业,发行59只股票,融资505.68亿元。其中:境内上市38家,融资294.75亿元;境外上市21家,融资210.72亿元护其中,境内:沪市20家,深市18家;海外:在香港上市8家,新加坡7家,美国5家,伦敦1家(注:洛阳玻璃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又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我国户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共1593家,而河南省仅38家,占2.39%,这与河南省SDP在全国排名第五的地位极不相适应。

1.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比例较大

从上市公司性质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32家,占55.2%,这反映河南省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取得不错成果;民营控股上市公司18家,占31.0%,相对民营经济发达省份,这说明河南省的民营经济还比较薄弱,还有发展潜力;外资控股上市公司8家,仅占13.8%,这说明河南省招商引资工作还需加大力度。

2.上市公司的数量与城市经济的繁荣度密切相关

从公司注册地或者主要资产所在地分析,河南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上市公司的多寡与城市经济的繁荣度成正比。郑州处于第一集团,有19家上市公司,占河南省上市公司总数的32.8%。第二集团包括洛阳、许昌、新乡、平顶山、安阳和三门峡,六市共22家上市公司占37.9%。第三集团包括焦作、南阳、信阳、漂河、商丘、开封、周口、淮阳、鹤壁、济源和驻马店,十一市共16家上市公司,特别是开封和鹤壁至今还没有公司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开封发展的相对滞后对于以郑汁洛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建设很不利,加快发展中原城市群众最弱的关键一环—开封对中原崛起至关重要。因此,省委省政府率先作出推动郑汁一体化的重大决策是很明智的。

3.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比重过大

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所处行业来看,河南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河南的工业类上市公司共50家占86.2%,其中在工业内部产业发展也不平衡,制造业上市公司共48家占工业上市公司总数的%%。值得注意的是,金属非金属加工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比重较大,占制造业上市公司的31.3%,由于这些企业很多是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这说明河南省节能减排的压力相当大。另外,食品饮料类上市公司共7家,占制造业上市公司总数的14.6%,这说明公司充分利用了河南省农业大省的优势。但是,河南没有商业类上市公司,说明河南商业公司的规模和竞争力还很欠缺,河南的中心区位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河南没有金融类上市公司,说明河南地方金融服务机构的发展还不够充分。河南有4家房地产公司在境外上市,截至2008年7月底,在我国A股市场仍没有河南房地产公司。

二、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对企业成长的意义

1.有利于上市公司改善股权结构,减少董事会盲目决策,促进企业稳定发展

如果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合理,法人机关分权制衡、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那么,上市公司能够减少决策风险,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权益,进而促进企业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反之,如果上市公司股权不合理,控股股东一股独大,法人机关形同虚设,则上市公司作出的决策可能不考虑中小股东和潜在投资者的权益,进而导致企业的成长性被扼杀在不当决策上。1999年3月,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募集资金4.248亿元。由于控股股东春都集团一股独大,所持有的股份高达62.5%,董事会五个董事中春都集团占三个,没有其他股东对其进行有效制约,这导致控股股东的任何议案几乎都可以通过。监事会形同虚设,并且上市公司和控股股东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人员、资产、财务根本没有分开,这些都为春都集团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造成了方便,最终导致春都股票的暗淡退市,春都品牌的销声匿迹。

2.有利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提升业绩,为企业成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通过考察上市公司的发展壮大,笔者发现一个企业成长公式“选取成长性良好的行业+良好管理团队十良好公司治理十募集资金十选好投资项目十提升业绩十适当分红+完善公司治理+募集更多资金十好项目+更好业绩十更多分红··…二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上市公司双汇发展的发展壮大过程就是如此。1998年双汇发展上市,募集资金3.12亿元,2001年再融资58579.56万元。再融资前几年的每股收益和分红方案如下:1998年0.39元,10送2转1;1999年0.517元,10转3;2000年0.529元,10派5。可见,双汇发展能够实现再融资与它的良好盈利能力,诱人的分红方案密不可分。据统计,截至2007年底,双汇发展7次派发现金,总派现额180462.53万元,而总融资金额89779.56万元,两者之比为2.01,在上市公司中排38位。这说明:双汇发展非常重视回报投资者,用高分红吸引潜在投资者。双汇发展的股票发行价是6.24元,上市首日收盘价11.75,而2008年7月31日收盘价为40.99元,与发行价相比增幅达557%,弓大说明投资者非常看好双汇发展的长期盈利能力,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管理团队和公司治理的高度认可。

3.有利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提升管理水平,促进河南省大型企业集团的形成,增强并延续企业的成长性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实现其长远利益需要推动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结构,同时,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也会反过来推动其控股股东不断加强自身的治理水平。1997年5月宇通客车上市后,控股股东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非常重视管理,掀起了一场管理革命。2002年,宇通与普华永道公司合作,入了世界著名的SAP系统,随后建成了覆盖设计、计划、生产、后勤、供应、财务、成本控制、质量管理、销售、售后服务等经营业务领域的ERP系统。2004年,宇通在国内客车业率先通过了比ISO/9001:2000更为严格的由德国管理体系认证有限公司(DQS)颁发的ISOlTS16949:2002版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使得宇通产品在质量管理方面已经与国际同步接轨。2006年,宇通与世界领先的管理和技术服务供应商埃森哲公司合作,完善了公司的绩效管理体系。所有这些措施都加强了宇通集团有限公司的管理水平,进一步宣传了宇通品牌,提升了其无形资产的价值,为宇通集团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和品牌保障。宇通客车也随着控股股东管理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提升了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实现了上市融资和公司成长的良险互动,其中宇通客车上市1997-2007年盈利能力如图1所示。

三、上市公司治理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

比较豫政[2004]63号和豫政【2006]15号所确定的成长性强的100户省重点工业企业名单,发现以宇通客车为资本运作平台的宇通集团有限公司和以双汇发展为资本运作平台的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连续人选。两家公司以成长的高潜力性和稳健的发展步伐受到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初步形成了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型企业集团。这说明上市公司不仅仅要重融资,还要重项目、重管理、重回报,才能实现上市公司成长的良性循环。

公司治理水平与企业成长性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它们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企业高成长的潜力吸引了投资者的注意,投资者成为促使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无形的但可感知的力量

双汇发展的主业是猪肉制品深加工,这个行业的无周期性、高成长性、消费普遍性和与百姓生活的密切性使很多投资者对该行业的上市公司有浓厚的兴趣和较高的期待。1998年,双汇发展依靠资本市场融资的3亿多元建设食品城二期工程,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拥有核心竞争力又提高了双汇发展的盈利能力,当年每股收益达到0.39元。投资者不仅关注上市公司是否有长期盈利能力,还关注这种盈利能力是否有可靠的制度去保障将来利益的实现,于是投资者就用投票权和对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认可度督促上市公司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动法人机关的规范运行。

篇(6)

但各个具体实践环节的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却缺乏有效界定,导致实践教学过程缺乏有效控制。

2)各实践教学环节之间缺乏系统性和关联性。

工商管理专业的课程具有较强的交叉性和综合性,在实践课程设计方面往往存在着内容的重叠,或者部分知识的缺失。

3)各实践教学环节缺乏规范的教学内容和计划。

这也是目前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最严重的问题。一门实验课程往往只有简单的教学大纲,并没有规范的、明确的、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考核方法。对具体实践教学环节的教学方法缺乏研究讨论,教学实施环节因教师而异,差异较大;而且教师引导有限,放羊现象严重,教学效果参差不齐,未充分发挥实践教学的作用。

4)现行的考核体系不能全面客观的反映学生实践环节的学习成果。

目前的学生成绩主要依据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综合评定,未明确实践环节所占的考核比重以及具体的考核方法,教师对学生实践环节的学习成果的考核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学生学习成果的评定仍然是基于传统的理论学习的考核方式,不能有效引导学生的学习方法和思考方式。

二、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独立院校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效果提升思路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梳理了实践教学的目标和过程,提出了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优化思路。

(一)指导思想

系统性思考和设计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调研界定工商管理专业的职业能力,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综合考虑各专业之间的关联性,设计相应实践课程;构建课程质量标准体系,规范标准化实践过程,重点突出,层次分明。

(二)实践教学内容优化

充分调研,界定工商管理专业职业能力,精心设计与之匹配实践课程和环节。所谓职业能力,指的是从事某种职业的劳动者必须具备的、在职业活动与发展中表现出来的综合能力。笔者通过企业调研、专家访谈等形式,针对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目前就业岗位所需能力以及若干年后职业发展能力进行统计与提炼,最终界定工商管理专业职业能力主要包括经营计划与决策能力、人力资源规划能力、物资采购与客户管理能力以及战略规划与管理能力四个方面,围绕职业能力设计建立实践教学课程体系。

(三)实践教学过程优化

1、实验准备阶段

1)精心设计安排实践教学环节,细化实践课程目标。

目前大多数实践教学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在于实践教学目标过于单一,大多数实践教学课程仅仅制定了该课程的目标,而对整个实践课程过程中的目标缺乏控制。因此,教师应精心做好实践环节设计和安排,不仅明确课程培养目标,还应当进行目标细分,将整个实践过程细分成若干个环节,制定出每个环节的阶段性目标及实训方式。比如《战略研究与规划实训》课程,就可以细分为调研和资料收集、环境调查、分析与评价、战略分析与决策、战略规划与计划、撰写总报告以及总结与考评六个阶段,每个阶段详细列明具体的训练内容、训练时间和训练方式,并明确各阶段性成果。

2)准备相关资料素材。

为保障实践效果,作为教师课前必须做好相关的资料准备,比如《采购管理课程实训》中招投标采购环节训练,教师应准备不同行业企业的各种招标文件帮助学生加深对招标书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在提供背景企业方面,尽量选择当地知名企业或者学生感兴趣的企业,在实训之前将相关资料发给学生,要求认真研读。

3)构建科学合理的全过程、全方位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以过程为导向,建立各阶段考核指标体系,在考核指标选择方面,除了对专业知识和效果的考核外,应适当增加考核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思考、团队协作,服务精神等方面指标,并清楚描述各指标标准,形成课程评分表。

4)加强沟通。

为了加强实践过程把控,教师课前可先与班委、辅导员和班主任进行沟通,了解该班学生基本状况,为实践课程分组分工、重点控制打好基础。

2、实验实施阶段

1)合理分组、恰当分工。

实践课程的开展一般以小组或者项目组的形式展开,课程开始之初,教师可采用“自由组合”与“教师微调”的方式对是实践学生进行分组,在组内分工方面,可指定或学生自我推荐形式产生组长或项目经理,具体任务由组长或项目经理根据组内成员特点恰当分工。

2)组织培训、授权管理。

实践课程强调全员参与,团队合作,但是工商管理专业的授课特点一般是学生较多,教师在重组织和过程控制中的难度较大,因此,教师可以采取组长负责制形式进行管理,对各小组组长或项目经理进行培训,明确组长或项目经理的职责权限范围,授权其对小组成员进行分工、考勤、激励,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主动性。教师从旁指导,做好监督和协调。

3)定期考核、阶段控制。

做好阶段性成果验收提升整体实践效果的重要保障,因此对于学生实践效果必须定期验收。对于有实质成果的实验可采取提交相应材料的方式进行,比如《战略研究与规划实训》,在环境调查、分析与评价阶段,要求学生提交《战略环境分析报告》;对于没有实质成果的环节,可组织学生进行发言汇报,与其他小组分享实验过程中的体会与收获。

3、实验考核阶段

1)以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公正客观进行成绩评定。

管理类实践课程的考核仅仅是知识应用的考核,更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因此按照构建的质量评价体系,对学生实践过程中的考勤、团队合作、阶段性表现以及最终成果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评价。

2)最终成果的考核可以采用“书面报告+口头汇报”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整理汇报,学生对于整个实践过程和环节能够进一步总结,同时也能够促进学生的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

3)在成绩评定主体选择方面,可以由教师和各小组组长共同组成。

各小组组长对其他小组的成果进行评分,评分的同时可以吸收借鉴其他小组的亮点;另外,各小组组长也要对本下组其他成员的表现进行打分,组长对于各自成员的表现比教师了解更加深入,打分将更加准确客观;教师对于各组成绩以及各成员成绩做最后的把握和调整。

4)教师最好实践课程的总结和评价。

不仅仅是单纯成绩的公布,教师应该对实践课程过程中各小组、各成员的表现进行概括总结,中肯评价学生实践过程中的诸如态度、团队合作、只是理解等各方面的表现,肯定突出表现,指出不足。尽量做到关注细节,让学生充分体会到过程的重要性。

篇(7)

大学生首先是社会公民,而人文素质是人的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中指出:“学校教育的目的始终应该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专家。”人文素质教育以人为对象,它是人通过各种途径将人文知识进行内化而形成的。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内在品质,是一个人之所以成其为人并进一步成为人才的关键因素之一,人文精神实质是人类自我关怀,是自尊和尊重他人的价值,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命意义和人的理想的关注。

(二)搞好人文素质教育才能真正实现高等教育工商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

高等教育工商管理专业的办学目标是培养能够掌握工商管理前沿理论和专业实用技能,培养学生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具备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商管理专业人才。管理是社会组织中,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协调活动,所以,管理工作者主要的工作是围绕人展开的,而人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在培养管理人才的时候不能只注重科学性,只关注学生技术性实用性的知识。

(三)多种因素造成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人文素质较低

社会是造成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缺失的关键原因,市场经济所必然导致的功利、理性、物化,个人利益的追求、大众文化的流行,使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某些层面缺乏人文价值的导向,导致物欲至上,拜金主义等一些不良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流行。例如由广州的廖勇等对820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很多大学生存在“人生目标茫然”“人生支柱物质化(权力、金钱)”“信仰危机”等严重的思想问题,以就业为终极目标的功利和短视培养模式造成对人文素质培养的形式化。

二、提高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思路

(一)充分认识工商管理专业特点,转变办学思想,以培养具有厚积薄发能力的人才为己任

张杰认为,工商管理专业的大学生要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商业道德、终身学习的能力、合作沟通能力、经营管理能力、适应社会变革的能力、良好的心理和生理素质。因此,高校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的育人观,沉住气,抛弃企图“立竿见影”的办学思想,拿出“百年树人”的气魄,在强调学习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应该充分重视人文素质教育,以的思想道德体系和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诚、信”等价值观、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辅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发学生树立崇高的人生理想。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合格的职业管理人,只有培养出这样的人的高校,才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承担起了应有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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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行政管理是我国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国家通过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社会商品生产经营者、社会经济活动所进行的管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随着民主与法制进程的速度加快,在加入WTO后的不断变幻的新形势下,作为主管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面临的问题和压力也越来越多。如何与时俱进,适应新的形势,提高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水平,切实履行工商行政执法职能,严把市场主体准入关,切实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保障公平竞争,严厉打击各种经济违法行为,保护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摆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分析对工商行政管理行政执法中常见的缺陷,提出了几点具体的提高行政执法的方法和对策,以期能对优化工商行政管理做点贡献。

1工商行政管理中行政执法的缺陷分析

1.1工商行政管理执法手段弱化

在推进工商管理行政政执法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就是逐渐转变政府职能,逐渐使全能政府成为有限政府,把政府管制变成政府管理。这一理念打破了传统行政法制中我国政府职能无所不包的局面,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更好更有效地成为服务型行政部门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但是,现实中,过度简化后的政府职能在现代社会日趋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并不能应对自如,作为行政机关,其执法手段有被一味弱化之嫌。我国的工商行政执法,由于相关制度不健全,公众法律素质普遍不高,在行政机关没有相应的强硬执法手段的情况下,毁灭证据、转移财产、逃避制裁、抗拒处罚的情况时有发生,不考虑国情和实际,对行政执法手段一味弱化,必然导致执法的疲软。我国在近年来不断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和文化,特别是对行政执法手段和执法保障的削弱,体现了西方立法技术中减弱国家干预,限制行政职权的理论。这为我国的法律制度尽快和国际接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公众的法律素质、执法环境和法律体系均不完善情况下,将西方经过几百年的法制建设后才相对完善的执法制度,搬到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中国,不可能带来预期的效果。从历史上看,只有《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两个行政法授权工商部门在监督检查时可以行使冻结、划拨、封存、暂扣等专项行政强制性手段。但是后来《商业银行法》规定:只有法律规定冻结的才能冻结,没有法律规定就不能冻结。这就致使工商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时候常常处于尴尬处境,对某些违法经营行为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赋予了工商部门主动监督检查权、调查检查权、强制措施权。可以对违法行为及物品加以限制,可责令被检查的经营者说明商品来源时,相对人往往拒绝回答,要求其暂停销售不得转移时,相对人往往拒绝签字,事后商品不知道去向。《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监督检查部门在调查取证中的询问、查询、复制、检查等权力,但未明确授予查封、扣押财产等强制措施权。行政处罚权与行政强制执行权相分离,工商部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后,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权力,削弱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执法的严肃性、权威性,无形之中放纵和助长了违法经营行为。

1.2工商行政管理执法受地方保护主义干预严重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由于诸多原因,受到“地方保护主义”干预严重。“地方保护主义”是当今中国比较流行的一种风气。虽然地方保护主义弊端重重,但在实践操作中,但凡在任的地方官员,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投入到地方保护的实际行动中。目前地方各级政府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采取各种优惠政策,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来投资。地方保护主义者认为,工商行政管理对外来投资企业的检查,对企业的违法行为的处罚,会影响投资人的积极性,破坏投资环境。一些地方政府甚至认为,发展是硬道理,只要有产值、有税收,不管是什么企业都可以投资兴办,甚至不顾中央的政令,想方设法地变通处理,把一些对环境、资源破坏严重的项目都放行准办。为此,他们认为工商行政管理是阻碍地方经济发展的绊脚石,私自决定未经政府允许,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一律不得到企业进行检查和实施处罚,企业违法一般不罚或按下限处罚。

1.3工商行政管理行政指导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行政指导指的是行政主体在其职责任务和管辖的事务范围内,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采用说服、教育、示范、劝告、告诫、鼓励、建议、指示等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方法促使相对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非强制。20世纪60年代以来,行政指导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就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成为对传统的行政执法的重要补充。

行政指导属于不具备法律强制力的柔性行政行为,主要以示范、劝告、建议、鼓励等非强制性方式,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手段,广泛运用于各个行政领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施政的中心,在现代行政中具有重要地位。行政指导还属于“积极行政”的范畴。古典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是消极行政,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由于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公益和私益需要兼顾,效率和公平要平衡,社会成本需要降低,社会福利需要增进,凡此种种都需要行政行为由消极转为积极。现代社会生活需要行政指导以灵活多样的方式,有效地对经营行为进行干预指导。工商行政部门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出现了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有些复杂情况无论是行政立法还是人大立法都难以完全适应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的客观要求。这就需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有针对性地给经营者下达提醒、建议、劝告、警示等“行政指导书”,帮助他们改善经营管理,改正不当行为,提高经济效益。当然,行政机关应当严格监管市场主体,对违法者要依法予以惩处。通过严格的依法管理和执法,促使市场主体遵循法律道德,做到诚信经营。维护消费者利益。但真正有效的管理并不是一味的“管”。执法也不是单纯的“执罚”。更主要的是根据具体情况实事求是的处理好市场行为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能给予经营者正确的指导,能促进法制社会的建设。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服务型行政部门出现,应该借助他们对法律法规掌握理解的优势,对市场主体多些耐心的疏导,善意的提醒,帮助他们少出问题,少走弯路,防患于未然,这样同时也减轻了行政管理的任务。行政指导作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方式,更多的应该以不自觉的方式被运用,但在我国实际中,这一先进理念的贯彻落实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行政指导的作用还远未充分发挥。

2优化工商行政管理行政执法的对策

行政的法治化和现代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工商行政管理的法治化之路也是如此。通过对我国工商行政管理行政执法的缺陷分析,立足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法治建设的现状,借鉴国外市场监管的先进经验,现将对工商管理依法有效行政的建议提示如下。

第一,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法制体系。

我国目前在政府职能地位和机构配置的法律依据存在有不便于操作,条文不细、规定过于原则,灵活性差等不足之处。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法制体系,加强行政管理组织发建设,加强市场体系监管立法,解决各类市场监管无法运用工商行政管理综合性职能,发挥职能合力作用迫在眉急。应该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法》等为重点,加快实施细则或单项配套法规的制定,解决工商行政基本法操作性不强的问题。加快旧法的修改完善步伐,解决掉新旧法规自相矛盾、执法依据不统一的问题。

第二,加强工商行政管理执法。

从上文分析,我们发现,工商行政管理执法存在很多缺陷。改进工商行政管理主要要加强化执法保障,改善执法环境、完善执法程序、加强行政指导等。

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对市场监督机构赋予了较强的执法手段,工商行政机关除在监督检查时可以行使冻结、划拨、封存、暂扣等专项强制手段和询问、查询、复制、检查等权力外,可以明确授予查封、扣押财产等强制措施权,把行政处罚权与行政强制权结合起来,提高工商机关执法的权威和严肃性。

在改善执法环境方面,除了解决法规滞后和法规矛盾问题。要多加取得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和理解。化解地方保护主义和工商行政管理之间的对立情绪矛盾。应该采取措施“对各级政府依法行政提出明确要求,要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国家要把依法行政和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作为地方政府考核指标、公正评价政府的工作政绩。要把维护市场秩序和经济保障的责任落实到相关政府。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也要按照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工商的要求,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要通过自身行为的规范来赢得政府对执法工作的支持和理解。地方保护主义的主要目的是发展地方经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首先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树立服务观念。“运用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不能变;在地方党委领导下的领导关系不能变;积极参与完成地方政府交办的工作任务不能变;与地方党委政领导的工作联系职能和感情不能变”。

篇(9)

一、高职院校工商管理专业开展教育现状

培养生产、经营、管理以及服务第一线的需求,并且掌握一定的工商企业管理知识和较强职业能力的技术应用型人才,是高职工商管理专业教育的根本任务。高职院校工商管理专业的培养方式直接受培养目标所决定。相关领域的实践技术必须更加直接的掌握,并且使自己的工作能力在实践当中不断的得到提升。工商管理专业是一项具有很高的专业技术水平的学科,在国外只有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才开设工商管理专业这一学科的教学,而在我国的许多的大中专院校都开展了工商管理专业的教学,通过培养了大量的相关专业的管理人才,为我国经济以及社会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能够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但是随着我国人民生活节奏的加快,传统的工商管理专业教学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社会时代的发展。

二、当前工商管理专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调查的数据,工商管理专业在开展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目前,一些高职院校的领导不够重视开展教育这一课程,并且专项资金以及政策制度不能够得到保障,除此之外,专业课教师的思想比较守旧、知识机构比较老化,不能够很好的指导学生开展高质量的教育活动,在调查的所有学生的80%对院校开展的教育课程不是很满意;其次,在开展教育时所使用的教学体系比较老化,教学的方式不能够跟上时展的步伐,并且缺乏创新,此外由于教学资源所涉及的范围比较狭窄,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了抵触的心理;最后,培养目标、培养方向以及社会发展需求三者不能够很好的统一,出现了脱节的现象。在本次的调查过程中,有81%的学生认为高职院校的教育与社会发展需求存在脱节的现象,对于学生的操作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完全被忽略了。

三、关于提升工商管理专业教育质量的对策与建议

(一)转变观念,高度重视教育活动

教育是提高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院校的领导以及教师必须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在开展教育活动反面学校需要加强资金投入的力度,同时还要制定相应的政策,使教育能够得到保障,学校要根据社会的需求制定一套完整的工商管理专业培养方案,确保开展的教育活动对学生有帮助,对本科四年的教育制定出一个分层次的全面性的统筹以及安排,针对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培养目标开展特定的教育活动,使开展的培养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因势利导,因材施教”,才能够提高教育的效果。

(二)明确教育的意义,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与兴趣

在教育过程中学生往往不重视,这也是影响教学的另一个因素。为了能够使学生积极的参与到教育中,学校需要积极的教育和宣传教育呢重要性。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制度的建设,并且鼓励工商管理学生积极的参加对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的活动或者比赛,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实际的工作能力。在教育过程中老师需要积极的指导学生,让每一位学生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三)明确实践目的,拓展和创新实践方式

工商管理专业的应用比较广泛,需要学生不断的学习并积累新的专业知识,为了使自己的阅历变得更加的丰富,学生在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中,学生需要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合理的规划,并且每位学生根据自己职业生涯规划进行有目的性的选择实践教学活动。从而有效的提高了实践教学的效果。实践教学比较单一,为了改变这一现状,高职院校应该充分的利用自己的广泛的资源,比如可以与一些资质比较高并且就业有保障的单位进行合作,每年都可以安排相关专业的学生到这些单位进行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学生的实践阅历。除此之外,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学生难免会有一些想法和问题,这时老师就要把学生的想法以及问题进行收集整理,并且对相应的想法和意见进行综合性的思考和改进,最后把学生所反馈的付诸于实践教学当中,这种教学方式不但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而且使整个实践教学活动变得不是那么的枯燥。

四、结束语

高职院校的工商管理专业所涉及的教育内容比较广泛,与其他专业相比就有很强的代表性。本文针对于高职院校的工商管理专业教育进行了调查,并且对调查的结果进行了研究与分析,明确的指出了工商管理专业在进行开展教育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此外指出对于教育过程中学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高职院校应当对于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创建素质拓展方案,以教育过程中以知识应用为出发点,并且围绕这个出发点建立以及完善教育的体系。

作者:盛中华 单位:黑龙江煤炭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吕可军.高职本科院校提高教学督导工作质量之浅见[J].工会论坛(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01).

篇(10)

在论文完稿之际,谨对在本论文的撰写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导师和家人,表示深深的感谢!

特别要感谢我的导师:戚海峰老师。无论是为人还是治学,他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值得信赖的良师益友。在承担繁重的教学和工作任务的情况下,他主动关心我的学习和科研。从论文的选题、开题报告的撰写、资料的查找,到结构的完善,都给予悉心指导,使我顺利成文。

同时,要感谢我的家人,是家人的鼓励和支持,使已过不惑之年的我能够全心投入学习和工作之中,顺利完成学业。

最后衷心感谢在百忙之中评阅论文和参加答辩的各位专家、教授!

论文致谢二:

在大学度过了两年半的紧张学习时光,系统地学习了工商管理的各方面知识,深深的佩服各位专业老师的学识,从中我不仅学习到管理知识,而且学到很多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在此表示真挚的谢意。

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要感谢我的导师于立宏教授。在论文撰写的整个过程中,从论文选题、到撰写开题报告、最后到正文撰写,于老师都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于老师指出的每一个问题,指导的每一个思路,都使我有醍醐灌顶之感。给我感受最深的是于老师严谨治学的态度,无论从格式规范、论文要点、还是文章结构,于老师都不厌其烦,给予我及时的帮助,使我能够最后顺利完成论文写作工作。

在此我要感谢大学MBA的所有老师,你们无私的奉献精神和爱岗敬业的治学态度,不仅使我对管理理论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将理论和自己的工作互相印证,受益匪浅。而且使我能够将所学理论应用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继而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

感谢我的各位同学,是你们的无私帮助让我感受到重新走进校园的温暖,在我的论文写作过程当中,多位同学为我提供了信息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再次感谢大学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使我能够走上一个新的平台,幵始一段新的人生!

论文致谢三:

光阴如箭,我在吉林大学数载的硕士学习生涯也即将结束。

首先,我要特别特别诚挚地感谢我的导师。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导师在论文的选题、结构和内容等方面均给予了重要的指导;而在硕士学习阶段中,导师一直关心我的研究进展,当我感到困惑迷茫时,导师总是能够及时地为我指点迷津,并给予我热忱的鼓励。同时,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平和稳健的作风以及渊博的学识都是我学习的楷模,让我终生受益无穷。

其次,我还要感谢我的EMBA同学们,每次和同学们一起探讨研究,都能让我产生启发,在你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与你们相处的日子是我一生的财富。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你们含辛茹苦培养我长大,这么多年来对我生活上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学习上的全力支持都让我感激不尽,你们是我永远的前进动力。

论文致谢四:

首先,感谢导师赖静雯副教授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对我严格细致的要求和认真负责的指导。由于赖静雯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学生的严格要求,让我能够积极和较为科学地将管理学方法相关知识运用到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研究分析中。

篇(11)

如果将企业家或者企业看作道德主体,则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可能是源于企业家或者企业的纯粹道德良知。②企业社会责任道德理论指出,企业必须将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道德约束(Phillips等,2003)[18],这要求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必须关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和指导性的道德准则。同时,Linthicum等(2010)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视为一种建立和维持声誉的途径。如果一个企业看重它的声誉,那么保护这一声誉的意愿可以抑制企业及其管理层参与不被社会接受的活动。因此,管理层可能基于加强企业声誉的战略动机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并通过限制盈余管理来降低对企业声誉的潜在损害(Kim等,2012)。Laksmana和Yang(2009)研究发现,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不佳的企业相比,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较好的企业有着可预测性更高、更加持续和平稳的收入。Hong和Andersen(2011)基于美国数据研究发现,对社会越负责的企业的应计质量越高,且从事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低。此外,根据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的理论,委托人(股东)与人(管理层)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委托理论进行扩展,则委托人可能是社会或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在这种情形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可以降低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利益冲突和成本,缓解可能产生的信息不对称。上述理论均支持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的假设,这一关系也与Kim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国内亦有学者对此问题展开研究。朱松(2011)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市场评价越高,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也越高。钟向东和樊行健(2011)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财务业绩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也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抑制盈余管理。邓学衷等(2011)亦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企业盈余管理对社会责任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综上所述,如果管理者秉承“公心”———基于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目标,出于建立和维护声誉、提高财务业绩的战略动机,或者出于道德约束的利他动机来履行社会责任,我们将观察到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H1:盈余质量较好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然而,有限理性理论(Simon,1955)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者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个体的理性被信息、时间或认知能力等约束条件所限制。盈余质量低的企业管理者可能通过“信息超载”(informationoverload)的方式(Agnew和Szykman,2005),借助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所带来的声誉效应掩盖其所做的盈余操纵及其他不当行为,转移公众的视线(Hemingway和Maclagan,2004)。因此,社会责任的履行很可能与管理者追逐自身利益有关联(McWilliams等,2006)。如果管理者出于投机动机履行社会责任,那么他们可能误导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价值和财务业绩的判断。

基于此,学者们展开了大量研究。Fritzche(1991)研究发现,管理层追逐自身利益或组织的经济利己主义时,道德准则可能仅仅只是弄虚作假的烟雾弹,管理层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掩盖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不当行为。Petrovits(2006)研究发现,财务报告中利润略大于0的企业会更倾向于履行慈善活动(如资助慈善基金会),这表明企业为了达到特定阈值(如利润0点)、避免亏损,会有动机进行盈余操纵,同时战略性的运用企业慈善项目来加以掩饰。Prior等(2008)以26个国家的593家企业作为样本,研究企业是否会使用企业社会责任从战略上来隐瞒盈余管理。他们从SiRiproTM数据库中选择指标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变量,使用业绩调整的修正Jones模型来衡量盈余管理,最终发现盈余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Chih等(2008)从FTSE全球指数数据库中选取46个国家的1653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将样本划分为社会责任表现较好和较差的两个子样本,研究了在社会责任表现较好的子样本中的企业是否存在盈余管理。他们发现,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在应计盈余管理中更为激进。在Kim等(2012)看来,企业可能将参与社会责任作为维持声誉的一种手段,通过履行和披露社会责任为企业营造出一种透明的形象,以获取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通行证”,从而“躲”在貌似透明的社会形象背后进行盈余管理。这一动机在某种程度上与Prior等(2008)的研究结论一致,即企业基于机会主义,在从事盈余管理行为之后,会试图通过履行和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来掩盖它们的盈余操控行为。高勇强等(2012)基于中国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可能会利用慈善捐赠来掩盖或转移外界对员工薪酬福利水平低、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的关注[6]。此外,通过在理论的框架下关注管理者的投机行为,Petrovits(2006)和Prior等(2008)发现,基于对自身职业生涯或个人名声的考虑,管理层可能也会更多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这些投机取巧的动机和我们对“诚实守信的商人”的理解相反。综上所述,如果管理者更多的是出于“私利”考虑,基于掩盖或转移公众对企业不当行为关注的动机来履行社会责任,我们将观察到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负向影响关系。基于此,我们提出与假设1存在竞争性的假设2:H2:盈余质量较差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以沪深两市2005~2011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相关数据均来自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设计开发的CSMAR数据库。对于初始数据,本文进行了如下的处理:(1)剔除归属于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样本期间被冠以ST、PT的财务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样本;(3)剔除在发行A股的同时发行有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样本;(4)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上市公司样本;(5)剔除总资产或所有者权益小于零的样本;(6)剔除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样本。根据上述标准进行筛选,最终得到9371个有效的公司/年度样本观测值,其中,观测样本的年度分布情况为:2005年1158个、2006年1147个、2007年1167个、2008年1289个、2009年1365个、2010年1448个、2011年1797个。此外,为了控制异常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对模型中涉及的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的选择和度量1.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借鉴沈洪涛等(2011)的做法,本文选用上海证券交易所2008年5月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中涉及的每股社会贡献值来衡量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具体计算公式为:每股社会贡献值=(净利润+所得税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期应付职工薪酬-上期应付职工薪酬+财务费用+捐赠)/期初和期末总股数的平均值2.解释变量———盈余质量的度量。(1)修正Jones模型(Dechow等,1995)。现存最常用到的研究盈余管理的方法就是通过Dechow等(1995)的横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估计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具体来说,首先使用模型(1)分行业-年度回归。在模型(1)中,TACCj,t是j公司在第t年的总应计利润,它是净利润减去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计算得到的;TAj,t-1是j公司在第t-1年的期末总资产;ΔREVj,t是j公司在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动;PPEj,t是j公司在第t年末的固定资产总额。此外,该模型在传统估计方程中加入常数项,有利于消除异方差和缓和模型缺乏规模变量而引起的计量偏误。由于盈余管理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的不同策略,为了综合考虑企业对盈余的操纵情况,本文对DAj,t取绝对值后作为盈余质量的第一个变量DA1。由于DA1反映的是企业对盈余进行操纵的程度,所以取其绝对值作为盈余质量变量时,数值越小说明盈余质量越好。(2)修正Jones模型的改进(Kothari等,2005)。Dechow等(1995)的研究还发现,在Jones模型下,企业的极端绩效会对计算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为克服这种现象,同时增加盈余管理研究的可信度,Kothari等(2005)将公司的绩效代入Jones模型的估计过程中,提出两个改进的模型,其中之一为业绩调整的修正Jones模型: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ROAj,t-1作为业绩的替代变量,同时在销售额变动的基础上扣除应收账款的变动,得到模型(3)。其中,ROAj,t-1是j公司在第t-1年的总资产收益率。与文中计算DA1的方法一致,对模型(3)分行业-年度回归的残差取绝对值,得到盈余质量的第二个变量DA2。此外,Kothari等学者还提出另一个与业绩相关的修正Jones模型,以控制业绩与企业应计之间相关性。具体做法是,对于每个行业内的企业,按照总资产收益率排序并分组,然后为每一家企业选取总资产收益率最为接近的企业作为配对样本,采用模型(1)、(2)计算每家企业的DA1,将企业与配对样本的DA1相减(配对公司值为减数)作为该企业盈余质量的第三个变量DA3。综上所述,本文采用Dechow等(1995)的分行业年度的横截面修正Jones模型以及Kothari等(2005)的业绩调整和业绩配对的修正Jones模型分别计算可操控应计利润,考虑到盈余管理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的不同策略,对计算得出的可操控应计利润均取其绝对值。作为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衡量指标的DA1、DA2、DA3,均为指标数值越小表明企业的盈余质量越好。(3)盈余质量的另一种衡量指标是应计质量。根据调整的Dechow和Dichev(2002)模型计算盈余质量指标(DD),这一指标广泛应用于财务报告质量的研究文献之中(Francis等,2005;Rajgopal和Venkat-achalam,2011)。为计算该变量,首先分行业-年度回归如下模型:在模型(4)中,ΔWCj,t为j公司第t年营运资金的变动,具体地说,为应收账款、存货和其他资产的变动之和,减去应付账款和应交所得税的变动;CFOj,t为j公司第t年经营性现金流量;ΔREVj,t为营业收入的变动;PPEj,t为j公司第t年末的固定资产价值;TAj,t-1为j公司第t-1年末总资产。在对模型(4)分行业-年度回归后,得到各企业各年度的回归残差,根据第t年和之前4年的回归残差计算标准差,即得到企业第t年的应计质量指标,该指标数值越小则表示企业的应计盈余质量越好。3.控制变量。本文在回归模型中使用了一些控制变量,以避免可能影响盈余质量和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遗漏变量问题。之前的文献研究表明,企业规模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大规模的上市公司更有动机去强调它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因此本文控制了企业规模(Size)。另外,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价值正相关,具有高度道德承诺的企业的市场价值更高,企业价值高的企业会承诺高水平的企业社会责任以保持它们在市场中的地位,因此本文控制了企业价值(TobinQ),并预测企业价值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产生正向影响。为了控制与杠杆作用相关的盈余管理动机以及杠杆作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潜在影响,本文控制了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Leverage)。我们加入营业收入增长率(Salesgrowth),以控制企业增长机会的影响。此外,由于Petron(i1992)研究发现企业在自身财务业绩不佳时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倾向于通过盈余管理规避损失,因此参照Choi和Pae(2011)的做法,在本文的主回归模型中分别引入反映企业亏损情况的虚拟变量(LossD)和反映企业现金流情况的虚拟变量(NegcfoD)。最后,我们还加入了年度虚拟变量(Year)及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以分别控制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变量的定义和度量见表1。

(三)实证模型参考Choi和Pae(2011)的模型,本文估计了如下回归模型来检验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关系:在模型(5)中,CSRj,t为j公司第t年的社会责任表现;QAj,t为j公司第t年的盈余质量,分别由DA1、DA2、DA3和DD来度量。H1意味着β1<0,即盈余操纵程度较小、盈余质量较好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社会责任,表明企业倾向于更多的从事社会责任活动以回报社会。H2意味着β1>0,即盈余操纵程度较大、盈余质量较差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社会责任,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更可能是为了转移公众的视线,掩饰其对盈余所做的操控。同时,考虑到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是典型的短面板,借鉴Petersen(2009)的方法,所有回归结果在报告t值时,均采用公司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性标准误。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单变量分析1.描述性统计。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1)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的均值为1.0799,中位数为0.8536,但都与最大值5.4257相去甚远。这符合预期,一方面,数据表明当前半数以上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低于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即使进行了99%百分位的winsorize处理异常值,在样本中仍包含个别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很好的企业,不过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如此超高的企业社会责任值并不是普遍情况。(2)关于盈余质量的指标,在分别采用修正Jones模型、业绩调整以及业绩配对的修正Jones模型时,DA1、DA2、DA3的均值分别为0.0950、0.0913和0.1324。此外,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盈余质量指标(DD)的均值为0.0334,中位数为0.0282,最小值为0.0047,最大值为0.1172,企业间总体变化不大。(3)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变量(Size)的均值为21.7099,中位数为21.5624,说明样本企业的规模基本符合正态分布;企业价值(TobinQ)变量在25百分位上的数值都超过1,表明大多数企业的估值都高于资产的账面价值;企业资产负债率(Leverage)的均值为0.4847,中位数为为0.4996,表明样本中半数以上企业的负债小于所有者权益,企业偿债能力尚可;营业收入增长率(Salesgrowth)均值为21.22%,在包含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2008年观察值的样本中,仍能有这样的结果,说明中国企业的成长性是非常不错的。2.单变量差异性检验。如表3所示,按照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一个样本组的CSR值小于中位数(以下简称:组1),另一个样本组的CSR值大于中位数(以下简称:组2)。在组1和组2中,分别计算盈余质量变量(DA1、DA2、DA3、DD)的均值,并对组间均值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见表3)表明,采用修正Jones模型计算的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DA1、DA2、DA3),在组1中的均值小于在组2中的均值,且DA2、DA3指标的组间均值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个结论初步印证了本文的假设H2,考虑到不同变量在差异性检验中存在的不一致结果,我们在后续的多元回归分析中予以进一步检验。3.相关性分析。表4列示了主要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分析结果。从表4的分析结果来看,盈余管理程度指标,无论是修正Jones模型计算的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DA2、DA3),还是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应计盈余值(DD),都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初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2,在之后的多元回归分析中本文将进一步展开检验。此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与企业规模(Size)正相关,表明大规模的企业有更强的动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本文使用不同模型计算的三个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DA1、DA2、DA3)与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应计盈余值(DD)高度相关。表中各变量之间(除解释变量的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大部分都小于0.4,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表5检验了企业盈余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在列(1)到列(3)中,我们分别采用修Jones模型及其相关衍生模型计算的指标作为关键解释变量,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回归后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进行更多盈余管理的企业,其社会责任表现值(CSR)越高,由此,假设H2得到验证。第(4)列中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应计盈余值(DD)的系数亦在1%的水平上显著。此外,企业规模(Size)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个结果与“政治成本假说”一致,即大规模企业有着更强的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这些企业受到媒体和投资者更高的关注,它们因此更注重自身的公众形象。企业价值(TobinQ)的系数显著为正,Choi和Pae(2011)基于韩国的企业样本研究表明,价值高的企业会致力于履行高水平的社会责任,以维系它们在市场中的领先地位。本文的研究结论与这两位韩国学者的观点一致。总的来说,结果支持假设H2,即积极操纵盈余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社会责任以转移公众视线,掩盖其对公众不利的行为。

(三)稳健性检验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具有说服力,本文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1.交换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本文构造了以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为被解释变量,盈余质量指标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由于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转换有利于解决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Choi和Pae,2011),因此,本文参考Kim等(2012)、Hong和Andersen(2011)[22]的做法构造模型(6)进行检验。表6的列(1)至列(3)分别呈现了以可操控应计利润值(DA1、DA2、DA3)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值(CSR)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4)给出了以应计盈余指标(DD)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值(CSR)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显然,逆向的回归结果证实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盈余管理存在正向影响关系的结论,即社会责任与盈余质量存在负向影响关系,这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2。企业价值(TobinQ)的回归系数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有着高市价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企业规模(Size)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企业规模越大,盈余质量越好。2.解释变量的选择。为了减少盈余质量变量上的测量误差,我们分别使用了由修正Jones模型及它的两个衍生模型、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四个反映应计盈余质量的指标,回归后得到一致的结果。在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基本Jones模型及它的三个衍生模型③计算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作为盈余质量的变量(分别用DA4、DA5、DA6及DA7表示)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变量的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水平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3.变量标准化处理。参考Laksmana和Yang(2009)的做法,本文将所有连续型变量减去其均值后除以标准差进行标准化处理(这样做是因为指标的单位不一致)。④我们将标准化处理后的变量(即表8中带有“_s”后缀的变量)代入模型,替换原变量重新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见表8)仍然与假设H2保持一致,只是系数的大小不同而已。4.差分模型的设置与检验。为了尽可能地减小模型中因疏漏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所有变量的当期值与上期值进行差分得到变动值(即模型7和表9中带有“Δ”前缀的变量),并用变动值构造如下change模型,对模型(7)进行回归,结果(见表9)仍然与假设H2保持一致。5.样本期间的选择。为了排除在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中金融危机影响的可能性,本文从研究样本中排除2008和2009年观察值,并重新进行上述回归。结果(见表10)与前文假设H2保持一致。

(四)内生性检验由于企业自身特征可能会影响盈余管理程度,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因此,为了克服样本自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Heckman(1979)的两阶段回归法进行检验。具体做法是:第一阶段,参考Cohen和Zarowin(2010)以及于忠泊等(2011)的做法,主要考虑公司规模、财务业绩及成长性等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使用Probit模型回归并估计InverseMill’sRatio(IMR)。⑤具体模型如下:在模型(8)中,被解释变量QA_dum为虚拟变量,当企业盈余管理程度⑥大于行业年度中值时,该变量取1,否则取0。解释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市账率(MTB)、总资产报酬率(ROA)、营业收入增长率(Salesgrowth)以及资产负债率(Leverage),我们同时在模型中加入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和年度虚拟变量(Year)以控制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第二阶段,将IMR代入模型(5)得到模型(9),该模型可以修正由于自选择偏误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表11的PanelA部分报告了Heckman(1979)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公司规模较小、市账率较高、营业收入增长率较高、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表11的PanelB部分为Heckman(1979)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控制了盈余管理的自选择偏差后,盈余管理仍然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2。此外,控制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也与文中主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四、进一步研究

(一)企业股权性质的影响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二十多年以来,民营企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国有企业占优势的局面并未得到较大改变。目前,60%以上的中国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为国家。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多元化导致企业行为承载着太多的政治任务(如保障就业率、社会稳定等)(黄速建和余菁,2006),其经济目标的实现是为非经济目标的实现服务的,而且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更注重自身的政治前途(吴联生等,2010)。因此,国有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更有可能是基于政治动机而非投机动机。然而,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产权更清晰,经营目标更单一。当非国有企业面临较大市场压力时,基于IPO动机、增发或配股动机、扭亏保壳动机,往往会更多地考虑进行盈余管理(刘凤委,2005),通过供销价格差异、资产置换、资产剥离等方式粉饰财务报表(陈信元,2003),以调高业绩。企业性质决定了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完全来自于外部压力。非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更倾向于“战略慈善”,其对经济动机的考虑更加明显(辛宇和左乃健,2012)。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文预期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盈余质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向影响应该更显著。根据股权性质对样本进行分组,得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子样本,分别用分组样本对模型(5)进行回归,以验证在不同股权性质下,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如表12的列(1)、(2)、(5)、(6)所示。在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盈余管理程度指标(DA3、DD)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国有企业的样本中,我们没有发现该类变量系数的统计显著性。进一步,我们对国有和非国有样本组中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表明,列(1)、(2)中DA3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的卡方值为4.31,p值为0.0380;列(5)、(6)中DD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的卡方值为3.99,p值为0.0459。总的来说,非国有样本组的盈余管理程度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大于国有样本组,组间差异在统计上显著。这表明,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掩饰盈余操纵行为的做法,更多的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由此可见,由于非国有企业政策支持度以及政治关联度相对较低,因此,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更易受到自身盈余质量水平的影响。

(二)企业股权集中度的影响自Berle和Means的经典论著《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于1932年问世以来,企业的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的效率问题就成为公司财务研究领域长盛不衰的焦点问题之一(陈德萍和陈永圣,2011)。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尚未达到半强势有效,大股东控制权对企业发展的干预仍然在较大范围内存在。因此,本文拟针对非国有企业样本组,进一步考虑企业的股权结构对盈余质量与社会责任间关系的影响。股权集中度作为衡量股权结构的指标,可以看作公司治理效率的度量。在股权分散的企业中,广大中小股东“搭便车”的心理严重,难以对管理层进行有效地制衡和监管。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理论框架的管理层机会主义假说,管理层更可能出于私利的考虑进行盈余管理,并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来掩饰对盈余所做的操纵。此外,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对公司股价造成的潜在压力,一般不太可能直接对中小股东构成致命威胁。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其更有可能无视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及其后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所做的掩饰。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文预期在非国有企业中,相对于股权集中的企业,股权相对分散的企业的盈余质量与社会责任之间的负向影响关系更显著。在非国有企业的样本组中,使用赫芬达尔指数(前10大股东持股比率的平方和)的均值对样本进行分组,得到股权相对集中和股权相对分散的两个子样本组,对子样本的回归结果见表12的列(3)、(4)、(7)、(8)。在股权相对分散的企业中,盈余管理程度的衡量指标DA3、DD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股权集中的企业中,我们没有发现该类变量系数的显著性。进一步在股权集中和股权分散的组间进行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结果表明,列(3)、(4)中DA3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的卡方值为2.99,p值为0.0839,但列(7)、(8)中DD的系数未通过差异性检验。因此,我们有所保留的认可,在非国有企业样本组中,股权分散的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的回归系数大于股权集中的企业。由此可见,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掩饰盈余管理行为的做法,更可能存在于监管力度相对薄弱的股权分散型的非国有企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