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研究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医学研究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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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转化医学理念可以激发学习兴趣实施转化医学教育，理论联系实践，可以激发医学研究生的学习兴趣。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研究生经过了五年本科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学习，经过了本科临床实习期的观摩，已构建其知识体系，对各种疾病也有初步的认识。在研究生阶段，强化他们基础理论研究与临床应用相结合的意识，倡导其以患者为中心，以疾病的诊疗为目标。医学研究生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和提出问题，并积极主动地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自觉地查阅相关文献和资料，请教研究生导师。避免单纯以为目的，科研创新性差，成果应用前景渺茫的研究方向。这样的学习过程，能让他们逐步发现自己感兴趣的学习方向，能激发其继续深造的欲望，从而明确自己未来想要从事的研究方向，并在长期的教学、科研以及临床工作中沿着这个方向继续不断深入，不断探索，不断完善。

1.2转化医学理念可以培养团队精神一些重大疾病、多系统疾病从病因、机制、诊治到预防，涉及的因素众多，极其复杂，临床问题的解决靠单一专业学科医疗力量很难完成。这往往需要多学科的基础、临床人员组成研究团队，发挥各自专业优势，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通力合作、联合会诊，共同完成疾病的诊治。转化医学即倡导基础与临床科技工作者的密切合作，由临床研究者对疾病的进程和特性进行观察，提出科学问题，基础研究人员进行深入研究，然后将基础科研成果快速指导临床应用，为临床治疗提供用于疾病医疗的新工具，从而提高医疗总体水平。另外，医学实验技能课和动物实验课，也需要研究生们团结合作，齐心协力才能完成。研究生在接受转化医学教育的同时，就水到渠成地培养了这种互助、共进的团队精神。

1.3转化医学理念可以提升综合素质对医学研究生进行转化医学理念的教育，有利于培养具有转化医学能力的医学精英，进而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医疗水平，促进医疗事业发展。在现今转化医学的时代，仅具有单方面的科研能力和临床技能是远不够的，转化医学理念主张高素质、综合型人才的培养，既精于科学研究又精通临床技能，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能敏锐发现临床中待解决的问题，开展科学研究，具有丰富的多学科、多专业的知识，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组织能力、交流沟通和协调能力，能组织多学科多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因此，对医学研究生进行转化医学教育，可使其自身专业素质更加全面、系统，厚积薄发。

1.4转化医学理念为交流合作提供平台转化医学在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基础教学科研人员和临床医务人员频繁的交叉对话，使双方均能不断熟悉对方语言，进而促使转化医学变成双向通道———从实验室到病床，再从病床到实验室，依此形成良性循环。转化医学教育无疑为研究生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学科交叉的开放式交流合作平台，鼓励多学科介入机制以完成研究项目的跟踪、系列研究。藉此互动平台，医学研究生可以不断提高与他人沟通交流的能力，提升个人的科研领导、科研协调的能力，建立联系网络，形成积极、和谐、互助的团队合作的局面，这也将最终促进其个人职业生涯的成长。

2推进转化医学教育理念的策略

对医学研究生加强转化医学理念教育，有利于培养具有转化医学能力的医学精英，有利于提高我国当前整体医疗队伍的水平，有利于跟进国际医学发展的步伐。推进转化医学教育理念的广泛普及，需从政府、高校、医院、企业等各层面齐抓共管，打造出蔚然成风的蓬勃局面。宏观把握制定转化医学发展的长期战略规划，联合医科、理科、工科等多方面的力量，组建跨学科多专业研究团队，搭建医学研究共用平台，建立促进转化激励引导机制，催生高层次研究成果，形成“产学研”一条龙发展模式［6］。以转化医学理念加强医学研究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具体包括如下策略：

2.1强化师资力量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增选综合素质高、博学强识的授课教师，保证师资力量。为教师们提供交流的平台。可以在基础医学院和临床医院之间定期举办学术沙龙、会议、讨论会等，让不同专业方向的教师们增进沟通，取长补短，更新研究理念，拓宽研究思路，这样才能为更深入、有效地开展转化医学教学奠定厚实的师资基础。可以实行双导师制，如科研型的研究生可以选择临床医学的教师作为副导师，临床型的研究生可以选择基础医学的教师作为副导师。主导师和副导师联合为研究生制定个体化的培养计划，这样可使研究生们在基础和临床领域中得到全方位、深层次的指导和培养，有利于科研思维的拓展，有利于临床实际问题的科研化，能促进青年学子们的长足成长。

2.2优化课程体系转化医学的核心理念即打破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固有屏障，建立彼此间的紧密联合。因此，在课程体系的建立上，适当减少公共课学时，确立以基本知识、临床应用、实验技能为重点的教学内容，将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有机融合，以疾病为基本元素讲授相关知识，围绕临床问题的各个方面（从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及预防等）展开启发式教学。重视综合性的系统生物学的教育，增进医学生对学科之间的交叉和基础医学知识与临床医学知识之间的衔接融合的理解，在理论层面真正跟进转化医学的思维模式。实验课程应适当减少演示性和验证性实验，加强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课程的开设，充分调动研究生的主动探索和创新精神，培养其对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另外，科研工具和方法学的教学亦是必不可少。良好的文献检索、文献综合能力，扎实的外语功底，医学统计学的熟练掌握和应用等，均有助于医学研究生合理知识体系的构建，为今后顺利开展科学研究提供知识储备。国内很多高校调整学科结构，目前增设了转化医学二级学科，这为医学成果的转化和转化医学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孵育基地。

2.3拓展实践应用目前医药行业在基础、临床、新药和器械研发等各个环节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基础研究人员不重视研究成果解决实际问题的可行性，临床医务人员不能跟进国内国际的前沿科学问题，药物和器械临床试验不能紧贴临床的实际需求，这样造成了大量的医疗资源的浪费。实现转化医学理念，需要政府机构、医院、高校、高新科技企业等多方面力量来共同推进，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员切实合作，才能形成“产学研”一条龙的发展模式。在研究生培养模式上，应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启发其获得科研灵感，培养自己独特的科研兴趣和方向，并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努力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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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技能的严格培训从技术上保证了各项实验的顺利进行

每一个实验室的每一个实验都应该有标准的操作规程，包括试剂的配制、保存以及实验流程步骤，从根本上保证实验的可重复性。每一个刚进入实验室的研究生都要经过严格的标准化的实验技能培训。可以是实验室技术人员示教，可以是外请工程师的培训讲解，但更多的是博士生带硕士生，高年级带低年级的梯队结构，让新生在进实验室后熟悉实验室设备的基本操作，在博士或师兄的帮助和指导下快速积累实验技能，尽快提高他们的实际动手能力，使他们能够更早地掌握从事本专业科学研究所必备的知识和技巧，从而使更多的研究生得到锻炼。有助于树立团结互助的科研精神，并形成实验室研究生"自我管理"的运行模式。为了能够顺利开展实验，每位学生都在想方设法，提高自己，尽一切可能在实验中减少失误，少走弯路。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医学科研实验的成败与水平许多情况下就取决于实验操作细节。例如，所有需要4℃保存的试剂、样品在使用时，必需放置于冰盒里；加抗体、反应酶时，要求必须在冰箱旁加，并且速度要快；加样器的使用方法，平时在这些细节上多注意，就可以提高实验结果的水平，延长仪器设备的使用。

3临床技能的前期培训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主要以培养高水平临床医师为目标，其教育的核心是培养研究生的临床操作技能。但目前培养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均制约了研究生的培养，严重影响了培养研生的素质与临床操作能力。严格规范的实验室管理为确保和提高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提供了保障。我们所在的西京医院心脏血管外科是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国医师协会微创心脏外科和重症心脏瓣膜外科的培训基地，每年有大批的研究生、进修生进科室进修学习。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更多的心血管外科学知识，了解更多的心血管外科学相关的新业务和新技术，是带教教员与学员共同努力的目标。心脏血管外科的每一例手术均为特大手术，任何一点疏忽都可导致大的失误，因此学员在进修学习中亲自动手，进行手术操作的机会很少。而实验室进行的动物实验给研究生提供了大量的操作练习机会。对于一些具备一定基础理论知识和熟练外科技巧的学员，可以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指导他们进行一些手术操作，以调动他们的学习热情，同时也能帮助他们发现弱点进行针对性练习。如经常有学生在缝合时习惯应用止血钳夹针，这样进行心内操作很容易损伤心内结构。再如心脏外科手术野位置较深，在打结时容易出现打不紧和撕裂组织的危险，因此平时应多练习打滑结和原位打结技术。由此可见，实验室为每位研究生从学生成为医生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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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教学内容和方法评价学生对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总体评价呈满意状态，尤其在授课条理性、教学内容实用性和多媒体应用等三项评价较高，但在案例分析、实验操作和自主学习等三个环节评价相对较低，均间于满意和不满意之间、仅偏向于满意。从专业角度看，虽然案例分析、实验操作和自主学体评价较低，但体育教育专业对自主学习、康复治疗专业对案例分析和自主学习公选班学生对实验操作评价均为满意，通过访谈发现，作为必修课的体育教育和康复治疗专业在自主学习和案例分析方面因为要求更高、同时在课时与教学设计之间协调得更好，而公选班学生对实验操作的要求则更低；此外，体育教育学生对教学内容重点难点、针灸推拿学生对教学内容针对性、公选班学生对课程教学进度的评价均仅为偏向于满意，通过访谈发现，体育教学专业因为知识结构不同对教师重点难点把握提出了更高要求，针灸推拿学生认为教学内容中针对中医药（尤其是针灸）的内容偏少，公选班学生则认为课时较少、课程进度安排应该更斟酌。详见表4。

1.3教学效果评价学生对教学效果的总体评价呈满意状态，其中对综合能力提高、专业发展帮助和运动医学知识掌握等三方面的评价较高。但从专业角度看，体育教育学生对学习方法促进、针灸推拿学生对专业发展帮助、公选班学生对运动医学知识掌握的评价相对较低。通过访谈发现，体育教学学生认为运动医学和其他专业课相比相对特殊、且教学过程中相互联系有所欠缺，针灸推拿学生认为因为中医药和针灸的相关内容相对较少而对专业发展的帮助和预期相比还有差距，而公选班学生则认为由于课时偏少知识的系统完整性受到一定影响。详见表5。

2对策与建议

现代教育理念、教学方法的不断更新，我国中医药事业和体育事业的迅猛发展，又对运动医学课程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运动医学作为中医院校本科专业中开设较晚的课程，其教学过程各环节都有待加强。为保证并提高运动医学课程教学质量，促进运动医学学科专业建设，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2.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专业结构师资队伍状况对高等医学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已为高等医学教育的实践所公认[3]。鉴于运动医学具有体育学和医学交叉学科的特点，以及中国运动医学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应该具有中医特色等客观情况[4]，运动医学教学团队和学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应该科学的综合的考虑年龄、职称、学历、学缘和交叉专业等因素。针对目前所存在的年龄、职称、学历和学缘较为合理，但专业结构和交叉专业融合并不理想的实际情况，应该采取措施，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为青年教师的成长创造良好的平台，课程与学科建设的重点应该以教师发展作为核心内容，通过人才引进、继续教育、进修培训等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加强运动医学师资队伍建设，弥补当前临床医学专业师资相对不足的问题，同时注重中医和西医、体育和医学的交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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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教育评价由自身素质、学习研究素质和拓展性素质，依据这三个指标的内涵和外延的扩展范围，进一步确定分级指标，才可构素质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内容，探索或实施有自身特色的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教育评价体系。其中自身素质指标应该包括在日常的思想政治、生活、工作中所体现的各种人文素质；学习研究素质指标应该包含在研究生开展的学习科研活动中所体现跟人文素质相关的创新能力、创造能力、推理能力等；拓展性素质应该包括医学研究生在日常的体育活动等拓展性的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人文素质。

（二）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教育评价方法

从上面各具体指标可以看出，高校已经认识到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教育评价所要考虑的多方面的子因素，但各高校测评方法参差不齐，差别很大，高校还在沿用传统的定量的测评方法，把许多测评的内容量化。目前，高校运用最多的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教育评价的模式是“1+X+Y”模式，“1”指的是医学研究生在一学期所开设的所有关于人文素质提升的相关课程的成绩，“X”指关涉人文素质提升的各奖项的总数，“Y”是指其他跟人文素质相关活动的开展。

二、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的评价体系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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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CHF)通常指临床所称的充血性心力衰竭，是各种心脏疾病导致心功能不全的一种复杂的临床综合征。CHF是一种心室泵血能力下降，心排血量降低，不能满足肌体代谢需要的疾病[1]。其发病率、死亡率、病残率高，严重影响患者生命和生活质量。现已明确心室重构是慢性心力衰竭的基本发病机制，目前中西医药物治疗CHF研究的热点是心室重构。如何逆转、延缓心室重构是目前CHF治疗的主要目标，但仅处于初始阶段。近年来，随着基因组学，蛋白组学和系统生物学的迅猛进展，大量生物信息的不断涌现，确定心血管疾病的生物标志物已经成为一种迫切需求，目前正在不断地从定义到方法学上进行规范化。[2]寻求相应的疗效佳、副作用少的防治药物，指导心衰治疗，一直是新药研究的方向。

1中医古代文献整理

古老的中医文献对心衰的描述早有记载。《素问·逆调论》云“若心气虚衰，可见喘息持续不已”，“夫不得卧，卧则喘者，是水气之客也”，指出了阳气虚衰，水气射肺的征象。《素问·脉要精微论》云“细则气少，涩则心痛”，指出脉诊提示心衰以气虚、瘀血为病因。汉代张仲景在《内经》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与心衰有关的“支饮”与“心水”两个疾病的概念，如《金匮要略·痰饮篇》云“膈间之饮，其人喘闷、心下痞坚，面色黎黑”，《金匮要略·水气篇》云“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气，不得卧，烦而悸，其人阴肿”，指出阳虚水泛之征，并在伤寒论中创造性的提出真武汤、葶苈大枣泻肺汤等，至今仍是治疗心衰的主要方剂。《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篇》云“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指出心衰病因是气虚痰饮。《伤寒明理论》指出心悸之由，“一者气虚，二者痰饮”。宋代赵佶《圣济总录·心脏门》中首提“心衰”病名，“心衰则健忘，心热则多汗，不足则胸腹协下与腰背引痛，惊悸恍惚，少颜色，舌体强”，《医参》中记载“主脉，爪甲不华，则心衰矣”以及《素问·痹论》云“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则喘”，指出了心衰的临床表现甚至病情猝然加重的可能。据中医理论“心主血脉”、“诸气皆属于肺”、“脾主运化”、“肾者水脏，主津液”，中医认为心衰的发生主要在于脏腑的虚损，病位在心，并与肺、脾、肾的功能紊乱有关，与气、血、水关系密切，[3]归属于心悸、咳喘、水肿、积聚等范畴。病理特点是本虚标实，心阳(气)虚为本，水停血瘀为标。病机认为是气虚血瘀、阳虚水泛、阴虚生热、聚湿成痰，从而出现心悸、短气、喘息动则尤甚、不能平卧、少寐、尿少浮肿、腹胀纳少、舌质淡或暗，苔薄白或黄腻。尽管近年来中医对病因病机的认识基本趋于一致，但仍各有侧重。[4]。

2临床应用概况

辨证论治始终是中医诊疗特色，尽管目前辨证各有千秋。辨证分型[5，6]主要有：①心肺气虚——益气养心——养心汤，生脉散，归脾汤加减。代表医家史载祥，许心如，成启予等。②气阴两虚——益气养阴——生脉散合炙甘草汤加减。代表医家：顾景琰等。③阳虚水泛——温阳利水——真武汤，苓桂术甘汤，五苓散加减。代表医家：陈鼎祺，邓铁涛，韩子江，廖家桢，马连珍，刑月朋，赵锡武，秦伯末等。④血瘀水阻——活血利水——桃红四物汤合五苓散，血府逐瘀汤加减。代表医家：汤益明，李介鸣，刘家骏等；⑤阳气虚脱——回阳救逆——参附龙牡汤，四逆汤加减。代表医家：柯雪帆，周次清，任继学等。同时还有张铭熙温阳利水活血方(炙附子10g，干姜10g，白术15g，猪苓15g，茯苓20g，葶苈子15g，川芎10g，延胡索15g，水蛭6g，炙甘草10g)每日1剂，水煎服，15天为1疗程，两组共2个疗程后判定疗效。结论：温阳利水活血法治疗慢性心力衰竭，可明显减轻症状，改善心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曲营等运用生脉散为主方加味治疗气阴两虚型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效果显著。李雪瑞，董飞侠以强心合剂基本方：红参6g(另炖)，黄芪30g，熟附子10g(先煎)，麦冬12g，五味子10g，葶苈子12g(包煎)，北五加皮10g，泽泻15g，丹参30g，川芎12g，赤芍12g，炙甘草10g益气温阳、活血利水治疗CHF疗效满意。[7]赵金钟用强心合剂红参6g，麦冬15g，五味子10g，附子10g，北五加皮6g，葶苈子30g，车前子20g，茯苓12g，白术10g，丹参20g加减益气活血利水治疗CHF疗效满意。[8]陈晓虎，丁以艳，唐蜀华，蒋萌，洪建军强心合剂由黄芪、附子、丹参、葶苈子等药物组成益气温阳、活血利水佐以养阴的冶法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取得一定的疗效。[9，10]几千年来，运用中医辨证分型治疗心衰的效果显著，于是许多学者进行了关于中药改善心功能机理的研究：①一是心气虚与心功能的研究。中医学认为“心主身之血脉”，心气是推动血脉运行的动力，与现代医学所说的心脏泵血功能一致。许多研究资料表明，心气虚患者的左心功能异常。用超声心动图对心气虚患者的左心功能研究发现，心气虚者的每搏输出量，每分排血量减少，射血分值，射血指数，左室心轴缩短百分率均值减少，与其他虚症比较，有高度显著性。②二是治疗研究。单味药的研究：葶苈子，附子，罗布麻根，福寿草，北五加皮等有类强心甙作用，可增强心肌收缩力，减慢心率；附子，黄芪，丹参，红花，当归，川芎，赤勺，回心草等可扩张血管，减轻心脏后负荷；黄芪，茯苓，猪苓，车前子，白术，泽泻，玉米须，益母草等具有利尿，降低心脏前负荷的作用。复方研究：生脉散经临床及实验研究证实，本方具有升压，强心及改善外周循环的作用，可使心脏收缩力增强和冠状动脉循环改善[11]。抗心衰I号：葶苈子30~50g，丹参15g，枳实15g。心衰合剂：葶苈子，桑白皮，车前子，生黄芪，太子参，丹参各30g，泽泻15g，麦冬15g，五味子10g，全当归10g。中成药研究：北五加片20mg，3d后改维持量10~20mg/d。丹参注射液，红花注射液，参麦注射液，生脉注射液均可增加冠脉流量，改善心肌供血，临床研究可改善心功能。

3研究现状及思考

一个世纪以来，对CHF机制的认识经历了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12，13]：上世纪40~60年代为心肾学说，认为心衰是心脏受损后搏出量或回心血量降低，即后向性和前向性衰竭学说，主要症状是水肿，首选药物为洋地黄类和利尿剂；上世纪70~80年代为血流动力学说，即前、后负荷学说，认为外周阻力增加是主要成因，故强调在强心、利尿的基础上使用血管扩张剂，以改善呼吸和四肢乏力；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为心室重塑学说，认为CHF发生、发展的基本机制是心室重塑(VentricularRemodelling)。心室重塑是由一系列复杂分子和细胞机制导致心肌结构、功能和表型的变化，是神经激素-细胞因子系统长期、慢性激活的结果。该系统包括肾上腺素能神经系统，主要是去甲肾上腺素(NE)水平升高；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表现为血管紧张素II(AgII)和醛固酮(ALD)水平升高；致炎性细胞因子系统，表现为肿瘤坏死因子(TNF-a)、白介素(IL-6、IL-10、IL-18)，以及一氧化氮合酶(NOS)水平升高；此外，抗利尿激素、钠尿肽类[主要是心钠素(ANP)、脑钠素(BNP)和C钠素(CNP)]以及内皮素(ET)等水平也显著升高。CHF病理生理的研究成果带来了药物治疗策略的根本转变。随着现代医学飞速发展，西医治疗CHF观念的根本性转变给中医药治疗CHF提出了挑战与机遇。洋地黄、利尿剂、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和β-受体阻滞剂是目前CHF患者常规治疗使用的4类药物，这些药物的作用已经在大规模临床试验中得到证实，使用中的主要问题是能否充分使用。王振涛等对wistar心衰模型大鼠注射活血注射液(由党参、黄芪1∶1组成)，用放射免疫法测得模型组心肌局部RA、AngⅡ明显高于假手术组；活血、益气注射液可以降低心肌局部RA、AngⅡ活性，其作用是由于对心肌局部RA、AngⅡ的内分泌和旁分泌有明显抑制作用。提示活血、益气中药是通过调节内分泌系统活性而治疗心衰的机理。蔡辉等对实验性心衰模型大鼠采用放射性免疫法测得中药鹿角方口服液(由鹿角、补骨脂、羊藿、女贞子、沉香等组成)能使心肌Ang1I及血浆Ang1I水平较模型组下降，并与剂量呈正相关。说明中药对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调节作用已越来越被证实。张道亮研究显示保心合剂能调控心衰时大鼠神经内分泌水平，具有积极的治疗意义。徐伟建等选用Wistar大鼠，采用缩窄腹主动脉法制作心衰模型。随机分为空白组、模型组、保心合剂高/中/低剂量组、西药组、伪手术组，给药4周；用放免法观察保心合剂对心衰大鼠AngII、IL-6的影响。结果中药高、中剂量组及西药组与模型组AngII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模型组与中药低剂量组无差异。刘革命等选择37例CHF患者给予康达心口服液治疗，治疗前后测定患者血浆中的PRA、AngII、ALD含量，同时设27例正常人为对照组。结果：CHF组与对照组比较：PRA、AngII、ALD均有明显升高，差异有显著性(P<0.001)。CHF患者在康达心口服液治疗前后其血浆PRA、AngⅡ、ALD有明显降低，差异有显著性(P<0.001)。结论：CHF患者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活性增高，康达心口服液对CHF患者RAAS有抑制作用。邹国辉，刘中勇等中药强心合剂(制附片10g，炙黄芪20g，桂枝10g，葶苈子20g，丹参20g，白芍20g，茯苓20g，泽兰10g，益母草15g，桃仁10g，北山楂20g，炙甘草6g)明显改善患者左心室的舒缩功能，延缓心室重构并且降低血浆BNP水平.是一种治疗CHF安全有效的中药制剂。综上所述，回顾慢性心力衰竭辨证治疗研究历史，得到的最重要启示是中医药多途径、多靶向、副作用小的特点治疗CHF疗效确切，但缺乏严格的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和科研评价。21世纪心衰的发生率还将上升，对于心衰辨证治疗的标准化客观化和规范化的统一，超微层面的作用机理以及基因水平的研究，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需要我们从更广更深的领域进行不懈地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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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SCI论文作为当今世界一流的科学论文收录检索条目，它的写作与发表已成为国内许多高校衡量学生学术科研能力的重要指标。SCI论文写作过程作为了解与掌握先进的研究方法、手段及思路、了解国际最新科研动态的过程对学生科研能力和学术素养的提高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有着极强的推动力。此外，伴随着我国医学研究领域不断加强的国际学术交流，以英语为工具语言的学术论文写作已成为众多医学研究者们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学术成果的必备要素。但是对于一直在重教学轻科研的传统培养模式下成长的医学研究生们来说，他们所具备的写作知识远不能满足现阶段从事科学研究和进行学术交流的需要，他们在英文论文写作方面的知识也仅仅是小学时学习的应用文写作知识，以及通过自己阅读文献的零星积累。因此，要完善医学研究生教育体制，培养出具有扎实专业知识、深厚学术素养、创新意识和能独立从事科研的高素质医学人才，针对于医学研究生的SCI论文的英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但是截至目前，针对于如何提高学生的SCI论文的英文写作能力的研究尚为数不多，且存在着一系列问题，集中体现在：一、从研究对象来讲，多数研究停留在对SCI收录期刊的语篇结构及句法层面的语言特点的分析，旨在为学术写作提供方向导引但缺乏可操作性的指导。二、从研究方法方面来看，主要有对体裁教学法和探究式教学法的研究，但目前并无太多的实证研究证明其有效性，大部分研究只是在文本分析或学生问卷反馈的基础上给出进行体裁教学或探究式教学的建议，缺乏学生的写作的数据分析。三、在研究内容方面，据笔者的调研情况看，除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郑家伟（郑家伟，杨秀娟，张善勇，2011），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杨植（杨植，2012）和第三军医大学的詹小青（詹小青，廖荣霞，陈敏，2010）的研究涉及到具体专业SCI论文的英语写作之外，其他研究均从广泛意义上探讨SCI科技论文的写作及课程建设问题，因而研究缺乏针对性，此外，就SCI科技论文本身来讲，几乎没有研究涉及到特定专业下的具体论文形式写作的探讨。

因此，笔者认为探讨不同教学法在医学研究生SCI论文写作中的影响程度，找到和发现不同教学法下学生SCI论文写作能力的最佳发展维度对于弥补当前国内相关研究中的空白，更好更快地促进我国研究生SCI论文的写作能力发展具有着积极而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具体来讲，本研究重点围绕写作教学常用的体裁法、成果法和过程法来展开，其研究结论如下：

一、体裁法

总体来讲，体裁法对学生语篇结构的影响最大。在教学中，教师分别选用了比较标准的研究报告、文献综述和临床总结的范文与学生品读，重点讲授了学术论文与学生较熟悉的说明文、记叙文以及一般性论说文的体裁区别。此外，对于学生影响较大的应用文体裁意识，教师也着重进行了讲解和分析，使学生首先从文章样式上有了直观而形象的了解和掌握。反应在写作中，学生一般能基本遵循学术论文的篇章结构，做到不落要素，但是也需要一段时间的练习才能使文章各部分结构匹配合理、详略得当。

二、成果法

在学生SCI论文写作能力的发展过程中，成果法对其学术语言维度的影响功不可没。由于学生在写作过程中受母语因素的干扰，并且长久以来缺乏学术语料的输入，因此，研究生们的写作水平体现在语言层面上则基本处于大学英语四六级的水平，不但缺乏学术词汇的积累，而且在句式结构和表达形式上单一枯燥，不符合学术论文的表达习惯。因此，在教学中，教师结合大量学术语料的输入，一方面通过精选真实语料中的高频词汇和表达法来强化记忆，另一方面通过对比评价纠正学生文本中的语言、语法问题和非常规表达现象。由此，学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大量积累科学词汇和表达，并通过不断的写作训练应用到真实的写作任务当中。

三、过程法

在实际教学中，过程法一直以组合的形式应用于前两个教学法实施过程之中，通过学生的座谈和问卷反馈分析，过程法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具体教学中，教师一方面依据过程教学法的写前、写中和写后的学习阶段安排不同的教学内容，应用不同的教学策略，如在写前阶段应用头脑风暴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鼓励学生充分利用网络、图书馆等渠道搜集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和总结，在写中阶段，通过教师和学生以及学生和学生之间的无障碍沟通和互评引导学生不断地修正文本并反思错误原因。在写后阶段，教师除给予建设性的点评之外还会进一步指出学生下一步的改进目标。另一方面，教师也要求学生对课堂的每一个学习步骤进行课下反思，从教和学两个角度对课堂教学给予评价和建议，反思自我学习的优势和劣势等。通过反复练习，学生逐渐在过程法中领悟到了批判性思维的实质和意义，掌握批判性思维的行为策略，并能自觉地把这种策略应用到后续的学习和研究活动中。学生科研能力水平提高了，其学术论文的写作能力自然也会得到相应提高。

参考文献：

[1]郑家伟，杨秀娟，张善勇.如何撰写与发表口腔医学SCI论文[J].中国口腔颌面外科杂志，2011，9（5）：42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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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生招生和导师队伍建设

临床医学科学学位研究生是医学科研工作的主力军和新生力量，吸收高质量的生源报考是研究生培养单位的重要工作，对学科科研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当前越来越多的单位获得研究生培养资格的形势下，各个院校、医院间同样存在竞争关系。作为研究生培养单位和导师应当努力去发现和吸引优质生源，通过多种渠道开拓生源和主动联系学生报考。每年暨南大学针对在读本科学生设立数百项本科生创新科技项目，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通过参与这些创新项目，可以早期接触到科学研究，对实验研究形成初步认识，也通过跟指导教师做实验产生科研兴趣，成为将来潜在的研究生报考生源。另外，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面向重点医科院校在读的临床医学等专业的大四学生举行夏令营，介绍医院和专业的基本情况并与导师见面座谈，对获得保送资格并通过面试考核的学生直接录取为免试研究生。目前已经有不少院校采用这种模式吸引免试生报考，收到不错的效果。另一方面，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在研究生培养体系中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要打破以往对研究生导师的错误认识，导师是一个工作岗位，意味着责任和义务，而不是一种地位和身份的体现。对于临床医学科学学位导师的遴选，应当更加注重科研素养和基础研究工作经历，保证研究生在就读期间得到导师有效的指导和帮助。对于只从事临床工作的导师，可以转为专业学位导师。暨南大学在这一方面做出了颇有成效的改革，为科学学位导师的遴选制定较高的科研业绩标准，打破了导师终身制，改为定期审核制，实施动态管理，只有通过审核的导师才能进入招生目录，获得招生资格，极大提高了导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3研究生课程安排与设置

以往的研究生课程设置上普遍存在知识结构陈旧、应用性不强的问题。许多研究生在入学阶段选修的课程只是为了满足学分的需要，而进入研究工作后会发现所学课程用处不大。因此，针对临床医学科学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应当在课程设置上更加注重实用性，特别是对于研究过程中所必须的实验操作技术和文献管理技能，应该给予格外重视。近年来研究生招生对报考生源本科专业的要求也日益严格。为适应卫生部关于临床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的要求，暨南大学自2012年起要求报考临床医学专业的研究生，无论科学学位还是专业学位，本科所学专业必须是临床医学。这一规定也逐渐在越来越多的医科院校实行。这一规定带来的结果就是将来生物类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将不能攻读临床医学研究生。尽管临床医学本科生具有良好的医学专业知识，但由于本科课程设置的缘故，绝大部分临床医学本科生接触的实验课以形态学和动物实验为主，在细胞及分子水平的实验技能方面比较欠缺。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在研究生课程设置方面除了基础理论课程之外，更应该侧重实际操作的实验课程，使学生在课程中能够掌握生物医学研究中常用的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的实验原理和操作技术，并且能够分析和解释实验结果。为了能及时了解最新研究进展，跟踪最新研究技术，文献检索、管理和阅读是研究生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只有熟练掌握了这一技能，才能在海量的科研文献中快速找到相关结果，为科研选题、研究方案设计做出正确的决定。有条件的综合性大学可以通过开设公选课的形式帮助研究生尽快掌握这些技能，在专业的医科院校或者医院，则可以通过聘请专家讲座等形式来实现。暨南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在每个学期面向全校研究生开设文献检索、Endnote软件操作等培训班，开通了著名的文献出版机构汤森路透的在线教程，并且提供了许多培训教程PPT下载，使研究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学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4科学研究的指导与过程管理

临床医学科学学位的研究生导师主要来自医院的临床医生，也有少量导师来自大型教学医院中设立的研究所。根据笔者观察在研究生指导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①临床工作太忙，没有时间指导学生。许多导师担任临床科室的主任或者副主任，每天门诊、病房以及手术等临床工作非常繁忙，可能几个月都没有时间跟学生深入交流研究课题，指导就无从谈起。②科研经历欠缺，指导能力不足。由于历史原因，现有的很多研究生导师本人在读书和工作期间一直从事临床工作，未曾接受过正规的科研训练，没有建立科研思维方式和掌握常用的科研技术方法，因此很难给学生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③责任心不强，指导方式欠合理。有些学术成就较高的导师，本身有行政职务或者很多学术兼职，经常开会、出差等，而且同时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很多，为了省事就采用了博士指导硕士，师兄指导师妹的方式，这样无疑使学生失去了接受导师直接指导的机会。因此，在提高导师指导效果上可以采取多种措施。首先，建立定期交流和指导的机制，比如每周举行课题组的周会，讨论最新的相关领域研究进展，汇报实验结果和总结经验教训等。其次，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和合作意识。同一课题组内可以将常用的实验技术建立规范的操作流程，减少在技术摸索上需要花费的时间，提高科研效率。对于以临床工作为主并且缺少科研经验的导师，可以与基础研究的教师建立导师组联合培养和指导研究生。最后，要注重研究生科研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使研究生在读期间能够较好地掌握专业外语、文献检索、统计分析、生物学软件等必备技能，并且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跨学科的学术沙龙、国内外著名学者的专题演讲、前沿研究热点以及最新实验研究技术的报告和讲座等，这样可以很好地开拓视野，有助于启发科研思维。

5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考核评价与激励措施

2013年7月中旬，教育部下发了《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特别提出对研究生实行严格的中期考核和论文审核制度，加大淘汰力度；同时也要改变单独评定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做法，防止形成导师终身制。这表明教育部已经把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放到了重要位置。科学学位的研究生教育以培养研究生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为主要目标。研究生的科学研究能力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现科学问题的能力；二是科学实践的能力；三是撰写科学论文的能力。作为科研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科研论文在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考核中占有重要作用。随着国内整体科研水平的提高，对研究生也提高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越来越多的培养单位鼓励研究生发表SCI论文，有的单位甚至把发表SCI论文作为获得学位的必要条件。20世纪80年代后期，南京大学首先将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引入科研评价体系后，现在SCI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重要的评价指标之一。每个被SCI收录的期刊有对应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它是通过对期刊引文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的数值，将其作为衡量期刊影响力的一项指标。期刊的影响因子越高，表明该刊物对其学科领域越具影响。尽管SCI作为一项学术评价指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但是同时它在推动我国近年来科学技术国际化发展道路上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目前较为公正合理的评价标准之一。当然，应该抛弃唯SCI论的观点，在学术评价中考虑具体学科的实际情况，结合具体论文的引用情况、期刊的特征因子等其他评价指标等，建立更为合理的评价机制。学校或者院系层面设置适当的奖励措施对于提高研究生积极性具有很好的提升作用，常见的方式有设立优秀研究生论文奖和优秀毕业研究生奖等。暨南大学研究生院在鼓励和推动研究生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根据中科院学术期刊分区，对于以第一作者发表一区论文的研究生，给予高达5万元的奖励，同时给导师提供10万元研究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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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质量监督与考核体系不完善

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监督与考核体系尚需完善，缺乏系统全面的质量监督与评估机制，课程考核多采用课程论文形式，并不能有效地对研究生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进行全面评价，其教育模式尚未摆脱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的传统，侧重科学研究，论文选题也与临床工作实际联系不紧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依靠导师培养和严格的过程管理，还需规范的评估机制及一系列规章制度来保证［4］。

三、提高培养质量对策

培养质量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核心。加强质量监督与评估可以使研究生的培养步入规范化的轨道，重视过程管理，规范培养过程，保证培养质量，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注入全程培养观念，即从研究生导师遴选到招生选拔，从制定培养方案到实施并进行考核评估及论文答辩的整个过程中，保证每个环节的质量，从而使培养质量得到保证。

1．不断壮大高水准的导师队伍，提高师资力量。在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师资队伍方面，可通过以下方式解决:(1)通过“内培外引”等方式，努力构建结构合理的导师队伍;(2)注重导师遴选，应重点考察其知识结构，尤其对本学科发展趋势和临床前沿的了解;(3)加强对现有学术型导师的实践性培训和考察，促进师资转型;(4)增加专业学位导师的进一步深造和培训机会，注重导师对研究生培养与管理的学习与交流，促进导师队伍建设。

2．控制生源质量。注重口腔医学研究生生源质量，严格控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获得入学标准。除研究生招生所必备初试、复试的严格考核和把关外，专业学位研究生还需强调其临床操作基础，应掌握基本的技术知识，具有独立诊疗临床常见病、多发病的能力和较强的临床操作能力。

3．确立培养目标及培养计划。专业学位研究生所需的“临床、科研”协同培育以能力和思维培养为中心，需因材施教、严格要求，同时，还要保障研究生培养计划的实施，制定全面的培养流程［4］。(1)研究课题应与临床紧密联系，主要研究疾病诊断、治疗与服务等临床实际问题;(2)制定科学、合理的培养计划，使研究生培养根据课题选题、研究条件等有序进行;(3)科室应成立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带教老师为指导小组，全面开展临床指导工作;(4)根据研究生培养要求提供相应的临床病例和实践操作机会，应用新技术，提高治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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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编辑工作中如何适应形势的变化,按职业伦理学要求进行日常工作,从而推动我国医学编辑职业走上符合伦理原则的良性发展轨道,并促进医学编辑职业与国际接轨,是医学期刊编辑工作者面临的新问题。笔者认为作为一名医学编辑,职业伦理正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1.医学期刊编辑的职业伦理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医学编辑的道德问题

医学编辑职业伦理是医学编辑从业者对具有总体性的社会伦理和社会主导价值观的遵循,其与职业道德的个体性和主观性形成了对照。在社会化和市场化趋势日益凸显的现今社会,对于职业伦理的要求较之职业道德,将更为迫切和必要,因为职业伦理与职业道德相比更加全面和具有操作性。在以往的认识中,我们都认为医学编辑工作的职业性质与业务操作是两个认识范畴,在由此产生的医学编辑职业道德规范中,奉献美德是编辑专业特点所要求的工作态度和道德境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但是如果我们把奉献美德这种主观评价当做编辑职业道德的核心精神来强调的话,恰恰忽略了编辑职业道德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应强调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职业观念。医学编辑职业道德的核心精神不能游离于其职业性质,由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决定编辑职业行为的因素很多,比如说选稿、定稿的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因素不单是从稿件、工作本身而来的,单从奉献这个角度从职业道德上评价其伦理是非,既有失公正也脱离实际,同时对医学编辑的职业化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职业伦理作为一种特殊的伦理立法被我们认识,就是要告诉我们不能单从职业道德这个主观层面上确立职业的伦理规范及价值观问题。职业伦理存在的必要性恰恰在于着力解决职业领域内的伦理失范和价值混乱问题。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由于编辑职业的特殊性质,在编辑职业道德上强调社会责任意识才是首要的。时下医学编辑职业面对的道德困惑很难回避,针对医学编辑职业道德的社会指责明显增多,这一问题引起我们对编辑职业道德的反思,强调以社会责任意识为核心的编辑职业道德和以职业伦理为准则的操守观念,有助于增强编辑人员自我制约的能力[2],促进医学编辑、作者、相关医学专业领域的人员正确认识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医学编辑的职业道德。

2.医学期刊编辑职业伦理的构建有利于促进医学期刊编辑对职业角色的定位

职业伦理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提出要求,是它的基本定位。把从业者视为按照职业来加以区分的特定的社会角色,并在此定位基础上对其权利与义务作出规定,这样来说,职业伦理其实就是角色伦理。作为角色伦理的职业伦理,必然要求明确依照职业来区分的每个社会角色的“名分”所在。“名分”可以看做是“名”与“分”的统一。医学编辑对职业角色的定位其实就是对这种“名分”的明确。对于医学编辑而言,名是医学编辑行业和岗位,分是医学编辑的职责和义务。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名分就是要求医学编辑须恪守医学编辑的行为规范和伦理准则,要对自己的职业有一个清晰的定位。确定医学编辑的角色伦理是医学编辑工作者确定自己工作定位,从而更好地开展工作的基础。只有将编辑人员的操守和自律意识,上升到职业伦理的层面,使它形成一种明确的编辑职业道德规范和准则,才会决定其道德实践的效果[3]。也就是说只有我们的医学编辑真正职业化,真正把医学编辑工作作为一种有法可依、有德可依、有职业操守和职业伦理需要遵守的职业,我们才能在此基础上促进其职业及事业的发展,同时对其工作及其职业道德进行评价。超级秘书网

3.医学期刊编辑的职业伦理有利于医学编辑职业行为的标准化建设和医学期刊编辑的素质培养

一般认为,编辑工作是一种技术行为,然而随着社会及科学的发展,医学编辑的职业行为已不能单纯考虑技术的问题,这是对医学编辑的职业素养的要求。从医学编辑从事的组稿约稿、选稿定稿、审稿复审等各个日常行为中已经体现出对于伦理学的一种需求,针对医学编辑人员日常工作过程中应遵循的伦理学原则,有论者[4]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指出了这种需求的重要性。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这种需求要求医学编辑的日常工作行为既是科技伦理与职业伦理的统一,又是医学道德和编辑专业道德的统一,这种素养的要求是医学编辑职业化及其职业精神的体现,这就需要我们在医学编辑职业伦理的框架下使医学编辑职业行为进一步标准化,而这种标准化并不单纯是指操作规范那么简单,它取决于以社会责任感的编辑原则立场和独立思考精神等等为内容的职业核心。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另外,通过对医学编辑职业行为的标准化建设,对医学编辑职业伦理的认知,还有利于医学编辑的素质培养。编者的编辑过程在期刊操作中至关重要[5],医学编辑职业的特殊性和医学期刊编辑工作对于整个医学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会使编辑人员产生一种能维护其职业尊严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的源泉就是编辑职业道德所体现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也正是职业伦理存在和构建的意义所在,更是医学期刊编辑的素质培养的核心。

〔参考文献〕

[1]赵一鸣.医学伦理学与期刊审稿和编辑工作[J].中华眼科杂志,2006,42(1):68-70.

[2]林君雄.编辑要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J].中国编辑,2007,6(1):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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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果

1.三类核心期刊中动物实验期刊数及其中动物实验论文数　由表1可见该三类期刊中动物实验研究论文较多。基础医学类占期刊总数85,医药类、综合类分别占85、72,平均80。该类期刊中动物实验论文数占论文总数:基础医学为50、医药28、综合类35,平均39。

2.论文中各种实验动物分布　从表2可知我国实验动物研究使用了大鼠、小鼠、兔、豚鼠等10余种,其中大鼠使用分布最高,小鼠次之,兔、豚鼠、犬使用也较常见。

3.论文书写中获得资助情况　各类研究占比例最高的是未注明资助的项目,为53.1,其次为国家级资助项目、省部级资助项目、军队、高等院校资助项目(见表3)。

4.论文中写明动物级别次数及比例、动物来源数及比例　1617篇论文中629次使用动物,多数能写明动物种类、体重、性别、数量,有366次写明了动物来源(约58),仅有38次(约6)写明了动物级别[2],其中普通动物(一级动物)7次,清洁级(二级动物)17次,无特殊病原体动物(三级动物)16次,无菌级(四级)0次。

三、讨论

21世纪是一个充满创新的信息时代,作为信息传播媒介的科技期刊更是一种多功能的复合型信息传播工具,是直接地、系统地传播科技知识和创新成果的载体。实验动物是医学研究的基础和支撑条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生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十几年来我国医学实验动物事业在法规的制定、科学管理、专业建设、科研水平、动物质量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但仍存在着差距。基础医学、药学、综合医学是医学中使用实验动物较多的学科,通过20__年发行的在各专业享有较高声誉的核心期刊中相关信息的分析,注意到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正确认识实验动物科技工作的重要性　从我们的分析中可见,基础医学、药学、综合性医学期刊中涉及实验动物的期刊数、论文数和比例都很高,平均为80、39。可见作为重要的基础学科之一的实验动物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下个世纪,人与自然、人与健康的诸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要靠生命科学研究来解决。在世纪之交的当今世界,要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中做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就要充分认识实验动物工作对科研工作的重要性,加强实验动物工作,使实验动物科学水平更好地适应生命科学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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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学学术研究的主导趋向是“向内转”:即向文艺本体规律的转靠与回归。作为“带有整体性的文学动态”（1）,标示出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自生自发”“难以遏制”的内在要求。这一时期的文艺学思考者们发现:传统认识论方法只能对文艺做出某种他律的共性本质的解答,而无法进入文艺内在特质的考察。要想深入文艺之“内”,抓住文艺的自律和“本源”,必须改换一种所谓“自我相关”的本体论方法,摒弃以外在角度、非文学内容规范文学的做法,专注于文艺本然的内在规定性的探寻。

一、文学审美论:他律本质论向自律本体论的转向

文学审美论的开拓与探索为新时期文艺学对“本体”意义的追问提供了价值定向和逻辑前提。它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文学向人回归、向自身回归”的“主体性”思想及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利害”的自律论学说为理论依据,将审美规律视为文学艺术活动的最重要的内部规律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从审美反映论的主体性强调,到审美体验论的人类学本体论意味的揭示,再到生命论文艺美学对于感性本能及审美形式意义的渲染,文艺学研究实现了由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审美反映论”超越于传统哲学认识论的重要标志在于:心理意识这一重要的审美主体中介的加入。在“审美反映论”看来,“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即由外在现实转换成内在主观的“心理意识”,是艺术内容、艺术形象得以生成的关键。而在这由外而内的转换中,“心理意识”(“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已经根本不同于认识论中的那种近于“镜映”的“认识”。作为一个远比“认识”涵盖面宽广得多的概念,“意识”已经包括了认识之外的各种精神心理因素:诸如主体的人格情感、个性心理、道德情操、非理智欲念等等。所有意识因素都在审美反映过程中参与客体与主体、事物与映象之间的关系,从而繁生出“认识”之外丰富的心理内涵。作为一个审美中介系统,审美意识是一个与艺术家的人格结构相关联,与创作者的感情、想像、感知、认识等活跃的心理因素相关联的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体”。它不同于发生认识论中所谓“图式”、“格局”,只对外来信息进行选择和同化,还要对其产生调节作用,即:使主体感知到的东西经过调整而更适合主体的需要。审美中介系统的调节作用使审美感知中的主体印象发生变异,而与作家希望看到的样子重合。因此审美中介系统常常赋予反映以个性和人格特征。同时,这个审美中介系统又拥有人性的发生学意义,它在特定的文化中孕育,在真实的历史中生成。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实际上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制约与个体禀赋气质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显然,在“审美反映论”对于审美中介系统丰富内涵的解释中,文艺审美获得了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双重意义,同时艺术本质论朝向艺术本体论转型的迹象也在此初露端倪。

“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是审美文论步入艺术本体论殿堂的又一关节点。如果说“审美反映论”还是在认识论的框架内所进行的对它的“修正”、“改良”和“更新”;那么,“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力图打破认识论的框定而去展开艺术的本体思考,力图完全摆脱界参照而把目光凝聚于人类本体、艺术本体自身。所谓本体,指事物内部的根本属性及本源,或称终极的存在。所谓本体论也就是对本体进行描述的理论。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区别在于,它是自我相关的,它并不凭借外界的事物尺度来说明自身,而是以自身整体不断发展的存在为依据,去探求其存在的本然处境,追问其生存的终极意义和根基。因此,人类学本体论只能是探向人类自身本然处境,描述人的生存意义及终极价值的理论;而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将艺术看做人类生存本体自身的诗化,看做人类重要的本体活动形式。显然,“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是从把握人类生存与人类艺术、文艺本体与人类本体的关系入手,将艺术与人类自身的生成及超越联系了起来。在他们看来,人在艺术创造中生成着,又在自身的生成中创造着艺术;同时,艺术还拥有人类生存的超越性质,它试图回答过去、现在、未来的神秘性,向人们显示着存在之谜,将人们引向未来,因而它是理想的世界、是梦境和乌托邦;而艺术作为生存的超越,又是基于人类对自由的追求,对幸福的渴望和在有限中获得无限,于瞬间中获得永恒,达到存在的最高和最高的存在的欲望。显然,在这里艺术审美具有着无可置疑的人类学本体意味,审美既作为人类生存的动因,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目的,既作为人类生存的起点,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终点。而艺术作为一种审美超越活动,不仅是人的存在在符号上的显现,而且成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希求。于是,人的生存史与人的审美史重合,审美化成为衡量人生意义和人的历史进步程度的惟一标尺。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超越了审美反映论对哲学认识论的基本依赖,站在了认识论之外、并且进一步站在了认识论的否定者排斥者的立场上来探求文艺的审美本体;但他也同时陷入了割断文艺审美同认识的联系、泯灭审美艺术活动同人类生命活动之界限的片面和极端。

审美体验论、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摒弃文艺的认识论本质的追问,而着力探究人类文艺审美与人类生命合一的本体意味,自然将那个人生中令人陶醉的审美体验(生命体验)推到了前台,这就为当代文艺美学由认识论向体验论的过渡提供了有力的逻辑支撑点。而文艺的人类学本体观本身也在此过渡中凝结为一种存在论或生命论的文艺本体观。对于感性的艺术本体地位的张扬凸现了审美体验论的诗化特征。在审美体验论者看来:美不是别的,正是人所生活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对人的个体自由的肯定,即自然的人化,美作为一种感性的存在得以确认（2）。从“人的自由本质”的探讨入手,审美体验论者还在艺术美的研究领域引入了“感性动力”的范畴,认为审美缘于人类追求自由的一种感性动力,审美活动是感性动力行进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满足感性动力的需要的活动,而这种感性动力实际上就是植根于人的自然基础深处的自然生命力,是人类创造世界和选择进步方向的一种能力。与艺术的感性本位相并生的是个体本位的强调。在“审美体验”中,艺术审美的意义就在于它给予了感性个体以在其他活动中所不曾有过的自主地位,它使每个个体自身期盼着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权利得以实现,而艺术审美正是这种实现的特殊方式。当然,多数的审美体验论者是在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中给予个体以更加显明的地位的。正如西方理论家卢卡契所言,“审美体验是以个体和个人命运的形式来说明人类”（3）。审美体验实际上是为个人的心理体验与人类精神的贯通提供一个媒介体,主体正是从个体的人生境遇出发,通过对对象的形式美的愉悦进入人类精神内宇宙的感悟,去体味人类心灵的深层领域的丰富蕴含,从而使个体得以传达总体,实现对人类生命本体的直观表达。审美体验论的复苏还使得那些召唤着深层人生体验的审美形式获得了足以取代审美内容的品格和价值。审美体验论以对形式魅力的关注取代对本质内容的形而上追问,这明显受到了英国著名视觉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的艺术定义的启发,贝尔在1913年出版的《艺术》一书中提出的“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深得中国当代审美文论家的青睐,贝尔认为,意味就在形式之中,离开了形式而作无边的联想不是意味,用说理的方式传达思想也不是意味。那么究竟“意味”是什么呢?贝尔认为是一种能够唤起我们的审美情感的艺术品中存在的某种性质,“离开它,艺术品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4）。那么艺术品中能够唤起审美情感的是一种什么性质呢?贝尔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只是说它是一种与人的无意识心灵相对应的东西。然而正是这种含糊诱导出了人们对于形式本体的“终极实在”的思考,使人们发现了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的创造性形式的某种内在、先验的联系。审美体验论者正是从这里,从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形式的这种内在的神秘联系出发,在两者的情感生命的交融中去寻求形式美的意味之所在,开始了对艺术形式的独立价值的发掘。审美体验作为一个独立于认识的自主性概念带来了文艺学的“内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文艺的形式本体论研究也由此发生并逐步蔚成景观。

二、形式本体论:文学的形而上追问

这是一次文论观念的变革,它既不赞成反映论文艺学对客体本位的固守,也不同意表现论文艺学对作家本位的强调,而是以文本为出发点和目的,对作品本位、形式本位、语言本位进行昭示和张扬。在这里,历史的思考和文化的探索被看做让文学心倦意懒不堪承受的重负令人敬而远之,思考的文学变成了文学的思考。文艺作为一种超离现实功利的精神现象,它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是什么呢?文学思考者对于文学本体特性的追问,召唤着文学形式本体论的崛起,为文学的艺术形式赋予了自主的意义。在这样一批文论家看来,谈内容本身并不等于谈论艺术,只有在谈论形式的时候,才真正将艺术作品当做了艺术作品,也才是真正地进入了艺术的讨论。所谓“回归自身”就是把艺术当做艺术,平心静气地关注和研究艺术形式。形式本体论是将艺术形式作为超脱于作者意图和读者经验之外的、独立存在的、自主客体进行把握和描述的一种文学观念。这种观念最早出现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的理论著述当中,后来又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所强化;而在同时或稍后,在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学术派别那里,提出了与形式本体论的观念体系不甚相同的文学观念,二者在对文学的基本理解上既有相通之处又发生某些抵牾,于是形式本体论的某些观念受到抵制或者得以松动。现象学的“意向性还原”,在作品本体和读者经验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而阐释学则让文学的本体存在向读者经验大幅度开放,到了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那里,文艺作品的读者和受众则打破作品本文的束缚而获得自由解放。这样,形式本体的神圣性、纯粹性和绝对的独立自足性开始被打破,文学理论和美学又发生了由“内”向“外”的回转。所以说,形式本体论在西方是相对意义上的,也正是这种相对性潜在地牵制和暗示着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学术史上形式本体论的逻辑展开和生存命运。

从“作品本体”到“形式本体”。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形式本体论研究是以作品本体论为先导的。它的基本思路是文学研究“回到文学作品本身”。将反映论文艺学的客体本位及表现论文艺学的主体本位转换为作品本位,从而把文学作品看做“一个独立的自足体”。正如陈晓明在他的《理论的赎罪》一文中所言:要确定现论范型,就“应当把逻辑起点”移到“作品本文内部”,就应当承认“本文的语言事实存在就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5）。作品本体论者深受英美新批评及英伽登、韦勒克等人的理论影响,将艺术作品看做一个与客观世界没有真正联系的具有独立而永恒价值的意向客体。认为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传达出了什么,而在于作品的系统本身。于是,他们主张建立独立的文学作品内部研究,对于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备感亲切。在他们看来,形式主义“为直觉地把握作品寻找到了一条较好的科学表述途径,它比任何批评方法都更加切近作品本身”（6）。由此,作品本体论推出了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并赋予了它本体论意味。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形式本体论试图否弃传统文论的形式与内容的二元论和内容的独断论,而将形式结构视为“有意味的形式”,视为文学区别于其他一切意识形态的关键所在。于是,“形式本身即是内容、形式自身即是目的”成为形式本体论的要旨。随着新时期社会结构的转型及文学内转趋势的出现,那个曾经被受奴役的文学形式,脱离内容的框定获得了独立的意义和本体地位。正如孙津在《形式结构》一文中所言:“形式结构作为人对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胜利,它在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的这双重关系上是一体化的。”（7）形式不再是内容的负载体,它自身就意味着内容。将形式本体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加以概括的是李劫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论意味》一文（8）。这篇文章将新时期文论从对艺术形式的探究引向形式本体论的关注,并为新的理论形态的建构寻找到逻辑起点。文章认为:先锋派小说的出现标记着文学形式本体演化的开始。由此对“写什么”的强调被“怎么写”的自觉追求所取代,文学形式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而具有了本体意味。李劫将语感外化和程序编配作为文学形式本体意味的两大方面予以研究。他认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动因之一是作家的语感,语感外化的过程即文学创作的过程。语感外化过程由三个层次构成:文字性语感,文学性语感中的表层语感,文学性语感中的深层语感。作品的深层语感因其隐喻、象征功能而变形和语象化为表层语感的描绘和叙述功能,最终通过显示着作家诗人的语言功底的文字符号感得以外化。语言的深层结构中的这种关系性决定着整个语言系统的意义。同时,程序编配又将语感基因诉诸一个特定的有序系统,使整个作品成为一个有意味的形式结构。于是,文学作品如同人一样自我生成为一个自足体。可见,在李劫这里文学的语言系统不再是表意的媒介,而它自己就是意义和目的本身。文学的存在及其意义是经过“文学语言及其形式结构的创造过程”物化为文学作品的,又经过一系列转换功能才“生发出作品的历史内容、美学内容以及文化心理内容等等”。因此,文学的形式结构及语言是先验的固定的,文学研究只有首先回到形式结构,才能抓住根本。文学语言学在此被转变成为以文学语言的创造生成为对象的文学形式本体研究。

从“形式本体”到“语言本体”。在形式本体论的“怎么写”的研究中,语言的生成与转换始终居于核心的地位,文学形式正是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才拥有了自身的本体意味。因此形式本体论自然趋近于语言本体论。新时期的语言本体论是在西方现代语言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及文化符号学的综合影响下出现的。它们将语言看做先在于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结构性存在,认为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无涉,作品的语言系统本身自行产生意义。这是一种“语言中心”意识,是一种对“语言神话”的崇拜。当然,它也是出自对语言之于文学的天然创造性的高度自觉。这种意识同西方的联系是明显的。以语言中心取性中心,是西方哲学的语言论转向的题中之意,无论是存在主义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还是后结构主义对语言和写作本身的回归,在西方都被视为一种历史的进步,而这一切正是新时期文艺学的语言本体论研究得以生成的理论支柱。当然,新时期语言本体论的提出也有其特殊的针对性,即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批评对语言的轻慢。人们往往并不认识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而到语言的背后去寻找文学作品的诸如“现实意义”、“时代特征”、“历史深度”等等,正所谓“得意而忘言”。而新时期文论家在得到西方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启示之后,对这种传统文论形态做出了尖锐的反省和批评,黄子平在《意思和意义》一文中用了一连串生动的比喻,来表达这种语言本体论的自省,他说“文学语言不是用来捞鱼的网,逮兔子的夹,它自身便是鱼和兔子。文学语言不是‘意义’的衣服,它是‘意义’的皮肤连着血肉和骨骼。文学语言不是‘意义’歇息打尖的客栈而是‘意思’安居乐业生儿育女的家园。文学语言不是把你摆渡到‘意义’的对岸去的桥和船,它自身就既是河又是岸”（9）。于是,人们不能再对语言这个“自主的具体的实体”及它对于文学世界建构的本体意义熟视无睹了。于是,人们认定:“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是诗的生命”、“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李洁非、张陵的《“再现真实”: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更加鲜明地表达了这种语言形式的本体论观念（10）,对传统文艺学的“再现真实”的可能性提出了追问和质疑。他们否弃了传统理论话语的语言“工具论”,强调“语言世界”的独立性及对文学的创生性,从而将语言奉为诗及文学的生命。在他们的语言本体观看来,“语言事实”并非自然事实,它自我创生,以自己的方式“行动”着,规定着个体思维的形式和范围。因而,语言与实在不可能完全“同构”,文学世界的真实即是“语言世界”的真实、表述的真实,“以‘模仿自然’为目的的再现型艺术终究只是一种幻想”。在这里,结构主义语言学及符号学对传统的历史语言学的反拨表现得尤为强烈。索绪尔的语言独立自足及实体意义的研究成为其“语言中心”论的重要理论支持,罗兰·巴尔特关于语言的先在性的符号学论述,则为其语言本体论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此,它对“再现真实”传统语言观的反诘是彻底的,对语言的艺术本体的挖掘是深入的。但是,这种语言中心论又往往容易割裂语言的“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导致语言世界与人类的经验世界、意义世界的分离。因而那个真正的独立自足的“语言世界”的真实性是应当打些折扣的。

语言本体论从现代语言学那里得到启示,把文学作品视为自足的语言符号体系。语言符号不仅成为文学的深刻动因,而且被视为文学的最直接的目的。然而从整体上看,对语言的自主性的强调仍然没有超离内容、形式的二元思维方式的支配,而只是对文学“内部”语言形式研究强调的一种极端形态而已。在“语言本体论”中蕴藏着的仍然是走出“外部研究”进入“内部研究”的努力,语言本体论者所做的仍然是以一种独断论取代另一种独断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至于90年代,学界对这种独断论的弊病逐渐有所反思,并力图加以纠正。例如青年学者王一川90年代初开始倡导的“修辞论”研究,就通过对“修辞”的特殊的界定表现出了这种努力。在《修辞论美学》中,王一川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以往的认识论美学“往往为着内容而牺牲形式,为着思想而丢弃语言”;语言论美学“在执着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方面时,易于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又往往忽视语言论美学所惯用的模型化或系统化立场。于是他提倡将三者融合,使三股压力形成一股更大的合力:“要求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和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体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以便建立一种新的美学。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显然,上述三种美学的困境及摆脱这种困境的压力,导致了修辞论转向。”（11）显而易见,王一川的“修辞论美学”是要力图避免单纯的语言本体论研究或单纯的认识论和社会学研究的弊病,走向一种综合。

三、解构文论:文艺学本体论的颠覆

从结构主义的形式本体意义追求到解构主义的拆解中心、消解意义,从形式本体论的语言崇拜到解构文论的语言游戏,其间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之间却承载着人文心理及历史语境的重大变迁和复杂关联。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国文论家所身处其中的历史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酝酿和开始启动,人们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受到强烈冲击。市场经济的历史浪潮在中国大地上的层层推进,“商品”法则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强有力渗入,一方面萌发了许多与新的现实相适应的新的观念、理想、道德、情感和价值欲求;另一方面也破坏和割裂了原本和谐统一的理想主义的文化图景。某些旧的“规范”将破未破,某些新的“规范”将立未立,新旧交替混杂。在这大变动、大转型的历史氛围中,人们(包括思想文化界的人们)对于物质的欲望和追求以迅疾之势拆解着人道主义的权威性话语以及此前的以“人”(“主体性”)为中心的价值法则。正如一位青年批评家所看到的:“当代现实当然是由于突然间兴起的商品经济的冲击而激发了内在的矛盾,引起了价值观念的混乱。新时期文学一直怀着热情去追求人道主义的信念、追求人的价值和尊严,却受到了现实的价值尺度的无情嘲弄。知识分子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怀疑,必然导致对生存信念和超越性终极价值的怀疑。而当代的怀疑主义是致命的,因为它植根于每时每刻的生存事实。当代现实的短期效应,急功近利,毫无疑问对所谓的终极性价值嗤之以鼻。”（12）

于是,近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才在西方兴起、60～70年代才渐次传播开来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由于历史的巧合和相似,竟在80～90年代的中国部分人群、特别是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找到了虽不“理想”、但相当“热情”的接受群体。某些敏感的中国理论家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话语欲望。一些批评家和理论家在那个消解意义、颠覆中心的解构主义理论当中,找到了自己对这个新的世界图景的相近似的体验和感悟。于是,“后”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在思想文化的某些领域兴起并活跃起来。后现代主义的最重要、最显著的核心思想和理论表现就是解构主义,即拆解“中心”、颠覆“在场”、削平“深度”、反“元话语”、反“元叙事”、反“体系性”⋯⋯因此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即“解构主义”对包括形式本体论在内的所有“中心主义”和“意义”追求的颠覆是剧烈的、带根本性的。

从理论特征来看,解构主义为中国当代文论所提供的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和阐释方式。正如王宁所言: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没有提出知识和真理的要求,因而它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13）。作为一种解构式本文策略,它要求于作者的是在其本文中如何实施对自己所言喻的东西的颠覆;作为一种解构式阅读方式,它要求于读者的是如何发现本文中的盲点,如何对本文中的稳定的秩序、封闭的系统、终极的意义实施瓦解。解构主义对于作者自我言说的颠覆与瓦解,以及读者的旨在摧毁本文之确定性的解构式阅读方式,特别是其中解构式阅读方式作为本文可读性瓦解以及读者创造力之解放,尤其得到了中国理论家的重视和关注。他们发现,解构式阅读不再是一种符号的解码活动和能指与所指的表述关系的呈示,而是对本文在“痕迹”和“差异”活动中变得捉摸不定的符号衍生和意义转换。它强调本文的不稳定性和互文性,认为阅读是一种意义的无限补充、替换、撒播和误读(当然,这种相对主义的阅读模式又是导源于本文的能动性生产,因此最终还是无法摆脱本文的牵制而完全随心所欲)。有的学者认真分析了解构策略的三个步骤:首先,面对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稳定自足系统,揭示其不和谐性;而后实施消解的第一步:颠倒,即原有等级,取缔原核心的主导地位;最后是寻求一种不稳定的漂移状态,使新等级无法建立（14）。这种解构策略摧毁了在丰富的本文中再建中心和追求意义的可能性,使本文在符号的不断衍生、意义的不断转换中变得捉摸不定,天经地义地拒绝理解和阅读,而导致误解和误读。在解构文论的阅读策略中,“文本和作者已经变成了一个神秘莫测的作案高手,而读者只有从蛛丝马迹中重读出各种相互抵触的意义,才不至于沦为受害者”（15）。同时这些纷杂的歧义和差异,也赋予了批评家极大的精神自由,使他们超越本文,从“能指的游戏”中获得无穷的造语。新时期中国文论家也正是作为这种解构式本文策略和阅读方式的传播和实践者,一方面检点着解构文论的相对主义立场,一方面试图从中找到一条走出文学“载道”的沉重传统的超越之途。

然而,从理论的创造、生成及深化角度看,解构文论在中国学界所得到的实质性拓展并不令人乐观。新时期文论家对于解构策略的研究是与解构批评的理论操作相伴相生的。他在后新潮小说中找到其理论的“实验场”:包括从后新潮小说的“平面化”、“浅表性”读出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及瓦解结构主义形式本体论的“有意味形式”;从后新潮的“叙述圈套”中读出世界统一性的颠覆,即打破结构主义的形式完整性及意义体系;从语言游戏中体验主体及意义的失落,即在消解语符的意义同时,取缔形式结构的人生隐喻功能。这其间,理论观点的复述往往代替了自己的创见,肯定性的介绍与阐释往往淹没了理智而审慎的批判与吸纳融合,这必然使得理论的拓进力度显示不足。当然,解构文论作为中国当代文论的一股新的带有“异己”意味的力量,在一定时间里给新时期文艺学研究带来了某些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它对于传统的文学法则的冲击,使人们获得了对于文学的异质多样性的认识。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则逐渐成为某些中国理论家面对日益破碎的文化语境思考和解决自己文明的新问题的理论参照。然而解构文论的文化再造力的缺失也带来了中国当代文学者终极使命的消解,正如一位资深学者所说:“后现代的反文化一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家哲学合谋,一方面它会使西方最先进的思潮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复苏的传声筒;另一方面,则会延误文化转型,价值重建等现代人文学者的终极使命,具有很强的破坏性,逻辑上的解构就会成为文化上的破坏。”（16）解构文论的反文化特征使之颠覆所有价值体系,又不再导向新的价值的确立;它与人类的所有精神成果实行诀别,而不去承担再造历史的重任;它不仅否决了人生的深度和意义,而且否决了对意义和深度的追求本身。因此,解构文论完全消除了理论发展的原创意向,它无法完成“破”中有“立”的理论革新任务,因而也无力引导中国当代文论走向未来。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下多元文化态势对于意识形态整合性的拆解,新启蒙话语失效后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和理想的“沦丧”,以及价值相对主义的离散状态,为文艺本体论的建构与解构文论的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心理准备。中国文论的建构与解构的双向运动,也只有在那个“众声喧哗”、“杂语共生”的多元文化背景之上才获得了生长繁衍的可能。

注释：

（1）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8日。

（2）李泽厚:《美学四讲》,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6、53页。

（3）卢卡契:《审美特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页。

（4）克莱夫·贝尔:《艺术》,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

（5）陈晓明:《理论的赎罪》,《文学研究参考》1988年第7期。

（6）孙歌:《文学批评的立足点》,《文艺争鸣》1987年第1期。

（7）孙津:《形式结构》,《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4期。

（8）李劫:《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上海文学》1987年第3期。

（9）黄子平:《意义和意思》,《小说文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10）李洁非、张陵:《“再现真实”: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寻找的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

（11）王一川:《修辞论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79页。

（12）陈晓明:《冒险的迁徙:后新潮小说的叙事转换》,《艺术广角》199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