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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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东盟的区内贸易

自1994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正式实施以来，在区内关税减免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注：CEPT称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运行机制。CEPT产品包括四类，即列入清单产品、暂时例外产品、一般例外产品和敏感产品。）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属于“CEPT列入清单”，其中92.7%商品的关税在5%以下。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区内贸易总额为1595.91亿美元（注：2000年泰国区内贸易的进出口值只包括头9个月的数据。），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时，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比重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2.19%。因此，从区内贸易比重来看，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在扩大区内贸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当然，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对各成员国的影响是不同的。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有所下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居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首位，但其区内贸易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总量中的份额却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莱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变化起伏较大。而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区内贸易比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长率分别达6.67%、7.92%和4.79%，说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使区域内原先贸易保护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加强了同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扩大经济规模，增强其出口产品在区域内的竞争力。

二、产业内贸易指标

对产业内贸易问题的经验性和统计性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涉及经济一体化对贸易专业化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沃顿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萨(1966)、格鲁伯和劳艾德(GrubelandLloyd,1975)等，他们都建立了各自的测量指标。其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Grubel-LloydIndex)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如下：

附图

其中，X[,ij]、M[,ij]分别代表i国j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如果i国j产业的贸易全部为产业间贸易，则GL[,ij]=0；如果i国j产业的贸易全部为产业内贸易，则GL[,ij]=1。因此，产业内贸易指标值在0-1间变动，GL[,ij]越接近1，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GL[,ij]越接近0，则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低。

而一国所有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标是各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比率的加权平均数，其表达式为：

附图

表1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比重单位：%

附图

注：此处的区域内贸易比重指一国或区域的区内贸易占该国或该区域总贸易的比例。2000年泰国只包括1-9月份的进出口数据。

资料来源：ASCUDatabase。

人们通常用一段时间内格鲁伯－劳艾德指标的变化来说明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如伊玛达(Imada,1990)、阿里夫(Ariff,1991)、基旺(Kwan,1994)和拉曼萨米(Ramasamy,1995)都用此指标对东盟产业内贸易进行研究。但是我们所要说明的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调整成本，也就是研究该时期区内贸易的增加主要来源于产业内贸易还是净贸易(nettrade,NT)，（注：在此用公式对相关概念作一介绍。TTi=NTi+IITi，其中TTi=Xi+Mi，NTi=｜Xi-Mi｜，TTi指i国的区内贸易的进出口总额，Xi、Mi分别指i国区内贸易的出口额和进口额。tti、nti和iiti分别是一段时期TTi、NTi和IITi的增长率。）而格鲁伯－劳艾德指标并不能说明产业内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程度。另外，该指标还会引起误导，因为，有时尽管产业内贸易比净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低，但是该指标仍然呈上升趋势；同样，有时该指标呈下降趋势，尽管产业内贸易比净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较低，这是因为：

当iit[,i]＞nt[,i]时，意味着GL[,i]是上升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则Ciit[,i]＜Cnt[,i]；类似地，当nti＞iiti时，意味着GLi是下降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则Cnt[,i]＜Ciit[,i]。

产业内贸易和净贸易的贡献率表达式如下(Menon,1996)：

tt[,i]=Cnt[,i]+Ciit[,i],(3)

其中，Cnt[,i]=(1-GL[,i])nt[,i],(4)

Ciit[,i]=GL[,i]iit[,i],(5)

tt[,i]、nt[,i]和iit[,i]分别是i国一段时期TT[,i]、NT[,i]和IIT[,i]的增长率，Cnt[,i]和Ciit[,i]分别指nt[,i]和iit[,i]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GL[,i]指基期i国的格鲁伯劳艾德指标。三、样本的确定与数据来源

国际贸易的商品成千上万，确定这些贸易中哪些属于产业内贸易，哪些属于产业间贸易，涉及到商品的分类和产业的定义问题。本研究根据HS编码来划分。（注：HS编码全称为协调商品名称和编码制度(TheHarmonizedCommodityDescriptionandCodingSystem,HSCode)，也简称协调制度，是一种多用途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目录，广泛用于国际贸易有关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征税、统计、运输等方面，是迄今最完善、系统、科学的国际贸易分类体系。HS编码一位数为类，两位数为章，二者分别有22类和99章。）一般说来，产业划分的越细，产业内贸易指标就越低，反之亦然。由于受数据的影响，本文将按章，也就是HS编码两位数等级数据来划分，然后再用加权平均法计算HS编码一位数（类）和所有商品总体的产业内贸易指标及其对区内贸易的增长贡献率。

本文对1993年至2000年期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内贸易进行实证分析，并将1993年作为基期。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内贸易进出口数据来源于ASCU数据库。

四、实证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利用公式(1)-(5)，本文计算了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指标。

就东盟自由贸易区整体而言，1993年至2000年期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增加了94%，其中产业内贸易提高了75%，产业间贸易提升了18%，换句话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的增加有近80%来源于产业内贸易。从部门看，在18类商品中，（注：本文将武器弹药、杂项制品、艺术品和其他未分类商品排除在外，故只有18类商品。）除了动植物油脂类商品外，东盟自由贸易区其他17类商品的区内贸易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机电音像设备和化工产品的区内贸易增幅最大，均超过一倍，分别达1.45倍和1.42倍。而就产业内贸易的贡献率而言，除了植物产品、动植物油脂和木及木制品外，其他15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的贡献率高于产业间贸易的贡献率。

从东盟自由贸易区各国的具体情况看，除了文莱的区内贸易下降了14.54%外，其他5个国家的区内贸易额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菲律宾和印尼的增幅最高，分别达3.08倍和1.31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额有所下降，但其产业内贸易却增加了近10%，其他5个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对扩大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都大于产业间贸易的贡献率。

很显然，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结果说明东盟区域贸易合作有助于东盟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在东盟区内贸易的重要性的提高说明了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短期调整成本低于原先一些国家的预计。看来那些担心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巨大的短期调整成本的生产者是言过其实了。各个东盟国家应对那些院外活动团体的说辞持审慎态度，不要为此而改变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提高了产业内贸易在东盟区内贸易的重要性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根据林德尔(Linder)的“需求偏好相似论”(DemandPreferenceSimilarityTheory)，相似的收入水平和消费偏好促进产业内贸易。自80年代开始，特别是80年代后期开始，东盟各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87年至1996年的9年间，泰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最高，高达7.80%，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则分别为6.05%、7.48%和6.36%，菲律宾最低，为2.88%。随着东盟各国经济的发展，东盟的市场容量迅速扩充，需求越来越重叠，从而使东盟的产业内贸易比例越来越高。其次，东盟各国的工业化建设。1987年至1996年的9年间，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工业附加值年均增长率都达到两位数，分别高达12.18%、11.74%和10.07%，新加坡为9.22%，菲律宾最低，为4.05%，可见东盟的工业生产能力大大提升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东盟产业内部的分工就越细，异质产品的生产规模就越大，从而形成异质产品的供给市场，伴随着需求结构的日益趋同性，东盟的产业内贸易增加了。第三，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随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税越来越低，到2001年东盟自由贸易区90%以上商品（CEPT列入清单商品）的关税低于5%，各国的贸易保护程度大大降低了。这促进了东盟区域资源的重新配置，一些资源从进口部分转移到出口部分，使出口产品更加多样化，提高了产业的水平分工。根据巴拉萨和波温斯(BalassaandBauwens,1987)的实证研究，产业内贸易与加入区域经济组织呈正向关系，即组建区域经济组织有助于区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最后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跨国公司在东盟的投资主要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跨国公司在该时期的投资主要是为了避免东盟国家的进口限制和壁垒；第二个时期是90年代，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寻求生产的低成本，并将东盟作为出口基地。此次的投资主要是在消费类电子和电子配件。正是第二个时期的投资大大促进了东盟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这些产业内贸易主要是那些电子配件等中间产品。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Intra-firmTrade，也称公司内贸易）也不断扩大，而在公司内贸易中相当部分属于产业内贸易。现以日本丰田汽车在东盟各国的投资为例，来说明跨国公司在东盟的投资有助于东盟区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参见图1）。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在东盟地区内展开产业内分工，把汽车零部件生产分布到各国，进行专业化生产，以发挥规模效应，而且根据东盟《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的规定，这些产品的区内贸易是享受关税减免的。

附图

图1东盟汽车工厂：以丰田汽车为例

资料来源：Petri,P.(199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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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贸易产品类别变动不大2001年以来，中国对韩国农产品出口额持续增加，韩国对中国的农产品进口依存度提高，中韩农产品贸易结构变化不大。中国对韩主要出口农产品为玉米、小麦、植物胶类及大米、大豆、辣椒等。中国从韩国进口农产品集中在拉面、兰花、调味汁，板栗、咖啡制品等产品上。

(三)贸易商品结构仍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目前，中韩农产品贸易主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主要农产品种类为水产品、蔬菜、水果等。但中国出口产品多为原料型农产品，在农产品农药残留量、动植物卫生安全检疫方面存在不足，进口多为深加工型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结构还需不断改善，向水平型和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发展。

二、中韩FTA主要争议点及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据韩国研究，签署中韩FTA后，韩国的GDP、进口、出口将分别增加3．1%至3．2%、5．4%至5．5%、5．9%，社会总体福利将增加3．0%;两国贸易投资领域的合作也将扩大，特别是中国对韩投资将进一步增加;对两国的外交、安保和东北亚局势也有好处。但对于韩国来讲，农产品市场开放是FTA谈判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中韩两国在地理上临近，生产季节和产品类似。对中韩农产品的单价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除了洋葱和鸡肉外，韩国大部分农产品价格都要高于中国。无条件的开放农产品市场，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会令韩国担心其粮食安全。为保护其本国市场，韩国坚持将大米等200多种农渔产品列在农产品开放领域之外。有关农产品市场开放的主要争议点如下。

(一)适用例外条款的选择标准和选择范围FTA的签署会带来两国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对韩国而言，既要适应贸易自由化的大环境，又要在WTO框架内保证其利益最大化，在缔结FTA谈判时利用例外条款为其敏感农产品争取最大利益就成为必要手段。双方就大米等敏感产品是否使用例外条款的认证与争议将成为谈判的热点，也是影响中韩农产品贸易的焦点。

(二)农产品紧急进口限制措施(SG)的设定韩国在农产品上对中国的依存度相对较高，为了避免中国农产品的进口激增给韩国农民造成重大伤害，韩国会采取直接规避措施，在FTA谈判中必然要提出使用紧急进口限制措施。双方将就是否要采取此项措施、采取措施的条件、启动次数以及采取对象产品等详细内容进行讨论，这些都会对未来的中韩农产品贸易造成影响。

(三)农产品贸易的非关税措施随着FTA缔结后中国农产品对韩国出口增加，韩国政府担心随之而来的动植物病虫害进入的可能性，为保证食品安全问题，将会实施进口农产品安全性措施、检验检疫等卫生措施等非关税措施。针对中国有可能选定部分区域，或选定某种农产品的产区，实行严格的地域限制、农产品病虫害防止或检验检疫措施，或直接对部分产品实施进口限制。这些措施将成为双方的主要争议点，也进一步阻碍了中韩农产品的发展。

三、促进中韩农产品贸易的对策建议

中韩两国自建交以来，贸易发展迅速，农产品贸易成为两国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经贸伙伴，也是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然而由于韩国对本国农业以及农产品市场的过度保护，农产品贸易成为中韩FTA缔结的一个主要争议方面。为推动中韩FTA的缔结，促进两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提高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认真研究韩国农产品贸易政策，应对其采取的临时保护措施在分析韩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情况的基础上，了解韩国重点保护的敏感农产品，对韩国的农业政策、农产品贸易政策以及其对国内农业的支持措施进行研究，并参照已签订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关注敏感农产品的贸易流量，对韩国可能采取的紧急进口限制、非关税限制措施等农产品贸易限制措施进行预警与应对。

(二)扶持安全农产品出口，加快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培养和扶持差异化、安全化的农产品出口，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这就需要改变传统出口农产品的包装及外观设计，力求新颖实用，优化出口农产品结构;同时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以品牌效应带动出口农产品的质量和规模。也需要构建农产品质量综合管理体系，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减少农药使用、减少病虫害发生，以保证出口农产品达到国际标准，规避中韩FTA中将出现的限制农产品贸易的非关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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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极大化贸易创造效果，间接地极小化两国以外国家的贸易转换效果有一种方式，就是自由贸易协定方式—NaturalTradingPartner(NPT)方式，它有如下两个定义。一，在自由贸易协定签定之前，贸易量多的国家之间签

定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这样减少不自然或随意性硕士论文的贸易发生的可能性，因而区域内国家的经济利有可能得到增加。这个方式给选定自由贸易协定的签定国赋予唯一的标准，因此这样的原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即使在A国的出口中所占的B国的比重大，但是B国不一定是相同的情况(非对称性的问题);第二，因为贸易壁垒或其他区域合一的影响，在自由贸易协定签定之前，贸易量本身有可能过大或过小地得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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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18日，中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了关于正式启动中澳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谅解备忘录，这标志着中澳两国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已进入实质阶段。2006年9月，中澳启动了第6轮谈判，农产品贸易问题成为谈判的焦点。中国与澳大利亚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经济体，在农产品贸易中有较强的互补性，澳大利亚主要向中国出口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畜产品及粮食；中国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水产品、蔬菜、坚果及其他农产品。自1995年以来，两国的农产品贸易额以每年8.8％的速度增长。中国是澳大利亚的第9大进口国，澳大利亚是中国农产品的第3大进口国。

一、中澳农产品自由贸易的障碍

(一)中澳农产品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从2000—2005年中澳两国的农产品贸易状况来看，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金额在波动中上升，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农产品金额稳步增长，但中澳两国的农产品贸易逆差在不断扩大。中澳农产品贸易逆差的扩大，引起了两国政府及农业问题研究者的关注，同时也会引起对中国农业及农产品生产者的担忧，给中澳两国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带来较大压力。

(二)中澳两国存在农产品关税壁垒。中国对大部分农产品都征收水平不等的关税，加权平均税率达13.5％，零关税的农产品只占所有农产品总数的8.3％，最高税率达65％。而澳大利亚对大部分农产品都实行零关税，仅对小部分产品征收水平较低的关税，加权平均税率只有4.O％，零关税的农产品占所有农产品总数的77.6％，最高税率也只有5％。中澳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两国将逐渐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如果关税削减为0，那么中国农产品平均削减13.5％，而澳大利亚农产品平均削减4.0％，显然，中国的削减率大于澳大利亚的削减率。

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影响

(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墨西哥农业的影响。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墨西哥经济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但同时也给墨经济带来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墨农牧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而且随着农产品关税的进一步解除，这一状况还将继续恶化。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慈善基金会公布的报告指出，正当自由贸易倡导者为墨西哥北部出口加工区10年间创造75万就业机会而欢呼的时候，享受高额补贴的美国农产品如潮水般涌入墨西哥，并在过去10年中导致130万墨西哥农民破产，墨西哥农牧业占GDP的比重已由6.3％降至5.5％。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至今，墨西哥农作物种植面积缩减了400万公顷，同期农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减少了10％；1500万农业人口，其中多数是年轻人，迁至城市或移民美国；农民人均收入也已下降至城市最低收入的30％，而且这一状况正在随着农产品关税的进一步降低而恶化。另外，大量外资工厂的涌入对墨西哥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据美国TUFTS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墨西哥制造业产生的空气污染程度比协定签署前增加了两倍，而政府并没有按照原来的承诺提供足够的环保基建投资。

(二)菲律宾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菲律宾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占GDP总量达40％，农业就业占一半以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1995年，菲律宾加入WTO，政府承诺一系列农业自由化改革，包括降低关税，消除数量配额，并规定了最低市场准入量。此外，政府还将通过促进花椰菜、切花等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转变生产结构。按照设想，通过农业自由化改革，每年将使农业附加值增加10.7亿美元，新增农业就业机会50万个，增加农业出口值6000万美元，农业贸易收支平衡问题将由此得到改善。然而，随后的农业自由化改革却使菲律宾农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农业就业从1994年的1129万人下降到2001年的1085万人；农业出口并未实现大幅增长，而是徘徊不前，农产品进口额激增，农产品贸易从1993年的2.92亿美元顺差转变为2002年的7.64亿美元逆差，成为农产品净进口国。受廉价进口产品的冲击，玉米主产区的玉米种植受到重创；由于取消了最低市场准入量的限制，冻牛肉进口量在1993～1998年间增长了5倍，猪肉价格明显下降，2002年较1995年每千克价格下降了30美分；实行鸡肉进口许可证自由发放制度后，1999年鸡肉进口量增长了20倍，国内相关产业遭受毁灭性打击。菲律宾承诺蔬菜关税为40％，实施税率仅为7％，1999年进口鲜菜量为1万千克，2002年激增到200万千克。农业贸易自由化将菲律宾农业置于崩溃的边缘。

(三)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失误的启示。从理论上来看，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各国发挥其比较优势，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福利水平，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应从贸易自由化中获取两方面的利益，一是市场范围扩大，贸易机会增加，从而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是通过世界市场供给，消除农产品价格的波动。但现实中，由于发达国家传统的贸易壁垒和国内支持依然存在，技术和环境壁垒等新的贸易壁垒日益强化，在农产品贸易中，发展中国家处于一种更加不利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在利用比较优势调整其农业生产结构时，往往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如，菲律宾政府曾预计，实行贸易自由化后，将有35万农民由种植粮食作物转移到种植高附加值的作物，其实际收入会由此得以提高。但调查显示，转型需要较大成本，而绝大多数小农户因不能获得资金，面临较大困难，有的只能被迫出租土地。厄瓜多尔及墨西哥的数据也证明了这第一点。据调查，人世以来我国有90％的农业及食品出口企业遭受国外技术性壁垒的影响，每年造成的损失达90亿美元。发达国家在蔬菜、水果、畜产品、水产品等劳动力密集产品的进口中设置的品质、标准等技术壁垒、环境壁垒不断加强，特殊保护措施和反倾销诉讼的运用也日益增长，使中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受阻，农业结构调整受到很大限制。三、在建立中澳自由贸易区中的对策

(一)逐渐消除两国的贸易壁垒。首先，对农产品的关税减让要分阶段、分产品进行。对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继续保持一定范围的配额，可根据中国国内市场的供求状况逐步扩大配额，削减配额外关税；对蔬菜、水果可根据其弹性大小，逐步降低甚至取消关税。其次，在新一轮农产品议题谈判中，将技术壁垒纳入谈判议程，遵循国际通用的检验、检疫标准，消除技术标准的分歧。从目前的WTO《贸易技术壁垒协议》规则来看，各国可制定不同的标准，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在非关税壁垒中，技术贸易壁垒目前仍被WTO看作是合法的手段。在WTO的《贸易技术壁垒协议》规则中指出，该协议对国家之间有关嗜好、收入、地理和其他因素上存在的合理差别给予考虑，对成员方在国家技术法规的制定、批准与实施方面给予了高度的灵活性。在技术规定和标准方面，各国处在不同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上，显然，澳大利亚的动植物检验、检疫标准、食品与卫生标准要高于中国。目前，需要谈判协调两国执行统一的技术标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可能需要的技术与资金大大超过其能力，澳方应该在这一领域与中方加强合作，消除两国间的技术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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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简称FTA)谈判在历经8轮10个月的艰苦磋商后，最终于2007年4月2日落下帷幕，并于同年6月30日正式签署。尽管协定还有待两国国会批准，但鉴于双方的强烈意愿，2009年获得通过应不会有大的问题。尽管第八轮谈判后还存在重大分歧，但在随后的高级别会谈中，韩美双方出于各自重大的战略考虑，还是在敏感产业方面分别做出让步，促使谈判在两次延期情况下依然达成一致。韩美为什么要如此匆忙达成FTA，除美国政府TPA权限即将到期的原因外，双方共同战略诉求恐怕是更深层次的动力源泉。

一、韩美FTA的主要内容

韩美FTA是一个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蓝本的具有广泛内容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内容涉及农产品、纺织品、原产地、海关清关制度、卫生检疫制度、技术壁垒、投资、服务、金融、电子商务、竞争性政策、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制度、劳工问题、环境和透明度问题等19个领域。韩美FTA是美国15年来签署的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与亚洲国家签署的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韩美FTA是双方相互妥协的产物，是不完整的、均衡的协定。依双方谈判代表所述，双方都实现了自身的目标，但却都没有实现自己的全部要求。在多轮谈判中，农业、汽车、纺织品等领域的开放问题一直是谈判的焦点。 在农业方面，美国迫切希望完全实现贸易自由化，韩国则要求将部分农产品排除在贸易自由化之外。直到谈判结束，双方才相互让步达成协议：美国同意将大米排除在外，允许韩国保持进口配额限制;韩国则宣布只要国际兽疫局(OIE)承认美国是控制风险国家，就恢复进口美国牛肉。

其他农产品谈判双方也各有让步。在汽车领域，美国希望韩国废除所有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韩国则要求美国立即废除轿车关税，并在5年内废除小型货车关税。双方最终敲定，汽车零部件和小于3 000co的汽车立即取消关税，大于3 000co的汽车在未来3年内取消关税，小型货车在lO年内取消关税。韩国同意改变针对美国大型车的税制，并在3年内将汽车特许权税从10%降低到5%。在纺织品领域，韩美FTA最终将执行“YarnForward”规定，即：FTA下的纺织品必须在美国或韩国境内制造。这样，美韩贸易中就有61%的纺织品被取消关税。但作为特殊安全机制，对可能使相关行业受冲击的纺织品进口，2年内仍可征收关税。

二、韩美FTA的战略意图

(一)促使韩国扩大开放范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韩国在工业化后期开始转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政策，持续推行自由开放政策，较好地适应了经济全球化趋势。其商品贸易占GDP的比重超过70%，服务贸易比重达13.5%，超出其他主要国家。但WTO多边贸易体系作用并不明显，相反，许多大国也纷纷加入到原本以中小国家为主的双边自由贸易体系，区域主义呈高速扩散态势。韩美FrA不仅意味韩国继续适应经济区域化趋势，也意味韩国要继续扩大开放，在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也促使服务业及部分薄弱产业积极面对世界经济自由化浪潮。此前，韩美各自缔结的FTA规模较小，不足以承担经济增长点的重任，而此次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与第十大经济体的FTA，会给双方提供更广阔的贸易平台和经济增长契机，每年会增加多达200亿美元的贸易额。有研究表明，韩美FTA可使韩国对美出口增加12%～17%，GDP增长2%左右。届时，GDP最高可增加135亿美元，创造10万余就业岗位。另外，非关税壁垒的撤销和公平竞争条件的形成及透明度的提高，还可增加投资和技术转移，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建立透明的会计制度，形成灵活的劳动市场，进而推进韩国整个经济的发展。

(二)分散韩国的对外依存度，摆脱其对中国市场的严重依赖。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韩国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对美出口比重由1986年的40.1%降至2006年的13.3%，而对华出口比重则由5.2%增加至27.2%。受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动，以零配件、原材料为主的对华出口成为韩国经 济的支柱。而且，韩国制造业海外投资50%以上集中在中国。虽然中国不断扩大的市场拯救了后工业化时期的韩国经济，但由于对中国依赖程度过高，致使中国经济变动对韩国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韩国需要以韩美FTA为契机，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美国市场份额，在出口市场上进行多样化规划。

(三)使韩国摆脱“三明治”的被动局面，寻找东亚之外的平衡点。韩美FTA能在最后期限内迅速达成，除美国政府“促进贸易权限”(TPA)即将到期的原因外，更主要还是韩国政府出于“严肃的政治判断”。韩国近年来一直担心自己沦为东北亚的“三明治夹心”，害怕埋没在日本与中国之间。韩国迫切希望扭转竞争力上的颓势，希望从这种“夹心饼干”状态中挣脱出来，希望通过缔结亚洲最大规模的FTA来扭转局面。韩美FTA有助于韩国重新调整贸易关系，减少因对美贸易顺差而频繁引发的贸易摩擦，降低韩国对日本商品的依赖和逆差状态。今后在美国市场上，韩国所享有的优惠将有利于与日本产品竞争。

(四)有利于韩国与中国争夺美国市场，提高全球市场竞争力。美国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每年进口规模高达1.7万亿美元。因此，在美国能通行的商品，在全世界也能通行。但韩国商品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呈逐年下降趋势。韩国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已从1995年的3.3%降到现在的2.6%。而中国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1995年只有6.1%，但2005年已达14.6%，10年间上升1倍多。韩国认为，中国的急剧增长，压缩了韩国在美的市场空间，这种趋势今后仍有可能继续。韩国正处于必须寻找新突破口的十字路口，而与美国签署FTA，正是为增强其竞争力，届时韩国商品就无须再惧怕“中国价格”。韩国对美出口预计会增加353至462亿美元，相当于2005年韩国对美出口额(438亿美元)。特别是汽车、纤维、电子等主要出口产品的对美出口将会大幅增加。

(五)形成韩美同盟，牵制中韩的融合。韩美FTA除经济上的考虑外，还包含复杂的政治因素。其一，韩国在长远战略上想做中美之间的“势力均衡者”，以便在东北亚地区求得良好的生存发展。其二，美国在长远战略上要牵制中国，牵制中韩融合。因而需要利用韩国的“平衡战略”，以达到“更深介入亚洲”的目的。对韩国而言，作为唯一与美国缔结FTA的东北亚国家，韩美FTA 将使双方在已有军事同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同盟，从而形成“整体同盟”，提升自身“东北亚平衡者”的地位。对美国而言，韩美FTA的经济含义与政治含义也同等重要。防范与牵制中国是美国与韩国签署FTA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作用日渐增强，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地位受到影响。因此，美国希望通过美韩FTA加强同东亚的联系，牵制韩国进入中国经济圈，削弱中国对东亚的影响。

(六)主导东亚VIA进程，掌握VIA标准的话语权。韩美VIA通过争夺东亚VIA进程的主导权，掌握VIA标准的话语权，形成对中国的无形压力，迫使中国在今后FTA谈判中做出让步。近年来，为争夺东亚贸易主导权，美欧都在加速实施亚洲FTA战略。韩美FTA标志着美国以亚太经合组织为舞台的VIA战略已拉开帷幕。欧盟与韩国的VIA谈判也已开始启动。美欧2007年5月与东盟就开始VIA谈判达成协议。美欧之所以在亚洲加速VIA战略，是担心中国在东亚的话语权过于强大。美国认为，东盟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加强了中国的领导地位，削弱了美日的地位，并促使其他国家与之进行VIA谈判。相反，美国在亚洲的VIA谈判处于陷入僵局的危险，布什总统在贸易方面的“快速审批权”也将到期。如果欧盟现在开始进行自己的FTA计划，美国在亚洲及广泛多边体系中的地位可能进一步被削弱。韩国VIA战略也有类似考虑。韩国采取的是“远交近攻”的“三步走”战略，即先是美国，然后是欧盟，最后是中日。韩国认为这是掌握主动、扩大影响的重大举措，通过与最大经济体美国签订FTA，韩国将首先掌握FTA标准的话语权，继之与欧盟、加拿大的谈判也都不会很难，进而在东亚VIA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韩美VIA达成后，中国和日本都表现出一些急迫情绪，欧盟也称要在年内结束谈判。这使韩国意识到先同美欧谈判就可以“要挟”邻国对自己做出让步。

三、韩美VIA对中国的影响

(一)使中国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处于被动局面。韩美FTA意图削弱中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影响。韩国成功走出“10+3”框架的束缚，摆脱中日夹击下的“三明治”尴尬局面 ，实现经济上的“平衡外交”，在东亚VIA进程中为韩国赢得话语权。如果韩国与欧盟VIA谈判成功，那么韩国就几乎掌握了全部主动权。这意味着中国不得不考虑“10+3”框架之外更广泛的VIA战略，扩大中国的选择范围，以赢得东亚VIA进程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韩美VIA将对中国对外经济战略产生影响，促使中国形成并实施自己的FTA战略。

(二)可能造成部分贸易转移损失。韩美大部分产品实现零关税后，对中国可能造成的贸易转移主要有三方面：中韩产品在美国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中美农产品在韩国市场上的竞争更加激烈;对华投资的转移。中国与韩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部分产品重叠，由于韩国产品关税降低甚至取消，相应地提高了其产品竞争力，中国这部分产品的出口市场可能被韩国挤占。同时，由于美国农产品物美价廉，竞争力较强，可能威胁到中国农产品对韩国的出口。在中国对韩国的出口中，农产品占重要地位。目前，韩国每年从中国进口农产品近30亿美元，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农产品进口国。不过中国与韩国有地缘便利优势，加之中国农产品技术含量和竞争力的不断提升，这方面的影响不会太大。另外，韩美间的零关税，不仅会使韩美间相互投资增加，也会使试图进入美国市场和韩国市场的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增加对韩投资。

(三)中韩FTA谈判将更加艰难。韩美VIA为韩国与中国、欧盟VIA谈判增加了筹码，可能效仿韩美VIA模式，如，在与欧盟的谈判中也提出把大米排除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之外，并要求继续维持对谷物、蔬菜和水果的保护性关税;或在与中国进行VIA谈判时也持此强硬立场。所以，农业问题肯定是中韩FTA谈判的焦点和难点。如果欧盟在农业问题上对韩国让步，将对中国更不利。在这方面，中国须作好充分准备和谋划。韩美FTA使中韩和日韩VIA谈判产生压力。日本表示随时可以谈，中国也显示出可在农业方面退让一步以尽快开始谈判的姿态。但韩国在与美国的谈判取得成功后，并继续与欧盟谈判的情况下，对中国的谈判势必要价过高，谈判将更加困难。 韩美FrA对我国的影响也不都是负面的，贸易转移对调整中韩贸易结构、缓解中美贸易摩擦也有一定促进作用。总之，韩美签署VIA，对中国利弊兼有，重要的是认真分析，采取对策，减少负面影响。 四、中国的对策 目前，中韩VIA尚处于联合研究阶段，虽取得初步成果，但中韩FTA的建立还存在一定难度。韩美FTA给中国带来压力的同时，也给中国FTA战略和中韩FTA发展提供了许多启示。

一是不必急于签署中韩FTA。鉴于韩美VIA的诸多“折扣性”条款和例外条款，中国的态度应是不温不火、不急于与韩国达成协定。这与韩国对待中韩FTA的态度是一致的。二是中国应更积极稳妥地让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效应显现出来，提高中国的谈判筹码。借鉴韩美FTA的战略指向，在“10+3”框架之外发展与发达国家的FTA。正如今年4月7日中国与新西兰签署的FTA一样，完善和坚持自己的FTA战略，掌握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动权。三是保护和利用好本国市场。韩美FTA谈判的历程显示，市场是需要精心呵护的。尤其是对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如果过于开放市场，别国就会失去与之进行FTA谈判的动力和积极性。

对未来中韩FTA谈判，可采取如下对策：

(一)从战略高度坚持均衡原则。韩美FTA的谈判过程始终贯穿着从战略高度坚持均衡的原则。为尽快达成协议，韩国在汽车、牛肉上作出让步，美国在农产品和开城工业园产品原产地认证上作出让步。中韩FTA最大的障碍仍是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及开放程度问题。目前，韩国以高额关税阻挡中国农产品进口，一旦FTA谈判开始，农产品将成为双方争论的最大焦点。为能促成中韩FTA，需要双方从战略高度坚持均衡原则，各自有所让步。

(二)对敏感产业采取例外与分阶段推进方式。FTA具有阶段性推进特征，可采取分期逐渐的方式来取消关税，并把双方较敏感的领域作为例外处理。在对待敏感产业问题上，应采取韩、美FTA中的过渡期安排，以缓解短期冲击，获得双方国民的支持。在双方可承受的程度下，以几年到十几年不等的时间作为缓冲期限，以达到既保护民族产业又促进双边贸易的双赢目的。双方可根据本国国情，找出最薄弱的产业部门作为例外产品，待到较为成熟时再对外开放。

篇（6）

近些年来，世界经济的一个发展趋势是经济全球化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增强，二者并行不悖。在欧洲，以欧盟为核心的大欧洲经济一体化将达到一个新境界，欧盟将变成拥有至少30个成员、占全球GDP40%、占全球贸易50％的最大经济体；在美洲，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核心，将发展成为有至少15个国家参加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在非洲，以南部非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为基础的一体化安排将会进一步实施；在南亚，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将会加快建立与实现自由贸易区方案；在东亚，日本、韩国都将更积极地参与签署若干个自由贸易协议，建立自由贸易区。

作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无论是从全球战略还是地区战略的角度，中国都需要建立以自身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的三个单独关税区，又是互为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两岸四方建立自由贸易区即“大中华自由贸易区”是两岸四地经济繁荣与发展的需要，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也是新世纪“一国两制”的新发展。

一、区域经济合作对中国的意义

1、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区域经济合作意味着成员国内部贸易壁垒的降低或取消，使得贸易环境相对于非成员国而言变得更为有利，有力推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

2、获取规模经济和竞争的福利效应。生产上的“规模经济”主要表现在工业产品双向贸易的增长上。统一市场的建立为现代化工业扩大生产、享受规模经济提供了可能性。生产能力的充分运用，不仅可以增加产出，还可以降低成本和市场价格，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时受益，而且在统一大市场下，还可以避免各国企业规模的扩大可能产生的垄断。另外，在本国市场有限需求的限制下，企业规模的发展一方面会有“规模经济”，另一方面会使企业数目减少、竞争程度降低而失去部分经济效益。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不仅提高了部分企业的经济规模，而且提高了整个市场的竞争程度，提高了整个统一市场的经济效益。

3、规避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有利于全球福利增进的过程，因为经济全球化扩大了世界市场的规模，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从而使得所有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可以在更大范围的国际分工与贸易中获利。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自发的市场机制起作用的过程，不仅具有随机性，而且其作用的结果往往是强者获利、弱者受损。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风险是很难规避的。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则是一个国家起着主导作用的进程，在国家作用下，一体化的区域经济把全球市场内部化为区域市场，有效地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搜寻成本，也降低了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

4、有利于地区安全和多极世界的建立。区域一体化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出于共同的利益，以共同的声音和共同立场一致对外，增强了谈判地位和综合实力，有利于地区安全和多极世界的建立。

5、加速企业的重新组合，提高竞争能力。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创造了相对自由的贸易环境，给区域内企业提供了重新组织和提高竞争能力的机会和客观条件。因为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获得，商品可以在更广阔的市场低壁垒或无壁垒的销售，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扩大规模，改善组织结构，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竞争能力。

一般来说，只有区域贸易成员间的贸易才能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区域一体化才会成为现实的需要。如欧盟经过近50年的努力，其区域贸易占全部贸易的比重达到了60％以上，除此之外，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域内贸易已经超过45％，也就是说，在事实上，两岸四地的贸易一体化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我们需共同承认这种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顺乎民意，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并辅之以必要的制度安排，以促进两岸四地共同的经济与贸易繁荣。

建立大中华自由贸易区，要从以下经济理论和法律据角度这两方面分析，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范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据WTO统计，迄今世界已签订120多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截至2002年3月1日，正在实施的区域贸易一体化中，绝大多数是自由贸易协议，占所有区域贸易安排的72%，共有175个，关税同盟22个，占9%，服务贸易协议及部分授权条款实施的区域贸易一体化共46个，占总区域贸易一体化的19%，其中除货物外，还涉及服务贸易的有17个自由贸易协议和1个关税同盟安排。目前，除中国的三个单独关税区香港、澳门、中国台湾省尚未正式签署区域贸易一体化之外，WTO的每个成员均至少参加了一个区域贸易一体化组织，多者则达30个以上，区域贸易一体化遍布各大洲和地区。

那么为什么要区域化？除了出于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外，其背后的驱动力主要出于各国经济上的考虑。

首先，一部分国家由于历史渊源和地理上的便利以及文化上的相似性，往往在外贸政策上发出同样的声音，这些想法相似的国家可能会在开放贸易方面比大部分成员走的更远，因此具有相似的禀赋和人均收入的国家之间产业内部贸易水平很高，这些国家传统上倾向于形成区域一体化协议。与区域一体化协议有关的总的调整代价会比在多边贸易谈判的情况下小得多，因为这类国家的贸易主要是中间产品和品种相异的同类产品。大多数成功的区域一体化协议——欧盟、欧洲共同体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之间无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其产业内部贸易水平都很高。其次，区域一体化协议是一些国家增强其市场影响力或者规避GATT关于非歧视性要求的一种手段。实际上，如果区域一体化协议使不同经济体进行融合，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不对非成员提高贸易壁垒的话，区域一体化协议将会给世界带来好处。也就是说在利己的同时不损人。再次，寻求区域一体化协议的另一经济动机是将其作为一种锁定贸易自由化或制度改革进程的机制。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略，那就是为了保障市场准入。因为即便是在一体化水平最低的自由贸易区阶段，成员国之间彼此消除了各种贸易限制。

三、WTO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定义及主要规定

WTO与GATT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持肯定态度的。关贸总协定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促进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并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贸易自由化是有好处的。WTO的“最惠国待遇（MFN）”原则，其主要目的是避免一成员片面实施贸易措施而导致不公平贸易的产生，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各国利用区域组织之名，造成区域组织与个别国家的对抗。但GATT第二十四条是WTO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它规范和肯定了区域贸易组织的存在。WTO总理事会于1996年2月成立了区域贸易协议委员会（CommitteeonRegionalTradeAgreements，CRTA），赋与该委员会审理各国所提出有关区域贸易协议的申请，并制订一个可供依循的标准模式，评估区域贸易协议对多边体制所造成的影响。《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二十四条和《关于解释<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二十四条的谅解》及《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对成立区域贸易组织（主要分为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两种类型）的定义、目的、涵盖范围、过渡期、结果及审议等做了明确规定。

（1）定义。根据关贸总协定第二十四条“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第8项规定：关税同盟应理解为以一个单独关税领土代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关税领土。区内成员实质上取消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实质上实施同一关税或其他贸易规章。自由贸易区应理解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关税领土所组成的集团，对原产于这些组成领土的产品的贸易，已实质上取消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的集团。自由贸易区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在该集团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另一方面，各个成员又各自独立地保留自己的对外贸易政策，尤其是关税政策，所以，有人把自由贸易区称为半关税同盟。关贸总协定第二十四条第4款说明了总协定对建立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态度：通过自愿签订协定发展各国之间经济的一体化，以扩大贸易的自由化是有好处的。缔约各国（方）还认为，建立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目的，应为便利组成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各领土之间的贸易，但不得提高对其他缔约方与这些领土之间进行的贸易壁垒。

（2）成立的目的。GATT第24条第4项规定：“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目的应是为便利成员领土之间的贸易，而非提高其他成员与此区域性组织之间的贸易壁垒”。“参加方应在最大限度内避免对其他WTO成员的贸易造成不利影响”。GATS亦规定：区域化服务贸易的目的，必须是为了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而非在提高对外服务贸易的整体贸易障碍。

（3）涵盖范围。区域性贸易组织必须实质上涵盖所有的贸易范围（substantiallyallthetrade，SAT）。GATT第二十四条第8项第（A）款规定，不论为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其构成成员之间实质上取消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本项规定的目的是避免发生“并非真正要在区域之内实施自由贸易，而只欲就某些特定产品形成优惠待遇，以排斥或限制其它国家产品进入其市场，从而形成区域壁垒现象（RegionalBlock）”。

（4）过渡期。不论是关税同盟还是自由贸易区，若不是立即成立，而是经过一段期间逐步完成，则应在合理期限内完成。GATT第二十四条第5项第（C）款规定，签订任何“过渡性协议”（aninterimagreement，即最终将形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协议），应将形成关税同盟及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及计划包括在内，其时间应不超过合理的长度。《关于解释<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二十四条的谅解》规定，只有在例外情形下（exceptionalcases）下，“合理时间”才可超过十年；倘若过渡性协议缔约国的WTO成员认为十年并不足够时，则其应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提出其需要较长期间的充分理由。

（5）协议结果。GATT第二十四条第5项第（A）款规定，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对非区内成员的关税或其它贸易限制在整体上不得高于未成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前之关税或其它贸易限制。

（6）审查程序。GATT第二十四条第7项规定，WTO会员欲签署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及过渡协议时，应立即通知货物贸易理事会，并由货物贸易理事会交由区域贸易协议委员会进行审查，并提出报告，送交货物贸易理事会采纳。

（7）对受影响的区外成员的补偿。GATT第二十四条第6项规定，在符合第二十四条第5项（A）款前提下，若成员方为成立关税同盟而必须提高关税，而此项提高并不符合GATT第二条（减让表）规定的，则必须适用GATT第二十八的条所规定的“调整关税时对受影响国家的补偿”。《关于解释<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二十四条的谅解》第五项规定的补偿形式为：调低其它关税类别的关税。如果不被接受，双方应继续谈判；若在合理期间仍无法达成协议，关税同盟有必要进行修改或撤回其减让。

由此我们得知，相对于内部成员来说，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对其他WTO成员实行贸易歧视。但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成员之间取消贸易壁垒毕竟是朝着完全的贸易自由化迈进。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知识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及世贸组织所推行的贸易自由化最终会使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这也决定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最终实现经济全球化。但人类几千年以来就存在的政治、文化、宗教、民族等方面的差异性和资源禀赋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都不是旦夕之间就能消除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必经的发展阶段，是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台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显著特点是对内自由对外保护。因此对于区域经济集团来说，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是一对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体。但应当注意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发展起来的。世贸组织第24款允许区域贸易协定作为一个特例存在，条件是它在促进区域内贸易流动的同时不得提高对外部世界的壁垒，即区域贸易协定应该补充而不是威胁多边贸易体系。也就是世贸组织允许在坚持非歧视原则的同时，允许区域贸易协定的存在。世贸组织对贸易协定的认同为区域贸易协定的扩展提供了极大的制度空间。同时由于世贸组织无法满足一部分国家在开放贸易方面的需求，从而导致一些国家致力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因为他们在多边谈判中无法达成的协议却在双边或诸边谈判中取得成功，许多贸易自由化措施都是首先在区域一体化内部实现的。可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殊途同归

四、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构想

（一）模式选择

区域一体化协议（RIAs）根据一体化程度可能会有几种形式：在自由贸易区中（FTA）中，成员国之间消除了贸易限制，但各成员均对区外成员保持各自的关税结构；关税同盟是具有共同对外贸易政策的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是一种允许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关税同盟；经济同盟则是一种成员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经济政策的共同市场；而货币同盟是采用统一货币的共同市场或经济同盟。就目前，在WTO协议中，GATT第24条规定了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例外，

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都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关税事务进行合作的地区经济组织，两者的区别在于关税合作的范围与程度有所不同。关税同盟是一些彼此之间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实行共同关税壁垒的财政合作形式。在关税同盟下，某一成员国对来自其他成员国的进口商品，减征或免征进口关税，而对来自非成员国的进口商品按共同制定的统一对外税率征收进口关税。在自由贸易区下，各成员国相互减征或免征进口关税，但对非成员国的商品则分别按各自规定的税率征税，各成员国没有共同的外贸政策，各自按本国的具体情况决定本国对非成员国的贸易政策与关税税率。显然，相比之下，关税同盟成员国对整个组织所承担的义务和所受的约束范围比自由贸易区要大。

因此，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显然建立自由贸易区比较切合实际，也更易行。应该采取有层次分步奏的方式，逐步过渡到高层次的一体化水平上。首先建立类似于内地与香港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即CEPA（closerEconomicRelationsArrangement），使两岸四地彼此之间消除贸易壁垒，之后随着彼此间经济联系的不断增强和“一国两制”不断深化，四方的关系可以升级为关税同盟，最终发展为完全的经济共同体（CompleteEconomicIntegration）。

（二）制度安排

两岸四方的经济联系、要素流动日益密切，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日益深层次的经济融合并没有产生两岸四方间重大的协定和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而且两岸之间的经贸关系一直是在台湾当局各种政策限制和阻力下实现的。

换言之，如无政治障碍，两岸四方现实的经济一体化将会发展到更高层次。尤其是对内地和台湾来说，其一体化的特点在于它是绕过政治障碍“自然”形成的。其隐含的意义之一就是，当政治壁垒拆除工作迈出一小步，由于经济关联的相互作用而引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将迈出一大步。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得出，两岸四方经济一体化是两岸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受经济利益所驱动的不可阻挡的潮流。但是随着两岸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发展，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和格局的变动，两岸四方自发形成的经济融合正在呼唤两岸高层次的制度安排，以为其持续深化发展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对两岸四方都是挑战和压力，两岸四方应意识到强化业已形成的利益共同体的紧迫性。因而，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动两岸四方经济一体化，制定适当的制度安排，是两岸四方最现实的选择。

制度安排是四方经济向高层次多方位融合的关键。两岸四方的经济联系、要素流动日益密切，但其经济合作内容主要是外向型的产业，其结构和布局特点是港澳台地区的生产化解和资金、技术等要素通过不断转移的方式扩散到华南地区，在两岸四地之间形成了一个世界上出口量最高的制造业加工基地。但由于缺乏政府间的正式安排和高层协调，其合作性不稳定，难以全面发挥区域合作的竞争优势，影响到四地高层次运作和进一步的经济融合。如何进一步深化两岸四地间已具雏形的产业互补和分工体系，使更多的经济资源纳入到区域合作中来，加快区域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生产、服务、创新为一体的经济整合，制度安排成为其中的关键。

参考文献：

1、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法律出版社，1999.1。

篇（7）

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各国之间生产技术的绝对差别，各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后来，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各国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每个国家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获得“比较利益”。

衡量各国产品的比较优势一般有两种方法。其一是用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即产品A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等于产品A的人均产量与其他产品的人均产量之比，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越高，比较优势就越明显；其二是用产品的相对成本来衡量，即产品A的相对生产成本等于产品A的单位生产成本与其他产品的单位成本之比，产品相对成本越低，比较优势就越明显。〔1〕

实际上，用以上两种方法衡量各国贸易的比较优势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在国际贸易理论中通常引入“显示比较优势系数”（RCA，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s）来衡量比较优势。〔2〕该系数定义为：i国k产品贸易量占i国贸易总量比重与世界k产品贸易量占世界总贸易量比重之比。如果该系数大于1，视为i国k产品具有“比较优势”；若小于1，则视为具有“比较劣势”。从动态观点看，该系数上升，视为i国k产品具有动态“比较优势”；若该系数下降，则视为动态“比较优势”下降。

二.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1980～1994年）

表1列出了中国农业密集产品、资本密集产品、劳动密集产品、矿产密集产品共四类资源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的变化。计算样本年分别为1975年，1980年，1985年，1990年和1994年。

表1中国不同资源密集产品显示比较优势

系数变化（1975～1994年）

1975年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

进口

农业密集1.2232.0220.71951.2020.8639

资本密集1.3231.2151.4881.1411.170

劳动密集0.76170.90060.96361.0990.8996

矿产密集0.36330.13490.21330.35520.5710

出口

农业密集2.2581.6651.4911.2671.023

资本密集0.31740.35920.25570.54870.5358

劳动密集2.4813.2923.3233.0193.561

矿产密集0.74730.87281.2510.77680.5459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IEDB），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1975～1985年数据使用IEDB估计数计算；1990年和1994年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计算。

1.进口

农业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经历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过程：1980年为2.022，1985年下降为0.7195，1990年又上升为1.202，1994年又下降为0.8639。资本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呈现上升、下降趋势：1980年为1.215，1985年上升为1.488，1994年又下降为1.170。劳动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1980年为0.9006，1994年为0.8996。矿产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1980年为0.1349，1994年上升为0.5710。上述系数表明，中国农业资源、矿产资源、资本资源相对稀缺，不具有出口贸易比较优势，理应利用进口贸易比较优势。但从实际系数看，只有资本密集产品进口比较优势系数超过单位1，而农业密集和矿产密集产品进口比较优势系数均小于单位1，反映这一时期中国的农产品和矿产品仍实行“进口替代”战略，采取“高度自给自足”模式，没有充分发挥进口比较优势。

2.出口

农业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呈不断下降趋势，1980为1.665，1994年为1.023，但仍具有比较优势。安德森等人认为，一个国家越是缺乏耕地资源、经济增长越迅速，其农业比较优势下降速度就越快。〔3〕中国在粮食出口方面已不具有比较优势，但在非粮食农产品（如水产品、畜产品、水果、蔬菜、烟草等）出口仍具比较优势，从而导致整个农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系数在下降。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其系数呈不断上升趋势，1980年为3.292，1994年为3.561。资本密集产品出口不具有比较优势，这一系数1980年为0.3592，1994年为0.5358。矿产密集产品出口不具有比较优势，这一系数1980年为0.8728，1985年上升为1.251，而后不断下降，到1994年已降至为0.5459（见表1）。这表明，1980年以来，出口方面劳动密集型产品充分利用了比较优势，农业密集产品也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资本和矿产密集产品已不具有出口比较优势。

3.资源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与我国资源禀赋状况的关联度

我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劳动力供给人口占世界总量的1／4以上；耕地面积和水资源二大农业资源十分紧缺，均占世界总量的7％；煤炭资源和水电资源十分丰富，分别占世界总量的10.97％和13.22％，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十分贫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2.34％和1.20％；资本资源相对紧缺，国内投资额占世界总量的3.4％；技术资源供给严重不足，以表现一国技术创新和技术发明能力的国际专利数而言，中国仅占世界总数比重的0.27％。各国的自然禀赋是很难改变的，但是通过国际贸易可以改变获取资源禀赋的能力，同样可以形成自己的相对优势。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需要国际出口和进口市场，只有出口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更多的资本密集、农业密集、矿产密集产品，吸纳更多的国际资本，引进更多的国际技术，才能获得更多、更大的国际比较利益。

三.各类资源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的国际比较

表2计算了1990年和1994年中国、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四国农业、劳动、资本、矿产资源密集产品贸易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表3计算了1965至1994年期间日本、香港、南朝鲜、新加坡、台湾、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

表2中、美、日、澳四国显示比较优势系数

1990

澳大利亚中国日本美国

进口

农业密集0.54371.2021.6560.6146

资本密集1.1861.1410.54661.019

劳动密集0.94281.0990.78021.134

矿产密集0.49810.35522.1881.073

出口

农业密集2.2431.2670.09591.222

资本密集0.22200.54871.5701.196

劳动密集0.15103.0190.50260.4753

矿产密集2.2580.77680.12890.4339

1994

澳大利亚中国日本美国

进口

农业密集0.56180.86391.9500.5867

资本密集1.2371.1700.57581.050

劳动密集0.93500.89960.98361.122

矿产密集0.58050.57102.0270.9952

出口

农业密集2.6971.0230.08621.094

资本密集0.39430.53581.4881.197

劳动密集0.19873.5610.51140.5402

矿产密集2.8370.54590.17940.3535

Note: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RCA)isdefinedasacountry’ssectoralsharedividedbytheworldsectoralshare.

RCA[k][,i]=(T[k][,iw]/T[,m)/(T[k][,ww]/T[,ww])

subscriptirepresentsreportingcountryi

subscriptkrepresentscommodityk

subscriptwrepresentsworld

subscripttrepresentstotalofcommoditygroupofinterest

Trepresentstrade(eitherexportorimport)

Source: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

表3东亚地区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显示比较优势系数变动

年份日本香港南朝鲜新加坡台湾中国

19652.9827.1293.2070.75181.7112.475

19702.1416.7554.6630.71613.6692.502

19751.8546.9284.8530.83244.5692.481

19801.1766.6884.9580.92425.2403.292

19850.8205.2414.6980.61444.3133.323

19900.5063.7413.0600.61772.7563.019

19940.5113.3242.0380.44801.9483.561

Source: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IEDB),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

1.进口

日本充分发挥了农业和矿产密集产品进口比较优势，其系数分别为1.950和2.027；美国充分利用了劳动密集产品进口比较优势，其系数分别为1.170和1.237。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资本密集产品进口比较优势系数为1.170，低于澳大利亚水平；农业密集产品进口比较优势系数为0.8639，远低于日本水平；矿产密集进口比较优势系数为0.5710，远低于日本水平。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中国在进口方面实行的“半保护”和“半开放”混合政策，大大限制了中国像日本那样发挥进口紧缺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

2.出口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系数为3.561，远高于与其他国家；农业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为1.023，略低于美国的1.094，大大低于澳大利亚的2.697；资本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为0.5358，低于日本的1.488和美国的1.197，略高于澳大利亚的0.3943；矿产密集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系数为0.5358，大大低于澳大利亚的2.837，略高于日本的0.1794、美国的0.3535。总的说来，80年代以来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两大政策，使得中国在出口方面发挥了劳动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7％，可以视为成功地利用“比较优势”战略的国际范例。

3.未来中国仍将保持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系数

与日本和“四小龙”相比，1994年中国劳动密集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系数为3.56，低于1980年香港为6.688、南朝鲜为4.958、台湾为5.240的水平。这表明，中国劳动密集产品还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与日本和“四小龙”所不同的是，中国不会出现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系数迅速上升和迅速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日本和“四小龙”地域狭小，国内市场规模有限，产业结构变动迅速，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较快，必然要将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向境外转移。而中国则不需要跨国境转移，仅是跨区域转移，即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散和转移，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扩散和转移。这种东亚的“特例”，使得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系数将是一个缓慢攀升的过程，而不会像日本和“四小龙”那样出现这一系数过早下降的趋势。

四.中国走向21世纪发展战略的选择

从建国以来，中国发展战略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50年代的“赶超战略”；60年代的“四化战略”；80年代迄今的“翻番战略”，或称“转型战略”。

本文认为，中国走向21世纪的发展战略应当选择“比较优势战略”与“贸易自由化战略”。提出这一战略的基本依据是中国基本国情以及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中国只有劳动力资源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而在农业资源、石油天然气资源、主要矿产资源、资本资源和技术专利资源处于明显的比较劣势和竞争劣势。当中国进入21世纪时，由于总人口规模将由12亿人增长到2020年的15亿以上，GDP总量将增长10倍，贸易总量将增长10多倍，因此人口增长与资源消耗、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的矛盾将十分尖锐，中国不可能再像80年代那样完全依赖国内资源来支撑巨大经济规模并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特别是食物需求和资源消耗需求。这就决定中国必须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在更大范围内获取更多的国际资源、国际资本、国际市场和国际技术，从而实现中国国家发展目标。

比较优势战略和贸易自由化战略的内容是：基于中国各类重要资源在国际经济与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和劣势，选择最大限度的发挥和利用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积极促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适度进口中国长期相对紧缺的农业资源密集型产品（如粮食）、能源密集型产品（如石油、天然气）、矿产密集型产品（如铁矿砂），积极引进先进国外实用技术，大量吸收国际资本，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主动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上述战略的目标是：在下世纪初期（202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和贸易大国。这一战略包括如下要点：

1.有效地开发和进口农业、能源、矿产资源

1994年日本和美国总人口数占世界总人口比重分别为2.2％和4.7％；日本农业密集产品进口量占世界总量的12.64％，成为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美国为9.59％；美国矿产密集产品进口占世界总量的16.27％，成为世界第一大矿产品进口国，日本为13.13％；而中国农业密集产品占世界总量的2.38％，矿产密集产品仅占世界总量的1.57％。中国从国际市场获得农业和矿产资源的比重大大低于美国和日本，也远低于中国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目前中国在进口粮食、石油制品、天然气、化工原料、有色金属矿等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均未达到单位1，未充分利用这些长期紧缺资源的进口比较优势（见表4）。从长远的国家利益来看，在这些紧缺资源产品上保持全面自给自足的成本是巨大的，无疑放弃了国际贸易所带的互利互惠。中国大量进口农业密集、矿产密集产品是十分有利的，应当由目前“高度自给自足”型向“基本自给、适度进口、积极进口”型转变。例如粮食净进口率目前不足2％，短期指标应提高到5％，中期目标提高到10％，长期目标提高到10％以上。〔4〕世界银行也认为，如果中国努力实现粮食自给自足，从长远看，既代价高昂又不能持久，而应突出中国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利用较自由的农产品贸易作为经济手段，促进高效益的国内生产。世行预测2020年中国粮食进口量约达到3,000～9,000万吨，净进口率为5～13％，仅相当于那时中国出口总额的1～2％；〔5〕石油净进口率由以前的4.5％，逐步提高到长期的40％以上。〔6〕世界银行建议，中国应实行能源消费结构多样化战略，适当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减少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7〕同时应积极鼓励国内厂商到海外投资农业（主要是粮食）基地、能源基地和矿产品基地。

2.有效地生产和出口丰裕资源密集产品，“以资源换资源”

中国农业资源十分多样，有耕地面积9,497万公顷，宜农荒地3,535万公顷，宜林荒山荒地6,303万公顷，可利用草地31,333万公顷。此外，还有大面积的滩涂、浅海滩，亚热带地区达48万平方公里。因此，应当形成多样化农业生产格局与贸易格局。中国在粮食生产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但在生产非粮食的农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例如1994年水果和蔬菜出口额达29.4亿美元，显示比较优势系数为1.609；水产品出口额达23.2亿美元，显示比较优势系数为1.763（见表4）。就中国的利益而言，出口更多的劳动密集产品如水果、蔬菜、水产品，进口较多的耕地密集产品如粮食是十分有利的。

中国又是一个多样化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国家，在出口原煤方面具有竞争优势。1994年煤炭及制品出口额为10.5亿美元，显示比较优势系数为1.941，占世界出口市场的5.754％，煤炭出口量2,430万吨，仅占全国煤炭生产总量的2％，有相当大的出口增长潜力。铅、锌和锡三大有色金属出口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分别占世界出口市场的9.967％，6.993％和15.58％；水泥出口具有竞争优势，占世界市场的5.081％（见表4），水泥出口量为452万吨，仅占全国水泥生产总量的1.1％，也有很大的出口增长潜力。这表明中国有条件出口丰裕资源换取紧缺资源，以出口增长促进进口增长，以便缓解人口与资源的矛盾、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的矛盾。

表4中国主要产品进出口占世界市场份额及显示比较优势系数

进口

年份占本国贸易占世界总显示比较总值

总数比重(%)数比重(%)优势系数1000美元

农产品

03水产品19900.19190.27480.1773102378

19940.50021.2030.4373578310

041小麦19904.04214.459.3272156528

19940.83087.2632.640960577

042水稻19900.02170.28570.184411594

19940.12232.3240.8448141488

044玉米19900.08910.45840.295847577

19940.00010.00190.0006179.0

045其它19900.00020.00710.0046122.0

谷物19940.00000.00650.0023104.0

05水果19900.15580.14420.093083137

和蔬菜19940.08920.15410.0560103212

06蔗糖19900.73012.9301.891389475

19940.38593.1261.136446160

074茶19900.01320.25510.16467091

19940.00160.08420.03061941

099食品19900.06970.48910.315737219

19940.05850.52530.190267709

112酒19900.01590.04350.02808532

19940.00900.04310.015610431

12烟草19900.24370.96770.6246130013

19940.02790.16890.061332343

22油料19900.03880.17900.115620725

19940.05390.46460.168862375

矿产品

28金属19901.4061.8001.162750050

矿物19941.6364.7781.7361891629

32煤、焦19900.13900.31750.204974165

碳、煤球19940.03020.16180.058834934

331原油19900.79440.20430.1319423806

19941.3600.90380.32851573387

332石油19901.1750.63400.4092627015

产品19941.7842.3370.84952063082

341天燃19900.05090.08510.054927191

气及制品19940.25620.82230.2988296305

351电力19900.21932.6571.715117020

19940.09302.2570.8203107572

51化学19902.8981.4160.91461546258

制品19942.2011.9820.7207254157

56化肥19904.87920.0512.942603133

19941.66513.714.9851925516

58塑料19902.8392.1181.3671514968

制品19944.6886.2172.2595421118

63木材及19901.0572.7451.772564197

制品19940.88003.6051.3101017410

64纸制品19901.3961.1090.7161744784

19941.7092.6100.94891976309

65纺织品19909.8914.9533.1975276498

纱、织物等19948.0637.1102.5849323051

66非金19900.84940.57400.3705453151

属矿19940.92201.1580.42121066051

661水泥等19900.07140.45790.295538112

建筑材料19940.12091.5180.5517139837

67钢铁19905.3462.5491.6452852035

19948.2477.8272.8449534909

681银铂19900.03740.23220.149819956

等19940.01420.21760.079116449

682铜19900.45421.0000.6459242297

19940.76953.5221.280889655

683镍19900.01400.16830.10867511

19940.02270.70140.254926293

684铝19900.52800.94050.6071281685

19940.50891.7150.6236588395

685铅19900.00460.17190.11092470

19940.00620.62480.22707225

686锌19900.01290.16240.10486896

19940.06942.1720.789680272

687锡19900.00460.18520.11952463

19940.02532.3680.860829298

商品总量1990100.01.5491.00053345133

1994100.02.7511.00011561362

出口

占本国贸易占世界总显示比较总值

总数比重(%)数比重(%)优势系数1000美元

农产品

03水产品2.2064.0992.1731369785

1.9165.2261.7632319422

041小麦0.00080.00360.0019558.0

0.00830.07440.025110055

042水稻0.13552.2621.19984135

0.42528.4662.856514608

044玉米0.64994.2272.241403561

0.780310.863.655944270

045其它0.08973.6611.94155717

谷物0.05204.2941.44862997

05水果2.8333.5301.8711759522

和蔬菜2.4264.7691.6092936125

06蔗糖0.51132.7151.439317514

0.36193.0471.028437928

074茶0.664615.738.340412710

0.243213.254.472294359

099食品0.13221.1250.596582096

0.13451.2720.4292162811

112酒0.08690.28300.150053966

0.09380.48390.1632113600

12烟草0.27451.0380.5508170460

0.56723.3841.141686359

22油料0.99655.9863.174618769

0.55035.5001.855666016

矿产品

28金属0.28220.53050.2813175241

矿物0.09680.37100.1251117142

32煤、焦1.2153.8422.037754985

碳、煤球0.87105.7541.9411053989

331原油5.4781.7780.94273401861

1.6531.1550.38972000305

332石油1.5961.1320.6006991554

产品0.64630.95830.3233782144

341天燃0.00420.00920.00492610

气及制品0.00240.00920.00313024

351电力0.01230.14110.07487673

0.17793.3431.128215383

51化学2.7631.7330.91921715726

制品2.4402.4420.82402952689

56化肥0.04070.20370.108025318

0.05360.50520.170464911

58塑料0.44670.41350.2192277391

制品0.40090.58480.1973485179

63木材及0.47791.5550.8248296739

制品0.65060.8960.9772787336

64纸制品0.47310.46150.2447293814

0.50520.84150.2839611406

65纺织品11.596.9263.6727201610

纱、织物等9.6939.2623.12411730312

66非金2.1191.8400.97571316206

属矿2.0852.8090.94772523169

661水泥等0.60525.0812.694375838

建筑材料0.44075.8331.968533321

67钢铁2.0651.1930.63291282475

1.5431.5730.53071867129

681银铂0.03780.27570.146123510

等0.01310.25740.086815972

682铜0.20230.52390.2778125620

0.18060.87550.2953218541

683镍0.00470.08010.04242975

0.09583.3831.141116006

684铝0.23280.49560.2627114605

0.20000.72400.2442242108

685铅0.05142.4731.31131925

0.08999.9673.362108818

685锌0.04970.78780.417730896

0.20756.9932.359251139

686锡0.13865.6362.98886113

0.171116.585.594207147

商品总量100.01.8861.00062091411

100.02.9641.000121006321

Source: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

3.有效地引进国外技术和利用国外资金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还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和技术发明能力不强，国际专利申请批准数仅占世界总数的0.27％。这些决定了中国创新技术在较长时期内应主要来源于国外，即利用“后发优势”，走“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之路。“用市场换技术”将是中国的长期策略，但是农业技术、高新技术和军事技术仍应“以我为主、引进为辅”。

中国的资本量仅占世界总量的3.4％，吸引外商投资是其补充国内投资的重要来源。尽管中国已是居美国之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世界第二大国，但人均额仍比较低，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如上海与青海人均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相差600倍。为此，今后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外商投资于农业、能源、交通、铁路、通讯、大中型水电站和大中城市公共设施，投资于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总之，“用市场换资金”也是中国的一项长期发展战略。

4.大力开发劳动力资源，积极促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

由于中国在发展中大国（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中率先进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且所占份额迅速上升，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其比重1994年占世界总数的10.55％，大大高于美国（6.30％），日本（4.95％）的水平。由于中国是在利用不足世界4％的资本资源来解决占世界1／4的劳动力就业问题，这对任何一届政府都是极其严峻的挑战，决定了中国必须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劳动要素有序的流动，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劳动换资源、以出口促进口”是中国长期发展的重要策略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但并不一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后者是指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垄断优势的资源和产品。〔8〕因此应当有选择地发展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产业，一方面通过产业政策和资产重组，形成若干个大型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合资企业集团，达到专业化和规模经济，以较低的成本进入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吸引西方跨国公司来华建立生产基地和加工基地，使其技术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相结合，构成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不断提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在持续高速出口增长过程中，不断推进出口结构的升级和高附加值化。

5.贸易自由化是发挥中国比较优势的重要前提

“比较优势”和“贸易自由化”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互为促进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不断积累的过程。所谓“贸易自由化”就是放弃传统的“内向型”的“进口替代”战略，大幅度降低名义关税税率，取消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逐步开放国内各类市场，取消对国外厂商进入中国市场的人为限制，打破少数国有企业对石油、化工、电讯、造船等独家垄断或寡头垄断的格局，开展公平、公正的竞争，对国内外厂商实行条件相同的非岐视的“国民待遇”等。实行贸易自由化的目的，一是主动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二是将国际竞争机制引入国内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各类资源的进口与出口的比较优势。

加快贸易自由化进程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但不一定符合部门利益。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9〕曾谈道，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答案很简单，尽管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从贸易中得到好处，例如消费者以较低价格来购买物品，但是这个国家内的某些利益集团受到损害，许多国内生产者面临国外产品的竞争，工作机会减少。受损者除非得到补偿，否则他们一定会反对自由贸易。加速贸易自由化已成为世界之潮流，东盟国家2003年实现“零关税”自由贸易区，这本身已对中国构成外部挑战，因此加速中国贸易自由化过程是对这一挑战的最佳响应。

致谢：本文计算得到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卢卫国博士和许心鹏博士的帮助，文中许多观点曾与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系黄益平博士、宋立刚博士讨论，获益匪浅。

本项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主要参考文献：

[1]海闻：《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PeterDrysdale,1988.InternationalEconomicPluralism:EconomicPolicyinEastAsiaandthePacific,Allen&Uniwin,Sydney.

[3]安德森·速水等：《农业保护的政治经济学》（中文版）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胡鞍钢：“中国21世纪粮食战略的基本选择”，《了望》周刊1996年第35期，第15至第17页。

[5]世界银行亚太区中国和蒙古局国别运行处：《崛起的中国：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长期问题和选择》，世界银行报告号：16643—中国，1997年6月。

[6]胡鞍钢：“中国21世纪石油战略的基本选择”，《了望》周刊1997年第9期，第14页至第16页。

篇（8）

关键词：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农业政策；改革WTO；协调机制；政策建议

一、导论

（一）选题意义

农业和农产品生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在各国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涉及到人民生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因而农业历来是各国政府保护的重点。农业保护严重扭曲了农产品贸易，使各国都深受其害，于是取消贸易保护、实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经过艰苦谈判，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达成《农业协议》，奠定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从《农业协议》开始实施至今，各国遵照《农业协议》履行承诺，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不断得到推进。但同时，WTO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还需要在谈判中加以完善。中国是一个拥有超过9亿农业人口的农业大国，作为一个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将同时面临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压力。为此，深入研究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及WTO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遵照国际协议调整国内农业政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对于中国全面促进农业发展，维护国内农业安全以取得长治久安、持续发展的牢固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许多学者对中国农业及世界农产品贸易的课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如特丽?西库勒（TerrySicular）（1989）结合当时中国农业的衰退趋势，对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增长进行了探索，提出非农业政策可以加强或破坏农业计划，建议中国建立考虑全面和注重协调的有效农业政策，并把农业放在与其他产业平等的地位上；曹苏峰（1998）以翔实的数据深入分析了世界农产品贸易的发展速度、价格变化、贸易流向分布以及商品结构变化；田维明等（1999）通过GTAP模型进行政策模拟，分析了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我国不同的政策选择对国民经济和农业部门可能产生的影响，认为扩大贸易开放程度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的总体效率和国民福利水平；罗余才（1999）对我国农产品进出口的总量与产品结构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张汉林（2003）则在介绍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上对农产品贸易领域的争端情况进行了总体阐述，重点分析了世贸组织成立以来受理的一些农产品贸易争端案例。

综上所述，虽然许多学者从农业产业地位、农业政策选择、农产品贸易结构及农产品贸易争端等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中国农业及世界农产品贸易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些研究中缺少以农业政策变化及现有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为基础的论述。本文试图以比较不同国家农业政策的改革、分析现有WTO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为基础进行论述。

（三）结构安排

论文的第二部分回顾了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历程，并总结出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三种趋势。论文的第三部分比较分析了世界主要农产品生产国农业政策的改革，认为尽管在《农业协议》的约束下，这些国家的农业政策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农业保护倾向。在此基础上，论文的第四部分阐述了使农业保护主义得以生存、阻碍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的现有WTO农产品贸易协调机制所存在的局限性及对其进行完善的措施。论文的第五部分总结全文，并对中国农业如何应对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提出了政策建议。

篇（9）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服务贸易增长迅速，其出口额与进口额到2000年已经分别居世界的第12位和第10位，占世界服务贸易总出口额与进口额的2.1%和2.5%，占中国总出口额与进口额（货物与服务）的比重为10.8%和13.8%（见表1）。因此，对服务贸易的承诺与减让成为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议定书及其附件9《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及第二条《最惠国豁免清单》体现了中国政府对GATS基本规则的认同，以及对服务业实施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承诺。本文将根据议定书的内容就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定量评估，并对其所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分析。

表1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统计概况

198519901995199819992000

出口

服务贸易出口总额（10亿美元）2.935.7518.4323.8826.1730.15

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0.770.731.551.791.932.10

总额的比重(%)

服务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9.688.4811.0211.5111.8210.79

进口

服务贸易进口总额（10亿美元）2.264.1124.6426.4730.9735.86

服务贸易进口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0.560.502.061.992.292.50

总额的比重(%)

服务贸易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5.057.1515.7215.8715.7413.74

服务贸易差额（10亿美元）0.671.64-6.21-2.59-4.8-5.71

资料来源：根据WTO(2001)计算。

二、GATS规则、服务贸易减让表与中国入世议定书

从原则上讲，设计和起草GATS的最初意图是将业已存在的管理货物贸易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复制到服务贸易领域，但是由于服务贸易的特点以及谈判中复杂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GATS在它的29个条款和8个附件中还是包括了许多新内容与新纪律。其主要内容包括：(1)一套适用于影响所有服务贸易措施的一般概念、原则和规则；(2)列在成员方减让表中的具体承诺；(3)就服务贸易逐步自由化定期举行谈判的谅解；(4)考虑到部门专业性的文件附件和附录。GATS还特别指出发展中国家成员仍然需要根据国内政策目标对服务提供进行必要的管理。

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的《服务贸易减让表》和《最惠国豁免清单》，是遵照WTO的样板格式达成的。作为GATS的最基本原则——非歧视原则之一的最惠国待遇与GATT不完全一样，它允许成员方通过负清单方式在GATS生效时提出一次性豁免，并逐步通过谈判加以消除，这反映了一些自由化程度较高的成员不愿意让那些限制较严的成员在不做出互惠减让的情况下搭便车。金融、电信、视听、运输等曾是被广为引用的最惠国待遇例外。不过中国的第2条豁免清单却比较简单，只涉及海运、国际运输、货物与旅客三个运输部门，这些部门尚未在WTO内达成相关的协议。下面重点分析中国的服务贸易减让表，包括形式、内容、数据与评估方法。

服务贸易在交易方式与壁垒形式上的特点，使得它的减让表与货物贸易减让表存在很大区别。

首先是关于服务部门与活动的分类。GATS减让表的部门分类以《联合国中心产品分类系统》(CPC)为基础，共包括乌拉圭回合谈判的12大类约160个具体服务活动（注：具体分类表参见WTO(2000)。）由于需要与WTO其他成员的减让表进行国际比较，本文将根据WTO秘书处(2000)的研究分析中国11个大类（排除“其他未包括的服务”）的149种具体活动的承诺情况，这其中对中国个别具体服务活动的分类进行了调整（注：与160种具体服务活动相比，排除了航空客运服务（不属于GATS管理范围）以及10种没有CPC对应分类号的其他服务活动。针对中国的减让表中做出承诺但没有对应分类号的具体部门进行了调整，将“维修服务”、“办公机械和设备（包括计算机）维修服务”归入“设备维修及保养服务(CPC633+8861-8866)”，“寻呼服务”、“移动语音和数据服务”归入“语音电话服务”(CPC7521)，“计算机订座系统服务”归入“航空运输支持服务”(CPC746)，“笔译和口译服务”等归入所在大类的“其他服务”，“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汽车消费信贷”和“租赁服务”因无法归类而略去。）

其次，对于每一个服务部门或活动都要按照GATS创造性的4种提供方式定义做出减让或约束。绝大多数服务的生产与消费是同时进行的，通常不像商品那样可以储存，所以经济学在传统上将服务视为“非贸易品”。为此，GATS提出了适用于所有服务贸易的四种交换方式的基本定义：(1)跨境交付（服务产品本身跨越国境，如设计图纸）；(2)境外消费（如旅游、船舶的境外维修等）；(3)商业存在（给予外国服务提供者以法人开业权和相应的待遇以允许其在境内经营，如金融和电信）；(4)自然人流动（外国公民直接进入境内提供服务，如法律咨询）。其中，商业存在对服务贸易的意义最为重大，它与投资紧密相联，而自然人流动则涉及入境和居留等许多非常敏感的问题。

再次，减让表中的承诺内容包括GATS第三部分（“具体承诺”）中对市场准入（第16条）、国民待遇（第17条）和附加承诺（第18条）的基本要求。与其他成员相似，在中国的减让表中只针对个别服务活动作了附加承诺，因此在下文的分析中对其忽略不计。国民待遇不像在GATT中那样具有普遍适用意义，它是通过正清单方式列入减让表，即只针对做出具体市场准入承诺（也以正清单方式表示）的有限部门实施，并同时允许存在限定和例外。这反映出对取消国内服务提供者从本国管理中享有的优势依然持较保守的态度，及要求对服务业外国竞争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然而，这些承诺均是约束承诺，即确定了对外国服务和其提供者给予的最低或所允许的最差程度的待遇，但也不妨碍在实践中给予更优惠的待遇。

最后是承诺的方式。具体承诺在形式上分为“水平承诺”和“部门承诺”。前者适用于减让表中所列的服务部门和活动，而后者则针对具体分类的部门或活动，因此对减让表的分析必须将两种承诺结合考虑，这一点十分重要。在中国的入世议定书中，对服务贸易的承诺方式包括“没有限制”、“不作承诺”、有保留的承诺和未列入减让表四种。“没有限制”是指对以某种方式提供服务的外国服务提供者不采取任何市场准入或国民待遇的限制，这意味着近乎完全的自由化。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对于某种提供方式在水平承诺中列明了限制措施，即使在部门承诺中没有限制，后者也被视为受到限制。“不作承诺”和未列入减让表说明不承担任何义务，保留充分的政策自由权是另外一个极端。介于它们之间的是有保留的承诺，即详细列明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进行限制的具体内容及措施，其性质是不完全的自由化。它的一种特殊形式是“除水平承诺中的内容外，不作承诺”。可见，“没有限制”和有保留的承诺都是“约束承诺”，类似于GATT减让表中的“约束关税”。

对承诺方式还需要做的一点说明是应该在分析中考虑承诺的深度，这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约束承诺中应该区分“没有限制”和有保留的承诺，前者所占的部门或活动比例最能代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水平。因此本文在度量自由化的程度时采用了“简均”和“加权平均”两种方法(HoekmanandKostecki,1995)。前者将所有约束承诺设为1，其他为0；而后者考虑到限制的程度，将“没有限制”设为1，有保留的承诺设为0.5，其他仍为0。二是在有保留的承诺中，按照GATS的规定成员可以维持“在原则上被禁止使用”的6种市场准入限制，包括：(1)限制服务提供者的数量；(2)限制交易或资产总额；(3)限制服务总产出的数量；(4)限制雇佣的自然人数量；(5)限制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实体形式；(6)限制外国资本参股的最高比例或投资数额。但这些措施对服务经营的限制效果和程度显然是不同的，比如投资审批就比股权要求弱。对于这个问题，由于限制措施本身具有定性而非定量的特点很难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中国减让表量化分析的效力。但我们可以通过对市场准入限制措施的保留和使用情况进行替代研究。

三、对中国服务贸易减让表的评估与分析

（一）总体减让概况及跨国比较

首先，考察中国在入世议定书中具体服务活动的承诺范围。如表2所示，在149个服务分部门中，中国对82个部门做出了约束承诺，承诺比例为55%。如果排除视听、邮政、基础电信、运输服务等46个敏感部门（排除的原因在于对这些服务活动的承诺有待于在以后的WTO谈判中修改或撤消（注：WTO部分成员于1997年达成了关于基础电讯和金融服务的协议，但为了与WTO的相关研究实现口径上的一致性，在这里仍然将这两个部门剔除。）），中国的承诺比例上升为63%。与WT025个发达经济体、77个发展中经济体和4个转轨经济体（注：关于106个经济体的具体名单和分类参见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2000)。）相比，从总体水平上看，中国对服务业的具体承诺与转型国家相似，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而较低于发达国家。在WTO统计的GATS谈判参加方所承诺的具体服务活动的数量中，中国居第二档次（81-100个），是做出部门减让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2000）。

其次，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承诺部门范围（结合考虑提供方式），可以更加深入地看出中国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表3中的“平均数”和“平均覆盖比例”，是按照前述的“简均”和“加权平均”方法计算的，它们分别报告了在考虑和不考虑限制程度的情况下，中国与其他WTO成员（包括按照收人标准划分的高收入国家、其他所有国家和大发展中国家（注：分类标准与具体情况参见Hoekman和Kostecki(1995)。））对596项具体活动（149个部门×4种提供方式）的承诺比例。就市场准入而言，中国对约一半的服务活动做出具体承诺，略低于高收入国家，大大高于发展中大国和其他国家。但如果考虑约束承诺的深度，中国的部门覆盖比率将大为降低（为35.2%），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也拉大了，其根本原因在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没有限制的部门比例较低(18.6%)，这严重影响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真实程度与水平。国民待遇的情况十分相似，但其承诺的开放度明显高于市场准入，有近1/3的服务活动完全不受任何歧视性措施影响。

表2中国与不同类型WTO成员对具体服务活动的承诺概况

对149种具体服务活动的对149种具体服务活动除视听、邮政、速

承诺百分比递、基础电信、运输服务外的承诺百分比

中国5563

发达经济体6482

转型经济体5266

发展中经济体1619

资料来源：中国的数据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附件9计算，其他数据引自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2000)。

表3中国与不同类型WTO成员对服务活动具体承诺的部门覆盖比率%

中国高收入其他所发展中

国家有国家大国

市场准入

平均数（所列部门和方式占总数的比例）51.753.315.129.6

平均覆盖比率（按照限制及约束范围因素

加权平均后所列部门和方式占总数的比例）35.240.69.417.1

没有限制的部门占总数的比例18.630.56.710.9

国民待遇

平均数（所列部门和方式占总数的比例）51.553.315.129.9

平均覆盖比率（按照限制及约束范围因素

加权平均后所列部门和方式占总数的比例）41.942.410.218.5

没有限制的部门占总数的比例32.435.38.514.6

资料来源：中国的数据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附件9计算，其他数据引自Hoekman和Kostecki(1995）。

（二）总体减让的详细情况及跨国比较

表4比较了中国与不同类型WTO成员，按服务提供方式划分的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限制方式情况，它揭示了表2和表3的深入内容。在市场准入方面，从服务提供方式上看，中国对自然人流动和商业存在的限制最为严厉，有一半多的部门受到约束限制，另外一些部门不作承诺。特别是在对服务贸易具有深远影响的商业存在的承诺方面，比其他成员（包括发展中国家）有明显的差距。这体现在“没有限制”的部门（仅占1%）比例远低于后者，而“不作承诺”（包括未列入减让表，占46%）的比例却大大高于后者。相比而言，对跨境交付与境外消费的限制却较为宽松（特别是对境外消费没有限制的比例高达52%），不过这两种方式“不作承诺”的比例也依然很高（57%和45%）。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对某些具体服务活动，两种方式在技术上不可能实现（如建筑工程的跨境交付）。最后，中国在跨境交付上的承诺特点与发展中国家十分相仿，对其中57%的部门“不作承诺”，而发达国家的比例只有25%，这主要是因为跨境支付经常被视为是商业存在的替代方式，不作承诺可以更多地吸引外资流入。

表4中国与不同类型WTO成员对市场

准入和国民待遇的限制情况

（做出承诺的服务活动占全部服务活动的百分比）

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

没有不没有不没有不没有不

有限作有限作有限作有限作

限制承限制承限制承限制承

制诺制诺制诺制诺

市场准入

中国212157523451524605545

发达经济体651125871223960101000

转型经济体5211377911103761120991

发展中经济体441046702282075558114

国民待遇

中国441545504530205005545

发达经济体705259532097317831

转型经济体7032793340881251481

发展中经济体523456613328639453421

说明：百分比之和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可能不一定为100，误差不超过1。

资料来源：中国的数据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附件9计算，其他数据引自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2000)。

在国民待遇方面的具体承诺呈现出与市场准入相似的结构，但体现出两个明显的差别：一是对国民待遇限制的频度从总体上说比市场准入要小，特别是在商业存在方式上甚至好于发达经济体（30%对0%），反映了中国政府消除差别待遇和引入外部竞争的决心；二是在自然人流动方式的承诺上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存在较大的差距，没有限制的部门比例为零，体现出中国政府对此十分审慎的态度。

（三）分部门承诺的情况

首先按照前述的方法计算了中国11个大类服务部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承诺情况，列于表5。从表5不难看出，中国对健康社会服务以及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两大类部门未做任何承诺，这是承诺在部门覆盖率上的主要差距。不过其他国家在这些部门的承诺也相当低（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2000）。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建筑、分销、教育和环境服务中的所有分部门都做出了承诺，结合提供方式考察，它们的简均承诺比例为75-90%。在敏感部门中，中国对通讯、金融（包括银行和保险）服务做出了较大的减让，部门和方式承诺比例都超过了2/3，而对运输服务的承诺较低，只有约1/4。余下的两个部门——商务和旅游只承诺了其中一半服务活动的减让。另一方面，如果综合考虑具体承诺的深度，所有部门的减让水平都有较大幅度的降低，因为从表5中可以反映出“没有限制”的部门比例最高也只有35%。其中敏感部门受到的影响最为显著，三个部门完全自由化的比例没有超过1/5。国民待遇分部门和方式的总体承诺结构与市场准入则非常相近。

表6和表7报告了按照4种提供方式和3种承诺方式细分的中国服务业分部门的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的具体承诺情况。在市场准入方面，所有做出承诺的部门都在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方式上受到严格的限制及管理，没有限制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建筑、分销、教育和环境四个开放程度最高的部门也完全受到有保留的限制。境外消费的承诺最高，已经做出承诺的部门除了金融、运输等敏感部门外几乎不受任何限制。跨境交付的约束情况比境外消费差一些，集中体现在三个敏感部门与商务、分销服务上，这反映出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点在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在国民待遇方面，对自然人流动的限制依然相当严格，但在商业存在方式上比市场准入要缓和许多，包括敏感的7个部门实现了不同程度的非歧视待遇。境外消费和跨境支付的承诺情况也略高于市场准入下的相应比例。

表5中国对服务业分部门的具体承诺情况%

市场准入国民待遇

平均数平均覆盖没有限制平均数平均覆盖没有限制

比率的部门占比率的部门占

总数的比例总数的比例

商务50.036.422.850.041.822.8

通讯66.743.219.866.757.319.8

建筑75.050.025.075.050.025.0

分销90.062.535.090.070.035.0

教育75.050.025.050.037.525.0

环境75.050.025.0100.087.525.0

金融76.546.316.276.559.616.2

健康0.00.00.00.00.00.0

旅游50.037.525.050.040.625.0

娱乐0.00.00.00.00.00.0

运输25.818.511.325.820.611.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附件9计算。

表6中国对服务业具体部门市场准入的限制情况（在每类中所占的百分比）

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

没有不没有不没有不没有不

有限作有限作有限作有限作

限制承限制承限制承限制承

制诺制诺制诺制诺

商务391150

482504465005050

通讯135433670330673306733

建筑00100100000100001000

分销402040100000100001000

教育00100100000100001000

环境00100100000100001000

金融1265245324240762407624

健康00100001000010000100

旅游50050500500505005050

娱乐00100001000010000100

运输16677290710237702971

说明：百分比之和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可能不一定为100，误差不超过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附件9计算。

表7中国对服务业具体部门国民待遇的限制情况（在每类中所占的百分比）

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

没有不没有不没有不没有不

有限作有限作有限作有限作

限制承限制承限制承限制承

制诺制诺制诺制诺

商务500505005035155005050

通讯67033670335883306733

建筑00100100000100001000

分销402040100006040001000

教育00100100000010001000

环境10000100001000001000

金融760247602418592407624

健康00100001000010000100

旅游500505005025255005050

娱乐00100001000010000100

运输193772907113107702971

说明：百分比之和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可能不一定为100，误差不超过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附件9计算。

表8中国对服务贸易市场准入限制的措施

限制类型具体措施清单

对服务提供者数量的限制(1)资格认证；(2)地域限制；(3)规定服

务提供者的最高数量；(4)发放经营许可

证（审慎标准）或审批；(5)经营业绩（

如盈利）要求；(6)经营需求测试；(7)

经营期限限制。

对服务交易或资产总额的限制(1)注册资本不少于X万美元；(2)总资产

应超过X亿美元；(3)每成立一分支机构

需增加注册资本X万美元。

对服务业务总数或产出总量的限制(1)限定业务范围。

对特定服务部门或服务提供者雇佣(1)对从业人员的专业资格认证和执业资

的限制历限制；(2)合资企业的董事会主席或总

经理由中方任命。

对采取的特定类型的法人实体形式(1)仅限于合资企业形式（允许外资拥有

的限制多数股权）；(2)要求与中方专业机构进

行合作；(3)只能以代表处的形式提供服

务；(4)不能建立分支机构。

对外国资本参与比例或投资总额的(1)不允许建立外商独资企业；(2)在合

限制资企业中，外资比例不得超过X%。

过渡期限制中国加入X年后，取消X限制，或允许X。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附件9整理，分类时参考了WTO(2000)的示范清单。

（四）市场准入限制措施的保留和使用情况

GATS在原则上禁止使用前文所述的6种对市场准入限制，但只要被列入减让表，成员方就可以维持这6种措施当中的一种或几种。分析限制措施在部门中的使用频数分布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但可以报告服务贸易受保护的水平与结构，而且能够有利于鉴别不同限制手段的差别程度。表8列出了在中国的减让表中根据6种限制类型分类和总结的具体措施清单，并增加了“过渡期限制”这种中国特有的承诺措施。此外，根据需要将“对服务部门或服务提供者雇佣人数的限制”扩大到“对雇佣的限制”。对做出约束承诺的82个分部门和具体活动的限制形式情况列于表9。

表9中国对服务业部门承诺下关于市场准入的限制情况（具体活动的个数）

对服务对服务对服务对特定对采取对外国过渡期

提供者交易或业务总服务部的特定资本参限制

数量的资产总数或产门或服类型的与比例

限制额的限出总量务提供法律实或投资

制的限制者雇佣体形总额的

人数的式的限限制

限制制

商务(23)311319310

通讯(16)13000161514

建筑(5)0050505

分销(5)3030335

教育(5)0000500

环境(4)0000400

金融(13)101110011511

旅游(2)1110212

运输(6)3202574

总计3315205703451

说明：部门后括号内的数字为做出约束承诺的分部门或具体服务活动的个数。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附件9计算。

从总体情况看，在保留的限制措施中，对法律实体形式的限制最为普遍（70个部门），其中以建立合资企业或中外合作的要求为主，反映了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关注和转让技术等其他战略考虑；其次是过渡期限制（51个），它为服务业进行结构调整提供了时间上的保障；再接下来是股权比例和投资总额限制（34个）与服务提供者数量限制（33个），前者强化了对经济安全和国内幼稚产业的保护，后者反映了中央政府在服务业开放上的基本构想，即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实现有秩序的市场竞争；对雇佣限制的引用最少（5个）。从分部门的限制情况看，有的部门集中受到一种或少数几种措施的限制，如商务（法律实体形式限制和过渡期限制）、教育和环境（法律实体形式限制）、建筑（产出总量限制、法律实体形式限制和过渡期限制），有的则受到多种措施的交叉限制，如通讯、分销、金融、旅游、运输部门，特别是三个敏感部门受到限制的频数比率很高。从限制措施的大类部门（共9个）分布情况看，所有的部门均受到法律实体形式限制，其次是过渡期限制（7个），再次是服务提供者数量限制和对外资参股的最高比例或投资数额的限制（6个）。最后说明的一点是，从措施的具体内容上看，本文认为除了雇佣限制和过渡期限制外，其他限制措施对外国服务提供者经营的约束力均是较严格的。

四、中国服务贸易谈判与承诺的政治经济学：“讨价还价”模型的估计

“部门对等互惠”是服务贸易谈判的基本准则，区别于货物贸易谈判的“全面互惠”原则，这种特点是由GATS所隐含的政治经济学所决定的。由于服务贸易与服务产出的比率一般都很低，而且服务业的生存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国内政府的管理规章和制度，因此在GATS谈判时一国进口竞争部门的政治力量要远远大于出口导向部门。许多国家的管理部门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因为有相当数量的公共服务部门是国营和政府垄断的）也不倾向于实现真正的贸易自由化，这造就了GATS松散而脆弱的结构(HoekmanandKostecki,1995)。由于不能进行“议题挂钩”和“跨部门互惠”，服务贸易谈判采用了在GATT/WTO成员间“可比较”和“有效”的约束性具体承诺义务的方法。上述背景和特征，使得在考察中国入世进行服务贸易减让表的谈判时适用于贸易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讨价还价”模型(Helleiner,1977)，即依据“互惠主义”和“公平贸易”准则在国家间进行贸易壁垒的对等减让。

我们的基本假定是：当有越多的WTO成员就某一个服务部门做出减让承诺时，中国就越有可能就该部门做出约束承诺；同时中国在入世时始终强调自身所具有的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因此在服务贸易自由化承诺时应依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保留对部分敏感部门的管辖权，从而区别于发达国家的承诺结构。为此，选择中国对服务活动的具体承诺情况（承诺＝1；不承诺=0）作为因变量，将每个服务部门中做出承诺的国家占总数的比例、做出承诺的发达国家占发达国家总数的比例、做出承诺的发展中国家占发展中国家总数的比例作为自变量来检验“讨价还价”模型。样本总数包括分析的所有149个服务活动，自变量的数据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2000，表3.2.9）计算，利用Probit模型估计的结果列于表10。在回归方程(1)和(2)中做出承诺的国家比例的系数为正且具有显著性，与模型的假定相吻合。方程(1)中做出承诺的发达国家比例的系数为负，表明前述的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在服务贸易减让上的差别，但其值不具有显著性。方程(2)用做出承诺的发展中国家的比例替换了前者，其回归系数变为正号，符合模型的假定判断，但其显著性仍不强。方程(3)利用后两个自变量进行检验，结果均为正且具有显著性，体现了“部门对等互惠”的谈判准则，同时还注意到做出承诺的发展中国家的比例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从而证明了中国在服务贸易减让的谈判中，成功地利用了讨价还价维护自己作为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利益。

表10中国服务贸易承诺减让的“讨价还价模型”估计（Probit模型）

因变量：中国对服务活动的具体承诺情况（承诺=1；不承诺=0）

样本总数：149个

方程(1)方程(2)方程(3)

常数-0.87(-3.83***)-0.87(-3.83***)-0.87(-3.83***)

做出承诺的国家占总数的比例5.01(3.50***)3.07(2.41**)

做出承诺的发达国家占发达国

家总数的比例-0.48(-0.88)0.75(2.41**)

做出承诺的发展中国家占发展

中国家总数的比例1.47(0.88)3.78(3.50***)

说明：***为1%显著性水平，**为5%显著性水平。

五、结论

中国在入世协议书中对服务贸易做出了高于发展中国家水平的具体承诺和减让，超越“维持现状”的贸易自由化使服务业的开放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同时也维护了自己作为发展中国家成员身分的权益。但是由于GATS本身在结构上的缺点（如菜单式的减让方式和保留相当多的非歧视例外）以及服务业在经济安全、竞争力和就业上的敏感性，中国的服务贸易壁垒仍然较高。这主要体现在：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的严格限制是市场准入的核心壁垒；补贴提供仅限于本国企业和资格要求是主要的国民待遇限制；承诺的广度和深度依然有限，特别是“没有限制”的部门所占比例较低；所保留的对市场准入限制措施的商业约束性较严厉。因此减让表的达成与实施将只是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一小步。尽管如此，它的示范效应仍是巨大的，增强了最初改革的可信度和可预见性，部分割裂了本国土生土长的管理体制与经营低效的利益集团

之间的关系，这无疑将有利于中国服务业产出水平与质量的提高、吸引外资环境的优化和国际竞争力的改善。

【参考文献】

1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2000)：《乌拉圭回合协议导读》（中译本），法律出版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世界贸易组织(2000)：《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中英文对照），法律出版社。

3Helleiner,G.K.(1977):"ThePoliticalEconomyofCanada''''sT-ariffStructure:AnAlternativeModel."CanadianJournalofEco-nomics4:pp.318-326.

篇（10）

WTO框架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界定了服务贸易的四种交易模式：(1)在一个成员境内将服务提供至任何其他成员境内(跨境交付)；(2)在一个成员境内，向其他成员在该成员境内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境外消费)；(3)一个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其他成员境内的商业存在提供服务(商业存在)；(4)一个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其派往其他成员的自然人提供服务(自然人流动)。

所得税措施能够对上述服务产生影响，主要问题在双重征税和税收歧视两方面：

1、双重征税

在所得税领域，多数国家普遍同时主张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这就产生了三种类型的双重征税：(1)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重叠导致的双重征税；(2)居民税收管辖权和居民税收管辖权重叠导致的双重征税；(3)来源地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重叠导致的双重征税。

这些类型的双重征税在服务贸易中也会出现。比如：

(1)甲国A银行向乙国B公司发放一笔贷款，B公司要为此向A银行支付利息。乙国认定A银行的利息收入为来源于乙国的所得，要予以征税；而A银行作为甲国居民纳税人，该笔利息所得也要在甲国纳税。这样，该笔利息就面临双重征税。

(2)甲国A公司在乙国注册成立一个子公司B提供服务。乙国对居民公司的认定采用注册地标准，B公司为乙国居民纳税人。甲国对居民公司的认定还采用实际管理和控制中心所在地标准。如果B公司的实际管理和控制中心在甲国，则B公司同时也是甲国的居民公司。这样，B公司的境内外全部所得要同时向甲国和乙国纳税。

(3)甲国A银行向乙国B公司发放一笔贷款，B公司将贷款交给其在丙国的分公司C使用，利息由分公司C承担和支付。如果乙国对利息的来源认定标准为借款人为居民的所在地，丙国采用常设机构标准，则A银行的该笔利息要同时被乙、丙两国主张来源地管辖权从而被双重征税。

2、税收歧视

一国给予外国服务提供者市场准入时，仍可通过所得税措施歧视外国服务提供者。

比如，作为甲国居民纳税人的A公司在乙国设有一个分公司B，B的营业利润要在乙国缴纳所得税。如果乙国对B营业利润的征税要比从事相同业务的本国居民公司更重时，就产生了税收歧视。

再比如，甲国A银行向乙国B公司发放一笔贷款，B公司要为此向A银行支付利息。根据乙国法律，B公司从乙国银行取得同等条件贷款并支付利息时，该笔利息是可以从B公司应税所得中扣除的。但是，如果乙国法律不允许B公司将支付给甲国A银行的利息从应税所得中扣除，就对甲国A银行产生了歧视，会影响乙国公司寻求甲国银行的贷款服务。

因此，双重征税和税收歧视会构成服务贸易自由的壁垒。

二、消除所得税贸易壁垒的国际机制

尽管自由贸易理论倡导消除贸易壁垒，但现实中许多国家仍对国际贸易施加限制。因此，贸易壁垒的消除需要国际机制。就服务贸易来讲，消除所得税壁垒的国际机制主要是由WTO体制和国际税收协定提供的。

1、WTO体制

对于服务贸易面临的所得税壁垒，GATS的作用主要是消除对服务提供者的税收歧视。GATS第17条是关于国民待遇的规定，要求WTO成员在承诺开放的部门，应给予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不低于本国相同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因此，对外国服务提供者的歧视，陛所得税措施就在被禁止之列。

但是，GATS下的国民待遇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属于具体承诺的范围。如果一个成员没有把有关服务部门列入承诺表，则该成员就没有在该服务部门给予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的义务。也就是说，如果该成员对未列入承诺表的外国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给予的市场准入并采取歧视性所得税措施，并不违反GATS义务。

因此，GATS的国民待遇对税收歧视的消除作用是有限的。此外，GATS也没有消除双重征税的机制，这就需要国际税收协定发挥作用。

2、国际税收协定

国际税收协定具有消除双重征税和税收歧视的作用。

(1)双重征税

国际税收协定一般是双边的，主要解决两个居民管辖权的重叠以及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重叠导致的双重征税。

对于两个居民管辖权重叠导致的双重征税，税收协定的做法是确定由一国来行使居民税收管辖权，而另一国的居民税收管辖权则转化为对“非居民”的征税权②。此时仍存在双重征税，但可通过消除居民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重叠导致的双重征税的机制来解决。

对于居民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的重叠导致的双重征税，税收协定首先在缔约国之间划分征税权，如果征税权划归居住国或来源地国单独享有，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双重征税；如果征税权划归两国共享，则对来源地管辖权进行适当限制，并由居住国采取免税法或抵免法消除双重征税。

上述机制可以消除服务贸易所面临的双重征税。

一国服务提供者通过在另一国的商业存在提供服务时，首先要看商业存在是否构成常设机构。根据GATS第28条之定义，商业存在系指任何形式的商业机构，包括法人、分支机构或代表处。根据OECD范本第5条和第7条之规定，如果一个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另一成员的独立人或子公司提供服务，它们并不构成常设机构，另一成员不能对该服务提供者的所得征税，从而避免了双重征税；如果是通过分公司提供服务，则分公司构成常设机构，但另一成员只能对可归属于常设机构的所得征税，此时居住国应采用免税法或抵免法消除双重征税。

如果服务贸易是跨境提供的，那么一个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取得的诸如利息、股息等所得在当地缴纳预提税时，这也会面临双重征税问题。国际税收协定的解决方法是：限制来源国的预提税税率，同时居住国采取抵免法。

自然人流动也会产生双重征税问题。当自然人流动取得独立劳务所得时(比如律师、会计师提供服务的所得)，根据第7条常设机构原则处理；对于受雇劳务所得，也有相应地消除双重征税的措施。

(2)税收歧视

国际税收协定中有“税收无差别待遇条款”，要求缔约国一方的人在缔约国另一方负担的纳税义务，不比缔约国另一方的人在相同情况下(inthesamecircumstances)更重。以OECD范本第24条为例，该条规定了国籍无差别、常设机构无差别、扣除无差别和资本无差别等方面的内容：

国籍无差别指缔约国一方国民在缔约国另一方的税收，不应比缔约国另一方国民在相同情况下的负担更重；常设机构无差别指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的税负，不应高于进行同样活动的该另一国企业；扣除无差别指缔约国一方企业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款项，在确定该企业的纳税所得时，应与在同样情况下支付给本国居民一样扣除；资本无差别指缔约国另一方居民所拥有或控制的缔约国一方企业的税负，不应比该缔约国一方同类企业更重。

税收无差别待遇条款的意义在于：对于WTO的成员来讲，税收协定中无差别待遇的适用不以外国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是否属于东道国服务贸易承诺表开放的行业为前提。即使提供的服务不在承诺表之列，也应适用税收协定的无差别待遇条款。

因此，就前面所举的例子而言，一国服务提供者在另一国设立分公司提供服务时，常设机构无差别能够使得分公司的税负不高于进行同样活动的东道国企业；扣除无差别则能够保证缔约国一方企业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能够与支付给本国居民一样扣除。

三、现行机制评价

从上可以看出，在消除所得税壁垒方面，GATS和国际税收协定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事实上，国际税收协定的职能与WTO倡导的自由贸易是相吻合的。不过，GATS不具有消除双重征税的功能，消除税收歧视的作用有限，消除所得税壁垒仍然是国际税收协定发挥着主要作用。但是，这一体制存在着下列问题：

1、GATS的非歧视原则不能有效消除税收歧视

GATT／WTO的实践表明，非歧视原则(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对于消除货物贸易壁垒具有重要意义。GATS也有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规定。

GATS第2条规定，各成员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以不低于其给予任何其他国家相同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与GATS的国民待遇属于WTO的具体承诺不同，最惠国待遇是WTO成员普遍遵守的义务，不受WTO成员具体承诺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WTO成员对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给予市场准入，即使该类服务并非具体承诺表中承诺开放的，也要遵守最惠国待遇义务。

但是，GATS第14条(e)款规定，与最惠国待遇不一致的WTO成员之间的差别待遇，如果是源于税收协定的规定就不是对最惠国待遇的违反。也就是说，如果有甲、乙两个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都在丙国提供服务，假如根据甲丙和乙丙之间的税收协定，甲乙的服务提供者在丙的待遇存在差别，丙并不因此违反最惠国待遇。这意味着最惠国待遇不适用于所得税待遇，一国通过双边税收协定在不同成员之间实施所得税差别待遇在GATS下是合法的。显然，这与WTO体制追求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是不匹配的。

至于国民待遇，GATS第14条(d)款规定，与国民待遇不一致的所得税差别措施，只要差别待遇是为了保证对其他成员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平等或有效地课征所得税，就不构成对国民待遇义务的违背。根据该条款的注释，如果税收差别是基于居民和非居民的税负差异等因素产生的，也不违反国民待遇。

2、税收协定对双重征税和税收歧视的消除也不彻底

(1)双重征税

税收协定的主要职能是消除双重征税，但其适用仍需要缔约国国内法的配合。即使税收协定规定了免税法或抵免法，在适用居住国国内法时，仍然可能存在双重征税问题。比如，居住国采用限额免税法，当居住国的税率低于来源地国税率时，居民纳税人境外缴纳的所得税额就不能得到全额抵免，因为此时抵免限额小于其在来源地国实际缴纳的税额。这意味着居民纳税人的境外所得所面临的双重征税不能完全消除。

此外，税收协定主要是消除法律性双重征税，而不消除经济性双重征税。按照OECD的定义，法律性双重征税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对同一纳税人的同一课税对象在同一征税期内征收同一或类似种类的税。本文第一部分提及的双重征税都属于法律性双重征税。经济性双重征税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对属于不同纳税人的来源于同一税源的课税对象在同一征税期内征税。经济性双重征税的典型表现形式为：对公司利润征税，又对从税后利润中分配的股息在股东环节征税。对于经济性双重征税，有的国家有消除机制，但有的国家认为没有必要消除。OECD则认为，如果国内法不予以缓解，那么在国际上也不必予以缓解。因此，税收协定本身普遍缺少消除经济性双重征税的机制。

(2)税收歧视

税收协定无差别待遇的适用是以居民和非居民的划分为前提的。由于居民和非居民的纳税义务是不同的，而税收无差别待遇又要求基于相同情况进行比较，这意味着非居民通常不能在来源地国主张给予当地居民的全部优惠。OECD范本第24条第3款第2句就规定，常设机构无差别不应理解为，缔约国一方由于民事地位、家庭负担给予本国居民的任何扣除、优惠和减免也必须给予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

此外，非歧视待遇原则只适用于对来源地所得的歧视，不适用于居住国对本国居民境外所得的税收歧视。也就是说，如果一国居民有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其税负比应税所得相同但所得只来自于境内所得的居民更重时，税收协定是不予以管辖的。前面提到的限额抵免就反映了这一问题。

再者，经济性双重征税所导致的税收歧视也不在税收协定管辖之列。比如，一些国家虽然有减轻居民股东从境内公司获得股息的经济性双重征税的优惠，但不给予从境内公司获得股息的外国股东。由于支付给外国股东的股息所缴纳的预提税是对毛收入的征税，而国内股东获得股息一般是以净所得缴纳所得税，外国股东的股息税负要高于境内股东。

3、WTO和税收协定都无法解决多边的税收问题

(1)税收协定

税收协定一般是双边的，但跨国公司的经营是多国背景的，这就产生了下列问题：

首先，双边税收协定难以解决来源地管辖权重叠产生的双重征税。双边税收协定适用于缔约国一方或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人。因此，对于前面所举的两个来源地重叠导致的双重征税的例子，由于A银行不是乙国和丙国的居民，就无法适用乙、丙两国间的税收协定来消除两个来源地管辖权的重叠，除非甲、乙两国税收协定约定乙国放弃来源地管辖权。但是，税收协定一般缺少这样的安排。

其次，税收协定无法解决多边范围的避税问题。在一国存在广泛的税收协定网络时，也能够为跨国避税提供空间，税收协定滥用(treatyshopping)就是典型的例子。尽管一国可以采取反避税措施，但对因此可能造成的资本外流的担心会限制一国采取反避税措施。

再次，税收协定无法解决税收竞争问题。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各国可能会竞相给予税收优惠措施，由此可能产生税收竞争问题(taxcompetition)。但是，税收协定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为税收协定的无差别待遇条款并不限制缔约国给予非居民更多优惠的做法。此外，双边税收协定无法约束第三国优惠措施的给予。况且出于吸引外资和担心资本外流的考虑，一国一般不会在税收协定中约束自己的税收政策。

(2)WTO

WTO是一个贸易组织，WTO规则中并没有限制或约束其成员所得税税基、税率等的内容。由于WTO并不涉及一国税收体制，因此，一国给予外国投资或服务提供者比国内更多的优惠是不禁止的，反而可能是鼓励的。事实上，GATS的国民待遇关注的是外国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低于本国相同的服务提供者，并不禁止“超国民待遇”。此外，在GATS体制下，也没有类似于货物贸易的补贴制度来限制WTO成员对本国服务出口的税收补贴。

四、结束语

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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