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政策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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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农惠农政策取消了农业税，对于农民和农业生产来说是极其有利的。取消农业税以后，就等于从某种程度上解放了农民。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征税与缴税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而这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负担。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民不需要到处交费，不仅如此，他们还可以在当前的农业政策背景下获得更多的生存途径。如不少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2转变了农村的经济增长方式

在引入支农惠农政策以前，由于落后生产方式的影响，不少农民在扩大生产规模和提升生产质量上受到了不少限制。农业调查报告指出，我国农业一直以来都是采用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而此类增长方式都是以追求发展数量为中心的，难以提升效益。而使用科技是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手段。在惠农政策的帮助下，国家对一些先进的农业机具进行了补贴，使不少想改善经营条件的农民获得了更为先进的生产工具。不少农民利用国家政策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并依靠市场机制全面调整农业生产方式，使农产品的质量得到稳步提高。此外，国家还提出了改进科技服务方式，让科技人员送技术下乡，努力让更多的农民感受到科技对提升农产品质量的巨大作用。

3使部分农业企业实现了产业化经营

在计划经济时代背景下，受税费过重和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有些农民尽管想开展产业化经营，却不具备条件。出台了支农惠农政策以后，不少农产品生产企业实现了产业化经营，特别是一些中小型农场。在国家大力实行一系列政策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背景下，农民们比以前更有信心搞好农业生产。通过支农惠农政策，不少农户不仅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增加了经济效益，也实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统一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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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

1.农产品补贴政策

美国现行农产品补贴政策继续沿用2002年农业法案中的“营销援助贷款”、“贷款差价支付”、“固定直接补贴”和“反周期补贴”几种政策工具,为农场主提供支持和补贴,构成严密的收入安全保护网。只是新农业法对补贴范围和资格都做了调整。

(1)营销援助贷款。营销援助贷款是指生产指定农作物的农民在生产之前可以用预计的农作物产量为抵押获得为期9个月的无追索权贷款。收获之后,在贷款到期前,当市场价格高于借贷率与利息之和时,农民可以在市场上销售农产品,偿还贷款;当市场价格低于借贷率和利息之和时,农民可以以抵押的农作物偿还贷款。

(2)贷款差价支付。贷款差价支付是营销援助贷款的一种替代形式,当市场价格低于借贷率时,政府对于市场价格和借贷率之间的差额部分直接进行现金支付。这样就有效缓解了营销援助贷款为农产品信贷公司造成的库存压力。新农业法延续了2002年农业法对于贷款差价支付的规定,操作方式保持不变。除了ELS棉花外,所有营销援助贷款的农产品都在贷款差价支付的范围。

(3)固定直接补贴。这是一种典型的与农产品的生产、价格不挂钩的补贴方式,属于“绿箱”政策,农民可以自愿参加。政府预先确定作物的面积和单产,并对每种商品都规定一个固定的直接补贴率。补贴金额为补贴面积与补贴单产以及补贴率的乘积。

(4)反周期补贴。2002年农业法规定的反周期补贴是“基于价格的反周期支付”,即基于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和直接支付之间的差额确定补贴。当全国平均市场价格与直接支付之和等于或大于目标价格时,不进行反周期支付;反之要进行补贴。

2.农业出口补贴政策

美国的出口补贴主要包括直接出口补贴和出口信贷。直接出口补贴主要有出口促进计划和奶制品出口刺激计划两个补贴项目。出口促进计划是美国农业部向出口商支付现金,使得他们能够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目标国销售美国的农产品,以应对来自高补贴国家和地区的竞争,达到占领市场份额的目的。奶制品出口刺激计划主要用于促进脱脂奶粉、干酪和黄油的出口。

出口信贷。出口信贷是一种间接的出口补贴方式。它始于1982年,目前是美国最大的农产品出口支持项目,主要功能是为美国农产品出口商提供回款担保。

二、美国农业补贴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1.加大农业补贴力度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还具有传统农业的典型特征。一是生产规模很小,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低,农民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很弱,基本农业生产单位是农户,其目标往往是生产现有技术水平所能达到的最大产量。他们比美国农业生产者更难适应市场波动和自然灾害等风险。美国的基本农业生产单位是农场,平均规模比我国农户的生产规模大得多,具备经济学意义上厂商的组织化特征和行为特点,按照利润最大化目标从事生产活动。在经营管理上也更接近工商企业的方法,甚至雇佣职业经理人来进行农业生产管理。美国农业的产业化和商品化特征与我国农业中广泛存在的自然经济特征形成了鲜明对照。二是农业生产以农户为组织单位且高度分散,使农民很难组织起自己的利益团体来提高产品价格、保护自己的利益。而美国农业生产者游说国会、影响政府政策和行为的能力非常强。

目前我国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应该逐步改变重工轻农的资源配置模式,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变工业从农业汲取为对农业反哺。政府通过财政的强制转移应该是主要手段。在加大直接的财政转移支付的同时,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贴息方式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的投入。

2.提高“绿箱”补贴水平

依据WTO《农业协议》的相关规则和已经做出的承诺,我国今后农业补贴结构调整的方向应该是,调整“黄箱”政策的同时,扩大“绿箱”补贴的范围,并提高“绿箱”补贴水平。应逐步缩小粮食价格保护的范围,重点为优良品种提供价格保护,同时,调整粮食收购价格,使之逐步接近市场价格,以减轻财政压力,并将粮棉流通部门的“黄箱”保护价收购资金转为直接向农户发放的“绿箱”收入补贴。一是增加对农业科技研究的投入补贴。以设立国家农业技术推广基金,对重大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给以资金倾斜。另外,对农民的基础教育和技术培训进行专项资助,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推动农业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增强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力。二是重视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补贴。既间接地减少农民用于生产农产品的成本支出,增加农民收入,又通过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农业发展的后劲,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三是增加对农村环境和生态保护的投入补贴。农村环境和生态状况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政府应建立全国农业资源信息管理系统,用现代化的手段对农业资源进行管理和配置,向农民提供调整农业结构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补贴。

3.逐步将农业补贴政策法律化,把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由政府行为转变为国家行为

我国要对农业提供有效的补贴,必须建立健全有关农业补贴的法律制度:一是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内外统一、公开透明的农业补贴法律体系。二是强化农业补贴法律法规建设,要以保障对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为核心,充分考虑我国财政的支付能力,兼顾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为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改革留出余地。三是优化“绿箱政策”结构,设定必要的“黄箱政策”条款,将合法的特殊差别待遇和例外条款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增加对农业生产环节和对农业生产者的直接补贴的法律规定,增强补贴的针对性和集中性,形成补贴的纵向优势。四是以法律的形式确保对农业补贴的投入量,同时规定补贴结构及补贴方式。五是明确法律法规的表述,同时减少柔性条款,增加刚性条款,并增加对农业补贴的法定性和程序性规定。

参考文献:

[1]陈锡文,程国强.美国新农业法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与建议[J].WTO经济导刊,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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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及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1.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农业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不同的因素对农业竞争力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并通过农产品生产成本、农产品的实际价格、农产品比较优势变化、实际质量、市场营销能力和市场占有份额综合体现出来。

(1)农产品成本。一般来说,成本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成本低,竞争力强;成本高,竞争力弱。而在农业经营中,除生产费用以外,农产品的经营规模、区域布局、生态环境、生产条件、加工条件、政策变化等诸多因素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农产品成本水平。

(2)农产品的实际价格。一般来说,实际价格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在质量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实际价格越低,竞争力就越高;实际价格越高,竞争力就越低。而且,要通过降低农产品的实际价格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其难度相当大。

(3)农产品质量。一般来说,农产品质量与竞争力呈正相关。即质量越好,竞争力越强;质量越差,竞争力越弱。而且,随着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竞争形态已经从产品的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农产品质量的高低,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又决定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高低。

(4)营销能力。一般来说,市场营销能力如何,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的地位和份额,又直接体现了农业竞争力的大小。积极开展充分的市场调研、恰当的市场细分和市场定位、正确的销售策略、有效的促销手段和良好的服务等一系列市场营销活动,不仅是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关键,也是实现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2.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今后的农业竞争,将日益趋于白热化。竞争农业,也将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其总体趋势为:

(1)从局部性、区域性向全局性、全国性、全球性方向发展。今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能否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不仅要比较区域内的产业、产品优势,还要从全国和全球的产业格局比较中寻求最低成本、最大效益。郑州市必须站在全国和全球的制高点,认真审定本地区的农产品发展对策,指导产业结构调整,并采用现代化的营销观念拓展农产品贸易。

(2)从传统的经验指导向信息引导方向发展。要在竞争对手越多越强的条件下取得胜利,关键是要充分掌握国内外农业科技发展和农产品供求变化的最新“情报”——农业和农村经济信息。加强信息网络的建设,发展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更迅速、更准确地掌握影响农业发展的各方面信息,将是郑州市必须尽快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3)从低技术水平的开发利用向现代高新技术方向发展。只有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科技,才能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做到以多样化取胜、以优取胜、以廉取胜。郑州市必须审时度势地抢占农业科技的制高点,集中力量组织对农业生物工程技术的攻关,推进产业化、规模化生产,以及满足市场对农产品优质化、多样化、无公害、营养保健和廉价方面的需求,作为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必要条件。

(4)从产后推销向产前订单农业、期货交易方向发展。以产定销这种被动营销方式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不适应市场农业发展的需要。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农产品产后市场势必会被产前的订单农业和期货交易所替代。郑州市必须将订单农业、期货交易等贸易方式,作为今后农产品营销竞争的重要形式。

二、郑州农业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与发达国家农业的差距,既体现在资源禀赋、财政及物化投入、市场建设等“硬指标”上,又反映在诸如人员素质、经营机制、农民组织化程度、管理水平等“软指标”上。

1.观念上的差距

郑州市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农业观念,认为农村的主要功能是经济功能,忽略了农业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而发达国家是现代农业观念,强调在提高经济功能的同时,着力发挥其生态功能与社会功能的作用。

2.发展阶段上的差距

一般说来,农业分为古代农业、近代农业、现代农业等三个阶段。目前,郑州市差不多是三种类型并存,只有少部分地区进入现代农业阶段。而发达国家已全面进入现代农业。

3.农产品质量上的差距

以前,郑州市农业片面追求农产品数量,忽视了质量,造成农产品质量水平总体较低,并已成为制约出口的隐患。而发达国家的质量农业早已走上了正规。

4.科技水平的差距

目前,郑州市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80%左右;郑州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40%,而发达国家为60%~80%;郑州市农业研究与发展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0.2%左右,而发达国家是5%;郑州市肥料利用率只有30%,而发达国家则达60%以上。

5.农业开放程度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的开放程度与其他行业相比有明显的差距;而发达国家的农业基本上是与工业、服务业等“一视同仁”的。

三、从农业政策的重点内容上健全和完善提升郑州农业竞争力的公共政策

1.把“三品”打造成我市安全优质农产品主导品牌的政策

“三品”是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的简称。我市“三品”的发展要按照“三位一体,整体推进”的思路,加快发展,树立我市农产品品牌形象。在发展“三品”时要以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为核心,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为主线,保证消费安全为出发点,树立农产品品牌为基本目标,以标准化生产为主要手段,标志管理为突破口,监督检查为保障措施,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加快发展绿色食品,因地制宜发展有机食品。

2.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健全农业产业化政策

农业产业化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连接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通过区域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农业资源综合开发,以科技进步和系列化服务为手段,实现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一体化经营。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市场、中介组织,把分散的农户经营与统一的大市场衔接起来;通过按市场需求组织农业生产,兴办加工和运销企业,把农产品生产同国内外市场需求衔接起来了,提高了生产者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进而把农业纳入了市场化轨道,也为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3.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

一是以提高农业产品质量为重点,提高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二是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园艺业,发展高效农业,提高农业的效益;三是打破“大而全”、“小而全”地域格局,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区域结构调整,重组资源要素,提高农业的效率和效益;四是着眼于增加附加值,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加工业的水平;五是发展二三产业和小城镇,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六是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湖,构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4.构筑多元投入机制,完善农业投入政策措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的投向主要是由经济效益决定的。而农业投资大多数具有周期长、风险大、比较利益低的特点。所以,政府不但自身要承担一部分农业投资职能,而且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其他投资主体加强对农业的投资。根据我市近期的实际情况,加强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严格执行《农业法》。充分发挥中央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引导和调控作用,明确地方政府在支持和保护农业方面的责任,调动地方财政支农的积极性;二是提高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三是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村集体和个人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四是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增加信贷资金对农业的投入;五是扩大农业利用外资的范围和数量,吸引外商投资农业综合开发。

5.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制度,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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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农业体制的创新和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是在巩固的基础上，把小生产变为大生产，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企业化经营的有效途径，也是农村稳定，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有力措施；扶持、引导扩大农民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走农业产化之路，是当前农村工作重中之重。

一、关于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资源开发为基础，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主导产品，按照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农、科、教一体化经营的原则，把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各个环节结成统一的利益共同体。在实现形式上表现为生产的专业化，布局的区域化，服务的社会化，管理的企业化。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本质特征是：以市场机制组织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使三者之间由原来的单纯买卖关系变为以利益为纽带，以契约的方式结成利益共同体，形成促进农业发展的新机制，实现利益一体化。

从制订战略性政策的角度来认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推进农业运行的全过程，其中除农业产品市场化外，特别重要的是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土地和技术的市场化；二是推进农业运行的高度化。一方面是将传统的低级产业一一粮食种植业降低比重，通过发展其它种植业，用农业结构调整的方式,促进农业高度化发展;另一方面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使农业向第二产业延伸提高其附加值,再则是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含量和水平,使大工业技术和"实验室"技术能普遍而有效地运用于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三是实现农业运行的有序化,不但使农业生产各部门要有组织性地进行局部的分工与协作,而且还要实现全社会范围内农业资源的有序和有效配置。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农业从传统的产品生产演进到商品生产，农业商品化、市场化经营明显区别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产品农业。基于这一认识上的转变，将为政府制定和实施农业政策注入新的内容。如何实现农业增产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实现农民增收才是我们工作的中心。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产品市场已经实现了"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农产品短缺的历史将一去不复返。过去一提到农业往往意味着农业生产以产出为首要目标,现在所说的农业产业化经营首先必须认识"经营"农业的真实含义，即搞农业生产要与赚钱挂钩；农业不再是过去的"从田头到地头"只求产出不求收益的统购统销的模式，而是要使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一直延伸到"餐桌"，让农业经营者利用市场机制获得和投资其它产业－样的平均利润。农业不仅包括传统的种植业，也涵盖畜牧和水产养殖业的向产前和产后的延伸。在产业化经营农业的观念下，过去单个的某一种农产品都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或产业体系，整个农业将呈现为众多的各具特色的"链条型经济"格局。积极探索种、养、加相结合，农、工、商综合经营，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方式，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从根本上提升农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竟争力，实现农业的深度和广度发展，是制订和实施农业产业政策基本点。

"经营"农业还体现人们对农业的需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在对农业产品的质量和多样化提出新要求的同时，也要求农业功能的多元化，出现了"生态环保农业"，"旅游观光和休闲农业"等新的内容，这就要求农业生产者要实现质的飞跃，不仅要懂得农业生产的"田间管理"而且还要懂得农业的经营管理，要树立竞争意识和品牌经营意识，讲究市场营销策略，努力开拓国内外市场，要借用工商企业管理的理念，用工商企业的经营之道去经营农业生产，推进农业的企业化建设。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另一种含义是对农业再生产过程的整合，它包括相关各经济利益主体的明确分工和利益的合理分享，这是"利益共同体"的内在要求，最终能使各相关的利益主体都得到保障的同时实现降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市场成本。目前，农业产业经营实现形式是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实行基地化，集约化生产，这种模式是由具体的农产品生产引发和拓展而成的。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基本上属于这个层次，虽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但仍属于起步阶段。"公司十农户"，"订单农业"多受制于市场开发不力，流通渠道不畅及信用关系脆弱等因素的影响，农民时有增产不增收的现象，靠"田头摆卖"，小商小贩式地"惨淡经营"。因此，寻找农户小规模经营与社会化大市场对接的有效途径，通过生产要素的合理流转和配置及在产业链上的分工与合作，将各经济主体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转化市场风险，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应成为我国政府农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农业产业化经营呼唤政府职能的转变，因而对政府指导和管理农业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在农业产业化经营条件下主要是通过相关政府和法律为各参与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从制订政策的角度来把握，一是要发挥农民主体精神和首创精神，遵重农民意志，不搞硬性搭配，不搞一刀切，实行自愿、自觉的原则，以典型示范引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农民调整生产要素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农业效益。二是要加大各级政府农业管理机构的设置和职能定位的改革力度，从创造"产业化"农业和"经营"农业的良好环境出发，切实转变工作思路，为农业产业化发展保驾护航。三是要重视农业产业化经营人才培养。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农业生产产品化的观念使农业商业化经营未能获得全社会认同，农业经营管理人才奇缺。因此，要十分注重发现、培养农业经营人才，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积极引导具有市场开拓能力人才投身农业产业化经营。

二、关于农业产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

没有土地规模经营，就没有高效的农业产业化经营！这是国内外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朴素而宝贵的经验。农业产业化作为我国农业市场取向改革的继续和延伸，必然要求引入新的市场关系。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土地市场建设尤其为首，因此，必须加快培育农村土地市场，实现农地流转的市场化。目前我国土地经营大都停留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分包"这一层次上，土地经营规模狭小，地块零散，调整频繁，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没有形成，极大地阻滞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另外，个体农民无力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进行农业技术改造，集体组织的弱化难于将分散的劳动集中起来，削弱了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的后劲。这种分散经营的结果还会引致土地低效率利用，同时也无法满足"大农业"所要求实行机械化，规模化生产的条件。笔者认为：制订相关并实施有关政策，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通过土地入股的方式实现分散的土地使用权再次集中，把土地资源的配置问题与农业产业化经营问题结合起来，促进农业土地资源向优势产业和优势龙头企业转移是当务之急，是我国解决农业产业化经营所面临问题的关键性工作。

前提下，平均分包形成的土地使用格局已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的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的稀缺性进一步提高，土地经营格局的相对凝固化使想多耕地的人不能多耕，不想耕地的人又不能不耕；耕地的人不愿增加对土地的投入，不想耕地的人又不愿放弃所承包的土地。这样就不利于土地向农业龙头企业集中，不利于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也不利于农业劳动力进一步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平均分包土地只能解决农民基本生活条件问题，对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土地利用率来说存在明显缺陷：（一）、农业粗放经营，规模过小。（二）、出现农户兼业或弃耕现象，土地丢荒，降低土地效率。（三）、国家集体因发展和建设需要征用农村土地十分困难，不利于农村城市化规划与发展，妨碍农村小城镇建设。（四）、土地开发和流转过程中经济利益分配不公。（五）、因征地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民的生活难以保障。为此，把解决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承包权问题作为突破口，改"均田制"为"投包制"，实现土地经营从"公平"到"效率"的飞跃，是新时期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结点"。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的基本设想是：在不改变原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将土地折价入股，农户土地经营权转换为土地收益权，土地经营从实物形态转换为价值形态，使土地收益和分配股份化，从而保证了农民承包土地的收益。，通过股份合作社（村、镇集体经济实体、农业公司）土地所有权的入股，把所有权同处分权分离开来，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不变，土地处分权在股份合作社里，收益权在农户手中，实现土地"三权"分离，这样使土地可以在股份合作社或更大的范围内集中、流动和合理规划使用，实现更大规模，更高起点上配置土地资源。农业也就能够由粗放经营走向集约经营，由小生产转向大市场。

目前，我国正积极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大力发展"三高"农业，逐步形成开发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农业商品基地，对增加土地效益，实现农业专业化生产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农业基地化、专业化生产并非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终结，它仅仅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前端，是初级阶段。从土地使用权结构上来看，"基地化"生产，是以农户分散生产为特征的，是在有限的土地上集中了大量的农户进行同一品种、类型的农业产品生产。这种以分散农户做主体的生产模式，必然不能适应灵活地变换农产品种的生产。由于分散经营的模式自身存在不能适应市场变化的缺陷，农户的利益只能命系于目前单一市场功能的"龙头企业"，而这种带有明显"中介"性质的组织和农户之间并未能达成"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共识，脆弱的信用关系常常因为市场价格变化的不利影响而相互毁约，使处于相对弱势的农户利益得不到保障。

和我国中西部地区相比，广东顺德、南海、东莞等农业产业化发展程度要高一个层次。这里"农田基础设施的建设较好"、"农业科技投入较大"、"农村信息网建设较快"等。但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敢于大胆革除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旧的土地管理体制，建立了加速土地使用权有偿流转的机制，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顺德、南海在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建设中走在全国的最前头，早在1993年便开始了以土地使用权为中心的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这项改革在保证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的前提下，改变土地分散经营的格局，从整体上对土地资源进行综合规划和利用，促进土地的合理流转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并通过向村民配置股权，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转换为土地收益权，进一步明确了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地位，明确了产权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保障了村民承包经营土地的收益权。目前他们在进行"固化资产"改革，就是将村里集体资产、土地量化成为若干股，其中20%为集体股，80%为个人股。集体股所得红利用于村里公益事业各项集体福利，个人股按联产承包责任制或现在可以入股的人数平均分配，股份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流通、转让。土地管理权归村、镇股份合作社，股份持有人有投包土地使用权的优先权……。他们改革的成功之处在于：（一）、实现了土地资源的重组。由于农户土地经营权由分散承包向投标集中招包方式转变，承包期内农田基本建设投入有了保障，大规模利用土地成为可能，建设农田"园林化、布局区域化、作业机械化、农艺规范化、经营规模化、服务社会化、管理科学化"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便有了条件。（二）、由土地资源的重组引发劳动力资源重组。因为推行股份合作制后，保障了农民对土地的收益权，使土地的承包权与经营权从原来不可分割关系转变为可分离关系，为部分有资金有门路的农民放弃对土地的"依恋"提供了条件。他们从被"束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一心一意从事第二、三产业，加快了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实现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组合。（三）、一部分有技术专长的农民（当地农民、外地农民和外商等）通过投标获得了发展规模农业和"三高"农业所需的"大土地"，使"龙头企业"的成长、发育有了根基。因为建立在土地规模经营基础上的龙头企业（即拥有自有土地使用权、拥有自有生产基地的大型农业经营者）才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力军，一句话，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最终需要"大农场"的建设来奠基。（四）、实行土地"三权分离"，改变了原来因人均分包土地，使土地难于集中规划和合理利用的状况，为土地集中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管理创造了条件，加快了农村城市化进程。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基本上没有形成，从全国范围来看，土地在农户之间的调整大都采用行政方式为主。土地作为农业生产中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如果不能实现流转的市场化，那么农业产业化经营必定是残缺不全的。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土地市场化问题的研究，发挥政府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在充分照顾我国农民各方面利益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农业土地使用权流转政策，用市场化的理念实现土地资源向大型龙头企业、农业公司集中，进而实现农业土地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三、关于龙头企业培育与建设

培育经济实力较强、具有健全销售渠道和较强农产品深加工能力，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的农业龙头企业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调整中，龙头企业担负着开拓市场、技术创新、引导和组织基地化生产与农户经营的重任，是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重要力量。

"公司十农户"的经营模式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按照"一体化"农业的要求，全面重新配置资源，形成一大批产业关联度大、技术装备水平高、经济实力雄厚、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和企业集团，使其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中占有相当份额，形成农业主导产业和产业开发体系，使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在农业增加值中的比重有较大提高，带动更多的农户和生产基地，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目前，在未能形成大规模、集约化农业生产的情况下，把龙头加工、流通企业建设好不惜为明智之举。农户可根据加工企业对农副产品原料的需求状况来调整自己的种养结构，将自己的生产进程变成产业链上的一个有机环节。这样，通过龙头企业的组织与带动，使众多的分散经营的小农户逐步走向专业化生产，从而在一定的经济区域内形成了规模化经营。大力发展加工型龙头企业，使更多的农产品在深加工中成倍增值，改变我国农产品加工能力不足，包装落后，销售渠道不畅状况具有积极意义。据了解，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大都在农业产值的三倍以上，而我国还不到80%。发达国家农产品的加工程度－般都在9O%以上，我国只有2O%一3O%。因此，必须把培育龙头加工企业作为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关键工作来抓。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国农业生产应选择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方向，构建拥有自有农业生产基地的"大农场"才是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的根本出路。目前，由于我国龙头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带动力弱，普遍存在组织程度低，产品流通渠道不畅等问题。尤其是企业与农户各个环节的联结上没有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稳定机制，影响了农户追求产业化规模经营发展的动力。因此，政府农业工作机构如何转变职能，创造条件，加快龙头企业尤其是具备市场开拓能力的大型企业建设和规范显得特别重要。

目前，我国沿海地区外商投资经营的农业开发企业正发挥着重要的带动和龙头作用，这也是我国龙头企业建设的重要力量。我国政府应充分认识并制订实施优惠政策，大力引进国际先进农业企业管理人才和吸收先进管理技术。学习外商兴办农业企业的管理经验，积极推行农业企业化管理模式。充分利用外商资汛灵活、渠道畅通的优势，，拓宽销售渠道，拓展国内外市场，解决农民"卖难"问题。同时要突破引进外资只兴办工商实业的传统观念，大力倡导引进外商兴办农业。

培育龙头企业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真正将农业产业化模式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我国政府农业工作重心应放在支持、引导、协调、规范和服务上。实施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为农业发展提供诸如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公益性技术服务，金融、信息服务等"公共产品"上。特别应避免培育龙头企业时政府农业机构具体介入，因为那样做将违背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要做到"四自主"的最基本原则。各级政府应清醒地认识到，市场机制的诱导才是企业真正成长、壮大之道。出台引导、扶持政策为的是鼓励农业生产的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使之不断提高和改善农业经济效益，而不是因政策的实施或因政府的硬性捏合，象设立政府工作机关那样"人为造就"龙头企业，最终造成农业"龙头企业"的建设和培育对政府的严重依赖，削弱农业的组织创新能力，并让政府财政背上包袱。

四、关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必然涉及到土地使用结构调整和农产品结构调整。这是农产品市场状况发生变化的结果。目前，我国农业经济所面临的市场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表现为农产品的供需状况已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急剧转变。从市场需求的变化来看，在解决了温饱和进入了小康阶段后，在食品需求当中，增长最快的不是作为原料的初级农产品，而是经过多次加工具有较高附加值的农副产品，消费者的食品支出中归初级农产品生产者的份额日益下降。相反，对肉、禽、蛋、鱼和蔬菜、瓜果类副食品的需求明显增加。市场需求的变化方向已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明确指示农户缩减或淘汰目前已不受欢迎的传统作物和品种，特别是质量低劣的品种，而开发和扩大具有市场潜力的新兴作物或新产品种植成为农业企业家能否在农产品市场中获利的关键。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成本发生也发生了变化，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的上升，诱发农业工资的攀升，随着耕作方式的改变，种植业更多地依赖化肥、农药和农膜等现代物质的投入，由于这些投入品的价格不断上升，使种植业在农业产业结构中处在最不利的地位，粮食作物中的一些传统品种，尽管受到强有力的行政干预，种植面积仍然大幅度减少，农户们只好被动地应付那种"用最好的土地来生产最不值钱的东西"的政策。与此同时，新的、比较优势产生，使一大批新兴品种和优质品种的开发和引进，农产品结构正在广大农村发生深刻变化，再考虑到"入世"将带来农产品市场的整体开放，有理由认为，这种市场格局的深刻变化将导致全国性农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调整农业产业和产品结构正好是这一市场格局变化内在要求。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归根结底是实现在新的市场格局中的农业效益和体现农业结构变化中的比较优势。所以，从制定政策的思路上考虑，为保持农业生产的持续增长，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就必须把发展效益农业作为农业生产产业化经营的一项基本政策来实施。因为效益农业的实质是农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农业，因而必然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农业生产产业化的变革充分显示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显示了效益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高度一致性，这启示着我们必须为农业的政策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作出努力。因此，各级政府要从提高我国农业整体效益的要求出发，制订切合实际的可操作性的政策，鼓励农户对农业结构作深刻的调整。我国目前调整农业结构最大的困难是在对用地结构的调整政策的理解和运用上，系列农业政策中对区域性粮食自给或基本自给目标的追求造成我国农业产出结构调整的范围和灵活性受到限制。如何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适应当前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又一重大课题。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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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为植物食品安全提供风险保障。涉及全民植物食品安全的农作物应包括：水稻、玉米、小麦、大豆等粮食作物；花生、油菜等经济作物；蔬菜、水果也应考虑适用政策性农业保险。至于棉花等作物，虽不危及食品安全，但因为是重要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作物，也应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

二是为动物食品安全提供风险保障。涉及全民食品安全的动物应包括：牛、猪、羊等家畜；鸡、鸭、鹅等家禽；养殖的鱼、虾、蟹等水产品。

三是为渔民渔船安全提供风险保障。从事海洋、大河捕捞的渔业生产，需要保险的保驾护航，应对渔民的人身伤亡和渔船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

在上述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内，政策性农业保险应主要承保旱灾、水灾、雹灾、风灾、冻灾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主要承保日常性疾病等动物死亡风险。对超出一般水平的巨灾，国家应另行安排救济和帮扶。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最大受益人是农户，但是农户获得保险利益是有一定前提条件的，一是需要支付一部分保费购买保险，二是要在出现灾情损失时才能实现政府补贴带来的好处。农村可以实现人人有低保，但是人人皆保险尚需时日。所以，即使在政府补贴、龙头企业帮扶的情况下，农户购买保险也需要动员。在日本，加入政策性农业保险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例如，水稻、陆稻及麦类的栽培面积合计超过1亩或3亩(日本制，下同)，才有资格加入。同时，一定经营规模以上的农户又必须加入农业保险，例如，北海道地区的麦类耕作面积4亩至10亩的，必须加入农业保险。在我国，保险公司可以采取以下模式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

一是对基地型农户进行保险。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载体带动农户参加保险，对基地型农户进行保险。基地型农户是指根据订单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进行农作物种植和动物养殖的农户。这些农产品作为工业原料从农户的田间、地头和院落、场房进入大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广大农户与龙头企业形成了比较紧密的生产流程上的上下游关系、原材料和产成品的基地与前沿关系。农业保险通过对订单农户提供保险服务，能够有效保障产业化生产基地的稳定发展，稳固产业化链条源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可适当给订单农户部分保费补贴，组织订单农户参加保险，降低了农户的保费负担，扩大了保险覆盖面；为订单农户提供保费补贴，加强了公司与农户联系的紧密度，保证订单农户生产稳定，龙头企业原材料供应充足，有利于龙头企业扩大再生产，把农业产业做大做强。

二是对专业农户进行保险。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载体带动农民参加农业保险，对专业农户进行保险。专业农户是指种养业规模较大、技术较先进、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农户。专业农户往往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密切联系，保险公司可以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载体，向合作组织内的成员提供保险，充分发挥社员之间信息比较对称、联系比较紧密的特点，相对集中地开展较大规模的保险业务。合作社社员比较集中，养殖规模较大，多数社员已成为种、养专业户，风险意识较强，投保积极性较高，农户之间的示范作用较明显。同时，农业保险还对合作社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比较规范的合作经济组织，一般都有一个经营实体支撑，如饲料加工厂或屠宰加工厂，还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在保险的开展上，有的合作社对参加保险的饲养户给予饲料或销售上的一些优惠，这就吸引了更多农户加入合作社，从而扩大合作社的规模。

三是对传统农户进行保险。以县级为单位对大宗农作物进行统保，对传统农产进行保险。我国的农业生产依然以传统方式为主，生产经营相对分散、地域差异较大，特别是大宗粮食作物保险的承保和理赔难度较大。对传统农户的保险难度更大，而传统农户经营的往往是传统的种植业，急需保险来分担和转移风险。

二、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帮扶方式

(一)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支持农业保险

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支持农业保险，是全社会分散和转移农业风险的重要渠道。农业保险的开办历史表明，没有政府的财政支持，任何国家的农业保险都无法维持下去。美国作为世界级的农业生产大国，农业保险也办得较好，政府的财政支持更是一大亮点。目前美国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经济支持大致包括：保费补贴，各险种的补贴比例不同，2000年，补贴额平均为纯保费的53%(保费补贴额平均每英亩为6.6美元)，其中，巨灾保险补贴全部保费，多种风险农作物保险、收入保险等保费补贴率约为40%；业务费用补贴，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包括定损费)补贴；另外，政府还承担农业部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明确规定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对农作物保险免征一切税赋。

(二)政府通过条件救济支持农业保险

即便政府为农业保险提供补贴，农户还是有不愿意购买农业保险的，保险对于农户来讲首先是一笔支出，然后才有可能在出险后获得补偿，农民并不踊跃参保。即使在美国，也在实行了把购买农业保险作为获得政府其他支持的条件后，农业保险的覆盖面才获得突破性发展。1994年通过的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法令，鼓励农场主购买农业保险，进而降低农场主对灾害救济的潜在需求。它规定，除非农场主购买了农作物保险，最少也要购买巨灾保险保障，否则他们不可能得到农业保护计划中的其他好处，即取消了政府救济计划。通过提供基本保障的巨灾保险(新设立)、提供较高保障水平的扩大保障保险、集体保险和非保险作物保障计划等四大险种把所有农作物生产者都纳入了农作物保险计划。该法令还规定，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不能得到福利，如农户贷款计划、农产品价格支持和保护计划的支持等，对农作物保险实行了事实上的强制参加。该法令的实施使保险作物从1980年的30种扩大到47种，农作物保险的投保率迅速提高，1995年，农作物保险承保面积达到2.2亿英亩，占当年可保面积的82%，是美国历史上承保面积占可保面积比例最高的一年。

(三)政府通过立法支持农业保险

通过法律确定农业保险的标的、范围、机构、补贴等各种内容和环节，使农业保险能够获得稳定、持续和透明的发展，不因政府官员的更迭而起落，不因市场的变化而消长。日本自1929年以来，有关农业保险的立法、制度及修改多达10部之多，对农业保险作物的品种、农业保险的准入条件、保险范围、承保方式、财政补贴、保险费率计算方法、保险费国库负担方式等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规定，有力地推动了农业保险的发展，也合理地利用了国库的财政资源，有效地保护了农户。

三、农业保险公司的营销渠道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三家试点专业农业保险公司，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从对农业保险的政策研究、立法劝说、机构设置、产品设计开发、销售渠道建立、人培训、定损人员培养、统计、精算、资料收集加工，以及农业保险的宣传、推广和教育等方面，逐渐获得了经验和方法，试点公司也渐趋成熟。试点公司承担了农业保险的直接业务，通过开展农业保险的经营活动(销售、签单及其他服务)，具体实施政府补贴的农业保险计划。试点公司还培训、管理、监督和使用保险人和农险查勘核损人。农险查勘核损工作由农险专业核损人来进行，查勘核损人需经过专业农业保险公司长时间的培训，通过考核取得资格后才能从业。专业公司有动力、能力和愿景，将作为主业来看待，必将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

试点公司对农业保险的专注，不只是停留在领导的一般号召与员工的象征性响应上，而是深入实际探索农民的需求、要求政府的财政支持、教育员工精做农业保险。试点公司应根据区域特点制定农业保险发展规划，并在农业保险业务上始终坚持按照试点区域的特点进行设计和规划。例如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吉林省是以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国家重点商品粮基地i对国家粮食安全起决定性作用的实际情况，尤其是该省近年来的畜牧业和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快的现实，公司在吉林省内主要规划开展玉米、水稻、大豆种植保险和规模化养殖保险，并主要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载体开办农业保险业务；根据畜牧业发达，要建设中国乳都的实际，公司在自治区主要规划开办奶牛等养殖保险品种，并与当地重点产业化龙头企业相结合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根据山东省种植业、养殖业均比较发达，小麦等粮食作物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同时还是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出口基地的实际，公司规划在山东探索开办小麦、棉花、蔬菜、水果等种植保险和奶牛、肉鸡、水貂等养殖保险；根据北京在发展都市农业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郊区农业比较发达的实际，公司在北京地区探索以奶牛养殖和水果、蔬菜种植为主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通过两年多试点，农业保险业务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试点公司坚持围绕试点区域特点研发农业保险产品。比如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针对吉林省等试点地区玉米、水稻、大豆等作物是种植面积最大、关系农民数量最多、事关国家粮食生产安全的品种，公司集中研发玉米、水稻、大豆等大宗粮食作物的巨灾保险产品。由于内蒙、山东、吉林、北京的畜牧业也都非常发达，各试点省区的畜牧业生产都逐渐呈集中化、专业化的发展态势，公司相继研发了肉鸡、生猪、奶牛、肉牛、梅花鹿养殖保险，并根据各地养殖成本、风险特点等因素在具体条款中进行调整，体现区域特色。同时，公司还针对试点地区农业经济特点，相继研发了经济作物草莓、烟叶等种植保险条款和朗德鹅、水貂等特色养殖保险条款。作为试点公司之一的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降低农业保险开办成本，为农民提供方便快捷的保险服务，通过两年多来的探索，主要开辟了五个营销渠道。

一是与农业经营管理部门相结合的渠道。省农委领导的农业管理部门与农民联系密切，并在各个乡镇都有机构网络，人员专业性较强，素质较高，是农业保险业务的良好渠道。在吉林保监局和省农委的大力帮助下，公司与省农经管理总站签订了保险合作协议，全面启动并推进了试点工作的开展。

二是与农村信用合作社相结合的渠道。公司与省农信社联社签署协议，利用其在农村的营业机构网点优势和人员优势广泛开展业务。公司在开业当天即与省农信联社签订了全面协议，公司各分支机构与当地农信社关系十分紧密。2006年，农信社代办农村小额贷款保证保险业务，全年为200多位死亡和伤残的贷款农户进行了赔偿。

三是与其他农村金融机构结合的渠道。公司已经与中国农业银行、省邮政系统等机构签订了协议，并与省农业发展银行正式合作。农村金融、邮政机构的兼业方式，在公司广开渠道建设的同时，也为农业保险在更深层次上的开展埋下了伏笔，探索了路子，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国外成功开办农业保险是和农村金融政策紧密相连的。

四是与农机、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相结合的渠道。农委所属的农机站、农业技术推广站在农村也拥有丰富的网络资源，公司通过这些部门开展保险业务，一方面有效降低了开办成本，另一方面在防灾、防损和理赔工作上更容易得到投保农户的认同。

五是探索开辟农村个人渠道。两年来，公司在农村借助具有较高威信和素质的干部、教师等人员，通过统一的培训、考试，按照保险营销的架构和模式，组建起相对固定的农村队伍，持证上岗，持证率达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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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积极探索发展农业保险已在我国形成共识，全国一些地区试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农业保险不断萎缩的态势得到一定缓解。但是，从现有的农业保险发展情况看，我国的农业风险管理总体上还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要持续高效地推进农业保险，必须着力解决一系列影响农业保险发展的关键问题和矛盾，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一、强化农业保险在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将农业保险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农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化地推进农业保险的发展

农业普遍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体制风险和生物风险等多种风险的威胁，农业风险损失非常严重，农业自身的承灾能力较为脆弱。与传统农业相比较，现代农业的集约化、国际化、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现代农业在发展的环境、条件，生产的内涵与外延等方面都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非但没有减少农业风险，反而使农业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强，农业巨灾风险损失压力越来越大，农业风险的扩散和传播加快。巨大的农业风险是阻碍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客观要求建立日益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发达国家的农业风险保护体系主要包括农业保险、灾害救济、农产品期货、农产品价格保护等，对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主要风险都提供保障选择，从而较好地保护了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其中，农业保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传统的农业风险管理主要是以政府少量的、临时性的事后救济和农民分散的自我保护为主，农业的风险保障程度很低。农业的高风险和低收益使我国的农业发展环境得不到改善，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农业保险作为专业的现代风险管理工具，能够将政府和市场力量有机结合，在全社会分摊风险损失，较之其他风险管理手段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而且，农业保险具有综合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不但有利于分散风险，促进生产，增进投资，提高收入，而且还能降低农村金融风险，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因此，在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应突出和强化农业保险在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国家应该将农业保险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支持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二、高度重视农业保险市场的培育和机制的塑造，坚持发展政府诱导型农业保险运行机制

大量的农业保险理论研究和实践表明，农业保险发展的难点和关键在于农业保险市场的培育和机制的塑造，其核心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加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具有公共福利性，农业保险的这些属性为政府支持和参与农业保险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农业保险在实践中面临的供给严重不足、市场失灵等现实矛盾，也对政府参与农业保险提出了强烈的要求。政府运行机制的农业保险有其合理性，但是完全的政府运行机制往往存在效率低下的矛盾和弊端；同时，给国家的财政造成沉重的负担，而且会对私人保险产生“挤出效应”，抑制保险市场的发育。况且，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我国的财力还无法达到完全由政府承担经营农业风险损失的能力。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农业保险虽具有效率优势，但是，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决定了私人保险难以克服市场化经营的障碍。我国目前还缺乏市场化农业保险经营的基础，市场化的农业保险模式在现阶段基本不具有可行性。借鉴国际国内发展农业保险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应该发展政府诱导型保险机制。政府诱导型农业保险运行机制既非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即商业化的农业保险模式)，也非政府运行机制(即政策性农业保险)，更不是政策性和商业性的简单混合。它是指政府从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中退出，让位于私人保险，同时改变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直接补贴的形式和手段，通过为私人保险公司提供平台，创造经营环境和条件，降低经营成本和控制风险水平等手段，以建立对私人保险诱导机制为主，最终引导农业保险走上市场化发展模式为目标。与完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相比，政府的作用由直接变为间接，由台前走到幕后。从市场的培育角度，着力培育市场主体。开放国内农业保险市场，适度放松农业保险市场的准人限制。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各地实际情况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除了组建国家型的政策性农业再保险公司外，积极探索合作型、股份型等组织形式的保险公司，并引导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代办或共保农业保险业务。从农业保险机制的塑造角度，应该通过政府经济政策的诱导、法律法规的规范、保险的监管等手段，塑造农业保险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以及通过再保险和巨灾基金等手段建立的风险分散机制。通过这些机制的培育，逐步完善农业保险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农业保险的发展效率，保障农业保险的稳健发展。

三、加快农村保险文化的建设和传播，增强农民对保险的认同度，刺激农业保险需求

保险文化是在长期保险实践中形成的关于保险价值观念、社会心理、伦理思想、经营哲学，以及社会保险制度等范畴的总称。保险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包含保险精神文化、保险制度文化和保险物质文化三个方面。保险文化决定人们对保险的认同程度、所持的社会心态、行为规范，以及受这些因素影响构成的保险关系。因此，保险文化不但影响保险供给，更影响保险需求，保险文化在保险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国农村保险文化发展和传播滞后，农民保险知识匮乏，对保险了解较少；保险意识落后，保险的认同度很差。保险是一种知识性和技术性很强的产品，特别是保险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有效利用，其程序和环节较为复杂，制度和规则十分严格，要求投保人具有一定的保险知识。农民对现代保险知识和文化的接触较少，缺乏对保险功能和作用的科学认识以及对合同与契约的了解，甚至形成了错误的认识，例如如果没有发生损失、没有赔付，那么购买保险就是浪费钱财；如果在保险期间没有遭受损失，就应该退还保费等，显然这些认识是对保险缺乏基本了解。

农村保险文化发展落后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是传统自然经济因素的影响。传统农业的典型特征是封闭性和非市场性，是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业文化，是以家庭或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生产组织，缺乏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协作。人们在面临风险损失时，缺乏运用市场手段寻求缓解社会矛盾的方法。传统农业文化重视家庭保障，没有建立起现代商业意义上的风险意识，而缺乏全社会普遍保障的思想，这种思想几千年延续下来，使家庭保障变成一种思维惯性，逐渐形成一种文化的力量，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人们相信、信赖于家庭单位，不太容易接受现代社会保险。二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少人存在迷信心理，认为保险不吉利，宁愿以血汗钱去祈求菩萨保佑，也不愿花小钱获得保险保障。

因此，加强保险文化研究，加快农村保险文化的传播，增强农民对保险的认同和接受程度，改变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意识，是影响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农业保险的经营来看，保险公司输出的不仅仅是保险产品，更应输出保险文化。保险经营者承担着创造、传播和经营保险文化的职责。保险文化传播途径与方式的选择应切合农村社会的特点。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交通与通讯落后，人口居住分散，农民的文化素质总体较差。因此，农村保险文化的传播较为困难。在保险文化传播的途径方面，可以选择广播、当地闭路电视、农村科普读物、农村的黑板报、标语以及专门的农业保险专题讲座。在传播的形式上，要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看得见的实惠，让农民逐渐理解和接受保险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在宣传材料的选择上，要针对农民普遍存在的侥幸心理、迷信心理和依赖心理进行重点分析，让农民知道风险和灾害损失可以预防，可以积极主动地对其进行管理，从而增强农民对现代农业保险的价值认同与接受。此外，当前应重点加强保险制度文化建设，特别是《农业保险法》的制定与实施。《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加快推进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建设”。保险法规是保险制度的核心，是保险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应当尽快制定农业保险相关法律。

四、建立农业风险信息系统，创造农业保险发展基础

农业保险是以农业风险为经营对象，因此，对农业风险及风险损失的特征和规律的把握是农业保险开展的重要前提。例如，农业保险产品的开发，保险费率的厘定，都必须以过去一定时期的风险损失数据作为基础。农业保险的营运和管理，特别是保险的防灾和减灾都需要以准确的农业风险信息作保证。目前我国缺乏权威的、系统的农业风险数据和信息，即使在农业保险的相关研究中，也是仅仅能够从分散在民政部门、气象中心以及部分统计年鉴中收集部分数据。农业风险信息系统是专门从事农业风险信息和数据的处理和交换的中心，包括农业风险的预测，风险损失的测算、记载、加工、存储以及农业风险信息的和交换等环节。农业风险信息系统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跨部门的系统，它可以在事前、事中、事后进行连续动态地输入和输出各种农业风险数据和信息，满足农业保险当事人及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需要。从农业保险的发展角度，农业风险信息系统不但是保险产品开发的基础，而且还是保险营运的重要外部条件。现代风险信息系统中由于更多采用不断成熟的高科技技术，例如现代的卫星遥感技术、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运用，农业风险信息的预测和传播速度大大加快，在农业减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降低保险损失和提高保险经济效益将发挥重要作用。一般说来，农业的减灾信息系统通过对灾害全程动态监测及资料处理、分析、模拟和预报警报制作系统，预报警报的传播、分发和服务系统等，能够大大减少灾害的危害程度。农业风险信息应该作为公共产品，由政府来提供。我国可由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国家气象中心、民政部、商务部联合成立农业风险信息中心，该中心可设在农业部。

五、明确中央和地方在农业保险发展中的关系，切实保障农业保险中政府的投入力度

农业和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农业保险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持，即使是在政府诱导型发展模式下。尤其是在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试点时期，政府的财政支持是农业保险推广的重要条件。国外农业保险发展也证明，政府的财政支持对推进农业保险具有关键作用。在分级财政、预算约束的财政体制下，对农业这样一个具有全社会公共福利的基础产业，扶持和推动农业保险发展的财政支出，应该在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建立合理的分工关系，才有利于财政支持农业保险投入的到位。农业的稳定和发展既具有全局利益，更具有局部利益。因此，中央和地方财政都有积极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义务，但我国的现实国情是各地方经济发展严重的不平衡，农业比重较高的地区，大多地方财政相对困难，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较弱。经济发达地区财政基础较好，但农业的比重较低。由此看出，主要由地方政府财政支持发展农业保险，既缺乏可能性，也有失公平性。中央财政具有全社会利益分配的调节功能，在农业保险的发展中应当承担主要财政支持责任。在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力度的同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及地方财政的积极性。从操作层面看，中央财政的义务包括：(1)承担全国政策性农业再保险的经营补贴；(2)在试点时期，承担全国粮、棉、油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的农业保险经营补贴。地方财政的义务则主要承担养殖业、地方经济作物和特色农产品的经营补贴。建议由中央和地方按照60%与40%的比例出资组建全国农业保险巨灾基金，为农业巨灾风险损失提供保障。

六、制定并实施区域性农业保险政策，扶持西部地区农业保险的发展

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农业风险和灾害损失的区域性、农业生产布局的区域差异性等特征，决定了我国的农业保险必须走区域化的发展战略，集中统一的发展模式将扭曲农业保险价格机制、弱化农业保险发展的激励机制、抑制农业保险的创新机制等，从而阻碍农业保险的发展。因此，农业保险的发展应坚持区域化发展战略。所谓区域性农业保险政策是指国家在制定促进农业保险发展政策时，将根据各个经济区域的实际情况采取有差异的政策，以促进农业落后地区的农业保险获得较好的发展机会。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近年来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将会在相当时期客观存在，实行区域化的发展政策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总体较为薄弱，农业基础设施较差，农业的抗灾能力和承灾能力都严重不足，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农业风险和农业灾害损失对西部农村落后地区的影响更为严重。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灾害频发，是许多农村地区贫困落后的现实原因。目前，农业生产方式还主要以传统农业为主，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很低，农民收入水平低下。而且，由于传统农业色彩较重，农村还比较封闭，农民的风险理念和保险意识落后。这些因素使西部地区农业保险市场发育更为缓慢和困难。此外，由于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也相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资金较为紧张，很多地区只有长期依靠上级的财政转移支付来维持政府机构的运转。因此，地方政府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能力十分有限。虽然如此，农业在西部落后地区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农村人口的比重很大，农业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大大高于发达地区。农业和农村的稳定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西部地区农业保险的发展需求更为强烈。在此背景下，国家对西部落后地区的农业保险政策应该实施重点扶持，建议中央财政对西部落后地区实行专项的农业保险支付资金，以弥补地方财政的不足，此外，在巨灾基金的地方筹集比例上，给西部地区一定幅度的优惠。

七、加快推进农业保险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加快农业保险产品的开发

农业保险的复杂性对农业保险经营人才及技术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矛盾是专业人才匮乏，经营技术非常落后，严重制约农业保险的发展。从保险人才的培养角度，应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培养农业保险发展中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农业保险需要大量的理论研究人才、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一批热爱农业保险，具有经济学、保险学、金融学、农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知识背景的复合型研究人才积极投身到农业保险的理论和政策的研究，有助于提高我国的农业保险理论研究水平，为我国的农业保险提供理论支撑。应该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在理论研究人才培养方面的积极作用。国家和各级政府、研究基金应向农业保险类的研究项目提供倾斜，以吸引研究人才，并能通过这些重大专项研究培养研究队伍，促进学科的发展；从现有保险公司、应届大学毕业生和社会等多渠道积极引进农业保险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稳定和发展农业保险人才队伍。近年来，国外农业保险在技术创新和产品设计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特别是农业风险证券化产品、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工具的创新，为农业保险提供了崭新的思路。我国的农业保险也应该在这方面进行探索与创新，增强农业保险的自我发展能力。

八、循序渐进、有选择、有重点地推进农业保险试点工作

农业保险的试点和在全国的推广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而且经营风险和难度很大，主要表现在：国家的财政支持能力、农业保险市场的发育进程、保险公司的经营能力、农民的接受程度都有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由于当时的急躁冒进，引起许多农民的反感，最后被迫叫停；到80年代末期，很多地区盲目推进农业保险，在缺乏必要的风险分析和有效管理情况下，结果造成很多保险公司严重亏损，甚至少数保险公司拒绝向农民赔付，引起农民的不满，同时，也损害了保险公司在农民心中的形象。这些教训都表明，农业保险的试点和推广，一定要遵循客观规律，特别是要同农村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产品的设计要讲求科学性，要遵循市场规律，要赢得农民的理解和接受，片面追求农业保险发展的速度，是要付出代价的。从近段时期来看，应优先选择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商品化和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进行农业保险项目试点，待经验逐步积累，示范效应逐步显现，农民的保险意识渐渐增强时，再深入推进。将农业保险作为主要的农业风险管理手段是有条件的，主张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并不等于不顾实际一哄而上，现代农业保险的发展必须树立效益意识和风险意识。

九、建立农业巨灾风险保障体系，分散农业保险经营风险，保障农业保险的稳健运行

农业特别易于发生巨灾风险和巨灾损失，严重巨灾损失的发生将会使农业保险系统崩溃。农业巨灾风险的存在是影响农业保险市场发育的重要因素，是农业保险市场化经营的重大障碍。无论是从保护农业，稳定社会的角度，还是从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方面，都必须重视农业巨灾风险保障体系的建立。巨灾风险保障体系是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前提。农业巨灾风险保障体系包括农业再保险、农业巨灾基金、农业灾害救济，三者之间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除了分别建立起完整的体系外，更重要的是建立巨灾保障体系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以使三者相互促进。农业再保险的目的是分散农业原保险人的经营风险；农业巨灾基金是为农业原保险人和再保险人提供分散风险保障，而农业灾害救济则是起到补充作用，弥补农业保险的不足。

十、强化农业保险的监督管理，提高农业保险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由于农业保险的发展是多种组织形式并存，政府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私人和政府主体共同参与，而且模式在探索阶段，制度在形成时期，法律在酝酿过程中，机制在培育阶段，市场在培植时期，各主体在磨合阶段。因此，农业保险尚未建立起有效的风险约束机制和经营监管制度。在积极探索过程中，应加强对农业保险的监督和管理。监督管理的重点在四个方面：一是对保险人保险行为的监督。对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应严格要求保险人按照保险准入的经营范围积极拓展农业保险业务，杜绝保险公司将农业保险作为“概念”来操作，避免农业保险业务空心化；二是监督政府支持农业保险财政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情况，保证政府财政资金投入到位，并切实保证财政资金真正在动植物生命保险中发挥作用，防止财政资金被挪用；三是监控农业保险的经营风险，建立保险人的硬财务约束制度，保障农业保险的健康运行；四是监督农民的利益保护情况。农业保险应办成支持农业发展，保护农民利益的现代风险管理工具。在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除国家和省级政府明确规定的少数法定农业保险业务外，任何保险人不得采取强买强卖农业保险的手段，更不得骗保拒赔。要通过保险文化的建设和传播、经济利益的诱导和良好的保险服务等方式激励农民的保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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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海南岛自然环境优美、气候条件优越、人文资源独特、民俗风情淳朴，对市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海南已经开始进行发展休闲农业方面的有益尝试[1]。目前全岛拥有一批有一定特色的观光休闲农业园区，如万嘉果农庄、兴隆热带植物园、伊甸园山庄、三亚小鱼温泉以及南天生态大观园等。但是，总体来说海南的休闲农业发展与国内先进地区比较还存在差距，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存在很多问题。如各园区分散经营，缺少统一规划和有效的管理；大部分的休闲农业档次不高，海南独特的休闲农业品牌和热带水果品牌没有打出去，特色不突出；海南休闲农业的发展规模小，模式单一，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体系[2]。热带农业和旅游业是海南的2个支柱产业，将二者紧密结合的休闲农业发展将是促进海南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也是海南建设为国际旅游岛的必备条件。

2休闲农业整合营销策略理论

2.1整合营销的概念

整合营销理论(IntegratedMarketingCommunica-tion，简称IMC)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相对于传统的强调由内而外、以产品为导向的4P外部营销模式来讲，整合营销更侧重于由外而内，以消费者为中心，理论核心是4C，要求关注客户的需求和欲望[3]。4P到4C的转变是由以产品为中心向以品牌为中心的营销转变，由零散战术创意向系统战略的营销转变。这种营销模式通过企业与消费者的沟通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价值为取向，制定统一的促销策略，整合各种促销传播手段，发挥不同传播工具的优势，从而使企业的促销宣传实现低成本与强冲击力的要求，形成促销。整合营销运用在休闲农业中的主要目标就是提高观光景区的知名度，增加游客流量以及大众认知。

2.2休闲农业整合营销的必要性

2.2.1项目市场营销观念淡薄

海南虽然为旅游大省，但是主要局限于风景区的旅游，休闲农业的开发人员营销观念还比较淡薄，没有运用有效的营销手段来促进休闲农业的发展。在休闲农业的开发过程中，没有将休闲农业的资源合理整合并入到全岛以及周边的旅游开发大系统中，缺乏设计与规划，未对休闲农业资源和市场进行充分的调研和可行性研究。目前，海南的休闲农业规划大部分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而没有考虑客户的真正需求，在休闲娱乐以及景观修饰等方面依旧偏于城市化，没有融入海南的自然资源与文化内闲农业相比较，依旧逊色许多。海南的休闲农业缺乏引导和管理的主要原因是初期开发人员缺乏对市场的把握，目标市场定位不明确，导致了日后的经营管理陷入困境[4]。

2.2.2项目缺乏鲜明的形象定位

形象定位就是根据休闲农业项目的特点，导入人们熟知的生态、生物、人文、科技的形象概念，提出引人入胜、独特清晰的主题，如合肥城市休闲桃园的“桃花盛开的地方”[5]。尽管目前海南的休闲农业已经发展多年，但是其形象营销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益，政府投入不够大，宣传力度不够强，感知度和知名度也不够高，存在主题不清晰、个性不鲜明等问题。目前的休闲农业大部分是农民的自发发展，缺少政府和企业的规划、引导，导致偏离市场，形象宣传滞后，至今海南的休闲农业定位还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设计方案，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海南休闲农业的开发、建设和推广。

2.2.3项目主体品牌意识淡漠

海南是一个黎族、苗族、回族等少数民族聚集的省份，其浓郁的名族风情和独具特色的热带风光[6]，本身是具有极高的旅游资源和特殊的吸引力的，但海南大多数休闲农业的经营者是以农户为主，他们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生意，没有充分利用海南的优势资源，将文化内涵融入休闲农业的发展中，创造自主特色的品牌意识淡漠，海南既缺乏像湖南“益阳农家乐”这样的休闲农业公共品牌，也缺乏像北京“蓝调庄园”这样的企业品牌。目前，海南的休闲农业亟需打造既有品位又有创意和形象的休闲农业品牌，凸显海南的竞争优势[7]。

3海南休闲农业整合营销策略

3.1旅游和农业资源的整合

海南具有先天的旅游资源，气候宜人，景色迷人，生态养人，同时海南也是农业大省，农业资源丰富，物产诱人。将旅游资源和农业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不仅可以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而且可以提高农业产品的附加值，还可以利用农业提供的农业景观、农产品保障旅游业的持续发展，提高顾客满意度[8]。农业生产应该兼顾分析旅游业发展的需求，根据市场情况主动调整农业结构，根据顾客需要，为旅游者提供水果、蔬菜、旅游纪念品等农副产品，同时为旅游者提供具有特色的休闲农业体验，如台湾的休闲农庄以顾客需求为目的，对产品的潜在经济收益和市场销路掌握得非常清楚，“花开了农场”利用农业资源，种植了大量珍贵的奇花异草与树林，农庄保持持续缤纷创意，让游客能够深度体验农村乐趣，不定期地举办农业有关的教育活动、比赛。

3.2休闲农业形象的整合定位

休闲农业形象的选取定位应该依托特色鲜明的资源，包括海南特有景观资源、各种农业产品以及地区特色文化资源，将其进行资源整合定位，提炼出宣传口号，以鲜明的口号提升海南休闲农业的形象，增强游客的感知度和吸引力[9]。各级政府应将海南休闲农业整体形象的市场营销列入当地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使用范围，每年拿出一定比例的专项经费用于打造海南的休闲农业形象，形成星级休闲农庄示范效应。同时应将乡村服务人员形象纳入休闲农业规划中，采取一定的措施提高人文因素在休闲农业中的素质和形象[10]。

3.3文化资源与旅游品牌的整合

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的互动与整合是提高休闲农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海南的文化资源包括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历史文化、民族风情。除汉族外，世居海南岛的少数民族有黎族、苗族、回族，各少数民族至今保留着许多质朴敦厚的民风民俗和生活习惯。黎族文化是海南本土文化的代表，拥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如：橄榄形建筑、船形屋、黎族的纺织、酿酒等[11]。海南的旅游资源更是极其丰富，拥有长达1500多km的海岸景观，绵延起伏的山岳，植被密布的原始森林，火山、溶洞、温泉等更是体现了海南的旅游特色。休闲农业的发展需要将文化资源与旅游品牌进行整合，在休闲农业的发展过程中注重挖掘海南岛历史文化传统，开发出具有海南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旅游线路和农业产品，结合具有黎、苗民族风情的传统工艺旅游纪念品，塑造和传播品牌形象才能使休闲农业具有市场竞争力。

篇（8）

关键词:农业政策;环境政策;政策一体化

农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非竞争性的行业,具有市场失灵的特点,并提高了环境质量。由于农业的重要性和其弱质性,几乎所有的国家制定了影响农业市场的农业政策。我国为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出台了很多政策,有些政策在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也加重了环境污染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随着国家对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控制的加强,农业已经成为中国水域中含氮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水污染已经超越洪涝灾害成为中国政府最大和最难解决的问题[1]。

本文讨论了我国农业环境问题的来源、现有农业政策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环境政策对农业的影响;分析了在不影响现有农业政策目标的情况下,农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协调发展形式:农业环境政策一体化。

一、中国农业环境问题的来源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工业点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之后,农业环境污染主要是农业面源污染逐渐成为我国最为重要的环境问题[2]。农业污染指人们从事农业活动时产生的非点源污染,主要包括化肥、农药、畜禽粪便等造成的水环境污染。农业污染具有广域性、随机性和监测困难等特点,其污染分量小,但总量极大。在发达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欧洲的农业污染是造成水体污染的首要来源,农业磷污染占地表水污染总负荷的24%~71%[3],美国60%~80%的水体污染来自农业污染[4]。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来自于农用化学品、农业废弃物、农村的养殖业等。

化肥:许多研究都认为化肥的过量使用是造成水污染的最主要原因。在“绿色革命”以后,粮食产量的增加主要依赖农用化学品(化肥、农药等)的投入。我国粮食产量的不断增加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化肥投入的增加,但实际上,化肥的利用率并不高,很多都流失到水体、土壤中,有研究表明,氮肥的利用率仅为30%~50%,磷肥为10%~20%,钾肥为35%~50%[5]。

农药:我国是农药的生产和消费大国,但是农药的利用率一直很低,一般来讲,只有10%~20%,大约有80%的农药直接进入环境,造成对土壤、水体、人体健康等的污染,尤其是高毒农药的使用,危害更大[6]。

农业废弃物:包括农村居民生活垃圾、生活废水、农田中秸秆残茬以及田间农膜残片等。生活污水、生活垃圾任意排放、丢弃导致农业污染;大部分农业秸秆被焚烧,污染大气;农用塑料薄膜带来的白色污染,导致土壤的退化、水肥的迁移等。

养殖业:随着农村养殖业的快速发展,畜禽粪便直接进入附近水体和土地,严重影响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水质,并危害人体健康。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也带来水土流失、土壤退化等环境问题。

二、现有的农业政策对环境的影响

针对以上农业环境污染问题,我国出台了很多与农业环境有关的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但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农业环境政策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很多农业政策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提高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的同时,加重了环境污染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这些政策主要集中在:(1)稳定、提高粮食产量以保证粮食安全相关政策;(2)提高农民非农收入的政策;(3)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政策。

(一)稳定、提高粮食产量以保证粮食安全相关政策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增加粮食产量的相关政策。比如国家对化肥、农药、水资源、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补贴政策、农资增支综合直补制度等。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国的粮食供给,但是这种单纯注重粮食增产的政策也对环境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1.农药、化肥的污染农业化学品的补贴加剧了环境质量问题,造成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导致鱼类中毒或者因为水质恶化导致的其他水生动物的减少,而且农药用多了以后,害虫会对农药产生抗体。

政府一直在化肥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上有优惠政策,促使农户大量使用化肥以在短期内获得最大的农业产出。农资增支综合补贴政策干挠了市场机制,激励农户去多使用或一如既往地使用化肥、农药污染品。现行的关于化肥的政策环境并没有把化肥施用的外部成本完全内部化,对农户和农业行政部门的环保行为的激励也不够[7]。化肥农药补贴、供水价格补贴等政策的运用从短期看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从长期来看由于扭曲了要素价格导致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带来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粮食安全的误区导致已有耕种土地集约化程度提高、不适宜土地大量被开垦,对湿地、沼泽地带的开垦破坏了动物栖息地,使得农村的野生动植物日益减少[8]。自1982年,国家确定以来,国内的化肥施用量呈稳步增长,2007年,国内的化肥施用量为5108万吨,较1982年的1513万吨增长了2·38倍,25年以来化肥施肥量复合增长率达到了4·99%。中国化肥施用强度已经超过发达国家为防止水体污染而设置的225kg/hm2的安全标准。化肥中大量过剩的氮素流入河流湖泊造成了水体的富养化。在一些地方,由于过量施用化肥造成土壤肥力持续下降,农民为维持农田生产能力,更加依赖于增施化肥,使农业生产呈现出“过量使用化肥—污染环境—土壤结构恶化—地力下降—追加化肥施用量”的恶性循环,既造成环境污染,也使农业成本逐年上升[9]。

2·塑料薄膜的污染国家对设施农业的鼓励以及对农膜的补贴,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农民对农膜的使用。2005年地膜使用量为95万吨,地膜覆盖面积为1351万公顷,分别较2004年增加了3%和3·14%[10]。目前我国平均每公顷农田残留地膜75千克左右,地膜残留平均每公顷高达64500块左右,全国平均残留率为20%~30%。农用地膜属高分子有机化学聚合物,在土壤中不易降解,大量废膜滞留田间使土壤保水保肥能力下降,造成农作物减产。而且降解之后产生有害物质,逐年积累,最终破坏土壤,导致作物减产[11]。此外,农村大量的秸秆焚烧也造成了浓重的大气污染。

3.水资源浪费严重现有的水资源管理政策导致水价偏低,水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在美国,对干旱的西部地区的灌溉水补贴,是环境质量问题的主要根源。它导致了河水盐碱化,重金属流入地表水,损害了野生动物。河流减少也损害了野生动物,因为土地都变成耕地,野生动物的生活环境受到损害[12]。

(二)提高农民非农收入的政策农村劳动力兼业和非农转移虽然可以稳定和增加农户经济收入、发展农村社会经济,但是,农户的兼业和劳动力非农转移行为必然会引起人力、物力和财力等的转移,使本来就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加分散,而且外出劳动力绝大部分为青壮劳力,导致从事农业生产和农田管理的劳动力减少。非农就业会对化肥施用水平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13]。劳动力外出转移增加了农业生产劳动力投入的机会成本,导致了农民对除草剂的依赖,特别是在高收益的水果和蔬菜作物的生产中,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情况十分突出。

从单季稻生产用工量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40个工降至现在的10个工。在施肥用工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每亩水稻施肥用工占总用工的20%左右,现在降至9%左右,降低了十多个百分点。更为重要的是减少的用工主要源于不再实行深施肥,而是洒施于土表或水表。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乡镇工矿企业的迅速发展为促进我国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据统计我国农村乡镇企业数量已达到2200万家。

乡镇工矿企业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废水、废气、废物的排放剧增。目前,乡镇工业企业废水、废气、废物的排放占全国工业污染排放总量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1%增加到50%左右[10]。特别是部分采矿业乡镇企业存在滥采乱挖、采富弃贫的现象,对环境的破坏和资源浪费更为严重。

(三)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政策近年来,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措施,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养殖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鼓励农产品出口。

在我国畜牧业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规模化养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为保障大、中城市菜篮子供给,方便运输,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大多分布在大中城市郊区和人口稠密地区,绝大多数畜禽场的粪便没有综合利用和污水治理设施,使得大城市周边地带和郊区农村单位土地面积的粪便承载量过高,粪便的肆意排放导致水体严重污染。农村大量涌现的养殖小区也对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许多畜禽粪便不加处理,堆在路边并通过水渠、河道,造成地表水及地下水的污染。由于化肥的大量使用取代了畜禽有机肥,畜禽粪便没有应用出路,使畜禽粪便从“利”变“害”发生了质的变化,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农民认为在放牧养殖和农药化肥方面国家出台的促进政策会对现有的资源保护产生不利影响。

其他一些农业政策也对环境产生了不良影响。如农业贸易政策、农业保险政策等。农业贸易政策总体上对环境带来了不利影响,JohnK.Horowitz和ErLichtenberg研究了美国中部地区农作物保险对谷农化肥和农药使用的影响。发现因为“道德风险”的存在作物保险可能会影响化学品的使用,购买农业保险的农户比没有购买保险的农户每英亩N肥的使用量多19%,农药多21%,除草剂和杀虫剂分布多7%和63%[14]。在各项具体政策中,农产品对外贸易政策带来的不利影响最大。

三、环境政策对农业的影响:

以退耕还林为例同样,环境政策也会对农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以退耕还林为例进行说明。退耕还林是生态系统恢复的一种有效途径,但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影响到区域粮食安全。退耕还林使得农户收入下降,生活水平、消费支出总体明显下降,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没有显著的效果,对非农就业的促进效果也不尽理想。张志东等对在张北县l8个退耕乡镇的研究表明,有6个乡镇粮食安全出现了严重危机[15]。

徐晋涛对西部三省的研究表明:退耕还林使退耕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和饲料供给面临潜在威胁。退耕后,农民的人均耕地拥有量大幅度减少,三省总体上减少了三分之一强。其中,陕西省的退耕户在退耕前人均耕地面积最多(3·61亩),退耕后却成为人均耕地面积最少的省(1·37亩),耕地减少超过了60%[16]。

四、农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协调发展:

农业环境政策一体化建立全新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已经成为未来中国环境管理体制变革的核心。

实现农业污染有效治理必须进行政策创新,采取灵活的、综合运用的政策调控体系,而不是单独使用某一种政策手段。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和经济的发展,为农业和环境政策的一体化提供了机遇,这对农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双方都有益处。必须放弃工业化初期追求农产品产量最大化和过度抽取农业剩余资本的政策目标,将政策目标的支持重点转移到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来[17]。一体化的环境政策要求人们在制定和实施有关社会经济政策的早期就对环境问题加以考虑。由于一体化是一个双向过程,制定和实施环境政策时也应全面考虑它们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农业政策可以以一种加强它们对环境的有利影响并减少其不利影响的方式得到制定和实施。成功的一体化要求政策制定者了解农业政策对环境的影响,同时也要了解环境政策对农业政策的影响。一体化的政策工具是一个完整的政策集合,它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同时又能够组合到一块交互发挥作用的法律法规、计划、方案、措施等组成。准确把握这些政策工具对政策目标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成功制定一体化政策的基础[18]。

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组织的一体化最理想的模式是建立综合性的管理机构来负责政策的制定和部门之间的协调。

将环境保护的要求渗透到产业政策、价格政策、财税政策、贸易政策等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中。农业部门、环境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政策制定者要充分考虑并接受他们的政策对所有其他部门目标的影响的责任。在不断加强县级环境管理机构的同时,建议在各乡镇设置环保机构,并垂直于上一级环境保护机构管辖、监督,赋予相应的职责和权限;积极培育农村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促使其发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并监督政府和其他环境行为主体的职能。最需要建立的就是农业面源污染的综合协调机构,实现农业、环保、水利、国土资源等多个部门的共同参与,突破单一的职能部门权责限制,促进环境管理协同能力的提高,改进管理效率,拓宽管理深度和广度[19]。

(二)研究、推广和咨询工具农业活动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导致农民使用过多的化肥和农药等生产资料的投入来尽量减少病虫害等风险以获得最大的产量。

政府可以开展相关研究并更有效地提供推广和咨询服务。例如通过加大控释氮肥的研究,来推广对环境更友好的控释氮肥;通过对农民的培训,使他们获得相关科学的生产管理知识;通过农业技术服务,鼓励农民只使用实现最大利润所需要的化肥施用量;通过加大宣教力度,鼓励公众参与加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来强化农民的环境意识,使农民获得相应的环保知识,使农民自觉、自愿地采取有利于环保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进行有利于环保的农业实践活动。例如提供病虫害预报和病虫害的准确信息,将有利于农民采取更有效的病虫害综合治理策略;提供土壤质量和作物生长方面的知识将有助于农民更合理地施肥等。最终达到农业目标和环境目标的统一。

(三)政府和农民共同分担费用通过政府和农民共同分担费用来鼓励农民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实践证明,当经济鼓励工具被用于鼓励农民进行维护和改善环境的活动时,效果特别明显。

具体而言,较高的价格会促进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且投入品使用得越多,相应的污染环境的风险也越大。所以,减少农业环境污染,可以通过削弱价格支持降低农业的集约化程度,把农业部门置于市场压力下,这将建立起一个更有效率的农业部门并反过来减轻对环境的压力。对农民的保护性耕作给予成本分担,预防土壤流失。对分散化的家禽养殖场提供畜禽粪尿贮放、处理设施并提供部分补贴。对亲环境技术和生产方式的使用和绿色农产品进行补贴。

(四)法规手段建立健全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法律法规体系,包括对化肥和农药制定化学标准,对存在潜在污染的农业活动进行限制,对不良农业活动进行禁止,对某些高度易侵蚀土壤的耕作活动进行禁止,对某些活动发放许可证(如对抽取地下水的深井发放许可证),用法律来约束和规范农业生产活动中人的行为。引入国外的“交叉承诺”制度,即农民获得国家各项补贴以满足一系列预先指定的土地使用规定为条件。这样可以更好地调整各种社会关系,更好地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五)因地制宜地调整环境与社会经济关系农业生产和环境影响依赖于当地具体的环境特征,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的差异较大,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致,同一项环境政策在不同区域实施效果会产生明显的差异,因此,要准确掌握特定地区的生产数据和环境数据,调整和完善环境政策时因地制宜地调整环境与社会经济关系。

五、结论

农业生产一方面会改善环境质量,另一方面也会给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在制定和实施农业政策时必须对环境问题加以充分考虑。环境政策也会对农业生产活动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在制定和实施环境政策的时候还必须全面考虑它们对农业产量、农民收入和粮食产量、粮食价格的潜在影响。政策决策者必须在农业污染控制、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之间寻找平衡点,实施农业环境政策一体化政策。

可以通过以下手段来达到农业环境政策的协调发展:改进制度安排,强化与农业投入品使用有关的规定,加强咨询和推广服务,修改与产品标准有关的规定,实施环境成本分担以及加强监测和研究活动,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在农民收入不受影污染并改善农村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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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二、现代农业旅游现状

(一)经营和开发主体特征

1、个体经营

从最初的农家乐到现在的现代农业旅游,在自家的地块或承包邻居的土地所进行的个体经营始终占据着一定的地位。但是由于个体经营的主体直接由农民转变为农业旅游服务者,形成了经营者素质参差不齐的现象长期存在;又由于农民个体投资的资金限制,形成了短视和硬件设施高低不一的现象长期存在;再由于农民生活习惯与城市居民的差异客观存在,造成了饮食安全隐患现象长期存在。

2、涉农企业

由那些以种植、养殖、农业科技、农业服务等经营范围的涉农企业,借助生产设施、科技展示等开展农业旅游活动,以丰富企业经营门类、延长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扩大企业的影响力、塑造企业的新形象而开展的现代农业活动。企业具备一定的资金,依托农业大景观、农业科技开展的现代农业旅游活动体现出经营规模大、接待能力相对个体经营有显著提高;注重基础设施的投入与项目更新,满足人们对现代农业旅游的需要;经营管理企业化、标准化运作;近些年涉农企业开发的农业旅游景区发展势头迅猛。

3、非农企业

非农企业是指那些原本从事其他行业的企业,通过土地流转实现企业的转型,或作为企业科技与生产的转化基地;或为企业相对安全的食品和畜禽产品;或作为企业内部培训和接待的基地等。目前来看涉足的企业有,能源类企业、房地产企业、旅游企业、矿产行业等,这些企业的投资一般都比较大,注重现代农业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品味塑造。

(二)现状

1、市场需求旺盛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都市人群的工作压力持续增加、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引发了人们对于原生态农业环境的向往,促使人们将旅游目的地转向农村以实现与大自然良性生态的互动目标,同时伴随新型社区建设进程的加快,农民生活方式、生活品味的提高也同样向往现代的农业旅游形式,实现在家门口即可旅游的模式,农业旅游的全面发展市场需求旺盛。

2、市场定位模糊

农业旅游由最初的农家乐、渔家乐在长三角地区出现,蜕变到融入现代农业科技、现代生态休闲、乡村文化景观等多元一体的旅游形式。由于发展历史的限制及原有发展经验的制约,农业旅游的定位还局限于都市区人群,未把农业旅游提升到区域旅游的发展潮流中,未能在区域旅游发展的潮流中获得明确的市场份额;加之投资主体的差异,形成了区域间相互模仿、恶性竞争的局面,缺乏明确的观光休娱乐型、科普教育型、休闲度假型等形式的农业旅游定位。

3、景观同质性严重

农业旅游的发展基础由原本的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业大景观、乡村文化为基础,区域内的景观本底差异较小,不同经营主体在开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景观的同质性,加之早期的农业旅游发展缺失统一系统的规划和规范,造成了区域景观的同质性严重。4、项目单一与文化深挖不够。现代农业旅游是传统农业、现代农业与现代旅游业结合的时尚产物,其实质是具有农业生态休闲、传统与现代娱乐和求知功能的生态、文化科普旅游。应该展现乡村文化休闲的体验项目;开发符合现代人需求的娱乐项目;符合都市人群保健养生的生态项目;建设满足都市人群生活习惯的基础设施,从设施建设到项目设计上既体现农味又不失品味。

三、发展对策制约

现代农业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土地的权属问题、投资资金来源、从业人员的来源、专业的规划设计、相关政策的支撑等方面。

(一)引导个体经营为主的家庭特色农场建设

个体经营是农业旅游发展的最初形式,在现代农业旅游的发展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不少的弊端,比如,由于经营者的局限性,早期的农业旅游呈现出相互模仿,恶性竞争,开发档次不高、欺客宰客的现象严重。建立统一的监管体制,合理规划布局,引导个体经营者按照规范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打通资金投入渠道,采取银行优惠贷款政策与民间合法融资渠道,丰富现代农业旅游的投资、融资模式,推动差异明显,精致化的家庭农场建设,推进现代农业旅游的发展。

(二)推进涉农企业农业生产与特色产业园建设

涉农企业是推进现代农业规范化、标准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涉农企业有资金的积累,并在种植养殖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思路开阔,引入高科技进行农业生产的意愿强烈,并以独立法人的优势投入到现代农业旅游体现的建设中。通过建立农业机农业旅游的专项扶持资金及项目支持,引导涉农企业依托已有的生产规模和格局进行现代农业旅游项目的更新和升级,形成既实现高科技农业的生产效益,又能在现代农业旅游体系中得到进一步的效益扩大化,形成各具特色的农业生态产业园,拉长纯农业生产的经济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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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费水平对政府补贴比例的影响

保费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户参保的积极性，过高的保费使得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难以应对，从而放弃农业保险。对农户进行保费补贴可以降低农户承担保费的负担进而增加其积极性，因此保费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政府补贴比例。而影响保费水平的主要因素有保险费率与保险金额。

2．1保险费率的厘定

2．1．1保险费率厘定方法

目前，农业保险费率

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两种：经验费率法和单产分布模型推导法。前者是指依据个人或地区的历史损失数据进行费率核算，将个人或地区历史损失率的平均值作为当年损失率预测的一种方法。该方法可以提高费率厘定的精确性，适用于有完整和长期连续且完整的历史数据的情况；而后者是指利用统计学和概率论知识，估算某地区或个人作物单产波动的概率密度函数，然后利用概率论知识进行费率厘定的方法。该方法理论严谨，数学推理性强，适用于没有长期完整连续的历史数据的情况，国内外关于保险费率厘定的研究大都采用这种方法。由于研究对象的单产历史数据样本量不够大，所以该文的研究采用单产模型推导法。

2．1．2理论保费的厘定

选取辽宁省与贵州省1981～2012年玉米单产数据为研究对象，基础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通过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去除趋势化处理，建立了单产关于时间t的回归方程，之后将各年份的趋势单产转换到计算费率的年份，使得各年份产量在同一生产力水平下。

2．2保险金额的设定

保险有两个功能，一是弥补灾害带来的损失，二是保障生产的恢复。目前发展农业保险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农户在受灾以后尽快恢复农业再生产，同时为了防止农户利用保险而产生额外收益，国家主要保障的是直接物化成本而不是收益。根据现行规定，农业保险补贴险种的保险金额原则上只应覆盖直接物化成本，其中物化成本主要包括种子成本、化肥成本、农药成本、机耕成本和地膜成本等。

2．3保险费率与保险金额对政府补贴比例的影响

2．3．1保险费率对政府补贴比例的影响

根据辽宁省与贵州省在85％保障水平下最优分布的费率（辽宁省4％，贵州省9％），假定两省的保障金额都为3000元•hm－2，如果农户负担20％保费比例，则辽宁省农户需要付出24元•hm－2的保费，贵州省农户需要付出54元•hm－2的保费。对于相对贫穷的贵州省农户而言，反而要承担超过辽宁省农户一倍多的保费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为了使高费率地区的农户拥有较高的参保积极性，政府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应相对提高。例如辽宁省农户目前享受的政府补贴比例为80％，即农户支付保费24元•hm－2，如果贵州省农户按照目前同样享有的80％补贴，则需要支付保费54元•hm－2。若要使贵州省农户也享受24元•hm－2的保费，那么政府的补贴比例就要达到91％。

2．3．2保险金额对政府补贴比例的影响

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物化成本也在不断提升，为了达到覆盖直接物化成本的目的，保险金额也应该随之进行调整。若要使农户承担的保费不变，在提高保险金额的同时加大政府的补贴比例。按照目前辽宁省玉米种植保险的费率4％和保险金额3000元•hm－2，农户需承担24元•hm－2的保费。但若将保险金额提高到目前的物化成本水平4500元•hm－2，农户需要承担36元•hm－2（4500×4％×20％）的保费。因此提高保险金额会加大农户负担，降低其参保积极性；但是在农业生产资料费用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如果不提高保险金额，农户又会因保障水平太低而失去参保意愿。对此，政府补贴就应该适当发挥作用，即在提高保险金额的同时加大政府补贴的力度。

3各地经济状况对政府补贴比例的影响

3．1各地农户收入及支出水平对政府补贴比例的影响

对比2000～2011年辽宁省与贵州省农民人均收入、人均支出及人均结余（见表10）情况可知，辽宁省农民人均收入要明显高于贵州省，约3倍。但就其支出而言，两省农户在生活支出方面的差距并没有像收入差距那样大，这就导致了辽宁省农民的人均结余平均高出贵州省农民6倍多。也就是说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水平较低，但面临的各类税费、生活必须开销、子女教育费用和购买化肥农药饲料等方面的支出并不少，因此真正可以支配的收入就更低，保费支付能力很差。与此同时，由于农户的资本积累少，他们应对风险的能力也较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地区面临的农业生产风险加大，保险费率随之提高。用较低的收入来支付较高的保费，这对于大多数农户而言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为了发展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业保险进而保障农户的生产生活，政府应承担更高的保费补贴比例。

3．2各地财政水平对政府补贴比例的影响

在上海、浙江等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农业占该地区GDP的比重比较小，地方政府财力雄厚，出钱补贴不成问题。在欠发达地区农业保险试点中，政府补贴明显不足，这是制约农业保险发展的关键。因此，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如何将政府补贴分层是目前问题的难点。对比2000～2011年辽宁省与贵州省财政收入情况可知，辽宁省的地方财政收入要明显高于贵州省，平均为3．6倍。因此单纯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方补贴比例显然会对地方的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为此，尽管2012年以来中央财政先后多次提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由25％提高至中西部40％、东部35％，即在比例总体提升的基础上，中央财政体现了对不发达地区的支持。但对于贵州省这样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央的财政补贴力度仍显不足，该地区地方政府和农户对保费承担的比例仍然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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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农业行政执法是农业行政执法体系中最直接最关键的环节。目前，农业和农村工作已进入一个重要时期，农业行政执法工作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

1县级农业行政执法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1.1农业行政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还不高，适应新形势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绝大多数专职执法人员原来从事的是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对农业法律、法规系统学习时间较少，缺乏行政执法所必备的法律知识及相关的执法技能，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仍然存在执法人员不善执法和不敢执法的现象。

1.2管理相对人和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淡薄，依法行政的舆论氛围不浓

在市场检查过程中，管理相对人受到处罚时，往往以不懂法、不知法为由，推卸责任，逃避处罚，干扰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农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不强，自我保护意识差，往往在自己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不知或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3农业行政执法机构的性质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目前，县级农业行政执法主体属于行政机关的比例不高，均是按“不增编制、理顺体系”的办法组建起来的，属事业性质，农业行政执法分散于各个基层单位。有的没有解决农业执法办案经费，农业行政执法没有专项经费保障，导致执法手段落后，执法检查、调查取证和实施处罚困难。缺乏相应的配套和保障，以致于影响了执法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1.4行政执法面临的难点

农业行政执法由于起步晚，经验不足，相对人、执法人和行政管理者的法律意识和素质不同，导致执法难，难执法。有些由于认识不到位，行政执法难以放到应有位置，执法中取证难，处罚决定难以实施，执法机构履职无法独立完成，干扰因素多，法律法规未能有效落实；在少数地区，农资产品质量问题日趋严重，管理机构重标识、轻质检，重处罚、轻管理，重外地、轻本地产品现象普遍存在。

2农业行政执法工作的对策与措施

2.1推进农业综合执法，完善农业行政执法体系

将分散在各事业单位的执法职能统一起来，单立机构，专司执法工作，单独行使职能；把农业行政执法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保证人头经费、日常办公经费和执法办案经费，建立健全农业行政执法保障体系；努力提高农业行政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建立一支业务能力强、清政廉洁、秉公执法、高素质的执法队伍。

2.2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特别是管理相对人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只有努力学法，真正懂法，才能守法。法制宣传教育要建立一些长期有效的制度。使普及法制宣传教育的工作法律化、制度化。通过报纸、广播、电视、标语、印发资料等多种宣传形式加强农业法律法规宣传，推动全社会依法治农氛围的形成。

2.3建立健全制度，规范执法行为

通过制度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建立健全农业行政执法管理制度、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制度、行政执法公开制度、重大案件审批、查处、备案制度、执法过错和错案追究制度。做到制度到位，责任到人。依靠制度，强化管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严格做到主体合法、依据合法、行为合法、程序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