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英语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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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生盈余管理行为的客观条件

（一）会计准则等会计法规本身具有不完善性

由于客观的、主观的原因，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或漏洞，而这些缺陷或漏洞很容易给职业道德方面有问题的企业管理当局及其会计人员进行盈余管理提供条件。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不完善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本身可能存在不合理因素。例如，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人员组成如果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会计准则就可能出现偏向性。同时，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为了使准则对自己更为有利，都会提出各自的要求，而准则制定机构为了使自己效用函数的最大化，为了在利益相关方之间求得平衡，就必须赋予企业一定的会计政策选择权。第二，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本身固有的特点为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机会。企业经营方式的多样化，经营活动范围的扩大化，社会、法律和金融环境的日趋复杂化，使得同类会计事项的个性日益丰富，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形千差万别，会计准则不可能事无巨细都制定得很完备，势必留有一定的余地，即对同一会计事项的处理会有多种备选的会计处理方法，从而使法定的会计政策在对会计事项的确认、计量以及会计报告的编报等方面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会计政策选择范围。同时，会计准则与会计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滞性，即会计准则的制定常常落后于会计实践的发展和经济行为的创新。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缺位会使企业在准则外会计事项的确认和计量等方面由于“无法可依”而带有很大的弹性。第三，各项会计以及相关法规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协调，也导致企业会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原则选择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

（二）现行会计理论与会计方法固有的缺陷性

1.现行会计确认基础所固有的缺陷。权责发生制是国际上通用的会计确认基础，这一基础理论虽然较好地解决了收入与费用的配比问题，但在确认的过程中加入了主观性。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如果继续单纯地采用权责发生制，需要主观确认“量”的机会会越来越多。除此之外，关于发生时间的确认也具有很大的主观性，这些都会给盈余管理行为提供机会。

2.现行会计信息重要性原则和稳健性原则固有的缺陷。重要性原则允许企业对不重要的项目可以例外处理或灵活处理，但对于哪些项目是重要的，哪些项目是不重要的，无论从质的方面还是从量的方面，现行会计理论都未能作出具体规定。这样就给企业把重要项目按非重要项目处理提供了机会，从而有可能影响企业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的公允表达。

隐健性原则的运用，使得企业收益平均化和秘密准备金的操作更容易。企业有可能为了使财务报告显示出持续稳定的盈利趋势或为了其它经济利益而采取收益平均化的会计行为，压低经营状况好的年度报告利润，将其转移到亏损年度或经营状况较差的年度。企业还可能利用稳健性原则通过过多地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及存货跌价准备等方法人为地低估企业资产或高估负债。

3.现行会计方法含有估计因素所固有的缺陷。在会计核算中，应当力求准确，但是，有些经济业务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如坏帐损失、存货跌价损失、或有损失等，因而不得不根据经验判断作出估计，从而使会计确认和计量工作不得不借助于假定和估计的方法。这同样为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条件。

（三）会计信息具有严重的不对称性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权和经营权已经高度分离，所有者权利不断弱化，经营者——主要是高层管理人员的地位不断上升，企业管理当局成为企业事实上的控制者。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企业管理当局成为会计信息的垄断提供者，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而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选择最为有利的会计政策，以实现其自身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从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来说，在我国国有企业规模和数量所占比重都非常大的情况下，由于所有者缺位、所有权虚化等原因，作为国有企业会计信息最大使用者的国家，缺乏对会计信息质量需求的内在动力，或者说这种内在动力严重不足。而对上市公司的一些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来说，他们关心的是股市行情，而不是企业的财务状况，许多投资者对会计信息根本没有深刻的理解，甚至根本看不懂会计报表，而且目前我国相对于投资者手中的货币数量来说，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规模还很小，会计信息的竞争受到很大限制，导致他们对会计信息的内在需求也严重不足。这些也都为企业实施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二、产生盈余管理行为的动因

经济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会计信息提供者与使用者经济利益的不完全一致性是企业管理当局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内在动因。

（一）高层经营管理人员奖金等收入最大化的动机

根据委托理论，委托人——股东与人——企业管理当局两者的目标不一致，信息不对称。只要不存在一种能够反映企业行为的充分信息指标，企业管理当局总要利用其信息优势侵犯股东权益。因此，股东与企业管理当局往往通过签订管理合约使两者的目标趋同。一个有效的管理合约应当能恰到好处地激励企业管理当局选择采取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为。但企业总价值的变动很难被观测到，从而使企业收益成为衡量企业总价值变动的最适当的指标。正是主要依靠这一盈利指标，委托人往往除了支付给企业管理当局固定的薪金外，还要支付奖金甚至股权与期权。奖金等收入的存在，驱使企业管理当局经常采取寻机性会计行为以使自己的收入最大化。由于会计信息的不对称和监督成本的存在，委托人对会计利润进行调整往往得不偿失，这决定了企业管理当局有能力和条件通过实施选择和变更会计政策等盈余管理行为来达到其目的。

（二）上市公司首发股票及上市后配股等方面的考虑

根据《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行新股和股票上市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如“公司必须在最近三年内连续盈利”，“公司预期利润率可达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等。同时，企业为了在发行股票时获得较高的溢价，往往通过盈余管理以“修正”发股前的历史数据，调整影响每股收益的所有变量，如有意高估盈利预测数；进行所谓“资产剥离重组”并按剥离后的结果对前三年“虚拟”一个会计主体进行模拟经营等。由于我国会计准则对关于资产剥离的规范性操作程序的研究明显滞后，对资产重组中涉及到的资本计价、固定资产减损、长期投资明显减值等有关损失的确认尚无明确规定，因此，许多上市公司便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来达到上市和提高股票发行溢价的目的。

股票上市后，按有关规定，其净资产收益率必须连续三年达到10％以上，才能获得配股资格。上市公司为了获得配股资格，除了尽力搞好经营外，往往还会绞尽脑汁通过盈余管理行为如转让股权、进行关联方交易等力保连续三年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这几年我国证券市场上的“10％”现象就来源于此。另外，《公司法》还规定，如果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将暂停其股票上市，上市公司为了免受其苦，也经常利用盈余管理行为粉饰会计报告。

在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方面，上市公司为了配合一些证券机构在二级市场的股价操作，在披露信息的及时性与规范性上也大量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有关统计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会计时滞现象非常严重，业绩变化较大的企业更容易存在这种现象。为了使某些证券机构赢得操作时间，上市公司还会故意推迟重大内部消息的披露时间，或者滥用“临时公告”和“澄清公告”，故意使用“暂不分配”、“暂缓分配”等模棱两可的语言。

（三）债务安排方面的考虑

按照目前国际通行的“公司有限责任制度”，债权人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企业用所获得的资金进行投资，投资成功后，股东可得大部分剩余，而债权人只能获得固定的利息；如果投资失败，股东在破产时可不必偿付全部债务，而债权人要承担全部后果。因此，债权人为了减少成本和风险，保证到期收回本息，在贷款时，往往要求债务人提供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并在债务合同中订有一系列以会计数据定义的保护性条款，如流动比率、利息保障倍数、营运资本、固定资产、现金流动等方面的限制。如果债务人不能履行合同中的条款，则视为违约，其代价将十分惨重，不仅其贷款面临被收回的危险，而且其经营活动的自由还会受到限制。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管理当局将愿意选择可增加资产或收入以及减少负债或费用的会计政策，以避免产生违约行为。此外，如果在某种会计方法下经测算将发生违约行为，企业管理当局也可能会变更会计方法，以避免这种违约行为的发生。即使企业暂时还没有债务合同，但从为了将来扩大生产能比较顺利地筹集到资金的目的考虑，企业仍有可能会采取有利于收益增加的会计政策。所以，企业的债务安排也是其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动因。

（四）节约税收等费用方面的考虑

所得税是促使企业管理当局采取盈余管理行为的一个较为明显的因素。对企业所得税的征收，一般是以会计利润为基础，然后再根据税法规定进行纳税调整。企业为了节约税负，减少现金流出，往往尽量降低报告净收益。尽管税务部门在计算企业应纳所得税额时，是采用税务会计的规定，从而减小了企业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空间，但仍有一些会计政策可供企业自行选择，如存货发出成本的计价方法——先进先出法与后进先出法的选择。报告盈利等会计数据还常被政府用于管制行业的收费标准（如公用事业等垄断性行业）的确定。一般来说，较低的报告盈利水平会减少政府采取不利于企业的行为和增加政府对企业补贴的可能性。因此，企业为了减少“政治成本”，避免政府利用会计数据来限制企业的行为，也往往采用能递延利润或降低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

（五）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更迭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许多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免仍然是政府行为，其干部身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由于这种体制的存在，导致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在发生以下面临更迭的情况时，往往采取盈余管理行为。第一种情况是原来的高层管理人员即将退休时，为了在离职前尽可能增加自己的奖金等收入以及能够载誉而退，往往采用使报告净收益最大化的会计政策，使企业盈利呈现上升趋势。第二种情况是由于“商而优则仕”现象的存在，如果某位高层管理人员有职位升迁的可能性，其采取使自己任期内收益逐年增加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可能性也将大大增加。第三种情况是企业发生经营困难，经济效益很差，甚至面临破产时，会采取尽量提高利润，美化财务状况的盈余管理行为，以避免被解雇或被免职的命运。第四种情况是新上任的高层管理人员，为了增加企业未来预期的盈利能力，提高自己的经营业绩，往往会注销一笔巨额“不良资产”，以及采取一些其他的盈余管理行为来调整会计利润等财务指标。

三、企业盈余管理的利与弊

从客观上看，企业的盈余管理并非一无是处，在某些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首先从订立契约的角度看，根据契约理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结合，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尽量降低契约成本。如果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存在盈余管理，不仅会降低契约成本，而且还可以使企业管理当局对预期或突发事件作出快速反应，从而较好地克服合同的不完备性和固定性，保护企业及经营者自身的利益。其次从资本市场角度看，由于企业管理当局掌握了大量的内部信息，而这些内部信息往往相当复杂并具有专业性，企业管理当局若要以报告的形式把它们传递给投资者，是相当困难并且代价高昂的，而盈余管理则能够通过“利润平稳化”手段传递企业原本无法传递的内部信息，从而有助于减少因资本市场激烈波动对投资者决策行为的影响。

虽然盈余管理具有上述有限的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盈余管理的弊端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降低了财务报表信息的可靠性。企业管理当局通过“内部人控制”的便利条件对会计信息按照其管理目标的需要进行“加工、改造”，使其披露的会计信息往往缺乏充分性和全面性，甚至缺乏客观真实性，从而使整个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大打折扣，对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也失去了有效性。其次，对企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盈余管理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经营者甚至企业的利益，但是也存在较大风险，一旦投资者和债权人发现企业进行了对他们不利的盈利管理，就会对企业管理当局的道德和履行责任与义务的能力失去信任，导致资本市场和借贷市场失灵，不仅使企业管理当局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还会影响企业的声誉，给企业以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再次，盈余管理会损害投资者、债权人与国家的利益。由于盈余管理主要来自于企业管理当局的经济利益驱动，而企业管理当局的经济利益与投资者、债权人及国家的利益又存在不一致性，因而在许多情况下，盈余管理的存在会促使企业管理当局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损害投资者、债权人和国家的经济利益。

四、治理企业不当盈余管理的对策

（一）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企业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是准则的各利益相关方相互博弈的产物，具有不完全性，利用会计准则中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和可变更性是企业管理当局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主要方法。因此，应当参照国际惯例，进一步修订完善企业会计准则，尽量减少会计准则中可供选择的会计程序和方法，以缩小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范围。当然，这并不是要求会计准则应对各类具体业务在全国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间作出完全一致的规定，笔者只是以为，会计准则应对不同行业的共同业务作出统一的规定；对不同行业或不同规模的企业所特有的业务作出分类的规定，使某一企业只能适用于其中的一类情况。同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新问题会不断涌现，如一些重要的表外信息、无形资产以及一些重要的非经济信息的披露等，需要会计准则及时进行补充修订和不断完善。另外，实践证明，不当盈余管理的普遍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会计准则的理解不准，故意曲解以及执行不力所造成的，因此，应当尽量减少会计准则中的模糊性语言和概念，并加强对执行情况的检查。

（二）明晰产权并设计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

产权制度对会计信息的生成过程具有先天的规范和界定功能，因为产权的明晰为会计信息系统目标的实现创造了两个重要条件：第一，股东追求资本收益的最大化；第二，各利益相关方与管理当局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和约关系。因此，只有产权界定清楚，会计准则的运行和会计信息的生成才会有效率，才能既允许和鼓励企业根据会计交易费用的高低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又可发挥会计准则的激励约束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还应当针对企业管理当局设计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一方面，要承认经营管理者的管理人力产权，具体可实行年薪制和经营者股权，同时辅以非货币激励方式，使企业管理当局能够充分得到与其经营业绩相匹配的收益和荣誉；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股东会、监事会等内部监督机构的监督作用，对企业所选择的会计政策及其变更、变更的理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会计影响应向各利益相关方披露，各利益相关方或监事会对所采用的不合理的会计政策有权要求企业管理当局作出解释或予以调整，并强化外部监控，对实施不当盈余管理行为的经理人员实行市场禁入制度等，从根本上切断企业管理当局机会主义行为的退路，使不当盈余管理的成本大大超过其获得的收益。

篇（2）

Abstract:Theauthor’sinvisibility,ortheunfaithfulnessoftranslatedliterature,hasalwaysbeenacontroversialtopicintranslationstudiesinChina.Whyisthetranslatordissatisfiedwiththe“formalequivalence”betweenwordsfromdifferentcultures?Underwhatcircumstanceswilltheauthorofthesourcetextbeinvisible?Whati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author’sinvisibilityandthetranslator’svisibility?Fromaculturalperspective,howdoesthenotionofinvisibilityaffectthedevelopmentoftranslationstudiesandthepursuitoftranslationcriticism?TheauthorattemptstofindanswerstothesequestionsbyemployingatheoreticalframeworkbasedonAndreLefevere’sviewsontheinfluenceofpoetics,ideologyandpatronageontheproductionontheproductionoftranslation.

Keywords:author’sinvisibility;poetics;ideology;patronage;translatedliterature;relationship

在翻译文学的创作过程中，译者在处理原作时，由于不同的策略取向，会导致原作不同程度的变形，译作不同程度的失真，笔者将这种翻译文学中的变形现象称为“原作之隐形”。

“原作之隐形”，换言之即“译作之不忠”，这一现象一直困扰着翻译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何不“依样画葫”？原作会在何种情况下隐身于译作之后？原作的隐形与译者地位、翻译学科建设和翻译评论之间究竟有何因缘？这是一个值得译界深入探讨的课题。在本文中，作者试图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入手，对此现象作一文化透视。

理论依据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是文化学派的典型代表。他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阐述了关于翻译的“三要素”理论。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翻译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主要因为它始终都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诗学观（poetics）、译者或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翻译文学作品要树立何种形象，译者的观点取向和翻译策略都与意识形态和当时的译语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观紧密相关。而赞助人，包括政党、阶级、宫廷、宗教组织、出版社和大众传播机构等等，都无时无刻不在操纵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Lefevere,1992a）。

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对长期以来为翻译“对等”的樊篱所缚的翻译界无疑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它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文化参照系。那么，它对于“原作之隐形”现象又具有怎样的解释力呢？让我们来看一看种种隐形情绪背后所蕴藏的禅机，或许能够发现异样的谜底。

隐形情结和因缘种种

一、隐形与诗学

诗学，根据勒菲弗尔的定义，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指文学技巧、文类、主题、人物、环境和象征，另一方面是指文学的社会角色。前者构成文学的功能，而后者则主宰着文学作品的影响程度(Lefevere,1992a:26)。

在翻译中，由于译者心目中的意向读者和服务对象来自译语系统，译者本身又浸染于译语系统文化当中，译语系统的主流文学形式和当时社会流行的文学观在这种“作用”下发生变形。这种变形首先是译作对原作的语言，特别是语法结构、逻辑形式、文体风格等方面的改变。

语言上的隐形可以发生在各种各样的语篇当中，即使是权威的经书典籍比如《圣经》和赫胥黎的《天演论》这样的作品，也会由于诗学观的影响在译者的诠释和解构中发生变化。例如，路德（MartinLuther）在以德文译《圣经》时就经常添加一些表示“转折”的连词，比如“Allien（但是）”。这是因为，虽然拉丁希腊文中无此原文，但德语的语法结构却要求他作这样的改变（蒋百里，1921）。而对于严复是如何配合他的“用心”郑重地选用了当时流行于士大夫之中的桐城派古体，又是如何根据汉语的习惯将《天演论》进行“化整为零”的拆变，则早已成为译坛百年之佳话。

语言的隐形不仅受到社会主流文学观的影响，有时还为译者本人的文学观和审美意识所操纵。这种隐形在诗歌和戏剧翻译中尤为明显。例如：对于拜伦的《希腊岛》（TheIslesofGreece），不同的译家便采用了不同的文体。以第一句为例：

TheislesofGreece,theislesofGreece!

Whereburningsappholovedandsung,…

梁启超译文：（沉醉西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

马君武译文：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孚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

苏曼殊译文：巍巍希腊都，生长奢浮好。情文可斐斐，茶辐思灵保。……

译文：嗟汝希腊之群岛兮，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

诗媛沙浮尝泳歌于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谢天振，2000：146-147）

对于拜伦这首著名的诗篇，同一个国家的译者，为什么样会有这些不同的处理方式呢？一方面译者要借诗明志；另一方面，更由于各自的文学观和审美意识不尽相同。梁启超要用他的元曲全来宣扬政见，马君武则采用七言古诗来哀叹民族的命运，苏曼殊取五言诗体来抒发个人情怀，而则要用离骚体来进行语言文化比较（杜争鸣，2000：48）。他们都有以自己的文学观从不同的欣赏角度给译作涂上了浓烈的个人色彩，重塑了拜伦诗中的艺术形象和不同的拜伦形象。

文体方面的变形不仅将原文结构或文体隐身于译作之后，同时还可以导致风格的变形。风格上的隐形，可以发生在语言的各个层面，有时甚至是一个词的添减便改变了整个面貌。如：

ItwaseventwylightwhenheentredthecittieofAntium,andmanypeoplemethiminthestreets,butnomanknewhim.SohewentdirectlytoTullusAufidiushouse,andwhenhecamethither,hegothimupstraighttothechimneyharthe,andsathimdowne,andspakenotawordetoanyman,hisfaceallmuffledover.Theyofthehousespyinghim,wonderedwhatheshouldbe,andyettheydurstnotbydhimrise.For,ill-favoredlymuffledupanddisguisedashewas,yetthereappearedacertainemajestieinhiscountenance,andinhissilence:WhereupontheywenttoTulluswhowasatsupper,totellhimofthestraungedisguisingofthisman.（十六世纪英语）（王克非，2000：292）

这是英国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译家诺斯（ThomasNorth）从阿米欧的法文转达译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贵人传略》中写柯里奥兰纳斯一书的开场白。风格既无阿米欧的古典，也不像原作者普鲁塔克，而是一段颇具诺斯色彩的生动活泼、充满戏剧色彩的新篇。其中，“Theyofthehousespyinghim”中spying是诺斯为原作所加的颇为戏剧化的一笔，而文中新增的副词ill-favoredly亦使整段译文更富神秘色彩。

如果说，语言结构和文体风格上的变形只是不同程度地碰破原作的“形”与“壳”，那么，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的错位则会或多或少地触及原作的“灵”与“肉”。

二、隐形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指的是社会的、政治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Lefevere,1992b）。

意识形态使用于翻译过程时，造成原作的文化在译作中的隐形。“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何种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可以是译者本身认同的，也可以是赞助人强加给他的”（Lefevere,1992a:41;陈、张，2000：177）。因此，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原作中带有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就有可能褪色、变形乃至消失。

比如，傅东华在翻译玛格丽特·米歇尔的《飘》时，为了让译文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意识，有意将男、女主人公RedButler和Scalet译成了颇具中国色彩的“白瑞德”和“赫思佳”。傅东华是“不必字真句确地译”（谢天振，2000：148）的拥护者，他从译语文化出发，将原语的姓氏文化隐形，从而把读者引入他所营造的文学氛围。

又如，苏曼殊在译雨果（VictorHugo）的《悲惨世界》时，为了呼应当时提倡西方“科学”、“民主”和“打倒孔家店”、封建制的主流意识形态，特意杜撰了一段故事，并增加了原作中不曾出现的人物男德，同时借男德之口，吐出了一段批判孔子的话(王宏专，1999：40)。

文化隐形的现象在有关伦理道德的小说中表现更为明显。在20世纪初蟠溪子所译的《迦因小传》中迦因未婚先孕的一节即被译者删除（陈、夏，1997），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不允许女子越雷池半步。《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节译本中有关描写的许多场面都被删减（成、周，1998），因为当代社会虽然开放了许多，但其主流意识形态仍不鼓励性开放。而针对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名剧《吕西斯忒拉忒》（Lysistrata）中的台词，不同的译者所作的不同处理足以让我们对异国情调刮目相看。

在Lysistrata这幕剧剧终时，女主人公在请由美女扮演的“和平(Peace)”把斯巴达的和平使者带来时说了一句台词：“Enmedidotencheira,tessathesage.”直译：Ifhedoesn’tgivehishand,takehimbythePenis.对于这句台词，不同的译者的处理方式是：

①Ifanydonotgivehishand,leadhimbythenose(ByWilliamJ.Hickie1902).

②Iftheydon’tgiveahand,alegwilldo.(ByA.S.Way1934)

③Ifhandsarerefused,conductthembythehandle.(ByDouglassParker1964)

④Butiftheywon’tgiveyoutheirhands,takethemandtowthempolitely,bytheir…life-lines.(ByPatrickDickenson1970)

⑤Takethembythehand,women/orbyanythingelseiftheyseemunwilling.(ByDudleyFitts1954)(Lefevere,1992a:41-42)

显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译者对penis这个词作了不同的诠释和意象转移。为什么其中的差异如此之大？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要为某一套意识形态服务，就会配合这一意识形态树立某种形象。当原作的文化意象与译者的社会文化意识不相符或不相容时，译者便会根据他要服务的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以接受的形象作隐形的移植。

三、隐形与赞助人

赞助人（Patronage）在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中被视作最为重要的因素。作为“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制、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陈、张，2000：176），赞助人主要控制作品的意识形态、出版、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它可以是诸如宗教集团、阶级、政府部门、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也可以是个人势力（Lefevere,1992a:17）。对于翻译活动的走向、翻译文学的兴衰，译者的地位乃至生命，赞助人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原

语言结构或

作的“二度隐形”中表现尤为突出。

二度隐形使原作发生“二度隐形”的译品，大多是通过某一媒介转述或通过已有的译本转译、改编而来。因为原述者或原译本在第一次翻译时已一度变形，在这种基础上再创造的译本难免遭至二度变形。二度变形的译本导致了原作二度隐形。在这方面，林纾是当之无愧的译林高手。林纾不懂外文，他的译品主要建立在助手的转述和自我加工、改译的基础上（钱钟书，1981）。他还不顾原作的内容和形式，把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四世》、《凯撒》和易卜生的剧本《群鬼》等都译成小说（冯至，1959）。与林纾同行的日本明治中期的高产译者黑岩泪香对侦探小说的改写度更是比林杼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读了许多英文侦探小说后，有趣的故事情节尚在脑中，”然后坐在他自己创办的《万朝报》编辑室里，“不看原书，信笔译去，创所谓通俗易懂的‘泪香风格’”(王克非，2000：324)！而三、四十年代由、改编的托尔斯泰的名作《复活》在南京公演时不但抹去了《马太福音》，而且还有意让原作中的波兰革命者唱起了抗日救国的战歌(黄，2000；谢，2000)！这些作品虽然经过了二度变形，但其不断增长的出版数量足以证明“林译小说”和“泪香风格”都在各自的国度获得了成长的土壤：林纾以180余众的高产位列众多译家之首，而黑岩泪香也以130余本入居高产译者之列。、的《复活》更是在民众之中引起巨大的轰动。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让原作“隐”了“形”甚至还带有各种错误的译本在读者或观众中具有广阔的市场呢？从文化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时的社会环境呼唤新的文学形式，但更重要的，还来自于当时的文学赞助人的广泛支持和扶植。在林纾的时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迅速兴起，大批康有为、梁启超们致力于翻译以政治小说为主的各类文学作品来达到改良政治的目的（王宏志，2000）。林纾的译作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正是顺应这股潮流而生的，理所当然受时上层改良家们的支持。“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康有为的这首诗，是对林纾最好的肯定和宣传。而黑岩泪香所处的日本明治中期，亦属于“民智未开”的社会，侦探小说的这种崭新的文学形式自然吸引了广泛的读者。更何况，黑岩泪香本身就是舆论工具的控制者，他的译作大多就是在他自己创办的《万朝报》上连载(王克非，2000：324)。而、将《复活》改编并成功地搬上舞台，都离不开当时正在走向胜利的“红色”力量的扶助和领导。由此可见，作为赞助人的政治权威、文化权威和新闻出版机构在隐形的文本流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确是举足轻重。

隐形与共识

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和大量的史料来看，翻译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原作之隐形现象是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乃至权力操纵的必然结果(Hermans,1996:26)。翻译不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而是两套不同文化系统的相遇和冲击(Toury,1978:89)。原语文化系统和译语文化系统无论在语言意识形态还是在权力关系等各层面上都有各自独特的“规范(norms)”。译者面对不同的文化系统和不同的“规范”，必须作出适当的取舍。如果以原语文化为主导，不对原著做适当的“修枝剪叶”，译文便会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著面目，而迫使译语文化让步，结果是译文“晦涩难解”（鲁迅，1981：151-153），很难进入译语文化系统。试想一下，有哪能一本“逐字翻译”的作品真正流传于世呢？相反，译者也可能将原著文化或“规范”彻底，但这已超越了“翻译”的界定范围。比较合理的选择常常是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位置，即，译者会浓度既牺牲原语文化的某些“规范”也打破译语文化的某些“规范”(Toury,1978:88-89)，其终极产品会因为不同的偏向而烙上“异化(foreignization)”或“归化(domestication)”的色彩。而译者为满足译语文化读者的文化意识和审美取向，同时由于译者本身又受译语文化的种种制约，更多的时候是以牺牲原语文化为代价，让原作隐形于译作之后，而这种隐形的具体表现形式，正是勒菲弗尔所说的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它们在翻译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控制着原作的隐形程度。

隐形不仅是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也是翻译理论研究的新的增长点。勒菲弗尔以他的“三要素”论，把翻译中的隐形现象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范围中进行审视，把一向不愿为“奴”而又诚惶诚恐于“以忠实为天职”的译者从困惑中解放出来，使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翻译与原作的关系，重新认识作为译者的影响和作用。传统译论把翻译视作原著的复制品，因而翻译在地位上屈从于原著，翻译研究也以“原著为中心(source-textoriented)”，对原著任何的隐形都被视如“叛逆”或“不忠”。而在勒菲弗尔看来，译者能不能译出与原文相近的译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故意对原文进行改写，根本不存在要和原文对比”(王宏志，1999：17)。换句话说，即，对原作的隐形是译者根据翻译目的对原作进选择文化解构。勒菲弗尔的这一理论对“原著中心论”提出了原则性的质疑，确定了翻译研究以“译语为中心(target-textoriented)”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勒菲弗尔并不是孤独的施行者。纵观世界翻译史和翻译理论研究史，与勒菲弗尔牵手的人比比皆是：埃文—佐哈尔(Itamar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图里(GideonToury)的“规范”(Norms)论，斯内尔—霍恩比(MarySnell-Horn-by)的“格式塔”(Gestalt)，弗美尔(HansJ.Vermeer)的“目的论”(Skopostheory)，都在不同程度上否定原文至上的观念，勒菲弗尔在英国的同伴巴斯内特(SusanBassnett)更是赞同“翻译有如‘吸血’”，译者应对原作“粗暴地妇占(womanhandle)”(陈、张，2000：186)！而解构学派则坚信只有将原来的“器皿”击成“碎片”，将原作“置之死地”才能重塑“后起的生命”！翻译不再是原作的复制品，翻译过程中的隐形也并非是对原作的“淹没”，而是原作的“再生”，是原作“生命延续”的阶段(theirstageofcontinuedlife)(Benjamin,1992:73)。看看庞德是如何让李白在美国复活，看看在中国早已死去的“寒山诗”是如何成了“垮掉的一代(theBeatGeneration)”的精神食粮，再想想英国的二流作家哈葛德是怎样在林纾的笔下家喻户晓，想想在挪威并非最突出剧作家易卜生是怎样在《新青年》上光芒四射的，翻译中的隐形对译者、读者和原作的意义不言而喻！那么，翻译家为什么还要甘于作“茧”？翻译家要提高自我价值，首先必须有勇气让自己“现身(Visible)”，让原作“隐形(invisible)”。“亦步亦趋”，是永不可能建立起“卓而不群”的学科体系的

隐形现象带给我们的另一个思索是如何看待译品评介的问题。传统的译评常常介于“空泛的赞赏”和“集中评错”之间(王宏志，1999：7)。而这种“错”，往往是由于隐形所导致的。挑“错”标准仍然以原著为参照。确实，从纯

粹的翻译技巧上看，如果我们认为只要不是“逐字”的翻译便是翻译的败笔的话，那么，严复的翻译确乎算不上成功，因为他在系列“醒世”译译作中将“俚鄙不经之事”皆“芟剃不言”①。但从严复深刻的“用心”、精湛的语言和百年不变的影响上来看，我们能说他的译品不是成功之作吗？翻译毕竟不是一种纯技巧活动，它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翻译作品不可避免地要烙上文化的印记。因此，对译品的评介不应该只限于狭义的“忠”与“不忠”的范围，而应该置之于历史的、文化的广阔背景中加以讨论。在“信、达、雅”之外，译评家有更多的核心问题可以触碰和深入探索，比如说，由于隐形所产生的佳译或劣译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效果，等等。

最后一点是对于“隐形”的态度问题。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turn)”(Lefevere,1992b)和全球文化交流的趋势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隐形现象在未来的翻译文学中不仅不会销声匿迹，而且还将伴随“异化”现象的升温而继续与之分庭抗礼。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环境的日益开放，对隐形现象的欣赏度也会越来越大。作为译者，在特定的诗学观、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影响下对原作进行适度的隐形是完全必要的。作为学者，更有责任学会如何客观地分析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没有必要把这种“隐形”视如“文化堕落”（孔慧怡，1999）而战战兢兢地敬而远之或面红耳赤地诛而伐之，更不能武断地要求译者“附庸”于原作，因为异域的文化在进入新的氛围的过程中经过一路“颠顿风尘”和“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钱钟书，1981），它的终极形式不可能是纯粹的“之乎者也”，也不可能是纯粹的“YesorNo”（冯至，1959）。而作为原作者，也大可不必因为“译作的声音超过了原作”而抱屈，因为文学作品的生命正在于流传。原作通过译者在异域得以繁殖，虽然被涂上了新的色彩，但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者该做的似乎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对译者满怀敬意。

注释

①此为吴汝纶在通信中与严复讨论翻译标准时对严复的鼓励之辞，转引自王克非编著《翻译文化史论》，p.51，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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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Alvarez,Roman&Vidal,M.Carmen-Africa.Translation,Power,Subversion[C].Clevedon:MultilingualMatters,1996.

[18]Bassnett,Susan&Lefevere,Andre.ConstructingCultures:EssaysonLiteraryTranslation[C].Clevedon:MultilingualMatter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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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To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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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用型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探析

包装工程等应用型专业综合性、实践性较强，对应的行业领域广、创业起步门槛低，在创新创业方面有着鲜明的特点和优势。近年来，我校包装工程专业顺应时展，结合行业需求，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优化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师资结构、创造教学环境、参与科技创新与创业竞赛等方面进行了双创教育改革，以期培养出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创业的包装工程技术人才。

2．1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1)完善理论教学环节将创新创业的教育理念贯穿于培养方案的制订中，重构包装工程专业课程体系，将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与综合素质拓展状况纳入培养方案的学分管理，设立了“创新创业能力与综合素质拓展”实践环节10学分，并开设“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就业与创业指导”等必修课程，以及“大学生创业原理与实务”、“创新设计”、“个人与团队管理”、“成功心理学”等通选课程，强化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训练，使之与专业课程、实习实践形成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2)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完善实践环节，加大实践环节在教学中的比重，实践环节由原本科教学计划的36周增加为38周，在企业进行为期16周的生产实践、实际包装产品设计实践、顶岗实习与毕业设计等实践活动，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完成10个“创新创业能力与综合素质拓展”学分后方可毕业，以强化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工程设计能力与工程创新能力、创业能力的训练。

2．2多种教学形式

广义师资概念，丰富师资结构。通过多样的教授方式和经验交流，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热情，锻炼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同时，形成企业与高校之间互利共赢，就业与创业的良性循环。(1)建立校企“双向交流”在学校相关政策支持下，与多家企业建立校企“双向交流”关系。选派青年教师深入企业学习和实训，丰富教师的实践经历，同时帮助企业攻克科研、技术难题;聘任企业优秀人才承担部分创新创业课程教学任务。先后聘请了36位具有工程实践经验的兼职企业教师，承担学生在企业阶段的专业理论授课、生产实践指导和毕业设计指导工作，以保证学生在企业阶段的学习、实践和毕业设计等教学任务的完成。(2)发挥校友良性激励效应充分发挥校友良性激励效应，成立了“工大包装校友会”，通过网络进行日常交流，并定期举办“精英校友工作经验交流会”，邀请优秀校友回校传授就业、创业经验，激发在校学生的专业兴趣和创业热情。

2．3创造教学条件

(1)校内工程实践基地建设包装工程专业成立十几年来，着力开展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先后投入数百万元建设校内实验基地。现实验室面积800余平方米，设有包装系统实验室等专项实验室10余间，拥有先进的实验仪器设备百余台(套)，为学生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和创新创业训练提供了条件。另外，我校与本溪市桓仁县政府及相关企业合作项目“基于‘卓越计划’校政企协同创新联办葡萄酒学院的研究与实践”，计划在本溪市桓仁县大连工业大学葡萄酒学院投资1000万元，建设印刷包装实验中心和工程实践教育基地。项目的建设为包装工程“卓越计划”试点专业学生的企业实习实践阶段提供了保障。(2)校外工程实践基地建设在多年的专业教学实践活动中，包装工程专业以构建包装专业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培养创新应用型工程人才为目标，确立“面向产业、依托产学研合作、突出工程能力、培养创新应用型工程人才”的专业教学方式与改革思路，与40余家包装相关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校企合作联合培养人才关系。其中与10余家企业签订了建立“包装工程实践教学基地”协议，逐步形成集教研合作、产学研合作、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毕业生就业、创业为一体的校企双赢的教学模式。

2．4开展科技创新与创业活动

学生参与科技创新与创业竞赛情况，是衡量创新创业绩效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激励学生进行创新创业实训的有效方式。近两年，包装工程专业研究生、本科生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指导下，积极参加科技创新和创业竞赛活动，包括“挑战杯”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全国大学生包装结构设计、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和“济丰杯”运输包装设计创意大赛等竞赛活动，获得省级及以上奖项30余项，学生在竞赛活动中锻炼了科技实践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提高了创新创业素质，为将来可能的创业实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应用型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初见成效

经过多年的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改革，逐步摸索出一套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为东北乃至全国包装、印刷行业培养了大批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人才，部分毕业生考取了国内外名牌学校的研究生继续深造，部分毕业生被国际知名企业录用，在短时间内成为用人单位的技术骨干，还有部分毕业生成为各级、各类组织机构的管理者和领导者。很多企业反映我校包装工程专业的毕业生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工作中能吃苦耐劳，业务水平提高较快，协作精神较强，为企业的发展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近年来，应届毕业生的初次就业、创业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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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在学术界有较为广泛的讨论，对人才培养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具备较强的英语应用能力；二是商务技能必须非常熟练；三是要增强他们的综合素质能力。介于三点要求，笔者对当前商务英语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整体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在商务英语人才培养上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人才培养实施策略。

一、商务英语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设置不够合理

在对商务英语进行学科定位时，由于教师看法不同，致使商务英语专业课程出现比例失衡现象，从而无法保证商务课程与英语课程之间的协调性。在实践教学过程中，英语课程涉及的系统性商务知识比较少，因此，学生只能零散、笼统地了解一些商务知识，导致学生无法完整地掌握商务英语应用方面的知识，大大降低了学生商务知识的学习效率，阻碍了学生综合商务能力的全面提高。

（二）教学模式应用性不强

受到传统教学思想和教学观念的影响，教师是教学主体，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商务英语方面的相关知识，给应用型商务英语人才培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学模式的应用性不强，教学活动的设计不科学，大大降低了学生的操作能力。

（三）教材不完善

在商务英语教材从外贸流程的相关知识扩展到谈判技巧以后，商务英语应用型人才培养涉及的内容已经延伸到国际商务礼仪、国际商务文化等多个方面。但是，在世界各国不断往来的情况下，商务英语专业使用的教材还不够完善，急需更新，这对于促进学生商务技能全面提升有着极大的影响。

二、商务英语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施策略

（一）注重课程设置的合理性和不断优化

在实践教学中，注重课程设置的合理性和不断优化，提高学生对商务英语专业知识的重视，并高度重视商务知识的讲解，在拓展学生知识面的基础上，全面提升学生的商务英语应用能力。一般情况下，商务英语应用型人才培养涉及的课程主要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其中，理论课程是指英语专业知识课程、商务知识课程（商务知识课程是指经贸知识、国际金融等方面）；实践课程主要包括商务技能课程、英语技能课程、计算机应用课程等多个方面。例如：在英美文化、综合英语等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英语文化鉴赏能力，让他们了解西方的民族风俗、国际礼仪等，不仅能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还能增强学生的商务交际能力，从而为培养应用型商务人才提供重要基础。

（二）注重教学模式的创新和有效完善

在商务英语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不断创新和完善教学模式，建立多元化的教学体系，将能力提升作为课程设置的主要目标，在加强课程教学与实践联系的基础上，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在商务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教师必须注重国际商务语言环境的营造，增强学生的主动性，在充分利用各种教学案例、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情况下，促进学生各方面能力的不断发展。例如：在实训教学课程中，组织学生对还盘、询盘相关知识进行自学，并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等模拟整个商务交际过程。如此一来，不但能发现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能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最终达到提高学生商务交际能力的目的。

（三）注重教材的更新和科学引进

在商务英语专业教学中，教材的更新和科学引进是培养应用型商务英语人才的重要基础。因此，选择具有时代性与实用性特征的教材，对于提高商务英语教学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在高等院校使用频率较高的《剑桥商务英语》，不但能为学生提供各种商务环境，还能为学生学习商务知识提供指导，对于BEC考试、获取相关证书等也有着极大作用。

三、结语

在我国教育教学改革力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商务英语专业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还需要不断探索。只有结合新时代要求，才能真正提高商务英语应用型人才的综合素质，从而真正培养高素质、高技能、高水平的优秀人才。

作者:李林蔚 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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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企关系类型日趋多样化

当前世界各国政府与企业关系大体上有三种：第一种是"警察与司机关系"，政府与企业没有隶属关系，政府只需要告诉企业什麽是不该做，企业其余事情政府一律不过问不干涉。这种政企业关系在欧美发达国家比较普遍。第二种是"手足关系"，即政府与企业之间相互依赖，官商一体。日本的政企关系属于该种类型。第三种是"父子关系"，企业隶属于政府，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政府对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拥有决定权。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企关系大致属于这种类型。

我国经过近20年的改革，政企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原来的纯粹的"父子关系"，而是在逐步向包括上述三种类型的混合型政企关系过渡：政府与部分国有企业之间、一些乡镇政府与其所辖的乡镇企业之间依然保持着"父子关系"；政府与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交通警与司机"的关系；一些地方政府与其所办的企业、部分乡镇政府与乡镇企业之间则形成了利害相关、生死与共的"手足关系"，政府与企业一体，政府企具有了业化倾向。

2.政府职能部门与企业的关系日趋突出

以前，每当谈起政府与企业关系，首先想到的就是政府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但是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其他所有制企业迅速发展，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支柱。政府与企业关系不再局限于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而政府职能部门与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企业整体之间的关系日益引起关注。这是因为职能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具有特殊性：首先是职能部门与企业的关系涵盖所有专业领域；其次是职能部门仅仅在某些特定职能上与企业发生关系；第三是职能部门与企业的关系是随机的，非紧密性的；第四是职能部门视企业为均质的，不论企业性质如何，规模多大，都按同等方式平等对待；第五是职能部门与企业的关系多为由法律调整的法律关系，这种关系很难由行政手段调整。因此，职能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现阶段政企关系中的基本关系，在国有企业改革进展到一定阶段后，职能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将是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全部内涵。

3.企业与所在地政府之间的关系重要性增强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与上级主管政府之间的关系逐步理顺，而越来越多的与所在地政府之间发生关系，如就业、税收、企业社会负担的转移、企业支援地方建设等关系。同时，大型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也面临如何与所在地政府打交道、建立良好关系的问题。这些企业绝大部分的日常经济活动都发生在所在地，要受所在地政府约束与管辖。当地政府对企业的态度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否顺利进行，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企业对当地政府的支持也会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良性发展。

4.政企双方在职责上越位与缺位行为同时并存

政府的越位行为表现在与国有企业政企不分、干涉企业经营、乱收费等方面。其缺位行为表现在国有资产出资者缺位、公共服务提供者缺位、市场竞争监督者缺位等行为。企业的越位行为表现是一些国有企业私自处置企业资产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强迫企业职工购买企业股份等行为。其缺位行为表现有国有企业没能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功能、企业不能按国家政策规定保障下岗职工权益、不履行保护环境职责产生严重污染以及偷税漏税等行为。

5.政企关系的当事主体呈现多元化状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企业关系不再仅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而是政府与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之间的关系；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不只是企业与专业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不仅要与主管政府打交道，还要处理好与企业的本部以及各分支机构所在地政府的关系。政企关系主体日益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所呈现出的上述变化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必经的阶段。对于我国的各级政府和各类企业来说，这些变化是新生事物，在处理双方关系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会影响良好政企关系的建立，从而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运行。

二、政企关系新变化产生的原因

1.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对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变化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为适应市场竞争，企业必须成为市场的主体，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成为能够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企业法人，从而与在法律上是行政法人的政府具有平等的主体资格，两者之间不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法律上保证的这一平等关系，对政企关系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为建立新型的政企关系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要求政府职能进行转变以提高效率，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传统体制是下中国政府的经济职能具有明显的弊端。其一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与其他职能高度集中在一起，缺少必要的独立性；其二是政府的经济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和取代了市场机能，用经济计划和行政命令排斥和取代了市场机制；其三是强调用政府的经济职能（当然同时也使用其他职能）同时解决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问题，政府的经济计划和宏观管理直接"侵入"到企业的微观经营管理内部。这种状况直接阻碍了中国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转换政府职能以越来越成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迫切要求。因此对政府职能进行了转变，经过其主要表现是：（1）部分专业经济管理机构改组为经济实体或行业协会，不再承担政府职能。（2）暂时保留的专业经济管理部门亦将生产经营权大幅度下放给企业，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和人员精简；（3）政府管理方式发生了初步转变，如减少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强化宏观调控职能等；（4）积极探索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实行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离的新路。政府职能的转变，为政企关系的变化消除了一个直接障碍。

2.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引进了外资，也产生了同时产生了几种新新性质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资独资企业。这些企业与我国各级政府在一开始就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因而为我国原来单一的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了探索的渠道。

3.所有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我国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沿着两条线进行的，一是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确立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国家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稳定运行。二是所有制改革，构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所有制基础。所有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到1997年迅速发展到占经济总量的1/4，涌现出了一些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非国有制经济的壮大与发展，为政企关系的转变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出现，也是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出现了纷纭复杂的局面，导致了政企关系新变化的出现。

三、合理的企业与政府关系模式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企业对政企关系的转变前景十分关心，并纷纷提出了自己所希望的政企关系模式。综合起来看，合理的企也与政府关系应该具备以下原则：

1.主体平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法人；同样，政府是公共秩序的维护者，是依法行政的行政主体，是能够承担行政行为责任的行政法人。企业法人和行政法人之间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因而从主体资格上看是平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2.法治原则。行政机关和企业是不同的主体，必然有不同的利益关系，调整这种关系的准则职能是法律。行政机关的活动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必然会影响私人利益，因此，行政活动职能在法定范围内，依照本机关的职责和权限行事，所实行的行政行为必须有充分确凿的证据并且符合法定程序。当行政权力被任意行使侵害企业权益时，企业有权要其行政机关补救或赔偿。企业也必须依法进行经营活动。

3.权利、义务对等。政府的权利是征收税赋，义务是为纳税人提公共服务；企业的权利是获得政府的公共服务，义务是向政府交纳税赋。

4.平等保护原则。在职能部门面前，不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是企业法人，因此，任何企业依法经营都要受到平的保护，任何企业违反法律都将受到相应的处罚。

5.高效原则。办事效率是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和业务能力的表现，是政企关系是否协调的重要标志。政府办事效率搞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同时推动企业效率的提高。国际经验表明，高效、廉洁的政府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与发展的关键。因此政府的办事效率不仅是政府内部问题而且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6.经济原则。经济原则适用三种情况：

（1）政府机构设置应遵循经济原则。一般来说，要实现政府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行政机构过小和公务员太少是不够的，但机构庞大人员冗肿也是不行的，因为会导致人浮于事、职责不清的问题，形成政府内部自我服务的恶性膨胀。因此，机构设置应考虑经费问题，尽可能的降低纳税人的负担或把有限的资源更多的应用于科学、教育、卫生等事业上去，造福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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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职礼仪教育的现状及问题

1.高职学生个人礼仪的缺失。现在，高职学生的主体是“90后”，其中独生子女的比例在逐年增加，这一代家庭教育的特点是家长过度的保护和溺爱，随之而来的是学生个人意识的膨胀，个人主义盛行，这就带来了礼仪意识生长根基的缺失。以个人意识为转移，以个人感受为标准，忽视他人的意志和感受，瓦解了礼仪规范中尊重他人，礼让他人的根本。于是，校园中不合时宜的穿戴，实习岗位上不符合规范的言行举止屡见不鲜。虽然因为家庭教育和成长环境的不同，每个学生有不同的礼仪素质的呈现，但是“90后”高职学生整体个人礼仪的缺失已是不可忽视问题。2.高职学生团体礼仪的缺失。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们对社交需要也是一种本能，高职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也会对团体社交有一种天然的需求。但是由于个人礼仪意识的缺失，在团体交往中很难自然理解团体礼仪的要求和自觉遵循团体礼仪规范。例如，由于以自我为中心，造成的不懂得尊重他人、缺乏诚信、侵犯隐私等，而在宿舍、班级中人际关系的紧张，造成团体礼仪的缺失。进而呈现，对集体的漠不关心，集体观念淡漠，缺乏集体荣誉感，班集体组织松散等群体性团体礼仪缺失。3.高职学生社会礼仪的缺失。人是社会的人不会是真空的人，任何人都不能摆脱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然而社会环境的生存更需要基本的礼仪素质——公共道德素质。遵守社会公德是一个人基本素质的表现，但高职学生公共道德的缺失也颇为让人担忧。例如在校园乱扔垃圾、破坏公物，在教室大声喧哗、影响他人，上课时随意走动、进出教室等现象，在高职院校中随处可见，究其原因还是把社会公德放在了个人利益之下，造成了公共道德礼仪的严重缺失。[2]当这些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就难以避免的出现不遵守职场礼仪，不尊重领导同事，甚至违反工作纪律，破坏企业形象的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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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全的财政金融支农服务是新型主体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加速器。从宏观角度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市场开放领域的拓宽，我国农业经营活动已经扩展到国际范围，新型主体不可避免地直接面临来自国外的跨国公司、大农场主等农业经济组织的竞争压力。从微观角度看，我国新型主体要取得长远发展，必须在减少生产成本和开拓市场等方面有所作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开拓市场也就成为其高级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如果单靠新型主体凭自身力量去参与国际市场角逐，其立足过程将会极为漫长和曲折。财政金融服务支持将会从多方面加速新型主体国际化步伐。财政方面，可以安排专项资金，鼓励新型主体建立外向型农产品生产基地，专门用于境外农产品生产；可以对新型主体农产品出口进行适当奖励和安排出口检验检疫费补贴；可以建立出口保护与救助机制，帮助新型主体应对技术壁垒、贸易磨擦等问题。金融方面，银行可以通过专项贷款支持新型主体引进国外优良品种、先进技术甚至建立海外生产基地；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创新保险机制，发展新型主体出口农产品生产专项保险，增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力度；在支持我国大宗和特色农产品出口方面成效显著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也可增加新型主体外向发展支持项目。

二、当前我国财政金融支农服务体系在支持新型主体构建方面存在的不足

（一）财政支农注重功利性，金融支农“形”重于“实”，新型主体所获支持有限。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农资金总额虽然逐年递增，但是其功利特性也相当明显。一是许多财政支农资金被洒向一些徒有虚名的形象工程，这些工程大多脱离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农民福祉，反而挤占了本可用于新型主体建设的有限农用资源。二是财政支农资金大多被投入到见效快、收益高的农业项目中去，而一些见效慢但意义深远的新型主体项目却难以受到财政资金青睐。本质上讲，这都体现了地方官员政绩导向下的功利思维。金融支农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和保险机构承保来实现。银行贷款方面，由于贷款条件过高、抵押物品不足、贷款责任追究制度、金融产品适应性较差等原因，新型主体实际上能获得的贷款极为有限。如对新客户的介入条件，农业银行要求客户有效净资产要在1000万元以上、资产负债率不超过60％、流动比率在120％以上，这种条件直接关闭了绝大部分新型主体贷款求助之路。农业保险方面，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全国大多处于试点阶段，其保险品种覆盖范围很小且只保成本不保收益，对新型主体尚无实质帮助；商业保险公司的偏好与新型主体业务特征基本没有兼容性，前者难有兴趣为后者承保，即使勉强参与也会尽量转移风险，如限制赔偿金额、严格赔偿条件等。

（二）财政支农附有行政回报，金融支农强调有偿性，新型主体获得支持的成本过高。行政回报是指执行政府某项优惠政策的行政部门或行政人员，直接要求或暗示受支主体做出有利于执行部门或执行人的行动或获取特定报酬，是政治动机和经济动机的混合产物。在我国财政支农支出过程中形成的委托关系中的各层级政府官员都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其主观上个人利益函数与国家财政支农支出最终目标存在差异，这很可能出现支农支出决策、执行行为扭曲。一些得到了财政支持的新型主体被迫按照执行者意愿进行生产经营、被迫建设样板工程以供上级领导视察、被迫经常面对新闻媒体说好话甚至被迫“热情招待”或“感谢”相关工作人员。这种行政报酬无疑加大了新型主体受支成本。金融资本具有与生俱来的逐利本性，其关注重点是利益回报。金融机构的贷款，不仅需要支付利息，也需要提供抵押或者担保。抵押品和担保品需要进行评估，这不仅会产生评估成本，还会花费较多时间成本。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农业资金流动与需求也具有季节性，而金融机构的贷款品种并不一定与这种特征相吻合。新型主体需要季节性短期贷款时，因为贷款品种问题，有时被迫进行长期贷款，贷款成本被无形提高。追求最大利润的商业保险公司，面对经营项目具有高风险特征的新型主体的投保，不可避免地要索取更高保费，新型主体的商业性投保成本同样不低。

（三）财政支农结构呈分散性，金融支农方式具有求稳偏好，不利于全面发展新型主体。财政支农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必须考虑伦理、民生、社会和政治等诸多因素。因此，我国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很分散，国家农业财政投入“横向”被各职能部门分割，而在“纵向”被中央、省级、地级、县级甚至乡一级政府分割。具体而言，财政支农补贴名目众多，如惠农补贴项目就有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超过20种，而且部分补贴是按承包户头直补，这种力求面面俱到的普惠式补贴方法，缺少重点和导向，也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虽把新型主体作为重点扶植对象，但却在财政资金帮扶方面力不从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具有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等多重要求，在安全性原则指导下，金融贷款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求稳偏好。一方面，我国新型主体大多从事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的经营项目，具有天生的高风险性；另一方面，我国新型主体处于培育和发展阶段，很少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也具有高风险性。金融机构必将对贷款金额、贷款条件、贷款期限、贷款利息等方面做出有利于自身的风险规避。目前，由于自然灾害频发，我国涉农商业保险公司大多入不敷出，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不容乐观，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金融支农求稳偏好与新型主体经营高风险特性间的矛盾，难以通过市场机制由双方化解，这无疑不利于全面发展我国新型主体。

（四）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配合性较差，制约了支农政策效果。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虽然具有完全相同的目标，但我国财政支农资金运行与农村金融信贷、保险间的相互联系并不紧密。从执行主体看，财政支农资金与各级计委、扶贫办、财政局、农业综合开发办、林业局、农业局、水利局、畜牧局、农机局等十多个部门有关，而金融支农主体也涉及商业银行、政策银行、邮政储蓄、农村信用社和政策性、商业性保险机构等。金融支农和财政支农的执行主体众多，部门间协调难度加大各自为政在所难免。从政策制定过程看，财政部门在安排支农支出时很少寻求金融配合，没有将财政资金与金融资金结合起来进行统筹规划，使其在支农力度上显得势单力薄；金融部门在制订信贷政策以及落实信贷投放时，往往不太考虑财政支农方面的政策，不能使农村金融资金发挥最大的作用。从政策执行角度看，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两项政策协调配合横跨多个部门，所牵扯的制度、政策文件较多，真正遇到有关新型主体的贴息、资助以及风险补偿等需求时，相关政策依据的查找较为困难。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间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导致两项政策不能形成合力，影响了政策效果，这必将对新型主体的构建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三、支持新型主体构建的财政金融支农创新

（一）加大财政支农倾斜力度，开展金融支农专项服务，提高新型主体的受支持力度。委托理论认为，委托关系中，由于委托人与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必然导致两者利益冲突，而解决委托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健全激励和监督机制。财政支农目标是支持农业、农村的发展，提高农民福祉，而部分地方涉农官员的目标却是富有功利性地博取民声和彰显政绩。为此，地方政府要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农支出的激励和监督机制，以此促使执行官员的主观认识不产生偏离；确保其目标函数与政策初衷一致，通过监督机制改善信息不对称进而减少成本并确保“新增农业补贴向新型主体倾斜”。任何组织的发展都需要资金呵护，具弱质性和高风险性于一体的新型主体更是如此。金融机构要将支农政策落到实处，建立和完善在“三农”服务大架构下的新型主体服务机构，积极开展针对新型主体的专项服务；要针对新型主体积极创新贷款担保方式，发展订单和保单类金融工具；要调整信贷审批流程，简化审批手续，根据新型主体的金融需求特点来创新金融产品。只有金融机构改变了为“三农”服务流于形式和挂在口头的传统，真正提高了农村资金供给能力，金融支农才能成为新型主体发展壮大的助推器。

（二）杜绝财政支农附带行政报酬的现象，健全金融支农补贴机制，降低新型主体获得支持的成本。新公共服务理论（TheNewPublicServiceTheory）认为，公共管理者的重要作用并不是体现在对社会的控制或驾驭，而是在于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承担为公民服务职责。行政报酬的索取显然违背了“为公民服务”宗旨，降低了社会资源使用效率。地方涉农政府部门及其官员要增强服务意识，不以部门利益或个人私欲控制和驾驭财政支农资金，不人为抬高新型主体受支成本。同时，地方政府要规范和公开财政支农办事程序，增强资金透明度，明确新型主体的资金申报、审批环节，做到办事制度化、程序化，从制度和流程上杜绝行政报酬的产生。从一定程度上讲，金融支农是一种公共产品供给行为，富有特定公益性，政府理应对此给予一定的支持和补贴，避免金融机构将各类成本完全转嫁给新型主体，抬高其贷款、保险成本。地方政府可建立新型主体贷款专项奖励基金，对涉及成本高、收益低的金融业务给予一定财政奖励，加大金融机构贷款的财政贴息力度，以降低利率、改善贷款条件，充分调动金融机构对新型主体发放贷款的积极性。地方政府要针对新型主体的现实困境，完善保险保费补贴制度，加大保费补贴投入力度，提高补贴比例，扩大覆盖范围，化解新型主体因担保物稀少而被迫承担高保费和接受不平等保约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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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设计

(一)调查目的

珠三角城市中，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六市外向型经济较为发达。本研究通过对上述六市中小型涉外企业中的高职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及其雇主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了解毕业生在企业中所从事的岗位、工作任务、对毕业生素质的要求等，分析涉外企业对商务英语人才规格的需求，了解企业对商务英语人才在人格、品格、知识能力结构、身心健康等方面的期待，以期更加有的放矢地创建服务珠三角经济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培养模式，消除商务英语人才培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供需矛盾。

(二)调查工具及方法

本次调查的工具是自我编制的“珠三角地区中小型涉外企业商务英语人才规格需求调查问卷”，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涉及企业的相关信息及其对招聘人才的基本要求，问卷中的问题视乎具体内容采用单选、多选题或开放型三种形式。2011年9月至2012年3月期间我们走访了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六市100余名在中小型涉外企业工作的毕业生，对毕业生所在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并在毕业生的协助下调查了六市中的其他部分中小型涉外企业，总计发出问卷380份，共回收345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问卷334份，参加统计分析问卷共334份。

(三)调查结果分析手段与方法

调查数据经过汇总，通过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17.0对所有问题进行逐个分析，统计结果与分析将按调查内容在下面分别进行讨论。

三、结果与讨论

(一)珠三角中小型涉外企业基本情况及商务英语人才使用情况

本次接受调查的涉外企业分属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六市，其中广州企业135家，占总数的40.4%，深圳企业72家，占21.6%，珠海企业15家，占4.5%，佛山企业55家，占16.5%，东莞企业28家，占8.4%，中山企业29家，占8.7%。所有企业的用工规模在500人以下，其中用工规模在50－100人的企业有118家，占调查企业的35.3%，用工规模在50人以下的企业有69，占20.7%，用工规模在100以下的小型企业合占调查企业的56%。表1显示，受调查企业涉及制造业、流通业、物流业、IT业、旅游业、金融业、证券业、保险业、外贸业等多个行业，基本涵盖了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毕业的就业岗位。在商务英语人才每年的招聘数量上，61.1%的企业招聘5人以下，21.3%的企业招聘5－10人，但招聘10人以上的企业不足20%。这至少说明两点:第一、珠三角中小型涉外企业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是刚性的，每年都能为毕业生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第二，限于企业的规模，中小型涉外企业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量不大。从访谈中笔者了解到，近几年由于对外贸易不十分景气，许多企业把目标更多地转向国内市场，导致商务英语人才流失率较高，这也是企业每年必须招聘商务英语人才的原因之一。企业对商务英语人才的学历要求普遍不高，51.5%的受访企业对应聘者的最低学历要求是专科，44.3%企业最低学历要求是专科，两者合占90%以上，说明相对于学历，企业更重视应聘者的实际工作能力和个人素质。

(二)中小型涉外企业对聘用商务英语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

我们首先了解了中小型涉外企业对商务英语人才的英语语言能力和职业技能方面的要求。在回答企业最重视英语的听、说、读、写、译等诸能力中的哪一种时，60.8%的企业首选英语听说能力，33.8%的企业首选翻译能力，3.9%的企业首选英语写作能力，1.2%的企业首选阅读能力。笔者就企业所看重的语言能力对部分管理者进行了访谈。多数受访人员表示，对于从事外贸工作的人员来说，最重要的是联系客户，并在商务洽谈中充当翻译，而英语听说能力和翻译能力在商务洽谈中尤其重要。由此可见，企业实际上是重视英语的综合能力，读写能力并非不重要，恰恰相反，在商务洽谈结束之后的后续工作中，需要通过书面形式维持业务联系，大量使用电子邮件和备忘录等，英语写作能力就显得特别重要。职业技能的调查结果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如图1所示，在所列6项职业技能中，受访企业的重视程度最高的四项技能是:用英语联络客户的能力，24.9%;用英语书写电子邮件和备忘录的能力，24.9%;用英语进行商务谈判或洽谈的能力，21.9%;外贸跟单能力，19.2%。可以说，具备了以上四种技能，在涉外企业的工作就可以得心应手。为了考察企业对商务英语人才知识结构的真实态度，笔者在问卷的第二部分设计了若干问题，内容涉及外贸资格证书、英语阅读能力、英语写作能力、英语听说能力、外贸流程熟悉程度等。上述问题皆为反意问题，每一问题得分的中数都低于3，说明企业对上述问题都持否定看法。事实上，在回答“我认为商务英语人才不一定需要具备熟练的英语写作能力”时，选择“非常不同意”和“不同意”的企业占了受访企业的54.8%，回答“我认为商务英语人才不一定需要具备熟练的英语阅读能力。”时，选择“非常不同意”和“不同意”的企业占了受访企业的63.2%，回答“我认为商务英语人才不一定需要具备熟练的英语听说能力”时，选择“非常不同意”和“不同意”的企业占了受访企业的68.9%，回答“我认为商务英语人才不一定需要熟悉国际贸易流程”时，选择“非常不同意”和“不同意”的企业占了受访企业的54.8%。只有在回答“我认为商务英语人才不一定需要考取外贸类职业资格证书”时，选择“非常不同意”和“不同意”的企业占了受访企业的35.6%，但也有64.4%的企业选择“不一定”。由此可见，英语阅读能力、英语写作能力、英语听说能力、外贸流程熟悉程度等因素仍然是中小型涉外企业考察商务英语人才首选的条件。至于外贸类职业资格证书，如外贸跟单员和外贸业务员等证书，固然也受企业的欢迎，但由于普及程度不高，也没成为企业聘用人才的必要条件。

(三)中小型涉外企业对聘用商务英语人才基本素质及人格、品格的要求

在调查问卷的第二部分，我们就与人交流的能力、与人合作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信息处理的能力、数字应用的能力、自我学习的能力、创新革新的能力、组织协调的能力、时间管理的能力、市场推广的能力、高度的责任心、良好的职业道德、较高的忠诚度、潜在的领导能力、抵御诱惑的定力等人才基本素质及人格、品格对企业进行了调查。从上表中可以看出，14项素质和能力的平均得分都超过3.5，说明我们所列出的各项能力和素质，都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其中得分排在前五位的是:良好的职业道德、与人交流的能力、高度的责任心、时间管理的能力、自我学习的能力，紧随其后的是与人合作的能力、较高的忠诚度、解决问题的能力、信息处理的能力、组织协调的能力、创新革新的能力，排在最后几位的是市场推广的能力、抵御诱惑的定力、潜在的领导能力、数字应用的能力。从访谈中我们了解到，与专业技能相比，企业更重视员工的基本素质、人格、品格等非专业因素。在中小型涉外企业中，员工在职业岗位上能够晋升到哪一个层级或是能否适应转职换岗的需要，除了受到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影响外，更受到非专业因素的影响。与其他能力相比，市场推广能力、抵御诱惑能力、领导能力得分相对较低，与商务英语人才在中小型涉外企业所从事的岗位有关，商务英语人才在这些企业一般担任跟单员、采购员、外事联络员等，这些岗位的工作性质对市场推广、抵御诱惑及领导能力要求不高，因此这几项能力的得分偏低。统计结果说明，除了专业知识技能外，中小型涉外企业高度重视员工的职业道德素质、职业社会能力和职业方法能力。职业道德素质主要体现在员工的责任心和忠诚度，这是企业对员工最基本的要求。商务英语人才流失率高是个普遍的现象，因此企业尤其注重员工的忠诚度。职业社会能力主要表现在与人交流、与人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团队工作不可或缺的能力，也是事业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职业方法能力主要体现在自我学习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和数字应用能力。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对外贸易的方式方法也随着形势不断变化，因此，优秀的企业员工必须掌握良好的自我学习、信息处理和数字应用能力，这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遗憾的是，不少企业反映，现在高职院校毕业生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不是技能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素质问题。许多毕业生缺乏起码的与人沟通合作的能力，缺乏在工作中计划、统筹安排的能力，缺乏基本的责任感，也缺乏对自己职业生涯的规划和再学习的能力，这是学校教育应该反思的主要问题。

四、结论与建议

自2005年10月国家颁布《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3］以来，各地高职院校在转变办学思想、建立新的适应市场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在这一过程中，关于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即人才规格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人才规格作为动态发展的概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商务英语人才规格是指用人单位，尤其是涉外企业对商务英语人才所必须具备的知识、技能、内心品质的基本要求、规定。在国外，对人才规格的描述一般用“Knowledge，Skill，Attitude”三个单词表述，国内从知识、能力和素质三个维度进行描述。［4］38综合以上调查结果，珠三角地区中小型涉外企业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可概括为:

(一)“知识”要求

就“知识”而言，由于商务英语中所指的“商务”包括商品、资本、服务、人员和技术的国际流通，跨国的采购和零售，在国外设立仓储和分销系统等，所涉及的行业不仅包括贸易和投资，还包括运输、旅游、银行、广告、零售、批发、保险、电信、航空、海运、咨询、会计等行业，要求商务由于人才在上述领域做到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较为实际的提法是“具备扎实的英语基本功，掌握所从事的行业的相关知识”。

(二)“能力”要求

1．专业工作能力:熟悉国际贸易流程，具备用英语进行贸易磋商与谈判、单据制作、电子邮件和备忘录写作，以及报关、报检、国际货运等与所从事工作相关的基本技能;2．职业社会能力:具备与人交流、与人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3．职业方法能力:具备自我学习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和数字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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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课、职业基础课、职业技能课、职业技术课是课程设置中的四大模块。设置专业课程过程中，学校要紧密联系企业，充分显现职业技术教育特征，制定教学计划时应将重心放在职业技能培训上，以具有较高实用性的教材为主，将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进一步扩大基础领域，巩固专业，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共呈现出下列特点：

1.有着广泛的知识涉及面，对就业岗位要求相符。

开设课程共涵盖的知识面有家用电器维修、电子产品装配等所有类型家用电器、微机控制、工业控制技术等传统与现代有机相融的现代化的应用技术。除了涉及到群众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音响、视听、环保、家电外，还涉及到了现代生产中对速度、温度等物理量进行遥控和监测技术。

2.教学课程具有显著的实践性与操作性。

学校可编制《电工维修技能》、《电视技术》等方面的教材，设置专门的《电子制作》技能课，培养学生对电子元器件的检测能力，对电路板的制作能力、对电路的焊接装配能力等，同时根据课程实际需求，编制《单片机原理》、《数字电子技术》、《电路》、《自动控制原理》等实验指导书，在传授学生相关的理论内容的同时要开展必要的实验，以巩固学生课程教学中学习到的技术及电子产品的装配技术。

3.教学课程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强化技能训练和考核鉴定。

对于电子企业而言，不仅希望获取本科以上的技术研发型人才，而且对专业知识水平高及实践能力强的技术应用型人才也十分的有需求。设置基础课程过程中，学校应严格按以下原则进行：巩固专业课学习及为专业岗位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今后不断深造、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可基于职业岗位做相应的能力分解，确立一般的专业能力及关键的专业能力，同时以培养关键能力为主构建匹配的课程体系，注重实践教学力度，明确充分的实践训练时间及内容。学校可将部分开设的课程和考证结合起来，保证课证相融，强调学生取得双证书，保证学生今后所就业的工作与自己专业对口。还可联系相关的技能鉴定站，以对相应工种进行中级职业技能鉴定。

4.加强实践教学。

实践课程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岗位的基本能力及专业能力；从该岗位深入发展的能力。实践教学内容涉及到了生产实习、金工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内容。其中金工实习涵盖了钳工、焊工、电工几项基本技能，强调满足规定的考核要求。课程设计涵盖了单片机、可编程应用、音视频技术等几类课程设计；毕业设计选题过程中应紧跟教学要求办事，首选能联系实际工作任务的题目，制作如《智能家居控制》、《走廊、过道人体感应开关照明电路》等各类硬件。可将教育者的科研课题纳入到毕业设计课题范畴，带动全体学生参与。总之，学校要培养学生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能力，能够顺利找到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岗位。

二、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基本能力

在职业教育院校中，实验教学是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以及自主设计能力、实验基本操作能力、分析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实践能力、协调观察能力、团队合作精神等均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是其他教学形式均无法代替的，实验教学是实验研究与教学之间相结合的基本产物，是实验研究被纳入至教学之中的一项具体表现。随着企业对高素质人才知识、能力以及技能等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实验实践教学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与关注。实验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由实验之中学到的东西比理论更为丰富以及更为直观。实验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以及基本操作能力的关键环节，若每个人都对这个关键环节给予高度地重视，那么将会对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培养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只要以此为基本原则，就一定可以培养出实践能力强、团队协作精神硬的高素质人才，就一定能够培养出理论基础扎实、知识应用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强的高级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势必会培养出符合社会以及企业发展对人才内在要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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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经济领域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传统商品经营中的市场竞争，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越来越剧烈。面对日益严峻的市场局势，如何增强实力，把握机遇，迎接挑战，这是摆在国内广大企业面前的重要课题。四川长虹，青岛海尔，是中国国有企业最为成功的代表和典型。然而更多的国有企业却是效益低下,为什么同样的国有企业，却有兴有衰呢？我们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解决国有企业亏损的问题，不能不对此有所深思。

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与企业的文化经营既灵魂经营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制度优势在于能够必然地调动起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主人翁意识，使职工关心企业，努力工作；有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及时避免和制止损害国有企业利益的行为；保证企业的决策行为有序、高效、科学；只有建立起这样的国有企业制度或体制，才能使更多的国有企业发展和壮大，也才能减少国有企业的亏损与衰落，最终建立起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制度。缺乏这样的体制或制度，那么个别国有企业的发展与壮大只能是幸运，更多的国有企业亏损和衰落则不可避免。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浅谈一下企业文化经营的理念。

一、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是现代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唯一途径

市场经济的发展进入了规范化管理阶段，商品日益丰富，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加上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加强和相关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尤其中国加入WTO后，依据世贸组织的规则，各成员国必须规范政府的干预行为，实际上，也只有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不再到处挥舞，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因此国内企业要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参与竞争，必须遵循国际规则，也就是说，不可能再享有政府的行政保护了。同时，随着法律法规的逐步健全，将来也没多少法律空子可钻，企业只有以积极的心态迎接挑战，把握机遇，参与正常的市场竞争，并

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二、 建立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团队是企业竞争的最大优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竞争的直接表现是质量之争、价格之争、服务之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品牌之争；而实质上支撑这些竞争的却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市场拓展手段和组织管理水平；而体现这些特征的最终载体是人，因此一切竞争归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竞争。而人的竞争又体现在智力创新能力的竞争，因为只有不断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和服务手段的创新，才有可能使自己的企业在同行业中持久地处于技术进步领先、管理机制领先、市场营销领先和服务水平领先，也才能具备价格优势，才能提高产品知名度、美誉度，扩大市场占有率，最终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诚然，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唯有人才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才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其它一切物质资源如资金、设备、商品等，只有在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上才会发生作用。发达国家许多成功的企业之所以高度重视人才、积极挖掘人才，道理也在于此。因而我们说，建立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团队是企业竞争的最大优势，谁拥有这样的人才团队，谁就具备了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和服务创新的优势，谁就能够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遥遥领先，成为赢家，永立于不败之地。

三、 加强教育培训是提高人才团队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

既然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持竞争优势，那么创新能力从哪里来呢？靠教育培训，这是提高人才团队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因为抓好教育培训是提高员工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而员工的知识技能是激发创新能力的前提条件，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在产品科技含量高的行业企业，这一点体现的更为明显。

有人说，企业通过挖掘优秀人才，同样可以达到提高创新能力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同样离不开教育培训，因为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不是靠引进一、两个尖子人才就能解决问题的，尖子人才往往只具有某一方面的创新能力，或是技术人才、或是营销高手，而这些人才如果不能适应环境、融入公司的企业文化，未必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曾经有某电脑软件公司，通过人才猎头高?挖"到一位顶尖水平的软件开发工程师，老板开始敬之如神明，提供了优厚的条件。但此人与公司内各部门关系较差，工作中发生了许多矛盾，结果未满三个月，该尖子人才就辞职走了。

企业创新能力体现在企业的各个方面，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也只有综合性的创新能力，才是真正的有竞争优势的创新能力。尤其人才培养不只是重视知识技能方面，还要考虑品德、情感、志趣等精神层面的东西，考虑企业文化、考虑人才队伍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这是只有企业综合性的教育培训才能做到的。谁在这方面把握得好、做得好，谁就能在竞争当中保持长久的整体创新优势，最终在竞争中打败对手，获得胜利。

四、 现代企业怎样进行企业文化经营

我们提出的"企业文化经营"的理念，其实并不是新的发明创造，无论是国外成功的知名企业，还是国内大大小小的各类企业，其领导者也都知道人才重要，明白抓好员工教育培训工作的意义，大都建立有自己的培训中心，甚至开办了自己的管理学院。但问题在于，成功的企业在建立了完善的培训体系后，能够从上到下真正重视起来，并持之以恒落到实处，而我们国内有些企业特别是经营效益较差的国营企业，其教育培训基本上流于形式，上课、考试等都不过是走个过场。今天，我们面临的是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环境，再也不能继续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了，我们必须下大力气把此项工作抓到实处。那么，作为现代企业究竟该怎样进行文化经营呢？

1、提高认识，更新观念，从领导开始真正重视起来

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行动自然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必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到,“与狼共舞”，就必须具备既不会被“狼”吃掉，又有可能打败“狼”的本领。抓好员工的综合教育培训，是提高人才团队的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培养企业“与狼共舞本领的重要途径。从企业领导层开始，对此要真正重视起来，提高思想认识，彻底更新观念，牢固树立企业教育化经营的思想，扎扎实实做好每一个环节的工作，切不可把它看成可有可无的小事，而是把教育培训工作看成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大事。

2、建立科学、规范、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

企业要建立科学、规范、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必须有一定的人的基础和物质基础为前提，这要从硬件、软件两方面入手来考虑。硬件方面，包括建立相应的教育培训机构，配备必要的教学场地和仪器设备，如电脑、投影仪、音响器材等。软件方面，一是配备一定的师资力量，二是添置必要的图书资料，三是建立长设的信息收集处理部门，有专人负责。

有了一定的人和物质的基础，还要结合企业经营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设想，针对本企业员工的特质，制定出较为详细的教育培训方案，逐步建立起富有自身企业特色的教育培训体系。一般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是提高员工思想素质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员工爱祖国爱企业的思想境界和正义感，追求事业成功的强烈的事业心和成就感，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和服从服务意识，对工作极端负责的态度、忠诚敬业和团队合作的精神，以及健康的身心、积极的心态、远大的抱负、开阔的胸怀、优秀的品格等。

二是关于员工文化素质方面的内容。在学历教育的基础上，增加员工社会知识，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哲学的、历史的、地理的、宗教的、社会风俗的等多学科知识，开阔员工视野，提高员工融会贯通、知识创新的能力。

三是培养员工专业技能方面的内容。主要指员工所在岗位的职责要求、技术专业知识、相关的企业规章制度，以及企业文化方面的内容。所在岗位部门一般包括技术研发类、生产制造类、人力资源类、行政管理类、市场营销类等。

四是培养员工社会交往能力的内容。现代社会是一个讲求合作的时代，必须培养员工的交往水平，主要包括日常的社交礼仪，待人接物的常识，口语表达和沟通能力等。

五是训练员工综合管理能力的内容。主要针对中层以上管理干部，重点培养其宏观把握能力、战略策划能力、组织指挥能力，以及个人工作魄力和人格魅力，课程设计包括初级管理、中级管理和高级干部领导力训练等。

3、 把日常工作纳入企业教育培训的范畴

企业文化经营的理念，就是要求把企业一切日常工作都列为员工培训的内容，组织会议就是在上课，落实工作完成任务就是实习；企业最高领导就是培训机构的负责人，部门经理就是讲师，有关的文件、职责、制度就是教材，员工拟定的报告就是作业。按这种思路开展工作，就可以随时检查问题，纠正错误，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完成结果的最佳水平。

篇（11）

汉语言,事实上是一种人文性非常强的学科,在历史的演变的过程中,汉语言文学,传承和发扬着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作用,使得中国的精神财富得以保留下来,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精髓。

那么,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更多的是要将汉语言文学的精神传承下去,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汉语言文学的作用以及汉语言文学对社会的巨大影响。从这个层面上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内容,更多的是对人类文化的一种认识,这个专业的学生,承受的,更多的是社会的一种责任,一种将文化传承下去的责任和意识。

因而,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要想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首当其冲的没,就是要明确自己专业的重要性,明确自己专业对社会产生的影响,重要的,不是如何去创造个人的经济效益,而是创造社会意义层面上经济的效益。那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当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方面的素养,要使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到自己专业对于社会的现实意义。社会是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就业上面临着很大的压力,那么,只有提高汉语言文学的应用性,才能使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适应社会的需求,使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能够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价值。

2 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

那么,在以上的大背景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面临的巨大压力之下,如何呢能够有效地提高汉语言文学在社会化进程中的应用性,使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真正能够适应社会的需求呢?接下来,本文将从四个方面提出一些的有效地建议和对策,希望读者能够从中受到启发。

2.1 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的能力

社会是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的,然而,老一套的学习思想和观念深深扎根在学生的心里,学生一味的被压迫者进行学习,他们只是在被动的接受着知识的传达,而并未了解到学习的真谛。在学习的过程中,最常见的,就是上课的时候,老师讲,学生听,老师记,学生抄,学生从来没有去想过要真正的自主的去学习。在推行素质化教育的今天,我们不得不反思,传统的教育方式给我们带来了根深蒂固的伤害,我们要突破传统教育给我们带来的束缚,要让素质化教育得以实现。那么,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其专业的就业面是相当广泛的,当然,真是由于这种广泛的就业面,使得学生学的知识非常的宽泛,知识学得不够精,那么,创新在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上显得非常的重要。

汉语言文学上的创新,是指的对教学的内容、教学的思维方面的创新,从整体上打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束缚,使学生能够不受专业的限制,加深对某一方面专业知识的了解,从而对今后的工作学习予以指导。例如,对于新闻、文秘等等人文社科类的专业,都是从汉语言文学专业中衍化出来的一个分支,那么,如果学生对汉语言文学中的新闻类的知识相对感兴趣,就可以选择新闻方面的知识,进行着重的研究和学习,这样,使自己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得以深化的学习,不仅仅有利于学生今后在这方面的研究和学习,与此同时,学生也能从中收获更多,不是泛泛的去学习,而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领域中发挥自己的优势,这种学习方法,不失为为汉语言学习的学习方法的创新。> 方法上的创新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思维上的创新。古话有云:“授之以渔不如授之以鱼”。这句话,虽然很多人都会讲,但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其中的内涵呢?在学习上的创新,不仅仅是教会学生创新的内容,最重要的,是让学生有自我创新的意识,使学生能够真正用一种创新的思维去想问题,这样,学生在今后遇到问题时才不会素手无策,才能真正明晰创新意识对解决问题所带来的好处。

2.2 强化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的实用性

汉语言文学专业,我们都知道,其包括的主要课程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课程内容之庞大,使学生都望而生畏。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改善这种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