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保险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工伤保险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原《工伤保险条例》对于伤残补助金、工亡补助金等的定额标准是按照立法当时社会经济水平来进行设定的，然而当下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生活水平、经济指数等提升，也使得当时这一标准与现今发展趋势无法相适应，所以新《工伤保险条例》对此进行相应调整也是符合时宜的必然举措。其中，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按一级到四级的不同等级分别提升至二十七个月、二十五个月、二十三个月、二十一个月的本人月应收工资，五至六级的在原基础上增加两个月本人月应收工资，七至十级的则在原基础上增加一个月本人月应收工资。至于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则由原四十八个月至六十个月的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调整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二十倍来计付。工亡补助金的实质是为保障因工死亡的职工需供养亲属的基本生活，对抚慰工亡亲属心理创伤有着重大现实意义，新《工伤保险条例》对此的规定真正践行了“同命同价”的平等法律原则，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功不可没”，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大进步。

（二）简化了工伤处理程序

原工伤认定的程序繁复，不仅需要确认受伤职工与用人单位间的劳动关系，还需要就此工伤事故申请工伤认定，待确认工伤后需要就伤残等级申请劳动能力鉴定，直至出具劳动能力鉴定书，才可依此主张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事宜，期间如遇不服劳动关系确认、不服工伤认定或劳动能力鉴定等纠纷时，还需要历经劳动争议仲裁、劳动争议民事诉讼等系列审判，等等程序相当耗时耗力，由此简化工伤认定程序迫在眉睫。新《工伤保险条例》就上述问题“对症下药”，其中明文规定了：“但凡权利义务明确且事实清楚的工伤认定申请，应当再申请之日起十五天即出具认定书”；“取消行政复议前置程序，当事人可直接就工伤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请行政诉讼”；“劳动能力鉴定复查鉴定与再次鉴定时限一律按初次鉴定时限执行”，等等。

（三）调整了工伤认定范围

《社会保险法》对于不得认定为工伤的犯罪进行了明确细化，即故意犯罪不得认作工伤，换言之，过失犯罪可以视情况而判定是否属于工伤范畴。从立法本意上看，这种法则的细化实际是上是对工伤认定的范围予以了扩大。也就是说，劳动者如果因未能预见、疏忽大意，或是过于自信能够避免，主观上并不存在故意且个人也是希望可以避免等这类情况下发生工伤事故，便不因剥夺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此外，新《工伤保险条例》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为广泛且具体的划定，如对交通事故导致的工伤认定，将原“下班途中发生机动车事故伤害”中对机动车事故的限定扩大为“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或火车事故伤害等”。但是，此处却出现了“非本人主要责任”这一新限定，彻底改变了原工伤认定主体责任的认定规则，也就是说如职工在交通事故中被判定为主要责任方，那么即便受伤也无法被认定为工伤。然而在整体上，新的立法还是基于保护广大劳动者合法权益，肯定了劳动者对社会的贡献。

（四）扩大了工伤保险适用范围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属于一种对应关系，是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而工伤保险是一项与劳动者身体健康紧密相关的社会保险制度，只有参加工伤保险，才能通过社会保险基金统筹，为用人单位分散经营风险的同时，也保护了工伤职工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社会保险法》规定了用人单位必须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且用人单位包括但不限于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组织、民办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为扩大工伤保险的适用进一步明确了立法宗旨。同时，新《工伤保险条例》的出台，也再一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但凡中国境内所有社会企事业单位、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事务所、个体工商户等都应按照条例规定为其属下职工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参保费用。由此一来，囊括了上述社会团体组织的工伤保险制度，在原有的适用基础上得到了明显扩增，不仅突出了工伤保险的普遍性和公平性，提高了工伤保险基金的抗风险能力，对职工的保护力度亦有所强化。（五）巩固了工伤保险制度强制力现实中，未为职工缴纳或是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用人单位不在少数，依据原《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对这一问题的追责仅为“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或是规制办法，所以，强制力不足必然难以保障工伤保险制度的正常运作。有鉴于此，新《社会保险法》对用人单位不足额缴费或是未缴费的情形“拿”出了强化手段，对存在这类情形的用人单位不但要求其承担补缴责任，还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用人单位提供担保，以及承担支付滞纳金、罚款等相关责任。与此同时，新《工伤保险条例》也就没有为职工参加工伤保险或未足额缴付工伤保险费用的用人单位作出了更为严格的处罚规定，不仅可就用人单位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还要求用人单位在职工认定工伤后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不得拒付工伤医疗费用，以此彰显新工伤保险制度的强制力。

二、实现工伤保险制度持续发展的若干建议

（一）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工伤保险全国统筹

我国幅员辽阔，版图之大也使得各地域之间存在着客观差距，再加之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现实发展水平的差异性，针对工伤保险领域的立法，只适合制定相关权利规定，至于对象适用范围的设置应下放给各统筹地区，以贴合实际的逐步扩大工伤保险保护对象适用范围，特别是对于工亡事故的赔偿标准。原工亡待遇受限于地区经济差异化，导致经济发达地区工亡赔偿标准奇高，与经济落后区域的工亡赔偿差距突出，造成“同命不同价”的负面社会影响，因此建立全国工亡职工工伤保险基金统筹，由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统一收归监管，在事故赔偿上统一支付待遇，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工亡引发的社会矛盾，还能够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与健全，进一步促成全国工伤保险基金的全国统筹。值得一提的是，工伤事故所具有的偶然性与严重性，使其既非用人单位或职工个人能够独自承受的，同时也非各统筹地区工伤保险基金能完全一力承受的。因此，在构建工伤保险制度时必须充分考虑风险分担机制与互助共济原则的结合共融。

（二）完善劳动能力鉴定与工伤认定的程序

实践中多数劳动者之所以放弃对应享受工伤待遇的权利主张，主因劳动能力鉴定前后耗时相当漫长，且同期用人单位还可就此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期间劳动能力鉴定时限亦同步中止，多数职工实在无暇待到程序完结，以致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所以必须缩减劳动能力鉴定的耗时，尤其针对职业病劳动能力鉴定程序应当作特殊处理，限制一次性支付。此外，还应一并展开对工伤认定与争议程序的完善。借鉴《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为社会保障争议开辟“绿色程序”如可增设独立社会保险法庭，形成一套社会保险自有体系专门审理相关社会保险的争议。对于事实认定清楚，逻辑关系明晰的争议适用简易程序；对于相关职业病争议，要尽可能精简程序，设置具体限期，特殊案件特殊处理。此外，对于未参保职工的工伤认定申请与工伤待遇申请齐齐归入劳动争议仲裁作合并审理。

篇（2）

1．取消视同工伤中“48小时”的时间界限医学上把急救48小时当做救死扶伤的黄金时间，但工伤保险中将这48小时挪用到界定“视同工伤”中工亡的时间标准，显然不符合时间要求，这种生搬硬套以及单纯的时间概念会引起社会矛盾，成为不和谐因素。同时又是对伦理道德、人性和经济利益的考验，它显然已经违背了工伤保险中“视同工伤”这一条的立法宗旨和立法目的，与我们的法律精神背道而驰。例如，李某是一名技术工人，经常加班加点，超负荷的工作量致使李某工作中突然倒地，停止呼吸。经厂医院医生抢救后才有了一点生命迹象，但只能依靠呼吸机来维持生命，一直未苏醒，最终十二天后抢救无效去世。但其所属公司以超出48小时为由不予申报工伤。此做法极度伤害了职工家属的感情。为此双方展开漫长的诉讼。相反，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处理类似情况时，出于人性化考虑，利用呼吸机维持生命超过48小时的，也办理了工伤认定的相关手续。所以《工伤保险条例》应当在视同工伤的“48小时”时限规定方面重新考虑，诸如在“重症病房利用呼吸机维持生命，一直处于抢救阶段的情况”应当视同为工亡。这样能够兼具法律与道德的平衡，能够站在人性的角度遵守法律的规定，更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更倾向于工伤保险制度维护弱者，以人为本的法律精神，体现依法治国的法制要求。

2．惩罚条款要名副其实《社会保险法》第41条规定，“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支付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应当由用人单位偿还。用人单位不偿还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依法追偿。”该条款显示了法律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承担监督用人单位履行缴纳工伤保险费用的义务，监督不到位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保留向用人单位追偿的权利。此条款保障了单位职工及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通过对比《工伤保险条例》中第17条第四款和《社会保险法》第41条规定，可以看出立法的理念最终是保障伤残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然而《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第四款的规定与《社会保险法》第41条规定在某种意义上是部分违背的。《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第四款是惩罚已缴纳保险费用的单位，要让单位承担保险待遇，《社会保险法》第41条是对未缴纳工伤保险费用的单位，可以先行向伤残职工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然后向单位追偿。然而，对于已缴纳工伤保险费用而超出申报工伤认定时限的单位，拖延或者拒不负担工伤保险待遇的情况，最终该如何处理却未作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第四款的目的在于惩罚用人单位超期不申报工伤的情况，也包括已经缴纳工伤保险的单位，这样的话，对于用人单位来说缴纳工伤保险在30日内申请工伤认定方面已没有实际意义，这将会导致在现实操作中将不利后果转嫁到受伤害职工的身上，丧失此条法律制度原本的立法目的和意义。建议《工伤保险条例》中第17条第四款规定应当补充单位不负担工伤保险待遇应当如何处理的规定，对于已经缴纳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超过30日不申报工伤的，处以罚款，未缴纳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按照《社会保险法》第41条的规定，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之后再由社保机构向用人单位追偿。或者直接删除30日限期的规定，改为向单位罚款的方式。

3．简化纠纷程序势在必行新《工伤保险条例》简化了工伤认定、鉴定和争议处理程序，确定了工伤认定的简易程序，同时明确了工伤认定时效中止，规定取消了行政复议前置程序，简化了工伤争议处理程序。这些都是对原《工伤保险条例》工伤处理程序耗时过长的改进，是进一步保护了工伤职工权益的进步。然而，新《工伤保险条例》的改进没有从根本上清除程序复杂，耗时过长的弊端。这些时间的消耗对于弱势的工伤职工尤其是农民工不论从精力还是从经济方面都是无法负担的。因此，改革的步伐可以再大一些，将“一仲、两诉”的程序精简为“一仲、一诉”。因为工伤纠纷大多不是极其复杂的案件。通过两次审查完全可以处理完毕。例如，确认劳动关系只需劳动仲裁确认和法院的民事一审。工伤认定和工伤认定之后的程序都可以实行“一仲、一诉”的办法处理。这样不仅提高了解决工伤纠纷案件的效率，减轻伤残职工的负担，而且摒除了实践中有些单位利用繁琐的工伤处理程序恶意拖延的目的。总之，简化工伤纠纷处理程序，减少工伤纠纷拖延的时间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实践意义。

(二)工伤鉴定问题的完善建议

1．应当根据实际残情恢复程度来判定伤情是否相对稳定伤情是否相对稳定应当以医学专家的判定为标准，机械地以时间作为判定标准是不确切的。因为伤情的稳定不仅与医疗技术、恢复时间有关，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工伤职工本身的身体素质和年龄因素，恢复能力因人而异，伤情相对稳定的时间也是各不相同。《工伤保险条例》第21条规定是以伤情相对稳定作为劳动能力鉴定的要件而非停工留薪期已满，因此劳动能力鉴定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工伤职工伤情恢复的实际程度来判断能否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在遇到停工留薪期未满，而工伤职工本人已经上班或本人单位反映伤情基本稳定的情况时，劳动能力鉴定行政部门应当受理该申请之后，由现场医疗专家来判定是否可以进行劳动能力鉴定。依据《山西省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未满，但经医疗机构证明工伤治愈的，经劳动能力鉴定后终止停工留薪期。”所以，《工伤保险条例》应当规定相关条款统一指导行政部门的工作规范。

2．工伤认定决定的生效与否不应影响劳动能力鉴定的进行只要是市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经做出工伤认定决定，伤残职工也符合伤情相对稳定、提供所需的工伤医疗资料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就应当受理该申请。因为，工伤认定决定是确定伤情性质的过程，而劳动能力鉴定是判定伤残职工伤残等级的问题。两者属于不同领域的两个范畴。假设工伤认定决定最终被判决无效，那么已经做出的劳动能力鉴定必然也随之无效。相反，假设工伤认定决定最终判决是有效的，那么就会相对缩短劳动纠纷期，更有效地保障伤残职工的权益。同时，《工伤保险条例》第31条之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出认定为工伤的决定后发生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讼诉期间不停止支付工伤职工治疗工伤的医疗费用。”该条就属于对伤残职工的保护性条款。因此，笔者认为可以比对第31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出认定为工伤的决定后发生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讼诉期间不限制符合劳动能力鉴定的伤残职工向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申请”的规定，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受理此类的伤残职工的申请提供法律依据。

(三)工伤保险待遇问题的完善建议

综合来看，工伤保险制度的宗旨就是维护伤残职工的生命与身体康复的权益，一切制度条款的建立应当以维护伤残职工的权益为基础，能让伤残职工及时、有效地享受到工伤保险待遇是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根本目的。具体来说，取消对医疗费用的报销的限制、给予合同到期的伤残职工选择解除或不解除合同的权利，等等，都应当是以维护伤残职工的权益为重。对比《工伤保险条例》第37条与《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24条规定不难发现，虽然《工伤保险条例》提高了工伤保险待遇标准，但是对于鉴定为七到十级的伤残职工，只要劳动或雇佣合同期满，企业就有权解除合同。而《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却给了合同期满的伤残职工主动选择解除或不解除合同的权利，用人单位不能主动解除合同。伤残职工多为体力劳动者，如果合同期满后，用人单位再选择职工时，势必会重新选择身体健康的人作为员工，解除与伤残职工的合同。被解除合同的伤残职工除了能领取到三种补助金外，以后就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今后找到工作的机会也极低，那么对于伤残职工是极为不公平的，同时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因此《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24条这正是体现了保护伤残职工长期权益，是以人为本的条款，应当予以保留。

篇（3）

为促进事业单位工伤保险管理，针对事业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问题中出现的问题，可以从合理设置缴费费率、科学制订衔接方法和整顿工伤保险管理三个方面采取措施。

（一）大力推动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我国近年来大力推行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同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截至2011年，乌鲁木齐市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签订聘用合同率达到了99.5%，新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签订率达到了100%，从而解决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伤法律适用问题。实际上，事业单位是中国特定发展历程的产物。但是编制不是身份，而是财政保障某一个事业单位的依据。编制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所有，实行定编不定人，所有工作人员与事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与事业单位形成劳动关系，不产生人事关系。这样不但维护了事业单位内部不同身份工作人员之间的公平，还可以让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名正言顺地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篇（4）

在笔者参与的案件中，劳动者黄某20__年5月在工作中受伤，伤害发生后历经半年直到同年11月份方才治疗终结。之后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给付工伤保险待遇，而用人单位却一直与劳动者协商而并未告知其前去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劳动者于20__年7月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但被劳社局以超过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期限为由不予受理，之后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也以同样理由不予受理。劳动者无奈之下只能至法院，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其应得的工伤保险待遇，笔者与我所主任罗云飞律师劳动者方。在诉讼中，我们通过与法官及对方当时人、人的沟通，本案最终在二审中调解结案，劳动者获得6万余元补偿。在本案的处理与研究中，笔者认为处理工伤保险案件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工伤认定只是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前置程序，并非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必要条件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

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社会对该条规定的工伤认定有一定程度上的误解，认为劳动者受伤后，只有经过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做出行政上的工伤认定，才属于工伤，才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笔者认为，行政上的工伤认定只是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前置程序，劳动者能否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由谁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应分别讨论：

在用人单位办理了工伤保险的情况下，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部分；另一部分是《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九条所规定的由用人单位自己支付部分。工伤保险待遇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部分，属于行政给付，涉及公共利益，具有社会公益性，为监管工伤保险基金，防止有人恶意骗保，需要社会行政部分进行监管，因此只有经法定的行政程序认定为工伤，方可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工伤保险待遇。若用人单位和工伤职工均未在法定时限内申请工伤认定，则即使用人单位参加了工伤保险统筹为该受伤职工缴纳了工伤保险费，但由于未经法定程序认定为工伤，使得本来可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该受伤职工工伤保险待遇的途径和程序丧失，劳动者损失的工伤保险待遇是由于用人单位未履行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义务而导致的，应由用人单位赔付受伤职工不能从工伤保险基金中获得的工伤保险待遇。

而在用人单位未办理工伤保险的情况下，则根本没有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在单位未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的情况下，则不可能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相应工伤保险，而是由用人单位按照条例规定的标准支付费用。该费用其本质上是由用人单位未办理工伤保险导致劳动者无法获得的补偿，其数额是劳动者因用人单位未办理工伤保险而损失的工伤保险待遇。完全是用人单位和工伤职工这一平等主体之间的利益争议，不涉及公共利益，国家无需介入对其进行行政管理。

因此，行政上的工伤认定只涉及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情形。对于用人单位未办理工伤保险和超过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保障劳动者工伤保险待遇，按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二、法院在工伤争议案件中有权认定工伤

在本案的诉讼过程中，法官对于法院能否认定工伤有疑问，认为有司法权僭越行政权之嫌。笔者认为，司法上法院认定工伤性质上不同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所规定的工伤认定，法院有权认定劳动者受伤属于工伤，判决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国务院法制办在其编写的《工伤保险条例释义》一书中明确指出：“职工享受工伤保险的权利，不能因为职工个人过期未申请工伤认定而自然被剥夺。职工在申请期限以后才提出申请的，不再适用工伤认定的行政程序，而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工伤保险的诉讼请求，”这绝非一般的学理解释，而是立法机关法制部门的解释，反映了《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本意。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情与证据，依照工伤构成要件，判断劳动者是否构成工伤，属于司法上的事实判断。所谓“工伤”，只是对劳动关系中职工因工受伤这一伤害事故的一种描述，这与雇佣关系中雇员因执行职务而受伤并无本质区别。人民法院有权直接认定雇员系因执行职务而受伤，为何不能直接认定职工受伤属于“工伤”呢！

在江苏省高级 人民法院于20__年3月3日印发的《关于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妥善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中也明确，要妥善处理未经工伤认定的工伤保险赔偿纠纷，对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劳动者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时效无法认定工伤的，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要求用人单位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能够认定劳动者符合工伤构成要件的，应当判令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给予赔偿。这指导意见也充分说明，法院是能够认定劳动者符合工伤构成要件的。

因此，行政上的工伤认定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而法院认定工伤是司法上的事实判断，二者性质不同，法院有权认定工伤。

三、工伤保险纠纷中以人身损害赔偿有不妥之处

笔者在承办此案中，搜索到的许多资料都称，此类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之诉可以以人身损害赔偿。笔者认为，这样做有几点不妥之处

1、两诉构成要件不同。

工伤保险纠纷之诉的主体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具有地位的特殊性，而人身损害赔偿之诉的主体不具有特殊性。

工伤保险纠纷之诉的诉讼标的是工伤保险待遇法律关系，而人身损害赔偿之诉的诉讼标的是侵权法律关系。

工伤保险纠纷之诉的理由是工作中因公受伤，具有特殊性，而人身损害赔偿之诉的理由不具有特殊性。

2、两者计算方法不同，以人身损害赔偿会导致不公平。

工伤保险待遇的计算是以劳动者的工资为标准，再乘以一定月份，与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有关。而人身损害赔偿计算的标准以城镇标准或农村标准乘以一定年限来计算伤残赔偿金，不涉及被害人的职业因素。二者的计算方法有巨大的差异的原因是人身损害赔偿的是受害者人身所遭受的损害，被害人具有一定的共性。而工商保险是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是对劳动能力损失的赔偿，因此因劳动者劳动能力而异。如果工商保险争议案件以人身损害赔偿，则由于人身损害赔偿额是定值，对高收入劳动者而言，侵害到劳动者合法权益，对低收入劳动者而言，则无疑会加重用人单位的责任，两者都不能达到法律所追求的公平。

篇（5）

二、河南省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缺乏针对农民工用工特点的制度设计

当前工伤保险制度设计主要适用于有稳定职业的企事业单位和股份制企业职工，如参加条件、待遇设定、劳动关系前提等方面都不适应农民工的流动性强的特点。这就使农民工的工伤保险权益游离于制度之外。

（二）缺乏法律的强制性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有关工伤保险的相关法律，主要依靠政策法规和条例和地方性的细则、办法。由于缺乏法律的强制性，一些个体和小企业为了逃避负担，不为职工购买工伤保险。发生事故，农民工只能采取“私了”的方式与资方协商，合法权益无法保障。

（三）相关部门职能缺位，农民工无法维权

一是当前的安全生产监管机构中，人力、财力、制度措施等方面的监管力量严重不足，不仅无法实现监管职责的落实。《安全生产法》和《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规定》的出台，名义上涵盖了农民工的权益保护，但在执行上无法实现对农民工工伤事故和职业病权益的有效保护；二是政府一些职能部门在农民工维权时不能秉公办理，甚至与企业主沆瀣一气，对违法企业处罚力度不够，对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力度不足。发生在新密市的“开胸验肺”事件就充分说明了一些职能部门的行政缺位；三是相关部门对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及发生工伤事故后如何有效维权的宣传力度够，也导致许多农民工根本不知道工伤保险维权的程序。

（四）农民工保险意识薄弱从调查的情况来看

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不了解工伤保险的具体维权程序，有少数农民工根本不知道工伤保险。由于缺乏维权意识，以至错过了工伤保险的时效。

三、完善河南省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对策与建议

（一）规范农民工工伤保险专门性立法

首先要将《工伤保险条例》上升到《工伤保险法》的高度，为解决农民工工伤保险问题提供更高层面的法律后盾。其次可以在这些法律中设立专章来规范农民工工伤保险的相关事项，区分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适用标准，设计一套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工伤保险规范。在法律中直接体现对农民工工伤保险的立法保护。

（二）根据结合高风险企业的特点

努力提高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郑州市在2007年，专门出台了针对高风险行业特点的促进农民工参保的办法。一是建立劳动保障、发展改革、建设、安全生产监督等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建立高工伤风险企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信息共享制度和协查机制；二是明确了适合建筑施工企业特点的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缴费办法。要求建筑施工企业以工程项目为单位为农民工办理工伤保险参保手续，并按照工程项目预算造价的1.6‰缴纳工伤保险费；建设单位在编制工程项目预算造价时，应当将农民工工伤保险费单独列项，并作为专用款项在开工前一次性拨付给施工总承包企业或直接承包的专业承包企业，由施工总承包企业和直接承包的专业承包企业在工程开工前一次性向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缴纳，也可以由建设单位直接代为缴纳；三是完善了高风险企业农民工强制参保措施。要求高工伤风险企业使用有农民工的，在申领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者申请办理延期手续时，应当提交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证明和缴费凭证，未提交的，有关部门不予核发安全生产许可证或办理延期手续。

篇（6）

1．2工伤保险覆盖面仍过于狭窄，覆盖率较低当下，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的保障群体范围过小，同时，农民工参保率不高是突出问题。

1．3工伤保险运行机制不健全目前，我国的工伤保险的运行机制不健全主要体现为费率机制不合理、及基金管理不善。

1．3．1费率机制不合理的问题我国工伤保险费率机制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工伤保险费率水平偏低。二是差别费率制定不够科学，我国行业本身分类繁多，而行业费率档次少。

1．3．2基金缺乏合理科学的管理模式从我国工伤保险的现状来看，目前我国工伤保险基金的运营管理不够科学合理。每年工伤保险基金都有大量结余，而同时，基金支出也不够合理。

1．4工伤认定争议较多

1．4．1劳动关系界定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用工形式很复杂，非法用工、无劳动合同用工的现象很普遍，而且，越是在一些工伤频发的高危行业就越不规范。

1．4．2工伤的认定范围不全的问题我国目前对于工伤性质的认定，立法主要采用列举10项及排除3项的方法。但由于列举的内容不全面，可能使应当按照工伤处理的伤亡被排斥在工伤范围之外。

2解决工伤保险制度中现存的问题的一些对策

2．1加强工伤保险法规建设，建立工伤预防、工伤补偿与工伤康复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

2．1．1加强工伤保险法规建设要加强工伤保险法规建设，我国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在立法上明确“三位一体”工伤保险体系建设，强调工伤预防；另一方面，在法律内容上，对工伤预防予以明确化，具体化。

2．1．2建立“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当前，应进一步推动建立与完善工伤预防、工伤补偿与工伤康复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在新修改的《工伤保险条例》的指导下，我们应当逐步明确工伤预防费用在工伤保险基金中的法定支出比例，保障工伤预防和康复工作的经费来源。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制定一系列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和实施细则，对工伤预防和康复费用的使用范围、提取比例和任务目标等做出明确规定。

2．2扩大工伤保险覆盖率

扩大特殊主体的工伤保险覆盖面要扩大对机关工作人员的保险覆盖面，就要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都统一纳入工伤保险覆盖范围。对于财政部分拨款的事业单位，可以按照拨款比例分担工伤保险费；对于自收自支型的事业单位，可以由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

2．3完善工伤保险运行机制

2．3．1建立合理的费率机制完善工伤保险运行机制，应建立合理的费率机制。建立科学有效的费率机制应在行业差别费率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不同行业的工伤风险差异。

篇（7）

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发展到今天,实践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的贯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从总体来看,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建立、发展的时间较短,制度本身的建设不够完善。我们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就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和不完善的地方,采取各种措施加以解决和完善。

1提高立法层次,建立更具强制性的工伤保险制度

已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世界各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工伤保险的特征都是由国家立法,实行强制和互济,工伤保险的内容也是按照制定法律由政府直接组织或指导实施。德国是工伤保险立法最早的国家,早在1884年就颁布实施了《工伤事故保险法》,挪威于1895年颁布了《工伤保险法》,美国在1908年联邦政府颁布《美国联邦雇员伤害赔偿法》。以上国家由于采用基本法的形式规定工伤保险制度,效力高,在实施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强制力,执行起来自然也较为顺畅。我们国家的工伤保险历经了十多年的改革,1996年劳动部颁布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2004年开始施行《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前者是部门规章,后者是行政法规,在实践过程中,由于效力较低,难于发挥工伤保险制度作用。例如,有些企业不参加工伤保险,严重影响工伤保险统筹基金的基数,以致造成工伤保险难于达到真正分散风险的目的。另外,各省、市制定了地方性法规或办法,使得工伤保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没有体现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的严肃性。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出自成体系的较为完整的全国统一的工伤保险法或者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法,使我国的工伤保险立法进入正规的国家权力机关立法层次,以便提高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实施与执行的力度;制定和颁布全国统一的工伤保险法或者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法有助于用人单位及劳动者本身法律意识的提高,更有助于弱化行政权力直接干预工伤的处理,这样有利于社会补偿机制的建立,从而促进工伤保险法法律制度的全面建设。

2建立健全我国的劳动行政执法队伍,提高经办水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保障纠纷将会越来越多,其社会影响亦越来越大。尤其是工伤纠纷,由于直接涉及到职工的人身权利和经济权利,因此十分敏感,社会关注程度较高。我国劳动保障业务整体来说具有较为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劳动保障的执法队伍应该得到加强,逐步淡化其“行政色彩”,强化其“法律特点”,时机成熟时在法院系统建立“劳动保障法庭”,形成一支专业化、高水平的劳动保障法律事务经办队伍。在工伤保险开展较好的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德国),工伤保险经办及纠纷处理基本是通过法院的劳动法庭处理,这对我国有很好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建立劳动保障法庭,是劳动保障事业贯彻“依法治国”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我国的劳动保障事业发展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3进一步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面

从国外的工伤保险状况来看,工伤保险的覆盖面是相当广泛的。1964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工伤事故补助公约》,其中规定,工伤补助是对因工负伤者提供的保障。工伤补助的对象应当包括:因工受伤者;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因工伤不能工作并中断收入者;因工而永久地全部丧失劳动能力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者;因工死亡者需赡养的人口。由此看来,工伤保险对象应包括:公务员、各类企业职工、临时工、季节工等。实行强制性工伤保险的德国,其工伤保险的对象甚至超出了国际标准。在1885年工伤保险创立之初,首先在部分工业行业建立,以后逐步发展到所有雇员。1942年,德国全部企业为工伤保险制度所覆盖。1971年,各类人员为这一制度所覆盖(从工人到国家工作人员及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儿童)。德国统一以后,1990年,该法对前东德地区生效。目前,德国8,500万人口中有5300多万人处于工伤保险的保护范围。我国2004年的《条例》对工伤保险覆盖范围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大,规定在我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伤户都应当依照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但是,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覆盖范围仍然比较窄。我国大量的人口在农村,在农闲季节他们涌进城市、城镇做临时工、季节工,这部分人数量比较多,可是未能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因此,我国应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面,工伤保险的对象应包括各种从业人员。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使现行《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的人员能够真正参加工伤保险。

4统一工伤认定标准和完善工伤认定工作

在工伤保险中,确定工伤是决定是否享受工伤待遇的前提。我国工伤认定的依据是2004年施行的《条例》第14条及第15条规定。《条例》第20条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申请之日起60日作出工伤认的决定。也就是说,我国工伤认定机构由劳动行政部门组织保险经办机构来组成,至于如何组成,该机构的性质如何,权威性如何,该《条例》未作明确的规定。工伤认定机构是一个重要的机构,立法应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工伤认定程序作为一种秩序,权威在秩序中至关重要,工伤认定更多体现的是医疗专家的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的结合,威信因素大于权利因素,在这一意义上与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有很大的区别。人们之所以相信工伤认定结论更多出于对专家专业水平的认可及专家在该领域从业的经验所形成的威信。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成立一个由法律授权的完全独立的、由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专业人员组成的机构来专门认定是否属于工伤。特别是这个机构不能隶属任何行政机关,属于国家法律特许的社会服务组织,这样将有效地限制行政权力在工伤认定过程中扩张,其结果必然是工伤认定的结论科学含量上升,行政权力含量下降,这样会使当事人各方更加满意,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争端。如果当事人对认定结论不服,可直接向人民法院。

5完善工伤保险基金运营机制和解决长期待遇费用平衡问题

5.1完善工伤保险基金运营机制:

各国政府在工伤保险领域注重选择基金制的原因,在于工伤事故与职业病的补偿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并且工伤事故与职业病的发生是不可预见的,使得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无法精确预算,为实现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的可能,实行基金制是可行的选择。但是若储存的基金因通货膨胀的影响而导致贬值,则实行基金制的好处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基金的储存应当与基金的运营统一起来,即将可能遭遇的贬值风险与可能获得的投资收益统一起来。我国目前的工伤保险尚未规定工伤保险基金运营制度,所以建立这种制度来实现工伤保险基金的增值势在必行。

5.2切实解决长期待遇费用的平衡问题:

国外工伤保险基金有的实行“现收现付”制,即经过精算,当年基金基本平衡;也有的国家如日本实行的是“部分积累模式”,即当年筹措的资金除应付当年支出外,还留有部分积累,以降低未来基金支付的风险。这种办法把一段时间内将花费的长期费用在相应的时间内征收上来,并考虑将来利息收入的增加因素确定费率,实际上是阶段性储备积累。该制度以3年内确保保险费稳定(行业费率不变)和6年内资金平衡为基础。具体说,确定保险费率时把基金筹集金额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等于该年度新增长期待遇领取人年金数量的6倍,第二部分为下年度短期待遇所需的费用。该办法的好处是当代人与下代人的负担能够合理分配。同时,根据不同工种确定费率,可能有利于劳动力从工业部门流向技术开发部门。“基金阶段平衡制度”所积累的资金,将支付给未来的年金享受人员。我国的《条例》确定了“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工伤保险基金收付原则,对于长期待遇的支付是不合理的。日本的工伤保险待遇短期实行“现收现付”,长期待遇按当年新增人数所需年金的6倍征集上来。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借鉴,这将有助于解决目前我国工伤保险长期待遇费用难于平衡的问题。

6加强工伤保险的预防和康复功能的发挥

传统的工伤保险主要是以经济补偿为主,随着现代工伤保险的发展,世界各国开始意识到经济补偿是消极的事后补偿措施。如果工伤事故和职业病能够防患于未然,尽可能减少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将更符合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思想。预防为主被视为一种积极的工伤保险思想,被当今许多国家看作是工伤保险的首要职能,它改变了传统工伤保险中以工伤补偿为主的模式。德国一般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提取5%~7%用于工伤预防,预防费用逐年增加,1994全年预防经费超过了10亿马克。德国的成功经验表明,预防工作做得越好,工伤事故发生就越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工伤案例减少了三分之二,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法国的社会保障机构除负责工伤补偿事务外,还建立专门的工伤预防基金和专职的安全监督员,雇主缴纳工资总额的1.5%建立工伤预防基金,主要用于为企业提供安全方面的咨询,提供安全技术和安全专家,监督实施安全条例和工伤统计分析等工作。在德国,康复优于赔偿也同样被视为改变传统的通过行政划拨来配置社会资源的模式,而利用现代产权理论,对资产进行评估,通过股份制改造来实现现有资源的整合,从而形成产权明晰、权责分明的现代职业康复的社会机构;四是在管理上转变管理理念,增强服务意识。我国工伤保险立法应当改变过去着重体现工伤补偿的功能,而应把工伤预防与工伤康复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工伤保险制度的积极功能——工伤预防和康复。

参考文献

[1]郑功成主编.社会保障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费梅苹.社会保障概论(第二版)[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3]崔丽春,刘晋元.论工伤优先原则和社会保险一体化[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1)

[4]刘祖德,何华刚.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实践[J].地质勘探安全,2001,(2)

[5]周慧文.工伤保险风险分类及风险分类表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5,(15)

[6]周永波.日本产业安全与工伤保险体系概览[J].中国医疗保险研究,2005,(4)

[7]彭代君,陈永智,蒋琳.实施《工伤保险条例》的难点及对策[J].工业安全与环保,2005,(31)

篇（8）

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发展到今天，实践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的贯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从总体来看，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建立、发展的时间较短，制度本身的建设不够完善。我们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就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和不完善的地方，采取各种措施加以解决和完善。

一、提高立法层次，建立更具强制性的工伤保险制度

已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世界各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工伤保险的特征都是由国家立法，实行强制和互济，工伤保险的内容也是按照制定法律由政府直接组织或指导实施。德国是工伤保险立法最早的国家，早在1884年就颁布实施了《工伤事故保险法》，挪威于1895年颁布了《工伤保险法》，美国在1908年联邦政府颁布《美国联邦雇员伤害赔偿法》。以上国家由于采用基本法的形式规定工伤保险制度，效力高，在实施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强制力，执行起来自然也较为顺畅。我们国家的工伤保险历经了十多年的改革，1996年劳动部颁布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2004年开始施行《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前者是部门规章，后者是行政法规，在实践过程中，由于效力较低，难于发挥工伤保险制度作用。例如，有些企业不参加工伤保险，严重影响工伤保险统筹基金的基数，以致造成工伤保险难于达到真正分散风险的目的。另外，各省、市制定了地方性法规或办法，使得工伤保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没有体现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的严肃性。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出自成体系的较为完整的全国统一的工伤保险法或者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法，使我国的工伤保险立法进入正规的国家权力机关立法层次，以便提高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实施与执行的力度；制定和颁布全国统一的工伤保险法或者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法有助于用人单位及劳动者本身法律意识的提高，更有助于弱化行政权力直接干预工伤的处理，这样有利于社会补偿机制的建立，从而促进工伤保险法法律制度的全面建设。

二、建立健全我国的劳动行政执法队伍，提高经办水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保障纠纷将会越来越多，其社会影响亦越来越大。尤其是工伤纠纷，由于直接涉及到职工的人身权利和经济权利，因此十分敏感，社会关注程度较高。我国劳动保障业务整体来说具有较为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劳动保障的执法队伍应该得到加强，逐步淡化其“行政色彩”，强化其“法律特点”，时机成熟时在法院系统建立“劳动保障法庭”，形成一支专业化、高水平的劳动保障法律事务经办队伍。在工伤保险开展较好的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德国)，工伤保险经办及纠纷处理基本是通过法院的劳动法庭处理，这对我国有很好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建立劳动保障法庭，是劳动保障事业贯彻“依法治国”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我国的劳动保障事业发展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进一步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面

从国外的工伤保险状况来看，工伤保险的覆盖面是相当广泛的。1964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工伤事故补助公约》，其中规定，工伤补助是对因工负伤者提供的保障。工伤补助的对象应当包括：因工受伤者；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因工伤不能工作并中断收入者；因工而永久地全部丧失劳动能力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者；因工死亡者需赡养的人口。由此看来，工伤保险对象应包括：公务员、各类企业职工、临时工、季节工等。实行强制性工伤保险的德国，其工伤保险的对象甚至超出了国际标准。在1885年工伤保险创立之初，首先在部分工业行业建立，以后逐步发展到所有雇员。1942年，德国全部企业为工伤保险制度所覆盖。1971年，各类人员为这一制度所覆盖(从工人到国家工作人员及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儿童)。德国统一以后，1990年，该法对前东德地区生效。目前，德国8，500万人口中有5300多万人处于工伤保险的保护范围。我国2004年的《条例》对工伤保险覆盖范围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大，规定在我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伤户都应当依照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但是，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覆盖范围仍然比较窄。我国大量的人口在农村，在农闲季节他们涌进城市、城镇做临时工、季节工，这部分人数量比较多，可是未能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因此，我国应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面，工伤保险的对象应包括各种从业人员。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使现行《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的人员能够真正参加工伤保险。

四、统一工伤认定标准和完善工伤认定工作

在工伤保险中，确定工伤是决定是否享受工伤待遇的前提。我国工伤认定的依据是2004年施行的《条例》第14条及第15条规定。《条例》第20条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申请之日起60日作出工伤认的决定。也就是说，我国工伤认定机构由劳动行政部门组织保险经办机构来组成，至于如何组成，该机构的性质如何，权威性如何，该《条例》未作明确的规定。工伤认定机构是一个重要的机构，立法应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工伤认定程序作为一种秩序，权威在秩序中至关重要，工伤认定更多体现的是医疗专家的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的结合，威信因素大于权利因素，在这一意义上与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有很大的区别。人们之所以相信工伤认定结论更多出于对专家专业水平的认可及专家在该领域从业的经验所形成的威信。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成立一个由法律授权的完全独立的、由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专业人员组成的机构来专门认定是否属于工伤。特别是这个机构不能隶属任何行政机关，属于国家法律特许的社会服务组织，这样将有效地限制行政权力在工伤认定过程中扩张，其结果必然是工伤认定的结论科学含量上升，行政权力含量下降，这样会使当事人各方更加满意，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争端。如果当事人对认定结论不服，可直接向人民法院。

五、完善工伤保险基金运营机制和解决长期待遇费用平衡问题

5.1完善工伤保险基金运营机制：

各国政府在工伤保险领域注重选择基金制的原因，在于工伤事故与职业病的补偿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并且工伤事故与职业病的发生是不可预见的，使得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无法精确预算，为实现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的可能，实行基金制是可行的选择。但是若储存的基金因通货膨胀的影响而导致贬值，则实行基金制的好处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基金的储存应当与基金的运营统一起来，即将可能遭遇的贬值风险与可能获得的投资收益统一起来。我国目前的工伤保险尚未规定工伤保险基金运营制度，所以建立这种制度来实现工伤保险基金的增值势在必行。

5.2切实解决长期待遇费用的平衡问题：

国外工伤保险基金有的实行“现收现付”制，即经过精算，当年基金基本平衡；也有的国家如日本实行的是“部分积累模式”，即当年筹措的资金除应付当年支出外，还留有部分积累，以降低未来基金支付的风险。这种办法把一段时间内将花费的长期费用在相应的时间内征收上来，并考虑将来利息收入的增加因素确定费率，实际上是阶段性储备积累。该制度以3年内确保保险费稳定(行业费率不变)和6年内资金平衡为基础。具体说，确定保险费率时把基金筹集金额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等于该年度新增长期待遇领取人年金数量的6倍，第二部分为下年度短期待遇所需的费用。该办法的好处是当代人与下代人的负担能够合理分配。同时，根据不同工种确定费率，可能有利于劳动力从工业部门流向技术开发部门。“基金阶段平衡制度”所积累的资金，将支付给未来的年金享受人员。我国的《条例》确定了“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工伤保险基金收付原则，对于长期待遇的支付是不合理的。日本的工伤保险待遇短期实行“现收现付”，长期待遇按当年新增人数所需年金的6倍征集上来。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借鉴，这将有助于解决目前我国工伤保险长期待遇费用难于平衡的问题。

六、加强工伤保险的预防和康复功能的发挥

传统的工伤保险主要是以经济补偿为主，随着现代工伤保险的发展，世界各国开始意识到经济补偿是消极的事后补偿措施。如果工伤事故和职业病能够防患于未然，尽可能减少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将更符合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思想。预防为主被视为一种积极的工伤保险思想，被当今许多国家看作是工伤保险的首要职能，它改变了传统工伤保险中以工伤补偿为主的模式。德国一般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提取5%~7%用于工伤预防，预防费用逐年增加，1994全年预防经费超过了10亿马克。德国的成功经验表明，预防工作做得越好，工伤事故发生就越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工伤案例减少了三分之二，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法国的社会保障机构除负责工伤补偿事务外，还建立专门的工伤预防基金和专职的安全监督员，雇主缴纳工资总额的1.5%建立工伤预防基金，主要用于为企业提供安全方面的咨询，提供安全技术和安全专家，监督实施安全条例和工伤统计分析等工作。在德国，康复优于赔偿也同样被视为改变传统的通过行政划拨来配置社会资源的模式，而利用现代产权理论，对资产进行评估，通过股份制改造来实现现有资源的整合，从而形成产权明晰、权责分明的现代职业康复的社会机构；四是在管理上转变管理理念，增强服务意识。我国工伤保险立法应当改变过去着重体现工伤补偿的功能，而应把工伤预防与工伤康复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工伤保险制度的积极功能——工伤预防和康复。

参考文献：

[1]郑功成主编.社会保障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费梅苹.社会保障概论(第二版)[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3]崔丽春，刘晋元.论工伤优先原则和社会保险一体化[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1)

[4]刘祖德，何华刚.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实践[J].地质勘探安全，2001，(2)

[5]周慧文.工伤保险风险分类及风险分类表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5，(15)

[6]周永波.日本产业安全与工伤保险体系概览[J].中国医疗保险研究，2005，(4)

[7]彭代君，陈永智，蒋琳.实施《工伤保险条例》的难点及对策[J].工业安全与环保，2005，(31)

篇（9）

2不同地区比较从地区分布情况来看，楚雄市、武定县、姚安县、牟定县、南华县和双柏县的职业病危害企业均签订了劳动合同，而禄丰县只有66.02%（136/206）的职业病危害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实际签订人数33227人，签订率为88.68%。不同地区劳动合同签订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637.07，P＜0.01）；其中牟定县签订率最高，为99.12%，元谋县签订率最低，为590%。楚雄市、武定县、南华县和双柏县所有的职业病危害企业均参加了工伤保险，而永仁县只有61.54%（16/26）的职业病危害企业参加了工伤保险；不同地区工伤保险参保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154.05，P＜0.01），其中楚雄市参保率最高，为99.97%，元谋县参保率最低，为80.60%。

3不同规模企业比较从企业规模分布情况来看，不同规模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07.15，P＜0.01）；不同规模企业工伤保险参保率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χ2=334.04，P＜0.01）。其中小型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工伤保险参保率均为最低。

4不同经济类型企业比较从经济类型分布情况来看，不同经济类型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531.07，P＜0.01）；不同经济类型企业工伤保险参保率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χ2=615.87，P＜0.01）。其中私营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工伤保险参保率均最低，中外及内地和港、台合资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工伤保险参保率均为最高。

5不同行业比较从行业分布情况来看，劳动合同签订率最低的行业是建材行业，为80.76%，签订率最高的行业是烟草行业，为99.16%。工伤保险参保率最低的行业是其他行业，为89.59%，参保率最高的行业是烟草行业，为98.84%。不同行业劳动合同签订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45.76，P＜0.01）；不同行业工伤保险参保率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χ2=416.77，P＜0.01）。

二.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楚雄州签订劳动合同的职业病危害企业占840%，工人劳动合同签订率为88.68%，在劳动合同中有职业病危害内容的企业只占63.82%，参加工伤保险的职业病危害企业占80.95%，工人工伤保险参保率为96.18%，低于国家有关要求。与国内部分城市相比，楚雄州劳动合同签订率、工伤保险参保率高于廊坊市2011年劳动合同签订率（73.9%）和工伤保险参保率（73%），但低于2009年南京市劳动合同签订率（99.4%），以及甘肃省天水市职业病危害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90.6%）和工伤保险参保率（96.3%），仍存在不少差距。其主要原因有：

（1）部分企业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不强，特别是小型私营企业，在用工时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即使是签订了也没有职业病危害的相关内容，也不为工人购买工伤保险；有的国有企业，将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岗位承包给劳务公司后，采用农民工、季节工、临时工等用工方式，将职业病危害的责任进行转移；有的企业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发生工伤事故由劳动者负责，借此推卸企业的责任；有的企业为了节省开支，不给工人购买工伤保险，一旦发生工伤事故或职业病后，企业就会千方百计阻挡职工申报工伤，以逃避应承担的工伤赔偿责任；有些企业参加工伤保险意识不强，认为工伤保险不重要，欠缴少缴工伤保险费的现象较为普遍；也有的企业认为不如将这些保险费省下来，作为福利发给职工。以上这些做法都不符合相关法律的要求。

（2）劳动者的文化水平较低，对劳动合同和工伤保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由于大多数劳动者都来自农村，为了尽快找到工作，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和购买工伤保险的前提下，直接从事接触有毒有害的工作。有的企业虽然为工人签订了劳动合同和购买了工伤保险，但没有涉及职业病危害、劳动保护等相关内容。

（3）劳动保障及相关部门执法力度不够，对企业的相关工作监督检查不到位。有的地方政府规定到企业监督检查，必须先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方可实施，极大地影响了正常监督执法。

（4）工会组织未能充分发挥维护劳动者权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有的企业虽然签订了集体合同，但没有通过工会组织发挥应有的效力，甚至有些企业连工会组织都没有。这些问题给劳动者的维权带来了很大困难，应引起当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楚雄州不同县（市）职业病危害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工伤保险参保率存在差异，可能与各地的经济社会和工业发展不平衡有关。从企业规模和经济类型来看，小型私营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工伤保险参保率最低，主要与小型私营企业法律意识淡薄、生产水平低下、管理不规范、工人文化水平较低且流动性大等因素有关。而大型企业和合资企业各方面的管理均比较规范，签订率和参保率均较好，尤其是合资企业，两者都达到了100%。不同行业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工伤保险参保率存在差异，可能与行业内部的管理水平、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流动性、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力度等因素有关。如，烟草行业是楚雄州的经济支柱产业，其内部实施标准化管理体系建设，职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工伤保险参保率均最高；而建材行业及其他行业几乎都是私营企业，其规模较小，劳动者的流动性也较大，导致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工伤保险参保率低。

三.建议：

篇（10）

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发展到今天，实践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的贯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从总体来看，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建立、发展的时间较短，制度本身的建设不够完善。我们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就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和不完善的地方，采取各种措施加以解决和完善。

一、提高立法层次，建立更具强制性的工伤保险制度

已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世界各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工伤保险的特征都是由国家立法，实行强制和互济，工伤保险的内容也是按照制定法律由政府直接组织或指导实施。德国是工伤保险立法最早的国家，早在1884年就颁布实施了《工伤事故保险法》，挪威于1895年颁布了《工伤保险法》，美国在1908年联邦政府颁布《美国联邦雇员伤害赔偿法》。以上国家由于采用基本法的形式规定工伤保险制度，效力高，在实施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强制力，执行起来自然也较为顺畅。我们国家的工伤保险历经了十多年的改革，1996年劳动部颁布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2004年开始施行《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前者是部门规章，后者是行政法规，在实践过程中，由于效力较低，难于发挥工伤保险制度作用。例如，有些企业不参加工伤保险，严重影响工伤保险统筹基金的基数，以致造成工伤保险难于达到真正分散风险的目的。另外，各省、市制定了地方性法规或办法，使得工伤保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没有体现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的严肃性。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出自成体系的较为完整的全国统一的工伤保险法或者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法，使我国的工伤保险立法进入正规的国家权力机关立法层次，以便提高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实施与执行的力度；制定和颁布全国统一的工伤保险法或者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法有助于用人单位及劳动者本身法律意识的提高，更有助于弱化行政权力直接干预工伤的处理，这样有利于社会补偿机制的建立，从而促进工伤保险法法律制度的全面建设。

二、建立健全我国的劳动行政执法队伍，提高经办水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保障纠纷将会越来越多，其社会影响亦越来越大。尤其是工伤纠纷，由于直接涉及到职工的人身权利和经济权利，因此十分敏感，社会关注程度较高。我国劳动保障业务整体来说具有较为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劳动保障的执法队伍应该得到加强，逐步淡化其“行政色彩”，强化其“法律特点”，时机成熟时在法院系统建立“劳动保障法庭”，形成一支专业化、高水平的劳动保障法律事务经办队伍。在工伤保险开展较好的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德国)，工伤保险经办及纠纷处理基本是通过法院的劳动法庭处理，这对我国有很好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建立劳动保障法庭，是劳动保障事业贯彻“依法治国”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我国的劳动保障事业发展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进一步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面

从国外的工伤保险状况来看，工伤保险的覆盖面是相当广泛的。1964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工伤事故补助公约》，其中规定，工伤补助是对因工负伤者提供的保障。工伤补助的对象应当包括:因工受伤者；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因工伤不能工作并中断收入者；因工而永久地全部丧失劳动能力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者；因工死亡者需赡养的人口。由此看来，工伤保险对象应包括:公务员、各类企业职工、临时工、季节工等。实行强制性工伤保险的德国，其工伤保险的对象甚至超出了国际标准。在1885年工伤保险创立之初，首先在部分工业行业建立，以后逐步发展到所有雇员。1942年，德国全部企业为工伤保险制度所覆盖。1971年，各类人员为这一制度所覆盖(从工人到国家工作人员及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儿童)。德国统一以后，1990年，该法对前东德地区生效。目前，德国8，500万人口中有5300多万人处于工伤保险的保护范围。我国2004年的《条例》对工伤保险覆盖范围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大，规定在我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伤户都应当依照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但是，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覆盖范围仍然比较窄。我国大量的人口在农村，在农闲季节他们涌进城市、城镇做临时工、季节工，这部分人数量比较多，可是未能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因此，我国应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面，工伤保险的对象应包括各种从业人员。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使现行《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的人员能够真正参加工伤保险。

四、统一工伤认定标准和完善工伤认定工作

在工伤保险中，确定工伤是决定是否享受工伤待遇的前提。我国工伤认定的依据是2004年施行的《条例》第14条及第15条规定。《条例》第20条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申请之日起60日作出工伤认的决定。也就是说，我国工伤认定机构由劳动行政部门组织保险经办机构来组成，至于如何组成，该机构的性质如何，权威性如何，该《条例》未作明确的规定。工伤认定机构是一个重要的机构，立法应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工伤认定程序作为一种秩序，权威在秩序中至关重要，工伤认定更多体现的是医疗专家的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的结合，威信因素大于权利因素，在这一意义上与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有很大的区别。人们之所以相信工伤认定结论更多出于对专家专业水平的认可及专家在该领域从业的经验所形成的威信。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成立一个由法律授权的完全独立的、由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专业人员组成的机构来专门认定是否属于工伤。特别是这个机构不能隶属任何行政机关，属于国家法律特许的社会服务组织，这样将有效地限制行政权力在工伤认定过程中扩张，其结果必然是工伤认定的结论科学含量上升，行政权力含量下降，这样会使当事人各方更加满意，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争端。如果当事人对认定结论不服，可直接向人民法院。

五、完善工伤保险基金运营机制和解决长期待遇费用平衡问题

5.1完善工伤保险基金运营机制:

各国政府在工伤保险领域注重选择基金制的原因，在于工伤事故与职业病的补偿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并且工伤事故与职业病的发生是不可预见的，使得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无法精确预算，为实现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的可能，实行基金制是可行的选择。但是若储存的基金因通货膨胀的影响而导致贬值，则实行基金制的好处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基金的储存应当与基金的运营统一起来，即将可能遭遇的贬值风险与可能获得的投资收益统一起来。我国目前的工伤保险尚未规定工伤保险基金运营制度，所以建立这种制度来实现工伤保险基金的增值势在必行。

5.2切实解决长期待遇费用的平衡问题:

国外工伤保险基金有的实行“现收现付”制，即经过精算，当年基金基本平衡；也有的国家如日本实行的是“部分积累模式”，即当年筹措的资金除应付当年支出外，还留有部分积累，以降低未来基金支付的风险。这种办法把一段时间内将花费的长期费用在相应的时间内征收上来，并考虑将来利息收入的增加因素确定费率，实际上是阶段性储备积累。该制度以3年内确保保险费稳定(行业费率不变)和6年内资金平衡为基础。具体说，确定保险费率时把基金筹集金额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等于该年度新增长期待遇领取人年金数量的6倍，第二部分为下年度短期待遇所需的费用。该办法的好处是当代人与下代人的负担能够合理分配。同时，根据不同工种确定费率，可能有利于劳动力从工业部门流向技术开发部门。“基金阶段平衡制度”所积累的资金，将支付给未来的年金享受人员。我国的《条例》确定了“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工伤保险基金收付原则，对于长期待遇的支付是不合理的。日本的工伤保险待遇短期实行“现收现付”，长期待遇按当年新增人数所需年金的6倍征集上来。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借鉴，这将有助于解决目前我国工伤保险长期待遇费用难于平衡的问题。

六、加强工伤保险的预防和康复功能的发挥

传统的工伤保险主要是以经济补偿为主，随着现代工伤保险的发展，世界各国开始意识到经济补偿是消极的事后补偿措施。如果工伤事故和职业病能够防患于未然，尽可能减少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将更符合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思想。预防为主被视为一种积极的工伤保险思想，被当今许多国家看作是工伤保险的首要职能，它改变了传统工伤保险中以工伤补偿为主的模式。德国一般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提取5%~7%用于工伤预防，预防费用逐年增加，1994全年预防经费超过了10亿马克。德国的成功经验表明，预防工作做得越好，工伤事故发生就越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工伤案例减少了三分之二，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法国的社会保障机构除负责工伤补偿事务外，还建立专门的工伤预防基金和专职的安全监督员，雇主缴纳工资总额的1.5%建立工伤预防基金，主要用于为企业提供安全方面的咨询，提供安全技术和安全专家，监督实施安全条例和工伤统计分析等工作。在德国，康复优于赔偿也同样被视为改变传统的通过行政划拨来配置社会资源的模式，而利用现代产权理论，对资产进行评估，通过股份制改造来实现现有资源的整合，从而形成产权明晰、权责分明的现代职业康复的社会机构；四是在管理上转变管理理念，增强服务意识。我国工伤保险立法应当改变过去着重体现工伤补偿的功能，而应把工伤预防与工伤康复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工伤保险制度的积极功能——工伤预防和康复。

参考文献

[1]郑功成主编.社会保障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费梅苹.社会保障概论(第二版)[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3]崔丽春，刘晋元.论工伤优先原则和社会保险一体化[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1)

[4]刘祖德，何华刚.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实践[J].地质勘探安全，2001，(2)

[5]周慧文.工伤保险风险分类及风险分类表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5，(15)

[6]周永波.日本产业安全与工伤保险体系概览[J].中国医疗保险研究，2005，(4)

[7]彭代君，陈永智，蒋琳.实施《工伤保险条例》的难点及对策[J].工业安全与环保，2005，(31)

篇（11）

（一）我国现行工伤保险法律制度在覆盖人员范围上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工伤保险制度基本上是“全民企业执行”、“集体企业参照执行”。改革开放后，涌现出大量的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在这些企业中，有不少企业劳动条件较差，不重视安全管理，工伤事故及职业病的发生率较高，而国家又没有及时出台相应的劳动保护法规，在“预防”上予以强制及约束，也没有相应的工伤保险法规强制对职工进行工伤保险，甚至出现有些企业与劳动者签订只发工资、不管伤亡的“生死合同”现象。

工人为了赚钱与雇主签订“生死合同”，一旦发生伤亡事故，一切损失由工人自己负责。虽然法律明确规定此种免责条款是无效的，但是如果没有强制的工伤保险作为后盾，赔偿也是不可期待的。即使很多劳动者没有签订所谓的“生死合同”，用人单位也往往是在出现工伤事故后，草率处理或仅付给受伤害者医疗费用，或索性与受伤害者“解除合同”，将其踢出单位大门，对于死者的赔偿也不一致。尤其是在三资、私营、乡镇企业中的职工中缺乏劳动保护，发生工伤后，以双方“私了”方式对工伤职工只支付极低补偿金的现象仍大量存在。由于工伤保险没有立法，大部分外资、港澳台及私营企业不愿参保，严重制约了工伤保险的发展速度。

（二）必须进行改革以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面

工伤保险是我国目前政府文件唯一提出在“中国境内”实行的社会保险项目，范围比较广泛，但目前社会化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较低。工伤保险范围的扩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和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它保证社会公平原则的贯彻和社会成员的安全，并保证企业机会均等、效率优先的竞争原则得以实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伤保险制度要逐步覆盖所有用人单位。在我国，当务之急是通过立法尽快把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等纳入到工伤保险范围中来。这些企业安全生产意识差、设备陈旧，发生工伤事故的数量已占全国工伤事故的一半。只有实行工伤保险的“广覆盖”，才能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减轻企业的负担，保证职工发生工伤时得到公平合理的保险待遇。如果没有一种社会统筹的工伤保险机制，一旦发生事故或意外，企业就要单独承担全部风险，这无疑会增加企业的负担，不利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实行工伤保险就是要通过社会共济，达到风险分担的目的，免去企业的后顾之忧，从而改善整个投资环境。深圳市在全市范围内建立了工伤保险制度，受到了企业的欢迎，更保障了劳动者的权益。国外一些国家的工伤保险社会化程度都是很高的，职工和企业双方面都得利。当然“广覆盖”是一个滚动发展逐步推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参加工伤保险，权利义务应该是对等的，不能少缴费甚至不缴费也享受同等待遇。

二、工伤的认定标准问题

（一）我国工伤认定的标准及其存在问题

1.现行制度中工伤的认定标准

在工伤保险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对于工伤的认定问题，因为工伤保险制度建立的目的，就在于给予因工伤亡者优于非因工伤亡和疾病受害人的待遇。我国目前对于工伤的认定，立法主要采用列举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明确、具体。但是，其最大的弊端就是，可能使应当按照工伤处理的工伤伤亡被排斥在工伤范围之外。

我国现行工伤认定的依据是劳动部1996年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对工伤的认定，规定了10条界定标准，对全国企业统一工伤标准和认定工伤，起到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使大量的工伤得到工伤保险的认可和法律的保护。但实际中仍有一些工伤事件按10条标准难以界定，例如，职工在工作中遭受他人蓄意伤害是否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于深夜在办公室被害可否认定为工伤？职工值班期间外出用餐突发疾病能否认定为工伤？

2.现行工伤认定的10条标准存在着词汇界定不明晰的问题

《办法》界定工伤的标准表达含混，很多词汇的含义难以界定。例如，“履行职责”的范围有多大？如果包括了职工正常上班从事本职工作的行为，为何上班时间遭人蓄意伤害却得不到工伤认定；因“公”与因“工”又该作如何划分？

笔者认为，可对“履行职责”作扩大理解，在正常生产工作中遭受的不法侵害导致的人身伤、残、亡，也应划入工伤范围。只要劳动者在工作生产的时间和区域内从事正常工作生产，遭遇来自他人的伤害，就应认定为工伤，给予工伤保险待遇。至于因“工”作为工伤，应该是无可非议的。目前难以把握的主要就是因“公”。公与私相对，因“公”是为了区分因“私”，由于个人私事而造成的伤害不属工伤范围。这也许就是因工与因公这两个词同时出现在工伤保险法规中的原因。但是因“公”的尺度较难把握，因“公”与因“私”某些时候不能完全的区分。目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劳社厅函[2000]4号文件规定，职工在工作中遭受他人蓄意伤害是否认定工伤的问题，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规定。因履行职责遭致人身损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对暂时缺乏证据，无法判定受伤害原因是因公还是因私的，可先按照疾病和非因工负伤、死亡待遇处理，待伤害原因确定后，再按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笔者以为，从保护劳动者角度出发，此规定对受伤害的弱势劳动者的保护不利。应当先认定为工伤，使受伤害的劳动者能尽快康复和恢复劳动能力，若确认不是工伤，则可向劳动者追偿。

3.不认定为工伤的6种情况

《办法》中还规定职工由于下列情况造成负伤、致残、死亡的不应认定为工伤：（1）犯罪或违法；（2）自杀或自残；（3）斗殴；（4）酗酒；（5）蓄意违章；（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工伤保险中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无过失责任”原则。所谓无过失责任是指劳动者在各种伤害事故中只要不是受害者本人故意行为所致，就应当按照规定标准对其作出伤害赔偿。在这个原则中排除了受害的劳动者本人的故意行为，也就是说，如果劳动者故意实施的行为导致自身的致伤、残或致死，用人单位及雇主可免责。工伤保险制度源于近代私法中的雇工赔偿制度。最初，劳动者只要存在过失或过错，雇主即可免除责任。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不断加强，发展到现在，劳动者的严重故意才能构成雇主免责的要件。

我国的劳动法律规范中没有明确限定雇主免责的要件，但基于对劳动者权利的倾斜保护，笔者以为也应该对用人单位及雇主的免责条件进行严格限制。而《办法》中的6条内容规定不明确，存在着难界定、尺度难把握的问题。如果一概不认定为工伤，不利于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比如蓄意违章，蓄意与故意的尺度如何把握？在工作过程中明知是违反工作纪律的，仍然故意违章，这是否算蓄意违章？目前还缺乏对蓄意违章的权威的解释。有学者认为，蓄意违章，一般是指职工凭主观臆断，故意制造事故以达到个人目的；或因违章行为发生事故，但不采取任何措施遏制事故，任其扩大；或经常违章作业屡教不改的。劳动者及其家人蒙受着巨大的不幸，因此要朝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倾斜。而且相对于受伤害的劳动者而言，单位取证要容易一些。但是，如果所有的举证责任都由单位一方承担，又会过度加重单位的责任，所以劳动者一方也应承担部分举证责任。在西方国家，没有独立的劳动法律部门，劳动法包含于民商法之内，而民商法一般都涉及平等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我国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也是平等的法律关系，劳动者虽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但用人单位的强势地位还无法也不可能达到与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同等的地位，因此不可能由用人单位单方面承担所有的举证责任。简单地说，如果用人单位否认劳动者的伤亡属于工伤，举证责任的分担就是“谁主张，谁举证”，用人单位主张不属于工伤，就要由用人单位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

三、工伤保险的待遇问题

（一）我国目前工伤保险待遇制度存在的缺陷

我国目前工伤保险的待遇构成还是比较合理的，但待遇标准和水平均偏低。现行的工伤伤残待遇和死亡待遇都是按本人标准工资计发的，基本上还是五六十年代的标准。改革开放后职工收入提高了，工伤待遇标准与工资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再加上待遇没有正常的调整机制，伤残待遇及死亡抚恤就显得更低。伤残职工及死亡者遗属本来就属于社会最困难的群体，在此情况下，他们的基本生活难以得到保障。

1.待遇项目不完全，缺乏明确的、专门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规定。职工无论轻伤、重伤或死亡，只有医疗免费及勉强维持最低生活的待遇，死亡待遇和残疾待遇都过低；没有一次性抚恤待遇的制度，不能适当弥补职工及其家属突然遭受不幸所造成的损失；劳动者自身劳动价值得不到承认，工伤职工在心理上失衡，损失得不到适量的弥补，这是社会对具有不同风险等级的行业、企业的价值不予承认的表现。工伤保险待遇项目中没有明确规定各项目随工资或物价水平的增长而变动，使工残职工生活水平相对降低。由于待遇长期不作调整，全残退休职工基本生活难以保障。

2.现行制度中待遇水平未体现“伤残程度越重，补偿越优”的原则，没有在待遇水平方面形成合理的阶梯结构。医疗停止后的伤残待遇明显低于医疗期的水平，致使伤残职工拖延医疗期，不愿意办理退休手续。现行体制不能很好体现赔偿原则，达不到赔偿的目的，而且伤残退休人员与正常退休人员一样领取退休费，亦未体现“赔偿”的意义。

3.按我国目前的规定，并未提及职工致残后的残疾用具的更替费用，只规定残疾用具按普及型标准配给。职工既然残疾，就是无法恢复正常的状态了，也就是说残疾职工的后半生生活必须得依靠残疾用具，而残疾用具就象其它任何的用具一样，会折旧、损坏和丧失其原有的功能。我国工伤保险法律制度中没有规定残疾用具的更替费用，也就说更替费用需要伤残的劳动者自己负担，笔者以为这对残疾的劳动者极不公平。残疾用具是工伤保险待遇的项目之一，劳动者致残后无收入来源，无力承担这一本不该由自己支付的费用。因此，笔者认为应该改革工伤待遇制度，加入残疾用具的更替费用，按残疾用具一般的折旧年限，规定每几年发一次。

（二）工伤待遇制度的改革

1.调整待遇结构，提高待遇水平。从试点地区的经济补偿来看，不仅调整了定期抚恤待遇，而且增加了一次性经济补偿，劳动部《试行办法》吸纳了各地经验，实行保障基本生活与适当经济补偿相结合，有了明确的具体标准，体现了工伤保险补偿的发展方向。待遇计发基数把现行的以标准工资为基数改为以本人工资收入为基数，并且为排除偶然因素以职工本人工伤或工亡前一年内的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扩大基数等于相对提高了保险待遇。同时考虑到公平原则，对高工资者有所限制，对低工资者给予保护。

2.伤残待遇水平和死亡待遇标准的改革。现行制度只规定对全残职工发给退休费，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除由企业安排工作外，没有伤残补偿，这是很不合理的。伤残待遇水平应取决于本人工资和致残程度。依据致残程度确定待遇水平才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现行制度中死亡待遇包括丧葬费和遗属定期抚恤金，属于保障性质，而未能体现赔偿性质。

3.因工伤残者及因工死亡者的遗属应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是难以用精确的金钱额度进行计算的。精神损害的金钱上救济，是为了补偿、抚慰受害人受到伤害的心灵或精神，使其从极度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因工残废，在劳动者一方没有过失的情况下，在伤残补助金之外，还应当根据伤残程度支付一次性赔偿费，以弥补劳动者因残废而造成的肉体和精神痛苦。对于职业病患者也应比照这一原则处理。

工伤保险的精神损害赔偿与普通侵权行为的精神损害赔偿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企业本身无过错。普通侵权行为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对侵权人而言具有惩罚性赔偿的性质。精神损害具有无形性和抽象性的特点。在侵权行为中，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比较易于理解。而在工伤保险中，没有特定的侵权人存在，要无过错的企业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无疑是不公平的，因而各国基本上都没有规定对工伤受害者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但是工伤保险既带有社会保障的性质，也带有责任保险的性质，在职工因工死亡的情况下，其遗属会因此而受到巨大的精神痛苦，这种痛苦尽管不能完全通过金钱补偿来消除，但是，适当的金钱补偿仍然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为了适当弥补职工家庭因突遭不幸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痛苦、心理失衡等，在死亡待遇中，在丧葬费和抚恤费以外，给予一定金额的补助金是完全必要的。当然，在工伤保险中给予精神损害赔偿要严格把握人身伤亡造成精神损害的事实，并且精神损害赔偿必须适合我国国情。如果以工伤造成的人身伤亡来盲目要求高额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四、关于“过劳死”的问题

（一）“过劳死”一词的出现

“过劳死”（karosi）一词缘自日本，最早出现于日本七八十年代经济繁荣时期，属于社会医学范畴。在日本它被定义为由于过度的工作负担（诱因），导致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恶化，进而引发脑血管或心血管疾病等急性循环器官障碍，使患者陷入死亡状态。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发展迅速，但过劳死现象也日益增多。日本政府计划修改过劳死的相应法规，使死者家属在追究赔偿时得到更大的胜诉把握。按照现行规定，劳工部在判断雇员是否因工作过度而死亡时，只考察雇员死前一周的工作情况，新规定则将考察时段延长到死前的6个月。此外，新规定还在过劳死的原因列表中加入“工作中日积月累的疲劳和紧张”这一项。研究过劳死的专家认为，雇员在生命的最后1个月里加班超过100小时很可能导致过劳死；在最后的2到6个月里每月加班超过80小时也很容易导致过劳死。专家们还建议劳工部在判断雇员是否过劳死时，把工作时间的规律性、出差的次数、办公场所的温度状况和噪音作为关键指标考虑在内。

（二）中国首例过劳死案件带来的法律争议

2000年10月16日在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中国首例过劳死引发的案件。对于死者死亡是否因为“过劳”，原被告双方观点分歧较大。

我国目前法律上的确没有关于过劳死的明确规定，但是，《劳动法》及其配套法规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允许加班的最长时间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和限制。当然我国的劳动立法在对待“过度劳动”的问题上也存在一些疏漏，如《劳动法》第90条仅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虽然第91条也提到用人单位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可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但对于虽然支付了相应的工资报酬，但其行为已经违反劳动法关于工作时间的限制规定且客观上造成劳动者因“过度劳动”而死亡这种情况的处理没有明确规定。

1.过劳死是否能成为一个法律概念

过劳死既没有法律定义，也没有劳动卫生科学上的界定。因为，第一，致死的因素很多，“过劳”只是原因之一，不是惟一的，“过劳”不一定就死，因“过劳”而致死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第二，“过劳”的标准很难量化。《劳动法》中有对体力劳动强度的分级，但脑力劳动无法量化。第三，过劳死必须发生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而绝不是一种未老先衰、猝然死亡的生命现象。给过劳死下定义很困难，比如在生产劳动过程中，除了劳动者固有疾病之外，超负荷工作致心脏停止跳动就叫过劳死，但“超负荷”很难界定，同样的“超负荷”劳动强度，对有的人可能致死，有的人又不一定致死。因此，既然过劳死法律定义很难确定，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不宜采用过劳死的概念。

但过劳死的现象又确实存在，它属于自然死亡范畴，但有其特殊性，可称为特殊的自然死亡。过劳死的原因就是工作节奏加快，精神压力增大，长期超负荷工作，超过人的体力、脑力所能承受的限度，积劳成疾。虽然立法上确定过劳死这一法律概念还较困难，但至少应当规定过劳死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确认过劳死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是“过劳”的事实，它主要指劳动者长期超过《劳动法》规定的强度、时间或工作压力极大、环境恶劣；二是没有明显原因的突然猝死；三是通过尸检排除突发疾病引起的死亡，即“过劳”与死亡有因果关系。过劳死实质上是掠夺性使用劳动力或超过劳动力正常生理限度而带来的恶果。这种因果关系能够通过技术手段测定，或者通过技术手段排除其他死因进行推定。

2.过劳死是否属于工伤，责任应由谁来承担

《劳动法》对工伤的认定主要有四个因素，一是完成工作任务或执行公务造成的；二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三是从事与本单位或本职工作有密切联系的工作；四是从事有利于国家和社会活动造成的，只要符合其中一条就可以认定为工伤。但如果死亡是由劳动者自身原因造成的，比如酗酒、自杀、自身疾病造成的，由于与工作不具有因果关系，很难认定为工伤。

如果过劳死一律定为职业病，享受工伤待遇，会使企业和社会保险机构不堪重负。因为过劳死的死亡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虽然最主要原因是劳动，但还有其它的如竞争压力、心理因素等原因。但如果所有的过劳死都不享受工伤待遇，就会使企业的侵权行为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所以笔者认为对于企业严重损害劳动者生命权、健康权和休息权而导致的过劳死可以适用工伤待遇。如果劳动者是由于加班加点过度劳累死亡，单位不仅应承担工伤责任，还要承担侵权责任；如果劳动者死亡被认定为工伤，单位就不承担赔偿责任，而只承担《劳动法》中关于工伤保险的补偿责任。在工伤情况下，由单位过错造成的工伤，单位承担的是民事赔偿责任或补偿责任；相反单位无过错造成工伤，那么单位只承担补偿责任而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是被雇佣方自身原因造成死亡，单位不承担责任。

3.对于过劳死的认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