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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工贸易主体对销售网络的影响
加工贸易主体不同,其销售网络的形式不同。内资加工贸易企业的销售多通过外贸公司、出售给海外中间商、深加工结转等方式完成。通过外贸公司实现销售的情况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外贸公司接单以后委托加工贸易企业生产,另一类是没有进出口权的加工贸易企业接单后,找外贸公司作。对于外商投资的加工贸易企业,其销售方式主要是境外接单境内生产。
(二)企业规模对销售网络的影响
企业规模大小对销售网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大型加工贸易企业能够拥有自己的销售网络,尤其是外方是大型跨国公司的外商投资企业,这些企业未到中国之前,就在国际市场拥有一席之地,进入中国只是其全球发展战略的一个部分。这种销售网络更多地体现在公司的内部交易上。中小企业受制于资金限制,则可能更多地依赖中间商来实现销售。
(三)产品用途对销售网络的影响
根据产品的用途,加工贸易企业的产品可以分为面向大众消费者的生活消费品和面向生产者的生产消费品。如果生产的是面向生产者的生产消费品,加工贸易企业的销售比较容易通过与下游企业之间形成战略伙伴关系来实现,因此此类加工贸易销售网络的建设从寻找下游企业开始,国际市场供求信息对其开拓国际市场至关重要。对已经拥有买家的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加强售后服务、降低产品价格是维护这种战略伙伴关系的主要措施。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有的企业为了保持买卖双方的信任关系,甚至不愿意拥有自己的品牌。
如果生产的是面向大众消费者的生活消费品,加工贸易企业的销售就要通过一般的商业流通渠道来实现,流通环节包括生产商、批发商、零售商和消费者,这个环节越长,生产商获得的利润越少,但是生产商要想通过缩短流通环节增加利润,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企业首先要创立自己的品牌,加大宣传力度,让消费者对产品有所了解。此类企业也需要在提高产品质量、加强售后服务和降低生产成本上面下工夫。
二、我国加工贸易海外销售的现状与评价
(一)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市场分布
加工贸易企业出口主要面向三类市场:原材料主要采购国,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所在国———通过母公司内部交易实现,其他国际市场,即除原材料主要采购国和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所在国以外的第三方市场。根据调查问卷的结果,加工贸易产品主要出口市场是第三方市场,接受此项调查的企业中有94.2%认为其他国际市场是主要出口市场,而选择返销原材料主要采购国和母公司内部贸易的企业比例只有20%左右(参见表1)。这种分布的原因在于我国加工贸易的主体以来自港澳、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东盟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外商为主,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的市场狭小,他们在我国开展加工贸易的目的是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以保证其产品在欧美等市场的竞争能力。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是这些企业的目标市场。
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出口市场的分布上,基本相同,但内资企业没有母公司内部贸易,出口市场多样化比率低于外资企业。
表1接受调查企业出口的主要市场
资料来源:根据课题组企业问卷调查计算整理。
(二)加工贸易企业销售渠道的总体状况
在问卷列出的6种海外销售渠道中,利用海外母公司的销售渠道和出口给海外批发商是最主要的两种渠道。接受调查的企业中,46.5%的企业利用海外母公司的销售渠道,31.6%的企业将产品出口给海外批发商,选择其他四种渠道的企业比例都在20%以下,其中利用中国外贸公司的销售渠道的企业最少,只占接受此项调查企业的8.6%(参见表2)。显然,在通过海外母公司和原材料外方提供者的销售渠道进行出口的情况下,整个产品的经营网络极有可能控制在母公司和原材料外方提供者手中;出口给海外批发商和零售商则意味着有相当大部分的利润留给了中间商。而在利用中国外贸公司的销售渠道和出口给海外生产商的情况下,经营网络和利润极有可能由国内加工贸易企业控制和掌握。利用这
两类渠道的企业比重非常低,意味着我国加工贸易企业在销售方面严重受制于母公司和中间商,加工贸易带来的利润也相应地掌握在他们手里。
表2接受调查企业的海外销售渠道
企业数比重
A.利用海外母公司的销售渠道27546.5%
B.原材料的外方提供者11419.3%
C.出口给海外生产商7512.7%
D.出口给海外批发商18731.6%
E.直接出售给海外零售商7112.0%
F.利用中国外贸公司的销售渠道518.6%
接受此项调查的企业591130.8%
资料来源:根据课题组企业问卷调查计算整理。
(三)内资企业的销售渠道
对于内资企业,由于没有外资介入,因此可以将利用海外母公司的销售渠道排除。表3的数据显示,出口给海外批发商是内资企业最主要的销售渠道,利用该渠道的内资企业比重为63.4%,其余4种销售渠道的企业分布基本相同,直接出口给海外零售商的企业比重较大,为19.5%,销售给原材料外方提供者的企业比重最低,为15.4%。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出口给海外批发商的比重高达76%,说明国有企业在销售上比较依赖海外批发商。一般地,交易环节越多,生产企业所能获得的利润越少,因此对于国有企业,如何减少流通环节,是提高利润的重要手段,尤其是那些以生产大众消费品为主的企业。集体企业将产品出口给海外批发商的比重虽然也是最高的,但总体上分布比较平均。与国有企业相比,将产品返销给原材料外方提供者、直接出口给海外零售商和利用中国外贸公司销售渠道的集体企业比重较高。集体企业的销售渠道相对来说更具多样性。国有企业对某一渠道的依赖,使得其销售容易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
表3接受调查的内资企业的销售渠道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课题组企业问卷调查整理。
(四)外商投资企业的销售渠道
表4的数据显示,55.5%的外商投资企业利用母公司的销售渠道出口,25.2%的外商投资企业利用原材料外方
提供者的销售渠道,24.5%的外商投资企业将产品出口给海外批发商,其他三种销售渠道的企业比重都很低,其中利用中国外贸公司的销售渠道的外商投资企业比重最低,只有6.4%。
在各种形式的外商投资企业中,中方控股的合资企业对母公司销售渠道的依赖程度最低,只有27.9%的企业利用母公司的销售渠道出口,利用原材料外方提供者的销售渠道和出口给海外批发商的中方控股合资企业的比重都高于这一比例,分别为60.5%和38.4%;中外合作企业对母公司销售渠道的依赖也低于外方控股的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这可以部分地说明外方投资者在中方控股的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中对销售渠道的控制相对有限。另外,相对于外方控股的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中方控股的合资企业利用中国外贸公司的销售渠道的比重较高,分别为11.8%和8.1%,也可以说明外方对这两类外商投资企业销售渠道的控制相对较低。
(五)外方投资者不同,其销售渠道分布存在明显差异
对于大型跨国公司来说,利用母公司的销售渠道是其最主要的销售途径,68.9%的企业是利用母公司的销售渠道出口的,选择其他5种渠道的企业比重都低于20%,其中出口给海外生产商的比重最低,反映出大型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和销售的特性及实力。个人投资者利用海外母公司销售渠道的比重最低,只有28.9%。出口给海外批发商是个人投资者最普遍采用的销售方式,说明个人投资者在经营网络方面比较倚重海外中间商。中小企业利用母公司销售渠道的比例也很高,为52.3%,但低于大型跨国公司。
表4接受调查的外资企业的销售渠道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课题组企业问卷调查计算整理。
相应地,中小企业出口给海外生产商、批发商和零售商的比重要高于大型跨国公司。除其他情况外,中小企业利用中国外贸公司的销售渠道的比重最高,7.5%的中小企业利用此渠道进行销售。另外,中小企业销售渠道多样化的程度要高于大型跨国公司和个人投资者。(参见表5)
表5按外方投资者分,接受调查的外商投资企业的销售渠道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课题组企业问卷调查计算整理。
(六)企业产品品牌的使用情况
企业产品品牌对企业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至关重要。总的来说,加工贸易企业主要使用海外订货商(或其指定)的品牌,这类企业占接受此项调查企业的49.9%,使用自己品牌的企业占36.1%,使用母公司品牌的企业占30.6%,使用国内订货商(或其指定)品牌的企业只有4.8%。(参见表6),从数据上看,使用自己品牌的企业比重并不很低,但如果不考虑使用多种品牌的情况,且将使用海外母公司品牌、海外订货商(或其指定)品牌和国内订货商(或其指定)品牌看作是一体,则没有自己品牌的企业占61.2%,而拥有自己品牌的企业只有28.8%。
表6接受调查企业产品的品牌
企业数比重
A.用海外母公司的品牌17730.6%
B.用海外订货商(或其指定)的品牌28949.9%
C.用国内订货商(或其指定)的品牌284.8%
D.用自己的品牌20936.1%
接受此项调查的企业579121.4%
资料来源:根据课题组企业问卷调查计算整理。
三、我国加工贸易企业开拓销售渠道的障碍
根据调查,绝大多数企业都愿意拥有自己的海外销售渠道,也有一些企业认为是否拥有自己的海外销售渠道要视企业的发展状况而定,只有少数企业不希望拥有自己的海外销售渠道。如表7所示,68.8%的企业希望拥有自己的销售渠道;25.3%的企业要根据企业的发展情况而定,只有5.8%的企业不希望拥有自己的销售渠道。这说明加工贸易企业有良好的发展自己销售渠道的意愿,但是现实中存在一些障碍,阻碍了加工贸易企业在开拓自己销售渠道方面的努力。
表7接受调查企业是否希望拥有自己的海外销售渠道
企业数比重
A.是40268.8%
B.否345.8%
C.不一定,要视企业的发展情况而定14825.3%
接受此项调查的企业584100.0%
资料来源:根据课题组企业问卷调查计算整理。
(一)资金问题是企业开拓海外营销渠道最主要的障碍
加工贸易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除了要有价廉物美的产品外,还要投资大量的资金,进行宣传。由于资金限制,只有那些资金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才有发展海外营销网络的基础。就外商投资企业而言,外方投资者以中小企业和个人投资者居多,接受调查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外方投资者约65%属于中小企业和个人投资者,资金问题成为限制这些企业开拓海外营销网络的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43%的企业认为发展海外营销网络的成本太高,企业资金有限(参见表8)。
表8接受调查企业认为发展海外营销网络的制约因素
企业数比重
A.成本太高,企业资金有限22243.0%
B.国际市场供给饱和,新品牌难以进入8015.5%
C.企业不能及时获得国际市场供求信息11622.5%
D.缺乏发展自己营销渠道意识6312.2%
E.合作(或合资)外方限制本公司发展自己的海外影响网络6813.2%
F.其他468.9%
接受此项调查的企业516115.3%
资料来源:根据课题组企业问卷调查计算整理。
(二)企业无法及时获得国际市场供求信息
表8的数据显示,无法获得国际市场供求信息是影响企业开拓海外营销网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22.5%的企业认为不能及时获得国际市场供求信息制约企业海外营销网络的发展。这说明信息传播的渠道需要进一步拓宽。
(三)企业在创建自己品牌过程中存在障碍
产品流通过程中,品牌的影响很大。拥有知名品牌的产品往往意味着稳定的市场份额。加工贸易企业开拓自己的销售渠道,一个重要的环节是树立自己的品牌,尤其是内资加工贸易企业。根据调查,使用自己品牌的企业比例相对较低。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自己品牌知名度低和无力投资作广告是最主要的两个原因。如表9所示,分别有38.8%和26.9%认为自己品牌知名度低和无力投资作广告是企业使用自己品牌的障碍。这两个原因之间是关联的,广告和品牌之间相互影响,好的品牌必然是堆积在大量的广告之上,如果一个企业无力为自己的产品作宣传,就很难树立知名品牌,尤其是那些大众消费品。因此,企业不使用自己品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资金短缺。另外,18.6%的企业认为没有必要形成自己的品牌,这些企业多数是给国际知名品牌代工,只要与这些知名公司保持良好的伙伴关系,就不担心产品的销路。知识产权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也是原
因之一,但比重相对较低,只有11.2%的企业认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是使用自己品牌的障碍。可能的原因在于,加工贸易企业的产品多数用于出口,且出口渠道比较固定,国内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对其销售影响不大。
(四)企业电脑化经营相对滞后
随着网络的发展,企业的网络建设对开拓营销网络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如果企业能够充分利用网络获得快速、
表9接受调查企业认为使用自己品牌的障碍
企业数比重
A.知识产权得不到应有的保护6111.2%
B.无力大量投资做广告14726.9%
C.自己品牌知名度太低,影响销路与价格21238.8%
D.没必要形成自己的品牌10218.6%
E.其他17632.2%
接受此项调查的企业547127.6%
资料来源:根据课题组企业问卷调查计算整理。
低廉的信息,就可能有机会迈向国际市场,尤其是中小企业,完善的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其参与国际行销。发展电子商务的基础是电脑化经营和管理。这对于大企业来说比较容易实现,但对于中小企业则存在一定的困难。中国台湾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台湾“52.46%的中小型制造业表示在推展业务电脑化方面遇到困难”(《制造业经营实况调查报告》,网上资料)。这个数据对了解中小型加工贸易企业电脑化的情况很有帮助。
(五)缺乏优秀的营销人才
建立营销网络,人才是关键。根据台湾对本地中小型制造业的一项调查显示,面对激烈竞争的环境,优秀行销人才的缺乏,以及行销研究(商业分析与市场预测)人才不足是中小型制造业在行销方面所遭遇的最主要的困难之一。大陆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表8中,选择其他选项的企业中多数表示人才不足阻碍了其发展海外营销网络。
四、改进的建议
由于我国加工贸易是以引进外商投资的形式发展起来,内资加工贸易企业的发展相对薄弱,因此加工贸易企业的销售渠道被海外接单人和中间商控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状况是合理的。前面提到加工贸易的销售渠道控制在海外接单人和中间商手里,容易造成加工贸易企业利润水平低,缺乏自主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和企业应共同努力,开拓自己的销售渠道。
(一)企业应建立符合实际情况的营销策略
拥有自己的销售渠道对加工贸易企业稳定发展意义重大,但不管是制造企业,还是贸易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在开拓销售渠道时,必须建立符合实际情况和自身发展状况的营销策略,否则欲速则不达。对于大型的制造企业,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可以在进行代工的同时尝试树立自己的品牌,积极开拓自己的营销渠道;对于中小型制造企业,资金和销售人员储备相对不足,营销策略的重点应在提高产品质量、加强售后服务和新产品开发等方面,同时积累资金和行销人员储备,逐步将企业做大做强;对于贸易企业,营销渠道的竞争意味着服务的竞争,只有提供更好、高附加价值的服务,才能巩固与老客户的长期关系,开拓新客户。
(二)加强工贸结合,帮助内资制造企业开拓市场
前面提到,加工贸易领域工贸结合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贸易企业接收海外订单后,在国内寻找合适的制造企业进行生产;另一种是制造企业接到订单后,因没有进出口权,必须找一家贸易企业做。前者多是内资加工贸易企业结合的方式。是内资制造企业发展加工贸易的主要渠道;后者则是外资加工生产企业与贸易企业结合的方式。随着我国进出口经营权的逐步放开,贸易企业的这种纯业务势必降低。对于贸易企业来说,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是第一种方式。贸易企业接单,寻找合适的制造企业生产,可以充分发挥贸易企业和制造企业的优势,增强内资加工贸易企业的竞争力。许多开展加工贸易的内资制造企业是中小企业,在海外业务方面缺乏竞争力,而贸易企业熟悉海外市场,但自身没有制造能力,两者的有机结合可以有力地促进内资加工贸易的发展。
目前这种形式的工贸结合规模太小。我国加工贸易企业多数是外商投资企业,内资制造企业的数量非常少。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国内贸易企业的功能没有充分地发挥,根据问卷调查,只有17.9%的内资企业利用贸易企业的销售渠道;二是内资制造企业产品的质量无法满足客户的要求,这也是加工贸易国内采购比率低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扩大工贸结合的规模,就需要贸易企业和制造企业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政府有关部门也可以采取适当的奖励措施,鼓励贸易企业在海外市场积极寻找订单。
(三)改善投资环境,变海外接单为国内接单
我国加工贸易企业多数是外商投资企业,其加工贸易业务多采用海外接单、国内生产的方式。销售渠道为海外接单人和中间商掌握,使得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空间狭小,发展受到制约,尤其是对中外合资的加工贸易企业,中方的利益受到一定的损害。对此,政府应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方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国内的同时,将其营销环节也转移过来,变海外接单为国内接单。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包括继续给予加工贸易企业优惠的税收政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改进主管部门的管理等多方面。
变海外接单为国内接单以后,不但可以提高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水平,有利于加工贸易企业的发展,而且可以在国内培养一批营销管理人才,解决我国行销人才缺乏的问题。另外,鉴于在所有形式的外方投资者中,中小企业利用中国贸易企业销售渠道的比重最高,因此在吸引外资进入加工贸易领域时,政策应适当向中小企业倾斜。
长虹和海尔是中国家电业的领头羊,无论是在产品多元化,还是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都取得较好的成绩。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入世后我国开放程度的加大,大型跨国公司在各国的渗透空前加深,我国国内著名的品牌,要守住国内这块市场会越来越难。因此我们不能把眼光局限在国内这块市场上,虽然大家都说我国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但家电这块市场是相对饱和的。
诚然,守住家门这块市场,不断创新发现新的市场空间也很重要。
我们来看看在实践中我国家电业的领头养的长虹、海尔是如何走向国际市场的:
海尔在走向国际市场时,实施了创本土化海尔名牌的“三部曲”:本土化认知阶段,本土化扎根阶段,本土化名牌阶段。
“先难后易”达到认知
首先,海尔认为必须在观念上转变传统出口的误区,出口是为了创牌而不是创汇,用“海尔-中国造”的著名品牌提升创汇目标。在进入国际市场时,海尔采用“先难后易”战略,先进入欧美等在国际经济舞台上份量极重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取得名牌地位,再以高屋建瓴之势进入发展中国家,并把使用海尔品牌作为出口的首要前提条件。
“三位一体”扎根
为了实现海尔开拓国际市场的三个1/3(国内生产国内销售1/3,国内生产国外销售1/3,海外生产海外销售1/3)的目标,海尔在海外设立了10个信息部6个设计部,专门开发适合当地人消费特点的家电产品,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立足当地融资和融智,发展成本土化的世界品牌。
超前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求,创造本土化名牌
海尔实施国际化战略的目标是创出全球知名的品牌,要创名牌,仅有高质量是不够的,必须和当地消费者的需求紧密结合,而且要超前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求。
我们再来看一下长虹的国际化道路:
与海尔相比,长虹进入国际市场起步较晚,前些年可能是忙于做好国内市场,尽管想走出去的意识可能由来已久,但在行动上却迟迟没有开始。当海尔在全球市场上已初见成效,海外销售额占有较大比例时,长虹才开始起步,1998年开始进军海外市场,当年完成121万美元,海外业务由此起步。经过5年不懈发展,长虹已先后在美国,澳大利亚,印尼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稳定的经销渠道,销售逐步走上正轨。2001年面对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和竞争异常激烈、价格持续走低的行业状况,产品出口仍然成功突破1亿美元大关,比上年增长219%,取得了国际国内“产销两旺”的不俗业绩。
同时,自去年以来,长虹产品的出口门类也得到了极大丰富,除传统的彩色项目外,“精显王”背投彩电、数字卫星接受机、空调、视听、一次/二次电池等也相继走出国门,行输出和高频头等一系列关键电子元器件纷纷销往土耳其、韩国和日本,成为三星、现代、大宇、东芝等跨国巨头的供应商。此外,成套技术的输出和生产线输出也有了明显的增加,逐步成为带动散件出口业务的主导。
作为中国家电业的领头羊的长虹和海尔,在国际化经营中所体现的经营特点和其在国际品牌中的地位却迥乎不同。
从意识上看
海尔国际化意识较强较早,海尔从德国引进技术以来,就力求将海尔品牌再打回德国,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补充新鲜血液当时在国内是很早的,海尔人早在80年代就已预测到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各国都会融入到国际竞争中,这种意识在国内是很超前的少有的,许多企业才刚刚开始起步,海尔一直坚持着国际国内一起抓,这在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时是很受益的。
从理念上看
海尔的经营理念是“创牌”而不是“创汇”,出口产品开拓海外市场,打“知名度”,创世界的海尔。而长虹从开始进军国际市场,就肩负创汇重任,长虹是四川的出口大户,近年来在低基数上的高速增长,着实让四川的外贸出口火了一把,2002年长虹出口7.4亿美元。增长6.4倍,直接拉动四川外贸增长40.4个百分点,跃居西部中西部之首。这是喜也是忧,四川政府害怕的是一旦长虹的出口遭遇不利,四川的整体出口形势就堪忧,而长虹外贸面临极其不稳定的形势,肩负的“创汇”压力肯定不轻,不利于清醒认识出口形势,进行长远规划。
从策略上看
海尔对外经营始终不放弃品牌,为创世界品牌做出不懈的努力;采取“先难后易”的形式,在美国本土设厂,近距离接触消费者,及时对市场反馈的信息做敏捷的反应,得到消费者的认同和喜爱,同其他著名品牌忠诚度很高的公司争夺市场份额;为当地提供就业,绕开了各种关税壁垒,得到政府的认同;最后关键是在竞争最激烈的地方融智。通过在世界第一层次的市场成功建立著名品牌,再挥师进入第二第三层次国家的市场就易如反掌。长虹进入难度较低的第二第三层次市场仍然采用销售渠道或,没有建厂绕壁垒;在进入欧美日等世界第一层次的国家市场时只能采用和贴牌方式,处于被动地位,丧失主动权,不利于把握市场,掌握利润,和大型跨国公司不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谈不上一个档次的竞争。
从体制上看
长虹是国有企业,最终受控在政府手中,一些大的战略的决策权掌控在政府手中,很难保证战略始终有利于企业长期健康发展,如前些年的倪润锋的调任和每年背负的创汇重任。同时在对企业进行改革时,一些长期的有挑战性的战略难免会遇到障碍,正如海尔当时要在国外建厂和在国内扩大规模时也遇到一些阻力和障碍,正是由于海尔当时自己掌握了最终决策权才挺了过来。
参考资料:
陶瓷作为我国古代一项重要发明,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伴随着我国人民同外界的接触,开始了向海外的传播。我国陶瓷的外输始于汉晋六朝,发展于隋唐宋元,鼎盛于明中期至清中期,海洋交流区域逐步从东亚岛弧扩展到印度洋两岸、乃至大西洋两岸,瓷器成为古代世界“中国制造”的标志产品。18世纪晚期是清代陶瓷贸易的转折期,自该时期起,中国陶瓷外销趋于低迷,外销对象和区域也发生很大变化,在瓷器贸易方面欧洲市场不断萎缩,而新兴的美国代之而起,东南亚和非洲等地区已广泛沦为殖民地,其经济受到西方殖民者的控制,对华瓷的需求量也有所下降,而对大宗的华瓷运输销售则基本掌握到殖民者手中。本文试在考察该时期华瓷外销状况的基础上,探究这一时期华瓷外销发生变化的原因。
一、十八世纪晚期至十九世纪中期华瓷外销状况
十九世纪以前,中国陶瓷长期占据着世界市场欧洲制瓷业,因为我国制瓷技术历史悠久,人民在上千年的实践中练就了高水平的陶瓷工艺,对其生产技术的保密措施也做得较好。华瓷贸易的繁盛期是明中期至清中期,1715年英国在广州开设了第一个陶瓷贸易机构,法国、荷兰、瑞典等国在1728年之后也纷纷设立类似机构,这为华瓷的外销奠定了有利基础。据粗略统计,“在十七世纪的八十年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运出景德镇等中国瓷器1600万件。仅在1684到1791年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华瓷的进口,约有2.15亿件华瓷被运到英国。1700年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欧洲的港口一天就卸下146748件景德镇次等华瓷,1729-1794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便运销景德镇等华瓷大约4300万件。1750-1755年间欧洲实力一般的瑞典东印度公司进口华瓷1100万件,1760年丹麦第三贸易公司的华瓷订单有3284054件。”[①]可见该时期华瓷外销规模之大,该时期瓷器贸易的主要市场是欧洲。华瓷的精美实用和其价格的竞争力使它在欧洲市场占有优越地位。
1、华瓷在欧洲市场的萎缩
清前期华瓷大批向欧洲出口,扩大了华瓷的国际市场,这也极大的促进了华瓷的发展,但是到了十八世纪末,华瓷经历了近三个世纪的对欧出口后,华瓷在欧洲的市场不断萎缩。我们可以从十八世纪欧洲及荷兰定制华瓷的情况看出这些变化。(详见下表)
年代
盾徽瓷数量
1710一1720
19
1720一1730
96
1730一1740
114
1740一1750
192
1750一1760
299
1760一1770
145
1770一1780
159
1780一1790
144
1790一1800
95
1800一1810
9
1810一1820
3
资料来源,吴建雍: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辽海出版社,1999,P290
以上数据,尽管只反映了盾徽瓷的很小一部分,但我们可以从这些数据看出十八世纪华瓷在欧洲销售的演变,十八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是中西瓷器贸易的高峰时期,十八世纪后期,瓷器贸易日渐低迷。英国东印度公司最终于1801年决定不再将瓷器列为公司的常规货物。
2、华瓷在美国市场的兴起
美国殖民地时期在其宗主国英国控制下进口华瓷,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中美直接贸易海上航线开始打通,这为华瓷大量销美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逐渐成为华瓷外销的主角,弥补了华瓷在欧洲市场的不利局势论文怎么写。
1784年8月,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返程货物就有瓷器962担、丝绸491担、南京织锦24担等丰富多彩的中国商品。[②]该船1786年再度远航广州时,又运走了大量青花瓷、瓷塑观音、瓷器宝塔等华瓷。中美瓷器贸易虽然较英法各国迟,但其华瓷的入口量迅速超越其它欧洲国家。1796年,中国瓷器占美国商舶载货物量的15%,1818年则增加到24%。据载,“1798一1799年的贸易季里,五艘从广州回航的美国商船所载运的瓷器量,总共是1187箱。1820年前后欧洲制瓷业,中美瓷器贸易达到一个高峰,1816年John Jacob Astor的一张瓷器订单里就包括了265箱青花的茶或咖啡套装饮用具,600箱茶具和102箱混合瓷器,总值7304.86美元。而Caledonia号美国商船在1817一1818的贸易季度从广州向美国贩运了数量惊人的瓷器,商人Robert Waln、John C.和WilliamH. Smith在这批船货中买到3000箱瓷器”[③]。
十九世纪初,改革质量和调整价格后的欧洲瓷器再次进入美国市场,与质量不断下降的景德镇瓷器展开竞争,中美瓷器贸易也逐渐衰落。“在1833一1834的贸易季度里,从广州返航美国的43艘商船只有其中4到5艘装运瓷器,总数不过1322箱,大部分商船已不再购买华瓷回国”[④]。到前后,除少数精瓷外,美国已不再依靠中国进口瓷器。
二、十八世纪晚期至十九世纪中期华瓷外销趋于低迷的原因
以上考察了该时期中外陶瓷贸易逐渐衰退的主要表现。那么其原因何在?综观这一时期中外陶瓷贸易,其国际市场逐渐萎缩是欧洲制瓷业的发展对华瓷需求迅速收缩、华瓷产量及质量不断下降、贩运华瓷的利润明显减少等多种因素交错作用的结果。其主要原因有:
1、欧洲制瓷业的发展
十六世纪,华瓷输入欧洲后,其巨额利润激发了欧洲各国试制华瓷的热潮。但直到十八世纪,欧洲的制瓷业尚处于实验和探索阶段。十八世纪初叶,欧洲才取得硬瓷实验的成功,他们的主要产品还是釉陶或软瓷。总之,十八世纪前中期,欧洲硬瓷的生产,还处在起步阶段,其形状和装饰还是效仿中国瓷器,产量十分有限,价格昂贵,只能满足少数富有阶层的需求,难以和装饰图案种类繁多、价格相对低廉的华瓷相比,中产阶级和广大公众仍旧仰仗华瓷的供应,因此华瓷在欧洲还拥有广阔的市场。十八世纪中后期,欧洲制瓷业努力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完善产品的款式和图案,以适应市场,华瓷逐渐处于不利地位。华瓷在欧洲市场上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如1780年代,欧洲对粗瓷的需求明显增多,对比较高档的华瓷需求减少。此间的一些记载,讲道:“大班称为炻器的粗瓷,需求量很大。因为这些粗瓷耐损耗,适合用作旅馆的餐具。”[⑤]这是因为欧洲新兴的制瓷业欧洲制瓷业,在迎合西方顾客的情趣和交货速度方面占有优势,在粗瓷的批量生产上还达不到中国的水平,普通瓷器的价格上尚竞争不过中国。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洲制瓷业的进一步发展,不但成功烧制出适合本国市场的日用真瓷,还努力打进国际市场,在美洲、中东、北非都有欧瓷出售。英国的Wedgwood、Worcester、Staffordshire瓷厂,法国的Sevres、Limoges瓷厂都向美国输出瓷器,英国自1810年起从瓷器进口国变成出口国[⑥]。欧洲本土瓷器逐渐把亚洲瓷器排挤出欧洲市场。同时,为了保护欧洲瓷器工业,各国都采取了关税保护,进口瓷器都必须缴纳高额的税款,这对华瓷是一个重大打击。[⑦]
2、华瓷质量和产量的下降
乾嘉之际,清朝社会经济由盛转衰,从嘉庆开始,为了节省开支,朝廷已不再向景德镇御窑厂派专司其事的督陶官,而改由地方官兼管。此时御窑厂的规模、瓷器品种和数量都在缩减,瓷器生产大多沿袭旧制,很少进行创新,许多高成本的瓷器也不再烧造。嘉庆早期青花瓷器大多延续乾隆时期的风格,到嘉庆后期,由于国内购买力降低,青花瓷以日用瓷、粗瓷为主,精瓷逐渐减少。瓷器的质量和艺术水准都远不如乾隆时期。《陶雅》一书记载:“嘉道而降,画工、彩料,直愈趋愈下。”乾隆后期景德镇高岭土严重缺乏,嘉庆时开始从星子县开采高岭土。由于土质含量不同,工匠一时难以掌握二元配方比例,经常出现盘塌底的现象,因此景德镇工匠加大加厚瓷器底部,同类瓷器比乾隆时期的都重。尽管有些精美器物风格上与乾隆青花相差无几,但缺乏精雕细琢。为了节约成本,一些民窑不用瓷饼,直接放在粗砂上烧制,出现圈足沾砂的现象,釉面出现“波浪釉”“橘皮纹”十分粗糙。
中国的制瓷业在1780年代还受到了自然灾害的影响,据载,“瓷器作坊遭遇到很多困难,数量大减”论文怎么写。广州的大班报道:“越来越多的瓷器作坊倒闭。在10—12年间欧洲制瓷业,已有180余家破产”。广州瓷器经营商讲道:“1786年的旱灾和米价的上涨,使得工人几乎无法维持生活,窘迫到不得不放弃烧瓷的工作”。[⑧]
此外,华瓷生产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地方官吏对民窑制瓷业课征重税,以采办为由低价收购甚至无偿占有生产者的劳动成果。还有各种繁重的差役负担,窑场工匠常被轮流征用为官府烧制瓷器。
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景德镇和全国各主要窑口的瓷器生产数量和质量都在走下坡,制瓷业的不景气制约了中西陶瓷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华瓷销路大不如前。
3、贩运华瓷利润下降
1770年以前,瓷器贸易基本上保持着比较高的利润,欧洲各国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争相进口华瓷,十八世纪晚期起,欧美多国政府为保护本国制瓷业,不断增加华瓷入口税,而清政府对外国商船的税收却不见减少,贩运华瓷的利润明显下降。例如,1740年之前,荷兰销售华瓷的利润基本上都能保持在100%以上,1730年高达232%。1740一1770年间,利润有所下降,但除了个别年份之外,利润基本上仍能保持在100%左右,1757和1758年的利润甚至超过了200%。1771年开始变得惨淡,利润基本上只能在50%左右。1786年的利润仅有16.7%,1792年则是20.5%(见下图)
与此相反,茶叶的销量随着饮茶在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普及而日益增加,而且欧洲本土和殖民地都还未培植出茶叶,“在十八世纪,茶只能从中国获得”,因此十八世纪晚期起,随着茶叶利润的水涨船高,很多欧洲国家都将对华贸易重心转移到可以获得巨额利润的茶叶贸易上。华瓷贸易额在总贸易额中的所占比重逐渐减少,“1792年广州总共输出价值7490524两的货物,其中瓷器44230两,只占了0.59%”[⑨]。
综上所述,十八世纪后半期,随着欧洲本土制瓷业的成熟,华瓷利润的下降,欧洲市场开始排斥华瓷欧洲制瓷业,这种局面,使华瓷处于不利地位。但是,此时中美直航贸易的开通,由于美国没有本土瓷器工业可与华瓷竞争,大量进口华瓷,华瓷为了适应美国市场的变化,也不断更新瓷器的样式和装饰,华瓷尚未完全失去发展机遇。十九世纪前中期,欧瓷器质量有了很大提高,瓷价不断下调,与质量不断退步的华瓷展开竞争,进入美国市场,激烈的资本主义竞争挤掉了华瓷的国家市场,中国的瓷器行业生产和贸易地位逐渐衰落。
个人信息:
余张红江西九江人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二年级研究生
研究方向:区域政治与对外关系。
[①] 刘昌兵.海外瓷器贸易影响下的景德镇瓷业[J].南方文物.2005,(3)
[②] 朱培初:《明清陶瓷与世界文化的交流》,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第107页。
[③] D.F.Lunsingh Scheurleer: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P71一73
[④] Jean Mcblure Mudge: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for the American Trade(1785一1835),P125
[⑤] C.J.A.Jong: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P.124
[⑥] Jean Mcblure Mudge: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for the American Trade(1785一1835),P126
传播学中有一个简单的道理,传者所传信息的内容与受传者知识、经验的重叠范围越大,传播效果越好。《功夫熊猫》的成功,恰恰应了这个道理。为了制作出符合中国观众口味的影片,它的主创人员历时8年研究中国文化(包括研究香港功夫片和北京奥运会的艺术体操项目中中国文化元素如何能巧妙地融入影片中),到中国采风,走访北京、山西平遥、河南少林寺以及四川成都,将大量的中国文化元素融入影片中,为中国观众营造了一个他们仿佛置身其间的熟悉环境。再加上该片主创人员巧妙的构思,精准的定位,高科技的制作以及专业化的运营,《功夫熊猫》和《功夫熊猫2》能够赚取高票房就不足为奇了。
一出现的问题
人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人事就是对员工的选择和使用。因此新战略与政策的实施往往要求新的人力资源管理重点以及对员工的不同使用。哪么这就需要聘用有新技能的员工,解聘哪些技能不符合要求的员工。
MNC在根据战略需要招聘培训合适的员工时,由于其招聘的员工来自不同的国家,受到本国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民族文化、以及有本国的价值观,对事物的态度和好恶所左右,他们所提出的方案及做出的决策等都存在着差异化,这给大多数MNC完成长期、全球目标造成了困难。因此在这处理人事中常遇到以下问题:
(一)因文化差异、习惯不同而导致的管理不善,人力资源管理成本的增加。
文化差异的确是一个最令人头痛的变量,然而它又是一个最重要最不容忽视的变量。许多失误就是因为对这些差异缺乏全面的了解而造成的。下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海尔是中国一个比较有名气的跨国公司,其标志是两个上半身没穿衣服的两兄弟,其产品在大部分国家是受欢迎的。但其产品却在中东一些阿拉伯国家中遇到不少麻烦。其因是在阿拉伯国家中不允许出现没有穿衣服的人物,这会被认为是对人的不尊敬。所以在阿拉伯国家的妇女都是穿得严严实实的只留出两面个眼睛。很显然在选择在中东阿拉伯国家的销售负责人员就慎重些。
(二)相关人员能力不足
MNC在实施新的战略与政策时,必须有着适合的人员万分和技能组合的强大的管理人员。除非在关键的职位上都已经配置了有能力的人选,否则要实施新的战略和政策是很困难的。因此如何来培训企业管理人员,提高其能力,这是MNC在处理人事中的国际问题普遍存在的问题。
(三)用人不当
古人去:“业术有专攻”。MNC在处理人事中应当全面了解和知晓这些人员的特点、强项、优势、劣势等。如果MNC把一个适合做管理不适合做销售的人员安排从事,到海外销售工作,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在中国就有一些公司把对文化毫不敏感的人用在海外敏感的管理和销售的岗位上,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四)缺乏移情能力,存在感知差异
移情能力是指设身处地去考虑别人的想法、做法等。上面讲过了因受文化差异、风俗习惯的影响、人员之间存在对同一件事存在不同的感知。这也是MNC在处理人事中的比较棘手的问题
(五)其它可能出现的问题
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有很多问题是潜在的但没出马上表现出来的。所以这也是MNC领导层难以处理的一个问题。[
二对策
心上分析了MNC在处理人事中所遇到的国际问题,哪么如何来解决以上的问题?我觉得应从以下几方面来解决。
(一)MNC管理都者需要思考和理解文化差异及有可能导致的文化冲突。
MNC的管理人员到具有不同文化的东道国工作时,往往会遇到很多困难,产生矛盾,从而影响了新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因些在员工的选择和使用上须谨慎。
(二)建立有效的跨文化沟通机制。
要消除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必须发展有效的跨文化沟通。这是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渠道促进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理解和适应,跨文化沟通就当是广泛深入的。存在于不同民族文化、企业文化和个人素质各层面之间。在跨文化沟通时应尽量使用双向沟通。双向沟通的结果所得到的反馈可以帮助进一步阐述双方的意图,有助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住处作出完整和正确的传递和表达。
(三)恰当运用“文化移情”。
文化移情就要求人们设身处地考虑他国文化、摆脱自身的本文化的约束,并对他国文化采取较为完整的立场。文化移情也应该遵循适度原则,即既不能移情不够,又不能移情过度。文化移情的适度主要体现在知觉移情和交际移情这两个方面的适度。要贯彻文化移情的适度原则,就必须坚持文化平等性原则,反对民族文化中心主义,克服文化偏见和定势等不正常的心态,在跨文化交际裎中提高文化移情能力。
(四)跨文化培训。
跨文化又叫交叉文化,是指具有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跨文化培训可以使企业员工理解文化的差异,把握不同文化的特质,从而减轻可能的文化冲突;同时,还可以维持组织内良好稳定的人际关系,保持企业内信息流畅,另外,跨文化培训也可以使学员学会融合不同文化的方法,从而构筑文化整合的基础。对东道国员工的跨文化培训,可以促进东道国员工对企业经营理念及习惯做法的理解;对母公司外派员工的跨文化培训,则可以使其在跨国经营过程中不断克服在新环境中的新文化对自己原有文化的冲击,以更好地适应新环境和新文化的要求。
(五)进行跨文化整合
虽然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基本价值观方面有所不同,但这些人如果天天在同一家公司,受工作场所同化的影响,也可以形成相同的文化,对来自不同的员工进行文化整合。
(六)实施本土化,招聘当地人员。
在MNC实施对海外战略与决策时,可以考虑在当地招聘当地人员。其好处颇多:可以马上岗投入生产中,公司也可以不用进行跨文化的培训,这样可以减少公司的成本,提高效率。Microsoft公司前总裁鲍尔默对前Microsoft中国的总裁吴士宏讲到,他之所以费时一年,一定要找一个中国人作总经理,是考虑到在中国长期的发展战略。本地人是真正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市场,能够更有效地进行长期性行动。
参考文献:
1.席酉民主编《跨国企业集团管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
一 出现的问题
人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人事就是对员工的选择和使用。因此新战略与政策的实施往往要求新的人力资源管理重点以及对员工的不同使用。哪么这就需要聘用有新技能的员工,解聘哪些技能不符合要求的员工。
MNC在根据战略需要招聘培训合适的员工时,由于其招聘的员工来自不同的国家,受到本国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民族文化、以及有本国的价值观,对事物的态度和好恶所左右,他们所提出的方案及做出的决策等都存在着差异化,这给大多数MNC完成长期、全球目标造成了困难。因此在这处理人事中常遇到以下问题:
(一)因文化差异、习惯不同而导致的管理不善,人力资源管理成本的增加。
文化差异的确是一个最令人头痛的变量,然而它又是一个最重要最不容忽视的变量。许多失误就是因为对这些差异缺乏全面的了解而造成的。下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海尔是中国一个比较有名气的跨国公司,其标志是两个上半身没穿衣服的两兄弟,其产品在大部分国家是受欢迎的。但其产品却在中东一些阿拉伯国家中遇到不少麻烦。其因是在阿拉伯国家中不允许出现没有穿衣服的人物,这会被认为是对人的不尊敬。所以在阿拉伯国家的妇女都是穿得严严实实的只留出两面个眼睛。很显然在选择在中东阿拉伯国家的销售负责人员就慎重些。
(二) 相关人员能力不足
MNC在实施新的战略与政策时,必须有着适合的人员万分和技能组合的强大的管理人员。除非在关键的职位上都已经配置了有能力的人选,否则要实施新的战略和政策是很困难的。因此如何来培训企业管理人员,提高其能力,这是MNC在处理人事中的国际问题普遍存在的问题。
(三) 用人不当
古人去:“业术有专攻”。MNC在处理人事中应当全面了解和知晓这些人员的特点、强项、优势、劣势等。如果MNC把一个适合做管理不适合做销售的人员安排从事,到海外销售工作,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在中国就有一些公司把对文化毫不敏感的人用在海外敏感的管理和销售的岗位上,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四) 缺乏移情能力,存在感知差异
移情能力是指设身处地去考虑别人的想法、做法等。上面讲过了因受文化差异、风俗习惯的影响、人员之间存在对同一件事存在不同的感知。这也是MNC在处理人事中的比较棘手的问题
(五) 其它可能出现的问题
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有很多问题是潜在的但没出马上表现出来的。所以这也是MNC领导层难以处理的一个问题。
二 对策
心上分析了MNC在处理人事中所遇到的国际问题,哪么如何来解决以上的问题?我觉得应从以下几方面来解决。
(一) MNC管理都者需要思考和理解文化差异及有可能导致的文化冲突。
MNC的管理人员到具有不同文化的东道国工作时,往往会遇到很多困难,产生矛盾,从而影响了新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因些在员工的选择和使用上须谨慎。
(二) 建立有效的跨文化沟通机制。
要消除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必须发展有效的跨文化沟通。这是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渠道促进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理解和适应,跨文化沟通就当是广泛深入的。存在于不同民族文化、企业文化和个人素质各层面之间。在跨文化沟通时应尽量使用双向沟通。双向沟通的结果所得到的反馈可以帮助进一步阐述双方的意图,有助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住处作出完整和正确的传递和表达。
(三)恰当运用“文化移情”。
文化移情就要求人们设身处地考虑他国文化、摆脱自身的本文化的约束,并对他国文化采取较为完整的立场。文化移情也应该遵循适度原则,即既不能移情不够,又不能移情过度。文化移情的适度主要体现在知觉移情和交际移情这两个方面的适度。要贯彻文化移情的适度原则,就必须坚持文化平等性原则,反对民族文化中心主义,克服文化偏见和定势等不正常的心态,在跨文化交际裎中提高文化移情能力。
(四) 跨文化培训。
跨文化又叫交叉文化,是指具有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跨文化培训可以使企业员工理解文化的差异,把握不同文化的特质,从而减轻可能的文化冲突;同时,还可以维持组织内良好稳定的人际关系,保持企业内信息流畅,另外,跨文化培训也可以使学员学会融合不同文化的方法,从而构筑文化整合的基础。对东道国员工的跨文化培训,可以促进东道国员工对企业经营理念及习惯做法的理解;对母公司外派员工的跨文化培训,则可以使其在跨国经营过程中不断克服在新环境中的新文化对自己原有文化的冲击,以更好地适应新环境和新文化的要求。
(五) 进行跨文化整合
虽然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基本价值观方面有所不同,但这些人如果天天在同一家公司,受工作场所同化的影响,也可以形成相同的文化,对来自不同的员工进行文化整合。
(六) 实施本土化,招聘当地人员。
在MNC实施对海外战略与决策时,可以考虑在当地招聘当地人员。其好处颇多:可以马上岗投入生产中,公司也可以不用进行跨文化的培训,这样可以减少公司的成本,提高效率。Microsoft公司前总裁鲍尔默对前Microsoft中国的总裁吴士宏讲到,他之所以费时一年,一定要找一个中国人作总经理,是考虑到在中国长期的发展战略。本地人是真正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市场,能够更有效地进行长期性行动。
参考文献:
1.席酉民 主编 《跨国企业集团管理》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年
宋以前的福建经济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商品经济很不发达,郑学檬主持编著的《福建经济发展简史》和唐文基主编的《福建古代经济史》两书已作了详尽的分析。
但是,五代两宋时期,福建经济发展加速,商品经济有醒目的发展,内外贸易十分活跃,这就加速了福建经济结构的变化。商品生产的比重增大,进出口增加,对外经济联系扩大。
为了说明这种趋势,拟从以下几个方面略加论证。
首先,粮食生产的发展和粮食的生产的商品化。五代两宋粮食生产的发展表现为种植区域扩大;品种增多和良种培育、引种成功;稻米以外的粮食生产的如麦、粟、黍、豆的种植较为普遍。有关以上资料本书的第三章有两节专门涉及,故这里不再赘述。
这里着重谈一谈占城稻问题。占城稻引进无疑是对外贸易发展的结果。关于占城稻的资料,以《宋史·食货志》的记载最广为人知,以《宋会要辑稿·食货》的记载最为详尽,以《淳熙三山志》的记载最为具体(早、晚占城)。
占城稻是出产于印支半岛的高产、早熟、耐旱的稻种。《唐会要》卷九八《林邑国》记云:“以二月为岁首,稻岁再熟。”说明林邑有早熟稻。至德(756—758)以后,林邑改名环王国,五代时环王国改名占城,《五代会要》有占城国条亦谓其“粒食稻米”。
占城稻并非仅指占城国种植的稻,而是印支各国普遍有的稻种。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安南国》讲到“占禾”:“盖其境土多占禾,故以大禾为元日之犒”。而《占城国》条反而称其国“土皆白砂,可耕之地绝少。”这么说来,似乎占城稻非产于占城而产在安南(即交州今越南北部)。稍后的赵汝适的《诸蕃志》卷上《占城国》条云:“民间耕种率用两牛,五谷无麦,有稿、粟、麻、豆,不产茶,亦不识酝酿之法,止饮椰子酒。”稿即篙稻,就是说占城五谷,以稻为首。该卷《真腊国》条亦云:“厥土沃壤,田我畛域,视力所及而耕种之,米谷廉平。”
可见,印支半岛之安南、占城(又名林邑、环王国)、真腊盛产稻米,且稻种早熟,由于耕作粗放,无灌溉设施,水稻和旱稻任其自然生长。这和广西地区(广西的钦州地区三国时亦为交州境)的情况差不多,直到南宋,岭外的水旱稻种植方式就是如此,《岭外代答》卷三《惰农》条云:“其耕也仅取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耔耘,一任于天。”
占城稻耐旱、耐涝的特性可能就是在这种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粗放的耕作方式中形成的。占城稻虽以占城为名,但在广西地区和安南、占城、真腊等国普遍种植。
占城稻引入福建是和闽商往返占城、安南有关。闽商,尤其泉州商人有往海南岛、安南、占城贸易的传统。“唐成都猛将花惊定之裔,五代入闽,寓闽之丰州东焉。有花琳善培异卉奇花,李富安沽之去交,交人喜之争购也。花卉炫雅,一盆之值百金也。”“花琳富冠闽中矣。〔1〕”商人李富安购买花琳培育的花卉,运到交州去卖。交州, 唐以后辖境限于河内附近地区,即越南北部及濒海地区。这是五代闽商与交州(交趾)往来的一个例子。李富安不仅去了交州,也去了真腊、占城、暹湾:“李富安字山平,弃学经商,航舟远涉真腊、占城、暹湾诸国,安南、交趾尤熟居。每次舟行,村里咸偕之去。……李家港乃李山平之舟泊处也。〔2〕”因为举村去交州(安南、交趾)、占城、 真腊贸易,就会出现移居问题,占城稻极有可能是这些贾贩者、移居者(早期华侨)们携至泉州的。
我从以上两条引自《西山杂志》(手抄本)的记载推测,占城稻之传入福建在五代闽时到北宋初,至北宋真宗时已有上百年历史,故大中祥符五年从福建可以一次取种(占城稻)三万斛。
占城稻的传入和沿海对外贸易密不可分,似无疑问。
其次,棉花、棉布的传入、推广与福建棉织业的发展。棉花也象占城稻一样是印支地区的特产。《岭外代答》卷二“占城国”条记载说,“乾道癸巳,闽人有以西班到选,得官吉阳军监者,泛海之官,飘至占城……。”吉阳军治海南岛,闽人曾于乾道中去海南任官而漂流至占城,这是闽人去占城又一例子。
据《诸蕃志》卷上记载,交趾(安南)、占城、真腊皆出产棉花与棉织品:交趾土产为“木棉、吉贝花布”、“白叠”;真腊土产象牙、香、黄蜡、羽毛、番油、生丝、绵布(棉布)等,“番商兴贩用金银、瓷器、假锦、凉伞、皮鼓、酒、糖、醯醢(Xi Hǎi)之属博易”。
这说明,棉布已通过贸易进口到泉州。《诸番志》是赵汝适任福建路市舶提举任内撰成的,有较高的可靠性,所以,可以断定棉布的进口(从交趾、占城、真腊诸国)是在宋代,尤其南宋。
但是棉花的进口则未见记载。棉花在以上三国的临近地区如广东西、海南岛是广泛种植了,这可以《岭外代答》卷六《吉贝》一节所记得到证实。
福建棉织业的发展和棉花种植技术、棉布的进口、推广有关。《西山杂志·纱岗》记载泉州纱岗村的情况颇能说明问题:
“陈厝,盖起自三国陈时之宗族也。从岭南至闽中,到处有木棉,又曰茄@①。陈氏已能于纺且织,机杼手拂之有梳棕,皆自为之,一方人咸绩,绩之纺也。陈有木棉絮田野,丰稔皆出而易之纱,晒之岗也。织布之雅,运之交州,交人皆曰陈氏之布焉。”“沙岗者一讹作沙岗也,中有木棉茄@①愧偬兑玻3比胙伞!鄙掣诖迨敲藁ㄖ种睬忻?纺纱、纺织业,产品远销交州,其时间估计在五代北宋。陈厝村毁于宋末元初。
有关文献中也有若干条记载可以证明宋代福建沿海已种植棉花。一是刘yǎn@②《龙云集》卷七《莆田杂诗二十首》这一记兴化“家家余岁计,吉贝与蒸纱”。二是谢楹得《叠山集》卷三记:“嘉树种木棉,天何厚八闽”,“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天何厚八闽”的八闽实际上仅指兴化、泉州一带,闽北种棉只见于元代。
棉花与棉织业的发展对于解决地少桑柘的福建人民穿衣问题意义非同一般,也为宋元明清棉布的出口奠定基础。福建棉布出口的直接记载有上面举出的例子(泉州陈厝棉布出口到交州),间接的记载见《诸蕃志》等书。
《诸蕃志》在述及层拔国(今坦桑尼亚之桑给巴尔岛)时云:“其民皆大食种落,遵大食教度,缠青番布,蹑红皮鞋,……地气暖无寒,产象牙、生金、龙涎黄檀香,每岁胡茶辣国及大食边海等处,发船贩易,以白布、瓷器、赤铜、红吉贝为货。”胡茶辣国在印度西北部,考虑到泉州海外贸易中有不少大食商人到达泉州如《诸蕃志·大食国》提到的施那yī@③“侨寓泉南”,那么,泉州的棉布经大食商人贩往大食海边,转卖到层拔国的可能性就有了。再则,泉州与印度半岛的贸易也很频繁,泉州商人甚至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南毗、故临和胡茶辣国,这样泉货(白布、瓷器、红铜)经由胡茶国转贩到层拔国自必有可能了。
第三,陶瓷器出口和制陶瓷业的发展。中国古代陶瓷出口历史悠久,唐宋时期即达到相当规模,南宋时又有较大发展,至元而盛极一时。
福建的陶瓷出口,以宋元的记载最称规模。《诸番志》涉及陶瓷出口的文字,遍布占城国、真腊国、三佛齐国、单马令国(今马来西亚南部)、凌牙期国(今马来西亚南部)、佛罗安国(今马来西亚南部)、新拖国(今印尼爪哇岛西部)、dū@④婆(今印尼爪哇)、 南毗国(今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层拔国(今桑给巴尔岛)、麻逸(今菲律宾民都洛岛)、三屿(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南岸三港口)等处,至于间接的瓷器贸易,也较频繁,例如大食国“本国所产,多运载与三佛齐贸易,商贾转贩,以至中国”〔3〕。这类间接贸易也是瓷器出口的渠道。
瓷器的出口刺激了福建瓷器生产的发展。《西山杂志·窑前》记窑前村即五代闽时,王延彬治泉州,命航运使李建兴“建窑为陶工之役,以充蛮舶交易。”“涂沙街在其东南,便于海运”。叶文程同志《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一书有许多地方述及福建外销瓷生产发展的情况,如泉州东门发现的碗窑遗址,说明《留氏族谱》关于泉州“陶器铜铁,泛于番国”的记载有根据。泉州东北约8公里处的碗窑多, 有小溪通浔美港,会合洛阳出海,浔美港是外销瓷器的一个港口。碗窑乡古窑遗址堆积层厚达二、三米(北坡)和一、二米(南坡),可见其生产规模相当大。产品以青釉瓷居多。〔4〕
晋江磁灶镇早在唐以前即为外销瓷的生产基地。《西山杂志·前铺》:“唐开元时林銮航舟远运,采集磁灶之瓷器,陈列大埔之前。”大埔即前铺。该书的“磁灶”条又云:“隋唐以后,施工艺,釉彩青绿,青瓷各色,……故磁灶是陶瓷而得名者。”磁灶还发现不少宋瓷窑址,《晋江县志》卷一舆地志记载说该地生产的小钵子、缸、瓮之属“甚饶足,并过洋(指外销)”〔5〕。瓷灶窑遗址堆积层亦较厚, 瓷器釉色有青釉、黑釉、酱色釉、绿釉、黄绿釉、褐色釉等,基中青瓷器有细小的冰裂纹。据台湾学者研究,澎湖群岛发现的宋元陶瓷标本中,以青瓷为多,黑釉瓷器也不少,而晋江磁灶曾竹山陶瓶数量最多,分布最普及。〔6〕
德化窑以生产白釉瓷驰名中外,属瓷器之上品,“质滑腻似乳,宛似象牙。釉水莹厚,与瓷体密贴,光色如绢”。〔7 〕已经发现的德化古窑址一百八十多处,其中属于外销瓷窑址有二十八处之多。〔8〕
叶文程先生指出,福建外销瓷器生产,因为其销路极大,“商人为了谋求利润,势必尽量设法投合消费者的爱好和要求,以广其销售数额”,从而形成外销瓷本身的特点。〔9 〕虽然叶先生所举例子多为元明时期的事,但可以肯定这种生产适应国外市场的趋势,始自五代两宋。也就是说,对外贸易对沿海生产发展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提高其商品化程度,也表现为按市场要求即按买方需求生产。这种趋势的背后则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为对外贸易服务的商品生产和为国内贸易服务的商品生产在满足市场需求(产量与设计)上是有所差别的。
第四,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的发展。关于福建甘蔗种植情况有关著作多引用苏颂的《本草图经》的记载:“甘蔗今江浙、闽广、蜀州所生,大者亦高数丈。叶有两种,一种似荻,节疏而细短,谓之荻蔗;一种似竹,细长,榨其汁以为沙糖,皆用竹蔗,泉、福、吉、广多作之”。“蔗有两种,赤色名昆仑蔗,白色名荻蔗,出福州以上皮节红而淡,出泉漳者皮节绿而甘。其于小而长者名管蔗,又名蓬蔗,居民研汁煮糖泛海鬻吴越间。”除了苏颂(籍贯泉州同安)的记录外,《淳熙三山志》、《容斋五笔》亦有述及。《淳熙三山志》卷四一“糖”注云:“取竹蔗dǎo@⑤蒸,候官甘蔗洲最盛。”《容斋五笔》则云:“甘蔗所在皆植,独福唐、四明、番禺、广汉、遂宁有糖霜”。
关于糖的制造,王灼《糖霜谱》的记载堪称详实。《本草图经》所记“赤色昆仑蔗”或称红蔗是一种水果蔗;而荻蔗或荔蔗用于榨糖。《糖霜谱》所记蔗糖加工具有蔗削、蔗镰、蔗凳、蔗碾、榨斗、枣杵、榨盘、榨床、漆瓮。削和镰是砍伐甘蔗和削去皮叶的工具,余皆榨糖工具。“凡治蔗,用十月至十一月。先削去皮,次锉如钱。上户削锉至一二十人,两人削供一人锉。次入碾,碾阙则舂,碾讫号曰泊。次蒸泊,蒸透出甑入榨,取尽糖水,投釜煎,仍上蒸。生泊约糖水七分热,权入瓮,则所蒸泊亦堪榨。如是煎蒸相接,事竟歇三日(过期则酿),再取所寄收糖水煎,又候(九分)熟,稠如饧(十分太稠则成沙脚,沙音@⑥),插竹遍瓮中,始正入瓮,簸箕覆之,此造糖霜法也。已榨之后,别入生水得榨作醋,极酸。”“糖水入瓮两日后,瓮西如粥文,染指视之如细沙,上元后结小块,或缀竹梢如粟穗,渐次增大豆,至如指节,甚者成座如假山,俗谓随果子,结实至五月,春生夏长,虽结糖水犹在,沥瓮者戽出糖水取霜沥乾,其竹梢上团枝随长短剪出就沥,沥定曝烈日中,极乾收瓮。”
糖霜极易受潮溶解,所以贮存措施必需严密。《糖霜谱》接着记载说:“凡(糖)霜性易销化,畏阴湿,及风遇曝时,风吹无伤也。收藏法:乾大小麦铺瓮底,麦上按竹篼(音dou)。密排笋皮,盛贮绵絮,覆瓮。簸箕覆瓮。寄远即瓶底著石灰数小块,隔纸盛贮,厚封瓶口。”
又嘉靖《惠安县志》亦有制糖之记载:“宋时王孙、走马埭及半门诸村皆种蔗煮糖,商贩幅凑”。惠安的糖分黑砂糖、白砂糖、响糖、糖霜四种。黑砂糖由蔗液烹煮而成,白砂糖由黑砂糖去杂质而成,响糖和糖霜则由白砂糖烹煮而成。〔10〕
以上引用的资料说明,宋代福建是黑砂糖、白砂糖、糖霜(冰糖)的主要产地之一,制糖工艺比较先进。糖霜(冰糖)的制造工艺,基本上为元明时代制糖业所继承,只要参阅《天工开物》一书即可见一斑。
糖的外销情况见于《诸蕃志》等书。主要外销对象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单马令、佛罗安(今马来西亚西岸)等国,大致上包括印支半岛、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为什么糖未远销至印度大食?因为印度早就有甘蔗汁烹炼糖食的记载,可能甘蔗种植自西往东传至爪哇一带,故《诸蕃志》“dū@④婆国”条有“蔗糖其色红白,味极甘美”, “多嗜甘蔗”等文字,即说明爪哇也有糖的生产。大食的食糖不知从何而来,但从《诸蕃志》“大食国”条所记大食与三佛齐、佛罗安等国贸易的情况来看,可能也会购买爪哇生产的糖。
第五,花卉的进出口贸易。先说花卉的进口。茉莉花,《淳熙三山志》卷四一作“末丽花,“此花独闽中有之,夏开,白色妙丽,嵇含《草木状》谓之末利。佛经曰:末丽花香。又是番末丽,藤生,亦香。”番茉莉花应属海外传入的。素馨,“蔓生,白色,露yì@⑦(音y ì)愈香。蔡公襄诗:‘素馨万里来商舶,团园末丽丛毓香。’”事实上茉莉与素馨均为进田花卉,陈善的《扪虱新语》上卷云:茉莉、素馨“皆闽商移而至”。dū@④提,“南海种,商人传之,花皙白而香, 胜如素馨,盖岩桂之流品也,仙书曰dū@④提。”岩桂即九里香, 亦为闽中名花之一。
以上仅据《淳熙三山志》所记,举出三个例子说明宋代福建已有从海外传入的名花,实际传入的花卉不止这三种。花卉传入不仅有观赏价值还有其他经济价值,如茉莉花用于制造茶叶,生产茶叶名品茉莉花茶;茉莉、素馨、dū@④提、 佛桑诸花用作提取香油(香料油)生产,〔11〕开创了我国香料油加工业。
其次说福建花卉的出口,前举《西山杂志·花埭》记载的一则故事即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泉州之丰州,出现了花卉专业户花琳,他栽培的异卉奇花由富商李富安运销交州,“花卉炫雅,一盆之值百金也。蕃舶之易珠、瑁,盆卉更贵重,奇缺,花琳富闽中矣!”花琳之子花世昌还“拓海兴田,遍植名花”,扩大经营。元代在花埭征收花税,严重打击了花卉业。
福建花卉业的发展,除了本身自然条件优越外,还和东南亚交往频繁有关。东南亚各国地处热带或亚热带南沿,大自然赐给它们奇卉异花,培育了人们的爱花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因花卉具有的药用经济价值而更为人们所接受。花卉的贸易把这种人文精神带入福建,如除了竞相观花外,还学会提取香料油,作为化妆品美化妇女,作为药用保健品增进人民健康。
以上五个方面的发展,都是围绕着商品化这个关键课题。粮食生产在人口增殖所形成的需求推动下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但是,粮食生产一旦在城市或商品生产、对外贸易的需求推动下发展,则具有新的意义,即商品生产的意义。换一句话说,粮食生产因为农业人口增殖(包括农业人口的统治都群体的增殖)而发展,属于没有经济意义的发展;而一旦农业因为城市或从事商品生产、对外贸易的非农业人口的增加而发展,则具有经济意义,具体说,农业发展因此纳入商品经济范围,而且出现了过去所没有的现象如良种的贸易、生产技术的交流,即农业进步的技术因素增加了。占城稻的引进及其他粮食生产进步均属这一趋势的表现。粮食生产的发展自然又和经济作物的引进发展相联系。 转贴于
所以,我曾对什么是经济结构变化问题感到困惑,在研究了福建(以泉州为中心)经济的发展、变化以后,才悟出了这个道理,即所谓经济结构的变化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如国有制、私有制(大土地所有制、小土地所有制);另一层意思是指经济的商品意义增大即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则是城市的发展和从事商品生产活动的非农业人口的增加,这些人口必然以交换活动为生存手段。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经济意义上的发展,相比之下,由农业人口增殖而导致的农业生产发展是一种没有真正的经济意义的发展。
我要说明的第二个问题是受对外贸易影响的商品生产,具有一般商品生产所没有的活力。从理论上说,一切商品生产均受价值规律支配,中世纪的商品生产亦无例外。由于中世纪贩运贸易盛行,商品的价格远高于价值的情况很普遍,尤其对外贸易行业如此,例如,上面列举的棉织品、瓷器、糖、花卉出口贸易中,因为属于重要商品(甚至是珍品)其价格自必远高于价值,因而反过来刺激棉纺织业、制瓷业、制糖业、园艺业(花卉栽培)以及香料油制造业的发展,形成类似今日出口导向型产业,从而产生内地所没有的经济优势。这一动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种变化就是本节开头所说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注释:
〔1〕〔2〕蔡永兼:《西山杂志·花埭》(手稿本,福建省立图书馆藏)。
〔3〕《诸蕃志》卷上《大食国》。
〔4〕叶文程:《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79—80页。
〔5〕转引叶文程文80—81页。
〔6〕〔8〕〔9〕参阅叶文程文81、170、171页;84页;88页。
〔7〕法西尔著,戴狱译:《中国美术》卷下,36—37页,1934年版,转引叶文程文83页。
〔10〕嘉靖《惠安县志》卷五《物产》。
〔11〕苏颂:《本草图经》,转引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艹下加拌
@②原字合下加廾
@③原字礻加韦
@④原字门内加者
超越国界的文学交往,促成了莫言作为一名“民间外交官”的身份。
1989年,《红高粱》便被介绍到日本,日本读者对“父老乡亲们,日本鬼子就要来了”这样的字句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排斥心理,莫言说:“这说明,那些日本读者有胸怀,有自省能力。”
1994年,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演说上说:“正是这些形象系统,使我得以植根于我边缘的日本乃至边缘的土地,同时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不久后,这些系统还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莫言等结合到了一起。”
大江健三郎曾预言莫言获诺奖。2002年,大江健三郎曾去莫言的故乡高密东北乡过年,两人的友谊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天,莫言从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里读到了这样一个句子:“一只黑色壮硕的秋田狗,站在河边的一块踏石上舔着热水。”他感到眼前出现了一幅鲜明的画面,仿佛能够感受到水的热气和狗的气息。于是,小说《白狗秋千架》出炉。
1999年,《丰乳肥臀》日文版面世,第一次去日本的莫言踏上了伊豆半岛,走进了川端康成写作《伊豆》的房间,“首先有一种缅怀先贤的仪式感,然后就非常感慨。当年读他的小说时,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一天来到这里。”随后几次去日本,他又两次参观了川端童年时的故居。在川端的故乡,当地的学校邀请他去演讲,台下年轻的女生们不停地问关于文学、童年、故乡等方面的问题。
法国大使的贾平凹之恋
贾平凹曾两次获得法国的文学奖,两次的命运却大不相同。
去年年初,贾平凹获得了法兰西金棕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这是贾平凹继1987年《浮躁》获得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1997年《废都》获得法国费米那文学奖之后,又一次获得国际文学艺术大奖。
法国驻华大使白林将勋章授给贾平凹时说:“法国人热爱中国文学,其中包括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文学。当然也爱中国当代文学,那些以转型中的中国为主题、反映中国翻天覆地变化的种种细节,几乎贯穿了贾平凹先生的所有作品。”
当年,《废都》在本土遭禁,却在法国获奖,法国有关方面邀请贾平凹去法国出席颁奖会,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贾平凹未能去成;法国驻华大使则要在大使馆接见贾平凹,他也婉拒了。后来大使在去西安时才“顺便”会见了贾平凹。
当代作家逐渐走出去,与全世界进行交流。3月18日,麦家小说《解密》的英译开始在美、英等21个英语国家上市。《解密》英文版在海外上市的第一天,就成功打破中国作家在海外销售的最好成绩。
美国最大出版社FSG的总编辑艾瑞克预言:“麦家可能是这个世界上,你们没听说的最受欢迎的作家。”此次企鹅出版社打出宣传语:“2014年最出人意料的悬念作品”、“中国最重要的文学现象登陆西方”。
徐志摩到钱钟书:“兄弟我在英国时候”的两种解读
民国期间,一些作家便开始了他们的“公民外交”。
《再别康桥》至今仍是剑桥大学的一段传奇。2008年,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国王学院,在剑河之滨的一块草地上,为中国诗人徐志摩立了一块白色大理石的诗碑。这块诗碑,如今已成剑桥一景。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是20世纪上半叶伦敦最著名的文化沙龙。1921年9月,徐志摩到达剑桥后,日日与他敬仰的狄更斯、罗杰・弗莱、罗素等人同窗共读。正是他们,把他带进了“布鲁姆斯伯里”。
一、我国能源业现状
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能源消费总量一直持续高速增长,从改革开放1978年的570百万吨标煤增长到至今的3629百万吨标准煤。我国能源消费的发展阶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至1996年为平稳增长阶段,每年的能源消费增长率水平基本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六间;1997年至2000年为负增长阶段,史丹认为对外开放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的显著性,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调整提高了能源的输入产出比率,经济体制改革改善了能源的低效率运用,是这个阶段出现负增长的的主要原因;2001年至今为持续高速增长阶段,每年的能源消费增长率水平基本在百分之九以上,在2003年至2004年间曾一度超过百分之十五。据国际能源组织(IEA)预测到2030年我国的能源需求量将会是现在的两倍多。那么在当下的经济发展中,我国国内的实体经济,基础设施发展都必须有国家的命脉产业作支撑才能稳定国家经济,是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回顾我国能源产业自1990年至2011年期间我国能源的消耗以及能源供给状况如图1所示:
从图1了解到我国能源业从1990年至今一直都是能源消费产量高于能源生产总量,并且由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国内的国民经济命脉行业-能源业,增加了更多的需求,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家对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在不断的扩大,那么作为钢铁,水泥和化肥等重工业坚实后盾的能源行业也同样出现顺周期的增长的需求,即是2002年开始无论是能源生产总量还是能源消费总量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同时对于能源业的上市公司也提供了进入世界舞台的很好的契机,为世界经济市场提供我国更多的有附加值的经济产品。而其中关于原油和原煤的增长比例最为突出,如图2、图3所示:
从图2、图3了解到原油消费与原油生产的的增长比率是同向趋势变化,1994年开始原油生产增长率一直低于原油消费增长率;原煤消费与原煤生产的增长比率也是同向变化,但从1994年开始原煤消费增长率一直低于原煤生产增长率,1994年至2002年间二者是逐渐递增,2002年至今二者都是逐渐递减的。主要原因是原油生产、消费总量的基数较大,虽然绝对量增长了但是相对量仍然表现出了下降趋势,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2002年起我国能源产量需求开始有了明显地增长,并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国内原油矿产资源的生产量还是不能满足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战略需求,此时,我国政府适时地调整了关于我国能源政策,即是调整能源类产品的输出、入产量,以尽可能满足国内重工业企业发展对能源类原料的需求。而对于原煤在1994-2002年间因为国内经济政策环境与开掘技术的限制输出煤产量绝对量低,相对量增长率呈小幅度提高,但始终是原煤生产的增长率高于原煤消费的增长率,2001年开始国家出台各项力纠煤矿安全整顿条文,所以原煤的增长率一直持续较平缓的増张趋势。
二、我国能源业外汇风险暴露问题
(一)海外拓展地缘性关系复杂
根据世界石油剩余探明储量和待探明石油储量的分析,世界石油资源增长主要来源于中东、俄罗斯-中亚、南美、北非等四个地区。海外石油拓展应把眼光重点放在中东地区,不仅因为中国企业介入具有一定优势,更因为这个地区的项目较好储量多,开采成本低。据了解,中石化已经成功登陆世界上最大的油气富集区沙特阿拉伯,并在加拿大、伊朗、沙特、加蓬、哈萨克斯坦、也门及厄瓜多尔等国家参与当地的石油及天然气项目。中石油正在执行的44个海外石油投资项目,分布于世界4大洲18个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形成了北非地区、中亚地区、南美地区和亚澳地区4个海外油气生产基地。
(二)经营风险管理不规范
并购后的企业重组和整合的目的是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效率的提高主要通过规模经济获得。一般说来,企业并购带来企业规模的扩大,并通过生产一体化、管理一体化、营销一体化、品牌一体化以及专业化分工协作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实现规模经济。如果企业并购后不注意防范经营风险,就可能会出现管理失控、整合不力、销售减少等情况。
(三)能源类金融产品单一
一方面,国内金融机构能够提供的能源金融业务类型较为单一,主要以中长期的能源信贷业务为主,而国际上较为流行的多种能源期货、能源企业和能源产品的资金结算业务、能源产品的利率及汇率风险服务等目前还无法实现;另一方面,我国能源金融衍生品较为单一,燃料油期货是目前国内唯一的能源类型期货品种。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我国竟然连原油期货产品都没有,何谈争夺石油定价权的问题。此外,单一的燃料油期货也使得我国在能源金融产品运作方面的经验极度匮乏,如前文所述,市场监管和法律法规等都处于落后状况。
三、降低我国能源业外汇风险暴露的对策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宏观经济政策出台的导向作用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向,发展速度的快慢,市场化深入程度的层次等等,人民币汇率改革制度的宏观经济政策出台是我国为实现市场化经济迈出的巨大一步。到目前为止,人民币汇率初步实现了双向波动的目标,长期稳定的人民币名义汇率开始了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这就迫使我国国内企业从微观层面上增加了汇率风险,进而影响企业总资产、总市值,增加了外汇风险暴露的程度。我国国民实业发展对于能源动力的需求有增无减,但是限于我国不可再生能源的勘探、采掘、加工技术的制约,导致能源消费量的增长超过了能源供给量的增长。为了保证我国经济稳定的增长势头,我们必须首先采取有利措施保证能源安全——经济发展之坚实后盾。
(一)结合自身经营特点,选择合适的金融工具对冲外汇风险
结合我国能源业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积极选择适合自身经营特点的金融工具对冲外汇风险。因为石油,煤炭采矿业一般都是提前采倔,面临的风险都是将来发生的风险冲击。而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能够提供的产品一般分为现货,远期,期货,期权,掉期等几种。我们适合选择用现期冲销的办法进行风险防御,原因是,煤炭能源类的开采是长时间持续性的,而开采时面临的成本和未来陆续开始卖出煤炭资源的产品是由时间间隔的,并且是长时间的持续区间,所以我们必须选择现时的合约与将来分布在不同时间段的合约做相反的交易,最后做到风险的对冲。目前国内已基本都能为各大企业提供此类风险对冲产品,不过,也得认识到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还不成熟,产品的品种少,权力小,要求多,费用高等等缺点,企业必须要结合自身经营产品的特点选择合适的金融产品规避风险。
(二)注重融资币种多元化方式,分散外汇风险
通过融资多元化进行资产负债的匹配。在能源业上市公司的海外业务经营扩大中,资金欠缺总是始终不变的问题,我们在建设新机构的时候不能只利用一种货币进行借贷融资,应该采取一篮子货币的融资方式进行交易。因为一旦是采取了多样化货币的借贷方式,企业内部可以通过会计手段调整资产负债比,进而降低我国能源业上市公司的境外资产或负债的暴露,一般尽可能将外汇借款与外销收入匹配,减少汇率变化对上市公司正常经营管理的冲击。从而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外汇风险的暴露的影响程度。
(三)扩大企业海外规模,实现各区域内部外汇风险的对冲
扩大我国能源业上市公司在海外机构的建设,通过不同区域经营场所的不同货币来化解因为外汇波动而造成的外汇风险暴露,用该区域产品的销售收入和进口成本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冲部分外汇风险。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的迅猛发展,我国国民实业发展对于能源动力的需求有增无减,但是限于我国不可再生能源的勘探、采掘、加工技术的制约,导致能源消费量的增长超过了能源供给量的增长,所以,我国的矿产能源进口量也在增加,在国外寻找矿产能源出口类国家,拟或是与开采、挖掘技术不成熟的国家合作取得开采权等等方式,为满足国内能源需求而开拓海外业务、开办海外公司等等,因为是能源类产品,对于我国而言,能从国外进口的能源产品都不是近距离运输,所以如果我国的能源行业企业能在国外经济市场建立多个不同币种的市场区域,那么这就形成了这些企业的海外资产规模的扩大,同时因汇率的波动而遭受的外汇风险暴露影响也越来越大。近几年因人民币汇率的改制,人民币汇率值下行的很快,升值幅度较快,这就导致了出口外向型企业用人民币计价的企业价值得到重估,人民币升值让这些企业的总资产、总市值降低。同时,存在以外币计价的上市公司则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此时我就可以通过海外机构在年末会计结算时独立统计,子公司只是向母公司提供具体数字,而不做具体的资金划拨,这就使得能源业企业的外汇风险暴露降低;还可以在设立的区域业务结算中心统一管理并可以做好对冲债权债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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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跨国公司遍布世界各地,跨国公司的经营模式倾向于生产、销售一体化,通过在国外设立分公司和子公司、寻找商进行海外销售,这些产品的跨国流动既属于货物贸易但又不可避免的涉及服务贸易,因此进口国在货物贸易领域的贸易保护措施不仅对货物贸易而且对相关的服务贸易也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如何进口国的措施进行规制,保护第三国服务提供者的利益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从欧共体香蕉案切入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案件背景
欧共体香蕉进口、销售和分销体制案,其涉及主体主要有四方,一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欧共体,二是通过《洛美协定》同欧共体保持特惠经贸关系的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简称“ACP国家”);三是拉丁美洲国家。四是美国,因为拉美香蕉的种植、收购、销售均依赖美国几家大的跨国公司的投资,因此欧共体的香蕉进口体制与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息息相关。欧共体香蕉案曾经三次提交到WTO争端解决机制,历时十年多,在第三次提交到WTO争端解决机制后,1997年5月22日专家组做出了如下裁决:欧共体的香蕉进口体制违反了GATT第1条第1款、第3条第4款、第10条第3款以及第13条第1款,违反了《进口许可程序协议》第1条第3款以及GATS的第2条和第17条。1997年6月11日,欧共体就专家组报告提出上诉。上诉机构维持了专家组报告中的大部分结论。
在本案中欧共体提出上诉的主要原因在于香蕉进口本是货物贸易,适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GATT)及相关货物贸易的多边协定无可厚非,但认定欧共体的关境措施违反了《服务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GATS)是没有根据的。欧共体的理由是:该案主要是货物贸易,但是否涉及GATS所认定的服务贸易尚没有根据;第二,GATS适用的前提是成员国的措施对GATS认定的服务贸易产生了影响,本案中欧共体的关境措施是否已经达到了影响相关服务和提供者的利益需要GATS的规制,这是有疑问的。在香蕉案中美国以及拉美国家能否使用GATS的规定,保护其在欧洲的香蕉经销商的利益,针对欧共体的抗辩,我们首先要对“服务的提供”、“服务贸易”、“措施”和“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这几个概念加以界定。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服务与服务的提供
服务和货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服务”根据辞海的解释是指提供活劳动的形式来满足他人的某种需要,并取得商业报酬的行为,但是这种解释并不准确,因为服务也包括不具有营利性质的公共服务,因此另一种定义认为“服务”就是两个经济主体之间发生的使人或货物的状态发生改变的经济交易;豎GATS第一部分第1条第3款指出,“服务”包括任何部门的任何服务,但在行使政府职权时提供的服务除外;“行使政府职权时提供的服务”指既不依据商业基础提供,也不与一个或多个服务提供者竞争的任何服务。“服务”的特征:无形性、不可贮存性、生产和消费时间空间上的同步性,根据GATS最后条款的(b)项规定,“服务的提供”包括服务的生产、分销、营销、销售和交付这几种形式。
(二)服务贸易
GATS中并没有条文对服务贸易作精确的解释,只是将服务贸易定义为以下四种。
1.跨境提供,自一成员领土向任何其他成员领土提供服务,如国际运输服务、越洋电话等,它不涉及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的跨境移动。
2.境外消费,在一成员领土内向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如境外旅游,留学等,在这种情况下服务的消费国不能对服务和服务的提供者加以管理。
3.商业存在,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任何其他成员领土内的商业存在提供服务;按照GATS的规定,“商业存在”系指任何类型的商业或专业机构,包括为了提供服务的目的而在另一成员方境内组建、取得或维持的法人,或创办或维持的分支机构或代表处。商业存在的建立首先要符合其他成员国的国内法律,但同时根据GATS的规定享有不低于其本国国民的优惠待遇。
4.自然人流动,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任何其他成员领土内的自然人存在提供服务,多为劳务输出的形式。
(三)措施
根据GATS第1条第3款的规定“成员的措施”指:(1)中央、地区或地方政府和主管机关所采取的措施;及(2)由中央、地区或地方政府或主管机关授权行使权力的非政府机构所采取的措施。同时根据GATS最后条款(a)项规定:“措施”指一成员的任何措施,无论是以法律、法规、规则、程序、决定、行政行为的形式还是以任何其他形式。可见措施的含义是相当广泛的,几乎涵盖了GATS成员国所有的国内法规和政策,当然也包括出入境法律法规。
(四)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
1江西省进出口贸易现状分析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从正面来说,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增强,有利于降低进口商品价格,使国内消费者受益,同时,也可以降低以进口原材料为主的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促使国内企业努力提高产品竞争力,增强中国企业国外投资能力。
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导向型行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出口价格的相对提高,这意味中国产品在国外价格竞争力的下降。另外,出口企业还会遭受出口收入转化成人民币时的汇兑损失,以及由于出口量减少造成的损失。
人民币升值对外贸企业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直接汇兑损失。企业从签订合同到合同真正履行需要几天甚至一月时间,买方按合同付价,随着人民币对美元的不断升值,外贸出口企业结汇时就会产生较大的汇兑损失,影响企业盈利。以纺织业为例,我国纺织品出口基本上是用结算方式,一季度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使该行业出口企业普遍遇到很大困难,企业的利润空间基本上消失。
(2)对于国内采购企业,人民币升值导致成本上升,国际上成本优势逐渐丧失。
(3)出口成交难度加大且具有不确定性。针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化较大的情况,大部分中小企业出口成交具有不确定性。例如,多数出口加工企业交货期一般在3-5个月,企业计价时要考虑到几个月以后的汇率水平,多数企业用6.6-6.7的水平计算,由于产品多数属于低附加值产品且没有定价权,客户往往不能接受美元报价进行提价,订单因而转向越南等其他国家。
据南昌海关统计,2008年上半年,江西省进出口总值达62.2亿美元,同比增长55.3%。在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前提下,江西省对外贸易保持50%以上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得益于进口的大幅增长和多晶硅等少数出口产品的迅猛增长。
虽然2008年上半年的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但主要是由少数出口产品带动的,在此次调研中,多数出口企业目前处于艰难境地,处于困难的企业整体出现以下几大特点:
①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受损严重。产品附加值低,其出口利润空间小,人民币升值以后,其经营、生存压力较高附加值产品更大,有些甚至将无法继续出口。以纺织业为例,2007年三分之一的纺织企业利润率有6%-10%,整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3.9%,2008年一季度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达到4.49%,使得很多企业面临的是做多亏多的境地。
相对而言,高附加值的产品,由于其有较大的利润空间,且有一定的定价权,人民币升值造成的损失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消化。
②原材料国内采购,出口采用美元结算的企业影响较大。
调研中,一家名为广盛电子的企业称,人民币升值对企业影响很大,他们采用的模式是内购外销,也就是原材料国内采购,产品国外销售,2008年以来,仅汇兑损失就高达800万,而公司的年净利润也仅800万,汇兑损失完全挤占利润空间。相对而言,储科电子采取的是原材料进口,产品外销的模式,该公司工作人员称几乎感觉不到人民币升值压力。
2江西省进出口企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2.1企业避险意识和能力较差
由于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观念较为淡薄。在此次调研的众多企业中,绝大多数企业没有采取任何经济手段规避或管理汇率风险,仅仅把汇率风险归于政策性因素,仅有一家公司利用外汇市场进行套期保值来规避风险。
2.2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产品服务创新相对滞后
由于我国金融机构还不具备承担外汇风险的能力,放开人民币汇率,未知的风险和冲击可能给我国金融市场造成很大压力。
2.3产品附加值低
产品附加值低的加工贸易导致企业没有定价权,在国际市场上处于被动地位,人民币升值挤压利润空间,产品涨价又不被顾客接受,所受冲击比较大。
3对策建议
(1)原材料与上游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综合计算,由于原材料及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了20%-30%,成为推动企业成本上升的第一因素。
(2)国内外贸政策的变化。近几年来,由于国际贸易顺差不断拉大,国内被迫调整了外贸的出口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就是对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工业的出口予以限制,给企业制造了很大的成本。尤其是对纺织鞋帽、珠宝首饰、皮革、加工、饲料等传统优势产业冲击较大,这些企业又集中在珠三角地区。
(3)央行实施货币从紧政策影响。央行严格限制贷款规模,进一步加剧了出口加工企业资金困难。
在此次调研中,我们发现,从产品需求弹性的角度分析,人民币有限升值对出口会产生一定影响,但是不会对出口产生严重打击。出口企业的艰难情况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在政策制定方面也需考虑到上述几大因素。从企业自身角度来看,应对策略的选择比较重要,政府积极地对外贸企业应进行该方面的引导。
①外贸企业应该高度关注外汇市场,采用金融手段积极规避外汇风险。
要引导企业转变经营理念,提高企业的主动避险意识,并引导企业加大该方面专业知识和人才的引进,使企业掌握汇率避险方法、工具,进行主动避险。
②开拓新的出口市场,同时扩大内销,双管齐下。
长期以来,江西的三大出口市场分别是欧盟、美国、中国香港。今年上半年则发生巨大变化,排名前三位的为欧盟、美国、东盟,出口额分别为6.8亿美元、3.8亿美元、3.5亿美元,东盟跃升为江西省第三大出口市场。这一现象也表明,在人民币升值的环境下,为了更大的利润空间,存在出口市场转换的趋势,这种转移也缓解了人民币升值对江西省外贸的影响。同时,大多数出口企业在此刻都在积极地拓展国内市场,保存利润空间。
③优化产品出口结构。
外贸企业提高应对能力的根本措施是优化产品出口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走高质量、品牌化之路,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确保我国外贸企业具有长期的竞争优势。在适当的时候,我国外贸企业更要大胆的走出去,减轻国内货币升值带来的冲击力,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4)结汇多元化。
外贸企业应该从自身效益出发,在出口结汇时,不要单盯美元一种外币。根据出口地区不同,经与外商协商,选择其它在国际市场流通且汇率稳定可靠的币种作为结汇外币,如欧元、日元、英镑等。
从政府角度来说,可以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①调整产业结构。结合自身情况,鼓励全省各进出口企业坚持以科技进步为推动力,改变过去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格局,大力调整和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对高附加值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②鼓励原材料海外采购。人民币升值使原材料海外采购具有优势,由于进口关税,运输成本等导致众多企业对原材料海外采购望而却步,针对这种现象,政府可以对外贸企业进行一定的进出口运费补贴等政策支持。
参考文献
[1]林宗卿.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温州进出口贸易的影响[J].经济论坛,2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