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22 17:37:10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宋代文学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二、诵读法
诵读法是学习古代文学课程的最经典的方法，在教学中可以说是占有一席之地。目前很多学生在朗读古诗词时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朗读不流畅，甚至于连断句都不能断准确，更有甚者连诗词的情感都不能把握准确。所以我们教师在课堂中更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培养学生诵读法朗读诗词的习惯和能力。俗话说“书读千遍，其义自现”，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有声朗读中可以使学生对其产生最直接的审美体验和最丰富的想象空间。比如在讲授李白的诗歌时，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情绪去朗读。李白诗歌中情感非常丰沛，喜怒哀乐在不同诗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如《将进酒》让学生在朗读中体会诗人情感的跌宕起伏：由悲伤到欢乐，再由激愤到狂放。这种情感的表达如果仅仅通过教师的讲授还不足以让学生体会深刻，只有加上学生自己的朗读才能真切地体会到李白那韶光易逝的悲伤，怀才不遇的激愤，恃才傲物的狂放，继而深刻地领悟到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色彩。所以古代诗词的情感品味通过朗读这种方法能够更好的使学生得以体会。
篇（2）
记者 韩胜宝
“宋代兵书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宋朝兵书著者身份呈现多样性”、“宋代兵书的种类繁多”……这是邱逸在香港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宋代的孙子兵法研究》中的论点。此文使他破格升为博士研究，成为港大首位没有硕士学位的博士生，也是香港为数不多的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的学者。
邱逸考证，“杯酒释兵权”的宋太祖赵匡胤曾采取一系列“崇文抑武”政策。到了仁宗赵祯在位时，著述兵书的情形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不仅“士大夫人人言兵”，仁宗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撰兵书的皇帝，其《攻守图术》三卷、《神武秘略》十卷、《行军环珠》及《四路兽守约束》一卷等四部兵书虽已佚失，但他下令编修大型军事类书《武经总要》作为将帅的教授书，这更是前朝所无之举。
此外，始立于仁宗天圣七年的武举常选制度，在英宗赵曙朝终成定制，武举考试形式仿照文试的明经科，英宗更开创先河，在武试题中引入古兵书的内容，以古兵书作为考试的范畴，其时宋廷对兵书的重视已非宋初时可比。神宗皇帝赵顼对兵学的态度更为进取，把古代七部兵书置于“经”的位置，称作《武经七书》，并设立武学作为研习兵书的场所。这种对兵书的重视态度，都是宋代以前所无的。
宋朝“兵学兴盛”有三个具体标志。邱逸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论述道，首先，宋朝兵书的数量为历朝历代之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书有53部790卷，图43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有135部512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竟多达347部1956卷之多。但是，根据近人许保林的整理，宋人著述兵书的实际数字远较《宋史‧艺文志》所载为多，达559部。
其次，宋朝兵书著者上至天子，下及在野文人，他们有研究古代兵书的学者，有著名文人，有朝中枢臣和边疆大吏，更包括了不同阶层的官员。就以北宋兵学著述最兴盛的的仁宗到神宗朝为例，撰写兵书而官至宰辅者包括了曾公亮、丁度、韩缜、薛向、王存、王韶、张商英及吕惠卿等8人，其它职衔的官员更是不胜枚举。宋代兵书著者职级之高，涉及官员之多，也是前代所没有的。
篇（3）
白鹿洞书院的教育特点与封建官学的教学模式截然不同，很多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即使放在教学模式多样化的当今社会也是具有极大借鉴意义的。尤其是当今高中语文教学中汲取白鹿洞书院的教育特点，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教学水平和效果。下面将对高中语文教学借鉴白鹿洞书院的教学特点进行介绍。
一、教学目的方面
从教学目的的角度来看，白鹿洞书院的教学目的不仅仅局限于对学生进行知识的教育，而是将教育学生如何做人来作为教学的最终目的。高中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阶段，在语文教学中应该借鉴白鹿洞书院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二、师生关系方面
白鹿洞书院中教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和谐的关系，学生在选择教师时通常都是仰慕而来，并且教师和学生都是品德高尚、互相尊重的。这种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值得当今高中语文教学借鉴的，语文教师应该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并且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豁达的胸襟来感染学生，促进师生之间的和谐，进而促使教学效果的提升。
三、教学方法方面
在教学方法方面，白鹿洞书院主要是注重培养学生精研、体察的思想和能力，而精研和体察正是对高中生语文能力的重点要求。因此，高中语文教学应该对白鹿洞书院中的教学方法加以借鉴，以更好地提高高中生朗读、钻研、实践等方面的语文学习能力。
四、课堂氛围方面
白鹿洞书院的课堂氛围是相当自由宽松的，学生能够自由地发表见解，与教师进行交流，扩大思维的开放性。而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促进学生开放性思维的形成。借鉴白鹿洞书院中的课堂氛围特点，使高中语文课堂变得更加宽松和活跃，能够有效提高语文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开放性思维。
白鹿洞书院独特的教育特点对于当今社会的高中语文教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高中语文教师应该对白鹿洞书院的教育特点进行深入分析和总结，提炼出优秀的教学方法和理念，促进高中语文教学水平的提高。
篇（4）
关于朱熹《诗经》学的著述，自南宋末年就已出现，其多为引用、解释《诗集传》，如宋代辅广的《诗童子问》，元代许谦的《诗集传名物钞》，刘瑾的《诗传通释》，朱公迁的《诗经疏义会通》，胡一桂的《诗集传附录纂疏》；明代朱善的《诗解颐》，胡广的《诗经大全》，王鸿绪的《诗经传说汇纂》，方苞的《朱子诗义补正》等著作。清代学者则更是撰写了一些与此相关的单篇论文，如冯景的《朱子驳诗古序辩》和《驳阎百诗毛朱诗说》，萧穆的《重刊朱子诗义补正序》，冯登府的《书宋本诗经集传后》和傅维森的《读朱子诗集传》，等等。
自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对于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有了更大的进步，不但出现了百余篇学术论文，而且出现了许多专门论著，研究不断深入，角度越来越新，研究领域也大大拓宽，一些以前很少有人关注的问题也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朱熹《诗集传》前后稿差异和朱熹《诗》学思想转变的原因研究就是这样一个新问题。从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学界关于朱熹《诗集传》前后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关于《诗集传》前后稿嬗变过程的研究
宋代《诗经》学是《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诗经》宋学的开端，其总体上呈现怀疑、创新的学术特色，朱熹《诗集传》更是代表了宋代《诗》学的最高成就。
自北宋时期起，欧阳修、刘敞等人就已不再遵循汉唐《诗》学的旧有模式，并且初步对《毛序》、《郑笺》提出了怀疑和批驳，开始注重以己意说诗，将《诗经》研究同政治、文学、个人感悟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的趋势，从而奠定了宋代《诗》学的基本模式。至南宋前期，《诗经》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在这一时期诞生了宋代《诗经》研究的代表作——朱熹《诗集传》。是书上承欧阳修《毛诗本义》，苏辙《诗集传》，郑樵《诗传辨妄》余绪，黜《毛序》而自创新说，成为《诗经》学史上一划时代的学术论著。
朱熹前后期《诗》学思想差别极大：前期主《毛序》作《诗集解》，依《序》说诗；后期随着自身《诗》学思想的发展成熟，以及废《序》派学说和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朱熹最终废《序》解诗，弃前稿《诗集解》而更为后稿《诗集传》。由于前人对前后稿的嬗变过程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而一度出现了一些误说，束景南先生针对这些误说，在《朱熹佚文辑考》一书中的《朱熹作〈诗集解〉与〈诗集传〉考》一章里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和分析，认为朱熹解《诗》的历程基本上可分成主《毛序》作《诗集解》与黜《毛序》作《诗集传》两大阶段。
由于朱熹废《序》言诗及其《诗》学思想的最终确立，后稿《诗集传》成为宋代《诗》学的集大成之作，而其先前所作的《诗集解》却最终失传。束景南先生的《朱熹佚文辑稿》据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辑出了朱熹《诗集解》佚文的概貌，基本上为研究《诗集解》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辑本。
二、朱熹《诗》学思想转变原因的研究
朱熹《诗集传》前后稿的嬗变，实际上是由于朱熹本人前后期《诗》学思想的不同而造成的。因此，研究朱熹自身《诗》学思想转变的原因，才是考察和研究此前后稿嬗变过程已经原因的根本途径。
郝桂敏先生《宋代〈诗经〉文献研究》一书的第五章《朱熹的〈诗经〉研究》，谈到朱熹《诗》学思想转变的原因时提出：由于从理学角度看诗，朱熹对其先前所作的《诗集解》进行了改造。
朱熹着手废《诗序》作《诗集传》的时期，正是其理学思想刚刚确立的时期。朱熹理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为封建统治秩序的永恒性和合理性作论证。朱熹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还有一个统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常理，人类社会的常理便是“三纲五常”。在朱熹的《诗集传》中更是鲜明的凸显这一理念，尤其在解《二南》诗时更是如此。
檀作文先生在《朱熹诗经学研究》一书中也提到了朱熹的理学思想与其《诗》学思想的关系。在该书第四章《理学思想与朱熹诗经学之关系》中，他认为：朱熹作为理学大师，其为学的根本即在“义理”之中。其为学方法是“格物致知”、“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以后者为手段，前者为旨归。所以他的理学思想多假注解儒家的基本经典，其注解既能够尊重文本求其本义，又能够从义理上加以阐发，朱熹《诗》学就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特点。
篇（5）
其二，具有浓重的封建说教色彩。宋代儒家诗教共性之一就是重道轻文，重视文章所承载、表达的思想内容。既然“道”的内涵直指封建的伦理纲常，那么宋代儒家诗教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具有浓重的说教色彩。石介认为，诗赋、碑颂等各类文章，“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上赵先生书》)把教化仁义、礼乐刑政看作“文”之根本，只要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文学作品都是他批判、攻击的对象，所以他说“今之为文，其主者不过句读妍巧，对偶得当而已；极美者不过事实繁多，声律调谐而已。雕锼篆刻伤其本，浮华缘饰丧其真，于教化仁义礼乐刑政，则缺然无仿佛者。”(《上赵先生书》)邵雍在《观诗吟》中说“无《雅》岂明王教化，有《风》方识国兴衰”，明确地提出自己评诗论文的教化视角；在《诗史吟》认为诗的功能是“可以移风俗，可以厚人伦，可以美教化，可以和亲疏，可以正夫妇，可以明君臣”，是典型的儒家诗教观的体现。周敦颐在《周子通书》中说：“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太和，万物成若，乃作乐以宣时风之气，以平天下之情”，虽然评论的是音乐，但体现了周敦颐的文论观，作文应宣扬封建的三纲礼法，以教化百姓，使天下太平。二程更是把文章教化的作用推向极致，他在《上仁宗皇帝书》中说：“词赋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学以取科第，积日累久，至于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岂尝知之？”（《二程集》）朱熹时代社会风气极其推崇苏文“孝宗最重大苏之文，御制序赞，太学翕然诵读，所谓‘人传元之学, 家有眉山之书，盖纪实也’。 ”（《宋诗话全编》）朱熹虽然很喜欢苏轼诗文，但由于苏轼出入百家，道其所道，并非一尊儒术，所以他大加贬斥苏学“害天理，乱人心，妨道术，败风教”。（《答汪尚书》）此时朱熹在批判苏轼时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惟一的价值尺度，却绝口不提苏轼“文辞伟丽”的好处，可见注重封建的伦理道德的说教在朱熹思想中乃至整个理学体系所居的中心位置。
篇（6）
论文标题
撰写： 导师：
正
文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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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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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题：简明扼要，能概括论文主要内容，一般不超过20字。
(2)正文：论文字数应在7000字以上。最好理出几个小标题进行撰写，这样才能脉络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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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考书目：序号用方括号标注，格式分别如下：
期刊：作者、文题、刊名、年、期，如: [1]杨海明《唐宋词中的人生意蕴》，《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书籍：作者、书名、出版者、出版年，如: [2]杨海明《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报纸：作者、文题、报名、出版日期，如: [3]杨海明《唐宋词中的人生意蕴》，《光明日报》1999年3月1日。论文集：主编、论文集名、出版者、出版年，如: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研究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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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个时代的服饰，是那个时代文化的表征。宋辽夏金时期，我国各民族交流频繁，融合进一步加剧。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各民族服饰在交融过程中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中原宋王朝传统服饰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元素，而北方草原民族服饰也逐步汉化。服饰是礼仪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礼仪、风俗文化在多民族政权并立的历史大幕下，通过服饰文化的交流，由中原王朝向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传播、发展。中原王朝内部，礼仪经历了统治阶层的不断调整、强化，最终形成了不同于汉唐的、独树一帜的风格、体系。服饰作为礼仪文化重要表现形式，其分等级、定尊卑的作用也进一步加强。为了人生最重要的仪式——婚礼而准备的婚服，是传统礼仪文化的重要象征。无论是婚礼用的服装、化妆、配饰、都是当时社会审美取向的体现。华美、精致的婚礼服饰，是服饰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礼仪规范的集中体现。研究婚服，能够更直接的了解这一时期各个区域的服饰审美取向和其中蕴含的礼仪文化内涵。近二十年来，虽然婚姻礼俗和服饰研究这两个方向研究成果卓著，但将它们相结合，研究婚礼服饰与婚俗、礼仪关系以及婚服的礼制内涵的文章却不多，可以说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
一、研究服饰、礼仪的古籍、专著
有关婚礼服饰的内容在众多史书中曾被提及，如在《宋史》[1]、《辽史》[2]、《金史》[3]、《西夏史》[4]中都对皇帝、后妃、命妇、官员等贵族的礼服形质有详尽的记载，并做了具体的规定。郑樵所著的《通志》[5]中对天子、太子、后妃、官员的章服和婚礼仪制也有明确记载。这类史书虽然记载了统治阶级的章服制度，但并没有专门对婚姻服饰进行记录。尽管如此，透过这些记载，我们还是可以一窥那个时代华美礼服的形质，婚服做为其中的精品，也必然包含了这些礼服的特点。
官方史书只关注了统治阶级，对于广大民众的婚礼服饰没有给与很多的笔墨。朱熹的《朱子家礼》[6]以及司马光的《书仪》[7]则对士大夫阶层的婚礼流程及礼仪规范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这俩部书侧重对礼仪习俗、规范的阐述，给我们认识和了解这个时代中下层人民的婚姻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但是对婚服给与的描述只有寥寥几笔，一带而过。
到了现当代，研究服饰通史的著作颇多，最著名的要数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8]，这部著作通过研究考古资料如壁画、画卷、刻印等，对中国历代传统服饰作了详尽的介绍，并对其中的文化内涵做了细致的刨析。其中第一百零二到一百三十一章是研究辽宋夏金的服饰，沈从文先生更多的从平民服饰入手研究，展现了这个时期社会各个阶层的衣着习俗。孙机著的《中国古舆服论丛》[9]对封建贵族阶级的舆服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描述了解那时婚礼服饰的基本特征。此外，陈茂同的《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志》[10]、朱和平著的《中国服饰史稿》[11]、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12]、陈高华与徐吉军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3]、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风俗》[14]、黄能馥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5]、王民泽编写的《中国古代服饰》[16]、臧迎春著录的《中国传统服饰》[17]、张书光《中国历代服装资料》[18]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服饰的著作，这些专著侧重点不同，叙述方式不同，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相互佐证，使我们更清晰的认识我国古代服饰的整体面貌。此外，王瑜所著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服饰》[19]对北方少数民族服饰进行了系统的介绍。王青煜所著的《辽代服饰》[20]、赵评春和迟本毅著《金代服饰》[21]为研究辽代、金代的服饰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黄强著的《中国内衣史》[22]是一部专门对历代内衣形质进行收录、介绍的著作。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妇女妆饰》[23]、孟辉撰写的《中国历代女子服饰史稿》[24]是专门研究女子服饰的著作。周汛和高春明编著的《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25]是研究我国服饰文化的重要工具书。阅读这些专著，可以让我们从各个角度，全面的认识宋辽夏金时期衣着服饰的状态，领略传统服饰的魅力。在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隐藏在这些靓丽衣饰下的礼仪内涵。在这些书籍中，并没有专门研究婚服的篇章，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此外，相关的服饰美学著作也是做论文的重要资料，近年来研究服饰美学的文章不少，主要有：叶立诚的《服饰美学》[26]、蔡子谔所著的《中国服饰美学史》[27]、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服饰艺术》[28]、兰宇与祁嘉华的《中国服饰美学思想研究》[29]。
除了研究服饰的专著外，关于礼仪、民俗研究的著作也是我要了解的重要部分。台湾学者彭利云所著的《宋代婚俗研究》[30]，是一部全面介绍和分析宋代婚俗礼仪的专著。美籍学者尹沛霞著，胡志宏译的《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31]，从外国人的视角审视宋辽夏金时期的女性和婚姻，有许多独特、新颖的观点。王文宝著的《中国民俗研究史》[32]对我国传统民俗做了系统、深刻的分析研究。朱瑞希等所著的《辽宋金社会生活史》[33]对辽、宋、夏、金的社会生活面貌做了全面的展示。陈戍国著的《中国礼制史·宋辽夏金卷》[34]对这一时期几个政权的各种礼仪制度做了论述。此外，陈顾远《中国婚姻史》[35]、吴存浩《中国婚俗》[36]、彭林著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37]、王炜民编著的《中国礼仪文化》[38]、钟敬文《中国礼仪全书》[39]都是研究婚姻礼俗的重要资料。
二、相关的论文
研究宋辽夏金时期婚服、婚俗的论文并不是很多，主要研究服饰的有：贾玺增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首服研究》[40]、殷冰瑶的硕士论文《探究中国历代婚服上的民族元素》[41]、邓雅的硕士论文《探究我国汉族女性婚礼服的演变和创新》[42]、王雪莉的硕士论文《宋代服饰制度研究》[43]。相关的有杉本正年著、樊一译的《中国古代的服色及其思想背景》[44]、许星《中国古代民间婚礼仪俗中的着装风俗初探》[45]、乔婷《宋代服饰特点的研究与探析》[46]，陈熠鑫、韩丽东、郝云华的《浅谈宋代服饰的民俗风格》[47]、谢檣《宋代女性词中的妆饰民俗》[48]，这几篇论文多从民俗的角度分析宋代服饰的特点，对婚礼服饰提得不多，也没有谈到其礼制内涵。
对于婚礼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有：吕友人、王立军所撰《宋代婚礼概述》[49]、于佐君《谈婚姻礼服文化的变迁》[50]、《中国传统婚礼习俗》[51]、甄进忠《中国古代婚礼浅论》[52]、彦斌《中国婚礼仪式史略》[53]、包福存《婚礼仪式研究综述》[54]、李金玉《略论中国古代的婚礼》[55]、大勇《中国传统婚庆礼俗与当代婚礼》[56]、段淑萍《中英婚俗文化及差异》[57]、王启发《礼义新探》[58]等等。
对于婚俗研究的主要有：王歌雅《中国古代聘娶婚姻形式略论》[59]、黄修明《中国古代“服禁”论》[60]、《中国各地婚俗》[61]、鲍宗豪《中国婚俗的文化意蕴》（1992年第5期）[62]、韩芳《中西传统婚俗之比较》[63]、《中国特色婚俗》[64]、鲁婷，陈娟娟《浅析中国“彩礼”婚俗存在原因》[65]。
对于少数民族服饰、礼仪进行研究的有：岛田正郎、何天明《辽代契丹人的婚姻》[66]、黄莉《辽代婚姻综述》[67]、杨富学与孟凡云《契丹媵婚制考略》[68]、夏宇旭及赵玮彬《辽金契丹女真婚制婚俗之比较》[69]等论文，为我们研究辽国婚姻礼俗提供了资料。谢静的《敦煌石窟中的西夏服饰研究》[70]、孙昌盛所撰的《西夏服饰研究》[71]、石小英《西夏平民服饰浅谈——以ДX.02822为中心》[72]、陈霞的《西夏服饰审美特征管窥》[73]等几篇文章都在西夏服饰方面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牛达生《从考古发现看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74]、艾红玲《西夏礼仪制度考论》[75]等文章对西夏婚礼制度作了介绍。关于西夏服饰、礼仪方面的论文相对而言很缺乏，这方面的研究也很不足。研究金代服饰、礼仪的文章同样比较缺乏，只见到俞超伟所写的《填补金代服饰制度的空白》[76]这篇文章通过考古发现充实了金代服饰史料。此外还有王春蕾《试述金代女真族服饰及演变》[77]以及顾韵芬、高岩、李丹《金代女真族服饰文化的整合性发展》[78]等。这些文章虽然为我们在服饰、礼仪这一领域进行探索、挖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让我们用以学习和借鉴，但是它们都没有对婚礼服饰及其与礼仪、风俗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鉴于这方面的内容对于我们清晰地认识宋代的服饰文化、礼仪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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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6-0148-02
中国古代人物画的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五代以前的人物画皆以“成教化，助人伦”为目的，画家大都绘制历代帝王名臣像、臣僚雅集图、圣贤佳士画像、道释画，使百姓在瞻观这些图像时常生敬仰之心，从而达到教化之功。到宋代的人物画时，绘画主题与题材范围上开始有所突破。虽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评价道：“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但宋代人物画在表现形式和技法的创新以及人物精神状态、思想情绪等细节的捕捉方面，还是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时代特点。
宋人物画大致分三个阶段：前期的人物画依然继承唐、五代的风格，以吴道子为尚；北宋后期与南宋前期这段时间为中期，人物画开始全面反映社会各个阶层生活，这段时期也是整个宋代艺术繁荣创新期。首当其冲的是画家李公麟，他将原来做为样稿的“白画”发展成独立的“白描”艺术形式，并洋溢着文人的雅致情调；其次出现了表现老百姓市井生活的风俗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风俗画杰作，另外画家李唐、苏汉臣、萧照、李嵩、陈居中也是宋代绘制风俗画或历史故事画的名家；宋后期的人物画开始盛行文人墨戏与禅画，南宋画家梁楷开创了水墨写意的减笔人物画影响深远，至今为人所称赞。宋代人物画的风格多样在前朝是难以见到的，这种艺术现象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有着直接的联系。如不首先考察这些绘画背后的传统，根本就无从谈起艺术研究。
一、宋代兴起的“理学”思潮对人物画的影响
“理学”是宋代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它的本质是不同于先秦儒学和汉代儒学特点的新儒学。它吸收了佛、道的方法后形成自己的思辨特征，引用普遍皆宜的道理或讲求经义、探求名理的学问来注释经典， 有着自己的理论体系。宋代院体绘画中所强调的“格物”精神就是受到了理学思想的影响，画家被要求具有精深的写实能力，通过对物象进行细致生动的描绘，极力表现出物象真实的自然形态。这种绘画实践所产生的写实性风格贯穿了整个宋代，成为宋代画坛的主旋律，形成鲜明的民族特点。
宋学在构建心性论时提出修为方法，“主静”说由周敦颐首倡，他在《太极图说》云：“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立人极焉。”这种修养方式与道家提倡的“致虚极，守静笃”、“心斋”、“坐忘”，禅宗“性空说”相似。此“静”追求虚空境界时心与外物合一。到了程朱学派则将把“主静”说纳入到“主敬”说的轨道，朱熹认为“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耳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不用解说，只整齐严肃便是。”收敛身心与整齐严肃即是敬，这种修为方式催生出一种平淡恬静的审美观。它从内心的反视、内省、调息与自控，形成宋人含而不露、克制自持、温文儒雅、谨小慎微的心境；在追求琴棋书画、弦歌诗礼的生活中调息养气、宁静自适。这种平淡、细腻审美观给宋代绘画产生很大影响，使宋代绘画注意日常生活题材，追求萧散淡远、恬适平淡的上品境界，甚至构图上也讲求温柔敦厚，弱化情节和惨烈场面等与此有关。
二、统治者推行的“右文”政策对人物画的影响
三国时曹丕以帝王身份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将文学提到治国的高度，确立了文学在士人中的地位。儒学是身份、地位、学养的符号象征。从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开始，宋代就特别重视“文治”天下的重要性。朝廷不仅礼遇文人士夫，也重用文人。通过科举制度改革让庶族出身的文人有机会参与国家的政治中来，使文人阶层的数量和实力庞大起来。宋代文化氛围高涨，人们一旦丰衣足食便要令子弟去读书应考，社会的文化素质普遍获得提高。
画工地位自古低下，他们所为的绘画被儒家视作“雕虫小技”，历史上有名的画家阎立本、李成等都以画师为耻。而宋代“右文”政策为艺术向多极发展提供了优良环境，北宋翰林图画院在徽宗时期设立了“画学”，以画学为科考内容来提高画工的人文素养和创新精神。作为代表官方话语和价值取向的《宣和画谱》对那些以儒学、文学起家的画家很重视，显示了宋代以儒或文为贵的时代氛围。为了其儒学或文学身份受到重视，或者获得一个身份和地位，职业画师主动学习儒家经典。《宋史》记载：“画学之业，日佛道，日人物，日山水，日鸟兽，日花竹，日屋木，以说文、尔雅、方言、释名教授。说文则令书篆字，著音训，余书皆设问答，以所解义观其能通画意与否，仍分士流、杂流、别其齐以居之。士流兼习一大经或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考画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行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三舍试补、升降以及推恩如前法。惟杂流授官，止自三班借职以下三等。”读经和三舍法对画家的修养起很大作用，这与理学的自由、独立思想和讲求人格修养殊途同归，而且启发了绘画观念，即绘画也可以作为进德修业的方式，同时也丰富了理学人格修养的方式，即不但诗文可提高人格修养，绘画也不失一种途径，从而使绘画摆脱宋前的单纯“成教化，助人伦”的功利目的，而可成为自由表达创新思想的载体。
三、文人士大夫的艺术主张对人物画的影响
晁补之的诗《试院求李唐臣画》有云：“韦侯直干不应难，杜陵东绢那能借。”在这晁补之以韦偃和杜甫之间的交往，隐喻自己同李唐之间的关系。文人与画家保持交往，甚至对某一画家进行评论，以这样一种方式传达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观念。北宋苏轼提出“士人画”、郭若虚的“绘画悦人功能”这些艺术主张对画家的绘画思想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当画家们受到士大夫文化的影响，宋代绘画就形成了与前代有明显风格差异的艺术风格。
首先在绘画题材的选择上，与士大夫口味相应的山水、花鸟画的比重大大增加；其次技法上有了新的拓展，唐宋前所追求的华丽、缤纷的彩色取胜转向抽象的黑白灰色的水墨，昭示清幽、虚玄、简淡、素朴的情感诉求和人生体悟。宋代绘画理论家还以雅、俗为标签将画工从事的布色视为低俗，将文人分担的笔墨线描视为雅趣，从而逐渐将彩绘下放到民间。如李公麟的白描人物画就呈现出奇巧婉约的小趣味，注重向内沉潜、表现内敛之力，体现了宋代人物画的审美风尚。
宋人董迪说：“今画者信妙矣，方其晕形布色，求物比之，似而效之，序以成者，皆人力之后先也。岂能以合自然者哉？”也就是说晕形布色，比物求似是人工而非自然，因而为高格的文人所不齿。黄休复曾云：“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与规矩中度、精工典丽的彩绘不同，逸格的绘画不同之处在于以简笔塑造的形象符合自然；最后在绘画的意境上表现对士大夫的审美趣味的开掘、深化。例如南宋时期梁楷的酣畅淋漓、潇洒自如的大写意画风，正是文人画风格体系展现。
四、宋代的市井文化对人物画的影响
在宋代比较发达的城市里集中了无数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从而形成了一个广大的市民阶层。为了迎合小农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市民阶层的快速增长，出现了反映农村和市民生活趣味的文化艺术形式，如小说、诗歌、戏曲、杂耍等，而绘画也出现了反映广泛社会生活及群众兴趣爱好的风俗画。
人物画发展到北宋中后期，画家们将关注点转移到世俗生活和历史、现实人物中去了，产生了《纺车图》、《清明上河图》等流传至今的旷世之作。这些作品真正关心现实人的生活，如《纺车图》画中描绘了两名正在纺线的妇女，左侧的老妇双手牵线，右侧的妇女怀抱婴儿，摇着纺车，身后是一个自顾玩耍的儿童。老抠弯曲着腰背和眼光呆滞、皱纹深深的脸，无言地诉说着生活的辛酸；不停地摇动纺车，同时还给襁褓中的婴儿喂奶。从她硬挺腰杆而小腿用力抵地的姿势看，已经不堪重负，只有无知的顽童和小犬还不懂人世艰难。燕文贵的《七夕夜市图》，苏汉臣的《货郎图》，马远的《踏歌图》等，都从多方面来再现了社会中低阶层的生活。这些作品生动地再现了社会生活中复杂的现状及劳动人民与自然英勇搏斗、辛勤劳作的场景。
总之、一个时代的绘画观念与当时的文化思潮息息相关，宋代绘画观念是宋代文化渗透的结果。宋代绘画的道艺一体、以道驭艺的观念已积淀成为承载民族精神的中国绘画的艺术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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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但其概念的固定主要是在宋代以后，汴宋文化奠定了中原文化的特性。中原文化的长期繁荣和走进意识积淀，造成人们的中心文化心态。随着时序更迭、时代变迁，中原文化心态来到了其社会转型的当口。
一、认识汴宋
中原大地上处处留有宋代的遗迹。寻找周朝要去安阳，寻找汉唐要去西安，寻找明清要到北京，寻找宋代就得来开封。
开封发生了多少历史故事，七朝古都――魏、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宋、金――本身就是文化渊薮。而主要是宋文化，在开封留下众多遗迹，明末黄河决口，更多的埋在了地下。大相国寺为战国魏公子信陵君故宅，北齐天保六年（555）建为寺，北宋曾留下一条最早的看戏记录。清潘长吉《宋稗类抄》卷七“怪异”条收录一条资料，说是北宋仁宗朝有建州人江沔“游相国寺，与众书生倚殿柱观倡优”。北宋王安石《相国寺启同天道场行香院观戏者》诗则说：“侏优戏场中。一贵复一贱。心知本自同，所以无欣怨。”（《五文・公文集》卷四十六）证明相国寺里有优戏演出，所以宋王浴堆嘁碲蹦甭肌肪矶干脆就说：“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佑国寺铁塔为北宋皇佑元年（1049年）建，外壁镶以褐色琉璃砖似铁色，故名，因黄河泛滥，塔基已埋于地下。繁塔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为开封市内现存最早建筑物，文献记载原为9层，明初摧毁，止遗三层，后在残留的3层塔身上加建7级小塔，形成特殊风格。龙亭原为宋代皇宫后宛的一部分，明代成为周王府花园，山上曾堆放煤炭，故名煤山，明末河决城淹，王府沦没，煤山独存，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在煤山旧址建万寿亭，遇皇帝生日，文武官吏来此朝拜，故称龙亭。龙亭前有潘、杨二湖，则仅仅是传说。北宋留下的还有宋徽宗宣和画院里绘画待诏张择端描绘汴京的著名界画《清明上河图》，在古代绘画里留下的宋代以前城市只有这一座。与之相配合的是宋人孟元老写下的《东京梦华录》，成为第一本城市传记。
（一）宋代社会的转型
有人会说，中国古代历史悠久，选择宋代来讲有什么特别意义？有。因为在整个中国封建史和文化史中，宋是最为独特的，对今天的影响也最为直接。如果说，春秋战国以前是上古社会，唐代以前是中古社会，宋以后就进入了近古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是从宋代开始的――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而从此中国传统文化也来到了它的世俗性阶段，热闹繁缛的街市景象，殷殷富贵的家庭生活，都在为它涂抹一层人世油彩。我们耳边的市井喧嚣渐渐响起。
与唐代比，宋代经济社会有了一个大的转折。宋代社会生产力有了大的发展与提高，例如科学技术有了极大的进步。宋代好像进入了―个集中的科技发明时代，一系列直接影响近代文明的重大成果都在这时涌现出来。票券发展为“交子”，成为纸币的先声，使得一种新的商业信用流通手段得以确立，有力地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活字排版的发明，火药的发明。火焰器的使用，航海开始使用指南针，天文时钟的架设，鼓风炉、水力纺织机的运用，船只使用不露水舱壁，都于宋代出现。这种种发明的普及运用，推动社会生产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带动了经济的突飞猛进。
宋代城市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唐代都市实行的是城坊制度，把城市划为一个个方格子，平面就像围棋盘。我们在文献里经常见到唐代长安坊名，如长乐坊、永宁坊之类，一共108个坊，每个坊都有自己的名字。方格子外面砌上墙，墙外是道路，骑马走车人行。要开市贸易买东西怎么办？固定一些坊市，定时定点在那里做生意卖东西。可是城市还普遍实行宵禁。到了晚上要关城门。为了防范坏人和盗贼，宵禁开始后不准在街上行走，有执金吾巡逻，碰见就抓。你去坊市买东西，看见日头偏西就得赶快往家赶。否则会被堵在路上回不去。宋代不同了，宵禁名存实亡，我们在《清明上河图》里看到，坊市被临街随便开商铺所代替，什么孙记正店、十千脚店、刘家上色沉檀香铺、王家罗锦匹帛铺之类，人们走在街上就可以随便买东西，和今天一样了。这样城市就热闹起来。进入市民社会，市井生活的丰富多彩也开始露头。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幅社会生产与生活的生动图景：在从南到北的地域幅面上，缀满了星罗棋布的大小新兴城市和市镇。这些城镇中，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种类繁多的商业贸易现象，“每一交易，动即千万”（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为了支持这些贸易，鼓风炉、纺织机的声音在全国大地上到处回响，稠密的乡间驿路上蹄踵交道、运货的大车络绎不绝，蛛网般的内陆河流风帆繁密、载物的舟楫头尾相衔。市镇上各行各业、五花八门的店铺座座相连。构成一道道繁华的商业街，每日销售着品类繁多的货物，各类服饰、丝织品、谷物、肉鲞、菜蔬、茶酒、饮食果品、药材、香料、印版书籍、花鸟虫鱼、竹木家具、瓷器、漆器、金银器、日常用品、年节应景之物等等应有尽有。这种与前不同的历史图景，标志着一种崭新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展开，一种与以前单纯农业社会内容、节奏、观念、情趣都截然不同的新的生活方式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序幕的开启。
（二）开封的繁华
开封自从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登基，建立起宋朝，成为北宋国都之后，经过150多年的发展。成为东方最大都市。
宋初禁军驻扎，又把灭掉的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等七国遗民迂徙至此，加上众多的商贩聚集，汴京很快成了一百多万人口的东方巨都。现在开封170万人，是个小城市，但那时却是世界级的大都市。我查了下材料：公元前的大城市，希腊底比斯8万人，巴比伦城20万人，西汉长安40万人，公元775年萨珊王朝的巴格达第一次突破100万人，然后就是ll世纪的开封了，以后明清时期北京也就是100万人，世界上另外只有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堡100万人。到了1825年伦敦510万人，1925年纽约650万人。
其人口成分除了驻军、皇亲国戚、达官显宦之外。大多是商贾摊贩、小手工业者、船夫脚夫、艺人、僧尼奴婢、日者郎中、叫化子、无业游民等，形成庞大的市民阶层。元丰（1078―1085）以后汴京城拥有160种商行，约6400余家店铺，已经成为东方最大的商业化城市。汴京从事手工业的工匠，仅官营的就有八万多人，其总数不会少于十几万人。以经商为业的有两万多户，约十几万人，另外还有大量妓馆、勾栏，以及经营小食摊、水果摊、零食担儿、杂货担儿、测字算卦的普通民众。汴京很快发展到历史上的极盛。
南北宋之交时人孟元老，曾经于北宋末在汴京渡过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他在《东京梦华录》自序中说：汴京因为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到处是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宝马，罗绮飘香，弄管调弦，箫鼓喧空，八荒争凑，万国咸通。就在这万众集聚、游风熏染的文化环境中，市井艺术茁长而出。
宋仁宗朝以后，汴京成为一座东方最大的游艺场，市井中产生了大大小小的游艺IX--瓦子，每个瓦子里有许多专门供表演用的勾栏棚。平日都有众多的“富工”、“闲人”在游荡，往往聚集数千人观看杂剧以及各种伎艺表演。只要过节，元宵、上巳、中元和皇帝诞辰、神祗生日等，勾栏民间艺人和宫廷艺人都在大街上搭台演戏，引得万人聚观、城市空巷。
汴京城里有众多的艺人。官籍的教坊、云韶部、钧容直、东西班乐人达千人，开封府衙前乐和军队乐尚未计算在内，瓦舍勾栏里的艺人则无可计量，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77记载，金人攻陷汴京时，一次即索要“露台祗候千人”。艺人受捧、能挣会花，弄得民间重女轻男。宋廖莹中《江行杂录》说：京都小民不重生男，每生女则如捧璧擎珠，从小让她们学歌舞、说唱、杂剧，十几岁就去市肆上演出。在这蹈咏升平、寻欢作乐的时代里，就日益产生出新的世俗文艺品种来，小说、陶真、吟叫、嘌唱、杂扮、影戏等都是此时兴起。
通俗文艺的兴盛与文化生活的普及，市井繁华的现实人生乐园对于人们的诱惑，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时代心理。上自皇帝、下及平民，人们都沉溺于对现世物质享受和世俗欢乐的追求。宋徽宗更是在年节时纵民游赏，赐小民金杯饮酒，与百姓共观散乐百戏演出。称作“宣和与民同乐”。
（三）文人的天堂
宋代的都市繁华，为文人生活提供了最好的温床。宋朝汲取晚唐藩镇割据、拥兵自重造成天下大乱的教训，猜忌武将，排抑武人。赵匡胤登基后，马上“杯酒释兵权”，解除了自己的拥立者、禁军统帅石守信等一批有功之臣的军事指挥权，却把军政大权都交到文人手中。不仅文官系列由文人主持，即使是武官系列中的要职，例如中央掌兵的枢密使、各地统兵的都统制，也同样由文人充任。这样，文人集团把持了全国的政权、军权、财权，成为宋代最具实力的社会阶层、，宋代又大力进行科举考试，士子们一旦考中，立即得到极高的荣誉与优厚的待遇，跻身于官僚阶层而成为社会上层人物。考中状元、榜眼、探花，皇帝赐袍笏、赐宴、赐驺从游街，届时城市人民倾巢出观，万民空巷，盛极一时。北宋尹洙曾经评论说：“将军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把强蕃赶到大漠，唱着凯歌回来，全城欢迎，也比不上状元及第的荣耀。”（田况《儒林公议》）考中状元者，自然成为天下注目的对象，为皇帝所重用，日后官阶升转极快，有时三五年便至公卿。迅速上升为上层官僚。于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神话在宋代变为了现实，天下人都被吸引到读书做官的道路上来。
科举造就了众多的文官。我们比较一下下面的数字就可以看出：唐代开元年间每年在京师应举的士子为一千人左右，宋代嘉佑年间每年在京师待试的士子为六七千人；唐代每科取士不过数十人，宋代达到四五百人。宋代又设置大量的冗官，翰林学士宋祁说，当时“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宋祁《景文集》卷二十六《上三见三费疏》）。宋代文官的生活待遇十分优厚，俸禄多，赏赐重，除定例的禄米外。还得到绫、绢等实物和职钱。种种优渥条件，把宋代士大夫阶层置身于一种饱食雍容的境地。这种条件培植起一个广大而特殊的社会阶层――士大夫阶层。他们既然衣食无忧，不需要从事其他具体的实业和实践，便有充裕的条件、时间和精力来开掘自己的智力和才慧，充分用于读书写作、琴棋书画以及其他文学艺术创作。北宋文人最有艺术气质，士大夫中诗书画乐兼擅、艺术修养全面发展的大有人在。苏轼能诗能文能词能书能画俱成大家，在诸多方面都开一代之风、卓有建树，成为北宋文人艺术禀赋高绝的突m代表，成为中国古代难得的一位艺术全才人物，
市井文娱生活的兴盛，为宋代士大夫文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陶冶环境。他们耽溺于市井冶游，醉心于享乐、放纵的生活，终日消沉于歌楼酒馆之中，吟唱着“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的倚翠偎红曲调，把理想建立在世俗享受之上。词人柳永更是视功名而不顾，满足于伴酒眠妓、吟唱艳曲的生活，“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柳永《鹤冲天》）。这样的艳冶环境，对于熏染士大夫文人的人品格调，促使其创造出新一代的文风，甚至推动其直接参与市井创作，起了重要作用。柳永的长调慢词就产生于这种都市冶游中。泽州孔三传首创诸宫调，深受士大夫喜爱。苏轼、宋祁等文豪也都为宫廷杂剧和歌舞演出写作“勾队词”、“放队词”，尽管是应景之作，以苏轼一代文豪的笔力，仍然写得一气灌注、情景交融。
封建帝王也大多有深厚艺术修养。宋太宗、真宗、仁宗皆洞晓音律，自己能度曲。宋真宗还爱写杂剧词。宋仁宗则“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又善书，曾作飞白书答谢辽兴宗所赠绘马。宋徽宗更是一位钟情于艺术的皇帝，他对艺术无所不丁，能书善画，独创的“瘦金体”书堪称一绝，花鸟画独造其妙，山水画则有“徽宗山水”之名。更有甚者，微宗创办起皇家绘画学院，仿照科举制度，用命题取士的办法招收学生，并亲作教授，用皇室收藏的大量书画珍品作教材，培养出众多高水准的画家。至于他在节庆时到市廛与万姓共观散乐百戏演出，创九五之尊“与民同乐”之风，此举成为南宋历代皇帝的定制，则更是脍炙人口的事例。
宋代艺术的审美主导心理是士大夫审美心理。在传统社会里，士大夫艺术永远是一个时代的精英艺术。它领导着时代的潮流。因而，士大夫自发创造并自我欣赏的艺术，成为宋代审美趋势的主流，它影响着市井艺术，导引着宫廷艺术，发挥了潜移默化的支配作用。
（四）宋代文化成就
宋代由于国土狭促，形成了内趋性的文化心理。宋人放弃了对外在事功的追求，而把更多的精力用于知识积累、提高文化修养、探索宇宙观和从事文学艺术创造。这种特殊的社会条件，为宋文化的走向集历史之大成奠定了基础。于是，宋所当然地成为一个文治烂然的朝代，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创造出辉煌的成就。人们在谈到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历史成就时习惯于用朝代相标举，而宋朝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可或缺的，例如讲学术思想时说汉宋，讲诗歌、散文、书法时说唐宋，讲绘画、话本小说、南戏时说宋元，讲理学时说宋明，词则以宋朝独标一代之帜。可以说，宋代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段，它既是继往开来、从历史的纵深走向近代坦途的中继点，又是总汇古典文化结晶、开辟近代文化先声的中转站。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这种特殊位置，也为宋代文化的性质作出了定位。
宋代文化所取得的重大历史成就首先体现为学术之盛。与唐人昧于经学、诸子学、史学的研究相反，宋人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宋学的奠定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重大历史转折与发展，它总结了此前千余年的儒学之道，而成为后世千年社会的支配思想。宋代史学处于一个开创的时代而高度发展，在中国传统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特征一是在撰史体例上有新的突破，二是在史著总量上有大的增加。北宋司马光编撰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294卷，是中国古代有关中国历史的第一本编年体通史性著作，司马光之所以能够以一人之力完成这部著作，得益于他渊博的学识，历史、音乐、律历、天文、术数无所不通，而这种坚实饱满的知识基础，则是宋人文化水平整体提高的产物。南宋袁枢在《资治通鉴》基础上编纂的《通鉴纪事本末》42卷，是第一本以历史事件为轴心撰写的史著，它标志着传统历史编纂学史新纪元的开始。宋代史学发达的标志还体现在史学著作的浩繁与众多，北宋欧阳修编的《新唐书》225卷与《日唐书》并行，南宋郑樵编纂的《通志》200卷成为有关中国古代典章制度重要文献的“三通”之一，满地别史、杂史、野史的大量涌现助长了史学的兴盛，舆地与金石学的发展则推动了史学进人新的天地，至于类书编纂进入高峰时期，《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事物纪原》《太平广记》，林林总总，动辄上千卷，为文化与学术留下了丰厚财富。
文学艺术的兴盛体现了宋代文化的另一个历史成就。宋代的诗、词、古文、书法、山水花鸟画、瓷器、建筑、园林皆继承前人而臻于完善，或发展至纯熟阶段，或别出一格。宋代文学是与唐代并驾齐驱的一代文学，诗不如唐而量超之，文胜之，词过之。宋诗虽缺乏清新，但多了跌荡，虽少了天然，但多了思理。宋文以抒情议论见长，较之唐人，纹理更为细致周备，文气愈加流动贯通，与唐文并立起“唐宋家”。宋词独为一代天骄，以其轻飚倩俊、曲致婉转的细腻笔触，捕捉住人们日常稍纵即逝、难绘难描的心绪意态，遣词造意，开中国诗歌之新境，启曲词畅达之先声，其立意之峭、造境之幽，后人最终也难以企及。宋代山水花鸟画都在五代基础上走向高峰。山水画钩皴点染各种技法成熟，求境重神内在气韵充沛，建树卓著，成绩斐然，得以取代唐代占统治地位的人物画而独领画界。花鸟画奠定工笔设色的规范，生机盎然、绚丽华彩，开元明清千年画坛之风。宋代书法虽不如唐人工稳严谨，但抒卷逞意过之，苏黄米蔡四家皆备一格，各领时尚。宋代工艺、建筑皆发展到精审细密、巧夺天T的地步，其中宋瓷为绝妙代表，以其冰晶雪莹的色泽、质地与神韵而留名青史。市井瓦舍勾栏众多通俗文艺品种的簇花般兴盛，造成宋代艺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中戏曲、小说的泉涌汩汩，成为元明清滚滚而东一条滂沛大河的源头。
宋代文化成就的根基之一是教育的兴盛。宋代的教育普及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为适应科举选士、培养人才的需要，宋王朝从中央到地方，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众多的各级学校，一时国子学、太学、州学、县学林立，另外又有专门的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专科学校。此外，宋代官私书院盛极一时，著名的有六大书院，为白鹿洞书院（在庐山）、石鼓书院（在今湖南衡阳）、应天府书院（在今河南商丘）、岳麓书院（在今湖南长沙）、嵩阳书院（在今河南登封）、茅山书院（在今江苏句容），都是当时的文化与学术中心，聚集了众多一流的名师，培养了一代人才。这些书院的规模很大，有时生徒多至数千人，它们对于宋代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不容低估。
与上述所有文化成就相辅相成的，是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书籍的普及，这是科技发展与商业繁荣给宋文化带来的一股强劲的生命液。五代之前，书籍被视为难制品，通过抄写来流通与传承。虽说雕版印刷术已于中唐时期诞生，但尚未开发出印书的商业用途，一般读书人手中的书籍还是靠自己去抄写。可以想见，在那种条件下，拥有众多图书是一种奢侈，普通寒门土子根本不敢想象，这就阻碍了文化知识的普及。北宋庆历（1041―1048）以后，各种刻本书籍开始大量刊行，价格日减，特别是建本书籍，尽管因为质量低劣而遭致讥评，但它的低价位与高销量，给文献的广为流通带来极大的便利条件。印本书籍的大量出现，使得读书与藏书不再成为奢侈行为，公方和私方为了阅读的方便开始建立大大小小的藏书楼，从中央的三馆、秘阁到各州学、县学以及民间书院，都拥有众多的书籍，提供给读书者阅览。私人藏书家开始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知名者如宋敏求、叶梦得、晁公武等人都藏书数万卷。书籍的广为流通大大扩充了读书士子的文化视野，使得宋人所掌握的历史文化和科技知识大大超过前人，如果将唐宋一般文人的学问层次进行对照，可以很明显地得出前者浅陋、后者闳博的结论，这种情形有力推动了宋代艺术的发展。
书籍刊刻与流通的便利，反过来又刺激了宋人著书立说和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兴趣，一时各类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内容从史书、政书、农书、工书、文书、诗书、乐书、佛书、道书一直到杂流百家，样样都有刊本。宋代的私家著述量远远超过前代，动辄几十卷、上百卷；宋代的野史笔记极其盛行，人辄一记；宋代的许多文人把刊印自己的文集当作毕生宿愿来对待。尤其是，宋代市民社会的膨胀及其精神需求，使得通俗唱本、话本、剧本等类印本书籍，风俗画、节令画、招贴画等年画的先声，也广泛进入商业流通。这些书籍的流通为民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作为中国普通民众了东汉二百年江山。听父亲讲，他小时候曾听说清代南阳过大象，因为南阳处于缅甸进贡大象的进京官道上，但现代南阳风光不再，因为没有了交通优势，沦落为偏僻的地方。云贵高原通的茶马古道也一样，过去十分热闹，今多荒颓。
国都，往往会成为商业社会中心城市。最典型的例子，古代是开封，近代是伦敦、东京。欧洲各国亦多如此，墨西哥城则作为欧洲延伸，成为当今世界最大城市。然而，一些国家将首都与传统王权分离分置，例如日本首都是东京，天皇却住在京都。
美国则成为一个另类。美国是两三百年前才建立的新兴国家，本原就是脱离传统思维的异教徒开创的新大陆，因而它的政治首都是华盛顿，商业中心却是纽约：因此，“9・11”恐怖事件攻击的对象不是华盛顿的白宫和五角大楼，而是纽约曼哈顿的“双塔”世贸大厦。
而中国的传统中心，高踞金字塔顶端。中国离开首都，就感觉离开了中心，就天高皇帝远，就是偏远边鄙。但今天世界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例如美国，这样一个摆脱了欧洲传统王权控制的国家，把国家政体的金字塔结构变为板状的平铺结构，因而生活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的民众都不感到自己是偏远边鄙之民。加之现代化的通讯手段迅速普及，美国的每一个国民坐在家里，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中心。现代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的重组正在证明：这将成为世界趋势。坐在家里办公，可能成为主宰这个世界的未来网景。
那么，学术呢？
（四）学术界域
学术历来不受界域限制，学者只要胸怀天下，就能坐在家里指点江山。古人云：“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为什么？有书，掌握信息资讯。
学术还历来避开世俗的闹热。中国古代许多书院都避在一隅，因为士子们要静心读书嘛。河南的嵩阳书院，在中岳嵩山登封市城北三公里峻极峰下。欧洲大学从中世纪修道院而来，修道院与寺院一样都建在山上。牛津、剑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大学都不在中心城市。我留学的伯克利大学，建在美国西部繁华都市旧金山海湾对面的一片原始松林里，至今还保留了松林的一角。只要有了图书和学者积累，就有大学；只要有了资讯，我就是世界中心。
但中国现代大学却走了背道而驰的路，基本上都建在大都市中，以增加城市的文化氛围与校园的物资供应，可眼下却都被城市的膨胀和拥挤堵得喘不过气来。当初北大、清华建校时离城极远，出北京德胜门北40里，保留了较大的腾挪空间，但今天也被城市囊括了。
然而，过去学术还是有限制的。例如，由于种种原因，出现过学术远离原发地的情况。古埃及、两河流域的文明和文字研究，蒙古学的研究，中心长期在欧美，印度梵学的研究中心一直在欧洲，中国的敦煌学长期在日本，纳西学长久在国外。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一是资源掠夺，二是兴趣与眼光。这说明，当学术扩大到比较易得的书籍之外，需要拥有更多特定资讯时，受到存量限制也就是界域限制。
（五）存量限制的打开
存量限制，过去是学术的一大障碍。以往河南大学发展的障碍，一是传统存量不足，二是现时资讯不足，最终归结于开封小城的偏僻与闭塞。然而，现代传媒一夜之间把障碍消除了。网络为学术构筑了一个板状的世界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人享有相同的权益，不同在于，你是否能够更加熟练地驾驭和运用它。过去我在北京图书馆啃干馍喝凉水查阅一星期的资料，今天你坐在家里鼠标一点，十分钟就出来了；过去我用十三经索引，辛苦费时查找一年也找不到一些经典例句的出处，今天你用搜索引擎一分钟就找到了；过去我要带着介绍信到各个图书馆去查目录、填单子、打条进去长久等待，然后拿到书一看不在这一册，又得把整个程序重来一遍，但管理员吃午饭去了只好下午再来，今天你电脑上可能就装有《四库全书》《古本戏曲丛刊》，一点即来；过去，我要按照搜集到的目录到图书馆里去翻阅各种书报杂志，寻找我要的论文然后付费一张张复印，现在你在知网里一点就出来，而且可以很便宜地把文章下载。
因而，以往中心城市、大都市里的大学的资讯优势被打破。一个突出的例证是：过去北京、上海、天津的名校垄断，开始被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等突破、超越、跨越。
存量限制被无限打开的结果，是研究界域的无限制扩张。无论你在哪里，无论是在牛津、哈佛、清华、北大还是在河南大学，每个人都可以根据兴趣爱好去发现和跑马圈占自己的领地。前提是，你要打开眼界，扩展心胸，你要走出中原！
（六）学术眼界
所谓走出中原，不是指身子而是指眼界要走出去。
身子走出去，非常重要。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多读书好理解，为什么要多行路呢？行路是另外一种社会实践，亲身看一看，才有真知灼见，是谓经多识广。许多事情一定要亲临现场，才能有特殊感受。所以，余秋雨先生倡导“行走文学”是有道理的。我这么多年也喜欢到处走到处看，前后到过20余个国家，受益匪浅。
但是，身子走出去是需要物质条件的。身子即使走不出去，眼界也要出去。所以，扩大学术视野更重要。有了广泛的学术视野，就可以做到“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河南大学奠基之初，就是要走出去的，不仅是要走出开封，而且是走向世界。河大前身是1912年在开封清代贡院旧址上创办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与清华学堂、南洋公学一起，成为当时中国三大留学培训基地之一，为中国现代历史的开创奠定了基础。
过去我们常说要放眼世界，这是针对观念往往囿于地域限制和文化限制而说的。今天，我们都已经成了世界公民，中国打喷嚏世界就感冒的时代已经到了，“西潮东渐”的势头也早已逆转，开始进入到“东潮西渐”的阶段了。过去我们对西方的研究可以说是深入骨髓，今天世界对中国的研究也已经条分缕析。一个美国的博士，可以去研究广东粤剧的表演或是它的方言和音乐。文学传播方面，奠言获诺贝尔奖是一个开端，麦家的小说《解密》又开创了在欧美2l国同步发行的先河。
眼界决定了你论文的选题范围和立论角度，决定了你的阅读对象和研讨对手，决定了你的应用条件和适用领域。在立论时，你是针对河大发言、对中国发言还是对世界发言。角度是不一样的。你的参考文献和征引书目范围，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国内出版物上了，因为随便一个选题，都可能已经是世界性选题，有着众多的中国港台地区和外国研究者。你要站在世界平台上，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同道讨论问题。
20世纪80年代做学问写文章，可以不征引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美国的论文，90年代就会让人感觉你落后了，21世纪再这样做就成为你论文的硬伤。
前天，英国是日不落帝国：昨天，美国是世界公民；今天，中国人也来了。
（七）学术境界
过去做学问，首先要求学术心态的纯正。大家很熟悉王国维的学术“三重境界说”：第一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这是说，做学问必须先有孤独感；第二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说，做学问要长久不懈地坚持、努力；第三重境界，终于有一天，“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到了一定阶段，顷刻之间豁然开朗。“三重境界说”强调的是学术专一与心境沉潜，但那是传统学问家的追求。
今天。多棱的世界和多学科的学术布局，特别是新兴学科与新兴社会发展的千丝万缕联系与同步，要求学术触角八方展开，广为延伸。学术培养的目的，也不再是重塑一批老学究，而是要培养更多的建设者，因此境界要求也就不一样了。过去说“专”与“博”的关系。更多强调的是“专”，今天就不一定了。
我想，今天可能更多应该强调的是高瞻远瞩、极目远眺，把世界放在心中，把地球玩弄于股掌之间。那么，第一重境界就应该换成“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强调站得高；第二重境界应该换成“山随平野尽，江人大荒流”，强调看得远；第三重境界则相应换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强调学无穷尽，学无止境。
眼界有多大，学术就有多大；眼光有多远，学术就有多远；境界有多深，学术就有多深。
篇（10）
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南宋庐陵人。作为一位评点家，刘辰翁不仅评点过的著作、作家非常多，而且他评点的范围甚广，涉及诗、文、小说等领域。就目前研究状况来看，学术界对刘辰翁评点的整理和研究还不够充分，与其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极不相称。一方面，对刘辰翁评点著作的整理还只是零星地出现。另一方面，针对刘辰翁的评点进行的研究评论也还不够充分。为将刘辰翁文学评点研究引向深入，有必要对近二十年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梳理。本文将从诗歌评点、小说评点、散文评点、评点目的与地位四个方面探讨近二十年学界对刘辰翁评点研究。
一.诗歌评点研究
在诗歌评点方面，刘辰翁除了对李白、杜甫、王维、王安石、苏轼、陆游等唐宋名家进行评点外，《唐诗品汇》中还保存有他对二三流作家，甚至无名氏诗人、诗作进行的评点。而学界对刘辰翁的评点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诗歌评点的整体研究、杜诗的评点研究以及对王维、孟浩然、李贺、王安石等人的评点研究上。
从宏观角度研究刘辰翁诗歌评点有周兴陆的《刘辰翁诗歌评点的理论和实践》[1]，周兴陆论文以西方文论话语来关照刘辰翁的文学评点，立意与角度较为新颖。
刘辰翁是杜诗研究史上的一个大家，焦印亭指出其贡献在于继宋代整理杜诗、集注杜诗、编年杜诗、分类杜诗之后，又兴起评点“杜诗”一派。[2]邱旭《试论刘辰翁杜诗评点的特点》[3]、赵星《刘辰翁的杜诗评点初探》[4]在他们的论文中论及其评点特点。张静的《刘辰翁杜诗批点本的三种形态》[5]、焦印亭的《刘辰翁评点杜诗著作叙录》[6]，这两篇论文都是梳理刘辰翁评点杜诗的版本情况，对于研究杜甫诗歌及刘辰翁都有较大意义。
赵爱荣、焦印亭梳理了刘辰翁评点孟浩然诗的版本情况。宗瑞冰则指出刘辰翁全面评述了孟诗的艺术风格、语言修辞技巧、篇章结构特点等。[7]
焦印亭指出刘辰翁是第一个对李贺诗歌做全面评点的诗评家，极具代表性与时代意义，并论述了刘辰翁评点李贺诗歌的显著特点及其成因。[8]刘辰翁评批李贺诗歌偏重于文学的内部研究，鲜及作者的生平、创作背景、典故来源、句意的疏解等外部问题。
焦印亭《刘辰翁评点王维诗著作叙录》[9]通过实地考察与目录记载，梳理了刘辰翁评点王维诗的版本情况，对进一步研究刘辰翁评点与王维诗有重要意义。
汤江浩教授在《论刘辰翁评点荆公诗之理论意蕴》[10]不仅指出刘辰翁评点荆公诗的特点，而且对刘辰翁评点荆公诗的成败得失做了全面的总结，对其理论产生的渊源背景进行了纵横两方面的比较与探讨，颇有思想深度和理论意义。
二.刘辰翁小说评点研究
刘辰翁对《世说新语》的评点，开了小说评点的先锋。他的小说评点中所表现的美学思想、修辞观念对后世产生较大的影响，有着开创的意义。
刘辰翁评点《世说新语》开了小说评点的先河，“为我国小说评点的创始人”[11]。他“不仅注目于人物、语言、情节，开始探索小说与历史的区别，还认识到小说与现实生活有联系”[12]。曾垂超和李军均认为刘辰翁的小说评点，摆脱了史传规范和儒家伦理价值相结合的标准，是以小说作为一种独立于史学的门类来进行评点，具备浓厚的文学性。[13]陈金泉在《刘辰翁小说评点的美学思想》中肯定了“刘辰翁不仅是小说评点史上的先行者，也是中国小说美学史上真正的开山者”[14]。曹新华在《论刘辰翁的小说评点修辞思想――以评点为例》一文中指出：“刘氏小说评点在修辞学史上的开创意义不容忽视”[15]。
张璇《评刘辰翁》是对刘辰翁的小说评点进行的专题研究。这篇文章从训释疏通、指出归类不当、指漏纠谬、质疑欠妥四个方面对刘辰翁评点特点、成就及不足作了详尽的论述，对刘辰翁小说评点做出了一个较为公允的评价。[16]
三.散文评点研究
刘辰翁对散文的评点主要见诸《班马异同评》，以及他对《老子》、《庄子》、《列子》、《荀子》等的评点。学界对刘辰翁散文评点研究主要集中于《庄子》评点研究，近年来有学者关注了《班马异同评》，目前暂时还没有学者对刘辰翁评点的《列子》、《荀子》进行研究。总体来说研究并不是很全面、系统，有待进一步发掘和拓展。
潘贞清在《刘辰翁评点的几个概念》一文深入剖析了刘辰翁评《庄子》散文的真、奇、画外意等特色。[17]万欣《刘辰翁开评点之先》、李波《刘辰翁散文评点略论》、杨秀达《刘辰翁刍论》这几篇文章都与潘贞清的论文观点一致，几乎没有提出新的见解。此外，还有万欣的学位论文《刘辰翁老庄评点研究》，从思想阐释和文学评点两个方面研究刘辰翁的老庄评点。这篇论文创新的地方在于指出刘辰翁通过以儒解老庄、以佛解老庄、老庄互释等方式，试图还原老庄的思想本质。值得注意的是，杨春旭的学位论文――《刘辰翁文学评点研究》没有对散文分章探讨，而是将《庄子》等散文放入小说这一章节中讨论。
可永雪认为，刘辰翁从赏鉴角度比较全面、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史记》塑造人物的一些经验和“决窍”，如传记文学写人不仅要写“功状”，还要写出展示人物精神面貌的细节；写人必须绘声绘色，婉曲尽情，写出人的“意态”；写人还要突入人的灵魂，洞见人的肺腑， 出人的“心事”[18]，等等，这对于后世作家和文学理论家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王晓鹃《研究三题》[19]注重考证方面，考证了《班马异同》的作者、版本，总结了一些刘辰翁评点的特色，总体看具有一定的价值，为以后的学者研究《班马异同评》作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国建松的硕士论文《与对比研究》[20]，从整体和具体两个方面入手进行比较研究两者的异同。
四.评点的目的与地位
与同时代的评点家相比，刘辰翁评点文学作品的目的有独特性：他逐渐摆脱了科举的功利性。他评点范围的广泛性与评点的深刻性使他在评点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评点这一文体的产生与科举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宋代出现的一些评点著作，如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楼P的《崇古文诀》、真德秀的《文章正宗》、王霆震编的《新刻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前集》、谢枋得的《文章轨范》等，都与科举考试论文联系密切。张静、焦彤在《论刘辰翁的评点目的》一文中认为：首先，刘辰翁的评点已渐渐脱离了科举的功利性。其次，刘辰翁是身处乱世而批书的，他的才华不能用于治国安邦，只能转而求诸文学，借评点以抒发心中的愤懑。再次，他在濂溪书院讲学，所作评点也是传授儿子门生。[21]张、焦二人较为全面地归纳了刘辰翁评点文学作品的目的。
孙琴安说：“在刘辰翁之前，还没有一个人能象他这样对诗歌、散文、和小说进行过如此广泛而深入的评点。”[22]他指出刘辰翁评点诗歌经常能提出一些创见性的意见，除抒发己见以外，他还喜欢提出一些与前人或时人意见相左的看法，带有辩驳的倾向。刘辰翁对历史散文如《班马异同》等的评论大都是从文学的角度加以评论，极少从撰文体例、史学思想等方面进行批评。刘辰翁评点小说能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进行评价，虽未及小说本义，也未成体系，却自有其独到之见。孙琴安在《中国评点文学史》中肯定刘辰翁对于文学家和文学作品能进行系统而全面的评点，并且能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刘辰翁不仅是宋代诗文评点家中的集大成者，而且是我国评点文学的奠基者。”[23]焦印亭的《文学评点的奠基人――刘辰翁》[24]、吴承学的《评点之兴――文学评点的形成和南宋的诗文评点》[25]都肯定了刘辰翁在评点史上的地位。
近年对刘辰翁评点研究的论文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所突破，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刘辰翁评点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杜诗评点研究、《世说新语》评点研究、《庄子》评点研究、《老子》评点研究。对于《班马异同评》、《史汉方驾》等评点未能进行深入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学者研究刘辰翁评点的《越绝书》，《荀子》，《阴符经》，陶渊明、韦应物、孟浩然、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的诗歌。此外，有关其诗文评点的论述，大同小异附和雷同的多；对他的诗文理论仍要做进一步的挖掘，他的文学创作与其评点之间有何关系？他的文学评点对后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从元明两代前人的序跋和评论中可以看出，刘辰翁在元明两代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但何以在清代受到冷落？其大量的诗文词赋都散佚了，而其评点却保留下来很多，这其中的原因都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的探索。
注 释
[1]周兴陆：《刘辰翁诗歌评点的理论和实践》[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第110-113页。
[2]焦印亭：《刘辰翁批点杜诗论略》[J]，杜甫研究学刊，2008年第1期，第65-69页。
[3]邱旭：《试论刘辰翁杜诗评点的特点》[J]，河西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36-40页。
[4]赵星：《刘辰翁的杜诗评点初探》[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78-81页。
[5]张静：《刘辰翁杜诗批点本的三种形态》[J]，杜甫研究学刊，2004年第1期，第47-51页。
[6]焦印亭：《刘辰翁评点杜诗著作叙录》[J]，杜甫研究学刊，2009年第3期，第48-52页。
[7]宗瑞冰：《评点视野下的孟浩然诗歌艺术――以刘辰翁评点孟浩然诗为例》[J]，殷都学刊，2005年第4期，第83-85页。
[8]焦印亭：《⒊轿唐琅李贺诗探析》[J]，南昌高专学报，2008年第1期，第46-49页。
[9]焦印亭：《刘辰翁评点王维诗著作叙录》[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2期，第59-61页。
[10]汤江浩：《论刘辰翁评点荆公诗之理论意蕴》[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98-102页。
[11]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8―79页。
[12]杨星映：《刘辰翁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J]，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第28-33页。
[13]曾垂超、李军均：《小说评点文体的独立：从子史之评到文学之评――刘辰翁评点的源流及意义论析》[J]，蒲松龄研究，2011年第1期，第141-152页。
[14]陈金泉：《刘辰翁小说评点的美学思想》[J]，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第88-93页。
[15]曹新华：《论刘辰翁的小说评点修辞思想――以评点为例》[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6]张璇：《评刘辰翁》[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29-32页。
[17]潘贞清：《刘辰翁评点的几个概念》[J]，大众文艺，2010年第12期，第173-174页。
[18]可永雪：《与人物形象问题》[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2年第3期，第35-39页。
[19]王晓鹃：《研究三题》[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66-75页。
[20]国建松：《与对比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2年
[21]张静、焦彤：《论刘辰翁的评点目的》[J]，中州学刊，2006年第5期，第246-248页。
[22]孙琴安：《刘辰翁的文学评点及其地位》[J]，天府新论，1997年第6期，第70-74页。
[23]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70页。
篇（11）
在宋代文坛。魏了翁算不上一流的文学家，但在南宋思想领城。魏了翁则是继紫阳之后卓越的理学家之一。更值得重视的是，在众多理学家中，魏了翁文学作品数量颇丰，诗十四卷，词三卷，散文九十三卷，质量也不错。选择这样一个典型的理学家兼文学家进行个案研究，有助于深入探究宋学与文学的互动关系。“魏了翁文学研究”之选题，体现了作者突出的学术敏感度。全书由五章和附录组成，第一章讨论魏了翁的生平、交游、著述及版本源流，第二章总结魏了翁的学术思想，第三章分析魏了翁的诗歌，第四章考察魏氏的词作，第五章梳理魏氏的散文。以上安排。使全书结构清晰，逻辑简明。论述全面。
全书的论述建立在作者对相关学术研究史和基本文献的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例如关于魏了翁诗集的传刻，彭东焕《魏了翁年谱》说：“清光绪二十八年，贵池刘氏玉海堂用淳祐本影刊魏了翁《渠阳诗》一卷，《附录》一卷。”彭东焕据《现存宋别集版本目录》，云此本现存国家图书馆等处。《魏了翁文学研究》指出彭说颇可疑，“《鹤山集》之淳祐本自开庆本以后已不见记载，何以在光绪年间突然出现?既为宋淳祐本，刊布者当知其珍贵，何以仅影印《渠阳诗》一卷而不及其余?姑存疑俟考。”(第22页注释1)又关于魏氏《肩吾摘傍梅读<易>之句以名吾亭且为诗以发之用韵答赋》一诗，文利指出，门人王德文曾为鹤山渠阳诗作注，并说明自己于国图古籍阅览室得铁琴铜剑楼影宋版集部《注鹤山先生渠阳诗》一卷，后又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资料室得嘉业堂善本书影之同书，两本文字略异，所收即王德文所注鹤山此诗。文利提出自己的疑问：“王德文注鹤山诗，上述所见两版本。俱只收这一首及注。按诸常理，一卷诗注当不惟一首，何以如此，姑存疑俟考。”(第75页注释)这都体现了作者笃实严谨、多闻阙疑的学术态度。
当下文学研究虽然格外强调学术视野之宏通和对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的熟谙，但基本的文学审美能力和文本阅读能力则同样需要重视。本书第三章“魏了翁的诗作”，在分析魏氏诗歌的思想内容时，拈出“直将天理感人心”、“径斩贼头报明主”、“起傍梅花读《周易》”三个醒目的标题。来阐释魏氏诗歌所表现的理学观念、爱国情思、意趣情理，显得别出心裁。在分析傍梅读<易>的意象画面在魏氏诗歌中反复出现的因缘时。作者指出：“鹤山于梅，则不仅看重梅对于士大夫文人的一般精神寓意，还有另外一层独特用意，即从梅中体悟
转贴于
自然之理，体悟天理之运行流动。……<易)是天理精邃幽玄的理论凝聚，梅乃天理生动直观的外在象征，傍梅读《易》，高雅而深邃，既体现品质的高洁独立，又代表思想的精深邃密，是作者著意为自己设计的一个理想的人格形象，因此才会在诗里反复出现。”(第59-60页)又鹤山诗句“山色如逢故人语，松声仍作去年香”，作者分析其艺术手法说。“以声状色，又以香比声，将听觉、视觉、嗅觉打成一片，仿佛感觉器官的，大换位，新鲜奇特。”“敝貂冲寒马声湿”，作者又云，“以‘湿’状声，用身体感受比拟听觉感受，写冬日早晨凌厉潮湿的寒气中，马蹄声似乎也听起来湿漉漉的，新颖而生动。”(第64页)这些都表现出作者对文学作品极高的感悟鉴赏能力。
学术研究必然要面对过去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如何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推进一步，既要求后来者具有更高的学术素养，同时这也涉及到研究策略。本书第五章“魏了翁的散文”，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大大推进。前此，杨庆存《宋代散文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注意到魏氏散文创作的发展演变，从宏观的角度揭明其散文特点；朱迎平《宋文论稿》(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考量魏了翁和真德秀文学思想的差异，略析魏氏记类、奏议、序跋等文体特点。并指出魏氏一部分文章追踪苏轼的特点。文利独辟-蹊径。采用分类研究的方法，统计了魏氏散文的类别和数量，并细致分析笺表奏议、记人、书信等五大类文体特点，注意到谋篇布局、情慷发抒、旬式词法等方方面面，可谓考量细致，分析入理，颇为难得。
理论思维，文学研究者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往往重视不够，本书对理学家魏了翁词的研究却表现了作者突出的理论思维能力。本书认为，理学家的词尽管艺术价值未必很高，但从理学家的身份考虑，对他们的词进行研究极为必要。一般认为：词与理学的关系较之诗文显得疏远，作者指出，“词于鹤山，如同诗文一样，也是他申谈、传播理学见解的手段之一种”，“从一定意义上说，以理入词，扩大词体堂庑，正是理学家魏了翁对词的独特贡献。”(第79-80页)作者又指出，魏氏词作以现实功用为主，这种做法“一方面因突显实用性而造成对词体文学性的消解，另一方面又恰因其广泛的实用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词体价值地位的提高。轻视文学的理学家却很大程度地提升了词的价值地位”(第82页)。对于这种目的动机和实际效果相悖的现象，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屡见不鲜，张文利给出了自己的阐释。谢桃坊《论魏了翁词》一文提出：“宋词中真正的别调与变体应是理学家之词，它是自理学营垒侵入词坛的异军，尤其是它带着对词体敌视的心理和载道的观念，似乎在威胁着词的体性”；本书认为：理学家词与词人之词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但理学家对词体却不完全敌视，“从程颐到朱熹，理学家对词体的态度越来越宽容，他们在言志载道的前提下，赋予词体和诗文同样的地位，这是理学家对于词体地位的提升。当然，这种提升是有条件的，这就是理学家们以传统的儒家诗教理论为准则，对词的体性的改造式接受。”(第89页)这个观点非常富有见地，对理学家于词的关系做了准确的评断。以上体现了作者极强的思辨能力。
问题意识以及学术方法的自觉性和多元性对于学术研究是否获取进展具有重要意义。本书的一个鲜明优点在于其结论的获得建立在大量数据的统计分析之上，因而显得确凿可信。第四章“魏了翁的长短句”，作者细致地统计了魏氏词的内容，指出有寿词、感怀言理、咏物、纪事、送别等9类，其中寿词101首，占魏氏词作总数189首的53.4％(第79页)作者分析道，“这与他注重自省涵养的理学家身份是非常契合的”(第93页)。作者还发现魏氏寿词中词语类似重复者、句意类似重复者、句式类似重复者，并一一摘列出来，给予合理的解释。另外。作者统计了宋代重要理学家诗词作品转贴于
的数量(第82页)，发现几乎所有的理学家都有诗歌作品传世，而总体上理学家的词作数量却少得可怜。作者认为，理学家对于词的态度值得深思。而魏了翁的词作数量居理学家之冠。更值得深入考究。这些无不表现出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可以说。本书在研究方法上，成功地实现了文献学、哲学、思想史和文艺学研究的有效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