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国际化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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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芳.国内RDA理论研究现状分析与对策[J].图书馆杂志，2014，（10）：20-26.

[4]熊健敏.我国RDA研究现状综述[J].图书情报工作，2013，（21）：138-143.

[5]胡小菁.RDA的国际化设计与本地化实施[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3，（1）：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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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会计是在财务会计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会计分支，它以国家现行税收法律法规为依据，以货币计量为基本形式，运用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和核算方法、连续、系统、全面地对纳税人应纳税款的形成、计算和缴纳，即税务活动所引起的资金运动进行核算和监督，以保障国家利益和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一种专业会计。

一、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税务会计模式

随着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的改革，我国税法与会计准则之间的差距呈扩大趋势，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目标逐渐出现差异，财务会计不再融财务、税务的要求于一身，而是遵循会计准则。税法也在力求独立，如税法第一次制定了资产的税务处理就是明证。这使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成为可能。两者分离是不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呢？从法、德、日等国家的经验看，却又未必。这些国家所采用的财税不分或尽量相统一的会计模式和美国的相比，不论实务或理论都没有严谨的财会体系，但并不妨碍各国的经济发展。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内容。综观各国的税制规定，尽管美国是会计准则与税法、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相互独立的国家，但财务会计中的谨慎性原则仍深深体现在税务会计中。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及一体化的到来，会计国际化已经成为会计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因此，我国在税务会计模式的选择上，在考虑国际化的同时也要适当顾及我国的客观现实、社会经济背景，建立既符合国际贯例，又能适应我国国情的税务会计模式。

二、遵循流转税会计和所得税会计并举的税务会计模式，应加快税收法规建设，创造良好的税务会计发展环境

我国现行税制模式是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的双主体税制模式，这种模式既能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又有利于政府职能的实现；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可调节社会收入差距。我国的双主体税制模式决定了增值税与所得税共同构成税务会计的两大主体税制。

随着税务会计的诞生，企业会计可能会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如何在合法或不违法的情况下为企业制定出最佳的纳税方案上。这便对企业管理及税收征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求企业用制度的形式规定税务会计必须遵循的准则，规定企业的其他管理人员不能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强行要求税务会计作出违法行为，从而为企业税务会计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另一方面要求税务人员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现税收的法治化，减少税务管理上的人治现象。其核心在于制约税务机关权力，将税务机关税收征管权的运作纳入法律设定的轨道中。这不仅可以防止税务机关可能出现的权力腐败，而且可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不因税务机关的滥用权力和越权行事而遭受损害。只有将税务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规则的有效制约之中，税收的法治化才能得以实现。

三、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税务会计模式，必须注重培养一批通晓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的专业人才

税务会计作为融会计知识、税务知识、法律知识及其相应的实际工作经验为一体的高智能活动主体：首先需要这些工作人员不能满足于已有的知识，而要不断地学习税收会计等领域新的法规、准则、制度；其次税务机关应给企业税务会计常年提供咨询服务和培训机会；再次企业应树立正确的纳税观念，选拔符合税务机关和企业要求人员担任税务会计，并为其提供培训、调研机会，保证税务会计质量的不断提高；最后尝试在高等教育中开设与“税务会计”相关的课程，培养具有较深会计理论、税收理论及法律理论功底的专业人才。要求这些专业人才应具有市场观念、竞争观念、经营观念和效益观念，他们既能按会计准则处理会计事务，保持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又能依据税法规定中申报纳税、计算、核算。他们的存在对于建立我国税务会计模式意义重大。

四、必须建立我国税务会计理论体系

目前在我国对税务会计的研究中，偏重于实务和具体方法，对贯穿其中的基本理论的探讨非常不足，更不要说理论的体系。这样，面对出现的新问题，不能找出其理论依据，相应的解决方法的理论说服力就不强。同样制定出的条例和法规其公允性、权威性及其与税收实践的相容性受到质疑，这正是所谓的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五、强化组织领导

健全的组织形式是保证企业税务会计工作规范化、科学化的必要条件。就我国现状来看，要设立企业税务会计，还必须建立注册税务会计师协会，定期组织税务会计资格考试，保证企业税务会计具有一定水准的执业素质，并对税务会计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为完善税收规定和企业决策提供参考。

六、税务

由于财务、税务会计的分离，企业财务会计管理加强，专业化要求提高，在税务会计方面，制度体系也会日益完善，确认标准和计量方法越来越精细，同时在税收征管上更是加强严格执法，使涉税业务风险增大。财务、税务会计分离，及它们都向着更加专业化发展，使原来包罗财务、税务于一身的“会计人”，越来越难以再胜任一身两职。这些都促使企业涉税会计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有必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服务专业，为大中型企业提供税务筹划等顾问咨询，为广大中小企业、个人提供日常税务咨询和纳税申报等具体涉税业务。

七、税务筹划

税务筹划是纳税人在遵守税法、拥护税法、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针对纳税人自身的特点，利用会计特有的方法，规划纳税人的纳税活动，既要依法纳税，又要充分享受优惠政策，以达到减轻税负或推迟纳税目的一项会计工作。税务筹划是纳税人整体财务筹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长期都十分忌讳税务筹划的理论和实践，其主要原因是将税务筹划与偷漏税混为一谈，其实不论从法律上讲，还是从实践上看，税务筹划与偷漏税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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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国公司转移定价概述

（一）跨国公司的定义。

跨国公司，又称多国公司、 国际公司、超国家公司和宇宙公司等。跨国公司主要是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企业，以本国为基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各地设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从事国际化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垄断企业。

（二）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内涵。

所谓转移定价，是指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与各国子公司之间或各国子公司之间转移产品和劳务时所采用的特殊的定价方法。之所以被称其为特殊的定价方法，是因为这种价格的制定不受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它不是独立的各方在公开市场上按竞争原则确定的价格，而是公司根据谋求全球利益最大化目的和其它全球战略而制定的偏离正常市场价格的内部交易价格。

二、在华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现状分析

（一）在华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操作方式。

1.实物交易中的转移定价。实物交易中的转移定价具体包括产品、设备、原材料、零部件购销、投入资产估价等业务中实行的转移定价，其主要手段是采取“高进低出”或“低进高出”，借此转移利润或逃避我国税收。

2.货币、证券交易中的转移定价。主要是指跨国公司关联企业间货币、证券借贷业务中采用的转移定价，通过自行提高或降低利率，在跨国公司内部重新分配利润。

3.劳务转让中的转移价格。劳务交易不同于商品交易，其价格弹性大、成本和成效难确定，价格转移具有更大的隐蔽性。一方面外方向中方收取高额的服务费，以增大成本费用，减少利润逃税避税；另一方面外方对中方所提供的服务，则少报甚至不报服务费，以减少中方利润。

（二）在华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避税手段。

1.利用各国所得税税率的不同而避税

利用税率上的差异实现避税是跨国公司常用的避税手段之一。当高税率国家的子公司向低税率国家的子公司出售产品或服务时，采用定低价；当高税率国家从税率国家进口产品或劳务时，采用定高价。通过各种“高进低出”的做法，在所得税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可减少所得税的税负。

2.通过避税港实施避税

避税港是指所得税税率特别低或不征所得税的国家和地区，如巴拿马、列支敦士登、巴哈马群岛等。这些国家和地区出于一定经济目的的考虑，有意识地实行远低于国际一般税收水平的税收制度。许多跨国公司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设有大量的子公司，并通过子公司低价收购、高价卖出，因此取得了双方利益，从而减轻了总公司的税负。

3.通过关税环节避税

对于按“从价税”或“混合税”计征的关税来说，跨国公司在进行内部交易时，可利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子公司，以较低的发货价格，减少纳税基数和纳税额，降低进口税，从而达到减少关税的目的。

三、在华跨国公司转移定价反避税规制的政策建议

（一）认真实施新企业税法，完善转移定价税制立法。

1.认真实施新的企业税法，税企密切合作。我国新的企业税法在2008年1月1月开始实施，终于统一了内外企业所得税收制度。统一税前列支标准，做到税负公平，但在过渡期一定会遇到各种问题，实施中会有一定困难，这就要求税务部门和企业密切合作。

2.完善我国的转移定价税制。针对目前转移定价税制存在的问题，应该制定完 善、规范、全面、权威、专门的《转移定价税制实施细则》，至少包含：关联企业认定、业务范围、调整方法、可比价格资料的获取、详细的分类调整、税务当局的权力、相应调整、处罚规定、调整期限、预约定价制、资本弱化制度等。

（二）借鉴国外经验，稳步推行预约定价制

1.转移定价避税的国际治理。世界各国转移定价税制较为成熟的做法包括：严格审核关联企业的认定、完善收入和费用配比原则、建立资本弱化税制、制定预约定价制度等。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其转移定价相关性法规比较完善，在执行措施、管理水平和预约定价协议的推行等方面处于世界前列，体现了相当出色的成效。

2.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稳步推行预约定价制。我国引进预约定价制时间较晚，根据我国外商投资企业规模小的特点，我国在制定预约定价操作规程时可以借鉴美国、加拿大等的做法，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分类管理，专门制定适合于中小型企业的预约定价规则。

（三）加强国际税收合作与协调。

1.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协定的签订。为保证在国际税收协定背景下转移定价调整的顺利实施，避免因转移定价调整造成不可避免的国际双重征税，我国应该与更 多的国家签订国际税收协定。

2.形成亚太地区国际税收合作与协调组织。针对我国还未与税收流失最严重的台湾等地区签订税收协定以及我国在转移定价征管方面还存在很多缺陷，缺乏国 际行情、信息的情况，应形成亚太地区国际税收合作与协调组织，使包括转移定价在内的国际税收问题得以顺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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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全球化下我国发展电子商务的优势

网站建设的专业化和网民要求的个性化使任何一个网站也不可能满足网民全方位，多层次的的个性化要求，都会遇到资源的空缺与内容的贫乏，因此，势必感受到融合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融合，才能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这种国际化的趋势，使市场开放度加大，贸易机会增多。给中国的商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特别是给中小企业提供了展示自已形象的广阔空间和表现自已的平等舞台。中国电子商务将很快地走向世界。

中国加入WTO，进一步加快了全球一体化的步伐，同时中国融入国际市场将加快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步伐。入世后，由于关税的降低和贸易壁垒的取消，将使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国际性贸易往来明显增多，这使得国际电子商务的发展成为必要。越来越多的企业注意到加入WTO对贸易和产业环境带来的巨大变化，认识到电子商务对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意义重大，企业间的B2B电子商务将成为主流，它可以帮助企业及时掌握市场动态，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经营成本。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入世后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更多的厂商会融入到世界贸易体系中，有大量的企业会介入到国际电子贸易领域。这也将直接推动我国电子商务向国际化发展，而电子商务的发展进而影响我国信息化的发展进程。

2经济全球化下我国发展电子商务的劣势和不足

目前，中国的网上书店、网上商城已开始营运，但要大规模地推行电子商务，至少在以下7个方面还存在障碍。

（1）购物观念和方式陈旧，在中国，传统的购物习惯使“眼看、手摸、耳听、口尝”，公众普遍感到网上购物不直观、不安全。

（2）缺乏电子商务的商业大环境，目前，中国的商业活动基本上仍是手工作业，公众对商家的交易频率高但每笔交易额都很小，好像没有必要在网上交易。

（3）网络基础设施不够完备，电子商务的基础是商业电子化和金融电子化。目前，全国性的金融网还未形成，金融业自身的电子化还未实现，商业电子化又落后于金融电子化，制约了电子商务的生存、发展空间。

（4）互联网的质量有待提高，推广电子商务的技术障碍主要表现于网络传输速度和可靠性上。现行的中国互联网的传输速度很低，常常出现网络拥塞现象，同时还存在多种不可靠因素，包括软件、线路、系统的不可靠。

（5）网上安全和保密亟待完善，在网上进行电子商务的询价、成交、签约，涉及许多商业秘密和公众隐私。

（6）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顺，现行的信息产业管理体制存在着严重的计划经济烙印，过度集中和垄断制约了市场竞争，有碍电子商务在全社会的推广应用。资费过高仍然是广大公众享有电子商务的拦路虎。

（7）公众缺乏电子商务的知识和技能，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多数公众文化素质不高。现代通信和网络技术日新月异，多数公众难以跟上知识和技术的发展步伐。政府在推动电子商务中扮演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3经济全球化下加快发展我国电子商务的对策建议

（1）加快基础性信息网络建设。

中国电子商务要在发展中求规范、求质量。首先，中央和各地政府要尽快建设新一代的高速信息传递骨干网络和宽带高速计算机互联网，提高上网速度，降低上网费用，构建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信息化基础平台。在此基础上组建并完善标准化、广域型、基础性的商品订货系统、商品交易网络、商品信息系统等电子网络体系，使尽可能多的企业、商品和商务活动进入电子商务领域。其次，要制定实际措施鼓励企业加大信息技术升级和系统建设投入，尽快实现企业内部信息管理的电子化，为推动全社会电子商务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第三，要积极研究、探索和创造传统产业、企业和产品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的新形式和新途径，把我国电子商务建立在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上。

（2）完善网络贸易的法律体系。

要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借鉴电子商务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早日出台可具体操作的《电子商务法》及相关法律，构建有利于促进我国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的法律体系。电子商务法体系既要符合我国特点，又必须能够与国际接轨。从我国商务活动的实际出发，新的电子商务法规必须具有规范交易程序和行为、保障交易公平和安全、清晰界定责任的法律功效。

（3）尽快建立独立的电子商务税收制度。

目前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对电子商务的征税制度各不相同。美国对电子商务实行全面免税制度：禁止联邦和州政府对Internet访问征新税，对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暂缓征税，对任何形式的电子商务不再增加新税。欧盟则采用“清晰与中性的税收”制度，对在Internet上从事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和个人征收增值税，不征额外税。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电子商务的涉税问题没有明确的政策。我国应对电子商务的税制建设持积极主动态度。国家税务局提出的电子商务税制“六原则”应是大体适应近中期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要求和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利益的税制框架。现在需要加紧做的，是按照这一框架要求制定出具体独立的电子商务税收制度和实施细则。

（4）采取积极措施，鼓励和支持更多的传统企业、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贸易活动电子化。

电子商务的核心内容毕竟还是商务，电子化只是活动形式的变革，而现阶段商务活动的主体依然是传统产业、企业的产品贸易，离开这一主体，单纯依靠专业网络公司，商务活动的全面电子化是难以成立的。近5-6年国内外电子商务发展的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只有当尽可能多的传统企业的商务活动实现了电子化，才能实现经济运行的电子商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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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环境的基本状况及绿色税收制度的提出

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生产者对经济效益的片面追求，导致对森林草地资源的过度采伐和放牧，使森林、草场等植被资源遭受严重破坏，造成水土流失和草场的退化；二是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致使一些高能耗、重污染型企业发展迅速，致使工业有害物质的排放量骤增，对我国的大气、陆地和水资源造成严重污染。有关资料表明：燃煤、化工废气所造成的污染，使全国500多座城市的大气环境质量大多数都不符合国家一级标准；大量排放的工业废水使全国131条流经城市的河流有80％被污染，特别是淮河、松花江、辽河流域水污染严重；一些重要的大型湖泊，其污染程度已影响到城市的正常供水。可见，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有效地治理和防止我国的环境污染，就要求我们不仅需要采取法律、科技、计划等手段，而且应运用包括税收在内的经济手段。税收作为国家实现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环保方面也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特别是随着“绿色税收”理论的提出和实践，使税收调控职能在环保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

绿色税制从广义上讲是指税收体系中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有关的各税种和税目及税收优惠的总称。它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而受到重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发展模式，同时也成为政府制定税收政策的重要指针。尤其是在世界银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机构的积极推动下，绿色税收的研究得到极大发展，这促使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国家加速了从零散的、个别的环境税收的开征到提出全面绿色税制的过程。进人21世纪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尝试引进绿色税制。随着人们资源与环境保护意识的加强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可以预见全球绿色税制的征收使用范围将更加广泛，全球经济一体化、绿色税制的国际化势在必行。

至于绿色税收一词在我国具体何时出现，虽无从考证，但从国际财政文献局出版的《国际税收辞汇》的改版中可以推知，绿色税收一词的广泛使用大约在1988年以后。在改版中，是这样解释的：“绿色税收”是指对投资于防治污染或环境保护的纳税人给予的税收减免，或对污染行业和污染物的使用所征收的税。从绿色税收的内容看，不仅包括为环保而特定征收的各种税，还包括为环境保护而采取的各种税收措施。随着绿色税收理论在我国的出现和应用，如何建立绿色税收制度，以保护和改善我国的环境，已成为我国税收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建立绿色税收制度，不但可以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筹集专项资金，用于促进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而且能够通过对纳税人经济利益的调节，矫正其经济行为，使其从事有利于保护环境的生产经营活动。可见，建立绿色税收制度是改善我国目前环境状况的一条重要途径。

二、我国现行税制中的环保措施及对其评价

在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中，由于还尚未设立以保护环境为课征目的的独立税种，因此，总的说来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环境税收政策。目前，我国关于保护环境的税费征收情况大致可划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收取的各项费用，主要是排污费；二是散存于其他税种中的少量税收措施。

(一)关于排污收费制度

1．对排放污染物总量没有限制。现行收费制度对污染仅是按相同标准收费，而不论单位时间的排放量是多少、每年的排放总量是多少进行区别对待。这种只是单纯按照排污量多少收费的方法对于人口密集、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大城市来说，环境污染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2．排污收费标准过低。现行排污收费标准远远低于排污单位治理设施的运行成本，部分收费项目仅为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成本的25％左右。标准偏低造成许多排污单位宁可缴纳排污费而不愿治理污染，出现“交排污费、买排污权”的现象，影响了排污收费制度刺激污染治理作用的发挥。

(二)关于其他环保税

1．资源税。第一，性质定位不合理。我国现行资源税以调节级差收入为主，属于级差性质的资源税，这种定位由于其没有给出资源价格，不能将资源开采的社会成本内部化，因而极大地限制了资源税作用的有效发挥。第二，征税范围过窄。我国现行资源税只对矿产品开采和盐的生产征税，使大量具有生态价值的水、森林、草原、滩涂等资源长期处于税收监控之外，从而导致了非税资源的过度消耗和严重浪费。第三，税额设置不合理。由于历史的原因，资源税单位税额设置偏低，而且纳税人具体适用的税额主要取决于资源的开采条件，而与该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影响无关，弱化了税收对资源的保护作用。第四，计税依据有待调整。现行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纳税人开采和生产应税资源的销售数量和使用数量。这意味着对企业已经开采而未销售或使用的应税资源不征税，导致企业对资源的无序开采，造成资源的积压和浪费。

2．消费税。消费税设立之初并没有考虑消费应税产品的行为所产生的外部环境成本，但在统一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再叠加征收一道消费税，以及对含铅与不含铅汽油实行差别税率和对生产、销售达到低污染排放值的小轿车、越野车和小客车实行税额减征等，确实体现了限制污染的税收意图。但是，消费税征税对象中与环境有关的仅有8种，课税范围过窄，某些容易给环境带来污染的消费品如电池、一次性产品、化肥、煤炭等没有列人征税范围，这对环境的保护是极其不利的。

3．企业所得税。从目前看，我国企业所得税中有关环保的条款并不多，不仅加速折旧的方式少，而且相关规定也不明确。

4．车船使用税。现行车船使用税的设置基本上未考虑环保因素。由于同一类型机动车的性能、油耗、尾气排放量不同，对环境的损害程度也不同，所以对该类型的机动车采用相同税率、按辆征收的方法显然有失公平，更不利于污染的防治。此外，由于车船使用税征收额度较轻，实际操作中很难起到缓解交通拥挤和减轻大气污染的作用，而需要更多地使用交通管制手段。

三、建立与完善我国绿色税收制度的建议

根据我国目前的环境状况，针对我国现行税制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在进一步完善现行税制中有关环保政策规定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的绿色税收制度。首先应制定一整套体现调控环保意图的绿色税收政策。绿色税收政策应是国家为保护环境而确定的指导政府制定绿色税收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实施环保税收措施的重要依据。其内容是通过具体的税制来体现的，即绿色税收政策要具体落实到各种环境税的开征和不同层次的环保税收措施的实施上。我们在制定绿色税收政策、实施税收调控措施时，除坚持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相协调、税收手段与其他调控手段相协调外，还应针对我国自身特点和不同时期的要求确定具体的政策目标。

(一)绿色税收政策目标

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老企业的污染治理任务繁重，另一：疗面经济的迅速发展又使环境污染加剧，因此，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是协调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为此．．我认为，当前我国环境税收政策的调控应围绕下：列三个目标展开：

1．控制和治理污染企业。即对原有污染企业实行限期治理，同时严格禁止与环境有害的企业或项目新建，严格限制和禁止能耗高、资源浪费大、污染严重企业的发展，大力发展节约型产业，以实现增产减污的目标。

2．发展环保产业和再生资源业。所谓环保产业，是指对环保有利的生产行业，我们这里仅指生产环保设备和环保产品的行业。再生资源业则是以回收利用废旧物资为主体的资源综合利用行业。环保产业和再生资源业现已成为西疗发达国家的一支重要经济力量，它们不仅有利于环保，而且也有利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我国环保产业和再生资源业的发展潜力很大，因此，绿色税收政策的实施也应着眼于促进环保产业和再生资源业的发展。

3．提高环保技术。技术落后是造成我国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绿色税收必须立足于促进环保技术的进　步。事实上，只有不断提高环保技术，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环境。这是由其他国家的发展实践所多次证明的。

   　(二)绿色税收措施

目前，我国在环保方面采取的税收措施很少。基于上述目标，并结合我国现行税收中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制定绿色税收措施：

1．改征“排污费”为“排污税”。目前，我国还没有开征环境污染税，治污资金主要是通过征收排污费的形式来筹集，但由于现行排污收费存在征收标准偏低、征收方式不规范、征收阻力大等问题，致使排污收费起不到保护环境的应有作用，因此有必要改排污收费为征税，对排污企业征收排污税。所谓排污税是指对排污行为或}亏染物所征收的一种税，往往是按排污量对排污者征收。污染物一般可分为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和噪音几类。污染物不同，征收形式也不尽相同。虽然有的国家对各种污染物综合征收“排污税”，但也往往按污染物设置不同税目分别征收。如水污染税、大气污染税、固体废物税、噪音税等，它们大都根据“谁污染，准缴税”原则，对因污染所造成的环境价值损失进行补偿。改征“排污费”为“排污税”以后，由于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一方面，可以改变征收标准偏低、不同污染物排放之间的税负不合理的状况；另一方面，还可以节省征收成本，改变资金使用和管理方法，以切实保障我国对环保的投入。

2．开征环境保护专项税。目前，发达国家的环保投入已占其gnp的1．5％一2．5％，而我国环保投入仅占我国gnp的0．7％一0．8％。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环保投入远远不足。因此有必要开征环境保护专项税以加大我国的环保投入，为环保筹集专项资金。这可借鉴意大利的经验，如开征废物垃圾处置税以专门用于处理城市垃圾等。

3．对环保产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一种环保手段在西方国家中早已广泛应用。它主要表现在：(1)制定环保技术标准，对高新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引进和使用予以税收鼓励。可供选择的措施包括：技术转让收入的税收减免、技术转让费的税前扣除、对引进环保技术的税收优惠等。(2)制定环保产业政策，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如环保企业可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比如所得税的减免；对环保设备实行加速折旧，并降低税率，允许环保设备增值税作进项抵扣；鼓励环保投资，实行环保投资退税。同时，在吸引外资时防止国外污染项目转入国内。

4．制定再生资源业的税收政策。再生资源业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而且也有利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如回收利用废旧物资，据有关专家测评，每回收1吨废旧物资，可节约自然资源4至12吨，节约标准煤1．4吨，并可减少6至10吨垃圾处理量。目前，我国资源回收利用的潜力很大。据估算，我国每年可再生利用而未回收的废旧资源价值将近250至300亿元人民币。1994年增值税制改革后对再生资源业利用废旧物资允许按10％作进项抵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再生资源业的发展。今后，在绿色税收政策的制定上，还应进一步促进废旧物资的回收和利用。

5．调整现行税制

(1)改革资源税。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我国现行资源税征收范围过窄，仅对矿产品和盐类资源课税，起不到全面保护资源的作用。因此，应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把矿藏和非矿藏资源列入其中。首先，课征水资源税，以有效保护我国短缺的水资源；第二，课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防止森林草场等生态资源的退化，对其他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以扩大资源的保护范围；第三，鉴于土地课征的税种属于资源性质，所以，可建议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并入资源税中，以避免征收范围过窄、减免过宽、税率过低的弊病，使资源税制更加规范、完善，进一步促进我国资源的合理保护和开发。二是改善计税依据。由于现行资源税是按应税资源产品的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计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资源的浪费现象。故应将现行资源税计税依据由按应税资源产品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改为按实际生产数量计征，对凡是开发、使用国家资源的单位都按其生产数量从量计征，而不论其销售或自用与否，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资源的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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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科技革命的加速和知识经济的兴起，高新技术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趋势越来越明显。一国可以通过加工贸易方式与发达国家之间开展高级形态的产业内加工贸易业务，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因此可以说，加工贸易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高新技术国际分工的有效途径。

一、引言

一般贸易出口是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实现价值的重要环节,是我省的传统贸易方式。随着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在外贸体制改革、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等因素综合作用下，“九五”开始，加工贸易也在浙江的贸易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什么是加工贸易

加工贸易指从境外保税进口全部或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下称进口料件），经境内企业加工或装配后，制成成品出口的经营活动，包括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1。由于浙江加工贸易的特殊税制安排，可以在保证出口的同时，有效缓解出口退税的压力，因此一般贸易有向加工贸易发展的趋向。

三、浙江省发展加工贸易的原因以及面临的问题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假定各国的劳动生产率是一样的（即各国生产函数相同），在这种情况下，产生这种比较成本差异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各国生产要素禀赋比率的不同；另一个是生产各种商品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不同，亦即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2。而我省的劳动力相对丰裕，有适合进行加工贸易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源。在加工劳动密集型商品上有比较优势，而且我省有较多的科技人才，有发展加工贸易产业的潜力。

不同贸易方式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总体上看，浙江外贸长期是高一般贸易低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对浙江国民财富的贡献和综合效应高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在浙江的发展仍具有一定的挑战，我国仍处于加工贸易的传统发展阶段，加工贸易的主体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我省加工贸易的产品加工环节单一，产业链条短，仅从事简单的组装、装配等劳动密集型环节，产品增值率低，加工贸易管理措施滞后，手续复杂，结构不够合理3。原材料供应紧张以及出口退税等都使加工贸易受到一定的困难，当然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我们应对加工贸易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作出相应的对策。

四、浙江省应怎样发展加工贸易

我省在发展加工贸易的过程中要及时作出各种对策，以促进我省的经济增长，对此我作出了以下几点：

（一）积极引导和鼓励出口企业开展加工贸易

加工贸易具有“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特点，在发展加工贸易过程中能带来国外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方法以及市场信息，而且能拓宽与国际接轨的渠道，促进外资进入，而外商投资规模的扩大与质量的提高，又能进一步推动加工贸易发展，同时有利于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压力4。

我省应积极鼓励加工企业，简化境外加工贸易业务的审批程序。建议对境外加工贸易，可实行登记制；对部分国有企业，可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对那些经营管理不善的国有企业不能到境外从事加工贸易。加强商会、行业协会的协调和服务。充分发挥我省进出口商会、行业协会作用，对我省开展境外加工贸易的企业、行业进行协调。同时，为企业提供各种信息服务。结合我省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制定我省开展境外加工贸易的行业政策。对于各行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的规划，要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地转移我省的成熟产业和多余生产力，扩大我省成套设备和原材料的出口。

（二）促进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增长

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是指加工贸易企业将保税料件加工的成品或半成品结转至另一加工贸易企业深加工后复出口的经营活动。未经加工的保税进口料件不得直接结转。国家下调出口退税率和海关修订的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管理办法，为这种转化创造了条件。出口退税率低于增值税后，一般贸易出口转为加工贸易出口，可节省企业税负。浙江省有30%左右的原料是以一般贸易直接或间接进口的，从理论上讲，这部分进出口基本上可以转化为加工贸易。据测算，浙江省一般贸易出口的传统产

品有15%是可以转化为加工贸易的，目前只转化了2%左右，发展加工贸易潜力还很大5。但由企业的管理局限和深加工结转的原料、半成品、成品还没有建立流转顺畅的交易平台，这些都影响了传统产品开展加工贸易。因此，促进深加工结转刻不容缓，我省要严格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管理。利用计算机异地报关系统和加工贸易分册，规范加工贸易的深加工结转管理。

（三）优化加工贸易的发展环境

我们应该努力为加工贸易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下放外资项目审批和加工贸易合同审批权，简化审批手续，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建立健全关贸、税贸、银贸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形成联动机制和管理合力，及时解决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加工贸易进出口提供更多的便利。

面对我省加工贸易滞后的严峻形势，各级各部门必须齐心协力，加大对加工贸易的支持力度，为进一步扩大我市的加工贸易提供必要的保障。一是进一步加大加工贸易的宣传力度。利用新闻媒介和舆论阵地，推广先进经验，进行政策推荐，加强业务指导，引导企业积极开展加工贸易业务。二是加快加工贸易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工作。通过向外引进、组织培训、岗位锻炼等方式，造就一批加工贸易人才。三是不断加强加工贸易信息工作。帮助重点加工贸易企业建立“联网监管”模式，企业与外经贸局、海关、国税等部门实行联网，及时解决企业在出口退税、货物通关、分类管理等环节中遇到的问题。

（四）加快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战略

我省外贸企业中中小型民营企业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开展对外贸易起步较晚，国际化经营经验不足，再加上管理体制不顺，生产技术落后，缺乏专业外贸人才，不懂加工贸易操作流程，使开展加工贸易受到很大制约6。企业领导要树立国际化经营的意识，加强与国外企业的合作。一是走出去，在原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设立分支机构或直接投资，及时掌握国外信息，组织生产、销售；二是引进来，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或资金，在国内合作兴办企业或公司，利用国外合作商在信息和渠道方面的优势，迅速打入国际市场。

篇（7）

企业并购是兼并与收购的简称，兼并是指两个或多个企业按某种条件组成一个新的企业的产权交易行为。而收购是指一个企业以某种条件取得另一个企业的大部分产权，从而居于控制地位的交易行为。企业可以通过并购有效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实现纵向整合效应与协同效应，降低交易成本，达到盈利最大化的目的。

二、我国企业并购中存在的问题

企业合并目的是追求经济利益，我国企业并购的历史较短，经验较少，再加上我国经济的特殊性，企业并购或多或少受政府影响，还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这样，在并购中必然存在一些问题，总结一下，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一)企业并购倾向于财务性，而非战略性。目前，我国企业并购过多地关注短期财务利益，以短期获得生产要素资源为导向，缺少战略性并购。企业的并购从短期的利益考虑，盲目的追求短期的利益会导致企业失去原有的优势，最终必然使并购陷入艰难的境地，造成并购的失败。同时还有很多企业追求经营的多样化，把一些不可能组合到一起的资源强行组合到一起，这样不仅不能使资源合理利用，而且会使合并双方都陷入困境。

(二)法律法规不完善。由于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关于企业并购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随着并够中诸多问题的出现，立法问题显的尤为重要。比如由于反避税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导致了企业利用制度漏洞，进行了大量的避税行为。

(三)并购对象多为困境企业，缺少强强联合。从我国每年大量的并购案例上看，优帮劣、强管弱、富扶贫的强弱型并购行为偏多，这实际上是用优势企业的利润弥补了劣势企业的亏损，整体经济效益并没有提高。而且，那些优势企业由于不是因为自身发展需要而是由于行政命令兼并劣势企业的，兼并之后很可能不但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且由于增加了负担，造成经济效益滑坡。

(四)并购后的整合没有受到重视。近十几年来，国内外的并购实践与实证研究表明，并购的失败可能性要大于成功的可能性，而并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并购后的整合不成功。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存在大量形式上的并购，没有实实在在地按并购程序办事，很多企业的并购只停留在表面，单纯重视规模扩大而忽视并购后的整合，很多企业在并购后仅是同一个冠名，业务仍然是分道扬镰，缺少实际的整合。

三、解决我国企业并购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正确认识并购目标，摒除短期利益思想。在西方国家，企业并购的原始动因主要是缘于竞争压力和追求利润。而我国目前并购行为动因多是政府出于消灭亏损企业、卸掉财政包袱，追求短期财务利益。我国企业应认识到并购是优化企业资源、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方式。企业应真正为自身利益考虑，为寻求企业发展从而为股东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出发进行并购活动，体现出获得战略机会、追求协同效应、节约交易费用、分散风险和节约税负等并购的特征，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要有效地防范企业利用并购避税，就必须完善现行并购的税制环境，加快税制建设:一方面我们要利用必要的税收优惠激励能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的并购活动的发展，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又应当遵循国际惯例，遵循税制的一致性原则和中性原则，特别是对于免税并购要坚持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不断完善我国反避税制度。

篇（8）

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必将导致市场中会出现层出不穷的强大企业夺取竞争地位的制高点，其中借助企业重组模式则是其首选方式之一。重组企业不仅可通过重组实现资源的再分配，同时也可以淘汰大量现存的规模小、效益低的企业，以实现产业链条的横向与纵向升级。

企业重组对于企业来讲意义非凡，对于政府更是如此。政府应通过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来对其企业重组予以支持和引导，但由于国内企业重组税制构建较晚，而企业重组也确是符合我国近年倡导的优化产业升级及建设与国际接轨的大企业理念，为此，国家应对其一直秉承扶持政策导向，切实落实关系重组企业生存、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才能促进重组活动而加快行业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所得税是重组企业涉及面较广、涉猎影响较深的一个大税种，故其也一直是国家致力于制定企业重组政策的关键落脚点，因此，分析现阶段企业重组所得税政策中的现存问题并提出对照性完善建议才是眼下当务之急。

一、企业重组相关理论概述

1.企业重组概念

企业重组，即是指企业欲通过以适应现行经济环境变化为目的，以提高实际市场竞争力为愿景，运用产业调整、财务重组或是企业转型等方式将人力、物力、资金等生产要素进行重新整合、优化配置的全过程。

在实践中，企业重组具体可分为企业之间重组与企业内部重组两种方式。前者主要通过扩大企业规模而增加企业整体竞争力；而后者则主要通过企业自身经营策略的内部调整以实现其内部资源与资本结构的二次分配与升级，以适应市场的变化，从而实现企业的稳固发展。

另外，我国在税法上对企业重组也给出了明确定义：即是指企业发生在日常活动以外的，关于法律或经济结构方面做出重大改变的经济交易，具体涵盖企业自身法律形式的改变、债务重组、股权与资产收购及企业的合并、分立等形式，目前，财税[2009]59号文（以下简称“59号文”）有关企业重组的分类是我国税收法规中第一次对经济学中企业重组概念作出了明确规定，从而完成了法律层面的企业重组大类规制。

2.企业重组目标

（1）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企业发展

不论是企业之间还是自身内部重组，其实质都是企业欲实现社会资源再次合理分配的过程，即其应从低效益部门逐步升级转向高效益部门的一种具体操作行为，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来说，技术交流与经验分享，资本保值与财产增值，规模扩大与市场创新都可以改变现有资本的经营范围；而企业内部资源重新配置与调整，生产结构的改变及现有资源的优势互补，也可以通过两种企业重组方式加以实现，从而提升企业发展与创新潜力，激发员工工作热情以实现企业的深发展。

（2）增强规模效益，提升经管能力

规模经济理论写道：企业运作规模大小与经济效益高低时常紧密联系，密不可分，企业若想实现预期经济效益，适当扩大经营规模实为首选举措，而企业重组则能帮助企业在短期内迅速实现经营运作规模的扩大。企业领导层在综合考量相关经济因素与现存环境的基础上，选择低谷时期企业发展途径时，企业重组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强强联合固然重要，而企业内部重组与其他并购方式也是企业脱困的新途径，能通过内部联动及外部制衡增强企业经营把控水平。

（3）促进分工协作，巩固行业优势

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无不在其不断的发展中发现自身优势、劣势及行业机遇与挑战，在企业追逐利益的道路上，领导层会试图考虑最大化增加优势，缩小短板及迎接机遇与应对挑战，以成为行业领头人为目标，上述竞争环境中专业化、革命性地变革可通过企业重组来实现，在新的“大家庭”中分工协作，优势互补，进而实现行业的再布局与巩固企业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4）顺应经济模式，提高竞争口碑

巨大的经济效益驱动引发部分企业大胆地选择企业重组方式，它能改变原有不顺应经济现状的发展模式，使其跳出自身发展的行业壁垒，以增强其竞争决策能力。对企业而言，通过企业重组亦可以促使企业改变现有管理模式，提升管控软实力，使重组企业能够真正、勇敢地接受市场经济的全方位考验。

二、企业重组所得税政策现存问题

新的税收法规中，最为著名的当属2009年财政部与国税总局联合的“59号文”，该文件的出台不仅明晰了企业重组中关键的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也同时顺应了重组活动日趋活跃的经济现状，填补了我国在此方面欠缺的税收空白，特别是对于一些特殊性税务处理的相关程序及适用情况等的规定，凸显出其政策导向显著的特性，从而成为重组业务所得税处理的提纲挈领性的政策文件。另外，国税总局还相继出台了“2010年第4号公告”（以下简称“4号公告”）、“2015年第40号公告”（以下简称“40号公告”）和“2015年第48号公告”（以下简称“48号公告”），即针对于59号文的专门的、系统的、具体的实施细则，对于重组企业在完成企业所得税的会计处理和税务申报与税务机关贯彻执行方面具有指导意义，但在当前经济背景下，企业重组及其税收业务亟需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因此应首先理清企业重组所得税政策现行框架的不足之处，才能完善运行机制，使其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现实魅力。

1.政策细节有待明确

虽然国税总局继59号文之后相继出台了一些解释性文件，但仍存在部分企业重组的有关税收政策尚需进一步明确规范的问题，譬如集团企业常涉内部重组。目前，很多集团企业出于业务整合与战略调整需要进行内部重组，但现行政策中却并未对这类重组提出专门规定，这会导致不少集团企业难以承受内部重组所发生的过高税负，从而被迫放弃优化的商业安排。

再如，目前很多股权收购采用定向增发和长期股权投资支付并存的模式，由于尚未明确相关政策，实际操作只能尴尬的使用两种税务处理方式，即定向增发按照59号文，长期股权投资支付采用换出股权计税基础作为换入股权的计税基础，亟需出台更具执行力的政策加以明确，才能使实际涉税操作双方理解得更为精准。

2.执行理解有待统一

各地税务机关对企业重组中现行所得税政策的理解不统一、执行不协调也是现存的主要问题。如政策中对于收购企业购买股权不低于对方全部股权的50 %的规定，全部股权是否为全部资本的概念，即是否包括注册资本、资本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理解就大为不同。另外，在税收征管业务实践中，部分税务机关在判定股权转让时其所得预提税负变化问题的同时还会连带分析股息预提税负的变化等，税务机关对政策理解上的分歧，会大大降低税务机关的业务管控能力及综合服务水平。

3.不同政策有待衔接

重组业务涉及到的集团内部企业清算，若企业分别适用59号与60号文，可能会得到两种结果：一是递延纳税，二是当期应税，存在潜在的避税隐患风险。明晰相关执行意见，才能实现企业重组税收相关政策的完美衔接。

4.征管服务有待监控

目前，国、地税之间尚欠缺企业重组税收征管的协同合作机制，对于属地管理模式，可能会存在同一集团的下属公司，分属于国税或地税亦或是国、地税的不同分局管理，而这种管理模式对企业的重组业务审核与备案，尤其是弥补亏损等的确认都会带来不便，也正是由于其征管协作机制尚未建立，相关部门也很难对此加以有效监控。

三、企业重组所得税政策完善侧重点

1.法律形式

59号文中，重组企业若要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先决条件就是企业应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这也是税收中性与反避税原则的综合体现。然而，到底什么才是合理的商业目的，没有具体的确定标准，如若不做好法律形式上的具体解释与说明，便会导致各方理解的不统一，从而造成较大的税务风险。为此，2010年的4号公告中做出了相关明示，但也并没有明确税务变化与财务变化的范围等概念，使得“合理商业目的”的最终判断权掌握在税务机关手中，容易造成税收地区差异与不公平现象的发生。

2.债务重组

在59号文中，针对企业重组中的债务重组有明确商业目的、连续12个月的实质性经营活动、股权支付的比例及原主要股东等的相关规定，对于企业发生多笔债务重组而进行合并计算时是否违背税法规定，债转股中期限及计税基础等盲点都应成为国税总局等实现企业重组所得税政策完善的侧重点。

3.股权收购

企业重组中，股权收购方式的股份支付额比例限制、收购公司和发行权益证券时被收购股权的计税基础及特殊性税务处理时涉及其中的自然人股东纳税问题都会成为其中的关注焦点，尤其是企业重组中涉及的个税问题更是重组政策中的大众热点，所以，在股权收购中应注意企业所得税与个税的关系，也是需要企业所得税税法健全和完善的实质内容。

4.资产收购

资产收购中的债务是否所属资产收购标的范畴，被收购资产确认比例的标准、计量原则及判定其是否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都是资产收购的现实问题，从理论上来讲，资产与股权收购并无本质区别，但资产的公允价值确认却较易出现人为评估因素干扰，亦会放大不公平、不合理的缺陷，因此，完善现行税收政策，明确资产收购相关要素标准实为重要。

5.企业合并与分立

谈到重组中的企业合并与分立，就不能避讳诸如弥补损失的顺序、税收优惠的确认与计算、预提所得税等现实盲区，59号文对上述问题未作出明确规定，就可能会造成重组企业相关财税政策运用失误及隶属税务机关的执法不明，所以，有关部门应将法律形式及企业重组中的几种关键分类作为切入点，完善具体财税政策，以更好地发挥其导向作用。

四、企业重组所得税政策的完善措施

现行企业重组所得税政策已较为完善，但毕竟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关部门仍需再接再厉，对现存不足及盲区加以优化改进，从而实现企业重组所得税政策质的飞跃。

1.补充规范与具体解释

众所周知，法律必须经过解释才能适用，税法亦是如此。企业重组与兼并的形式纷杂，而现行税收政策却较为抽象、概括，所以，对于法条模糊及尚未明确的重组问题，应在有关文件上作出具体的适用性讲解与规范剖析，以税收法定为基础，以利于纳税人为原则，积极做好顺应时代变化与经济形势发展的、合理的、切实有效的相关解释。

前述提及的诸如合理商业目的等的界定，目前尚缺乏可操作的指引，从而将自由裁量权过多的留给税务机关等现象依旧存在，迫使现行税收政策中笼统与抽象的规定细化工作需提上日程，因此，出台广泛而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意见或者是参照性的具体事例呼声高涨，我国可在结合本国国情前提下，适当借鉴国外先进国家的重组细则，对此作出完善细化的可行性操作指引。

企业所得税重组政策的单向调节并不能解决税制体系整体需要协调一致的原则，由于其不仅涉及企业，还会更多涉及个人层面，所以，实现二者协调一致十分关键。再如，企业之间的交易常会涉及转让价格问题，届时对于关联易的商品定价、成本核算、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时流转税及其他税收的考虑等都是决定企业价值的重要指标，故完善不同政策之间的合理衔接才能使企业所得税自身的效能发挥最大。我国税法及相关法律应统一对关联交易实务中涉及的概念、原则、计税基础、计税标准的规定。

2.加强征管的综合质量

细化、补充与规范政策及操作办法，无非是为了更进一步地统一有关企业重组的税务处理问题，为了最大化降低企业纳税风险，同时也为了减少税务机关执法风险，企业重组事项的全程审核与监督更应据实落实，从而实现全程监管，完善手续，减少盲点，提高效率，降低争议，提升征管综合服务水平的目的。

建议税务机关可以委派指定的税务专员，对重点企业的重组全过程进行调研和跟踪，结合所搜集的企业税务资料进行分析和指导，以便企业更好地完成重组事宜，提高对企业所得税征管和后续管理的质量。

3.实现国际化协调统一

国内企业现已涉及跨境重组领域，故实现企业重组中所得税的政策的国际化制定迫在眉睫，一则可以解决国内企业跨境发展的税务忧虑，二来可以制衡以谋求税务利益而进行并购重组的个别企业的避税活动，可就目前来看，仍有国际间交易实质、交易定价及税收协定不一致等问题存在，亟需税务机关特别关注，以制定出更为完善的政策法规。

我国税务机关应当积极学习国外企业重组所得税的规定，基于我国国情来引入国外税务机关的稽查、征税及管理模式和方法，例如实施注册会计师责任制等，以完善我国税法的相应部分。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企业重组已成为企业在其行业领域中保持领先地位及具有竞争优势的主要手段之一，所涉及的企业所得税政策对于是否能完成企业重组发挥的作用尤为关键。为了使企业能顺利完成重组，更好开展经营活动，应根据日益复杂的企业重组模式，进一步完善和明晰企业重组的所得税政策，从而充分地发挥政策引导指导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许阳阳.资产重组企业所得税政策评析与完善[D]. 长春：吉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2]魏志梅.企业重组所得税政策探析[J]. 税务研究，2013，（4）.

篇（9）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有一类现象可谓屡见不鲜：跨国公司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各个子公司，频繁地进行着大量的国际贸易；企业集团的各个成员，在积极地进行着“互通有无”的经济活动；许多单位的后勤部门，对内部机构和职工提供着形式多样的有偿服务，等等。诸如此类的内部交易现象，本文统称为“内部市场”现象。

所谓“内部市场”，是指组织体的内部机构、成员之间通过经济活动而形成的市场。它是在“内部人”之间照一定的“内部规则”从事交易活动而构成的市场（注1）。内部市场的存在，使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统一市场被分成了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使市场主体所遵循的规则被分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这种内外有别的“二元分立”，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已产生了重要影响（2）。

过去，人们对外部市场普通关注较多，而对内部市场的存在则多予忽视。在制度建设上，人们通常考虑的也是对主体之间的外部交易活动如何进行规范，而对内部交易的规制则疏于建构。但事实上，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内外有别”的两个市场将长期延续，因此，研究两个市场及其影响，尤其应是经济学和法学领域的重要课题（3）。

本文依据参加主体的不同，把内部市场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的内部市场”，如跨国公司或企业集团的关联交易等所形成的内部市场；另一类是“非企业的内部市场”，如机关内设的后勤机构因提供相关服务而形成的内部市场。对于企业的内部市场，虽然研究尚待深入，但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如有关关联交易的研究，有关转让定价制度的研究等；对于“非企业的内部市场”，则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法学界，研究都比较欠缺。因此，本文并不准备仅以关联交易或转让定价问题作为重点进行讨论，而是要在通常探讨的对关联交易的规制等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对非企业内部市场的制度取舍和规制选择。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分别探讨以下几个问题：企业内部市场的成因，以及相应的税法规制；非企业内部市场的成因，以及相应的税法规制；同时，还要提出对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本文试图说明：内部市场是引发法律规避，特别是税法规避的重要诱因，为此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努力压缩或清理内部市场，逐步建立统一的市场和统一的法制，增进税法适用的普遍性。

二、对企业内部市场的税法规制

价格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是人所共知的。从经济学上说，价格可以分为外部的市场价格和内部转让定价（transfer pricing）（4）。其中，转让定价是在内部的关联交易中形成的价格。上述的价格分类，本身就是对企业内外两个市场的承认。

企业的内部市场，是通过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形成的。随着跨国公司、企业集团的发展，企业内部的关联交易越来越多，从而已经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内部市场。各类企业的内部市场，既可能局限于一国内部，也可能跨越多个国家。对此，我国税法不仅承认其存在，且规定了相应的规制措施。为了更全面、更有针对性地研究企业内部市场的税法规制问题，有必要对内部市场的成因做出分析，特别是对其中最重要的经济与法律方面的原因更应着重探讨。

（一）企业内部市场形成的经济和法律原因

从经济学理论来看，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框架下，已经受到了很多批评和挑战，无论是李嘉图（D.Ricardian）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还是后来的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g）的资源禀赋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当前国际贸易的现状。尤其是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大量的国际贸易在人均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间进行？为什么会形成规模可观的内部市场？这使得学者更加注意引入产业组织理论（Industrial　Organizational Theory）以及博弈论（Game Theory）等理论来展开分析，从而使传统理论的研究方向发生了重要转变（5）。

跨国公司的国际贸易为什么要内部化？与此相类似，为什么国内的企业也大量进行内部交易？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法律经济学的奠基人科斯（R.Coase）早已作过经典分析。他认为，内部化的实质是通过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来取代市场，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实现比市场调节更高的效率（6）。在外部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充满不确定性，且各国的法制、各地的习惯等影响交易的因素差异较大，因而企业的交易成本必然过大，从而会影响其效率和效益。而如果采取内部贸易的途径，则可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交易成本，减少贸易摩擦，推进贸易发展。可见，贸易的内部化，有其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7）

事实上，不仅在跨国公司的内部存在着大量内部贸易，即使是不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也可能从事关联交易。这从我国有关关联交易的定义中可看出（8）。事实上，企业集团的内部市场之存在自不待言，因为在集团内部的子公司之间、分公司之间、或者它们相互之间极易形成内部市场；即使是非企业集团，也可能由于同其他企业存在着销售等方面的关系，而形成实质上的内部市场。此外，导致企业之间关联交易大量发生的原因，除经济因素外，法律因素也非常重要。从税法的角度说，在各个国家之间，由于税法差异而导致的税负差别往往很大，这是诱导转让定价行为大量发生的重要根源。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可能由于税制或法制的不统一，而形成不同的税收管辖区或不同税负区，从而导致转让定价的发生。例如，我国存在着内地、香港、澳门等不同的税收管辖区，又存在着特区与非特区、优惠区与非优惠区等不同的区域，这必然使企业可能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而进行主体/客体的转移，从而形成企业的内部市场。

明确内部市场形成的经济和法律上的成因，对于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特别是税法规制，是很有意义的。这样才能因势利导，有的放矢。

（二）相应的税法规制

上述经济性和法律性原因的存在，使跨国公司等各类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内部市场来转让定价，这不仅改变了通常以市场价格为信号的贸易秩序，使市场关系更趋复杂化，而且也带来了国际和国内层面的垄断、不公平贸易、税收规避、逃避外汇管制等问题，从而对于一国的经济和法律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并且，其中的负面影响尤为突出。

应当承认，在利益驱动下，企业的内部交易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其转让定价等活动自然会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负面效应就可以视而不见，放任自流，恰恰相反，给予适度的、全面的、有针对性的规制是十分必要的。当然，规制应避免对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从上述的经济性原因来看，对于企业的内部化趋势，税法是不可能禁止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税法规制就不需要或不可能。从理论和实践上说，税法都可以做出一种抽象要求，即“从事内部交易的主体必须按照独立竞争原则行事，使它们像不存在关联关系一样，从而把内部市场变成一个法律上的外部市场，实现内部市场的”外部化“。这样才符合通常应有的市场竞争规律，才更有助于提高社会效率和确保社会公平。

针对上述的法律性原因，要加强对内部市场的税法规制，就需要努力完善税制，尤其要实现一国税法的统一适用。因为税法的统一适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常重要。即使是由于实行一国两制而形成的特殊区域，也应通过解决“区际冲突”的办法来实现企业税负的公平。例如，可以通过一定的安排，使内部市场活动与外部市场活动的效果类似，从而解决税负不公等问题。从税法的角度来讲，国家进行相应规制，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要保障财政收入和统一的市场竞争秩序，防止税款流失和当事人之间的税负不公。

可见，从经济上说，企业要实现外部市场的“内部化”而从法律上说，国家要实现内部市场的“外部化”。两者的角度、目标不同，但都有各自的合理性。

由于企业的内部市场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可能会长期存在，因而对于税法规制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引导其发展。

事实上，各国在制定转让定价税制，或者在其他领域对关联交易进行规制时，都非常强调“独立竞争原则”（Arm‘s Length Principle），即强调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像“陌生社会”的“陌生企业”所形成的外部市场一样，这样的经济交往才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正常交易”，也才是税法或其他相关法律所认可的。否则，如果这些“熟人企业”之间的内部市场不按照独立竞争的原则进行市场竞争，从而可能形成不同于外部市场的价格，则相关国家机关有权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使其行为同独立的市场主体之间的行为在经济效果上相一致。

上述原则已在税法规制的现实中得到体现。许多国家都建立了旨在规制转让定价行为的“反避税制度”，确定了征税机关对于从事关联交易企业的应纳税额的合理调整权。这种调整权实际上是对规避税法的内部市场行为的一种否定。由于内部市场行为较为普遍，因而这种调整权也体现在各类税法中。

例如，在商品税领域，我国在关税制度中完税价格的确定方面，就规定了海关对于相关主体所申报税额的确定权；在增值税制度、消费税制度等领域，也强调在申报税额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征税机关享有税额核定权，等等（9）。又如，在所得税领域，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涉外企业，如果它们与关联企业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额，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的调整（10）。

可见，我国对内部市场的规律集中地体现在关联交易方面。对于关联企业及其关联交易，在税收征管制度、所得税制度、商品税制度中都有体现。这说明，内部市场问题已经进入了现行制度的视野，并已产生了相应的制度回应。（11）

总之，对企业的内部市场进行税法规制，对于防止国际和国内层面的低税竞争，确保国家之间与企业之间的公平的竞争秩序，防止国家的“财政降格”，预防财政危机，都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在国际层面对解决企业内部市场问题已经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从总体上看，尽管目前在制度建设上还有一定的漏洞和缺陷，但在立法规模、层次和成效方面，比规制非企业内部市场的制度建设要好得多。因此，对非企业内部市场的规制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对非企业内部市场的税法规制

（一）非企业内部市场的存在及其成因

可能是人们认为非企业内部市场对经济和法律的影响相对不大的缘故，从制度建设到学术研究，对非企业的内部市场问题都关注不够，相关的制度资源也并不多见。我国目前对此类内部市场所做出的规范，主要是以国家税务总局的《通知》或《批复》的形式存在的。尽管对这些规范的效力、合法性等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但这些规范实际上确实在发挥着“规范”的作用，并已在事上生成了一系列“类型化规范”。由于这些被忽视的“类型化”规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因而非常有研究的价值。

从历史源流上看，我国非企业内部市场的形成，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轨有关。长期的计划经济，使市场分工、社会化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例如，高校、部队等非营营利性的组织，长期是不面向公开的市场的，其后勤保障长期没有实行社会化，因而形成了面向“内部人”的“内部市场”。从近些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人们对企业这类典型的市场主体应当面向市场（即外部市场）是殆无异议的；而对于具有一定公益性的学校、部队等非企业性、非营利性的主体是否应面向市场，则始终存在争议。这实际上也是上述单位得以存在“内部市场”的重要原因。

从主体的角度说，学校、部队等主体的内部市场之所以能够长期存续，还因为这些组织体内部存在着需要大量的、较为稳定的商品供应的群体，并且该群体组织体存在着地位上的不平等关系或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这是形成内部市场的直接动因。

与上述历史的、主体的原因相联系，我国非企业内部市场的存在，还有经济的、体制的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从经济的角度说，非企业单位在理论上是非营利性的组织体，因而本来是不应从事经营性的活动的，特别是不应对外从事经营活动；但由于存在着体制上的原因，这些单位往往是具有公益性的组织体，且负有为内部成员提供一定福利的任务，同时又要养一批不能推向市场的冗员，因而不得不从事一些经营活动。这样至少可以实现自我服务，如果能同时解决一点财政经费不足的问题，则当然更是“锦上添花”，并且这种对经费的需求有时甚至还是内部市场形成的重要动力。而在法律上，恰恰对这个部分的立法是比较欠缺的，于是非企业性的内部市场便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以致于发展到不仅对内经营，而且也开始对外发展，于是又产生了如何“脱钩”、“停办”等较为棘手的相关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非企业内部市场的成因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不进行较为全面的、根本的变革，则非企业的内部市场就必然会发展，并可能使非企业主体发生性质上的转变。因此，全面深化各类体制改革，对于解决内部市场问题尤为必要。

针对上述的历史和经济原因，必须注意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改变计划经济的观念和影响，并调整好非企业单位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角色，解决好“市场准入”和“市场禁入”的问题；针对上述主体和体制方面的原因，必须深化各类体制的改革，使非企业单位能够获得从事其根本经济活动的经济来源，理顺各类主体之间的关系。惟有如此，税法规制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二）对非企业内部市场的税法规制

根据人们的通识，成熟的市场经济要求有统一市场、统一的法制，这样才可能确保法律的普遍、统一适用，才可能使市场竞争更加公平。一种主体，不管它在性质上、设立宗旨上属于哪一类，只要它从事的是实际上的经营活动，那么，就应当把它作为一般市场主体来对待，而不应有更多的特殊待遇。

事实上，内部市场毕竟也是市场，其收入与税法规定的各项应税收入并无本质差异。也就是说，依据可税性理论，凡是具有非公益性的营利性收入，一定是可以征税的（12）。因此，这些收入同样也是可税的。而各类《通知》和《批复》作出的内外有别的规定，与税法本意是否相合，对这些非企业性单位的营利性收入是否应当全面采取免税政策，都是值得探讨的。

应当说，在税法上承认非企业内部市场的存在，并进行相应的规制，是在经济过渡或称转轨时期不得已的现象，但此类市场的存在实际上是不合理的，相关制度也不过是对特定时期的特殊现象的一种描述和确认。对非企业的内部市场之所以给予优惠，主要是因为这些非企业单位是具有一定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组织体，它们或者不具有可税性，或者应当给予一定的扶持和帮助，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对其给惠也算作是对财政供给不足的一个补充。因此，在税法规制方面，就不可能对以营利为目的的外部市场给予完全相同的税法待遇。

随着各个方面的体制改革的深入，非企业单位的内部市场转化为外部市场是一个基本的趋势。虽然在实践中有许多特殊情况，因而对这个问题不能“一刀切”，但统一的市场、统一的法制不允许有太多的“特殊”。法律能够对各类营利性的主体（不管在性质上是否属于纯粹的企业）普遍适用，是实现法治、实现“依法治税”的重要基础。因此，从税法规制的角度说，并不是要强化内部市场，对其发展给予过多的鼓励和优惠，而恰恰是要将其做与外部市场相同的规制。这样才有利于市场的统一化、社会化、专业化的发展。

在发展趋向方面，由于非企业的内部市场从社会福利或整体的角度来说，并不具有合理性，与市场经济的一般发展规律也不相符合，因此，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些非企业的内部市场应当逐步转为外部市场，使整个市场的发展更趋于合理。对于在过渡期间所需要的补贴，可以其他的财政支持的方式来体现，而不一定要通过税法上的不公平待遇来实现。因为法律的正当程序、平等征税对于税收法治的实现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改变非企业的内部市场，已经有了相关的努力。这也是为建立统一的市场而做出的努力。例如，在《关于国务院各部门机关服务中心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下发后，北京市又做出了补规定，要求国务院各部门机关服务中心，要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要求，到所在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手续，并依法纳税。这样，才能使其从缺乏规制的内部市场的状态转为外部市场。此外，为防止税法规避，北京市还规定，各中心必须分别核算和申报对内、对外提供的服务收入、成本，以合理确定应税收入及免税收入，对划分不清的，一律视同对外服务征税（13）。这表明，北京市税务机关对统一市场、统一税制是有其认识的，并且，对内部市场可能造成的税法规避问题也是有考虑的。其规定比税务总局的《通知》要更加完备一些。

四、相关的思考

在内部市场的税法规制方面，除了上面涉及到的问题以外，还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值得探讨：

其一，综合规制问题。“内部市场”的存在，不仅加大了税法制度的难度，而且也增加了法律调整的难度。在税法上如何来规制“内部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部市场”自身如何发展。而其自身的发展则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如体制问题等，这是税法单方面所不能解决的。即使单纯从法律的角度说，税法的调整也有赖于其他法律的调整。因此，从系统论和综合控制的角度来看，加强对内部市场的综合规制是非常必要的。

其二，规制方向问题。内部市场的发展方向是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非企业的内部市场应予清理或外部化，对此殆无异议；而作为企业的内部市场，由于它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市场主体的需求，因而这种内部市场是不会很快就消失的。为此，税法必须针对这种情况，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尤其要针对国际和国内的诸多转让定价问题，制定相应的制度，以进行有效的规制。通过规制，引导内部市场的发展方向，使其更能够符合通常的外部市场的一般原则。在这方面，各国的认识是比较接近的。

其三，规制的内部化问题。外部的市场价格与内部的转让定价的区分，不仅已承认了外部市场与内部市场的划分，而且对法律的调整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由于关联交易大量存在，而法律在设计上又主要是用来调整外部关系，因此，如何实现法律规制的“内部化”，以提高法律调整的实效，同样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过去，法律的调整存在着许多“外部性”或外部化的问题，一方面，法律调整本身是要“外向”的，但同时也会影响到该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之外的相关主体的利益，从而产生社会福利的损失问题。因此，如何使法律调整更加“内敛”，使社会成本的分担更加公平，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其四，规制政策问题。规制涉及到许多政策性问题，如对公益性问题如何看待和解决，如何解决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冲突，等等。其中，如何规制第三部门，尤为重要。根据可税性原理，如果属于第三部门的机构从事营利性活动，当然也要按市场主体来对待。这样就可以有效地解决相关的问题（14）。

其五，挑战传统问题。内部市场的税法规制也带来了税法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对税法的特征、税收的特征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例如，为规制内部市场而形成的转让定价方面的“预约定价制度”（APAS）（15），就已经对税收的强制性特征提出了挑战。对于这些问题应如何认识，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

其六，内外有别问题。随着WTO等所确立的国际经贸规则的日益深入人心，人们都认识到国民待遇原则的重要性，都认识到税制对于各类主体的一视同仁的应然性。因此，对于在内资企业与涉外企业之间存在的内外有别的两套税制，人们一般都认为应当废除：而对于有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之间存在的内外有别问题应当如何处理，与是否含有涉外因素的“内外有别”是否应属同一性质？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应进一步深入研究。

五、结论

内部市场是重要的经济现象，加强对内部市场的法律规制的研究很有必要，它是法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此外，内部市场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值得关注。事实上，即使国家给予许多优惠，内部市场的实际操作者，也极可能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而只关注自己的小群体或族群的利益。更何况国家的给惠，还会引诱许多本来不应享有这些优惠的组织体来“挂靠”、“沾光”，最后可能把国家的良好愿望和利益全部击破、沾“光”。这是违背国家给惠初衷的。由于内部市场的存在不仅会引发税收逃避、导致国家税收流失，而且也是产生本位主义和腐败的重要渊薮，因此，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对内部市场予以清理、转化，以逐步形成“外部化”的、可控的统一市场，并实行统一的法制。从税法规制的角度说，必须使税法制度与补贴制度等相关制度有机配合，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地适用税法，以增进税法适用的平等性和普遍性。

「注释

[1] 这里的内部市场，也可能是国际市场，而并非必然是国内市场。我认为，确定内部市场存在的关键要素，是内部人、内部规则、内部交易。这里的内部人可能分布于世界各地，也可能局限于一个地区；这里的内部规则既可以能与国家法律的精神一致，也可能与之相背；这里的内部交易是内部人按照内部规则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满足上述要素，即可认定存在内部市场。

[2] 仅从法律的角度说，如果内部市场所遵行的内部规则和所追求的目标与国家法律的精神相违背，则国家就可能会以保护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名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内部市场进行规范。例如，在税法方面，为了解决企业通过内部市场转移利润以逃避缴纳所得税义务的问题，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规范关联交易的制度或反避税的制度（我国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以及《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即有此类规定）。这些都体现了内部市场的存在对制度建设的影响。

[3]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探讨法律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等问题是有意义的，而且探讨对内外两个市场的规制也是有意义的。

[4] 对于转让定价，可以从价格分类的角度做静态的理解；同时，也可以从转移利润等角度做动态的理解。税法上的规制主要是倾向于规制动态的转让定价的行为，从而控制静态的转让定价的形成，进而对有关商品和所得方面的税收进行控制。

[5] 例如，马歇尔（Marshall，1920）、施蒂格勒（Stigler，1951）等从内部规模经济的角度，伊希尔（Ethier，1982）从外部规模经济的角度，都作了重要的研究。

[6] 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教授，作为法律经济学的奠基人，在其早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或译为《企业的本质》、《公司的本质》）这一不朽的论文中，就已提出了这一思想。

[7] 研究和评介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论文已有一些，如朱刚体：《交易费用、市场效率与公司内国际贸易理论》，载于《国际贸易问题》1997年第11期；卢荣忠等：《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几个问题》，载于《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2期。

[8] 根据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36条的规定，关联企业，是指有下列关系之一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1、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拥有或者控制关系；2、直接或者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者控制；3、其他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关系。这种定义与美国《国内收入法典》第482节的规定是很类似的。

[9] 增值税暂行条例〔S〕。第7条，消费税暂行条例〔S〕。第10条，营业税暂行条例〔S〕。第6条，以及进出口关税条例〔S〕。第17条。

[10] 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S〕。第10条，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S〕。第13条，税收征收管理法〔S〕。第24条。

[11]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13条，以及该法的《实施细则》第52—5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1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4条、以及该法的《实施细则》第36—41条，均有关于关联企业制度方面的规定，这说明我国对关联企业的规制已经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

[12] 参见《北京市地方税务公报》〔J〕。

篇（10）

会计准则与企业所得税法的重要性

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与实施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举措。它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为前提，从投资者、债权人、政府部门等有关方面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出发，进一步规范了会计工作在确认、计量和报告方面的行为，使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能与财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相关，从而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对企业过去、现在和未来情况做出客观的评价或预测。同时会计准则体系体现了与国际会计惯例的趋同，增强了会计准则的易理解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我国融入国际市场经济体系。

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制定过程是围绕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的利益博弈的过程。在企业所得税法的立法过程中协调了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价值追求和利益主张，使各方利益的代表充分表达和展示了权利主张，从而实现了各方利益的平衡与协调，进而真正实现了企业所得税立法的公平与正当，有利于提高生效后的新企业所得税法的遵从度。实现公平税负，是新企业所得税法的重要目标。

会计准则与企业所得税法差异存在的原因

（一）会计准则与企业所得税法的目的不同

企业所得税法和会计准则制定的目的不同是造成两者差异的根本原因。

企业会计准则目标是向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制定税法的总目标是规范税收分配秩序，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实现，通过公平税负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并运用税收这一经济杠杆调节经济活动的运行。

由于会计与税法的目的不同，两者有时对同一经济行为或事项会作出不同的规范要求，例如所得税法规定：对广告费用只能在销售收入的2%以内税前扣除，国库券利息不纳入计税所得等；而会计上则需据实计算损益。两者所要实现的目的不同导致了两者的差异。

（二）会计准则与企业所得税法的主体不同

会计主体，是指会计信息所反映的特定单位或者组织，它规范了会计工作的空间范围。在会计主体前提下，会计核算应当以企业发生的各项交易或事项为对象，记录和反映企业自身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为会计人员在日常的会计核算中对各项交易和事项做出准确判断、对会计处理办法和程序做出正确选择提供了依据。会计主体是根据会计信息需求者的要求进行会计核算的单位，可以是一个法律主体，也可以是一个经济主体。

纳税主体，是指依法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基本纳税单位（或自然人），也就是税法规定的独立纳税人。会计主体主要是要将其与所有者的活动区分开，不同于法律主体。由于会计制度与税法两者的主体不同，也会导致两者之间产生差异。

（三）会计准则与企业所得税法遵循的原则不同

会计准则与所得税法遵循不同的原则，会计重视谨慎性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以及权责发生制的运用，税法突出强调确定性原则、历史成本原则、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相结合原则。因此，会计准则对于收入的确认侧重收入的实质性实现，对成本费用的确认很大程度依靠会计人员主观估计，而税法对收入的确认侧重于经济业务社会价值的实现，成本费用税前扣除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不能估计。在企业会计准则下，这些原则的运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而导致了企业所得税法与会计准则产生了差异。

会计准则与企业所得税法差异的具体表现

（一）永久性差异

永久性差异是指某一会计期间，由于会计准则、制度和税法在计算收益、费用或损失时的口径不同、标准不同，所产生的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不影响其他会计报告期，也不在以后会计期间予以转回。

永久性差异可分为以下三类：

可免税收入。一些项目的收入，会计上列为收入，纳入利润总额，但税法规定免税。

不可扣除的费用或损失。有些支出在会计上应列为费用或损失，但税法上不予认定。

非会计收入而税法规定作为收入征税。有些项目，在会计上并非收入，但税法则作为收入征税。

永久性差异不会在将来产生应课税金额或可扣除金额，故不存在跨期分摊问题，它只影响当期的应税利润。因而，永久性差异不必作账务处理，只需在计算应税所得额时，直接调整税前会计利润。

（二）暂时性差异

所得税会计的暂时性差异是指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按照暂时性差异对未来期间应税金额的影响，分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会计处理上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进行核算。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在以后年度转回时才交纳税款，在权责发生制下形成递延所得税负债。处理差异时，会计分录为：

借：所得税费用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因在其产生当年多交税款，当以后年度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转回时，表现为所得税支付额减少而使经济利益流入企业，从而形成了递延所得税资产。处理差异时，会计分录为：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贷：所得税费用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公允价小于其税基时：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贷：资本公积

例如：甲公司2008年按税法规定确定的应纳税所得额为1000万元资产负债表中有关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如表1所示（单位：万元），除所列项目外，其他资产、负债项目不存在会计和税收的差异。所得税税率为25%。

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400×25%=100（万元）

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140×25%=35（万元）

递延所得税费用=35-100=-65（万元）

应交所得税＝1000×25%=250（万元）

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250-65=185（万元）

借：所得税费用1850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00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250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350000

会计准则与企业所得税法的协调研究

（一）会计准则与企业所得税法差异协调的可行性

1.会计准则与税法是相辅相成的。会计和税收是经济体系中不同的分支，他们是紧密联系的。首先，税收制度的产生发展均是建立在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会计假设、没有会计收益的确认与计量、没有完善的会计账簿体系，那么现代税收制度（包括所得税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就无据可依。会计理论的逐渐成熟也为纳税所得额的确定提供了计算的基础。从会计与税收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会计与税收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税收的内容与要求促进会计方法的完善与严密，严密与日趋完善的会计方法又为税制的拓展及征管提供了条件。

2.会计准则与税法的服务对象本质上是一致的。会计准则与税法实际上都是为会计利润服务的，实质都是剩余价值，是将全部预付资本视为剩余价值来源的产物，而政府征税也不能伤及税本，对所得征税只能以新创造的价值为课税依据，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

3.会计准则与税法已实现一部分的协调与接轨。新会计准则与企业所得税法均进一步强调遵循权责发生制原则，虽然税法在执行范围比会计准则略小，但主要方面是一致的。例如，在固定资产确认条件上会计准则和税法都要求具有这两点特征：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会计准则规定）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期间，（税法规定）使用寿命超过12个月。可见两者对于固定资产的确认标准相同。因此，会计准则与税法在一些方面是可以达成协调与一致的。

（二）会计准则与企业所得税法差异的协调思路

1.会计准则与所得税法的制定部门应加强合作。我国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制订分别属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由于这两个政府部门的具体目标不同，各自的要求也不同，因而各自制订的政策法规出现差异在所难免，但两个部门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所以在准则与法规制定的过程中加强两个部门的沟通和配合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也会减轻企业与国家在法规实施过程中的难度。

2.会计准则应增加涉税信息披露。目前，从财务报表来看，会计信息对税收的支持仅体现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进行纳税调整，从而确定应纳税所得额。税务人员对纳税申报表中涉及纳税调整事项的核查数据需要从大量会计资料中找出该业务发生时的原始凭证，这样既费时又费力。而且会计准则中要求企业披露的涉税(主要是所得税)信息比较少，不仅使税务机关在对企业所得税的征缴及监管方面发生困难。而且由于纳税申报表的不公开性，使得股东、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无法充分了解企业与税款征收相关的信息，更无法全面理解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的差异。

为了增加涉税信息披露，本文认为应在相关会计准则中增加纳税调整信息披露条款，以确保会计信息对税收的支持。

3.改进和完善差异调整的会计处理方法。企业对差异的会计处理以账外调整为主，在纳税报表中体现，无法与日常的会计记录相衔接，也不利于与税务机关的信息交流。为了完整系统地反映差异的形成及纳税调整情况，企业应当增设必要的明细账和备查账，规范账簿记录。对差异的调整情况，应在财务会计报告中作相应披露。例如可在利润表的“利润总额”与“所得税”项目之间增列“纳税调整增加额”、“纳税调整减少额”和“应纳税所得额”三个项目，其调整金额根据有关明细账和备查账的记录分析计算填列，以反映差异调整的全貌。

综上，文章承认会计准则与企业所得税法之间的差异，对此进行协调也是十分必要的。在协调的过程中应该相互借助，取长避短，即要从会计准则角度主动变革与企业所得税法之间不一致的地方，又要从企业所得税法的角度主动与会计准则相协调，将两者的差异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而实现会计核算和税收征管的双赢。

参考文献：

1.会计准则研究组.会计准则重点、难点解析[M].大连出版社，2006

2.刘小凡.会计准则与企业所得税法的差异与协调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7

3.李群.新《企业会计准则》与现行税制的差异及处理[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4.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5.刘小涛.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企业所得税法差异及协调研究.长沙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08

篇（11）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财政问题也不断地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扩展,传统的国家财政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无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诠释,这需要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和分析框架———国际财政的角度去展开研究。因此,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财政问题,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财政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核心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2005)。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核心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释:

①马斯格雷夫教授从财政的国际协调和发展财政两个方面概括和总结了国际财政的基本内容;而董勤发则是结合财政的经济职能从国际财政合作形式的角度来构建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

②区域有不同的层次划分,区域财政也多以行政区划确立的社会、政治、经济区域为研究对象,但本文所论之区域指的是国际区域,国际区域财政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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