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经济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博士经济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自我国广播电视行业进行了合作、合资经营的改革之后，整个行业运营的经费以从国家广播电视部门全额支付的形式变成了需要企业自身承担的形式，这就意味着企业经营收入的绝大部分都要变成资本的形式投入到行业运营中去。为此，广播电视行业要不断的寻找新的经济收入增长点，为经营利润的提高寻找合适的方式方法，对原本以广告宣传收入作为单一收入的运作模式进行改革，逐步实现广播电视行业经济收入多元化的经营目标，也就是要求广播电视行业在企业运营的过程中采用将企业经营收入管理与经费支出管理相结合的新型管理方式。

（二）广播电视行业进入现代化管理阶段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有线电视与数字电视对广播电视行业的扩充在为广播电视行业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也为其企业管理带来了新的难题。紧接着NGB的加入又会将企业经济管理的工作提升到另一个难度级别。因此，广播电视行业要与时俱进，进入现代化管理阶段。

（三）提高自身经济管理意识阶段

虽然我国广播电视行业已进行了合作、合资经营的改革，但其内部的财务会计制度却依旧沿用事业单位进行经济管理的会计制度形式，使得经营方式与管理制度不符的情况发生，也为行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阻力。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制度在责权划分方面很不明确，一旦出现财务问题便会出现相互推诿的状况，且运用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制度在企业的运营中会使得经济管理工作人员无法运用合理的方式对资金进行筹划，进行成本核算时也只是运用最为简单方便的方式，社会经济效益受不到员工关注，对经济管理工作不够重视。

二、加强广播电视的经济管理的方式

（一）观念更新，加强经济管理工作

确立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经营理念，重视企业外部竞争，细化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工作，对广播电视行业的资金流动方向进行关注，对企业财务信息进行掌握。将经济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中之重，以应对现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环境，并通过对企业自身的合理评价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减少竞争风险。有效发挥企业领导的影响作用，首先是企业领导从内心将对企业管理的理念进行修正与更新，再将此理念对企业员工进行传达、推广，使其对员工产生深入人心的影响作用，才能自上而下的对企业经营观念进行全面的更新。对员工进行以经济管理为企业管理核心的经营战略分析，强化经济管理在员工内心的重要性，且进行经济管理企业化的改革，使经济管理积极的功效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促进广播电视行业的发展。

（二）对财务人员展开全面的素质培训

广播电视行业的经营发展少不了经济管理部门各个综合性高素质人员的配合与努力，为了使得广播电视行业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就要对企业内的财务人员进行定期培训与考核。对新工作技能的培训，使得相关人员可以在工作过程中及时的加以运用，为财务信息的真实性提供保障；采取相应的技术考核制度，并将考核结果实施奖励挂钩原则，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使其能够为企业创造更高的价值。提高财务部门的工作积极性，为经济管理目标的实现与企业决策的进行提供保障。

（三）完善企业经济管理制度

注重成本管理，一是广播电视产品的制作成本，二是广播电视产品的播出成本，对成本支出进行研究分析，做好成本预算，以此为依据对企业的投资成本进行控制和评估。运用预算管理与资本管理的方式为成本管理提供方便，对财政支出进行合理的控制与最优化的安排，解决企业单一化的广告收入问题。建立健全企业经济管理制度，为企业竞争提供可能，为企业经营发展提供便捷。

篇（2）

一、引言

在全国商品房价格一路飙升进程中，随着社会各阶层人群收入水平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和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社会保障中关于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的压力越来越大，矛盾也日益突出。中低收入家庭购房可望而不可及已经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经历了无数期待之后我国出台了现行的经济适用房政策，即政府提供无偿划拨土地，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建设经济适用房供给中低收入购房者。该项政策一度成为社会各界的希望，政府希望能借此消除由于房价过高而导致的不安定因素，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和谐社会。然而经济适用房在实现其经济和适用的社会保障特性时并不是一帆风顺，出现了许多奇怪现象，诸如开发商不积极履行开发建设合同；经济适用房最终为富人拥有等问题。这样就与政府推行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初衷相违背。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将用经济学中的博弈论理论来加以分析。

二、基本假设

1、参与人是理性的,即严格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

2、仅考虑纯战略的情况。

3、“补砖头”和“补人头”。基于2004年5月13日建设部、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的《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的界定，目前我国经济适用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假设该政策为“补砖头”；将政府对中低收入购房者仅提供资金补贴假设称为“补人头”。“补人头”时，经济适用房开发建设过程和普通商品房一样，只是在销售阶段对有资格的中低收入购房者提供资金补贴，其资金补贴额等于土地出让金与部分税费之和，即将“补砖头”时的优惠补贴给中低收入购房者。

4、“正向努力”和“逆向努力”。房地产开发商积极履行建设合同，努力通过技术改进和有效管理降低开发成本称为“正向努力”，反之称为“逆向努力”。

三、模型组成要素

本文应用的是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的策略型表述，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1、局中人。即博弈的参与者，他们是博弈的决策主体。本模型中参与者甲指政府，参与者乙指房地产开发商。

2、策略。指每个参与人在博弈中可以选择采用的行动方案。本模型中参与者甲的策略为s1i∈S1i=（s11,s12）=(补砖头，补人头),参与者乙的策略为s2i∈S2i=（s21,s22）=(正向努力，逆向努力)。

3、支付函数。支付是指参与人从各种策略中获得的收益。经济适用房中政府的支付函数U(s1i)=R+F-C1-C2-E

R指土地的出让金，F指相关税收，C是政府政策的监督成本，可细分为对开发商认真履行合同的监督成本C1和对购房者的监督成本C2，E是政府对中低收入购房者的资金补贴。

作为理性人，开发商的支付函数有两种，当政府采用“补砖头”政策时:

C\''''=（P-∑Cj-C\''''\''''）÷r

式中r为经济适用房开发中开发商的利润率，∑Cj为开发商开发经济适用房的各项直接成本之和，a为常数系数，k为大于1的常数，C\''''\''''为开发间接成本。P为中低收入家庭能够接受的经济适用房最高价格。

公式说明：根据《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办法》中的规定，经济适用房开发商的利润率不能超过开发直接成本的3%，这远低于一般商品住房开发的利润率，因此开发商的利润实际上成了开发直接成本的函数，利润在一定程度上会随着开发成本的增加而增长，当成本增加引起的经济适用房价格上升到中低收入购房者能够接受的最大限度时，开发商的利润开始随着成本的增加而降低。

当政府采用“补人头”方式时:

U(s2i)=Q×P－Q×∑Cj－Q×∑Cj\''''\''''

此时将经济适用房开发建设放入商品房开发建设的大市场环境中,在短期内，市场价格P不变。基于城市规划对建筑密度和容积率都有限制，以保护居住环境，防止房地产开发商过渡开发所带来的外部负效应，住房开发量Q应该有上限值Qmax，通常开发商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开发时总是取Q=Qmax，于是此时U-i=Qmax×P－Qmax×∑Cj－Qmax×∑Cj\''''\''''，即开发商的支付函数实际为各项成本之和的函数。开发商的利润会随着开发成本的增加而降低，随着开发成本的降低而增加。

四、占优战略均衡分析

1、对于政府。其策略为s1i∈S1i=（s11,s12）=(补砖头，补人头)，支付函数U=R+F-C1-C2-E

当s1i=s11=“补砖头”时，根据《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的规定，土地出让方式为政府划拨即土地成本为0，而且税收优惠1/2，取值F/2，但是没有资金补贴。于是在政府采用“补砖头”政策时，其支付函数U（s11）=F/2-C1-C2。

当s1i=s12=“补人头”时，由于将经济适用房开发商视同为普通商品房开发商，相对于“补砖头”时，政府对开发商的监督成本为0，同时和对待普通商品房一样政府收取全额土地出让金和各项税费(即此时的税费相当于“补砖头”时的2倍，取值F)，而根据模型的假设，政府对购房者的资金补贴为E=R+F/2，于是：

U（s12）=R+F-C2-（R+F/2）

U（s12）-U（s11）=［R+F-C2-（R+F/2）］-［F/2-C1-C2］=C1

由以上公式可以看出，假如政府采取“补人头”政策，即使将全部土地出让金和一半的税费用来补贴经济适用房购买者，那么还可以节省下对于开发商的监督成本C1，当然指的是相对于“补砖头”时的监督成本，并不是说对开发商没有监督。为了方便计算和比较，不妨将公式进一步简化，令U（s11）=0；U（s12）=C1（C1为正数）

2、对于开发商。在分析开发商的效用时，直接量化不容易，笔者在此根据支付函数的内涵用量化利润率来代替说明。

当政府采用“补砖头”政策时，其支付函数为：C\''''=（P-∑Cj-C\''''\''''）÷r

开发商的策略为s2i∈S2i=（s21,s22）=(正向努力，逆向努力)。当s2i=s21=“正向努力”时，即开发商按照普通商品房经营方式运作经济适用房，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努力通过技术改进和管理水平提高来降低成本，但这样做的结果只是可以降低经济适用房价格却并不能明显增加开发商利润率，因为按规定最高才是3%，假设开发商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取最高利润率3%;当s2i=s22=“逆向努力”时，根据此时的支付函数形式，开发商的收益其实是开发直接成本的函数，开发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增加成本而提高利润，同时通过虚增成本和成本转移这些在信息不完全对称的情况下很难查知的方式适当提高其利润率，比3%高，但不会太高，假设为6%。

当政府采用“补人头”方式时，其支付函数为：U(s2i)=Q×P－Q×∑Cj－Q×∑Cj\''''\''''

据调查我国目前房地产市场上正常情况下普通商品房的利润率约为10%，开发商的策略s2i=s21=“正向努力”时，根据支付函数形式，随着开发成本的降低其收益将会增加，利润率提高，可超出10%，假设取11%；相反s2i=s22=“逆向努力”时，利润率将会低于10%，假设取9%。

通过上述博弈分析，将效用组合结果列表如下：

由表可知，博弈中的占优战略组合为（s12，s21）（“补人头”，“正向努力”），即政府应采用“补人头”方式，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努力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来实现利润最大化是经济适用房的良性循环之路。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政府积极采取经济适用房政策来缓解社会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压力是正确的。但是在分析中，通过与“补人头”政策的对比，暴露出了现行经济适用房政策的根源，也预示着新的改进方向。

第一，现行经济适用房政策中规定的3%的利润大限，违背了开发商的根本利益和市场经济法则，开发商背负了部分本不属于自己的职能，这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从而导致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困难，也出现了许多荒唐的现象，比如将经济适用房卖给拥有豪华轿车的富人们，比如将经济适用房建设成大平米的豪宅等等。

而如果采用“补人头”政策，将经济适用房并入普通商品房市场上，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有足够的利润激励其采用新技术，提高管理水品，从而节约社会资源和进行良性竞争。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将征收的足额土地出让金和部分税费补贴给有资格的中低收入购房者，来实现经济适用房的职能，保证了开发商利益的同时，也保障了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有效的避免了现行经济适用房政策中3%利润大限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第二，现行经济适用房政策加大了政府执行该项政策成本，在低利润率限制条件下，开发商开发经济适用房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房地产公司通过开发一两个经济适用房项目来作为点缀，其实是相当于通过少挣的利润来作宣传增加知名度了；第二种便是房地产公司“逆向努力”来增加收益，比如通过虚增成本，成本转移等方式增加收益和利润率，或者干脆贿赂政府中不称职官员改变土地用途直接获取暴利。对于第二种可能，政府要很好地执行政策必然会付出更多的监督成本，增加了政府的负担，降低了政策执行效率。而“补人头”方式中，政府只需按照普通商品房的监督方法来管理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建设，以及对购房受补贴的必要监督，不用再增加成本来监督开发商认真履行合同了。

【参考文献】

[1]王文举：博弈论应用与经济学发展，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M]，2004。

篇（3）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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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近年来，我国广电系统在体制上正经历着一场巨大变革，特别是在入世后，改革的步伐日益加快，随着有线、无线台的合并，地市台的职能转变完成后，改革的步伐日益加快。而集团化正是广电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我国的广播电视又是特殊的产业，必须正确处理好其特殊性和一般产业属性的关系，既不能因为它的特殊性而不强调它的产业发展，也不能因为它的产业发展而忽视它的特殊性。

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广播电视是党的重要喉舌和重要的宣传思想文化阵地，正确处理好广播电视事业与党委、政府的关系，是广播电视事业改革成败的关键，是广播电视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广播电视事业由党委宣传部领导，政府有关部门实行行业管理。党委宣传部的领导体现在管集团的舆论导向、管干部、管政策。政府主管部门主要是对集团实行社会化的行业性的依法管理。

政府要为广播电视的发展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务，以促进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的职能转变，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另外，法律服务还包括将广播电视的发展与我国广电体制改革、战略改组以及广播电视立法结合起来。

只要有阶级，无论是什么国家，广播电视都带有政治属性，讲求社会效益，强调宣传管理。就连自我标榜最自由化的美国也不例外。例如：2003年3月份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军方加紧了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大量提供对己有利的宣传材料，限制对己不利的新闻报道。3月31日，两名美国记者被控违反报道规定而遭到封杀。我国广电业既有一般行业属性，又有意识形态特殊性；既是大众传媒，又是党的宣传思想阵地，事关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负有重要社会责任。我们不仅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以宣传工作为中心，以正确的舆论导向为前提，以做好党和政府的喉舌为己任，同时也必须充分认识和重视其产业属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市场就没有听众观众，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任务就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广播影视事业在发展速度，扩张规模上，要做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同步，与世界传媒业相匹敌，必须突破原有的思想认识、思维方法、工作模式、运行机制，确立跨越式发展的新思路，特别是要把宣传功能和产业功能进一步开发起来。

加强宣传管理与产业经营并无矛盾，只有加强宣传管理，产业经营才更规范；只有加快产业经营才能发展壮大宣传规模，加强宣传力度。

当社会信息化环境趋于成熟和企业内部组织规模膨胀的时候，最核心的问题是要解决在信息产业化进程中，媒介的资本运营问题。“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行政力量始终是一头独大的，因此，取得外在行政力量对广电改革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表现在取得外部行政力量的理解之后改革本身的阻力得以化解，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行政力量的强大力量整合资源，推进改革的进程。”行政整合还包括完善激励机制，整合人才资源；推动理论创新，整合智力资源；推动技术挖潜，整合设备资源；增强传播实效，整合宣传资源；实施项目制，整合节目资源；强化资本运营，整合社会资源。必须指出，行政整合虽然是中国电视业改革进程中一个阶段内的必然结果，但不是最终方向。

产业经营的目的是在市场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市场由一切具有特定的欲望和需求并且愿意和能够以交换来满足此欲望和需求的潜在顾客组成。”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有时候会出现短期利润与长期战略发生冲突的现象。每当遇到这种冲突时，有眼光的企业家通常以选择后者为上策。比如一批虚假医疗广告的投放可能会在短期中获取丰厚的利润，但当这些虚假广告被广大患者识穿时，就会严重影响到媒体的社会形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特别重视追求长远利益，它把企业的长远利益与日常报道结合起来，无处不体现出着眼大处的远瞻风范。

由于我国的政策规定不准国外的资本、民间的资本甚至行业。广电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业，可以称为垄断行业广播电视是独家经营的，广告是垄断的，播出是垄断的。视频业务是有线电视网的强项，还有政府政策上的垄断保护，盈利能力有充分的保证，掌握着垄断性的行业资源。电视网络成了广电安身立命的根本。通过有线电视网络播节目、播广告，通过有线电视网络开展数字电视、视频点播、互动电视、立体电视等，这些都属于“垄断性”项目。随着国外传媒的“入侵”，随着做强做大的要求，还必须积极应对竞争。垄断是相对的，竞争是绝对的。比如，行业内台与台之间，频道与频道之间抢收视率就是竞争；行业外增值业务中的宽带上网、IP电话、数据传输等的开展就是竞争。

注重品牌是广播电视走向成功的做法。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默多克在80年代买下20世纪Fox，并将其他资源纳入Fox的品牌之下，如今Fox已经成为著名的新闻台标识。品牌必须与相关资源有效配置，才能产生最佳效益。又比如CNN，为了吸引一流人才，发挥他们的名人效应，CNN可谓不惜血本。

另一方面广播电视事业属于高科技、高投入、高消耗部门，节目制作的成本可高可低，可大可小，伸缩性很大。可见成本核算非常重要。因此理顺内部运行机制，在广播电视内进行以实施成本核算、强化成本管理为突破口的改革尤为迫切。这一举措，会极大地提高电视生产力，调动和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然，这就需要对广电的上十万个原始数据资料的采集、分析，形成广播电视成本管理数据库。现在不少电台、电视台开始以成本核算来采制节目，讲求经济效益。

伴随着广告业的飞速发展，广告经营也逐渐占据了传媒产业的主导地位，而广告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企业的兴旺，因而经济发达的省市的广告收入远远高于经济发展落后的省市，如果当地经济发展有所波动，广电产业的主业务必定殃及池鱼。随着境外传媒的“落地”，电视广告成本的加重，加上新兴的第四媒体的强劲冲击，导致电视媒体的广告经营发展缓慢。经济上过分依赖广告收入，就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单一化。要把广播电视事业做强做大，眼光只放在广告一个目标肯定是不够的，必须加紧在增值业务上做文章，开发新兴产业，重视高新产业。所谓增值业务，是指有线电视公司利用富裕的网络带宽资源，开展电视信号转播以外的业务，目前以宽带上网的技术条件最为成熟，成为有线电视公司增值业务的主要内容。

目前，我国已成立的广电集团宜采用专业化的经营模式以提高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目标。核心竞争力是做强做大的一个核心因素，核心竞争力强调的一是组织，拥有与众不同的特殊的资源整合；二是能帮助组织实现持续的竞争优势；三是它具有价值性、延展性和别人很难复制的特点。

篇（5）

新闻传播与城市景观设计

城市景观的传播者要想进行有效的传播来影响受众，必须经过确定目标受众、确定传播目的、设计信息、选择传播渠道和决定传播组合的过程。城市景观传播必须一开始就要有明确的目标受众，受众可能是个人、群体、特殊公众或一般公众。目标受众将会极大地影响信息传播者“传播什么，如何传播，何时传播，何地传播，谁来传播”的决策。当确认了目标受众及其特点以后，城市景观传播者必须确定通过传播让目标受众达到什么样的反应。明确了传播的目标以后，城市景观传播者就该进而制定有效的信息。之后，城市景观传播者必须选择有效的新闻传播渠道来传递信息，在不同的情况下应采用不同的新闻传播渠道。最后，新闻传播组合的各个元素配合才能协调一致地传递统一信息。因此，在对城市景观的新闻传播中，传播工具之间必须相互整合并配合使用，这样才能收到尽可能好的传播效果。

城市景观设计传播渠道可分为人员渠道和非人员渠道。人员传播渠道指两个或更多的人相互之间直接进行的信息传播。非人员传播渠道就是传递信息无须人员接触或信息反馈的媒介。包括媒体和事件。媒体是由印刷媒体、广播媒体、电子媒体和显示媒体(广告牌、指示牌、海报)所组成。事件是短时发生的一系列活动项目的总和；同时，事件也是其发生时间内环境／设施、管理和人员的独特组合。综合事件的规模、目标受众及市场、媒体类型覆盖面等标准，可以把事件分为重大事件、特殊事件、标志性事件和社区事件等。

归根结底，城市景观设计就是依据城市景观的定位，对城市景观识别系统中各要素的整合。在城市景观具体的设计过程中，应首先考虑提炼出城市的理念识别。城市理念识别是整个城市景观识别系统的核心。这种理念识别要求城市行为识别和视觉识别设计保持与此理念的一致，同时又要求这种理念有别于其他城市的理念。城市理念的完善与确定是城市景观设计与识别的精神所在。总之。城市景观设计就是确立一种指导思想，其核心就是架构城市独有的文化系统。

新闻传播视角下的北京奥运景观设计思路

北京奥运景观设计无疑是巨大的成功，其间综合利用了多种新闻传播工具进行了准确的新闻传播定位。首先，北京奥运景观设计是十分明确的。之前，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主题曾经是“给北京一个机会，还世界一个惊喜”，并没有明确地反映北京的竞争优势。而申办2008年奥运会时，“新北京，新奥运”的主题词则更好地表达了对于北京未来发展及举办奥运会突出“新”意的明确态度，为城市景观设计明确了思路和方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境外传递城市也根据《北京2008奥林匹克火炬接力景观技术手册》及各地实际情况选择使用。其次，北京奥运景观设计表现得十分集中和紧凑。城市的景观设计应该是对城市形象的高度提炼，或者强调城市的最突出的特色。如果一个城市过于宣扬自身的多种形象，就势必导致公众的混淆。在奥运景观设计中，从飞机场到MPC，再到场馆，北京景观工作全面统一铺开，依靠社会人才的优势和智慧组织了很多服务商共同完成奥运形象景观。奥运景观内容包括了绿化带、花坛、路灯、旗帜、标语标识牌以及城市雕塑等在内的城市景观。北京市环境建设指挥部还组织了设计单位和相关专家按照规划对各个景观进行深化设计和景观的全面制作。最后，北京奥运景观设计的成功表现在其特色性上。奥运景观首先要体现奥运元素，按照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组委的要求，北京奥运会城市景观所使用的奥运标识在颜色、造型、体例上都有严格的规定。比如“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字体、倾斜角度都有很详细的规定，在体现奥运元素的同时，还要体现出北京自身的特色特别是千年古都的风韵。奥运设计方案以火炬接力标志、主题口号、核心图形和色彩为基础，以风纹、祥云为创意来源，与北京奥运会景观系统协调一致。奥运景观设计方案视觉效果独特，明显区别于往届奥运会，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富于时代特色，例如北京奥运会上，火种灯的创意源于古典、华美的中国宫灯，方圆嵌套象征天圆地方，银色金属光泽和晶莹剔透的玻璃形成对比，充分传达出了奥林匹克圣火所象征的神圣与纯洁。

今后基于新闻传播视角的城市景观设计思路

注重城市景观视觉理念识别和设计。城市景观视觉理念识别和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主题园区的形象塑造、功能区建筑形象设计、城市夜景、城市重要节点和城市质点形象设计等。今后在城市景观视觉理念识别和设计上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明确城市形态和布局特征是城市景观设计的基本要素之一，要考虑城市未来发展方向，并结合自然条件，选择好城市形态。其次，应当创造特色鲜明的节点空间城市中的节点空间，如城市出入口、广场、主要道路交叉口、商业街区、历史街区等。再次，突出城市的绿化特色。城市绿化要和城市自然环境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绿化树种的选择、绿化轴线的设置、公园绿化和广场绿化等的巧妙安排，创造景随步移的绿化景观。最后，突出城市建筑和景观特色要认真研究某一地区的建筑特征和传统。

篇（6）

近年来，我国广电系统在体制上正经历着一场巨大变革，特别是在入世后，改革的步伐日益加快，随着有线、无线台的合并，地市台的职能转变完成后，改革的步伐日益加快。而集团化正是广电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我国的广播电视又是特殊的产业，必须正确处理好其特殊性和一般产业属性的关系，既不能因为它的特殊性而不强调它的产业发展，也不能因为它的产业发展而忽视它的特殊性。

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广播电视是党的重要喉舌和重要的宣传思想文化阵地，正确处理好广播电视事业与党委、政府的关系，是广播电视事业改革成败的关键，是广播电视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广播电视事业由党委宣传部领导，政府有关部门实行行业管理。党委宣传部的领导体现在管集团的舆论导向、管干部、管政策。政府主管部门主要是对集团实行社会化的行业性的依法管理。

政府要为广播电视的发展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务，以促进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的职能转变，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另外，法律服务还包括将广播电视的发展与我国广电体制改革、战略改组以及广播电视立法结合起来。

只要有阶级，无论是什么国家，广播电视都带有政治属性，讲求社会效益，强调宣传管理。就连自我标榜最自由化的美国也不例外。例如：2003年3月份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军方加紧了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大量提供对己有利的宣传材料，限制对己不利的新闻报道。3月31日，两名美国记者被控违反报道规定而遭到封杀。我国广电业既有一般行业属性，又有意识形态特殊性；既是大众传媒，又是党的宣传思想阵地，事关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负有重要社会责任。我们不仅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以宣传工作为中心，以正确的舆论导向为前提，以做好党和政府的喉舌为己任，同时也必须充分认识和重视其产业属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市场就没有听众观众，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任务就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广播影视事业在发展速度，扩张规模上，要做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同步，与世界传媒业相匹敌，必须突破原有的思想认识、思维方法、工作模式、运行机制，确立跨越式发展的新思路，特别是要把宣传功能和产业功能进一步开发起来。

加强宣传管理与产业经营并无矛盾，只有加强宣传管理，产业经营才更规范；只有加快产业经营才能发展壮大宣传规模，加强宣传力度。

当社会信息化环境趋于成熟和企业内部组织规模膨胀的时候，最核心的问题是要解决在信息产业化进程中，媒介的资本运营问题。“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行政力量始终是一头独大的，因此，取得外在行政力量对广电改革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表现在取得外部行政力量的理解之后改革本身的阻力得以化解，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行政力量的强大力量整合资源，推进改革的进程。”行政整合还包括完善激励机制，整合人才资源；推动理论创新，整合智力资源；推动技术挖潜，整合设备资源；增强传播实效，整合宣传资源；实施项目制，整合节目资源；强化资本运营，整合社会资源。必须指出，行政整合虽然是中国电视业改革进程中一个阶段内的必然结果，但不是最终方向。

产业经营的目的是在市场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市场由一切具有特定的欲望和需求并且愿意和能够以交换来满足此欲望和需求的潜在顾客组成。”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有时候会出现短期利润与长期战略发生冲突的现象。每当遇到这种冲突时，有眼光的企业家通常以选择后者为上策。比如一批虚假医疗广告的投放可能会在短期中获取丰厚的利润，但当这些虚假广告被广大患者识穿时，就会严重影响到媒体的社会形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特别重视追求长远利益，它把企业的长远利益与日常报道结合起来，无处不体现出着眼大处的远瞻风范。由于我国的政策规定不准国外的资本、民间的资本甚至行业。广电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业，可以称为垄断行业广播电视是独家经营的，广告是垄断的，播出是垄断的。视频业务是有线电视网的强项，还有政府政策上的垄断保护，盈利能力有充分的保证，掌握着垄断性的行业资源。电视网络成了广电安身立命的根本。通过有线电视网络播节目、播广告，通过有线电视网络开展数字电视、视频点播、互动电视、立体电视等，这些都属于“垄断性”项目。随着国外传媒的“入侵”，随着做强做大的要求，还必须积极应对竞争。垄断是相对的，竞争是绝对的。比如，行业内台与台之间，频道与频道之间抢收视率就是竞争；行业外增值业务中的宽带上网、IP电话、数据传输等的开展就是竞争。

注重品牌是广播电视走向成功的做法。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默多克在80年代买下20世纪Fox，并将其他资源纳入Fox的品牌之下，如今Fox已经成为著名的新闻台标识。品牌必须与相关资源有效配置，才能产生最佳效益。又比如CNN，为了吸引一流人才，发挥他们的名人效应，CNN可谓不惜血本。

另一方面广播电视事业属于高科技、高投入、高消耗部门，节目制作的成本可高可低，可大可小，伸缩性很大。可见成本核算非常重要。因此理顺内部运行机制，在广播电视内进行以实施成本核算、强化成本管理为突破口的改革尤为迫切。这一举措，会极大地提高电视生产力，调动和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然，这就需要对广电的上十万个原始数据资料的采集、分析，形成广播电视成本管理数据库。现在不少电台、电视台开始以成本核算来采制节目，讲求经济效益。

伴随着广告业的飞速发展，广告经营也逐渐占据了传媒产业的主导地位，而广告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企业的兴旺，因而经济发达的省市的广告收入远远高于经济发展落后的省市，如果当地经济发展有所波动，广电产业的主业务必定殃及池鱼。随着境外传媒的“落地”，电视广告成本的加重，加上新兴的第四媒体的强劲冲击，导致电视媒体的广告经营发展缓慢。经济上过分依赖广告收入，就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单一化。要把广播电视事业做强做大，眼光只放在广告一个目标肯定是不够的，必须加紧在增值业务上做文章，开发新兴产业，重视高新产业。所谓增值业务，是指有线电视公司利用富裕的网络带宽资源，开展电视信号转播以外的业务，目前以宽带上网的技术条件最为成熟，成为有线电视公司增值业务的主要内容。

目前，我国已成立的广电集团宜采用专业化的经营模式以提高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目标。核心竞争力是做强做大的一个核心因素，核心竞争力强调的一是组织，拥有与众不同的特殊的资源整合；二是能帮助组织实现持续的竞争优势；三是它具有价值性、延展性和别人很难复制的特点。

篇（7）

一、引言

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近年来,中外学者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了不少研究。富莱希尼建立了俱乐部模型,指出每个俱乐部成员都期待净收益最大化,俱乐部的产出在不同的国际经济组织中是变化的。[1]袁家冬等指出了我国目前都市圈理论研究和规划实践上存在的一些误区,对都市圈的基本概念、地域本质、形成机理、地域结构与空间形态、类型与规模等进行了分析。[2]彭际作把大都市圈作为一个整体,以长三角大都市圈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人口空间格局和区域发展的关系,并对其空间结构的阶段性表现进行了总结。[3]李瑞林等指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途径应该以市场化为基础,以降低交易成本为核心。[4]从历届举办过世博会的城市来看,世博会带动了举办城市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世博经济圈”,如1970年日本世博会形成了著名的“关西经济带”、2000年德国世博会造就了汉诺威国际会展业的龙头城市。

长三角是由沪、苏、浙16个地级以上城市组成的复合型区域,世博会对长三角会展、旅游、环境、就业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将产生直接影响。

虽然区域经济合作已取得一定成绩,但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障碍。长三角这一复合型行政区域,经济运行带有明显行政区域利益特征,区域合作与摩擦并存,生产要素缺乏完全自由流动,各城市间的规划缺乏统筹衔接。[5]区域内各城市招商引资呈“倾斜式”竞争态势,相继以过度优惠的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区域各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现象突出,使得区域内整体联动效应的发挥受到极大抑制。此外,长三角跨省市的重大基础设施未能实现统筹规划、有效衔接,造成许多基础设施(主要为港口和机场)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严重。

区域经济发展中尽管存在诸多障碍,然而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目前,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初步建立。为推动和加强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1997年成立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在2006年的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第七次会议上,16个成员城市以“研究区域发展规划,提升长三角国际竞争力”为主题,研究区域合作大计。2007年的第八次会议上又提出“调动长三角各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将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与世博会紧密互动”的主题,从而推动了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区域经济合作以从一般的产业项目协作向资本融合方向发展,从单一的生产合作向科研开发合作方向过渡,从工业领域为主向金融、房地产、旅游等全方位拓展。在提出长三角地区要在信息、规划、科技、产权、旅游、协作等六个领域进行合作的基础上,2007年又拓宽了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环保与世博会成为了合作的新项目。区域经济合作重点也在不断深化中。在世博会举办这段时期,区域合作重点转到了城市交通、生态环境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目前,上海的金融、科技、交通等现代服务业的服务对象已经扩展到整个长三角区域,区域内服务业合作的空间和领域在不断扩展。

本文依据长三角经济发展轨迹及该地区城市间合作现状,以合作博弈的视角对2010上海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对策思路展开深入剖析。

二、上海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

虽然区域经济合作仍面临一定障碍,但合作已成为长三角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2010上海世博会将成为推动长三角区域竞争、合作的重要契机。

(一)世博会与城市群的相关性

从历届世博会的举办(见表1)中,我们看到举办城市往往是有一个经济实力强大的腹地区域作支撑。这是因为:

一方面,世博会的举办需要耗费大量物力人力,这要求举办地有一定经济实力以保证一届世博会的成功举办。美国的纽约、芝加哥、费城,欧洲的巴黎、汉诺威、伦敦,日本的大阪,都有着很强的经济实力,是本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源地和经济中心,这为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成功举办世博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将使得区域经济串联起来,通过一系列局部多赢合作,推动区域内部从浅度合作进入深度合作,从而促进城市群的发展壮大。

(二)上海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效应

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将促使长三角地区形成一个全新的“世博经济圈”,成为长三角经济圈加速融合,最终形成上海大都市圈的有利契机。当前,区划经济成为长三角各地区间深化协作的重要障碍。而世博会的举办将利于长三角各地区打破区划阻碍,加强协作实现共赢。世博会的溢出效应首先辐射到长三角都市圈各城市,进而在更高层次上发挥整体优势。

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将使长三角地区生产要素跨地区的流动性明显增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地区经济的封闭性逐渐减弱,有利于在更广范围和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生产要素与产品跨地区的自由流动与整合,促成以资源有效配置和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区域专业化格局形成。

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将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改变当前的产业同构现象,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加快区域内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整合,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三、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合作博弈模型

(一)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

根据局中人是否合作,博弈论可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两者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博弈方的行为相互作用时,双方能否达成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协议。合作博弈强调的是集体理性,是一种“双赢”策略,它通常能获得较高的效益,而非合作博弈强调个体理性,其结果往往是低效率甚至无效率。

合作博弈研究的两个重点:一是联盟是怎样形成,二是联盟中的成员如何分配他们可以得到的利益。

(二)建立合作博弈模型

依据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现状可建立合作博弈模型。根据长三角城市等级体系,可将长三角城市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上海,第二层次是南京和杭州,第三层次包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和台州。

设每个城市所在的层次为一个代表性成员来参与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则该博弈可看作是由三个成员参加的博弈。其中每个成员作为一个局中人都需要考虑是单独行动还是与其他局中人进行合作的问题。因此,对每个局中人来讲,重要的不是他在策略集中选取一个什么样的策略,而是与哪些局中人结成联盟以实现协调行动。可建立如下模型:

G(N,v)=S1,S2,S3;b1,b2,b3;v1,v2,v3

其中,G(N,v)为有3个局中人参加的合作博弈;S1,S2,S3为各个局中人的策略空间;b1,b2,b3为联盟所达成的协议;vi为第i个局中人的特征函数(即得益函数),v(S)可以解释为联盟中当成员合作时所能实现的最大利益。其征函数具有可超加性,对任意两个独立联盟S与T(即S∩T=),有V(S∪T)v(S)+v(T)

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的分配可表示为:在合作博弈中对三个局中人而言,存在一个向量X=(x1,x2,x3),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xi=v(N)(1)

xiv(i),i=1,2,3(2)

其中,xi表示合作博弈中局中人从联盟的收益中分得的利益分额,v(n)表示3个局中人的总和收益。v(i)表示单个局中人的收益。条件(1)说明各局中人分配的利益总和正好是所有局中人的最大总和收益。条件(2)说明从联盟中各局中人分配到的收益不小于单个局中人所得到的收益。

由上可知,合作博弈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对联盟来说,整体收益大于其单个局中人单独博弈时的收益之和;二是对联盟内部而言,应存在着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分配规则,即每加盟的局中人都能获得比不加盟时更多的收益。也即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只有同时满足集体理性条件和个体理性的条件时,才能使得区域内各个成员为了长远利益而放弃眼前短期收益,实现区域内一体化合作发展。

我们可利用公式化方法得到合作博弈的唯一解。在博弈G(N,v)中,局中人i∈N的Shapely值的正式定义如下:

φi(N,v)=∑[v(S)-v(S/i)]

其中,|S|表示联盟中所含局中人的个数。进一步可知,长三角区域对参与合作博弈的成员按其收益贡献率来分配收益,这一合作博弈具有稳定性。

(三)合作博弈与世博会

我们还可通过纳什均衡理论进一步分析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的影响,从中求出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解。

设甲、乙为参加长三角区域合作博弈的两个局中人,他们都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竞争和合作。如图1、2双向量矩阵所示:

其中,图1表示未受世博会影响的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图2表示世博会影响下的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设b>c,e>f,且a,b,c,e,f,g均>0。

图1,如果甲选择竞争,那么乙选择竞争将得到0的预期收益,选择合作将遭受a的预期损失。所以在甲选择竞争策略时,乙的最优反应策略为竞争。依此类推,最终可得到(竞争,竞争)纳什均衡解。这也是当前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存在很多制约性因素的原因。

图2,如果甲选择竞争,那么乙选择竞争将遭受e的预期损失,选择合作将遭受f的预期损失。由于e>f,所以在甲选择竞争策略时,乙的最优反应策略为合作。

依此类推,最终可得到(合作,合作)是纳什均衡解。这一结论成为破解长三角地区城市间竞争有余、合作不足的对策思路。

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区域内各地政府层面的合作

为改变区域内各自为政的现象,长三角区域各地方政府应以世博会为契机,加强合作磋商,突破区域间的障碍。紧密结合世博会的筹办展开沟通与合作,充分重视与世博会相关的协调机构的作用,并赋予相应的行政调控权,专门负责与世博会举办有关的跨行政区的各项工作,建立区域规划指导和政策扶持,提供适宜的政策环境与管理服务,以现有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为依托,共同推动世博经济发展。同时还可考虑设立长三角区域共同发展基金,用于跨省市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和社会服务设施建设。

此外,长三角区域还应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依靠各种经济手段,优化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从而实现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6]

(二)发挥区域市场的主导作用

长三角各地区应以世博会为契机,放开企业在区域内不同地区的流动,组建跨地区的企业集团,充分发挥其在建立共同市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6]根据发达国家大都市圈经验,区域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交流有利于大都市圈的快速发展,大都市圈的整体协调发展需要经济要素的自由、畅通流动,在城市互动、城乡互动的过程中,打破地区分割、城乡分割的现状,积极实现人才、能源、资金等的顺利流通。打破市场的地区分割,消除地方行政保护,让产品、服务在各个市场上公平、平等竞争,真正实现消费者导向,而不是政府导向的市场需求,积极实现市场的一体化,为大都市圈的发展提供活力。[7]长三角各地区应突出市场的主导作用,打破城乡分割、地区封锁的格局,尽可能减少市场运作的障碍,进一步改善区域内商贸流通体系,从而促进长三角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完善。[8]同时可通过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组合,加强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相互融合,形成以资源优化配置和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区域专业化分工格局。

(三)合理分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各层级城市功能转型

长三角各地区不应把眼光注重在自己的“小地盘”上,应加强沟通、积极配合,以世博会为契机,积极培育整个区域的优势产业,放眼全国乃至世界的特色产业。区域内应积极主动地分工,减少、避免产业的同质和同构。服务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服务业的发展形成的网络效应使得市场的范围大大扩张,服务业尤其以商业、交通、通讯为代表的网络服务业的发展将会促进制造业产业的分工;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发展能够提高交易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分工。上海正在成为现代服务业的中心,长三角各地区应大力发展服务业,促进制造业的分工,在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前提下,将核心城市上海对外开放的核心转移到通过开放吸引更多的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的服务理念和管理经验上,在提升制造业技术档次的同时,提升服务业的绩效,促进上海进而带动二级城市功能的转型,最终促进整个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发展。

(四)发挥辐射作用,整合资源,形成错位竞争格局

长三角作为全国发挥重要辐射作用的地区,区内各城市应融入地区整体发展大局中,依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方针,进一步明确自己的产业结构定位。要突破行政分割对科技资源的隔阂,整合区内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研究机构、科技中介的科技资源,建立起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电子信息、生物制药和新兴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成长为长三角的主导产业。推动科研机构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开发科研机构与企业联系的信息网络、交易和协作网络。应加快区域信息网络化体系建设,注重区域内部信息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推动信息要素交流,在区域内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资源共享,全面提升本地区信息化水平和信息能力,以信息化促进地区整体效益的提高。

上海与二级城市形成错位发展,合理配置有限的城市资源。实现水平分工的关键在于:二级城市的主导产业必须实现与首位城市的错位发展。长三角各地区要凭借“错位战略”的创造性发展思路,根据各自现有经济状况、自然禀赋及产业发展的不同层次,在提升产业竞争力方面的努力重点和方向也应有所差别。各城市在建设各自主导产业聚集区中,应寻找“比较优势”,重点打造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形成各具特色、错位竞争的主导产业分工格局。

(五)上海应成为现代服务业的中心

在世博会举办期间,区域内各城市要加强合作,举办有区域特色的展览会,与世博会产生协同效应,带动区域现代服务业的整体发展。根据国际大都市圈发展经验,各大都市圈都有一个地位相当重要的中心城市,这个城市是大都市圈形成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并且,中心城市为大都市圈的发展、演化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作用无可替代。在我国的大都市圈发展中,特别是长三角的发展中,也应参照发达国家大都市圈发展的经验,各地在产业发展上应根据自己的优、劣势,以世博会为契机,在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自觉选择各自的特色产业,并形成中心城市服务业主导、周边城市制造业主导的局面。上海应着力吸引高级产业,这样才能在产业体系的各种资源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成为新型产业的策源地。

二级城市与核心城市、其他二级城市之间要实施错位发展战略,避免走产业同构、恶性竞争的老路子。从今后发展看,区内二级城市应努力承担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功能,努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为区域现代生产业和技术创新中心。二级城市发展现代服务业既是产业发展阶段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增强第一、第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其发展目标是:顺应产业结构高度化演进方向,以服务本地化和特色化为导向,建立具有一定功能特色的现代服务体系、产业市场服务体系,增强城市对资金流、物流、信息流、人流的吸引和控制力,增强城市活力,以符合区内核心城市的服务业发展趋势。[9]

世博会影响下长三角各城市间采取合作策略,对各地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世博会将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最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如何克服发展中的限制性因素,如过分强调行政区划、恶性竞争、产业结构趋同、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充分利用世博会举办所产生的同城效应,突出区域统筹协调发展,加强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组织协调,从而推动长三角大都市圈的加速融合,成为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MicheleFratianni&JohnPattison.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inaworldofRegionalTradeAgreements[J].TheWorldEconomy,2001,24,(3).

[2]袁家冬等.我国都市圈理论研究古规划实践中的若干误区[J].地理研究,2006,(1).

[3]彭际作.大都市圈人口空间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以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为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5).

[4]李瑞林,骆华松.区域经济一体化:内涵、效应与实现途径[J].经济问题探索,2007,(1).

[5]陈升.上海世博会: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引擎[J].中国审计,2004,(12).

[6]陈信康.上海世博经济研究专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篇（8）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6-0080-03

一、现代会展与文化的关系

马克思在《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中认为，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由人的依赖关系的交往转变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交往，人与人的交往以物（商品、货币）为媒介。而会展作为一种以物（商品、服务）为媒介在特定时空内集中性展示与交流活动，是围绕特定主题的、以展馆或会场为主要场所进行的。从19世纪伦敦首届万国工业博览会、巴黎世博会等近现代会展活动伊始，会展的发展史都清晰地显示了如下特征：展会中的“展品逐渐成为公共需求和所谓个人化选择的影像，成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心理投射。……也体现出了组织者所遵循的思想意识等，凸显出会展精神、理念、价值等方面的内涵。[1]”可以说，会展不仅是展示具象的物品，实质上是进行符号展示与文化沟通，乃至依托城市、国家实力的竞技舞台，其目标在于促进参与各方的理解与共识。因此，我们说会展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从广义上讲，它是一种建立在符号互动基础之上的文化交流与展示活动。

而就策略层面来讲，会展沟通过程中也离不开文化要素。作为社会多方参与的集中交流与传播平台，现代会展具有跨地域性和跨文化传播的特征。依托发达的现代交通和媒介，它从传统的静态陈列或单向表述转向多样化、互动式的展示与沟通，旨在增进理解、达成共识。会展中的文化符号既是一种意义载体，又是联结参与各方的“纽带”，营造了有助于意义共享的“语境”。只有实现了价值共享，会展传受双方才有可能达成认知调和、避免文化冲突，会展活动才能实现其目的和效果。“会展活动长期孕育形成的观念文化，即人类的心理结构、审美情趣、思维力式和价值观念，是一种深层次的精神文化。……而这正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它直接受到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影响和制约。[2]”

二、现代会展的信息传播本质及文化语境的影响

会展从传播学角度来讲是“以会展为信息交流的媒介，……它的运作过程始终伴以高密度的信息运动，它的活动结果就是信息传播的效果”[3]。现代会展“在交流的层面上，主要涉及的是大众传播这个层面。即信息的发出者与传播者（参展商）使用技术手段，把信息（参展商要传达给观众的信息）传送给信息的接收者（受众）。[4]”在会展活动过程中，观众的期望与意义解读，组织者、传播者的展示与宣传，都是在同一情境中发生的互动。由于传受双方对意义的理解及认知基础有所差异，会展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组展方的组织、策划水平和参展方的展示方式、符号加工与选择的合理性等诸多要素。就会展的目标与符号互动过程来看，其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会展传播效果是衡量会展规模和影响力的关键指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会展传播重于展会本身。[5]”会展传播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会展传播之拉斯韦尔五“W”传播模式

资料来源：何强.基于传播学视角的会展策略分析[D].大连理工大学，2010.

既然会展旨在实现参与各方的相互理解并促成合作，那么其传播策划活动应着眼于如何促进符号理解与意义共享，其共识的达成取决于沟通所依托的文化“语境”。“语境”（context）传统上是指语言符号的使用环境，是语言学中的基本概念，由波兰籍人类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1884-1942）最早提出，语言学上的“语境”与传播学上的“传播情境”十分接近，这里笔者借用它来分析会展传播的内涵与方式。功能语言学着重研究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社会语境包括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情景语境”指常识、交际时间、地点、主题、正式程度和交际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等情景知识；“文化语境”指一个民族所共有的社会规范、会话规则和文化传统等背景的知识。功能语言学研究的“社会语境”正是传播学关注的“传播情境”，都是指能够直接或间接制约文本的意义生成、影响传播效果的“外部”因素的集合[6]。

对具有跨文化、跨地域特征的会展传播来讲，来自不同语境的文化主体间的观念碰撞、文化冲突与融合既是会展交流的主要内容，也是会展传播的文化目的，意义的理解与语境的共通对于能否实现会展效果尤为重要，而这恰恰取决于在具体交流情境中“文化语境”对符号意义解读的决定性影响。只有在组织环节和场域营造上协调传受各方对会展情境的“文化语境”感知，才能有助于展示符号及意义内容的顺利解读。从具体条件上看，会展作为一种围绕特定主题、在特定时空内的价值沟通与共享活动，对其语境的营造与传受双方的认知协调相比其他大众传播方式要求更高，想达成参与各方的顺畅交流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方面是符号载体――展品或者议题的设置与加工，另一方面在于对会展情境的营造，旨在让参与各方（包括观众在内）尽快融入会展情境。文化语境的影响作用及会展传播过程如图2所示。

图2 文化语境下的会展传播之香农-韦弗传播模式

资料来源：本图为笔者依据会展活动的文化传播过程提炼并绘制

1.对载体――展品符号或议题的设置与加工须考虑参与各方已有的文化语境

现代会展已经从观众单纯的观摩、与会者被动的聆听发展到使其深度地卷入互动情境，基于展示符号的文化理解发生交流与共鸣。霍尔指出：“文化产品的意义不是传递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意识形态的被传送，不等于被接受，观众远不是消极被动的昏昏欲睡的电视虫，传送者本人的解释并不相等于接受者自己的解释。[7]”会展中的展品和议题也一样，同样具有文化产品的性质，其展示的技术、文化内核也需要被观众充分地解读才能称之为成功的传播。组展方和参展方可以借用接受美学的方法论来指导行动，使会展陈列的展品到会议议题等在形式上、内容上更贴近观众既有的文化体验，选取与他们认知习惯相似的展示符号，这点对非专业受众来说尤为关键。

而意义的认知协调关键在于，使这套符号系统（展品外在形式及相关介绍或是议题要传达的意义信息）尽量组合要素以对接观众所熟悉文化语境。具体操作可以通过整合传播策略来进行，即在媒介信息“接触点”的引导下培养、重塑观众的认知态度。例如2010上海世博会围绕“城市生活”的主题，借助整合的媒介宣传，精心组织、设计会展参与者之间的多个“接触点”，向观众呈现既可理解又新奇的未来城市生活场景、传播与观众利益息息相关、容易引起共鸣的“绿色城市”等新观念、新提法。操作上，主办方通过展前的大规模宣传造势，及早传递与会展情境相关的文化讯息，高举“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大旗，为观众的意义解读进行铺垫；在展中阶段，则主要借助“海宝”吉祥物、展现未来城市场景的展馆、园区等具象载体，通过现场展示、背景烘托、主题讲解等沟通方式传递符号编码信息，强化说服效果。“城市生活”是一个各国公众都容易理解、达成共识的主题，但又具有充分的内容创新空间，这种主题设计方式反映出世博会展示策略的成功经验：无论是1933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首次提出展示主题“进步的一个世纪”，还是1939年处于二战期间的纽约世博会强调“建设明天的世界”，历届世博会都力求达成展示理念的“最大公约数”，以吸引多元文化的共同参与。所有围绕该主题的设计、传播都是在之前系统研究目标受众的文化习惯和所处情境才能提供的，其准备工作以受众能方便快捷的理解、避免认知失调为标准。

2.会展传播过程中对文化语境的营造为顺利交流、互动创造条件

会展目标的达成关键在于传受双方能否形成良性的互动过程。传统会展观念中过分强调传者的主导地位，只关心自己在会展上“说什么、Show什么”；而现代会展更关注观众在会展上“需求什么、对什么感兴趣”。从策略上看，即选择具体的编码符号进行意义加工时， 须注意它所依托的文化语境通用性，避免选取容易引起误解、甚至文化冲突的符号和议题。例如近代世博会通常以炫耀海外殖民地的物产、展示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为目标，在历次展会现场时常出现引起国人愤慨的小脚女人、鸦片烟枪等“辱华”展品，大大降低了对东方大国观众的会展传播效果；而现代会展的传播因媒介的发达、观众文化层次和整体需求的提升，主办方、参展商和观众的传受双方角色相对模糊，其顺利交流的必要条件就是参与各方基于共通的文化语境中达成认知协调，实时互动。主办方因此努力地为会展文化场域的生成与维护宣传造势，如通过世博园区现场的系统化主题设计，结合新闻报道等“不在场”的文化宣传，向观众尽可能多渠道地传递主题讯息；在展会召开期间，则通过媒介仪式化的传播方式，全部宣传媒体同时开动，让与会者感受强烈的一种节庆狂欢的氛围，尽快融入其文化情境之中。

三、会展传播的“透镜”效应

现代会展对信息的筛选、加工与传播要求非常高，会展传播不仅从策划、宣传、技术等角度进行设计，而是为达成效果提供全面、系统的支持，其发挥效用的范围远远超越展会现场的时空，凡是接触到会展传播信息的受众及其所在领域，都可以视为隶属会展传播的范畴，包括“在场”和“不在场”的两类，从后者来衡量，会展被视为一种“媒介事件”。而且，会展传播的各个环节如整体活动策划、展品展馆的设计、主题内容的表述、宣传组合方式、人员沟通及公关等各要素之间均须紧密配合，围绕主旨进行整合传播，可视为一个协调运作的信息系统。该系统从运作实施上分为三部分：展前的策划与预热宣传、场馆及场地设计表达；展中的活动造势、交流论坛的组织协调；展后的场外交流跟踪、相关媒体的延续性宣传。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情境作为会展传播系统运作的必要考虑因素之一，对系统设计时的目标定位、议程设置、宣传表现形式、媒介组合方式等具有指导性与规制作用。内在关系如图3所示。

图3 文化语境下的会展传播系统之信息把关模式

资料来源：图为笔者根据会展传播系统中各环节的制约关系绘制

从图3会展传播模式可见，展商与公众之间传递的信息流，包括交流活动、大众传播、人际沟通等传播方式，都在传播情境中受文化语境要素的影响与规制，经由会展传播系统运作从主办方、参展商向受众流动。当然，会展传播模式并不仅限于此，其展商间内部组织的横向传播，观众间的人际传播等也在会展沟通过程中受文化情境的影响。在此信息流动过程中，居于模型中心的“会展传播系统”作用关键，它决定了会展能否有效发挥预期效能。该系统依靠内部各要素间的整合与协调得以运作，由于会展活动的集中性和场域性质，力图使信息交互形成聚合效应，加快沟通频率，提升意义共享可能性，从而强化传播、说服的效果。从图中我们可见：会展传受双方相重叠的文化语境呈现类似“凸透镜”的形状，这个橄榄型的交叉区域即为双方共通的文化语境。所有来自传播者想要表达的庞杂信息，都须经这样一个重叠区域后才流向受众。无论冗余信息是由经传播者主动剔除的，还是受众被动过滤的，这个重叠相交的语境好似一面汇聚与整合大量庞杂资讯的“凸透镜”，使得原本分散游离的信息通过会展现场聚焦受众，并由于沟通的加速与情境的体验，更易被理解和接受，对此本文界定为基于会展文化语境生成的传播“透镜效应”。

罗曼・雅各布森认为，符号意义的生成依赖于其所处的系统，语言的符号意义相当一部分来自语境。一方面会展语境能够为其传播系统集中地提供信息素材和符号资源，并借助展会场域像凸透镜一样将庞杂的传播信息筛选、聚焦，另一方面也使信息内容的表述及符号所承载的意义和价值指向受众认知目标发生“折射”：即会展传播过程使大量信息被重组与整合，旨在达成传受双方在此沟通情境下顺利完成观念交流与价值共享。这个由传受双方的文化认知系统交叠而成的意义共享语境，是会展传播生态系统的建构基础，也使该系统能够发挥更强的传播情境效能。相比新闻、广告等其他大众传播方式，会展集中而强烈的文化情境效应，使之产生更集中、高频的文化沟通效果，因此常被专业化的传播主体所青睐。

为集中交流信息而组织运作的会展活动，也借助基于文化语境的传播“透镜”效应在有限时空内尝试整合传播以达到效果的最大化，其整合的传播机理在于文化符号的编码与解码：“从编码过程看，传播活动的范围和主题直接制约符号的选择、风格定位、发言人或代言人的使用、媒介的选择与组合，导致其信息符号系统产生；从解码过程看，范围和主题决定符号解释的方向、反映编码者的立场、态度和标准[6]”在其编码与解码的过程中，文化语境对信息的过滤与筛选、受众的认知与解读具有全方位的影响。例如大型车展等商展在展览前往往重视大众媒体的花边宣传、场馆及车辆展品的设计表现等氛围预热；展中采用的具象符号载体，包括车模等人体媒介的精心打造、导购人员的沟通策略与公司公关活动的现场营造；展后则通过场外交易意向的跟踪、舆论反馈的延续性报道等形成一整套传播流程。所有“媒介接触点[8]”都要依据车展受众的有效解码进行系统化整合，剔除与主题风格、文化认知相冲突的不和谐元素，强化利益共享与认知协调。在考虑情境因素的前提下，组织者会慎重筛选和加工展示符号，严格管理受众可能接触到的所有媒介“接触点”，以建立、维系共通的文化语境为目标，强化传播情境的营造，多维度地强化与目标受众之间的认知协调。具体策略包括：1.选择贴近目标受众的文化认知习惯的元素、符号载体及表现形式；2.对主题的设定与内容生产要兼顾来自不同文化语境的目标受众认知习惯；3.在会展环境、展示符号的表现与设计中以贴近性为原则进行符号重组与情境再造。总的来说，意味着从展示主题的定位开始，就要考虑目标受众的文化取向、认知习惯、喜好品味等因素进行本土化、民族化的情境再造，融入具有普适性的、“最大公约数”的文化元素，以便促成传受各方的相互理解与价值共享。

四、结 论

现代会展的进步不仅体现在规模、效益、展示手段等硬件方面，还取决于会展理念的革新及其带来的交流方式变化。总体上，会展传播活动已经发展为一种复杂的符号交互系统，其发挥效能的基础深受文化语境的影响。组织者、参展者在围绕展品、展示环境等符号交流的过程中，须将文化要素与现代展示科技有机结合，注重文化调试、避免文化冲突，才能有效提升会展活动效益。

参考文献：

[1] 周利方.从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角度论会展的社会文化功能[J].商业时代，2011（10）.

[2] 方向东.对“会展文化”概念的深入探究[J].商场现代化，2009（12）.

[3] 王春燕.会展传播探析[D].辽宁大学，2004.

[4] 刘大可，王起静.会展活动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5] 何强.基于传播学视角的会展策略分析[D].大连理工大学，2010.

篇（9）

在传播语境、背景、渠道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以独到、深刻的思想观点,为受众提供有价值的见识和判断,给人们以解释、启迪、思考,牢牢把握对新闻事件的解释权,成为报纸等传统媒体发挥自身优势、构建权威话语权、应对新媒体挑战的利器。基于这样的认识,许多市级党报对新闻评论的认识与重视被提到一个新的层面:评论的话题设置更加开放、多元,评论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延展。为受众提供一种理性、客观、专业的以及为主流价值和公共价值所认同的思考方式,成为市级党报提高舆论引导力和增强自身影响力的有效路径。从散布在不同版面上的政经、社会、文化、教育、体育、娱乐等的时评专栏,到设置专门的评论专版,新闻评论在市级党报上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版面空间。

一、市级党报新闻评论面临的挑战

新闻评论一直被看作是报纸的旗帜和灵魂,是主流媒体权威性的最直接体现。一个时期的宣传思想和宣传步骤,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新闻事件面前,我们应该关注什么、忽略什么,应该反对什么、赞同什么,应该破什么、立什么,新闻评论都起着非常关键的引导作用。“评论往往是整个报纸宣传的纲,抓好了评论工作这一环,就可以把全部报道工作贯串带动起来。”与各级党报一样,这也是市级党报始终高度重视“社论”、“本报评论员文章”等“大言论”的原因所在。

随着新闻评论多种社会功能逐步被认识,报纸新闻评论的功能得到了有效拓展。通过大众媒介建立社会的公共交流平台,使彼此有一个认识和互相了解的场合,增进对异质文化及社会诉求的宽容和理解,是报纸等大众媒介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报纸的新闻评论必须做到客观公正,观点鲜明,不失偏颇;其所提供的观点应该具有一定的高度和专业水准。比如,环境、气候等专业领域分析预测等具有前瞻性观点的新闻评论。对相同问题不同维度的分析研判所产生的观点,可能截然相反,却有利于人们对问题的整体把握。这些评论虽然得到编辑部的认可却并非都代表编辑部的观点,其更多的是体现评论者看问题的视角和认知水平。

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网络、3G等新技术手段日益普及并不断推陈出新。如今,市级党报读者的诉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过去单一对方针政策的需求,发展到对知识性、信息性内容的需求;从过去对本地新闻的依赖性需求,发展到对全国、全球信息交流沟通的需求;从对现在发生的新闻事实本身的需求,发展到了对新闻发生成因、未来发展趋势信息的需求。正因如此,报纸新闻评论也必须细化、专业化。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今天的报纸新闻评论许多属于专业性评论,即专门评论一个特定的领域或题材,如球评、股评、国际评论甚至美术评论等。由于专业人才缺乏,做深、做强专业性新闻评论,对于市级党报来说有很大的困难。

从实际情况看,市级党报的新闻评论目前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困境,其一,评论同质化,主要是作者与题材写法的同质化,很多报纸的评论作者长久以来似乎就那么几个人承包,甚至一稿多投多发,在题材写法上,很多评论已经被公式化,八股化。其二,一些报纸评论的严肃性在泛娱乐化的调子下正在被消解……凡此种种,都很难让市级党报的新闻评论做到既有深度又有广度,难以真正体现权威性。面对新传播语境带来的这些新问题,作为市级党报的新闻评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寻求积极的应对策略。

二、增强以受众为本的新型社会功能

事实上,进入社会转型期以来,社情舆情日趋复杂,作为基层党报,市级党报在有效发挥新闻评论的作用方面大有可为。

1、有效设置议题 回应民生关切

关注民生,促进科学发展,是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民生问题关系人们的切身利益。人民群众关心、党和政府关注,应该是市级党报新闻评论设置议题的着力点。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益的调整过程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时期,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不断面临新的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市级党报在新闻评论方面更需要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更需要聚焦热点,关注难点,消弭冰点,尤其要关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回应社会关切,而不应该简单回避矛盾。这就需要市级党报通过运用新闻评论这种形式,强化分析引导,有效引导舆论并有效发挥舆论的监督的功能。

同时,由于新闻评论具有显著的说理性与针对性,且在报纸的多个版面中往往具有较高的阅读率,因此,报纸新闻评论的舆论监督功能也不可小视。如《南方都市报》,其在不同类型的评论栏目中,经常设置一些具有监督性质、对政府决策或重大社会事件表达观点或提出建议的文章。可见,新传播语境中的报纸新闻评论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着积极的关注,以其反映及时、影响广泛的特性发挥着舆论监督的重要功能。其实,报纸正是通过新闻评论来树立其权威性,可依赖性。

2、协助解读 提供观点 服务大众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政府、企业、家庭以及个人的社会决策需求不断上升,人们要求新闻媒体对政策、信息进行深入解读,给受众提供多角度、多层面的观照与参考的要求也愈发强烈。不仅如此,新时期公众的社会参与意识逐渐增强,发表言论、交流思想的积极性和整体水平更有所提高。也正是这种从曾经以媒体为主,到今天以媒体与公众意见交流为主的主体性变化,决定了新时期的报纸新闻评论还有着面向广大百姓的协助解读功能。

除此之外,报纸新闻评论还担负着为广大受众提供观点的功能。面对形形的社会现象,新闻评论以理性的力量说服人们,为人们提供鉴别是非、善恶、美丑的思想准则,使人们透过事件本身对其复杂的内涵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对其暴露的问题有着更敏锐的感知,对其内在的意义和价值有着更准确的判断,并最终做出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

最后,新闻评论还有服务大众的功能。进入新时期,媒体面对的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多元化的受众,因此,报纸评论不仅要有指导性,注重导向价值,同时还要注重服务价值,从各方面体现其服务性,让群众满意、受益,并得到启发。

三、整合多方资源 合力互动

1、借力新媒体

报纸评论办得好坏,与广大读者的支持分不开。对于一些重大事件和题材,报纸在运用社论、评论员文章等“大言论”加以论述和宣传的基础上,往往需要及时开辟群众性讨论专栏,对其舆论引导效应进行强化和延伸。这不仅有利于各界人士直接参与评说,而且更有利于集中群众智慧,把评论宣传搞得有声有色、深入扎实。

要让报纸评论的面目和语言鲜活起来,声音来得更真实更切合民情,强化和延伸“大言论”的效应,需要编辑部与读者的互动。编辑部一定要摒弃关门办报和唯名家专家是瞻的错误思想,把读者意识贯穿到日常工作的每个环节。要密切关注读者的反应和动向,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从中汲取智慧,融入到编辑部的策划中去。选编稿件时,应从满足读者需求和有利于取得良好宣传效果出发,强化相关评论的舆论引导效应。从媒体竞争来看,特别是互联网出现以后,平面媒体特别是市级党报,不能再关起门来封闭办报,必须自觉地融入时代潮流,开阔视野,更新观念,增强国际眼光和战略思维。

2、建立专家库

报纸的评论,过去基本上以本报的评论员或资深编辑记者为主体,社外来稿为辅。但随着评论刊发量的剧增,本报的作者已经难以胜任,因此不得不开门办报办刊。以往是报刊的评论员、杂文家为主体,队伍比较单一,而今的评论与分析的作者有学者型、专家型与型(自由撰稿人或职业撰稿人)。

网络时代也是百家争鸣的时代,主流报纸要在评论领域建立优势,必须建设自己的评论专家库和评论写作机制,为受众提供具有专家水平的时政、财经、法制、文体、国际等分析。一方面,媒体要将自有的评论员培养成为不同行业的研究或评论专家;另一方面,利用平面媒体的影响力,汇集各行各业的专家为媒体供稿,或在媒体发表言论与意见。如,《深圳商报》在应对金融海啸的报道中,每周组织一次“圆桌会议”,邀请各行业专家或领军人物围绕某一个主题展开讨论,在“商报眼”的言论专版刊发。这一模式既有行业较高的专业水平,又有独特的分析角度和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方式,是较好的报纸评论模式。

篇（10）

近年国内上市公司造假事件中，中介机构沦为“造假帮凶”屡见不鲜。从造假四大天王——琼民源、郑百文、银广夏、蓝田股份开始，直至如今的绿大地、万福生科等，其业绩“变脸”均被签字会计师放行并出具了虚假审计报告。于是业内人士疾呼，会计业正遭遇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诚信危机。

中国证监会多次表示将进一步强化会计师事务所IPO审计责任追究、提高IPO审计执业质量。

现实中监管机构对会计师事务所监管的日益增强和其诚信缺失案例的频频发生，就形成了当前会计师事务所诚信文化建设中的特殊“困境”。会计师事务所是市场经济下会计业诚信文化建设中关键环节，它们接受企业委托人通过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过程，也承担着对委托人和社会公众的诚信、忠实义务。而它们若缺失诚信，将会影响市场经济正常运作有效性，造成资本市场上的“逆向选择”。

会计师事务所诚信缺失的原因涉及方方面面，笔者仅从环境因素和内在动因两个层面，分析会计师事务所诚信缺失的原因：

一、会计师事务所诚信缺失的环境因素

（一）经济利益驱动和同业竞争压力

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财报的审计目的是为股东确保业绩真实性。目前行业惯例是会计师签字收入与上市规模直接相关，于是企业竞相选择宽松的审计机构，相当于是变相鼓励浮夸造假。业内人士指出，审计市场竞争激烈也是假账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部分事务所为争夺客户，竞相为企业上市隐瞒错误。证券审计业务出现低价竞争，一些中小上市公司也热衷借换事务所以“改善”业绩。

（二）造假违法成本和收益失衡

目前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参与财务造假被发现的概率很低，发现后所受的处罚也并不严厉。在国外，审计机构参与造假将面临极高的法律风险和信用风险。国内违法的成本和所得不成比例，也促使一些事务所铤而走险。

二、会计师事务所诚信缺失博弈论分析

（一）企业和监管者之间的博弈

假设p为企业诚信缺失造假的概率，q为监管者对企业进行检查的概率，X为企业诚信缺失获取的收益，Y为企业诚信缺失付出处罚成本，Z为监管者对企业检查成本。

企业期望收益=p*[（X-Y）*q+（X-Y）*（1-q）]+（1-p）*[0*q+0*（1-q）]

=p*（X-Y）

这样，企业期望收益取决于造假概率p、诚信缺失收益X和处罚成本Y。如果企业造假的收益是企业管理层个人得到，而相应惩罚却由企业来买单，那么企业发生会计诚信缺失可能性就很高，甚至不可避免。所以，部分企业内部潜在的造假动机，对会计师事务所诚信缺失是一种直接的、关键的推动因素。

（二）会计师事务所和监管者之间博弈

其中：假设p为事务所诚信缺失，协同企业造假的概率，q为监管部门对企业进行检查的概率，A为会计师事务所协同造假的收益，B为事务所正常审计收益，C为事务所诚信缺失付出处罚成本，Z为监管者对企业检查成本。

事务所期望收益=p*[（A+B-C）*q+（A+B）*（1-q）]+（1-p）*[B*q+B*（1-q）]

=p*（A-C*q）+B

这样，会计事务所期望收益取决于配合造假的概率p、诚信缺失收益A和处罚成本C，以及审计正常的收益B。如果协同企业造假的收益有足够大，监管者对会计师事务所监管失效或者对惩罚成本较小，那么事务所协同企业造假形成会计诚信缺失的风险可能性就极为高了。

三、会计师事务所诚信文化建设的建议

（一）开展会计师从业职业道德教育，树立诚信观念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中提出了客观、公正和诚信原则，都是会计师从业道德的具体体现。相关部门应强化对会计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强化诚信道德教育，形成“守信者荣，造假者耻”的氛围。

（二）强化对事务所监督，倡导有序竞争

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是有偿审计服务，它们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需要政府监管、行业主管部门创造有一个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相关部门要指导事务所科学评估自身优势、选准服务群体、拓展服务市场，最终形成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三）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加大造假惩罚力度

硬性要求上市公司实施审计委员会制度，由审计委员会行使委托和批准解聘审计机构、审查审计工作的职权，减少上市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施加压力，切实增强会计师事务所保持独立的可能性。监管机构应从立法上明确对造假者及责任人的处罚，让造假者付出代价远远大于其得到收益。

参考文献：

[1]谢识予.纳什均衡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篇（11）

Sheldon首次提出了企业所要履行的各类社会责任（包括道德因素）需要与企业经营服务范围内满足需求的责任联系在一起；Bowen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为实现社会目标和责任所采取的行动和义务；Davis and Blomstrom提出企业追求利润同时有义务增进社会整体福利。

企业社会责任的维度研究：

温素彬和方苑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货币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张兰霞等从股东、员工、供应商、债权人和政府五个方面研究企业社会责任。Carroll综合了学者们的观点，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一定时间内对企业的经济、法律和慈善等方面期望效益的总和，企业应当履行其社会责任，即在创造利润、提高财务绩效的同时承担起对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员工和国家的责任。

国内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研究有三类观点：一是正相关关系。Aupperle et al.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显着提高财务绩效。张兆国等采用系统GMM方法对中国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探究，结果显着相关。徐光华和张瑞系统分析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演进过程并建立了相关模型，证明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显着正相关。二是负相关关系。>>>>>评审专家吐槽博士毕业论文：作者应该回炉深造

Yuhei et al.以ROA和Tobin’s Q为财务绩效指标对四大旅游相关行业进行实证检验，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能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李正以上海证券交易所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否提高财务绩效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负相关。三是无相关关系。Makni et al.以加拿大179家企业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不相关。Mcwilliams et al.用KID指数衡量企业的财务绩效，证实企业的财务绩效与社会责任之间没有关联性。陈玉清等以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16个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探讨，发现两者相关性不显着。张川等以ROA为财务绩效指标对2007-2011年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发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不相关。

导致上述三类观点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1) 企业社会责任范围的界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