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象研究生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气象研究生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Miller将离职意愿(turnoverintention)定义为：离开目前工作与找寻其他工作机会倾向的总体表现或态度。多数研究者认为离职的最佳预测因素是离职意愿。护士离职率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男护士更甚。影响护士离职意愿的因素较多，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护士个人因素、工作环境及外界因素3大类，但是哪些因素对护士离职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尚无定论。本科护生是我国今后护理队伍的重要力量，而男护士也正在成为这支队伍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其离职意愿将直接影响我国护理队伍的稳定。目前，对本科男护生离职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少见。笔者调查本科护生的离职意愿现状，并探讨其可能的影响因素，为临床实习和教学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1对象

在我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即2004年卫生部将我国卫生职业人群划分的3个地域)，每个地域随机抽取3个设有护理本科院系的医学院校，包括海南医学院、广东药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南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咸宁医学院、湖北中医学院、甘肃中医学院、新疆医科大学。以上院校符合纳入标准的男护生共120人，自愿参加调查105人，收回有效问卷96份，有效回收率91．4％。为了进一步研究男女差异，抽取对应学校女实习护生共100人。纳入标准：愿意参加并完成测试；年龄大于l6岁；身体状况能够配合完成问卷；意识清楚，无精神性疾病；参加实习至少8个月。

2方法

2．1调查工具

2．1．1一般资料问卷：包括人口学资料和3个条目，测评工作满意度、对未来工作信心和有否缺勤及频率。对护理工作的总体满意程度评价，从“很不满意”到“很满意”(1～5分)，是否有成为一个好的护理工作者的信心，从“非常没有信心”到“很有信心”(1—5分)，实习期间是否有缺勤(1为否，2为是)。

2．1．2离职意愿量表(TurnoverIntentionScale，TIS)：共6个条目，为l～5分计分法，如第1题：您是否考虑要辞去目前的工作?选项为：从不、甚少、偶尔、经常、总是，相应赋值1～5分。总分1～2分(含2分)为离职意愿轻度，2~3分(含3分)为中度，3~5分为离职意愿严重，即分数越高，离职意愿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0系数为0．723。

2．1．3护士工作应激源量表：由61个条目6个分量表组成，包括与护理工作性质有关的应激源、与工作负荷有关的应激源、与护士期望有关的应激源、与接触濒死患者有关的应激源、与工作一家庭矛盾有关及与护理工作中人际关系有关的应激源，有很好的信效度，分数越高，所面对的工作应激强度越高。为了适用于护生群体，本研究修改了其中的2个条目(将第52题“护理工作的负面感受影响家庭气氛”改成“影响寝室气氛”；第59题“因家务琐事消耗精力而影响工作”改成“因找工作、考研等消耗精力而影响工作”)。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系数为0．852。

2．1，4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Suppo~Rating Scale，SSRS)：为肖水源编制，包括10个条目3个维度，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具有较好的重测信度。

2．1．5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CopingStylesQuestionnaire，SCSQ)：共20个条目，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2个维度。采用0～3级评分I。

2．1．6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Self-eficacyScale，GSES)：共10个条目，采用1-4级评分。分数越高，自我效能感越强。

2．1．7艾森克人格问卷简版(EysenckPersonalityQuestionnaire，EPQ)：分为4个量表，内外向、神经质、精神质、掩饰性。在本问卷中除精神质的信度在0．51～0．60，其余量表的信度均大于0．70。

2．1．8护士工作倦怠量表：采用李小妹改编的中文版工作倦怠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工作倦怠是指个体长期处于工作压力状态下所出现的一种负性的、个体化的认知与情感反应，包括情感耗竭、非人性化和工作无成就。情感耗竭和非人性化得分越高、工作成就感得分越低，表示护士的工作倦怠越严重。

2．1．9总体健康问卷(GenerM HealthQuestionnaireGHQ)：GHQ一28中文版由香港中文大学Chan教授于1985年编制，具有理想的信效度…。共28个条目4个维度，躯体症状、焦虑／失眠、社交障碍、严重抑郁。分数越高，健康问题越严重。

2．2调查方法

征得被调查学院、医院护理领导的同意后，将所有问卷及调查方法有关说明用快递寄去，由对方派人组织，在实习末期进行集中调查当场发卷并收回问卷，然后再回寄给研究者。

2．3统计学分析

采用EpiData软件进行数据录入，SPSS13．0进行统计学分析。统计方法包括统计描述、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等。a=0．05，P值均为双侧概率。

3结果

3．1一般情况和各调查量表得分情况

调查男护生共96人，年龄20-26(22．7+0．9)岁，在三级甲等及以上的医院实习者占95％，满意度较好者29％，有缺勤情况者47％，对成为合格护理工作者没有信心者46％，要读研者48％，独生子女28％，经济自评较好者9％，家庭人均月收入1000元以下者41％。与女护生相比，满意度、缺勤情况、工作信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本科男护生的离职意愿得分为(3．30±0．89)分，高于女护生(P

3．2离职意愿与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离职意愿与应激源(r=0．25)、总体健康(r=0．35工作倦怠(r=0．29)呈正相关(P

3．3本科护生离职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进入回归方程的是总体健康、工作倦怠、工作信心和工作满意度，父母受教育程度、读研和工作应激源被剔出方程，方程的决定系数为32．9％，见表2。

3．4各变量关系的路径分析采用路径分析研究

各个变量的因果关系，发现工作应激源通过其他变量影响离职意愿，工作满意度是重要而核心的中介因素。经多次多元线性分析回归，进入路径图的变量及路径系数(P

4讨论

4．1实习期间本科男护生的离职意愿及面对的应激

本研究本科实习男护生离职意愿得分(3．30±0．89)分，与女护生的得分相比，离职意愿更强，这说明男护生的专业思想与女护生相比更不稳定，离职情绪更浓，这与许多研究的结果类似。这可能与多方面因素有关。首先家人、患者及部分医务人员认为护士本应由女性承担，对男性做护士不理解，影响其对自身职业的认可，一些患者甚至拒绝男护生为其服务。其次，据统计，大多数男护生报读护理专业是无奈的选择，并不是报读的理想专业，导致其职业心态不稳定。所以，在实际工作中，首先要稳定其专业思想，让其充分了解其在护理岗位上的优势及已经取得成绩的范例，使他们看到自己的前途和未来，并清楚地看到在护理岗位中男护士所展现的决策果断、影响力强、精力充沛等优势，在教学中增设一些针对男生的专业课程、邀请在临床工作中取得卓越成就的男护士来校讲学。其次，认真为男护生培养和挑选带教老师，避免传递负面思想，针对男护生在临床实习中存在的问题和男护生的心理特点，制订适宜男护生特点的临床带教计划。

有研究表明，离职意愿与工作应激两者呈现正相关。本研究也发现，离职意愿与应激源的相关系数达到了O．25，但是在回归分析中，这一因素没有进入回归方程，路径分析发现工作应激源通过中介因素影响离职意愿。这和以往研究中两者有直接关系的结果不同，分析有以下原因：大部分研究以在职护士为研究对象，但是在本研究中的对象为本科实习护生，研究对象不同所致；很多研究只是做相关分析，并没有把很多因素纳入进来，如本研究也发现两因素相关，但是工作应激源不是离职意愿的预测因素；在诸多中介因素如工作倦怠、身心健康的影响下，该应激源对离职意愿的直接影响减小。

4．2中介因素对离职意愿的作用

过往研究已经证明工作倦怠是影响组织成员离职的主要因素。本研究发现，工作倦怠显著影响离职意愿，倦怠水平越高，离职意愿越强(r=O．29)。可以想象，当男护生的情感资源过度消耗，疲惫不堪，精力丧失，对实习持冷淡、负性的态度，实习而没有成绩，感受不到成就时，个体的实习积极性就不会高，实习成绩也不会好，离职的意愿自然也就会产生。

本研究表明身心健康越差，离职意愿越强。在心理上，男护生常在工作及交往过程中显得不自在，从而导致人际关系紧张、焦虑、抑郁。当其承担以前全由女护士操作的工作时，内心会不由自主产生一种自卑感及抵触、抑郁情绪等。其次，护理工作还要求有很好的身体素质，如果身体状况不好，就不能胜任护理工作的倒班勤、工作负荷大的特点，工作无法胜任，离职的想法就自然而然的产生。同时，路径分析显示，工作应激和工作倦怠感越强，个体的总体健康水平越差，离职意愿也越强。

受社会传统观念对男护士的偏见及其他负面因素的影响，致使男护生在临床实习中思想波动大，表现出对护理专业没有信心。本研究结果也表明，离职意愿与工作信心呈负相关(r=-0．21)，即工作信心越强，离职意愿越弱。提示在以后的实习教学中，我们应改革当前的教育、管理体制，制订出一套针对男生特点的教学模式和理念，从各方面加强护生对未来工作的信心，减轻对未来的迷茫和恐惧，加强交流，定期召开座谈会，教育他们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对他们多加鼓励等。在实际操作中，可以让其进行一些简单的操作或男性特殊的操作，使患者不提出异议甚至得到患者好评，以增加其自信心。

篇（2）

中图分类号：G64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1-0154-02

高校研究生教育担负着培养高素质高质量人才和接班人的重任。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研究生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社会主义优秀人才的基石。随着社会的日益开放以及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多元社会思潮在我国高校的存在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加强和改进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尤为重要。当前研究生思想政治状况总体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发展态势，但也存在着研究生政治信仰缺失、价值观念模糊、理想信念淡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僵化、方法落后、学用脱节等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学习和研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讲话精神，并以此指导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究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对策，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优秀后备军。

一、新时期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新时期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国家需要的是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崇高理想追求的新时代青年，是有着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和高尚的思想道德的全面人才。如今，我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时效性不高，没有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在研究生、教师队伍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体制等方面反映出许多问题。

（一）研究生群体自身存在的问题

1.价值观念模糊。研究生价值观念模糊是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全球化浪潮中，文化与思想的交流和融合，使我国的主流价值观念受到强烈的冲击。“西方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会不断渗透进来，对于思想不成熟、‘免疫力’较差的一些研究生来说，很容易受到其负面影响。”[1]当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不足，主流价值观教育不到位，导致研究生的价值观极易受到各种价值观念的左右而发生摇摆，对我国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缺乏认同感，而把西方社会的一些价值观念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定位不明确，价值取向多元，价值观念不清晰等问题，使得研究生很容易驶向错误的轨道，严重危害着研究生的健康发展和未来社会建设。

2.政治信仰缺失。研究生政治信仰缺失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西方社会各种思潮流入我国，直接影响着研究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他们对西方的普世价值过于推崇，对社会主义制度认同略显不足，有些甚至持怀疑态度，不能全身心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阻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当今社会矛盾凸显，许多研究生在面临就业、结婚、住房的压力时，因思想过于偏激，缺乏坚定的政治信仰，对国家体制、政策等信心不足，极易出现扰乱社会秩序的过激行为，甚至导致犯罪，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不仅要有效抵制不良思想的入侵，还要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坚定政治信仰，增强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信心，努力形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合力。

（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问题

1.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足，工作落实不到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承载着全校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许多高校对其重视程度不够，师资投入不足，教师引进速度迟缓，于是出现了“生多师少”的局面。他们常常超负荷工作，疲惫的授课降低了课堂质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工作落实不到位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如今大多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一批年轻的队伍，他们有着较高的理论功底和科研能力，但是缺乏实践经验，单纯传授理论知识，所讲内容空洞乏味，缺乏感染力，难以起到思想引导的效果。而那些富有经验的教师或者退休，或者调到行政职能部门，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一大损失。

2.没有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当前研究生教育中，导师的积极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尤其忽视了对学生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教书和育人是导师的两大基本职责，导师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首要的责任。受研究生扩招的影响，导师带的学生数量增多，很难兼顾到学生的各个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难免会有疏漏。有的导师只看重学生的学习成绩，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学生学术科研上。还有一部分导师，他们在乎的是自己的科研成果，不舍得把时间花在学生身上，没有担负起应尽的职责。因此，充分调动研究生导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

（三）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体制的问题

1.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视不够，工作体制不完善。在我国研究生教育中，许多高校把分数、科研作为衡量研究生的主要标准，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不够重视。在当今社会这个大染缸里，各种思潮混杂，青年的价值观还不稳定，受各种不良思想的误导，容易走入歧途。部分高校对学生的生活现状、思想状况、感情问题关心极少，导致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缺乏。随着研究生人数和规模不断扩大，过去授课模式及运作方式很难跟上新时期研究生发展的步伐。课程授课模式、师资力量分配、课堂管理方式、教育资金投入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问题。这就直接导致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质量不高，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下降，从而降低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引发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方面的各种问题。

2.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陈旧，形式单一，缺乏创新。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伴随着高校的创立而产生，并一直延续着传统的教育内容和模式，缺乏创新，直接降低了授课效果和研究生听课的积极性。研究生是新时代的青年，更需要一些新鲜空气的注入。陈旧的教育内容会禁锢学生们的头脑，使学生丧失活力，达不到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较为单一，缺乏活力和创造力。高校一直以一种“灌输式”的授课方式向学生灌输理论知识，“一刀切”“一锅端”是最常见的现象。研究生会、党支部的一些活动打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旗号举办，而活动大多出于形式，很难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因此，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更新的不仅仅是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更需要创新。

二、新时期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对策与建议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坚定学生的理想信念

党的十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以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国家、社会和公民提出的新的价值要求，也为研究生树立了新的价值观念。研究生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的优秀人才，正如所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2]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导向，加强核心价值观教育。广大研究生要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道德修养，外化为实际行动，坚定理想信念，严守崇高的政治信仰。同时，研究生有着较为成熟的思想和独特的想法，希望教育可以以一颗宽广的心胸包容多样，尊重差异，保持研究生独特的个性，实现多元发展。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二）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研究生导师的育人作用

教书育人是每一位教师的天职，学生在教师们的教育、熏陶下成长。因此，高校首先要增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数量，保证师资充足。其次，理论课教师在专业知识和授课态度方面也要严格要求，教师要做到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以自身良好的品行、高尚的道德，无形中起到教化作用。最后，要注意教学方法，时常做到理论和实践结合，教会学生怎样以高尚的道德感染更多的人。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3]研究生导师不仅是研究生学习的导师，更是生活和人生的指路明灯。“导师不仅要着重加强学术道德教育，还应当主动发现研究生思想状况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加以解决。”[4]导师要做好学生人生道路的引路人，促进学生各方面全面发展，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充分合作，共同承担起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责，将研究生培养成学术规范、道德高尚、行为严谨的全方面发展的人才。

（三）更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工作形式

对青年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要求。指出，中国梦是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每个中国人的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2]思想政治教育要以“中国梦”为主题，引导研究生将个人青融入到“中国梦”之中，将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相结合，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要求注重价值观方面的培育和养成，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基本遵循。要求以党史国史为教材，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激发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认同感。要求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切身感悟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同时，高校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采用丰富多样的教育方式，不要把教育局限于课堂上，以专家讲座、学术研讨、社会实践等形式，多方面开展教育学习活动，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局面。

参考文献：

[1] 白清平，陈巧玲.我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及对策[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2，（10）：17.

篇（3）

之所以是讲美术学科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的“仪礼”，是在于强调认识和把握美术学科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的一些基本程序、环节、形式与礼节，而不仅仅是讲求美术学科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的礼仪。在汉语的语境美苑2008年第1期里，“礼仪”，多是指“礼节与仪式”。礼节，又多是指特定族群中各种表示尊敬、祝颂等类的惯常使用形式。学位论文答辩的基本属性是一个学术辨析性仪式。在有基本仪式的基础上还存在一些基本的礼节内容。仪礼，是把“仪”置前，因为“仪”是特指仪式与礼节，也就是说“仪礼”先强调和重视的是仪式。仪式，是指特定活动的程序、形式等环节性内容。而“礼”多指特定族群或社会共同遵守的仪式。一句话，“仪礼”，是强调仪式与礼节。在学校教育中，仪式及其仪式感的教育是不能缺失的。人类需要许多的仪式。因为人们在特定的仪式中，可以培养尊敬意识和能力、也可以获得体验被尊重的感觉、还可以升华自己的情感、可以获得诸多良好的教益、可以烙落下永恒的记忆。经典完善的教育应该包含必须的仪式教育内容。美术学科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的仪礼水平如何，不仅将揭示其教育水平、而且也影响研究生的公共形象塑造与展示。那么，美术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仪礼呢？我们试从以下方面来探讨。换言之，美术学科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仪礼应该具备以下一些基本的环节与规格内涵。

一、着装与仪态的规格

无论是讲究礼仪，还是讲究仪礼，核心都是指人们的一种文明性规范行为。它对人们的行为既具有规范促进性，也有一定约束性。人们遵守它既能保证和促进特定活动中彼此的交流沟通，又能增进和谐的情景和友谊。所以，礼仪具有智慧性、具体性和操作性等特性。作为美术学学科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仪礼的首要环节与内涵是着装与仪态的准备和展示。

1、穿戴正装

出席毕业论文答辩会的所有人员都应该穿戴正装。作为要进行答辩的毕业研究生本人，也必须是穿戴正装出场。所谓正装，是指符合正式场所穿的服装。严格地讲，穿戴正装，包含服装与佩饰两个方面。作为研究生参加毕业论文答辩会的正装，是指去除休闲装、运动装、常服之外的一切符合一般公认情况与标准的正式服装。男生可选择有一定款式的学生装、西装、中山装、长袖和短袖衬衣等既适合身份、又体现郑重与个性的服装。如果是穿西装，一是要上衣与下衣成套；二是要穿戴相配的素色硬领衬衣、领带与皮鞋。切忌着西装而穿运动鞋的穿戴模式出现。西服背心视其情况，可穿可不穿。如果穿了，那么西服上装的扣子就可以不扣了。女生可选择有一定款式的学生装、西服套装、衣裙套装、裙装、得体的编织装、长袖和短袖衬衣等适合身份而尽显贤淑、端庄、典雅的正式服装。如果是穿西服套装或衣裙套装，都要穿中长筒袜子与皮鞋。切忌穿戴袒胸露背、超短裙、迷彩裙、漏洞露肉裙等轻浮性衣服与佩饰。对于男女生着装的配饰，都以不复杂、不突兀、不轻浮为宜。

总之，参加自己毕业论文答辩会的着装原则是：正式、整洁、郑重、端庄、协调、得体、精神、气质和风格。只要遵循了这样的原则，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而灵活地选配着装了。避免邋遢形象出现、避免应付随便情况出现、避免与所在场合的不和谐符号出现，尤其是要避免因为自己的不当而出现视觉污染的尴尬局面出现。让自己出场一次精彩一次，是其追求的理想目标。

2、仪容自然

仪容，是指一个人被他人可观看到的外在容貌和姿态与风度，也称为仪表。每个人不一定都是天生的仪表堂堂，但至少应该是可以做到具有可嘉的风度。尤其是美术学科的硕士研究生，应当是具有翩翩的风度。所谓仪容自然，是指人的外表情态不给人呆板、局促、勉强的感觉。也就是要自然而然地展示自己的仪表。当然这里所谓“自然而然”的仪表，不是指那种完全不加修饰的不修边幅的样子。而是指那种把自己的头发、面容、五官、肌肤等清洁干净而给人舒爽的感觉。学习美术的人，留长头发和染烫发都行，怕的是不干净，以及没有艺术性、没有观看的舒适性。因此，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要把自己的仪表清洗干净，要把自己的头发梳理得有真正的艺术性。女生的仪容表现比男生丰富和复杂一些。但女生的仪容打扮是切忌妖艳俗气。总之，整洁、适度修饰、自然、舒爽、得体、个性、协调是美术学科硕士研究生出席自己毕业论文答辩会仪礼之仪容自然的梳理原则。

3、举止大方

所谓举止大方，是指毕业论文答辩者系列动作与行为和言谈的自然不俗。也就是说，参加毕业论文答辩的研究生是要切忌那种举动拘束、俗气、轻浮和小气的行为出现。在答辩的整个活动过程中，答辩者的行为形态要给人落落大方自然沉稳的感觉、手势动作要给人有节奏而不是乱舞的感觉、谈吐要给人有文明修养厚度的感觉，千万不能给人一个不像研究生的感觉和认识结论。总之，美术学科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仪礼之举止大方的原则是：自然、文明、稳重和得体。

4、气象精神

美术学科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仪礼之气象精神，是指答辩者的整个神态气势具有生气与活力。切忌萎靡不振的样子出现。一句话，答辩者在整个活动过程中，要有一种精气神展现。不要因为担心自己的论文写得不理想而被答辩委员们批评，或者担心自己的论文答辩不能通过就显得情绪低落的样子。毕业论文答辩会，可以说是硕士研究生的最后一堂学位课程。所以，无论答辩的最终结果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答辩者都应该以饱满的情绪和精神去面对和参与，展现作为研究生应有的精神气质与风貌。总之，美术学科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仪礼之气象精神的原则是：自信、活力、气势、派头、向上、儒雅。

5、观赏性强

从架下视觉艺术视点看，美术学科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就是一场行为艺术展示会。因此，在这个“行为艺术”场或过程中的一切人物形象与行为展示，都应具有智慧外化性和视觉艺术可赏性。不仅答辩者的形象与气质要给人较强的观感舒适性，而且答辩者的答辩举止行为也要有给人可观赏的信息含金量。其实，整个答辩会的仪式环节本身就应该是具有较强的可观性的。这样才能让旁听答辩会的人，获得更多的教益和欣赏性记忆。总之，美术学科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仪礼之观赏性强的原则是：周全性、可观性、舒适性、厚重感、传播性。

二、答辩会议开始的规格

当自己一切准备就绪以饱满的热情进入答辩会场而该自己答辩时，以下程序与环节的内容是需要好好认识把握与完善实践的。

1、答辩者对答辩主席及各位答辩委员行鞠躬礼

当轮到某答辩者答辩时，答辩者自然大方地就位答辩席，之后答辩者站立向答辩主席台的各位答辩委员行鞠躬礼。在这个环节上，需要答辩者站立而神情自然、面带微笑、彬彬有礼、态度谦和、举止大方、行为节奏适度。

2、对参加答辩会的听众致鞠躬礼

在这个环节上，需要答辩者转身站立而态度诚恳、面带微笑、目视全场、彬彬有礼、举止大方、行为节奏适度。

3、自我报告及其内容

当答辩者向所有答辩委员与在场听众礼节性打完招呼之后，就要落座向所有答辩委员报告自己及其学位论文的研究情况。报告的时间一般是10-15分钟。具体的是以在场的答辩主席的要求为准。但自己在事先准备时，以报告时间不超过10分钟为宜。

(1)报告要求

首先，声音洪亮。以往有的答辩者在陈述时声音压得很低，以至于让答辩委员们不能够很好地听清楚自己的报告内容，这是应该避免的。当然那种一味追求大声而无节奏的声响也是应该避免的。所以，答辩者要好好地调控自己声音的大小与节奏的强弱，尽量让人们有一个良好的倾听接受效果。其次，简洁明了。答辩者的起始陈述报告的内容，需要逻辑性强、条理十分清晰、简洁明了，传播有效。最为忌讳的是如煮粥一样思维混乱：无逻辑、无条理、无观点。总之，要力戒那种云里雾里式或前言不搭后语状的报告现象出现。

最后，亲和力强。答辩者在陈述时，应尽量避免由于过度紧张而导致的面无表情。冷汗淋漓、说话生硬、思维呆板的情况出现。要尽量放松、适当表情、语气随和、娓娓道来，让人有如浴春风之感。

(2)报告内容

以往有的答辩者不知道自己在报告时到底要具体讲些什么内容，故而东一榔头西一棒的讲话不得要领。尽管不能规定每一个答辩者的报告内容完全一致，但从规范性出发，有些内容是不能遗漏的。体系性程序、环节、形式和内容，是答辩者在起始报告陈述时的必备项目，实践者可以依循而灵活地把握与实践。

4、听取导师向答辩委员会介绍自己的情况

导师向答辩委员会全体成员简要介绍答辩者在研究生学习期间的学习、生活、研究、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的情况。

5、听取答辩老师提出的问题

(1)认真记录下每一位答辩委员针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提出的每一个具体问题。每一个答辩委员对其研究论文的看法或评价不一定相同，提出问题的数量也不尽相等。除了不提问的以外，多的有五六个，少的只有一个，一般是三个左右，提出问题的难度是有难有易。总之，答辩委员的提问是没有完全等同的一定之规的。关键是答辩者对别人提出的问题要迅速反应所提问题的实质内容是什么？问题涉及的领域和范围在哪里？对自己一时不知道或不能把握的问题也不要慌乱，要稳住自己的情绪听完和记录下所有的提问。如果有没有听清楚所问的问题，答辩者应当及时申请提问者再讲一遍。所以，当答辩委员在对意见和看法与提出问题时，一定要专心听、要记录准确，不能似是而非地把握。其实，这时也是答辩者在答辩会上跟答辩委员学习的好机会。因为，有的答辩委员喜欢发表他自己对相关研究课题的看法，往往不急于提问，或者甚至根本不提问题。答辩委员所讲的意见，往往对自己该课题的深入和完善研究很有帮助。

(2)如果是要求在现场及时回答，那么，一是需要反应迅速，灵活与逻辑和条理化地马上应答。二是，回答时需要有针对性、主题性、观点明确、条理化地逐一回答。重点是要分析所问问题的原因、依据、范围、重点、难点是什么，这样才会有针对性的回答。因此，参加答辩前，对自己论文的内容要非常熟悉，对自己论文所涉及的有关学科或知识点或名词术语或概念，要熟悉和准确认识。避免对自己论文认识的盲点出现。三是，如果提出的问题相同或相近，可以综合后一并回答。当然，如果答辩主席要求答辩者在一个答辩委员提完一个问题后就马上回答，那么答辩者就对所提问题逐一回答。不过，即便是这样，如果在这个委员提的所有问题中，有可以综合回答的问题，依然可以综合后回答。四是，如果对有的问题实在是不能回答，可以如实汇报说“不太清楚”或“回答不了”。同时，可当场请教答辩委员释惑，因为毕业论文答辩会实际上是一场小型的学术讨论会，可以视其情况而请教。

(3)如果不需要在场马上回答，而是下来准备一会儿后答问。那么，答辩者应对答辩委员表示谢意之后，起立对主席台诚恳行鞠躬礼后从容地转身离席。

三、问题回答过程的规格

当答辩者获得全体答辩委员的提问后，一般是出场来准备10-30分钟后返回答辩场开始真正的毕业论文答辩。在这个过程环节，以下方面是需要注意和实践的。

1、礼貌用语、体姿语言运用要适度。

2、态度要谦和诚恳、行为有分寸。

3、对答辩委员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不能遗漏。对提出的问题，可进行分类回答，也可以以问题提出的先后顺序而逐一回答。一般是只针对问题而回答，而不是针对某个答辩老师而回答。比如：有的答辩者常常在问题回答时说：“我现在回答丁老师的提问”，这不妥。即便要提到某个老师，也应该表述为：“我现在回答丁老师提出的‘关于研究对象的准确界定与表述的问题’。”

4、回答问题的内容要：明确、准确、简洁、条理清晰，忌讳无条理、无观点、无重点的表述行为。

5、对所提问题，不管能否回答，都需要有说明。即便是对不能回答的问题，也要说明为什么不能够回答，以求得的答辩委员的理解和解惑。

6、第一轮的问题回答完毕后的行为。当答辩者对第一轮的所有提问无一遗漏地回答完毕后，一是要听取答辩主席与各位答辩委员的总结性意见。如果有答辩委员对自己的回答不满意或不同意自己的回答观点时，答辩者在获得答辩主席允许后可继续深入辨析性回答；如果有答辩委员继续问有关问题而又明确要求回答时，答辩者就继续回答，如果没有要求回答时，则不回答。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候也许才真正出现“答辩”的“辩”的环节和情境。所以，答辩者要思维敏捷、反应迅速、抓问题的根本、有张有弛、有理有节，注意自己的举止得体，切不可放肆和狂妄无度。也要避免过度紧张而出现脑海里一片空白的不利情况。尽量讲自己熟悉而又能够准确把握的内容。“辩”，是在高兴的、学术讨论性的氛围中进行。激烈的辩论，不表明自己的论文答辩将不被通过，反而有可能是自己的论文有引起答辩委员兴趣的有价值的地方。

四、聆听答辩结果宜布的行为规格

当所有答辩者的答辩结束以后，答辩委员会将对每一位答辩者的毕业论文答辩情况进行表决，并及时分别给出书面的表决结论，通过与否都要有明确的结论。待这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复请所有答辩者回到会场，聆听自己的答辩结果宣布。在此程序环节上需要实践以下仪式与内容。

1、站立聆听答辩结果。当答辩主席点名将宣布某人的答辩结果的时候，被叫到的答辩者应大方地走到答辩席，站立聆听答辩的结果。

2、站立发表答辩通过的感言。当答辩主席宣布完自己答辩获得通过的决定后，答辩主席一般将示意全场鼓掌表示祝贺。这时，获得答辩通过的人，应该即席发表感言。不过，这要看答辩主席的具体安排，因为多数时候一次参加答辩的不只一个人，故而是在所有答辩者的通过结果宣布完毕之后，才逐一地让答辩者发表答辩通过的感言。在答辩者发表的感言中，以下内容是不应该忽略遗漏的。

(1)倾情表达自我通过答辩后此刻的心情，表达应该是坦诚、真诚、深情、激情的。

(2)致感谢辞。致辞的言语以简洁明了为好，不宜拖沓罗嗦。往往是一句话一层意思，几句话能够把所要表达的意识表述清楚和准确就可以了。总之，以周全表达和情意到位为准则。

五、宜布答辩仪式结束后的规格

毕业论文答辩会进行到此环节，从学校的工作任务上来说是结束了，但从人文与历史等视点看，答辩活动还没有完全结束。这个时候是答辩者与答辩委员和有关师长、来宾、朋友进行零距离及时交流的历史性时刻。所以，此刻答辩者需要做的事情是既简单而意义却深远，不可忽视或缺失的。

1、答辩者真诚地给自己的导师执弟子礼献上鲜花。此程序和环节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表意与节约原则。给自己的导师送花主要是以表谢意与执弟子礼为重，故不要追求高额花费，以免增加答辩者的经济负担。当然，不愿意送的也一定不要勉强，贵在心诚和心意的表达。二是以了解花意得体选择为原则。不同的族群对各种花卉陚予了不同的含义，因此，要解花语深意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情意。比如：一般情况下，象征友谊的有玫瑰花，表示健康长寿的有万年青、文竹、君子兰等，寓意德高望重的有兰花，比喻圣洁高雅的有百合花、水仙、马蹄莲花、莲花等，表示喜庆的有康乃馨、山茶花、月季花、石榴花等花卉，牡丹等花卉则代表吉祥幸福之意。同时，不同的颜色也有不同的象征寓意与情意。总之，只要能够表意和得体就圆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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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工业重要的门类之一，建筑行业的发展依赖于相关学科领域的科技进步和各专业的分工协作。由于所涉及到的知识十分庞杂，为了便于学习、掌握并提高工作效率，必需进行细化的专业分工，将原本完整、连贯的建筑设计活动肢解成为建筑设计、结构设计、环境控制设计、施工建设等先后不同的几个工种。各工种又从有利于自己操作的专业角度出发，利己主义走强，导致专业间条块分割、难以融合统一，建筑整体性能难以实现。如今，我们知道这种简单的专业分工方式，虽然有利于单项技术进步和知识的传播，但却不利于建筑整体质量的提高与整合，带来了许多问题。例如，建筑被简化成了若干单项“建筑科技”或“建筑技术”，建筑设计与技术设计配合不佳，设计与施工分离，设计与使用脱节等。目前，在我国土建高等教育领域，绿色建筑主题涉及到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土木工程、风景园林、材料科学与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等大致6个一级学科和其下包含十几个二级学科，共同完成培养建筑工业所需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的目标。客观地说，上述学科都分别在领域内对如何提升建筑的绿色性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关注，但却没有一个学科以全面解决绿色建筑设计质量为核心去开展教学和科研活动。就绿色建筑的实现途径而言，建筑学学科应该肩负起全面实现绿色建筑的职责。绿色建筑给传统建筑学在教育科研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需要更综合的理论体系、更系统的设计方法和更高的技术要求，也需要掌握更先进的理论前沿、更广泛的知识体系、具备更理性的技术思维逻辑、熟练运用多样化的分析工具等。需要以建筑学为核心，整合相关学科，研究和建立具有整合思想的绿色建筑设计专业方向，它具有相关各学科乘积的效应，整合各专业最先进的元素，以培养能够胜任时代要求的建筑设计人才为目标，以同步提高建筑整体质量和建筑与环境的友好关系为社会责任。这就需要重新思考、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绿色建筑领域专门人才培养模式。近期可以在已有的分工基础上考虑学科融合，建立健全建筑设计学科对环境控制设备、结构设计、计算机模拟分析、数理分析等必要知识体系的整合，加强建筑设计人员对相关绿色建筑研究进展和技术的理解，以便能够真正起到整合、组织设计工作的责任。针对相关方向研究生教学，加强包括建筑技术、结构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等相关领域通课程的学习，以便掌握健全的知识体系、能力结构和最新科技进展。

2教学实践

2.1学科融合探索始于1990年代，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调整了建筑学专业教学体系框架(图1)，就此，式，以国家创新研究群体和陕西省科技创新团队为核心，国家级课题负责人为主体组成的绿色建筑研究团队，建设了陕西省协同创新中心等科研平台，取得了一批代表性成果，成为绿色建筑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基地。同时还打破了专业与职业隔阂，拓展绿色建筑通识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课题组内各专业负责教师频繁交流，形成了和谐结合专业发展的众多思考，围绕建筑学基本能力训练，展开了系列探索，形成了相对开放的教学体系，重点探索了以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努力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建筑设计与研究人才，科学研究成果密切结合行业与社会发展需求。经过多年积累，形成了一套多学科交叉融合，教学、实践和科研相互促进的创新模的科研关系，相互支持业务工作；注重打破研究生的专业界限，无论具体专业都强调需要掌握完备的建筑知识结构和业务能力；经常开展跨学科的学习、研究、讨论。课题组内涉及的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建筑技术科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等专业研究生共同学习绿色建筑通识课程，提高综合理解与设计能力。教学与科研相协调，明确了培养绿色建筑设计人才的目标，强化了建筑设计专业在学科群中的核心作用，其余门类均围绕此开展。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并重、多专业协同，促进学科间相互学习和知识体系的健全完善。瞄准绿色建筑行业前沿问题，将研究生论文研究与国家级课题相结合，采用先进的、可重复的研究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效，10年来，累计培养毕业绿色建筑方向博士50余名，硕士100余名。在西部地区，系统地开展了多种自然地理气候条件下的绿色建筑的环境测试、建筑模式研究、方案创作、示范建筑实施等系列科学研究工作。

2.2教学模式探索探索改变单纯的“线性”的绿色建筑设计方式，“并行式”设计方法，提高建筑整体品质。在承认建筑的使用功能、空间形态、文化传承等基本需求的前提下，逐渐摸索形成了并行的绿色建筑设计创作方法。与常规先功能、再形式、后绿色技术设计的“线性”流程不同，将绿色建筑关键的环境与能源指标量化模拟分析前置在建筑方案之前进行。在利用计算机分析工具对环境与能源指标分析评价的基础上，从实现绿色性能的角度提出若干种可能建筑形态，再进一步落实功能和组织交通流线等设计工作，还需对上述环节进行若干轮次必要的调试和优化工作，形成满足多目标需求的绿色建筑方案。“并行式”绿色建筑设计方法的示意见图2。依照此方法，在毕业设计教学环节，多专业共同指导，探索了多重约束条件下绿色建筑设计方案的可能途径，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

2.3绿色建筑设计教学实践2014年，结合本科毕业设计，课题组进行了“并行式”绿色建筑设计教学实践，检验了设计方法的有效性，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根据教学目标，将17周课时分为设计准备(理论学习与调研)、总体概念、方案设计、成果表达等4个阶段，在重要环节增设了专题辅导(表1)。毕业课题的选址位于夏热冬冷地区的苏州市，是一家建筑科技企业的研发总部，占地1.7hm2。自然环境条件优越，北侧隔路与自然山体相望，东侧隔路与城市绿地公园相邻。由科研办公、对外技术展示、各类实验室、培训教育中心、学术会议厅等功能组成，要求符合绿色三星标识(图3)。本次绿色建筑设计教学实践的关键内容：1)从自然气候条件出发，形成绿色建筑设计概念。在前期学习的基础上，采用当地气象数据参数，利用Revit、Doe、Ecotect等绿色建筑分析软件，进行了生物气候、风环境、日照分析，探讨了包括风、日照、降水、温湿度在内的自然气候要素对建筑的影响，并从建筑节能潜力、主被动节能措施等方面对绿色建筑设计的方向和可能性开展了探索，让学生掌握借助计算机分析工具理性地开展绿色建筑设计的能力。2)复杂的功能组织与绿色建筑的基本目标相结合。设计对象功能构成复杂，涉及到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出入口确定、大小空间的协调、交通流线组织等一系列问题，单项技术难度不大；在此之上，又需要运用绿色建筑的评价指标、环境和能耗模拟等手法，审视建筑方案的合理性，并做出相应的修改完善。经过反复的调整，让学生掌握了“并行式”设计流程，不但可以提高建筑物理环境品质、控制建筑能耗水平，也能提前对建筑的关键环境性能参数做出定量预判，提高了绿色建筑的设计效率。3)以节能为主要目标的围护结构设计手法。在建筑技术专业参与下，运用计算机模拟分析，尝试建筑立面设计的新方法。以降低建筑能耗为目标，主要采用自然通风降温、夏季遮阳防热、争取冬季日照、围护结构隔热保温等被动节能措施，在建筑表皮做出了积极反应，形成了差异化的建筑立面设计(四个立面的形态、开窗与遮阳、墙体构造等均不相同)，体现了绿色建筑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4)参照《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06》的等级划分和指标构成，组织设计文件。该体系由“四节、环保、运营”等六类指标组成，每类指标又包括控制项、一般项与优选项，构成复杂，难以应用。通过学习、难点讲解、重点辅导等手段，让学生掌握了利用现行标准从事绿色建筑设计的技能，并将相关内容表达在设计成果图纸中，进行了一次完成的绿色建筑方案设计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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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是在战后现代环保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历史学的一个新的次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由于研究对象非常复杂，环境史的兴起，就为从事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传统上，人文社会科学以人和社会为研究对象，而自然科学则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环境史的出现，则为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也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合作搭建了桥梁。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就成为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一、复杂的研究对象

对环境史这一领域而言，跨学科研究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必需。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人与自然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环境史学之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环境史学研究对象的两大组成部分——人与自然——都非常复杂。

环境史学中的人，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生活，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作为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他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而生活。但人又具有社会属性，他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动对自然进行改造，使自然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人对自然的干预和改造，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而决不能恣意妄为，否则只会适得其反。既然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人对自然的态度，人围绕利用自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那么，环境史研究必然就要大量借鉴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领域的成果。免费论文

环境史学所谓的自然，并非是指整个宇宙和银河系，也不是指包括地核和地壳在内的整个地球，而只是指对人类有意义、与人类直接发生关系的地球表面。按照詹姆斯的定义，“地球表面是指从地面向下人类能够穿透，和从地面向上人类通常能够达到的一个圈带”（注：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地球表面通常被人们划分为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这几个圈层相互交接，彼此之间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物质、能量的交换并不是简单的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又会复合出大量新的物质。既然环境史学家要把自然重新写入历史，那么，他们要认识和了解自然，就应该涉猎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气象科学、水文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的一些基本知识，尽管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自然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对局部的人为干预往往会牵一动百，其后果人类根本无法预料。在对待野生动物方面，美国就留下过惨痛的教训。在1870年前后，白人的猎杀使野牛在大平原基本灭绝，而狼则开始以牛羊等家畜为捕食对象，人们则采用投毒的方式毒杀狼群，甚至在国家公园里也没有了狼的踪影。只有在失去之后，人们才懂得珍惜，人们渐渐发现了狼的存在对于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可贵。狼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捕杀比它们大得多的草食动物，而且捕杀的往往是老幼病残的动物。对公园的研究表明，“冬季遭狼伤害的鹿中，有58％是6岁或年龄更大的鹿，而这个年龄组的鹿只占鹿的总数10％。这个事实说明了，狼所要消灭的正是应该消灭的部分。这些鹿大都已经老了，病残了，丧失繁殖能力了，它们的作用只是消耗更多的植物资源。消灭它们在客观上就是强壮了鹿的种群和保护了鹿的食物资源，对其他的草食动物也是如此”。此外，狼在食取猎物时，总会剩下骨头等残渣剩屑。而这些也都不会浪费，会成为狐狸、秃鹫、鹰、乌鸦等的食物。没有狼以后，这些动物就很难度过冬天。所以在动物学家的眼里，狼是一种智商很高，富有人情味，在整个草原和森林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动物。正如美国狼基金会主席阿斯金所说：“黄石公园若没有重要的肉食动物，就像一个钟表没有发条一样。”除此以外，狼的灭绝也导致野牛大量繁殖，“目前在黄石公园内的野牛，数目就约有3500头，数量已经有点过剩”，它们“经常跑出公园骚扰私人牧场，不仅破坏牧场的围篱，牧场主人更担心野牛身上带有的‘布鲁斯杆菌’影响牲畜的生长”。在这种情况下，公园管理部门于20世纪90年代以每只20多万美元的价格从加拿大引进了一批灰狼，通过自然的食物链，来达到控制野牛数量的目的（注：理查德·福特斯：《美国国家公园》，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环境史学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由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所谓环境问题，是指主要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从而反过来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那些问题。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人类对自然的了解支离破碎，对人类行为的后果缺乏整体认识有直接关系。人类在处理环境问题时，往往一叶障目，顾此失彼。美国著名环境问题专家埃克霍姆就提到，“在阅读经济学家、林学家、工程师、农学家和生态学家的分析报告时，有时很难相信他们所谈的竟是同一个国家。专家们的行动往往都体现出缺乏相互了解和一致的看法。工程师们接二连三地修建水坝，但却很少注意上游地区的耕作习惯和滥伐林木的情况，而这些会影响河流的含沙量并决定水坝的寿命。农业经济学家利用精细的计算机化的模式去设计远期的地区性粮食生产方案，却没有注意到作为根基的土壤质量的不断恶化和被毁从而频频发生水灾等问题。水源专家在沙漠边缘开凿水井而没有作出安排去控制附近的畜群规模，造成过度放牧，并产生一片片新的沙漠。那些必须在农村的家畜和打柴人中植树护林的林业管理员，只受过植物学和造林学方面的训练，而没有在农村社会学方面受到良好的训练；种上才几个星期的树苗便被牛、山羊和打柴人所破坏。”（注：E. P. 埃克霍姆：《土地在丧失——环境压力和世界粮食前景》，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然、社会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对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往往缺乏认识，这与条块分割的学术体系有很大关系。恩格斯指出：“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观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360页。）而100年以后，英国学者斯诺则提到，西方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文化，它们分别以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为代表，这两种文化的分裂和对立将人类置于危险的境地，社会在飞速前进，但不知会将人类带往何方。人类内心的困惑、迷茫与紧张就恰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一段话所言：“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注：狄更斯：《双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人类在战后遭遇的一大困境就是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具有多重性和多层性的特征”（注：金玲、肖平：《关于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导报》1994年第3期，第40页。）。环境危机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使任何单一的传统学科在危机面前都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这就使跨学科研究成为必需。恰如有学者指出，“环境问题显然不属于社会科学任何学科独有的研究领域，没有哪一门学科足以为探讨人和自然的全面接触交往提供一种恰当的、独一无二的认识论；也没有哪一门学科可以宣称它专以环境问题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事实是，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学院，它超出和包括多门传统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行政学和地理学。其中每一门都能为某些特点的课题提供线索，此外更有许多广泛的范围，需要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和对话。”（注：萨利·M. 麦吉尔：《环境问题与人文地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4卷，1987年第3期，第27页。）

自战后以来，对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这集中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发起的一系列跨学科、跨国界的环境研究与教育计划。国际生物学规划(IBP， International Bio Program)于1964年开始执行，它重在研究各类生物群落的结构功能与开发利用。人与生物圈计划(MAP， 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m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71年起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一项大型国际科学合作项目。它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着重研究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及生物圈的影响，为改善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提供科学依据。其目的在于通过全球性的科学研究、培训及信息交流，为生物圈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各国自然资源的管理培养合格的专门人才。此外，大型的环境跨学科合作项目还包括国际地圈与生物圈计划(IGBP，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和“全球环境变迁中的人文因素研究计划”(HDGEC，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前者由国际科学联盟委员会(ICSU)于1984年正式提出，1991年开始执行，旨在探明全球环境变迁的物理和生化方面的原因及其后果，后者则力求了解全球环境变迁的人文原因及人文后果。

二、相关学科的影响

环境史既然以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跨学科研究方法就不可或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对环境史的影响就可以等量齐观。相对而言，生态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就更深刻明显。

生态学作为环境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其影响自不待言。而在美国以外，环境史多脱胎于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至于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则散见于一些著作和文章之中。环境史与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的联系，可以参阅梅雪芹等学者的文章。梅雪芹曾经撰文指出，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和环境史虽然都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侧重点及研究角度则存在差异，这几个学科的关键要素分别是“空间地域”、“生态适应”、“环境质量”和“人类文明”，这种区分“可以使人们更好地把握各自所应承担的学科任务”（注：梅雪芹：《环境史学论纲》，《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环境史学》，载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侯文蕙：《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笔者也比较认同上述见解。考虑到学界已有的成果，这里仅简单介绍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对环境史的影响。

环境史之所以要借鉴经济学的成果，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经济学的双重命题就是稀缺和效率”（注：韩德强：《经济学是什么？》，《读书》2001年第2期，第34—35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主要是通过生产、交换及消费同自然发生联系，并以生产和分配为基础形成种种社会关系。围绕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恰是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这就使环境史和经济学联系起来。

环境史和经济学之间的联系，还在于经济学和生态学有相通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从词源上看，经济学和生态学具有共同的希腊语词根oikos，该词根都与“家”有关系，所以二者都是研究家园的科学，生态学侧重于家园内部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经济学则处理“家庭中的家务及其日常的活动和管理”（注：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4页。）。从历史上看，经济学，尤其是古典经济学，一贯强调资源的稀缺和总量有限，这与生态学家的主张不谋而合。在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那里，“农业是财富唯一可靠的来源”（注：麦克迈克尔：《危险的地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而马尔萨斯强调人口对食品供应的无情压力；李嘉图提到土地和地租吸收剩余价值而导致的“停止状态”；杰文斯则担忧燃料耗尽，“在那个时代，经济学曾经有一个绰号，叫‘阴郁科学’”（注：戴维·S. 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731页。）。从经济学发展的新动向来看，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经济学，已经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赫尔曼·戴利认为，人类经济系统是自然经济的一个子系统，所以经济的规模必定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恰如自然系统演化不断趋于稳定，经济的稳定状态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注：赫尔曼·E. 戴利和肯尼思·N. 汤森：《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页。）。

但经济学与生态学对待人类—环境系统的态度有非常明显的差异：经济学总是倾向于把“物质财富当作人类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那么人类征服自然就是实现了人类的使命”，而生态学强调“极限而不是不断增长，强调稳定而不是不断开发”；在时间尺度上，经济学“注重资本的周转，而生态学则要考虑生态系统和有机体的演化”（注：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4页。）；从世界观来说，经济学家往往比较乐观，而生态学家则往往比较悲观。经济学家乐观的理由就在于他们相信市场和科技的力量，他们相信市场会自主调节资源分配，而科技能够不断发现新的可以利用的替代资源，因此增长没有极限。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他曾经写过一本题为《没有极限的增长》的著作。而生态学家则立足于自然提供资源的生产能力和化解污染的自净能力的有限性，认为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

在有关科技作用的现实争论中，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的观点往往针锋相对。在《自然不可改良》一书中，“巴西环保运动之父”卢岑贝格就大量介绍了他所耳闻目睹的一些争论。他的一位朋友(物理学专家)曾在和一位经济学家谈话时说到：“如果我们科学家必须告诉你们，我们不能简单地发明出你们所要的技术时，您会怎样？”他的言下之意是指，人的能力总是有限度的，与发明并生的还可能有负面问题。但这位经济学家却认为金钱和市场万能，他说：“我会付给您双薪。”还有一次，卢岑贝格在参加有关能源危机的会议时，一位工程师批评环保主义者“对于市场巨大威力一无所知”，这位工程师同时声称，“如果可以卖得好价钱，石油是可以从我们的烟囱和汽车排气管中排出的二氧化碳中生产出来的。”（注：何塞·卢岑贝格：《自然不可改良》，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4页。）

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往往在和生态学家的争论中胜出，尽管政府和公众接受了生态学家的一些建议，但前提是不能在经济上付出太大代价。经济增长依然被作为判断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准。经济学家受到更多拥护的理由还在于，“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是眼前的，而它所强加的代价则主要是未来的”（注：小约翰·B. 科布：《论经济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张力》，《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环保工作在未来是否能够顺利推进，与公众环境意识的有无与强弱有直接关系。在传播和弘扬环境意识方面，在说服公众自觉按照环境保护的要求来规范言行方面，环境史学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环境史受社会学的影响也很明显。这首先是由于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它们“都涉及整个社会和一切人类行为，从这一点看它们必然是知识的伙伴。我们可以视社会学为研究整个社会的科学，着重概括社会结构；历史学是研究不同时期人类社会的科学，着重探讨其间的差异以及各个时期社会的变迁。两种方法相辅相成，变迁寓于结构；结构包含变迁”（注：彼特·勃克：《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渊源》，《国外社会科学情况》(南京)1990年第5期，第26页。）。社会学注重社会调查，较多地依靠社会调查这种手段获取大量的、第一手的研究信息，在此基础上，探寻一般规律，提出理论分析模式。这恰恰可以为历史学取长补短。

其次，环境史与社会学的联系，还在于社会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一般地讲，“社会学的目的是要通过对现实进行宏观(结构的)及微观(社会心理学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对社会的一切体制作出综合性分析。为了对社会诸关系进行整体考察，社会学家必然要对人类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以及社会及其赖以生存的资源之间相互关系提出许多问题”。但社会学的人类中心倾向，又使社会学家往往相信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良好的调节和适应机制。社会学对这一传统观点的突破，部分体现在社会学内部衍生出的一个新分支，即环境社会学。在环境社会学家看来，至少在当前，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已经趋向于失衡，经济扩张引起的生态破坏还在加剧，解决环境危机，需要人们改变对环境的传统观点（注：弗雷德里克·H. 巴特尔：《社会学与环境问题：人类生态学发展的曲折道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7年第3期，第5、18页。）。

再次，社会学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城市环境问题、环境正义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环境史的主要内容。社会学家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环境问题，撰写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社会调查报告，比如“理科逊在1974年曾对100多家工厂进行抽样调查，了解已经实施污水控制法的企业对环境问题的态度；莫洛奇曾详细考察过巴巴拉纳地区官员和居民对当地石油溢出事件的反应，重点研究许多居民由此产生的‘激进化’倾向”（注：《环境社会学研究纵横谈》，《中国环境报》1988年9月15日。）。而且许多研究报告显示，“种族、民族以及经济地位总是与社区的环境质量密切相关，与白人相比，有色人种、少数族群和低收入者承受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注：洪大用：《环境公平：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观点》，《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第67页。）。可以说，这些调查报告的公布与发表，对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城市环境、环境正义进入环境史学家的视野之后，阶级、种族、性别等分析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环境史学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采用，并带来了环境史和社会史的融合。

环境史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也异常密切。这一点已经为沃斯特、怀特等许多环境史学者所指出（注：唐纳德·沃斯特：《作为自然史的历史：理论与方法》(Donald Worster， " 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 )，《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53卷，第1期(1984年2月)；理查德·怀特：《土著印第安人与环境》(Richard White， "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Environment" )，载W. R. 斯瓦格蒂：《学者与印第安人的经历》(W. R. Swagerty， ed. ， Scholars and the Indian Experience)，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理查德·怀特：《环境保护主义和印第安人》(Richard White， " Environmentalism and Indian Peoples" )，载康韦、凯尼斯顿、马克斯：《土地、空气、火和水：对环境的人文研究》(Jill Ker Conway， Kenneth Keniston， and Leo Marx， eds. ， Earth， Air， Fire， and Water: Humanistic Studies of the Environment)，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克雷希、麦克尼尔、麦茜特：《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Shepard Krech Ⅲ， J. R. McNeill， Carolyn Merchant， eds. ，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纽约2003年版，引言，第xiv页。）。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自身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注：梁钊韬：《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与作用》，中国人类学学会编：《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依照这两部分研究内容，它又可以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支。其中，文化人类学又衍生出考古学、民族学、生态人类学等次分支学科。“人类学从其形成到现在，经历了以研究进化为主到以研究行为及习俗为主的重心转移”（注：周大鸣：《现代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在19世纪人类学的形成时期，许多人类学家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决定性和限制性的作用。受进化论的影响，人类学长期研究人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始社会。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人类学逐渐对较复杂的乡民社会产生兴趣”，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学的视野也开始转向对都市的研究”（注：周大鸣：《我们从历史走来》，周大鸣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在人类学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决定论逐渐被或然论所取代，后者强调人类与环境的稳定的或动态的关系。这一观点被斯图尔特表达得最为充分。在他看来，环境和文化不是分离的，而是包含着“辩证的相互作用……或谓反馈或互为因果性”，“环境和文化皆非‘既定的’，而是互相界定的”，“环境在人类事物中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不仅仅是限制或选择”，同时，“在反馈关系中环境和文化的相对影响是不同等的”，“有时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有时环境又占上风”（注：唐纳德·L. 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对环境和文化关系的一贯重视，及其或然论主张，使人类学与环境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人类学对美国环境史的发展功不可没。首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环境与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由人类学家推动的。尽管美国西部史学家韦布和马林已经开始从环境、生态角度分析历史问题，但这一传统没有能够在美国历史学家中继续下去。沃斯特曾著文指出，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维塞勒(Clark Wissler)、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Steward)、罗伊·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和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发展和完善从生态角度解释文化进化的理论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认为环境史学家应该向人类学家学习。其次，人类学流派众多，其宽广的研究视野对环境史学也有较多的启发。文化生态学强调环境与技术的相互作用，着重研究技术、人口、能源和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生态人类学家则将生态系统、生境、栖息地、适应等生态学概念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分析。历史生态学则通过景观变化来重建过去的生态。而人类考古学则非常有益于了解世界范围内人对古代环境的影响，对火的使用、动植物的驯化、城市化、集约化生产、传染病、气候波动和火山爆发的影响等许多问题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而社会和文化生态学对环境史的贡献则在于人种学和历史分析，它研究的问题包括土著的自然观、自然的文化建构、人类影响的第二自然、长期适应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环境政治和环境正义等许多方面（注：克雷希、麦克尼尔、麦茜特：《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引言，第xiii-xiv页。）。最后，人类学对扩展美国环境史的研究领域也很有帮助。尽管环境史以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一直局限于对资源保护和荒野保护的研究，这与真正的环境史还距离遥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著作，对环境史学家开阔思路而言，应该有很多帮助。另外，在印第安人与环境这一研究领域，尤以人类学家的贡献最多。

政治学与环境史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它们二者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环境政治史得以充分体现。美国几乎所有的环境史学家都认为，环境政治史是美国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层面之一。在美国环境史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政治史、环境思想史、自然生态史一直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环境政治史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关注，首先是由于，环境史是在现代环保运动的推动下直接产生的，所以环保运动本身，以及环保运动的前身，包括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运动，一直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环保运动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环境保护主义使环境史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与伦理诉求，使环境史具有比较明显的文化批判意识。其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在于自然环境与政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一个政权要得以稳定，就必须依赖一定的环境基础。如果一个国家自然资源长期急剧恶化，人民衣食无着，那么就很难维系政局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民主自由也恐怕很难实现。在历史上，因为自然环境急剧恶化而导致政权和文明毁灭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环境关乎一个国家的安危，对国际局势的稳定也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近年来，环境安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再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因为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不再固守自由放任政策，国家职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国家服务职能的强化。在环境保护领域，国家通过颁布各种政策法令，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以缓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暴力冲突新根源的形势面前，在环境外交领域，民族国家在捍卫自身环境权益方面将发挥主要作用。因此，环境运动、环境政策、环境法令、环境外交都特别容易受到环境史学家的关注。

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环境史具有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学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历史学是一种历时性研究。环境史研究历史上的人类生态系统，这一系统内部因素或主要部分的变化，“可能进行得极其缓慢，甚至难以察觉，但有时又相当突然，会在几年、几个月、几小时或几分钟内发生”。这种突然变化往往很少出自单个的事件，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因此，环境问题研究如果不借助于历史，就不可能深入。正如有学者指出：“求助历史研究才可能作出贡献……因为各个系统都处于演变之中，人们对它们的观察便不能只从时间的某一点上着眼，哪怕关于某一系统的演变的大量数据只能在某一特定时刻收集到。只有联系过去的情况，才能对变化进行研究；对于缓慢的演变过程，或其生态系统中的后果要在几个月到几个世纪以后才能充分显示出来，要想认识到其影响，就必须从历史着手……研究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但是如果要获得成果，就不能不用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即研究历史。”（注：哈罗德·布鲁克菲尔德：《论人与生态系统》，《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4年第4期，第12—13页。）

三、史料利用范围

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特点也可以从它所利用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反映出来。所谓史料，是指“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残留或保存下来的各种痕迹、实物和文字资料”（注：李良玉：《史料学片论》，《福建论坛》2000年第5期，第55页。）。依据其表现形式，史料主要可以分为文字与实物两大类。此外，口传史料也是史料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指在民间流传的口头传说和史诗。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利用较多的是文字与实物两类史料。这些史料大大拓宽了传统史料的范畴，反映了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美国环境史学家纳什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讲授环境史时，他就认为，景观是一部历史文献，它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所以他鼓励学生到野外进行考察（注：纳什：《环境史概况》(Roderick Nash， " The Sta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载赫伯特·巴斯：《美国史研究概况》(Herbert Bass， ed. ， 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芝加哥1970年版，第249页。）。沃斯特提到：要理解“在历史上发挥最根本作用的那些力量”，“我们必须经常走出议院、育婴室和工厂，出门在田野、森林和开阔地带漫步”（注：唐纳德·沃斯特：《研究环境史》(Donald Worster， "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载唐纳德·沃斯特：《地球的终结：关于现代环境史的一些看法》(Donald Worster， ed. ，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页。）。沃斯特最近还提到：“我总是告诉我的研究生去选择一块地方……然后发掘它的环境历史……去认识它的地质、植被、土壤、气候的类型以及人类到来后的影响。”（注：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第11页。）这两位权威学者都意识到，田野调查、实地考察对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国有一句谚语，所谓“行万里路，破万卷书”，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每一个地方，每一处景观，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过去的信息，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地的环境变迁史。在环境变迁研究中，“断代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各种环境变化过程和环境事件，只有将其置于时间标尺之上才有确切意义，也才能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注：黄春长：《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在实际工作中，树木年轮、孢子花粉是环境史学家从事断代分析最常用的一些史料。

树木年轮学创立于20世纪上半叶，通过树木年轮的宽窄来观察较长时期内影响树木生长的外界因子的变化。年轮是树木生长的“年谱”，“它不只记录了树木自身的年龄，还记载下环境和气候等综合外界因子对树木生长的影响，如光照、水分、温度、土壤条件及生物之间的作用等。现在研究还表明，树木年轮可记录环境污染及大气成分变化、地震、火山爆发等”（注：刘宏颀：《树木年轮——环境气候的档案》，《植物杂志》1993年第4期，第38页。）。因此，树木年轮通常被人们称为过去环境变化的“记录器”（注：马利荣、卜春林：《树木的历史“档案”——年轮》，《科学世界》1994年第7期，第23页。）。

树木年轮分析的成果在环境史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利用。比如，美国学者通过对巨松的年轮进行分析，发现了美国大平原地区干旱周期和雨季周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循环交替，每隔35.7年，这里就会出现持续时间不少于5年的干旱；大约每隔55.6年，就会再次发生持续时间不少于10年的大旱（注：道格拉斯·赫特：《尘暴：农业和社会史》(Douglas Hurt， The Dust Bowl: An Agri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芝加哥1984年版，第3页。）。又比如通过分析树木的年轮和过火后树木上疤痕的位置，就有可能知晓历史上该地发生林火的具体年份。另外，树木的形态也能反映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树冠特别巨大的古树，它所在之处以前应该是草原或比较开阔的地方；而分布在林区的树木，一般树冠较小，而且集中在树的顶部；那些长出丛丛新枝的树木，就表明它周期性地被人采伐（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Gordon G. Whitney， From Coastal Wilderness to Fruited Plain: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emperate North America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孢粉分析是研究保存在地层中的化石孢粉。孢粉与植物的繁殖有关，每一种植物的孢粉都不一样。由于孢粉外壁坚固，能耐高温高压和强酸强碱，因而孢粉在地层中能完好地保存亿万年之久。同时它体轻量大，在几乎所有地层中都有保存，因此，通过孢粉分析，就可能恢复各个地质历史时期的古气候、古地理和古生态（注：王宪曾：《孢粉学的应用纵横谈》，《地球》1985年第6期，第16页。），重现自然的沧桑巨变。孢粉分析已经在考古学中被广泛应用，用于“确定考古遗址各文化层及地层的年代；了解古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及其变迁历史，人类社会发展与其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了解古代社会的文化发展状况，如农作物起源及其扩散”（注：姜钦华：《花粉分析与植硅石分析的结合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考古》1994年第4期，第372页。）。

迄今为止，运用孢粉分析已经取得许多成果。孢粉学为板块构造学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并表明“在侏罗纪以前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仍然一体相连……两大陆块自侏罗纪以后才开始开裂和漂移”，“而印度和欧亚大陆在地质历史上长期分离，直到早第三纪印度板块才与欧亚板块相碰在一起”（注：王宪曾：《孢粉学的应用纵横谈》，《地球》1985年第6期，第17页。）。此外，在发掘美国贝科斯河(Pecos)新墨西哥萨勒堡垒南约24公里处遗址时，考古学家通过花粉分析，断定该遗址的“年代是公元900—1250年。花粉分析结果发现，以藜科和苋属花粉占优势，禾本科花粉在文化层上部显著增加，并在几个层位中发现很多玉米花粉，证明在公元1200年后当地居民由原来的狩猎生活逐步转变为栽培种植的经济”（注：周昆叔、严富华、叶永英：《花粉分析法及其在考古学中的运用》，《考古》1975年第1期，第67页。）。

除实物史料外，环境史学家利用更多的还是文字史料。文字史料之卷帙浩繁，足令研究者望洋兴叹。美国学者惠特尼将历史生态学的史料分为文献资料、图表资料、统计数据系列、手稿四大类，他列举的资料对环境史学者说来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第10页。）。

关于美国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的记载大量散见于有关的探险日记、移民自述、移民指南、地区手册等文献资料。由于这些资料比较分散，不容易收集，利用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从战后以来，美国学者开始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编目（注：罗伯特·唐斯：《美国印象：新大陆的海外来客》(Robert B. Downs， Images of America: Travelers from Abroad in the New World)，伊利洛伊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加罗德·科尔：《美国漫游：从航海发现到现在，报刊游记文章汇编》(Garold Cole， Travels in America: From the Voyages of Discovery to the Present，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ravel Articles in Periodicals)，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约翰·杰克勒：《俄亥俄山谷观感：1740—1860》(John A. Jakle， Images of the Ohio Valley: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ravel， 1740 to 1860)，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弗兰克·弗赖德尔：《哈佛美国历史指南》(Frank Freidel， Harvard Guide to American History)，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奥拉尔·科德：《游记里的新泽西：1524—1971》(Oral Summer Coad， New Jersey in Travelers' Accounts， 1524-1971， 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新泽西州梅塔钦1972年版；罗伯特·休巴赫：《早期游客叙说美国中西部》(Robert Hubach， Early Midwestern Travel Narrativ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634-1850)，底特律1961年版；R. 韦尔：《来自旧边疆的声音》(R. W. G. Vail， The Voice of the Old Frontier)，费城1949年版。），为使用者提供了按图索骥的便利。

探险日记、旅行自述非常有益于我们了解过去的景观，但在利用时，却不能不仔细甄别。因为这些文献有一些缺点：许多叙述相互矛盾，掺杂着大量对自然的偏见。许多新大陆的宣传手册渲染北美大陆的富饶，以吸引移民前来开发北美大陆。许多西去的移民是沿着已经开辟的路线前进，他们沿途所写并不能准确地反映途经地区的全貌。一些来自欧洲开阔地带的移民则夸大了森林的面积。另外，一些人提到草原野火和森林飓风，但他们究竟是有感于难得一见或是触目皆是，现在则不得而知。

在美国开发西部的过程中，博物学者和生态学家留下了许多科学考察报告。早期的博物学者如德雷克(Daniel Drake)、希尔德雷斯(Samuel Hildreth)、柯特兰(Jared Kirtland)、拉帕姆(Increase Lapham)已经意识并记录了拓殖带来的生态变化。在19世纪末生态学出现以后，许多生态学家力争在开发之前将保存尚好的景观记录下来。这些资料对从事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注：要了解早期的科学考察报告，可以参阅马克斯·迈泽尔：《美国自然史书目：开拓世纪，1769—1865》(Max Meisel， Bibliography of American Natural History: The Pioneer Century， 1769-1865)，纽约1967年版。有关美国各区域和部分州的早期生态，则可参考埃玛·布朗：《美国东部的落叶林》(Emma L. Braun， Deciduous Forests of Eastern North America)，费城1950年版；埃塞尔·米勒：《俄亥俄湾植物生态学书目指南》(Ethel M. Miller， Bibliography of Ohio Botany)，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32年版；霍默·豪斯：《纽约州植物生态学书目指南》(Homer D. House， Bibliography of the Botany of New York State， 1751-1940)，奥尔巴尼1941-1942年版；C. 达林顿：《栽培植物染色体图册》(C. D. Darlington， Chromosome Atlas of Cultivated Plants)，伦敦1945年版；H. 格林、J. 柯蒂斯：《威斯康星植被：书目指南》(H. C. Greene and J. T. Curtis， Bibliography of Wisconsin Vegetation)，纽约1955年版；保罗·里泽：《伊利洛伊植被：书目指南》(Paul G. Risser， Bibliography of Illinois Vegetation)，伊利洛伊州尚佩恩1984年版；马文·罗伯特、罗纳德·斯塔基：《俄亥俄高校有关该州植被的研究生论文题录》(Marvin L. Roberts and Ronald L. Stuckey， Bibliograph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on Ohio Floristic and Vegetation in Ohi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在统计数据系列中，《美国联邦人口统计》是美国环境史研究常用的资料。美国人口普查始于1790年，此后每隔10年进行一次。1840年美国第6次人口普查还对各地方县的农林产品输出进行了统计。而从1850年起，人口普查表格还统计了单个农场的熟田、荒地、庄稼和家畜的数量。这些资料大都由各州图书馆、档案馆和历史协会保存。从1925年开始，人口普查的间隔由10年缩减至5年，由此就能够提供更加详细丰富的信息。此外，从1928年开始，美国林业局周期性地对美国林业资源进行统计，并不断更新。这些数据已经被用来绘制以县为基础的全国树种分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