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创作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诗歌创作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著名作曲家施光南一生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整整影响了两代人，有些歌曲至今仍久唱不衰，感人至深。他的歌曲究竟魅力何在？为何有如此大的感染力呢？人们在普遍研究他的歌曲创作时，仅仅限于几首歌曲的探讨，本文试就其整体创作特点作一概括性论述。

一、施光南歌曲创作内容的取材

1.施光南歌曲创作内容取材的最大特点是紧扣时代脉搏，反映时代主旋律

一首歌曲，只有与时代结合起来，反映时代的呼声，体现大众的心声，才能引起广泛的共鸣，即使时过境迁，只要回顾历史，那熟悉的旋律总能把人们带回熟悉的岁月。这也是他作品生命力、影响力、感染力之所在。具有代表性的是《祝酒歌》，这首歌曲创作于“”结束。歌曲以中国最传统的喜悦表达方式——祝酒展开，旋律抒情优美，充满热情又不失活泼。充分表达了当时民众鼓足干劲、力奔四化的喜悦之情和对未来美好前程的无比信心！歌曲一经歌唱家李光曦富有激情的演唱，立刻传遍了大江南北。施光南是从“”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有着对祖国美好明天的无限向往与渴望。深切的体会、激情的涌动使这位作曲家写出了激励无数中华儿女斗志昂扬的歌曲！时代的音符总能给时代带来力量、带来激情和无以比拟的动力！类似反映时代、与时代息息相关的歌曲还有《在希望的田野上》《高举亚运会的火炬》《，你在哪里?》。

2.施光南歌曲内容取材的第二个特点是多侧面的情感表达

作曲家的情感是丰富的，施光南更是如此。在他创作的歌曲中，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主要情感表达：一是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此类歌曲主要有《我的祖国妈妈》《把心儿贴着祖国》《多情的土地》《在希望的田野上》《黄土根》《家乡有棵相思柳》等。作曲家对祖国、对家乡、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然而，热爱祖国、热爱土地、热爱家乡，这样的情感是丰富、广袤的，同时又是抽象无形的。例如《多情的土地》，作曲家的歌词选择饱含深情，具体到翔实的、再熟悉不过的大地、田野、树木、花草、路径、洋槐、泥土等等，使情感有了最真实的依托。爱是无形的，表达爱就具体了，作曲家把对祖国的爱渗透到了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深情厚意，让人感怀。二是表达渴望和平友谊、祖国统一的情感。表现和平友谊的歌曲有《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和《当牛皮鼓敲响的时候》，前者真挚地表达了亚洲各国健儿齐聚北京，老友会新友的喜悦之情，后者则热情委婉地抒发了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渴望祖国统一的歌曲有《台湾当归谣》和《蝴蝶从台湾岛飞来》。前者以平实、舒缓的音调，借当归喻“当归”，表现渴望台湾回归的心情；后者采用二声部（人声与口哨相互模进），更丰富地表现了对祖国统一的渴盼。三是表达母爱的歌曲，如《母亲》《我爱妈妈的眼睛》等。四是赞美老师的歌曲，如《忘不了你那一片深情》等。这些歌曲，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作曲家丰富的内心世界及对不同情感的不同表达。

二、施光南歌曲创作风格、领域及体裁的多样性

1.适合多种演唱风格

施光南创作的歌曲涵盖了美声、民族、通俗及少数民族风格。美声风格的作品有《我的祖国妈妈》《把心儿贴着祖国》等，同时还有一首无论从作曲手法还是从演唱技巧来说都堪称典范之作的花腔女高音歌曲《林中小鸟》。民族风格代表作有《在希望的田野上》。通俗风格的歌曲有《年轻的心》《假日之歌》等。少数民族风格的歌曲有《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月光下的凤尾竹》等。同当代许多著名的作曲家相比，施光南的歌曲风格更趋多样化，这也是许多作曲家无法超越的。

2.涉及不同歌曲领域

施光南的歌曲创作不但风格各异，而且涉及领域也非常广泛。例如他创作的电影《当代人》插曲《年轻的心》，故事片《幽灵》插曲《摘一束玫瑰花送给你》。另外，他还创作了《伤逝》（1981年）和《屈原》（1990）两部歌剧。这两部歌剧对我国新时期的民族歌剧走民族化的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在中国歌剧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鲁迅先生小说《伤逝》在作曲家手中变成了一部凄婉动人的恋歌。其中《一抹夕阳》《风萧瑟》《她夺走了我的心》成为许多专业演员、专业院校和师范院校在校师生演唱会的必唱曲目；在儿童歌曲领域有《我爱妈妈的眼睛》，通过儿童的视角表达对妈妈的爱。

3.体裁广泛

作品体裁包括抒情性歌曲，如《我的祖国妈妈》《多情的土地》等；圆舞曲风格的歌曲《洁白的羽毛寄深情》；颂歌风格《，你在哪里？》；诙谐风格《晒太阳》；进行曲风格《年轻的心》，具体说这首歌应是进行曲与轻音乐节奏混合的方式，歌曲形式新颖、富有新意，体现了上世纪80年代的风格；摇篮曲风格《摇篮曲》。这些不同体裁的歌曲，充分反映了一位作曲家驾驭各种体裁的创作能力。三、歌曲创作特点

1.歌曲的抒情性

纵观施光南创作的歌曲，抒情性是他最大的特点，也是他最擅长的。这些歌曲通常旋律流畅、优美，节奏徐缓、悠长，长于抒情且较为细腻的强弱变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祝酒歌》，全曲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两段词，歌曲第一句“美酒啊飘香……歌声飞”，同度起落，旋律舒展、流畅，字少音多，浸着喜悦之情似是开始娓娓诉说，紧接着“朋友啊……”一个八度上行像人们高举酒杯，落音在“re”上，感情的闸门进一步打开，“胜利的……幸福泪”，回忆往昔看今朝禁不住热泪盈眶，“泪”回到主音，完成情感的第一次倾诉。下面是活泼同度反复“来来来来……”三度跳进的音调，表达了人们无比畅快的心情，“舒心……醉”五度的提高，加强了喜悦的程度，落音在属音上，也预示着这种激动的心情未能抒发尽兴，于是第二段重又吟唱。第二部分直接从高八度的主音开始，中间更不失活泼音调、音乐的力度越来越强直至达到。最后全曲结束在主音上，充分表达了亿万民众对四化建设的热情，又尽显了人民对美好前途的无限信心。此类抒情性的歌曲还有《多情的土地》《我的祖国妈妈》等，都饱含着作曲家无限的深情。

2.歌曲的民族性

施光南创作歌曲之所以受到群众欢迎，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具有内在抒情心理的艺术精神中融入了民族化的音乐语音和舒展节奏，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马思聪曾说过：“一个作曲家特别是一个中国的作曲家，除了个人的风格特色之外，极其重要的是拥有浓厚的民族特色。”①施光南坚持不懈地对民族风格的追求,创造性地结合西洋作曲技法，探索出一条民族化的创新道路。他曾指出,要吸收和运用民间音乐的养料,在创作中应该追求“神似”而不是“形似”。要大量、深入、认真地学习民间音乐，吸收传统的精华，化为自己的血肉，把民间音乐的神韵强化在自己的精神里。②《在希望的田野上》就是一首浓郁的民族特征的歌曲，它熔南北音乐为一炉：第一句“我们的家乡……”首句的五度及随后的甩腔都有梆子腔的特色，而紧接着“在希望的田野上……”又在主题的基础上以广东音乐那淳朴秀丽的风格及加以变化，下面两句则带有山东、皖北民歌的朴实、亲切，加深了泥土芳香的感觉，“一片冬麦……”打开旋律节奏，豁然开朗。这里八度大跳是典型的北方民歌那种粗犷豪迈的气质；“一片高粱……”则小巧俏丽，带有南方地方戏常见的拖腔韵味，就连副歌衬词“哦咿”“哪咳哟”等，也是分别以苗族民歌、华北、湖北汉族民歌及云南白族“大本曲”等不同地区的民间音乐来嫁接在一起，一二段结尾这种向上翻高八度的结束方式细心听来，还能找出山东柳琴及安徽“泗洲戏”那种“拉魂腔”的真声换假声的唱法。另外，少数民族音乐音型、节奏型，也在他的歌曲里占一定比重。例如《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典型地运用了维吾尔族的民间手鼓节奏型，仿佛给人们带来一位和着手鼓、迈着轻盈舞步的新疆姑娘，其婀娜多姿的倩影在人们的脑海中缠绵不去，给人们留下了悉心品评的联想空间。

3.歌曲创作的适应性

施光南歌曲之所以流传甚广，除了他本身具有的天赋外，更重要的成功秘诀是：他给具有一定特殊声音魅力的歌唱家创作适合本人的歌曲，如关牧村。关牧村深沉、浑厚、质朴又富于表现力的嗓音给作曲家以极大的创作灵感，从而创作出一首首适合她演唱的歌曲，如《多情的土地》《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月光下的凤尾竹》等，这些歌曲经过关牧村的演唱，得到了最完美的艺术体现。因此也可以说，关牧村因为施光南的歌曲而被广大的观众熟知和喜爱，而作曲家的歌曲由她演唱也真正完美地、艺术地得以再现。

注释：

①汪毓和.论音乐与音乐学[M].广州:广州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60页.

②施光南.我怎样写歌[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21页.

参考文献：

［1］施光南歌曲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9月,第127-138页.

［2］汪毓和.论音乐与音乐学[M].广州:广州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60页.

篇（2）

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民情、民风的积淀，对作家的精神品格、个性气质会产生潜在影响，从而促进作品意象的传达和作家风格的形成。徐志摩的诗歌便具有地域文化的审美色彩。

在徐志摩研究领域，目前多侧重于其诗歌创作和康桥经历的关联，一般认为拜伦、哈代和惠特曼的诗歌影响使得他的诗歌充满着欧洲特征。那么，在英美诗歌的强烈影响背后，生养他的浙西文化对他又有着怎样的影响？他的诗歌以及为人又是怎样诠释江南文化的呢？

一、常用词汇与故土情怀

吴其昌在《志摩在家乡》一文别提及徐志摩与乡里人的讲话，说有一次他妻子在乡间碰到徐志摩，志摩开口问的是：“上坟呢啥？那（你们）还弗曾上好（完）？我拉（我们）早上好哩（了）”。［1］这简单的问候，饱含着乡土气息，听起来很俏皮，却显示出他醇厚深切的故土情怀。

在徐志摩散文中，可以发现不少方言词。《巴黎的鳞爪——徐志摩回忆录》里有诸多海宁方言词的自如运用，如《孩提时顶怕的两件事儿》里的“顶怕”、“剃头”、“捉牢”、“适意些”，其他散文里则有“辰光”、“品林嘭朗”、“坐定”等词。［2］这些方言词固然简单，但哪一个不出自一片故土牵挂呢？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徐志摩还时常运用乡土话语在诗歌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一条金色的光痕》，诗中硖石土白比比皆是，如“格位”、“特为”、“伊拉”，又如“是欧”和“乡下来欧”的“欧”字，其他如“眼睛赤花”的“赤”字，“我拉埭上”的“埭”字，还有“老阿太”、“事体”等名词的使用，［3］整首诗几乎都由方言词构成，腔调、语序也颇有海宁人日常讲话的样子。这首诗歌或许可以用普通话来表达，但他偏偏用了硖石土白，在对家乡的深情外，也可见对穷苦人的深刻同情。

语言是行为和思维的符号或者说媒介，它作为符号大大超越了思维以及行为本身的心理内涵。吴语具有江南的柔美性，浙西方言甜美柔软，更体现出浙西的文化韵味以及其独有风情。浓厚的故土气息是徐志摩诗歌风味的一个层面。语言作为一种载体，它熔铸着、承载着徐志摩浓郁的乡土情怀。徐志摩对方言词的使用透露出江南文化对他的重要影响，这种地域性已经弥漫到了他的灵魂深处。

只有一种语言和文化长期埋藏在一个人的心中，久而发酵，变得醇厚。徐志摩将海宁方言运用到诗歌中，显示了他内心对于海宁文化的眷恋，反之则是海宁文化对他的影响。

二、浪漫主义诗魂与故土情怀

大多数人认为是英国康桥的生活开启了徐志摩的诗人生涯，说他的诗歌创作和康桥的浓厚氛围有关，这还只是从内容角度的审察。

不可否认，康桥是徐志摩诗歌创作重要的转折点，但也应重视他出生和生长的环境，因为“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自然界环绕着他，人类环绕着他；偶然性和第二性的倾向掩盖了他的原始的倾向，并且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在影响事物的本质时，起了干扰或凝固的作用。”［4］

（一）自然的诱惑。

徐志摩出生成长在浙江海宁的小桥流水人家中。尽管在他一生中，多种文化冲突和碰撞都留下了印记，但故土文化是深深烙在他血脉里的。徐志摩的灵魂深处总是萌发着“性灵”的生机。

徐志摩大约有15年时间是在硖石小镇上生活的，在他走出去的年月中，也常常回到这里，在“三不朽”寺里创作了不少诗歌。《东山小曲》中流露了对家乡东山秀丽景色的深情，抒发了天真、纯朴、浪漫的性灵。《雨后虹》中袒露了他的心声，即在自然界中得到感官的满足最可贵。

荣格认为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可以说，家乡的田野、云彩、晚霞、花鸟等，这些典型的情景，给徐志摩的不仅是灵感，还有拥抱这纯美的大千世界的胸襟。他诗歌中那些特定的意象以及衍生意象，都隐含着“水”、“飞”的原型。

《浙江潮》载匪石一文称：“东西浙之各自殊尚而已……浙西以文，浙东以武，浙西之人多活泼，浙东主人多厚重”［5］，因此“吴文化”圈的浙西文人身上都弥留着浙西的“水性”特征，他们温婉、柔软而飘逸，在他们的作品中尽是浪漫主义流动的气息。徐志摩出于海宁这片山水富饶的土地，其作品蕴涵着江南的柔情，水性的温纯和生命的灵动性，堪称“水性”作家的典型代表。

（二）赤子之心。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诗人也要有一颗“赤子之心”，要性情真，就像李后主一样持有孩子般的“天真与崇高的单纯”。［6］郁达夫在《怀念四十岁的志摩》中说：“志摩真是一个淘气，讨爱，能使你永久不会忘怀的顽皮孩子……他所给我的却是一个永远不会老去的新鲜活泼的孩儿的形象。”［7］这种淘气的性格，是单纯的。这种单纯，就像是王国维所述的“赤子之心”，使他的诗歌意象和风格带着儿童般的天真。

这首先来自家庭的赋予，“良好的家境与顺利的生活使徐志摩乐观向上，自由任性，充满浪漫情怀，很自然地接受人道主义、民主主义、个人主义思想，追求个性发展，这些思想因素构成了志摩思想的内核。”［8］而祖母和母亲倍加关怀，必然影响着徐志摩的诗歌情感方向，具有女性的柔美和妩媚。传统的私塾教育，则将中国古典文化和江南的水文化印刻在了他内心上。

篇（3）

在新诗形式的革新与探求方面，闻一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他善于吸取我国古典诗歌的格调韵律和西洋诗的某些音节长处。用洗练的白话，特别是尝试用口语写诗，并对新诗格律

进行勇敢的探索和实践，把古今中外诗歌艺术的成功经验冶于一炉。他在新诗的形式上独树一帜，开一代诗风。

我们知道，闻一多是新诗格律的最早探索者和创建者之一。五四以来流行着松散的新诗体，突破了旧诗的格律，但又没有根据新诗的内容探索新诗格律的规律，因而，在形式上大多是一些随意走笔、自由松散之作，完全脱离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使内容与形式产生不统一、不协调的情况。针对这一情况，闻一多提倡建立新诗格律，是很有见地的。

如果说，郭沫若的《女神》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开了一代诗风;那么，闻一多的《死水》可以说是在形式上以认真创造新诗格律而开一代诗风。这是闻一多对新诗发展的可贵贡献。诗集《死水》以其谨严的结构和抑扬顿挫的音律美在新诗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它直接影响和造就了稍后的一批有成就的诗人。

篇（4）

中国是一个重情尚义的国家，中国人的感情世界特别丰富，是由亲情、友情、爱情、师生情、爱国情等一组情感构成的。亲情、乡情、国情是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感情。亲情，血缘关系的纽带。世界上我们可以选择任何人或者事情，但我们唯独不能选择血缘。

故乡就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列祖列宗休养生息的地方，乡情也是亲情，国情也就是扩大了的乡情。友情是中国人人伦关系极重要的一部分。友情，是人与人之间，个性与个性之间擦出的火花。那种没有阶级的差异，没有地位的悬殊，没有利益区分的关系，就是友情。友情跟亲情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它具有可选择性。中国人交朋友讲的是“心交”、“神交”。心神相交的朋友才是真朋友。爱情是人类感情中最神秘最神圣的感情。它是文化，是历史，更是人类本身，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历史属性的综合体现。

亲情友情爱情，都可以左右我们既定的情感模式，但三种情感是有质的区别的。当你把芸芸众生类别区分开来，情感的依附方式是有根本的相异性的。因为这三种情感，同属于社会的一部分，同属于精神境界，那么它们自然受现实生活的考验，它们各自都有考量的标准，道德的约束，法律的捍卫。人因为受各方面条件的制约，有些人更多重视亲情，把亲情看作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他们在整个生命过程里，觉悟出惟有亲情力量的伟大，他们往往在亲情中找寻可依靠的精神力量，可信赖的精神支柱。也许这样的人，在扮演社会角色的过程中，受过不同程度上的伤害。有些人更多从爱情中找寻自己的另一个缩影，找寻与自己个性相异或相近的思想。这样的人，他们重视爱情的力量，认为只有爱情才是生命中给予自己温暖的重要部分。大部分的人，重视友情，因为人在生命的进化过程中，友情陪伴着我们人生的每一步。有些时候，我们的悲惨经历可以跟“友情”交流，但我们不一定跟“亲情”、“爱情”交流。我们也许在成长的某个阶段，遭遇打击萎靡不振，我们定会在第一时间，从友情处寄存我们的失落，然后疗好伤痛，又继续出发。无论感情是悲怆的还是伟岸的，都让我们珍惜每一个生命的细节，因为享受结果才是我们所追求的。

亲情友情爱情，是我们生命中的精神主导。让我们来认真对待每一次情感历程，因为，生命就是情感累积的日子，让每一个逗点都有意义。当我们生命划上句号时，我们回忆时没有遗憾没有后悔。情感都有一个共同属性，就是爱。爱，有时候不需要山盟海誓的承诺，但它一定需要细致入微的关怀与问候；爱，有的时候不需要梁祝化蝶的悲壮，但它一定需要心有灵犀的默契与投合；爱，有的时候不需要雄飞雌从的追随，但它一定需要相濡以沫的支持与理解。爱，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情，需要每时每刻的坚持。“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定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但不是悲凉。”

世间的亲情与生俱来，友情可遇不可求，爱情则需要缘分。拥有亲情使人愉快，拥有友情使人充实，拥有爱情使人幸福。亲情的孕育使血浓于水，肝胆相照乃至朋友间真挚友情的体现，而爱情则是相爱伴侣间的忠贞不渝和同舟共济。人们在忧伤，落寂之时，渴望的是慰籍，在失败挫折之际需要的是勉励，当人生之舟在风雨中漂泊，最需要有一处心灵的港湾，使其停泊休憩。亲情是一种深度，友情是一种广度，而爱情则是一种纯度。亲情是一种没有条件，不求回报的阳光沐浴；友情是一种浩荡宏大，可以随时安然栖息的理解堤岸；而爱情则是一种神秘无边，可以使歌至忘情，泪至潇洒的心灵照耀。亲情是永恒的，需要关怀；友情是珍贵的，需要维护；爱情是美丽的，需要共创。血脉相连是亲情，高山流水是友情，缠绵悱恻是爱情。亲情是一个家，在这个家里，只有一个主题――叫生活；友情是一棵树，在这棵树上，只结一个果子――叫信任；爱情是一盆花，在这盆花里，只开一朵花――叫忠诚。

愿亲情是涓涓甘泉，滋润心田，永不枯竭；愿友情如海中礁石火风沐雨，日久弥坚；愿爱情的常青树永远苍翠，直到地老天荒。“人生一世，亲情、友情、爱情三者缺一，已为遗憾；三者缺二，实为可怜；三者皆缺，活而如亡！”（刘心武语）。体验了亲情的深度，领略了友情的广度，拥有了爱情的纯度，这样的人生，才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人生；有了这份纯洁的爱情，这份真挚的友情，再加上一份浓浓的亲情，一定会使你的生命之树常青。

篇（5）

理查德·施特劳斯(1864-1949)，是19世纪至20世纪伟大的后浪漫主义作曲家。他出生于德国一个中产阶级音乐家庭，经历了漫长而动荡的职业生涯，目睹了世界大战给欧洲社会、政治、文化带来的巨大震荡。这一切都反映在其作品之中，正如他的《在晚霞中》所唱“现在的日子让我疲惫”。战时和战后的一切让他开始对人生和未来感到困惑，很难积极面对这个世界。在生命的最后时期，施特劳斯把管弦乐队的伴奏用到了艺术歌曲上，选用的题材也是思考自然界中关于死亡意义的诗篇。《最后四首歌》是他晚年的最后一部作品。其创作灵感来源于1946年作曲家在瑞士度假时读到的艾欣朵芙的诗《在夕阳下》。诗中，一对老夫妇对近在咫尺的死亡的沉思，使作曲家产生深深的共鸣，激发了他强烈的创作、抒J晴欲望。施特劳斯在1948年完成这首歌曲的创作后，又被赫赛的诗《春天》、《九月》和《进人梦乡时》所吸引，他将它们也改写成了歌曲，这就是著名的《最后四首歌》。

《最后四首歌》的演唱顺序是后人根据季节转换而定的，每两首分成一组。在第一组中，《春天》赞美了春季的景象、声音和芬芳;((九月》描写了从夏季到秋季的转变，花园走到了它一年的尽头。第二组表现的是对睡眠的渴望。女高音在《进人梦乡时》唱道:“现在的日子让我疲惫，我所有的感观都沉醉在睡眠里。”《在晚霞中》呈现出的是夜晚将至时的寂静景象。“它把我们带到了旅途的尽头。我们游荡得多么劳累。这会不会就是死亡”。随着英国管奏出理想的主题，这最后一句歌词又把我们带回到《死与净化》的世界中。《最后四首歌》是施特劳斯的辞世之作，自然率直地表现出临死前的一种心境，在斯特劳斯的作品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一、艺术创作特征

艺术歌曲的创作不仅贯穿于斯特劳斯的整个艺术生涯，同时体现了他创作的几个重要转折点。这部作品与其说是为他所钟爱的女高音声部而写的大型管弦乐伴奏的艺术歌曲，不如说是一部交响音诗，它与其他作品最大的不同就是在配器中将人声器乐化了。我们在这部作品中能看到斯特劳斯的思想受到了尼采的影响。虽然他知道自己接近死亡，但却始终相信神圣的东西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就在艺术、理想和创作行为中，而死亡只不过是走向了更美好的进化。他的作品，始终有一种戏剧性的力量贯穿于充满诗意的抒情歌曲中，在曲式结构和写作手法上与以往的艺术歌曲不同。我们所习惯的对称的乐句、通谱歌、分节歌的形式在本作品中很少能够看见，旋律与歌词之间较自由，转调较频繁，旋律级进采用主导动机将四首曲子联系起来。配器上都采用法国号的独奏旋律作为每首歌曲结束的尾声。四首乐曲总的倾向是由较为动荡的开头走向安详的结束。

1.第一首:《春天》

选自赫赛20世纪前后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抒情风格，充满着对春天的喜悦与惊讶。赫赛的诗风在斯特劳斯的音乐中得到了完美的再现，歌声经常跟歌词的一个音节对应，展现出一字多音的柔和动态。尽管是描写春天，但我们在这首歌曲中也能感受到犹豫不安的情绪，沉思暗淡的音响。

全曲是稍快板(Allegretto)六八拍。乐曲以c小调的主和弦与”a小调的主和弦频繁的转调造成近乎无调性效果的前奏开始，给人一种不安定的感觉。低音声部是三和弦上行的琶行所组成的音型构成的和声基础，类似于威尼斯船歌风味的伴奏有一种不停向前的推动力。(见谱例1)

此后旋律的调性更不稳定了，先后有E,A,G调的感觉，最后在第一段结束时停在了bE大调上。(见谱例2)

尽管转调频繁，但全曲还是较统一的。作曲家在此用了主导动机以及动机的变形来推动音乐的发展，使得女高音声部与各段之间和谐统一。在此曲中，作曲家采用的是一种下行的音阶，开始是三四个，后面越来越频繁。(见谱例3)

2.第二首:《九月》

此曲是献给捷克的女高音歌唱家玛利亚·耶莉扎夫妇的。此曲创作于《春天》之后，描述的是从夏天到秋天的转换，金黄色树叶的下落，晚夏后虚弱的微笑，都是生命逐渐消失的迹象。

全曲是行板(Andante)，是一个单三部曲式，一开始由木管和小提琴奏出的A段的主旋律及节奏音型b贯穿全曲。(见谱例4)

主导动机X是《春天》中的动机，不仅在本曲中出现，也出现在后面的几首当中，起着统一性的作用。

以D大调为中心，B段出现了另一个旋律主题，即新的动机旋律，非常优美动听。它采用模进的手法将情绪一步步地推向，A’是A段的变化再现，伴奏上又回到第一段的织体。乐曲最后的尾声在圆号的独奏中封住朦胧的气氛。

3.第三首:《进入梦乡时》

赫赛的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创作的。当时赫赛因妻子患精神病而受到强烈的打击，生活终日笼罩在沉重气氛当中，不久他也患上精神衰弱。这首诗唱出了进人梦乡后的无处可逃的心声，这使预感到死亡的施特劳斯深有同感。

此曲是行板((Andante)，一开始是f小调。乐曲前奏以弦乐从低音部开始，以模进方式进行到动机之后，歌唱声部以变形前奏主题的方式加人。此动机有个特征:第二个音有一个七度的大跳。(见谱例5)

歌词中的第三段旋律也是以此动机为变奏的。A段仿佛是一声疲惫的叹息，预示着独唱的进人，加上急促的钢片琴，把对静谧的渴望化成迫切的期待。

乐曲的B段转为降D大调，乐曲更为缓慢，由小提琴独奏出崭新明亮的旋律，仿佛要将人带人临睡前的梦中去。在这一段当中，虽然旋律是新的，但我们不难看出他采用的还是第一段的动机的主题，然后又加人人声变化重复小提琴声部的主旋律。整个乐队配器上、声部上的加厚，通过旋律中的几个模进，把音乐逐步的通过降A、降G推向H辉煌的降B，随后乐曲在又回到了前奏的主题的尾声中结束。在整个乐曲中充满着温柔以及咏叹似的冥想基调，心灵随着令人心醉神往的歌声而放飞，把人带人梦境。

4.第四首:《在晚霞中》

这首是根据艾辛多夫的诗谱成的歌曲，是施特劳斯自1941年以来经过漫长岁月再度创作的大型管弦乐伴奏的声乐曲。全曲以行板(Andante)开始，最初由木管、小提琴与中提琴采用复调对位的手法勾勒出庄严的诀别，这一主题类似于作曲家《阿尔卑斯山交响曲》的日落场景，开始的高声部奏出全曲的动机。(见谱例6)

歌声加人后，管弦乐则转人伴奏织体。在间奏时我们又能听到前奏的主题响起。长笛将浓荫下的云雀模仿得惟妙惟肖，然后速度渐渐放缓。随着疲倦代替了原先的欢腾，乐曲转向阴暗，仍然不断地出现前奏的主题旋律。正如旋律中唱道的“深深的沉浸在晚霞中”一样，也许是作者预感到死亡的缘故，在歌中最后以朗诵的风格唱道:“我们已经徘徊疲倦，难道这就是死亡。”作曲家在此采用了一个远距离的离调来表达。

随后一段bG调的旋律由法国号奏出.把我们带回到五十年前作者的《死与净化》的主题中。随着乐曲的逐渐放慢，耳边再次出现长笛奏出的大三度云雀咐鸣声，乐曲回到bE调的主和弦上。

二、演唱处理

篇（6）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4）04-0121-02

在高等教育中，历史学科是基础之一，必须坚持把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作为教学活动的根本目标，同时，要紧密结合改革的步伐和社会的需求来培养人才。历史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21世纪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基础扎实、知识丰富、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小学师资及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和相关专门人才。根据这一目标，改革和创新史学论文写作的理论教学和写作实践，必将对我们实现目标、培养人才起到突出的作用。

史学论文写作课程教学和学年论文、毕业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提高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写好论文是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关键，学生通过论文的写作，将所学的专业基本知识运用于实践，掌握论文撰写的步骤、方法和技能，并且在思想品德、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和创新能力等方面得到全面提高，为毕业后从事科研、教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整体优化构建

（一）改革理论教学

改革以往史学论文写作课程的传统理论教学方式，增加研读、探求两个环节，来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分析能力。同时，有必要逐步改革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这两门历史专业核心课的内容和体例，使之更好地反映时代变化和学术的最新发展。三年级将较多地开设专业选修课（包括必选课和任选课），地方高校尤其要注重开设部分区域历史文化课程，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增加有关生态、拓殖、人口、社会思潮、大众心态、社会生活等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内容，将历史学习与现代社会问题诸如区域稳定、边疆经济、生态变迁等紧密联系起来，使学生更多地了解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趋势，凸显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要增开反映本学科前沿成果，有助于提高学生基本功训练和理论思维能力的选修课，特别是文化史、社会史、宗教史、外交史等领域的专门课程以及断代史研究的专题，拓宽学生的认知面。

（二）创新实践方式

要结合理论教学的改革，充分挖掘和利用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发挥历史学教化与教养的功能，凸显历史学科功能和价值，培育经典名师，讲传经典文献，开设精品课程，打造精彩讲堂；培养学术人才，加强地方特色文化研究，提高校园文化品位和学生人文素质，建设文化名校；培养社会人才，满足社会对具有一定史学功底的应用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同时，结合高校教学团学一体化建设的实践，创办校园历史文化节、“历史与文化”学生论文大赛、学生学术论坛等学术实践活动，以演讲、辩论、沙龙、历史剧、考古调查等形式，丰富校园文化、提高学生能力，在学校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体现历史专业独特的魅力。

（三）增强教师指导

教育目标的实现，归根结底是通过教师的具体教学活动来完成的。建立结构合理的学科梯队，进一步完善师资队伍的知识储备，是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不可忽视的前提。必须把教师队伍建设放在重要位置，要抓好中青年教师队伍的稳定及其知识结构的完善，采取相应措施保证绝大多数教授、副教授都承担本科教学第一线教学任务，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教学科研积极性。不仅对学生在知识结构、思辨能力、认知水平、学科体系、考研素质等方面着力进行培养，还要对学生在创新思维、实践能力等方面进行全面打造。四年级学生除了继续进行少量课程的学习外，在教师的指导下，要积极参与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和项目活动开展。尤其是结合论文写作课程、毕业论文（设计）、历史文化研究竞赛等活动，提高能力。

二、积极开展课题研究

（一）具体分工与集体攻关相结合

课题的研究和实践，需要课题组全体成员积极配合、协调统一来展开。在总项目之下，设置若干子项目，充分了解历史学专业本科学生学术研究倾向；调查历史学专业学生读书情况；理清教学、团学工作一体化与创新改革的关系等等。对每一个子项目进行具体分工，展开工作，不定期进行集中讨论。最终在子项目完成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检验和集体修订，形成最终方案。

（二）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相结合

要在现代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教育教学新理念的指导之下，紧紧把握教育教学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结合国家、地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法规、政策，认真学习，融会贯通，将核心内容渗透在课题的研究和实践中。同时，教育教学改革成果的形成，必须通过实践活动展开，如对相关现状的调查，就必须通过大量的调查问卷来进行，而初步研究形成的方案，也必然通过教学实践活动来进行检验和不断完善。只有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才能形成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

（三）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

课题的研究要立足于具体高校，但又不能仅局限在一所院校，必须与历史学专业改革发展的趋势目标相统一，与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和趋势相统一，与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相统一。课题的研究主要针对史学论文写作，但又不能仅局限在写作上，要充分考虑应用型人才对各学科知识的需求，对各种能力的需求，以及教学团学一体化建设的思路。

（四）专业课程与知识拓展相结合

课题的研究还包括在历史学专业传统的课程设置以外，有效地对教师资源进行整合，以师资特色开设专门史、断代史专题选修课来培养“学术型”人才；同时，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结合历史过去性的特点，以多媒体辅助教学，集声像、音响、图片于一体，增强历史教学的生动性，激发学生学史兴趣。开展专业考察、地方遗址遗迹参观了解等方式，增强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

三、主要特色和创新

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实践，我们提出，创新史学论文写作教学和实践活动，具有特色的“123模式”是有效的途径。

“123模式”具体来说包括两个“123”，即教学中的“一堂课、两论文、三环节”；实践中的“一结合、两展示、三监控”。

篇（7）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2)-08-0181-03

一、当前卞之琳作品研究现状

卞之琳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和翻译家,也是散文作家,其作品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不小的影响。国内学者对卞之琳作品的研究经历了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空白期,最终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间蓬勃发展起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学界对卞之琳的研究从宏观探讨转向微观分析,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而研究方向则主要集中于卞之琳的诗歌创作、诗歌翻译和理论研究三个方面,其中诗歌创作的研究无疑是最重要的,也是成果最辉煌的。通过对卞之琳诗歌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新诗结构的特点以及发展历程。

当代对卞之琳诗歌创作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张曼仪女士,其历时八年,与1989年出版的《卞之琳著译研究》可以算作是第一本对卞之琳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该书主要是评价卞之琳的创作和翻译,除了评论之外,还引用了丰富的史料,让后人看到了诗人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除了评述之外,张曼仪针对国内存在争议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在流派归属上,张认为卞之琳是出于“新月”而入于现代,这种观点已经被诸多后世学者所接受。更可贵的是,对卞之琳的作品,张曼仪并不是一味赞美,而是有所赞赏,有所批评,对其局限性也有深刻的分析。因为采用了史论结合、比较研究的方式,这本著作的结论相当有说服力。其后出版的影响较大的卞之琳研究的专著有三本:陈丙莹:《卞之琳评传》(1998年,重庆出版社)、江弱水《卞之琳诗艺研究》(2000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刘祥安:《卞之琳:在混乱中寻求秩序》(2006年,文津出版社)。这三本专著并不局限在研究卞之琳诗歌创作,还涉及散文和小说等其他文体的研究,分别聚焦不同问题,在张曼仪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探索。

在卞之琳具体诗歌文本的研究方面,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其《断章》的研究和《无题》五首的研究。《断章》可以说是卞之琳全部作品中的代表作,而《无题》则是其为数不多的爱情诗,因此具有代表性和特殊性,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卞之琳的早期诗歌是其诗歌创作的代表,以陈丙莹为代表的学者对其早期主知诗的研究较为深入,其作品《卞之琳评传》和论文《论卞之琳的主知诗》(《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均对卞之琳的主知诗的哲理内涵作了深入的解析。

当前学界除了研究卞之琳的诗歌创作之外,还有许多学者对卞之琳的翻译工作和散文、小说创作也有一定的研究探索。卞之琳主要致力于翻译英国现代主义诗歌和莎士比亚剧作。研究卞之琳翻译较有影响的论文有:武汉大学朱宾忠教授的《卞之琳的翻译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5期)、四川外语学院李伟民教授的《百岁存劲节,十载慕高风——论卞之琳的莎学研究思想》(《四川戏剧》2001年第2期)、翻译家江枫的《以似致信,形神兼备——卞之琳译诗的理论与实践》(《诗探索》2001年1-2辑)等等。对于卞之琳小说创作的研究较有成果的学者有卞之琳的学生袁可嘉、北大教授钱理群等等,而对其仅存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的研究,比较集中的论述则存在于张曼仪的《卞之琳译著研究》和刘祥安的《卞之琳:在混乱中寻求秩序》之中。

二、卞之琳诗歌结构的突出特点

卞之琳是以诗歌闻名于世的,因此目前对他诗歌创作的研究站全部研究数量的大部分,研究内容则主要集中在具体作品研究、早期诗歌研究、新诗诗艺及影响研究等几个方面。通过对卞之琳诗歌的研究,可以看到中国新诗结构的鲜明特点和变化历程。卞之琳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诗人,他的诗歌反映了格律化倾向、相对主义在诗歌中大量运用以及戏剧化倾向这三个突出的特点,以下将分三部分进行阐述。

卞之琳诗歌所体现出来的中国新诗的结构特点首先是格律化。在新诗的发展史上,卞之琳是继承了新月派的艺术风格的。新月派之前的中国新诗,面目是颇为惨淡的。因为自从、郭沫若推广白话、主张自由开始,自由诗彻底地抛弃了中国诗歌的传统,写作方法上毫无限制,几乎并不能称作“诗”了,引起了诸多新诗倡导者的担忧,于是新月派应运而生。新月派对于诗歌形式方面的试验和摸索是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的。在新月派的主将闻一多那里,诗歌的格律化要求自述整齐与“音尺”整齐并重。而卞之琳则进一步发展了闻一多等前辈诗人对新诗格律的探索,提出将“顿”作为新诗格律的决定性因素,纠正了闻一多既要讲究字数的整齐又要讲究音尺的整齐,这样的纠正是符合现代汉的特点的。在实践中,卞之琳证明了这种修正的正确性,其诗歌创作以及翻译基本是遵从其顿数整齐的主张。例如他那首非常有名的《寂寞》,既遵从了顿数的整齐(每行三顿),也遵从了字数的整齐:

乡下小孩子怕寂寞,

枕头边养一只蝈蝈;

长大了在城里操劳,

他买了一只夜明表。

小时候他常常羡艳,

墓草做蝈蝈的家园;

篇（8）

五代十国时期的诗歌，大多研究者认为无足论者，其实，此时期诗歌在由唐至宋的诗歌发展史上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它是我国诗歌由唐向宋的过渡时期，而五代十国时期诗歌最有成就的则是南唐，南唐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五代十国诗歌的主要成就，正如历史学家任爽所说：“南唐文学艺术之盛，在五代十国时期首屈一指。”

一

我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是较为动乱的年代，此时战乱频繁，中原地区在短短的53年间，便有五代相更迭。北方的动乱，导致大批文人南迁，或谋生路，或寻求明主。又加上朱温专权，仇视士人，“屠戮唐清流于白马驿，投之黄河，使为浊流”。这样就加速了士人的南流，而南方的前蜀和南唐就成为士人的首选之地。据统计，北方士人归南唐者，载于史籍者就有48人。故而南唐为当时人文最盛之国，其诗人数量居南北方各国之首，诗的创作数量也最多，据统计，唐末五代作家的诗文集总数为879卷，其中北方地区为234卷，占总数的26.6%；南方各国总数为645卷，占总数的73.4%，而在南方诸国中，吴及南唐成就最为显著，接近总数的50%，计有诗文297卷，诗歌达2228首之多，这不仅是江南各国望尘莫及的成就，就是整个北方地区也难以与之等量齐观，比整个北方地区多出846首。赵世延为陆游《南唐书》作序时说：南唐“虽为国偏小，观其文物，当时诸国莫与之并”，所以，在此种意义上说，南唐诗歌的创作成就代表了整个五代十国的诗歌创作成就。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诗人的自身因素。

其一，相对稳定的国内局势，给南唐诗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南唐在39年间历经三主，这三位君主都是偏安江南一隅，无统一天下的雄心，而是注重休养生息，保国富民。在烈祖李昪统治时期，因以南唐代吴，自感有“谋篡”之嫌，内心颇不自信，深恐引起朝中土著大臣的反对而坐不稳皇帝宝座，所以他的主要心思在于稳定自己的地位与统治，无心对别国进行攻伐。再者，他也是一位较为仁慈的君主，他统治的十多年间，国内局势的稳定，给文人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也使本国的经济得到了发展，成为江南较为富庶的国家。

其二，文士的被重视和南唐偏安一隅是诗坛繁荣的重要原因。烈祖比较优礼文士，大批文人为其所用，因此别国的文人学士纷纷来归。他执政时，宽刑法，推恩信，“起延宾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齐邱、骆知详、王令谋为馆客，士有羁旅于吴者，皆齿用之”，本国和外国的文化精英荟萃南唐，为南唐诗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另外，到了嗣主李璟、后主李煜统治时期，南唐的国内局势已走向衰落，更没有了扩充疆土、统一天下的大志，相对于北方频繁的朝代更迭，在这种相对稳定、偏安一隅的形势下，更有利于文学的发展。

其三，君主对文学的爱好影响了诗坛。嗣主李璟和后主李煜也和先主一样，不但优礼文士，厚待墨客，而且也作诗填词，二人的词已不用赘述，诗作也相当有成就。南唐的累世好儒，又致使北方的一些文人纷纷来归，到南唐谋求发展，这些南迁的文人学士，对南唐文学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较有名气的有：江文蔚、史虚白、陈陶、江梦孙、伍乔等人，这些人在五代十国的诗坛上都有相当大的声望，为南唐的诗坛提高了地位。

二

南唐诗在五代十国诗歌的发展中，有执牛耳的地位。晚唐诗坛的余风在南唐继续风行，如晚唐的姚贾体、宗白体、温李体诗在南唐诗坛盛极一时，蔚为一代诗风。有的学者认为：“五代十国的诗歌主流大致有二：其一学白居易，中原各朝及各藩国台阁诗人多趋此体，其二学贾岛及其变体郑谷等，庐山、湖湘、荆渚等地隐逸诗人多走此路。”五代十国的诗歌创作上承晚唐，下启北宋，有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它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而此时期诗歌创作成就最著的南唐诗坛，最能代表五代十国的诗歌创作主流，南唐诗坛上的两个大的流派“姚贾体”、“白体”基本上成了五代十国时期诗歌创作的主旋律，集中体现了此时期的诗坛风貌。这一格局的形成，有着特定的历史因素和诗人的心态、人格因素。

“姚贾体”诗人群的形成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造成的。如上所述，由于南唐上层统治者不作为的原因，也导致了一些雄心勃勃的文士的失望、失落、苦闷，从此，建功立业、一展抱负的宏愿也随之化为泡影。这类诗人中，韩熙载是较为典型的一位。这些士人的壮志难酬的苦闷反映到诗作上，便是写一些逃避现实、吟咏性情、内容细琐、视界狭小的诗，师法姚合贾岛诗风。

三

学者贺中复先生认为，“五代十国时期存在着规模可观的宗白诗风，其势力和影响都远远超过了学姚贾、效温李者，从而代表了此时期诗歌的基本创作倾向。”此说堪为不争的事实，而南唐诗坛的宗白诗风集中体现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宗白诗坛概貌。南唐的社会现实又把本国诗坛的宗白诗风推向了极致。

南唐诗坛的宗白诗风集中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师法白居易的吟咏怀情和次韵酬唱。南唐的白体诗坛的主要奠基者是李建勋、孙鲂、沈彬，后经徐铉、冯延巳、江文蔚、乔匡舜诸人的摇旗呐喊，鼎力奉行，终在南唐诗坛蔚成风气。此种宗白诗风的形成像以上所论的“姚贾”体诗人一样，也是由于当时历史的和诗人自身的原因，诗人们普遍感到理想幻灭，由原先的建功立业转向知足保和、寄情花鸟风物、宴游逸乐，去表达自己的一种闲适情怀。

诗人由于理想的幻灭而没有了在诗中抒发抱负的基础，便转而吟咏人世间的琐屑之事，于是，应酬赠答、次韵唱和便成了诗歌的主旋律，体现出白诗的一个主要特征，在这类宗白诗人中，徐铉诸人的诗创作最具典型性。翻开徐铉的诗作，特别是他在南唐时的300多首诗里，几乎全部是应酬赠答之作。在这些吟咏性情和次韵酬唱的诗作中，几乎全是对人生的感叹和对自然景物的描摹，形成卑弱的诗格与衰微的诗风。此种诗风反映了整个五代十国时期的诗坛概貌。

综上所述，在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的相对稳定局势、优礼文士政策和君主的喜好诗文，导致了诗坛的兴盛，拥有诗坛霸主地位；而南唐诗坛“姚贾体”诗和“白体”诗又最能代表五代十国时期的诗创作，成为当时的诗歌主流，所以说，在此种意义上，南唐诗代表了五代十国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

参考文献

[1]任爽.南唐史[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六[M].长沙：岳麓书社，1989.

篇（9）

一、网络诗歌的界定

要讨论网络诗歌,首先要弄清楚网络诗歌到底指什么。网络作为不同于传统纸质文本而存在的一种新的物质媒介,给人类的文化传承带来了不容置疑的影响。一直以来,关于网络诗歌的论争不断,主要可以概括为两种截然相对的观点。

一种观点肯定了网络诗歌的存在,并大力推广网络诗歌的发展,充分认可网络诗歌对当代诗歌发展的意义。1997年学者兼诗人杨晓民在《网络时代的诗歌》①一文中,率先在中国大陆将“网络诗歌”这一命题推到了文学研究的前沿,该文是中国内地最早关于网络时代的诗歌特质和诗歌发展走向的论文。作者在论文中提出,网络的开放性、游戏性、参与性与交互性,为诗歌彻底打通走向大众之路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网络文学将彻底瓦解现行的诗歌文本,现行的诗歌将悄然隐退,网络诗歌必然崛起。

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在场地意义上理解网络诗歌,反对“网络诗歌”这一词语的命名,甚至主张取消这一命名。认为根本就不存在着所谓的网络诗歌,诗歌只是通过网络这样一电子媒介而得到更广泛的交流,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诗歌的本质因为网络这一传播方式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所谓的网络诗歌更多的是指代有具有网络气息的诗歌。网络并不能催生一种新的诗歌精神。无论诗歌是在纸质文本上刊出发表,还是在网络上张贴发表,评判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的标准不会改变。诗人伊沙说:“我以为对诗人而言,不该有‘网络诗歌’这个概念,诗歌以任何载体存在都不能降低它的至高标准——在此一点上,不论是作者还是读者的我,决不妥协。”②

由上面两个关于网络诗歌的主要观点,我们可以尝试着为网络诗歌下一个定义:网络诗歌是以网络为媒介和平台,以网络电子技术为依托,进行存储、创造、传播和接受的一种诗歌样式。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网络诗歌包括网上在线创作以及非在线创作但存储在网络服务器上,可供诗人与网民进行交流和传播的一切诗歌作品;狭义的网络诗歌则特指运用电子网络技术手段,即超链接技术制作的超文本(下转第145页)诗歌和多媒体技术制作的多媒体诗歌。目前,学者所关注的主要是广义的网络诗歌。

二、网络诗歌的民间化写作倾向

网络诗歌区别于传统诗歌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它的新的民间化写作倾向。要分析和讨论网络诗歌,“民间”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事实上,网络诗歌就是一种新的民间诗歌。传统的民间诗歌写作强调的是劳动人民的诗歌创作,主要反映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情况和思想感情,表现的是劳动者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其中最关键的是强调诗歌创作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网络诗歌与传统的民间诗歌创作在对待这一关键点的态度上,是一致的。但是网络诗歌的民间化写作倾向的“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新的方式中。

(一)网络诗歌的崇低性特点。

篇（10）

【关键词】网络诗歌;界定;民间化写作;倾向

一、网络诗歌的界定

要讨论网络诗歌，首先要弄清楚网络诗歌到底指什么。网络作为不同于传统纸质文本而存在的一种新的物质媒介，给人类的文化传承带来了不容置疑的影响。一直以来，关于网络诗歌的论争不断，主要可以概括为两种截然相对的观点。

一种观点肯定了网络诗歌的存在，并大力推广网络诗歌的发展，充分认可网络诗歌对当代诗歌发展的意义。1997年学者兼诗人杨晓民在《网络时代的诗歌》①一文中，率先在中国大陆将“网络诗歌”这一命题推到了文学研究的前沿，该文是中国内地最早关于网络时代的诗歌特质和诗歌发展走向的论文。作者在论文中提出，网络的开放性、游戏性、参与性与交互性，为诗歌彻底打通走向大众之路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网络文学将彻底瓦解现行的诗歌文本，现行的诗歌将悄然隐退，网络诗歌必然崛起。

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在场地意义上理解网络诗歌，反对“网络诗歌”这一词语的命名，甚至主张取消这一命名。认为根本就不存在着所谓的网络诗歌，诗歌只是通过网络这样一电子媒介而得到更广泛的交流，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诗歌的本质因为网络这一传播方式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所谓的网络诗歌更多的是指代有具有网络气息的诗歌。网络并不能催生一种新的诗歌精神。无论诗歌是在纸质文本上刊出发表，还是在网络上张贴发表，评判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的标准不会改变。诗人伊沙说:“我以为对诗人而言，不该有‘网络诗歌’这个概念，诗歌以任何载体存在都不能降低它的至高标准——在此一点上，不论是作者还是读者的我，决不妥协。”②

由上面两个关于网络诗歌的主要观点，我们可以尝试着为网络诗歌下一个定义:网络诗歌是以网络为媒介和平台，以网络电子技术为依托，进行存储、创造、传播和接受的一种诗歌样式。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网络诗歌包括网上在线创作以及非在线创作但存储在网络服务器上，可供诗人与网民进行交流和传播的一切诗歌作品;狭义的网络诗歌则特指运用电子网络技术手段，即超链接技术制作的超文本(下转第145页)诗歌和多媒体技术制作的多媒体诗歌。目前，学者所关注的主要是广义的网络诗歌。

二、网络诗歌的民间化写作倾向

网络诗歌区别于传统诗歌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它的新的民间化写作倾向。要分析和讨论网络诗歌，“民间”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事实上，网络诗歌就是一种新的民间诗歌。传统的民间诗歌写作强调的是劳动人民的诗歌创作，主要反映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情况和思想感情，表现的是劳动者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其中最关键的是强调诗歌创作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网络诗歌与传统的民间诗歌创作在对待这一关键点的态度上，是一致的。但是网络诗歌的民间化写作倾向的“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新的方式中。

(一)网络诗歌的崇低性特点。

就传统诗歌创作的精神姿态而言，崇高和诗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传统诗歌相比，网络诗歌的文学精神向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由崇高转向崇低。与传统平媒诗歌相比，网络诗歌更多的表现出对人文精神的解构。很多的网络诗歌的作品都表现出一种消解神圣、崇尚鄙微的倾向。网络诗歌是一种平民文学，与平民的价值取向有天然的亲近感。这使得入网者通过网络这一媒介，回避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控制，他们倾向于远离那种不现实的崇高，甚至讨厌那种虚伪的崇高。以这样一种心理进入网络诗歌创作，便是以巴赫金的“狂欢化”方式规避传统观念，鄙视主流文化，清除本质主义、直至嘲讽或者颠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而采用非正统的、前卫的、后现代的价值观看待世界、社会、生命和生活。如飘云的《我也玩玩诗歌行不行?》:“远看烤箱生紫烟/近看烤鸭挂眼前/口水流下三千尺/一摸口袋没有钱。”这种戏仿经典、解构经典以抵制崇高的网络诗歌写作在网络比比皆是。很明显，这是一首戏仿李白的《望庐山瀑布》的诗作，作者用戏仿的手法来颠覆了崇高的概念。 转贴于

(二)、网络诗歌语言的口语化。

阅读网络诗歌作品时，一个重要的感受就是大量口语、网络词语迎面而来。网络诗歌的出现是对诗歌创作的一次重大挑战。由于创作门槛的无限制，创作队伍的迅速扩大，各种生活化的通俗语言，大面积且迅速的抵达了网络诗歌的创作领地。网络诗歌把诗歌口语化的特色推向了一个。网络诗人在创作时，描写平凡人的生活，讲述平凡人的心情，表达平凡人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语句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反讽、调侃、幽默，甚至是嬉皮士语言，成了众多网络诗人的语言追求。如张稀稀的《四季歌》:“春天来了/小草发芽了/夏天来了/小草长高了/秋天来了/小草的叶子黄了/冬天来了/小草啊小草/它不见了。”作者简单的语句描写了一年四季小草的生长状况，从小草的生长透视四季的变迁。贺建飞的《大街上很嘈杂》:“他拿着喊话器/朝马路对面的一群人/喊着什么/对面的人群无动于衷/正欲发火/他突然发现/原来喊话器的开关/忘了打开。”作者的用词取自生活，取材也源自生活，记述的是生活中点滴小事和隐藏的小幽默。

(三)、网络诗歌创作的广泛参与性和交互性。

网络诗歌以网络这个虚拟空间为载体，谁愿意创作作品，谁就可以发表作品，只要轻轻点击一下，就可以实现当“作家”的梦想。网络诗歌使诗歌创作走向了人民群众。因为网络是虚拟的大众化的共同空间，网络诗歌因此也具有全民性、公共性和大众性的特征。欧阳友权说:“网络文学借助电子信息技术的航船，抵达的却是‘返祖’的文化港湾——文学话语权回归民间。”⑩网络诗歌的网民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写作者，一部分是阅读者。网络诗歌的交互性是由网络的交互性这一特点所决定的。诗歌阅读者既是信息的参与者，又是诗歌信息的接受者。一首诗歌一旦在网上发帖，很容易立即引起大量的评论跟帖，这种近距离和快速的交流方式，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是诗人和读者之间的顺畅交流体验。如网上炒得很火的“赵丽华”恶搞事件。以赵丽华的《红提》为例:“我原来买红提/买过60元一斤的/还都是蔫蔫的/那时候我想/什么时候我能买到2元一斤的提子啊/今天在新华路和花园楼的街口/我又遇到卖提子的/真的2元一斤/而且很新鲜/我买了5斤回家/一路上我想:/我总算买到2元一斤的提子了。”这语气说是口语诗，不如说是“口水诗”。大量的网友在阅读赵丽华类似的诗作之后，纷纷仿效赵丽华的这一语体在论坛留言。韩寒在其博文中《诗人急了，不写诗了》中写道:“我建议我们把赵丽华的诗歌先排成横的，然后让赵丽华自己再分一次行，看看能不能分的和原诗一样。我情不自禁要写一首诗。”韩寒的这首诗就是《行》:“你行/你就分行/不行/你行行好就别分行/别行不行就分行/免得分的行又不行/诗人决定你分的行行不行/行不行你的行就不行不算行。”十分具有讽刺意味，读罢叫人哭笑不得。

本文对“网络诗歌”这一概念的争论进行了概括式的总结，并试图做一个可供研究者研究参考的界定。在对“网络诗歌”进行了界定的基础上，本文继续对网络诗歌与传统诗歌相比较的标志性特征——网络诗歌的民间化写作倾向作出进一步的探讨。网络这一平台的出现和大量普及实用，一方面促进了诗歌写作的大力发展，另一方面网络像一把双刃剑，对诗歌创作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网络诗歌在很大程度和很大范围对传统诗歌创作的精神向度进行了解构，带来了新的发展，也引发了新的问题。我们必须注意重塑网络诗歌的人文关怀，凝聚新的文化精神，引导和驾驭网络这匹野马，使网络诗歌向着人的价值全面实现的精神指向上发展。

篇（11）

翁方纲论诗提倡“肌理说”,本意在于以学问考证的质实,补救神韵、格调之失,有可取之处,但将“理”作为诗之本、诗之法,诗便不是陶冶性情,而是可资考据学术渊源、历史是非得失的材料。实际上会引导诗人脱离现实,从故纸堆中寻找诗材。后来的学人之诗和宋诗运动,都与翁氏的“肌理说”不无关系。在实际创作中,翁氏以学问为诗,用韵语作考据,满纸,了无性情,背离了诗之本质。袁枚在前,张问陶在后,中间还有喊出“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论诗》)的赵翼,同声相应,诗主性灵,提倡诗要表达真情实感,反对翁氏的以笺注和学问入诗。袁枚从才性论的角度出发,论证了诗歌与考据学两者不能相兼,嘲讽翁方纲的“肌理说”是“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随园诗话补遗》卷三)。张问陶则是从性情论的角度出发,认为诗歌要表现诗人自我,表现真性情。他认为诗歌“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古人书”(《论诗十二绝句》),并指出了诗人同学者、诗歌同学术的区别所在:“笺注争奇那得奇,古人只是性情诗”(《论文八首》)。张问陶批判了考据为诗,更体现了鲜明的性灵思想。

张问陶主张诗歌抒写性情,即所谓:“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论诗十二绝句》之十二)。但是翁方纲却将教条的“义理”、“考据”文章奉为正宗,张问陶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反对。其《论文八首》之五批驳道:“笺注争奇那得奇,古人只是性情诗。可怜工部文章外,幻出千家杜十姨。”张问陶有意选用宋元笑话“二男相配”,匪夷所思地与“千家注杜”相联系,对“肌理说”所引领的不正诗风予以辛辣的讽刺。

《论文八首》是张问陶最早集中探讨诗歌理论的论诗诗,也是他从多年的学习和创作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认识。《论文八首》旁征博引,引经据典,但有一个统一的主旨贯穿全诗,这就是对于文场中矫揉造作,生硬模仿,训诂考证等不良之风的批判。可以说,《论文八首》首首都是针对当时文坛讲考据、重摹拟的不正文风的批评。首句“甘心腐朽不神奇,字字寻源苦系縻”,讥讽“字字寻源”的考据诗人自甘腐朽。第八首则指出作诗如一味地沉浸于训诂、考订,难免“酸涩”之作,诗云:“文场酸涩可怜伤,训诂艰难考订忙。别有诗人闲肺腑,空灵不属转轮王。”作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正月的《论诗十二绝句》,对翁方纲以考据为诗进行了更为集中的批评。其三云:“胸中成见尽消除,一气如云自卷舒。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古人书。”张问陶揭橥了诗情不是从“古人书”中所能得到的,而是来源于生活阅历。翁氏的“古人书”不仅远离了诗歌抒情之正轨,也忽视了诗歌创作的源泉。其八云:“子规声与鹧鸪声,好鸟鸣春尚有情。何苦颟顸书数语,不加笺注不分明。”张问陶以好鸟鸣春喻诗歌创作,言诗歌要想打动读者,应像子规与鹧鸪啼鸣那样,贯以真情实感。而“颟顸”、“笺注”却失去自我,也就失去作诗的依凭,因而便难为好诗。

乾嘉诗人中,张问陶最不认同翁方纲,崔旭《念堂诗话》尝云:“船山师于近日名家中最喜宋荔裳(宋琬),最不喜翁覃溪(翁方纲)。”诗友王葑亭曾送张问陶以黄鲴鱼,船山赋诗致谢。诗云:“鱼胃鱼肠名偶同,黄鲴黄骨语朦胧。若供考订先生馔,又要争谈《正字通》(《谢葑亭给谏送黄鲴鱼》)。显然,张问陶是在借题发挥。诗人以幽默诙谐的笔触,讽刺了翁方纲等人以考订为诗,意在强调作诗要有感而发,为情而作。而专以用典逞能者,适为之所笑矣。

别裁伪体亲风雅 转益多师是我师

翁方纲“肌理说”要求以学问作为写诗的根底,以考据来充实诗歌内容,试图达到义理和文理统一,思想和文辞谐和,却步入了以学术代诗歌的歧路。张问陶从性情论出发,反对翁方纲雕章琢句、堆砌典故的“以学为诗”,但并未完全否定翁氏的诗歌理论,而是对“肌理说”中的合理成分加以借鉴,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诗学理论。

首先,张问陶论诗以学问济性情,与翁氏“肌理说”重学问不无关系。诗歌要求创作主体除了情感、性灵、天赋以外,也需要具有深厚的学养,即先天的才性与后天的学力不可偏废。广博的学识,精湛的艺术修养正是诗人进行诗歌创作的必备条件。正所谓“以学问济性情,以人巧济天籁,然后有篇有句方称名手。”(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张问陶反对翁方纲作诗雕章琢句、堆砌典故,但并不排斥后天的学力对诗歌创作的作用,认为诗人的天分与学力同等重要。一方面,他强调作诗要靠天分,在一首《自题》小诗里,他谈到了才与诗的关系:“才小诗多复,身闲笔转忙。但留真意境,何用好文章。”后来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才退方知搜句苦”(《和朱东(成)黄古音(镛)见投元韵》)。另一方面,他又重视学力和性灵的培养,提倡多读书,云:“丈夫破万卷,寝馈千古事。”(《赠杜溪(群玉)》)指出读书学习,能开拓视野,加强文学修养。他曾书门生崔旭诗卷云:“诗境已稳成极矣,此后惟须练识,识见一高,则笔墨羽化,方是真通人。”意在说明性情、性灵也有待于后天的培养、提高,先天的才性须以后天的学养来不断润泽。

张问陶提倡多读书,但是不能死读书,要化学为才。他的《使事》一诗云:“书皆随笔化,心直与天谋”,“莫须矜獭祭,集腋要成裘”,最能说明这一观点。洪亮吉论诗重学问,他评李白诗“天才卓越”,“领异标新”,“不肯作常语”实则是“非读破万卷者,不能为也”。因为洪亮吉是经学家,而“凡攻经学者,诗多晦滞。”张问陶担心挚友洪亮吉的学识制约了诗歌中性情的自由发挥,所以劝洪亮吉少读书。

其次,张问陶反对为诗,但不排斥诗歌形式上的锤炼。张问陶《论诗十二绝句》之二云:“五音凌乱不成诗,万籁无声下笔迟。听得宫商协畅处,此中消息几人知。”强调作诗要注意格律声调的协畅,不能率尔成诗。他对有效地协调了声律的诗作,也是十分赞赏:“方知诗律难,一得终无当。小技具神工,乾坤归酝酿。轩然读大作,一片宫音亮。万象罗心胸,此才胡可量。”(《题同年洪稚存卷施阁诗》)他对诗歌形式的重视,还体现在强调诗歌语言的锤炼。有诗云:“一字真如博浪椎,僧敲毕竟异僧推。灵针未乞天孙巧,仔细云衣漫改为。”诗歌是高度凝练的文字,悉心推敲,仔细斟酌,诗歌的语言才能更为精密,表达更为确切,“僧敲毕竟异僧推”,赞贾岛推敲之功。作诗无定法,改诗亦然。如同赵翼《删改旧诗作》所言:“笑同古炼师,烧丹穷昏昼。一火又一火,层层去粗垢。及夫将烧成,所成仅如豆。未知此豆许,果否得长寿?”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作家最大的本领是善于删改。”女娲补天,引七星针将根根丝锦缝合成七彩云衣,而在霓裳云衣的精心缝制过程中,改制拼合是不可缺少的工序。张问陶以女娲补天为喻,强调诗歌锤炼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