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哲学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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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主办：  中国医师协会

周期：  半月

出版地：天津市

语种：  中文;

开本：  大16开

ISSN： 1006-2084

CN：   11-3553/R

邮发代号： 6-106

历史沿革：

现用刊名：医学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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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生态哲学从环境伦理学研究开始。环境伦理学概念首次出现在1980年《现代生态学中的方法论问题》译文中。2 译者余谋昌作为中国环境伦理学的首创者之一，于1991年6月出版《生态哲学》一书，提出了生态哲学的理念，填补了我国生态哲学研究的空白。生态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转向，让人类重新思考如何看待自然、如何行动。中国的生态哲学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正在走向成熟。它从生态伦理学的发展阶段展开，历经自然观入手的自然哲学研究以及对技术异化的批判、在人类思维的历史进程中的生态思想研究，直至今天生态哲学正在走向全面发展。

一、生态伦理发展阶段

西方发起的环境保护运动和“”结束后，一些学者很快从“”中走出来，此时，中国的生态哲学研究也开始从环境伦理学涉及。在研究过程中它把握了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及思想，阐释了生态伦理内涵，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研究基础，产生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从而形成了中国环境伦理学重要的认识内容。

中国的生态哲学与自然辩证法有着深刻的渊源，或者说中国的生态哲学就是从自然辩证法中发展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观就是它的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奠基人于光远于1958年《人在变革自然界中的能动作用》（《自然辩证法通讯》3期），这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辩证法通讯》还在1964年第1期发表了惠伯纳・魏汉藩的文章《什么是自然哲学？人们为什么要研究它？》，1981年第3期发表了唐以剑的论文《人类生态学――环境科学研究的核心》。于光远在1991年7月发表的《自然》（《自然辩证法研究》）一文对自然做了深入的研究。这既是自然辩证法对自然的研究，也属于哲学上的自然观的研究，更是生态哲学的基础，是关于自然的哲学。今天几乎绝大多数研究生态哲学的学者都出身于自然辩证法。生态哲学的研究成果有相当多的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即原来的《科学技术辩证法》）这三大杂志。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属于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生态哲学贯穿始终的基本问题，中国的生态哲学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1980年，余谋昌把环境伦理概念介绍到国内， 1986年发表了《关于人地关系的讨论》，认为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生产水平很低，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弱，对自然只是一味的崇拜。第一次技术革命以后，机器技术体系装备的生产力高速发展，人类凭借着这种力量控制一个又一个自然力，在征服自然的凯歌中开辟人类的新天地。1人类产生了自己是主人的思想，形成了控制自然、战胜自然的观念。1988年2月其发表的《生态学中的主体与客体》一文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生态哲学中的主客体来研究，这是当代重要的全球性问题。2一方面人作用于环境，另一方面环境也作用与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辩证的关系。此时的学者们已经将目光集中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中，这是评判问题的依据所在。正如余谋昌在《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一文中所说，生态哲学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基本问题，它区别于人与自然二元分离和对立的传统哲学，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哲学。3

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进入伦理学研究领域，生态哲学就从环境伦理学发展起来。源于20世纪末西方的环境保护运动使得环境伦理学很快成为一种世界潮流，这影响着中国的生态哲学，其发展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学习和跟踪。中国生态哲学开始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伦理道德的层面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生态伦理学问题。1991年叶平发表了《人与自然：西方生态伦理研究评述》一文，文中提到西方的生态伦理学创立经过了孕育、创立和发展三个阶段。41992年余谋昌撰文阐述了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他认为生态伦理学把伦理学知识领域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类共同体扩大到“人―自然”共同体。5

在中国的生态哲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在环境伦理上的激烈争论。孙道进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的理性崇拜本身恰恰是非理性的1，为了人类的利益、为了经济目的，人类掠夺自然从而产生环境问题，这促使环境伦理学重新思考自然的价值、自然权利等问题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真正本质。杨克俭在《生态环境危机与人类角色转换》一文中指出，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危及人类生命安全的全球性问题，要想消除危机，必须改变把人看成是自然之主人的观念，重新认识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实现人与自然共同体的和谐共存、共同发展。2随后余谋昌于1994年发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引发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提出人类应该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这是现实对我们提出的迫切需求。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贬低自然，虽然获得了局部上的成功，但是危害了自然整体，也危及人类的根本利益，使得我们陷入困境。3因此，人类所面临的抉择是从旧意识向新意识过渡的过程。人不应该是世界的统治者，而应该是看护者。

对于这样的批判和反驳，人类中心主义也在不断扩展自己的理论内涵并为其寻求辩解。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发表后的第二年，《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了《天人和谐之道――兼评“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和《走进人类中心主义 ――兼向余谋昌先生请教》两篇文章。文中提出人的利益与自然的利益相统一，自然的利益体现为人的利益时才有意义。要解决目前的环境危机问题，人类必须尽快超越目前的发展阶段，使人类文明持续不断地提高。4与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相反，潘玉君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非但不应该走出，而且应当走进和重建。困扰人类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使人类体现或实现了价值。51996年张理海《人类中心主义：一种哲学观念还是一种传统文化精神？》并明确提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应该能够缓解人类与自然的冲突，可以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除了走进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别无选择。6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基于价值观的不同所导致的争论，使得自然价值问题成为环境伦理学的一个焦点。自然价值不仅关系到人如何看自然，更涉及自然的权利，与人的行动相关。自然价值、自然权利是生态哲学在环境伦理上不或可缺的内容。

首先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自然是否存在内在价值。环境伦理揭示，自然不仅能满足人类的需要，自然对人有价值，更能满足每一生命个体的需要，这是自然的生态价值。1995年叶平的《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观》一文首次将自然的价值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他认为自然界的价值具有多样性，除了有工具价值以外还包含着内在价值、固有价值和生态系统的价值。人类应该针对自然事物本身去评价其价值，而不仅仅是从它的用途、功用来评价，自然事物有不依赖于人类评价和存在的价值。11996年佘正荣发表了论文《自然的自身价值及其对人类价值的承载》，他认为自然不仅有内在价值还具有创造性和维持性，不断建造和优化自己生存及发展的条件，并维持着稳定的生态系统。2自然的内在价值不是人类赋予的，是其本身具有的，内在于自然之中，是自然千百万年发生、发展、进化的产物，人类的价值也只是自然所产生的千百万种价值之一，服从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自然是内在价值、工具价值、系统价值的统一。3

其次，自然的内在价值是不依赖于人的评价而存在的，在亿万年前没有人类的自然界就已经存在其自身的价值。《自然的价值与自然的本质》一文提出，将自然的价值成立条件归于人的评价是有偏见的。在千百万年的自然史中都有价值的产生，这并非什么人类心智中的、主观的过程。4但是《论自然的价值及其主体》一文却认为，所谓“价值”，实质上是指自然事物能满足人类的所需，即对人是有用的。这里的自然价值是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5这与自然主义不同的是明确否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认为自然主义对于自然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解释是矛盾的。而《自然价值的伦理精神》一文认为，自然不仅具有外在价值还具有内在价值。这种价值不必以人类作参考，是自然所固有的。自然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都共处于地球生态系统之中，体现了它们的统一性。6自然拥有内在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没有评价者就没有价值的问题也迎刃而解。就如同一幅美丽画卷，即使没有欣赏他的人，也不影响它的客观存在。就是说，没有评价者当然也能有价值。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并不否认人的内在价值，在生态系统共同体内，人与自然既有相互依存的工具价值，又具有各自独立的内在价值。7

然后，就是对于自然权利的研究，研究者在肯定自然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权利。1999年纳什的《大自然的权利》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其核心观点认为自然是有权利的，并且作为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有必要尊重自然的权利，并且对它赋予道德关怀。大自然也必须拥有其自身的天赋权利。12001年《自然权利论――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发表，文章阐明自然的权利是将权利扩展到人以外的存在物，不仅包括动物、所有的有生命体还包括无生命的自然在内的整个自然界。人所具有的内在价值赋予人权利，同理，自然庞大内在价值也赋予自然相应的权利。2郑慧子在1999年发表的《人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一文中认为，人首先是存在于地球表面系统内的，人是生活在由自然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两者构成的区域当中，人类应该承担起责任和义务去维护共同体的秩序与和谐。3因此人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是个不争的事实。

二、从自然观入手的自然哲学研究以及对技术异化的批判

2000年之前，中国的生态哲学主要从人工自然的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自然观，2000年之后转向从技术异化的批判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然观。人与自然的关系贯穿于生态哲学研究始终，人通过技术与自然建立联系，技术的不断发展引起学者对人工自然的哲学研究。1993年发表的《由自然哲学到人工自然哲学》认为，自然哲学的研究需要从自然扩展到人，人的活动所产生的产品及其过程、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人的活动及其产品对人类的反作用等等都应该扩展为研究内容，也就是说人工自然必须走入研究视野，自然哲学要走向人工自然。4林德宏在1993年《自然观研究的新阶段》，提出系统地开展人工自然观的研究是自然观研究的新阶段。人工自然是人类行动产生的，人的行动沟通人类和社会并以人工自然呈现。对于人工自然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自然与社会的本质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现生产模式的转轨。51999年陈洪良《人工自然观与现代社会发展》指出，人类社会在自然之中发展，自然的发展是其前提，人工自然观首先必须体现生态文明，这是人类的精神对自然的生态把握，把人类意识融入宏大的自然生态系统中。6

从自然哲学维度入手研究生态哲学，是从生态自然观研究开始的。生态自然观更是中国生态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肖玲在1997年发表的《从人工自然观到生态自然观》一文中指出，自然观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考量，也是人类自身成熟状态的重要标志。自然发展过程与自然观演变进程（天然自然观――人工自然观――生态自然观）相吻合，生态自然观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7自然观就是如何看待自然。《现代自然观与可持续发展》一文提出，自然界本身无所谓善恶，人不能等待自然“善待”自己，也不应该自认为是大自然的统治者。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为了生存人类需要利用自然。人类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利用、控制、改造自然。不应该因为科学技术的局限性对发展科学技术没有信心，也不应该弱化甚至放弃科学技术，只靠伦理信念规范人的行为，利用自然、改变自然依靠科学技术，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也需要科学技术。1

科学技术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针对科学技术所产生的问题，分析人类利用技术对自然产生的影响，是从技术哲学维度入手研究生态哲学中的自然观问题。2001年发表的论文《自然中的技术异化》是从批判的角度分析技术对自然产生的危害。这篇论文是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研究的继续。自然中的技术异化将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相互抽离，可是，自然界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由于技术进步的控制和干预，其整体平衡受到干扰，阻断了天然自然的自然进程。技术的进步在不断地削弱自己和人类的存在基础。技术越发展越显现出技术异化现象。2《从哲学视角审视人工自然》一文指出，技术的进步促进人工自然的产生和发展，对人类的进步有积极意义。然而，人工自然作为人劳动的产物，从天然自然中分离出来，在与天然自然的对立中成为导致异化的因素。3

对技术异化的克服就是要把技术放置于生态之中，并以生态的形式展现出来，那么技术就可以是天使。论文《生态技术――技术可以是天使》（2005年）认为，生态纪的技术就意味着那些增强“生命之家”的创新。技术是天使，使人类的故事演绎出辉煌。技术也带来危机，它产生了环境污染、生态灾难、物种灭绝，以至于我们现在的新生代正在走向终结。然而，终结也是新生的契机，新生代的终结意味着生态纪元的开始。4也就是说先进技术必须与生态的技术相一致，这也是技术的天使本性决定的，技术可以是天使。

把技术放到生态之中克服技术异化，是建立在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的现实行动，随着生态哲学的发展，中国学者把世界观和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世界观决定价值观，决定我们的行为。郁乐和孙道进在《试论自然观与自然的价值问题》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们认为回答自然价值问题的理论根据是自然观。关于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道德争论的背后隐藏着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自然观。无论是何种对自然权利的理解都取决于他们偏向于何种自然观。要么将人融化于自然，要么从自然的利益出发批判人的所作所为。5薛勇民和路强在《自然价值论与生态整体主义》一文中提出了只有将自然价值论放置在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中，自然价值论的确立才能成立，才能以丰富多彩的自然价值批判只有人类才有价值的错误观念，自然价值论本身蕴于生态整体思想之中。1可见，中国学者们不再纠结于人与自然的抽象对立，而是将视野扩大到更全面更广泛的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下去理解自然的价值问题。

三、人类历史思维进程中的生态思想研究

2010年以后，中国学者开始研究西方哲学历史中的生态哲学思想，再加上对中国传统哲学生态思想所做的挖掘，中国的生态哲学在哲学的历史思维中研究生态思想的历程，从思维的层面丰富了生态哲学的研究。在人类的思维历史中，生态思想的发展是持续的，期间有过反复、曲折。生态哲学有价值观维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有本体论维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态自然观；在哲学思维历史进程中研究生态思想，就是思维层面的生态哲学研究，这相当于认识论维度的生态哲学研究。

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一直都是中国学者的研究内容。《自然辩证法通讯》在1989年第4期发表了李志超的《抱朴子的自然观》一文，1993年第6期发表了周昌忠的论文《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理论的环境哲学意义》，1997年第4期发表了胡化凯的论文《感应论──中国古代朴素的自然观》。这些研究都阐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观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1998年第5期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了徐刚的《莱布尼茨与朱熹自然哲学》，把东西方思想家的观点做了比较研究。

生态思想在西方哲学思维的历史进程中有着曲折的道路。2010年发表的论文《哲学历程中的生态思想轨迹――从古希腊到科学革命》，这是生态哲学研究深入人类思维领域，在哲学的历史进程中研究生态思想。论文聚焦于每一时代哲学所关注的主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题，这体现为哲学的外在转向。文章指出，哲学史是人类思维的代表，自古希腊以来就有了人和自然的生态性思想，但是对思维的抽象强调切断人和自然的有机联系，将哲学引向了中世纪的宗教。哲学背离自然、背离人，以神的唯一创造性代替自然的内在创造力，以上帝扼杀人性，割断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科学革命之后，伴随着牛顿力学而强大起来的科学，以机械自然观解构了自然生态，终结了生态思想。文艺复兴对人的理性与思维的张扬片面强调意识、思维、理性，彻底终结了哲学中生态思想发展之路。2

被机械自然观终结的生态思想如何回归人类思维历程，中国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2011年《哲学历程中的生态思想轨迹――从笛卡儿到怀特海》一文就是对生态思想重回人类思维的历史过程的探索。文章指出，笛卡儿提出的心物两分的二元论把生态性只给了人，人类思维从此空前提升，忽视了自然和世界；休谟和洛克对二元论的质疑和反思，使生态思想得以呈现，但又因社会与文化局限性而不能彰显；到了康德的心灵体验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再也看不到对自然的生态阐述，自然只有精神上的客观存在，生态性的思想只属于那个客观的精神，一个完全没有物质基础的存在。 12012年罗久发表了论文《自然中的精神――谢林早期思想中的‘自然’观念探析》，他指出，为了克服康德留下的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谢林发展了一种有机自然的理论，认为自然并不是完全受制于因果规律的客观对象，其本质上并不是完全外在于自我意识的纯粹客观对象的总和，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2

哲学所关注的主题体现为哲学的外在展现，哲学的发展还有其内在的逻辑，从哲学的内在逻辑入手研究生态哲学是纯粹的思维向度的研究。2012年发表的《从达尔文到怀特海的本体论逻辑进程》一文，详尽阐释了生态思想如何从达尔文开始一直到怀特海，更彻底的生态哲学思想如何从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创造进化论、突创进化论，最终到怀特海的有机体哲学这一发生、发展并形成的过程。32012年发表的论文《关系性―过程性原则的逻辑必然性》则阐述了在人类哲学思维的历史中，从哲学的内在逻辑发展中揭示生态哲学的出现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探讨哲学内在逻辑的演变历程也是生态哲学的研究任务。古希腊哲学是哲学的逻辑起点，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同时肯定了“世界是真实存在的”的本体论原则以及“认识必然可能”认识论原则。从这两个可以推出“关系是普遍存在的”关系原则和“世界是过程的”过程原则。本体论原则、认识论原则、理性原则可以推出关系性、过程性、有机性逻辑必然性。生态哲学提倡关系、过程，强调整体和有机。这是从哲学的内在逻辑来解析哲学的发展历程，分析思维整体中的生态哲学思想，更是生态哲学得以完善的标志。4

四、生态共同体：生态哲学对走向生态纪元的追求

从中国学者对生态哲学在不同时代不同看法可以体会出生态哲学本身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6期发表了《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进展》一文，从论文的题目可以看出，当时的生态哲学就被看作是环境伦理学。作者李寿德肯定了中国学者在环境伦理学领域所做出的成就。而佘正荣2006年认为，在生态伦理学这门重大新兴学科的开创过程中，存在着多元竞争的理论是非常合理的5，这肯定了生态哲学发展的多元性。2007年张岂之《关于环境哲学的几点思考》，他指出，环境哲学的目的是要探讨伴随环境危机而产生的哲学问题，它们主要涉及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各类问题。环境哲学必定需要研究环境伦理问题。当前最紧迫的是要解决人们该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6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生态哲学面对的问题就是哲学本身面对的问题，哲学的主题要转向关注“如何做”。2012年刘福森发表的论文《生态哲学研究必须超越的几个基本哲学观念》指出，任何哲学都只属于自己时代的“特殊哲学”，生态哲学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生态文明，是按照生态文明的价值与逻辑所构思起来的新时代的哲学。12015年发表了论文《生态哲学之解读》，作者直接阐明生态哲学就是哲学本身，是今天的时代哲学。如何行动成为哲学关注的主题。生态哲学就是哲学转向行动，是行动的哲学。生态哲学就是哲学本身的发展，那么生态哲学的构成就要有生态本体论、生态认识论以及生态伦理学。2

由于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生态哲学揭示其深层根源并批判现代性所存在的问题也是中国学者所研究的内容。2008年发表的论文《生态学批评中的理想人格――“生态人”之分析》指出，生态学的批评使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破产，以具有关系性思维和博爱情怀的“生态人”批判独断的理性人。3卢风在《整体主义环境哲学对现代性的挑战》一文中，以生态哲学的关系及整体理论分析批判了现代性哲学所存在的问题。他的研究解构了现代性的物理主义，消解了主客体的绝对二分，挑战独断的理性主义。他提出，唯当彻底摈弃了独断理性主义的完全可知论和知识统一论时，我们才会敬畏自然、保护地球。4解决当前严重的环境危机要求的不只是改革个人和社会的行为，更要挑战现代性哲学所存在的问题，研究人类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如何做，研究公平、正义伦理，研究生态文化，研究关爱生命、保护环境，研究生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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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科学技术史（理科一级学科）和科学技术哲学（哲学二级学科）设有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点，所内外共有近20余位博士生导师参与招生，每年招收博士研究生十名左右。在科学技术史方面，现设有科学史、技术史两个二级学科；各二级学科下还设有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西方科技史、医学史、生命科学史、科技战略和科技考古等研究方向。在科学技术哲学方面，设有科学哲学、科学文化现象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体制化研究等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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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单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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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刊号：1008-018X

国内刊号：44-143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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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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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叉学科的本质及研究意义

在剖析交叉学科现象的本质之前，有必要先界定一下交叉学科的定义。按照我国著名科学家、交叉学科研究的倡导者路甬祥的说法:所谓交叉学科，就是指两门或两门以上学科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综合理论或系统学问”［1］。应该说明的是，这种学科之间的交叉或融合并非简单机械地拼凑，而是依据学科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联结和渗透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是各个学科间“有机的融合”。一般说来，学科交叉过程中的诸学科都是要纳入到特定的社会化的科学结构里的。现代科学结构包含了传统的基础科学(如物理学可分为原子核物理、高能物理、凝聚态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等)、综合科学(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优势学科———空间科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建筑科学、灾害科学等及其衍生科学)、横断科学(如控制论、信息论、复杂性科学等)和在上述三类科学基础上形成的交叉科学。通常交叉学科有不同的分类标准。但大体上可分为“大交叉”和“小交叉”两大类:前者指学科亲缘关系较远的学科之间的交叉，比如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之间的交叉;后者是指学科亲缘关系较近的学科之间的交叉，如自然科学内部、技术科学内部或是人文科学内部、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交叉。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的，在归纳时切不可过于拘泥学科的性质。著名刊物《第欧根尼》中所选论文就属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间的学科交叉，以及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间的研究(涉及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与生态学、地理学、建筑学、环境科学、交通科学、计算机科学、医学、计量学等传统学科及相应的交叉学科)。具体说来，当代学术界的交叉学科群落既包括诸如文学哲学、文学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哲学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城市美学、犯罪心理学、开放经济政治学、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少数民族美学、文艺法学、知识管理学、虚拟人类学、国际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小交叉”研究的论文，也包括像经济物理学、时间经济学、视觉人类学、工程法学、社会工程学、科学社会学、工业设计、环境艺术、城市生态学、空间法学、媒体艺术、生态行政学、知识计量学、计量经济学、社会运筹学、网络社会学、航天医学工程学、电子政务学、交通美学、古生物考古学、神经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石油金融学、世界睡眠医学、药物经济学、技术管理学、社会统计学、环境社会学、市政工程学、生物信息学、水文社会史等具有“大交叉”特征的边缘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科学发展高度分化和整合的今天，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种因交叉学科或交叉学科群的衍生而导致的学科进化的趋势里，包含着深刻的科学意蕴和时代精神。从本质上说，学科交叉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规律性的问题。那就是世界万物是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而这种事物的演进过程中，还存在着动态性的“无序”或“涌现”现象。科学哲学家劳丹认为，科学或学科发展的“无序”性是普遍的、永恒的，有序是暂时的、个别的。“无序”的根源就在于科学研究“从本质上是解决问题的活动”［2］。换句话说，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依赖于单一学科的研究，而且更寄希望于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学者的共同努力和学术突破。学科的界限并不重要，关键是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过程是否具有原创性和富有成果。因此，这就是科学自主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动力所在［3］。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研究领域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关乎学者所采用的研究路径。美国科学学专家夏皮尔提出的“域”理论模式对于我们理解交叉学科的性质很有助益。夏皮尔认为，三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科学研究的主要路向就是将特定的对象孤立起来加以考察。他把这种特定的、孤立的研究专题称之为“域”(domain)。这种“域”大体相当于学科研究的领域或跨学科的领域和研究课题。因而，所谓的科学发展就表现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增加减少或删除合并的变化上。领域的变化往往会引发学科交叉现象的产生。科学也由此被内在地划出大小不等的界限来［4］。科学史上的范式革命也常常产生在交叉学科丛生的科学领域里。这一点已得到了证实。通过对百余年来诺贝尔奖的分析发现，该奖普遍存在着学科交叉现象。如果以二级交叉、三级交叉为标准的话，那么，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化学、生理或医学奖都是学科交叉的产物［5］。这些原创性的重大成果大都集中于量子力学、基因工程、超导物质与理论、化学热力学、电化学、化学动力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学等跨学科的领域及相关的基础学科中。可以说，未来的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在参与国际竞争过程中也必须将发展交叉学科视为国家和一流大学发展的战略。时至今日，交叉学科研究的意义已无须赘言。

二、人文—社会认识论

众所周知，人类的认识历程是跟人类知识的发生与增长的过程相应的。从中国的先秦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墨子、公孙龙子等)、古希腊哲学家(如泰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等)直至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家(康德、休谟、笛卡尔、培根、卢梭、孟德斯鸠、孔德、斯宾塞、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都曾经为提出和完善古典认识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进入20世纪以来，卡尔•波普尔、托马斯•库恩、保罗•费耶阿本德、汉斯•莱辛巴哈，以及狄尔泰、伽达默尔、舍勒、曼海姆、舒茨、卡尔纳普、德里达、巴恩斯、布鲁尔等人则为认识论做出了新的智力工作。应该说，他们的认识理论在试图解决现代知识增长问题和科学精确化以及跨学科研究等方面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因此，批判地考察上述认识论理论资源和成果将是有意义的，同时也对我们深化认识交叉学科的本质不无益处。所谓“人文—社会认识论”是指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认识论取向。它对解释和理解在人文学科与人文学科间、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间、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的三组跨学科研究的认识过程及其本质，具有预设的认识论价值。这是一个笔者首次提出的将人文认识和狭义的社会认识融合或整合起来的一个新概念，比以往的“社会认识论”提法更接近于人文社会的事实，具有更突出的人文性和社会性的二元合一特质。从学科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及知识点的分布来看，诸如文学批评、艺术理论、历史学、文化研究、元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都存在着不同于一般社会科学学科的特质。但是，长期以来或者不很认同人文学科的科学性，或者将其简单地归并于社会科学范围之内。实践表明，这样做的结果一定有助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边缘研究。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曾经在《人文科学认识论》一书中提出了“人文科学认识论”的概念，并指出人类和社会科学研究将出现融合发展的趋势。他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认识论所做的思考，直到现在对我们还很有启发意义。当然，以其发生认识论为理论基础、拓展其整个认识论的逻辑，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他反对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做出本质的区分，因为在他看来，一切社会现象都取决于人类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过程。这种看法带有强烈的发生心理学的味道。为此，他将人文科学简单地分成四种类型:一是“正题法则科学”(即探索“规律”的科学，如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种学、语言学、经济学、人口统计学等);二是“人文历史科学”(主要是以重现和理解时间长河中展开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生活史为中心的历史科学);三是法律科学;四是哲学学科［6］。以人类学为例，它也必须遵循人文科学认识论。比如，人种学和认知人类学以及文化技术学都可以视为特定意义上的人类认知领域的学问［7］。尽管在一般人看来，属于比较认识论的范畴。人文科学还必须具有一种能把科学领域的理论与关于理论的知识联系起来的主题意识，这一点不容忽视。毫无疑问，社会认识论的主题意识乃是指向社会认知过程的。它的核心议题是根据某些社会科学学科和社会认知科学而分析出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社会知识与经验。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社会认识论研究室主任伊利亚•卡萨文教授认为，现代社会认识论植根于康德、恩格斯、卡尔纳普等人的认识论思想，其知识要素是由社会客体、社会主体和社会认知条件三者所决定的。每一个因素都具有社会知识来源的作用。古典认识论突出了社会客体，将知识置于研究的重点。相反，对来自于主体的知识或者视为一种阻碍，或者视为主体的基础［8］。诚然，作为一种社会决定的现象的知识问题，其在人文与社会科学及其交叉学科的发展过程中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文化与人类学、传播与符号学、社会与制度等社会文化语境的社会认知模式中，都存在着强烈的人类社会本质的影响。其中，也包含了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建构理论所关注的意涵。这一切在维特根斯坦、巴赫金、曼海姆、舍勒、米德、默顿、普里查曼、格尔茨、加芬克尔和卢曼等人的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都有全面的展现。

三、科学—技术认识论

篇（6）

②薛彩霞.本科毕业论文存在问题及质量控制措施[J]. 高教论坛，2011（11）：56-58.

③赵春.化学化工类毕业论文质量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J]. 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1）：270-272.

篇（7）

如同潺潺的流水，时间虽无声无形，却同样遵循自己的轨迹，以无可阻挡的趋势奔驰而去。再回首，距离刚刚进入西北民族大学信息院学习的自己已是三年的时光了。从刚入学时的欣喜与期盼到毕业前的不舍与感恩，我无比珍惜的日子带给我的是满满的收获与成长。这篇小小的毕业论文，承载的不仅是三年的学习时光，更是各位老师、师兄师姐、同窗好友、师弟师妹的指导、帮助、关怀与奉献!

首先，我要向我的老师于洪志教授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她不仅有远见卓识的学术视野，而且能通过深入而浅薄的解释使我了解深刻语言学的魅力，这才刚刚步入认知语言学的神圣殿堂。她给了我无数次在高等学校学习的机会。当一位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向我解释他的知识并仔细回答我的问题时，我有一个梦想，我真的感觉不到真实。在生活中，老师的热情和善良让我多次感受到，每个人真的是多么的亲切！没有你的帮助和关怀，今天就没有学生了，我很荣幸成为你的学生，我会努力朝着你的目标前进！同时，我要感谢李永红教授的认真教学，感谢您的才华和学习。我钦佩你的简单和善良。如果没有你不厌其烦的知识传播，没有你良好的指导，没有你小小的提醒和鼓励，我今天就不会取得进展。

我要感谢我的弟弟胡阿旭博士，他一直指导英语系，没有任何语言和心理技能，从一点的知识，耐心和负责任地指导我的设计和实验从零开始，我非常感谢他的教学和帮助！我要感谢我的妹妹孙婷，刘思，陈桂平，我的弟弟陆士良，我的同学谢林清，刘文敏，张东旭，刘博，段艳华，我的校长马宁，梅拉小姐和所有的老师和学生的信息学院。谢谢你无私的帮助我的学习和生活。以及我的家人、朋友和所有在困难时期帮助我的人，我希望你们会幸福快乐！

毕业之际，无比感慨，难免会词不达意，但请相信我的感激之心是真挚而诚恳的，希望我的感恩之心伴随着我，还有那些快乐的回忆一起，迎接明天的到来。

致谢二：

在201X Golden Cinnamon香水的时候，我很幸运地回到了湖南师范大学岳麓山的母校，并在蒋建松博士的攻读下攻读博士学位。三年的学习时间是短暂的。当我完成博士论文时，我不禁感到我能成功完成这项工作的原因与许多人的关心，支持，指导和指导是分不开的。在这里，我想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首先，我要特别感谢的是蒋坚松先生。蒋先生不仅是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也是我攻读硕士学位的导师。我学术上的每一点进步都浸润着他的心血。蒋先生德艺双馨，不仅在学识上为我树立了终生学习的榜样，而且也在为人处事上为我树立了楷模。求学期间，贤良的师母也不断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让我身处异乡也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我要借此表达对他们的崇高敬意和诚挚感谢!

其次，我要感谢湖南外国语学院蒋洪新教授，郑艳红教授，黄振定教授，邓英玲教授，张旭教授，曹波教授，蔡平博士和关广光博士。师范大学因其渊博的知识和深刻的见解。无私的爱总是激励着我，使我感到温暖。

再次，我要感谢湖南大学岳麓学院张松辉教授、河南社会科学院丁伟教授、解放军外语学院严晨松教授、中南大学辛红娟教授、湖南大学朱建平教授。湖南商学院潘健教授和诗人吴晓妮在我的医生的写作过程中学习，他们提供无私的帮助和宝贵的支持。我还要感谢唐明教授、张龙喜院士、罗多比教授、叶阳教授、张培耀教授、谭再喜教授、孙一峰教授、王洪志教授、沈丹教授、罗正光教授、王荣培教授、王洪银教授、P。林武孙教授等。我们精彩的学术讲座是我进步的阶梯。

此外，我还要感谢、王香玲、罗贤峰、陈慧等兄弟姐妹、唐静安、李明希、曾俊山、同学和其他同学和朋友，感谢他们的鼓励和帮助，他们深厚的友谊是我永恒的慰藉。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和亲戚，他们的坚定支持加强了我对学术信仰的追求，减轻了我生活中的压力和悲伤。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在我的论文写作中，她努力工作，除了紧张的工作，学习，还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抚养一对双胞胎孩子，非常努力。我要发自内心地感谢和祝福他们！

致谢三：

经过四年的努力，我终于完成了这篇博士论文的写作，其中包括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的辛勤工作和教学，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不懈努力。

我要感谢我的导师杨金才教授。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和一个人，他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他带领我们一步地走进学术殿堂，开阔我们的视野，规范我们的习惯，不断地教导我们，期待着我们的希望。我要感谢刘海平先生，他对我们严格要求，但始终关心我们的成长。我要感谢朱刚先生指导我们研究各种文学理论流派，用辩证思维研究文学理论和文学文本，使我们能够从这些理论和文本中读出新的思想。我要感谢王守仁先生，他使我们重温了英国文学的经典，并从不同的角度对它们进行了解释。我还要感谢外国研究所的所有教师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严谨的学习方式和良好的学术素养。他们的学术报告拓宽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他们的沉默关怀和帮助逐渐使我们有了学者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我还要感谢我亲爱的同学们，是他们与我共同学习，交流，与我分享学习的愉悦，分担困惑与烦忧。他们让我感受到了可贵的同窗之情，为我完成博士学业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撑，每当我遭遇困惑，抑郁徘徊之时，他们总能群策群力，提供建议，帮我想办法解决难题。他们是麻晓蓉、陈琳、但汉松、胡碧媛、孙希佳、王莉、胡静、罗媛、姜礼福、樊淑英、张宇、赵凌霞等。我还要感谢我的爱人周隽，我的父母及岳父母，是他们支持我走上这条学术之路，并给我不断鼓励，让我坚持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与别的同学不同，我从事的是外事行政工作，平时上班要花大量时间处理一些琐碎繁杂的事务，能争取业余有限的时间读书、学习、写作实属不易。由于平时工作、学习压力都很大，自己曾经一度徘徊，甚至犹豫是否还要坚持下去，是我的老师、同学及家人支持我坚持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虽然经历了波折与辛苦，但我从中获益良多，不仅经历了精神磨砺，更进行了思维的锻炼，让我能以更为客观、理性和辩证的角度思考和阅读。

转眼间，我想和我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说再见。我希望在未来，我能继续和我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交谈，一起进步，一起分享生活的快乐和幸福。

致谢

四：

这个解释项目和论文是在我的导师柴建英教授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她严谨的科学态度，严谨的学术精神，优秀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从选题、开篇报告的完成到大纲的修改、期末论文的完成，导师从头到尾都给予了认真的指导和不懈的支持。我谨向我的导师表示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当论文即将完成时，我的心情非常令人兴奋。从准备口译项目到成功完成论文，许多学生和朋友给了我无声的帮助，特别是戴军，无论框架的大纲或措辞如何。我耐心地就条款向我提出建议。请接受我的诚挚谢意！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为我们的辛勤工作培养了我。没有你的支持，我无法顺利完成研究生学习。谢谢！

附送：

范文基博士论文

范文基博士论文

论文致谢一：

由于Internet技术的发展，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利用了Web文档和云存储技术。在线编辑文档技术可以让我轻松地在办公室，家中或商务旅行中编辑文件，而云存储技术可以让人们从移动硬盘和USB闪存驱动器中解脱出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我们生活很多。各方面都有变化。

论文从界定主题、收集信息、写作修改到定稿的全过程充满了疑问、压力和乐趣。首先，我们要感谢我们尊敬的导师李光教授。李老师正直的性格、博学的知识和严谨的学术精神使我受益匪浅。在李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我有信心坚持这个几乎是新的研究领域。在李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下，我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在这里，我要向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吴贤静。她的鼓励和支持使我能享受这段艰难的时光。

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我深刻地认识到了我的知识结构的局限性和缺点，博士论文的完成只是个起点，面对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学习的漫长旅程才刚刚开始。

论文致谢二：

记得201X年入学读博不久，导师便把我们几个弟子召集起来座谈如何学习和研究哲学，其实这也是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在这次座谈会上，导师的一番话使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学习，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学风，实事求是。哲学研究不能是空洞的。在哲学领域，分析一个问题并推动理论前进，需要大量的脚踏实地的精神和大量的努力，即使这只是向前迈出的一小步。许多伟大的哲学家一生只回答了几个哲学问题。谈论空话很容易。不要混淆问题的症结，尽快形成一个制度。事实上，导师倡导的实事求是、严谨的学风，不仅是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他半个多世纪来在哲学教学研究中的学术风格。当我读到导师的作品时，我对此有了深刻的了解。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的哲学教科书和发表的论文都体现了这种风格。改革开放后，导师在大量学术研究中进一步提升了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

在过去的三年里，通过导师的言行和对导师论文的不懈研究，我深深体会到绅士所倡导的研究哲学不仅仅是哲学研究中必须学习的学术品质和学术。风格，也是科学的学习和探索哲学的方法。与此同时，我也深深地明白，导师已经走上了正确的学术道路，他应该始终遵循这条正确的学术道路。

事实上，导师所倡导的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已经并将继续影响哲学的产生。

论文致谢三：

然后可以学习怀疑，然后可以解决辩论。我对开始接触科学知识社会学感兴趣。然而，它不是一种兴趣，而是一种复杂的情感。这种情感既有库恩那种能够写出这类事物的有意识的人的怀疑，也试图对科学知识社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学习的冲动。有了这样的感觉，我读了很多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中英文学，我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趣也越来越强烈。我发现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么简单，但包含了很多钱，所以在博士论文的主题上，我决定用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作为我自己的话题。 。我试图将这个想法放在向导上。幸运的是，这是由导师鼓励的。支持。>>>更多博士毕业论文范文

完成论文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只有经历过论文的人才能理解。从炎热的夏天到寒冷的冬天，再到寒冷的冬天即将来临，经过近四季的轮回，我终于把文章推到了尽头。在感到更放松的同时，我意识到一些恐惧逐渐浮现在我心中。由于时间紧迫，而且由于我自己的沉闷，我觉得这篇论文远非完美，我总是想不时地思考和修改它。但是，学术成就不是白天和黑夜的优点的想法，不禁让人松了一口气。毕竟，经过这些日子的磨练和积累，我未来的学术道路不仅有一个相当好的开端，而且是一个相对良好的开端。明确的方向。我是否能够在未来进入下一个级别，我将永远愿意为此付出生命。

我的老师高文武对论文的总体思路给予了认真的指导，高老师从头到尾都非常关注我的论文写作过程。没有胡先生的启迪和关心，我想我很难按时完成这篇论文。在此，我向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十年前，当我在胡先生那里攻读硕士学位时，是胡先生把我带到了哲学殿堂，使我了解了哲学的本质和美。这对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有很大帮助。谢谢你，王贵友教授、李光教授、童英教授、张张张然教授、程连先生、李洪芳教授、周朱红教授也值得感谢。感谢你的布道、教诲和困惑。谢谢你在论文开头的指导。谢谢，生活只是一个过程。在我的生活中，能得到你们老师的教导是很幸运的。我认为过去几年老师对我的教诲将使我终生受益。老师，三年的辛勤工作，虽然短暂，但留下的记忆却是永恒的。在风景如画的无道大学校园里，我的姐姐和老师关锦秀、李荣、郭敏、哥哥舒少泽、哥哥陈友堂和吴凯和我一起度过了紧张而快乐的学习生活。我们互相鼓励、交流和监督。短短三年，我们与同学们形成了深厚的友谊，值得我珍惜。隐藏你的心。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我祝愿我的妹妹、弟弟和学生们旅途愉快。我妻子孔德莲女士为我多年的学习付出了太多。我不知道如何报答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在我上学的这几年里，她不仅要工作，还要担负起抚养和教育儿子的责任。很难想象，但她没有抱怨，静静地承担着所有重要的任务。也谢谢你，亲爱的。

论文致谢

四：

站在毕业典礼的尾部，回头看，在博客阅读过程中经历了起伏，但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

谢谢郑晓东教授。在郑先生的精心设计和指导下，我完成了这个博士项目。郑先生学识渊博，严谨勤奋。他对科学研究有独特的见解和见解。教育和教育人们。郑老师不仅在课堂上传授知识，而且注重在实验室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他还关心学生的生活需求，关注学生的个人发展。感谢郑老师在我学习期间对我母亲的帮助、支持和鼓励。虽然博士事业即将结束，但师生之间的友谊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要感谢副教授余挺在这个问题上的帮助和指导。我要感谢周文文副教授和陈伟副教授在我的实验过程中提出的宝贵建议。我要感谢博士指导小组成员何国庆教授和冯凤琴教授对我们项目的设计提出的建议。感谢王一飞、王晖、任雪岩、鲁黄、刘燕、王晖、吕来峰、拉米拉、胡浩、宋海照、倪庚、萨沙、沈锦儿、冯金松、齐雪明、陈乾如、高自春、于晨、白杨、唐琼、余柱平、曾丽珍、颜晓杰、赵灵生等人在我阅读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篇（8）

一

建构主义研究目前日趋庞杂，其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建构主义研究来源于众多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就建构主义研究的兴起而言，它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知识社会学和哲学思潮汇流的结果。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体现了人类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工程（包括科学技术工程）的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这种反思，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奥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维等人认为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已进入后现代社会时期，在后现代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斗争的焦点，科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其客观性和权威性将会受到怀疑；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他们提倡对社会进行微观研究、多元化理论视角、话语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识社会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揭示特定的知识和信念实体怎样受到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只不过，知识社会学长期以来将信念分成数学和自然科学与包括诸如、道德哲学体系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认为前者是质朴的，不为任何利益考虑所玷污，而社会科学等学问则是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影响的，因而常常将数学和自然科学置于知识学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的客观性已受到怀疑，而传统知识社会学又置科学技术知识于不顾，那么，建构主义来考察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建构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了。

当然，建构主义研究也从哲学中的反实证主义流派、新及现象学、人种学的研究方法获得了启示。具体说来这些观点是：（1）科学理论的证据非决定性，即在原则上总有几个可供选择利用的理论与有关的证据一致；（2）观察渗透着理论，即理论的附属成份包含着各种形式的测量理论，有关的观察结果是由用来检验的理论范式决定的，观察在某一理论中得出，在与之竞争的和继承的范式中其含义不同。更为具体地说，约定主义的哲学本体论和相对主义认识论肯定是直接促进了建构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库恩、汉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兰细菌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学事实、科学评价标准和科学理论范式都是相对的，不可通约的或非中性的，这样用单纯的理性逻辑就不足以说明科学认知的真实情况。于是，从库恩等人思想中获得灵感的建构主义学者们，大胆地对默顿科学社会学、传统知识社会学等进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问题范围之广，观点、命题之深，声势之大，以致许多人认为科学社会学已进入“后库恩时代”。后来，出于对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发展是自主的，它影响着社会变迁，但不受社会影响）的不满，技术社会学也被卷入到了建构主义研究中。

2.建构主义学者在地理分布上较为广泛。建构主义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由于其主要观点、方法来源不同，很难像科学学（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贝尔纳）、传统科学社会学（代表人物是默顿）追塑到某个国或某个代表人物，其成员分散在欧美不同国家。在英国，主要是爱丁堡学派，其成员是埃奇、布鲁尔、巴恩斯、夏平、柯林斯等人，他们从批判传统知识社会学，特别是曼海姆思想出发，并从库恩思想得到启发，对科学知识的实质进行研究。在法国，拉图尔、卡隆等人接受加芬克尔、福柯的本土方法对科学实验室进行人类学的考察。在美国，谢廷娜（一位建构主义女学者）、陈诚、瑞斯蒂等也进行着与拉图尔类似的工作。另外，英国的马尔凯、伍尔加，美国的平齐、休斯，荷兰的比克，德国的魏因加特等大批学者都在从事不同的建构主义研究。当然，建构主义既然以一个思想学派出现，也存在诸多合作和交流，如拉图尔与伍尔加合作考察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共同发表《实验室生活》一书，谢廷娜和马尔凯一起主编《观察到的科学》一书等等。

3.建构主义研究方法多样化。尽管建构主义是建立在知识是社会地建构成的这一总观点之上的，但其方法却是经验的。这样，建构主义研究方法便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分析，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实验室研究，由拉图尔、伍尔加发起，像人类学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样。保持一种不介入的客观观察立场，根据观察日记进行研究；争论研究，即柯林斯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从微观角度分析科学知识如何达成一致；话语分析（或称修辞学方法），由马尔凯等人发展而来，把科学活动参与者的“日常话语”作为主题，分析科学解释是如何随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在对技术的社会研究中，建构主义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社会建构方法，这是平齐和比克把相对主义经验纲领引入技术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技术人工制品如何在社会、文化方面得到解释；系统方法，休斯在技术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把技术看作一个系统（如电力系统），进行经济、政治、社会的分析；操作子网络方法，它与拉图尔、卡隆、劳等人的研究工作相关，他们把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看作整体的“异质操作子”网络，分析技术在其中的作用。另外，爱丁堡学派早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以及随后的弱纲领也都是建构主义者曾采用的方法。

正是建构主义这种经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特点，导致了其研究成果缺乏统一的理论凝聚。目前建构主义的各种观点和学术成果，散见于有关学者的案例考察和各种论文集里。拉图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是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考察的结果，拉图尔的《行动中的科学》也不过是对这种考察的进一步概括，至于前面提到的《观察到的科学》以及平齐和比克主编的《技术系统和社会建构》等则均为集纳诸多建构主义学者及相关学者经验研究成果的论文集。因此，建构主义的学术观点具有相当的分散性。

二

建构主义研究就其建构对象而言也呈现出某种复杂性。在建构主义的视野中，似乎借助行为者的互动而形成的制度（包括知识、方法、学科、习俗和规则），科学家基于数据和观察构造的理论和叙述，实验室中由于物质参与而产生的人工制品，思想和表象的客体都是建构成的。但是，从这种复杂性中仍可窥见出建构主义存在着强与弱的分野。

1.弱建构主义。弱建构主义强调的是知识产生的社会背景或社会原因，主要着重于宏观社会学的把握，但并不否认其客观性或逻辑性的原因。

这类建构主义观点最早见于贝格尔和鲁克曼的知识社会学论述中。在1996年出版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他们提出现实是社会地建构成的，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社会建构过程。这里的现实是指主观现实（即人们关于世界的信念），而不是客观现实。所谓现实的社会建构就是这种主观现实作为人工的产物虽然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但都是在社会情景中发展、传输和保持的。[1]就是说，要建构其中某种主观现实X仅需知道以下事情即可：（1）X的知识，这种知识即便在X不存在时，也能产生某种行为能力；（2）X的合理性常识；（3）传播X知识的手段。只要具备这些条件，X的知识便可在社会共同体“固定”或普遍存在下来。在贝格尔和鲁克曼的建构意义上，社会中有许多东西如习俗、规则、方法甚至情感、性角色、权力、科学等等都可看作是社会建构的。

当爱丁堡学派冲破传统知识社会学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明显区分后，巴恩斯、布鲁尔、柯林斯等采取了与贝格尔和鲁克曼相类似的方法来考察自然科学知识，即用社会背景来解释科学知识内容。巴恩斯在论及库恩对科学知识结果解释的批评时说：“他所描述的科学中基本理论的变迁，不再是对增长的关于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的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2]也即是说，既然自然科学并非以纯结果的方式变化，那么考察自然科学知识的产生及其维持便一定要求助于社会背景。巴恩斯引进了“利益”概念，布鲁尔认为除了一些社会原则外，还包括精神的、人类学的、生物学的、认知的和感觉经验等因素。柯林斯更提出了一个“非科学”的标准清单：“基于从前合作对合作者实验能力和忠诚的信任、实验者的个性和智力、管理大实验室的声誉、科学家是否在工业界或学术界工作过、过去的失败经历、内部资料、科学成果的风格和表现、实验心理方法、民族性”等等。[3]

尽管爱丁堡学派的工作是建构主义的，但并没有使用“社会建构”这一比喻。首先使用“社会建构”一词进行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孟德尔逊和达勒。他们的论文被收集在1977年由孟德尔逊、魏因加特和怀特利主编的《科学社会学年鉴》第一卷，取名为“科学知识的社会生产”。孟德尔逊和达勒认为，现代科学的建制、认知和知识主张并不能通过科学史论得到适当的说明，它们作为人工的产物必有其社会因果关系，因而是社会建构成的。

孟德尔逊等用“社会建构”批评科学史论的不适当性在今天看来虽然已无必要，但却激起了对科学话语、文本的建构主义研究。以往的科学史论者的研究，通常都以科学家的论著或谈话录、回忆录为依据的。而马尔凯则认为科学家的话语实际上变化很大，其内容和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谈论者面对面的互动，因而通过分析、比较科学家就某项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与直接访问科学家关于该研究的谈话记录，可以真实地说明科学家工作的实际情形，了解科学建构的社会特性。马尔凯和吉尔伯特通过对一个生物化学小组的34名有建树的研究者的访问，把科学家话语分成经验性的和偶然性的两种情况。结果发现，科学家在解释正确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经验性话语，而在说明错误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偶然性话语，即把科学家犯错误的原因归于各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偶然因素。[4]

迈耶斯在《写作生物学：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文本》一书中试图表明，社会的考虑（主要是考虑读者的鉴赏和兴趣）怎样“构成”科学主张、讨论和论文或专著的写作。他说：“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研究基点是假定科学是在论文或见解修改和争论反语重释的声言和协商的社会过程中建构的。对于这一基点，读者将会感到惊异。”[5]这里，迈耶斯似乎指明，科学文本的社会建构是说它在公开发表之前就经过讨论、协商、改变和削弱等，科学文本不仅源于客体素材，而且也经历了科学家和评论者的审视。

可以看到，弱建构主义在探讨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时，往往给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和逻辑因素留有适当的余地。布鲁尔的强纲领中的公平性、对称性原则实际上要求对科学的真理和谬误、真实信念和错误信念、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败都做出说明，马尔凯在归纳经验性话语时则说明了实验数据是在逻辑和时间优先情况下给出的。另外，爱丁堡学派并没有回答在什么时机，让社会背景因素怎样进入知识客体中。这就是有些强建构主义学者为什么并不把弱建构主义纳入建构主义研究的原因。

2.强建构主义。强建构主义是在微观层次上对科学知识所做的经验研究，认为科学知识或技术人工制品能够显示出其建构完全是社会性的。这类学者主要是谢廷娜、拉图尔、伍尔加、平齐、比克等人。

谢廷娜将其工作贴上“建构主义”的标签，而非“社会建构主义”。其原因是她想避免将其研究同“社会背景”之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以示同爱丁堡学派的工作相区别。谢廷娜认为微观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科学争论研究，说明知识的一致性是如何达成的；其二是选择科学工作的真实地点如实验室作为研究对象，说明科学知识是怎样建构的。她研究的是后一方面，称其研究成果为建构主义纲领。她归纳了科学建构的社会特征，即科学研究工作并不指向“现实”，而是指向陈述的操作，这种操作不仅使科学家进入大量面对面的协商和互动，还包括更广泛的、超越处所的关系，与经纪人、工业界代表、出版商、地方管理者等发生联系。[6]

与谢廷娜一样，拉图尔也想避免将其建构主义研究同“社会背景”相提并论。他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1979年首版）的副标题是“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当1986年再版时把其中的“社会”一词删去了。但不管怎样，该书的主题仍然指明：科学事实是一种建构的产物，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通过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拉图尔及其合作者伍尔加用整整一章专门论述了TRF（促甲状腺释放因子）的建构过程。[7]

在对《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合作之后，拉图尔与伍尔加的研究纲领开始分道扬镳了。拉图尔转向了操作子网络，把其中的科学家当作“资源积累者”进行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描述。[8]由于这一纲领不再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风格，这里不加论及，与此不同，伍尔加却对表象进行了建构主义的研究。

概括地说，客体（自然世界）与表现（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包含两种图式：

（1）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2）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第一种图式认为客体独立于表象，自然知识似乎与自然世界没有多少关系；第二种图式表明表象是客体的组成部分和要素，在自然知识与自然世界之间没有谁是第一性的、谁是本质的区别。伍尔加认为，前者是过去的科学社会学（包括爱丁堡学派）坚持的“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和本体论上的实在主义”图式，后者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应遵循的模式。[9]对此，他提出两条证据。首先，没有表象，客体就是无用的，我们无法独立于客体。其次是对同一客体的解释存在着某种“柔性”，即科学陈述的多样性，这导致人们去怀疑任何“假定”的客观事物的存在。在这里，伍尔加是想说明表象构成或建构了客体，即世界是被建构着的。

到80年代中期，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成功地披上建构主义的桂冠，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著作的标题或导言纷纷以“……的社会建构”而呈现于世。就是对技术进行社会研究的人们也未能逃脱这股潮流。因而，比克、休斯和平齐在《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一书中希望提倡一种新的建构主义研究纲领。

诚如前面所言，《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并不代表一种一贯的研究纲领。这里将集中考察平齐和比克的论文《事实与人工制品的社会建构：或者科学社会学与技术社会学怎样得到互惠》。在该文中，他们提出了与布鲁尔几乎相近的“建构主义强纲领”：“在这一纲领里，所有知识和所有知识假设都将被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就是说，关于知识假设的起源、接受和拒绝的全部解释都可以从社会世界领域寻找得到，而无需借助自然世界。”[10]不过，他们却又借用了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的一些概念，并称之为“技术的社会建构方法”：“这一方法的关键概念是‘解释柔性’、‘终止机制’的‘相关社会群体’。其核心信条之一是技术人工制品对社会学分析是公开的，这不仅表现在技术的使用上，而且特别关及其设计和工艺‘内容’”。[11]平齐和比克用这种方法说明了自行车的历史，表明了自行车是试错的产物，新的尝试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没有解决这个或那个社会群体提出的问题。因而每种技术产品都是“决定渗透”的结果，而非单向模式发展的逻辑程序。

总之，强建构主义虽然都标谤自己是完全的建构主义，但最终都是以对微观社会学问题的关注来解释宏观社会学的构架。这一点从谢廷娜、伍尔加、平齐和比克的观点可以明显看出。特别是谢廷娜以实验室活动为基础来展示科学知识和建构与社会存在着的广泛联系，试图消除科学知识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分，把科学知识发展的认识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这可能既是目前大多数科学社会学家和“理想”，又说明强建构主义与弱建构主义不无两致的“模糊性”。

三

简单地说，建构主义尖锐地批判了个人主义的、观念论的、实证论的和朴素实在论的科学或技术说明。他们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因果解释的社会资源的展示和说明，扩大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但是，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倾向或理论框架，又存在很多缺陷。

1.夸大社会偶然性因素。建构主义研究实际上是把科学技术的本体论相对化，以及把社会因素理性化。弱建构主义者，特别是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一方面想使它成为社会学乃至全部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成为理性和科学的体现，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又否认科学知识与一般知识的区别，使科学等同于其他文化科学。强建构主义者则是在强调科学或技术的社会建构的同时，把客观的自然因素放置一边。谢廷娜、拉图尔等人提倡用参与式观察对科学家的广泛访问来理解科学，但对自然界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的认识，却仅仅停留在关于自然界的人工或语言建构之上。而平齐、比克的研究则表明，技术社会学应着重于社会因素怎样建构人工制品，而对技术的工艺内容可以置之不顾。建构主义这种对科学技术产生所做的过份的“社会学简化”不可避免地否定或抹杀了科学技术的本体论方面的因素，忽视了科学技术的物质基础，从而把科学技术看成完全由各种社会偶然性因素组成的东西。

应该说，在当代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争论中，建构主义有着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后现代主义者以对真理、客观性、因果性、合理和进步等的怀疑和批判为特征。鉴于强建构主义坚决地解构了科学合理性观念本身，那么强建构主义实际上就成了通往后现代主义一边的桥梁。但对于弱建构主义，有的学者认为它致力于对科学的宏观因果解释，因而应被划分到现代主义一边。可是，如果考虑到并不是所有后现代主义都强调对现代科学的解构，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还出现了继承现代主义但又超越现代主义的“建构性后现代哲学”，[12]则恐怕弱建构主义也逃脱不了与后现代主义的干系。更何况弱建构主义也有着割裂科学与理性之嫌。

2.对于科学技术的解释范围较为狭窄。强建构主义研究过份强调实验室、人工制品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如拉图尔对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家的行为，但这种微观研究与科学的组织、结构、共同体等宏观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平齐、比克在进行技术社会学研究时对相关社会的社会群体的关键作用给予了充分关注，但对技术发展有着强烈影响的经济制度、政府政策等宏观条件均未被列入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的议事日程。至于弱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研究虽然貌似新鲜，其实在默顿的大部分科学社会学研究中都已论述过。早在1945年，默顿就描述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程序，说明了可以作为社会学分析的精神产品应包括信仰、意识形态、宗教道德及实证科学，还分析了精神产品的存在基础，如群体结构、权力结构、竞争、冲突和利益等。

3.忽视科学技术后果及其评价。建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适合于解释科学知识的起源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以致对于科技产品对人的自我意识、社区组织、日常生活、权力分布有何特别意义的问题很少给予关注。在许多建构主义者那里，关于科技成果的研究进入“死结”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以致把科学技术选择的社会后果几乎完全置之脑后。

与此相关，建构主义还贬低对科学技术的道德评价。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和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在对待科学发现、科学理论是否真理等方面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即认为科学本身无所谓恶，是价值中立的。平齐、比克将柯林斯的纲领外推用于技术的社会研究时，对技术成果的最终善恶又采取了不可知论的态度，因而不去探讨有关技术的地位、技术选择的正误这样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建构主义开创的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新方向，对于人们从内部理解科学技术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有着莫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1]P.L.BergerandTh.Luckmann.TheSocialConstructionofReality:aTreatiseinSociologyofKnowledge.Doubleday,1996,2—3.

[2]J.R.Brown(ed).ScientificRationality:theSociologi-calTurn,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4,7.

[3]H.M.Collins.ChangingOrder,SagePublication,1985,87.

[4]J.PotterandM.Wetnerell.DiscourseandSocialPsych-ology,SagePublication,1987,chapter7.

[5]G.Myers.WritingBiology:TextsintheSocialConstr-uctionofScientificKnowledge,the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90,141.

[6]K.D.Knorr—Cetina.TheManufactureofKnowledge,PergamonPress,1981.

[7]B.LatourandS.Woolgar.LaboratoryLife:theConstr-uctionofScientificFact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6,105—150.

[8]B.Latour.ThePasteurizationofFranc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8.

篇（9）

我对布洛赫的关注最初是在1985年刚到联邦德国之后，首先因为是几位学哲学的德国同行用布洛赫的名字和著作将我问倒，然后是因为一位学教育学的邻居将一套《希望原理》半卖半送给我。一年后回国探亲，在系资料室发现了此书的北图影印本，方知国内哲学界已有人对其注意。但看一看国内对西方的种种介绍，竟找不到布洛赫的大名。这一状况也许与英美哲学界对布洛赫的态度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我读到过两本国内出版的关于西方的介绍，一部是英国人麦克莱尔写的《马克思以后的》（东方版，1986年），另一部是加拿大人阿格尔写的《西方马克思概论》（中国人大版，1991年）。这两部著作都将布洛赫放在一边，置而不论。

布洛赫于1885年8月7日出生在德国路德维希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在大学学的是哲学和物理学。毕业后作为自由作家生活在慕尼黑、伯尔尼和柏林。1933年纳粹上台。布洛赫作为犹太学者开始流亡生涯。他先到瑞士，然后一路辗转，从维也纳、巴黎到布拉格，最后于1938年流亡到美国。1949年布洛赫与一批流亡的哲学家一起又回到欧洲。他有意识地选择了当时的民主德国作为落脚点，接受了莱比锡大学哲学正教授的聘书，在那里工作直至1957年。在此期间，东德政府的政治和政策使他感到失望，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冲突不断产生。于是，在1961年东德政府筑建柏林墙之前，他又“流亡”到了联邦德国。在图宾根大学哲学系的首次讲座中他带着切身感受声言：“希望会变成失望吗？当然会！而且会变成那样深痛的失望！”这个真理对于布洛赫在西德所度过的余生也是有效的。直到1977年8月4日布洛赫逝世之前，他也不曾认为在西德的生活可以算得上称心如意。

《希望原理》写于布洛赫在美国流亡期间，从1938年到1947年整整用了10年时间。他在这部著作中所提出的中心命题可以概括为：对更好的生活的向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首要驱动力。因此，人类所具有的最重要的人类学核心特征就在于希望。只要人还活着，他也就在希望着。希望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布洛赫的这个中心命题得到了各方面的论证：从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诗歌，到童话、电影、旅游、时装、橱窗陈列、舞蹈；从宗教、神话、文学，到节日、假期、集市……通过对这些丰富多彩的人类现象的研究，布洛赫证明， 这些现象都是人类希望在社会与政治关系中的各种表达形式。可以说，人类的每一种希望都代表着世界和社会发展的具体趋向。而希望一般则构成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变本质。“在乌托邦的方向上所表露出来的各种面孔在每个时代都是不一样的……相反，乌托邦的整个方向则始终是相近的，并且在这个方向中所隐含的目标也始终是相同的：这似乎是在历史中唯一不变的东西。”而“在历史的动力结构中的最终基因”在布洛赫看来则是“由经济利益所构成的”。换言之，人类最根本的希望是与物质欲望密切相关的。

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主张是在经过一定的修正之后才被布洛赫所接受。除此之外，从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布洛赫的哲学也是一门博大的哲学人类学学说。所以，人们今天将《希望原理》称之为“人类希望的大百科全书”，布洛赫的哲学思想也因此书而获得“希望哲学”的称号。 转贴于

希望总是对一种尚未实现、尚未成为现实的东西的期待。布洛赫认为，只要乌托邦还是一种尚未的存在(Noch-nicht-Sein)，那么希望就是人类的本质。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真正的人类历史应当开始于乌托邦与存在完全同一之时。当乌托邦不再是虚无时，真正的人类历史也就开始了。有人也将这种“真正的人”等同于尼采所说的“超人”’。由此可见，在布洛赫那里，真正的人类精神的建立最终是以人类希望的极大满足为前提的，而希望的满足又与物质利益的满足紧密联系在一起。

时隔二十年，《希望原理》找到了真正的对手。这对手就是汉斯约纳斯撰写的《责任原理》。从这部书的书名便可以看出，《责任原理》是针对《希望原理》而做的一个伦理学原则上的变革尝试。

约纳斯出生于1903年5月10日。与布洛赫一样，约纳斯也具有犹太人的血统。他的家乡是德国中部的一个小城明兴—格拉德巴赫。他14岁时正身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期。有一次，他的老师在上课前十分自豪地报告说，一艘英国运兵船被德国潜艇击沉，他希望英国人死得越多越好，这时，十四岁的约纳斯反驳道，人不可以做这样的期望，这是“非人性的”。可以看出，他当时就反对在政治上划分朋友—敌人这种思维方式，而实际上这就是他以后发表的最重要著作、两卷本的《责任原理》所要陈述的基本思想之一。

自1921年夏开始，约纳斯在弗莱堡大学作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生学习哲学。1922年，海德格尔去马堡大学任教。两年后，约纳斯也到马堡去听海德格尔的课。1928年，约纳斯以《灵知与后古代精神》为题在海德格尔和神学家R·布尔特曼那里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这篇论文分两部分在1934年和1954年发表，布尔特曼为这部著作作序并给予此书以高度的评价。但约纳斯在1934年第一部发表时已经流亡英国，而后又转到巴勒斯坦。据约纳斯自己说，在修改他的博士论文时，他已经意识到，一个有尊严的犹太人此时不应生活在德国。可以看出，约纳斯的政治意识是相当敏锐的。在这方面，约纳斯与布洛赫的经历有许多相同之处。在巴勒斯坦住了几年之后，约纳斯于1938年应聘去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作为同盟国的宣传员在1940年至1945年期间加入到英国军队中。战后，他又在反阿拉伯的自卫队中担任两年以色列军官。这些看来与哲学反思大相径庭的生活经历却使约纳斯获得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向：当他在战争期间随时面临危险的时候，他感到海德格尔的意识哲学十分抽象和远离世界。于是他为自己提出一个目标：建立一门“有机体的哲学”或“哲学的生物学”，这门学说要填补在对物理状况的自然科学描述和哲学反思之间的空白。他认为，从这里出发可以找到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中介，由此而避免我们的“理性文化”分裂的危险。他的这一思想在当时无疑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关于人类理性文化分裂成“两种文化”的问题，在1959年才由英国的查理士·斯诺提出后才引起学术界广泛的讨论，这比约纳斯在这方面的意图实际上要晚了10多年。

1948年，约纳斯受他一位朋友的推荐来到加拿大的一所大学任教，这时他已45岁了。在加拿大的几所大学陆续地教了一段时间的书后，他于1955年来到美国，在纽约的“新社会研究院”任职。这所研究院是由一批具有自由派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在1919年创建的，在这里安置了许多流亡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与流亡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看法相反，他认为北美的大学教育制度对精神科学的发展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这也许是他在战后没有象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那样回到欧洲，而是留在了美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其思想发展来看，约纳斯的《责任原理》反映了他始终坚持的一个信念：伦理学不应只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应同时讨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他的这部著作是对伦理学理论传统的一个变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对伦理学领域中一块“无人区”的开拓。

我们只要稍稍回顾一下本世纪的思想史便可以看到：实际上，施本格勒早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便以《西方的没落》为题对科学技术的无限制发展做了批判。他认为， 在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的“文明”无非只是一种对“舒适生活”的理解。而“文化”已经逐渐降低为“文明”并因此而开始走向“没落”。“文明”一词自斯本格勒始而带有了贬义的色彩。此后，胡塞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曾严肃地警告人们注意“欧洲人和欧洲科学的危机”（1935年）。海德格尔也试图解答“技术问题”（1954年），哈贝马斯和卢曼则要人们在“社会理论还是社会技术论”（1971年）之间做出选择……。我们还可以列举出一大批这样的命题。可以说，人类近代史上的每一次生存危机、每一次利益压迫总会导致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绝对有用性的反思。

篇（10）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9-105-02

根据自然辩证法教学的改革和经验，要使医学硕士研究生成为在科学技术研究和社会各领域中最富创造力的科研群体，充分发挥自然辩证法课程在培养研究生综合素质中的作用，必须在教学内容改革的同时,坚持教学方法的创新。在课堂教学中需要掌握系统扎实的科学知识的同时，结合课堂教学，通过多种教学途径使医学硕士研究生具有宽阔的学术视野、活跃的辩证思维能力、勇于创新的精神，严谨求实的科研作风和科研能力。自然辩证法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培养和提高医学硕士研究生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方面，有着特殊的优势。更有利于在教学中联系学生专业、联系科技发展、联系社会现实，进一步增强教学的针对性、有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

一、努力将课堂教学与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实践相结合

作为医学硕士研究生特有的创新能力需要系统扎实的知识储备，同时也需要通过各种学习途径不断拓展学术视野，增强其创新意识。自然辩证法的授课对象是硕士研究生，与本科生相比，在工作阅历和思想认识方面，更为成熟，有强烈的知识求知欲，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前景更为关注与重视。在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的教学过程中，根据自然辩证法课程的自身特点，着眼于把握的自然观、科技观和科学技术方法论的前提下，结合教学对象的具体实际，及时向学生系统地介绍有关学说、理论的新进展,及时概括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就，介绍相关学科领域的新观点和新方法。在准确介绍学科发展中成熟、稳定的内容的同时，评介在学术界产生影响的学术观点。在教学实践中，笔者所在的宁夏医科大学努力将课堂教学与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与医学研究生的学科专业有机结合，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不断改革创新，在潜移默化中加强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取得了明显的教学效果。

在教学中，鼓励研究生在学习和掌握自然辩证法基本原理的同时，关注科技发展的现实，积极探索科学前沿的哲学问题。然而，由于我校研究生招生规模在逐年扩大，分为基础型、科研型两大类，自然辩证法课程内容广博，教学时数偏少，于是根据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开辟自然辩证法第二课堂，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活动，并形成了自己的教学特色。具体做法是：将研究生中按照基础型、科研型和各专业情况后组织起来，根据课程教学内容，有计划地联系社会现实、联系科技发展、联系专业实际，以现代医学学术讲座、专题科研讨论、参观访问等方式，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将有限的课堂教学以一种新的形式延伸至课外，并做到以点带面，推动全体研究生理论学习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自然辩证法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二、大力开展“教学实践”活动，为自然辩证法教学改革增加新内容

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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