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基金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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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的老龄化及其给养老保障体系带来的问题

(一)我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阶段

人口老龄化，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因人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而使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和人口年龄构成老化的社会发展过程。国际社会通常把年满60岁及以上的人口称为老龄人口，把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7%以上的国家或地区成为“老年型国家”或“老年型地区”。‘

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止2000年11月1日零时，全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6. 96%，己基本达到国际公认老龄化标准。z据估计，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2005年的12. 93%将上升到2020年的24. 69%，到2036年将高达29.58%; 65岁以上人口将从2005年的9. 01%上升到2020年的20. 42%，到2040年将高达23. 74%0换言之，从2000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开始算起，在短短20年间，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达到现在老龄化最为严重的欧洲发达国家水平，完成欧洲老龄化进程半个世纪走过的历程，速度之快可谓惊人。

(二)人口老龄化给养老保险制度带来的问题

与世界上其它人口老龄化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人数多、增长快、超前于社会发展水平等特点。欧洲国家一般在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相当的社会财富，具备了满足老龄化带来的日益增多的养老保险金需求的能力，通常称之为先富后老;而我国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是在经济基础还较为薄弱、整个社会经济尚处于不发达状态的条件下出现的，即存在着未富先老的情况，这也就意味着老龄化会对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提出更为严峻的挑战。

随着老龄化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而年轻劳动力资源却相对缺乏，就会出现养老保障基金的支取显著增加，而基金的缴纳却越来越少的严峻形势。另外，因为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使得领取养老保障基金的人数与日俱增。因此，我国必将在筹集养老保险金方面面临严重的问题。

二、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障模式存在的问题

1、养老保险基金入不敷出，个人账户处于“空账”运行状态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达到获得养老保险标准的人越来越多，养老保险账户收支难以平衡，养老金账户面临严重的清偿危机。我国目前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将个人账户做实，并将做实以后的个人账户基金投入资本市场使其保值增值。但是完成养老体系这一转轨和个人账户的做实，需要一笔数额巨大的转轨成本。由于目前转轨成本的不到位，我们现在只能继续地实行过去的“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即将当前就业人纳的养老保险金作为退休人口的养老金支付，也就是所谓的个人账户处于“空账”的运作状态。

在现收现付模式下，老年人口不断增加，养老费用的支出也必然相应增加。通过下图可见:

图表显示，老年抚养比在不断增加，养老金与工资比也在不断增加，这意味着现实劳动力得到的工资中用于养老金的比例在不断增加，给现实劳动力造成的压力可想而知。

2、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落后，统筹城乡养老保险体系步伐缓慢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我国目前农村人口80739万人，占全国人口的63. 91%。按全国平均老龄化程度10%来计算，大约有8000万的老年人口，然而这还是9年前的数据，最近这两年老龄化人口的比例有增长的趋势。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的财力有限。在农村经济较为发达，农民收入较高，农村集体的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开展还不会遇到太大的障碍，但毕竟我国大部分农村经济不发达，集体无力或不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给予补助，绝大部分农民得不到任何补贴，结果造成“个人缴纳为主”成了“完全由个人缴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缺乏社会保险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也没有国家、集体、个人义务的强制性，基本上是一种强制性储蓄，社会养老保险有其名无其实。

3、我国资本市场严重滞后于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发展，成为我国养老保障模式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模式转变的瓶颈和掣肘

我国资本市场存量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制约我国资本市场在积累制养老保障模式建立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因素主要包括:

(1)资本市场不成熟，投资风险较大。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发育还不完善，在制度设计和监管体系等多方面都存在不小的问题;

(2)养老基金投资渠道狭窄，缺乏保值增值的途径。对滚存结余的养老基金长期以来局限于存银行或购买国家债券，基金增值保值无从实现;

(3)养老基金市场化运作刚刚起步，竞争格局尚未形成，经营能力还有待提高。

三、人口老龄化现状下我国的养老保险改革

以上分析了在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应努力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化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

1、借鉴西欧国家养老金改革的方法，冻结“人均第一支柱”的养老金金额，将资金来源由“收入缴费型”转入“资产缴费型”

比如在荷兰，为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其将养老金改革的重点放在增加第一支柱的资金来源上。该国将第一根支柱的基金来源从“收入缴费型”转向“资产缴费型”，要求政府每年将相当于GDP总额0. 75%的原来用于偿还国债的金额划拨给该基金，以补充未来第一根支柱养老金的需求，这样在养老金支取高峰到来之前，提前进行资金积累工作，资金的积累计划到2028年终止。

我国可借鉴此方法，逐年将GDP的一定比例划拨给社保基金，用于填补现处于“空账”状态的个人账户及支付前述的转轨成本，将做实的个人账户交由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运作，其资产回报可用于抵减下年的GDP拨付额，从而使得做实的个人账户处于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之下，也能缓解老龄化所带来的支付压力。 2、利用庞大和过多的外汇储备建立主权养老基金以缓解老龄化为社保制度带来的财务支付压力

这种方法是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的一个通常做法，尤其近几十年来，许多经济体将其过多的官方外汇储备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分离出来用于建立主权养老基金，即完全符合应对老龄化的国际惯例，又可解决社保制度的财务压力。特别是在我国如今外汇储备过多，流动性压力过大的情况下，主权养老基金的合理筹集及运营，不仅能够满足老龄化所带来的未来社保体系财务能力的客观需要，还能实现官方储备的多元化投资以达到风险最小化的目的。

以加拿大主权养老基金为例，根据2007年11月9日发表的“季度报表”，“截至2007年9月底，加拿大主权养老基金的规模已达1231. 48亿加元，而2006年9月仅为1015. 54亿加元，一年增加了近220亿加元，在过去的五年里增加了一倍多，并且增量部分完全来自缴费，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挪威的世界第三大主权养老基金，基本与瑞典主权养老基金并驾齐驱，并列第四位。

从上图可以看出，加拿大的主权养老基金呈不断上升之势，我国也应汲取这方面的经验，利用庞大和过多的外汇储备建立主权养老基金以缓解老龄化为社保制度带来的财务支付压力

3、通过财政激励等方法刺激个人养老金产品的建立和提高

不少国家通过各种经济手段对企业年金给予税收优惠政策，以扩大这些国家第二根支柱“的覆盖面。政府财税政策对企业年金计划的鼓励体现在三个环节:雇主、雇员缴费在税前列支，从而减少应纳税额;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获得的收入免税或推迟纳税;企业年金支付阶段免税。这对企业和员工建立与发展企业年金起到巨大的激励作用。而且，不少国家都对缴纳给私人养老金基金的款项实行免税，这也有助于私人养老金基金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对养老金的支付压力。

我国现阶段虽没有分养老金为基本养老金、职业养老保障金和个人自愿购买的养老金三部分，但可借鉴西欧国家的这种做法，对一些可减轻国家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的投资渠道给予减税或免税措施，以鼓励这些个人养老金产品的建立与发展，像是对我国个人购买保险中含养老保险部分的可给予一定比例的免税。

篇（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加速，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关系日益密切，世界进入相互依赖时代，推动了国际组织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国际经济组织发展更为迅速，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产生于二战结束后。冷战后的1995 年成立的、有“经济联合国”之称的世界贸易组织，其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更标志着国际经济组织的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当前，国际经济组织对国际社会经济事务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影响惹人注目。为此，本文拟对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影响的层次结构、职能范围和影响的二重性进行探讨。 一、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影响的层次结构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非常显著地侵入发展中国家的主权领地内，它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从三个层面上形成影响。 1.最高层次的全球性经济组织(协定)的影响 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经济协调是由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组织负责的，例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其职能已不仅仅是协调国际贸易，而且几乎包括所有的世界经济活动。参加世贸组织的发展中国家在国内外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都必须严格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则，把许多经济主权让渡给世贸组织。这从最高国际层面上影响到发展中国家主权的行使。

2.中间层次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和协定的影响 作为经济全球化组成部分的区域集团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截至2001 年底，世贸组织得到通知的区域经济组织有200 多个，其中150 多个组织的协议仍在生效。 几乎所有的WTO 成员都参加了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有些WTO 的成员甚至成为10 多个区域一体化协议的成员。目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参加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这些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也在区域范围内进行限制和约束，而且这种约束和限制比经济性世贸组织更强。 3.最低层次的双边组织和协定 对于那些涉及两个国家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解决，单独依靠其中一国的调节是不能发挥作用的，需要通过双方的组织(协定)来协调，参加这些双边协定的发展中国家，在双边协定和组织生效后，就必须遵守有关协议，从而使本国主权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制。 例如，中国加入WTO 之前的中美最惠国待遇协定;2003 年6 月中俄两国签署石油管道的能源利用协定，这些都是裁定协定两国之间分歧、矛盾的准则，使两国主权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性、区域性及双边性组织(协定)的状况日益增多。这种状况从高中低三个层次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影响越来越大。 二、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影响的职能范围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经济组织对参与其中的发 展中国家的主权从多方面进行限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内外经济职能从多方面有限度地(根据协定)转移到国际性、区域性或双边国际经济组织中。

1.经济法规、经济原则、经济制度的创建职能 过去经济法规、经济原则、经济制度的设立都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发展中国家把其看作是主权不受侵犯的重要体现。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这种主权职能部分转移到国际经济组织中，国内经济政策法规、国内的经济体制要同国际接轨，发展中国家要执行国际经济组织制定的经济法规、经济政策，甚至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都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例如：加入WTO 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接受WTO 规则体系，其中包括有《关贸总协定》在内的20 多个具体领域的协定、议定书、决定、谅解等。

WTO 调整的领域从传统的货物贸易发展到服务贸易，从关税减让发展到非关税壁垒的限制和拆除。发展中国家国内制定的法规政策若与此有抵制的必须限期拆除。 2.监管职能 一般来讲，发展中国家有关制度的实施都是由本国政府执行的，是本国政府主权范围的事情，包括进出口关税的减让、国内贸易政策的透明化等。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监管职能转移到国际有关经济组织中去，由这些组织根据有关法则进行监督。例如：在经济方面，GATT、WTO 都有自己一套有效的监督惩罚机制。这种机制实质上侵蚀了一部分国家的经济主权，由于其规则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发展中国家受到的主权侵害更为严重。[ ZHLzwCom] 3.解决争端职能 在国际社会中，发展中国家解决国家间的经济利益矛盾是在国家政府间协商的。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扩大，不同国际主体之间的经济争端增多，日益复杂化，因此，国家主权范围内调节的局限性突现，国际经济组织开始介入发展中国家的有关国际争端，代行某些国家主权职能。

世界贸易组织在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则与程序中，全面规定了其解决争端的政治方法(包括协调、斡旋和调解)、法律方法(包括专家组审议和上诉)、裁决的执行与监督、救济办法等，还专设了争端解决机构(DSB)。世界贸易组织在争端机制解决上有突出的三点要求：其一，DSB 的裁决具有约束力;其二，有一常设上诉机构，受理关于法律问题的上诉;其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应当对违犯规则事件在多边争端机制下寻求救济，在裁决不能得到实施时可采取补偿和交叉报复的制度。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适用于该体制所管理的一切协议和决定，没有例外(P150)。 世界贸易组织解决争端具有安全、可预见、执法权威性等特征，从某种意义上代替了国家主权的经济职能，这将对发展中国家成员国的国家主权产生影响。世界贸易组织在成立后的前6 年，受理了200 多件贸易纠纷，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既有保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好的结果，也有损害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的不良后果。这些解决争端的机制在区域性经济组织中也存在。

例如，在发展中国家参加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组织中，就存在一个受理国家之间争端的制度，而且还平行地设有一个解决投资者和成员国之间争端的制度。在亚洲，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在1996 年6 月也成立了一个解决东盟各国内部贸易纠纷的仲裁机构。所有这些解决争端机构的设立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发展中国家主权职能的发挥。 三、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影响的二重性目前，对于经济全球化中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影响的认识，有一种较普遍的观点，就是意识到了挑战、侵蚀和冲 击等负面作用的严峻性。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主权处于不利地位的事实。但是，我们认为这还不够，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影响(第3页)还有另一面，即积极的一面，由于和国际经济体制接轨，加入国际经济组织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主权增强。我们把这两个方面的作用称作二重性。具体来讲： 1.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是促使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积极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动机之一。

主要表现在：其一，平台作用。一个是国际经济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主权受到伤害时，提供了解决争端的场所。例如，加入世贸组织前，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通过两国政府谈判解决。由于中国是处于弱势的经济实体，结果中国做出的让步很大，有的甚至伤及国家的经济政治权益。美国常常以中美经贸关系同中国人权挂钩来威胁中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虽然中国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纠纷、反倾销争端增多，但是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中国胜诉的次数也不断增多。 另一个是，在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内，发展中国家贸易争端机制的设立，提高了区域内发展中国家减少贸易摩擦，集体行使国家主权的能力，某些国家主权的平等让渡，获得了更大的国家权益，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行使也是有积极作用的。

其二，提升作用。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存在着许多问题，其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内外职能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方面，例如，市场经济管理措施的缺陷，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活动等，影响了国家主权的行使。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经济组织后，就必须同国际上先进的市场管理规则接轨，废除不符合国际惯例的法规、政策和制度，这固然会限制主权的作用，但同时也会使发展中国家抛弃原来旧的或存在缺陷的政策、法规和体制，接受国际上流行的政策、法规和体制，从而强化国家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生产力的适应性，有利于提升国家主权的行使能力。其三，保护作用。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利用主导地位对发展中国家基本主权进行限制和侵蚀，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维护主权的斗争及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力量的增强，在国际经济组织中也有一些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条例。

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就有关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准入和保护弱势产业的条款，发展中国家可以以此保护自己的民族产业。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就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对自己的弱势产业进行保护，例如，对汽车工业、农业等就采取了保护性的措施。在实践中，一些国际经济组织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了支持，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官方发展基金。尤其是作为世界银行“软贷款窗口”的国际开发协会，主要以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为贷款对象，向这些国家提供长期低息的贷款，以促进它们的经济发展。该协会在全球反贫困斗争中发挥着关键作用。GATT、WTO 属下的各项多边协定，也规定了不少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特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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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治理的历史与现实表明，国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体，全球经济治理实质上是国际社会的权力与结构格局及其变动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反映，全球经济治理主要针对全球经济发展与失衡带来的全球性经济问题，通过治理实现全球贸易、金融、货币、区域经济、国际经济机制的稳定与平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更加密切相连，一方面从全球经济发展与紧密联系中获益，另一方面国家经济发展也总是产生着或积极或消极的外部影响，即会产生溢出效应。同时，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很难长期保持国内经济与国际收支平衡，失衡是经济发展的常态，由此累积可能带来全球经济失衡，外部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带来严重的全球经济问题甚至危机。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经济一直在产生不均衡的影响，国内国际经济平衡（失衡）存在着直接关联，当前一系列的全球性经济问题特别是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都与当前的全球经济特点和结构、与这一平衡（失衡）状态密切相关，各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权力地位与责任义务也显得更加不均衡，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而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已落在了快速发展的全球化经济后面，面对失衡不断加剧带来的全球性经济问题，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更加迫切地被提上了全球议事日程。

21世纪以来，由于石油价格暴涨和世界石油需求日益增长，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产油国依靠源源不断的石油出口收入积累了巨额的石油美元。日益庞大的石油美元规模已经使沙特阿拉伯等海合会国家成为全球资本输出的重要来源地，巨额石油美元长期投资西方金融市场，为海湾国家带来了超出石油收入的财富，改本文由收集整理变了以石油作为唯一财富来源的旧有经济增长模式。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西方金融市场投资大幅度减少，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由于拥有巨额的石油美元趁机进军西方金融市场，像美国花旗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等老牌的西方国际金融机构，都要向海湾国家“讨钱”度日。姜英梅：《中东金融体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在美欧金融业深陷危机之时，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凭借雄厚的石油美元资本积极“抄底”参股美国和欧洲的银行，主权财富基金在危机期间频频亮相，向西方金融机构注资，积极调整自身运作模式，努力实现从石油资本到金融资本的转变，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非常引人注目。当前“石油美元”已经成为国际投资者最关心的词汇之一，在西方一直存在着石油美元冲击全球资本与金融市场甚至是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的声音。随着新一轮的石油价格高涨，石油美元的大量增加已经使产油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石油美元作为新的世界金融与资本权力经济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全球金融、投资与贸易结构与格局。石油出口国在2006年第一次超过亚洲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上全球资本流量的最大源泉，石油美元投资者拥有的海外金融资产总额在3.4万亿美元至3.8万亿美元，位列四大权力经纪之首。diana farrell， susan lund：“the new role of oil wealth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mckinsey on finance， no.26， winter 2008.石油美元日益成为目前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对当前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与投资的影响不容小觑。石油美元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主权财富基金、伊斯兰金融在全球经济金融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石油美元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平衡、金融与资本市场稳定、贸易与投资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因此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中重要的关注对象。

石油美元（petrodollar）最初是指20世纪70年代中期石油输出国由于石油价格大幅提高后增加的石油收入，在扣除用于发展本国经济和国内其他支出后的盈余资金。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解读石油美元：规模、流向及其趋势》，载《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3—4月。但由于石油基本是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的，也有人把产油国的全部石油收入统称为石油美元。按照石油美元的定义，石油美元的规模取决于石油价格、出口数量（外部需求）和石油出口国国内吸收能力三个主要因素，而全球流动性过剩、国际投机活动盛行是石油美元规模剧增的外部因素。常军红、郑联盛：《石油美元的回流、影响及政策建议》，载《国际石油经济》2008年第1期。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石油美元开始进入国际经济的视野，曾经出现过一波石油美元的。21世纪以来，新一轮的全球油价上涨再次让石油出口国获得了巨额的石油收入，石油美元的规模也随之水涨船高。根据美国能源部统计，2005年全球21个石油出口大国的石油出口收入高达7 428亿美元，较2002年的3 300亿美元超出一倍以上，也远远高于1980年的历史纪录。相对于其经济规模，石油出口国的经常账户盈余远远超过中国等东亚新兴国家。imf估计，中国2005年的盈余估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6%，而同年沙特这一比例高达32%，中东石油出口国的平均数字为25%，俄罗斯约为13%，挪威为18%。曹张伟：《石油美元的神秘走向》，载《经济》2006年第10期，第28页。产油国特别是海湾产油国由于拥有世界最大的石油储量、产量与出口量，成为石油美元的主要拥有国。据欧佩克的统计，2011年opec国家石油收入总额达到10 783亿美元，2002—2011年十年的累积出口收入超过6.2万亿美元。（见图1）近年来在国际高油价背景下，不论何种统计与预测，石油美元的规模都日益庞大，高达数万亿美元规模的石油美元已经成为影响全球贸易、金融与投资变动的重大因素。

与此同时，主权财富基金（swfs）是拥有最多石油美元的投资者，根据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swfi）估计，2010年底全球主权财富基金资产4.1万亿美元，近60%属于油气资源型，大多数位于中东地区，其中90%来自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海合会国家，其资产超过了1.4万亿美元，占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34.6%。usa， sovereign wealth funds institute， dec 2010.海合会成员国均根据自身石油美元和经济发展程度设立了不同规模的主权财富基金，中东国家主权财富基金都属于油气资源型主权财富基金，石油收入带来的石油美元是海湾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主要来源。石油美元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的规模提升和主动出击正日益深入地影响到全球经济体系，也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必须加以面对和重视的对象。

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美元体系中占有关键地位

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美元体系中占有重要而关键的地位。首先，沙特阿拉伯拥有全球最大的石油美元规模，也是全球特别是海湾地区石油美元的领头羊与风向标，依托全球最大的石油储产量，建立在石油出口收入基础上的石油美元使沙特阿拉伯在未来的全球石油美元体系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新世纪以来的新一轮油价上涨使沙特阿拉伯积累了丰富的石油美元，进一步扩大了沙特阿拉伯的资金实力与对外投资热情。2002—2011年的最近十年，沙特阿拉伯石油出口收入就达到17 950亿美元，石油出口收入带来的贸易顺差总额也达到近13 000亿美元，在全球产油国中石油收入比重最高。（见图2、图3）

其次，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美元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石油美元的格局与走向。自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不可动摇”的协议，沙特阿拉伯同意将美元作为石油贸易结算的唯一货币，美国通过沙特阿拉伯说服欧佩克其他成员国，石油输出国接受以美元作为国际石油交易的唯一结算货币。从那时起，美元与石油紧密挂钩，二者之间被画上了无形的等号，国际石油贸易几乎全部使用美元计价交易，石油输出国通过大规模出口石油换回了巨额的石油美元。石油美元在给石油输出国带去无数财富的同时，也成为维系美国的金融与经济霸权的新支柱。当时正值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国际经济格局变动和石油危机冲击下解体的关键时期，美国通过石油与美元的巧妙结合有力地维护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和美国经济霸权。正是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的“不可动摇”的协议奠定了石油美元机制的基础，美元成为全球石油贸易的唯一计价和结算货币，稳定了美元的国际地位。几十年来，以沙特阿拉伯与海湾产油国的巨额石油美元为主体的石油美元回流机制成为全球石油美元机制的主要内容与形式，极大地影响着全球经济、金融与投资市场的变动，以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为核心的全球石油贸易、石油美元流动体系在极大影响着全球经济体系的同时，也使沙特阿拉伯获得了更高层次的全球经济地位，成为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基础。

沙特阿拉伯与美国在石油美元机制与安全领域的特殊关系更进一步凸显了其权力地位，而沙特阿拉伯也通过自身在海湾地区与中东地区的巨大影响力在全球石油美元机制以及石油贸易体系中发挥着稳定作用。2001年“9·11”事件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都曾有报道说沙特阿拉伯从美国撤出了部分投资并带动海湾国家数千亿美元资产的流出，引起了整个美国金融市场震动，并造成美元汇率下行，而沙特阿拉伯政府或官方人士出面否认有力地稳定了美国金融市场与美元汇率。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元不断贬值，采用与美元挂钩的汇率政策使海湾国家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也使海湾国家的石油收入面临缩水与损失。2007年科威特放弃了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其他产油国也日益动摇，但沙特阿拉伯则坚持里亚尔与美元挂钩的政策不变，基本维持了海湾地区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第三，沙特阿拉伯在海合会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其经济政策与行为具有标杆性的引领作用，这使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影响力在海合会的依托下呈现出放大效应。海合会国家经济实力较强，特别是依托巨额的石油美元积累了强大的资金实力与金融实力，是全球资本与金融市场上的重要力量，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也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作为拥有世界最大的石油储量、产量与出口量的产油国群体，海湾国家历来都是石油美元的主要拥有者，是主权财富基金的集中地，也是全球伊斯兰金融的中心。建立在巨额石油美元与庞大主权财富基金基础上的雄厚资金实力与投资能力使海合会成为影响国际金融与投资动向的重要力量，在西方国家的巨额投资与金融资产成为影响当地金融与资本市场的重要因素，而不断多元化的投资也影响着全球投资与金融的发展。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及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协调海合会国家在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的共同利益，在不断推进内部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同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采取了比较一致的政策措施，在国际石油贸易、石油美元、石油金融、伊斯兰金融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等问题上形成了更大的国际影响力，这使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呈现出放大效应，也使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可以发挥出更大作用。在作为海合会国家经济与财政支柱的石油收入上，沙特阿拉伯占到海合会六国石油收入总额的52%以上，如2011年为53%。相应地，沙特阿拉伯在海合会国家的石油美元规模中也占据较大份额，而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的支配与流动影响着海合会国家的整体流向情况。（见图4）

更为关键的是，沙特阿拉伯在建立于石油美元基础上的对外投资、海外资产、主权财富基金等方面几乎均占有优势与核心地位，在这些领域的对外政策与行为中具有引领性作用，沙特阿拉伯在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以及伊斯兰世界等更大范围的经济治理中可以发挥出更大的协同效应与集体影响力。海湾国家是中东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地，而沙特阿拉伯对外投资占到了阿拉伯国家之间投资总额的40%。据海合会统计，2009年沙特阿拉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存量为1 472亿美元，占到gcc总额的53%；同年对外直接投资（odi）存量为403亿美元，在gcc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大约30%左右，但如果加上金融资产投资所占比重将大幅提高。欧美国家是海湾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流向地，也是其海外资产的主要所在地，沙特阿拉伯的政策导向影响到海湾国家甚至整个中东国家的对外投资与资产政策，也影响着全球石油美元回流机制以及西方国家金融市场。相对来说，沙特阿拉伯虽然拥有海湾国家中最大规模的石油美元规模，但其对外投资策略比较保守，在主权财富基金、伊斯兰金融资产等方面也并没有占据绝对优势。但沙特阿拉伯的经济金融政策依然主导着海合会的区域经济合作，石油美元以及主权财富基金、伊斯兰金融资产等能否在海合会内部和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及其在全球的发展前景也基本取决于沙特阿拉伯的政策与支持力度。

石油美元对沙特阿拉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分析

石油美元是沙特阿拉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权力基础，沙特阿拉伯凭借巨额石油美元在全球金融与投资格局中具有了日益重要的地位，石油美元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威力让世界重新认识了其重要作用，而主权财富基金的崛起更加强了其全球资本大国地位。在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而又危机频发的今天，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以及主权财富基金是国际资本市场上不容小觑的重要力量，西方国家也希望借助沙特阿拉伯等国的雄厚资金实力帮助自己渡过当前的难关。随着g20在金融危机后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沙特阿拉伯作为g20成员之一在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作用和影响力日益扩大。

第一，石油美元的庞大规模日益影响到全球经济失衡及其治理，也进一步突显了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从全球贸易治理来看，沙特阿拉伯在全球贸易带来的经常项目失衡问题、对外发展援助以及大宗商品市场的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石油生产与供应国，通过出口石油等自然资源积累起了巨额石油美元财富，是全球主要的贸易顺差国和盈余国之一，也使其成为全球经济、贸易、金融和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与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受到高度重视。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对外贸易规模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连续多年实现大额贸易顺差，从2002—2011年的十年中累积实现贸易顺差就高达12 571亿美元。根据美联储统计数据，截至2012年3月，沙特阿拉伯外汇储备达到了5 460亿美元，仅次于中国和日本而排名世界第三。作为全球主要的经常项目顺差国，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与东亚新兴经济体一起成为全球经济失衡治理的重要角色。外汇储备水平极大地影响着国家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脆弱性，经常项目的贸易盈余增加了沙特的外汇储备，有利于增强其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但如何对巨额贸易盈余进行有效利用和保值增值也是沙特阿拉伯等贸易盈余国家的重要目标，这一问题在近年来美元不断贬值的背景下变得更加突出。全球贸易失衡的治理特别需要g20框架内发达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共同努力，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e11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全球贸易失衡上处于不同的地位，互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与顺差国，问题的解决需要各个国家的长期协调合作。因此，在石油美元日益壮大的背景下，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维持长期贸易平衡与可持续增长既是沙特阿拉伯的政策目标，也是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之一。

第二，依托巨额石油美元，沙特阿拉伯的金融实力与影响力不断上升，成为全球金融市场及其治理的重要参与力量。石油与美元的结合让沙特阿拉伯获得了巨额财富，依托石油美元财富的资金与金融实力获得了飞跃式增长，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沙特阿拉伯也日益卷入现行的全球金融货币体系，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巨额石油美元回流西方市场有力地维系了全球金融市场平衡。沙特阿拉伯凭借较强的资金实力积极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建设与改革，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份额与投票权大幅提高，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获得了单独董事席位，目前是imf的第七大出资国。沙特阿拉伯货币局（央行）的资产规模不断扩大，而在境外资产结构中大部分是美国国债。随着近年来石油收入剧增，沙特阿拉伯的全球金融资产规模不断扩大，广泛地涉入西方金融市场，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沙特阿拉伯等国为花旗、美银等西方主要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援助，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受到全球瞩目。另一方面，石油美元机制以及沙特阿拉伯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在当前美元贬值、信用下降的背景下，沙特阿拉伯等产油国的金融政策也深刻影响着美元的国际地位。“9·11”事件后英国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撤出大量对美投资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传闻沙特阿拉伯计划取消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都使美元汇率显著下跌，而沙特阿拉伯官方出面否认后美元价格得以恢复，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正是由于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经济与欧美国家联系密切，十分关注西方国家经济金融形势，海湾国家为了维护目前其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也不得不将石油美元再投入购买美元资产，以维护自身经济稳定。但近来对这一政策的质疑声越来越大，因为沙特阿拉伯贸易盈余和美元储备的增加会加大本币升值的需要，而本币与美元同步贬值会极大增加本国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近年来国内通胀压力一直较大。沙特阿拉伯也有逐步调整其外汇储备构成、降低对美元依赖的长远需要，在2011年美国债务危机、2012年美国财政危机显现时，沙特阿拉伯国内都出现了国外金融资产安全性以及改革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争论。当然，沙特阿拉伯认为对美元的投资风险相对较低，其执行的与美元挂钩的货币政策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它确保本国经济与全球最大经济体挂钩，保护国内金融机构免受外部危机过度冲击，限制外界对本国货币里亚尔的炒作。由于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在西方金融资产的巨大规模以及牵涉到与此关系密切的美元汇率问题，也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沙特阿拉伯作为海湾金融大国，其金融政策动向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力，同时也使沙特阿拉伯在当前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中获得了更大话语权。

此外，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金融”领域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在石油金融化的背景下，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与供应国，沙特阿拉伯可以发挥自身在世界实体石油经济体系中的巨大影响力，努力将自身的石油实力与国际社会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治理结合起来，共同应对石油金融市场的巨额投机行为与剧烈波动现象。随着伊斯兰金融的兴起，沙特阿拉伯依托自身较强的经济基础和金融实力在全球伊斯兰金融体系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作为巨额石油美元的拥有者也使沙特阿拉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全球伊斯兰金融的发展前景。

第三，沙特阿拉伯依托巨额石油美元成为国际资本和投资市场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其投资走向和由此带动的海湾地区及全球石油美元的投资动向深深地影响着全球投资市场及其格局。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投资主要分为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两个部分，其中沙特阿拉伯货币局作为沙特政府主管对外投资的官方机构，其对外投资可以从其拥有的海外资产中窥知一二。2012年沙特阿拉伯货币局海外资产总额达到6 627美元，如果加上其他渠道以及私人对外投资规模将更大。（见图5）沙特阿拉伯民间资本丰富，据预测私人资本总量为10 000—20 000亿美元，这些资金除小部分投资在国内外，大部分投资于海外的不动产、股市、证券等。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主要投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其货币局持有的美元资产比例最高，这与它一贯保守的管理方式以及坚决维持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是分不开的，主要投向美国市场的做法也与沙美特殊关系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美元持续贬值、经济危机以及限制因素的增多，沙特阿拉伯也在考虑调整其全球投资方向，而新兴国家的崛起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也使投资渠道、对象增多，投资的多元化也是大势所趋。有沙特阿拉伯经济学家指出，美国财政悬崖和经济衰退将严重威胁沙特阿拉伯等国在美投资，并严重影响海湾国家的经济，蕴含着经济风险，沙特阿拉伯对外投资及外汇储备的90%都与美元相关，一旦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国债务出现政策调整，沙特阿拉伯经济将难以避免地受到影响。转引自中国驻沙特使馆商务参赞处网站http：//sa.mofcom.gov.cn/article/jmxw/

当前，主权财富基金的日益活跃以及被察觉到的非经济意图引起许多国家的担忧，对主权财富基金进行治理是必然的趋势，也成为全球投资治理的重要内容，而沙特阿拉伯以其重要地位在有关石油美元与主权财富基金的国际制度、规范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托于石油美元的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规模目前虽然并不是最大，但从前景来看必然日益扩大，地位不断上升。无论按照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swfi）还是英国伦敦国际金融服务机构（ifsl）的统计，沙特阿拉伯的主权财富基金规模占全球的11%，占本国gdp比例的86%。从单只基金来看，沙特阿拉伯外汇控股（即沙特货币局）占全球第三位，约有4 391亿美元资产。由于沙特阿拉伯货币管理局（ sama） 同时承担外汇管理和主权投资的职责，因而研究者对于该机构是否属于主权财富基金范畴以及基金规模测算等问题有不同观点。2008年5月，沙特宣布在“公共投资基金”（ the public investment fund，pif） 内设立一支独立从事主权投资的基金，规模为53亿美元。沙特阿拉伯作为石油美元与主权财富基金的主要拥有国之一，加之对其他海湾国家石油美元与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引领性的影响力，一方面使沙特阿拉伯在石油美元与主权财富基金的全球治理中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必然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认为海湾国家不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或不稳定的根本原因，石油美元与主权财富基金本身并不具有“原罪”，其治理牵涉到全球经济金融、投资体系及其变革，需要各国的共同参与，而沙特阿拉伯在这一治理进程中可以发挥出自身独特的作用。

第四，g20成员国的身份进一步凸显了石油美元大国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随着金融危机之后g20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机制与平台，沙特阿拉伯作为g20中唯一的阿拉伯国家、产油国的代表以及巨额石油美元的掌控者，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受到世界关注。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巨额石油美元及其回流机制在全球贸易、金融与投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g20在诸多重要领域中的治理效力离不开沙特阿拉伯的积极参与和作用发挥，沙特阿拉伯的积极参与也提升了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权力地位与治理效力。鉴于石油美元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石油金融、伊斯兰金融等与沙特阿拉伯关系密切的全球经济元素的地位不断提升，对全球经济与贸易、金融与投资等方面的影响日益扩大，沙特阿拉伯在其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使其在相关的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据g20议题对沙特阿拉伯的影响大小与沙特在应对该议题中发挥作用的高低为主要标准进行统计，2008—2012年g20共举行了七届峰会，主要议题大约共有31项，与沙特阿拉伯高度相关的大约有16项。

石油美元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使沙特阿拉伯在全球金融和投资体系中具有独特的代表性与较强的影响力，依托g20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g20各国同时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的经济协调行动。依托多年累积的巨额石油美元，沙特阿拉伯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提出了高达4 000亿美元的财政开支计划，为本国与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受到了g20与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同时沙特阿拉伯全力支持g20及其他有关国际金融机构为挽救世界经济做出的努力，沙特阿拉伯作为g20成员、全球经济大国之一积极参与了历次有关联合声明与经济协调，共同反对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与其他g20成员国一道履行了峰会达成的有关承诺，不奉行投资保护主义，减少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等。在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由unctad、oecd联合的8期《g20国家贸易与投资措施报告》中可以看出沙特阿拉伯反对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的努力。2008年以后g20中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不同种类的贸易或投资限制措施，沙特阿拉伯没有采取相关措施，特别是没有一些国家采取的以国家安全为由的相关限制措施。

篇（4）

在当代，中国作为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大国既受惠于经济全球化及其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全球化提供的重大机遇，又面对着它们提出的主权方面的严峻挑战。如何在金融全球化日益加快的进程中积极而审慎地对待金融全球化、切实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是中国政府必须审慎考虑的重大问题。

一、 金融全球化及其表现

金融全球化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它既可以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也可指现代金融制度在全球的扩展，使世界各国金融政策趋同化，还可以指金融风险意识和金融全球监管共识的达成。金融全球化主要的含义应当是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从而使各国经济与金融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的一种客观历史趋势。

金融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一是金融自由化。20世纪8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纷纷进行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金融自由化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条件。二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金融电子网络的形成，证券交易所或证券交易系统的联合或合并，全球性、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和大批离岸金融市场所构成的覆盖全球的金融市场运作体系，标志着全球统一的 “24小时”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实现了金融交易的全球化。三是金融创新和金融资产的膨胀化。从 20世纪60年代起，各国金融机构先后掀起了金融创新浪潮，随后生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资产迅速增长，不断扩张，全球经济虚拟化。四是国际金融证券化。它包括资产证券化和融资证券化。据不完全统计，仅1996年到 1998年上半年，亚洲市场上通过公开方式发行资产证券达 30多亿美元。从融资方式来看，20世纪 80年代以后国际债券的地位逐年上升，1985年国际债券在国际筹资总额中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国际信贷，占国际筹资总额的58.9%。五是国际金融资本规模膨胀，全球经济频繁波动。

1990年以来，国际金融资本规模急剧扩张，无论从总量上还是速度上已经远远脱离了世界贸易和世界总产出等实物经济指标的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内生波动性和全球金融资本无限供给，自由流动，导致金融市场剧烈波动，金融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更为频繁。六是金融监管国际化。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金融资本巨额流动于各个金融市场，特别是短期投机资本的追逐投机，潜在的金融风险随时都会发达。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巴西的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各国都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巨大破坏作用，金融安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安全首要关注的问题，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越来越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塞尔协议”、“清迈协议”等的签署，各个层次上的国际银行监督合作的空前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更趋国际化。

二、金融全球化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

在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对外开放不是迫于“胡萝 b加大棒”压力下的开放，而是出于发展经济的自发选择。实行金融开放并逐渐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进程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与国际金融的互动是一种良性互动。

篇（5）

国际货币体系是在国际经济交往过程中，用于调节各国货币金融关系的一整套国际原则、规定、制度安排与组织形式。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能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制度保证，促进世界贸易与资本流动，而且可以让世界各国更充分、更公平的分享国际分工与合作的利益，推动世界经济顺利发展。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产物。它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深化，不断的调整和改革。

国际货币体系先后经历了金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国际储备货币不断演进、发展的过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是国际储备货币的选择。“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是国际金融专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Triffin）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的。他认为，以一国货币作为国际清偿手段和储备资产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其它国家需要通过对该国国际贸易逆差买入该国货币，增加本国的国际储备 (即国际清偿能力)，这必将造成该国逆差、货币信用下降，动摇该国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基础；反之，该国若要维持本国国际收支平衡、稳定币值，其它国家国际储备规模又将受到限制，导致其国际清偿能力不足，影响到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的增长。以单一货币作为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的货币体系面临清偿能力和货币信用的两难选择。

二、特里芬难题与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

特里芬难题是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提出的，但它同样揭示了牙买加体系下隐含的内在矛盾，解释了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牙买加体系的一个特点是国际储备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就目前情况而言，美元在各国的储备中所占份额仍是最高的。其他国家储备美元数量越多，美国对外的负债或赤字就越大。国际市场上美元流动性过剩。同时，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刺激本国经济增长，美联储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连续13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扩大货币供应量。货币的扩张和低利率的环境降低了借贷成本，促使购房者数量大量增加。众多投资者投资于房地产市场，导致了房价连续上升。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andpoors）的有关数据显示，从2000年1月到2006年6月，美国前10大城市(1O-citycomposite，CSXR)房价指数从100上升到226，上涨了约l26％，在历次上升周期中涨幅最大。高房价带来了高收益，吸引了大量投资者购入房屋以期升值。这些购房者的购房目的不是个人居住，而是为了出租或出售。房价的大幅上涨和购房投资构成了交互性推动。过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了通货膨胀，资产价格出现泡沫。

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流动性过剩及其自身的通货膨胀，最终导致了美元的贬值和国际地位的下降。为了维护美元汇率的稳定，保持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联储转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自2004年6月连续17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试图回收美元流动性。随着联邦基金利率的不断上调，房屋贷款利率也不断升高，到2007年已达6.7％。还款利率上升，还款支出大幅增加，加重了贷款购房者的还款负担。由于次级贷款还款人还款能力有限，还款违约开始增加，到期未付率自2006年二季度起的11%升至2008年一季度的l9％。贷款利率上升，同时也导致购房者大幅减少，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2006年，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下行趋势。2006年6月到2008年7月，房价指数从226下降到l78，下降了约21％。房贷违约率的上升和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对金融业和原材料市场、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一系列冲击。美联储在回收流动性的同时，挤破了资产泡沫，最终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事实证明，依靠单一主权国家货币来充当国际清偿能力的货币体系必然会陷人“特里芬难题”，具有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我们认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货币，不是某一个中心国家的货币，而更应当是多个国家的货币所组成的“一篮子”货币，是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

三、特别提款权作储备货币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特别提款权自1970年1月正式开始发行以来，定值方式经过了一系列的演变。最初，定值为0.888671克纯金，即当时1美元的价值。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特别提款权开始以一篮子货币定值，篮子货币的组成是过去5年它们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相对重要性的反映。1980年起，特别提款权根据1975年到1979年世界最大的五个商品和劳务出口国的货币定值，并规定每五年调整一次。目前，特别提款权的构成是2006年确定的，篮子货币计价资产是44％的美元、34％的欧元、日元与英镑各11％。特别提款权具有天然的“一篮子”货币的性质，而这正是今后国际储备货币的改革方向。

特别提款权做国际储备货币具有天然的优势，但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信用资产，要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资产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首先，拓展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完善特别提款权的货币功能使之成为能直接对外支付的交易媒介。一是减少、取消限制特别提款权使用和交易的规定；二是增强特别提款权的流动性，允许官方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相互转让特别提款权，鼓励私人部门持有和使用特别提款权，消除流通障碍。特别提款权只有能够在世界贸易中自由广泛使用，才能逐步发展为国际货币，其价值才能由市场来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才能逐步具有世界性中央银行的职能。

其次，提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性。二战以后美国一直在国货币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尽管19世纪60年代起美国开始逐渐衰落，但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提款权的推行和扩大使用，会在根本上动摇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因此特别提款权作用的进一步扩大，意味着各国，特别是美国，放弃部分货币主权。这需要有相关国家的支持与合作，也同样依赖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世界性中央银行权威地位的确立。

第三，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提款权份额。对于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家而言，其持有的国际储备除了特别提款权和黄金之外，还有包括其本国货币，储备充足。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储备则相对紧缺。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提款权份额，有利于增强其国际购买力、提高其筹资能力。这对于预防债务危机，促进国际贸易、深化国际分工，以及稳定国际金融局势都有着长远意义。

参考文献

1、韩宝兴，从“特里芬难题”看美元扩张及其影响，中国金融，2009年2期。

2、黄泽民，国际货币体系的危机传导机制及改革的方向，中国货币市场，2008年12期。

3、罗伯特·特里芬，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年。

4、李若谷，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与国际资本市场发展前景，中国货币市场，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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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吴剑芸，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历史背景、作用及其崩溃，经济学家，2OO4年l1月。

篇（6）

2007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了针对2007—2008年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在2007年至2008年，世界经济仍然看好并能继续强劲增长”，“未来的总体风险看来要比6个月前来得低”（IMF，2007）。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是相当的乐观。然而，紧随而来的一系列危机似乎超出人们的预期。这使得世界经济遭受空前的冲击。Mundell（2011）认为这一系列危机包括四个阶段：（1）美国次级债券危机；（2）美元的升值和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3）美国和全球经济衰退；（4）欧洲债务危机。

从2001年开始，美国的低税率、低利率和低汇率使得美国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本市场过度繁荣。信用评级低于正常水平的高风险次级债券被大量发行。这些高风险债券也成为追求高回报的投资银行看好的投资产品。2007年夏，美国住宅抵押市场转向，房价下跌。银行业持有的大量以房产为抵押的证券（包括次级债券）价格下跌。按照会计准则中的市场定价（mark-to-market）规则以及反映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巴塞尔协议，银行业开始大量举债来填补银行资本的折损。美国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公司出现巨额亏损，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由次级债券引发的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在此期间，由于全球范围内美元的融资渠道被打破，出现对美元需求的全球性短缺，美元升值（徐以升，2011）。强势美元使得美国产品竞争力下降，房地产市场价格进一步下跌，美国经济衰退并直接或间接通过投资、国际贸易等渠道传递到全球。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Mundell，2011）。目前整个危机仍然继续着，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危机显露的重点会不同。

本文分为三部分。首先，着重分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各种原因。其次，分析欧元可能增加的波动性风险。最后，提出我国企业如何规避欧元汇率波动风险。

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美国的次级债券危机造成全球经济发展趋缓，进而使得原本经济发展不畅的部分欧洲国家，尤其是希腊等国家出现国家主权债券违约的可能。这些国家包括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爱尔兰(Ireland)、希腊(Greece)和西班牙(Spain)等国家（简称PIIGS欧债危机五国）。希腊等欧债危机国家出现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不仅仅是个别国家经济出现问题，而是有更深更广的原因。这涉及欧洲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在最初制度设计上的缺陷，高福利经济制度的局限性，欧盟规章制度的约束力有限以及全球化带来的贸易和金融方面的外部冲击等因素。

1.欧元区财政制度上的缺陷。1961年Mundell在他的论文中提出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的理论，在由几个国家或地区整合的市场区域中，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使用同一种货币或是有紧密联系汇率的几种货币，能减少参与成员国或地区之间的汇率波动，从而使得货币区社会总财富最优化。该理论在Mundell提出后，Mckinnon(1963) 进一步提出：越开放的经济体，国际商品价格的波动会直接或间接传递到国内商品价格上，结果使得汇率作为调节国际收支平衡工具的作用越小。Kenen(1969)又提出：进出口中，生产和消费多样化能减少外部对特定行业的冲击。因而，含有多样化生产和消费的伙伴国家，能够用更少的成本应对外部的冲击。这样的伙伴国家能更好获得单一货币区的好处。

正是在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指引下，欧洲经济一体化得到逐步的发展。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定签约国统一采用欧元。欧元在2002年1月1日开始起用欧元货币，成为欧元区法定货币。使用欧元的各个成员国，放弃发行本国货币的权利，而统一使用欧元。欧元的货币政策由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负责。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各个成员国对内使用同一货币，对外实施浮动汇率制度。欧洲中央银行采取盯住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目标。从法律层面上，要求欧元币值稳定。欧元区成员国采用同一货币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减少成员国之间的结算成本，增加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但是，欧元的先天不足之处是：各个成员国仍然有自己独立的财政政策的制定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不统一，为目前的欧债危机发生埋下伏笔。由于各国无法应用货币政策（使得货币升值或贬值）来调节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各国只能使用财政政策来调节。一些欧元区成员国政府为扩张财政，过度运用债务杠杆，使得公共和私人债务比率上升，甚至面临国家财政有可能出现经济意义上的破产情况。 转贴于 　 2.高福利经济制度的局限性。希腊等债务缠身国家，失业率高，经济发展停滞。在加入欧盟之前，这些国家的融资成本很高，本国货币币值低。在加入欧盟以后，由于采用统一的货币欧元，币值升值（实际上是币值高估），同时采取和其他欧元核心国家相同的利率，极大地降低了融资成本，使得希腊等欧债危机国家的公共和私人债务激增。同时，这些国家在福利政策上采取与德、法等欧元核心国家相同的福利水准，使得政府的公共开支增加；在欧债危机国家，欧元的币值所内涵的实际汇率高，这些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因为币值高而下降，导致国际收支逆差，失业率增加。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欧债危机国家富余的劳动力如果能转移到其他国家就业，也能维持经济均衡。但实际上，由于文化、语言等现实因素，理论上期望的移民大潮并没有出现（余永定，2010）。对待增加的失业人员，政府按照高福利的水平要支付昂贵的失业救济，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由于货币政策的丧失，政府要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只能通过增加债务的方法。

3.“稳定与增长公约”约束力有限。1997年欧盟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其目的是保持欧元区的稳定。该公约规定欧元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如果超过规定，欧盟委员会会要求成员国在一定时间框架内减少过量的财政赤字{1}。按照该公约，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如果连续3年超过该国GDP的3%，该国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其GDP的0.5%的罚款。但是事实上，该公约出台不久，德、法等欧洲大国即超过公约提出的限制比率，但并没有遭到惩罚。使得该公约的信誉造到极大损害。其他欧洲小国政府更是不断增加财政赤字来应对经济衰退。如何增加财政政策实施的纪律性，已经是成为摆在欧盟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4.经济体的外部冲击。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在客观上为PIIGS欧债危机国家受到区域外的经济危机的冲击提供了条件。始于美国的次级债券危机，造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使得原本经济脆弱的PIIGS等国家，首先暴露出其主权债务超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趋同标准。与此同时，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连续下调危机各国的主权债务评级。国际投机机构大肆看空欧元的炒作，进一步加剧了欧元债务危机。

二、欧元汇率波动的可能因素

从经济理论角度分析，影响汇率的因素主要包括：通货膨胀、利率、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等。

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对货币汇率有影响。但由于欧洲中央银行从法律上要求以通货膨胀目标制（年通货膨胀率2%）为货币政策目标，欧洲中央银行不可能实施让欧元对内贬值的通货膨胀政策。这样，欧元区是否能保持经济增长并改善国际收支平衡，成为长远来看影响欧元汇率的主要因素。尽管欧元区有各种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欧元区解体的可能性不大，欧元区更有可能通过解决这次欧债危机而加速欧洲成员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整合进程。Eichengreen(2010)指出，如果欧元区解体，各个成员国在经济、政治、程序和法律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障碍。如果各国重新启用本国自己的货币，会对各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比如，德国是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国家。如果重新启用德国马克，德国经济会因新马克升值而致出口竞争力下降；而PIIGS等欧债危机国家会出现本国货币贬值，资产缩水，资本外逃，融资成本增加，债务负担恶化。同时，欧元也是欧洲经济一体化，进而政治一体化的重要基石。任何国家退出欧元区，意味着在与欧洲其他国进行政治、经济以及外交领域的博弈中，将因缺失主导权而被边缘化。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各国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里面并没包含成员国退出欧元区的规定。事实上，从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盟以及各成员国政府积极筹集资金拯救危机各国，也表现出各国政府维护欧元区统一的政治决心。这些努力也增加了市场对欧元长期远景看好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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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2011年，是内忧外患多种因素繁杂交织的一年。 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发酵，主权信用危机恶化，欧美各国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全球经济再度衰退的忧虑充斥市场。整体来看，欧债危机是中国外部经济面临的一场重要危机，怎么应对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探究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之前，我们先简单谈一下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欧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1、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高赤字

如果将债务杠杆比喻成潮水，那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政府联手利用公共财政的“再杠杆化”掩盖了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化”。但是这种掩盖是暂时性的，自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人们最常想起的词语就是“高赤字”。

2、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欧元区经济政策结构不平衡

欧元区现阶段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然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常年的不对称性使得各项矛盾和问题得以积累。在08年全球次贷危机的冲击之下，矛盾开始暴露，直指主权债务危机。尽管货币一体化为欧元区成员国政府搭建了更大的融资平台和竞争优势，但是由于经济状况的差异而形成的不对称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些优势。另一方面，欧元区签订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并没有完全遵循最优货币区的要求，各国的实体经济结构不尽相同，这样更容易遭遇“不对称冲击”的影响。由于各成员国经济周期不同步，欧元的诞生也未能显著缩小这种差异。同时欧洲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的选择上，无法也不可能满足成员国不同的货币政策偏好，从而增加了危机蔓延的可能性。

3、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历史原因：高福利政策

高福利意味着政府的高支出，必然伴随的则是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使得欧洲各国在经济发展上缺乏一种活力，并且在财政支出上远高于非高福利国家。不得不说，高福利是高赤字的一个重要源头。

二、欧债危机给中国的影响

欧债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断显现出来。欧美经济的不景气，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由于中国的经济主要还是外向型经济，出口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出口的下降，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各个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

（一）导致人民币“升值”

最近在欧债危机的冲击下，避险资金纷纷转向美元资产，随着美元走强，人民币也跟着升值。从1月4日到5月28日，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升值达到15.9%；同期人民币对英镑升值了10.7%。在不到半年时间内，人民币已经因欧洲债务危机而对主要非美货币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人民币“被升值”还将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调整。

（二）影响中国对欧洲国家出口

由于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中国出口到欧洲的产品价格竞争力下降。出口企业如果用欧元和英镑收汇，则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此外，由于欧系货币贬值，欧盟对中国动出口将会增加，中国的贸易盈余还可能会继续下滑。

（三）外汇储备缩水

欧元和英镑贬值，将使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出现缩水。我国防范外汇资产的缩水问题，必须采取动态的资产管理模式，即不仅需要关注投资的收益，也要关注汇率变动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化，以保证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 转贴于 　（四）投机资本流入可能增加

现在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升值，欧元和英镑投机资本流入同样可以获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因此防范走弱货币如欧元和英镑等资产的流入。

（五）欧债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对中国的外需影响较大

欧债危机已经影响了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恢复步伐，同时还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欧洲国家经济恢复增长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外需短期内继续承压。

三、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一）财政刺激计划要在可控的范围内，把握好财政赤字的“度”

目前我国的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是不能太乐观。因为首先，我国地方政府仍然存在“GDP考核观”，使得地方政府盲目举债搞发展，财政入不敷出；其次，当面临经济下行是，政府刺激计划会使财政负担加大，可能造成通胀的压力以及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所以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构与债务负担，做好债务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

（二）注重转方式、调结构，由投资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

希腊的局面警示我们不能过分地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出口是我国促进经济发展的杀手锏，但是这种方式极易受到外部冲击。从长期来看，出口导向型模式是不可维持的，中国应该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转到以内需为主，扩大内需是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环节，消费是拉动经济更好更长效的动力。此外，在出口战略上，将主要向欧美国家出口转向亚洲新兴国家、东盟、非洲国家的出口，出口产品也应全面转型升级。

（三）与国际接轨，增加中国财政的透明度

目前中国财政透明度整体较低，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中国应与国际接轨，加强与国际机构的沟通、协调，缩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财政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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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信用评级源于美国，20世纪初，约翰·穆迪创办了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经历了3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评级机构征服了投资者，从此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中国的资信评估公司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展的，1987年成立的吉林省资信评估公司是中国的第一家资信评估公司。1997年有9家公司可以从事企业债券评级——大公、中诚信、北京长城等。1998年，中国的诚信证券评估公司与惠誉国际信贷评级公司成立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信用评级公司——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现在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业务日趋复杂，多数公司难以依靠自己的力量选择合作者，因此特别重视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评级的变化往往会直接影响到社会对一个经济体的信心，因此评级结果对经济体至关重要。

二、从两次危机中分析评级机构的角色与作用

（一）东南亚金融危机

1.东南亚金融危机简介

1997年危机爆发后，以穆迪公司为代表的国际金融评级机构一直表现活跃，对金融危机的加深和蔓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97年4月，穆迪降低泰国主权信贷等级后，又降低了泰国三家主要银行的信贷等级，并称此举是泰国经济和金融形势恶化的必然反映。穆迪的降级行动非常引人瞩目，成为投机者攻击泰铢的信号，最终引起了金融危机。其后的一年里，穆迪公司及标准-普尔公司又降低了韩国、日本等国的债信等级，严重损害了东亚金融体系的稳定，打击了经营者和投资者的信心。1998年7月至1998年9月，三大评级机构前后60~70次降级、“观察”或“负面”通告，多次下调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主权信贷等级，引起区域性股市震荡有10多次，对具体国家（地区）股、汇市的负面冲击则更为显著，印尼、马来西亚和俄罗斯等国由于多数重要债信指标被降为“垃圾级”，陷入严重信贷危机，进出口受阻，加剧了经济的恶性循环。

2．评级机构对东南亚危机的影响

（1）消极方面

马来西亚、泰国和香港政府都曾表示穆迪和标准-普尔的评级结果不公正、不客观，指责这些评级机构忽视东西方文化和经济体制的差异。目前知名国际评级公司均是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立场等都是西方国家的。它们基本遵循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思路，专注于债权人的风险，强调金融自由化和透明度。有些国家和地区若不照章办理，必然面临被降级的威胁或现实。在金融危机中，评级机构对问题成堆的日本和俄罗斯网开一面，而严密监视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状况，不能不让人怀疑其政治上的目的。即使从技术上看，国际评级机构的结论也往往有失明察。当穆迪宣布将香港的外汇信贷等级列入可能调低评级的观察名单时，遭到激烈评论，最终被迫检讨。东亚一些经济体金融状况的败坏早有征兆，但穆迪等在危机前并未充分重视，却赋予这些经济体较高的债信评级，鼓励了盲目放贷，扩张了金融泡沫。很多亚洲国家却将穆迪公司的信用评估与索罗斯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对各国造成了损失。事实上，不少国家表示在亚洲国家陷入金融危机之际，他们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不是批评。

（2）积极方面：

评级机构主要依赖公开信息进行分析，在当前缺乏统一的金融机构透明度标准，一些经济体严密封锁的情况下，要求评级机构独具慧眼也很难。评级机构的不少降级举措，对一些国家造成较重的现实损害，其出发点和效果值得质疑，政治和道义形象欠佳，但评级公司在危机中作用的发挥，却有符合经济规律的成分，因为评级公司确实承担了强制纠偏的职能。评级机构大多数结论，如实反映了一些经济体的事实经济状况，有利于避免进一步的信贷危机，保证借贷人利益，有助于有关国家和经济体正视问题，加速金融整改。如印度核试验后，穆迪和标准-普尔随即对其主权信用评级进行降级，是十分正确的。因此我们需要辨证的看待评级机构。

（二）次贷危机

2007年，美国次贷风暴席卷全球，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称其为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评级机构也因在次贷相关的结构性融资产品评级中的“次级”表现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次贷问题在2006年下半年已经显现，尽管当时三大评级公司也发出了一些警示，但直到2007年7月，三大评级公司才开始调低部分次贷支持证券的评级。银行家们承认，他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所投资产品的风险，并且过分相信分析师的推荐。银行盲目贷款是整个危机的源头，但如果贷款没有被重复证券化，风险会保留在银行体系内，正是由于投资银行和评级机构的介入，风险被引入到资本市场，而且成指数扩大。信用评级机构在其中扮演了扩大风险的催化剂角色。2008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对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实行调查，以确定他们是否出现了违背法律和职业规范的行为。

1、次贷危机及其影响因素

触动机制：1.利率上升；2.住房价格下降；3.失业

第一层面影响因子：1.大量的次级按揭贷款；2.对住房价格的非理性预期导致的投机和低贷款信用评分要求；3.缺少有效的监管

第二层影响因子：1.将次级按揭贷款打包成MBS，风险被隐形化；2.信用评级机构的错误评级

第三层影响因子：1.信用评级机构的错误评级；2.互动基金的杠杆投资；3.CDO以及其衍生产品形成较长的信用链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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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60年代，麦金荣等经济学家就提出了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并提出了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建议，它对金融业及其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金融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虽然金融创新也有它的负面作用，但是从整体来看，它的积极的正面的对金融业影响远远大于负面影响。本文主要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制度三方面探讨了金融创新对金融业的正面影响，供大家参考。

一、金融创新对金融机构的影响

1.金融创新提升了金融业发展能力。金融创新不仅仅是在业务发展、机构放大、就业增长和素质提高方面对金融业的发展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还由于金融机构盈利能力增强，把金融机构的资本扩张能力和现代化的设备水平的提高带动起来。也许更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创新还推动了金融产值的快速增长，促使一个国家的第三产业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迅速上升，为第三产业和GDP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2.金融创新能力提高了金融机构的竞争力。金融组织创新促使金融机构纷纷有新的成员加入，促成了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模式；金融工具创新、金融业务创新使传统的金融措施对顾客的吸引力降低，造成利润逐渐下降。所有这些，都强化了金融机构的竞争。

3.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机构对经营风险的抵御能力。金融创新的这种影响，主要通过金融机构对具有风险转移功能金融工具的使用体现出来。例如，浮动利率债券或浮动利率的票据，这种建立在传统金融工具的特点的基础上的金融创新工具，能促使金融机构降低筹资利率风险。

二、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1.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金融工具的创新丰富了金融市场的交易品种，导致金融市场接纳的金融资产的品种不断增加。各种类型的债券陆续出现，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序列已经延长，种类繁多、各具特色，技术也越来越强。从衍生产品的组合设计来看，也可以看作是花样翻新，不但有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的嫁接，如外汇期货，债券期货、股票期货等；还有衍生工具之间的搭配，例如期货期权，换期权等两种金融衍生品组合而成的“再衍生工具”。此外， 还有对基础衍生工具的参数和性质进行重新设计后产生的创新衍生产品。

2.金融创新促使国际金融市场融资证券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证券发行融资方式的重要程度大大超过了银行贷款，具体表现为银行贷款的数量急剧下降、循环国际证券急剧上升。二是商业银行作为重要的微观金融主体，资产和负债越来越证券化。商业银行的总资产中有相当多证券资产的形式存在，商业银行成为重要的国际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此外，商业银行贷款资产也实现了证券化。至于负债债务证券化，是指银行更注重通过发行浮动利率债券和长期债券基金，而传统的依靠吸收存款的融资方式的比例下降。三是商业银行不仅作为国际证券市场的发行者，还参与国际证券业务的经营，成为新发证券承销机构。

3.金融创新促进金融市场一体化。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快金融创新国际资本的流动，促进国际资本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促使一体化程度加深。一些创新的金融工具在国内金融市场或国际金融市场问世以后，交易规模迅速扩大并且快速向全球金融市场发展，而这又在客观上要求这些金融工具的交易惯例、市场交易价格和投资回报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上基本一致，从而促进了不同的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度改善。二是金融衍生工具不仅为金融主体规避风险和套期保值提供了有效手段，因为相同的货币的浮动利率和固定利率之间、不同货币的利率之间存在差异，并对金融主体套利投机收益和套汇收益提供了可能。三是一些创新金融工具或衍生工具的交易， 本身就要以多个金融市场做依托，是一种跨市场的国际性金融交易。

三、金融创新对金融制度的影响

1.金融创新模糊了融资边界。金融创新使得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从而导致融资体制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按照一般的金融学原理，间接融资是指以银行作为信贷中介的资金融通资行为，而直接融资则是筹资人和投资人没有必要借助金融中介机构直接融资。至于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融资期限的分类则作为主要的客观标准。融资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期限的市场为货币市场，反之为资本市场。这样来解释这种融资制度相关的四个基本概念，在不同类型的金融文件和金融教科书中似乎已经成为规则得到了一致的认可。然而，金融创新将使这些划分标准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2.金融创新促进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金融创新促进国际货币一体化的进程。欧元的开始使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欧元货币制度创新推出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欧元制度是一种不与国家权力相联系的创新的货币制度。在人类的历史上的货币统一，基本都是以统一主权作为前提和条件。而欧元作为一个超国家组织的产物，是在国家主权分立的情况下实现的货币整合，也就是欧元体现的货币的统一，是超越国家主权的限制，与国家主权统一相分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欧元的开始使用不仅推动了货币制度创新，还对传统的金融学的货币制度理论提出了挑战。其次，欧元是符合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和货币形式出现的一种创新。货币制度创新，不仅包括深化金融体制演化和货币形式的发展演变，也包括总体货币制度不变下的货币一体化。

四、结论

总之，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为金融业的工作人员，只有认真研究、趋利避害，才能极大限度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柯健.金融创新的风险及其控制策略分析[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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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环境问题新兴产生，国际法中并无已有的公约或惯例可以直接援引来解决此类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该类问题的出现导致国际法的空白。针对气候变化问题引发的大规模难民迁移现象最早从引入环境难民的概念开始研究。

 

一、气候难民的界定

 

探讨气候变化引发的大规模难民的救助机制，有必要首先界定这类难民的范围，明确气候难民不等同于环境难民。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移民组织和难民政策小组于 1996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国际环境诱发移民和大规模移民对环境影响研讨会"，会后发表的《原则声明》中将"环境诱发性人口迁移"分为五类[1]，虽然联合国难民署没有直接使用"难民"的称谓，所谓"环境移民"实际同"环境难民"无本质区别。详细分类见下表：

 

可见，气候变化引发难民被难民署划分为不可返回性缓发移民，作为环境难民的下属概念。哈佛大学国际人权研究所的Bonnie Docherty在其文章中提出了climate change refugee这一概念，并且在Biermann and Boas提出的环境难民概念的研究基础上批判性总结出气候变化难民的六项要素：(1)Forced migration;(2)Temporary or permanent relocation;(3)Movement across national borders;(4)Disruption consistent with climate change;(5)Sudden or gradual environmental disruption; (6)A "more likely than not" standard for human contribution to the disruption.[2]

 

本文认为使用上述要素来界定气候难民的概念是可取的。针对第二项，本文认为气候变化导致的难民绝大部分属于不可返回性的，若是可返回性的，在解决的困难程度上相对容易，因此暂定重置为永久性的更具针对性。此外，第四项和第六项要求迫害应当主要由人为原因导致的气候变化所引起，实践中相关机构如果要进行鉴定可能存在一定困难，因此还需要借鉴其他专业技术性较强的机构进行协助鉴定。

 

综上所述，本文中"气候难民"是指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恶化，迫使跨越国境并永久性离开其居住地的人。

 

二、气候难民可否纳入联合国难民署的保护范围

 

目前国际法上关于难民问题主要规定于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其中有关难民的定义是国际法上认定难民的主要依据。《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1条第1款(乙)项将难民定义为：

 

"(乙)由于1951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事情并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

 

据此，气候难民并不能满足难民署对于难民的认定条件。虽然实践中有国际组织尝试对难民概念进行扩张解释，如1969年《关于非洲难民问题的公约》及1984年《卡塔赫纳宣言》都对"难民"进行了扩展，但是尚未将"环境因素"考量在内。那么基于难民定义产生的背景和运作机制，有无可能扩大解释"难民"定义，使得气候难民被纳入其保护范围?

 

二战后，国际社会逐步建立了一套处理难民问题和保护人权的指令、法律和条约，列明了保护范围及具体给予何种法律保护。《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是美国与苏联为逃离敌对阵营迫害的难民提供庇护以达到打压对方为目的的政治博弈。[3]该公约的产生带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偶然性，单纯就环境问题再次给予各大国救助责任实属难事，因为其无法律上的动机承认"环境难民"为难民，亦无动机提供援助。从该公约形成的历史背景分析在当今国际社会扩大解释难民定义的可行性不大。

 

其次，从难民署的执行机构来讲，联合国难民署仅是国际援助机构，而非凌驾于国家之上，无任何强制执行力，其开展难民保护工作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使整个难民权利国际保护工作举步维艰，无力将保护范围扩展至气候难民。

 

最后，从联合国难民署运作机制来讲，经费问题入不敷出严重影响了现有难民救助工作的效率。难民署大部分资金来自于发达国家的自愿捐助，仅不到5%的资金来自联合国的行政预算，且其支出逐年上升，从70年代中期平均每年1亿美元增长到1993年的13亿美元[4]。 难民署对于现有的难民尚且安置不好，对于扩大解释的环境难民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因此将气候难民纳入难民公约给予保护并不是有效可行的途径。

 

三、 气候难民可否纳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机制予以保护

 

气候难民问题的引发是由于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发展中温室气体的排放所致。近几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就气候变化问题频繁组织国际会议，且参与国广泛。该机构对于气候问题的研究具备较强专业性，其在建立的基金组织及分配各国责任方面很有成效。因此，本文试图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找到解决气候难民问题的依据和思路。

 

(一)建立保护气候难民机制的法律基础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条第四款有关承诺的条文规定，"附件二所列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和其他发达缔约方还应帮助特别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支付适应这些不利影响的费用。"其中第八款规定，"在履行本条各项承诺时，各缔约方应充分考虑按照本公约的需要采取哪些行动，包括与提供资金、保险和技术转让有关的行动，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由于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和/或执行应对措施所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对下列各类国家的影响，而产生的具体需要和关注：(a) 小岛屿国家;(b) 有低洼沿海地区的国家……"　上述两条明确规定了对于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尤其是小岛国和低洼沿海地区国家的特殊保护措施。本条可以作为设立保护气候变化难民公约的法律基础。召集缔约方发起广泛磋商，由大会主持拟定保护气候难民议定书，并依据公约设定必要的执行机构。其中第七条第二款详细规定了缔约方会议职能，包括设法动员资金，设立其认为履行公约所必需的附属机构，酌情寻求和利用各主管国际组织和政府间及非政府机构提供的服务、合作和信息等。

 

(二)建立保护气候难民议定书的原则

 

根据框架公约第七条第五款的规定，其缔约方会议作为本公约的最高机构，可以召集特别会议从而尝试达成初步文件，即《保护气候难民的议定书》，该议定书的订立应当坚持如下两项基本原则：

 

第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5]，秉持气候难民的保护始终是全球性的责任，是人类共同承担对于环境破坏的责任，在责任的分配和资金缴纳方面仍旧适用框架公约下的这一基本原则。

 

第二，国际合作原则[5]，《联合国》序言部分以及第一条第三款都提到了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问题的原则。本议定书更应该明确该原则，倡议各主权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为其早期工业化发展历程排放温室气体导致海平面上升给岛屿国带来的威胁承担相应的责任，为主权国家设定有限的接受气候难民的义务。

 

议定书在实质内容的拟定中，应该关注到重新安置是保护气候难民权利的主要工具，它更侧重于客观有计划的自愿重新安置遭受气候影响的人口，而非单纯的应急和救灾;其次，接纳国必须将气候难民作为永久难民，并给予不低于一般外国人的待遇;最后，该议定书针对的救助对象是团体而非个别难民，在认定程序方面应当考虑集体认定。设立气候难民特别工作组，主要负责该议定书的执行并监督各个缔约国对气候难民的人权保护，负责和其他国际组织机构之间的合作。建议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作为该特设小组的辅助机构，其项下三个工作小组可以提供大量的专业咨询意见和数据统计，协助鉴定审核申请国所受气候影响，难民身份的认定及难民迁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等。

 

(三)建立保护救助气候难民的资金机制

 

有关资金机制值得探讨的一点是依据议定书建立一个新的单独的基金组织，还是在已有的基金组织中设立附属机构比较可行。本文更倾向于借助已有的资金机制，在原有的框架之下增设。具体而言，在框架公约中已经存在一个现有的资金机制，框架公约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兹确定一个在赠予或转让基础上提供资金、包括用于技术转让的资金机制。该机制应在缔约方会议的指导下行使职能并向其负责，并应由缔约方会议决定该机制与本公约有关的政策、计划优先顺序和资格标准。该机制的经营应委托一个或多个现有的国际实体负责。"

 

目前这个实体就是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简称"GEF")，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旨在保护全球环境的项目资金(包括赠款和贷款) 的金融机构。其所资助的项目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七个项目。该基金组织目前运作良好，其项下分管多支基金，平均每年发放大约25亿美元。其中气候变化特别基金，接受自愿捐赠来解决气候变化的适应及其他问题。[6]在全球环境基金气候变化这个项目下目前有两个子项目：项目一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在可再生能源及能源效应等领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项目二旨在增强对发展中国家气候适应的能力、知识和技术支持。据《全球环境基金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上的报告》可知，截止2009年，全球气候基金已投资27亿美元支持项目一的发展，约172亿美元在项目联合融资上。

 

鉴于对上述两个项目的研究考察，本文认为该基金机制的实施效益非常可观，建议应该在气候基金项下再设立第三个项目，作为气候难民保护议定书的财务机制，向经申请鉴定，面临气候问题需要迁移的难民群体提供安置费用。虽然迁移费用是一笔庞大的费用，但是从目前的解决机制而言，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建立气候难民议定书并设立气候难民保护基金不失为解决气候难民资金问题的出路。

 

篇（11）

一、我国研究生教育收费的内涵

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是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创新[1]。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是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的创新。研究生缴费上学，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有着更深层的含义。研究生收费必然使学校和国家的权利机制发生变化，这正是现在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中心内容之一。高等学校是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进行科研的专门机构。作为高等学校的主要支柱者国家政府与学校双方地位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自筹资金的比例越来越高，国家对学校拨款的份额在日趋下降。相应地，各高校自主运营决策的权利也在迅速增大，体制在变活。学校已经有了相当的自主权，并将逐步演变为独立经营、自主经营、自主管理、自我发展的教育实体，而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完全依附国家。但国家对研究生教育的责任和义务是不能免除的，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教育经费的划拨与控制，是政府管理高等学校的有效手段。

二、我国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改革的现实必要性

（一）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改革是解决现存矛盾的需要

其一，本专科阶段的收费并轨为研究生教育收费奠定了一定基础。目前，向本专科生收取的费用大体占教育成本的25%，本专科阶段的成本分担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招收自费生开始的， 实践证明，本专科阶段的教育成本分担是完全必要，同时也提高了人们对研究生教育成本补偿的心理承受能力。其二，事实上，研究生教育成本补偿已在进行。从1985年始，一些高校已经开始招收定向和委培生，到了1993年，开始招收自费研究生。其方式是，根据国家拨款所覆盖研究生的百分比，自费研究生将纳入学校学籍管理的研究生分为“计划内”和“计划外”两部分，计划内的学生免收学费并给予普通奖学金，而计划外（包括定向生、委培生、自费研究生）则须承担一定数额的费用（委培生由委培单位出资，定向生和自费生由学生个人出资)。这种现象说明，研究生教育早已存在收费现象，只不过，现行的研究生教育收费是由部分受教育者来弥补研究生教育总体经费的不足，而没有涵盖所有的研究生。

（二）国家对研究生教育的投入远远不能满足研究生教育经费总量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国家需要大量的高层次人才，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也逐渐认识到接受研究生教育能够取得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巨大收益，社会成员有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强烈愿望。资料显示，1995-2005年我国研究生报考人数由15.5万人扩大到94.5万人，研究生录取人数由4.3万人扩大到27.49万人。“考研热”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目前还我国还处于发展初期，经济的总体水平比较低，而国家财政投入是研究生教育经费筹措的主要渠道。然而，在研究生规模不断扩大，人数不断增加，研究生的教育成本不断增加，教育经费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再寄希望于政府对研究生教育的财政投入扩大显然是不现实的。因而实行研究生收费制度改革，让受教育者来分担一部分教育成本，不仅可以扩大规模，为更多愿意接受高层次教育的人提供机会，还可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进而实现研究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三）实行研究生收费制度改革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选择

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产物， 它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借鉴国外的经验再结合我国的实际， 实行研究生收费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在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如果单靠国家财政支撑， 研究生教育必将难以维持下去，而且由于经费问题， 学校的办学条件得不到改善， 这不仅限制了学校的招生规模， 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而且与发达国家研究生经费投入相比我国还明显处于劣势。如果国家再像以前一样， 包揽研究生教育经费， 不仅会令我国财政负担雪上加霜， 也会令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举步维艰。

三、健全研究生教育收费体制，完善研究生资助体系

（一） 完善研究生奖学金制度

在国外高校，奖学金是研究生完成学业和选拔优秀学生的重要保证。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教授丁小浩认为，建立完善的奖学金制度应遵循以下原则:对公共产品属性强、社会效益好但经费来源有限的学科和专业，如基础学科，学生获得全奖的比例较高；对社会效益不大且市场需求不高的学科和专业，可通过减少学生资助的比例调节招生规模；对市场需求高、个人收益高的学科和专业，基本不给予奖学金，主要通过市场调节招生规模。同时，要在普通、优秀奖学金的基础上设专项、定向等奖学金，扩大获奖面，增加奖金额度。另外，还可以积极鼓励一些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在学校设立各种奖学金以及让导师参与研究生奖学金的管理。 转贴于

（二）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进一步完善贷学金制度

建立合理的贷学金制度尤为重要，甚至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助学贷款主要是设计给那些特殊的群体需要的[3]。在目前制度下，学生的贷款只能是入学后才能申请，也就意味着第一年学费还是靠学生自行筹措。这就无形之中加重了我国研究生的生活和学习压力，这对研究生要完成科研任务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国可以参见是日本所采用的贷学金资助模式，日本采用的贷学金资助模式是以基金会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向贫困学生和需要资助的学生推行政府资助的贷学金，这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办高等教育的资助模式。因此，依据我国国情， 建议贷学金制度应在以下两方面进行改革，一是研究生教育实行收费制度改革后，要充分重视贷学金制度的完善，应通过简化贷款申请程序，延长还款年限，并且提高贷款的比例和额度， 形成多元结构的贷款来源， 使学生贷得到、还得起，切实帮助贫困生解决高额学费负担。二是针对银行担心贷款回收难的问题，可以考虑建立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和社会还贷保障体系，监督和催促学生按期还款。比如，还贷方式多样化，包括分期还贷、按收入比例还贷、用人单位参与还贷和减免贷款等[4]。

（三）制定科学合理的研究生收费标准

首先，从研究生教育培养的过程看，收费标准应对研究生的培养与科研阶段区别对待。硕士研究生前一年主要是课程学习阶段，而第二、三年主要是科研论文的完成阶段。在进行课程学习期间，是学校对学生进行培养的阶段，这一阶段使用的费用应主要由研究生本人承担。而在完成学位论文阶段，既是学校和导师对硕士生科研能力进行培养的过程，是为导师和学校的科研工作做出贡献的过程，这一阶段发生的费用应主要由国家和研究生导师主要是通过向国家和企业争取科研经费来完成。博士研究生作为国家主要科研创新人员，主要是进行科研和论文的撰写，进行的是知识创新和学术发展，在学期间基本上不修课程，基本上没有什么培养费用。因此，博士生不应当收费，并且国家应抽出资金保证博士阶段的各项费用，以确保博士生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进行科研创造。

（四）建立研究生培养科研基金，肯定研究生在科研中劳动成果

有关部门在推行研究生助学贷款的同时，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参照目前博士点基金资助项目的模式，单列研究生培养的科研项目申报系列，作为研究生助学贷款的必要补充[5]。建立这种以科研项目推动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模式，可以有效提高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使在校的研究生成为参与国家科学研究的重要主力军。此外，国家有关部门为划拨研究生培养单位招生指标的补充依据，适当扩大那些研究生培养基础好、科研力量强、办学条件优良院校的研究生招生规模，以便从整体上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培养质量。

总之，研究生收费制度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涉及面广、操作复杂，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在不断总结经验、深入分析、科学探讨的基础上逐步推进。

参考文献

（1）史万兵.关于研究生教育全面收费的思考[J].辽宁教育研究，2005(1)。

（2）薛天祥.高等教育管理学[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