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化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敦煌文化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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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作形式的转化

20世纪末出现的动画短片适逢民族艺术与动画艺术融合至顶峰的时段，制作形式上自然根植于传统二维动画创作，同时与其他民族绘画艺术进行融合。如《九色鹿》《鹿女》中的动画场景均用到水彩与水墨的晕染效果，画面场景设计也多跟随壁画中消除透视的方式呈现。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背景下，古老敦煌文化和各种社会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一种对古代文化的深层次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做出现代化的阐释。《敦煌》《飞天》《夜伴敦煌》这些动画短片首先在创作形式上均以新时代背景下的数字方式完成，从画面效果来看，大部分短片由于短片剧本的情节关系，短片中绝大多数借用了原有敦煌壁画的画面造型与色彩搭配，现代与原创造型较少，这与动画前期的剧本设定有很大的关系。无论是哪一个时间段的有关敦煌的动画作品，都能在将古代艺术向现代艺术转化的过程中，除了动画剧本的再构思，还表现在造型元素的处理上，并且从创作效果来看，体现出明显的时代差别。所有造型简洁灵动，人物角色占据画面绝大部分区域，另配以山石树木，红色背景上衬以黄色、绿色等山水造型，装饰风味浓厚。以此改编的动画作品需要将人物角色、动物角色、事件发生的不同场景按照壁画呈现出的时代画风设计出来。从图2和图3的一系列图片中可见人物、山脉、树木造型以及画面场景元素的位置安排均与原壁画有神似之处。此外，敦煌壁画中故事连续画的一大特点就是透视感弱，在动画《九色鹿》中，对于空间的表现同样是缺乏透视的，组图场景中前后山脉的空间关系、山与水的坐落位置常给人处在同一空间维度的感觉。敦煌壁画的透视采用动点、散点透视，视主体是运动的，视点不唯一，每个视点都有所观察的情节与局部，那么就形成了多个视觉观察点即流动的多眼视场，观者通过眼睛观察不同位置环境情节下的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画面。对于透视的表现，《九色鹿》就像壁画中那样用大小来表示远近关系，也正是由于缺乏透视感，所以为了更好地表现空间感，也加入了少量的虚实手法表现空间透视，如远处山脉的虚化处理和空间的雾化效果，让人感到山脉在空间位置上渐远。敦煌壁画对中国古代绘画造型中线条变化的应用游刃有余，并且线条的使用也成为敦煌壁画的一大主要造型方式。《九色鹿》中人物的设计充分体现敦煌壁画的造型特点，角色线条简洁明了，多以流畅舒缓的长线条勾勒角色，而主要角色身体和面部的线条勾勒更是体现出敦煌壁画抽象化与符号化的特点，抽象装饰风味浓厚。20世纪的敦煌动画作品，是在领略了敦煌壁画造型特色基础上，从造型和场景风格上狠下功夫的结果。近年来创作的敦煌动画作品中，一些传统的创作表现形式基本消失，制作手段上从传统的二维动画创作转向多元化的创作手段。图4中分别是四部动画短片的静帧画面，无纸数字化二维方式、三维CG技术，抑或两者的结合。这些先进的制作技术在短片中被高频利用，充分呈现敦煌元素动画的艺术形式从传统动画向数字动画转化的趋势。具体来看这些创作形式所匹配的文本，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故事型与气质型。故事型敦煌动画旨在传达现代人如何看待敦煌艺术，创作形式上通常以传统手绘二维动画或数字化二维方式进行，创作画风突破以往敦煌动画对敦煌壁画面貌特点重现的表现手法，以现代动画风格为主，同时恢复对空间的透视表达，人物角色的形象设计也更趋于现代化。从这一点来看，现代动画形象的参与拉近了与年轻一代受众的心理距离，使得这一类人群具有更多的参与感，也使其加强了对敦煌动画的理解和认同。气质型敦煌动画旨在体现敦煌文化的人文情怀，从人的抽象思维层面传达对敦煌文化的体会，对壁画形象的赞叹，向受众传递创作者的精神感悟。这类敦煌动画文本大多没有故事的起承转合，通过对敦煌壁画中形象的精细绘制和场景再现，展现敦煌壁画的精妙之美。从某种角度来说，气质型敦煌动画创作技法的难度系数有所降低，它的创作意旨决定了它创作形式的多样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三维数字技术以及数字二维合成技术形式在此类型中均有所参与。创作画风则是在无透视基础上体现角色和场景的精细。如果说《九色鹿》动画风格是一种抽象的符号化演示，那么这一类形式则是用超写实的敦煌壁画形象来呈现一种精致的敦煌气质。概括这一时段短片剧本的整体特点是基于对古代敦煌壁画文化的展示这一题材，随即展开的剧本创作。也正是由于剧本涉及内容的高度一致性，这些短片中更多的是现代造型设计风格、规整的透视和对壁画形象的细致还原，表现对象主要集中在“佛陀说法”或“伎乐飞天”两种形象上。对壁画形象进行创新性还原，短片多表现虚空中飞舞的天人，她们相互逐戏，身姿曼妙，衣袂飘举，或散播天花，或弹琴奏乐，画面丰富活泼，线条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动感强烈，畅快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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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3-0027-05

Confuc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tertainment

Culture in Medieval Dunhuang

CONG Zhen1 LI Chongshen2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2. Institute of Silk Road Literature and Culture,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Gansu 730050）

Abstract： By interpreting the materials about entertainment recorded in the Dunhuang documents from the Library Cav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entertainment culture wa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Confucian theory of "ritualism" as proved by the hierarchies and paradigms revealed in these activities. Local people had to consider whether their behavior was in accordance with Confucian rites when trying to relax and entertain themselves. Limited by ritual guidelines and ethical morality, the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reveal an almost total lack of vitality and passion.

Keywords： Dunhuang;Entertainment culture;Confucian feature;Interpretation

游艺，顾名思义，就是游戏的艺术，是各种娱乐活动的总称，是人们以娱怀取乐、消闲遣兴为主要目的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中国古代游艺活动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从本质上说，它没有独立的地位，而是依附于岁时节日、勾栏瓦肆、集会宴饮等活动中，并且始终受到礼的制约，以礼为本。敦煌莫高窟壁画和藏经洞出土文献中记载有较为丰富和相对完备的游艺活动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研读，发现其同样带有鲜明的儒家思想特征。这种特征在敦煌游艺活动中表现为活动程式的规范性、活动功能的象征性以及活动内涵的人文性。对这些特征的理解，有助于对古代敦煌人民的游艺生活面貌进行儒家精神层面的解读。

一 儒家经典对游艺的阐释

中国历代儒家经典著作中，有较多内容涉及对游艺的阐释，通过这些阐释可以比较清晰地把握所谓的儒家正统对游艺的认识。“游艺”一词，最早见于《论语·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说文》把“游”引申为“出游、嬉游。俗作遊。”[2]朱熹《四书集注》云：“游者，适情之谓。”[3]“艺”字，据何晏《论语集解注》解释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4]朱熹进一步解释为：“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不可阙者也。”[3]107对于游艺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朱熹曾论证道：“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行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3]107清人周象明亦云：“格物谓穷乎物之理，游艺谓玩适乎艺之事，穷极其理讲学之先务，玩适其事德盛之余功，二者有初学成德之分。盖此是德盛仁熟之后，等闲玩戏之中，无非滋心养德之助，如孔子钓弋是也，从心所欲不逾矩，乃其境界欤！”[5]由此可见，在儒家的传统观念中游艺是以道德仁义为优先，亦即只有等到德盛仁熟之后，才能从事等闲玩戏的游艺活动。

正是基于上述儒家正统对游艺的阐释，致使历朝历代的封建大儒们对游艺活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但事实上，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游艺作为人们休闲娱乐的重要内容，是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的。游艺活动不仅受到统治者的垂青，而且在民间也相当普及，成为中国人经常而又普遍的生活要素之一。因此，中国古代游艺活动的发展呈现出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是正统思想的压制或不提倡，另一方面却是统治阶级、平民百姓甚至是儒家知识分子本身的身体力行。这使得游艺活动中人们既想放松身心、尽情娱乐，又不得不时刻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礼的规范，从而导致了游艺的双重属性和自身矛盾性。

二 敦煌游艺中所蕴含的儒家思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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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甘肃省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成果“敦煌文化艺术遗产资源的产品化研究 ”，兰州商学院教改研究资助项目（20110221）。

季羡林先生曾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会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①敦煌文化艺术享誉世界，是丝绸之路华夏文明传承与创新的重点，敦煌旅游产业投资与开发成为旅游产业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敦煌旅游文化产品正从传统的手工生产向专业化转化，作坊生产也逐渐向企业集约化过渡，继而在开发的内容与层次、品牌建设、管理、市场营运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如何在继承传统、合理利用文化遗产资源、打造敦煌品牌的同时，进行可持续的生态开发，专业化发展成为良性发展的必然选择。所谓专业化过程，就是产业部门或学业领域中根据产品生产或学界层面的不同过程而分成的各业务部分，②而旅游文化开发专业化的实质，笔者认为应该是建立在当代文化教育背景下以传统继承为基础、以人才为支撑、以文化知识为动力、以信息为沟通、以旅游市场为导向的创造行为与生态发展模式。

一、 敦煌文化艺术遗产资源开发人才的主导性

文化产业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吸纳是敦煌工艺品开发走向规范化、专业化的前提，对于提高设计质量、创意水平、调节生产、预测市场动向，提高研发的深度与层次起着关键作用。知识经济的核心是创新，创新的主体是人才问题。敦煌旅游工艺品开发对于人才的要求是，首先，具备一定专业技能技巧，以满足工艺品开发技术需要。第二，具备设计创新能力。创新人才是产品更新换代与深入开发的主体，是产品质量创新的动力源泉，是专业知识掌握程度的综合体现。第三，敦煌文化知识的积累与熟识程度，作为专业设计人才应关注设计的对象、理解文化的背景，产品开发的深度与层次，在传承中进行保护性的生态开发。因此，人才具备以下专业优势：

（一）熟悉相关的材料、科技与工艺

首先，创新人才的价值体现在对工艺材料的创造方面。不同的材料具有不同的工艺性、实践性，实践创造的过程必然是对材料性质及装饰语言的探索、工艺技术手段的尝试与方法的改造与研究，实验实践为材料工艺的开拓、创意产品的生发提供了动力支持，将作者的思维与创意物化为现实，设计者创意思维的更新首先是对材料属性的认识与理解，创意产品的形成也实现于材料化学物理特性与工艺的把握，在材料、设备、技术、创意思维及市场环境条件下进行创造与生产。正如我国古代工艺著作《考工记》所提出的工艺观：“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③敦煌文化产品开发尊重材料的属性及艺术设计的客观规律是旅游工艺产品创意的先决条件之一。其次，在保证花色品种丰富的同时，可提高生产力。传统的作坊设备落后、创造力薄弱、生产能力低下，创意产业则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便于合理安排产品开发的层次。有些公司眼光盯在中高档产品的开发上，却忽略了销售量较大、价格适中的产品开发市场。那些价格适宜、体积较小，富有特色、便于携带旅游品还不多。不难看出后者远比前者更具有市场潜力，那些体积较小、价格适中的产品销售量较大，订单也较多，为更多的普通游客所钟爱。

（二） 创新人才的实践能力与创造素质

创新思维既来自于设计实践，又来自于当代新设计教育。当代设计教育在传授设计知识与技法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信息的传递与积累，现代科技媒介下孵化的是知识的环境和效率的提升，它扩大了人们的视野，把传统遥不可及的信息通过视频、摄影、展演生动鲜活地传达给我们，促进了国内国际的信息交流与沟通。设计师在较短时间内既能够掌握艺术设计的基础知识，又可以获得产品设计的专业知识，又能够扩大视野、改变设计观念，对传统与现代产品、国内与国际产品、手工创意与机械复制产品进行比较与分析，探索并依据产品市场的运行规律进行设计创意，创意思维的突破带动创意产品能够灵活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设计。

从造型到装饰，运用创新观念密切联系时代生活成为创意产品设计的重要特点，艺术设计专业的分工使设计服务走向专业化、人性化，设计服务倾向精细、灵活、具体，在竞争基础上前所未有地关注细节与质量。如何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习惯，甄别现代审美的普遍性与个性，使设计融入现代生活，让生活更富有艺术品位与质量，追求设计与时尚为一体的精神，蕴含知识与思想的文化设计成为创新设计的普遍趋势。知识的更新与传递来自于教育与信息交流，当代设计教育成为产品设计创意创新的重要方式，学校教育一方面通过各种实践活动传授技法技巧，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校内外展览活动与教学培养更新学生的设计观念。例如近年以丝绸之路为背景的敦煌舞蹈剧《丝路花雨》，是敦煌舞蹈的代表作。自1979年以来在国内外演出1000多场次，曾获创作奖、演出奖一等奖。1994年获得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金像奖”。舞剧《大梦敦煌》以莫高、月牙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准确地呈现了敦煌文化的精髓， 2001年获得中国舞蹈“荷花奖”舞蹈剧银奖，及“五个一工程奖”，2002年获得文化新剧目奖，是国家舞台精品工程剧目。④

创意产品的原创性具有唯一性的特点，它通过作者的创造实践和劳动研究获得，在一定阶段具有产权专有和垄断性。其次是产品要以商品的形式推广于市场，从市场反馈信息来判断产品市场的接受程度。

（三） 以文化知识支持的智力要素

创意经济最大特点是通过文化知识来支撑经济体系，工艺品创意也不例外，文化知识成为当代教育推动创意经济的发展重要智力支持。文化创意产业是新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 1998年阿特金森和科特明确指出，新经济就是知识经济，而创意经济则是知识经济的的核心和动力⑤。文化创意产品一般是以文化、创意理念为核心，是人的知识、智慧和灵感在特定行业的物化表现。文化创意产业与信息技术、传播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等的广泛应用密切相关，呈现出高知识性、智能化的特征。其次，文化创意产业具有高附加值特征。文化创意产业处于技术创新和研发等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是一种高附加值的产业。知识型的产品创意设计不但来自于知识的积累、实践与拓展，而且其创造能力还来自于对知识的把握、凝练、灵活运用与转化，知识的能力转化程度决定了创意作品质量的高度，而作者文化知识的素养则是创意能力产生的根源，是设计师创造与创新的重要动力，也是别于匠人的主要原因。

文化设计是当代产品的一种主流现象，旅游产品经常借助于旅游文化元素与符号进行形式创新，反映和表达一种设计主旨。例如敦煌大乘艺术有限公司以敦煌文化艺术为题材，传统文化元素的巧妙利用使现代旅游产品富有文化内涵与艺术生命力。

（四）文化资源开发的信息条件

信息资源是企业生产及管理过程中涉及的一切文件、资料、图表和数据等信息的总称。它涉及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过程中所产生、获取、处理、存储、传输和使用的一切信息资源，贯穿于企业管理的全过程。譬如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大胆构想建立“数字敦煌”，利用浙江大学信息科技水平，与其联合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及艺术复原”课题，属于资源信息共享的范例。信息具有共享、时效、流动等特点。创新人才善于搜集、调动信息要素，善于信息资源化，在旅游文化产品创意领域，通过信息传递将多种知识和资料整合转化为创意设计源泉;信息沟通将新材料新工艺进行合理的引入，将知识与人才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将创意市场的需求与消费联系起来，开发市场的空白，疏通销售渠道;通过科学的管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在生产中体现效益、效率与质量，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科技的成果，将信息资源化成为创意产业开拓与发展关键因素和总体特征。

二、创新人才在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时代特点

柳冠中在《苹果集・设计文化论》说道：“设计观念是一种创造，是组织，是文化，是方法论。设计观念昨天相对于今天是传统，今天相对于明天，今天是传统。”⑥创新人才既是文化开发专业化创新的主体，也是产业科学管理的有力构成，把握当代艺术设计的主流与方向，旅游消费心理的审美需求，将以人文为本的“人性化设计”、“设计与时尚于一体”的内涵灵活地运用于创意设计是时代的选择，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科技为支撑的营运模式日益显著

以科技为支撑的旅游工艺品创意与生产成为发展的普遍现象和趋势，科技、信息、知识、智力在产业运作中的作用不断加强，成为创意发展的必要环节。譬如在生产工艺和新材料利用方面，以兰州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创意产品为例，传统工艺产品垄断局面被打破，多材料、多工艺及配饰的产品争奇斗艳、异彩纷呈、个性十足，能够满足当代人多样的审美需求。这是设计生产者借助现代科技、材料与工艺研究制作的结果。

在市场分析方面，设计师开始关注既满足大众普遍性的审美需求，又尊重少数人个性审美特点，既能够继承和创新传统文化进行创意设计，又能够另辟蹊径开发市场空白领域。如成立于1999年的敦煌大乘艺术有限公司，他们以敦煌艺术为目标开发工艺品，超过9个系列800多个品种，基本上涵盖了敦煌石窟艺术最具有代表性的壁画、雕塑造型。大乘公司在工艺品研发之余，不忘宣传与推广，积极打造品牌，通过作品展览的形式扩大社会影响力。一些作品造型优美，技艺精湛，在2001年度曾有3个品种获得国家工艺美术百花奖铜奖，他们设计的金银币在中国银行中招标的有5个品种中标，其中1个品种在新加坡国际钱币博览会中获得金奖。在商品推广、网络宣传、品牌打造、反馈方面通过智力策划，能够迅速地跟踪市场、适应需求、调整决策。

（二）设计服务意识不断提高

设计服务是现代工艺创意产业管理规范化的要求，也是创意产业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首先体现在质量方面。质量分为设计质量、产品质量、服务质量，质量是产业信誉的基础条件，高端的创意产品必须具备一定水平的设计质量，创意特色、个性与商业推广依赖于设计质量的水平，是产业链的首要环节。其次是产品的质量，产品生产是设计的实现环节，高质量的旅游产品生产必须在材料选择、制作加工与装饰过程中保持产品的品相与特色。随着现代管理理念的引入与市场竞争压力增大，人性化设计在设计领域越来越趋向细腻和健全，设计服务质量体现在产品的业务沟通、销售、包装、物流、反馈等方面，集中反映了产业的管理水平、业务素质，服务的质量与水平体现了管理人员的层次与素养，进而影响业务拓展和产业信誉。

（三）传承、保护、可持续的生态开发意识

专业人才不但拥有一技之长，而且对产业的发展具有宏观的视野和预见性，能够对文化遗产资源利用提出有效的措施，实现行之有效的良性保护开发。例如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在数字与影视技术的影响下提出用数字化保护文物的新思路。敦煌研究院在2003年初开始筹建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建成后，游客服务中心可以让游客在未进入洞窟之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此外还大胆构想建立“数字敦煌”，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及艺术复原”课题，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用“数字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 “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可持续的生态开发已得到专业人士及相关学者的高度重视，继而也得到相关政府及部门的关注与支持。

（四）开放、交流、合作意识的加强

随着现代通讯信息的快速发展，网络、电信、媒体等相关设备设施成为现代企业的必备条件，信息时代为产业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和效率。旅游工艺品创意设计也不例外，他们意识到传统工艺行业闭关自守、缺乏交流、逃避竞争的经营模式已不适合当展的节奏与环境。从产业开发的内容来看，许多门类是传统工艺未涉及的领域，也是现代经济生活的重要构成。例如旅游品、纪念品、陈设品等层次丰富，种类多样。其次通过科技学习、专业积累，开发新的材料、技术工艺、装饰手段和方法，创造市场前所未有的新颖特色产品。再就是通过管理培训、技术培训、展销活动学习国内外的成功经验。最后通过市场观察、市场调研、消费反馈，及时调整生产计划，制定新的方案与对策。另外，在开放、交流过程中，业务内的合作、互助、共赢成为创意产业的一个新的现象。

通过影视推广和宣传敦煌文化，例如纪录片《敦煌》、《千年莫高》、《印象樊锦诗》 等，使观众更好地认识敦煌文化和敦煌人的奉献精神。再如集歌、舞、乐为一体乐舞《敦煌韵》，以明确的市场定位和旅游演出营销，在广东连续演出100多场次，创造了新创剧目连续演出的记录。另外，以敦煌为主题的艺术创作则是以弘扬敦煌文化、促进敦煌艺术发展的创作活动，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的“朝圣敦煌”展览活动，和敦煌画派以敦煌为主题的展览活动多属于学术研究与交流活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

三、结语

甘肃是文化大省，却是文化产业小省，敦煌文化资源化的过程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是伴随着敦煌研究、敦煌旅游而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类型，既是现代教育视野下文化知识的创造产物，又是时代市场选择与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刘勰所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6]创新人才要素成为创意产业振兴的核心部分与动力要素，人才的培养与吸纳问题成为关键环节，尤其是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从市场选择角度来看，它反映当代人们审美意识的变化和提高，多样的审美需求制约着文化开发产品的供求关系变化与发展，同时创意产业也遵循着市场的选择，在淘汰旧产品同时不断更新，创造出特色产品，以个性、特色、灵活地探索市场的规律，同时也对设计者的创意提出更高的要求，在信息时代要求设计者不断用文化知识更新武装自己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节奏与变化。

【注释】 ① 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红旗》，1986年第3期。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2011年 版。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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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敦煌研究》正式创刊。《敦煌研究》从创办之初，就立足敦煌，放眼世界。一方面集中本所的研究力量，发表新成果和高质量的论文；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征集国内外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的成果，使本刊发表的成果保持较高的学术水准，成为敦煌学界的重要参考。

为了适应《敦煌研究》编辑工作的需要，敦煌文物研究所于1982年成立了编辑室。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原编辑室也改为编辑部，并陆续增加编辑人员，1986年已有编辑六七人，编辑部初具模。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编辑部大体上有10人左右的规模。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虽然可以说是专职编辑，但大多同时进行着敦煌学研究工作，学者兼编辑正是本编辑部成员的最大特色。从历年就职于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来看，研究范围涉及敦煌石窟艺术、石窟考古、敦煌历史与文化、敦煌文献（文学、宗教、书法、回鹘语言）等，涵盖了敦煌学的大部分专业。本刊的编辑人员在从事繁重编辑工作的同时，仍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不断地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著作。由于对敦煌学有着深入的研究，使编辑人员能够从较高的视点来进行刊物的编辑工作，同时也有利于跟各学科的学者们进行交流，从而使《敦煌研究》的编辑质量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层次。

《敦煌研究》于1981年和1982年出版了试刊第一期和第二期，1983年出版创刊号。1986年起为季刊，2002年起改为双月刊至今，截至2016年12月，共出版正刊160期，此外还出版纪念特刊8期。刊发文章（除特刊外）约5000余篇，内容涉及敦煌艺术与考古、历史文献研究、文化遗产的保护科学等等与敦煌学相关的所有专业，除了在敦煌文献研究方面不断刊发最新成果外，在敦煌石窟及全国各地石窟考古和艺术研究、石窟保护科学研究等方面的论文成为本刊最具特色的学科领域。本刊登载的论文每年都有不少被转载被引用，或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发表。还有相当一部分论文为国家级或省部级课题项目的成果，有的还在全国以及各地的社科成果评奖中获奖。《敦煌研究》不仅在世界敦煌学术界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而且对于相关的学科也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敦煌研究》自创办以来，得到了国内外敦煌学界的广大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关怀，包括在座的一些老师，也给我们以持续不断的支持和鼓励，也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使我们的工作不断取得进步。但是在今天学术发展的形势下，《敦煌研究》也面临着种种挑战，我们不能停留在以往的成绩上，而是要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近年来我们在如下几个方面做了努力：

1. 始终保持在国际敦煌学界的影响力

随着敦煌学的发展，我们依托敦煌研究院在海内外的影响力，不断约请世界知名学者为我们投稿。近年来，我们得到了日本、法国、英国、美国等国以及台湾、香港等地知名学者的来稿，如日本著名学者宫治昭、高田时雄、英国学者韦陀、魏泓、美国学者王静芬以及台湾著名敦煌学专家郑阿财、王三庆等都先后给本刊投稿，国内著名敦煌学专家荣新江、郝春文、柴剑虹、方广、张涌泉等学者也不断给本刊投稿，使本刊所刊发论文保持在较高的水准，持续在国际敦煌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努力，联系国内外敦煌学专家，刊发最新学术成果。

2. 从严审稿，质量第一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敦煌学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国内学术界与海外的交流与合作呈现空前活跃的状态。而国内不少大学相关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都在敦煌学领域选择其论文的重点，历史、艺术、语言文学、宗教等学科的专家们也开始关注敦煌文献或敦煌石窟，从中找到有价值的研究项目。因此，《敦煌研究》期刊的投稿量不断上升。与此同时，来稿质量也参差不齐，精粗杂糅。面对新的形势，本刊编辑部首先在审稿上下功夫，所有刊发稿件均由相关专家审稿，严格把关。2012年起，在原有10多名专家组成编委会的基础上，又聘请院内外7名专家学者为特邀编委，协助本刊审稿。编委和特邀编委的学科涵盖了敦煌学相关的各学科，此外，对一些特殊专业的来稿，我们还专门请该学科的权威专家进行审稿，以保证用稿质量。

由于《敦煌研究》是敦煌学专业学术刊物，涉及较广泛的学术领域，对编辑的要求就比较高，我刊编辑人员在从事编辑工作的同时，也从事敦煌学研究，发表敦煌学专业学术论文或出版学术专著。为提高编辑人员的编校能力，还轮流派编辑人员参加由国家新闻广电总局下属相关部门举办的编辑培训班，以提高编辑人员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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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它为我们全面、深入、系统地考察中古时期的一个地区提供了相对充足的研究资料。与甲骨文和汉晋简牍等其他出土文献相比，敦煌文献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它涉及的学科和方面较多。仅对历史学而言，就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诸多方面。其次，每件文献所包含的内容也相对比较丰富。再次，它涉及的时间较长，自5世纪初至11世纪初将近6个世纪。即使文献年代比较集中的8 世纪中至11世纪初，亦达200多年。最后， 全部文献都与敦煌地区有不同程度的关系或联系。就世界范围来看，具备以上条件的出土文献似也为数不多。如果我们依据这些资料对中古时期敦煌社会的各个角度、各个层面作全方位的考察，其成果将为学术界认识中古社会的具体面貌提供一个模型或参照系。这当然有助于推进人们对中古时期社会的进一步认识。显然，对历史学而言，解剖敦煌这样一个麻雀，其意义会超出敦煌地区。而敦煌文献为解剖这个麻雀提供了必要条件。

本文的简略回顾表明，数十年来，我国学者在这一方面已做了许多重要准备工作。如对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对敦煌历史地理的研究等都已经相当深入，并有总结性论著问世。有的相关类别文书如碑铭赞类文书和契券文书的整理和研究也已达到较高水平。但仍有许多方面需要加强，不少方面有待展开。如归义军时期的经济史、佛教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方面都值得投入更多的力量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有些方面甚至需要较长时间的准备以后才能进行总结。如敦煌佛教史需要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完成“敦煌佛寺志”、“敦煌的佛教与社会”等系列专题研究以后，才有可能在这方面进行总结性研究。敦煌社会史也要在完成“敦煌氏族志”等系列专题研究后才有可能进行总结性研究。至于敦煌文化史，我们以前做的工作就更有限，大量的工作有待展开。可见，在本世纪的最后几年和下一个世纪，专题研究应进一步加强。因为只有在深入的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写出有分量的专史，而各方面专史的完成又是全面综合研究的必要准备工作。在从事专题研究过程中，需要完成大量艰苦的微观考察。不少工作表面看来十分细碎甚至繁琐，无关大局，如过去我们对归义军政治史许多小问题的探索就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但这些微观探索又是我们全面、深入、系统地考察敦煌地区必不可少的工作。当我们将这些具体的探讨整合为对整个敦煌地区的微观透视时，就会发现在敦煌文献研究领域，微观考察的意义不同一般。

当然，要完成对敦煌地区的全方位考察，仅靠专题研究还远远不够。必须同时积极开展综合研究与宏观研究。在第一、二阶段，我国学者因受到资料的限制，往往只能就所见少量文书或一件文书进行阐发，研究是点式的，很难做专题或综合研究。到第三阶段，我们能见到的材料日益增多，对敦煌文献做分类整理或专题研究的学者也逐渐增多。但对各类文书、各个专题、各个学科进行的综合研究还很薄弱，将敦煌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工作也有待展开。就目前而言，首先应注意从整体上把握敦煌文献。敦煌文献虽然分属各个学科，可以分为许多类别，但同时又是一个整体，各类文献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人们利用有关10世纪的一大批文书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已取得了很大成绩，若在此基础上将这一时期的各类文书打通，相信对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的了解将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其它如对历史资料与文学史资料等各学科之间联系的研究，汉文历史文献与藏文历史文献等各文种之间联系的研究，也都是具有很大潜力的研究领域。在下一个世纪，当各个专题和综合研究都达到较高水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撰写贯通中古时期敦煌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领域的《敦煌中古史》了。

其二，敦煌文献为我们进一步研究9世纪中叶至11 世纪初西北地区的民族史提供了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9世纪中叶至11世纪， 是我国西北地区民族发生大变动的时期。但传世史籍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较少，很难据之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一批反映这一时期民族情况的汉文、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公私文书，为我们探讨西北地区民族变迁、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与相互间的交往提供了可能。本文的回顾表明，我国学者在利用这些资料方面已取得很大成绩。特别是第三阶段，我们不仅在利用敦煌汉文文献研究西北地区民族问题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在对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也有较大进步。同时应该承认，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与国外同行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在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研究方面，一些文种与国外的研究水平差距还比较大，取得的成果仍以第二次译释居多，能直接解读少数民族文字文书的学者亦嫌太少。所以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字文书的整理和研究。特别是藏文文献，数量很大，值得投入更多的力量进行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另一方面，在研究西北地区民族问题时，应提倡在全面搜集各方面资料的基础上将敦煌汉文文献、各民族文种文献与传世文献融会贯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出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以往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所以分歧较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研究者有时仅据部分材料就勿忙做出了结论。

其三，敦煌文献还为解决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提供了材料。古代的敦煌是中国的一个地区。所以，敦煌文献不仅对了解敦煌地区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的许多材料还反映了中原地区的一般情况。我国学者在利用这些材料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如均田制即属中国古代史的重大问题，但在敦煌文献发现以前，对其实施情况的研究始终无法深入。我国学者主要依据对敦煌文献中有关材料的具体探讨，才为均田制实施与否的争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并对均田制的实质形成了新的认识。又如本文所述我国学者对敦煌法律文书的持续探索，不仅解决了许多有关唐律和唐代历史的具体问题，还使学术界对久已亡佚的唐代令、格、式等法律文献的形式、内容、性质有了具体而形象的了解，并为令、格、式的辑佚提供了样式。再如本文所述我国学者对唐代勾官的研究，也是在具体探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有关勾官进行勾检的记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唐代勾官和勾检制度的整体认识。对敦煌文献中反映中原地区一般情况的材料作微观考察，容易使人产生细碎繁琐的感觉，但从中获得的知识不仅有助于认识同期中原地区的情况，有时对认识某一事物或社会现象在整个中国古代的发展脉络亦有助益。如前述我国学者对中国古代社邑发展情况的探讨和对中国古代书仪源流的考察，都在不同程度上借助了从相关敦煌文献研究中获得的认识。

我国学者在利用敦煌文献解决中国古代史上的问题方面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在这方面仍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如有关佛教史和社会史方面的资料就利用得很不够。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提倡将敦煌文献放到更大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在对敦煌文献和传世文献、石刻文字中的相关资料作彻底调查的基础上，将敦煌文献中有关某一专题的资料放到唐宋时期甚至中古时期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

其四，古代的敦煌是中国和世界接触的窗口。所以，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不少反映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资料。我国学者利用这些资料探索中国与印度、中国与波斯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探索丝绸之路的贸易等课题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与敦煌文献中保存的这方面材料相比，还有许多工作可做。特别是在唐代，敦煌汇聚了中国、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的文化，这些在敦煌文献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站在中古时期世界文化交流的高度，全面系统地发掘敦煌文献中有关这方面的信息，将是21世纪的一项重大课题。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学者在20世纪虽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尚未解决的问题和有待开展的工作更多。所以我们有必要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力争在21世纪取得更大的成绩。回顾20世纪我国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的历程，似有以下一些因素对研究的进展和研究水平的提高具有较大影响。

第一是资料的限制。对我国一般史学工作者而言，在前两个阶段能见到的敦煌文献数量有限。虽然在第二阶段我国已有英藏敦煌文献主体部分的缩微胶卷，由于种种原因，能直接利用的人很少。多数史学工作者了解、利用敦煌文献仍主要依靠少量很不完善的敦煌文献录校本。到第三阶段，我国学者终于可在国内看到英、法和北图所藏敦煌文献的主体部分。但有关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和影印图集实际上只有少数高校和科研单位有条件购置，对多数史学工作者来说，查阅敦煌文献仍有诸多不便。另一方面，由于敦煌文献多为写本，其中保存了大量的唐宋时期的俗体字和异体字，还有不少写本使用河西方音。这就要求阅读某件文书的学者不仅要掌握该文书有关学科的专门知识，还应当对敦煌的历史、敦煌俗字及河西方音等整理敦煌文献所需的专门知识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否则，即使有条件直接查阅敦煌文献，在阅读过程中也会遇到重重困难。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使得拥有缩微胶卷和图集的单位，其资料使用率并不高，查阅者多为专门或主要研究敦煌文献的学者。一般史学工作者了解、利用敦煌文献仍主要依靠录校本。可见，资料方面的限制，一直是影响我国史学工作者了解、利用敦煌文献的重要原因。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应是21世纪的首要任务。因采用先进技术重排、精印敦煌文献图版是正确释录文字的前提，所以应在现有基础上加快敦煌文献图版的编辑、出版步伐，力争在下一世纪初叶完成这项工作。同时加快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录校工作，这既包括分类对敦煌文献进行录校，也包括按号对敦煌文献作全面录校。目前，分类录校正在有计划地进行，全面录校的工程也已启动。这项工作是将敦煌文献推向学术界的基础工程，是为史学工作者解除资料方面限制的关键步骤，希望能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争取在下一世纪的前20年完成此项工作。当然，录校工作一定要保证质量。近年出版的一些录校本即因质量不佳受到学术界批评。

第二是史学观念的影响。在第一阶段前一时期，用传统方法治学的罗振玉等人对历史典籍和有关政治史的资料比较感兴趣。后一时期陶希圣利用《食货》出版《唐户籍簿丛辑》，显然是其社会史史观使然。第二阶段我国学者对社会经济资料关注较多，也明显受到用史观研究社会经济史风气的影响。在第三阶段，随着各种新的史学观念和新方法的流行，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各方面问题得以全面展开，其中尤以社会史观念的重新流行影响最为显著。数十年的敦煌文献研究史表明，新的史学观念和新的研究方法有利于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发掘敦煌文献的史料信息，应该大力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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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荣新江:《于阗花毡与粟特银盘---九、十世纪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 胡素馨编:《佛教物质文化: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3年, 第246页。

5 Hou Ching-lang, Trsors du m onastre Long-hingTouen-houang:unetude sur le m anuscrit P.3432, dans M.Soym i (dir.) , Nouvelles contributions auxtudes de Touen-houang (Genve:Droz, 1981) :149-168.中译文侯锦郎:《敦煌龙兴寺的器物历》, 谢和耐、苏远鸣等着, 耿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 北京:中华书局, 1993年, 第77~95页。

6 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0年, 第1~109页。

7 姜伯勤先生曾讨论敦煌与发自波斯的香药之路、珠宝之路、琉璃之路, 其中琉璃之路的提法颇具新意, 但未能展开论述。参看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4年, 第64~69页。安家瑶对此有所申论, 参看氏撰:《玻璃之路---从汉到唐的玻璃艺术》, 《走向盛唐:文化交流与融合》, 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2005年, 第21~27页。

8 (7) 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外来商品辑考》, 《中华文史论丛》第63辑, 2003年, 第72~76、73、74页。

9 荣新江:《于阗花毡与粟特银盘---九、十世纪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 胡素馨编:《佛教物质文化: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246~260页。

10 参看柯嘉豪:《少欲知足、一切皆空及庄严具足:中国佛教的物质观》, 胡素馨编:《佛教物质文化: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36~37页;John H.Kieschnick (柯嘉豪) , 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2-14.

11 严耀中:《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 第194~206、449~468页。

12 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 第2~4页。

13 参看定方晟:《七宝について》, 《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24卷第1号, 1975年, 第84~91页。

14 《大正藏》卷54, 第1105页上栏。

15 《大正藏》卷12, 第346页下栏~347页上栏。

16 《大正藏》卷1, 第310页下栏。

17 小野田伸:《古代ガラスを意味する「琉璃と「0) 璃について》, 《Glass:ガラス工艺研究会志》第43号, 1999年, 第27~30页。

18 Berthold Laufer, Jade: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Chicago: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12) 110-112.罗佛的看法代表当时学界的主流观点, 现在看来需要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重新检证。

19 罗佛在当时佛教和印度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 Berthold Laufer, Jade: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p.111.这一观点为薛爱华所承袭, 参见《唐代的外来文明》, 第537页。

20 魏收:《魏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 第2270页。余太山认为《魏书》所载波斯物产之文出自《周书》, 《魏书》原文虽然亦有这类物产的记录, 只是由于并未超出《周书》范围, 因而被《北史》编者用《周书》的记录取代。换言之, 《魏书》原始记录已不可得知。参看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 北京:中华书局, 2003年, 第86页。

21 例如在波斯珠宝商内沙不里 (Nayshābūrī) 写成的第一部波斯语《珍宝书》中, 水精和玻璃就是同一个词。Muh.m m ad ibn Abīal-Barakāt JuharīNayshābūrī, Javāhir-nāma-yi Niz.āmī, ed.Iraj Afshār (Tehran:Mīrās.-i Maktūb, 2004) .此材料承邱轶皓博士提示, 谨致谢忱。

22 宫嶋纯子:《汉译佛典における翻译语颇梨の成立》, 《东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创刊号, 2008年, 第365~380页。

23 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 北京:中华书局, 2002年, 第515页。

24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年, 第120、5045页。

25 (4) (5) 陕西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着:《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3年, 第214~215、101、97页。

26 奈良国立博物馆:《正仓院展 (平成五年) 》, 奈良:奈良国立博物馆, 1993年, 图49。

27 考古报告和研究论着中或称琉璃、或称玻璃的情形, 据引时依旧。

28 《大正藏》卷45, 第405页上栏。按, 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 在南北朝时期译出的《佛名经》中即有出现, 之后在《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中更直接展示了东方琉璃世界之庄严光明, 所体现的佛性之净真。

29 赵永:《论魏晋至宋元时期佛教遗存中的玻璃器》,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0期。

30 (11) 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 长沙:岳麓书社, 1995年, 第213、215页。

31 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 第148页。以上愿文录文均据IDP图版有所改正。

32 陈藏器撰, 尚志钧辑释:《本草拾遗》,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年, 第24页。

33 徐坚等着:《初学记》, 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 第646页。

34 王炳华:《琅玕考》, 《西域考古文存》,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0年, 第225~237页。

35 中国历史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辑:《天山古道东西风》,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 第279、282页。

36 大广编集:《中国:美の十字路展》, 大阪:大广, 2005年, 第134页。

37 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 《考古》1986年第2期。

38 筱原典生:《脱库孜萨来佛寺伽蓝布置及分期研究》, 《石窟寺研究》第1辑,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0年, 第197~206页。

39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 《考古》1966年第5期;夏鼐:《河北定县塔基舍利函中波斯萨珊朝银币》, 《考古》1966年第5期。

40 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 《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41 安家瑶:《谈泾川玻璃舍利瓶》, 《2015丝绸之路与泾川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287~292页。

42 浙江省博物馆、定州市博物馆编:《心放俗外:定州静志净众佛塔地宫文物》, 北京:中国书店, 2014年, 第62~63页。

43 赵永:《论魏晋至宋元时期佛教遗存中的玻璃器》,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0期。

44 2017年浙江省博物馆特展仅陈列四件, 且未加说明。见浙江省博物馆、西安市临潼区博物馆编:《佛影湛然:西安临潼唐代造像七宝》, 第201页。

45 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金银玻璃珐琅器》,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9年, 图228。

4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7年, 第248、228页, 彩版232。

47 吴立民、韩金科:《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研究》, 香港: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998年。

48 其中七件玻璃花图版, 见宁夏固原博物馆编:《固原文物精品图集》 (下册) ,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3年, 第33页。

49 罗丰编着:《固原南郊隋唐墓地》,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6年, 第61、82、235~239页。

50 王炳华:《吐鲁番新出土的唐代绢花》, 《文物》1975年第7期。图版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出土文物》,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75年, 图一八三。

51 之前对于绢花只有简单报道, 前揭王炳华文认为随葬的绢花只是墓主奢侈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 未能从信仰层面对其性质和功能有所讨论。

52 陈海涛:《唐代入华粟特人的佛教信仰及其原因》, 《华林》第2卷, 2002年, 第87~94页;毕波:《信仰空间的万花筒---粟特人的东渐与宗教信仰的转换》, 荣新江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年, 第49~56页。

53 录文参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 北京: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 1990年, 第99页。

54 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 (修订本)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89页。

55 谭蝉雪:《敦煌民俗---丝路明珠传风情》,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6年, 第244~246页;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 第279~281页;郭俊叶:《敦煌壁画、文献中的摩睺罗与妇女乞子风俗》, 《敦煌研究》2013年第6期。郭俊叶认为, 七夕与七月十五相距不远, 佛教中七月十五日为盂兰盆节, 此时有盂兰盆会、放焰口等一些佛事活动。于阗公主于此时施舍磨睺罗, 有可能是七夕之物, 节后施舍于寺院供养。按, 此说过于牵强, 于阗公主所施舍之物, 应当是专为盂兰盆节而造, 与七夕无涉。

56 黎毓馨考证静志寺佛塔地宫为隋代初建、晚唐改造、北宋沿用, 见《心放俗外:定州静志净众佛塔地宫文物》, 第8~23页。可惜的是, 图录中没有专门收录玻璃器。

57 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 《文物》1972年第8期。

58 《文物探源》, 《文史月刊》2008年第12期, 封三。

59 宿白:《定州工艺与静志、静众两塔地宫文物》, 《文物》1997年第10期。

60 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 第10、71、15、117页。

61 干福熹:《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和发展》, 《自然杂志》2006年第4期。

62 关于汉唐间来自龟兹的异物, 参见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 第294~322页。

63 荣新江:《于阗花毡与粟特银盘---九、十世纪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 《绵绫家家总满---谈十世纪敦煌与于阗间的丝织品交流》, 以上两文均已收入其《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 第263~277、278~294页。

64 干福熹等着:《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 第128~140页。

65 大英博物馆监修, Roderick Whitfield编集、解说:《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スタインコレクシヨン》, 东京:讲谈社, 1982年, 图55~1、55~2、56~2。相关研究参看安家瑶:《莫高窟壁画上的玻璃器皿》,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82年, 第425~464页。

66 彩色图版见大广编集:《中国:美の十字路展》, 第136页。

67 安家瑶、刘俊喜:《大同地区的北魏玻璃器》, 张庆捷、李书吉、李钢主编:《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年, 第38页。

68 深井晋司:《圆形切子装饰0) 璃碗---正仓院宝物白0) 璃碗源流问题について》, 氏着:《ペルシア古美术研究:ガテス器金属器》, 东京:吉川弘文馆, 1968年, 第7~46页。

69 王银田、王雁卿:《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07发掘报告》, 《北朝研究》第一辑,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9年, 第143页;王银田:《北朝时期丝绸之路输入的西方器物》, 张庆捷、李书吉、李钢主编:《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 第75页。

70 马艳:《大同出土北魏磨花琉璃碗源流》, 《中原文物》2014年第1期。

71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 北京:中华书局, 1960年, 第3592页。《旧唐书高宗本纪》作龟兹王白素稽献银颇罗。吴玉贵疑《太平御览》所引《唐书》金下有夺文 (吴玉贵:《唐书辑校》, 北京:中华书局, 2008年, 第1069页) 。唐雯主张《御览》所引唐书并不是某一部书的专名, 而是包括刘昫《唐书》、吴兢等所编一百三十卷本《唐书》及唐代历朝实录在内的唐代各类史料文献的总名。编修者将这一系列史料统一引录作唐书, 正体现了唐至宋初的士人对于唐书这一概念的认识 (唐雯:《〈太平御览〉引唐书再检讨》, 《史林》2010年第4期) 。因此, 本条史料虽有异文, 或别有所本, 未必为银叵罗之误, 且从下文考证来看, 金颇梨确实存在, 故仍其旧文。

72 魏收:《魏书》, 第2275页。

7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年, 第136页。

74 Hofkunst van de Sassanieden:het Perzische rijk tussen Rome en China (224-642) (Brussel:Koninklijke Musea voor Kunst en Geschiedenis) 266.

75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财政干部培训中心汉、后赵墓发掘简报》, 《文博》1997年第6期。

76 分型、成分及功能分析, 参看张全民:《西安M33汉代玻璃研究》, 《文博》2004年第1期。

77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幕府山东晋墓》, 《文物》1990年第8期。

78 关善明:《中国古代玻璃》,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2001年, 第70页。

79 颇梨作为七宝之一, 在唐宋时期敦煌佛寺中的功用及其与密教供养观念的关系, 拙文《敦煌佛寺所藏珍宝与密教宝物供养观念》 (《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4期) 曾作初步讨论, 敬请参看。

80 《大正藏》卷17, 第345页下栏。

81 《大正藏》卷49, 第306页中栏~下栏。

82 《大正藏》卷51, 第87页中栏。

83 魏征等撰:《隋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73年, 第908页。

84 《旧唐书》卷四七《经籍下》, 第2082页。《唐六典》集贤殿书院条注略同 (李林甫等撰, 陈仲夫点校:《唐六典》, 北京:中华书局, 1992年, 第280页) 。据下引韦述《集贤注记》, 史书库缥带之前缺字可补为青。

85 孙逢吉撰:《职官分纪》卷一五引《集贤注记》,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3~1986年, 叶八七背。陶敏辑校:《景龙文馆记集贤注记》, 北京:中华书局, 2015年, 第222页。文字和标点参考陶校而有所改易。

86 池田温:《盛唐之集贤院》, 《唐研究论文选集》,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 第190~242页。

87 拙文《〈唐六典〉修纂考》, 朱凤玉、汪娟编:《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2010年, 第1161~1200页。

88 王婕等:《一件战国时期八棱柱状铅钡玻璃器的风化研究》, 《玻璃与搪瓷》2014年第2期。

89 矶部彰编集:《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中卷 (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特定领域研究「东アジア出版文化の研究研究成果) , 东京:二玄社, 2005年, 第67页。

90 林世田、萨仁高娃:《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古代修复简论》, 《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

91 林玉、董华锋:《四川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写经叙录》, 《敦煌研究》2013年第2期。

92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1年, 第47~48页。

93 Yu X in, Material Culture, Reading Perform ance, and Catalogue System:Sutra Wrapper and Sutra Kerchief in Chinese Buddhist Rituals and the Form ation of the Canon, special lecture at Colum bia University Buddhist Studies Sem inarthe Center for Buddhism and East Asian Religion, January 29, 2016.

94 《大正藏》卷19, 第522页上栏~中栏。

篇（7）

2007年1月3日，刘永明的博士后论文《唐五代宋初敦煌道教的世俗化研究》顺利通过了由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评议委员会的评议，他也成为我国首位出站的敦煌学博士后。

热爱历史，结缘敦煌学

刘永明出身于甘肃省秦安县魏店乡的一个农民家庭，这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刘姓却是当地难得的书香门第，所以，家族中有一种久远的文化传承。刘永明从小在爷爷的历史故事熏陶下长大，高考时，他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兰州大学历史系，从此得以学习和研究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并与敦煌学结缘。

刘永明大学毕业时，敦煌学被重新重视起来还时间不久。地处大西北，兰州大学在敦煌学研究方面可谓近水楼台，所以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敦煌学研究机构，形成了正规的敦煌学研究氛围，也汇集了一些卓有成绩的敦煌学研究学者。留校从事图书资料工作的刘永明终日与古籍相伴，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文献功底，并在与师长的沟通影响下，对敦煌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94年，刘永明在齐陈骏先生和楼劲先生的指导下，开始攻读历史系历史文献学(敦煌学)硕士学位。“是硕士研究生阶段使我进入了研究之门。”时至今日，刘永明仍旧感激这段岁月，感激自己的导师。

2003年，从南京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刘永明难舍乡土之情，回到母校工作，恰逢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敦煌学)博士后流动站成立，刘永明正式归队，成为第一位获准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人一辈子，总要选择一项毕生的事业。因为热爱，刘永明选择了敦煌学，而现在又成为率先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从而促使自己在学业上的长足发展，刘永明深深地感到：“结缘敦煌学是我的幸运。”

甘坐冷板凳，愿啃硬骨头

敦煌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自古就是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代希腊和波斯(现阿拉伯地区)文化的交汇地。“敦煌”一词，通常解释为“大而盛”，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中进一步解释道：“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

上个世纪初，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轰动了世界，藏经洞中发现的敦煌遗书包容了儒、佛、道、摩尼、祆教等多种宗教文献，也保留了多种文字，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宝藏，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但是，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绝大部分被列强劫夺而去，散落世界各地。现在资料虽然大多公布，但由于散乱、残缺、损坏、真伪混杂，以及年代久远等原因，资料的整理辨析十分不易。敦煌学研究之艰辛，可想而知。

在敦煌文献中，道教文献的数量仅次于佛教文献，所以敦煌道教的研究是敦煌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博士后阶段，刘永明以敦煌道教这一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为主攻方向，一方面考察唐五代宋初敦煌道教的曲折发展，一方面深入探讨道教向民间宗教、社会生活、民俗文化以及佛教等方面的渗透，将道教的世俗化问题落到实处。在研究中，刘永明在学界关于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出了一批敦煌道教文献以及与道教密切相关的文献，为敦煌道教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同时将道教放到了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研究。

敦煌道教文献由于出自佛教藏经洞等局限性，反映本地区道教历史的资料缺乏而且矛盾重重。但刘永明心甘情愿地去啃这块硬骨头，因为他认定，作研究就应该去选择有难度又有意义的课题。

正是这样，刘永明从敦煌的故纸堆中一点一点寻找道教存在的蛛丝马迹，再根据自己的考察、分析，判断出最终的结论。有一件事情刘永明记忆犹新，神泉观是敦煌史料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处道观名，但是文献记载的神泉观详细位置居然有三处：分别位于沙洲敦煌县城的不同方向，而且描述都十分详细。“神泉观到底在哪里？”对此，学界未作深究。但刘永明一定要找出一个答案来。通过一段时间埋头研究《道藏》，刘永明终于从行文格式中观察出道观地理位置描述有误差的原因：根据教义规定，道士描述自己身份的时候，姓名前的地名为该道士的籍贯，而道观名被夹在籍贯与姓名中间，意为强调，与道观实际地址无关。由此他不但解决了敦煌道观地址方面的一些问题，而且进一步认识到了道教的发展变化和道教教义方面的一些矛盾，对道教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实际上，每一次选择，刘永明都会给自己一个挑战，以挑战促动新的进步。他认为，人原本是有惰性的，应该想办法克服它。

2000年，刘永明到南京大学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出人意料的是，他没有继续自己原来的研究方向，而是选择了道教医学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道教医学需要将“道教”和“中医学”跨学科交汇到一起，研究难度很大。刘永明这样解释他的选择，“如果我继续敦煌道教研究，成绩得来更加容易，却失去了当初选择到南京大学读博士的初衷。我的意图就是要在新的环境中需求新的收获。所以，我强迫自己在博士期间进行全新的研究，我没有太多的功利心，只希望自己的视野更加开阔。”2003年，刘永明最终以《道教炼养学的医学理论创造――脑学说和身神系统》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事后，刘永明回想起来认为，如果没有当时的机会和勇气，这篇论文就不可能产生。

《道教炼养学的医学理论创造――脑学说与身神系统》的出笼，不仅让刘永明顺利获得博士学位，而且拓展了他日后的研究方向。道教医学的研究还让刘永明体会到：“中国人应该懂些中医知识。”医学书看多了，刘永明已粗通医理。现在他能从大夫开出来的方子里判断出治疗思路，家人有个头疼脑热，他也能自己开出方子，他笑称父亲吃他的方子最灵了。

刘永明现在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副教授，他常教导学生，做学问必须不怕艰深，学术研究课题应该选择难度大的做；只有深入其中，才能发现被忽视的内容，做出新意来，“只要下功夫做事，时间长了一定会有收获。”

“学问需板凳甘坐十年冷，敦煌学研究面对如此繁复的历史资料，更要格外吃苦。”刘永明说敦煌学研究其实比人们想象中的还要枯燥、艰苦。记不清多少个夜晚孤灯相伴；记不得多少个假日于敦煌遗书、敦煌道藏对面而坐；记不清多少次苦心拼凑残片，使研究得以继续；在敦煌的实地考察，也远非旅游观光那般悠闲自得，“但是，作为敦煌学研究者，就是穷尽

毕生精力，也要还敦煌文化以真实面貌，这是敦煌研究者的责任和义务。”十几年的研究生涯，刘永明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在敦煌道教这个较为冷僻的领域里艰难跋涉，又乐在其中。他说，做学问最痛苦是在钻进去的阶段，过了那个阶段会眼前一亮。好比陶渊明《桃花源记》里所说：“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为敦煌的明天而坚守

“敦煌学者，今日国际学术之新潮流也。”学者陈寅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敦煌学的评价，时至今日也不为过。“敦煌所藏的资料多是唐五代以前的书卷，内容丰富，而且作者多为普通人。阅读这些书卷，就像直接倾听古人的声音。这是经过文人雅士加工过的传世文献中所没有的。这也是敦煌文献的独特价值所在。”

篇（8）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8月18—20日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来自英、法、美、俄、日等国及中国大陆、台湾的130多位敦煌学研究者欢聚一堂，共同回顾30年来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深入探讨敦煌学的相关问题。本次学术研讨会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敦煌研究院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四家单位主办，北京大学东方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吐鲁番学研究院、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和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协办。承办单位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还提供了赞助。

本次会议是近年来敦煌学研究领域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盛会，共收到论文100多篇。会议分两个小组，进行了19场共105个学术报告，研讨内容既有对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工作与成果的总结，也有对敦煌吐鲁番学前沿问题的关注，还有大量针对敦煌文献和石窟艺术的个案研究，内容涉及古代历史（包括法律、典章制度、社会民俗等）、文学、艺术、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古代科技（如医学、天文等）等领域的问题。开幕式上，老一辈学者（80岁以上者）冯其庸、金维诺、宁可、沙知、王克芬、唐耕耦、白化文、陈国灿等在主席台就坐。参会的学者既有中老年一大批知名学者，也有相当多的青年才俊，充分展示了当今国际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水平和学术阵容。本次学术会上，敦煌研究院12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包括樊锦诗、马德、张先堂、赵声良、王惠民、杨富学、杨秀清、张元林、陈菊霞、张小刚、张景峰、赵晓星。他们分别发表了在敦煌石窟、敦煌文献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一些年轻学者的论文，显示了新思路、新成果，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于1983年，正值改革开放、文化振兴的时代。中国学者们意气风发，努力钻研，极大地推动了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发展，30年来，不仅在相关的各领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而且在国内许多重点大学开设了敦煌吐鲁番学课程，有的学校还设立了敦煌学博士点，培养了大批青年敦煌学研究人才。30年间，国外收藏的敦煌学资料中最主要的部分如法、俄、英等国的文献都逐步由中国学者整理，并在中国系统刊布，而国内各单位收藏的敦煌文献也大部分整理出版。敦煌石窟方面也出版了《敦煌石窟艺术》、《敦煌石窟全集》等大型图录。与此同时，英国的IDP、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及敦煌研究院等单位通过网络建设，构成了极为便利的学术资源网站，这些工作极大地推动了敦煌学的全面发展。到21世纪初，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已经在很多方面产生了集成性成果。近年，荣新江、柴剑虹先生主编的30多卷本《敦煌讲座》丛书（即将出版），正是中国敦煌学成果的集中体现，敦煌吐鲁番学越来越展现其勃勃生机。

篇（9）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敦煌变相与变文的关系,是艺术学界与文学界共同关心的一个重要课题。敦煌变相与变文的最初出现都与佛教直接相关,唐代以后,二者共同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并且对其后的通俗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无论从文学史还是从艺术史角度来看,敦煌变相与变文的关系都具有比较重要的研究价值。

敦煌变相与变文之间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变相、变文作为佛教的化俗手段,它们都可以称为“变”;第二,讲唱敦煌变文时,通常都配合使用了变相画;第三,随着敦煌变文的盛行,石窟中也出现直接根据变文创作的变相。由于艺术学与文学在研究视角、方法与目的等方面,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从而导致敦煌变相与变文的关系这一课题,进入它们研究领域的缘起也不一样。

一、研究的缘起

艺术学界对于此课题的研究,是伴随着对敦煌变相研究的逐步深入而展开的。

初盛唐时期,敦煌变相已经发展到十分成熟的阶段,这表现在如下方面:在构图方面,它打破了传统格局,采用鸟瞰式透视描绘出气势磅礴的场面;在形象塑造方面,人物面容、身姿、神态与衣饰等得到了很好的刻画,创作者成功地表现出人物的身份、性格、年龄等特征;在线描与色彩运用方面,兰叶描普遍得到运用,线条笔力较强,并且注意到了疏密、浓淡的关系;由于使用了绚丽夺目的色彩,画面形成了比较热烈的色调。西方净土变、药师经变、维摩诘经变等是此期常见的变相。

从吐蕃时期到其后的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敦煌变相也发展到一个全新阶段。变相从构图、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较多沿袭了初盛唐,与此同时,这一阶段的变相(尤其是归义军时期)也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其一,大型变相主体画面的表现形式相互套用,缺乏创新精神,导致这一阶段变相的形式,总体上具有比较明显的“程式化”特点。与此同时,这些变相中的小故事题材明显增多,尽管它们处于比较次要的位置,却不乏创新之处。其中世俗生活里的人物、场景随处可见,这在弥勒经变、维摩诘经变等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其二,吐蕃时期以后,屏风式变相日益盛行,尤其是归义军时期出现了联屏变相,为充分表现佛教故事创造了有利条件,联屏贤愚经变、佛传故相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作。其三,归义军时期,出现了直接根据变文等描绘的大型变相。如根据《降魔变文》创作的劳度叉斗圣变,根据《目连变文》创作的目连变相等。此外还有受因缘讲唱风气的影响而产生的作品,如莫高窟第72窟的刘萨诃因缘变相等。概而言之,吐蕃时期与归义军时期,敦煌变相的总体特点是题材的故事化、形式的程式化及内容的世俗化。

导致上述特点形成的原因是多种的,来自佛教“俗讲”、“转变”风气的影响,就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敦煌变相与变文的关系也受到了艺术史家的关注,从而逐步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从艺术史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相比艺术学界而言,文学界更早关注到这一课题,并且展开了持久的探讨工作。一些艺术史家最初也是在文学界的影响下,才开始研究这一课题的。下面就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讨论一下问题的缘起。对于文学史研究而言,变文的发现具有深远意义。在敦煌变文发现以前,宋元以来通俗文学史中一些重要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诚如郑振铎先生所说:

在“变文”没有发现以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的产物呢?还是“古已有之”的?许多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都成为疑案而难于有确定的回答。但自从三十年前史坦因把敦煌宝库打开了而发现了变文的一种文体之后,一切的疑问,我们才渐渐的可以得到解决了。①

由此可见,敦煌变文发现的意义非同一般。学者们很快认识到了变文的研究价值,但是在其后的研究过程中,却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其中首要的难题就是变文到底是什么。由于古代文献中关于变文的记载十分有限,如此重要的问题在20世纪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

研究敦煌变文的过程中,一些学者逐步认识到借助于对变相的研究,可以有助于解决上述难题。相比变文而言,敦煌文书以及其他古代文献中,关于变相的记载比较丰富,这就为两者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学者们在给变文下定义时,大多提到了变相之“变”。如郑振铎先生认为:“像‘变相’一样,所谓‘变文’之‘变’,当是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变相是变‘佛经’为图相之意。)后来‘变文’成了一个‘专称’,便不限定是敷演佛经之故事了。(或简称为‘变’)”②最有代表性的当是孙子书先生的观点,他说:“盖人物事迹(按:此指奇异的或变异的事迹)以文字描写则谓之‘变文’,省称曰‘变’;以图像描写则谓之‘变相’,省称亦曰‘变’。其义一也。”③孙氏的观点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同。此外,关于变相的定义,还有其他不同的说法。

除了变相之“变”与变文有着密切关系外,变文讲唱时还配合使用了图画(包括变相画)。通过研究变文卷子以及其他文献史料,学者们发现讲唱变文时使用图画不是偶然的。大多数变文卷子中都带有关于图画的提示语,如“××处”及“××时”等,这些常见提示语的作用是提醒听众观看相关画面。由此看来,从探讨变文定义到变文讲唱,都有必要研究变相与变文的关系。

古代画史文献中不乏变相的记载,但文献提及的那些实物几乎没有保存下来,敦煌石窟中却集中保存了大量的变相图像资料。像归义军时期劳度叉斗圣变这样的变相,不仅画面的内容可以与敦煌变文比较研究,而且其中部分榜题与变文中的文字基本一致,从而可以与变文卷子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探讨变相与变文的关系而言,这类敦煌变相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敦煌变相与变文的关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了文学研究的视野。随着两个不同领域的学者参与,使得多角度、多层面探讨这一课题成为可能。

二、敦煌变相与变文研究的简史

自20世纪初期敦煌变文发现以来,学术界对于敦煌变文校勘、整理以及研究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就研究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周绍良、白化文先生所编的《敦煌变文论文录》内,④其后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不胜枚举。

就研究敦煌变相与变文的关系而言,值得重视的是敦煌变文校勘、整理以及汇辑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与一般的历史文献资料不同,藏经洞出土的敦煌变文文书残损比较严重,其中存有大量俗体别字,讹、衍、脱的情况屡见不鲜,且因分散保存于不同国家的博物馆中,由此凸显校勘、整理以及汇辑工作的繁重。这一领域的主要成果有周绍良先生编《敦煌变文汇录》(1954年)⑤、王重民等人所编《敦煌变文集》(1957年)⑥、潘重规先生的《敦煌变文集新书》(1984年)⑦以及黄征、张涌泉先生所编的《敦煌变文校注》(1997年)⑧。其中,《敦煌变文校注》收罗宏富,体例严谨,考证详实,对于研究敦煌变相与变文关系等学术课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敦煌变相是敦煌艺术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敦煌变相与变文的关系的研究,随着敦煌变相研究的深入逐步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敦煌变相可以说是敦煌艺术中的精华,它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数量很大。仅就其中的“经变”而言,就有30余种(包括藏经洞出土的纸画、绢画在内),1300多幅。敦煌变相研究从收集整理图像资料开始,经过画面内容解读、考证,最终发展到专题研究、综合研究。

1937年,日本学者松本荣一先生发表了《敦煌画的研究》(1985年再版)。此书根据藏经洞绢画等艺术品与敦煌壁画照片,对照佛教经文考释了不少变相的画面内容,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一些学者开始运用图像学方法研究敦煌变相,并且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周一良先生的《敦煌壁画与佛教》⑨、金维诺先生的《敦煌壁画〈园记图〉考》及《〈园记图〉与变文》⑩、潘兹先生的《敦煌莫高窟艺术》B11,可以看作此期的代表作。他们不仅探讨了变相内容与佛经的关系,而且还注意到了敦煌变相与变文之间的联系。此外,宿白、金维诺先生等还对佛教史迹故相进行了探讨。

20世纪80年代以后,敦煌变相研究进入了全盛时期。一些大型经变分别按专题得到了系统研究,譬如法华经变、维摩诘经变、涅经变、弥勒经变、西方净土变等等。此期敦煌变相的研究工作,大多是对照石窟榜题、佛经、敦煌文书及其他历史文献,考释变相每一品的内容情节,与此同时,探讨同一题材的变相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背景。在此背景下,敦煌变相与变文关系的研究也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

史苇湘先生较早对联屏贤愚经变与变文讲唱的关系进行了探讨B12。李永宁、蔡伟堂先生的《〈降魔变文〉与敦煌壁画中的劳度叉斗圣变》B13,则充分结合变文、画面内容与榜题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创见的观点。樊锦诗、梅林先生《榆林窟第19窟目连变相考释》一文,详细考释了榆林窟第19窟前室甬道北壁描绘的目连变相内容,指出这一目连变相直接取材于《目连变文》,并进而探讨了它与《佛说十王经》插图的联系B14。榆林窟第19窟目连变相的发现,为研究敦煌变相与变文的关系提供了新的重要个案。笔者所写《榆林窟第19窟目连变相与〈目连变文〉》一文,探讨了该铺变相创作的目的与背景等问题。B15

巫鸿先生的《何为变相?――兼论敦煌艺术与敦煌文学的关系》一文,则从画面构图的内在逻辑角度,对敦煌变相与变文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关于敦煌变相与变文关系的新见解。根据敦煌变相的“奉献式”创作目的以及其表现形式特征,他特别提出观察敦煌变相与变文的关系的两个原则:

我们需要从一个新的角度进行观察。我希望在这里提出进行这种观察的两个原则:一、奉献式艺术本质上是一种“图像的制作”(image-making)而非“图像的观看”(image-viewing);二、图像制作的过程与写作和说唱不同,应有其自身的逻辑。根据这两点原则,我将在下文中对描绘“降魔变”故事一大批壁画做详细的研究。B16

巫鸿先生对于奉献式艺术本质的看法很有道理,这对于从图像学角度研究宗教艺术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提出的这两个观察原则,有助于我们深入探讨敦煌变相与变文的关系。巫鸿先生对敦煌“降魔变”题材绘画等研究的结论是,“敦煌石窟的变相壁画不是用于口头说唱的‘视觉辅助’。但是这些绘画与文学有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十分密切……敦煌艺术与文学的交互影响持续到以后的几个世纪,在这一过程中,二者互相配合,共同发展,其形式日益丰富复杂。”B17在敦煌变相与变文的互动性方面,巫鸿先生所提出的观点富有启迪意义。

除了以上研究成果外,还有部分学者尝试将个案研究与总体的理论分析结合起来。譬如美国学者梅维恒(Victor Mair)先生所著的《绘画和演出――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B18、日本学者秋山光和先生的《说话中的说话原文、画面构成及问题――从〈变文〉及绘画关系入手》就是其中的代表著作B19。笔者所著《敦煌变相与变文研究》B20,在探讨敦煌变相与变文关系个案的同时,论述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两者之间的总体关系,提出了一些个人看法。

总体而言,本课题在个案研究与总体的理论分析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三、敦煌变相与变文研究有待深入探讨的一些问题

回顾本课题的研究历史,可以发现中外学者已取得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金维诺、巫鸿、秋山光和、樊锦诗、梅林等先生的成果,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学者们的努力下,我们已基本了解敦煌变相与变文之间的一般关系。敦煌变相中,既有P.4524劳度叉斗圣变画卷这样可以配合变文讲唱的作品,又有不少根据变文创作的壁画,但它们很少用来配合变文讲唱。敦煌变相与变文的关系具有互动性特点。相比而言,敦煌变相受变文的影响比较直接,而它对变文的影响较为间接。学术界通常以吐蕃时期为界,将敦煌变相分为前后两期。与前期相比,后期敦煌变相的总体特点是,题材的故事化、形式的程式化及内容的世俗化。这在归义军时期的劳度差斗圣变等变相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上述特点的形成有多方面原因,来自敦煌变文的影响值得充分关注。

由于敦煌变相与变文的关系比较复杂,跨越了艺术学与文学两个学科,导致研究的难度较大,其中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释,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首先,就已发现的考古资料来看,配合敦煌变文讲唱的变相画发现的数量极其有限。敦煌变文的讲唱过程中,经常配合使用相关的变相画,P.4524劳度叉斗圣变画卷可能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作。S.2614的首题是“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其中的“并图”二字写上后似又涂去,可能是抄录者抄录原来附图的变文后,因为没有临摹该图,所以又涂去“并图”二字。这一题记表明,讲唱此《目连变文》时,显然配合使用了相关题材的目连变相。《全唐诗》收录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一诗B21,不仅诗题中用了“看”字,而且诗中还有“画卷开时塞外云”之句,由此可见,讲唱此变文时也配合使用了画卷。

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变相,有直接根据变文题材创作的劳度叉斗圣变、目连变相等,但是通过对这些壁画作品进行的专题研究,学者们基本否定了它们配合变文讲唱的可能性。就研究敦煌变相与变文的关系而言,直接配合变文讲唱的变相多已失传,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本课题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关于此类变相的创作情况等,由于存世作品太少,以至于无法展开具体的分析。

其次,关于敦煌变文的讲唱仪轨以及使用变相画的表演方式,现存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几乎没有记载,它们也就成为有待于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梅维恒先生在其《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一书中,曾比较详细地考察了印度尼西亚“瓦扬•贝贝尔”等的讲唱表演方式,并进而推测了敦煌变文的配图讲唱的方式B22。谭蝉雪先生的《河西的宝卷》一文,论述了河西地区宣卷活动中的配图讲唱方式,并进一步推论了其与敦煌变文讲唱的关联B23。傅芸子先生还依据“立铺”推测了图画的使用方式,他说:

但是这种画卷既然说是“立铺”,大概是将画卷立起,便于给听众观看,好似“看剧”一般,这图幅是和讲唱纯佛教的变文辅助用的变相图是同一作用的。可见讲唱变文需要用图像来作说明,佛教的变文是如此,非佛教的变文也是如此的。B24

学者们的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了解使用敦煌变相配合变文讲唱的方式,但是由于缺乏历史文献记载等直接依据,这种配图讲唱的表演方式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笔者认为,关于此问题的研究应该注意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使用变相配合敦煌变文讲唱的表演方式不会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可能不断发生变化。早期的佛教变文讲唱由于受到佛教俗讲的影响,可能会出现“讲者”、“唱者”合作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其中一人就可能兼有展示变相的职责。其后随着变文在民间的不断普及,它的讲唱仪轨与表演方式可能不断简化,到了后期或许通常由一人承担讲唱与展示图画的所有职责。其二,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配合变文讲唱的变相主要有横卷与立铺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的图画在创作构图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因而导致在配合讲唱过程中的使用方式也不尽相同。横卷便于手持展示,而立铺更适合悬挂在固定的地方向听众展现。

以图画配合讲唱的表演方式,在世界各地的民族文化艺术传统中都采用过,因此,敦煌变文讲唱的表演方式可以与世界各地的相关艺术形式做更充分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入揭示各自的艺术特点,与此同时,可以丰富我们对于世界各地配图讲唱艺术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当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而言,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次,作为佛教艺术的两种形式,敦煌变相与变文不可避免地会对后世的其他艺术门类产生影响。敦煌变文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随着“化俗”功能不断增强,自身也渐渐“俗化”了。“俗化”加快了变文的消亡,进而导致了敦煌变相与变文关系的瓦解。敦煌变文虽然消失了,但是它的题材内容、艺术形式乃至配图讲唱的方式,都可能对后世的其他艺术门类产生过重要影响。迄今为止,学者们大多从文本的角度探讨敦煌变文对评话、宝卷、弹词等的影响,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就配图讲唱方式的影响方面而言,则没有得到充分关注。笔者所著《敦煌变相与变文研究》的下编“变文讲唱艺术的影响”中,即对敦煌变文配图讲唱方式的影响进行了一些探讨。皮影戏表演、宝卷的宣唱等,就可能受到变文配图讲唱方式的一些影响,与此同时,元、明以来小说话本等中插图的渊源,也可能与配合变文讲唱的变相图等有着一定的关联。敦煌变相与变文的影响问题,对于探讨敦煌变相与变文的关系这一课题而言,虽然属于边缘问题,但是这一领域却为本课题的研究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在今后的研究中,此领域中有望获得更多的突破。

最后,敦煌变相与变文可以视为佛教弘法的两种通俗艺术方式,它们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变与其承担的宗教教化功能密切相关,换言之,其发展演变规律不同于非宗教艺术。在现代的佛教弘法活动中,变相与变文已经不再扮演重要的角色(变文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它们在唐代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其后的发展命运,对于现代的佛教弘法活动而言,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迄今为止,对于敦煌变相与变文的研究,主要限于文学、艺术学领域,佛学界没有过多介入。就本课题领域的研究前景来看,佛学界可能会越来越关注本课题的研究,而它们的研究视角、方法、目的等显然不同于文学界、艺术学界,因此,最终可能会在本领域取得更多的新成果。

综上所述,自敦煌变文发现以来,学术界对敦煌变相与变文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工作,取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对此课题研究历史进行了回顾,在评述已有成果的同时,也指出一些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尤其是在跨学科领域的综合研究以及跨文化领域的比较研究领域,本课题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有望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该书根据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校订。

② 同上,第154页。

③ 孙子书(即孙楷第)《变文之解》,《现代佛学》,第1卷第10期。

④ 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⑤ 周绍良编《敦煌变文汇录》,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版。

⑥ 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⑦ 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1984年印。

⑧ 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⑨ 周一良《敦煌壁画与佛教》,《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1期。

⑩ 金维诺《敦煌壁画〈园记图〉考》,《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0期;金维诺《〈园记图〉与变文》,《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1期。这两篇文章又被收入《敦煌变文论文录》(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B11潘兹《敦煌莫高窟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B12参见史苇湘《关于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一文,《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B13李永宁、蔡伟堂《〈降魔变文〉与敦煌壁画中的劳度叉斗圣变》,《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经变篇》,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B14樊锦诗、梅林《榆林窟第19窟目连变相考释》,《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

B15于向东《榆林窟第19窟目连变相与〈目连变文〉》,《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1期。

B16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66页。

B17同上,第389页。

B18梅维恒著,王邦维等译《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

B19秋山光和《说话中的说话原文、画面构成及问题――从〈变文〉及绘画关系入手》,《国际交流美术史研究会第八回:说话美术》,1989年版。

B20于向东《敦煌变相与变文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2003年,笔者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敦煌变相与变文》,本书即是在该文的基础上写作而成。

B21曹寅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771页。

B22梅维恒著,王邦维等译《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110页。

B23谭婵雪《河西的宝卷》,《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通讯》,1986年第1期。

B24同④,第155-156页。

Review on Dunhuang Bianxiang and Bianwen

YU Xiang-dong

篇（10）

[中图分类号]K2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06-0024-03

敦煌写卷P.2553号为《王昭君变文》孤本，学者历来对其颇为关注，研究成果也颇丰，在此不再赘述。王昭君作为历史人物最早记载于《汉书·元帝纪第九》和《汉书·匈奴传下》中，但这两者都只是单纯叙史，并未对昭君本身的情感有任何描述，更不用说提到单于对昭君之宠爱了。《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昭君字樯，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1}始将昭君出塞略带故事感彩描绘出来。随着时代变迁，王昭君已然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历代文人对其挥毫泼墨，以自己的理解对其形象进行描绘和改造。而将昭君故事庶民化，则还是要数敦煌本《王昭君变文》。

对于昭君的命运，文人墨客多着以悲怆之色，我们比较熟悉的《西京杂记》、《昭君怨》、《昭君辞》等都是用悲剧眼光看待昭君出塞这一史实。这些加了自己主观猜测的描绘究竟可否代替昭君本身，也要见仁见智了。在《汉书·匈奴列传》和《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对昭君出塞后的生活有比较清楚的介绍，昭君于竟宁元年（前33）嫁于呼韩邪单于，但呼韩邪在建始二年（前31）死去，于是昭君又嫁给了呼韩邪单于的继承人，成为新单于的阏氏，新单于又于鸿嘉元年（前20年）死去。{2}这以后对昭君再无任何记载，所以昭君的生卒年至今仍是一个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昭君最少历经二夫，并没有很快死去。但是《王昭君变文》中昭君虽得到了可汗百般恩宠，但她还是逐渐羸弱，郁郁而终。为何变文给昭君的命运加注了死亡这么浓厚的悲彩呢？这得从《王昭君变文》的创作时代及其背景说起。

那么，《王昭君变文》到底为何时所作，这在学术界并未有定论，究其考证过程，我国学者有主要有以下十种观点：高国藩认为是在“初唐至盛唐之时，也即唐代的上半期”； {3}容肇祖认为其作于公元767～857年{4}，俞晓红也持此观点{5}；邵文实认为在781～848年，也即吐蕃占领河西地区之时；{6}张寿林认为在850年左右；{7}陆永峰认为其应在848年左右；{8}郑文认为其创作时间“必然在大中之前，甚至远在大中之前，也就是远在847年之前”；{9}张辉将时间缩至780～830年，或者稍晚一点的时间里；{10}程毅中认为其创作于8、9世纪之间；{11}张文德认为应该在817年前；{12}王伟琴认为其创作于786～816年。{13}对于国内学者考辨的内容，大家一般都比较熟悉，在此不再赘述。

下面说说日本学者根本诚主张的创作时限。其认为《王昭君变文》创作上限“不应该追溯到元和三年（808）以前”，{14}也就是说最早不能早于元和三年（808）。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在《王昭君变文》中明确涉及其创作年代的只有一句：“故知生有地，死有处，可惜明妃，奄从风烛，八百余年，坟今（上）尚在。”{15}根本诚认为这“八百余年”的起时应该是从汉哀帝在位年间算起，因为书中提到了汉哀帝，“后至孝哀皇帝，然发使（使）和番。遂差汉使杨少徵扙节和来吊”。汉哀帝的在位时间为绥和二年（前7）到元寿二年（前1），{16}昭君于元帝时出嫁匈奴，元帝之后是成帝即位，但是变文中没有提到成帝，直接是由哀帝派使祭吊，那么可以推测昭君很可能是死于哀帝之时，也就是公元前7至前1年，那么文中的“八百余年”也应该为公元800年左右了。

其二，推算到其不早于元和三年（808）创立的第二个原因是咸安公主于这一年死去，可能是借由王昭君之故事来缅怀有着同样命运的咸安公主。{17}笔者认同此观点。因《新唐书·诸帝公主列传》记载：

燕国襄穆公主，始封咸安，回鹘武义成功可汗，置府。薨元和时，追封及谥。{18}

《新唐书·回鹘列传》（上）记载：

元和初，再朝献，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饮水茹荤，屏湩酪，可汗常与共国者也。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三年，来告咸安公主丧。主历四可汗，居回鹘凡二十一岁。{19}

由上可知，咸安公主为唐德宗第八女，是远嫁到回鹘的一位公主，其在回鹘21年历任四位丈夫，最终未能返回长安。《王昭君变文》很可能是由这件事情为契机而创作，以隐喻咸安公主之死，同时怨叹敦煌陷蕃时间已久。这个理由似乎有些牵强，但根本诚先生没有提及的第三个原因笔者想在此做一陈述。

据王伟琴《敦煌〈王昭君变文〉河西地域特征探析》对变文主人公最终去向地“紫塞”、“玉塞”等地名的考辨，皆指向敦煌。{20}敦煌在这一时期正处于吐蕃统治之下（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为公元786～848年），这应该是《王昭君变文》创作的大时代背景。而且，每一部文学作品的创立都必然有其创作契机，不能凭空而出。陷入吐蕃统治，民众有过反抗，而且有史料记载河西民众的反吐蕃情绪是非常激烈的。敦煌陷落吐蕃，敦煌庶民悲愤而惶惶度日，敢怒不敢言，只能付诸于笔端，借助于讲唱舞台宣泄悲愤之情。而咸安公主和亲又和昭君出塞故事相似，出于当时敦煌陷落蕃邦和周边的环境，便假借昭君之名来感怀咸安公主之死，同时也通过变文来悲叹敦煌民众的命运。

另外，变文中有“澣海上山鸣戛戛，阴山的是搌危危”，而在《新唐书·回鹘列传》中有“明年（730）复入朝，乃以回纥部为瀚海”。笔者认为，“澣海”即为“瀚海”，在变文残缺部开始“搜骨利幹，边草叱沙纥罗分”中的“骨利幹”应为回纥部落。《新唐书·回鹘列传》记载：

回纥，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其部落曰袁纥、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幹、多览葛、僕骨、拔野古、同罗、浑、思结、奚结、阿跌、白霫，凡十有五种，皆散处碛北。{21}

明年复入朝。乃以回纥部为瀚海，多览葛部为燕然，僕骨部为金微，拔野古部为幽陵……其西北结骨部为坚昆府，北骨利幹为玄阙州，东北俱罗勃为烛龙州……{22}

由此可知，“骨利幹”为回纥的一个部落，而回纥在贞元四年（788）迎娶咸安之后请求改回纥为回鹘，意思是说其凶猛敏捷如同鹘一样。变文中“衙官坐位刀离（剺）面，九姓行哀截耳珰”的“九姓”在《新唐书·回鹘列传》中亦有“九姓者，曰药罗葛，曰胡咄葛，曰啒罗勿，曰貊歌息讫，曰阿勿嘀，曰葛萨，曰斛嗢素，曰药勿葛，曰奚邪勿”。{23}可见，变文中的主人公所嫁的地方是以回鹘的统治环境为背景的，而回鹘与唐朝和亲始于肃宗干元元年（758），肃宗将宁国公主嫁于回鹘可汗，且派荣王之女陪嫁，后来宁国公主回国，而荣王之女留在回鹘，称少宁国公主。少宁国公主“历配英武、英义二可汗。至天亲可汗时，始居外。其配英义生二子，皆为天亲所杀”。{24}其死于贞元七年（791），虽然这时敦煌已经被吐蕃侵占，但是就其悲惨的命运来说，已经被视为“弃子”，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之外，是无可汗恩宠可言的。相比之下，哀悼身为德宗亲女的咸安公主，可能会更让人信服。

从上述来看，将变文上限定位在808年咸安公主离世之年，笔者认为可信。

其创作下限王伟琴已经推之于816年之前，原因是李贺作过《许公子郑姬歌》和《塞下曲》，说明李贺听闻过《王昭君变文》相关的讲唱故事。李贺死于816年，故有此推断。据朱自清《李贺年谱》考证，李贺应生于贞元六年（790），卒于元和十一年（816）。从《许公子郑姬歌》中“桂开客花名郑袖，入洛闻香鼎门口”和“自从小靥来东道，曲里长眉少见人”两句可以看出此诗的创作地点应该是洛阳，而李贺到过洛阳的时间经朱自清考证应为元和八年（813），由“元和八年癸巳（八一三）二十四岁。是年春，以病辞官，归昌谷……冬十月，复入京，与黄浦湜别……贺之行当在十月望后，复有洛阳城外别黄浦湜诗云。”{25}可见其813年十月经洛阳，而在元和九年（814）秋天到了潞州（今山西长治），投靠张徹，寄人篱下两年之后于元和十一年（816）回到昌谷，不久离世。笔者认为，根据其作《许公子郑姬歌》的最晚时间应该不晚于813年十月，那么《王昭君变文》的成立时间也应该不晚于这个时候。

归总起来笔者认为，《王昭君变文》的创作时间应该是808～813年。

变文前半部分残缺，后半部分着力描写昭君的思乡情绪，而对单于也是极尽溢美之词，将其描述为一个对昭君万般疼爱、千般呵护的好丈夫形象。尽管昭君远离故土，但是丈夫对自己如此费尽心思，亲情的离失感应该会从爱情的滋润中有所补偿，但是昭君却“既登高岭，愁思便生……一度登千山，千回下泪……乃可恨积如山，愁盈若海……因此得病，渐加羸瘦”。{26}金冈照光认为，《王昭君变文》反映了悲剧性的女性像，{27}单于（可汗）越是对自己好，自己越是消受不起，越是显示出了思念故土的无奈与痛楚。笔者认为变文作者越是极致描写昭君所受的恩宠，就越是反衬出她迫切归故土的赤子之心，其不仅反映出了当时悲剧性的女性像，更反映出了当时悲剧性的庶民面貌。用这种故事与现实的极大反差，映衬出当时敦煌民众在吐蕃统治下积怨已久，百般呵护尚且还得不到人心，更何况吐蕃对敦煌是一种侵略霸占。

因此，通过《王昭君变文》可以窥探到敦煌庶民的一般心理状态，身体是在吐蕃的统 治之下，但是心却依然系着大唐，在吐蕃统治之下的生活如同“丧孝之家”、“败兵之将”。身陷蕃里，透露着民众的无奈，因为“不嫁昭君，紫塞难为运策定”，不把敦煌让于吐蕃统治，敦煌将无法生存和暂时稳定，人民生活只会更加困苦。

综上所述，变文通过对柔弱女子王昭君故事的改编，揭示出敦煌庶民阶层身陷囹圄但宁死不愿屈从吐蕃的一般群体像。也正因为有着这样的暗流涌动，所以才会有最终的张议潮揭竿吐蕃统治，将敦煌再次纳入大唐领土，进入归义军繁盛时期的壮举。

[注 释]

{1}刘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41页。

{2}{16}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09页。

{3}高国藩：《敦煌本王昭君故事研究》，《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2期，第53页。

{4}容肇祖：《迷信与传说》，见《敦煌变文论文集》，第605～606页。

{5}俞晓红：《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9页。

{6}邵文实：《敦煌边塞文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

{7}张寿林：《王昭君故事演变之点点滴滴》，《文学年报》，1932年第1期。见《敦煌变文论文集》，第631页。

{8}陆永峰：《敦煌变文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174页。

{9}郑文：《〈王昭君变文〉创作时间臆测》，《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第29～30页。

{10}张辉：《〈王昭君变文〉创作时间考探》，《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8月增刊，第161～162页。

{11}季羡林：《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7页。

{12}张文德：《王昭君故事传承与嬗变》（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4年。

{13}王伟琴：《敦煌变文作时作者考论》（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04年。

{14}{17}〔日〕根本诚：《王昭君变文の成立年代考》，《东洋文学研究》，1961年第9期，第57页、第64～65页。

{15}{26}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敦煌变文集》（上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5页、第124页、第100～102页。

{18}{19}{21}{22}{23}{2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665页、第6126页、第6101页、第6111页、第6112页、第6114页、第6125页。

篇（11）

据文献记载，我国简帛的发现、整理和研究，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西汉景帝（前156—141年）末年的孔子故宅壁中经，但采用近代考古的科学方法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地发掘、整理和研究，则开端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迄今将近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简帛的发现可谓层出不穷，共出现了两次大发现的：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土简帛的年代涵盖战国、秦、汉、三国及魏晋。

战国简包括五里牌楚简37枚、仰天湖楚简43枚、杨家湾楚简72枚、长台关楚简229枚、望山楚简22枚、藤店楚简24枚、天星观楚简70枚、九店楚简344枚、随县楚简240多枚、临澧楚简数十枚、包山楚简448枚、秦家咀楚简41枚、石板村楚简4371片、郭店楚简804枚、新蔡楚简1300余枚等。

秦简包括云梦秦简1155枚（另有80枚残片）、天水秦简460枚、龙岗秦简283枚、木牍1方、杨家山秦简75枚、关沮秦汉简500枚、王家台秦简800余枚、周家台秦简389枚、木牍1枚、青川秦牍1枚等。

汉简包括敦煌汉简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汉简3500余枚、罗布淖尔汉简71枚、武威汉简600余枚、甘谷汉简23枚、银雀山汉简4974枚、武威医简78枚、木牍14方、马王堆汉简900余枚、木49枚、定县汉简一批、凤凰山汉简428枚、木牍9方、居延新简近两万枚、罗泊湾汉简十余枚、木牍5枚、阜阳汉简一批、大通汉简400枚、张家山汉简2787枚、胥浦汉简17枚、木牍2方、清水沟汉简一册（27枚）、散简14枚、悬泉置汉简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书10件、纸文书10件、墙壁题记1件、尹湾汉简133枚、木椟24方、虎溪山汉简1000余枚、孔家坡汉简785枚等。

三国两晋简包括尼雅、楼兰简牍400余枚、纸文书728件、吐鲁番阿斯塔那晋木简1枚、南昌永外正街晋墓出土木刺5枚、木牍1枚、南昌阳明路三国吴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牍2枚、鄂城出土三国吴木刺6枚、马鞍山出土三国木刺14枚、木3枚、武威旱滩坡出土东晋木牍5枚、高台晋墓出土木牍1枚、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10万多枚等。

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

简帛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

随着大宗简帛的相继出土和陆续公布，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经过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已发表有关简帛研究的论著数千种。这些论著大体上可分为简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所谓基础研究主要包括发掘报告、图版、释文、注释、语译、索引、字编、参考文献和论著目录等。而应用研究主要是应用新发现的简帛资料（包括简帛文字记载、实物以及器物、遗址、墓葬等），结合传世典籍研究当时的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关系、中外关系、语言、文字、书法等各个方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归宿，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正如张政先生为《简帛研究》题词所云：“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终成图籍，补史之逸。”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大体上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进行的。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首批敦煌汉简虽然首先由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进行整理和考释，但作出最大贡献的应该首推我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于1914年合著的《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而且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尤其重视把敦煌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尽可能恢复汉代烽燧组织系统的原貌。《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简帛学的奠基之作。和敦煌汉简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汉简的整理和考释，一开始便是由中国学者负责的。起初参加的学者有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和劳干等人，因为爆发，整理工作中辍。后由劳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释，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与此同时，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释文之部》在变通《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考证之部》和研究论文则沿用王国维所创立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居延汉简和汉代历史研究两个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以前，重要的论著还有《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罗布淖尔考古记》、《新获之敦煌汉简》、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彩箧冢》、贺昌群《〈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盘《汉晋遗简偶述》、《汉晋遗简偶述续稿》和劳干《敦煌汉简校文》等。

1949年以后，特别是随着七十年代居延新简和马圈湾等敦煌汉简的相继出土，居延和敦煌汉简的整理和研究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在应用简牍来研究历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概括地说，在下列六个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一）、1956—1958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和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的出版，使人们第一次得知贝格曼田野发掘工作的详情，并能见到居延汉简的全部图版。（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首先公布了破城子、大湾、地湾、瓦因托尼、查科尔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汉简所属的出土地点。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首批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对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册书复原以及古文书学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三）、早在《甲编》出版以后，就有学者曾撰文对《甲编》的释文进行补正，如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等。当1980年《甲乙编》问世前后，又有许多学者接连不断发表有关补正释文的论著，如裘锡圭《汉简零拾》、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正举隅》等。从1979年起，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谢桂华、李均明曾反复审读居延汉简各种版本的图版和释文，又得有机会见到尚未公开发表的居延新简的简影，于是将以往诸家释文逐一进行校订，最后编撰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在释文的准确性上有显著的提高。（四）、众所周知，首批发现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完整的册书仅保留下来两种，即由77枚简（其中2简无字）编联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简编联成的“永光二年候长郑赦予宁书”仅由此两种简册可知，居延汉简绝大多数原本都是用细麻绳编联的册书，出土以后，因为麻绳腐烂断绝，原来的册书都变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简和断片。为此，森鹿三以为将已散乱的简牍恢复到册书的本来状态，至少恢复到接近原来的册书的状态，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工作。当1957年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通泽第二亭食簿”（簿书）、卒家属廪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复原上，率先开了复原居延汉简簿籍册书的先河。鲁惟一继承和发展了森鹿三的这种研究方法，出版了专著《汉代行政记录》，从居延汉简中复原出多种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对居延汉简的断简进行缀合和册书进行复原，其意义正如永田英正在《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一文中所总结的：（1）在居延汉简中，从全体上来看，簿籍简牍占绝大多数；（2）簿籍简牍和它们所记载的内容相应，各自具有固定的书写格式；（3）所有的簿籍简牍并不是孤立的个别记录，而是被编联成册书的；（4）以简牍的书写格式为标准，有可能将大量的简牍归类集成；（5）随着簿籍简牍的移送和传递，就有可能形成文书。这就开启了通往对简牍进行古文书学研究的道路。（五）1998年，台北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编》弥补了以往历次刊布的首批居延汉简的图版和释文均未能核对原简的根本缺陷。为了尽可能为字迹日渐褪色的原简保留最好的简影资料，而采用红外线设备等先进科学技术，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镜无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迹，清晰呈现，从而对以往诸家的释文多有补正，在释文的准确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六）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简牍释文，下册为简牍图版，除收录居延都尉所辖甲渠候官治所（7933枚）与甲渠候官所辖的第四部和第四燧（195枚）这两处遗址所获的全部简牍外，还收录了如下五宗简牍：（1）1982年在甲渠候官采集的散简20枚；（2）甲渠塞第四燧采集的散简67枚；（3）1976年在居延都尉三十井塞次东燧所获简173枚；（4）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散简7枚；（5）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地点不明的散简14枚，合计8409枚。《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的出版标志着居延汉简从此进入新简和旧简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阶段。

与此相应，在1949年以后，中外学者研究居延汉简的论著不断出版问世，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举。而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大庭修《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出的《敦煌汉简》上、下册，则是研究敦煌汉简的重要论著。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以后发现的简帛，诸如云梦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尹湾汉墓简牍、郭店楚简等的研究也紧跟而上。（一）云梦秦简的释文公布伊始，便有许多学者撰写论文。据台湾东海大学吴福助教授统计，截至1995年止，已发表论著近千种。（二）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虽然还有三册没有发表，但经过20多年的整理和研究，业已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其中，帛书《老子》、《黄帝书》既是整理发表最早的，也是海内外学术界特别关注和研究论著最丰富的两种帛书。《周易》和《易传》尽管发表时间较晚，但由于其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故一经发表，便成为研究热点。经过研究，《周易》经传和通行本大有不同。迄今为止，已发表的帛书研究成果数以百计。（三）尹湾汉墓简牍，仅就其数量而言，既无法与多达数万枚的居延和悬泉置汉简相比，也远不如云梦秦简、敦煌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但因为它们出自生前曾任东海郡功曹史的师饶墓中，不仅内涵异常丰富，而且特殊珍贵。自1993年春尹湾汉墓简牍发掘出土以后，连云港市博物馆为了将这批珍贵的简牍及早公诸于世，便迅速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整理，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包括全部简牍图版、释文以及文物、发掘报告、简牍尺寸索引等在内的《尹湾汉墓简牍》一书。此外，还发表了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官文书考证》等专著、论文集、书法集以及论文近百种。（四）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迅速形成国际性的研究热潮。专著、论文层出不穷，学术会议接连不断，研究成果丰硕可喜。（五）《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亦已面世。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楚简和期盼已久的张家山汉简也将出版。我们深信这些简牍定会成为学者们密切关注的新热点。

简帛研究的展望

百年来，简帛学不论在出土、整理还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简帛研究中也存在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资料公布不及时、研究条件滞后、基础研究工作不扎实等。整理、研究简牍帛书资料，利用简牍帛书资料促进古代史研究，现在只是开始，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其深入发展还有待于将来。今后，这一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是：

第一、加快简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缩短从简帛出土到全部公布之间的周期。目前，许多重要的简帛资料已出土很长时间，有的长达二十年，却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见公布，严重影响了简帛研究的进程。希望各方人员通力协作，克服孤军奋战的局面，使出土简帛资料早日公诸于众。为了使大多数学者都能接触到简帛资料并应用于研究，每一批简帛资料除了出版包括图版、释文的精装本外，也应出版只有释文的简装本。另外，如同编纂《甲骨文合集》与《殷周金文集成》，简帛学界应考虑编纂包括秦汉简帛在内的《简帛集成》这样的大型资料汇编，为人们对分散的简帛资料进行比照和综合研究提供便利。

第二、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改善研究条件。其一，采用红外线设备，提高简帛文字释读的准确率。其二，加快简帛资料数据库建设，使所有简帛资料都能上网进行图版检索和全文检索。这种方式比起手工翻检来，无论检索速度还是检索效果，都要优越得多。

第三、加强简帛资料研究的基础工作。主要包括发掘报告的撰写、简帛文字辨释、残碎帛片的拼接、断简缀合、简册复原、简帛内容考订、资料索引等。这方面的工作细微、琐碎，但它是研究的基础。有了翔实的发掘报告，有助于综合研究的开展。文字释读准确，内容理解无误，研究的结论才可靠。而残简碎帛的拼合与简册的复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使无法利用的片言只语成为一句或一段有价值的资料。完备的资料索引，有助于研究者全面掌握每个课题的研究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