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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病例导入式教学法在内科学理论教学中的具体实施
2.1精心选择案例
典型病例准备是病例导入式教学法成功实施的前提和基础。教师选择病例时,必须紧紧围绕教学大纲和教学目标,充分考虑病种、发病机制和诊治的典型性、针对性,精心选择合适的病例。按学生现有知识水平,如有一定的临床知识积累时,可以适当选择一些稍难的病例,给予学生一定的临床思维训练,有助于其理清疾病的诊治思路,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2.2合理准备问题
问题的准备与设计既需要考虑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又需有一定的发散性与挑战性,注意问题的难度与知识掌握之间的平衡,使其有助于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学生刚接触内科学时,可以设计基础问题帮助其熟悉临床诊疗程序与思路;而后,随着临床工作的逐步开展,可以设置一些复杂或疑难病例,使学生通过主动学习与思考,达到深入理解疾病发生发展机制的目的。
2.3理论实践相结合
单纯病例介绍与理论讲授难免枯燥乏味,因此在理论课讲授时,要让学生有由理论到实践、再结合理论的过程。因此,在课堂讲授中,教师应首先给出典型病例、提出问题,再对疾病的发生机制及临床诊治予以深入阐述;随后,在教师带领下,让学生接触代表性病例,在临床实践中针对教师提出的问题,整理疾病诊治思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展开讨论;最后,学生分组总结该病种的基础知识与临床诊治要点,分享学习体会,教师在此基础上,对学生发言加以点评和归纳总结,并对疾病的研究进展进行阐述,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2.4课后案例提高
理论授课的完成不代表教学任务的完全结束,给学生布置课后作业有助于其对学习内容的强化,有助于学生巩固已学知识,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既往多布置选择题、名词解释和问答题,注重知识的记忆,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以及临床思维的培养。为此,我们建议在课后布置思考题时,设置简单案例,并将教学大纲所要求掌握的内容结合案例设置为问题,促使学生将分散的理论知识进行系统有序的梳理和应用。这样既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与分析问题能力,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3病例导入式教学法实施经验总结
病例导入式教学法对教师与学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教师必须对所提供的病例有全面深入的理解与掌握,并且能够引导学生对疾病本身以及疾病背后隐含的知识加以思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其形成解决问题能力,而这对于病例导入式教学法的开展非常重要。其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对重要理论概念的讲述不能忽视,不能光讲临床诊治而忽视教学大纲的要求,必须注重基础知识和临床知识的结合与融会贯通,因此,合理的教学计划至关重要,必须兼顾理论讲授与病例讲授。
再次,在实施过程中,教师的引导非常关键,病例导入式教学法能否成功,关键在于病例问题的创设和课堂讨论的开展,病例讨论有时没有标准答案,很多问题目前还存在争论或尚未阐明之处,这就需要教师把握好问题讨论的具体环节和进度,在讨论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
最后,师生的共同协作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需要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包括理论学习、接触患者以及探寻病例所涉及问题的解决方法等,从而由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探索学习;另一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引导学生思考,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使学生不断地调查研究、释疑解惑,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与创新意识。
因此,这个拉姆塞语句的意义事实上就是表明,对于该理论而言,存在一个特定的具有经验内容的模型,而且它与理论模型有重合的部分珚O,因此显然也与理论模型族之间具有同构关系。还有,因为集合-结构本身只是一个数学结构,由它刻画的“经验模型”就未必符合传统哲学对“经验”的理解,所以这种“经验模型”其实首先是一种数据模型(data-model)。从上述简要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理论观在表达层面上确实具有显著的区别。陈述观认为理论陈述直接就表达了某些特定的项,这些被表达项之中至少有一部分应该具有形而上学与认识论意义。而模型观则认为只有模型才能进行表达,而且被表达项仍然是结构化、模型化的,并不能刻板地采用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概念去刻画这些被表达项。不过,如果仔细观察两种理论观的表达机制,我们就会发现尽管它们有那些显著的差别,可是其机制仍然具有一种共通的特征———同构性。尽管同构性是模型观显明地引入的概念,可是根据陈述观的刻画,理论陈述在进行表达时,它的各个成分应该对被表达项形成进行某种映射,这其实就已经预设了在表达成功时理论与被表达项应形成同构关系:名称应指称实在的对象或至少指向某个语言实体,谓词应精确地描述对象、事件的状态与相应的现象等经验内容,由这两者组成的完整句子应该符合相应的事实并因此而为真。即使按照反实在论的观点,理论实体的名称并不指称任何对象,理论陈述也并不字面地为真———比如遵从范•弗拉森的看法它的真只表明陈述具有经验的恰当性,谓词仍然应该精确描述现象、实验观察结论等经验内容。这一点也仍然预设了它和经验内容具有同构关系。而在另一方面,尽管模型观有可能提供与陈述观不同的语义学-形而上学刻画方式,包括指称与相应的科学的对象/理论实体的实在性论断、以及对理论陈述真值的刻画,可是它更加强调了理论模型应同构于经验或数据的模型,这种同构关系也因为经验数据模型的结构化而显得更加清晰。而且,我们同样可以进一步地讨论模型自身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意义。也就是说,无论采取陈述观还是模型观的方式理解科学理论,也不管这种理解背后所遵循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立场,只要这种理解要求科学理论有所表达并且至少表达某种具有经验意义的事物,那么这种表达机制的基础就是同构关系。表达的恰当性标准其实就是理论与被表达项的同构程度能否达到预定的标准。
二、表达、科学理论的知识属性与怀疑论
无论理论的陈述观和模型观采取何种方式刻画理论的表达机制,我们都无法否认表达本身在对科学理论的哲学考察中的重要地位。“科学理论表达了什么以及它为什么能恰当地表达”这样的问题就相当于我们需要对理论的被表达项进行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刻画和阐释;相反,当我们需要对科学理论进行哲学式的阐释和刻画时,这种阐释和刻画通常都会和表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当科学理论被认为是一种知识的时候,它的理由通常都会被认为是科学理论必定在进行恰当的表达。传统知识论通常给出一个命题何以是知识的JTB(justifiedtruebelief)条件,即某个人具有命题知识P,当且仅当他相信P,而且P是被证成的真命题。在这三个条件之中,真值条件与证成条件是至关重要的,而且都与表达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对于科学理论而言,这两个关键条件其实通常都需要引入表达及其恰当性来进行刻画。如果我们以陈述观来理解它,那么一个科学理论陈述为真是因为它恰当地表达了某一类事实、因果机制、物质对象的性质、关系等等,而对它的证成则相当于以一种合乎理性的方式来论证表达的恰当性。这种论证即引入确证(confirmation)或证伪(falsification)等方法论,其原则都是根据理论陈述的某个逻辑后陈是否恰当地表达了某项事物(如特定的经验现象)来考察理论陈述本身的真值。这一点即使在模型观看来也不会有根本的转变———尽管在模型观看来理论陈述的真并不与表达直接相关,它也不可能被表达直接证成。可是如果把一个理论模型看作知识,那么引入、使用这个模型的合理性与适用性仍然被持有模型观的学者归为模型表达的恰当性,对这种合理性的论证同样也可以被看作一种基于表达恰当性的证成过程。总之,将知识与表达、尤其是将科学理论的知识属性实质性地归因于表达、而表达机制的基础是同构性,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直觉和传统,这一点不会由于我们将理论刻画为陈述还是模型而有所改变。在此之后,被科学理论表达的项通常被认为是处于物质和知觉世界中的对象、现象或经验、感知,或者是对上述事物的模型化刻画。
即使是物质世界中的对象也同样是那种只能通过观察与感知等经验手段为我们所知的对象。于是,基于表达的科学理论知识就是一种经验的或后验(aposterior)的知识,对它的证成自然也是一种验后证成。这最终还可以导出由科学理论知识所可能具备的其他特征也与表达有关,如客观性说明被表达项(对象、事实、经验现象或模型)在形而上学上独立于理论和对理论的认知、使用;合理性之前其实已经提到,说明理论应该通过对其逻辑后陈等表达的考察而得到恰当的证成;普适必然性则同样归因于被表达项的某种形而上学特征,而且理论应该试图表达出这种特征。尽管JTB条件因为盖梯尔问题等而受到挑战,可是回应这种挑战的方式其实并未实质性地超越这种将科学理论知识属性直接归因于表达的传统。典型的回应对JTB条件挑战的方式包括内部主义(in-ternalism)和外部主义(externalism)。内部主义的方案即修改JTB条件或在此基础上增加新条件,以更严格地刻画什么是证成。但这只是试图更加严格地刻画知识拥有者应该如何论证知识的表达恰当性而已,在科学哲学对确证理论的讨论之中也早有类似的方案。外部主义的实质都是将命题知识的真与证成诉诸于可靠的认知心理与神经机制。可是,这其实只是在直接使用特定科学理论知识去描述那些知识的发生学过程而已。它本身就是一种表达,于是就并不是一种对命题知识属性的辩护,更加不会实质性地挑战科学理论本身的知识属性与表达的关系。这就更能够说明科学理论知识与表达形成了看上去牢不可破并且非彼莫属的紧密联盟。正是在这样的传统之下,大量围绕科学理论的哲学争论都可以被重构为针对科学理论是否是符合表达恰当性要求的知识这一问题的怀疑论挑战,以及对抗这些挑战的相应辩护。这些怀疑论质疑的都是科学理论在进行表达时,被表达项是否具有客观性(如实在论-反实在论争论)、普适性(如关于定律的争论),科学理论的表达机制是否恰当、可靠、能够得到客观有效的检验(如关于经验对理论的非充分决定性问题)等等。因此,我们甚至可以直接认为,关于科学理论知识的各种怀疑论挑战其实都是对科学理论的表达能力、表达机制的可靠性与有效性的挑战。
三、成为对抗怀疑论根本困难的同构表达机制
事实上,知识与表达、同构如此的密切关系不仅提供了怀疑论得以产生的温床,同样也给对抗这些怀疑论设置了几乎难以解决的障碍。如前所述,由于表达机制的基础是同构性,评估科学理论的表达是否正确与恰当的方式无非就是确定那些理论可能表达的语义内容确实是否具有如同理论语言结构所给出的那些成分与结构。可是,那些语义内容的成分和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理论告诉我们的。比如,对于某个对象及其性质而言,我们确认一个理论恰当地表达到它的方式无非是确认到该对象与相应的性质造成了一些特定的、可以被观察到的经验效果。可是这个由对象、性质产生效果的事件中仍然包含理论试图表达的那个项,而且恰恰是这个理论本身告知我们这个事件确实是如此发生的,否则我们最多只能得知其经验效果。于是,以那些只能通过理论表达的方式提供的知识去为表达的恰当性辩护就成为了一种循环论证。面对这种困境的一个直截了当的反应似乎就是确定一些不需要通过表达即可以被“直接”获得的项(比如感觉材料sensedata)以作为表达的基准。这些被“直接”获得的项应该是足够清楚的,或者说即使可能不够清楚,对它的确认与辩护也与表达无关。于是,科学理论至少可以没有疑问地同构表达这些项。具备这一特征的最典型的项似乎就是人的知觉经验,即认为可观察现象等经验内容是认知者能够“直接”获得的,因此它很可能清楚而分明。
有些比较极端的论点甚至会认为科学理论最多只能表达它的经验内容。这也是科学哲学中的反实在论或科学理论语义学中的工具主义、建构经验论等观点的基础。不过,那些“经验内容”是否确实能够被清楚而分明地获得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首先,经验的本性是什么仍然需要关于心灵、感知与认识论之哲学的讨论;其次,由于科学知识和科学实践活动的某些特殊性,科学中“经验内容”与哲学传统中的所谓经验很可能有较大的差距,这就导致对科学中“经验现象”组成与结构的确认、辩护方式都需要新的理解方式(我们甚至可以根据这种新理解来重新刻画一般哲学中的经验是什么)。比如,认知科学与神经科学等已经试图对感知给予自然化的、甚至是基于特定神经机制的解释。如果这种解释能够彻底地刻画人的感知,那么所谓“经验”无非是那些神经机制在接收特定刺激时给出的输出而已。不过这样的解释恰恰在作为一种科学知识去同构地表达某一类特殊的因果事件,这种同构表达本身就需要辩护。即使感知不可能被完全自然化,可是科学中的“经验内容”严格地说并不完全是(甚至大多数都不是)人感知到的那些东西。比如一种特殊的仪器,它的液晶面板会显示红色的、被某些科学概念所命名的数字,于是使用这种仪器的实验者会感知到一些红色的具有特定形状结构的数字符号。可是任何实验者都不会将这种感知本身视为本次实验所给出的经验结果,有资格成为“经验内容”的只能是那个数字所代表的特定科学概念的值。而且,如果极端地强调任何经验内容都只能是人自身感知到的那些东西,那么关于科学的知识观将陷入主观主义的境地,“观察渗透理论”问题即反映了这一点。这一问题恰恰说明如果将被科学理论表达的项局限于人自身感知到的东西,那么其表达的正确性、恰当性将最多只有感知者自己才能确认,而且第三者了解被表达项的方式同样只能是借助于理论的表达。从而,基于表达的科学理论失去了可在第三人称下交流的客观知识属性,对它的辩护又只能是那种循环论证,这就正是怀疑论所希望造成的后果。如果科学中的“经验内容”只能是在特定的实验条件殊仪器的输出,这同样面临为科学理论同构表达提供辩护的困难。这种“经验内容”至少应部分脱离人自身的感知而受到实验仪器、实验观察手段等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一个实验观察结论等经验现象仅仅由一个孤立的科学理论表达。为了使理论能够正确地同构表达该实验观察结论,我们应该考虑到实验仪器、观察手段等对结论的影响以清楚地刻画实验观察结论的样貌。如果这种样貌本身是清楚的,作为表达项的目标理论当然可以很容易地同构表达这个实验观察结论。可是,对这种样貌的刻画本身就需要引入对实验仪器的工作机制、实验观察手段的工作机制的描述,而这些机制本身就很可能由另一种科学理论同构表达(尤其是那些精密、复杂的仪器)。比如上一段提到的那个仪器,它有能够显示红色数字的液晶面板。那么为什么它显示了这样的红色数字,并且可以认定这种显示就反映了实验需要获取的经验性结论?这就需要由液晶面板的工作原理和仪器的输入端经过一系列仪器因果机制链条的传递对液晶面板的影响机制来解释,而这种解释恰恰需要相关的理论表达。于是,这种对理论“经验内容”的理解同样不可能绕过如何辩护表达中的同构性这一问题。还有,从科学理论的模型观来看,将理论的“经验内容”局限于上面提到的哲学传统中的感知觉范畴并不恰当,甚至会造成很多混乱。之前已经提到,理论的模型观会认为理论的“经验内容”是一种特殊的(甚至是数据化的)模型,于是它不可能是那种由认知者直接获得的经验。
相反,考虑到两种理论观之间的差别,如果将理论的经验内容刻画为认知者直接获得的经验,那么其附带的后果就很可能是不得不只接受理论的陈述观———而且如果强行认定即使理论满足模型观,其“经验内容”的实质也是由认知者直接获得的经验,这也很可能相当于认为理论的模型观与陈述观没有实质性区别。可是,模型观本来就应该与陈述观有实质性的区别,而且相比之下模型观还有很多优势。例如,在科学实践中有大量模型事实上并不表达自然界中的对象或人的知觉经验,如质点、理想气体、经典牛顿力学下的黑洞等,可是这些模型依旧给我们提供或至少启发了大量的知识。而且如今的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已经高度数学化,而相对于陈述观而言,模型观能够从理论结构的方面更加恰当地刻画科学理论的数学特征,而且可以从这些数学特征出发更好地理解理论的变迁与发展。最终,在哲学上,前两点很可能说明从科学理论的语义学和解决科学统一、科学知识的积累与发展等问题的角度来看,模型观对科学理论的刻画是更加恰当的。比如,对于科学理论的经验证据是什么这一问题而言,模型观对所谓“经验证据”的模型化、结构化处理方式很可能比陈述观给出的简单表达关系更满足科学实践,尤其是更符合模型和实验设计、测量的实际关系。由于模型观已经将科学理论的语义(如它的“经验内容”)视为具有特定结构的模型,仅从表达本身来说表达中的同构关系是非常显明清晰的,可是为何其语义是这种结构的模型又成为了问题。尤其是理论的语义内容毕竟应该要么是某种客观存在,要么是某种心理内容,而不应该仅仅是一种纯粹数学形式的结构。因此,在波提迪斯看来实际中的科学理论模型和实验的关系要比理论模型观给出的数学形式刻画更加复杂。这就表明科学理论的模型化确实应该具有相应的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根据和理由,而且这种根据和理由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理论模型在恰当地表达某些在自然界中存在的事物或人的知觉经验。否则,这就不但会重新混淆模型观与陈述观,而且仍然还是会引入表达及其同构机制,当然也就同时面临之前提到的所有相关辩护困难。总之,对科学理论知识的怀疑论集中于对设想中被理论表达的项是否含有与理论同构的组分和结构、以及理论是否真的与这样的项同构的怀疑。为了消除这些怀疑论,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说明被理论表达的项确实含有与理论同构的组分和结构。可是这就相当于我们需要获得关于被理论表达项的相关知识并用这种知识去证成科学理论知识,而且这种知识很可能来自于表达(甚至是与辩护目标理论直接相关的表达),也就是一种后验知识。论证的目标则恰恰都是为作为后验知识的科学理论知识提供合理性辩护(也就是证成),这最终都会导致循环论证。如前所述,即使通常被认为最基本、最清楚的所谓科学理论知识的“经验”内容都无法摆脱这种循环论证或者即使勉强摆脱也导致更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就只能认为: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将科学理论知识刻画为基于表达的后验知识并认为对科学理论知识只能给出验后证成,这在本质上将无法摆脱怀疑论的困绕。
四、超越表达:科学理论知识的先验特征和先验证成
一、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综述
在人类历史上,自从有了有组织的活动,就有了管理活动。管理活动的出现促使一些人对这种活动加以研究和探索。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总结,对管理活动有了初步的认识和见解,从而开始形成一些朴素、零散的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管理理论。管理理论最早出现于西方,先后出现了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管理理论、数量管理理论、系统管理理论、权变管理理论和质量管理理论等许多对人类发展有重大价值的成果。
古典管理理论形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欧,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和以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组织管理理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古典管理理论对人类生产率的提高指明了方向。行为管理理论始于20世纪20年代,梅奥的霍桑实验揭示了人是社会人,除了物质方面的条件外,还有社会、心理方面的需求,因此不能忽视社会和心理因素对人积极性的影响。数量管理理论产生于第二次世界期间,它是以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果为手段,运用数学模型,对管理领域中的人、财、物和信息资源进行系统的定量分析,并作出最优规划和决策的理论。系统管理理论是指应用系统理论的范畴、原理,全面分析和研究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重视对组织结构和模式的分析,并建立起系统模型以便于分析。权变管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它把环境对管理的作用具体化,并使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质量管理理论则出现在日本,它强调产品质量的不断完善和再造,从而实现企业的节约型生产。
二、知识经济时代更需要管理科学
知识经济时代,管理依然需要,甚至更加重要,只是管理模式必须改变;管理科学理论依然需要,但必须有新理论取代。因为管理科学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海外,都是现代国家的兴国之道。在科技兴盛之世,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企业乃至社会各系统都必须全方位管理,必须科学化,同时还将人性化。因为分散式的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本身就是一种管理的式样,有序则生气盎然、万事俱兴,无序则无以繁荣、发达。各国企业经营多角化的过度展开或收缩使企业界面临着不同的命运,IBM与联想的购并、波音与麦道、埃克森与美孚、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与美国及德国公司合作等新趋势,不仅强化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也使人们到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管理问题的判断、决策、实施、反馈等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哲学思想来指导;越来越感到管理活动中不仅有着数理方面的科学方法问题,而且也还大量地存在着属于管理文化范畴的问题。我国日前要解决的不仅是具体方法和理论的问题,而且首先是管理的社会属性的各类问题。管理科学的哲学研究,为上述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如果说哲学本身面临着一场革命,那么,管理科学取得哲学的灵魂后也会发生一场革命。这种“双重革命”,将使管理科学变成具有“灵魂趋使”的巨大力量,变成有血有肉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的严密体系。知识经济时代呼唤管理科学的发展。
三、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的内涵
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科学是以自然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科学体系为母体和父体孕生出的子体科学。管理科学是充分运用两大科学体系的现有成果全面地转化为生产竞争力,通过管理科学的理论、方法、措施的优化,激励人们的行为优化,从而导致总体生产力的最大化与成本、质量、效益的最佳化。管理科学的现实价值更在于为解决各种社会提供有创新意义的、切实可行的科学管理办法。知识经济时代决定性的要素是人群的整体知识水平。“五商”素质和创新能力(“五商”指人的智商、情商、德商、性商、体商)。知识是寄生在人头脑里的最宝贵资源,而且是一种“绿色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无污染的、可再生资源),中国拥有大量的这种深埋在人力矿山里面的初级原料资源,管理科学就是从开掘人力矿到冶炼、加工、应用、输出高级人才并促其发挥巨大作用的现代科学手段。管理科学研究的范围很广,凡是有人群行为的地方,便应有管理科学的介入,以求得组织的科学化、行为适应化、内耗的最小化、产出与投入的比值最大化、错误与风险的最低化。管理科学是多层面的。
1.管理科学方面的能力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技能。管理科学的知识有助于大至政府小至企业的决策者们分析决策形势,防止出现难以应付的局面,识别新的机遇,经常能使政府和企业取得政治或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2.管理科学在适当条件下是持续性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擅于运用管理科学的组织较其竞争者更能形成成本优势。
3.管理科学还是由成百个公司及众多个人组成的行业,他们给工商业、政府和个人提供管理科学服务。大至国家的科学管理,如政体、法治的演变与设计;研究各级政府、议会、司法、监督机构的设置、制衡、运行、反馈、纠偏、防腐;同时采用计算机网络系统与“专家程序决策系统”,“风险评估否决系统”建立起“电子政府”设立政府各级官员、议员、司法执法人员的资格标准与核查办法,候选人先通过公开资格选拔,然后竞选或任命上任,使权力处于相对透明被监督之中。管理的科学性就在于设立一套高效而完整的构架运行机制,不致衍生“制度性腐败”。
四、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
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和实践将在管理理念、管理对象、管理方式、目标模式、组织模式、效益模式等六个方面发生变革。
1.管理理念:从基础型、理性型转向发展型。管理理念是领导者在管理科学活动中所持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作为观念形态的管理理念,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知识经济的崛起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必然引起管理理念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英国城市大学罗尼·莱森首先提出了一种与传统的基础型和理性型管理理念不同的发展型管理理念。莱森把管理理念作为生长在不同土壤里的一棵大树来描述三者的区别:从生长的土壤来看,认为基础型管理生长的土壤是古典经济学,理性型管理的土壤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型管理的土壤是浓郁的人文思想。从三者的根来看,基础型管理的根是政治经济学,理性型管理的根是行政学、行为科学,发展型管理的根是发展生物学和社会生态学。从三者的枝干看,基础型管理的枝干是追求卓越,理性型管理的枝干是成效管理,发展型管理的枝干是发展中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学习型组织。从三者的结果来看,基础型管理的结果是最终导致经济的个人化;理性型管理的结果是企业组织化(发展型管理的结果是个人、企业和社会都获得了自我实现和发展。因此,发展型管理理念不再是表现为个人对财富、成就的追求,也不完全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强调科学和理性、硬性和数量化,而是在管理中加入非理性因素,强调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共同发展;决策的目的是引导企业与社会之间的交易行为,促进企业与全球社会的相互依存;决策过程的基本要素不再是传统意义的个人、信息、资本、设备,而是行动、思想和感情。这三个基本要素不断成长和组合的过程使决策不断优化,而承担这种成长和组合的载体是“学习型组织”。
2.管理对象:从有形生产要素为主转向无形生产要素为主。传统的决策主要是对劳动力和物化劳动(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等有形生产要素的管理。随着社会财富生产过程和结果的科技含量的增大,科技知识等无形生产要素对一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举足轻重,从而知识资源的开发与有效利用,逐渐成为重要的管理科学方面的课题。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价值和作用超过资本的价值与作用,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任何国家和企业都必须重视知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迅速将知识转化为直接生产力,才能适应知识经济的运行节拍,求得自身的发展。
3.管理方式:从传统管理转向综合集成管理。信息网络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使企业面对一个全球的竞争环境和经营形式。传统的依靠企业自身可利用的资源来建立竞争优势的决策方式,将束缚企业的视野,限制创新思维,从而影响企业的市场应用能力和经营活力。集成概念的提出可以认为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奠定了基础。集成管理实际上就是将集成的思想和观念创造性地运用于管理科学的实践过程。也就是说集成管理是以企业内外软硬资源要素为基础,以创新机制为动力,以实现社会责任为条件,以整体优化、优势互补、聚变换大为手段,兼容各种决策手段和文化,在集成对象连锁互动、共同得益、协同推进中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决策方式。
4.目标模式:从注重经济目标转向更注重社会目标,实现双重目标统一。在工业经济社会初期,企业管理的目标是裸地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主可以牺牲工人的利益、顾客的利益、社会公众的利益实现自身的利润目标。企业利润几乎成为企业管理的唯一追求。随着社会生产力进步,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对资源利用、生态平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承担责任;如果不能对消费者的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承担责任;如果不能对部属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承担责任;如果不能为投资者带来应有的收益,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竞争中,就会被淘汰出局。追求企业利润和社会责任双重目标的统一,是22世纪企业管理科学领域的基本趋势。
1发掘、展示和重新阐释在音乐美学的基本问题
科学是系统地解释现象和行为的学问。在科学的范畴内,问题来来往往只有一条:为什么?要再多问一点,那就是“是什么”。是的,“怎么办”是工程学的问题,而“好不好”则是伦理学的问题了。科学不问“怎么办”,也不问“好不好”(张五常,2002)。
科学回答“为什么”和“是什么”。前者揭示各种现象和行为存在的理由。后者则探讨给定某种约束条件会有什么现象和行为发生。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是的,不能解释既有现象和行为,那就不可能很好地阐述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和行为发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科学的主要功能是解释。科学是系统地解释各种现象和行为的学问。
1.事实要用抽象的理论来解释
可是,事实是不可以解释事实的。事实要用抽象的理论来解释。
为什么事实的解释要借助于抽象的理论呢?答案是事实的规律不能不言自明(张五常,2002)。纱窗外,风摇翠竹。但风摇翠竹本身并没有讲出风存在的道理。今夜,月光如泻。然而如泻的月光也没有讲清阴晴圆缺的道理。马歇尔(1991)讲得好:“除非经过理智的考究与阐释,我们不可能从事实中学得些什么。”
那么,用来解释事实的抽象理论是个怎样的东西呢?
答案是,这个抽象的理论一定是公理体系。一切的理论归根结底都是公理体系。
试想,要说明甲概念,我们需要借助乙概念,要说明乙概念,又需要借助丙概念……如此等等,总有一个概念是不能用别的概念来说明的,相反,它是用来说明别的概念的逻辑基础,否则就是循环逻辑。这个概念是什么?是不定义概念了。
同样的道理,要证明甲命题,我们需要借助乙命题,要证明乙命题,又需要借助丙命题……如此等等,总有一个命题是不能用别的命题来证明的,相反,它是用来证明别的命题的逻辑基础,否则也是循环逻辑。这样的命题是什么?是公理了。
因此,一切的理论归根结底都是建立在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基础上的逻辑体系,一切的理论归根结底都是公理体系。你们去看嘛,欧氏几何是公理体系,消费者理论是公理体系,牛顿力学也是公理体系,相对论还是公理体系……告诉我吧,有哪一个理论不是公理体系?
哲学是不是公理体系呢?我说也是。
我不知道今天的哲学课本是怎样讲的。当年我读大学的时候,哲学课本这样讲:世界是物质的。你看,宏观是物质的,天文望远镜看到好远好远都是物质的;微观是物质的,电子压显微镜看到的都是物质的;场也是物质的。所以,世界是物质的。
然而我的问题是,就算你天文望远镜望到100亿亿万光年是物质的,又怎么能证明在100亿亿万光年加1厘米处就没有一个上帝站在那里微笑着俯瞰着这个世界呢?毕竟从人类的产生到此年此月此日此时此刻,并没能超越无限的尽头,又怎么能证明那无限的尽头也是物质的呢?所以我总是讲,你可以说世界是物质的,但是不可以打破沙锅问到底:为什么世界是物质的?只能作为公理来接受,只能把唯物论作为公理体系来接受。
2.理论只有“完美”、“不完美”之分,却没有“对”、“错”之别
我们经常讲某个理论是错了的,某个理论是对了的。这样讲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要记住:一切的理论归根结底都是公理体系。所谓公理体系,就是建立在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基础上的逻辑体系。公理体系由公理假设、逻辑推导、逻辑结论三个部分有机构成。
当我们用经验检验一个理论的时候,我们要极端地注意现实条件是否与理论的公理假设相符合。如果现实条件与理论的公理假设相符合,经验结果又与理论的逻辑结论相一致,那么我们就接受这个理论。如果经验结果与理论的逻辑结论不一致,那又怎样呢?经验结果与理论的逻辑结论不一致,那么或者是逻辑推导出了问题,或者是现实条件与理论的公理假设不相符合。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现实条件与理论的公理假设不相符合。逻辑错误有没有呢?也可能有,但如果一个理论有很多人接受的话,那么逻辑错误的可能性就很小了。所以,多数情况下,我们说你那个理论错了,你那个理论不对,其实只是你的前提条件与现实不符,或者你的前提条件与我的不符。
但是,公理体系的要害不在于公理假设本身是否正确(与现实相符),而在于它们之间是否满足相容性、独立性和完备性;也不在于这个体系的逻辑结论是否正确(与现实相符),而在于从公理假设到逻辑结论的推导是否严谨可信。当然,人们不会凭空建立公理体系,并且当公理体系的逻辑结论被检验不正确(与现实不相符)的时候,人们就会修改这个理论体系的公理假设,或者抛弃这个理论体系。但是这并不否定人们可以用错误(与现实不相符)的公理假设构造出“完美”的公理体系。尽管由错误(与现实不相符)的公理假设所构造出的公理体系的逻辑结论是错误(与现实不相符)的,但这个公理体系仍然是“完美”的。
只要公理体系是完美的,即使它的逻辑结论是错误的,与现实是不相符合的,也只是与我们所处的现实不相符合,在另一个“现实”里,在该体系的公理假设所刻画的世界里,它就完全是正确的了,就与那里的经验结果相符合了。所以,条件变了,环境变了,“错误的理论”又变得正确了。在那里,“正确的理论”反而要变得错误了。
既然如此,作为公理体系的理论本身来说,又有什么对、错可言的呢?
例如,欧氏空间中三角形三内角和等于,但在非欧空间,三角形三内角和大于。我们不能因为欧氏空间中三角形三内角和等于的事实,就否定非欧几何,说非欧几何错了;我们也不能因为非欧空间中三角形三内角和大于的事实,就否定欧氏几何,说欧氏几何错了。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作为理论基准的经济模型,其公理假设与经济现实都是不全符合的。例如,科斯定理、MM定理、阿罗-德布鲁模型,其公理假设与现实都不全符合。自然地,这些理论的逻辑结论与现实也就不相符合。
这些理论,我们不仅不能说它们是错了的,还不能说它们是没有用处的。事实是,这些理论的研究者都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理论不仅有用,而且是大有用处。它们发挥着“参照系”的功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架构和视角。我们把现实中的某个因素加入进来,利用模型所建立的既有平台做分析,然后和模型的既有结构和结果进行比较,就可以观察现实中的这个因素的作用机制和效果了。所以钱颖一(2002)讲:“以为这些模型描述的是现实世界,因此将它们到处套用,或者,因为观察到这些模型与现实的差距而认为它们都是胡言乱语、毫无用处,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科学理论的含义
理论只有完美、不完美之分,而没有对、错之别。那么,是不是所有完美的理论都是科学的理论?怎样的理论又才是科学的理论呢?
实证主义主张,如果理论的逻辑结论得到了实践的检验,那么这个理论就是科学的理论。确实,如果一个理论永远没有被检验的可能,那么这个理论不会是科学的理论。但仅仅因为理论的逻辑结论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就说这个理论是科学的理论肯定是不够的。
中国古代有一个传说,认为月蚀是天狗吃掉了月亮。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中国人曾以这无稽的假设,准确地推测了月蚀所发生的时刻。今天我们用新的月蚀时刻理论替代了古人的月蚀时刻理论。但要知道,古人的月蚀时刻理论的逻辑结论是很好地得到了实践的检验的。
证伪主义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主张科学的理论一定要有证伪的可能性:被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一定要有被事实的可能。
很显然,仅仅因为一个理论有被事实的可能就称其为科学的理论,那是极端荒谬的。但如果一个理论永远不可能被事实,那会是怎样的呢?没有被事实的可能,要么理论是没有内容的,要么就是宗教、艺术等别的非科学的东西。这不是说宗教、艺术等不重要,而是说这些东西并非科学。
科学不是求对,而是求可能被事实,但又没有被事实(张五常,2002)。
可能被事实,这样的理论才是有内容的,才是可以约束行为的。说理论有内容,是说给定理论的约束条件,那么该理论的逻辑结论就是明确可指的。这也是说,给定理论的约束条件,那么与该理论逻辑结论相一致的现象和行为就一定要发生。理论必须要有充分的内容,才是具有解释力的。很显然,理论的约束条件包含的内容越多,那么理论的逻辑结论就越明确可指,理论的内容就越充分。
可能被事实,但又没有被事实。这样的理论一定介于套套逻辑和特殊理论之间。套套逻辑是没有内容的同义反复。特殊理论则是因为理论的约束条件过多,理论的逻辑结论过于特殊,不能一般化,因而也是没有解释力的。
科学的理论一方面要接受实证主义的检验,另一方面还要接受证伪主义的检验。一些人相信上帝,另一些人则不相信上帝,从来没有人成功地证实上帝的存在,也没有人成功地证实上帝的不存在,因此关于上帝的理论是宗教,不是科学。我说上帝长的像我谢作诗,这不是科学。因为你既无法证实上帝长的象我谢作诗,也无法证实上帝长的不象我谢作诗。
一个理论,既要有证实的机会,又要有证伪的机会。只有这样的理论才是科学的理论。
参考文献
刁仁德,2004,“需求定律的幻觉”,《经济学消息报》(2/6)。
马歇尔,1991,《经济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
关键词
观察-归纳逻辑;假说-演绎逻辑;证实与证伪;解释性理论;逻辑批判
一、国内文献及其缺陷
国内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黄少安(1994)认为经济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经济学方法;经济学的思维原理或方法;经济学的技术方法。在逻辑主义和证伪主义上,张斌(1998)指出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经验主义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特征。蔡仲(1998)对证伪主义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起因及其发展的历史线索进行了探讨。韩永进(1999)对波普的证伪主义及其对二十世纪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进行了阐述和评价。桂起权(1999)认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是评价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可以通用的概念框架,并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纲领进行了比较分析,并(2002)扼要的阐述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脉络和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若干代表性成果。在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方法论上,林岗、刘元春(2001)对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个体主义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制度个人主义将陷入“人与社会相互决定、无限倒推”的二律背反的困境之中,汪浩瀚(2002)则认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方法论将出现整合的趋势。在方法论发展问题上,郭箭(2001)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和进化经济学在经济理性、多样性以及时间和过程等问题上的差异。杨燕青、吴佳(1998)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仍在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内。汪浩瀚(2001)认为主流经济学的演进正出现方法论、范式转换;为宏观经济学寻求微观基础;为微观经济学构建宏观基础;非主流经济理论不断融入主流;基本假设宽泛化等特征。付耀(2002)将科学方法伦的发展划分为四阶段:前实证主义;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历史主义,并认为历史主义方法论将取代逻辑主义方法论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的未来发展方向。
然而上述文献集中于西方方法论中的若干科学哲学问题而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分析逻辑或完整的解释框架,从而给人以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
本文认为,关于理论的方法论必须回答下述四个构成递进关系的问题:1.理论是如何形成的;2.什么样的理论是正确的理论;3.什么样的理论是有效的理论;4.理论是如何发展的。上述四个问题的递进逻辑如下: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形成的理论是否正确?如果理论正确,那么理论是否有效?理论又是如何发展的?前三个问题关乎理论本身的科学性,第四个问题则关乎理论的发展问题。本文将遵循上述逻辑展开对理论方法论的论述。我们发现,上述逻辑为我们评价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状况及其方法论问题提供了清晰而完整的分析框架。
二、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及其发展
(一)理论是如何形成的
显然,我们需要理论来对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解释。然而紧随而来的问题是理论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我们是如何获得理论的?
1.观察-归纳逻辑及其缺陷
按照经验主义认识论,理论的发现和形成来自于对经验的观察与实验并进行归纳。穆勒(J.S.Mill)在《逻辑、推理和归纳体系》一书中对归纳逻辑作了系统的阐述。然而,休莫(Hume)指出观察-归纳逻辑所隐含的一个难题:即单纯由过去的经验推断未来在逻辑上是否可行。没有什么正确的逻辑论证容许我们确认“那些我们不曾经验过的事例类似我们经验过的事例。”因此,“即使观察到对象时常或经常连结之后,我们也没有理由对我们不曾经验对的对象作出任何推论”。波普(KarlPopper)继休谟之后重新提出归纳逻辑的缺陷。“理论,至少是一些基本的理论或期望,总是首先出现的,它们总是先于观察。”如果我们一直往前追溯,可以追溯到越来越原始的理论和神话,“这里并没有无穷倒退的危险。”最后我们将找到无意识的、天生的期望。波普认为人生来就有期望,就有“知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规则性。波普由此反对休莫将人类因为类似现象在经验中多次重复而产生的认为类似事件今后还会发生的习惯、联想和信念作为归纳法则的心理学解释,波普声称,科学发现的方法不是归纳法,而是试探错误的方法,即“猜想和反驳的方法”或“演绎检验的方法”。
2.演绎逻辑的心理学基础
然而波普对理论发展的回答是有缺陷的,人们生来可以有期望或需要,但期望和需要与知识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心理学或遗传学先天所给予人们的并不是知识,而是人类头脑的记忆和思维功能,人类根据大脑记忆的信息进行逻辑推理,即演绎推理,演绎推理是人们思考因果关系问题的唯一方式。归纳推理正是来自于人类头脑的演绎推理能力,由此,归纳逻辑只是演绎逻辑的反面,或者更进一步说,归纳是一种演绎。
一旦我们将人类的演绎逻辑思维能力作为观察和归纳推理的前提,观察与归纳便不再仅仅是对事物属性的“客观”描述。观察总是以逻辑演绎推理能力为基础,这种演绎推理能力包括,对观察的事物要问一个为什么,即寻求因果关系的答案,这一点是与目的性相联系的,另一方面是,演绎推理使人们能够从观察中推论出因果关系的结论,并根据演绎推理使用已有的知识或理论。这样,演绎逻辑成为归纳逻辑的前提,演绎推理成为问题的来源从而成为理论的源泉,而归纳推理仅仅是演绎推理的一个环节。当我们将逻辑演绎推理作为人类思考因果关系的唯一思维方式时,我们也将不得不放弃理论形成的观察-归纳逻辑,转而寻求基于人类生理和心理的、与人类演绎推理思维方式相一致的假说-演绎模型(Hypothetica-deductiveModel)。
3.假说-演绎模型
观察-归纳逻辑由于上述无法解释的难题而被逻辑实证主义所倡导的“假说-演绎模型”所代替。逻辑实证主义包括6项主要原理:1.科学论题的一致性;2.理论结构的有前提演绎模式,所有的学科都使用理论,这些理论可能被正式表达为公理、有前提的理论结构;3.间接验证原理:并非所有的判断都具有经验主义的解释,特别是包括概念的判断。但这些判断并非便是被认为“缺乏认识意义”的,在其所嵌入的理论被证实时,这些判断也便被证实从而间接的获得了认识意义;4.内涵实证原理(确认主义):作为理论判断的原则,理论是可证实的,则是科学的,从而是可接受的,可接受的程度取决于可验证性的程度。若经验主义的标准不适用,则采用非经验主义的评价标准如简洁、优美;5.演绎列线逻辑和归纳或然性涵盖科学科学解释定律:所有的学科解释必须采用演绎形式来表达;6.对称命题:科学解释和科学预言在逻辑推理结构上是相同的,唯一的差别是临时性:科学解释所描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事后概念;而科学预言则是事后概念,事情尚未发生。在亨普尔和奥本海姆(1965)看来,这种对理论的逻辑结构的公理化的表述被称作“假说-演绎模型”,用以表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做出预言。
逻辑实证主义者将公认的作为理论结构的三段论演绎推理的前提假设解释为一种假说从而避免休莫难题,并通过上述间接验证原理得以证实。这样,假说-演绎模型重新获得了经验论的基础,理论演绎前提来自于由经验观察和对这些经验观察的不完全归纳所获得的假说。
(二)什么样的理论是正确的理论
然而我们如何判断我们所得到的理论是正确的理性呢?在穆勒看来,理论本身只要是从真实的假设前提出发进行逻辑推理得出,那么理论本身在任何场合都是正确的。凯尔恩斯(JohnElliotCairnes)认为,要否定经济原则,必须要么否定其演绎的前提假设,要么否定理论本身的逻辑推理过程,但无论何时都不应将被否定的预言作为抛弃某项经济理论的理由。
按照上文的逻辑,要判断理论是否正确,我们只需要通过逻辑实证来判断该理论在从假设前提到逻辑推论过程中是否保持逻辑一致性。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对理论的逻辑正确性与经验有效性作出区分,在讨论理论的逻辑正确性时,我们既肯定凯尔恩斯将否定理论本身的逻辑推理过程作为否定理论的理由,又不同意他将否定前提假设作为否定理论的原因,事实上,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默认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假设无关论(Irrelevance-of-assumptionsThesis)”。只有在涉及理论的经验有效性时,我们才对理论演绎前提假设的合理性或科学性进行判断。
如果理论不能保持逻辑一致性,那么我们称该理论存在逻辑悖论。然而理论是否都存在逻辑悖论呢?罗素所说的逻辑悖论的普遍性只是一种可能性,虽然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最终的公理,但只要在理论演绎推理过程中将研究对象严格限定在假设范围之内,对概念的应用也严格限定在所定义的内涵和外延范围之中,那么我们将可以避免逻辑上的矛盾。一旦我们超出了定义所允许的假设和概念范围,逻辑悖论就会出现。而一旦我们发现理论本身存在逻辑不一致或逻辑错误,那么就可以断言,理论本身肯定是错了。我们将这种通过寻找理论本身的逻辑错误来否定理论的方法称为逻辑批判。在这里,我们仍然没有涉及理论的有效性或经验的证实和证伪。
(三)什么样的理论是有效的理论
如果形成的理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再考证理论是否有效。在这里,理论的正确性是指通过逻辑实证判断理论在形式逻辑上的一致性,而理论的有效性则指通过经验检验即证实和证伪来判断理论与其现实解释和未来预测是否一致,从而二者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命题。
1.原理论对证实与证伪的拒绝
然而,如果经验能够支持理论,我们是否便认为理论是有效的,或理论被证实呢?而如果经验不支持理论,我们是否便认为理论是无效的,或理论被证伪?证实的逻辑由于休莫难题而难以成立。波普证伪主义采用了休莫的非对称性论断进一步对归纳逻辑进行批判:如果A为真,则B为真;B假,则A假;因此,不存在证实的逻辑,而仅仅存在证伪的逻辑。波普由此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进行否定:“应作为分界标准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一个经验的科学体系必须可能被经验反驳。”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也以充满波普主义色彩的文字写到:“事实证据从来不能‘证明’一个假说的正确性;它只能证明假说的不正确性。”
然而波普证伪主义(Falsificationism)本身由于理论的假说-演绎逻辑结构而存在逻辑缺陷。“杜海姆认为没有哪一个个别科学假说可以对之进行结论性的证伪,因为我们总是检验全部前提,特定的假说是和辅助的论证连结在一起的,因此我们永远不能肯定我们所证实的或拒绝的是假说本身。这样,任何假说都能够不顾反对的证据存在下来。”。这即是著名的杜海姆不可驳斥性论题(DuhemCsirrefutabilityThesis)。波普意识到了证伪主义方法的这种困难,他写道:“从事实方面看,永远也不能得出对一个理论的结论性的反驳;因为人们总是有可能说实验的结果是不可靠的,或者断言在实验结果和理论之间存在的差异仅仅是表面的,这些差异随着我们理解的进展而消失”。波普朴素证伪主义陷入尴尬局面:既不能构成证伪的逻辑,也不能构成证实的逻辑。
2.解释性理论的证伪
按照假说-演绎逻辑构建的理论拒绝证实与证伪,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无法通过证实与证伪触动到该理论呢?事实上,当我们进行经验解释和预言时,我们并非直接根据原理论进行,而是自觉不自觉的在原理论狭窄的假设前提和概念基础上加入新的假设和概念以符合检验现实的要求,我们称其为解释性理论,用以对经验事实进行解释和预言,从而所有的经验证实和证伪问题,事实上都是与解释性理论有关而与原理论无关。
然而对于解释性理论,证实的逻辑同样是不存在的,而证伪的逻辑是否同样不存在呢?由于解释性理论在原理论基础上新加入的假设或变量是经验的或现实的因素而非定义式因素,因此证伪的逻辑是存在的,杜海姆所谓的不可驳斥性并不成立。这样,当实际中出现了反例或根据解释性理论进行的预言失败了,我们就可以否定这种解释性理论。然而否定解释性理论并不等于否定原理论,因为并不是原有的理论错了,而是我们在应用原理论时即加入新的假设和变量构建解释性理论时可能构建得并不恰当。只要没有出现一种新的更好的理论,人们总是会在原理论的基础上再加入新的因素来解释那些反例。
(四)理论是如何发展的
当我们不能用经验或归纳法去证实和证伪原理论,也不能用归纳方法去形成一种新理论时,原理论是怎样被否定和被发展或新理论是怎样产生的呢?
1.波普的理性批判
波普对科学理论或知识的来源的回答是:通过批判其他人的以及我们自己的理论或猜测。波普声称,该回答概括了他所谓的“批判理性主义”的立场。波普关于理论增长的“四段图示”如下:
P1TTEEP2
其中P1表示问题:指的是一种理论内部,或两种不同的理论之间,或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TT为试探性理论;EE为排除错误:通过观察和实验的严格检验,对尝试性的猜想,假说或理论进行批判、反驳或证伪;P2为新问题。由于科学理论都是可以被证伪的,因此,科学知识的增长就是四个阶段的永无止境的循环往复的过程。然而假说-演绎逻辑的结构导致波普朴素证伪主义既不构成证实的逻辑,也不构成证伪的逻辑。这样,上述理论增长的“四段图示”便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理论不能被经验所证伪,那么人们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波普的回答是,我们所凭借的是猜想和反驳。这样,在波普看来,科学发现依然是一种猜想、直觉和非逻辑过程的跳跃。
2.理论发展的逻辑:从理性批判到逻辑批判
波普的理性批判主义并未告诉我们如何批判。事实上,在前面采用假设和变量表示的演绎逻辑理论结构中,一个逻辑要求就是,作为模型的各个变量和参数必须相互独立,从而使模型保持稳定并通过比较静态方法来讨论参数值的变动对变量的影响从而作出预言。这一点是通过定义式的假设来保证的。而对于解释性理论,其理论结构是根据具体情况增加原理论模型中的假设和变量而得到的,正是这种根据经验现实加入假设和变量对理论进行应用的方法,蕴含着解释性理论逻辑矛盾的可能性,这时,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解释性理论的正确性而不是有效性。
在讨论理论正确性时我们曾经指出,一种逻辑一致的理论在其假设和概念范围内肯定不存在逻辑矛盾,但只要超出其假设和概念的范围就必然会产生逻辑矛盾,经验证伪就会出现。当解释性理论被经验证伪时,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理论本身的正确性或逻辑一致性出现了悖论。解释性理论的这种逻辑悖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否定(或肯定)原理论的方法,即逻辑批判。由于加入了新的假设和变量,我们转而需要重新检验解释性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或正确性,借助逻辑批判由解释性理论指向原理论,而经验证实和证伪却无助于我们将问题指向原理论,因为经验不可能检验最初的理论,而检验的解释性理论却可能是一种带有逻辑错误的理论。逻辑批判要求我们指出解释性理论中新加入的假设前提的合理性,或新加入的变量与原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即变量向量之间的相关性,并通过重新建立假设或对变量进行重新定义来解释包含新变量的问题以保持解释性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同意弗里德曼的“假说无关论”:假设条件的科学性对于理论能否经受经验检验而不产生逻辑错误同样是重要的。
通过逻辑批判,我们可以在新理论的假设和变量向量中包含新的因素而不导致逻辑悖论,从而可以比原理论更能够逻辑一致地或更有效地解释更大范围的问题。只要排除掉新加入的因素,这种新理论就可以还原为原理论,或者说原理论只是新理论的一个特例。这样,我们可以明确地断言,这种新理论是我们所获得的知识增长或理论增长。然后我们再检验新理论的有效性,如此循环。
借助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把解释性理论作为通过逻辑批判从一种旧理论到一种新理论的过渡阶段。正是逻辑批判使科学家的研究建立在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或牛顿所说的“巨人肩膀上”并使观察建立在演绎推理的基础上,它使理论研究不再是靠波普意义上的直觉、猜想或非逻辑过程而变成非常的确定:只要我们知道原有的理论和所要研究的问题,依靠我们的演绎逻辑思维能力——即逻辑批判方法必然会使理论获得发展。
3.理论发展的形式
可以肯定,每一种解释性理论都可能带有逻辑悖论,那么是否每一次证伪和逻辑批判都将导致一种新理论的产生?这一点显然与科学史不相符。库恩(Kuhn,1962)由此向波普的证伪主义发起了反击,一种理论一旦产生后将会是相对稳定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成为理论科学家解释问题的基础和应用科学家的有效工具,这就是库恩所谓的规范科学和范式(Paradigm)。拉卡托斯(Lakatos)试图将波谱的进攻性方法论(AggressiveMethodology)和库恩的防御性方法论(DefensiveMethodology)相融合并提出“科学研究框架(ScientificResearchPrograms)”概念及其退化和进步性质。与朴素证伪主义不同,人们并不是根据经验证伪来否定原有的理论,一种旧的理论要被否定和取代,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或科学研究框架与之相竞争,该理论必须不仅能够解释另一个研究规划所不能预测的事实,而且还要能够解释更多的能够被经验证实的事实。也就是说,需要一种更一般的理论来取代旧理论,以免出现科学的真空而使人们无所适从。
三、结论
上文分别回答了我们所提出的关于理论的四个层层递进的问题。我们发现,上述逻辑为我们评价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状况及其方法论问题提供了清晰而完整的分析框架:西方主流经济学正是遵循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发展的逻辑而得到发展的,而其对方法论的讨论则无非是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限于篇幅,我们不再进行探讨。
参考文献
[1]波普著:《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67页
[2]波普著:《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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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付耀:“试析经济学方法论演进的四阶段及其内在逻辑”,《当代财经》,2002年第5期。
[5]桂起权:“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经济评论》,2002年第2期。
[6]桂起权:“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家》,1999年第6期。
[7]郭箭:“新古典经济学与进化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财经研究》,2001年,第27卷第1期。
[8]韩永进:“波普尔与二十世纪西方经济方法论”,《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Vol.15,No.4。
[9]黄少安:“经济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10]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三联书店,1987年,第28页。
[11]考德威尔(BruceJ.Caldwell):“实证主义(Positivism)”,载约翰·伊特韦尔等编,陈岱孙主持翻译,《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
[12]廖士祥主编:《经济学方法论》,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13]林岗、刘元春:“制度整体主义与制度个体主义——马克思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4]马克·布劳格著,石士均译:《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16页。
[15]汪浩瀚:“经济学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经济科学》,2002年第2期。
[16]汪浩瀚:“论主流经济理论演进的若干新特征”,《经济评论》,2001年第1期。
钱学森在20世纪80-90年代逐步完成了总结全人类研究的科学体系。概括起来分11个门类、5大巨系统、4项建设(图1、图2、图3、表1),下面分别表述原著与解解的内容。
附图
图1钱学森论人类的知识体系
Fig.1ThestatementofhumanknowledgesystembyQianXuesen
钱学森将当今人类对科学知识的体系,分为数学科学、自然科学、地理科学、社会科学、建筑科学、军事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与美学11个体系。对上述人类知识体系解读,可以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地理科学作为客体世界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人体科学、思维科学和行为科学作为人类主体的主要研究对象;建筑科学界于客体与主体科学之间;军事科学实际上是指谋略科学(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等),是在掌握所有科学基础上的智慧较量;美学是纵贯于各个学科的;数学科学与系统科学是横贯于各个学科的。因此有以下的科学分类网络系统(图2)。
附图
图2科学分类的网络体系
Fig.2Thenetworksystemofscienceclassification
在五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图3),地理系统与星系系统、社会系统、人体系统、人脑系统并列,其中的物理、地理、事理、人理、脑理中的“理”都是指研究的“规律”。
钱学森提出的社会主义总体设计部(表1)中,除了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外,特别提出地理建设,笔者将其修改为地理系统工程,并增加了人口、科教、城镇、资源、灾害、产业。
表1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略有修改)
TablelThesystemstructureofsocialismconstruction
附图
2地理信息科学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迅猛发展,来自外层空间的遥感、遥测、定位、通讯信息海量地增加;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处理与解决这些海量数据的能力大幅度地提高。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专家系统、管理信息系统、辅助决策系统应运而生,使得地理信息科学首先获得发展的机会。正是地理信息科学这门用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技术科学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地理科学的建立与发展。
附图
图3五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Fig.3Fiveopencomplexgiantsystem
地理信息科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包括航天信息网络系统(外层空间卫星之间的信息网络)、地面的网络系统、天地之间的网络系统三部分,是有线网络与无线网络连通的一体化网络系统。1998年笔者发表了“航天信息与地理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及其应用”的论文[5],2002年又发表了“论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6]一文。两篇论文基本上代表了地理信息科学的创始与发展,当前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数字化或信息化的建设,实际上都是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中的部分子网络或子系统。地理信息科学中最重要的原创性的成果是遥感信息模型与地理信息编码模型。
随着遥感信息的大量获取,数学家以模式识别为工具对遥感信息进行图像处理与分类,使用的数学工具主要是数理统计的方法,把遥感信息看成是没有成因关系的随机变量;物理学家则把获取遥感的物理过程视为遥感信息的成因,因此采用反演的方法,使用辐射传输方程为主的数学工具,事实上不承认地理现象的不确定性;大多数地理学家将遥感信息当成系列成图的基础信息,快速、准确地制作系列地图。地图是符号系统,其信息量远不可与遥感信息量比较,地图学家把遥感信息转化成符号系统的系列图谱。遥感信息模型则是将地理复杂现象中的非遥感信息转变为归一化的影像信息,与遥感信息一起用方程、统计与相似准则结合,也即演绎逻辑、归纳逻辑与类比逻辑结合;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包括随机的不确定性、模糊的不确定性、灰色的不确定性、分形的不确定性)辩证统一;图像与方程(一个像元或一个图斑、一个方程)耦合;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互动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地理复杂信息模型[7-9]。这种信息模型只有在遥感技术的推动下才有可能产生。这种信息模型是遥感信息与地理信息连接的纽带。地理信息系统本来就是为了制作地图而创建的,因此地图学家将从遥感中提取的系列地图存入地理信息系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这种地理信息系统无论空间分析功能多么强大,也不可能进行模型计算,外挂、内嵌种种方式都不可能解决直接进行模型计算问题。系列地图存入计算机的图形库时,信息又是冗余的,因此带来一系列与计算机技术发展格格不入的疑难,最为典型的是数据挖掘,数据挖掘说明存在数据库中的信息有冗余。遥感信息模型的运算要求地理信息系统可以直接进行模型计算,由此地理信息编码模型应运而生[10,11]。传统的地理信息系统以图形的叠合(Overlay)为主;而能够进行遥感信息模型运算的地理信息系统则以像元或图斑中的多位编码的抽取(Extract)为主。这又是完全相反的途径。地理信息编码模型还是地理定量信息与定性信息转化的纽带,也是地理信息系统中属性库与地理专家系统中知识库联系的桥梁。
总之,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这个巨系统的地理信息科学的内容远远超过了3S(RemoteSensing,GlobalPositioningSystem,GeographicalInformationSystem)的范围,而是以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为核心的天—地—人—机系统。地理信息科学虽然是从属于地理科学的技术科学,但是地理信息科学的诞生与发展是引领地理科学成长的核心力量,因此本刊更名时,将地理信息科学与地理科学相提并论,突出了地理信息科学的重要性。
3地理系统工程
地理系统工程当前尚未被广泛认识,已经认识到的也仅仅是系统工程在地理学中的应用。当地理信息科学中的模型在实践中应用时,必然会涉及地理系统工程的可操作性。地理遥感复杂信息模型的建立,可以进行定量预报和回溯,因此为地理系统工程打下了工程的基础。国民经济的主战场主要包括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灾害、城镇、基建、产业等8个方面,这8个方面是互动的。中国的人口问题、西部开发问题、21世纪水资源问题、能源问题、洪旱灾害问题、环境问题、生态农业问题、城镇体系问题、基建布局问题、产业结构动态调整问题以及相互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无不属于地理系统工程。
地理现象是复杂现象,地理系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当研究西部开发时,如果国家各个部门各行其是,石油开发只考虑石油开采与输送管道;交通只考虑公路建设;铁路只考虑铁路建设;水利只考虑南水北调问题;城镇建设只考虑城市规划等,那么整体的西部地区有可能产生许多事倍功半的现象,例如修了公路没有物资运输;城市居民结构不尽合理;劳动力与产业结构不配套等。钱学森的社会主义总体设计部就是要把地理系统工程与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系统地结合起来,地理系统工程仅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而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灾害、城镇、基建、产业是地理系统工程中的子系统。人口中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是人口系统中的要素;资源中的矿产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土资源、大气资源等又是资源系统中的子系统;大气环境、水环境、土环境、生物环境、地质环境是环境系统的子系统;交通、铁路、航运、航空、供排水、供电、供气、供暖、电讯、电视、计算机网络是基础建设系统的子系统等。系统嵌套系统,分层次子系统与交叉子系统,构成完整的、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
研究开放复杂巨系统的方法,首先是将系统分解为多层次的子系统,明确其中的交叉子系统;其次是从定性到定量地确定子系统中各个要素与指标体系;第三是根据指标(相似准则)建立模型进行预测预报;最后是检验该巨系统的效益与效率。当前大多数是分别研究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灾害、城镇、基建、产业等子系统,在一个地区全面研究区域地理系统工程的有效实例不多,区域经济地理的研究还远远够不上地理系统工程。笔者曾在2000年底提出中国水资源、水灾害、水环境、生产用水、生活用水统一解决的洪水充分利用,全国水系网络化与渤海淡化的地理系统工程,中国科技报曾进行报道,之后笔者在“21世纪黄河系统工程方略”一文中进行阐述,首先所能进行的研究是虚拟地理系统工程。全国水系网络化与渤海淡化是21世纪的世纪工程,尚需有识之士共识,广泛地深入研究,进一步的论证。如果没有以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地理信息科学的支撑,研究复杂的地理系统工程就是空想,然而所幸的是人们已经掌握了地理信息科学的许多关键技术,地理系统工程的实践指日可待。
4理论地理科学
地理信息科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为地理系统工程提供研究方法与手段;另一方面又为理论地理科学提供技术基础。从遥感信息模型发展到地理复杂信息模型再到地理数学[8],为理论地理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理论地理科学中首要的是建立开放的复杂巨地理系统的理论;其次是地理类比的广义相似理论[13];第三是一般地理复杂模型理论与地理数学;第四是地理数学在部门地理—部门子地理系统工程与区域地理—区域地理系统工程中的应用。理论地理科学如果不能指导部门子地理系统工程的研究和区域地理系统工程的研究,那么就失去了理论意义。
如果没有以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地理信息科学的支撑,研究理论地理科学也是空想,然而所幸的是人们已经掌握了地理信息科学的许多关键技术,理论地理科学的建立指日可待。
5地理科学在可持续发展信息社会中的作用
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人类中心主义”,然后达到了地理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阶段。地球上人类消耗的资源、能源是极其不平衡的,按照发达国家的水平,一个地球是满足不了全人类的需求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在信息社会中才能实现,人类一方面需要依靠科学技术开发资源,如太阳能的利用,靠基因工程使绿色植被更多地利用太阳辐射,靠纳米技术直接转化太阳能为电能;另一方面是靠信息技术节省资源、能源,如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就是信息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靠航天技术获取外层空间信息源,靠计算机技术建立信息网络。由此可见,地理信息科学在可持续发展信息社会中的作用[14]。随着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地理系统工程与理论地理科学的发展,将为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做出重要的贡献。
由上分析,可见地理科学与地理信息科学已经被广泛共识,地理系统工程与理论地理科学的发展尚不够充分,因此本刊更名为“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是适时的,是既有继承性又有发展性的;是既有前瞻性又有现实性的。在这里我们希望地理科学界的同仁,切不要轻视技术,高新技术恰恰是新理论、新应用的强大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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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蔼乃.地理知识的形式化[A].地理科学与地理信息科学论[C].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261-274.
一、运用积件思想,寻求高层次整合方法
目前,在计算机辅助课堂教学这个领域中,市场上已有一定数量的理科教学软件,但能够真正适合教学的却不多,加上教师自制课件的水平又不是很高,很容易造成“低水平重复”的现象。因而寻求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开发和应用的新路子——积件思想应运而生。积件“是由教师和学生根据教学需要自己组合运用多媒体信息资源的教学软件系统”,是一个完全开放的软件系统,它包括带有学科特色的教学平台和多媒体资料库,师生可以根据教与学的情境和教学平台,选用、增删、修改已有的软件,或方便地制作新软件,为教与学服务。例如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全国中小学计算机研究中心联合从国外引进的数学几何教学平台《几何画板》,它不仅为教学几何教学提供了方便,而且也非常适用于物理中的力学、光学课程教学。又如《CSC电子备课系统》、《天翼全景多媒体辅助教学软件》等中学物理、化学、生物版都是面向师生设计的新一代大型集成化多媒体辅助教学的理科教学平台,它们集众多教命令家和优秀教师的科研成果及教学经验于一体,为提高教学质量、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和办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必要的手段,它们界面简单,容易学习,直观好用,充分体现积件思想,很受师生的欢迎。
在素材资料库的建设方面,中学理科教师应该成为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的先行者。目前许多教师在Internet网络上已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并把自己制作的课件、教案、论文等放在该网站中,同时还把其它网站已有的课件通过链接功能融合到自己的课件里,以“搭积木”的形式,把教学实践过程中制作的每一个课件链接起来,通过长时间教学的积累,逐步建立一个完整的教学课件体系。这样其它教师和学生也可通过网络共享自己的课件,克服了传统的“软件包”形式的课件不能共享的缺点,提高了课件资源的利用率,充实了网上学科资料库。教师和学生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网络终端通过Internet网络来访问这些网站,进行教学的探讨和巩固性学习。
运用积件思想,走素材资源库和教学平台相结合的新思路,是软件开发和应用走出目前困境的有效方法,也是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高层次整合的有效手段。因此学科教师应根据教学实际,运用积件思想,充分利用现有条件下的网络、多媒体信息资源库和教学软件,从中选取适合自己教学需要的内容来制作课件,从而适应不同教与学情境的需要,彻底改变教学
软件在设计、开发和使用上的相互分离的局面,使计算机辅助教学在课内或课外的运用朝着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这一更广阔、更深层的方向发展。
二、构建模拟实验教学模式,发挥演示实验、虚拟实验室功能
1.信息技术与中学理科实验教学整合,发挥演示实验作用
中学物理、化学、生物三门学科均是实验科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实验教学和演示实验是中学理科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理、化、生课堂的学生实验和演示实验中,由于受到常规实验仪器、实验材料、危害程度等条件的限制,实验效果不如人意。而采用模拟型实验教学模式,通过多媒体技术模拟实验的辅助,模拟一些重要的在目前条件下难以完成的实验,弥补常规实验的不足,提高实验的演示效果。
例如,做物理《凸透镜成像规律》实验时,若用常规仪器按传统实验方法进行演示,由于常现实验仪器和环境的限制,蜡烛在光屏上所形成的影像随着物距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一现象不是很明显,误差较大,致使学生对凸透镜成像的特点不甚理解,并产生迷惑。此时如改用多媒体技术进行凸透镜成像规律模拟实验,演示物距从无穷远至小于焦距的整个实验过程中物距、像距和像的变化情况,整个模拟实验过程流畅、直观、明了,从而使学生对该实验有了一个清晰完整的认识,利于学生对凸透镜成像规律概念的形成。
由此可见,通过信息技术与中学理利实验的整合,可以突破常规实验条件的局限,所以我们应当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特长,对那些难以观察到的、复杂的、困难的实验进行模拟,使之成为常规实验的补充,并与常现实验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实验教学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从而有助于学生发现规律、形成概念、获得新知,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实验技能。
2.运用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虚拟实验室,发挥学生自主探索性实验作用
在传统的理科实验室,由于怕发生意外和造成实验仪器的损失,许多实验中的规章制度对学生进行了诸多限制;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实验结果往往和理论不一致,甚至出现相反的数据;有些实验材料的选用和实验产物的排出,有悖现代环保意识。这一切无不暴露出传统实验室的弊端。
网络虚拟实验是在web中创建出一个可视化的三维物件环境,其中每一个可视化的三维物体代表一种实验对象,学生可通过鼠标的点击及拖动操作,进行虚拟实验。这种虚拟实验室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的开放性操作环境,使学生在课堂上实现了虚拟世界的真实体验。信息技术与理科实验教学整合能够培养学生观察实验、自主模拟实验,归纳、总结、抽象成所需知识和技能的能力,并促使学生建立科学的世界观。
学生在网络技术环境下进行多媒体虚拟实验操作的同时,还可以通过网上人机对话,一边操作,一边网上畅游,或与其它同学交流、讨论、获取新知。让学生自主学习、自主观察。进行虚拟实验,从而掌握学习方法。
三、构建探索研究性理论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
探索研究性理论教学模式依托由信息技术支持的网络环境,网络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在学习任务的驱动下小组成员相互协作地收集信息、交流讨论、总结归纳、完成学习任务,培养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例如,生物教学中的《克隆技术对人类的影响》课题,克隆技术是生命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是与高中生物密切相关的科学问题。克隆技术在农业、医学和社会生活各方向都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但问时也存在着过度和滥用的问题,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些负而的社会影响。这一研究性课题旨在提高学生关心社会、关心人类、关心未来的思想意识,并在学中利用网络资源收集和处理生物科学信息的过程中,培养其创新思维与创造能力。
四、利用网络资源,增进课堂教学效果
进入网络时代后,网络环境为师生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库,网络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已成为一个现代教育工作者必备的信息素养。网上资源具有信息量大、更新速度快的特点,例如中国中小学教育教学网()可谓是一间完整的中小学教学资源库,它为我们提供了同步教学、优秀课件等多种资源,且处于动态的更新之中,通过了我这些优秀课件、优秀习题,再作进一步的组织加工就能设计出适合自己风格的课件,为提高课堂教学正效果服务。
例如,在物理中《浮力》的教学时,须向学生解释浮力产生的原因。先设想一个立方体浸没在水中,它的六个表面都受到水的压力,它的左右两侧面、前后两侧面,受到的压力都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互相平衡,只有上下两面由于深度不同,受到的压强大小不同,压力也因而不相等。浮力的产生是由下表面受到水的向上的压力和上表面受到水的向下的压力差。但如果使用语言和文字向学生讲授向上向下压力差时,学生理解起来比较抽象,对整个过程反映比较茫然。可通过中国中小学教育教学网物理课件库下载相关课件解决这一难题。该课件以动画的形式慢镜头表示前、后、左、右的压强、压力相等,小木块保持不动,但加载上、下表面压强、压力时,小木块慢慢向上移动。活泼的动画效果、直观的图形,快速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同时为讲授下一节阿基米德原理打好理论基础,而这一切是传统教学难以做到的。总之,让学生在生动、形象的环境中进行学习,由此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达到提高课堂教学正效果的目的。
五、扩大信息来源,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1.了解学科发展形势,及时把握教学动态。理科学科发展较快,通过Internet网络小的权威网站查看有关学科发展动态,可以做到紧跟形势,在学科教学时作出及时的调整。对于理科学科,必要的习题也是必要的,但订购的习题集往往又存在着题型偏旧、信息过时的缺点;为了克服这一缺点,可以充分利用Internet网络这一信息资源,从权威网站或重点中学网站上的试题库中下载最新试卷,用来给学生作测试题和平时练习。这些题目往往题型新颖、信息准确,对于启发学生的思维,开阔学生的视野有着很大的帮助。
2.增进学习交流,提高教学水平。网络的交互性给教师互相学习交流提供了机会。教师可以一方面利用E-mail。与有关专家进行交流,学习前沿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还可以参与网上的教师继续教育和一系列教育网站的教育论坛。如在中国名师教育网上可以与重点学校的名师专家探讨学科教育应培养怎样的人才,在中国园丁网的教育论坛可以与各地的同行探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对学科教学改革的看法,通过网上学习交流,达到提高自己教学水平的目的。
总之,信息技术应用于理科教学,对传统教育理念和课堂教学模式的冲击是非常之大的,但它并不排斥传统的理论、实验教学模式,实际运用中应把它们两者辩证统一起来,最终实现信息技术与理科课程教学的科学整合。通过整合激发学生对理科学科学习的兴趣,课堂内外参与意识会增强,对知识的理解掌握程度会加深,尤其是实验教学,学生的实验理解能力、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均会取得长足的进步。同时,信息技术与理科课堂教学的整合也能鞭策教师进一步构建新的教学模式,完善课堂教学,使教学过程更具有科学性,帮助教师在课堂上更合理地掌握和利用时间,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在课堂上接受和掌握更多的知识,发展更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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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由美国哈佛商学院倡导,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案例都来自真实情境或事件,教师在教学中扮演设计者和激励者角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该教学法有助于培养学生主动学习意识。案例教学法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受到重视,尤其是1986年美国卡内基小组(CarnegieTaskForce)在《准备就绪的国家:二十一世纪的教师》(《ANationPrepared:Teachersforthe21stCentury》)一书中,特别提出案例教学法在师资培育课程中的价值,并将其视为一种相当有效的教学模式。而国内开始探究案例教学法,则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栾娈在中专生内科护理学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法,通过与传统教学法比较,发现案例教学法有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兴趣及教学参与程度,调动学生学习能动性。在护理本科生中应用案例教学法也取得显著成果,案例教学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因此,应大力推广案例教学法。但案例选择要经典和难易适度。李健芝等指出案例编写要具有真实性、客观性,有利于启发学生临床思维;要有明确的目的性,突出教学内容;要与时俱进,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过程,注重培养其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能力。案例教学法成功的关键是案例的选择与设计。案例要具有科学性、典型性和多样性,要紧扣内科护理学重点和难点,以保证内科护理学课程授课效果。教师在选择案例之前,要进行充分的调研,精心设计案例讨论的每一个问题,保证问题间的联系性;教师要经常到临床收集病例,斟酌选取适合的教学案例,避免随意性和不完善性,且表述清楚,保证学生听得明白,以达到互动效果。在案例教学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学生是分析资料、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主体,教师仅仅起引导和鼓励作用。教师要引导学生梳理思维过程,鼓励学生主动参与病例讨论,调整讨论内容和深度,争取获得最佳教学效果。案例教学法能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自己已经在以“准护士”身份参与真实病案的护理讨论,有助于其工作后的角色转换。
1.3情景教学法情境学习理论是1990年前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JeanLave教授和独立研究者EtienneWenger提出的一种学习方式。情景教学法是由教师组织、学生配合,以护理某一情景患者为内容的教学方法。在该教学过程中,师生间有双向或多向信息传递,从而实现交流和相互促进。情景教学法通过实物演示、角色扮演等模拟医院的护理场景,力争做到学习与临床实践零距离。李云丽对情景教学法在中专生内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显示,学生对情景教学法满意度较高,基础知识成绩及综合素质均得到显著提高。情景教学法符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护理人才的要求,是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有效方法。该教学法应用于专科内科护理学教学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部分学生认为情景教学法可以提高其学习兴趣,促进知识掌握,提升临床应变能力,因而支持在内科护理学教学中引入该教学法,并积极参与演示。王思婷等的研究表明在本科护理专业内科护理学教学中采用情景模拟教学法,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大部分学生经历了由生疏到熟练的进步,能够记忆所学技能的要点,学生均反映,亲身体会和实践如何在模拟人和患者家属身上收集资料、进行系统评估和护理技能操作,比在课堂上单纯学习理论知识收获更大。情景教学法成功的关键是情景设立和角色扮演。现代高科技电子产业为高端模拟技术提供了保障,学生轮流扮演患者和护士,模拟临床场景进行护理评估,总结护理诊断,拟定护理措施。这就要求学生有一定表演能力,所以课前教师应让表演能力强的学生指导其他学生扮演患者。教师既要熟悉患者习惯的表达方式,也要熟悉护士护理患者的程序和沟通技巧。情景教学法有助于培养学生评判性思维和解决临床实际问题能力,因此,应注意调控课堂节奏,学生会因认知能力不足而导致课堂纪律散乱。
2临床实践教学方法研究进展
2.1临床路径教学法临床路径是指针对某一疾病而制订的一个有时间限定的诊疗计划。20世纪80年代美国第一次将其应用于健康照顾系统,1995年哈佛医学院首次将临床路径理念与临床教学有机结合起来,为患者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医疗护理。2005年引入我国,2009年我国正式启动临床路径管理模式,以临床路径为平台对医院实习生进行教学,该教学法称为临床路径教学法。张园园等将临床路径理念引入护理本科生临床实习带教管理中,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临床护理路径规范了临床带教模式,更新了教学思路与方法,调动了护生学习的主动性,增强了护生护理工作的法律意识。临床路径管理模式目前固定在112个病种,临床路径带教模式的应用没有规范化,缺少成熟的标准,一些临床路径带教只是根据本医院情况自行拟定的,特别是缺乏对不同学历护生临床路径带教的研究。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完善临床路径带教模式,统一标准,规划不同学历护生临床路径带教模式。
2.2循证护理教学法20世纪90年代初Albadicenso教授在循证医学基础上提出循证护理的观点。循证护理教学可提高护生评判性思维能力,帮助护生转变护理观念,在护理实践中自觉运用批判性思维对现存的实践模式寻求实证,展现更多的理性思考,用科学证据而非经验和直觉决定护理行为。国内循证护理教学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这方面正规的师资培训,也没有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材。目前都是小范围开展,研究时间和研究对象都有很大局限性,应用效果可行性评价和反馈依据不够充足,这都给本研究带来很大困难。笔者认为应该扩大研究范围,探索出可行的循证护理教学方案。
关键词:七年制;妇产科学;实习课程
妇产科学是临床二级学科,是各级医院的四大科室之一。作为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妇产科学历来是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影像医学、医学检验、高等护理等专业的必修课程和主干课程。近年来七年制临床医学教学做为新兴的教学模式已成为临床医学教学新的增长点和发展趋势。
妇产科教学作为重要的临床主干课程,由理论课和实习课组成,其中实习课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理论科多媒体教学已经较成熟,并取得了良好的课堂效果。然而,作为妇产科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妇产科实习课仍沿袭传统的方法。其次,妇产科教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我们在实习课中已安排了临床的部分,但由于妇产科的特点往往不能按计划完成,尤其是给男同学的学习带来困难。为了培养医学精英的7年制学生及临床急需的高层次人才,提高理论和临床实践的紧密结合,我们对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妇产科教学中的实习课部分采取了以下改革措施。
1调整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妇产科教学总教学时数中实习课的比例
增加妇产科教学中小班实习课的比例,传统的本科教学中实习课往往常被忽视,部分院校盲目扩大招生规模,有的高等医学院校甚至取消实习课,其严重影响了理论的提高及其与临床实践的结合,我校自近3年来对临床医学7年制学生的妇产科教学中将小班实习课的比例由原本科教学占理论课1/5-1/4的实习课提高到现有的三分之一左右。
2改革教学方法,改进及引进教学模型
改变传统的“板书+挂图”的教学方式,编制7年制临床医学妇产科学实纲及规范化流程,通过改善教具、多媒体课件、三维动画等多种形式,使大班课中盆腔的解剖、生理及分娩机制等一直难示教又不可能看清楚的内容应用多媒体,动态显示骨盆的结构,并同时展示软组织、血管淋巴及神经组织,通俗易懂学生可以很快理解并消化。
妇产科是高风险科室。目前,医疗纠纷已经成为困扰医院正常运行的较严重问题。在临床教学中,随时开展安全教育,强化医疗风险意识,有利于学生在今后一生的工作中形成自我保护的概念。鉴于医疗发展的新形式,我们将沿袭了几十年在产房中进行的实习课———分娩机制的内容进行改革,引进国外先进的模拟病人计算机系统即计算机交互式分娩及急救演示系统(MaternalandNeonatalBirthingSimulator),此模型是专为模拟分娩全过程及母婴急救训练而设计的计算机交互式教学模拟系统。应用妇产科和急救医学专家共同研发的配套教学软件,与计算机相连,可模拟操作分娩的临床经过及分娩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临床状况,并且可通过交互式教学模拟系统记录,对学生进行各种产科实际操作技能的考核和评分,完善的分娩和急救教学体系。很好的解决产房现场观摩时间和条件限制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使用电化教学手段演示从待产到分娩及产后处理,只需10余分钟,配以动画示意图,使这一内容形象、生动易于掌握,印象深刻,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
3构建妇产科常见疾病典型病历及病历讨论库
为加强理论联系实际,考虑到妇产科病人的特殊性,在尽量多接触病人的情况下,对常见的妇产科疾病准备2~3份典型病历,由学生为主体讨论该疾病的发生、发展、诊断和治疗,教师有目的地总结及对学生诊疗思维能力的培养。过去由于病房内病种的限制,常常使学生丧失对一些重点病种的临床见习机会,利用多媒体课件可以将校内、校外甚至国外的典型病例加以制作保存并能随时再现。此方法的采用对七年制临床医学生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在紧密结合理论课教学,通过增加实习课课时、更新教具、多媒体课件、多功能临床实验室、小班化典型的病历讨论及引进国外先进的模拟病人计算机系统等系列改革措施,无疑会使临床7年制的临床医学的学生增加对妇产科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同时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为达到7年制临床医学妇产科学临床技能的要求,为培养高层次的人材打下坚实的基础
文学理论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按照一般的观念:文学理论是一门“以美学方法论为总的指导,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建立要以文学史提供的大量材料与文学批评实践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为基础,同时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直接关系着学生的理论水平,决定着学生能否以科学的方法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目标。现实中的情况如同相关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大学的文艺学研究与教学中,或者说在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文艺学的危机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它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教文论的不讲作品,讲作品的没有理论,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隔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文学实践也因为缺乏理论的引导而显得感性、随意。尤其是对于高师院校而言,人们往往对于那些玄奥、费解的理论观念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意义存在着疑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相关课程的开设价值的怀疑。
这种状况的存在固然与人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相关,但它也与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围绕着“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探索”这一课题所展开的一项调查中,笔者曾向近十年来由各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毕业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回到高校中文系学习,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问卷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提高自己分析、阐释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然而,当在同一份问卷中问及他们:“你觉得大学中文系应当减少课时的专业课程是什么”时,许多毕业生选择了文学理论方面的课程。在这里,提高理论素养的要求与削减理论课程课时的希望之间的矛盾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一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理论诸多课程是否,充分地起到了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因而,对高师院校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学科反思,对其所涉及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清理,从而对文学理论课程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意义进行评价,这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在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由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文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生活、吸收人类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培养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陶冶情操,发展个性。这种独特的学科价值,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是规范、优美的语言,是理想的母语教育范文,中学语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课文是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选读经典名著和其他优秀读物,与文本展开对话”fal。从这一要求出发,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课程标准”还向中学生推荐了大量的课外经典读物,其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子夜》、《边城》、《巴黎圣母院》、《复活》、《老人与海》、《变形记》、《西厢记》及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文学教育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学教育既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指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也就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责。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语文教师对其理解不能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上,他应当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能够站在理性的高度对一定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作出理性的把握,这样,较强的文学理论素养就成为我们对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固然,中学语文教学不同于大学教育,它不要求向学生讲授系统的文学理论,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欣赏中,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并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文艺理论名著。另外,“课程标准”还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里所要求的审美能力的提高、文化意识的培养,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以及对一定文化现象进行阐释的能力,实际__卜都是指向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的。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指导学生展开文学欣赏,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分析和阐释一定文化现象的能力的使命,这就对高等师范院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素质培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固然与他们对文学史的学习、作品的阅读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对文学理论的全面、系统的自觉把握,是离不开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开设的。
就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它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素质的提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首先,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的一般知识,为他们能正确认识、分析文学现象奠定基础。作为一名合格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生,应当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应当停留于感性的层面上,而应当对文学的性质、特点,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欣赏的一般规律有较为深人、全面的认识。只有如此,他们才可能科学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才有可能深人浅出地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当前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在对这些古典诗词的欣赏中,就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意境”的理论是我们解读这些作品的的关键。然而,我在围绕着本课题的相关调查中曾向毕业生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意境’、‘典型’、‘灵感’、这些术语的熟悉程度如何”?约有60%的毕业生选择了“知道,但不太清楚其·确切内涵”。这一回答是很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概念都属于文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缺乏对其内涵的充分认识显然是不利于他们对学生阅读的指导的。
同时,在调查中我还发现,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中,一些教师往往把重点放在字、词的解释和翻译方面,而忽略了引导学生进人到对这些作品的艺术境界的感受、体验之中,这与他们的文学理论基础方面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中学语文教学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的,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是中学语文课外阅读篇目之一,对于这首非常晦涩、含蓄、“几同无字天书”诗歌,中学语文教师如果不了解中国古典艺术的一般审美特征,是很难说得上为学生的欣赏活动提供指导的。对于教师文学理论素养的要求是贯穿于中学语文教学之中的,它涉及到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的构成、文学的创作、鉴赏、发展等方方面面。再如,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作品,其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类型。如何引导学生展开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阅读呢?这就离不开对各种文学样式、创作思潮的理论把握。对于诸如((祝福》、《我的叔叔于勒》这些作品的分析,也离不开文学理论中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相关理论,而对于《变形记》、《等待戈多》等作品,就离不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把握。
其次,文学理论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文学理论作为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其根本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能力。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学科,不是仅仅介绍各种文学理论知识和各家各派的观点就行了,关键的是它必须阐明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阐发作家、作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的能力,使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不至于停留于感性、直观的层面上。它当然要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观点,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介绍,更主要的是要为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一种认知方式。向研究型、学者型的教师转化,这是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师的理想要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基础理论匾乏,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的毕业生能够成长为一名研究型教师。因此,在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内在意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把握,最终都指向为学生提供一种理论思辨能力,引导学生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从理论的高度上展开思考,通过不断加强这种训练,逐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再次,文学理论应当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的能力,培养他们能够面对现实进行思考的能力。”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人类生活状况的整体反映,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总是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等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固然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但这种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它通过文学涉及人类广泛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当前文艺学领域正在发生的“文化论”转向就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它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阅读”,发现文学所承载着的文化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传授关于文学的一般知识,更要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教会学生如何面向现实进行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分析、评价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着的文化意义。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网络、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化工业”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理论要取得鲜活的生命力,就不能忽视这一趋势的存在,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应当具有阐释文学经典的能力,还应当具有引导中学生面对现实社会中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思考的能力。
就高等师范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与研究的现状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实践性问题。在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主要是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美学、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马列文论为辅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这一体系是无可非议的,它很好地涵盖了古今中外关于文学的一般观念,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一体系在强调了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相关知识的掌握的同时,却对文学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实践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一种现象:基础理论与文学实践相脱节,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课程各讲各的,文学史、作品选读的课程往往对文学理论问题缺乏充分的注意,而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往往与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相脱节,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尤其严重。理论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句空话。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大学文学理论课程往往无视这一变化:“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甚至连在西方已经经典化了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难作为”例子”进人文艺学教材),并且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与标准,建立了相当僵化机械的评估一筛选一排除机制。这就日益丧失了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一艺术活动进行积极对话的能力”(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知识僵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文学问题。这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学学科的一个普遍看法。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人类丰富的文艺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较全面地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处于西方文化的绝对影响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观念的大量引人,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理论上的多元化成了文论界的一道基本景观,这些理论往往自成体系,在不同层面上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其加以整合,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这一间题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面,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难度是困扰着文艺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文艺学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教材编写领域转化的效果却还很不尽人意,其中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对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教材涵盖当代学术进展的客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
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在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下,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的基础之上。作为在八十年代以前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承认”万古不变的文学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川,但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教材却以反映论的理论模式代替了对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认识,观念严重滞后,知识老化、僵化。当前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不足是有着足够的认识的,也在突破这一模式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近几年所出的几样教材的确有不少新意。但是,这些教材在注意到理论上的前沿性的同时,却又r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对各种理论观念的整合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本科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中,对于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文学素养考虑不足,教材涉及的理论问题往往过于宽泛、面面俱到,什么都谈,但什么都谈不透,整部教材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教师也很难取舍。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对于当前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改革。这主要涉及到优秀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加强,特别是应注意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性与时代性,加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联系,开设富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课程,同时,作为对转型期时代文化状况的回应,把文化研究纳人到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系统之中。
教材的编写是文学理论课程建设的难点之一。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使我们从以往那种单一、封闭的环境之中走了出;来,地球上每一种创作思潮、理论观念都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多元化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共同认识。表现在文学理论界,理论上的创新、学术观念方面的多元共存,不同的理论观念、审美取向各领数百天。在今天,如何把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整合到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之中,使我们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覆盖力,从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又不.至于使文学理论成为各种理论观念的拼凑,而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这无疑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所巫待解决的问题。如同童庆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文学理论只关注现实主义,不关注现代主义。实际上现代、后现代都要关注,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样才完整”。然而,困难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之中,虽然理论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但面对丰富的文论资源,不同学者囿于教育背景方面的不同,学术兴趣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选择哪些观点、学说来加以介绍,如何依据教学的需要,把这些观念整合到教材自足的系统中去,这本身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即既要使教材能够体现出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又不至于使教材内容的普适性为编者本人的学术个性所掩盖。大学教材与学术专著有着很大的区别,优秀的学术专著往往带有著者鲜明的学术个性。而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它不应该只是讲述著者的一家之言,它应当客观地介绍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文学理论教材的个人风格,不应冲淡其理论的全面性、普适性,而应当综合本学科国内外主要的成果,特别是对于作为基础课程的“文学概论”课,它应具备较强的知识性,应当在综合整理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论体系,而不宜过多的强调编写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其中应特别注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对当代学者科研成果的吸纳,教材便往往缺乏时代感,与时代相脱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如果仅仅因为“创新”的原因而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就会使文学理论失去丰富的学科资源而显得漂浮、浅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应当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把历史上不同学者关于某一文学理论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而应避免把教材作为宣讲个人学术观念的地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间题是教材所涉及的理论的深浅程度问题。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对于全面地反映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于《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在注意到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的多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考虑到其作为基础课程的性质,内容不应过于繁杂,以至于追求面面俱到,造成术语名词满天飞的局面。“文学概论作为讲授文学理论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知识的课程,是文学理论的初步。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它都概括地讲到,但它只讲最基础的东西,不涉及其中比较专门的复杂问题。它是概论,不是专论”。一方面,文学概论是为大学低年级学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这一阶段的学生文学方面的素养还相对不足,如果这一门课过于艰深,亦或面面俱到,必然影响到他们学习理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学理论的热情。另一方面,师范院校的文学理论课不是培养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在注意到引导学生了解文学观念的丰富性的同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学以致用问题呢?因此,对教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的慎重考虑是我们在教材编写中所必须注意到的。
就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而言,传统上分层开设课程的做法是值得继承的,在大学低年级以开设文学概论课为基础,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理论素养。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逐渐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文学理论的分支课程,分别在相应的领域作进一步的深人学习。在此之后,可结合师资状况开设中国古典美学、文心雕龙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题课程,对这类课程必须突出其选修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是对每一阶段的具体某一门课程开设的价值、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从提高学生文学理论素养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课程分为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文学概论”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其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历史上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它是文学理论的初步,基础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开设一般放在第二、三学期比较恰当。
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是在学生学习了“文学概论”课,对文学的基本原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经过对文学史的学习、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更进一步了解中国、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般状况。它是在“文学概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人,如果说“文学概论”课是侧重于对历史上人们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律的综合性的介绍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课程则是深人到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具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关于文学的认识发展过程。这类课程可列为专业必选课,放在三年级开设较为恰当。对于马列文论、美学原理这些以往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课程,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在内容、课程性质方面与文学概论课多有重复之处,将其作为必修课并无多大的意义,可将它们归人选修课的范围。专业选修课的开设对于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但在这一类课程的开设中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突出其选修的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兴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类课程为提高课,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的开设应当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而定,在此类课程的开设上,应特别强调教师的学术特长,以保证其学术性,达到引导学生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提高理论素养的目的。
在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加强文学理论课程的实践性,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相互脱离的现状。文学理论来自于对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源于实践而又面向实践,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超越具体的实践而存在。文学理论并不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最终目的,它应当为学生提供理论思维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提高其阐释、分析具体文学现象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就可以实现的,而只能在学生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完成。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文学理论的教学往往成为抽象的理论灌输而与鲜活的文学实践相脱离,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脱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这正是导致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缺乏阐释具体作品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却认为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实际意义而应当削减课时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加强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的联系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以往很多学校虽然也开设有文学批评课程,但也是偏重于批评理论的讲授,对于文学批评与鉴赏的实践性质缺乏充分的注意。与此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能够针对这种状况,开设文学文本解读、文学批评实践等课程,在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这是很值得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