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艺术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中国绘画艺术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作为上一届奥运会主办方的北京，应伦敦市长办公室的邀请于2012年7月24日～7月31日在伦敦举办“北京文化周”系列活动。届时，由北京国子监油画艺术馆主办的“2012中国油画艺术展”将在伦敦奥林匹亚展览西厅展出。本次展览意在用油画艺术的形式向奥运观众展示当代中华文化的风采。

本次展览由国子监油画艺术馆艺术委员会专家也以经典性和探索性为遴选原则，在众多参选油画作品中挑选出靳尚谊、詹建俊、钟涵、全山石、张祖英、闫振铎、许江、杨飞云等60多位中国当今具有艺术影响力的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的百余幅优秀作品参展。在此重要场合向英国公众展示具有本土情怀和艺术特质的中国油画，希望向英国社会公众和各国奥运观众展现当代中国油画艺术多姿多彩的艺术面貌和独特的中国文化精神。

李斌权“中国书法音乐会”助威伦敦奥运

在2012年伦敦第30届夏季奥运会举办期間，由中国音乐书法家李斌权携手新伦敦交响乐团和英国现代芭蕾舞团、那尔斯现代舞团倾情奉献的“2012伦敦奥运中国书法音乐会”，将于8月10日在伦敦萨德勒斯舞剧院隆重上演。届时将邀请体育界领导、奥运冠军亲临演出现场，共同启动中国书法家向奥运冠军赠送书法作品的活动。

这次伦敦奥运书法音乐会，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奥地利奥中文化交流协会、书画新闻网等单位联合主办。据活动主力、方负责人常恺先生介绍，这将是一场别开生面，极具文化创意的中西艺术交流的艺术盛会。在新伦敦交响乐团的经典音乐背景，以及英国现代芭蕾舞的烘托下，李斌权的书法狂草泼墨挥洒，充分展示西方音乐和中国书法的艺术共性与共鸣。尤其是那尔斯现代舞团的黑人舞者与李斌权音乐书法的多重互动，将把中国书法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晚会上半场将由古琴曲《潇湘水云》开场，下半场将以中国古琴曲《琴歌》开场，整场音乐会将融汇中国书法、中国古琴、交响乐团、现代舞蹈等多种元素，是中西文化的一次深度“对话”。

时尚大型华服展览

伦敦这个时尚之都当然也不会被人所忘记。比如著名的时尚设计师Paul Smith和Matthew Williamson也都是从伦敦走向世界的。

篇（2）

出版专著有《邱世鸿书法篆刻集》、《抚云斋书法文集》、《魏晋书法的艺术精神》、《创作与理念》、《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论研究》、《大学行书教程》、《诗酒风流》、《抚云斋诗稿》、《邱世鸿草书千字文》、《抚云斋艺术论评集》（正版）。

论文多次参加全国书学研讨会二十余次，多次应邀请在全国高校进行学术讲座。在各类刊物、文章100余篇。2004年论文《论新文书法与文化精神》获得“中国文联理论奖”三等奖，2008年艺术论文获得江苏教育厅颁发的“艺术教育论文评选一等奖”。2009年专著《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论研究》获得“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二等奖”。2011年论文获得大学生艺术节艺术论文“特等奖”。

参展，荣获奖项：

“全国高校师生作品展”（优秀奖1989北京。中国书协主办）

“全国第三届新人新作展”（1995北京。中国书协主办）

“全国第六届书法篆刻展”（1995北京。中国书协主办）

“全国第二届正书展”（1996北京。中国书协主办）

“全国首届篆刻艺术展”（2001山东。中国书协主办）

“全国首届南方长城杯书法大赛”（二等奖2002湖南。湖南书协主办）

“当代青年书画大赛”（一等奖2002北京。、中国书协主办）

“2005国际书法篆刻年展”（一等奖2005河南。书法导报社主办）

“全国第二届兰亭书法展”（艺术奖2007安徽。中国书协主办）

“荷之韵一全国书画名家邀请展”（2008山东。济南市政府主办）

“国大阅兵题联”（二等奖2009北京。中国楹联学会主办）

“全国首届篆书展”（2010贵州。中国书协主办）

“全国第三届扇面展”（2010湖北。中国书协主办）

“全国楹联书法绘画邀请展”（二等奖2010北京。中国楹联学会主办）

“当代楷书创新展”（入展2011年。中国书协、河北省文联）

“首届中韩优秀书画家”（韩国国会邀请展。2011韩国首尔）

“百名博士写百米长卷”（2011年天津某文化公司主办）

“国际简牍帛书邀请展”（2011年湖南。湖南文联主办）

“西南大学书法论坛暨全国名家邀请展”（2011年重庆文联、西南大学主办）

“中意韩三国名家书法邀请展”（2012年中、韩、意三国。《中国书画》杂志社）

“启功《论书绝句百首》书法名家邀请展”（2012年北京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

“当代最具学术价值与市场潜力的艺术家作品展”（2012年北京国家画院）

“全国梅花书画名家邀请展”（2013年南京梅花艺术馆并任艺委会委员）

篇（3）

中图分类号：G455 文献标识码：A

1 现代社会对学生自身素质要求

当今的艺术世界是一个充满挑战、矛盾、抗争和变革的世界。处于这个历史时空的中国传统绘画教育，也正以多元的价值追求和空前的形态变化策应着汹涌澎湃的文化冲突、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和起伏跌宕的艺术思潮。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绘画教育在时代的文化大潮和中华民族后代的学习与成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发展与生存关系到我们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兴盛；继承与创新，所以，无论作为中国传统绘画的教育者，还是学者，都必须担负起这个传统文化体系的研究工作和教育改革，以便使中国传统绘画教育的当代性具有更为正确的理性分析。

审视20世纪以来的中国传统绘画教育，其生存的境遇几经沉浮，在近代内外交困的中国政治现状中，传统的中国绘画艺术深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随之而来的状况则是废除传统，质疑教育。于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教育开始模仿西式教育而进行素描、色彩等西方艺术教育模式，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根本被义无反顾地抛弃了，这一状况的改变也殃及了文化教育的方方面面，其影响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在艺术上有着真知灼见的进步艺术家们并没有为之而消沉，他们主张“以15世纪以前的中国画”为体，“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我国之短”这一理论来继续着中国画教育的“新文化美术”之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以传统水墨为载体的中国画教育，开始以抵制既有的被神圣化了的创造方法为标志的“85美术思潮”为教学主体思想。

面对现代社会对学生自身素质的要求，高校艺术教育致力于解决现当代文化思潮多元发展下的传统文化弘扬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高校艺术生对于自身艺术素养的培养的重要性和发扬传统文化艺术的特殊使命和意义，为提高国民的文化艺术素养，廓清艺术发展思路作一份贡献。

2 学生艺术素养自身的培养

传统绘画思想是学生艺术素养培养的必由之路。中国传统文化在21世纪有非常大的潜力，鞭辟入里，博大精深。老师既要把正确的观念灌输给学生，又要保持教学的稳定性和把握一定的依据性，让学生学有所长和学有所依，从而增加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怎么看待传统，也是艺术教学中要明确的问题。艺术的发展只有根植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才能得到创新和发展，所以传统并不会束缚学生的创造，反而会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这样才能让学生具有健康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成为符合时代需要的人才。

基于现代社会对学生自身素质的要求，对教师培养好学生的使命要求有所提高，特别是对学生艺术素养自身的培养，这就需要老师在传统艺术教学中对学生艺术素质及基本技能培养进行精心设计，其具体参照表1。从举措一览表中可见，评价内容从评价项目、评价方法两方面来展开。其中，评价项目包括多读书、广闻见、有胸襟、勤习苦四项；评价方法包括静态分析、形成性评价、动态分析、终结性评价四种。静态评价的评价内容包括如下，艺术论文写作水平（多读书：即通过多读书提高艺术论文写作水平），艺术批评与审美、艺术作品鉴赏水平（广闻见：即通过多读多看多听所思考来提高艺术批评水平与审美、艺术作品鉴赏能力），道家哲学思想与现代艺术创作的融合（有胸襟：即找出传统文化及现代艺术的互补之处来加以融合），作业数量及艺术作品质量的通过率（勤习苦：即通过大量的练习来提高艺术作品质量），即在特定时空现实状态下的评价为静态评价；同时，更重要的是动态评价，即对被评价者的过去与现在进行比较，注意学生的发展，动态评价的评价内容包括如下，文化知识、理论水平（多读书：即通过多读书提高艺术文化水平），分析及解决艺术问题方面（广闻见：即通过多看多听增强分析及解决艺术问题的能力），艺术认知力度及创作力度（有胸襟：即通过学习传统文化来加大艺术认知力度及创作力度），专业技能水平（勤习苦：即通过勤奋苦练促进专业技能的增长）。

形成性评价指在教学过程中为改进教与学而提供频繁信息反馈而进行的评价。①它所包括的评价内容有，所学生需读的书有：古今论画之书（如各种画论等书籍）、金石碑帖、古人诗歌、笔记小说四部分；开阔学生的见闻：文人之神悟（意境）、作家之绳墨（规矩）、习俗之移人（群众需要）、师传之墨守、气质之褊弊、家法之渊源、物理之探究（造化与事物之规律）、地壤之区分（所居地区山川之不同）；加大学生的胸襟：不贪浮华、轻视图财、心无俗忧、自拟先哲（以前贤为榜样）；培养学生的品德；朝夕染翰（早晚练习作画）、多观名迹、着意临摹、到处写生、力祛褊弊（努力除去褊狭陈旧的成见）。

总结性评价（终结性评价）是一门课程或一个学期结束后，为判断学生是否达到教学目标或评定教学方法的有效性而对教学结果作出的综合总结和成绩评定。②在终结性评价中，主要体现鉴定功能，以课程目标为参考。③它所包括的评价内容有：增加学生的勤习苦练：考察学生素质、学养、格调、文化、境界的综合，实现量的积累；考察学生吸收、继承、体悟、理解、分析的艺术学习态度之综合能力；考察学生人格魅力、执着精神、谦虚为学的思想品德及行为操守；考察学生学习兴趣、眼界、技能及创新的个人发展能力。

通过以上举措一览表可见：传统艺术教育对学生艺术素质及基本技能培养符合现代社会赋予高等艺术学生的时代新要求。在艺术形式百花齐放的现当代社会，各种艺术思潮层出不穷，学生学习艺术传统必然会很好地廓清艺术发展的思路，同时更好地对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正确的鉴赏，从而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

艺术理论教学有利于学生综合艺术素质的培养。学生在艺术技能的学习中重视传统文化及绘画理论的学习，能很好地将实践技能与理论相结合，更好地指导实践，同时也更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

篇（4）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3-0149-02

中国画传统临摹教学课程中，掌握古绢纸的制作方法和技术难点是国画临摹教学课中的重点任务，学生在掌握传统国画专业临摹绘画的基础上，还应学习临摹传统绘画复制的古绢本方法，古绢本制作运用是国画专业教学重要内容，同时也给国画专业师生提出更高的学术要求。古绢纸的研究在于更好的复原古人绘画作品，能有效的在融会古人绘画技法同时，加强了古画历史年代的痕迹符合，对描绘古画的质地纹理及古时印记相符起到积极作用，为制作完成古画的整体效果达到作品高度统一。古绢纸的研究也会延续文化历史，把古人留下的优秀文化传承下去，对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发扬和继承具有现实作用，所以中国画传统临摹课的绢本和纸本研究具有现实的意义，对古纸本和古绢本教学研究势在必行。古绢纸是指纸本和绢本，它们是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重要载体，还原作品年代旧貌，符合古时的绘画作品意境起到积极作用。学生掌握制作古绢纸，学生首先临摹作品时要学会制作古纸、古绢。古纸、古绢的制作过程实际就是研究过程，研究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深入掌握，主要是：古绢纸的旧色还原、古绢纸的旧色渲染、古绢纸的污旧处理、古绢纸残旧还原四个方面。

一、古绢纸的旧色还原

学生在临摹古人绘画作品前，首先要了解作品的年代和历史背景，仔细查验绘画作品的旧色程度，对作品画面进行详细观察了解，对古画旧色还原做到心中有数。古绢纸的旧色还原，主要是制作复制作品的旧色纸绢，还原古人绘画作品一致的古旧色。在教学中应积极多角度了解古人的做旧的特点，记载有明代的高濂，在其《遵生八笺》卷十五载中有描述，原文如下“染宋笺色纸，黄柏一斤槌碎，用水四升浸一伏时，煎熬至二升止。听用橡斗子一升，如上法煎水。听用胭脂五钱，深者方妙，用汤四碗，浸榨出红。三味各成浓汁，用大盆盛汁。每用观音帘坚厚纸，先用黄柏汁拖过一次，复以橡斗子汁拖一次，再以胭脂汁拖一次，再看深浅加减，逐张晾干可用”。学生在掌握古绢纸的旧色还原方法的同时，还要加强绘画技巧的融会，不要完全依靠旧色还原方法来单纯去做旧色，要学会自然为上的法则，贯穿整个古画画面，达到旧色和绘画技法完整和谐的统一境界。

二、古绢纸旧色渲染

学生在掌握古绢纸旧色还原的方法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学习了解和实践古绢纸旧色渲染方法，它是古绢纸的研究重要步骤之一，对古画的作品的旧色渲染的效果起决定作用。教师在指导学生的前提下，要有一定的责任心，做到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教师在旁认真指导，必要时要帮助学生完成好古绢纸旧色渲染的环节。古绢纸旧色渲染也就是染旧绢纸法，分为绢本染旧色和纸本染旧色两种。古绢染旧色：绢帛染旧色是高校中国画教学临摹早期古人作品重要教学内容。绢本还分为素白绢和仿旧绢两种，同时还根据临摹古画的特点需要分为生绢和熟绢。古纸染旧色：纸本染旧色是高校中国画教学临摹古人绘画作品主要教学内容。纸本根据临摹古画的特点需要分为生纸本和熟纸本两种。根据纸质的程度分为薄质纸类和韧性纸类。一般薄质纸类适合用排笔直接染旧色；韧性类的纸本一般采用水捞法。最后辨别古纸染旧色是以褐色、黄褐色及淡灰色为最佳，气味有淡淡的烟气气味和灰尘气息，无颜料和胶矾的味道为佳。学生在掌握的同时，还要注意原材料的真假，对材料的运用还要适可而止，根据画面和作品年代的长短去调节浓度，尽量用原材料，少用已加工过的绘画用品。

三、古绢纸的污旧处理

古绢纸的污旧处理是学生最难掌握的，教师应充分给学生进行说明，学习起来比较吃力，在熟练掌握前二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掌握古绢纸的污旧处理，对古代绘画作品的深度复原具有一定的意义。古代绘画作品由于时代久远或保存不当，使得作品的古纸和古绢出现污损，这样的情况越是早期作品出现越频繁，高校国画教学临摹课中不可回避的教学难点就是临摹早期绘画的古绢纸本作品，对于低年级同学来说更是难掌握的教学环节，所以要求学生大量了解其做污旧手段和方法，使学生在临摹的古代绘画作品时更容易接近作品原貌。做污旧的方法一般分为做污点和做污迹两种。做污点：做污点是指在古纸、古绢上把发霉的污点、虫吃腐蚀变质的污点，化学物质灼伤的燃点及尖锐硬物留下的锈点等进行污点制作还原。腐蚀污点法：就是将制作临摹的古纸绢的污点处进行适当的腐蚀。做污迹：就是将制作临摹的古纸绢的污迹处进行还原，由于古绢纸绘画作品年代久远，保存不当或未及时修复等原因，伤害古纸绢画面内外，因此而产生画面的污迹。水痕污迹：一般先调好旧色水，最好采用植物性水状液体，浓淡可根据画面需要而调试，采用喷、倒、洒、点、吹等方式。墨痕：墨痕的制作一直是高校中国画临摹课的研究重点课题，学习掌握其方法是重要的教学内容。学生在学习制作古纸本、古绢本墨痕时要认真掌握其特点。要了解所要临摹的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年代，因为年代的不同，墨痕的颜色倾向就有不同。

四、古绢纸残旧还原

学生在学习掌握古绢纸的残旧还原方面要充分注意，不要对古代绘画作品“过分”残旧。要了解古人绘画作品的残旧原因，是什么情况造成的残旧。古绢纸残旧还原一般分为做残损和做残洞两种方法。做残损：做残损一般是指将临摹的古代绘画作品的古纸和古绢制作残破状，使其形成损坏状态。做残洞：做残洞一般是指临摹绢本或纸本制作出虫蛀的小洞，临摹修复时要用食物残渣，利用小虫蛀食的特点进行还原残洞为最佳。也可用染旧色还原残洞特征，但效果不好，有色味道及气味，而且容易被识破。学生在最后的完成过程中要做到自然如旧，残旧的过程要有偶然因素，少些人为的绘画技法贯穿临摹古画作品之中。

总之，中国画教学临摹课不仅是简单学习古绢本和古纸本制作复制方法，更主要是培养优秀的国画人才，继承和发扬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精髓，保护好祖国古代绘画的文化遗产，它不仅仅是中国画教学临摹课的一部分，更是我们教师的一份责任，因此，中国画传统临摹课的古绢纸的研究具有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台湾：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社，1966．

[2]伍蠡甫.中国古代美学艺术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葛路.美术史论[M].北京：文艺艺术出版社，1982.

[4]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

[5]张强.中国画论体系[M].河南：河南美术出版社，2005.

篇（5）

民间艺术能否融入幼儿课堂教育，关键得看其有没有实用价值和可操作性。幼儿教育加入民间艺术是为了让原有的课程内容以另一种异于传统课程的形式呈现在课堂上，不是生搬硬套机械式的添加。我园研究的科研课题：冕宁民间刺绣在幼儿美工活动中的转换运用就是在探索如何采用一种新的方法把民间艺术和幼儿的课程有效地结合，以一种生动活泼充实有趣的方式展现在幼儿的面前，使他们的学习由一种单纯的“玩”变成一种有效的“玩”。当然，幼儿教育融入民间艺术不是对民间艺术的全盘复制，不能过分强调民间艺术而舍本逐末，应当选择性的添加和融入到幼儿教育中。

一.民间艺术具有的特殊的教育价值

我国的民间艺术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民间艺术对当代的幼儿教育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幼儿需要从小培养一种爱国思想，就必须对我们国家的优秀文化传统有所了解。民间艺术是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典型代表，因此，在幼儿教育课程中有选择性的添加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举措。此外，民间艺术有其自身的独特魅力和重要功能。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到发明创造处处能看到它的缩影。如冕宁县域内流传的十字绣，黑底白花，简洁朴素，鲜明和谐，从孩子们穿的黑底白花领褂，大人们用黑底白花的翁裙背小孩，妇女腰上围的黑底白花的花围裙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它早已以一种物态化的形式扎根于人们的生活环境中。在精神文化层面，它也以一种潜移默化地方式改造、影响人们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等多个方面。因此，民间艺术对幼儿智力潜能的开发、思想品德的培养、审美能力的提高等方面的培养都有巨大作用。民间工艺取材于我国劳动人民自身的生活，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许多作品都传达了我国民间艺术传统的精髓。开展这项内容不但能陶冶幼儿的审美情操，让幼儿充分体验艺术美带来的精神愉悦，而且锻炼了幼儿的认识、欣赏、思考、创作能力等。民间工艺中常常包含着劳动人民的朴素情感，流露出人们对真善美的崇尚，渗透着我国本真哲学，如儒家道家法家甚至佛家等正统思想。这些优秀的价值理念、思想情感都会对幼儿的良好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民间艺术融入幼儿园课程的课程价值

2.1民间艺术融入幼儿园课程具有社会与个人价值

民间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它是中华民族文明之源，是我国传统文化这条大河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与生俱来的乡土情味和地域特色最容易取得人们精神上的共鸣和认同，甚至唤醒深藏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爱国情愫。培养学生与传承文化是教育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因此学前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在符合国家、社会、家长提出的要求下满足幼儿的发展需要。这就提醒我们，主体价值的体现必须以社会价值为根据，幼儿自身得不到发展，文化传承又从何谈起。当然，实现社会价值不能影响幼儿的身心发育，必须以一种积极健康的趋势良性发展。

2.2民间艺术融入幼儿园课程可以弥补幼儿课程的不足

民间工艺有很强的地域性，它会以当地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落脚点，渗透着当地人民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文化，因此它不同于当前制度化的教育体制。当前的幼儿教育课程很难看到带有生活气息和乡土情味的民间文化，而我园将冕宁民间刺绣转换应用到幼儿美工活动中则是一种贴近自然、贴近生活，融入民俗的教育方式，这正体现出民间工艺的实用性和教育价值。民艺诞生于普通人民生存的地方，与当地风土文化联系紧密，和其它手工制作相比，它更能给幼儿带来生活气息。将民间工艺活动与幼儿教育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所带来的必然是有浓郁生活气息的课程。因此，我园开展的科研课题――冕宁民间刺绣在幼儿美工活动中的转换运用的研究是实现幼儿园课程教育民艺化的一个很好平台，这是民艺化的幼儿教育的优势。

三.民间艺术融入幼儿园课程的思索

3.1利用童话语言培养幼儿对美工活动的兴趣

幼儿喜欢可爱的卡通的事物，结合一些童话漫画不断提高幼儿绘画水平，这是幼儿容易理解和乐于接受的方式。现在的卡通漫画丰富多样，指导幼儿画出自己喜欢的内容，如巴拉拉小魔仙、天线宝宝、海绵宝宝、大耳朵图图等。老师在示范画图的时候幼儿都特别激动，容易互相讨论注意力不集中，老师应把幼儿尽量集中在自己周围，让他们清楚地看到示范画图的整个过程，同时要注意一边画一边沟通，给他们一种心理暗示使之对画图不那么恐惧，消除压力，从而接受绘画这一活动，然后引导幼儿大胆的画出刺绣作品中的图案：“大团花”、“吊吊花”等较复杂的图案。对幼儿画出的图画，用童话式的语言进行评论，多对幼儿的进步和发现给予鼓励，使他们更乐于去做这一项绘画活动。

3.2结合手工活动开展绘画，激发幼儿对美工活动的兴趣

手工课程包含泥工活动、纸工活动等。绘画与手工结合的美工活动，不仅仅是像绘画活动那样要求作品的好坏，而更注重幼儿从动手参与活动中体会到的乐趣，因此这是大多数幼儿所喜爱的课程，幼儿在玩泥、剪纸、绘画、填色、穿线、拓印、排水、扎染、彩线编织、粘贴等活动中对事物的认知，有利于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模仿和利用这些模型。例如，通过给漫画涂色染纸，可以提高他们的整体感知能力。折叠、剪纸等活动，可以让他们理解对称结构。

3.3幼儿教师在教学方法上要灵活创新

教师在幼儿民间艺术教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教师的帮助幼儿面对民间艺术作品时有自己的判断，能做出自己的审美反应，帮助他们掌握怎么样认知和感受民间艺术作品的精髓，这是培养幼儿审美感和认知能的关键。教学内容的选材上，以灵活多样富有乐趣的方式进行教学，这样幼儿才更愿意参与到课堂中。课堂上采用分组教学的方式，强带弱，大带小，认真的和不认真的为一组，课后和家长沟通，要求家长在家督促幼儿多做民艺手工活动，如剪纸，剪吊吊花、大团花，做纸风车，泥塑。在家长的指导下了解民间艺术，如冕宁刺绣：绣花鞋垫、绣花领褂、绣花翁裙、绣花围裙等。经常组织一些制作小工艺品、绘画、剪纸的比赛，并设置奖品评选优胜，这样更能带动幼儿参与的积极性。教师要为幼儿提供自由发挥的平台，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对幼儿的培养必须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应该针对他们的兴趣将民间艺术有机的设置在课程中，这样才能得到教学双赢的目的。

结论

民间艺术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了解它就是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欣赏它就是感受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情感。幼儿教育融入民间艺术是我国教育事业一个大胆尝试，同时也是对我们优秀民族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弘扬。此项举措不仅使现代教育保持了中国民间文化的艺术根源，又赋予了其新的时代意义，或许还会开启我国教育之路向更远的方向发展的大门。

参考文献

[1] 曹蓉. 提高幼儿美工教学效果的方法研究[J]. 科教文汇， 2010 (026)： 174-174.

篇（6）

中图分类号:J206.3文献标识码:A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lor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LI Jun

(College of Fine Arts,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综观东西方绘画的源头,无论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法国和西班牙先民创造的原始洞窟壁画艺术还是遍布中国大江南北的原始岩画看,色彩在绘画中的应用年代最早可以推至四至两万年之间① 。但从色彩使用的理念上一开始就已经凸显出东西方绘画的分野,以阿尔塔米拉洞窟《受伤的野牛》为例,先民们以有限的色彩(红、黄、褐、黑等)进行明暗晕染,使其作品具有体积感和气运感②。而从中国云南、广西等地现存的大量原始岩画看出,东方的先民们也是用同样有限的色彩描绘大自然和他们的生活,但是使用色彩的理念和方法却大相径庭,他们将色彩在岩壁上或平涂或勾线,以符号化的方式塑造形体,以简洁、流畅的语言记录生活或表达美好理想。但是原始岩、壁画,受自然条件和审美理念所限,色彩的开掘和使用也仅仅是个端倪。

真正意义上的绘画自从人类进入封建社会到今天的辉煌已经走过了五千年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色彩的产生和使用,以及它在绘画的每个阶段中所具有的特殊使命却不仅相同。相比较西方绘画(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不了解中国绘画哲学的人对中国绘画色彩的使用有“不科学”的嫌疑,孰不知中西绘画在最原始理念上造就存在根本的区别,所以色彩在绘画中的使命也就有了根本的不同。但是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先民在数千年的艺术长河中,在追求审美理想的同时已经完善了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色彩体系,有整套非常严谨的制色和用色方法,正因为有了这一严谨和科学的色彩体系,才给我们留下的非常灿烂的文化遗产。像敦煌石窟、永乐宫壁画艺术和难以计数的优秀的卷轴画艺术和民间绘画艺术像璀璨的明珠闪烁在世界艺林当中。

绘画进入文人画时代后,有关于传统“色彩学”的文化遗产在以“水墨”为主流的画坛中出现了严重的“丢失”现象。我们在欣赏古代绘画优秀名作的同时,谈到传统绘画的色彩和相关材料的使用方法时,很少有人敢于问津。更让人扼腕痛惜的是,我们所丢失的文化遗产在日本国完全能找到答案③。中国绘画传统颜料的制作技术与使用方法随着大量汉文化的输入已经转换成了日本的传统文化,并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眼下国人所使用的借鉴国外经验生产的锡管颜料虽说方便,那也只不过是比较粗制的代用品而已,颜料本身的品质与传统相比,相去甚远。国人对绘画程序的简单化,更是让人担忧。我们给后代留下什么样的艺术遗产,从绘画材料的角度分析,能经久多远,应该是到了引起中国绘画界广泛关注和深思的时候了。

一、传统色彩在中国绘画中的地位变迁

从视觉的角度观察,自然界的外表是由多种复杂的色彩构成的。自然界中的色彩本身对人的感官有特殊的刺激作用,这种作用充分表现在人对色彩的一种情感偏好,反过来又形成人的联想,这就是人类对自然色彩的美感体验。中国绘画中的色彩使用受传统“太极”学说中“五行”和“阴阳”思维的影响,从而产生具有东方民族特征的用色理念。“中国五行学说中就有青为木,赤为火,黄为土,白为金,黑为水之说;在运用墨色时又有浓、淡、焦、湿、干之说,这些都体现出五行学说与中国画发展的直接关联,并以此影响了中国画家对色彩的认识,形成‘五色’观念。”④ 王微在《叙画》中的“绿林扬风,白水激涧”,就是通过对自然中的“绿”和“白”的体验而产生的主题意境。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和岩画艺术是人类在劳动过程当中创造的第一批艺术作品。抛开它的造型,就装饰效果而言,色彩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只能就地取材,用红色铁矿土、白色垩土、黄色泥土和黑色木炭等“颜料”在彩陶上和岩壁上描绘他们对大自然的体验,同时表达他们朴素的爱美情结。

真正谈到具有绘画意义的色彩,要推到汉唐以后了,从考古发掘的河南洛阳西汉墓室壁画《鸿门宴》、河北密县东汉壁画《百戏饮宴图》和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墓室帛画中可以分析出除以上色彩以外还有紫色、赭石、绿色、蓝色等,色彩品种增多,质量也有所提高,并且胶矾粘和的技法也已形成。专家在考察西汉墓室“T”形帛画的用色时发现:“颜色错综调配,所用主要是朱砂、石青、石绿、白粉等矿物颜料,其中也有植物颜料……,色调搭配上,无不经过匠心设计。最突出的是颜色的间隔使用。”⑤帛画在色彩应用上主要以平涂为主,间有不同深浅的同类色,并且开始用比较丰富和厚重的色彩表达一定的主题。从而可以得知绘画颜料的研制和使用在汉代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以后随着佛教的传入,在新疆克孜尔、甘肃敦煌、天水麦积山等地兴盛佛教壁画,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境外佛教绘画艺术和制色工艺也随之传入,促使中国绘画色彩从研制到使用进入了空前辉煌时期,加上本土工匠的智慧,极大的丰富了中国绘画的色彩表现空间。南、北朝时期,在壁画中以石青、石绿为主要色彩,同时以胭脂、靛蓝、草绿等植物色作为辅助色彩。所以,整个画面表现出浓郁的冷色调。隋唐时期的壁画色彩种类较多,表现技法灵活多变,色彩的应用在佛教壁画中进入了全盛阶段。另一方面从发掘的唐代墓室壁画的资料中分析,除了石青、石绿、赭石等矿物色外,朱砂、石黄也已出现,而且在应用当中出现间色和色彩的深浅变化,还有晕染、渲染等染色技法。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描述了多种颜色的名称及产地:“武陵水井之丹,磨磋之砂,超之空青,蔚之会青,武昌之扁青,蜀郡之铅华,始兴之解锡,研、澄汰、深浅、轻重、精,林邑昆仑之黄,南海之铆……煎并为重彩,郁而用之。”著名画家刘凌沧先生对此有这样的描述“……从纯色的品种论之,也不过九种,但由于画家的技术精进,各色互相配合,出现了‘间色’、‘复色’和‘邻接色’,色彩的情调丰富起来了。现存的作品如张萱的《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宋赵佶临摹)莫不绚丽多彩、明快协调,呈现出绮丽的风姿”⑥。除此之外,从现存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宋代赵佶的《芙蓉锦鸡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以及大量的宋人花鸟画等重彩画作品中可以看出,虽然中国绘画以勾线染墨为基础,但是色彩在绘画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明代的杨慎在论及中国绘画的颜料类别和施色方法时说“色彩有七十二种之多。”五代画家荆浩说:“红间黄,秋叶堕。红间绿,花簇簇。青间紫,不如死。粉笼黄,胜增光。”关于色彩在绘画实践过程当中的审美体验,在隋唐、五代已形成比较朴素的共识。

由此可见,剔除或弱化色彩的唐代绘画,将是无法想象。唐、宋应用色彩在绘画中取得的成就在美术史上可以称得上非常壮丽的艺术篇章。谢赫在“六法论”中提出的“应物象形,随类赋彩”在唐宋绘画中得到了具体的贯彻。

在以宫廷和民间画工用色彩体现绚烂的唐宋绘画达到盛极的同时,另外一个以水墨为基本语言的士人绘画阶层已经酝酿成型。诗人王维将诗意融入绘画,提升了绘画的审美层次,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画派的产生。自宋元起,大量士人参与绘画创作,使中国绘画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士人的参与,使绘画不再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同时也不再充当统治阶级用来粉饰太平的工具,而是画家借绘画中的物态来达到“抒情言志”的目的。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文人画家为了方便于“抒情达意”,往往简化传统绘画的“烦琐”程序,从绘画理念到工具材料的选用,再到作画方法等,都以方便于“写意”为前提。其中,遭到重创的是中国绘画的色彩体系,文人对色彩的偏见,受老庄“色能乱性”、“五色令人目盲”等学说的影响,所以选择水墨体系将是最恰当的选择。文人画在元、明、清三代占据中国绘画的主流,从艺术发展的潮流来看,文人画在继承传统绘画精髓的基础上,融诗词、书法、金石于一体,在世界艺林当中创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形式。但是过分地关注水墨、贬低绘画的其他形式,导致重在色彩表现的宫廷绘画、民间绘画逐渐边缘化,传统的制色工艺和独特、严谨的作画方法经过几百年的衰变,现已几乎完全失传。

在文人画盛行的元、明两代,民间工匠为中国绘画做出的最大贡献要数建于元泰定二年(1325年)的山西永乐宫道观壁画和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的北京西郊法海寺佛教壁画。如果说敦煌莫高窟壁画融会了西亚健陀逻艺术的风格形成了自己的色彩体系,那么,永乐宫、法海寺壁画则应该算是纯粹的“中国式”壁画艺术,其色彩的使用完全遵循中国的绘画范式。永乐宫壁画采用重墨勾线,重彩厚填法,合理使用多种天然矿物质颜料,并且创造性地使用了“堆金立粉”、“雕金”、“拨金”等技法,既使画面整肃大气,又尽显绘画材质本身的美感。法海寺壁画相比较永乐宫更加精致富丽,采用勾填与勾勒相结合、厚涂与薄染相结合的方法,绘制工整细腻的程度堪称民间工笔重彩画的最佳代表。

二、中国传统绘画色彩学研究的迷茫与东瀛绘画材料学研究的繁盛

中国绘画色彩的研究在整个清代处于一种停止状态,绘画色彩的使用范围主要集中在民间寺庙道观的壁画和建筑装饰当中。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在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出现,伴随着国门的打开,国外的绘画材料不断输入市场。进口颜料相比较我国的传统颜料,由于使用了合成色技术,所以色彩的种类比较多,同时也方便使用。但是进口颜料或其他锡管颜料只能是一种代用品,除了方便使用以外,其品质与传统颜料相比相去甚远。中国传统颜料主要以石青、石绿、朱砂为主,这些颜料品质优秀、在各种环境之下都能保持其本色,稳定性极强。传统色彩在绘画中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取材于天然矿藏,原材料的采集量十分有限,加工厂家的成本高,产量低,另外价格极其昂贵,所以导致绝大部分画家很少问津这个领域。另外,传统矿物质颜料在使用过程中必须要有一定的成熟经验和严密程序,比如胶矾的使用、支持体的制作以及与植物色的结合等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系统的工程,这个工程的“烦琐”让一般画家望而却步。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画家对传统颜料的概念没有足够的认识。致使传统绘画的色彩没落到几乎无人知晓的极点。

“日本绘画是在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中国北魏佛教带进的大量其它中国文化受其影响而形成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庄重、协和美为特色的追求也就构成了日本绘画无形中的理论核心。”⑦ 日本早年的绘画与中国没有太大区别,因为日本在晋唐时期的文化交流中完全继承了中国绘画的传统。在绘画原材料的使用上与中国毫无差别,而且像石青、石绿、朱砂等的产地仍然在中国,甚至连名称都没改变。他们非常重视研究和保护中国传统绘画的色彩学体系以及程式化的使用技法。在中国水墨画兴盛的很长一段时期,他们对传统颜料的加工制作和绘画技巧的研究方面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并且有了长足的改进和发展。

相比较中国,日本的颜料矿藏相当匮乏,但是为了保持传统绘画使用粉状颜料调胶的特色不变,他们在向世界各地寻找矿藏之外,用高温结晶的办法产生与天然矿物质颜料相类似的代用品,其品质高贵,而且品种多达百十种,这是对传统绘画颜料的极大补充。

另外,箔产品的研发、支持体构造的不断改进、黏合剂的合理使用等因素单从绘画的制作方面保证了作品中色彩品质的充分展示。近年来,中国绘画界的有志之士,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试图在流失多年的传统绘画的色彩方面重新打开一个门户,虽然起步较晚,也没有真正找到研究的方法和途径。但只要我们面对现实,不耻于向他国学习和民间学习,中国绘画传统色彩定会重放光彩。

三、解析绘画颜料的制作传统,拓展适合现代绘画的色彩空间

在当今画坛中有关于中国传统绘画色彩的研究尚处于十分薄弱的初级阶段,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美术学院王定理先生结合自己几十年的考察、调研、教学和实践经验,参考古代画论中的对中国绘画用色的相关述论,编写过一册《中国画颜色的运用与制作》,对后期的同类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今天要谈色彩的开拓与发展,有必要对传统颜料的矿藏分布、制色方法及使用程式法则做简单的探究:

1、石色

据分布在我国北方的大量石窟壁画和道观壁画资料分析,天然矿物色的使用十分广泛,既然天然石色如此名贵,何以大量使用在古代绘画当中呢?原因是在古代,绘画充当了宗教崇拜和理想寄托的最佳载体,它以最直观的图式承载了人类的最高精神境界与追求。绘画(特别是宗教壁画)在人们心目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圣地位。其次,古代绘画(特别是宗教壁画)的设计制作属公众行为,它的投入由政府、公众、有钱的绅士来解决,所以保证了绘画的材料投入。官宦人家墓室帛、壁画的资金投入自不必说。另外,石青、石绿等原材料来源于铜矿石,古代的冶铜技术均以小规模的手工为主,而石青、石绿原材料本身是一种非常纯净诱人的结晶体,所以在开矿、冶炼的过程中很容易分离出(现在的工业开采与现代化的冶炼技术则很容易将这些“宝贝”一同送入炼炉,加上无人识货,更无人“操此闲心”)。对这些名贵石色矿藏,王定理先生五十年代作过调研。朱砂,主要分布在我国云南、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甘肃等省,除了绘画使用之外,一般作为药用,所以中药店能购到此物。石青、石绿在大小铜矿中均有所藏,在国内主要分布在广东阳春和湖北大冶等,但是矿藏的不同,其品质也有高低之别。

所有石色均有一套细致的研漂方法,其中朱砂色的制作,首先用“淘”的方法除去原料中的杂质;其次用“澄”的方法将研细的原料加入胶水进行一定时间的沉淀,颜料中较轻者浮于上面,较重者沉于下面;在用“飞”的方法将浮在上面较轻的颜料离出⑧ ;如果使颜料更纯净,则讲下沉的颜料加水加胶,搅动后,再沉淀,再离出上浮颜料,如此反复几次,可以将朱砂分为头朱、二朱、三朱,最轻、且偏暖的颜料则是朱膘。石青、石绿的研制方法与朱砂类似,首先是将原材料除去杂质,然后置入乳钵(现在有小型球蘑机)进行研磨,待研成粉末,且色度变浅时再加水研磨,等到没有明显的颗粒时再加入胶水研磨,最后用“漂”的办法,加入胶水搅动,沉淀,将浮色离出,再搅动沉淀部分,再离出上浮部分,如此反复几次,可产生头青、二青、三青,头绿、二绿、三绿。其他如赭石、石黄等颜料的制法亦如此。

2、水色

所谓水色,既是透明度比较高,大多以植物的花、叶或以某些植物体液为原料。传统的水色有胭脂、花青、藤黄等色。胭脂除了绘画之外,是古代妇女化装用的一种颜料,取材于红蓝花、紫梗和茜草的汁液熬制而成,胭脂色沉稳且有喜庆气。花青在绘画中的应用较广,取材于专门生产靛蓝的一种植物,西南少数民族仍用发酵法获取靛蓝,沉淀后加少许胶便成花青,色泽沉稳耐看,包括以水墨为主的文人画家也喜用此色。藤黄是一种有微毒的中药,国内原料大约产自我国的西南边陲,是一种热带落叶乔木由树皮凿孔,取其黄汁,待干透后变成晶体,用水研磨即可使用,其色泽亮丽,透明度较高。

3、金、银箔

金、银箔富丽堂皇的品质,受到古代画家的青睐,被广泛应用于人物写真的服饰等方面。金、银箔是用真金银加工锤成,现在的工艺将此设计为十公分见方的箔片,每一百张为一具,按十具为一包计算单位。古代画家除了人物服饰以外,还用于工笔重彩画的打底之用,近代画家任伯年在绘画中多用此法。金箔的种类按品相和色泽分为紫赤金、库金、大赤金、田赤金等。银箔较金箔价值低廉,但很容易被氧化,最终变为黑色,但在氧化的过程中,会产生非常美丽的色彩,巧妙使用,妥善固定,可以在画面上产生奇妙的效果。

目前,我国的金银箔生产厂家仅江苏南京一家而已,生产的种类也仅有金、银、铜、铝、锡等数种,而箔的使用范围则主要集中在寺院、道观的塑像贴面和民族建筑的装饰方面。绘画当中的使用则少之又少。而日本则在继承我国箔技术的基础上,已经将种类拓展到几十种被广泛应用于绘画当中。

近年来,中国绘画界在色彩的拓展方面开始进入了实验阶段,实验阶段的“岩彩画”虽不算成熟,还完全没有恢复到民族特色上面,但已经开始在绘画中尝试箔等多种材料的介入。箔的使用方法主要有贴金和泥金两种,贴金就是用专用箔夹将金、银箔用胶矾水粘贴在所需之处,可以整张贴,也可以根据位置的大小将箔裁剪后再贴。泥金是将金箔用加胶研磨的办法制成粉末,再调胶当颜料使用,古代的金碧山水画和工笔人物的服饰等也常常在关键的地方用泥金做最后的勾勒,起到了在华丽的基础上更加富贵的目的。近现代的花鸟画家也用泥金可以勾描富有装饰味的花卉翎毛。

4、蛤粉及胶矾

蛤粉及胶矾的正确使用有利于矿物质颜料及其它材料充分发挥其材质本身的魅力。蛤粉(日本称胡粉)是一种在海滩风化多年的蛤蚌壳经研磨后制成的白色粉末(现代制粉方法简单,将新蛤蚌壳埋于地下,若干年后取出,亦可研磨),经过加胶特殊调制后,成为绘画打底用的良好材料,亦可当白色使用,其特点是细腻、洁白,永不褪色,附着力强。除了水墨画之外的所有绘画,都离不开胶矾的使用,它的作用是将所有颜料和其他材料牢固的黏附在画面上。正确的使用,可以充分体现材质本身艳丽明快的特色,反之,损伤材料的本质,使之黯然无光。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对胶的产地和种类有一段记载:“云中之鹿胶,吴中之胶,东阿之牛胶,取其精华,接而用之,百年传致之胶,十年不剥。”日本绘画用胶特别讲究,胶的品质优于我国。在我国工业明胶和食用明胶均可用于作画。明矾或称白矾,是半透明的晶体,味涩,易溶于水,盛产于安徽芦江。胶矾按一定的比例和方法调制成溶液,广泛使用于将生纸、绢矾熟、,打底,固色等作画过程当中。

中国画传统颜料的研制和使用方法并非以上言论所能涵盖,在传统绘画中还有很多未曾经传记载的大量的民间土制颜料和难于用文字表述的多种绘画技巧。这是本领域研究的富藏区,如果色彩的研究广泛涉猎民间这个领域,对于延续我国传统文化,开拓新的色彩前景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古典画论中有关于色彩的描述语言生涩且缺乏严密的系统性,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绘画的色彩体系,必须对传统文献做一系统的梳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开拓更加广泛的绘画色彩领域。国内部分高等学校将包括颜料在内的绘画材料为新的课题进行积极的研究探索,部分像江苏姜思序等传统颜料工厂根据时代的发展,努力拓宽视野,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其产品逐渐得到相关画家们的赞誉,从他们的成就中我们已经体验到中国绘画颜料从传统的延续到未来发展的曙光。

“随类赋彩”的概念是中西绘画使用色彩的根本区,中国绘画中每种色彩的使用都是一种情感的投入,色彩本身的品质将直接关系到作者的意境的表达和作品的审美情趣。所以重视研究传统色彩在绘画中的应用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李浴《西方美术史纲》,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② 李浴《西方美术史纲》,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③ 胡伟《绘画材料的表现艺术》,黑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④ 范瑞华《中国画向何处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7页。

⑤ 《西汉帛画》,文物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

⑥ 王定理《中国画颜色的运用与制作》,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⑦ 梅忠智《20世纪花鸟画艺术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481页。

⑧ 王定理《中国画颜色的运用与制作》,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篇（7）

[作者简介]刘化宇（1974- ），男，吉林吉林人，北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硕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美术学、中国画。（吉林 吉林 132013）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12-0151-02

高校中国画课程古绢纸的教学方法是高校国画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画课程的不断深入和教学改革，国画教学中的古绢纸应用和实践逐渐受到重视，运用古绢纸的教学课程应运而生，成为一门新的中国画教学课程。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开设古娟纸课程，能提高和促进中国画专业教学水平，进一步完善国画教学改革。中国画课程古绢纸的运用是国画专业提高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同时还有古绢纸制作和修复理论等课程要求，传统的国画教学方法不能达到良好的国画教学效果，所以，研究及探讨高校中国画课程古绢纸的教学方法具有现实的作用。

一、高校中国画课程古绢纸教学方法应用的重要意义

第一，通过中国画课程古绢纸的运用学习，能提高师生掌握古绢纸的实践运用能力。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师生共同来体会中国画古绢纸的意蕴和应用，摆脱固定的传统概念及书本的理论思维，让师生对中国画教学课程有重新理解和认识。

第二，中国画课程古绢纸的教学方法运用，对高校教师及学生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习观念要变被动为主动，教师应指导学生在掌握国画专业的基础上，学习和掌握绘画的主要内涵和学习方法。

第三，通过中国画课程古绢纸的运用学习，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画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实践国画材料以外的绘画材料，增强了国画的题材表现性，扩展了表现物象的领域及范围，对中国画教学的进一步延伸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促进中国画教学方法的改进和完善，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意义。

第四，在学习中国画古绢纸课程的过程中，不仅要让师生掌握简单的古绢本和古纸本运用方法，提高中国画教学课程水平和社会责任；更重要的是，培养优秀的国画人才，继承和发扬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绘画精髓，保护好祖国的文化遗产。

二、在中国画课程中运用古绢纸的教学特点

1.运用传统国画材料来表现中国画作品形式。在表现中国画作品时，通过运用传统古绢纸材料可以表现出画面的视觉冲击力，增强画面的绘画感和材质感，得到客观的视觉感受，完善画面的浑厚和空间深度，推高国画的作品质量，更好地表现出中国画作品的整体效果。

2.运用传统国画材料来复制、修复和临摹古代的绘画作品。师生共同学习如何利用古绢纸制作方法完成修复古人绘画作品，还原古画旧貌，保留和修缮中国传统的历史文献、书籍和古画重要资料方法。通过中国画课程古绢纸的研究和实践，传承中国文化，培养相关的复制、修复和临摹古画作品人才，有效提高高校国画教学质量。

3.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国画基础和美术理论水平，才能掌握理解，学习起来具有一定的难度。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要详细讲解相关理论知识内容，让学生了解知识的难点和重点并逐步掌握；学生也应以良好的态度和积极向学的主动性应对学习，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实现新旧知识的融会，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中国画课程古绢纸的学习。

4.课程实践性强，应用性比较突出，操控性比较灵活。首先，学生必须要客观地、综合地、辩证地、严谨地理解和分析国画作品，通过一般原则方法及方式来大胆试验，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总结。教师应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在课堂实践的过程中让学生灵活把握。因操控具有一定的难度，有失败的可能性，且材料应用的范围比较广、复杂多样，当某些材料不容易获得的时候，就需要用别的材料代替，这就更增加了操作的不确定性，很容易让学生感到困惑、枯燥无味，从而对课程失去信心。教师要充分了解每位学生的实际状况，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好每位学生的学习心态变化，同时要根据不同学生完成的实际情况来做不同的讲解，这也就对师生之间的互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师生共同研究、实验的互动特点。学生在课程学习中，会不断产生新的问题和困难，这就需要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共同探讨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完善学生的认知能力。在实验进行的过程中，教师要亲自做示范，学生积极响应，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增强了团队精神，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转变传统的“师教生学”的思维方式和教学模式，形成新的互动教学的理念和模式，从而共同完成好中国画课程教学实验。

三、高校中国画课程古绢纸的教学方法

1.课堂示范。教师要在课堂上示范古绢纸的制作过程，讲解与示范同时进行，并指导学生如何运用材料本身的特点来表现主题，丰富画面的中心内容。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不断促进学生的主观体会，牢牢掌握实践过程，更好地把握难懂的步骤和原理。教师应反复进行示范，直接的面对面的实践操作，能够帮助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掌握制作过程中的难点、重点；教师在示范讲解作品的同时，学生也会不知不觉地参与到课程中来，并容易进入角色。这样的方式让学生在以后独立完成作品时，能够很好地掌握其示范要领，达到理想的教学目的，因此，课堂示范是高校中国画课程古绢纸的重要教学方法。

2.启发引导。在学生学习研究和实践过程中，要把握学生主要的学习方向，引领学生体会中国画古绢纸的制作技巧，利用古绢纸的特性来表现画面。学生在制作绘画作品前，教师要首先引导学生去了解作品制作的年代和历史背景，仔细查验绘画作品的绢纸程度，对作品画面进行详细的观察和了解，启发学生大胆运用旧色还原，做到画在心中，通过实验实现制作纸绢与国画作品保持一致的绢纸色。启发学生在掌握古绢纸还原方法的同时，还要加强绘画技巧的融会贯通，不要完全依靠绢纸还原方法来单纯去实验，要学会自然为上的法则综合协调整个画面，达到绢纸和绘画技法完整和谐统一。总之，引导、启发学生实践、运用绘画绢纸技巧是重要的教学环节和教学内容，同时也是较好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3.材料分析。中国画古绢纸的制作教学环节离不开材料分析。首先，应让学生了解绢纸的构造。古绢纸是指纸本和绢本，它们是制作绘画作品的重要载体，利用纸本和绢本来营造绘画作品意境。学生在掌握制作古绢纸时，要学会制作古纸和古绢。古纸和古绢的制作过程实际就是材料分析过程，分析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依次是：古绢纸的旧色还原分析、古绢纸的旧色渲染分析、古绢纸的污旧处理分析、古绢纸的残旧还原分析。要实现对绢纸的掌握，还需要教师给学生讲解材料的运用技巧，让学生学会如何使用矿物性颜料和植物性颜料。矿物性颜料可以根据制作纸绢的特点，采用细粉状和块状材料，充分掌控赭石、朱砂、石绿、土黄、石青等矿物材料。同时学生也要学会掌握植物性颜料，以水状细颗粒的透明色运用为主，采用花青、藤黄、槐黄、胭脂、栀子黄、红茶、徽墨等植物性颜料。学生在学习实践中容易混淆概念，知识难点掌握不好，理论内容难以消化，实践的过程中难免会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因此，教师在实践前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一定的失误预知感，强化课前和课后学生理论知识的积累和培养，促进学生知识点的学习和掌握。同时教师也要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勇于创新实践教学，师生通力协作，相互配合，从而实现最佳的教学效果。

4.构建教学实验室。学校在条件许可下应配备一间教学实验室，保证教学实践的顺利开展。教师和学生在教学实验室里制作作品时，要有材料架、操作台和多媒体网络设备，同时还应具备切割机器和研磨工具，对大幅作品，还要有升降机等设备，每位学生要有独立的空间和公共的实验空间，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还应该配备以自然光为主的光源天光窗等。另外，教师和学生也不能完全依赖实验室设施设备，实验室只是实践辅助工具，最重要的还是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学习素质。完善教学实验室的同时，也要不断加强师生的整体学术质量和水平，这样才能构建完整的教学实践实验体系。

5.运用多媒体网络教学。充分利用信息网络资源，把图片、资料、视频、动画和音频等相关信息资料整合到一起，利用其多媒体的特点来进行师生学术互动交流，并将有效的网络信息内容进行整理并及时反馈，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网络学习能力。网络教学内容更加丰富易懂，课程内容通过多媒体传输到每位学生的信息平台上，学生可以更直接地感受和理性地分析教学内容，提高了课程教学的趣味性和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增进了教师和学生的信息网络交流。多媒体教学资源公开化对学生具有深远意义，教师的课程教案、教学日志、教学方法和教学资源等及时上传到互联网，为学生提供整体的教学思路和教学目标，填补了课堂教学的空白，增加了师生的沟通渠道，让学生可以更好掌握有关教学课程要求和内容。多媒体教学是对传统课程教学模式的有效补充，丰富完善了中国画课程古绢纸的教学方法。

6.强化理论和知识的积累。教师应认识到学生理论水平和知识储备的重要性，通过课程教学实践，帮助学生掌握理论的同时，还应要求学生注重自身思维认识水平的提高，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认识。教师也从客观的角度去认识分析，缩短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理论区别，加大力量研究、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通过理论的支撑和知识的再认识去提高教学质量。学生理论水平的高低，不仅依靠学生的自身修养和勤奋努力，同时也需要教师进行教育辅导，教授学生如何学习提高理论水平，怎样把知识贯穿到理论中来，理论的强化最终是为了知识的再积累，知识的积累也是对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在加强学生的理论学习的过程中，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认真体会理论教学，用新颖的理论教学方法展示出最新的教学成果，向学生不断传授知识财富。

注重实践运用及操作能力。中国画古绢纸课程教学离不开对作品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实践，耐心地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对提高教学效果至关重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运用能力会对中国画教学目标的实现起到积极意义。在中国画古绢纸教学课程中，制作作品是重要的教学环节，也是学生学习、了解以及实践运用古绢纸制作材料技巧的最佳途径。另外，在运用古绢纸材料的过程中，教师不能只是简单地让学生去体会古绢纸材料作品的表面含义，而应该让学生亲身实践绘制作品的操作技巧。学生在深入实践和制作作品的同时，加深和拓展对古娟纸知识相关领域的认识和探索，丰富想象力，完善中国画绘画、制作技巧，不断促进学生综合绘画能力和制作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促使教师不断改进中国画古绢纸的教学方法，实现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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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6-0001-18

第464窟（张大千编号308窟，伯希和编号181窟）位处莫高窟最北端，左与第465窟，右与第463窟相毗邻，其规模在莫高窟属于中等，有前后二室。前室平顶，略有尖脊，顶部地仗大部分脱落，仅存东南角的千佛十余身。南北壁中部绘屏风式方格连环画善财五十三参变，画面受人为损毁严重，多处被切割、刻划。通往后室的西壁甬道口南北二角元代加砌坯墙，向东延长甬道，于西北角和西南角各封堵成独立的两个小方室。其中，西北角尚存半截坯墙，而西南角已荡然无存，唯地面尚存墙迹。后室绘观音三十二应化现变。

该窟形制较为反常，前室大，而作为主室的后室反而小（图1），有违常制。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学界存在着两种推论，其一，“推测可能非一次性完工，后来凿设后室时限于条件而未能挖掘成大于前室的后室”。其二，“从目前窟前崖面现状看，现在的前室门外凿崖为北、西、南三堵陡立的平面壁，西顶呈披形，表明原为一个窟室，可能是前室，后随崖体一起坍毁，或许原来是半石崖半木建组构的前室或窟崖，今毁失。今之前室则为原来的主室”[1]。后一种推测得到了考古学成果的支持[2]。原前室塌毁之遗迹至今依稀可辨。

一 张大千的记述及存在的问题

20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先生曾对莫高窟北区包括第464窟在内的洞窟进行过挖掘，认为第464窟为“西夏、回鹘修”，对窟中内容作了如下叙述：

回鹘佛经故事

北壁，二十方，每方间以回鹘文字，高六尺，深一尺六寸半。

南壁，十九方，每方间以回鹘文字。

南壁，佛经故事，东端上书“唵嘛弥把密吽”印度等四种文字。

北壁，佛经故事，东端上横书印度等三种文字，下书：“语行无常，是法生灭”①、“唵嘛尼把密吽”。

又回鹘文字：“生灭灭己，寂灭为乐。”

西夏人画菩萨，一区。外画一圆形。西壁正中、上。

观音、普门品二十方，每方高二尺，广二尺一寸。西、南、北三壁

佛，四区，龛顶、四面。

又，一区，龛内、藻井。

回鹘人画菩萨，二区。高三尺四寸，龛门、两旁。

又上有佛各二区，外画一圆形，并有回鹘题字。

贤劫千佛，龛门、顶。

回鹘文，两方，高四尺三寸，广一尺五寸。剥落，龛内东壁、左右

印度文“唵嘛尼把密吽”，四寸大。龛内东壁上、间以花枝。[3]

张氏所言第464窟为“西夏、回鹘修”的问题比较复杂，将于下文详述，这里仅就张氏对窟内壁面题字记录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略作申述。

其一，前室南壁“东端上书‘唵嘛弥把密吽’印度等四种文字”，由上至下，依次应为用梵文、藏文、回鹘文和汉文书写的六字真言（图2）。

其二，前室北壁“东端上横书印度等三种文字，下书：‘语行无常，是法生灭’、‘唵嘛尼把密吽’。又回鹘文字：‘生灭灭己，寂灭为乐’”（图3）。所谓“三种文字”，由上至下，依次为梵文、回鹘文和藏文。其下文字，张氏所述有误，应改为：

其下中间为汉文与八思巴文合璧书写“唵嘛尼把密吽”右书汉文“语行无常，是法生灭”，左书汉文“生灭灭己，寂灭为乐”。

八思巴文创制于忽必烈时期。忽必烈尊崇藏传佛教，以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为“国师”，命他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制新的蒙古文字，以取代原来流行的回鹘式蒙古文，故称“蒙古新字”，又称“蒙古国字”，俗称“八思巴文”。至正六年（1269）二月，这种新文字正式颁行全国。八思巴文是一种拼音文字，绝大多数字母仿照藏文体式而呈方形，少数字母采自天城体梵文，还有个别新造字母。这种文字虽作为蒙古国字颁行全国，但未能真正推广下去。除去政治和文化传统因素外，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字字形难以辨识，而且不如回鹘式字母更适用于蒙古语的语言特点，因为蒙古语毕竟和回鹘语一样，同属阿尔泰语系，均为黏连语。质言之，八思巴文的创制既不适应社会的需要，也有违民族语文发展的自然规律，因此，尽管八思巴文名为官方文字，但民间依然使用汉字及回鹘式蒙古文，故其流行不到一个世纪，便随着元朝的灭亡而销声匿迹了[4]。

另外，梵文六字真言的顺序应为O mani padme hūm，但在第464窟前室北壁中似乎有书写混乱之嫌，如尾字hūm（吽）被单写于第1行，另行开首写倒数第五字dme（弥），然后再写O mani pa（唵嘛尼把）。何以如此？不得而知。

二 西夏石窟说驳议

关于第464窟的时代，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先生即言该窟为“西夏、回鹘修”[3]628-629，已如前述。至于何以如是断代、定性，不得而知，大概是因为后室西壁有所谓的“西夏人画菩萨……观音、普门品……佛”。此后，学界多认为该窟为西夏窟，如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谓“西夏窟（元重修）”①。是后，学术界多接受西夏说②。近期，西夏艺术史专家谢继胜再撰文考证，认为第464窟为西夏窟，并以之为据，证明风格与之相近的第465窟亦为西夏窟[5]。

另一种意见则反对西夏说，如西夏石窟考古专家刘玉权在前期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于1982年完成了对西夏洞窟的分期，从敦煌石窟中分出属于西夏时期的洞窟88个，其中莫高窟有77个，榆林窟11个，但第464窟未被列入其中[6]。后来，刘先生对原先的分期再作修订，将西夏洞窟分为二期，其中前期65个窟，后期12个窟，仍未包括第464窟[7]。对刘先生分期持有异议的关友惠先生，同样也将第464窟排除在西夏窟之外[8]。梁尉英先言其为“元代早期的洞窟”[9]，后又改称“西夏洞窟”[1]。王惠民言西夏说“尚待进一步确定”[10]。

总之，学界对第464窟的分期存在西夏窟和元窟两种说法，而以西夏说占主流。那么，西夏说之依据何在？却一直是个谜，因为从洞窟现存壁画中除了所谓的具有“西夏特点”的上师莲花帽之外，看不出西夏石窟的任何特征。谢继胜先生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考察既有的研究成果，并特意向敦煌研究院有关人员咨询，得到了如下结果：

通读梁[尉英]先生的论文，作者并没有明确说明第464窟定为西夏窟的依据是什么。主室的壁画究竟是西夏壁画还是元代壁画？笔者在兰州访问梁先生时，先生亦语焉不详。笔者请教敦煌研究院负责清理北区石窟的彭金章先生，他说第464窟壁画是否为西夏壁画他不能断定，但第464窟的建窟时间比画面题记显示得更早，有可能建于北魏。此外，笔者还就第464窟壁画请教西夏壁画研究专家刘玉权先生，刘先生称早期确认此窟是西夏窟，但哪一部分壁画是西夏壁画仍不清楚，现在的壁画可能是元代壁画。[5]70

可见，言第464窟底层壁画为西夏者众，但拿出真凭实据者鲜。有鉴于此，谢氏著专文对该窟进行研究，确认该窟为西夏壁窟。遗憾的是，同样未举出任何有力的证据。其主要证据有四，其一为前室南北壁所见两则来自“大宋”的游人题记。

前室北壁西段题记，刻划，文曰：“大宋阆州阆中县锦屏见在西凉府贺家寺住坐游礼到沙州山寺梁师父杨师父等。”①阆州阆中县即今四川阆中市，宋代隶属成都府路，南距合川市约120千米。

前室南壁西段题记，刻划，文曰：“大宋府路合州赤水县长安乡杨到 此 寺居住沙州……”②其中的合州治今四川合川市，所辖赤水县地当合川市西北65千米赤水乡，同隶成都府路。所以题记中的“府路”应为“成都府路”。

二题记书写者皆来自今四川省合川县北或西北，其中又都出现“杨”姓人士，书写位置分处北壁和南壁西段，大致对应，开首皆称“大宋”，很可能为同行者所书。这些题记不仅不支持谢氏所主西夏说，而且可看作谢说的反证。谢氏辩论说：“这些题记的年代都是在北宋年间，很可能是西夏据有敦煌之后不久……西夏据有敦煌后，敦煌地方仍然使用正统年号，但这种过渡时间大约只有10年左右，其典型例证就是莫高窟第444窟，当时西夏据有敦煌已10年，但窟内题记仍用中原王朝年号。”[5]71谢氏接受的是西夏于1036年正式统治敦煌之说，且不论此说是否可以立足③，单就以“大宋”题记来证明西夏窟的存在而言，在逻辑上就有些不通了。论者或可作如下辩解：西夏于1036年统治敦煌后，势力尚不稳固，故允许沙州回鹘继续向宋朝贡，敦煌石窟中出现大宋年号，也是西夏统治力量薄弱所致。如果此说不误，敢问西夏在敦煌统治尚不稳固的初期，朝不保夕，怎会有余力和心思来修建规模如此宏大的石窟呢？论者还可继续辩解：正是由于西夏统治不稳固，所以对第464窟壁画的重绘并未下大工夫，只是在素面上重绘而已。果若如是，那又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战乱期间虔诚的西夏佛教徒可以作的佛事，何以至西夏统治稳固后却不能继续，以至于半途而废呢？不可思议。谢氏所举证的二题记不仅不支持西夏说，而且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依常理，一般会视之为西夏未能对敦煌实施有效统治的佐证。

谢氏的第二个论据是第464窟壁画具有比较典型的藏传壁画特点。我们知道，西夏早期佛教主要受回鹘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影响④，故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所见早期西夏壁画不管在题材、布局、人物形象、衣冠服饰，还是在绘画技法上，都全面继承北宋壁画之余绪，上与曹氏归义军所设地方画院及其后的沙州回鹘洞窟相衔接，具有严谨的写实作风，但构图显得过于程式化，经变故事情节简略而显得呆板。中期以后，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的特色，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人物形象逐渐接近党项族的面部与体质特点，西夏所流行的服饰在壁画中开始出现。至于藏传佛教的影响进入洞窟，藏式绘画开始流行，已是晚期之事①。西夏与藏族尽管早有接触，但藏传佛教在西夏流行，则始自西夏仁宗仁孝统治时期（1140—1193）[11]。谢继胜明确指出：

到12世纪末，西夏人已经完全将藏传绘画与本土风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创造了一种新的样式，笔者称之为“西夏藏传风格”，这种风格的出现标志着西夏具有了可辨识特征的自己的艺术风格。

第464窟壁画即具有比较典型的笔者所谓的西夏藏传壁画特点。[5]74

依上述引文，第464窟已经具有“西夏藏传壁画特点”，自然为12世纪末以后之遗存，而谢氏在同文中又言：“通过对莫高窟第464窟游人题记年代的分析确认该窟壁画绘于西夏前期。”[5]79到底该窟壁画属于前期还是属于后期呢？显然自相抵牾。

谢氏确认第464窟为西夏窟之第三个证据为后室南壁所绘上师所戴帽子为宁玛派的莲花帽（图版1），此为其立论的最根本依据。除该窟外，这种帽子在莫高窟第465窟、榆林窟第29窟均有出现，几乎完全一致。榆林窟第19窟甬道北壁有汉文刻划题记：“乾祐十四年日甘州住户高崇德小名那征到此画秘密堂记。”②乾祐二十四年，即1193年，而“秘密堂”则为人们对以藏密佛窟或佛寺的一种称谓。第19窟题记所谓“秘密堂”，据推测即榆林窟第29窟。如果此说不误，那么榆林窟第29窟的营建年代即应在夏仁宗乾祐二十四年（1193）[12]。另外，在酒泉文殊山万佛洞、瓜州东千佛洞第4窟、千佛洞第7窟、宁夏山嘴沟石窟、宁夏拜寺口西塔、黑水城出土唐卡等西夏上师像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莲花帽。但是，这种莲花帽并非西夏所特有，原本为8世纪入藏的印度佛教大师莲花生所戴之冠，后演变为藏传佛教宁玛派的传统着装[13]，诚如谢继胜先生所言，“西夏以后的作品也同样出现着莲花冠的上师像”[5]76，不仅元明清代有所见，甚至出现于16世纪尼泊尔的绘画中，直到今天，宁玛派上师仍佩戴这一形式的莲花帽。故这种着莲花帽上师像的出现，不足以支撑西夏说的成立。

第464窟被定为西夏窟的第四个证据是后室窟顶藻井的大日如来像。该窟窟顶绘五方佛，东西南北四披四位如来均为汉地绘画风格，但中央的大日如来却为藏传绘画风格（图版2）。这种画法在西夏绘画中极为多见，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藏传佛教艺术中，这种画法一直盛行不衰，非西夏所特有，同样不足以证明西夏说的成立。

第464窟之所以被定为西夏窟，还有一个潜在的理由，即该窟有多处西夏文题记。据有关人员调查，窟中现存西夏文题记7则，其中5则用硬物刻划，二则用粗笔墨写[14]。一般而言，硬物刻划文字不可能出自石窟创建者之手，而是后来朝山者的随意题写。二则墨书题记，都很简单，总共只有5个字，显然亦非创建者所书。正如刊布者所言，以上7则题记均为“巡礼题款”。这些题记多书写于前室南北壁的西端素壁上，与前述“大宋”汉文题记并书，后均为加长的甬道所覆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后室东壁甬道顶部书有梵文六字真言（图4），读作：O mani padme hūm（唵嘛尼把密吽，又见于前室南北二壁），与壁画浑然一体，属于同一时代之物。它的存在直接否定了西夏说。

在藏传佛教中，六字真言（六字大明咒）又被称作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咒，只要常念这神奇的咒语，即可获得现报，修持方法极简单易行。14世纪成书的《王统记（Gyalrab Salwai Melong）》以《白莲花经》①的基本思想为基础，对六字真言所体现的观音法力作了如是概括：

此六字咒，摄诸佛密意为其体性，摄八万四千法门为其心髓，摄五部如来及诸秘密主心咒之每一字为其总持陀罗尼。此咒是一切福善功德之本源，一切利乐悉地之基础。即此便是上界生及大解脱道也。[15]

作者把这六个神奇的字与佛教的“六道”理论结合了起来，认为六字与“六道”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

“唵”，除天道生死之苦；“嘛”，除阿修罗道斗诤之苦；“呢”，除人道生老病死之苦；“叭”，除畜生道劳役之苦；“咪”，除饿鬼道饥渴之苦；“吽”，除地狱道寒热之苦。[15]21

这样，六字真言也就差不多成了佛法的象征，几乎涵盖了佛教的众多精义。这种解释虽有点背离梵文的原始意义，但极大地神化了六字真言的不凡法力，而且将六字与“六道”巧妙地附会在一起，更容易为信徒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对六字真言的信受奉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除了信众之外，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②。

六字真言在吐蕃中出现的最早证据，可追溯到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6—848）。在那个时代书写的古藏文文献中，即已发现有用吐蕃文书写六字真言的情况，如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S.T.420-1、S.T.421-1、S.T.720[16]及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P.T.37、P.T.51等藏文写卷即是[17]。这些写卷尽管有的已很残破，而且写法也不无差异，但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至迟在8—9世纪时，六字真言在吐蕃中即已出现了。此后，随着藏传佛教在后弘期的迅猛发展，六字真言也开始逐步流行起来，至于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则应自元朝始[18]。

就西夏而言，在为数众多的藏传佛教画品中，六字真言迄今尚无所见，榆林窟第29窟为西夏窟，窟顶藻井井心有墨书梵文六字真言，但为元代之遗墨[19]。说明那个时代六字真言在西夏尚不流行。而第464窟之梵文六字真言与壁画作于同时，则该窟非西夏窟可明矣。

综合以上各因素，足证西夏说是缺乏根据的，难以成立③。

三 原窟为北凉禅窟

那么，第464窟应创建于何时呢？近期的考古资料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考古资料证明，第464窟原为多室禅窟，前室（即原来的主室）南北二壁原各开两个小禅窟（图5）[2]54-56。

众所周知，莫高窟禅窟的开凿主要在隋代以前，隋以后开窟虽多，但均为功德窟，未见到一所禅窟。

莫高窟现存洞窟中，最早的禅窟为第268窟。敦煌研究院过去将第268窟主室南北侧壁的四个小龛分别编为第267、269、270、271窟（图6）。从整个洞窟结构看，四个小龛均属第268窟之组成部分，故应视作一个窟来看待。这四个小龛面积很小，“才容膝头”⑤，是禅室无疑。全窟仅正壁及窟顶有造像，侧壁及两侧禅室皆无造像，整体窟室结构保留了西北印度地区禅窟与设像处所分离的原则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第270窟暴露出来的层位关系看，这一组窟龛经过了两次重修，现存第一层是隋画千佛（第268窟西壁未重画），第二层是北凉时期（401—439）画的金刚力士和飞天等，与第268窟西壁下的供养人属于同层。在北凉画下有一层白色粉壁，无画，是证该窟原本即无壁画，供禅僧坐禅苦修之用[20]。其开凿时代被定为北朝第一期，即北凉统治敦煌时期（420—442）②。

属于北朝第二期（即北魏时期）的禅窟有第487窟。该窟由前室和后室两部分组成，其中前室现存部分呈横长方形，从残存遗迹看，原为面阔三间的窟檐式建筑。主室平面呈方形，中部偏西筑有方形低坛，南北二侧壁各凿出四个小禅室③。

属于第三期（即西魏时期）的禅窟有第285窟，堪称莫高窟禅窟中最为典型者。该窟南北二壁各营建小禅室四个（图7），该窟北壁东起第一铺滑黑奴造无量寿佛发愿文的纪年，可以证明第285窟完成于西魏大统五年（539）或稍后[21]。

上述诸窟小禅室面积都很小，不足半平方米，仅能容一人打坐，室内亦无色彩粉饰，仅用泥轻抹而已，禅僧们面壁打坐，寓示四大皆空，无所执著。入静一无所求，出静则绕佛坛念佛，故满室饰彩壁画，昭示着美妙的极乐世界，通过鲜明的比照使禅机得到进一步升华[22]。而窟内壁画中的禅定比丘列像，“并不是表现修行中的比丘，更大的可能性是表现步陟禅定修行阶梯，最终获得阿罗汉果，得到了神变的高僧神僧”[23]。

此外，与之相仿的还有新疆吐鲁番吐峪沟北凉第42窟（格伦威德尔编号第4窟）。该窟窟顶呈纵劵顶，平面为长方形，后壁开一禅室，东西两侧壁各开两禅室（图8），内绘比丘禅观图。值得注意的是，该窟纵劵顶两侧壁有三排比丘禅观图。所绘内容和十六国时期流行的禅观思想息息相关，所依禅经主要有鸠摩罗什译《禅秘要法经》、《坐禅三昧经》和《禅法要解》④。日本学者山部能宜通过图像与经典的比对，认为第42窟之壁画与424年畺良耶舍译《观无量寿经》最为接近，但又不尽相同，应含有中亚地方因素①。若此说成立，那么第42窟之开凿应在424—460年之间②。

综观以上所列禅窟，北魏第487窟与西魏第285窟之形制基本一致，均在主室侧壁各开4个小禅室，而北凉第268窟和吐峪沟同时代第42窟则更为接近，各于侧壁开2个小禅室，与第464窟所见几无二致。考虑到隋代以后未见有禅窟开凿，故可将第464窟始造时代推定在北朝时期，若再考虑其形制特点，似定为北凉窟较为稳妥。

北凉时期，在敦煌禅修的僧人数量应是较多的，仅有第268窟的4个小禅窟显然不够用，20世纪末北区的考古发掘告诉我们，莫高窟用于修禅的石窟多在北区。莫高窟北区现有石窟248个（含敦煌研究院编号第461—465窟）其中专供僧人修行习禅用的石窟就有82个，另有5个僧房窟附设禅窟[24]。其中，B125窟为一单禅室窟，树轮校正年代为420年，被推定为北凉时期[25]。B113为一多禅室窟，形制与吐峪沟石窟第42窟几乎完全一致，亦当为北凉窟[26]。说明自北凉始，莫高窟北区即为禅僧修行的集中区。

总之，可以看出第464窟最初开凿于北凉时期，原为多室禅窟。此后长期被废弃，及至元代，通往禅窟的甬道被封堵，多禅室窟遂演变为毗诃罗窟。随着前室的坍塌，原来的中室变成了前室[2]54-56。

四 出土文献及相关问题

自20世纪初以来，第464窟出土了大量不同文字的文献。在敦煌莫高窟所有洞窟中，除藏经洞之外，以该窟出土文献最多，故有“第二藏经洞”之称[27]。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曾造访该窟，将其编为181窟，并于洞中清理出不少文献，约有600件左右。他在笔记中写道：

那里也有汉文、藏文、婆罗谜文和蒙古文的残卷，同时也有一些西夏文刊本短篇残书。这是一种新奇事。我让人完成了对洞子的清理，大家于那里最终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印有西夏文的纸页，他们至少属于4部不同的书籍。[28]

继伯希和之后，张大千先生于1941—1943年进驻敦煌，逗留莫高窟期间，曾对北区部分洞窟进行了非科学性挖掘，获得回鹘文、西夏文、汉文、蒙文等文书百余件，原为张大千个人收藏，后携往域外，其中相当一部分现收藏于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构成了该馆收藏敦煌文献的主体[29]。如编号为180-ィ1“敦煌遗片”一册共8叶，其内收有西夏文、藏文、回鹘文和汉文佛典写本或刻本断片；编号222-ィ63则为“西夏、回鹘文书断简”一册，共18叶，其中主要是回鹘文文献；编号183-ィ279为“西夏文断简”一册，有近百文书整叶和残片，经张大千先生重裱成44叶。在日本藤井有邻馆和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中，也有一些来自敦煌，但并非出自莫高窟藏经洞（第17窟）的回鹘文文献。据研究，这些文献大多都应出自莫高窟第464窟③。1989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对该窟进行了系统发掘，又获得了90余件古代文献。

第464窟出土文献经过整理研究，今已大体明确，以印本居多，大多属元代之物。

前人多言，前室有双层壁画，底层为西夏画，外层为元画。笔者仔细观察，却看不出哪个地方有重层壁画之遗痕。该窟内容复杂，为清楚起见，这里将其分作三个层面来叙述。

其一为第464窟之原始形态，建于北凉，为禅窟。但有无绘画已看不出，从现存壁面观察，当时无画，应为素壁。

其二为后室，北、西、南三壁前设佛床，但塑像今已荡然无存，唯壁画保存完好，具有显密融合的艺术特点，明显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

其三为前室与甬道。后室甬道原来仅为0.90米左右，后来向东加长为2.50米，在西南角和西北角各构成一个封闭式方室，然后绘制壁画。从画面看，甬道二壁、甬道加长部分二侧壁与前室南北壁壁画是浑然一体的，不管是线条、着色还是晕染法以及前室窟顶与甬道顶部所保存的千佛造像，都是完全一致的，无疑完成于同时。

加长甬道以构成独立的小方室，这种情况在莫高窟极其罕见。何以如此？值得深究。

众所周知，二方室之内各围一废弃的小禅室，其中西北角的小禅室后来成为瘗埋“元代公主”之墓（图5）。1920年，滞留于莫高窟的沙俄残部，曾对该墓进行了盗掘，将其中的珠饰钗钿洗劫一空[47]。唯留一只“公主”脚，至今尚存于敦煌研究院[48]。至于“元代公主”之由来，史无明载。在莫高窟北区，用于瘗埋僧人骨灰、遗体和遗骨的瘗窟有25个，其中15个是专门为瘗埋死者而开凿的瘗窟，另有7个窟是改造原来的禅窟而成[24]346-347。第464窟“公主墓”显然属于后者，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第464窟规模与通常的瘗窟是不可相提并论的，若没有特殊且尊贵的地位，是不可能获此殊荣的，尤其是当时为了掩人耳目，竟对石窟整体结构进行了改造，将原来的甬道加长一倍以上，将公主墓完全隐藏了起来。由是以观，“元代公主”墓之说当非空穴来风，而是可信的。公主身份高贵，随葬物较多可想而知。为保持一致，在石窟前室西南角也修建了同样形状的方室。

1908年，伯希和对第464窟进行了考察，并予以清理，获得众多文物。关于该窟的内容与时代，他作了如下叙述：

过道中每个壁面的装饰主要由占据了洞窟整个上部的一幅画组成，它约有3米长，位于a、b之间，被分成由冗长的蒙文引文分隔开的斜长的小画面，而这些引文一般均写作红色，唯有引文开始处得标题系用蓝色写成，所有的题识都写于黑色底面上。这一切绝会使人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它们原来是组成长篇蒙文和藏文写本的叶子，而那些绘画则相当于在内部装饰了夹板的两个版面的细密画。有关这种装饰（它也是过道中和洞子中的装饰）的时代，我们掌握有如下论据：它覆盖了一个石灰粉刷层，后者上面就写满了西夏文（同时还有藏文和汉文）游人题记。因此，它肯定是元代的。[28]374

伯氏依石窟中的蒙古文题记，且题记书写于壁画营造之初，从而确定该窟为元代之物。这一断代是可信的，但必须指明一点，其中的文字为回鹘文而非蒙古文。伯希和精通回鹘文，可能是时间紧迫，加上题记多模糊不清，导致伯希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但这一误判并不动摇其断代的根基。

伯氏依题记对石窟的断代之法为日本学者森安孝夫所接受，他进一步引申说：

由伯希和图录观之，第181窟壁面上的回鹘文，并没有后世不断添加或涂鸦的痕迹，而是在营造之初与壁画同时写上去的。这是不会错的。有一藏文题铭，观其与壁画之关系，倒可定为后世添加物。故而，若将第181窟定于西夏时期（并非开凿），那窟中会存在与壁画相一致的回鹘文榜题也就匪夷所思了。所以，还应遵从伯希和的推断，认为是在“蒙古统治时期”的看法是妥当的。[49]

应该说，森安的思考也是有根有据的，遗憾的是，他并未意识到第464窟的壁画是双层的，表层为元代，本无异议，但还有底层壁画。森安为肯定该窟为回鹘窟，为否认西夏因素的存在而断定第464窟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也为蒙元时代回鹘人使用之物[50]。似乎大可不必。关键还在于窟中的题记，如伯氏所说，这些题记与壁画形成于同一时间，故题记的释读对壁画的断代与定性势必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上文释读的三则题记，反映的是四地、五地和十地菩萨，九地菩萨虽榜题毁失，但图像犹在。《法门名义集》云：“圣种性有十地菩萨，自此已后是出间圣人之位。”[40]202从窟中现存遗迹可以看出，甬道二壁所绘恰为十尊菩萨，合为“十地菩萨”，除现存4尊外，其余6尊皆因土坯所砌甬道的被毁而残缺，如北壁甬道现存部分呈曲尺形，下边长2.50米，上边残长0.90米（图版8），就是明显的例证。

其中，一至五地菩萨位于南壁，自左向右依次排列；六至十地菩萨位于北壁，自右向左依次排列。从1908年伯希和所摄照片看，西北角和西南角的两个方室当时即已被拆毁[50]，原作为方室建筑一部分的甬道南北二壁延伸墙壁上的菩萨像也随之毁于一旦。

依据甬道十地菩萨榜题，结合窟内随处可见的其他回鹘文题记，势必需将之与回鹘相联系。考虑到前室二壁中的四体六字真言和五体六字真言的存在，加上洞窟中出土的文献绝大多数为元代之物，可以认为，第464窟前室及甬道现存壁画应出自回鹘之手，为元代之画作。而元代也是回鹘在敦煌比较活跃的时期。

至于画风问题，因本人对石窟艺术素无研究，故特向敦煌研究院西夏、回鹘壁画研究专家刘玉权先生求教。刘先生言：第464窟壁画明显不属于西夏，而有回鹘画风特点，但由于与他辨识出的23座沙州回鹘洞窟差别甚大，故在分期排年时，将第464窟排除在沙州回鹘窟之外。刘玉权当时确认的沙州回鹘洞窟计有23座，分为前后二期，兹引录如表1：

其中第237窟（张编53窟）、309窟（张编98窟）和310窟（张编99窟），早在20世纪40年代即已被张大千确定为回鹘窟[3]124-126，222-224。另外，莫高窟第368窟（张编172窟）也曾被张大千确定为回鹘窟[3]250-251，但在刘玉权的分期排年中却被排除在外。刘先生所列第23窟，其时代应在11世纪70年代以前，这时的回鹘完全受汉传佛教的影响，堪称汉传佛教在西域的翻版[52]，而第464窟壁画却不同，后室明显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前室与甬道绘画尽管以汉风为主，无明显藏传佛教绘画特点，但与上述所列第23窟绘画之画风亦迥然有别，乃时代变迁与文化变异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看来，张大千将第464窟定为“回鹘修”当是颇有见地的。除壁画外，张氏所作结论似乎还肇基于该窟内西夏文、回鹘文题记之众多。前文已指出“西夏说”之非，此不赘述。但其中的回鹘文题记当是与壁画同时共生的，非后人所题写，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就这一点言，张氏的结论是颇有见地的。

这里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敦煌偏处西北，何来“元代公主”之葬呢？恐还需从瓜沙地区的统治者——蒙古豳王家族与敦煌石窟的关系中寻找答案。

众所周知，蒙古于1227年占领敦煌，“隶八都大王”[53]。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元政府设瓜沙二州，隶肃州，归中央政府管辖，授当地百姓田种、农具。十七年，沙州升格为路，设总管府，统瓜沙二州，直接隶属于甘肃行中书省。十八年正月，“命肃州、沙州、瓜州置立屯田”[54]。是后于至元二十四年始筑沙州城，“以河西爱牙赤所部屯田军同沙州居民修城河西瓜、沙等处。”[55]4年后，以政局不稳，元政府尽徙瓜州居民入肃州，瓜州名存实亡。这一时期，瓜沙之地位渐趋衰微，直到大德七年（1303）随着蒙古大军的屯驻，局面才得以扭转。《元史》卷21载：

[大德七年]六月己丑，御史台臣言：“瓜、沙二州，自昔为边镇重地，今大军屯驻甘州，使官民反居边外，非宜。乞以蒙古军万人分镇险隘，立屯田以供军实，为便。”从之。[56]

是时，“甘州军隶诸王出伯”[57]。出伯与其弟哈班均受赐金印，以诸王身份出任河西至塔里木南道方面军事统帅重任，节制甘肃行省诸军。大德八年，“封诸王出伯为威武西宁王，赐金印”[59]461。蒙古崛起朔漠，肇兴之初各种制度尚不完善，因此诸王初无位号，仅有六等印纽的赐予，中统以后才开始以国邑之名封号，但仍以六种印纽分等[58]。威武西宁王位列诸王第三等，佩金印驼纽。大德十一年，出伯进封豳王[59]，由三等诸王晋升为一等，佩金印兽纽，由甘州移驻肃州（今甘肃酒泉市），豳王乌鲁斯得以正式形成。接着，天历二年（1329）出伯子忽答里迷失（又作忽塔迷失、忽答的迷失、忽塔忒迷失）被封为西宁王，佩金印螭纽，位列二等诸王，驻于沙州（甘肃省敦煌市）。是年十二月，忽答里迷失进封豳王。[60]翌年，西宁王之位由其侄速来蛮继袭①。元统二年（1334）五月，又以出伯子亦里黑赤袭其旧封为威武西宁王[61]，地位次于西宁王，佩金印驼纽，驻于新疆哈密。出伯兄哈班之后宽彻于天历二年八月被封为肃王[60]739，位同豳王，为一等诸王，佩金印兽纽，驻于瓜州（甘肃省瓜州县）[62]。本文所谓的豳王家族即为豳王、西宁王、威武西宁王和肃王的总称。有元一代，豳王家族受元政府之名统领镇戍诸军，防守西起吐鲁番东至吐蕃一线。

蒙古大军入驻后，瓜沙社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发展，莫高窟、榆林窟的佛事活动也在元代晚期渐趋高涨。至顺二年（1331）瓜州知府、瓜州郎使郭承直与其子郭再思、司吏吴才敏、巡检杜鼎臣等巡礼榆林窟，是元代最早的纪年题记②。西宁王速来蛮镇守沙州，于至正八年（1348）在莫高窟立《六字真言碣》，率领王子、王妃、公主、驸马等诵经奉佛[63]。三年后，速来蛮又主持修复莫高窟文殊洞（第61窟）外的皇庆寺[63]112-116。在莫高窟现存的10个元代石窟（第1、2、3、95、149、462、463、464、465、477窟）中，大多都属于晚期。至正十三年，守镇官员下令重修榆林窟③。榆林窟的4个元窟（第3、4、6、27窟），都建于元代晚期。

由于蒙古统治者如同西夏晚期统治者一样推崇藏传佛教，自西夏以来即流行于敦煌的藏传佛教得以继续发扬光大，故莫高窟现存的藏传佛教艺术除去西夏传下来的汉密画派（如第3窟和61窟甬道）之外，又有风格迥异的金刚乘藏密画派（如第465窟）[64]。在莫高窟、榆林窟现存14个元代洞窟中，又以属于晚期者居多[65]，故学界认为“元代晚期方是莫高、榆林二窟修建的高涨时期”[66]。这种局面的形成，盖与瓜沙地区统治者豳王家族在敦煌大兴佛事有关。对此，笔者拟另文详述，兹不复赘。前文述及的“元代公主”，很可能就是豳王家族成员之一。如同莫高窟《六字真言碣》所显示的那样，豳王家族成员有王子、王妃、公主、驸马等，称号几同于中原大汗。说明诸王之女也被称作公主[63]108-112。曾出家为尼的某公主，亡后瘗埋于第464窟。否则，敦煌何来公主呢？而亡于他地，并未在敦煌出过家的中原大汗之女绝不会千里迢迢而远葬西北边陲之地敦煌。

有元一代，回鹘与蒙古王室关系密切，回鹘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被成吉思汗封为第五子，享受诸王待遇，并嫁公主[67]。是后，回鹘人中大凡“有一材一艺者毕效于朝”[68]。豳王家族“兼领瓜沙以西北至合剌火者畏兀儿地征戍事”[69]，与回鹘关系同样非常密切，故酒泉文殊山石窟发现的著名碑刻——汉—回鹘文合璧《重修文殊寺碑》记录了豳王家族兴修文殊寺的事迹，碑主为第三代豳王喃答失太子[70]。作为蒙古人，碑文不用蒙古文，却使用汉文与回鹘文。至正十二年（1352），来自哈密的威武西宁王不颜嵬厘赴榆林窟朝山，题写的文字也是回鹘文而非蒙古文，均体现了回鹘与豳王家族关系之特殊性。前已述及，第464窟出土文献差不多均为元代之物，凡纪年明确者，皆属14世纪的早期和中期，其中Or.8212-109回鹘文《吉祥胜乐轮》甚至是奉沙州西宁王子阿速歹（Asuday）之命而抄写的[71]。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写本（北大D154V和北大附C29V[72]）中还有两首赞美西宁王速来蛮的回鹘文头韵诗，证实当地回鹘佛教与豳王家族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73]。其出土地点虽不详，但依早期发现元代回鹘文文献的情况看，应以第464窟可能性最大。

其时当在元朝的后半，正值莫高窟营建之高涨期。第464窟由回鹘修复，窟内却瘗埋着蒙古豳王家族的公主，那么，回鹘之修复活动则必与豳王家族息息相关。易言之，豳王家族应为该窟的供养主。

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后室东壁即甬道西口南北二侧壁之壁画在保存完好而且非常清晰的情况下曾被人粉刷过，覆盖后题以回鹘文文字（图版9）。其中，南侧满壁书文字29行，北侧第1行文字未及写完便戛然止笔了，显然系受外力影响而中断。何以如此？令人费解，或许只有那些已完全模糊不清的回鹘文文字能够告诉我们原因，遗憾的是这些文字今天已完全无法辨识了。笔者个人臆测，应为功德记之属，期待着来日能有办法释读出这些文字，为疑团的解决提供些许信息。

在敦煌石窟营建过程中，未竣工而突然终止的情况时有所见，尤其是在北朝、五代等战乱年代更是常见。致其生变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改朝换代始终居于首位，第464窟之情况当亦属同样因素所致。

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建立明朝，并于同年攻陷元都大都，元朝灭亡，但瓜沙二州尚处于蒙古豳王家族统治之下，第464窟前室南壁东段墨书“至正卅年（1370）五月五日”[74]即是明证，因为至正二十八年元朝即已灭亡了，但瓜沙地区仍行用元朝年号。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遣冯胜率大军经略河西，在瓜沙击败元朝留守河西军之残部。第464窟之修复活动之所以功未竟而突然中止，当与这场变故有关。能够对我们这一解释提供佐证的是第464窟大批回鹘文木活字实物的发现。1908年，伯希和于此窟掘获回鹘文木活字968枚，1989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又发现19枚。这些活字，都为蒙元时代之物①，敦煌回鹘掌握并开始使用活字印刷的时间，似乎应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上半叶[75]。第464窟废弃活字之时代，伯希和推定为1300年左右[76]。这些说明该窟在元代时有可能是一个回鹘刊经场所[28]375。在经历数百年之后，在同一窟中尚能发现如此众多的木活字实物，说明当时活字印刷的废弃应是短时间内发生的；反之，如果是逐步废弃的，那么活字实物就会自然散乱，而不可能呈现如此集中的状态。

第464窟前室与甬道壁画为同时所绘，但后室明显与之不同，除了线条、着色迥异外，前室所用晕染法，在后室完全看不到，甬道菩萨造像所用沥粉堆金法，在后室也是看不到的。就绘画风格论，前室所见善财五十三参变与后室所见观音三十二应化现变也迥然有别，前者挥毫恣意，大度有力，潇洒疏朗，颇有大家风范；后者工笔严谨，精致细腻，内涵丰富，呈细密之风[1]23。这些都说明，二者非同一时代所画。前文已论及，后室东壁有梵文六字真言，说明该窟的上限不早于元初。值得注意的是，该窟东壁甬道二侧之画面曾被粉刷过，并覆以回鹘文题记。从壁面的叠压关系，明显可以看出，前室要晚于后室。结合各种因素，可定后室壁画当为元代早期之遗存，其壁画少部分遭到破坏之事，当发生在元朝末期。当时回鹘所覆盖的画面尚相当清新，证明二者时代相距不远，推定为百年以内当不致大误。

这些因素说明，第464窟前室与甬道是回鹘人在蒙古豳王家族的支持下进行修复的，确切地说，具体时间当在元朝末期，但不迟于《吉祥胜乐轮》的抄写年代——1350年。在甬道与前室完工后，回鹘人有意保留了当时保存尚完好的后室，仅对后室东壁甬道二侧的墙壁进行了粉刷，准备题写文字。由于明朝军队突然攻破沙州，文字的题写工作尚未完毕便草草收场了，该窟遂再度废弃。

七 结 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莫高窟第464窟的开凿是在北凉而非目前流行的说法西夏；原为多禅室窟，后来（很有可能为元代）通往南北二壁的禅窟甬道被封堵，多禅室窟变成了毗诃罗窟；由于前室坍塌，原来前室、中室（主室）、后室形制变为前室和后室结构；后来，回鹘在蒙古豳王家族，即沙州西宁王的支持下重修洞窟，并加长了原来通往后室的甬道，构成方室以掩盖方室内侧的元代公主墓，并根据胜光法师译回鹘文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在甬道南北二壁绘制了十地菩萨像，窟内随处可见回鹘文题记，可确认前室与甬道现存壁画当出自回鹘之手，窟内有藏传佛教风格的六字真言题辞二方，加上洞窟内发现的古代文献、文物绝大多数均属元代末期，故而可确认该窟前室与甬道为元代回鹘窟，更确切地说，应为元末的洞窟。后室则为元代早期洞窟。

与第464窟毗邻的第465窟和第463窟，绘画风格也与其十分近似，故学界通常将以上三窟定为同一或相近时代之物①。那么，第465、463窟是否也如森安孝夫所推想的那样，“是回鹘佛教徒开凿的”②呢？有待学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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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6-0221-02

普通高校开设公共艺术教育课程，是基于教育部的一系列相关文件要求，以提高大学生的艺术人文素养，培养其高雅的审美品位，实现其完美的心智和人格为目标的前提下开设的。由于学生对艺术科目学习的兴趣和动机与评价考核息息相关，因此要想最大程度的实现这些目标，就需要建立一整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案和机制，对学生的成绩进行较为全面的考核与评定。

一、评价在教学中的特殊作用

评价是艺术教学中的重要环节，是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记录、整理和研究，“assessment”是西方学者对评价的称谓，通常理解为以某些标准来评定学生的行为过程。在艺术教育中，通过相应标准来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与成果，其目的在于考查学生对预期目标的实现程度，判断每位学生的潜能是否在教学中得到极大程度的发挥，并以此作为检验教学效果的主要途径。评价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均体现出不同的作用：在教学计划的制定阶段，测定性评价的运用有利于帮助教师了解到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并在此基础上对教学方案进行完善；进入教学过程中，教学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则发挥另外的作用，可随时反馈学生的学习状况，方便教师根据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调整教学模式和教学重心；教学结束时，终结性评价又呈现出特殊作用，在反映学生学习成果的同时，还能检验教学目标的实现程度，并对教师制定新的教学计划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二、艺术教育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艺术教育有了快速发展。特别是高校的艺术教育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学科间更加注重相互的融合性，教学模式也更加科学且多元化，但在评价方面依然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偏重主观感受

评价过程中教师容易偏重主观性，通常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评价主体较单一。一般由授课教师单独进行，很少听取其他方面的意见。二是评价标准相对滞后。教师通常以个人审美好恶为判断标准，缺少一个明确的让学生在每个阶段学习前就清楚了解的评价标准。

2.方式相对单一

目前艺术教育中常见的评价方式是将学生的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按某种比例整合起来，给出一个最终成绩。然而在阶段性的教育中，通常是将部分学习最终完成的作品作为考核对象，这种“终评性”考核形成的评价方式虽然能够反映学生当前的专业水平和能力，但却由于忽略了对学习过程的及时考察，而不能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潜能做出较为准确的评价与判断。

3.缺乏师生交流

评价中目前最常用的表现方式是等级或分值，看似一目了然，实则对艺术学科却并不适用，因为等级或分值无法将学生的优势与不足等相关信息细致准确地回馈给学生，更不能为学生明确指出问题所在和将来的努力方向。

4.忽略个体发展

艺术教育评价通常是以学生的整体能力和水平作为参照标准，这种评价虽然可对单位范围内学生的专业水平进行某种划分，但却更接近于数值范畴的常模参照，个体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的成长和发展却被疏忽了。

由上可见，普通高校制定合理的艺术教育评价标准尤为重要。

三、艺术教育评价的标准依据和方式

（一）根据学校具体情况制定艺术教育课程的评价标准

以中国政法大学为例，一所以法学为主，兼有文学、史学、哲学等多学科的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因面向全国各地招生，学生来源四面八方：有来自城市的、也有来自乡村的；有来自山区的、也有来自西部的；有来自外校的交流生，也有来自不同国度的外籍留学生。不同地区、不同国籍的学生有着不同的文化基础和特点，受艺术教育的程度也不均衡。那些来自经济文化发展快的省市的学生（如北京、上海、浙江、山东等），因教育理念更新较快，受艺术教育的程度较高；来自山区、西部等偏远地区的学生，因家乡网络交通建设较慢，他们的艺术文化教育相对缺失，艺术视野较窄，审美鉴赏力偏低，但其对当地民族文化了解颇深；对于来自海外的留学生，他们对我国民族艺术文化了解甚少，很多存在国语障碍，学习困难较大，短期提高程度有限。由此可见，我们在制定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评价标准和考核办法时，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如学生的接受能力、心理特点、普通话程度、文化基础等等，要以激发其学习兴趣、充分发挥其才能和个性为导向。从美育的视角来看，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不仅是单纯为某一门艺术理论的学习，或某一种艺术技能的实践，更是帮助学生构建相对完整的审美意识体系。因此，在进行评价时，要从艺术教育的特点出发，弄清重点和难点，遵循艺术教育规律，将定性和定量两种指标结合考虑，以便对学生的学习成绩作出较为客观、公平和全面的评价。这种评价标准既不能让学生感觉考查方式过于简单而忽视对艺术课程的学习，也不能让学生感觉学习过程过于复杂高难而产生敬而远之的畏惧心理。

（二）坚持因材施教的原则制定艺术教育课程的评价标准

学校中因各自不同的专业特色也富于了学生不同的特点和气质，如法学院的学生在专业学习中大都强化了抽象逻辑思维和辨证思维，而中文系的学生则强化了形象思维和辐散思维，体育系的同学则强化了直觉行动思维。以此推论，被弱化的思维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并逐渐有针对性地加强锻炼。根据上述特点，应该对学生的思维特点及学习态度进行客观科学、实事求是的评价，避免教师因主观臆断和个人情感的偏好而对评价结果产生负面影响。在评价考查的方式和程序上力求实效简练，便于普及推广。

（三）艺术教育课程的环节及评价标准

可将艺术教育课程体系划分为三大环节，即艺术基础课程、艺术实践课程和艺术赏析课程，以下逐一探讨每个环节课程的评价标准与方法。

1.艺术基础课的评价标准及方法

基础知识的学习， 是艺术教育的一个必然过程， 审美教育会自然而然地融入其中。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动力， 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基础知识的积累， 学习兴趣也只能是短暂的。以审美为核心的艺术教育并不是要绕开基础知识的学习，而是要研究基础知识的学习方法。为避免学生在基础知识的学习中产生枯燥心理，教师需要设计丰富的教学形式，可以将看、听、操作相结合，深化推行立体式的教学方式。面对没有任何艺术基础却渴望填补艺术知识空白的学生，教师应体现足够的耐心，不断坚定其学习的信心和积极性。此环节的评价结果应以阶段时间内学生自身艺术修养程度的提高作为主要依据，同时兼顾其在学习过程中的态度是否认真严谨，俗话说：“能力可以有大小，但是态度决定一切。”在评价方式上可以适当灵活，如可以采用笔试或口试的形式，也可以让学生通过自己喜欢的作品来展示对所学内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

2.艺术实践环节的评价标准及方法

艺术实践能力的培养过程伴随着对审美的体验，此环节的学习主要是为了让学生对某一艺术门类有所尝试和了解，激发其对艺术的兴趣和爱好，陶冶性情，健康身心，提升艺术实践能力和创作能力，进一步丰富学生的文化生活，使学生的个人素养更为综合全面。对于某一艺术技能的初学者来讲，想在短时期内提高专业技能水平，一般而言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此，教师的评价应该以鼓励学生的积极性为主，用长期的眼光来看待其内在潜力和学习成果。对于不同基础情况的学生要区别对待，提出相对合理的要求，力求使每一位学习者都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一定提高。对于艺术技能环节的学习成果的评价应全面客观，既要考虑到学生在一定阶段时间内艺术修养与技能的提升程度，也要考虑其参加学校各类艺术团体活动的状态，此外要鼓励学生寻求机会开发自身艺术创作的能力并将表现纳入艺术考核范围。例如参加各类艺术技能竞赛且斩获名次；积极参加学校及社会各界举办的各种文化艺术类活动；公开发表艺术论文、创作歌曲、书法及绘画作品等。如此一来，可以进一步引导学生学以致用，让自己真正地参与艺术活动，而让艺术活跃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不断提高和发展自身的创造能力。

3.艺术鉴赏环节的评价标准及方法

为丰富学生的审美感受提升学生的审美品位，普通高校均开设各种艺术鉴赏类课程，此类课程教学中将音乐、文学、美术、舞蹈、影视等艺术形式融为一体，一方面拓展了学生的审美视野，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学生整合欣赏艺术作品的综合的审美能力，使学生在最短的学习时间里，尽可能多的了解中西方优秀的民族艺术文化及经典成果，力求将本土特色的艺术文化发展与人类精神文明的精髓自然相联。与此同时，还需培养学生适当运用艺术批判理论的意识和习惯，提高其辩证分析和解读作品的能力，最终实现其由感性认识至理性认识的深入。论及评价方法，笔者认为主要从三方面考虑：一是在平时测验中应考虑多设置一些开放性题目，鼓励学生启用发散思维和创新思维，对有代表性的典型艺术作品做出有新意和创造性的阐释；二是课堂讨论内容和问题的设计要科学合理，评价中应参考学生发言的积极性和深度思考的程度；三是终评考核时不要用固定答案来约束学生活跃的创造力，应以测试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辩证分析能力为主，以便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养成课后查阅文献的一贯性，形成稳定成熟的艺术审美价值观。

四、艺术教育评价结果的说明

以往在艺术教育评价中通常用等级和分数来表明结果，教师大多忽略了对考查结果的说明及诠释。教师的公平准确的描述性评语可以使学生对自身的艺术感知力、艺术理解力、艺术创作力、艺术表现力等方面有更明晰的认识，教师诚恳的建议性评语又可以端正学生学习中不成熟的思路和方法，对于学生取得的成绩教师给予鼓励的评价表述、对于需要改进的不足之处教师也需直白地加以指出，以便明确其未来的努力方向。教师对评价结果的公布方式可以不拘一格，既可通过书面形式又可用口头表达。只是在公布评价结果的时候，对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应做进一步说明解释，让学生能够更清楚地理解教师的评价是中肯的、可信的。

五、艺术教育评价标准的理念

普通高校艺术教育课程的考核评价需要树立动态、多元、复合性的评价理念，教师应分析学生的优势和不足，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考查，考查方式尽可能多样化，成绩评定尽可能多元化。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专业特点和个性差异，在整场考核评定中封闭性试题的比例要适度合理，既要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了解他们对知识掌握的准确性，又要挖掘和发展其在不同方面的潜在能力，将学生参与多种艺术活动的状况，艺术实践技能的提高，以及对艺术作品的独创解读等作为评价考核的重要因素。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选择与设计也应以此为依据，扩展评价指标，结合学生的课堂表现、课后思考、创新能力等情况，进行动态的开放的复合性评价。当然，我们也要克服在教学评价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目标指向不清楚、评价随意性较大、成绩衡量不规范等问题，力求给予学生的评价是公正、合理、科学的。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能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与此同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获得激励，自信心也不断增强，通过对不同门类艺术教育课程的学习，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提升其对艺术魅力的感悟力，最终实现心智和人格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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