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哲学生态观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一、创作背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然与人的关系日趋紧张,这使世界文坛越来越多的作家焦虑不安。他们在文学作品中不同程度地思考这一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全球性问题――自然与人的相互关系。前苏联著名作家艾特玛托夫就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
艾特玛托夫于1970年创作了中篇小说《白轮船》,这是一部在人与大自然主题中充分渗透道德哲学内涵的作品。该小说自然情节的描述并不复杂,但在描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方面却让伦理道德思想得以深刻的体现,被认为是作家的巅峰之作。这是一个凄惨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是个被遗弃在外公家的七岁孤儿,没有名字。孩子喜欢到山顶上眺望碧蓝的伊塞克湖,寻找一艘游弋在湖面上的白轮船。他听说爸爸是水手,于是他渴望变成一条鱼游到湖水里,上船扑向爸爸的怀抱。外祖父给他讲长角鹿妈妈的故事,那是个动人的传说:长角鹿拯救过吉尔吉斯人的祖先,但后来鹿妈妈的后代遭了殃,成群的鹿被杀害了。从此,这个地方再没人看见过鹿。小男孩牢牢记住了这个故事。有一次小男孩突然看见了两头小鹿和一头白色母鹿,他好像在梦中,一口气跑回家,告诉了外公。可是,第二天,正当小男孩昏睡时,一声枪响把他惊醒,他看见大人们忙里忙外,孩子在棚子里看见兽皮和鲜血,再看墙根下带角的鹿头,他浑身冰凉、毛骨悚然。他听见可怕的笑声,觉得有人拿斧子对准他的眼睛,他惊恐地拼命躲闪。谁也没注意,孩子摇摇摆摆走到河边,跨进水里,去寻找他梦中的长角鹿妈妈和白轮船去了。小说的结尾是悲剧性的,但是它以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激起人们维护真理、保护自然的良知。
二、生态文学的特点
生态文学是当代文学与生态思潮的有机结合的产物,是对生态危机的综合回应。它把关怀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作为自己的光荣使命,是20世纪世界文坛上一个崭新的文学现象。它以人与自然为主题,以关注人类生存环境为起点,从道德与精神方面探索了人与大自然关系的新内涵,来唤起人们珍惜我们的家园――地球。
艾特玛托夫是一个具有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的生态文学专家。当人类生存遇到困境和大自然遇到生态危机时,他哲理性地思考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艾特玛托夫在1985年2月17日第七期的《莫斯科新闻报》答记者问中曾说过:“四十年来,生活有了质的变化,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条件。于是,有些人便自我陶醉,丧失了记忆,开始追求物质享受,而不追求精神享受。但是,一个人在精神上的自我感觉才是使他配得上活在地球上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心安理得地拼命追求升官发财,一味伪善,首先要使自己不能称之为人,就像我这部小说中的一个反面人物那样。眼前的利益不应夺去我们的记忆。因为记忆是我们铁面无私的良心。而良心是绝对不允许一个人背叛他精神上的最高理想的。”作家认为,人与大自然应当具有相同的权利和地位,人们应该抛弃人类沙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与大自然平等、和平相处,建立一个健康、和谐的人类社会,这正是当代社会人们面临的重大的历史使命。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得以生存。艾特玛托夫从哲理的高度思考了人与大自然的内涵及关系。这是他对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挑战,使人们的自然生态意识能够觉醒,表现出一种超前的生态观。艾特玛托夫通过《白轮船》这部小说,反映了20世纪以来人与人、人与大自然和人与自我的紧张关系,同时向人类敲响了警钟,即人类不仅应该对自己负责,还应对地球负责,同时还得对子孙后代负责,否则随着对大自然的破坏,人类必将毁灭自身。
艾特玛托夫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理性思考
艾特玛托夫说过:“我越来越相信,小说的哲理性比重应尽可能增加,如果哲理性的比重小,而以主题的迫切性取胜,那么时过境迁,这样的作品就会失去意义。”不难看出,作家非常注重哲理探索,经过长期探索得知:人在自然界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如沧海一粟,自然先于人类而存在,所以说,人是大自然的产物,附属于自然。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是自然之子,应和同是自然之子的一切动植物平等相处。
艾特玛托夫非常热爱大自然, 深刻关注人和自然的关系, 并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哲理思考,他说:“热爱大自然和必须保护大自然的题材对我们来说非常亲切。” 事实确实如此,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生存,开始对大自然进行疯狂掠夺,包括污染环境、无序地残杀稀有动物、乱砍滥伐,所有这些行为使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艾特玛托夫就是其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他在《白轮船》中涉及了这一主题,抒发了自己的见解,从人是大自然之子和大自然是衡量人类道德的标准两个层面论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哲理性。
一、人是大自然之子
“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人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 ,“我们连同我们自己的头脑、血和肉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作者得出结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共生、共赢和共荣的关系,而不是征服、改造和索取之间的关系。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既然是伙伴关系、朋友关系,那么就要求人类在处理与大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必须尊重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克服急功近利和目光短浅的思想,树立人与大自然和谐并进的科学发展观。艾特玛托夫向来反对“万物之灵”的人类以“征服者”与“统治者”的态度对待大自然,反对征服和占有自然的一切行为,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平等而和谐的关系,人应把森林当做“绿色的朋友”, 把动物视为“人类的小兄弟”,这才算得上是 “自然之子”。
在小说《白轮船》中,当孩子惊喜地发现了三头梅花鹿的时候,鹿也同时发现了孩子,但它却却并没有害怕,“这头长角鹿妈妈细心而安详地朝孩子望着,好像在回忆:它在哪见过这个大脑袋、大耳朵的孩子的……小鹿肥敦敦的,又结实又招人喜欢。它忽然又抛开柳条儿,活跃地跳了起来,拿肩膀去蹭母鹿,围着母鹿转了一会儿,开始撒娇了,拿它那还没长角的头使劲地擦鹿妈妈的两侧。长角鹿妈妈静静地望着孩子。”
艾特玛托夫在《白轮船》中为我们描绘出一幅自然生态美景,即人类与动植物、人类与整个大自然和谐友好地共处着。这正是作家殚精竭虑的东西,也是他内心世界的流露。而我们大多数人却始终把自己与大自然的关系认为是主仆关系,始终没有超出这个想法。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就是把人类自己同自然界分割开,独立于自然界之外,以统治者自居,却忘记了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亲,人类是自然界的婴儿;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仆人,就是人类在自然界面前一无是处,面对自然侵害时逆来顺受,这也是不合常规的。从世界文明史来看,这些思想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时展的需要。我们必须超越这个层面,从思维上进行理性的探讨。要做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就必须抛弃旧观念,注入时展的新内容。如何才能做到这一切呢?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既不是“自然界是主人、我们是仆人”的关系,更不是“我们是主人、自然界是仆人”的关系,而是人类是自然之子。所以我们应该放下主人的傲态,放下仆人的卑态,平等地与大自然进行对话,理性地与大自然握手,与大自然共谋发展,共同进步。只有这样,人类生存的自然界才会越来越美好,人类的生活前途才会越来越光明。
二、大自然是衡量人类道德的标准
人类应该尊重自然规律的客观性、顺应自然。因为自然界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依据其自身的规律发展。人类由于违反自然规律、不尊重自然而频频招致大自然的报复。当前人类的居住环境日趋恶劣,都是因为人类违反大自然的规律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能使人的心灵得到平衡,并能使人的精神得到净化;而掠夺大自然、残杀万物生灵、毁坏大自然的过程,就是人类破坏平衡的过程,也是人性道德堕落、变异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残忍、贪婪、自私、冷酷、功利主义就会得到恶性膨胀,就会导致人的本质的蜕变和精神的堕落。艾特玛托夫把人对大自然的态度同人道主义、人性联系在一起,把人类是否尊重大自然当做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善恶与否的标准,并把不同的人们之间因为不同的观念而引发的冲突归纳到善恶冲突的范围。
《白轮船》中描写了善和恶两类人。莫蒙爷爷和孩子是善良人的代表,他们不仅对人友善, 对自然也是和善的。莫蒙爷爷是护林所唯一一个尽心尽力看管森林的人,他说:“看管森林的人,就是不让树林受到任何损失。”他相信长角鹿妈妈的传说,把白色长角鹿妈妈看成是吉尔吉斯民族唯一的恩人和母亲,对她敬若神灵。《白轮船》中的小男孩也热爱大自然,在林中虽没有小伙伴儿与他玩,但是他并不孤独,因为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是他的朋友,吉尔吉斯古老的长角鹿母的传说滋润着他的心灵。莫蒙和小男孩儿都是与自然亲和为善的代表,是千百年来熠熠生辉的人类最宝贵的精神文明,正因这一点,人类才优越于其他物种,人类的未来才有希望。
在小说《白轮船》中,护林所的领导奥罗兹库尔谋取私利,偷伐森林。当树林中突然跑出三头美丽的梅花鹿时,善恶两类人的态度完全相反。莫蒙爷爷和小孩尽力想为长角鹿妈妈的后代营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而护林所领导奥罗兹库尔等人只看到鲜嫩的鹿肉和硕大的鹿角。鹿的出现,瞬间将两类人分为善恶两类。艾特玛托夫把对待大自然中动物和植物的不同方式和不同态度,作为判断人类善与恶的标准。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向我们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每种动物的悲惨遭遇最后都以人的悲剧为结局。《白轮船》中三头梅花鹿的死让莫蒙爷爷非常痛苦;而纯洁天真的孩子,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于是摇摇晃晃地走到了河边,直接跳进了水里。 就连残酷屠杀梅花鹿的奥罗兹库尔,最终也没有落下好下场。他的这种行为远不止他一人所为,他只是作家塑造的“恶”的形象代表。他所做的一切既是对始祖、对自然的背叛和对传统道德的否定,又是“对神话传说的轻蔑,也是对千百年传统精神财富的弃绝”。
人与自然和谐的最高境界及意义
艾特玛托夫对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作了更深刻的揭示,从人是自然之子和大自然是衡量人类道德的标准两个层面论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意义。同时,作者也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的最高境界及意义。《白轮船》提到科克泰的贪婪、奥罗兹库尔的虚荣与傲慢。他还强调:“贪财、权欲和虚荣心使人苦不堪言,这是大众意识的三根支柱,无论什么时候它们都支持着毫不动摇的庸人世界。大大小小的罪恶都藏匿于这个世界里。”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人世间善与恶,都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一些最平淡无奇的事物中”,但是,“为什么总是恶战胜善呢?”这才是艾特玛托夫思考的主要内容。它总是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体现在人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的善与恶的冲突、对抗中,总是把人的善恶与保护大自然联系起来。因此维护人与大自然的统一和谐,保护大自然,就是保护人间的真善美!艾特玛托夫认为,要想根除破坏大自然、虐杀生灵、掠夺自然资源的恶行,就必须树立人们心中的善意,只有善意根深蒂固,并在实践中得到运用,大自然才会得到保护,人类才不会面临道德沦丧所带来的威胁。否则,人类将“由于自己的暴虐而毁掉这暴虐的世界”。
参考文献:
[1]韩捷进.艾特玛托夫[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30.
[2]胡志文.生态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新土地[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01):99.
2.语言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深度影响
3.语言景观研究的视角、理论与方法
4.认识语言的经济学属性 李宇明
5.《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的交际语言能力框架和外语教学理念
6.大数据时代语言生态研究
7.小学语文教学语言特点新探
8.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语言哲学理论建构之一
9.语言的经济学分析:一个综述
10.GIS作为新一代地理学语言的特征
11.“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及服务对策
12.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
13.关于我国语言战略问题的几点思考
14.语言符号观的认知视角研究
15.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构想
16.中国语言生活的时代特征
17.近10年来国外多语言信息组织与检索研究进展与启示
18.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看语言输出过程
19.语言竞争试说
20.语言服务的概念界定
21.语言类型学视野与语言对比研究
22.语言模因观初探
23.语言模因的主体性与语境化
24.第二语言教育的教师自主性研究
25.中国语境下英语教师语言意识实证研究
26.社会文化理论与生态语言教学观
27.领域语言规划试论
28.大学英语学习和教学中的语言学习策略问题
29.教师语言的语用分析
30.“语言特区”的性质与类型
31.语言也是“硬实力”
32.语言接触对语言演变的影响
33.语言的维度与翻译的限度及标准
34.语言接触中语言演变的连续体模式
35.西方语言哲学批判——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七
36.元语言意识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及其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
37.我国与周边国家跨境语言的语言规划研究
38.论元语言与外语教师的话语行为
39.第二语言习得中的语言迁移研究
40.语言规范试说
41.哈萨克斯坦的语言政策
42.内容要创造 语言要模仿——有效外语教学和学习的基本思路
43.城市语言景观研究进展及展望
44.中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的发展
45.语言与思维关系再认识——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解读
46.人·语言·存在——五问海德格尔语言观
47.二语课程中的语言输出与二语发展——香港高校本科生课程英语写作的个案研究
48.中-英双语者语言理解中非加工语言的自动激活
49.国外第二语言语音习得研究的进展
50.外语教学中语言意识形成路径研究
51.海德格尔此在时间性思想与语言研究
52.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语言规划研究:问题与方法
53.口语教学与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培养
54.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观及其对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
55.语言模因及其修辞效应
56.音乐和语言神经基础的重合与分离——基于脑成像研究元分析的比较
57.关于外语教师语言属性的思考
58.语言产业的基本概念及要素分析
59.英语专业硕士毕业论文的语言错误分析研究
60.语言理解中的动作知觉:基于具身认知的视角
61.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的相关性分析——以2007年南京城市语言调查为例
62.语言问题安全化与国家安全对策研究
63.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及其思考
64.语言网络:隐喻,还是利器?
65.商务语言研究的社会语言学视角与方法
66.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为语言哲学之延续——二十九论语言的体认性
67.中国英语学习者公式化语言加工心理机制研究
68.汉语网络语言研究的回顾、问题与展望
69.语言景观的分析维度与理论构建
70.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思考与实践
71.语言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72.语言语境与新闻理解——英语硬新闻语篇评价策略解读
73.“一带一路”与语言互通
74.有关语言经济的七个问题
75.语言能力的多样性和语言教育的多样化
76.语势、家庭学习模式与语言传承——从语言自然接触说起
77.语言资源和语言问题视角下的语言服务研究
78.国际化和英语化——语言政策是一种选择
79.法律语言学、法律语言——兼谈法律英语的特点
80.现代语言教学的十大原则
81.指向语言教师专业发展的课堂观察——美国“语言教师效能反馈工具”述评
82.语言规划的国际化趋势:一个语言传播与竞争的新领域
83.索绪尔语言学的语言本体论预设——语言主观意义论题的提出
84.第二语言习得中的程式语研究
85.二语习得研究与语言类型学
86.汉外语言接触研究近百年:回顾与展望
87.从文化生态视角解读语言衰亡
88.学前语言教育的新取向:重视儿童学业语言的发展
89.“语言体验”的教育学理论研究
90.语言经济学视角下商务英语的生态位思考
91.《马氏文通》前西人的汉语量词研究——以《语言自迩集》为核心
92.从语言处理的复杂性与高效性看联结主义
93.认知能力和语言水平在隐喻理解中的作用——以概念与语言形式重合度不同的隐喻句为例
94.语言学习中的元认知研究述评
95.情绪与语言加工的相互作用
96.语言资源与语言经济研究
97.网络用语与语言规范
98.口译过程的两阶段解读——以一般语言理解和产出为参照
99.学术会议英语演讲语篇多模式语言符号意义构建
100.情感因素与第二语言习得
101.中国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
102.论国家语言认同与民族语言认同
103.语言竞争与语言和谐
104.语言和音乐:语言认知研究的新视角
105.论语言态度的三种表现
106.语言的定义
107.网络语言是一种社会方言
108.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二语习得模式研究——环境、学习者与语言的互动
109.双语者语言转换中非目标语言的加工机制
110.关于《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语言服务问题的观察与思考
111.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看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几个问题
112.英语口语能力描述语因子分析及能力等级划分——制定语言能力等级量表实证研究
113.遮蔽与澄明:语言经济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114.网络语言的语言价值和语言学价值
115.论“任意性原则”对语言系统的多维度诠释——索绪尔语言本体论研究
不同层次课程的变革
1.国家课程的跨学科改革
学校将加强学生所学知识与周围世界的联系作为改革国家课程的课程观,并开展课程改革的探索。以人文综合课程为例,学校将政治和历史课程的部分内容按照主题进行综合,最终,人文综合课程确定了民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中国经济制度、世界轨迹、家族企业等5个主题。整合相应的内容、改革学生的学习方式,将假设、求证、陈述、评论、讨论等方法运用于学习过程,将检索参考材料、整理陈述和论文写作等作为不同阶段不同形式的作业和评价。
2.校本课程的系统构建
校本课程是培养学生学术素养的另一个重要阵地。到目前为止,学校已开设七大类共70多门的校本课程,形成了科学素养类、文化素养类、学科拓展类、综合实践类、身心健康类、国际视野类、艺术素养类课程菜单,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特色课程。以生涯课程为例,其目标在于激起学生对自己的人生做出较为科学的规划。课程内容包括生涯适应、生涯探索、生涯管理、生涯规划在内的4个主题,通过“属于我的成语、职业条件拍卖会”等20余项教学活动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能,树立个人愿景。
不同课程形式的变革
1.整合活动课程
学校从“发现”的视角出发,整合各种学生活动,设计了“发现之旅”四大主题。
科技主题――用技术和工具表达周围世界。以科技节、体育节为依托,由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教师,以及体育科的教师提供任务、设计活动,体现用符号表示、用工具实现和用技术表达的自然科学思想,以及用科技改革体育、研究体育。
社会主题――用研究聚焦对社会的思考。以心理健康节、读书节为依托,由语文、英语、政治、历史、地理、心理等学科教师设置合适的社会研究问题,以学生论坛的形式开展活动,帮助学生用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认识周围的社会、认识自己、学会表达。
艺术主题――用知识深化对情感的理解。以艺术节、戏剧节、体育节为依托,由语文、英语、艺术、体育等学科的教师,提供艺术表达的内容和题目,帮助学生体验艺术蕴涵的情感意义和价值思考。
哲学主题――我与这个时代的精神世界。以心理健康节、读书节、戏剧节为依托,由政治、历史、语文、心理等学科的教师提供题目,帮助学生用哲学的方式思考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及当今的时代精神,尝试回答“我是谁”“我要什么”等问题。
2.开发研究型课程
专业:汉语言文学
学科:中国现代文学
学生:XXX
指导教师:XX
一、论文研究的来源及意义
对于20世纪90年代初才红遍大江南北的著名诗人汪国真来说,青年人尤其是在校的大中学生,可谓耳熟能详,汪诗因此有一大批忠实的读者。汪诗不仅有青年人的生活和那种明白晓畅的表达方式,而且汪诗更有一种超然、豁达、平易、恬淡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来自于诗人汪国真对中国宋元以来传统诗歌的那种豁达、飘逸和洒脱的人生哲学的二次创造。诗人汪国真的这种人生态度被现今社会称为汪国真式的人生态度。毋庸置疑,它是可以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的,能够让广大的青年人在复杂的生活中得到极大的启迪,坚实理想信心。
本篇论文通过对汪国真诗歌的艺术特点进行研究探索,旨在为广大的文学研究者提供一些肤浅的价值理论,让更多的人广泛地认识并认同这位上世纪盛名卓越的抒情诗人及其诗歌特点,明确汪诗在诗坛上的地位,从而期望有更多的读者和文学爱好者对汪国真及其诗歌添加关注的眼神。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汪国真作为当代一位抒情诗人,他完全不同于闻一多、徐志摩、顾城、舒婷等这些早期中国诗坛上的领军人物,汪国真的诗歌创作阶段比较晚,将近不惑之年才功成名就。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诗歌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政治色彩,用平凡的语言抒发着平凡的人、事、物,朴实无华却隽永深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诗风是难能可贵的,因此其诗歌在广大的读者中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现今中国文学界对其诗歌的研究屈指可数,缺少广泛而有力的学术性的研究和探索,而在国外这块广褒的文学土地上,依然没有他光辉的影子。当然,这种现状的产生,尤其多面原因,一是汪诗的影响力几乎只局限于青年人这一层面上,诗歌内容通俗易懂,不需深入体味,因此在创作上不必进行权威的学术解析;二是现今文学界里,诗歌这以文学形式的地位每况愈下,已经处于文学的低潮阶段,其发展受到各方面的制约。所以,对于汪国真诗歌的研究,我觉得应该着力加强。
三、论文研究目标
本论文研究目标是:对汪国真诗歌的特点进行探究,凸现汪诗的艺术魅力,进而弘扬诗歌在我国文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使广大社会认同诗歌来源于生活,却更深层次地反映生活的观点。
四、论文研究内容
汪国真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蜚声文坛的著名中年诗人兼书画大家。汪诗能从平凡的事理发现伟大,从普通的感受中看出永恒,主题昂扬,寓意深刻隽永,表现出诗人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文学功力。本文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汪国真的时代背景;
2、关于汪国真创作高峰期的分析研究;
3、汪国真诗歌的特点及研究;
汪诗的特点主要体现在:题材上较有针对性、篇幅短小、明白晓畅、精炼而富有哲理、充满了音乐美、诗中小我与大我并存,等等;
4、汪国真及其诗歌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
五、论文研究方法
分析研究、对比研究、研读归纳研究
六、论文进度安排
20XX年11-12月,收集材料,建立论文大致的框架模型
20XX年1月上旬,完成开题报告并提交导师审批
20XX年1月下旬至2月,写作论文初稿并提交导师审阅
20XX年3-4月,根据导师的意见和建议,对论文进行二次修改完善
20XX年5月,在二次修改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最后定稿
七、论文参考文献
01、《诗学原理》,徐有富著,北大出版社
02、《诗歌美学》,谢利文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03、《诗论》,朱光潜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04、《谢冕论诗歌》,谢冕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05、《中国古代文论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06、《汪国真诗文集》,汪国真著,广东旅游出版社
07、《从席慕容、汪国真到洛湃》,杨光治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08、《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09、《汪国真抒情诗精选赏析》,王昆编著,中国妇女出版社
10、《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姜红伟著,黄河出版社出版
11、《新作家文丛》,若冰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12、《现代诗歌创作论》,薛世昌著,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13、《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美国当代诗歌》,王卓著,山东文艺出版社
14、《中国新时期诗歌研究资料》,郭旭辉编,山东文艺出版社
15、《海子作品精选》,海子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16、《郭沫若经典作品选》,郭沫若著,当代世界出版社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教育的基本理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带来了更多教育观念的转变,特别是课程观的转变,它对课程的实施、教师角色的转变影响极大。课程改革的趋向之一是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关注学生各方面能力特别是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因此有必要确立课程生态观,并以此为基点,转变教师的角色,促使学生得到更好的发展。
一、课程生态观的理念
课程生态观从本质上说,就是强调自然、社会和人在课程体系中的有机统一与和谐发展。所谓生态,其着眼点必然是面向未来的发展,因此生态课程的设置应着眼于学生的终生学习和持续发展。
(一)对生态哲学理论的借鉴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生物之间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生态学在经历了从创立到成熟,从传统生态学到现代生态学的变化之后,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生态哲学。[1]生态哲学是人类进入新时期所应持的哲学观念,是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给我们提出的哲学课题。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及生态危机给我们提出了严重的警告,人们必须转变观念,给以从生活层面上升至哲学层面的关注。这些严重的生态危机、生存危机使生态学和课程理论的结合成为必要,而生态学及其相关哲学、心理学等理论为我们化解危机、寻求新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新思路。从生态学角度思考课程问题不但有利于促进课程理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更有利于促进学生持续和全面的发展。这种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生态学意义上的世界观,“它的主要特点是,从‘反自然’的哲学走向尊重自然的哲学,或者,从统治自然的哲学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哲学。”[2]课程生态观是新时期人们审视与反思课程发展的一种观念的变革,它充分考虑了人与课程的关系,并且必将为课程带来新的发展契机,最终也必然会促进人的极大发展。
(二)课程生态观的基本涵义
现代生态观要求人类把自己界定为与自然界和谐共生共存的一部分,而不是改造、征服等居高临下的尖锐对立,因此应以生态哲学的视角审视今天的课程改革。“生态主义课程目标致力于充分自由和完全解放的公民的培养,注重课程目标一致性与差异性的统一、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意识与潜意识的统一、以及课程目标的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的辩证统一。”[3]课程生态观要求课程应当关注生命、回归生活、注重学生的持续发展。
1关注生命。关注生命即不仅要关注身体的健康,而且要培养人健全的心智与完满的人格,让学生学会与自然共处,充分领悟和体验生活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生态哲学要求我们尊重自然,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世间万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人是具有鲜活生命的个体,更应得到尊重,得到和谐健康的发展。课程生态观就是以尊重学生个体生命的存在为价值预设的。个体蕴藏在生命本质之中,通过生命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教育的本质即是与生命同在。课程的设置不能单纯以传授知识为唯一重点,而要使学生的情感、意志、行为等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生命的成长、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课程的发展也应是动态的,其动态性的特征能够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并能尊重学生的感受、体验和价值观念。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生命体,也没有一模一样的个性,尊重生命,即尊重个性。窒息生命、压抑生命必然表现在对个性的束缚上,因此体现人文情感关怀是课程发展的必然趋向。“课程生态观必然要谋求自然科学课程与人文科学课程的整合,使自然科学课程渗透伦理精神和审美体验,而人文科学课程中也渗透着科学精神和理性的光辉。”[4]
一个孩子并不仅仅是名册上的一个数字、一个好学生或坏学生,在算术上或在语法上没有才能的学生,他首先是一个具有个性的人,他有自己的心灵、他的社会学意义,他在一系列事物中的地位,他的冲动和抑制,有些道路向他开放,而有些则对他封锁。[5]在生态课程中,课程的设置不应有利于部分人的发展而妨碍另一部分人的发展,它应切实地考虑到每一个学生的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这就要求教学内容应具有整体性与和谐性,认可个人“生命感受”的存在,并能够挖掘人的全部生命的内涵与意义。课程生态观必然是以养成学生完美和谐的个性为核心,以促进学生充分自由的发展为宗旨,并最终达到适应学生发展的整体性和全面性的目的。
2回归生活。“学校课程重返生活世界,找回失落的主体意识,确立一种新的课程生态观,是当代课程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它关系到21世纪教育的成败与人类自身的命运。”[6]设置课程的目的在于让学生获得完整、系统的知识能力,获得持续的成长与发展,而学生的成长是在生活中进行的,离开了生活的滋润,学生的发展将成为无稽之谈。课程必须以人的生活经验为基础而超越理性生活,建构一个真切可能的完整生活世界。狄尔泰(1985)认为,生活经验之于精神如同呼吸之于身体,“正像我们的身体需要呼吸一样,精神也需要在情感生活的回应中实现并扩展其存在”。[7]生活经验如同意义的呼吸,在生命之流中,精神“吐纳”着意义。在生命之流和经验生活的呼吸中,学生透过对现实的理解,能够获得对自我、他人及社会更为丰富的认识,能够真切地体验所学的知识,获得更多的感悟。
生活世界是人生命存在的背景,是人生价值得以实现的基础,它为人一生的发展奠定了基石。“生活世界”对课程的意义在于:确立人本意识和生命意识;注重人的生成的动态过程。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着眼点之一是向儿童的生活世界回归,“人的回归才是教育改革的真正条件”。[8]课程内容不应是单一、抽象、理论化和体系化的书本知识,而应呈现人类群体的生活经验,提供给学生一种问题情境,并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联系,使其能更准确和细密地加以把握、理解和感知。学生的发展应与生活紧密相联,因为生活就是其成长的基地和源泉。课程生态观要求课程紧随生活的步伐,否则就会变成毫无生机和活力可言的一潭死水。
3持续发展。“由于人在本质上既是一种生理意义上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超越生命的存在,因此人的存在的本真涵义更趋于一种可能性存在,而人的可能性存在实际上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9]学生的发展是可塑的,是一种趋于某一目标的发展过程。课程生态观要求提供给学生终生发展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以适应未来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需求。课程再也不是高居于学生之上的发号施令者,学生也不再只是课程的奴隶,学生应成为课程的主人,课程应切实促进学生的发展。“从表面上看,可持续发展解决的主要是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问题,但从深层次看,它要解决的则是人本身的持续发展问题。人的自我全面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10]以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透视课程,首先应着眼于使个体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即终生学习的能力。
课程生态观要求课程着眼于学生的持续、终生发展,而不只是提供现成的知识、技能。后现代主义人物威廉姆·多尔(W.Doll)提出了课程设置的可循环性。可循环性与现代主义观念下的重复迥然不同,重复是为了提高固定僵化的成绩,其框架是封闭式的,而可循环性旨在发展能力,其框架是开放式的。[11]课程生态观要求课程不能是封闭的,其开放性系统中每一个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到整个系统的发展,其根本着眼点是使学生获得一套持续发展的能力,使学生离校后不至于被迫终身放弃利用各种教育设施的权利。
二、教师角色的转变
课程生态观的确立,是当今课程改革的必然趋向,是生态主义课程思潮及其实践合乎逻辑的发展。而教师作为课程的实施者必然也要转变观念,更新角色,以能更好地促进课程的实施,最终使学生获得全面健康的发展。
(一)领导者向看护者的转变
本着尊重生命的课程生态观原则,教师应是学生心灵发展的“护花使者”。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努力提供丰富多彩、富有成效的教学模式,并为满足其不同需要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教师在此情境中是以慈爱者的角色出现的,而不是一个铁面的威严者。课程生态观强调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本,不仅关注知识与技能的掌握,而且更关注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由于获得知识与获得情感体验的过程和方法是不一样的,因此导致了学生真正意义的收获也是不一样的,对学生终生发展的影响也必然是不同的。所以,教师必须以园丁式的细心对待学生的每一细微变化,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教师的开放态度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教师应本着以人为本,尊重生命和个人独特的价值观以及对人的整体性的认同,对学生不同的合理性观念给以宽容。教师要关注学生富有个性的学习,允许学生采用自己的方式学习,尊重学生一定范围的自由选择,并适当加以引导。这样每个人可以按自己的选择去真正地理解生活、理解人生,在理解中学习新的东西,在生活中接受诗意、自然、幸福的教育。教师应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的能力,以使学生将来离开学校后,能够自主地进行自我教育,获得终身接受教育的机会和能力。课程生态观要求面向每一个学生,特别是有差异的学生。“只有当课程考虑的不是一般的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有着各种特性和需要的活生生的个人时,这种课程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12]教师作为看护者,应尽力为学生的发展提供好的条件,在课程实施中,以最好的方式将课程呈现于学生面前,使学生更好地吸收和接纳。
(二)局外者向参与者的转变
课程改革的设想最终要靠教师真正参与到教学实践中去加以实现和完善。教师要参与到课程中去,参与到学生中去,在课程实施中与学生进行平等的对话与沟通,并让学生在体验、探索中进行自主性、创新性学习。这种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应当合理地成为现代课程生态观的基本思想内核,因为课程实施过程也是一个师生互动、意义生成的过程。包华士在从教育生态学的意义上剖析师生关系时,认为教育是一个具有文化传递任务的政治活动,也就是知识与权力关系网络构成的一种生态圈,教师是看守这个生态圈的管理员。学生在这个生态圈接受教师提供的信息,同时在与教师对话的过程中增强其沟通能力及文化读写能力。[13]而课程生态观所认为的生态圈并不是一种教师向学生的单向流动,而是师生之间的双向流动。这个生态圈是开放的,随时都要接受外来的信息。课程运作中应实现真正自由的对话、交流和互动,从弱化教材的权威性,弱化教师中心言者的地位出发,追求一种主体间平等互换的对话语境,尊重教学双方的内部情感体验及价值追求。多尔认为,教师无疑是一个领导者,但仅仅是作为学习者团体的一个平等成员,是“平等中的首席”。教师的作用并没有被抛弃,而是得以重新构建,从外在于学生情景转向与情景共存。权威也转入情景之中,教师是内在于情景的领导者,而不是外在的专制者。[14]教师应作为一个真正的参与者参与其中,与学生共同开发课程、丰富课程,使课程成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存在,成为一种动态的、发展的、师生富有个性化创造的平台,达到精神与精神的沟通、心灵与心灵的互动。
(三)教育者向学习者的转变
课程不仅是一种结果,而且是一种过程,更是一种意识。教师必然依照特定的教育教学情境,根据学生的发展水平与身心特点,合理地进行课程的改造。正如英国著名的课程论专家斯坦豪斯所说,课程本质上是一种艺术,艺术的本质是一种探究。因此教师不仅是知识传授者,而且还是教学情境的创造者。[15]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有探究、创新的精神,不断地学习,成功地扮演好其本真的角色,因为教师的潜角色就是一个真正的学习者。在现代社会里,单一角色的人是不存在的。从哲学上讲,作为主体的人具有丰富性、多样性、微妙性的特点,教师作为教育者其角色也应是不断变化的。正如保罗·弗雷尔在《不平常的教育思想》中所指出的,“在解放教育的实践中,教育工作者作为受教育者的教育者必须‘死去’,以便作为受教育者的受教育者重新‘诞生’。同时,他还必须向受教育者建议:他应作为教育者的受教育者而‘死去’,以便作为教育者的教育者而‘重生’。这是一个往来不绝的连续过程。这是一个谦逊的和有创造性的运动,在这里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必须参加”。[16]为了使学生得到持续的发展,获得终生学习的能力,教师首先应成为终生学习的楷模。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只有获得终生学习的能力,才能使自身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减少对外界条件的依赖性,从而获取终身发展的机会。
课程改革是全球面临的共同课题。强调自然、社会和人在课程体系中有机统一与和谐发展的课程生态观,必将对课程如何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而成为更富人文精神的新型教师也将成为历史的必然。
注释:
[1][2]解保军.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151.
[3]王牧华,靳玉乐.生态主义课程思潮引论[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4).
[4][6]宋乃庆等.中国基础教育新课程的理念与创新[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2,27,26.
[5][12]保罗·朗格朗.终身教育引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1985,75,42.
[7][加]马克斯·范梅南.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M].宋广文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46
[8]郭元祥.课程观的转向[J].课程·教材·教法2001,(6).
[9]黎君.论“人的可能”与教育[J].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2,(2).
[10]张淑华.可持续发展观的“类”向度[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9).
“在最近这一二十年间,自己对于这种日渐严重的污损,总有一种难以释怀的焦虑与牵念,因为几乎就是在眼睁睁地注视着,周遭的学术生态在直线地下滑,甚至干脆是朝‘跌无可跌’的底线之下坠落!有时候,它简直就被污染得让我们透不过气来,简直就被损害的让我们锥心泣血……”出于这样一种心结,刘东想去唤醒“铁屋子”里的人。
那些被污染的是什么?在《保护大学生态》一文中,作者发出质问:如同难以凭常识去理解究竟为什么非要先给国民经济预设一个固定的年增长率,然后在据此施展种种宏观调控手段迫使事实靠近自己的预言一样,为什么非要抢先宣布哪所高等学府注定会在多少年内跨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然后让教学和科研统统围绕这种拍脑袋式的表态打转。中国学术曾有的黄金时代并非其国力强盛之时。在《众生喧哗的大学论说》中,作者以北京大学为例。北大在校长主政并未加入过国际排名,但当时的北大肯定有它的世界地位,并肯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过无可替代的辐射。因为,那些“暗自为学术的复萌守先待后,果然一旦焕发生命力的机运来临,它立刻就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所以,当面对“任何心血来潮的改革、朝令夕改的改革、机械照搬的改革、伤筋动骨的改革,都有可能被赋予某种天然的合法性,即使它们并不能被基于常识来理解”之时,作者忍不住来提醒人们:决不可以经济学的“丛林原则”,毒化了超越功利的学术研讨氛围。
那么被损害的是什么?作者在《形式合理化只是必要条件和最低标准》、《“文胜质则史”的真义》和《历史与现实的学术剽窃》中反思,何以只对照一下最基本的形式规则,在已被称为恶俗的学术界就出现了如此腐败的风气。
开幕式上,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主席哈肯(Hakan Lundstrom)、德国波斯坦大学音乐教育系主任扬克(Brigit Jank)、德国布莱梅大学教授克莱南(Gunter Kleinen)分别作了主题发言。
哈肯发言的主题是《歌唱的听觉传播:一个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教育的共同话题》。他说,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教育是可以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对于音乐教育而言,学校教育之外的音乐教育传播往往被形容为非正规教育,但是正规音乐教育同样包括非正规的音乐传播。在音乐人类学看来,学习音乐有不同的因素、不同的环境,音乐传播是音乐教育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他报告了他于1965年在德国南部的一个研究结果,就习得方式而言,当地的方式总是听觉的,即口耳相传。他进一步比较了学校音乐学习和听觉的音乐习得之间的差异之处:学校音乐学习注重音乐的完美、正确地再现曲目以及学习的有效性。而听觉的音乐习得注重变奏,注重听和整体性地感受音乐。他强调口耳相传的习得行为和学校音乐学习之间的连续性,指出了口耳相传的音乐习得方式置于音乐教育的重要意义。
扬克在发言中首先以波斯坦大学为例介绍了德国音乐教师的培养机制,她说,对于一个专业的音乐教师而言,音乐学与音乐教育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因此,波斯坦大学设立了一些如何接通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课题。扬克还介绍了德国跨文化的音乐教育研究,她说,在德国,有些学生对外来音乐很感兴趣,而有些学生是采取排斥态度的,因此,他们往往邀请一些不同国家的音乐家走进学校,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扬克最后介绍了她主持的一项有关中国音乐在德国学生中的知晓度和德国音乐在中国学生中的知晓度的问卷调查的研究结果:中国学生对德国音乐有较高的知晓度,德国学生知道很少的中国作曲家、表演艺术家、音乐教育家。
克莱南演讲的题目是《音乐教育中我们熟悉的陌生感:不同文化间音乐理解的问题》,他说,文化的发展有必要对未知文化进行了解,但是不同文化之间往往会感觉到陌生感,彼此之间难以接受,这种体验不仅表现在外来文化中,在自身文化中也同样存在。
二
音乐教育的决策和行动目标离不开哲学的指引,20世纪下半叶,西方哲学研究逐渐由系统论、认识论哲学转向到解释学哲学,并深刻地影响到当下我国音乐教育的学理思考,亦成为本次论坛的重要专题之一。针对“当代音乐教育哲学”这一论题,共有近20篇论文参与讨论。
谢嘉幸以《从“教”到“学”:E-learning改变了音乐教育的重心》一文拉开了这一论题的讨论,着重介绍了在多媒体教学技术冲击下当代中国音乐教育改革所发生的变化,提出多媒体教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音乐教育观念、方法以及教学内容的变革,将音乐教育传统以“教”为中心的模式,转变成了以“学”为中心的模式。李劲松关注在西方自然科学“简单性”思维影响下,非西方音乐理解中的关键因素――意境、歧义被遮蔽的现象,对音乐教育的简单性理解展开了批评。范晓峰在论文宣读中提出,音乐的理解是音乐的存在方式之一,理解依据两个条件,一是理解自己的母语文化,二是理解自身文化之外的他文化,理解必须建立在不同的文化属性上。于晓晶介绍了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提出了后哲学文化音乐教育的建构立场。任超平认为音乐教育应该在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和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展开批判中吸取合理内核,并提出了“创美音乐教育”的设想。管建华介绍了埃利奥特撰写的《追忆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四位名誉会长及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些反思》一文的要点,并对文章中包括音乐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五个方面的反思做了文化和学术背景的分析,认为埃利奥特在文中提出的音乐教育后现代转向,为我们音乐教育的研究及理论的建构提出了新的视角和一种音乐教育理论学术转型的思考。陈培刚提出了“音乐教育亟须加强人文思辨能力的培养”的命题,提出了音乐教育中培养人文思辨能力的四条路径。覃江梅介绍了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新进展,认为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已经初步显示出行动、多元、批判、共享的格局。朱玉江对“作为审美的音乐教育和作为素质培养的音乐教育”做了哲学分析,认为作为美育的音乐教育对确立20世纪以来音乐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带来了人文知识的遮蔽和对话的缺失等问题。尚建科对韦恩・D.鲍曼的《音乐的哲学视野》一书进行了述评,认为鲍曼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建立在对“音乐意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确定性话语的解构”以及“实现音乐教育哲学‘从审美到实践的跨越’”的认识和反思上。董云从“生态观”的教育解析音乐教育,提出生态观视野下的音乐教育应实现三个转向,即回归生活世界的意义、音乐能力与人文素质整合发展、走向体验的音乐教育。
三
随着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已成为当代音乐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在这一行动策略中,音乐人类学是其重要的理论源泉。本次论坛上,“音乐人类学与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成了近三十位来自海内外学者的共同话题。
来自芬兰的尤卡(Jukka louhivari)认为: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主要目的就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容忍,促进人们进一步了解本民族文化。在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作曲、来自加拿大的马丁(Jeffrey Martin)则提出,当代音乐教育哲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创造性,音乐教育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现时的学习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对学生往后的生活是否有作用。来自巴西的丽娜(Liane)报告了四个有关正规与非正规环境下学习音乐的案例,认为在非正规场所学习的人对学校音乐教育缺乏兴趣,这与学习的价值观取向有一定的联系。新加坡教育部的徐志刚报告了一项“新加坡青少年学习音乐以及其他学科动机之比较”的研究,这个研究报告凸显了新加坡青少年学习音乐的消极态度,比起其他学科,一般学生不太重视校内音乐课。台湾南华大学的周纯一介绍了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的办学情况,重点报告了该系的课程设置和策略,以及“中国雅乐团”的建设情况和“重建礼乐文明”的教学理想。香港中文大学的于少华和蔡灿煌分别就“中国音乐研究的‘话语权’”和“应用民族音乐学”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于少华认为,在中国音乐研究领域,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仅流传于国内,真正的跨国对话、交流与互动仍有待推动及发展。蔡灿煌分析了应用民族音乐学形成的背景、目的和本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应用民族音乐学在当今学界、华人社会与普世价值上所面临的不同挑战与定位。洛秦介绍了上海音乐学院“世界音乐概论”的课程标准,他认为,世界音乐不仅是社会文化知识的接受和赏析,更是对音乐文化概念的重新评价和认识。刘勇在报告中提出,音乐教育实际上有不同的领域,首先应该分清这些领域,而后再去研究不同领域的具体问题和具体策略。张玉臻、雷达的报告以印度音乐为视角。张玉臻介绍了印度传统音乐教育中的师徒传承,她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印度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模式。雷达研究了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特奥多尔(Gustav Holst Theodor)音乐创作的印度文化观,评价了印度文化对英国及欧洲大陆产生的影响。杨曦帆提出培养多元文化的音乐视野需要“现场体验的实践”的问题,尽管今天的课堂也在提出文化多元化,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未能脱离窠臼。刘咏莲介绍和引述了约翰・布莱金在有关舞蹈人类学方面研究的基本观点与主要内容,并评述了对英国舞蹈人类学研究的推动作用和开创性的意义。王晓俊认为近百年中国民族乐器演奏教学存在深度隐忧,如技术对文化传统的遗弃等。张巨斌分析了中西音乐织体结构相异的社会学原因,提出音乐教师教育应加强社会学内容。周钟提出宗教学认知在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重要作用,在世界音乐的教学中必须重视宗教学认知。杨殿斛通过个案调查,指出了当下音乐教师培养过剩与录用有限之间的矛盾。苗金海以内蒙古少数民族音乐学校教育作为个案,探索了艺术院校传承音乐文化遗产的新模式。张应华报告了我国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传承调查与研究的课题,重点对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传承的课程策略进行了评述与反思。
一、艺术考察课程所依据的学习理念
艺术考察课程所依据的是建构主义学习观与社会文化观学习理念。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只有通过把个人世界里的经验组织起来以提高个人面对世界的效能,学生才能主动地建构自己学习的求知方式”。①建构主义的情境式学习是通过问题解决而进行的,是一个建构过程。学习者与环境互动并主动地对外在的经验加以筛选、组织和整合,学习者无须依赖一些既定的程序来进行心智活动。社会文化观强调实践活动对学习发展的重要性。把活动与社群文化有组织地联系起来,并强调认知过程从属于社会过程和文化过程。学习活动与社会情境和文化情境有密切关系。学习是因共同参与实践社群文化而产生的。建构主义观与社会文化观相辅相成。在实践中面对特定情境时,寻找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学习应成为学习者主动参与、合作探究、相互撞碰、开放式学习。学习者依据自己的活动,在具体的学习环境和空间建构自己的学习方式,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生成学习的过程、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等,这样的学习是创生式学习,笔者称为“艺术考察活动式学习”。
二、艺术考察课程中学习者与教师的关系
教学变成考察活动,教学不再是说教,而是协作和帮助,教学成为考察活动的组织和协作式的框架与在具体考察情境中上下求索发现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变成考察者并成为学习的主人,学习与考察成为主动参与、主动进取,在兴趣与激情的引导下,在开放的环境中自主、合作、探究式地学习与考察。在具体的学习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中碰撞创生出自己的学习考察成果。教师变成考察者的协助者和服务者,与考察者共同建构考察方法,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与学习者、考察者共同建构考察成果,当然也是学习者进行学习与考察活动的咨询者和解决问题的协助者。
下面笔者具体列举一些艺术考察课程课例:
1.课程简介
艺术考察是艺术情景式实践教学。运用建构主义学习观与社会文化观学习理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学习者的亲身感知与体验使学习者做到知行合一,自主建构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社会的动态关系,扩展艺术视野,提高学生全面艺术素质与文化修养。在国内选取艺术考察对象如石窟、碑林、专题博物馆、民居、帝王宫殿、帝王陵墓、名山大川等。
2.教学目标
扩展学习者的艺术视野,感知与体验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学会对各门类艺术的赏析、考证并能深入研究,提高对艺术的研究能力与审美能力。通过访问民间艺人、著名画家、民俗专家,以画速写、做笔记、记录影像等动态情景式学习方式获取艺术资料,为各门美术专业课搜集素材。通过艺术考察的一系列活动,学会欣赏、感知、探究不同时代的艺术品,获取优秀艺术经验与丰富的艺术知识,培养学习者热爱优秀的中国文化,开发学生的艺术创作思维,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3.教学重点与难点
了解不同地域的传统文化、风土人情、民俗等,探究其与艺术的关系。提高学习者生动准确地感知考察对象艺术特征的能力,掌握快速记录与把握艺术要领的能力。潜移默化地培养学习者举一反三、实事求是、应目会心以及应物象形的艺术思维与实践能力。
4.教学内容
根据教学内容,确定艺术考察对象如石窟、专题博物馆、民居、名山大川等。先聘请专业导游或当地专家、学者讲解其文化、艺术、历史价值。教师作为学习者的首席与学习者共同学习。在听完介绍之后教师与学习者讨论、探究、访问并进一步深入考察。在考察的真实情景中教师给学习者传授搜集考察资料的方法。
(1)学习者根据考察的不同地域,自由选择艺术考察的侧重点,如游历名山大川、名胜古迹,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
(2)学习者访问民间艺人,欣赏民间艺术,感知民间艺术的表现形式与方法,获取艺术灵感。
(3)参观考察不同专题博物馆,提高审美欣赏能力,提高艺术视野和艺术感知能力。
(4)学习者搜集自己感兴趣的艺术素材,根据自己的特长,认真整理考察记录。
5.考察延伸与艺术考察报告和撰写考察学术论文
(1)学习者通过不同获取信息的方法与方式如速写、笔记、影像等,仔细分析并深入细致地整理自己获取的信息资料。
(2)把艺术考察的对象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以及中国人传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整合探究,深入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征。
(3)教师讲授考察报告、学术论文的撰写方法与要求。
(4)艺术考察外出时间为15天,回校整理资料、图书馆查阅资料、完成考察报告和撰写学术论文共15天。
6.考核方式
课堂教学包括教师讲授考察报告及艺术考察学术论文的撰写方法与要求。学生按照课程要求撰写考察报告与学术论文,教师根据文章质量、课堂表现与考察态度情况,给予综合评价,以百分计入成绩。教师根据质性与过程性评价方式,把分数与学生的过程性成绩客观地填入下表。
三、为什么要在美院美教专业开设艺术考察课程
美术院校美术教育专业本科学生学习中国画等专业基本功的同时,还应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与美术史,加深对国学包括儒、释、道文化的研究,培养研究型人才。美术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建筑等综合概念。开设艺术考察课程主要是开阔学生艺术审美视野,感知不同地域风土人情,赏析经典艺术品,提高艺术审美能力。通过速写、笔记、影像等记录方式,为专业课收集素材。通过艺术考察活动培养学生以优秀的中国文化为底蕴,开拓创作思路。艺术考察课程中,教师以艺术考察活动式学习方式引导学习者参观名胜古迹、洞窟壁画等,培养学习者搜集资料、筛选信息和研究问题的能力,以及创作、互动、整合、展示的综合性艺术和文化素养。教师引导学习者在社会生活或艺术环境中了解与国画课程内容相关的知识与能力,鼓励学习者接触多样的文艺形式,丰富文化素养,初步形成自己的审美观、价值观并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发表见解。学习者在社会生活情境与艺术考察活动中提高体验艺术的综合能力,并形成学生自己的审美观、价值观、情感、态度等综合人文素养。
美术教育专业学生更应该明白自己将来做中小学美术教师或艺术教师,要了解中国和世界的美术与艺术史与发展轨迹,这些具体的美术史与艺术史真正的存在方式是生态的存在于地面、地下与民间。所以给美术教育专业的学生开设艺术考察课程更显重要。
优秀的校园文化可创设积极的心理氛围,使学生产生一种学习的紧迫感。它是一种动力,催人奋进;它还是一种约束力,制约着不良风气的滋生。优秀的校园文化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集体的心理定式,影响着学生的意识和行为。学校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道德规范、行为模式等都可能被学生认同和内化为其个性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校一直致力于构建三个系统:理念识别系统、环境识别系统和行为识别系统。学校确定了以“中”为核心的文化理念,它包括“精一执中”的学校精神和“修己达人、九德惠风”的校训。“精一执中”始于“修己”,任何德行的养成、学问的获得、真理的探索、事业的成功,都源于“修己”,而旨在“达人”。“九德惠风”是对德的最高境界的表述,“九德”是对“修己”的具体要求。学校每栋楼宇都冠有一个“中”字,每栋楼宇的名称都有出处。校园景观周边的石头上、墙壁上、林荫小路上精心雕刻的古代诗词、励志警言,使得校园处处洋溢着“中”的文化气息。置身于这样优美而富有内涵的文化环境中,学生自然心情舒畅,产生积极向上的情绪,有益身心健康。
二、打造生态大课堂,呵护学生身心健康
学校的生态大课堂,致力于构建一个文化、心理、行为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坚信“种子”的信仰,以“尊重、唤醒、激励生命”为核心理念,用联系、互动、发展的观点来重新审视教学情境中的师生关系,注重教师素养、学生特质、教学内容、教学环境的协调共生。1.心理教育与学科教学相融合学校的生态大课堂通过更优的课堂教学设计和高效的课堂教学活动,使每个学生的潜能都得到有效开发,实现了教学与学生发展相统一。教师在课堂上帮助学生保持良好的状态,对学生和蔼可亲;善于观察学生的情绪变化,及时帮助学生排除不良情绪的干扰;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把课堂真正归还给孩子,并创造生动活泼的教育教学情境,使学生乐于学习。2.彰显哲学与文化引领下的育人功能生态大课堂不仅是方圆几尺之教室,更是以“惠中廊”“正中园”“德苑”等校园文化景观为代表之生态校园,“中原、古典、书香、园林”的生态特色,凸显着哲学与文化引领下的生态意境。3.为学生创造学习实践的机会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学校的生态大课堂聚焦生态校园,实现与社会大生态的融合。生态大课堂不仅仅体现在40分钟的课堂,还体现在综合实践课程:依托学科延伸类、社会实践和社区服务类、研究性学习等各类校本课程让学生选修。选班上课有效实现了个体与团队的生态融合;各类社团特色鲜明、学生参与广泛;选项教学、模块教学、小班教学三管齐下,开创学校体育选项教学新模式,让学生实现了想学什么就学什么的体育梦想。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保障学生心理健康
只有思想上统一,行动上才能一致。校园文化建设及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机结合需要我们深入思考,找到有力的理论依据,抓好师资队伍建设,加强教师队伍的学习,提高教师整体素质,使之不断完善自身修养。从领导层到一线教师,都要深刻认识到校园文化建设对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深入研究两者相互促进的着力点,探索育人新模式,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全球化的浪潮和全球范围内的科技革命景观,以及国内哲学创新的迫切性,国外的西方研究似有重“热”之趋向。因此,整理并发掘已有的史料,立足于新的视野,重新研究西方的代表人物和思想流派,就成为一项摆在面前的重要工作。就过去的一年看,西方的研究覆盖了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列斐伏尔和阿尔都塞等人,也包括了各个思想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西方国家理论、英国的等。既有新译著的面世,也有立足新角度的深入挖掘。
1.西方代表人物的研究
在过去的一年中,对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和晚期列斐伏尔等人的研究是国内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首先要提及的是卢卡奇的一本重要著作《理性的毁灭》,于2005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从意识形态上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做了“追究既往”式的思想清算。作者把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责追溯到了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学说,对自20世纪起的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源流、演变和社会后果等做了系统的考察和批判。作者认为叔本华、尼采等人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承担了不可推卸的“思想责任”。卢卡奇的这一观点在我们看来并不陌生,也不一定完全赞同,但此书的出版为国内的卢卡奇研究提供了另一新的材料来源。另外,其他学者也从各个角度对卢卡奇的思想做了分析。张亮对卢卡奇的研究进行了方法论的反思,在对卢卡奇自传文献产生过程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其政治辩护的本质和自我遮蔽的不良后果,并为国内研究走出卢卡奇晚年自传的阴影提供了建设性的向度。张双利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末世论的洞见》一文中阐释了早年卢卡奇思想向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转变的内在历程,以此为基础,作者在现代性批判的论域中,重新阐释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物化理论和阶级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作者认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一种末世论的洞见,它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末日,也预示了末日之后灾难重生的光明道路,唤起了理论中革命的阶级意识。张秀芹以“物化、总体性与阶级意识——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为题,仔细地考察了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卢卡奇作为西方的鼻祖,虽然国内对其研究较多,但对有关其意识形态理论则关注不够;而且卢卡奇本人可能也没有系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论述,所以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考察卢卡奇,不失为一个较好视野。
2005年有关葛兰西的研究应当引起学界的关注。这不仅仅是因为葛兰西是西方的重要代表,而且还因为葛兰西的理论,特别是其意识形态和“霸权”(也有译为“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等)理论与我们当今的中国现实社会发生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国内学界对后研究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国内近年来后研究的兴起,葛兰西思想与后的关系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理解和翻译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葛兰西思想的不同取向和视野。因此,对葛兰西的思想及其影响给予格外的关注,自有其合理性。周凡和杨海锋都对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做了辨析。周凡在《重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一文中,从"hegemony"的译名,即目前国内将之翻译为“霸权”、“文化霸权”、“领导权”和“主导权”等数种译名出发,结合葛兰西对"hegemony"的使用及其理论扩展,详细考察了葛兰西的"hegemony"一词的意义及其演变。他认为,"hegemony"描述的是某一社会集团争取其他集团对其表示积极赞同,自觉地服从并自动融入到该社会集团的权利结构中来的一种控制方式。葛兰西的"hegemony"的产生既表现为一个负责的历史综合,也表现为一种意义的把握和延伸,而其理论内涵在市民社会、完整的国家和意识形态概念的阐发中得到了深度而充分的展现。因而,将"hegemony"译为“霸权”是恰当的。杨海锋在《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研究》一文中也比较详细地考察了"hegemony"一词的含义及其延伸意义。此两篇文章都与国内对"hegemony"一词的多种译名有关,也与葛兰西理论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有关。杨海锋还在《葛兰西对克罗齐哲学的批判改造》一文中就葛兰西与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关系做了探讨。他认为,葛兰西批判地改造了克罗齐的哲学,而克罗齐的哲学则构成了葛兰西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2005年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诞辰120周年。布洛赫的思想研究,是中国的西方研究的相对薄弱环节。有学者发表多篇文章,对布洛赫思想加以评述。梦海发表《思想就意味着超越》和《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等文,对布洛赫的思想予以评论。他认为,布洛赫著作是具有包罗万象性质的形而上学体系,在哲学的贫乏时代,布洛赫通过《希望的原理》等一系列著作使形而上学重新成为真理与现实。20世纪西方世界是人性严重扭曲、精神普遍衰退的世纪。与听天由命、悲观绝望和虚无主义相反,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具有一种面向未来、积极进取、富于挑战的思想。在此意义上,他的哲学思想远远超出了20世纪西方哲学史。此外,夏凡对布洛赫哲学在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做了概述和评论。他认为国内外的主流意见有两种,第一种意见是把布洛赫当做一位乌托邦的者,第二种是把布洛赫哲学看做与犹太—基督教的弥赛亚主义的结合。夏凡则倾向于把布洛赫哲学理解为一种人本主义伦理学。他在总结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布洛赫思想渊源的“五基音”说,认为布洛赫哲学是由基督教伦理、古典人本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人本主义共同谱写而成的交响曲。
列斐伏尔是西方的重要代表,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消费社会的研究者鲍德里亚的导师,其日常生活理论与当今世界的消费社会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但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列斐伏尔的思想研究不够,而对其晚期思想研究,国内学界更是缺乏应有的重视。刘怀玉近年来一直在对这位西方学者进行研究。他强调了长期处于默默无闻状态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指出其意义在于它是列斐伏尔一生中惟一一卷将日常生活概念及其基本范畴进行周密而系统地阐述的著作。刘怀玉还对晚期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的生产”思想进行了评介,指出晚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包含着更深层的逻辑分歧,而晚期列斐伏尔在生产的历史辩证法与空间的生产辩证法之间的左右客串和摇摆对这种分歧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另外他还在现代日常生活批判的视域中介绍了列斐伏尔引发的消费社会批判思潮,并把它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批判理论和哈贝马斯公共生活领域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
当然,关于2005年西方代表人物的研究绝不止上述几位,诸如对阿尔都塞、柯尔施和柯亨等人的思想的研究。有关阿尔都塞的研究,其研究重心基本转移到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虽然国内学界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有关这一理论及其影响,仍需给予更深入的探讨。但从总体来看,2005年有关阿尔都塞的研究并未超越张一兵的《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一书所涵盖的范围。当然,这并不排除在阿尔都塞研究方面的一些补充性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阿尔都塞早期政治哲学论文集《黑格尔的幽灵——政治哲学论文集》,已由南京大学唐正东等人翻译出版,它为阿尔都塞的早期思想研究提供了最新的文献资料。此外,“西方”早期代表人物柯尔施和西方的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柯亨的思想也受到了国内学界的注意。
2.西方流派的研究
(1)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多年来法兰克福学派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诸如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等人的研究。2005年,仍有不少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倾注了心血。如张亮从历史的视角,对阿多诺的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历史缘起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批判的思想进行了重新评判。法兰克福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目前仍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哈贝马斯的其他思想,诸如有关精神分析理论与批判理论、哈贝马斯有关科学技术(特别是有关基因技术)的论述,已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并可能成为未来关注的热点。另外,在已有多本哈贝马斯研究专著的基础之上,2005年我们又看到了有关哈贝马斯的另一本研究专著。贺翠香的《劳动交往实践——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一书于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基于哈贝马斯为什么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他是如何重建的,他重建的怎样这三个方面的分析,讨论了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及其不足。本年度,除相关研究论文和专著外,也还有相关的译著面世。马尔库塞弟子,现已移居到加拿大的芬伯格教授的技术批判理论综合了技术建构论和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和科学技术观点。芬伯格的研究路径和观点显然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其理论已受到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和研究。他的《技术批判理论》一书也于2005年由韩连庆等人翻译出版,这将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
近年来,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已转移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诸如哈贝马斯的学生韦默尔和霍耐特等学者的身上。必须承认,法兰克福第三代学人所面临的是不同于早期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等人的理论语境和和社会实践背景。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兴起、西方社会物质匮乏的消失、消费社会的来临,以及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变化,都向社会批判理论的第三论家提出了更多理论挑战。韦默尔和霍耐特二人虽然都是哈贝马斯的弟子,但二人与哈贝马斯的思想的远近却并不等同。相比较而言,韦默尔更多地继承了哈贝马斯的新启蒙和新理性的思想,他的思想的核心目标仍是建立后形而上学的现代性理论,批判地重建启蒙和现代性的思想。而霍耐特则试图另立门户,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就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关注较多的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从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的研究还仅仅刚刚开始。近年来,学界对韦默尔的思想已有所关注和研究,如在《现代性的现象学》一书中就有专章介绍,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霍耐特的思想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但可喜的是,这一状况将在短时期内可能会得到改观,因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已普遍地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
(2)生态研究。生态学是西方的最新流派之一。2005年,学界对生态学有较多的关注,发表了不少相关的研究论文。20世纪以来的现当代社会,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困扰着现代人生存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因此,对生态的关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人类自身的关注。王雨辰对奥康纳的生态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分析了奥康纳与其他生态学理论家在理论上的异同及其理论得失。郭剑仁则对以福斯特、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进行了考察,指出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王建辉认为生态学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其整体性方法。陈食霖针对部分论者将生态学看做是后思潮或后现代哲学思潮,指出应当在西方论域中认识生态学。郇庆治在《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述评》一文中概述了国外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他认为,20世纪以来,北美的生态学比欧洲的理论更活跃。
(3)西方的国家理论。国家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和功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葛兰西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者R·米利班德等人围绕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功能展开长时期的争论。可以说,西方理论家在这一领域已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探讨。因此,加强对这一领域的追踪研究,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任务。就国内目前已有的文献和已发表的论文看,有关西方国家理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对这一课题不断地进行追踪研究。2005年南丽军、尹树广以“雅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为题介绍了雅索普的国家理论。他们认为,雅索普在综合了制度主义、西方的话语分析理论、自组织理论和生活世界理论基础上,发展了西方的国家理论。在国家的方法论层次上,雅索普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强调国家、经济和生活世界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雅索普认为,虽然国家自身的规定性建立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制度化分离的基础之上,但其分离的界限则是复杂多变的,它们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策略选择能力的前提。
(4)英国的研究。英国的研究具有长久的历史传统。20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学界左右两翼围绕着展开长期的争论。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传入英国之后,又引发了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以及其他研究派别的争论。综合国内近年来的研究,可以说,英国的,特别是文化学派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但总的来说,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力度还远远不够。乔瑞金、师文兵在《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英国新哲学探索的主导意识》一文中,对英国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的发展做了追踪考察。他们认为,自20世纪中期后,英国出现了一批新者,也形成了许多新学派,其中历史主义的和结构主义的两个学派尤为引人注目。历史主义学派包括M·多布、E·霍布斯鲍姆、C·希尔、R·希尔顿和E·P·汤普森等。汤普森是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之一。而结构主义的学派则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它们由P·安德森、T·奈恩和布莱克伯恩等人组成,安德森是其领军人物。由于研究方法和角度的不同,这两个学派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尤其以汤普森和安德森的长期论战最为突出。汤普森继承了英国的经验主义的传统和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而安德森则对来自于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方法,尤其是法国的结构主义方法特别关注,并将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分析。乔瑞金、师文兵从这两个学派的不同的学术传统和方法的对立出发,具体分析了两派争论的焦点、实质和目的,并对历史主义方法与结构主义方法的区别及其特征做了对比分析,认为双方虽然在研究中各有重点,但并非是拒绝相互借鉴和吸收。英国历史主义学派并非仅仅使用历史主义方法,而结构主义学派也并非仅仅使用了结构主义方法,他们常常是二者的相互结合,其中的差别仅仅在于其侧重点不同。这可能是关于这两个学派研究中应该予以注意的。
二、后的研究
2005年,后研究逐渐成为国外研究的一个热点,并迅速地扩张其研究领地。涉入到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尽管对“后”这一称谓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但这不并妨碍对这一最新的国外思潮的研究和挖掘。事实上,如同“西方”这一概念已经存在的歧义和争议一样,笔者以为,有关“后”这一称谓,最终也不可能取得一个完全一致的规定。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当是我们所期望的。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有关“后”这一术语的探讨和争论,会有助于该概念的澄清。
1.拉克劳、墨菲与后
拉克劳和墨菲作为后的代表人物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周凡分别以《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后: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上、中、下)等文,对后的源流和概念谱系进行了详细的追踪考察。他认为,后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外的一种新思潮,其盛行的主要根源可追究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社会主义的挫折、的复兴、新左派的思想转变、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内重要性的衰微,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等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背景。后解构了古典的核心范畴,并在话语理论的支撑下,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战略性的重建。正由于此,后自从它一出现起,就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和来自不同方向的理论回应。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标榜“后”而闻名的拉克劳、墨菲只能算是后的旗手,而不能被视为后的鼻祖。因为在其之前的70年代,就既有英国的赫斯特和辛达思这样的后的先行者,也有50年代末的波兰尼和70年代的D·贝尔等西方学者。而围绕后的有关争论,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扩大了拉克劳、墨菲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和知名度。付文忠在《对政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超越》一文中,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墨菲的后的政治哲学思想。他认为,作为后的重要代表人物,墨菲在后期介入到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有关政治自由与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墨菲拓展了《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一书中有关“政治先于社会”的命题,强调冲突和对抗是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政治竞争的对手不是有待消灭的敌人;现代民主的整个问题均与多元主义有关,并力图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力图超越二者之间的争论,等等。孔明安在《“他者”的境界与“对抗”的世界——拉康的“他者”到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对抗”理论》、《后的政治哲学批判——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研究》等文中对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的观点做了评述。他认为,“社会对抗”学说构成了后的核心概念,它是拉克劳、墨菲在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阿尔都塞的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思想、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基础上精心构建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一概念不仅体现了拉克劳、墨菲在构建后理论方面的苦心孤诣,也是后理论区别于其他流派学说的关键。而且,“社会对抗”概念使拉克劳、墨菲与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沟通了起来,并通向其所主张的“多元、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学说。这一学说使拉克劳、墨菲成为后政治学说的核心,并使其区别于当今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两大流派。因此,对“后”的政治哲学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2.《马克思的幽灵》与广义的后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0?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3-0223-03
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支撑一个国家崛起的筋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培养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至关重要。高等院校教学和科研是相互促进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一体,所以探索依托科研课题,与科研的基础平台:毕业论文、创新杯、课外科技活动相结合,培养生命科学专业学生创新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一、高师院校学生参加科研的重要性
当前不少地方高师院校对学生参与科研不够重视,认为高师院校的任务是以培养中学教师为主,而中学教师的教学不需要科研,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因为随着专业开设的多元化,不少高师院校都不同程度开设了非师范专业;同时,随着学生就业的多元化,不少学生毕业后不一定从事教师工作。因此,在校学习期间,学生学会进行科研工作,掌握科研的基本方法,提高综合能力是重要的。由于对学生参与科研认识不足,措施不当,导致这些院校的学生科研能力不足,缺乏创新意识,毕业论文工作和质量受到影响。高校教学所传授的科学文化知识具有系统、深、专、精的特点。因此,有必要把科学研究因素引入教学研究中,使学生参与知识的发现过程。学生科研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对提高毕业论文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在科学研究中,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学生与其他人打交道中,学会了处理多种关系,有助于学生形成创新意识、社交能力和合作精神。
二、依托生命科学科研课题类型,多样化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生物学专业与其他理科专业一样,是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但又具有学科基础广泛,学科交叉、传递信息量大等特点,所涉及的科研课题,有生物学基础理论研究,又有农业生产的研究;有微观方面的研究又有宏观方面的研究。因此根据生命科学科研课题类型和特点,我们多样化地从如下几方面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1.立项科研课题与毕业论文相结合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毕业论文是高师院校学生教学的重要环节,也是培养学生从事科学研究能力,培养创新能力措施之一。为此,学院在毕业论文的教学中,鼓励教师依据其承担的科研课题和内容,划分为若干小课题,由专家审定后面向学生,由学生选择承担开展论文工作。如周歧海教授、博士承担国家自然基金、广西基金的“黑叶猴的觅食生物学与栖息地选择的研究”课题,从中抽取部分内容,划分为“黑叶猴理毛行为观察”、“黑叶猴食物选择及食物量研究”、“黑叶猴活动时间分配的研究”等小项目,面向学生,由学生自由选题。实践证明,这种参与重大课题研究的方式,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兴趣和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动手能力,也有利于为学生的后续学习奠定基础。不少同学考取硕士研究生后仍师从导师从事研究工作,如2000级的黄中豪、韦显盛同学本科时毕业论文由黄乘明教授指导,本科毕业后仍师从黄乘明教授读硕,开展“弄岗黑叶猴的觅食生态学”和“扶绥黑叶猴的活动时间分配及其栖息地利用”研究;另唐绍清、秦新民、邓业成、周善义教授等也将自己承担国家资助自然基金项目和区课题中的部分内容作为小课题给学生研究,这种依托科研课题开展毕业论文的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2.自主课题与毕业论文相结合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依托科研课题开展毕业论文,对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科研课题的深入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在目前实际情况下,承担国家、区级等项目的教师毕竟是少数,多数教师从事的仅仅是校级项目、自选项目或探究性项目的课题。因此,将这些项目和课题作为学生课外小科研的内容与毕业论文相结合是必要的,它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兴趣和能力,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也有助于发挥教师指导毕业论文的积极性,从而成为培养学生自主创新能力途径之一。多年来,仅石贵玉教授就指导学生从事诸如“复合多效唑对、水仙花的矮化效应”、“重金属对植物的毒害效应”、“环境胁迫对植物的影响”等几方面的课题,近35人的毕业论文,10人次获得了优秀论文,其中有的研究成果经重复实验和整理,发表在“生物物理学报”、“广西植物”和“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等杂志上。
3.地方特色资源研究课题与毕业论文相结合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我院生物学专业涉及的研究课题广泛。因此在开设毕业论文选题上也根据广西地方特色资源开设这类的选题供学生选择。这样既扩大了毕业论文的选题范围,又结合地方特色资源的研究开发,从而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也有利于学生增强深入研究地方特色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特色资源的思想意识。
4.课外科技活动与“创新杯”相结合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依托科研课题鼓励学生参与老师的科研课题,和老师一道开展研究,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极为重要。同时依托科研课题开展各类科技竞赛,以科技创新活动为载体,提高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创新能力也极为重要。“创新杯”、“挑战杯”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探索、开拓、创新的精神,培养学生观察、分析的科学能力。为此每年学院领导积极动员学生参加以学院和学校“创新杯”,继而参加全国“挑战杯”大学生学术科技和创业为载体的活动,学生积极性高、参与面大,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几年来,梁士楚教授、薛跃规教授、马姜明教授、石贵玉教授、谢强副教授等老师指导的学生课题组开展研究,成果参加学校、全国的“创新杯”、“挑战杯”比赛均获得了好成绩。如薛跃规教授指导的“湘西洛塔植物区系开发利用研究”获全国第六届“挑战杯”二等奖;“大石围及其周围地区植物区系组成及特征”获第七届全国“挑战杯”三等奖;近几年来,我院学生获校“创新杯”一等奖6名,二等奖11名,三等奖13名,贾金生同学获二项国家发明奖,这些成绩给学校、学院增添光彩,又使学生从中得到锻炼,开拓了创新精神,培养了自主创新能力。
5.中学课改研究与毕业论文相结合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师范院校培养的学生,部分是将来的中学教师,而与中学广大教育工作密切相关的课程改革现正在我国中学开展,因此,在大学期间让学生接受相关中学课程改革的信息,开展课程改革的探讨和与毕业论文相结合是很必要的。几年来,依据所承担的各种教学研究课题,我们有针对性地设置这方面的毕业论文课题,供学生选择。如杨华副教授指导的“试论研究性学习”、“广西中学生物教师探究教学能力状况调查与对策研究”等;肖邦裕副教授指导的“新课程的生物学课程设计与实践研究”、“中学生生物学学习态度的探讨”等。这些是杨华副教授等承担的国家、区课题所开设的毕业论文选题,是和中学课程改革紧密相关的研究。这种做法一是扩大了选题范围,提高了学生兴趣;二是增强了学生的改革意识,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为学生今后的教育工作奠定了课程改革的基础。
6.加强课外科研和毕业论文的指导。课外科研和毕业论文的指导是逐步使学生从被动学习向自主学习方向发展,从而实现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目标。在指导上,导师工作应重在“导”字上,让学生主动去学习,积极思考,综合分析,完成课外科研和毕业论文的实验过程和撰写工作。所以加强课外科研和毕业论文的指导工作,是提高课外科研和毕业论文质量的关键措施之一。为此,我们在课外科研和毕业论文指导中,除要求具有讲师以上职称,在教学和科研上有丰富经验的教师才能担任指导教师外,同时要求指导教师精心悉意、手把手地指导学生。要求学生自己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以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另在课外科研和毕业论文进行期间,定期检查各位指导教师的指导工作,保证课外科研和毕业论文工作的如期进行。
三、实验教学改革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相结合
传统的实验教学中,实验内容大多是验证性实验、传授操作技能实验和一些较简单的综合性实验;实验是在教师和实验员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学生按实验步骤“药方抓药”样机械进行实验,学生处于被动地位,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和设计能力的培养,也不利于后继课程毕业论文的教学。为此我们对实验课进行了改革,开设了设计性试验。具体做法是教师根据实验教学内容提出试验题目,由学生查资料、设计试验方案,然后开放实验室由学生独立完成实验,撰写实验论文,讨论发言,评分等。如2002~2004级生物科学专业、生物技术专业的遗传学实验中,学生对“果蝇一对因子的杂交”实验、“果蝇二对因子的杂交”实验、“红眼果蝇与白眼果蝇的杂交”实验进行了实验设计,然后独立进行实验,最后整理实验结果撰写每个实验的小论文,在课堂上宣读论文和讨论实验结果。由于实验是综合性的实验,实验的准备、药品配制、实验操作、数据整理、论文撰写都是独立完成,同时论文的撰写与毕业论文撰写格式大体相同,这不仅培养学生包括文献查阅、方案设计、方案实施、实验操作、结果整理和分析的综合能力,培养了学生撰写科研论文的能力,也为毕业论文工作的开展和质量的提高奠定了基础。进行设计性实验教学的课程还有微生物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植物生理学、分子生物学等。
总之,课外科研、毕业论文和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相结合,是高等教育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多年来我们在制定课外科研和毕业论文相关文件,加强课外科研和毕业论文工作的领导,加大经费投入的基础上,依据各学科专业的特点,依托科研课题,多样化地开设课外科研和毕业论文选题,使得本科课外科研、毕业论文与科研课题和培养学生自主创新能力紧密结合,增强了学生的兴致,培养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了高师院校生命科学专业学生的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蒋述兴.提高本科院校学生毕业论文质量刍议[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19(3):91-94.
[2]张鹏.高校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现状及对策研究[J].大学教育科学,2005,(3):50-53.
[3]聂麦茜,蒋欣,吴蔓莉.毕业论文与科研能力培养相关问题探索[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哲学版),2006,25(3):45.
[4]乔海曙.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综述[J].大学教育科学,2008,(1).
[5]张国梁,朱泓.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途径与机制[J].中国大学教学,2003,(6).
[6]王任翔,侯美珍,谢强.细胞生物学教学改革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S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