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资本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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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我国学者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对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才在国内发展起来。总的来看，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个方面。在定性分析方面，主要是论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刘迎秋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述了人力资本在实现国民经济高速成长中的作用，认为过去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忽视了与物质资本不同的人力本身所具有的资本属性，因而才没有使本来能够发展得更快的国民经济实现其应有的高速发展［8］。向恒从人力资本角度解读贫困，在分析我国主要反贫困对策的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人力资本投资是消除我国农村贫困的一种战略选择［9］。在定量分析方面，沈利生、朱运法把不同教育的成本进行加总，以此来衡量人力资本，并通过行业分类建立模型，定量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此外，国内学者还运用中国的经济数据，从实证角度考察了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10］。周天勇运用教育收益率法测算出1953－1990年间我国的人力资本平均增长率是13．43％，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是22％［11］。王小鲁和樊纲用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人员来衡量人力资本，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人力资本的地区差异是制约中西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12］。安徽省是劳动力资源大省，是中部地区劳动力最为密集的地方，通过对人力资本与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可以对安徽省的人力资本优化配置以及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切实可行的意见与建议，这对安徽省的经济结构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安徽省1990－2012年的经济数据，从实证角度来研究安徽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研究结果的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　模型构建

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是一个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因此，研究两者关系首先得确定一个具体的生产函数模型。以往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模型，诸如C－D生产函数、Harrod－Domar模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等。本文将采用最常用的C－D生产函数来研究这一问题。由于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影响通常是通过劳动力素质、技能、知识水平的提高实现的，因此，在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不能将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分开来分析，本文通过两者乘积的方式引入人力资本这一变量。

3　指标和数据处理

3．1　指标确定

（1）总产出Y。文章选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安徽省经济总产出。

（2）物质资本K。对于物质资本的估算，以往学者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以某个数据较完整的年度为基础，根据前后各期的新增投资和资产折旧率来估算各期物质资本存量；另一种是直接用固定资产投资额来替代物质资本存量。本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研究重点是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而并非测算人力资本对经济的贡献度，所以采用后一种方法，用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额来代替物质资本存量。

（3）劳动力L。劳动力这一变量用安徽省就业人数来衡量。

（4）人力资本H。如何衡量人力资本水平是本文的一个重点。传统的衡量方法有两种：一种叫资本形成法，即根据形成人力资本的各种途径（如教育、医疗保健、在职培训等）所费的总成本来测量；另一种叫教育年限法，即直接用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目前较为常用的是教育年限法。第一种方法考虑的因素较为全面，但是各种成本的测量不方便，数据的可得性较差。而后一种方法仅仅考虑了教育这一个因素对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这是比较片面的。本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综合教育、医疗保健这两大因素，选用安徽省人均教育经费、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数量、高校毕业生数、人均卫生经费、医疗机构数、卫生人员数这七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一个综合指标来衡量安徽省人力资本水平。

3．2　数据整理

本文收集整理了1990－2012年安徽省相关经济数据，其中GDP、固定资产投资额、就业人数这三个指标的数据获得相对较为容易，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安徽省统计年鉴。人力资本综合存量需要通过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由表1可以看出，人均教育经费、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数量、高校毕业生数、人均卫生经费、医疗机构数、卫生人员数这7个指标可以提取一个主成分，就用这一个主成分来衡量安徽省人力资本水平，记为H。由表2可以得出：H＝0．985　X1＋0．882　X2＋0．951　X3＋0．974　X4＋0．953　X5＋0．903　X6＋0．963　X7其中X1、X2、X3、X4、X5、X6、X7分别表示人均教育经费、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数量、高校毕业生数、人均卫生经费、医疗机构数、卫生人员数。由此可以得出1990－2012年安徽省人力资本综合存量。

4　实证研究

4．1　平稳性检验

本文所选的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在估计模型前有必要对这些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采取常用的ADF检验法。检验过程中的滞后阶数按照AIC准则来确定，AIC的值越小，滞后阶数越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时间序列lny、lnk、ln（hl）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所以不能拒绝原假设，即原序列非平稳。原序列一阶差分后得到Δlny、Δlnk、Δln（hl），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差分序列的ADF值均小于临界值，所以拒绝原假设，即一阶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

4．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ADF检验可知，安徽省的lny、lnk、ln（hl）是非平稳的，服从I（1），Δlny、Δlnk、Δln（hl）是平稳的，服从I（0），在此基础上可以对HL与Y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上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度水平下，安徽省的人力资本综合存量与GDP增长之间存在着Granger因果关系，ln（hl）是lny的Granger因，但lny不是lnhl的Granger因。这说明安徽省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原因，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是，经济增长却不是人力资本增加的原因，这与现实中教育投资不断上升是不符的。

4．3　协整关系检验

为了区分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以及避免出现虚假回归的问题，需要对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常用的检验方法有E－G检验法和Johansen检验法。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法。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SC）准则，确定最佳协整滞后阶数为2。另外，由于文章所采用的理论模型是：lnYt＝α＋αlnKt＋βln（HL）t＋ε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34．408　0＞29．797　0，4．937　5＞3．841　5，所以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和至多存在两个协整关系这两个原假设。又13．468　5＜15．494　7，因而不能拒绝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所以Johansen协整检验的最终结果是：lny、lnk、ln（hl）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安徽省经济增长、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存在着某种长期均衡关系。

4．4　长期均衡关系模型估计与分析

（1）安徽省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均为正数，说明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安徽省的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这与以往的理论上的研究相一致。

（2）安徽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大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说明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了物质资本的投资。可能的解释有两个：一方面，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投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从而使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减少；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不仅会通过劳动者知识水平、素质、专业技能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效应，也会通过增强本地区吸收消化新技术、研发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间接地推动经济增长。

4．5　误差修正模型

由Johansen协整检验可知安徽省经济增长、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在短期，这三者之间可能是非均衡关系。对于短期非均衡关系可以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来表述。采用的方法是Engle－Granger两步法：先建立长期均衡关系模型，再将长期均衡关系模型中的残差作为非均衡误差项加入到误差修正模型中，并用OLS估计相应参数。从ECM模型可以得出：

（1）安徽省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短期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效应，这与长期均衡关系模型的结果一致。本期人力资本投资增加1％，本期GDP将增加0．3738％。

（2）误差修正系数为－0．537　6，符合反向修正机制，且t值显著，说明安徽省每年实际的GDP与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68．8％被修正。该误差修正模型反映了安徽省经济增长受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

5　结论和政策建议

5．1　结论

本文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量出了安徽省1990－2012年各年度人力资本水平，接着利用相关计量知识得出了安徽省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及反映两者短期关系的误差修正模型，得出的结论是：（1）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安徽省的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长期来看，人力资本每增长1％，GDP将增长0．4957％。（2）安徽省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大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说明近年来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越来越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越来越突出。（3）人力资本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它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协调配合。

5．2　政策建议

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已经成为了影响安徽省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且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超过了物质资本要素的投入。为了能够更好地继续发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给出了以下建议：

（1）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推动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人力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它的形成需要长期的投资开发。根据舒尔茨的理论，人力资本的形成来源于五个方面：教育、医疗保健、在职培训、非企业组织的学习项目、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其中教育是关键因素。因此，必须进一步发挥政府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主导作用，加大政府财政对教育的支出、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改善教育结构。同时鼓励个人和社会团体对教育方面的投资，提高民办和公办教育的质量，推动教育事业不断发展。

篇（2）

1.引言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简称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必备生产要素，它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有目共睹。然而它们在不同经济体中的赋存状况却并非一致，这不仅与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关，还受到它们的历史背景、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和制度设置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资本在不同经济体中的使用状况也就千差万别。那么，是不是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就与别的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全然无关呢？是否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仅局限于拥有它的个体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90年代以来，我国沿海地区的投资逐步向内地的推移、“孔雀东南飞”和迭起的“民工潮”以及不同地区间在发展经验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相互交流等就是明证。显然，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区域之间相互作用宏观经济的过程。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简单地探讨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溢出效应。文章的后续部分如下安排：第二部分为资本区际溢出的理论分析，第三部分为资本区际溢出的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为主要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2.资本区际溢出的理论分析

2.1资本区际溢出的主要渠道分析

2.1.1资本流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生产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赋存状况具有差异性，从而它们的投资回报率在不同地区间也就各不相同，要素所有者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就会将生产要素从投资回报率相对较低的地区向相对较高的地区流动。就物质资本而言，它们由于受边际报酬递减的约束，会从存量相对丰裕的地区流向相对贫乏的地区，促进后者的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则相反，它们具有边际报酬递增（起码是非递减）的特征，并且它们的投资回报一般是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的，从而它们更可能从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向相对较高的地区流动，这样无疑会障碍甚至是破坏流出地的经济发展。另外，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规模经济效应、集聚经济效应以及“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性等也会促使资本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发生跨界流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流动都是从相对落后的地区向相对发达地区的集聚，最初的结果是障碍了流出地的经济发展，即“回波效应”；只有当流入地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可能导引致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回流，从而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即“扩散效应”。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并不充裕，这种情况下的资本流动显然会促进流入地的经济发展而障碍流出地的经济发展。显然，无论是基于何种原因的资本区际流动，都存在着区际溢出效应。

2.1.2技术扩散Romer（2001）认为，（技术）知识的类型多种多样，它的一个极端是高度抽象且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科学知识，另一个极端是特定的商品，而介于其间的是各种各样的思想。在这一框架下，技术具有如下特征：（1）技术具有部分公共物品的性质，即非竞争性和部分排它性；（2）某些技术可以被编码化（Codify），而某些技术则不能被编码化；（3）生产技术的R&D活动具有消费者剩余效应、商业偷盗效应和R&D效应。显然，从技术的上述三大特征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推论：（1）由于技术具有部分排它性和R&D活动的消费者剩余效应，未参与技术知识创造的经济主体也可以从技术的应用中获得收益，从而技术的私人回报和社会回报也就经常表现为不一致。也就是说，技术知识的生产和使用具有溢出特性。（2）技术的部分可编码化的特征表明，我们既可以通过对商品和劳务的使用来获取物化的技术，也可以通过专家指导和示范等来获取那些非物化技术。显然，无论是哪种技术，其扩散程度理论上都受地理空间的影响。（3）R&D活动的消费者剩余效应、商业偷盗效应和R&D效应表明，净技术溢出既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显然，上述理论表明，技术的这种跨界传播可以产生出显著的溢出效应，相关的经验研究也表明这种溢出效应不仅显著存在而且为正，如Jaffe（1986）和Coe和Helpman(1995)等。资本作为新技术（或新思想）得以产生的投入要素，通过技术的区际扩散必然会影响到其它区域的经济发展，从而产生出它们的区际溢出效应。

2.1.3示范效应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同经济体的发展历程各有异同，导致了区域间的经济发展绩效具有差异性，从而出现了相对发达区域和相对落后区域相并存的现象，如我国经济发展中梯度明显的东中西格局等。这样，相对发达区域就对相对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在这种示范效应的影响下，后者就可能会通过学习和模仿前者的成功历程来促进它们的经济发展，从而产生出外在于区域内部的经济外部性。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必备生产要素，它们在我国各区域经济体的赋存状况、使用方式和绩效发挥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它们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可能经由这种示范效应而产生出区际溢出效应。

总之，一个区域的资本通过它们的区际流动、技术的跨界传播和区域发展的示范效应等途径会对其它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资本具有区际溢出效应。当然，宏观经济它们仅是资本区际溢出的主要渠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可能有其它的渠道也会产生出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

2.2包含资本区际溢出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上面的分析表明，资本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确实具有溢出效应，为了更直观地来探讨这种溢出效应，下面通过构建一个包含资本区际溢出的经济增长模型来进行简单的讨论。首先假定各区域经济体通过物质资本（K）、人力资本（H）、劳动力（L）和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A）来生产出它们的产出（Y），且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型，见式（1）。

如果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资本存量的增加对于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正影响的话，则溢出效应为正，反之则反是。根据前面的资本区际溢出渠道分析，在不同的渠道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并非一致。其中，物质资本在三种情况下基本上都会产生出正的区际溢出效应，因为如果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物质资本存量增多的话，它们就会溢出到区域i，从而促进后者的经济发展。其例外情况是规模经济效应、集聚经济效应以及“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性等对物质资本跨界流动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物质资本存量增多的话，区域i的物质资本就会流向它的邻近区域，从而对区域i的经济发展具有负影响。人力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的正负情况也并非唯一。在资本流动这一渠道中，它们的区际溢出效应为负，因为如果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多的话，会导致人力资本从区域i流出到它的邻近区域，从而障碍了前者的经济发展；在技术扩散和示范效应两种渠道下，它们的区际溢出效应为正，因为如果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多的话，它们就会通过技术溢出和示范效应等促进区域i的经济发展。因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的正负情况必须看各种溢出渠道中的哪（几）种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更重要来定。为了具体分析我国资本区际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正负情况，下文将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进行探讨。

3.实证分析

3.1数据的选取和处理根据式（3），为了通过计量分析来探讨我国资本区际溢出效应的存在情况，我们必须知道每个省市区（后文简称区域，指的是我国大陆中除重庆市外的30个行政区域，这里不包括重庆市的原因在于它的有些数据无法获得）的劳动生产率、劳均资本存量、劳均人力资本存量以及邻近区域的劳均资本存量和劳均人力资本存量数据，所有变量取值的时间跨度均为1990～2005年。然而，我国的官方数据并没有现成的数据可查，本文对它们的选取方法如下。

1.区域i在t年的劳动生产率yit（元/人）由各区域的年度GDPit和从业人员Lit得到，即，itititLy=GDP，它们均来自1991～200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并用各区域的CPI指数进行平减。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从统计年鉴上得到的从业人员是年底的数据，一般来说它们大于全年平均数，这样就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低估，但由于其它几个变量也都同时运用了这一数据进行同样的处理，故这并不影响后文分析结论的得出。

2.区域i在t年的劳均物质资本存量kit（元/人）由相应年度的物质资本存量Kit和从业人员Lit得到，即，itititLk=K。在我国，由于各区域每年的物质资本存量数据在统计年鉴上并没有进行统计，一般都是通过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出，其计算方法见式（4）。目前，张军等（2004）对我国各区域自1952年以来的物质资本存量进行了较好的估算，本文沿用他们1990～2000年的计算结果，而2001～2005的数值由我们按照同样的方法计算得出。由于他们得出的省际物质资本存量数据是以1952年为基期的，而本文中所选用的GDP数据是以1990年为基期的，为了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将所引用的物质资本存量数据按照他们的计算方法折算成以1990年为基期的相应数值。

Kit=Kit-1（1-δit）+Iit（4）其中，Kit表示区域i在t年的物质资本存量；Kit-1表示区域i在t-1年的物质资本存量；δit表示区域i在t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经济折旧率，他们通过采用代表几何效率递减的余额折旧法得出它的值为9.6%；Iit表示区域i在t年的投资，他们采用经过投资隐含平减指数平减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代替；另外，基年（1952年）的物质资本存量由当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除以10%得出。

3.区域i在t年的劳均人力资本存量hit（年/人）的计算。在相关研究中，人力资本存量用得较多的替代指标为受教育年限。陈钊等（2004）通过分别测算我国各区域的人均受教育水平得到了相应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年/人），并将它们作为相应的人力资本数据的替代。我们沿用他们测算的在1990～2001年的结果，并按照同样的方法计算出2002～2005年的相应数值，然后通过除以相应年份各区域的从业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来近似地得到它们的劳均人力资本存量。超级秘书网

4.区域i的邻近区域在t年的劳均物质资本存量ckit（元/人）和劳均人力资本存量chit（年/人）的计算。这里的邻近区域是指具有共同陆地边界的行政区域。我们知道，除海南省外，我国其它各区域的邻近区域不只一个，因此这里的ckit是加权值。国际上最为流行的相关权重选取的是反距离权重，即，Wij等于区域i和j的质心之间距离的平方的倒数，这样不仅可以探讨区际溢出的存在性，而且还可以探讨这种溢出的“地区化”特征。由于我们无法获得我国各区域质心之间的距离，所以必须考虑其它的权重选择。从前面的说明有，我们要测度的区际溢出已经被限定在邻近区域之间，因此我们重点考察的是这种溢出的存在性。另外我们认为，无论是邻近区域的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它们的区际溢出都与它们的劳均存量大小正相关。因此，我们对二者的权重选择分别如下：

当然，本文在进行计量分析的过程中，对邻近区域的资本存量也曾采用过它们的滞后值，但效果没有当期时的好，故未曾列出，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我国资本区际溢出效应不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

上面的分析结果表明，用于测度资本区际溢出效应的参数γ和δ均统计上显著不为0，也就是说，在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均具有显著的区际溢出效应。其中，物质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为正，即，当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劳均物质资本存量提高1个百分点时，区域i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0.17个百分点；人力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为负，即，当区域i的邻近区域的劳均人力资本存量提高1个百分点时，区域i的劳动生产率将降低0.15个百分点。另外，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i自身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对于区域i的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劳动生产率对它们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26和0.69，均大于劳动生产率对邻近区域的资本投入的弹性，而且人力资本的投入对劳动生产率的拉动作用远大于物质资本。

物质资本的正的区际溢出效应表明，规模经济效应、集聚经济效应以及“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性等对我国物质资本跨界流动的影响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这显然有利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有助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减小。但是人力资本的负的区际溢出效应却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如果任其自然的话，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将会逐步流向相对发达地区，从而进一步拉大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我们认为，我国存在负的人力资本的区际溢出效应的原因可能在于：（1）我国人力资本的跨界流动所带来的区际负溢出效应和它们通过技术扩散和示范效应等途径所引致的正溢出效应都显著存在，但是前者大于后者；（2）我国人力资本的跨界流动所带来的区际负溢出效应显著存在，但是它们通过技术扩散和（或）示范效应等途径所引致的正溢出效应并不显著。显然，这对于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极强的政策含义，这将在下文进行简单探讨。

篇（3）

二、农业资本对促进农村经济影响实证研究

（一）实证研究前提

农村经济增长与农业资本深化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正比例关系。实际上，农村固定投资状况较差，使得其无法在短时间内对农产品产量的提高起到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需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后才能慢慢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针对资本—产出比增长率对农村经济的扰动情况进行研究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在增长的趋势上具有某种程度的同步性。上个时期的资本投入能够对农村经济起到较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农村经济随着资本存量的增长而出现上扬趋势。受到资本与劳动力方面的共同影响，与农村有关的各种现实制度出现较为重大的变动，使得农村在资本以及收入方面在整体经济当中所占比例不断发生变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会对其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情况（曹跃群等，2011）。同时劳动生产率发生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这代表农村在技术方面也随之出现回落的状况。针对这种情况进行研究，就是为了确认农村在某些时刻的资本与劳动产出弹性之间存在扰动机制，互相存在一定的关系。

（二）模型构建

针对本文中的模型进行构建，需要使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对要素产出弹性进行必要的确认，对其进行必要的数学处理便可以得到较为明确的模型（严九鼎，2010）。但是这种形式的模型与本文的研究存在一定的现实偏离，因此使用农村资本存量能够对农村经济产生正面影响的结论对其进行必要的休整，再结合考量整个模型的资产与产出弹性的变得情况与时间的推移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通过对模型进行现实应用发现，针对1985-2010年期间的βt与γt都在一定的时期内出现了负增长的状况。这种情况说明劳动与资本在对农村经济的增长起到较为正面的作用，1985-1994年的βt数值较为平缓，1994-1997年之间处于急剧上扬阶段，1997-2010年这段时间又归于平缓，具体情况如表3所示。通过对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的农业资本深化效应较为明显，但是其进程的不断缩短使得农业投资呈现负增长。针对这种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只能够依靠农产品发挥作用（侯国栋，2010）。因为，从这个角度而言，农产品的产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涨趋势。其实，如果从资本积累以及生产技术更新方面而言，需要较长时间与较高成本，难以针对目前的现实问题起到良好的解决或者缓解作用。对上述内容进行总结还可以发现，根据当期的形势，加大对农村的财政补贴力度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因此必须在这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篇（4）

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向数量经济学的转化，说明了两点，一是经济学越来越脱离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而把经济看作“理性经济人”基础上的纯粹的数量演绎；二是说明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知性科学越来越走向成熟。正像马克思所说：“一门科学只有能成功地应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也就是说，在假想的前提下，在排除了一切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学已在相当的程度上用数量和模型的方式把握住了经济过程的规律，但这种把握是知性的、工具理性的、形而上学的，而非现实的、实践理性的、总体性的。“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一切推论的逻辑起点。现实的人是具体的，除了经济属性，他还有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血缘的、民族的等属性。当一种学说专注于人的一种属性，而舍弃人的其他属性，这种研究本身就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同样，人类社会也并不等同于经济社会，除了进行物质生产，人类社会还必须进行人的自身再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人与自然关系再生产，当一种学说把人当作经济人，把社会当作经济社会，而专注于人类某一种活动时，其思维的本质和内涵都是抽象的、知性的、形而上学的、狭隘的。它研究的出发点不是人的全面的存在和全面的需求，它研究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它探寻的目的仅仅是要说明理性经济人的行为规律，因而一切非经济因素在它看来都是要排除的偶然因素，也就是说，工人的苦难和人类的幸福不在它的思考范围之内。哲学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总体性思考，因而当经济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的时候，经济自然进入哲学的视野，但是这种研究不是经济学的路径，而是哲学的路径，它思考的重心不是经济内部的经济规律，而是经济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如果说“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那么经济哲学就是对于经济行为的思维着的考察。在哲学看来，经济不是抽象独立的东西，而是人类千千万万种行为之一种，它无不生发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并服务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及存在价值都必须以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关系来衡量。在哲学看来，经济也不是孤立独行的，而是与政治、社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孤立的经济行为是不存在的。在哲学看来，经济还只是在普遍联系中发展变化的，尤其是在与政治、社会、文化的错综复杂关系中，经济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因而一切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本质上都不是非历史的，永恒的经济现象和范畴是不存在的，无论商品、货币、资本范畴都不是永恒的，而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这点讲，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本身是抽象的、孤立的、非历史的。它不是在真实的历史中研究经济，而是在假想的前提下研究经济。

不难发现，经济哲学是把经济放到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大视野中思考的，而经济学是把经济从大社会、大历史中抽象出来，经济哲学思考的正是经济学所忽视的，因而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言，二者具有互补性，这也正是经济学家与哲学家长期喜欢对话的根本原因。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一种经济问题的发生，其根源可能在政治、社会、经济之外，这时如果一味以经济的方法和理念去解决，结果就可能适得其反。因此，对经济的研究也必须有哲学的眼光。经济学如果排斥哲学，其结果不仅使自己陷入形而上学的境地，越来越孤立和片面，而且有可能将经济原则、财富原则、资本原则上升为社会的根本原则，而使自己堕落为为资本服务的工具。因为排斥哲学的经济学只把人看作经济人，把社会看作经济社会，因而背叛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的基本哲学立场。任何理论都是有哲学立场的，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提纲》第十条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排斥哲学的经济学立场，本质上就是市民社会立场，因而也就是资本的立场，因为市民社会的本意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经济社会。在旧唯物主义看来，人就是经济人，社会就是经济社会，因此弱肉强食是社会的基本原则，财富急剧地向资本集中，以及一切人间悲苦都是合规律现象，不需要反思、不需要反抗、不需要改造，这种立场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立场，它关心的是资本的增值，而不是所有人的幸福。现代经济学标榜“价值中立”，而客观上就堕落为为资本服务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并不关心人民、关心社会。但是如果哲学排斥经济学，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把握现代经济运行的规律，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以现代经济为基础和内核的，如果我们把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比作两个同心圆，那么现代社会是大圆，而现代经济是小圆，以小圆取代大圆，是知性形而上学的资本立场，然而无视小圆的存在和规律，则是反科学的经济虚无主义立场，真正的哲学是以对经济的深刻理解为前提的。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因而在考察社会“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这里所指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计算的领域，就是经济学研究的经济领域。正是这种可计算性，使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科学。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对经济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离开了经济领域，就没有真正的哲学思维。正是由于经济学与哲学的这种互补性，才使人类对经济的认识更加完整和全面。

二、资本与经济哲学

经济哲学是对经济过程思维着的考察，在所有的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对资本的全面认识，以便弄清资本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弄清资本、国家与人民的本质联系。在经济学看来，资本只是物，只是一种生产要素，但在经济哲学看来，资本不是物，资本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奠定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因而市场经济的真正起点不是商品，也不是货币，而是资本，是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由于资本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动力，因而一切经济学，无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本质上都是对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过程的思考，对近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思考。经济哲学本质上也是对这一问题和这一过程的思考。如果说经济学侧重于物质过程，那么经济哲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侧重于从宏观上分析资本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经济思想家不是没有哲学，而是认为经济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亚当•斯密就是在研究了人的社会本性，即《道德情操论》之后，专门发表《国富论》的，以证明经济领域存在“看不见的手”，提出“理性经济人”的假说。以后的所有经济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一假说基础之上的，无论各种理论之间存在多大分歧，但基本的理论前提是一致的。这就说明，经济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性，资本是按照资本的逻辑发展的，这个逻辑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追求剩余价值的逻辑，用西方经济学的话说就是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中，真正的主体是资本，工人是被排挤出市民社会的成员，他是从属于资本并受资本剥削的，因而市场经济表现为资本间的竞争，表现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正是资本的本性，导致了市场经济的规律性。从理论和现实性上讲，资本的本性是狭隘的，但是为什么狭隘的本性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因为这是一个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虽然每一个资本家的目的都是狭隘的，但是他只有通过满足社会需要的方式，通过市场并生产社会需要的东西才能获得利润，由此展开了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谁越能发现社会的需要，谁越能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谁越能高效率地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谁就能获得最大的利润，正是这种狭隘目的所导致的竞争，使社会的需要不断被发现、被满足、被高效地满足。现代社会正是由此发展起来的。资本不仅推动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推动着科学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剥削的秘密是：“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机构。资本家支付报酬的，只是单个的劳动力，而不是他们的结合，不是劳动的社会力。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其次，人口的增长，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生产力。”正因为资本家看到了无偿占有科学力量和劳动的社会力的可能性，发现了财富的真正源泉，因此有史以来，只有资本家最重视科学，重视管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结合，并利用它们为资本的增值服务，从而创造了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生产力。因此，从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讲，资本是最有效的经济发展方式。它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使人摆脱政治的、地域的、宗教的人身束缚；通过交换而不是强制的方式，把一切人力、物力组合进社会化机器大生产；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式积累相对剩余价值，发展交通、通讯、信贷，激励教育、科学为生产过程服务；通过竞争，瓦解着一切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激发起一切人的致富欲望，并把市场交换推向全世界。自资本诞生以来，资本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搞市场经济不能离开资本，不仅不能离开，而且要承认资本、发展资本。但是资本的发展“是和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那一部分人口的利益相矛盾的”，是以雇佣工人的普遍贫困和普遍异化为前提的。

篇（5）

一、人力资本与智力资本的内涵

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认为：人的能力即人力是人类所具有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而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就其实体形态来说，是活的人体所拥有的体力、健康、经验、知识和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总称，它可以在未来特定经济活动中给有关经济行为主体带来剩余价值或利润收益。简言之，人力资本的基本特征有两点：它是凝结在人身上的“人力”；它是可以作为获利手段使用的“资本”。

目前，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已经有学者提出“智力资本”的概念。在人力资本中，广义的“智力资本”，应包括智力、知识和技能；狭义的“智力资本”，应单指人力资本中的智力因素，着重理解为创新、创造发明的能力。不管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理解，都是从社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的角度出发的。智力资本是人力资本的重要部分，两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提出智力资本的概念适应了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时展的要求。智力资本的内涵较人力资本、人才资本先进之处就在于对人才创造性元素的重视和强调。根据新经济时代复杂劳动的要求，创造性人才具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创造性人才的劳动能够解决难度更大、范围更广、涉及许多学科和矛盾的问题。二是创造性人才的劳动具有较高的抽象思维和创造力，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创造更高的社会生产力。三是创造性人才的劳动能产生更大的生产力和创造力，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

二、新经济时代的主要特征与智力资本

第一，它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如果说，农业时代的春耕秋收犹如给大地梳头，工业时代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则把地球刨挖凿钻得百孔千疮，无疑于是对地球的敲骨吸髓。人们有理由将这种以耗竭能源和短缺资源为代价的传统型工业经济称为“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而新经济时代则是信息化(以数字化、网络化为特征)、市场全球化和以人(能)为本的多样化这“三化合进”的时代。新经济是低耗高效的特别依赖于知识资源的经济，是促进人与自然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科学、合理、综合、高效魄利用现有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经济。如信息科技术的软件、生命科学技术的基因工程对资源的耗费甚少，传统技术不可同日而语；而知识资源是在使用过程中唯一不被消耗、且能不断增值的、并可以为全社会“共享”的可再生资源。

第二，它是一种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创新是新经济时代的灵魂。在新经济时代，生产力的内涵有了新的扩展与诠释，知识、科技、智力已成为其主要内容。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已不再仅仅依靠技术的运用，知识的积累，而更多地依靠科学的创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成为直接的资本和财富后，拥有知识的人才无疑也就成了资本与财富的不竭源泉，也就成了新经济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新经济给全球带来的迅猛而巨大的变化让许多人难以想象。“数字化技术”和“工业化技术”、拥有智力资本和缺乏智力资本，这种区别正在制造新的巨大鸿沟，并将继续对各行各业带来全面的冲击。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没有高大的厂房、堆积如山的原料和产品库房，只有软盘和软件知识、程序、信息，但却在短短的20年间，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使公司资产达到了460亿美元。美国投机家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没有生产设备，没有雇佣工人，仅仅依靠对银行金融工具的认识和操作，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不断制造危机并积累了大量财富。知识要素的作用不但在经济领域发挥着巨大作用，在军事领域同样如此。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不再是比谁船更坚炮更利，而主要表现为科技实力的竞争，数字战争、信息战争可以在兵不血刃的状态下置对手于灰飞烟灭之中。

三、智力资本已成为新经济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资源

舒尔茨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人力资本学说”，在他的视野里。劳动者掌握的具有经济价值的技能和知识是构成技术先进国家生产优势的直接动因。国际经济运行状况也证实，现当代知识生产已成为现实生产力的强大推动力，人力资本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

如果说，舒尔茨的学说标志着人力资本在西方后工业时代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话，那么，比尔·盖茨的崛起，则标志着智力资本已成为新经济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的战略资源。也就是说，21世纪国际经济发展中产品的生产、价值的提升都要通过智力因素来实现。这不仅改变了生产的方式，而且改变了生产的内容。过去的制造牝把原材料转化为产品，是资源的凝聚，而现在信息业把智力资源转化为产品，为智力资本的凝聚和不断发展提供了条件，并不断地创造和使用知识。所以美国管理权威彼得·德鲁克指出：现代经济的主要职能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和分配”，而不再是”物质的生产和分配”。他还提出了一个后来被媒介反复引述的观点：”知识已经成为关键的经济来源，而且是竞争优势的主导性来源，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来源。”

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年均引进人才过万(引进人才占该国人才比重已由10％提高到25％以上)，而且他们引进的均是具有较高智力资本素质的人才，这些人才在美国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显然，美国在利用各种政策工具进行“智力资本”输入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要参与国际经济的全方位角逐一定要摆脱20世纪“人力(人才)资本较丰，智力资本甚弱”的窘境。

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由物力资本观、人力资本观、人才资本观的演进并正在由人才资本观向智力资本观升华，在新经济时代，国际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实质上)正是潜在的智力资本的竞争。高度重视智力资本的积累，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人将十分重要。对人才的渴求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像新经济时代这样渴求贤才，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像新经济时代这样将竞争集中体现在对智力资本的竞争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经济的发展像新经济时代这样体现出智力资本的魔力，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像新经济时代这样让智力和财富密切相联。从一定意义上讲，新经济就是智力经济，而智力资本的积累则是智力经济发展的基础。

四、智力资本积累的手段

在新经济时代，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将首先依赖于智力资本。智力使用的增值功能会显示智力资本不仅远远优于物力资本、人力资本，而且明显优于一般意义上的“人才资本”。而智力资本的积累在智力资本的形成中具有决定意义。智力资本的积累方式主要表现在培养和引进二方面。

篇（6）

一、商业银行资本的三个概念

作为一般性的定义，银行的资本是银行已经持有的权益类资金，目的在于防范头寸价值减少或商业损失等风险，从而保护存款者和一般债权人不受损失。银行的资本有三个不同的概念，即账面资本、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

账面资本是一个会计的概念，列示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等于资产减负债后的余额。但商业银行账面资本的概念与普通企业的账面资本的概念略有不同，商业银行的账面资本除了所有者权益外，还包括监管当局认可的储备、次级债等。

监管资本是商业银行按照监管当局的规定，应该保留的最少的账面资本数量，是一个根据监管规定计算出来的量，一般为风险资产的一定比例。巴塞尔资本协议要求商业银行要保留的最低监管资本的计算公式为：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乘以12.5，再加上针对信用风险的风险加权资产，就得到分母，即总的风险加权资产，分子是监管资本，两者相除得到资本比率的数值，该比例不得低于8%。

经济资本是一个风险管理的概念，是用于抵御非预期损失的虚拟资本，在数值上等于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置信区间商业银行非预期损失的倍数。经济资本不是真正的银行资本，并且银行选择的置信区间不同，经济资本的数值也不同。

这三个资本在数量上存在以下关系：第一，账面资本≥监管资本：如若不然，监管当局将会采取强制措施要求银行补充资本或削减业务规模以减少承担的风险；第二，账面资本≥经济资本：因为经济资本反映的是商业银行真实的风险，最终用于消化风险的资本是银行的真实资本，如果银行在制定经济资本预算时将经济资本的限额定得比账面资本高，真实发生损失时将没有足够的真实资本来覆盖损失；第三，经济资本≥监管资本：如果监管资本大于经济资本，则商业银行会采取资本套利行为，从而在不降低真实风险的情况下大大降低监管资本要求。综合起来，账面资本、监管资本、经济资本三者存在着以下的动态平衡关系：账面资本≥经济资本≥监管资本。

二、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的联系与区别

监管资本产生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标志是1988年《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定》的诞生。1988年的资本协议有两个目标，第一是要加强国际银行体系的稳健性，第二是要减少各国银行间存在的不平等竞争因素。监管资本是银行必须遵守的法定义务。

经济资本产生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由于1988年资本协议及1996年的修订主要针对的是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且风险敏感性不足，国际活跃银行为更好地管理自身的风险，开始开发自己的模型，用于为具体的交易配置资本。经济资本覆盖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经济资本发展的驱动因素是市场竞争的加剧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其主要目的是信息批露、绩效评估、计划、定价等。

监管者通过对国际活跃银行在经济资本管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的考察，用它作为改进监管资本的有用参考。资本协议非常注重银行的内部风险评估，并以此作为确定最低监管资本要求的基础。由于资本协议允许银行使用内部模型来计算监管资本，用来计算经济资本需求的风险评估过程也能够决定他们的监管资本要求。

尽管如此，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仍然有本质的区别。监管资本体现了监管当局要求，它不能代表银行实际吸收非预期损失的能力。监管规定不一定反映特定银行的风险特征，而且风险加权资产不能作为全部风险的正确测度。而经济资本反映了市场及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的需求，它是为承担风险真正需要的资本，反映了银行自身的风险特征。

三、经济资本的计量

经济资本是用来抵御非预期损失的，非预期损失是预期损失的标准差，经济资本是非预期损失的倍数，因此经济资本的计量与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的计量有关。由于银行要求的信用等级与设定的置信水平相关，置信水平越高，需要的经济资本越大。

1、信用风险经济资本计量

对信贷资产，预期损失（EL）＝调整敞口（AE）×预期违约率(EDF)×违约时真实损失率(LGD)

调整敞口AE的计算过程：银行对客户的授信额度为COM,已使用授信额度为OS，违约时使用“未使用的授信”的比率为UGD，则AE＝OS+(COM-OS)×UGD。

EDF为既定信用等级客户的预期违约率，可根据历史经验数据确定不同信用等级客户的预期违约率；

LGD为发生违约时的真实损失率，一般的做法时假定借款人出现不还本金或利息的现象时，一般都可能发生违约，但借款人违约时，银行的贷款损失通常不是100%，只要银行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总可以收回一定比例的违约贷款，它的大小取决于抵押情况、求偿时的优先顺序等。

单项资产的非预期损失（UL）：

资产组合的非预期损失（ULP）

ρij是资产i和资产j的违约相关系数。

银行是通过经济资本来抵御非预期损失的，为了维持与所担风险相称的资本水平，银行必须确定意愿的信用评级相匹配的置信水平。不同的信用评级所对应的置信水平分别是：AAA，99.99%；AA，99.97%；A，99.9%；BBB，99.7%。

如果XT是随机损失变量，z是概率百分比（即置信水平），EC是在一定置信水平上覆盖非预期损失的经济资本，在时间T时，使银行免于破产的经济资本的最小值v要满足：

上式清楚地表明了资本乘数与置信区间之间的关系：给定置信区间，资本乘数是损失分布的标准差数的上限。一般而言，对信用风险，损失的分布函数为贝塔分布。置信区间与资本乘数的关系将变成尾部拟合的问题，尾部拟合要做的，就是找出置信区间对应的标准差数。

2、市场风险经济资本的计量

市场风险主要包括利率风险、股票头寸风险、汇率风险、商品风险、期权风险。在资本协议Ⅱ中，利率风险由于难以准确计量，因此对利率风险没有规定资本要求，而是列入了支柱Ⅱ监管当局的监管。

在三大风险类别中，市场风险的建模最为先进，测量市场风险要用组合头寸法评估，不能单独进行，因为有些项目的风险可以轧平。测量经济资本的方法是：取某点上组合头寸的价值，计算基础因素潜在变化的敏感性，计算基础因素的潜在变化，将潜在变化乘以敏感性。用公式表示即为：VaRX=VX×dV/dP×PI,其中VX表示头寸X的市场价值，PI表示在时间I内市场价格的不利变动，dV/dP表示市价变动的敏感度。在计算市场风险资本需求时，需要设定置信区间和持有期。

3、操作风险经济资本的计量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定义，操作风险是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

与成熟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计量技术相比，操作风险的计量仍处于初级阶段。为了简单起见，一些银行干脆分配其所有资本金的18%-25%用于操作风险的防范。

从银行整体的层面，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汇总后的总风险应小于三者直接相加，但在现实中，由于很难确定相关关系，采取的是直接相加的方法。即银行的经济资本＝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市场风险经济资本+操作风险经济资本。

四、经济资本的作用

由于经济资本本身就取决于各部门、分行或各项业务的风险，或非预期损失的实际数值，因此对之进行分配非常科学。一方面，各个部门、分行或各项业务存在多少风险，就有多少非预期损失，就应该分配等额的经济资本；另一方面，各部门、分行或各项业务占用多少经济资本，就意味着承担了多少风险。具体而言，经济资本的作用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确定风险控制的边界

经济资本作为一种虚拟资本，当它在数量上接近或超过银行的账面资本时，说明银行的风险水平接近或超过其实际承受能力，这时银行要么通过一些途径增加账面资本，要么控制或回缩其风险承担行为，否则其安全性将受到威胁，并影响评级机构对银行的信用评级。

2、绩效考评

考核银行盈利的传统指标包括股权收益率（ROE）和资产收益率（ROA），这种指标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将风险考虑在内。出于风险的管理需要，西方商业银行逐渐出现了新型的以风险为基础的考核盈利指标－经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RAROC，Risk-AdjustedReturnOnCapital）。该方法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由银行家信托集团（Banker’sTrustGroup）首创，最初目的是为了度量银行信贷资产组合的风险和在特定损失率下为限制风险敞口必需的股权数量。此后，许多大银行都纷纷开发RAROC方法，建立在经济资本基础之上的RAROC作为部门、人员、业务条线的考核指标已成为银行业最核心的绩效考核指标。

3、贷款定价

传统的贷款定价方法均没有考虑资本的成本。实施经济资本体系的银行使用经风险调整的资本回报（RAROC）模型来确定贷款的定价水平时，贷款的风险越大，为该业务配置的资本金越多，为了使这笔贷款赢利，它必须满足最低的资本报酬率标准，即要使该业务的经济利润或经济增加值为正数。

其中风险成本相当于贷款中的预期损失，经济资本等于该笔贷款的非预期损失，RAROC用银行的资本底线回报率来代替，就可计算出为取得资本底线回报率，银行对贷款索要的最低价格：

贷款价格=RAROC×经济资本+资金成本+经营成本+风险成本

4、决策市场进出

银行是由多个部门和多种产品所组成的，高级管理层需要决定保留哪些产品、压缩哪些产品，发展哪些部门、收缩哪些部门，一个重要的决策依据就是经济资本回报率的大小。能够给银行带来较大经济资本回报的部门和产品应该予以保留和发展，回报率低的部门和产品应该收缩或撤出市场。

五、经济资本体系在中国商业银行的应用

经济资本已成为国际先进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的通用工具，中国的商业银行要想参与国际竞争，并在竞争中取胜，也应该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并解决相关的理念、技术问题：要在全行上下形成资本约束的理念，改变盲目追求规模扩张不考虑风险承担底线的经营行为。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是非常珍贵的资源，要将资本金分配至风险报酬高的业务条线和部门；尽快建立内部信用评级系统，将信用风险的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的计算模型化；引入RAROC绩效考评模型，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平衡，有效配置经济资本。

【参考文献】

[1]MichaelKong：内部信用风险模型－资本分配和绩效度量[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2]陈林龙、王勇：现代西方商业银行核心业务管理（第二版）[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篇（7）

一、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及其在我国商业银行的应用

经济资本管理基于资本的两个特征而建立：资本是稀缺的，因此必须将有限的资本有效地配置到最能增加银行价值的环节；资本是有成本的，因此必须强调对资本的回报，也即对股东实现价值创造，并充分考虑资本所承担的风险，实现收益与风险和成本的统一。经济资本管理体系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经济资本的计量，二是经济资本的预算分配制度，三是以经济增加值（EVA）和经风险因素调整的经济资本回报率（RAROC）为核心的绩效考核制度。

1.经济资本的计量

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衡量，非预期损失是指银行实际损失超过平均损失以上的损失，是对预期损失的偏离-标准偏离。经济资本从数量上等同于非预期损失，应覆盖商业银行的全部风险。

普华永道对全球银行业的调查表明，信用风险占到商业银行风险总量的65%，除此之外，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也是商业银行面临和关注的主要风险，《新资本协议》关于银行资本必须覆盖上述三类风险的规定即印证了这一观点，因此，虽然经济资本应覆盖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但在实践中主要是对此三类风险的计量。

(1)信用风险的计量。计量信用风险时，主要考虑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风险敞口（EAD）和期限（M）等风险因子。此外，还应考虑信用资产的相关性以及风险集中度。目前流行的信用风险计量模型主要有CreditMetrics信贷组合模型、穆迪KMVEDFs信贷组合模型、CSFPCreditRisk+模型、麦肯锡CPV信贷组合模型，以及《新资本协议》规定的IRB（内部评级法）模型等。

信用风险经济资本=EAD×√PD×σ2LGD+LGD2×σ2PD

其中，σ2LGD为LGD的方差，σ2PD为PD的方差

银监会对国有商业银行经济资本体系建设情况的调查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大多是在参照《办法》规定的基础上，以资本充足率8%为基准，根据各类业务的历史风险状况和本行的经营发展战略，采取内部系数法计量信用风险。比如，《办法》规定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是50%，有的行对此类贷款的经济资本系数则设定为4%（即为资本充足率8%的50%，等同于50%的风险权重）；对某些属于鼓励发展类业务，商业银行则设定较低的经济资本系数，使之相对应的风险权重低于《办法》规定的风险权重，比如《办法》规定银行承兑汇票的风险权重为100%，而有的行对银行承兑汇票的经济资本系数为3%，相当于风险权重为37.5%，充分地体现出了商业银行对此类业务的鼓励导向。

(2)市场风险的计量。VAR（风险价值）是计量市场风险最常用的技术，它是指在一定的持有期和给定的置信水平下，因利率、汇率等市场要素发生变化而可能对某项资金头寸、资产组合或机构造成的潜在最大损失。目前常用的VAR模型技术主要有方差—协方差法、历史模拟法和蒙特卡罗法。

市场风险经济资本=VAR*乘数因子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计量市场风险的常用技术有缺口分析、久期分析、外汇敞口分析、敏感性分析、情景分析等，少数商业银行（如建行）运用VAR计量市场风险。

(3)操作风险的计量。相对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量化更为困难，这是因为一是现有的数据不足，二是模型构造存在技术困难，三是在计量操作风险时极易因难以与其他风险区分而重复计算。目前，对操作风险一般采取简单的系数法，即根据历史年度发生的损失数据，将商业银行的业务按照操作风险的程度分配不同的风险权重，乘以该类业务的余额。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计量操作风险的常用模式是：

操作风险经济资本=前三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平均值*设定系数

2.经济资本的预算分配

经济资本的配置区分为对存量风险资产的经济资本配置和对增量风险资产的经济资本配置，前者考虑的是对资产组合所面临的未预期风险的抵御，后者则是通过对不同的产品、部门和区域设定不同的经济资本系数来传导总行的经营发展战略。商业银行在制定经济资本预算计划时，重点是对增量经济资本的配置。

从我国目前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经验看，商业银行对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经济资本，年初根据资金交易风险控制计划和财务收支计划计算并分配。对信用风险的经济资本，建行采用增量配置法，通过三个环节完成：首先，由总行年初根据全行发展规划和资本补充计划，明确资本充足率目标，提出全行的经济资本总量和增量控制目标，对分行进行初次分配；其次，总行根据各分行反馈的情况，在总行各业务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平衡分配；最后，总行根据战略性经营目标，对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增量的一定百分比进行战略性分配。

3.以EVA和RAROC为核心的绩效考核

以EVA和RAROC为核心的绩效考核引入了资本的成本概念，更真实地反映了商业银行的利润，克服了商业银行传统的绩效考核以利润的绝对额为指标的缺陷，有利于商业银行的经营者更清醒地权衡经营风险及其回报，从而做出更符合商业银行实际利益的决策。

绝对量指标：

EVA=经风险调整后税后净利润-经济资本*资本期望回报率

=(经济资本回报率-资本期望回报率)*经济资本

相对比率指标：

RAROC=经风险调整后税后净利润/经济资本

=（净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投资收益-运营成本-预期损失准备支出-税项）

经济资本

我国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商业银行对分支机构的绩效考核已逐步采用EVA和RAROC概念，只是对具体参数的设置（比如对经济资本的期望回报率）各行略有不同。建行等在经济资本管理实施方面走得更快的商业银行，已尝试将RAROC技术应用到具体产品的定价决策。随着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能力的提升，经济资本管理将在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1.强化资本约束意识

经济资本管理强调了资本的有限性和高成本性，随着外部监管部门资本充足率监管力度的加强和股东对资本回报要求的提高，商业银行在经营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到资产扩张的速度、业务发展的规模以及所带来的收益，还要充分考虑到由此而带来的风险及其资本占用，将收益与风险和成本相统一。资本约束意识的增强将有力地扭转我国商业银行传统的重规模轻管理的经营思想，促使商业银行将经营管理的重心放在转变经营管理方式，优化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提高经营效益之上。如下图所示，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2004年，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某银行贷款增幅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区间，避免了出现贷款增量的大幅波动，充分体现了经济资本管理在资产增长中的制约作用。

2.培养全面风险管理意识，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作为经营风险的企业，商业银行需要对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进行合理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经济资本强调的是对银行所承担的所有风险（而不仅仅是商业银行面临的最大风险—信用风险）所可能带来的非预期损失的抵御和弥补，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可以强化商业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意识。同时，经济资本管理要求对各类风险进行精确的计量，并鼓励商业银行开发适合自己的风险计量技术和模型，将促进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

3.准确计量各项业务的成本，完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存在突出的制度性缺陷：一是以利润、资产规模的绝对量考核为主，忽视资本占用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片面追求账面利润和资产规模而漠视潜在风险的短期行为；二是现行的绩效考核评级体系未充分考虑到风险因素，经营收益未经风险调整；三是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以横向为主，无法具体量化具体产品和业务条线的经营绩效，难以为经营决策提供支持。经济资本管理克服了上述缺陷：EVA强调了资本占用的成本，有助于商业银行尤其是其分支机构树立成本意识；RAROC强调的是经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并扣除了为预期风险所计提的专项准备金，更真实地反映了利润和资本回报率；同时，RAROC技术还可以衡量具体的交易和账户，有助于真实反映各项业务给银行所创造的价值。

4.提高商业银行科学决策和产品定价能力

RAROC技术通过对具体产品、业务和区域的经济资本回报率的量化，为商业银行在制定经营发展战略时提供支持。比如，根据历史数据判断某项业务的经济资本回报率较高，商业银行在编制经营计划和经济资本预算时，可以通过资源配置、系数设定等方式，向全行传达总行对于此类业务的倾斜支持导向。同时，RAROC技术强调了风险因素，商业银行在为产品定价时，可以通过RAROC技术推算出该项产品在什么价格水平才能达到预期的回报率，从而促进商业银行自主风险定价水平的提升。

5.推进金融改革深入开展，进一步推动国有商业银行增强独立的市场主体意识

经济资本管理强化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约束意识和成本意识，使过去因具有国家信用而忽视资本充足的国有商业银行深刻地认识到，资本是稀缺的和有成本的。随着股份制改革的深入，国有商业银行将面临着监管当局越来越严格的资本约束和市场越来越高的资本回报要求，这将督促国有商业银行切实转变经营理念，增强独立市场主体意识，推动股份制改革深入开展，真正将国有商业银行建设成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

6.经济资本具有风险约束和效益约束的双效应，有助于激励商业银行改进经营管理

经济资本不仅要抵御非预期损失，而且还在经营管理和资源配置中居于核心地位：不仅可以衡量一家银行的整体抗风险能力，而且还可以成为评价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或业务条线经营绩效的标尺；将收益与风险、成本结合起来，有助于商业银行根据实际承担的风险为产品合理定价；支持和鼓励商业银行改进风险管理技术，积极开发内部计量模型，完善资本管理，从而更科学地保持合适的资本持有量，激励商业银行改进资本管理。

三、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对我国银行监管当局的影响

1.促进监管当局对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区别的认识

在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过程中，银行监管当局有必要，并且会逐步认识到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不同：

(1)经济资本是商业银行根据自身承担的实际风险计算出来的资本，是一种应有“虚拟资本”，在数量上等于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非预期损失额；监管资本是监管当局要求商业银行持有的最低资本，属于“法定资本”，是一种实有的资本。从风险的角度说，经济资本代表的是风险，越小越好；监管资本则是抵御风险的屏障，越多越好。经济资本是从商业银行的视角看资本，而监管资本则是从监管当局的视角看资本。

(2)经济资本具有更好的风险敏感性。监管资本是监管当局基于整个银行业的风险状况而划定的粗线条的最低资本充足要求，在统一的资本充足要求下，既可能出现资本充足率达到法定要求而仍不足以覆盖风险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对资产状况良好的银行的过高的资本充足约束。与监管资本相比较，经济资本更好地反映了特定商业银行的实际风险状况及资本真实需求，因而对商业银行的风险具有更好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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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量与数据。本文的研究需要考虑以下变量，经济增长，物质资本存量，各类人力资本水平。Y，陕西省1996年到2011年的GDP。H3企业家人力资本。H1，一般人力资本水平。H2，专业人力资本水平。K，物质资本，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表示。假设参与就业的都是有人力资本积累的劳动力，因此可以用人力资本存量代替劳动力。如果将人力资本水平看成是一种投入产出的话，也可以将人力资本水平表示成123HHHH，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将劳动力投入用结构化了的人力资本存量表示，由于是待估计参数，因此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即使有指数也是待估计参数，方程中的与指数的乘积仍用表示。

（二）实证模型。将模型等号两遍分别取对数得到适用于本文的实证分析模型：123lnYClnKlnHlnHlnH，搜集1996年—2011年相关数据，用SPSS17.0对上述模型进行分析。参照SPSS输出结果，得出拟合方程为：lnY4.1770.669lnH1.07lnH0.058lnH0.735lnK123

（三）模型分析通过对模型方程参数估计和检验，结果表示：1、R2=0.996，F=997.14说明该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非常高。2、模型说明了陕西省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实际情况是一般人力资本即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水平的劳动力对经济增长无积极作用甚至会产生负作用；专业人力资本即文化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劳动力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是促进作用；企业家人力资本虽说也产生积极作用但是作用非常小；固定资产投资毫无疑问的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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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人力资本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他在《理想国》中论述了教育和训练的经济价位，认为可以通过从教育来发展人的先天能力。人力资本本质上是劳动力，但是，劳动力并非一开始就是人力资本，它只有在知识、技术、信息与劳动力相分离后，能够成为商品参加市场交换的条件下才能转化为人力资本。知识、技术、信息成为独立的商品参与市场交易在物质经济时代已经发生，但只有在知识经济时代，整个社会的生产、分配与交换才围绕知识展开，知识、技术、信息的交易占据整个交易的主导地位，而且逐步替代非人力资本成为最稀缺的重要资源。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劳动力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赋”，人与人之间只存在量的差别，而无质的区别。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力尤其是高级劳动力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通过“干中学”等投资获得。与知识经济的时代特征相适应，知识、技术、信息的稀缺占据主导地位，高级劳动力已成为投资的产物。这样，劳动力所有者必然要提出分享经济剩余的要求，而且随着产权制度的演变和各项科技的发展，劳动力所有者开始分享经济剩余。

目前关于人力资本的概念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人力资本就是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状况的总和。其代表人物是舒尔茨；第二种观点认为：人力资本就是人们在教育、职业培训、健康、移民等方面的投资所形成的资本。其代表人物是贝克尔，第三种观点认为：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体内，能够物化于商品或服务，增加商品或服务的效用，并以此分享收益的价值。该观点以李忠民为代表，该定义突出人力资本内生的抽象性的一面，认为：“人力资本属于价值范畴，是有意识投资的产物，能够促进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和财富的增进，应和非人力资本一样分享收益。”舒尔茨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定义是外因论、描述性的定义，而李忠民的定义则是内因论、抽象性的定义，都体现了人力资本的根本特征：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身上的“人力”，即人的体力和脑力，它在使用中可以作为获利的“资本”。为此，认为人力资本就是指凝结存人体的体力和智力中所具有的劳动力价值的总和。具体来讲，其价值形态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营养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就其实体形态来说，是活的人体所拥有的体力、健康、经验、知识和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总称，它可以在未来特定经济活动中给有关经济行为主体带来剩余价值或利润收益，而且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一样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所以，人力资本可以而且应该与非人力资本一道分享企业的经济剩余。

二、我国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现实分析

（一）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行政干预明显

首先，国有股股东在股权结构中占压倒性多数。据1999年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调查，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占60%-70%，个人流通股为第三大股，占近30%，机构投资者占50%，而且，国有企业国家股股份的流通性很差，只有面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发行的流通股(占30%-40%)，可以在市场上直接流通。股份流通性的不足，极大地影响了公司治理效果。在国家高度控股下，中小股东几乎没有监督企业的积极性，他们更热衷于在资本市场进行短期投资，中小股东的股东职能形同虚设。对于占绝对控股地位的国有股东而言，部分国有法人企业还能够发挥一些股东职能，国家股东依然按照行政审批方式行使股东职能。股权结构、股份流动性和股东职能的履行情况都说明我国国有企业股东及股东大会很难发挥真正的职能。

其次，由于我国国有企业股权主要集中于国家，因此，无论从董事会成员来源、结构，还是任命方式都受到国家的强控制。据邹东涛等人对我国30家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企业调查数据，在董事会成员来源和构成中，国有股推荐比重占79.6%，法人股推荐占17.3%，个人股推荐占3.1%。而且，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成员的董事任命方式依然是行政任命为主。同样的调查显示：在董事会人选任命方式中，由政府或者主管部门直接任命的比重高达66.7%;由政府提名，股东大会任命的占6.7%；由股东大会提名，政府任命的占3.30o;而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任命的仅占13.3%。这样，由政府任命的比重高达70%，而由股东大会任命的仅占20%。更严重的是，董事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我国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决议需要作为股东的政府批准才能实施。这说明，我国的国有企业政府行政控制比较严重。

（二）人力资本市场缺乏声誉机制

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还不是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人力资本流动还受到限制，它的供给和需求还不平衡，给它的增值带来了困难，从而不利于对人力资本的定价。人力资本定价是人力资本参与收益分配的前提，关系到人力资本收益分配的顺利进行。在现有的市场上，市场机制的调节价格的能力还不强，人力资本的供求双方的协调能力还有待加强。我国目前的工资形式基本上表现为事业单位的行政性统配工资和企业单方面规定工资，既否定了供求双方在人力资本价格形成中的权力，又否定了用人单位的还价自和人力资本供给主体的报价自，同时又否定了市场在人力资本价格形成中的作用，因而是非市场行为。

根据信息经济学的信息传递理论，市场具有信息传递的功能，完善的人力资本市场本身是一种声誉机制，它可以向社会传递市场中的人力资本的各种信息，以防止人力资本所有者对其“创新能力”的滥用。但是由于我国人力资本市场尚未完善，人力资本所有者一旦与企业签订合约，其收入基本上就为该合约收入，人力资本所有者“跳槽”的频率相对较低，这就意味着在人力资本在市场中参与的博弈是很有限的，根据声誉机制的形成机理，博弈越不充分，声誉发挥的作用就越有限，良好声誉的建立与维护需要在无限博弈中进行。所以，在目前我国人力资本市场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的声誉机制并未真正发挥作用。

三、完善我国企业人力资本收益分配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明确企业人力资本所有权，加强人力资本产权激励

人力资本产权是指市场交易过程中人力资本所有权及其派生的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等一系列权力的总称，制约人们行使这些权力的规则，本质上是人们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黄乾，2000)。人力资本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力资本产权的特征，人力资本与其载体天然不可分，离开了人力资本承载者本身，知识、技能、经验、健康无从谈起。因此，只有人力资本承载者才有可能拥有其产权。

人力资本信号传递作用的不断加强使得其拥有了参与企业契约谈判的资本，虽然有些学者认为，物质财富是实实在在的，具有信号传递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力资本就不具有信号传递的作用，只是他的这种作用相对较弱而已。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力资本的信号特征会不断加强，其信号传递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人力资本信号传递与其获得企业所有权的比例正相关（陈琨等，2004），如果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能够被财务资本所有者所认可的有关其具有经营能力的信号时，他也就拥有了参与企业契约谈判的资本。因此，把产权归属于人力资本承载者将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方式。如果不充分重视人力资本承载者应有的经济利益，人力资本就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当人力资本受到限制或侵害时，承载者可以使它的经济利用价值顿时一落千丈，同时，人力资本难以准确度量，会导致“逆向选择”行为。所以必须将人力资本产权赋予人力资本所有者，与财务资本所有者一样，人力资本也必须分享企业的剩余，实现人力资本的产权激励。

为此，我们必须从制度上保证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力资本产权地位：一是在法律上确认人力资本产权属于人力资本载体；二是完善人力资本流动、人力资本使用方面的制度，包括劳动报酬、人员招聘、选拔、晋升、调动、解雇解聘等方面的法规；三是在《公司法》、《劳动法》等中约定公司的整体行为，建立交易主体的约束机制，减少交易双方损害对方权益的行为；四是提高人力资本产权的法律地位，使人力资本所有者与物质资本所有者享有同样的权力，形成人力资本所有者与物质资本所有者均衡的谈判力。

（二）强化人力资本市场定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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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增长理论得到长足发展,经济学家们一直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规模的扩大都用来解释经济增长,这也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始于凯恩斯革命,如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玛构建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到后来在此修正基础上构造的索罗一斯旺模型,再到80年代中期产生了以保罗,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由外生增长理论向内生增长转化。虽然当代经济增长理论没有较为统一的模型,但无一例外地都将资本投入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资本积累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体制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转变,计划经济也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与大多数其他后发国家相比,中国当代的资本积累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快速增长,中外对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掩盖了资本积累中的许多问题,造成转轨时期出现了经济与社会矛盾,这同样也值得我们思考。

一、当代中国资本积累存在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由于一些制度改革滞后,使得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利界定和保障,资本积累方式也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所有制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相较于国有企业,资本积累的程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主要表现在融资能力上的差异。当代,我国的银行业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信贷业务,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银行的信贷偏向于国有经济。据统计,非国有企业从商业银行贷款比例仅为16,5%,这使得许多中小企业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本循环或其他非正规的金融渠道获得暂时的基本积累。

从居民角度看,资本积累来源的限制。使人民增收的途径较为单一。可以发现,美国人民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与劳动收入的基本比例为22:1,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的收入高,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的原因,因为美国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而中国却不是,人民大众的积累来源仅仅依靠微薄的工资,很少有其他的资本性收入。依据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论,当期的低收入造成了人们更原意储蓄以用来满足未来退休消费的需求,中国高额的储蓄率由此产生。而由于银行的存款利率长期低于CPI的增长率,居民自身的资本处于不断贬值的过程。因此,有限的资本积累来源是中国大众收入无法提高的重要原因。

处于经济转轨的中国,不合法的资本积累也存在。部分官员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将权利资本化,使其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必备的要素投入,形成相当于国家垄断的力量,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与运作门槛。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部分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压低承包指标与租赁价格,或通过非法的财务手段低估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流失到寻租者手里。损害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二、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的制度分析

事实表明,我国当前资本积累发生扭曲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制度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造成了我国资本积累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这也是转轨时期国家体制不完善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政府的约束与产权两个方面出发,来探讨当前我国资本积累扭曲的状况。

(一)从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第一步就是要防止政府对经济活动任意干预

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国家政策多变,政令具有很大的任意性,用张五常教授的话来说,“中国政策说好听就是弹性大,说不好听就是朝令夕改”。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十分普遍,如打着“宏观调控”或是“市场调整”的名义,授意相关部门对微观主体进行行政干预。市场规则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微观主体无法很好地预测下一期的经济状况,一部分积累的资本需要防范风险,而无法全部投入生产。同时,国家政策制定没有约束性,可能造成资本积累发生偏离。如我国在较长的阶段主导工业发展,而忽视了农业与服务业方面的积累,造成了现在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二)从市场微观主体的角度看,市场的平等需要国家作为监督者。而不是参与者

当代中国,多种所有制企业有了快速发展,在解决居民就业与社会资本积累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然而,一旦市场经济有较大比例的国有企业介入,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就难有平等权,也难以法制。国企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作为国企的股东,更倾向于为自己的企业“开绿灯”,通过越过法律的束缚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使国企资本积累不受约束。如最近的农行股改,国家对其坏账进行买单;IPO发行的股票多是国企。正在审批的上市公司中,仍是国企居多,民营企业要想获得同样的待遇困难重重。可见带有“国”字的企业就同于拥有了市场特权,在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下,国企不仅可以依靠自身来获得资本积累,同时还可以依靠特权获得额外的资本积累,政府背景使他们成为市场的强势者。而较为弱小的民企,无论融资能力还是企业规模都无法与国企相抗衡。等级效应促使许多民企必须通过寻租贿赂的方式获取市场的保护,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资本积累不断变异,最后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三)制度缺陷造成产权不明晰,限制了资本应有的价值

例如农地制度,目前,我国虽然法律上确定了三权,即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但是农地转非农地的问题迟迟没有解决,限制了土地作为农民资产性收益的来源,资本积累方式受到限制。

产权的界定是为了稀缺资源的排他安排,是市场经济定价的前提条件。由下表可知,我国的矿产资源特别稀缺,而在中国,各级政府所掌握的一些重要的资源配置权利,扭曲了资源投入生产时的价值,无法体现资源的稀缺性,造成资源以低于市场很多的价格出售,降低了矿产资源在资本积累中的真实价值。大量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破坏使得原本资源稀缺的中国雪上加霜,资本的积累陷入了恶性循环。

三、小结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遗留了许多问题,特别是体制缺陷,改革任重而道远。现阶段法制不到位,产权不明晰与我国千年来传统的封建意识和长期计划经济实践造成的路径依赖有着直接关系。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资本快速的积累,但是我们也要警惕不良的资本积累方式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危害。因此,转变资本积累方式,实现资本价格由市场决定,才是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2

[3],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1

[4]/effreySachs;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转轨[M],经济学,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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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前我国中小企业资本结构的现状

1.1权益资本与负债资金的总量比例不合理

在理论上，企业的资金按照其性质可分为自有资金和借入资金。自有资金是投资人投人企业的资本金及经营中形成的积累，它反映企业所有者的权益，又称权益资金。借入资金是企业向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其他企业等吸收的资金，又称负债资金。权益资金对企业的经营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是企业初始运营的资金基础，同时也是企业承担债务的基础，如果一个企业权益资金过少，负债资金过多，资本结构不合理，不但会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和发展，同时使企业财务风险加大，对企业的生存带来威胁。

虽然我国多数中小企业在开办之际主要依靠权益资本，但随着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权益资本比例越来越小，负债资金的比例越来越大。据国家统计局干1999年调查，我国中小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已高达95%，其中资产负债率超过100%的高达43%,2003年我国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60.36%,高于大型企业的54.82%。如此之高的资产负债率不仅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再融资能力，而且也给企业带来了严重的筹资风险和财务危机。

1.2权益资本与负债资金本身的结构失调

权益资本内部非正式股权和上市股票筹资的比重非常低，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从负债资金内部看，企业负债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和商业信用。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融资的比例几乎为零。而且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在银行贷款中，固定资产贷款越来越少，流动资金贷款期限越来越短。2006年某省统计局对该省中小企业长期贷款情况及其满足程度的调查资料，显示有53.09%的企业取得了1—3年的长期贷款，46.90%的企业根本没有长期贷款，即使有该项贷款的中小企业也仅有4.91%的企业满足需要，53.27%的企业不能满足需要。中小企业中有3年以上长期贷款的更少，63.52%的企业没有3年以上长期贷款，这说明中小企业取得银行贷款难，取得银行长期贷款更难。权益资本和负债资金内部的结构失调，使中小企业筹资严重缺乏弹性。

2优化中小企业资本结构的途径

2.1努力提高中小企业的自身素质，不断增强中小企业融资能力

要进一步规范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明确界定产权，调整优化组织结构，同时要强化经营者素质，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内部凝聚力和经营管理水平，以增强企业融资能力。建立企业发展的长远目标，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不断提取公积金、公益金，扩大自有资本规模，提高自有资本充足率。

2.2加大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力度.不断扩大中小企业触资规模

1)制定和完善信贷管理制度

改革现行的信贷管理制度，尽快制定和完善与中小企业发展相适应的信贷管理办法。建立灵活的贷款责任制，改进信贷业务流程，公开信贷政策，简化业务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同时，要通过改革目前的信用等级评定办法、适当扩大贷款抵押率、进行金融产品创新等途径，最大限度地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综合性的金融服务。

2)发展中小金融机构

尽快成立中小企业发展银行，进一步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当前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迫切要求有越来越多的中小金融机构能满足其日益需要的资金需求，以弥补大型金融机构对其融资支持的不足。因此，积极组建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国家政策性银行一中小企业发展银行乃当务之急，它必将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此外，国家还应出台政策，进一步鼓励和扶持其他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3)扩大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空间

积极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扩大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空间。直接融资应该成为中小企业扩大资本规模，优化资本结构的重要途径。完善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进一步规范和壮大“二板市场”。目前我国的“二板市场”存在着进人门槛高、管理不够规范和规模偏小等特点，发展十分缓慢，远远不能满足大多数中小企业的需求。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内，应加快“二板市场”的发展，扩大其市场规模。二是加大发行中小企业债券的力度。要改革现有的债券发行和监管模式，积极推行中小企业债券发行核准制，通过放宽限制、简化程序、严格评估、规范管理等方式来实现中小企业的债券融资。

2.3大力加强政府扶持力度.不断完善中小企业融资结构

1)推进中小企业资产重组

企业的资产重组尤其是内部的资产重组有利于盘活企业存量资产，充实企业的资本金，调整企业的资本结构，因此，国家要积极支持中小企业进行内部资产重组，同时，对企业外部的资产重组也要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促使资本流向经济效益好的行业和企业。

2)建立中小企业投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