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中国经济问题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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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向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经济的不断增长，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改善，使我国在经济全球过程中的地位逐渐提高，诚信伦理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诚信问题依然阻碍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诚信伦理含义的界定

在我国古代社会里， “诚”和“信”最初是分开使用的。由于二者的涵义有相通之处，诚与信逐渐用在一起。现代的“诚信”一词，其基本含义是诚信， 这与古代的诚信道德有着渊和源的关系。因此， 弄清楚中国古代的诚信思想， 对建设新型的诚信伦理观有着重大意义。

从人的本质角度来说，可以对人们提出不同的诚信要求。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而言，其诚信观应该从道义论和功利论的诚信伦理观逐步走向责任和权利的诚信伦理观。诚信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首先，从社会生活角度，可以分为人际关系诚信、经济诚信与政治诚信。而政治诚信中的制度诚信主要是法制诚信，法制诚信包括立法诚信、司法诚信、守法诚信与执法诚信；其次，从主体角度，分为个人诚信、社会群体与政府诚信；最后，从诚信发挥社会作用所依靠的力量的角度，分为制度诚信与人格诚信。诚信是经济发展精神基础，诚信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可靠保障，诚信是精神文明与道德建设的不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我国诚信伦理的现状

目前，我国的经济诚信问题是比较普遍的。经济诚信的问题，我们必须进行深刻的反思，对于信用缺失的原因， 有些学者认为，是市场经济规章制度的不健全；有些学者认为，由于个人的道德品质。尽管如此，其根本原因是我国传统的诚信理念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还不匹配， 而市场经济中的诚信伦理又处于起步阶段， 因此很难有效地规范人们的交易行为。这说明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确立诚信伦理的必要性。在传统社会里， 社会成员的交易在血缘关系或区域关系的社会群体的基础上， 其交易行为发生在熟人之间，是在人格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 其交易行为会随着交易对象的变化而具有特殊性。要求交易主体具有诚信的人格和德性伦理， 这种作为德性伦理的信用伦理之所以能够起到规范人们交易行为的作用， 是由传统社会中的交易方式所决定的。而市场经济中的交易行为是通过契约方式进行的， 它不再局限于血缘关系或区域关系之内， 这使得市场经济的信用关系复杂化和广泛化， 因此，只依靠对个人道德人格的信任很难使人们的交易行为有效地进行下去。市场经济的发展把人从身份社会推进到契约社会。

（一）经济体制的不完善

我国虽然从计划经济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由于市场经济活动数量大、变化速度快，加上信息的公开度有效实施尚未实现，使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为失信和欺诈的行为提供了可趁之机。市场经济关系需要契约支撑，遵守契约又离不开诚信伦理的规范。这就需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诚信伦理规范。

（二）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逐

诚信问题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理性有关，过度注重对市场经济利益追求使人们不注重诚信的作用。利益最大化是人们追求的最大目标。于是许多企业利益熏心，制假售假，偷税漏税，公布虚假财务报表制，这些都能降低他们生产成本，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因此产生了利益最大化原则与道德观念的矛盾和冲突，使经济诚信伦理受到严重冲击。

（三）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律制度很不健全。尽管近年来我国在市场经济立法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也取得相当大的进步，但还是不够完善，对于社会失信行为的打击处罚力度不够，使得失信者敢于违法。

（四）道德教育与文化教育的失衡

儒家虽非常注重诚信，但主要停留在道德层面上，主要局限于强调个人自觉自省，对实践和社会规范方面的要求不高，导致了诚信教育的失重。目前道德教育，尤其是经济领域内的诚信伦理的教育，局限于形式，缺乏实质内容。道德观念的培养与实践脱离。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交易，依靠道德观念远远不够。关键在于要建立一整套的市场诚信机制，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三、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诚信伦理的建设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诚信伦理建设，要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十六大报告要求：“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一）诚信理念的宣传工作

建立信用经济，要做好诚信理念宣传工作，使人们明白诚信理念对市场经济的积极意义。人们了解到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从最基本的利润方面，也必须诚信，这是国内外市场经济发展一条公理。因此，要自觉认识和遵循市场诚信原则的内在尺度，把诚信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素，并运用它来规范市场经济的秩序。

（二）以法律为后盾，处理好政府、社会和个人的信用制度建设

首先，国家应不断改善高层次的规范性文件和专门性的法律，这是诚信伦理建设的坚强后盾。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批判的吸收西方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如美国在授信方面的《诚实贷款法》、《信用卡发行法》，净化消费信贷环境方面的《信贷机会平等法》、《诚实借贷法》等。第二，政府信用制度建设上的推进和支撑。政府诚信对市场诚信具有引导和示范的作用，因此诚信伦理建设需要政府的推进和支撑。一方面，政府负责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其实施和规范；另一方面，转变职能使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第三，以建立个人诚信为基础。创建个人诚信制度，建立健全个人信用认证体系。在西方国家，消费者大多愿意承担信用风险而举债消费，以积累自己的信用记录。我们可以借鉴他们对我们有益的方法。

（三）发展信用经济

政府的经济政策，对于社会各种经济主体的行为，通常具有非常强的引导作用。正确的经济政策，在实现其正面政策目标的同时，也要将其负面效应降至最低。我国政府大力推动企业改制和兼并，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实施债转股，为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开辟了道路。但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也急剧加大，形成逃债、废债之风。因此，必须对一些特殊政策加以限制，以明确政策的适用度。各级政府部门也应认识到，完善社会信用环境，是政府按国际惯例办事的首要职责，在维护信用环境方面做得好，投资环境就会好，经济发展就会得到较大的回报。

（四）树立平等意识和规则意识，建立诚信伦理的基础

诚信属于意识范畴。所以，依靠制度还远远不够，更要加强市场经济的道德教育，让诚信观念深入人心。加强交换主题的诚信教育，需要进行平等意识和规则意识的教育。

一方面，平等意识。从人类市场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实质意义上的市场交换必然以平等为基础。马克思指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1]对于交换者来说，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实际利益，只有满足对方的切身利益，自己的利益才能得到满足。因此，在市场主体的道德培养的进程中，必须加强交换主体的平等意识的教育：占有经济优势不能强迫对方接受不合理的交易条件；政府部门不能滥用权力。另一方面，规则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市场竞争者为了争取利益，必须根据市场的供求水平来组合生产要素，提高经济效率。提高效率在于市场交换主体提高市场交换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市场竞争主体必须全面认识市场规则、政府有关规范与道德规范在交易活动中的重要性，而且更要付诸实践。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参考文献：

[1]乔法容 朱金瑞著：经济伦理学[M]，人民出版社，2004

[2]王海明：伦理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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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40年代， 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 一、金融自由化的风险。 金融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资本的全球高速流动以寻求最大利润。巨额资本的快速流动增加了金融系统的潜在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健全、具体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产生金融危机的诱因可以说无处不存，无时不在。主要是因为： 1.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国际游资频繁在各国外汇、股票市场流动，具有投资、投机两重性。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经济结构性失衡，形成“泡沫经济”，一旦出现逆差或货币贬值，资金便迅速抽逃，导致国际信用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便是典型例子。据IM F估计，国际短期游资多达7.2 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额的20%。其投机性、流动性和逐利性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金融经济安全的严重威胁。

2.作为资本流动载体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点便是其“杠杆效应”，能以较少“定金”买卖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约金额的金融产品，如远期合同、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形成以证券料汇、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预期为客体的金融衍生资本。一家金融机构的少量交易即可牵动整个国家经济甚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金融链条上的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使整个金融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 3.“对冲基金”规模不大，但借贷能力特别强，能够迅速筹集资金投放市场。一批基金联手再加上众多世界级银行财团的支持及其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中的强大游说能力，足以将任何一个市场置于危机之中。 [中 华 励 志 网 Www.ZHLzw.Com] 二、 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美元霸权霸权。 虽然从理论上说，国际美元本位像任何关键货币一样，对于提高国际交换效率和降低国际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中，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毕竟只是由美国政府法令强制使用的一种纯粹的、完全不兑现纸币，它的“生产”完全受到美国国家机器的控制，它所服从的完全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制订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国内规则。所以美国不会，也没有义务把别的国家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 三、 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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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围绕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前景问题争论不。中国的高速度增长能不能长久持续下去?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种:乐观论和悲观论。绝大多数体制内学者持乐观论，境外多数投资银行及跨国公司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

总的来说是乐观论的大合唱盖过了悲观论的黄昏悲歌.

中国经济存在向好发展的基础，乐观论者的主要论点归纳起来有如下方面:一是工业化阶段高增长论。在工业化的整个阶段尤其是中前期阶段，经济都呈高速增长。经济明显减速是在工业化接近完成和完成以后.

二是起点低增长潜力大论。中国就像一架起点不久正在加速的高速列车，起点低，加速和高速的时间就长。中国目前人均GDP的水平还很低，增长的人均基数还较小.

三是高储蓄高投资论。储蓄是投资最主要资金来源。一般情况下，高储蓄率对应高投资率。高投资率下的较多投资，一方面直接扩大了需求，通过需求拉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投资又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新的生产能力意味着社会供给能力的增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储蓄率一直很高，大体在40%左右，这一水平已高出世界上一些高储蓄利的国家和地区.

四是人口迁移城市化轮。中国面临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迁移潮，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有如滚滚洪流涌向城市和城镇，中国近4既的城市率具有异常巨大的上升空间，城市人口每增加l%就是1300一1400万，如果在增长10%就是1.4亿人口，这是多么巨大的新增城市人口购买力.

五是廉价的劳动力外加外资外贸推动的“世界工厂”论。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离不开外资推动和对外贸易。中国已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即FDI最多的国家。外资的流入不仅增加了国内可用资金，而且带来了高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中国对外资的最大吸引是廉价劳动力。中国拥有几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和数量众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不断增加的同样相对廉价的高素质的劳动力。中国现拥有在校大学生2000万，为世界之最.

六是市场巨大的消费结构升级论。中国市场巨大而层次分明。13亿人口的市场本身就像一个世界，相当于欧洲36个中等国家。①但改革开放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在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上还存在深化改革的必要。对于中国的大国经济而言，总量上的显著绩效和结构上的问题从生正在形成某种失衡关系，对结构问题的解决不仅决定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而且也决定着中国的大国经济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国际竞争优势。这并不是悲观论和唱衰论，而是中国经济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具体地说，这些结构性问题包括七个方面:

1.二元经济结构继续强化，反差过大。改革开放以来，二元经济结构并不是沿着一条平滑轨道在持续转化，而是经常表现出波动、迁回、反复甚至强化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不考虑物价的名义人均收入差距、剔除物价的实际人均收入差距以及人均消费差距，这三个指标均在继续拉大。中国的基尼系数远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40的警戒线，连中国的富人也认为贫富差距过大。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伴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对收敛，因此我们尤其要关注类似于沃尔芬森的警告:“今后10年内，如果以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中国在10一15年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基本上是社会正义。”②

2.区域差距继续扩大。改革开放之后，区域差距一度缩小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东部俱乐部”与中部和西部的地区间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

1978一2005年东部、中部和西部的GDP占全国比重的平均值分别为56%、26%和18%。在收入水平影响消费水平和结构的情形下，不同区域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和消费格局差距不仅没有缩减，反而有相对拉大的趋势。30年来中国区域差距在世界上其他114个经济体中，增长差距也是世界最高的. 3.资源消耗难以支撑为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家发改委领导曾经透露，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创造的1美元GDP能源消耗是其4一10倍，33种主要产品的单位资源消耗量比国际平均水平高出46%，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而这8个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的73%。中国GDP仅占世界总量的4%多一点，但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等的消耗量均达到了世界总消耗量的1/3或1/2左右。2005年中国经济规模为美国的1/6，但原煤消耗超过了20亿吨，几乎是美国的2倍。水资源急剧减少，江南水乡也出现了流域性缺水.

4.环境质量的持续下降，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己十分严重。水污染、空气污染、噪音污染严重，大河、大江、大湖的污染和生态功能退化，江南等地出现水质性缺水。2007年初环保部首次采用“区域限批”利器对付屡禁不止的环境污染事件。而根据联合国全球项目对全球主要城市的观测记录，北京空中颗粒物污染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标准的4一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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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是一门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交叉性学科，为了更好地促进信息经济学在国内的发展，由国家级学会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主办、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的第28届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暨第9届博士生论坛于2016年11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大会包括中国杰出学者论坛、博士生论坛以及学术年会3个主要议程，颁发了中国信息经济学乌家培奖、理论贡献奖、青年创新奖和最佳审稿人四个奖项，表彰优秀贡献个人和团队34个。来自全国50余所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事业单位的200多名信息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代表出席了此次大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汪同三和国家发改委的张长春在大会上分别就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作了深刻分析，指出了我国经济增长中积累的矛盾和风险交织呈现，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驱动力创新。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是我国信息经济学界展示学术前沿成果最具影响力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本届年会以“信息经济理论创新与中国问题”为主题，聚焦互联网环境下的信息经济与信息管理创新研究，顺信息技术发展之势而为，应我国数据驱动型经济而谋，体现出重塑行业结构新思路的智慧韬略。为了帮助学界了解在本次学术论坛上各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精准把握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动态，本文以“信息经济统计测算与预测研究”、“政府管理的信息经济学研究”、“ICT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研究”和“用户信息行为研究”4个方面为主题综述此次论坛的研究成果，发现研究成绩和存在问题，指出未来值得研究的方向。

1信息经济统计测算与预测研究

1.1信息经济统计测算研究信息经济学较有代表性的研究领域是关于信息经济和信息产业的研究，即通过对涉及信息活动有关的国民经济活动进行统计测算，从宏观上分析信息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情况［1］。中山大学的谢康、廖雪华和肖静华利用随机前沿非参数估计模型，分析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质量和路径以及融合路径对企业规模扩张和成本费用利润率的影响，其结果指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路径对企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是递增的;同时，南开大学的李坤望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对中国企业在地区－行业－企业层面上进行了实证研究，探寻信息化密度、信息基础设施和企业出口绩效之间的关系［2］，结果表明信息化密度高的企业具有更好的出口绩效，并且在其他相同条件下，这种效应会在信息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放大。前述两项研究均采用了面板数据集，较好地测算了趋同和演化过程，有助于理顺企业信息技术投入和企业经济效益增长之间的结构关系。此外，重庆大学的朱安明等利用优化权重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2014年39个工业行业的综合效率和优化权重，略显不足的是，信息化的投入指标仅用其所拥有的计算机数和网站数来表示，指标选取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完整代表性，建议还可以考虑信息系统应用覆盖率、信息资源覆盖率、信息技术贡献率等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跃洲和张钧南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进行细致分解，以此分析了信息通讯技术(ICT)的替代效应和渗透效应［3］，结果表明ICT在2010－2012年间的平均贡献率已经接近10%，同时，ICT的使用能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宏观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表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已经非常显著。本研究的缺憾之处在于结论中表明ICT渗透效应的体现需要5年时间，该时间周期略显过长。前述可知，多位学者从宏观上计算了ICT对国家或行业的经济增长贡献情况，为我国的信息化战略实施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政策制定依据。未来研究还可以采用多案例的研究方法，从微观上分析ICT对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1.2信息经济预测研究经济预测是通过科学的理论、方法和计算过程预测经济的未来发展状况，从事信息经济研究的人员积极探索“互联网+”情景下的经济分析手段，取得了一些较为显著的成果。中国科学院的汪寿阳介绍了“TEI@I”方法在复杂经济问题预测中的应用，该方法用传统计量模型处理经济活动中的主要趋势，用文本挖掘和专家系统处理现实对象中的突现性和不稳定性，最后基于集成的思想，利用支持向量回归技术对其进行非线性集成，从而获得一个更为精确的预测结果。该方法用情境知识引导经济预测过程，将一些难以显式出现在预测模型中的影响因素考虑进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在发生随机事件冲击时预测误差较大的难题。此外，清华大学的刘涛雄和徐晓飞提出了“两步法”预测宏观经济［4］，该方法先穷尽结构化数据，再引入互联网搜索行为的非结构化信息进行变量挑选，一共使用6种模型，比较了采用不同类型信息的预测效果，经过不断的比较和挑选过程，从而确定最优模型。其结果表明对于宏观经济预测而言，单纯使用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由于大量信息噪音的缘故，其预测效果并不理想，而在结构化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增加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则可以帮助改进预测效果，证实了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并不能替代现有的结构化统计数据，而是其有益的补充和完善。由此可见，上述两个研究均是针对宏观经济总量预测的复杂问题，分别强调了不同预测方法的结合和互联网情景下的非结构化数据与传统结构化数据的结合。值得拓展的是，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深度开发其他互联网在线信息，用于如公共卫生、房地产市场需求预测等方面，从而进一步检验其预测效果。

2政府管理的信息经济学研究

2.1政府契约设计的研究信息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有效使用并分配信息资源［5］，契约是进行市场交易的前提，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属性的差异性决定了契约机制设计的多样性［6］。中国人民大学的聂辉华针对中国政企合谋的现象，建立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的3层博弈模型，论证了从政府合谋到政企合作的路径，该研究聚焦中国现实且敏感的话题，解释了普遍的政企合谋和中央对地方生产活动的周期性干预现象，为合谋理论提供了新思路［7］;湖南大学的马滔构建了一个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探讨了平台方如何通过机制设计规制需求方行为，以解决供给方资源共享激励不足的问题，结果指出政府平台方通过建立保证金与保障金机制，可以有效提高资源共享效率。委托理论运用中，重庆邮电大学的万晓榆和龙宇运用委托理论构建了第三方公众参与下的激励－监督模型，结果表明政府的监督惩罚机制和公众评价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服务商的努力水平，有助于引导服务商提高信息服务水平。此外，中山大学的陈斌、北京大学的翁翕团队等基于契约设计，分享了中国政府如何激励创新的系列研究成果。上述可知，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共同点均是聚焦于中国的现有现象和现存问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从博弈论和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制度对于经济行为的影响，优化了我国现有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政府与各个共享经济平台合作共治的机制，以及在政府架构的设计过程中如何平衡物权、人权、契约、效率等关系。

2.2政府社会化公众服务研究互联网的技术创新成果和理论成果已经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之中，催生了较多的社会化公众服务平台。在我国，社会治理是由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多方治理主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社会化服务平台为公众参与治理活动提供了新思路。湖南大学的周莎和刘征驰提出了私人力量协同政府供给公共品的内在逻辑，创新了社会化电子商务模式与传统政府职能之间的合作，充分挖掘了其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可能性，弥补了现有研究对众筹领域社会价值挖掘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关于众筹能否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化公众共同管理事务的新模式，其实施的可行性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证明。

3ICT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研究

3.1ICT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新常态下，“互联网+”给实体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新力，企业纷纷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流程再造和价值链重组。中央财经大学的吴溪等基于交易成本的视角，探讨了“互联网+”的企业战略选择、市场反应和转型业绩，对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战略的动因和后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销售费用率较高的公司更有动机选择“互联网+”战略，而上市公司采用该战略后，并没有显著提升公司的会计业绩，由于仅使用一年的数据，忽略了信息战略投资回报的周期性，因而研究期限过短是造成结论经济贡献不明显的因素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陈猛、刘和福利用资源优势理论和服务主导逻辑理论，通过制造业和服务的对比研究，研究了IT能力如何影响服务创新和财务绩效，发现IT探索能力对利用式服务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北京大学的董小英等采用多案例研究的方法从资源观、服务观、价值观、交互观和系统观对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进行深入探讨，总结归纳了共性，对比分析了企业间的差异性，区分出了互联网企业、高转型度企业和低转型度企业的差异。文章略显不足的是仅对6家企业实施了调研，其结论的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扩大样本进行验证。可见，在“互联网+”背景下的企业绩效研究中，学者们的关注对象从上市公司、传统企业到企业IT能力，体现了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研究方法既有定量的实证分析，也有定性的案例研究。未来研究可以从前述的研究融合中入手，如可以关注非上市公司的研究和其他业绩表现因素的影响，研究IT能力如何影响财务绩效中，除了可以关注效用的变化，也可以从成本等其他视角去考量。

3.2ICT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研究现代市场竞争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能否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能否与供应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建立密切联系，因而供应链绩效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地质大学的朱镇分析了企业如何利用IT使能的整合能力提高分销渠道的敏捷绩效，并进一步探究了新兴经济体市场的内外部制度环境对上述关系所起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平台整合和知识整合对敏捷绩效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然而研究中采用问卷形式研究绩效问题值得商榷。不难发现，上述研究均从不同角度拓展了现有ICT对企业管理研究的范式和内容，值得指出的是，研究方法和样本数据的获取仍需完善，如应考虑用纵向数据替代截面数据，用实验法替代问卷法等，从而使得研究结果更具有效度和科学性。

4用户信息行为研究

用户行为是用户有意为之的主体性活动［8］，用户行为的研究也是信息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周军杰研究了老年人在虚拟社区的参与行为，具体比较了其知识贡献和知识接受行为的异同，识别出社会氛围、认知因素和老年人特征3个因素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知识参与行为。其研究价值在于重视了老年人群体在虚拟社区的参与行为和知识贡献行为。中南大学的朱张祥等针对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研究了对移动慢病管理服务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采纳行为存在经验距离的差异，该研究对移动慢病服务提供商的推广实践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同时，中南大学的曹仙叶等也研究了在线医疗的相关行为，具体为线上咨询的信息质量和边缘信息对其线下就诊采纳意向的影响，结果指出医生回答的相关性、信息量、简洁性以及医患的在线交互因素均能影响患者的线下就诊决策，但研究样本只针对少数几种病种，也并考虑患者特征。山东财经大学的李旭和刘鲁川基于心理契约的视角，研究了用户对社会化阅读APP的不采纳行为，即忽略和退出行为，研究发现系统本身的质量对用户的影响程度已经逐渐减弱，阅读内容和社交性的功能则对其影响正逐渐增大。该研究对运营商采取不同措施提高用户活跃度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华侨大学的王伟将众筹项目的文本语言依据说服风格进行分类，利用文本挖掘的方法建立了语料库，并构建了语言说服风格对项目筹资影响的计量模型［9］，研究发现认知过程和心理状态同时调节投资行为，并且语言说服性可以对这两个变量产生影响。该研究通过向筹资者提供最适合的说服风格指导，从而提高平台的总体筹资成功率。但研究只考虑了项目摘要的小部分文本信息，并未细致考虑详细描述文本的语言说服风格。综上，用户行为是信息管理领域研究的重要领域，深入研究有助于信息服务提供方准确把握用户行为特征，从而更好地改进系统或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10］。学者们对用户信息行为的研究更加突出社会网络的应用情景，如众筹、虚拟社区等，研究对象也从活跃的中青年用户向老年用户转向。不难发现，信息技术大跨度地实现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协同创新和经济共享，为科学研究人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平台。未来研究还值得进一步拓展，如可以从多视角研究老年人参与各种社群平台的行为特征，可以对照不同的语言平台，探索众筹项目发起者在说服风格使用上的差异等。但也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在量表开发上不能一味地模仿国外量表，而应针对我国现实情况，开发适合本土化的量表;在数据采集方面，需要更加注重搜索平台等互联网产生的客观数据，正如清华大学的陈国青提出的大数据驱动的研究思考，即必须同时重视模型驱动和数据驱动，尤其是多源数据的融合和外部视角的引入。此外，在信息系统与电子商务等领域，本届论坛也呈现出了一批成果。如在信息系统开发的成功因素探寻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的李高勇和毛基业采用单案例的研究方法，发现用户的参与行为可以消除和开发者之间的各种差异，确保需求的准确传递，促使系统的成功开发;在电子商务服务补救质量研究方面，山东财经大学的马良从商家和消费者的双重视角，探究了服务补救质量对于消费者感知公平和补救满意的影响，检验了消费者涉入的调节效应和感知公平的中介效应;在IT能力转型研究方面，中山大学的刘意运用单案例研究的方法，从企业和消费者交互的视角出发，探讨企业IT能力转型的实现机制，弥补了IT能力转型实现路径的研究盲点。

5结论

本届年会重点关注互联网环境下中国的信息经济理论创新和管理实践创新，与会专家和学者们的研究根植于本土企业，围绕经济预测、制度设计、电子商务和信息管理等议题展开，许多方法和视角都极具创新，不仅深化了信息经济学的现有研究，也开拓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本届年会呈现的诸多学术成果，其研究方法逐渐趋向规范化和多元化，并在此过程中追求理论贡献，尤其在用户行为研究方面，依据了丰富的理论模型，如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水平理论和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组织行为学的跨边界理论等，丰富了信息行为情景化的研究成果;同时研究重视文献理论与现实实践的对话，特别强调复杂情景下的多视角和多方法的结合，特别是为大数据环境下如何处理复杂问题，如何利用互联网平台的客观数据并结合传统的信息分析手段提供了许多新的思路和方法。需要指明的是，未来研究中，还要进一步注重样本选择、概念界定、操作化测量、数据呈现和解释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以期提升现有的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1］马费成．信息经济学及其相关术语—与姚健同志商榷［J］．图书与情报，1995，(2):1－3．

［2］李坤望，邵文波，王永进．信息化密度、信息基础设施与企业出口绩效———基于企业异质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5，(4):52－65．

［3］蔡跃洲，张钧南．信息通信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替代效应与渗透效应［J］．经济研究，2015，(12):100－114．

［4］刘涛雄，徐晓飞．互联网搜索行为能帮助我们预测宏观经济吗［J］．经济研究，2015，(12):6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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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宋雪雁，王萍．用户信息行为研究述评［J］．情报科学，2010，(4):625－629．

篇（6）

2008年北京奥运会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新亮点，同时也给中国的体育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国际上研究奥运经济公认时期一般为10年左右，即从奥运申办成功到奥运会后。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主办国和举办城市在筹备和举办奥运会时一般都会有一个经济发展的热潮。但是，当奥运会后，随着这种短期的膨胀型的需求衰退，举办城市或多或少都面临需求不足、供应过剩造成的经济压力，奥运经济中的对体育产业消极效应将更明显，包括体育旅游和商业等迅速陷入衰退、体育场馆闲置、体育从业人员的失业人数增加等，这就是后奥运经济的“低谷”效应。我国奥运经济期从2002年奥运申办成功算起，在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到2012年期间即进入“后奥运经济期”，如何克服“后奥运经济期”对中国的体育产业带来的“低谷”效应，使中国体育产业在遵循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更效率地发展，笔者提出了若干对策。

一、深入发掘奥运题材，大力发展我国的体育旅游业

奥运经济会对其举办国和举办城市最快、最直接的收益来自于体育旅游业。奥运会历来对主办城市旅游业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比如2004年希腊奥运会给希腊的旅游业带来的经济收入高达l1O亿欧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1％。比之于历届举办城市及相应的国家，中国的旅游资源优势突出，而北京举办奥运会这种作用会更大，因为全球各大媒体从申办到承办全过程的报导客观上为北京为中国旅游业做了一个长时间的免费广告，即能激发更多的外国人来京旅游的需求，同时也能吸引广大国内游客去奥运村、“鸟巢”、“水立方”等著名奥运场馆游览，这种旅游需求是巨大的也是长期的，所以即使在后奥运经济期，奥运仍然是一个可以深入挖掘的长效题材，旅游企业可以根据这一题材设计一系列有卖点的新线路、新项目、新产品，让更多游客来参观奥运场馆和设施，进行休闲、娱乐和度假，从而使体育旅游成为时尚，成为热点，使奥运会这个人文旅游品牌经久不息。

二、积极推进体育产业的法制建设

我国现有的体育法规尚不健全，现有法规以《体育法》、《宪法》的相关条文为基础，配合有限的行业管理规范、制度、条例组成，但基本上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对违规行为处罚力度不够。根据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现状，我国应该加快体育产业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以规范体育产业的发展。虽然有些省市出台了一些体育市场管理的法规，但是比较宏观，覆盖面较窄。我国应当出台与《体育法》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制定《体育市场管理条例》，可以明确管理部门的权限和职能，规定各类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和相关的法律责任。完善竞技表演的法规，通过对各种竞技体育表演的立法来保护竞技体育参加者的权益，规范体育竞技赛事的赞助、转播、广告等事宜，从而促进体育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三、建立多元化的体育产业发展战略

首先，培育和开发体育竞技表演市场。体育运动员通过体育竞技表演来满足体育消费者的体育欣赏需求，体现了市场上的交换关系，这就形成了体育竞技表演市场。我国在足球、篮球为代表的体育竞技比赛中，建立了以主客场为主的体育经营性赛制，通过票务收入、广告收入、电视转播权转让收入等获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其次，发展体育培训、咨询等中介市场。随着我国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向广大群众提供体育技术、健身方法和体育知识培训、咨询的机构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我国可以鼓励民间资本投入体育健身运动培训、咨询中，通过培训武术、散打、游泳、健美等体育项目来丰富广大群众的业余生活，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和体育水平。此外还可以大力发展体育彩票事业。目前，我国的体育彩票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为了更好地支持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和其他公益事业的开展，我国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使其能更快更好地发展。

四、加强对体育产业化运作专门管理人员的培养

长期以来，我国体育人才一直是按计划经济的模式来培养的，体育管理人才严重缺乏，致使目前我国体育市场的运行和管理较为混乱。体育产业的发展需要一大批既懂体育专业，又懂经济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国家要加大对体育专门人才的培养力度，针对我国体育服务市场管理人员严重缺乏的情况，应通过定期举办培训班、体育学院专门学习等一系列渠道进行培养，并对从业人员的考核、资格认定等做出明确的规定。

五、培养我国体育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体育产品的科技含量

我们要利用举办奥运会契机，积极培养我国体育产业的强势企业，培养国际竞争优势。如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通过内部机构重组实现了资源优化和管理优化，逐步向国际市场迈进。另外，积极增加体育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加体育产品的附加值，是有效提高体育产业、体育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我国体育产品的开发和研制能力还较差，体育产品行业必须同其他科研部门积极合作，共同研制、开发高科技新产品，使产品符合“以人为本”的世界先进理念，同时，对一些货真价实的产品应积极通过广告、促销等一系列营销手段，以质量和诚信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加大体育营销力度，以寻求更多赞助商加入，增加体育产业的产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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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4

在过去30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奇迹，中国也被称之为“赶超经济体”。改革初期，中国人均GDP只有100美元，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必须以快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来实现GDP增长，否则永远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目前我国已经超越日本50%，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中国将于2016年超过美国。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经济增长速度快很多。中国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型国家，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有目共睹的。只有根据国情，认清中国经济增长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原因，才能认识经济增长的规律，才能了解目前的减速是必然的。

一、中国经济减速与周期性失业

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8%以下，但并未看到过去出现的担心。截止2012年9月，中国有1024万新增就业，超过全年计划数14%，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与2011年持平，18个省市区提高最低工资平均涨幅19.4%。工资持续上涨意味着就业空间缩小，而用工荒、招工难仍是主旋律。以劳动单位提供的岗位数为分子，求职者为分母，2012年约为105%，与2011年持平。这说明岗位数多于求职人数。从经济学家观察就业的指标上看，就业没有出现周期性褪变。当然有些行业如出口行业状况不好，但其他行业又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弥补。虽然出现了一些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现象，但这都是短期的，不是根本性问题。

造成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一是中国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二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以二元经济为基础，特点是能够提供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农业部门，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不断涌现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快的经济增长率足以创造多个劳动岗位，能够按照不变的工资水平支付劳动力。如果发展到某一阶段，用不变工资招不到工，要想招工必须提高工资时，刘易斯转折点就来临了。刘易斯转折点的核心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劳动力没那么无限了。2004年是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第二个因素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两个因素注定中国劳动力不足状况已经发生，由此而产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以往不同。将“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速度主动调到7%，2012年又放弃了8%的增长率，表明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菲里普斯曲线与奥肯定律均表明经济增长与就业密切相关。经济增长速度快，就业岗位就多，失业率就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岗位数减少，失业率高。因此，将通货膨胀率替代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做比较，表明：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低；反之，失业率低，经济增长较快，通货膨胀率反而较高。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是反向关系。这就是著名的菲里普斯曲线。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的奥肯定律则直接以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做比较。此处的失业概念仅指周期性失业。

一般意义上的失业概念分为自然失业与周期性失业两种。自然失业主要包括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是指劳动者与岗位不相匹配，需要对劳动者进行技术培训或实践训练而产生的失业。摩擦性失业是指雇主与劳动者之间还未签订劳动合同阶段中劳动者的失业状态。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周期性失业完全被农民工承担了。2009年春节前后，由于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出口、外向型企业受到打击，农民工遭受了周期性失业、大规模返乡。反之，当经济恢复，特别是劳动力需求大幅度增加时，又反映出用工荒与就业难。

如果经济真正减速或者说是消极减速的话，就会导致周期性失业现象，如果没有导致周期性失业现象，证明经济减速可以接受，是自然、合理的。实际经济增速仍高于潜在增长率的经济减速是可以接受的。现实中2012年遇到的现象正是如此。2012年的增长目标是7.5%，“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率为7%，2011年为11%，大幅超过该指标。2012年潜在增长率是7.5%， “十二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是7.2%，2012年实际经济增长率是7.7%，高于增长目标与该年的潜在增长率，同时高于“十二五”期间的平均潜在增长率。由此判断，我国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的现象。

二、经济增长的主要理论与实践

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了“马尔萨斯增长”理论。认为人类经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增长。因为人们的生活稍有改善，就进行繁衍，人口的增长将创造的价值摊薄了。“马尔萨斯式增长”是一个贫困的陷阱，现今很难再见了。但在工业革命之前被称为马尔萨斯时代，经济增长不增长或增长得十分缓慢。

二是刘易斯转折点。经济学家们发现，这种经济增长既不同于马尔萨斯时代，也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时代，在某种程度上不完全靠现代的科技推动，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有大量的、剩余的劳动力促进经济的增长。

三是是索罗时代，即新古典经济增长。认为经济增长依靠技术的创新与产业结构的转化、升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是资本报酬递减论，认为生产要素是等量回报的，投得多，收入就多。但如果在劳动力短缺的基础上不断投入资本，最终不会产生效率，报酬会不断递减。了解这三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就可以较为系统地了解人类的经济增长史。

世界银行是第一个发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出现了所谓“东亚奇迹”的机构。“东亚奇迹”包括日本的发展。战后的日本曾经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富裕国家，日本是第一个奇迹的表现。日本之后，又有了“四小龙”，其经济增长速度、赶超速度均超越了日本。90年代中期后，东南亚五小虎甚至中国的沿海地区崛起，经济增长十分快。1993年，世界银行出了一本报告——《东亚奇迹》，吸引人们的目光去观察亚洲经济、东亚经济。在关注中，有些学者持怀疑态度，包括华人经济学家刘遵义在内做了很多研究，认为“东亚奇迹”主要靠投入，投入资本、劳动力，但是没有技术进步，也没有生产力的提高，是前苏联模式。世界银行出这个报告时，苏联已经解体。因此，很自然地就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很多经济学家通过经济模型、大量的计算来证明对亚洲经济怀疑的观点。最著名的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麻省理工大学杰出校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他用流行的语言将学者们复杂的理论与公式写成文章，认为因缺乏技术进步，东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最终结果将与苏联一样。接下来两年后，东亚发生了金融危机，由此认为他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笔者认为克鲁格曼的判断是错误的。这些国家虽发生金融危机，并未危害到国家经济的健康。四小龙仍是发达的、高收入的经济体。判断错误的原因是克鲁格曼虽然是凯恩斯主义的捍卫者，但按照新古典经济学观点与思路来分析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资本报酬递减是天经地义的。西方国家发展初期，劳动力不是无限供给的，而是短缺的。在这样的视角下思考问题，容易忽略东亚的人口红利问题。东亚经济增长现象不是索罗能够解释的，是刘易斯才能解释的。如果克鲁格曼没有认识到东亚、中国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个问题，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由于没有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而东亚经济体依靠人口红利、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使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经济较快、持续、长期的增长。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可以决定是否有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来自人口红利。简单地说，我国的人口结构这些年发生了变化。目前，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依赖型人群，年龄段为15岁以下和65以上。特点是只有消费能力，没有生产能力。第二类是劳动型人群，年龄段在15-65岁之间，是生产型人群，生产多于消费，扶养老人与孩子。2010年之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具有“食之者寡，生之者众”的生产性。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趋于减少，65岁的老年人口趋于增加，但速度不是特别快。增长得最快的是劳动人口。这种生产性表现在：由于劳动力增长非常快，数量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以劳动型人口为分母、依赖型人口为分子的人口抚养比一直在下降，就可以实现可持续生产与高储蓄率。这种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是所谓的人口红利。整个经济增长的源泉中都可以看到人口红利。不能简单地将人口红利理解为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比重。过去30多年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资本的积累。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71%，资本投入与人口红利有直接的密切关系。首先，人口红利证明人口结构好，扶养比下降，有可能实现高储蓄、高积累，就有资本来投入。其次，有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就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劳动力短缺的规律，资本报酬不会递减，国家投入资本就有产出，促进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致使资本报酬不发生递减、扶养比下降、高投入高回报、包括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的提高、体制的改善、人的素质提高、资源效益的在内都可以提高生产率。计量经济模型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进步，一类是资源配置优化。资源的配置更优化来自三大产业。农业中劳动力大量过剩，产值就会大大低于其他的部门，如果把这个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其他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得到明显的提高。例如，在生产率的提高的全过程中，技术进步占一半比例，而劳动力配置效果在提高，即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部门贡献了另外一半。生产率提高也与人口红利相关。有了劳动力的转移，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每一种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都与人口红利相关，而不仅仅是劳动力。很显然，如果人口结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不仅是劳动力供给受到影响，所有的经济增长源泉都将受到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就不可能那么快了。人口红利消失必然导致潜在增长速度的下降。

三、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生产力下降

2010年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察，这次普察的结果是劳动型人口绝对减少，即2010年达到顶峰，随后下降。扶养比从2010年开始上升，“十一五”与“十二五”的转折点，成为人口的转折点。就此，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这对我们的经济增长能力产生了影响。经济增长能力又称为潜在增长能力，或潜在产出能力。投资、劳动力的投入与劳动力的改善影响着经济增长能力。劳动型人口数绝对减少，劳动力的增长率显然是负的。投资的增长速度过去是平均16%，未来不可能保持这么高。未来平均增长速度是13%，期间还是递减的。投资下降，劳动力负增长，假设生产率的变化与过去保持一个趋势，那么，潜在增长率一定会下降。

未来投资增长要减速的假设是否有道理？中国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就越来越出现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特点——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资本的边际扣除率无一例外也在下降。特别是这一两年，有更加严重的趋势。投资不再能带来那么高的回报了，按市场规律假设，投资增长速度减缓。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会产生继续投资，即政府给予的补贴，廉价的或免费的资本。

1978-1995年，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平均10.3%，1995-2005年平均是9.8%，“十一五”期间，是10.5%。2010年是一个转折点，劳动型年龄人口由正变负，人口扶养比由负变正，变化较大，潜在增长率下降。因此，预测出“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率只有7.2%，“十三五”期间还会进一步下降，只有6.1%。这种减速是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的变化，决定了潜在生产率是必然下降的。失业是趋势性、长期性的，不是周期性的。如何看待国际上对中国需求的减少而导致中国经济减速？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国际上出现的这些不利于中国出口的现象是好事，中国的潜在生产率下降，而国际上如果还保持着强劲的对中国产品的支持，则中国经济将受到结构性的伤害。如果此时国际需求减少，反而对中国经济有利。

四、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

能否创造可持续增长，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否转向内需。城镇化蕴含着浓厚的内需，笔者认为，此处的“内需”指的是消费需求，而地方政府会更多地理解为投资需求。针对经济增长减速，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经济增长应以拉动内需为目的建议，当然大部分经济学家也认为此处的需求是投资需求。如果要走投资需求的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恐怕要落空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城镇化要有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要是投资需求的问题。这种说法获得支持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以投资拉动需求的建议与政府以往推动经济增长的经验一拍即合。成功经验有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等，这些项目都创造了巨大的投资需求。第二，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这个手段，达到了刺激投资需求。例如，确定了十大振兴产业、七大战略型新兴产业，可能还会根据新的情况来推行，认为这是政府可以做的，也是善于做的。第三，2009年，政府提出了4万亿一揽子的投资计划，也是在刺激投资需求。日本等一些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用短期政策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的现象。第四，经济学家的建议、政府的认同与其他国家政府与经济学家的推动，导致中国采取人为地制造投资需求的手段来保持经济增长。国外一些投资经济学家、政治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中国恐怕只能“硬着陆”的观点，建议中国出台一些刺激政策。虽然，中央政府很坚定地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但地方政府仍有一些小分歧。这有可能会导致中国在经济上犯错误。当学者们进行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时，问题不在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使我们处在他们所提出的中等陷阱中，真正的危险在于当潜在增长率下降时，用人为的需求因素将实际经济增长率提高到潜在增长率之上。这个错误会导致经济的崩溃，长期陷入停滞不前，这才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

经验告诉我们，过度运用产业政策会导致产能过剩。政府鼓励的产业，其利用率低于平均水平，意味着产能过剩。产业政策中的产业都处于优先发展之列，轻工业、纺织业位于世界前列，钢铁、汽车、船舶、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均是政府鼓励的产业，但鼓励的结果是产能过剩。由于政府的鼓励，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补贴，甚至资金投入，不考虑企业投资报酬的问题，因此企业无需考虑盈亏的问题，成为“大而不倒”的企业，宏观上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鼓励西部和中部发展的区域政策，着力点放在刺激经济增长与投资上，导致中西部地区产业资本密集度大大高于沿海地区。按照经济规律，中西部地区应该是资本稀缺区域，而沿海地区人均收入高，资本密集度高。而现在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度比沿海地区还高，人均收入并未提高，偏离了比较优势，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增长，还会导致一些常见的错误，如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导致通货膨胀等现象的发生，以日本为例，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人口扶养比都在下降，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保持平均9.2%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70年代日本的人均扶养比降到了最低点，20年内未提高也未下降，稳定于此。而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减速，从9.2%降到3.8%，在此期间，日本经济学家们不愿意接受下降的现实，民间、产业界与政府达成了一致的共识——促进经济的增长。由此，日本成为凯恩斯主义与各种变形的凯恩斯主义的大试验场。试的结果就是泡沫经济、保护落后，造成僵尸企业。1990年，人口红利消失了，人口扶养比上升，泡沫破灭，自那以后，平均每年GDP增长速度为0.85%，日本在20年中是0.24%的增长速度，因为其通货膨胀率不到1个百分点，日本失去了20年，判断日本还会失去第三个10年。目前，日本仍然认为自己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包括内需与外需，仍然采取大幅的宽松货币政策与财政刺激政策。笔者认为日本不能走出困境。

五、关于中国经济的建议

笔者认为，潜在的增长速度是不应当用人为制造出来的需求来拉动的。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是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所以，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提高潜在增长率。劳动力供给不足，自然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有三个。一是从定量角度上来说，定量资本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提高劳动资本比率，即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力。均能解决劳动力短缺、供给不足的问题。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日本又提供了反面教材。1920年，日本出现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工资上涨，于是日本开始提高资本劳动，大量投入资本，以机器带动劳动力，刚开始很有效，但继续就使得机器投入太快，超越劳动力的承受能力，资本报酬下降，不可持续了。同时，日本保护落后，在人口红利消失后犯的所有的错误，都使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提高。这是第一个失去的10年。1991-2000年间，日本在资本劳动率提高，人力资本虽然也做了贡献，但94%来自资本劳动力的提高。有了高储蓄，开始大量投资，推行区域鼓励政策，大量补贴，而要素生产力的贡献是-15%。可以理解其为什么失去了国际地位。

（一）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参与率

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目前，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是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年龄负增长造成的。即使出台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也不可能瞬间造就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既定的前提下，提高劳动参与率，让有工作能力的人能够充分工作，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将劳动参与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0.88%。光靠延长退休年龄来提高劳动参与率是非常有限的，还要推行户籍制度改革。目前，1.6亿农民工进城实现了1.3%的城镇化率，而进城后由于没有城市户口，非农业户口人口比重是34.7%，户籍差别导致了不平等待遇，使他们成为周期性失业的唯一受害者。劳动力供给呈现不稳定、不充分的状态。户籍制度改革恰恰提高了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与劳动供给。总的来说，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种立竿见影、一石三鸟的改革。

首先，稳定与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就有了提高。第二，吸纳的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过去已经呈现了这样的趋势，但因为待遇的差别与工资需求，转移的动力不足了。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这项公共政策，替代工资拉动效益，让农村劳动力继续转移出来，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将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第三，农民工转移更充分，就业增长就更快。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可以大幅提高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更加平衡。

今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放缓，但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应该加快，劳动者将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和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这是今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目前转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所需要的大量劳动者与产业所要求的教育水平是不匹配的。需要加强对劳动者的培训，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鼓励政策提高劳动力的教育年限。重点放在鼓励更多的人完成高中教育，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使劳动者的教育年限提高。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今天正处在从二元经济结构模式转向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折期。一般认为，正是在淘汰旧知识、学习新知识的阶段，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还未学会、还不善于做的就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适应中国目前的国情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常见的办法是技术进步。中国与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也就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学习借鉴他人的先进经验。其次就是要充分发挥资源匹配效应。由于产业之间、行业之间有生产率差别，流动可以提高配置效率。重点是生产要素可以在一个行业中企业之间自由流动。没有效率的企业被淘汰，被有效率的企业所兼并，扩大规模，整体的效率就提高了。

目前，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是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的垄断、民营企业准入门槛高。部分企业获得补贴与特许经营后，未与其他企业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笔者用3个30%的来自完全无关三个领域数据来说明问题。第一类数据来自美国，其生产率的提高有30%-50%来自部门之间、企业之间的消涨，有效率的企业扩大了规模，没效率的破产。第二类数据是在中国部门内、企业间有巨大的生产率差距，这种差距如果缩小到美国的水平就可以提高生产率30%-50%。第三类数据来自中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比较。在改革期间，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只有非国有经济的30%。提高生产率的潜力主要取决于企业之间生产率差距是否可以缩小，能否创造出一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环境，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这个潜力无法充分发挥。应该用改革的办法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高潜在生产力，而不是用人为拉动需求的老办法去超越潜在生产力。笔者认为，用改革的办法提高潜在生产率保持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符合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深化经济体制要求的。

国际上认为，中国是东亚经济的加强版。东亚经济在崛起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政府在经济中作用异常重要。东亚是唯一的最早实现经济赶超的地区，政府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而政府认为自身可以做无所不能的经验会延续下去，当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时却无法意识到时，出路是什么呢？让政府多关注民生，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当公共服务成为政府的唯一职能与日常工作时，政府就没有精力跑步前进替企业拉赞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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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结构清晰，内容详尽，系统性强

全书共分为十二章。第一章是宏观经济学导论，主要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定位、发展历程及基本研究方法。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对国民收入核算、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三个方面对宏观经济学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理论作全面的介绍。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分别就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供给和总需求、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作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第十二章对当代西方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流派的的发展、基本观点、分歧及新近动向作了简单的介绍。从全书的目录可以看到，作者对其中每个部分的理论和实践案例部分作了若干详细划分，结构清晰。同时，对本学科每部分所涉及的核心知识点进行了深入、系统地阐述和辨析。这是此书区别于其他宏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语言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强

宏观经济学在进入中国的很长时间里，给人的感觉往往是高不可攀，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得懂、听得明白的学科，认为那是政府官员的事情，和普通百姓生活没有关系。因此，很多的教材、专著对于宏观经济学的介绍基本上采用的是晦涩难懂的语言，让人敬而远之。读过这部宏观经济学教材后发现作者叙述的语言简练、直白，让读者看后能够感到宏观经济学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是可以学得懂的。尤其是其中引入的案例，其语言直白、透彻，把经济中的问题用百姓的话说了出来，让人更容易接受。语言的通俗性是这本教材的一大优点。

三、反映了学科的重要进展与主流成果，具有前沿性

作者不但介绍了已较为成熟的宏观经济学基础理论，而且还加入了近期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了出来。如在国民收入核算部分对当前热门话题绿色GDP的介绍，失业与通货膨胀部分对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分析等，这些都是目前政府关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大量的这些前沿性研究资料的引用是本书的特点之一。有学者在讨论我国学术界的学术规范性时曾说过，判断一本学术著作或论文的价值之高低，资料来源的多寡和可靠性不能不视为一个重要的标准。从这方面来看，本书的资料是丰富、新颖而又可靠的。

四、宏观理论实践化，兼顾理论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宏观经济学真正的舞台是阐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也由于充满了理性而足以开发心智，令人乐而忘返。在对理论介绍的同时，书中在每一个重要章节甚至知识点之后，都附有相关的案例及分析。例如，为什么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如此之低？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这些案例大都分析透彻、精辟到位，能很好地体现出真实世界中所蕴涵的经济学原理。同时，书中出现的案例，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问题，包括了一些作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所积累的成果。这就克服了时下不少翻译出版的国外宏观经济学著作在联系中国实际方面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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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我国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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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国际贸易所面临的环境问题

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贸易进口国，据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贸易累计进口总值达2686.3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02.76亿美元，同比增长7.7%；2012年1～11月，我国进出口总值已达到35002.8亿美元，比2011年同期增长5.8%，由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贸易进口总值增长速度之快，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增长的同时难免也会存在很多问题[1]。

1.进口产品产生污染

随着中国进口总额的不断提升，很多国外易污染产品也趁势进入中国，使我国的生态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这样的进口趋势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类产品在满足人们日常需求的同时也对我国环境构成严重威胁。比如一些进口的农用塑料薄膜、农用杀虫剂等在使用结束后无法进行有效处理或存在残留，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

2.对资源消耗型产品依赖性增加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部分资源消耗性产品在进口产品中呈大幅度增长趋势，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等相关产品的增长尤其明显。在看到进口资源消耗型产品带给我们好处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它带给我们的巨大负面影响。数据显示，我国对油气产品的需求呈逐年增长趋势，也就意味着中国对国际油气市场依赖日益严重。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进口原油2.5亿吨，进口依存度高达55.3%.。大量的新建炼油化工、煤化工企业集中在沿海和部分内陆地区，碳排放及含硫污染物排放逐年增加，给空气、水质、土壤等生态环境带来很大的危害。

3.废弃物转移进口

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间贸易的不断发展，很多发达国家利用各种方式和机会向中国转移废弃物。这些废弃物包括： 含氰废物、含多氯联苯废物、石棉废物、废酚和酚化合物、醚类废物、废有机卤代化合物、废无机氟化合物等。有些西方国家在带动中国就业的幌子下将一些危害性物质转移到中国大陆生产或者销售，在中国建厂、设厂进行产品生产。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统计，去年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共查出环保项目不合格废物原料267批，重2.9万吨，同比增长分别为2.3%、54.7%。截至今年9月28日，就已经查出不合格进口废物原料226批，重5.4万吨。在进口产品中，部分国家将本国禁止使用的产品转移到我国，给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

4.重污染类产品转移生产

在进出口货物贸易增长的同时，我国对外吸引外资逐年增加，中国的沿海、沿江以及部分发达内陆地区，已经成为最大的“世界工厂”，在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就业的背后，也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威胁。发达国家有着非常严格的环境管理法规，排放标准要求高，企业环保成本高昂，许多医药、化工中间体等高污染类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中国，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避免了对本国的环境破坏。

二、完善国际贸易环境下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具体措施

在当前国际贸易环境下，中国面临着国内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同国际上来自发达国家的环境贸易挑战的双重压力。作为新兴的贸易大国和环境大国，我们必须积极面对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挑战，积极参与国际环境竞争和合作。既在竞争中赢得利益，又在合作中抓住机遇，在争取主动权的过程中更好地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2]。

1.积极适应国际环境标准

面对国际上各种环保法规的出台，我们必须及时掌握信息以增强我国对外贸易的适应性。因此国家商务部、环保等相关部门应当担当起自身责任，及时保持对外消息的畅通，加强对世界各国有关贸易法规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充分掌握各国法规下环境标准的新走向和新动态，及早采取措施掌握主动权，避免新贸易措施的实施给我国出口贸易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同时政府要积极鼓励我国企业争取早日拿到ISO14000认证书。我们还可以以国际协议为后盾，合理利用国际环保组织和协议抵制绿色保护主义。

2.积极开展环境外交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开展环境外交，为了更好地保障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提升我国环境贸易的影响力，我国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以增强我国在国际贸易环境中的影响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有责任和义务来推进国际贸易的合作和发展。在坚持国际贸易共同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关于环境与贸易的谈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公正、更合理的规则和制度。同时在国际环境公约立法中发挥应有作用，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和环境标准的制定。还应当加强同国际组织及其他国家的多边合作，建立相互认可的机制，共同抵制国际贸易壁垒。此外，在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关系时要采取积极灵活的外交手段，在争取利益的同时做到不损害我国可持续发展利益[3]。

3.发展环保产业

随着国际市场上环保商品和技术需求的扩大，庞大的绿色市场也在逐步兴起，并不断影响着国际市场的结构。我国环保事业起步晚、技术落后、经验不足，需要借鉴并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经验，同时抓住当前国际环境的合作性趋势的机遇，利用外资加大对环保的投入，提高环保技术产业。另一方面可以从金融信贷、税收等方面出发大力开拓环保产业市场，扶持环保产业，进一步争取国际环保市场份额。同时积极开发绿色产品，在产品设计和包装上增加环保因素，并提高产品质量。政府积极鼓励企业争取拿到国际绿色认证，以符合国际环境标准的绿色产品打开国际市场，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

4.加大进口产品检验和环保监测力度

随着国际贸易产品安全标准的不断提升，我国也要不断加强进口商品检验和环保监测力度，积极应对我国进口贸易所存在的问题。首先在进口易污染产品的时候必须建立一个完整的检验和监测体系，根据我国自身情况进行科学分析然后进一步完善我国监测体系，对有害我国环境的产品拒绝进入或者高门槛进入。比如针对一些资源消耗型产品的进口，应该先分析它对我国环境带来的影响再决定是否进入。同时针对部分国家转移废弃物到中国的情况更是要加大环保监测力度，严格执行国际安全标准，坚决抵制危害我国环境的产品进入我国。

5.建立健全环保标准，加强新建项目审查力度

环保部门应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和今后加大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建立健全各项环保标准。对于新建项目，要加强环境影响评估，达不到标准的，不准开工建设和试生产。开工生产后，还要加大其监测检查力度，同时从外资引入的源头上加强审核，对于环境危害的项目，要加强评估，不能为了经济发展，而对环境带来长久危害，处理好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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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邀请到国家发改委中国大健康产业联盟理事长于小冬主任、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欣女士、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中药部副主任于志斌、贵安新区管委会王维仲主任和植提桥媒体总监张淑丽出席并作有关演讲。

2014年1月，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我国第八个国家级新区：贵安新区，此后贵安新区将大数据、大健康列为两大发展丰线，从电子科技及健康产业来布局及推动贵安新区的发展。2015中国植提国际论坛获得贵安新区承办，王维仲主任在本次新闻会上介绍了贵安新区优越的自然及气候条件。他指出贵阳植物资源储备总数大约为4802种，其中天麻、杜仲、茯苓、天冬、黄柏、半夏、吴茱萸和何首乌是极为优质的药材品种，总植物资源储备量仅次于云南。贵州医科大学、贵州大学等拥有国家级中药材研究中心，具备一定科技基础，并且以贵阳为中心的辐射周边其他省会城市的高铁枢纽将于2019年全面建成。贵阳将是兼具政策优先、植物资源丰富、科技配套快速更新以及交通、教育配套成熟的投资领地。

中国大健康产业联盟理事长于小冬主任就任国家发改委公众营养改善项目工作，对全球营养保健产业有着极为专业和深入的了解，并且对我国省市地区的大健康产业布局提出了兼具科学理念的思路清晰的指导思想。于主任介绍说，植物提取物衍生出来的健康产业前景十分广阔。而基于营养保健基础的健康行业不仅是一个产业，还是一种生活观念：在满足了基本生存与营养的阶段后，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精神愉悦、心态阳光及举止优雅的生活，大健康产业有助于国民经济的整个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