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论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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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GIST的临床诊断

目前，临床上诊断小GIST的诊断手段主要包括胃镜、结肠镜及小肠镜等纤维内镜、胶囊内镜、EUS、增强CT及氟代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FDG-PET）等检查。对于胃肠道黏膜下的小GIST，纤维内镜及胶囊内镜一般可以直视发现；但GIST多具有外生性壁外生长的特性，对于GIST壁外部位的大小难以界定，同时也难以区分GIST位于胃肠壁内亦或壁外压迫所致。EUS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内镜技术的不足，有助于明确包块的形态特征，并进一步明确诊断［13］。然而，通过EUS或食管、胃、十二指肠镜检诊断GIST的准确性有待商榷［1］。对于怀疑小GIST的病人，行内镜(条件允许应加行EUS检查)联合增强CT可以提高诊断准确率，对于早期诊断小GIST至关重要［7］。近年有报道，明确GIST的诊断须行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14］。但对于较易切除的小GIST，笔者不建议行穿刺活检，因GIST质地柔软易碎，活检可能导致瘤体破裂，增加肿瘤细胞医源性播散的风险。临床上根据需要，可联合形态学、免疫学（CD117和CD34）及基因学（KIT和PDGFRA）等多种检查手段明确诊断。《指南》推荐，对于最初怀疑为GIST的病人，应详细询问病史，同时根据需要，选择适当的检查，如增强CT（或联合MRI）、内镜（或联合超声内镜）、FDG-PET、EUS以及生化检测，如肝功能检查（LFTs）、全血细胞计数等［1］。笔者建议，无论选择何种检查手段，均应以病人为中心，根据病人的临床特征及个体化差异，选择最恰当的检查方式，以明确诊断，制定最佳的临床对策。

3小GIST的良恶性及危险度评价

鉴定小GIST恶性潜能对指导制定临床对策至关重要。临床上针对小GIST常呈自限性生长、大多无临床症状的特征，一般对策应为密切随访观察。相比于胃，位于十二指肠和小肠的小GIST病人更易发生出血等临床症状，此时须尽早干预治疗。对于存在高危EUS特征的小GIST病人，其危险度较高，建议积极干预治疗。Joensuu［15］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危险度分级系统进行了修订，目前，对于局限性GIST危险度评估包括肿瘤原发部位（非原发于胃的GIST较原发胃的GIST预后差）、肿瘤大小、核分裂像以及肿瘤是否发生破裂等。Miettinen等根据对1600多例GIST病人的随访结果得出结论，对于核分裂像＜5个/50HPF的胃小间质瘤（直径＜2cm），可认为其是良性病变。《共识》指出，对于任何部位的原发肿瘤，核分裂像≤5个/50HPF的小GIST（直径≤2cm），危险度分级为极低，无术后复发风险，核分裂像为6个/50HPF~10个/50HPF的小GIST，危险度分级为中等；虽然核分裂像＞5个/50HPF的小GIST病例较少，但临床应视为可复发风险组，需定期随访观察［10］。而发生肿瘤破裂的小GIST，无论核分裂像多少，危险度分级均为高级别，术后复发风险极高。此分级系统提示：虽然绝大多数小GIST（直径≤2cm）生物学行为表现为惰性生长，不易进展，但是仍有少数小GIST具有恶性特征，危险度高，应给予足够重视。然而，此分级系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此系统仅适用于原发GIST切除术后病人进行预后及复发评估，是否需增加术后补充治疗尚未评定；该分级系统亦无法用于术前评估GIST危险度。核分裂像的检测需要离体的肿瘤标本，而多数小GIST可完整切除，《共识》不推荐对此类小GIST术前进行常规活检或穿刺，且不适当的活检会引起肿瘤破溃、出血及增加肿瘤播撒风险；其次，内镜下活检常常难以明确病理诊断，因为只有少数GIST累及黏膜时才能取到肿瘤组织，且偶可导致肿瘤严重出血及播散［10］。《共识》增加《2010年版WHO消化道肿瘤分类》和《2013年版WHO软组织肿瘤分类》的6类8级标准，并根据预后分组将GIST分为良性、恶性潜能未定和恶性三类，作为“NIH危险度分级修订版”参考。

4小GIST的临床对策

《指南》建议对于GIST病人可采取多学科专家组（MDT）诊疗模式［1］。对于未发生并发症及肿瘤无转移的早期病人，一般不推荐进行MDT诊疗模式；对于发生并发症或肿瘤转移的进展期病人，推荐进行MDT诊疗模式。笔者认为，对于病情较复杂、诊断不明、病期较晚或临床医师在选择病人治疗策略发生分歧时，应启动MDT诊疗模式，根据GIST特点及病人个体化差异，选择最佳的策略。

4.1随访观察针对无临床症状、无高危EUS特征的小GIST，临床上一般采取密切随访观察对策，但对于无高危EUS特征的小GIST，长期EUS随访发现，仍有部分病人术后复发［19］。对于小GIST病人，有学者建议随访采取EUS检测或EUS联合增强CT检查的方案，随访频率为至少每2年1次。《指南》规定，对于直径＜2cm的胃小间质瘤，若不存在边界不规整、囊腔、溃疡、强回声及性质不均匀等高危EUS特征，应每6～12个月复查EUS。笔者认为，对于风险极低的病例，可降低随访频率；反之，风险增高，随访频率随之增高。《共识》与《指南》意见基本一致，对于小GIST，若EUS证实存在不良因素，如边缘不规则、溃疡、强回声和异质性，应考虑手术切除；否则，暂不手术，应每6～12个月复查EUS。

4.2小GIST的治疗

4.2.1内镜下治疗绝大多数小GIST起源于固有肌层，多呈外生性壁外生长，与周围组织边界较难判断，有时内镜下观察直径较小的肿瘤，实际外生部分较大，内镜下切除很难保证其切缘阴性，若切除过深过大又极易导致穿孔及出血，故行内镜下根治性切除术困难较大［20］。有学者指出，对于微小GIST病人应采取谨慎态度，在考虑行内镜切除治疗之前，必须充分告知病人风险［7］。《共识》指出，内镜下操作发生出血、穿孔和肿瘤种植等并发症的风险相对较高，不作为常规推荐［10］。目前关于内镜治疗后行EUS随访的策略仍存争议，Sun等［21］报道，内镜下治疗联合术后系统EUS随访，对于小GIST是一项既有效又安全的策略。笔者认为，对于经验丰富的内镜治疗中心，在保证手术安全性及根治性的基础上，可进行探索性尝试与临床试验，但是治疗后应制定系统的随访策略。

4.2.2外科治疗目前尚缺乏循证医学证据证实小GIST是否必须定期EUS随访，但有并发症发生风险或有症状者建议考虑手术切除［22］。《指南》建议，对于有高危EUS特征(边界不规整、囊腔、溃疡、强回声、性质不均匀)的小GIST病人应手术完整切除,术后3～5年内每3～6个月复查1次CT，之后每年复查1次；无高危EUS特征的病人每6～12个月复查1次EUS。《共识》指出，对于无症状的拟诊胃小间质瘤，若存在高危EUS特征，应考虑切除。临床医生应根据病人的个体化差异，选择最佳的外科治疗方式。

4.2.2.1腹腔镜手术治疗随着腹腔镜技术的不断推广和应用，越来越多的外科医师选择腹腔镜手术切除GIST，但目前GIST腹腔镜下手术仍处于探索阶段。有研究表明，腹腔镜GIST切除术具有复发率低、住院时间短以及病死率低等优点。《指南》指出，直径＜5cm的胃间质瘤可行腹腔镜手术切除。《共识》指出，腹腔镜手术一般可用于胃间质瘤的治疗，而其他部位GIST不推荐行腹腔镜手术治疗［10］。笔者认为，对于小GIST的腹腔镜手术，目前暂不适合作为常规推荐，但是对于腹腔镜手术经验丰富的医生，可根据部位和大小进行综合评定，确保术中无肿瘤破裂及瘤细胞播散的前提下，选择性地行腹腔镜手术治疗。

4.2.2.2传统开放手术治疗外科手术完整切除肿瘤仍是治愈小GIST的首选治疗方式，但具体术式应根据肿瘤部位及生长方式决定。由于手术的根治性与否与疾病的预后密切相关，因此，《共识》推荐行GIST病灶的整块完整切除［10］。手术切除应做到镜下切缘阴性（R0切除），同时应避免肿瘤破裂及出血等，积极降低术中造成瘤细胞播散的风险，在保证手术安全性的基础上，尽量保证肿瘤的根治性。多数胃小间质瘤可能伴随终生或自行萎缩退化，并不需要积极地外科干预。当胃小间质瘤有高危EUS特征或其恶性危险度较高时，应对其进行局部切除。《共识》建议，对于直肠小间质瘤，恶性程度较高，且肿瘤增大后保肛手术难度增加，倾向于早期手术切除［10］。对于小GIST，手术完整切除仍是主要手术方式。目前，尚无明确证据显示小GIST病人术后是否需要辅助药物治疗，虽然核分裂像＞5个/50HPF的小GIST病例较少，但临床应视为可复发风险组，需定期随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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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mer等在人类上皮细胞应用siRNA技术沉默Tctex-1发现，出现了比对照组wt-Tctex-1更长的纤毛，此现象与运用同样方法沉默动力蛋白重链-2（DHC2）导致的初级纤毛延长相似，同时发现，抑制DHC2会引起Tctex-1的伴随损失。相比单个亚基的沉默，DHC2和Tctex-1用siRNA技术双沉默能导致更长的纤毛。早期的研究表明，DHC2与中间轻链LIC3（D2LIC）特异性相互作用参与初级纤毛的形成和功能，因此，证明Tctex-1是纤毛长度的关键调节因子，且该过程可能是通过Tctex-1动力蛋白依赖[25]性途径实现的。T94磷酸化Tctex-1连接纤毛重吸收与细胞重新进入S期过程，添加外源性Tctex-1（T94E）突变体能加速细胞纤毛吸收并促使其进入S期；然而，在非纤毛细胞中Tctex-1不能促使细胞进入S期。研究表[26]明肌动蛋白参与了Tctex-1调控纤毛吸收过程。在Tctex-1连接纤毛重吸收和细胞重新进入细胞周期的过程中，胰岛素样生长-1（IGF-1）磷酸化细胞纤毛的IGF-1受体（IGF-1R），进而活化AGS3调节Gβγ信号通路，随后招募磷酸（T94）Tctex-1选择性富集到纤毛过渡区，促有丝分裂信号转导使纤毛重吸收进一步加速G1-S期进程。在皮质区干细胞中干扰这一途径的任何环节都将影响神经元细胞增殖时的成熟分化。在大脑皮质（duringcorticogenesis）中，纤毛传导的非经典IGF-1R-Gβγ–phospho（T94）Tctex-1信号通路通过调节纤毛重吸收和细胞周期[13]G1期的长短进而促进神经干细胞的增殖和分化。此外，有报道证明食欲素（OX-A,OX-B）参与睡眠-觉醒周期的调节，Tctex-1与食欲素受体1（OX1R）[27]相作用，进而调节OX-A信号传导。据报道Tctex-1参与人瘤病毒等感染引起的肿瘤发生过程，同时，Tctex-1也参与抑癌基因REIC/Dkk-3的信号传导，Tctex-1表达下调削弱了其对GEF-H1的抑制作用从而引发白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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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通道(ionchanne1)是跨膜蛋白，每个蛋白分子能以高达l08个／秒的速度进行离子的被动跨膜运输，离子在跨膜电化学势梯度的作用下进行的运输，不需要加入任何的自由能。一般来讲，离子通道具有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离子通道是门控的，即离子通道的活性由通道开或关两种构象所调节，并通过开关应答相应的信号。根据门控机制，离子通道可分为电压门控、配体门控、压力激活离子通道。

二是通道对离子的选择性，离子通道对被转运离子的大小与电荷都有高度的选择性。根据通道可通过的不同离子，可将离子通道分为钾离子(potassiumion，K)通道、钠离子(natriumion，Na)通道、钙离子(calciumion，Ca2)通道等。其中，K通道是种类最多、家族最为多样化的离子通道，根据其对电势依赖性及离子流方向的不同，可把K通道分为两类：①内向整流型K通道(inwardrectifierKchannel；Kin)，②外向整流型K通道(outwardrectifierKhannel；Kout)。K是植物细胞中含量最为丰富的阳离子，也是植物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唯一的一价阳离子，它在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植物中可能存在K通道，这一点早在20世纪6o年代植物营养学界就有人提出，而一直到80年代才被Schroeder等人[23证实，他们利用膜片钳(patchchmp)技术，首先在蚕豆(V／c／afaba)的保卫细胞中检测出了K通道钾离子通道的结构单个钾离子通道是同源四聚体，4个亚基(subunit)对称的围成一个传导离子的中央孔道(pore)，恰好让单个K通过。对于不同的家族，4"亚基有不同数目的跨膜链(membrane。span。ningelement)组成。两个跨膜链与它们之间的P回环(porehelixloop)是K通道结构的标志2TM／P)，不同家族的K通道都有这样一个结目前从植物体中发现的K通道几乎全是电压门控型的，如保卫细胞中的K外向整流通道等，其结构模型如图2一a所示。离子通透过程中离子的选择性主要发生在狭窄的选择性过滤器(selectivityfilter)中(图2一b)，X射线晶体学显示选择性过滤器长1．2nIll，孔径约nIll，K钾离子通道的作用.有关K通道在植物体内的作用研究并不多。

从目前的结果来看，认为主要是与K吸收和细胞中的信号传递(尤其是保卫细胞)有关。小麦根细胞中过极化激活的选择性内流K通道的表观平衡常数Km值为8．8mmol／L，与通常的低亲和吸收系统Km值相似[。近年来，大量K通道基因的研究表明，K通道是植物吸收转运钾离子的重要途径之一。保卫细胞中气孔的开闭与其液泡中的K浓度有密切关系。质膜去极化激活的K外向整流通道引起K外流，胞质膨压降低，导致气孔的关闭。相反，质膜上H．ATPase激活的超极化(hyperpolarization)促使内向整流钾离子通道(Kin)的打开，引起K的内流，最终导致气孔的张开钾离子通道相关基因及其功能特征迄今，已从多种植物或同种植物的不同组织器官中分离得到多种K通道基因(图3)，根据对其结构功能和DNA序列的分析，可以把它们分为5个大组：工，Ⅱ，Ⅳ组基因属于内向整流型通道；m组属于弱内向整流型通道(weaklyinwardAKT1ArabidopsisKTransporter1)是第一个克隆到的植物K通道基因，采用酵母双突变体互补法从拟南芥cDNA文库中筛选出来cDNA序列分析表明，AKT1长2649bp，其中的阅读框为2517bp，编码838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多肽，相对分子质量约为95400Da。AKT1编码的K通道，对K有极高的选择性，其选择性依次是K>Rb>>Na>Li。

Northernblot分析表明，AKT1组织特异性较强，主要在根组织中表达ZMK1(ZeamaysKchannel1)是从玉米胚芽鞘中分离出的K通道基因，在皮层表达。在卵母细胞中的表达表明，ZMK1编码的K通道是通过外部酸化激活的。有研究表明，蓝光对ZMK1通道在玉米胚芽鞘中的分布有一定影响[32l。1组KAT1组基因编码内向整流钾离子通道，其与AKT1组基因产物结构上的最大区别是在COOH端没有锚蛋白相关区(枷n—relateddo—main，ANKY)。KAT1组基因主要包括KAT1，KST1，SIRK，KZM1，KPT1等。KAT1(ArabidopsisinwardrectifierKchannel1)是与AKT1同时从拟南芥cDNA文库中筛选出来的植物K通道基因。KAT1基因的阅读框含有2031个核苷酸，编码的多肽由677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相分子质量约为78000Da。KAT1的表达具有组织特异性，KAT1在拟南芥植株中的主要表达部位是保卫细胞，在根和茎中也有少量的表达。人们认为KAT1通道可能参与了气孔开放，并向维管组织中转运K，而不是直接从土壤中吸收KJ。

以KAT1为探针，又能从拟南芥cDNA文库中筛选出KAT2等功能类似的内向整流型K通道基因通过基因工程技术，人们已相继开展了将KATI和AKTI基因导人到拟南芥、烟草和水稻的研究，并获得了一些转基因植株。比如，施卫明等利用根癌农杆菌介导法已成功地把KAT1和AKT1导人拟南芥和野生型烟草中，并获得了转基因植株及其纯合株系，发现转基因植株的吸钾速率和对K的累积能力都比对照的有明显的提高，而且，经过分子检测，也证实711和AKT1基因在转基因植株中得到了整合和表达。因此，运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手段和基因工程技术筛选高效利用钾的作物品种或利用现有的钾离子通道基因改良作物品种，从而提高作物本身的钾吸收利用能力应该是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可以相信，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基因工程技术和有关分析测试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有关钾离子通道基因的分离、克隆和利用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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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数据可知，思茅松毛虫的蛹重一般是0.015kg和0.027kg之间，蛹期19～22天。在虫卵期，它的天敌主要包括黑卵蜂、松毛虫赤眼蜂、金小蜂和平胶小蜂等，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其中，寄生率达到了30％；在幼虫时期，它的天敌主要是蚕饰追寄蝇、二色瘦姬蜂、松毛虫面麻蝇、黑胸姬蜂和伞群追寄蝇等，寄生率15％～20％；蛹期阶段，它的天敌主要包括广大腿小蜂、花胸姬蜂和松毛虫黑点瘤姬蜂等，寄生率在10％。并且，它的病菌天敌包括拟青菌和白僵菌、鸟类天敌主要包括四声杜鹃、黑枕黄鹂和大山雀等。

2思茅松毛虫的防治技术

2.1物理防治技术充分利用成虫具有的趋光性，用灯光引诱思茅松毛虫，结合高压将他们除去；也可将信息素添加到一起使用，能够取得更好的防治效果，在减低虫口密度的同时，可以对思茅松毛虫的情况进行有效检测；在思茅松毛虫下枝结茧的时候，采用人工方法摘茧，要避免中毒情况出现。

2.2生物防治技术在地面喷雾白僵菌，1m2用量是1~5亿孢子；在地面喷粉的话，在早春时候和带菌越冬时期进行防治，可以取得更好的防治效果，用量是每667m2内500g粉，且每g为100亿孢子。其中，第1代生育越冬时，使用带菌越冬防治方式效果会更好。

2.3化学防治技术一般主要使用的化学药剂有50％的马拉硫磷乳剂、杀螟松乳剂，其中，杀螟松乳剂为八百倍液；90％的晶体敌百虫，用量为800倍液；2.5％的敌百虫粉剂、溴氰菊酯，20％的杀灭菊酯或者氯氰菊酯；在每年的4～6月，使用浓度为20％的杀灭菊酯，在大面积防治中比较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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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

2.1耐药细胞的建立

SKOV3经300μg/ml大剂量的紫杉醇作用2h后,大部分细胞死亡漂浮，剩余细胞肿胀，伸出树枝状突起呈蜘蛛状，胞质见空泡形成、颗粒增多。少量存活的细胞克隆生长，恢复生长至对数期消化传代，再进行下一次冲击；SKOV3经10~30nmol/L小剂量的紫杉醇作用24h，约50%的细胞死亡，细胞体积增大，形态不规则，胞质内颗粒增多，贴壁性变弱，给药24~72h内最明显，96~120h后逐渐恢复原状。经两种诱导方法获得的耐药细胞系，分别命名为SKOV3/TAX300和SKOV3/TAX30。

2.2耐药细胞的生物特性

2.2.1耐药指数MTT实验结果显示，耐药细胞及其敏感细胞的IC50值及耐药指数，可见小剂量浓度递增诱导的耐药细胞SKOV3/TAX30耐药性较强，见表2。2.2.2平板克隆形成实验在无药物作用时，SKOV3敏感细胞较两种耐药细胞系的克隆形成能力强，见图1A的d组，SKOV3敏感细胞的克隆形成数为（934±16.37），SKOV3/TAX300的克隆形成数为（440±13.75）,SKOV3/TAX30的克隆形成数为（579±9.50）。与敏感细胞SKOV3相比，两种耐药细胞克隆形成数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0），见图1B。而在相同浓度紫杉醇作用下，耐药细胞形成的克隆明显多于敏感细胞。在紫杉醇浓度为5nM时，SKOV3/TAX30可形成（1206±9.50）个克隆，SKOV3/TAX300可形成（870±32.30）个克隆，而SKOV3形成的克隆数仅（202±6.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0）；当紫杉醇浓度进一步升高为50nM和500nM时，SKOV3/TAX30和SKOV3/TAX300形成的克隆数仍明显高于敏感细胞SKOV3。紫杉醇浓度为50nM时，SKOV3细胞与SKOV3/TAX300细胞形成的克隆数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3）,SKOV3细胞与SKOV3/TAX30细胞形成的克隆数相比，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0.000）；紫杉醇浓度为500nmol/L时，SKOV3细胞与SKOV3/TAX300和SKOV3/TAX30细胞形成的克隆数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9、0.0001），见图1B。2.2.3生长曲线倍增时间的差异SKOV3敏感细胞和两种耐药细胞系在相同条件下培养7天，细胞增殖产生一定的差异。耐药细胞的生长较敏感细胞减慢，生长曲线的斜率减小，见图2。同时，根据生长曲线计算出SKOV3/TAX300和SKOV3/TAX30细胞的倍增时间分别为28.90h、24.0h，与敏感细胞的倍增时间20.84h相比也有所延长。

2.3耐药相关基因

MDR1、BCL2L1、LRP、PRKCA在各细胞中的表达MDR1、BCL2L1、LRP、PRKCAmRNA在SKOV3、SKOV3/TAX300和SKOV3/TAX30细胞中的相对表达丰度见图3A、3B。两种耐药细胞中，MDR1的表达明显增高，提示SKOV3/TAX300、SKOV3/TAX30对紫杉醇的耐药与MDR1高表达有关。SKOV3/TAX300细胞中PRKCA、LRP的表达均高于SKOV3细胞，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6，P=0.005），BCL2L1的表达与敏感细胞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15）。而SKOV3/TAX30细胞的PRKCA、LRP的表达与敏感细胞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54，P=0.206）。BCL2L1的表达低于敏感细胞（P=0.001），见图3B。以上数据表明不同诱导方式导致耐药细胞发生不同生物学变化，可能存在不同的耐药机制。

2.4耐药细胞的保存

耐药细胞SKOV3/TAX30分别冻存在含有0、10、30nM紫杉醇的冻存液中，于冻存后1、3、6月复苏，检测IC50，见表3。1、3月后检测结果提示，在3种药物浓度条件下的细胞IC50没有明显区别，但冻存6月后，无药冻存组的耐药细胞与两种加药冻存组的细胞比较，其IC50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同一个药物浓度条件下，无药冻存组的耐药细胞在冻存6月时，出现耐药性下降，而两种加药冻存组细胞在6月的冻存过程中，细胞IC50虽然出现轻度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讨论

3.1耐药细胞的建立

本实验结果提示：增加给药剂量、适当延长无药间歇期，可能延缓细胞的耐药性。由于大剂量冲击诱导与临床治疗模式相似，临床上体内耐药指数≥2倍即足以导致化疗失败[5]，因此大剂量冲击诱导产生的耐药细胞虽然耐药指数较低，也是模拟临床耐药的良好模型。

3.2耐药细胞的特性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无药物作用时，SKOV3细胞的集落形成能力强于两种耐药细胞SKOV3/TAX300和SKOV3/TAX30，但在不同浓度紫杉醇药物条件下，耐药性最强的SKOV3/TAX30集落形成能力也最强，而敏感细胞SKOV3的集落形成能力最弱，此结果与MTT法检测的耐药性一致。紫杉醇的作用机制是促进微管蛋白二聚体装配成微管，抑制纺锤体形成，将细胞阻断于G2/M期，细胞的有丝分裂异常或停止，使多核细胞的形成增多[6]。诱导的过程中耐药细胞膨胀、形态不规则、细胞体积的增大可能与细胞群体中多核细胞的增多有关。本研究的生长曲线实验中，SKOV3/TAX300和SKOV3/TAX30的倍增时间分别为28.9、24.0h，与敏感细胞SKOV3的倍增时间20.84h相比有明显延长，显示耐紫杉醇的卵巢癌细胞生长速度减慢。细胞周期的阻滞，除导致一些细胞周期特异性药物失效外，肿瘤细胞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易对化疗药物产生耐受。

3.3耐药相关基因的检测

卵巢癌紫杉醇耐药机制的研究中，多药耐药（multidrugresistance，MDR）一直是热点。多药耐药是指对一种药物具有耐药性的同时，也对其他结构和作用机制完全不同的化疗药物产生交叉耐受的一种现象。多药耐药的产生是一个多因素的过程，主要包括：（1）细胞内有效药物浓度的降低；（2）细胞内药物活性的改变；（3）凋亡的抑制；（4）肿瘤细胞微环境改变化疗敏感度。P-gp是多药耐药基因MDR1编码的相对分子质量为17kD的一种跨膜糖蛋白，其功能是使细胞内药物浓度降低，药物的作用减弱或丧失，细胞由此获得耐药性。与大多数其他化疗药物的多药耐药机制相似，紫杉醇作为P-gp的作用底物之一，其耐药机制与MDR1基因扩增导致的P-gP高表达密切相关[7-8]。肺耐药相关蛋白LRP是在多药耐药的肺癌细胞株中发现的与MDR相关的非糖蛋白，相对分子质量为110kD，能阻止药物通过核孔进入细胞核，避免其作用于核内靶点，药物运送到胞质的囊泡中，再通过胞吐作用将药物排出体外，从而发生紫杉类药物耐药[9-10]。凋亡抑制基因也参于紫杉醇耐药。BCL2L1基因，全称为BCL-2样1基因（BCL-2-like1）,编码蛋白属于BCL-2蛋白家族，BCL-2蛋白家族通过抑制肿瘤细胞凋亡，导致耐药性[11-12]。PRKCA基因为蛋白激酶Cα（proteinkinaseCalpha），也被称为PKCA、PRKACA、KPCA、AAG6。细胞过度增殖和抗细胞凋亡机制障碍都可导致肿瘤进展和耐药现象发生[13]。另外PKC的作用是使底物蛋白磷酸化而活化，p-gp是PKC的作用底物，当其表达增加或活性增强时，可使大量的P-gp磷酸化而活化，从而产生耐药性。本研究结果提示。SKOV3/TAX300细胞PRKCA、LRP的表达均略高于敏感细胞。但SKOV3/TAX30细胞的PRKCA、LRP的表达与敏感细胞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BCL2L1在SKOV3/TAX30细胞的表达低于敏感细胞，但SKOV3/TAX300细胞中BCL2L1的表达略高于敏感细胞，结果提示不同方式诱导的耐药细胞，可能存在不同的耐药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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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耐酸能力的测定将嗜酸乳杆菌AP117经MRS液体培养基活化后,按5%接种量接种于MRS液体培养基,30益培养16h备用。用0.1mol/L的HCl分别调节MRS液体培养基pH为1.5、2.0、3.0、4.0和4.5。取16hAP117培养液,按5%接种量接种于不同pH的液体培养基中,30益培养2h,采用倾注平板法,以MRS固体培养基作为计数培养基,测定培养液的活菌数,平行测定3次,取平均值,以刚接种时的活菌数为对照,计算菌株在不同酸性条件下处理2h后的存活率。

1.3耐胆盐能力的测定将嗜酸乳杆菌AP117经MRS液体培养基活化后,按5%接种量接种于MRS液体培养基,30益培养16h备用。用猪胆盐分别调节MRS液体培养基,使胆盐含量分别为0.1%、0.5%、1.0%、1.5%和2.0%。取16h培养液按5%接种量接种于不同胆盐含量的液体培养基中,30益培养2h,采用倾注平板法,以MRS固体培养基作为计数培养基,测定培养液的活菌数,平行测定3次,取平均值,以刚接种时的活菌数为对照,计算在不同胆盐条件下处理2h后的菌株存活率。

2结果与讨论

2.1嗜酸乳杆菌AP117的生长动态曲线嗜酸乳杆菌AP117在温度30益,静置培养24h,其活菌数的对数值随时间变化关系如图1。由图1看出培养6h后活菌浓度达到105cfu/mL,之后进入对数生长期,14~20h为稳定期,活菌浓度超过1010cfu/mL。

2.2嗜酸乳杆菌AP117的耐酸性乳酸菌可以利用的耐酸性机制有许多种,目前没有统一定论,大体上可以分成8类:质子泵、蛋白质修复、DNA修复、调节因子、细胞密度的改变、细胞膜的改变、产生碱和代谢方式的改变,其耐酸性机制因菌株不同而有差异。不同的菌株耐酸性不同。采用MRS液体培养基和0.1mol/L的HCl溶液模拟胃酸环境(pH为1.5~4.5),测定菌株AP117在不同pH条件处理2h后的存活率,结果见图2。在pH为4.0和4.5条件下,菌株存活率均较高,达到97%以上,活菌数在1010cfu/mL以上;在pH为2.0条件下,菌株的存活率仍为79.8%,表现出极强的耐酸性;而在pH为1.5条件下,菌株的活菌数下降较快,降至105cfu/mL,存活率仅为48%左右,说明pH为1.5对嗜酸乳杆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表明嗜酸乳杆菌AP117完全可能适应胃内环境,是比较理想的耐酸性较强的益生菌菌株。

2.3嗜酸乳杆菌AP117的耐胆盐能力采用猪胆盐分别调节MRS液体培养基,使胆盐质量分数分别为0.1%、0.5%、1.0%、1.5%和2.0%(下同)。测定菌株AP117在不同胆盐浓度条件处理2h后的存活率,结果见图3．图3中数据表明在0.1%胆盐的MRS液体培养基中放置2h后,菌株AP117的存活率为100%左右,能够很好的存活;胆盐质量分数0.5%条件下,菌株的存活率仍高达82.48%,说明0.5%胆盐浓度对嗜酸乳杆菌AP117的生长影响不大;继续增加胆盐质量分数,菌株的存活率显著降低。赵瑞香等[14]研究发现嗜酸乳杆菌能够有效降低血清及培养介质中的胆固醇水平,但其降低胆固醇的机理未确定。嗜酸乳杆菌对胆盐的耐性可能与菌体细胞的胆盐水解酶活力有关[15]。高浓度的胆盐对菌体细胞有一定的毒害,在胆盐水解酶的作用下胆盐由结合态变为脱结合态胆盐,后者溶解度降低,对菌体细胞的伤害减小。

2.4嗜酸乳杆菌AP117代谢产物的抑菌特性采用双层琼脂牛津杯法测定菌株AP117对两种指示菌的抑菌效果,观察抑菌圈,测定抑菌圈直径,结果如图4所示。菌株AP117的代谢产物对两种指示菌的抑菌圈明显可见,直径均在10mm以上,尤其对大肠杆菌抑菌圈直径达到12.5mm,表明嗜酸乳杆菌AP117的代谢产物对大肠杆菌的拮抗作用更大些。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会导致人类和动物发生细菌性食物中毒和其它感染症。嗜酸乳杆菌代谢产物对这些致病菌的拮抗能力较强,可以降低食物中毒的发病率,保证食品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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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物学自然主义意识理论的主要观点

生物学自然主义(biologicalnaturalism)的目标是在自然界中为意识找到位置，塞尔认为对意识的定位必须符合“科学的”世界观，而“物质的原子理论”以及“生物进化论”这两大目前证据确凿、不容置疑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现代世界观，我们对此承认而不会怀疑。因此，在对意识进行自然化的理解中，生物自然主义就建立在这两大理论之上。第一，为了使生物学自然主义能够被接受，塞尔提醒我们应该忘记心身问题的讨论历史，而关注基本的物理事实。在塞尔看来，心灵的首要的和最根本的特征是意识性，他不仅给这种特征下了一个定义，而且依据生物进化论对意识在自然中是如何产生的作出了解释:这个词(意识性)意指那些知觉的或清醒的状态，它们一般在我们早晨从沉睡中醒来时开始、并在整个一天继续这种状态，直到我们再次入睡。心智现象是由脑中的神经生理过程而引起的，并且他们本身就是脑的特征……心智现象和过程如消化、有丝分裂、减数分裂或者酶的分泌一样，都是我们生物自然历史中的一部分。。第二，在塞尔看来，意识虽然有其物质性的一面，但同时也蕴含四个高阶的重要特征:定性特征、主观性、统一性和意向性，这使得意识不能在本体论上被还原为低阶神经生物学基础。所谓定性特征(qualitativeness)，即意识都具有“它感觉起来像什么”(what－it－feels－like)的特征，有哲学家用“qualia”(一般翻译为“感受质”)来表示这种性质，比如说感觉到疼痛和品尝冰激凌的状态就有着不同的感受。所谓主观性(subjectiv-ity)，即意识状态在必须通过人或者动物的主观感受到时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具有第一人称本体论的地位。所谓意识的统一场，即意识能够把触觉、视觉等感觉作为单一的、统一的意识场中的一部分而被经验到，即“规范的、非病因学(non-pathological)种类的意识是通过一个统一的结构而涌向我们的”。所谓意识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即意识能够关于、指称客体或者事件的能力。

在塞尔看来，很多有意识的状态都是有意向性的，然而并非所有的意识都有意向性，也不是所有的意向性都是有意识的。既然意识具有自身的独特特征，但是意识拥有神经生物学基础的事实也是不可忽视的，那么，意识的这些独特特征是如何在物质世界中存在且不与之相矛盾呢?塞尔用生物学自然主义的四个核心论题进行了描述。在他看来，二元论与唯物主义一元论虽然有错误，但是同时也含有合理因素，因此，塞尔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在吸取各自正确方面的同时否定其错误方面，从而建构出生物学自然主义意识理论。具体来说，这一理论包含意识的实在性、因果还原性质、系统突现性质和因果效力四个主要论题。意识的实在性，即意识作为实在世界中的真实现象，它有着自身的独特性质，我们不可以通过消除性还原、本体论还原而表明其不存在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否则就会消除意识。意识的因果还原性质，即意识状态完全是由脑中较低层次的神经生物学过程引起的，“意识状态在因果上可以还原为神经生物学进程”。意识的系统突现性质(emergentproperty)，即意识是大脑的宏观特征，意识状态是脑系统在脑中的实现，而在微观层次的单个神经元则不具有意识，通过微观的神经元组织才使得脑系统的各部分有意识。意识的因果效力，即意识的实在性使得它可以像物理事物一样作为原因而起作用，例如，我相信天会下雨而使我出门的时候带上雨伞。对于意识状态的这种特征，塞尔也称之为“心理因果性”(MentalCausation)或“意向因果性”(IntentionalCausation)。通过对以上四个论题的阐述，塞尔揭示了意识的实存依据，为意识找到了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在塞尔看来，意识具有实在性，表现为在本体论上不能够被还原为第三人称现象，它有神经生物学基础，通过突现的方式产生，而且能够以因果的方式发生作用。然而，仅仅指出意识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没有从细节上分析上述意识的特征和性质是如何不与物质世界的特征和规律相冲突的，这与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某些主张相比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三、生物学自然主义意识理论解决心身问题的路径

塞尔把心身问题分为哲学部分和科学部分来加以解决。在他看来，较为容易的哲学部分主要解决意识与其他心理现象的关系、意识与大脑的关系是什么的问题，通过对心身问题背后隐含假设的清理，他把答案归结为两大原则“首先，意识甚至所有的心理现象都是在大脑中由较低层面的神经生物学过程引起的;第二，意识与其它心理现象都是大脑较高层次的特征”。而对于较为困难的科学部分，塞尔则认为主要任务就是从细节上解释意识在大脑中是如何运行的，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则将是目前时代最重要的科学发现。因此，总体看来，生物学自然主义解决心身难题的路径主要有:对传统概念的重新分析和定义———拒斥概念二元论、对两种不同形式还原概念的区分;建构意识的因果—层级模型;构建“意识科学”，把意识问题的解决在经验上诉诸神经生物学。塞尔认为，传统二元论和唯物论都预设了“概念二元论”(conceptualdualism)。这一理论假定“心理”和“物理”有严格的区别:“物理的”意味着“非心理的”，“心理的”意味着“非物理的”，从而导致唯物论与二元论一样也是不融贯的，“因此唯物论在某个意义上是二元论的最美的花朵”。

由于这种观点使心、物对立，心身问题难以解决，因此必须拒斥这一理论，把意识看作大脑系统的高阶生物特征。塞尔主张，心灵的定性特征、主观性和具有意向性，与物理性质的:能在空间中定位、在空间中延续、可以通过微观物理学进行因果解释，包括作为一个因果封闭系统而发挥作用是相容的，而且意识的这三个特征“在特定的时间段里定位于大脑之中，并可以通过较低层次的进程加以因果解释，还能够以因果方式发挥作用”。这必须区分两种不同形式的还原。第一，区分因果还原(causalreduction)和本体论还原(ontologicalreduction)。因果还原指的是当某事物A的行为在因果上能够通过事物B的行为来说明，而且除了B具有这种因果能力之外，A并不具有这种能力，那么，就可以说某种A现象就在因果方面被还原成了B种类的现象;本体论还原指的是当某事物A表明只不过就是事物B时，那么某种现象A在本体论上就被还原成了B种类的现象。塞尔认为，对于意识现象而言，我们不可以对之进行本体论还原，因为“拥有意识这个概念的关键就在于抓住该现象的第一人称的主观性特征，而如果我们通过第三人称的客观化话语方式来重新界定意识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失去该要点”。因此，我们只能从因果的角度将意识还原为大脑的神经生理活动。第二，区分消除性还原(eliminativereduction)和非消除性还原。消除性还原区分了表象与实在，意在表明被还原的现象根本不存在。而对于非消除式还原来说，其适用的对象不能是已经实存的东西，例如固体性本来就是物体分子行为产生的，人们不可能把这种实存特征消除。在塞尔看来，意识不能作消除性还原，因为对于意识而言，意识在产生它的本体论意义上是实存的，而且在认识论上也是不容怀疑的，不能作“现象—实在”的区分，意识作为一种表象就是实在。心身问题的重要方面就是心身因果作用的问题，塞尔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同时建立了意识的因果—层级模型。在他看来，世界是由原子等物理粒子构成的事实，使得许多大系统的特征可以依据小系统的行为从因果关系上得到解释，这种因果解释有两种:一是“从左到右”，即从宏观到宏观或者从微观到微观解释，也就是用宏观现象来解释宏观现象，或者用微观现象来解释微观现象;二是“从下到上”，即从微观到宏观的解释，也就是用微观现象来解释宏观现象。意识与脑的神经过程之间的关系就符合以上的因果解释，即在因果上，具有第一人称本体论的意识可以还原为第三人称基质(神经生物学基础)，而不会导致对意识的消除。因为相对于脑神经过程来说，意识是较高层次的特征，属于宏观现象，但是由于其物理实现在脑系统之中，使得脑神经过程是较低层次的特征，属于微观现象。例如，当某人说“举起我的胳膊”的时候，通过这一有意识的决定(行动中的意向)导致他的胳膊被举起(宏观现象)。

而在微观方面，他身体中的神经元激发导致了身体的生理学变化，从而也使得胳膊被举起。对此，塞尔指出，这是一种同时性的因果关系，从“较低层次的微观现象导致了较高层次上的宏观特征意义上讲，这一因果关系可以说是自下而上的”。为了展示这种意识的发挥因果作用的层级模式，塞尔把这种关系表示为如图。从哲学上解决了意识与大脑的关系之后，塞尔还注意到必须从细节上解释意识在脑中是如何运行的。为此，他把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诉诸于科学，即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探讨意识如何产生、意向性之谜等问题。他把在经验上研究意识的路数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积木路径”(building－blockapproach)，另一个是“统一场路径”(unified－fieldapproach)，这两大路径有着各自不同的主张。“积木路径”把整个意识场处理为积木式的、或多或少彼此独立的意识单元;而“统一场路径”所研究的最初目标不是诸如红色的体验之类的东西，而是研究定性的、具有统一的主观性特征的整个意识场;对于这两大路径，塞尔认为“统一场路径”比“积木路径”更有可能成功解决意识问题。

四、对生物学自然主义意识理论的反驳和回应

塞尔的生物自然主义理论一经提出，就面临了诸多争议和反驳。第一，这一理论对意识和意向性的理解都不同于宽泛意义上的自然主义，也与主流自然主义有所不同。因为这一理论虽然被冠以“自然主义”的旗号，但塞尔本人对“自然”等范畴进行改造，坚决否定占主流、主导地位的计算机功能主义等具有还原性质的自然主义，对以往哲学家一概持批评的态度。塞尔认为，意识已经是自然的一部分，心智事件和过程就像生物的消化、有丝分裂、成熟分裂、酶分泌一样。因此，有学者称这一理论为自然主义的“异类”或者“异端”。第二，针对生物自然主义意识理论四个论题本身，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反驳和质疑:这四个论题单独看来是成立的，但是如果同时坚持它们的话就会存在矛盾。例如，生物自然主义一方面强调意识具有实在性，另一方面认为意识在因果上可以还原为脑状态，从而似乎可以推出意识状态与大脑状态具有同一性，这明显成了塞尔批评过的心脑同一性理论。塞尔虽然反对任何形式的二元论和唯物主义一元论，但实际上生物自然主义还是一种二元论。塞尔强调，意识是脑的一种生物、空间属性，并且意识具有主观性，这似乎蕴含了在脑自身之中存在着公共的客观属性(任何神经外科医生都可以通过开颅手术而窥探到);而在这个意义上，又存在只能由持有它们的主体才能观察到的、非客观的主观的属性。这样，塞尔又重新作出了经典二元论的相同划分:主观/客观、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即一种“生物－性质二元论”。塞尔在意识是否能够还原问题上的态度也前后矛盾。塞尔一方面强调意识具有第一人称本体论的特征，使得意识不适合还原，而在另一方面他又表明意识具有神经生理基础，在因果上能够还原为神经生理基质，因而与自己矛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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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对教师科研团队建设与管理制度的思考科研团队建设的优劣，直接关系着每位教师科研积极性与科研质量的高低，因此好的科研团队管理制度，对科研团队的建设至关重要。然而对于多数地方高校来说，由于合并升本时间短，管理经验少，因此管理方面没有态度规章与制度遵循，很多时候科研团队形成的项目经费决策权往往由主持人一人决定，其他人很少参与并且不知道经费的分配等具体情况，这样造成团队成员积极性不高，具体事务也不愿参与，就造成了主持人管理经费主持人完成课题。结果常常是效率低下，项目成果质量不高，团队生命力不强。因此，创建高绩效科研团队，必需有一套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用来保障科研工作任务按计划、保质量的完成。这首先这需要对现有管理制度进行修改和完善，同时增加校内教师科研团队的外部支持，如学校科研部门、教务部门以及后勤保障部门等，配套相应的一部分经费对项目组进行建设，以笔者所在宜春学院，科研部门对部分教师组建的科研团队每年均投入十多万元供采购小型仪器设备，并提供部分经费用于团队成员对外交流;教务部门可用科研成果冲抵教学工作量;后勤部门提供办公条件等配套设施，这样的条件对科研团队的支持力度很明显。其次在团队内部建立有效的激励及约束机制，增加团队的生命力，与此同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学习、培训制度，激励制度以及绩效管理制度等，让团队成员可以不断学习新知识与新技能，并增加团队的沟通，增进协作，有效提高团队成员的科研积极性，最终实现提升团队整体学术水平的目标。例如笔者所在宜春学院的部分团队，每学期会定期安排会议交流，探讨近期完成课题的进展，所遇到的问题等，群策群力探讨解决方法;在项目申报前期成员对申报书进行交流，相互提出问题与建议，加以改进;这些举措有效的增进了团队成员的科研水平，加快了项目完成的进度与质量，提高了团队成员申报项目的成功率，大大提高了团队成员从事科研工作的积极性与科研质量。

2学生科研团队

2.1实行导师制与指导毕业论文让学生参与科研导师制是利用教师的科研项目与科研技能让学生参与课题研究的一种方式，目的是在于培养学生的同时，也增加教师的科研积极性，提高师生科研水平和质量;并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科研能力的新型方式。笔者所在的宜春学院生物类专业，一般有科研工作在身的教师，在学生二年级接触专业课开始，都会进行学生和教师的相互接触，接触中教师会介绍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课题以及实验室的情况，学生介绍自己的学业、生活、爱好等个人情况，达到相互了解，其后，可根据学生意愿参与到学生科研团队学习，教师可依据科研内容与其本科论文相结合开展指导工作。此外，毕业生的毕业论文在本科院校学生科研培养过程中占据着主要地位，是学生本科四年综合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重要的综合性科研训练教学环节。按照一般学校的培养方案安排，毕业论文完成往往是大学四年级第二学期的工作，但那段时期，考公务员、找工作和实习占用学生大量时间，放任自流的话常常使毕业论文流于形式。为了更好地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论文，教师通常会提前介入，并找一些具体问题和他们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提前一年将题目出好，要求本科生构思;同时对那些主动性强的学生，吸收他们进入团队一起参与科研活动。

2.2对学生科研团队管理与建设的思考建立学生科研团队就是以学术研究为中心、借助教师的课题和项目为依托条件，为培养其科研思维与技术的一批有协作精神的学生群体。生物类教师的科研往往实验性强，需要学生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但不少实验试剂有一定毒性，需要安全操作和严格管理，因此，在团队设立之初，除教师指导外，需要学生团队负责人，发挥负责人的角色作用;此外，教师可组织参加部分学术活动，如安排组内成员汇报，共同学习一些仪器的使用等;而在完成某些阶段性的工作后，可适度安排一些团体的娱乐活动，让团队成员增进了解，提升人际关系凝聚力;在团队建设中，可引入组内淘汰机制，即通过观察团队各成员在计划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表现，可将消极应对项目的成员淘汰出团队，再引进拥有较高兴趣和较好研究态度的新成员，采用能进能出的机制来提高研究状态。为了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本科生科研训练，很多地方高校都出台了一些鼓励措施，比如大学生创新竞赛、大学生实践项目等活动，但由于学生缺乏相关科研素质的培养，主动性不高，往往是极少数学生有积极性，不少是教师协助学生完成项目申报，这些一方面反映出多数学生缺少科研训练及独立的科研思考意识，同时也暴露出科研奖励政策对学生的吸引程度不高，还应有更多的辅助保障措施进行实施，如可采取科研项目结题答辩或，并结合指导老师意见的对应学分转化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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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方法的选择应根据不同的认知对象、不同的学科、同一学科的不同内容从而选择不同的方法,但不管采取何种教学方法,关键在于把课上活,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因而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我们采取了多种教学方法。如对于细菌的形态和结构这一章节内容,采用直观的多媒体教学可以让学生形象地看到各种细菌的形态、基本结构及特殊结构;在细菌各论部分,选取部分教学单元由学生自主教学。教师事先根据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提出授课提纲、学习重点及难点并确定人员分组。小组成员细致分工、相互协作,在课后完成资料素材收集及教学课件的准备。在此期间,教师与学生进行充分沟通,及时为学生排疑解惑,引导学生在教学大纲的框架下安排课堂讲授内容,并传授讲课技巧及注意事项。同时设计《学生自主学习实践评价标准》,由学生从教学内容安排、课件制作、语言表达等多方面互相进行评议、分析和总结,教师最后进行点评总结。这种教学方式一方面活跃了课堂气氛,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增强了学生的团队意识,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教师在与学生的互动中、从学生独特的视角中发现许多平时不会思索的问题;在学习引起人类疾病的常见病毒这一部分内容时,采取专题讨论方式进行学习。专题讨论式学习由教师提出专题,分组学生在本专题内提出应深入讨论的问题,查资料,作综述,课堂进行讨论。例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讨论式教学,学生提出一系列问题,如HIV-1感染的分子机制及免疫反应、T细胞功能受损的疾病、HIV疫苗的研究等,经过讨论,不仅全面完成了教学内容,而且为学生提供了一次“综述训练”的机会,教学效果令人满意。此外,作为一门与临床学科关系十分紧密的基础课程,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十分注重微生物学知识的临床应用,采用PBL教学法将临床病例分析引入课堂讨论教学,由病引入菌,菌中解析病,菌病结合,解除病菌。如此,在整个讲授过程中就将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学特性、致病物质与致病机制、检查及防治原则讲解清楚。

    3反映前沿,开阔视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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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生物学包含医学微生物学与人体寄生虫学2门相关学科，是医学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中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川。实验课是病原生物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验教学的质量直接影响着这们课程的整体教学效果。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存在重理论讲授、轻实践操作的现象。学生缺乏动手能力和开拓创新精神，很难适应素质教育的需求。我们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深切的体会到只有强化病原生物学实验课各个环节，采用经典与创新结合的教学方法，传统与现代并用的教学手段，才能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

一、实验教学内容的优化、改革

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和学科发展的要求，制定实验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编写实验教材、优化教学内容，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改革单调的演示验证性实验。逐步开设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激发学生创新意识，锻炼、培养学生独立操作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及作风

每次实验课前，首先让学生充分预习实验内容，实验过程中教师应帮助学生建立“有菌观念”，养成“无菌操作”的良好习惯。及时纠正错误，规范实验操作，实验课上一定要强调“眼见为实，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强调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对于实验报告中抄袭实验讲义，编造实验结果，不讲求实事求是的现象要予以严肃批评教育，同时也和未获得预期结果的学生一起探讨原因，营造切磋研讨，教学相长的机会和氛围。在实验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求精敬业的医学职业道德，为以后科研及临床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强化技能训练

实践技能训练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最有效的途径，我们在强化技能训练的同时，将能力培养和态度培养贯穿于实践教学的始终。如显微镜油镜的使用、革兰染色法与抗酸染色法操作、细菌的培养与鉴定技术等。对锻炼和培养学生的精细动作，细致的观察力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等都极为重要。通常一个完整的实验过程，涉及实验设计、操作步骤、结果观察、报告书写等方面，教师要充分利用实验教学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切实加强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四、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

4.1明确实验目的首先向学生阐述实验目的，鼓励其亲自动手，独立操作。

4.2将社会实践融人到实验教学中在教学过程中，针对一些常见病原性疾病的实验诊断方法进行相关实验诊断和检测。如学生应用透明胶带法自行检查蠕形蜡感染;应用粪便生理盐水涂片法检查蠕虫卵;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等方法对自身血清中的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抗原、抗体进行检测。因为这些实验都是检测自己的感染情况，所以学生实验操作都非常认真，实验过程中既掌握了操作技术，又深刻体会了实验技术在临床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同时学生在实验中对自身的健康状况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极大地激发了实验兴趣。

4.3发扬团队协作精神对部分需要多人共同完成的实验，实行小组长负责制，实验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协作，密切配合，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实验，训练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团结协作能力。

五、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提高实验教学效率

多媒体教学是将文字、图形、动画、视频、声音等多种信息加工组合在一起来呈现知识信息。多媒体突破了微观限制，帮助学生加深理解教学内容，将不易单纯用语言表达清楚的抽象复杂的理论直观地表现出来，变抽象思维为形象认识，使教学内容生动形象。病原生物学实验有一些内容以模式图和实物标本难以展示，应充分运用现代计算机多媒体进行辅助教学，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实验兴趣。比如在讲解用悬滴法进行细菌的动力测定时，学生经常无法找到正确的视野，除了显微镜使用原因之外，更多的是学生对细菌运动没有直观的认识。为此，我们特意制作了常见细菌的动力学观察视频资料，学生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内对细菌的运动和显微镜的使用便有了初步的认识，操作和观察效率大为提高，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兴趣，教学效果也有了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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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高校教师多为师范类院校出身，有着教育学专业背景，而在美国，生物教师多为生物学科的研究生，这就使得他们教育学方面知识较匮乏，实际教学过程中难免缺乏专业技能，只能采取“经验式”的教学模式，所以无法驾驭以学生为中心的新课堂模式。很多教师甚至认为经验式教学更为稳妥，对于新的教学方法是否真正有效仍处于实验阶段，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而不敢冒险采用。因此为教师提供教学方面专门知识的培训必不可少。如VisionandChange:ACalltoAction报告中就特别强调对于青年科研者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助理教授进行培训的必要性。

(二)教师投入到教学的时间不够充足

高校的教师总是身负双重的责任:科研和教学。而结合美国高校的实际情况，对于大多数教师来说更倾向于科研，导致教师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科研中，而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关注教学。在美国，从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到名不见经传的文科学院，重视教师教学的寥寥无几，但几乎所有高校对教师的科研都有严格要求，校方对科研和教学的差异性对待，直接影响了教师对二者截然不同的时间投入。长期的忽视必然需要今后更多的投入来弥补，所以要想实现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大变革，增加教师在教学上的时间投入是毋庸置疑的。

(三)缺乏对教师的激励因素

外在奖励影响着大多数教师的专业决策，当然教学也不例外。在高等教育的使命越来越多样化的今天，教师的奖励制度却变得越来越窄，即只重视科研论文的发表，不重视本科生的教学。有的教师对于教学工作表现得兴致勃勃，他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在教学工作中，也花费精力参与了教学类的训练，然而遗憾的是，政府与学校却意识不到外在激励的重要性，财政利益、职称学衔、教学奖项甚至是同事和校内管理层的口头认可，这些应有的回报教师全都不曾获得，因此提高教学质量的积极性必将受到严重打击。学生对新的教学方法适应过程中的抵触情绪必然波及教师，随之带来较低的教学评估，以致威胁到教师的任职。面对双重压力，教师唯有选择明哲保身，拒绝教学上的进步。综合以上对显性因素的分析，笔者以为在提升教师的教学质量这场硬仗中，要想突出重围，实现高等生物教育领域的巨变，显必须铲除，但是途中荆棘密布，绝非只有3个方面的阻难。(1)开展教学类培训固然能一解教师缺乏教育学基础知识的燃眉之急，但培训结束后，教师能否将所学应用到自身课堂中，还得取决于校方的态度。其管理部门是支持还是反对?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教师的教学改革能否成功。(2)加大教师教学研究的时间投入，学校在工作日程、教学管理上也需做到精细的分工安排，以保证教师的工作有效顺利进行。(3)提供教学类训练、增加时间投入和开设外在奖励一定会给教师的教学带来些影响，但对于教师来说，经验式教学的思想已根深蒂固，实难发生本质的改变，建立起持久、大规模的循证教学体系仍然困难重重，故“波及整个生物领域甚至全国性的大变革”在清扫路面障碍后仍需深掘地下，找出其内在的隐性因素。

二、影响教师质量提升的隐性因素

(一)教师的职业认同

教师作为出色的研究人员，从稚嫩到成熟，经历了一个繁琐精细的过程，他们身处其中，科研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法等都已深刻影响其生活学习，即在潜意识里他们处理问题、做出决策时都遵循了某些专业准则。而这些“准则”便是美国生物教师职业认同的主体。首先“认同”一词多出现于社会科学领域，Twiselton认为“认同的建构被看做不仅仅是个体的过程，而是通过社会互动和一系列社会文化群体的参与而发生的”，是个人对自己在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评价和看法。认同一般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间推移和周围环境的改变，在不断修正调整，以更好地适应当前。这里我们所说的美国生物教师的职业认同由于其特殊的背景，明显倾向于科学研究，它包括教师在生物的学科领域内是如何看待自身和研究工作，同时作为科研人员在同行中是如何凭此来获得尊重和地位。这些无一不是与科研紧紧相扣。然而美国的教师在学生时代，从课程、实验的学习到学科文化的日常熏陶，将科学研究当做唯一使命，这就造成了如今“残缺”的职业认同。而且这已不是某一个教师，综观整个教师共同体，他们都受学科内的学术准则影响，在遵循准则的基础上，努力获得同行的认同，并调适自身以融入到共同体当中。这种潜意识的“融合”，连教师自身都没有察觉，这便是职业认同的内在同一性。虽为“内在”，却仍时刻影响着教师外在的行动，其中也包括教学工作，显然，美国生物教师的职业认同是自科研领域萌芽并茁壮成长的，这就必然导致了对教学的忽视。教师们会认为花时间与精力去尝试新颖的教学方法便会减少他们科研的产出，从而在同行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他们拒绝教学上的变革。于是，职业认同就成为阻碍教师改善教学水平的重要因素，而且隐藏于表层之下，时刻牵制着教育改革。

(二)职业认同与提高教学质量的冲突

通过前部分论述，我们已承认职业认同作为隐性因素制约着教师的教学，而深究此种影响，我们总结出以下3个方面的冲突。第一，我们观察美国大学生物教师的成长过程，将会发现他们是在一个科研远胜于教学的学科文化中成长的。本科学生在参与相关科研项目时，职业认同就已开始萌芽，进入研究生时代后，研究所就像是一个共享的游乐场，在这里，学生尽情学习自己研究领域内的文化与价值观以及怎样参与这场科学游戏的规则，大量且集中的科研活动使得其职业认同蓬勃发展，最后在博士和博士后阶段科研变成唯一的追求。科学研究的概念、范式已在他们脑海中根深蒂固，职业认同里对教学的排斥性也使得学生丧失了对教学工作的正确认知。当今美国很多高校新手教师的培养模式仍为“学徒式”，即模仿曾经为自己授课的教授或导师的方法来教学。于是对他们而言，教学就等同于讲授;而那些德高望重的教授，他们的科研成果在国际上都享有盛誉，可谈及教学，在他们看来，仅仅是科研之余的消遣，是为了获得“教授”头衔，需履行的表面程序而已。所以倘若教师一日没有把教学纳入为职业认同的一部分，那么提高教师教学质量便是痴心妄想。第二，美国高校内，对于教学有浓厚兴趣的研究生们却深深忌讳“教师”这一称呼，他们在公共场合中甚至害怕承认自己的教师身份。这种“害怕”主要源于其导师对教学的排斥。尽管洪堡时代便已提出科研教学两结合的思想，但美国大多数导师仍不允许学生参加实验室工作以外的任何活动，某些导师甚至公然命令所带学生将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到科研，不要对教学抱有兴趣;在他们的学术生涯里，一般不会选择钟爱教学的学生加入自己的团队，而且一旦发现学生的重心由科研转变到教学，宁愿选择放弃爱徒，也不愿给予相关指导。所以教师自学生时代便一直害怕承认教学也是其职业认同的一部分，对教学工作的热情和兴趣，也渐渐变为职业成长过程中某些不利因素，直接危及声誉、地位，因此必须被迫隐藏而不得告知他人。所以来自导师层面的胁迫使得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抵触将教学归纳到教师的职业认同的一部分，日益走向“唯有科研才能带来事业上的功成名就”的极端。第三，在美国，较之其他职业，教师在薪酬和社会尊重方面都毫无优越感，而“科学家”却能带来崇高的地位和不尽的利益。高校里，能者在做科研，弱者只能选择教学，于是教学便成为“能力低下”的代名词。身处于这样的环境中，教师耳濡目染，他们逐渐笃信教学便意味着同行中更低的身份地位，是其事业道路上的“拦路虎”，要想被更多同行认可，获得更多的荣誉及身份，教师参与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获得的研究经费等可量化的评价指标越多，教师便可以在较短时间里获得更高的身份。而教学质量的提高则无量化指标，且“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本就是一个日积月累、水滴石穿的过程。故教师唯有放弃教学，专攻科研，以在最短时间内寻求最快的事业发展。基于以上对3方面冲突的论述，不难发现，职业认同作为一直被忽视的阻碍教师教学改革的因素，是在解除了培训、时间、外在动机这3个阻碍后仍无法实现生物类教育改革的症结所在。此种排斥教学的职业认同形成后，教师对于教学方面的训练持怀疑态度，会认为参与这类训练只会浪费时间和精力而得不到真正的效果，所以他们宁愿将时间花在科研工作上，来提升自己在同行中的专业地位，而在Science或是Nature上发表文章，在学科同行中带来荣誉和地位，远胜于任一教学上的奖励。因此要想提高全美生物教师的教学质量，在提供培训、时间和外在激励的同时，要更加重视调整教师的职业认同，使得教学同科研享有同样的地位，那么有核心影响力的教师们才会把教学纳入职业认同中，从而引领整个教师共同体的改变。

三、提升教师质量的措施

美国教育家博耶于1991年发表了《学术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他提出大学里学术的内涵不应仅仅指专业的科学研究，而应该包括相互联系的4个方面，即探究的学术、整合的学术、应用知识的学术和传播知识的学术(教学学术)。产出知识一直是学术的代表，随着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应用知识也逐渐被纳入到学术当中，而传播知识却一直处于较低位置不能为学术所接受。而博耶对“学术”内涵的重新阐释，拓宽了学术的范畴，将传播知识的教学也纳入其中，为大学教师提高教学质量、处理好教学与科研以及社会服务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野。为了实现大规模的教学变革，使得教师的教学由经验式向着研究型教学发展，我们必须要对教师的职业认同进行修正，将教学纳入其中，并处理好教学与科研之间微妙的平衡。为此，我们提出了下面几点措施:

(一)调整研究生教育，培训教育学知识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除了专业课程，还应增设教育学的课程。学生学习作为合格教师应尽的职责，有关研究型教学的相关知识等;其次将生物教学类的论文计入到学生的毕业成绩，学生要想顺利毕业，教学类论文也是考核之一，必须完成，那么教学作为必修模块必然引起学生重视;最后政府可举办一些长期的教育培训，研究生均有机会参与，培训内容主要针对教学方法，教育思想等教育学知识。每名学生将会配备专门的教学导师，导师在培训开始前需接受专业训练，一旦培训开始，他们将指导学生进行学习，这样就达到师生的“双培训”。美国的研究生教育是孕育优秀教师的摇篮，其培养出的学生将成为教育变革中的中流砥柱。只有将教学知识的相关训练纳入到研究生教育中，培养的新一代教师才会在熟练掌握科研技能的同时，也将教学放在与其同等的位置，作为职业理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二)创建教学学术交流平台

教师科研方面的职业认同大多源自专业领域的学术期刊，学术论文的发表和同行评阅是职业认同的重要部分。如今想要将教学纳入其中，期刊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端口。如今已经有一些学术期刊意识到这一点，积极拓展有关教育的专栏模块，如Science杂志开设有专门的教育论坛专栏，已收录不少优质的教育教学类的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将对教师的职业认同产生深刻影响，直至他们将研究型教学真正当作是自己的专业活动，与科研同样重要。此类杂志必须要在同行评审中有较高的标准，或者是国家级别的期刊，这样才能保证论文的质量和教学研究的重要性。如有美国细胞生物学协会和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举办的生命科学教育杂志就是一个很好地例证，主要收录来自生命科学教育领域内的优秀学术论文，为教师提供一个交流共享的平台。但是相对于科研类的学术期刊，教学类期刊数量十分有限，且质量上良莠不齐，因此在修订教师职业认同的同时，需建立完善的教学类学术期刊平台，严格把关期刊质量，同时保持数量的增加;除了期刊之外，学术会议也是需谨慎对待的“要点”，学术会议是学科内“大家”交流分享学术成果的场所。在会议上教师能实现面对面的交流与辩论，实现了思维的碰撞和学术的进步，教学作为传播知识的学术，也需要会议平台，但大多会议是关于专业的科研，很少涉及教学，为数不多的教学会议也只是流于形式，缺乏真正的学术交流。如某次教学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教师如何改变传统的讲授模式多引入有效的教学方法。可会议上主持者在照本宣科地“讲课”，大谈传统讲授模式的诸多弊端，其他与会者则“认真听讲”，全程交流甚少，整个会场便如同“先生讲，学生听”的课堂。可见与会者根本没有领悟教学改革的本质所在，才出现这种“骑马找马”的尴尬局面。所以在多举办教学学术会议的基础上还应该保证其多变的形式，可以尝试研讨会(workshop)、图片式讨论会(postersessions)等形式，以达到教师之间更多的交流。

(三)加大教学在教师职业能力考核中的比重

在教师的职称授予过程中，本应依据教学与科研参半的标准，但实际过程中，在美国的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教师的职称主要来自其科研上的成果和从校外筹集的资金，教学已经成为大家长期遗忘的部分，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最后便形成“能者科研，弱者教学”的恶性循环。要想摆脱教学低于科研的现象，在对教师的职业考核中，对教师教学目标的实现情况，教学技能和组织策略的使用情况等都实行量化统计，将这些都归为职业考核内容，且所占比重与科研相当。这样既能将教学与职业生涯紧密联系起来，以修订教师“残缺”的职业认同，也能使教师对教学技能、教学方法等概念知识更为熟悉，为课堂实践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