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博士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政治博士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网络的出现和发展，不仅改变了社会文化环境，而且也在深刻地影响着青少年的价值标准和思想政治观念。

一、网络文化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进程

首先、网络文化传播改变了青少年的道德认识系统。几千年来，我国传统教育主要依赖于家庭、学校周围社会环境，注重自得和自省、反求诸己、改过迁善等等，因而青少年的道德认知主要是来自于家庭、学校、村落、社区及其相互间的礼俗文化，如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等，其主要媒介是语言，在潜移默化中建构起人们的思想政治观念。而在当代，人们除去被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体包围外，网络文化所负载的各种信息已使其置身于一个完整的新世界。虚幻与现实相结合的网络特点迎合了青少年的需求。他们不仅借助于网络文化的传播进行感知和理解，而且还能从中吸收思想政治素养。可以说目前青少年思想政治意识的建构与网络文化传播密不可分，他们在网络中获得各种各样的知识信息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标准和思想政治观念。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网络文化是青少年道德认知的重要来源。

其次，网络文化传播改变了青少年道德意识的建构方式。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网络文化传播的思想政治意识的建构是非群体的。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思想政治意识的建构是在参与群体活动的过程中完成的。青少年在家庭、学校、社区等社会群体参与过程中一方面获得认知，另一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政治意识。到了网络时代，网络文化传播不仅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也跨越了社会群体。现在人们获得信息的途径，并不仅是从某一个体到另一个体的传播，而常常是许多社会群体同时获得同一文化知识和价值信息。因此，现代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识建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社会群体的;二是网络文化传播的思想政治意识建构方式具有开放性。在传统社会生活中，由于受条件的限制，人们所在的群体相对封闭，生活方式和思想政治观念变化较小，往往会长时间保持着同样的道德风尚和伦理价值观念。到了网络社会，网络文化的传播打破了一切封闭状态，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网络传播缩短了人与人的距离，使一切遥远的社会关系变得近在咫尺。

再次，网络文化传播改变了思想政治意识的建构内容。在传统社会生活中，一代一代的文化传递及群体内个体与个体的互动文化传播内容，主要是经验知识、风俗、礼仪等文化观念、政治信仰、思想品德等，这些因素构成了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识。在网络时代，网络文化传播的内容相当广泛，有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也有科学技术、政治思想、经济知识等等内容。可以说现在人们通过网络所接受的信息内容比过去几个世纪还多，一个现代青少年所了解的东西比过去一个老人还多。因此，网络文化传播所建构的思想政治意识的结构层次，要比传统社会人们的结构层次更加复杂、更加丰富，这不仅是我国现实变革的必然反映，也是网络文化传播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新课题。

网络文化传播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一方面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现代方法和手段，同时也向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网络文化传播对养成青少年进取、开放、参与、自强精神具有重要作用。网络作为信息工具和感知媒介极大地提高了青少年感知外部世界知识的能力，并且以空前未有的密集信息为青少年提供了丰富的价值享受。无论从量和质两方面看，都是学校教育难以达到的。从量上看，网络传播将逐渐超过由学校所提供的信息源;从质上看，学校以外的信息，由于传播工具的现代化，信息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新颖性也容易吸引青少年，产生较好的效果。从这一点看，网络文化传播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提供了方法和手段。

二、网络文化的负面影响

网络文化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产生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网络文化传播常常容易青少年丧失价值判断和选择的能力。网络文化传播是一个信息开放体系，是无数群体、个体参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播者、接受者、媒介发生着交互作用，无数群体、个体凭借不同的自身素养，不断交互感知各种价值信息。传播者、接受者的不同文化背景及其经验、见解、知识等等相关因素不断地影响着教育功能的发挥，有时这种因素起主导作用，有时那种因素起主导作用。因而，时常会出现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局面。另外由于各种各样夸大、扩张信息的存在，又会使得整个网络信息的价值意义变得异常混乱和模糊。因此，青少年常常容易丧失价值判断和选择能力。例如网络聊天中频频有人上当受骗的现象正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网络文化传播不仅容易使青少年丧失健全的价值心理和思想政治观念，而且也容易使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识失去取向，处于无思想政治意识取向状态。某些不正规的网站，为了以“新”和“奇”吸引浏览者，经常会一些不真实的新闻和花边消息。其规模之大、信息之密集，如滔滔洪水，它容易使青少年心理机制失去承受能力，同时也减弱了对社会主流文化的感知能力。当信息量对青少年来说成为超负荷传播时，就容易使青少年失去兴趣。尽管网络文化传播信息能如潮水般涌向社会，而真正能内化为青少年品德的却很少。信息洪水浩浩森森，青少年的心态却膺臀懂懂。这样，网络文化传播也就失去了建构思想政治意识的意义，它不但不能使青少年产生健全的价值心理和思想政治观念，而且容易使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识失去取向，处于无思想政治意识取向的状态。

再次，网络文化传播易使青少年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从传播的内容来看，现今的网络文化传播是无视青少年作为主体存在的，忽视青少年的价值需要和价值理想。如潮的信息洪水常常是反映了主人的需要，而不断地在网上传播。这些信息究竟能给青少年提供多大积极的帮助，网络文化传播者很少给予考虑。这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文化传播倾向，它忽视了青少年的价值需要和动机，因而常常破坏他们的思想感情，使他们从学校获得的道德规范与网络文化传播中获得的信息相冲突。各种各样的网络信息越来越使青少年无法界定自己生活的真实空间，也越来越使其无法对现实生活的意义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样，因缺乏一定的参照标准而使青少年陷人无所适从的困境。网络文化传播的这种状况如果不加以控制，它将会使青少年理性思维衰退，从而使其逐渐丧失正确的价值标准。

可以看出，网络文化传播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加快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进程，同时也会使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减弱。因此，网络文化传播的发展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三、确立开放、多元的社会大思想政治教育观，既是对网络文化传播这一挑战的应答，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自身要求

篇（2）

二、思想政治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在广播电视台要想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其能落实到实处，必然会面临很多问题。第一，广播电视事业工作要求时效性，因此工作节奏快，人员分散，很难有集中的时间全面系统地学习思想政治工作。第二，广播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普遍年轻化，虽然年轻人创新精神较为突出，但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淡薄，普遍存在重工作业务轻思想政治工作的现象。第三，部分广播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对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不了解新闻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不懂得自己肩负的责任，因此对工作缺乏激情。第四，很多广播电视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创新不够，陈旧老套，没有达到与时俱进，思想政治工作本来就乏味无趣，方式与方法上再缺乏适用性和灵活性，很难吸引人。第五，广播电视台对于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没有一个较为规范的具体工作计划安排，缺乏系统性、规范性和持续性，因此无法循序渐进进行下去，达不到预期应有的效果。第六，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快速发展以及广电部门近年来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已经不能适应广播电视事业近年来的发展要求，干部职工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等都呈现出多元化复杂的趋势，彼此之间的交流变少了，在此情况下，有针对性地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性就显得至关重要。

三、如何抓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

针对现有的广播电视台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与挑战，从实际出发，应采取以下几种应对策略：

（一）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研究。在广播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更要重视对他们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可以通过强化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来抓好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如通过先进人物的英雄事迹，通过对思想、三个代表理论的学习，有助于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提高人们的理论修养、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也有助于他们在工作过程中，能坚持自我，抵御诱惑。特别是对于一些娱乐节目的制作人，通过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对于他们的价值观有一定的强化作用，使他们在制作节目时免于流俗，为了博取收视率而片面地强调低俗现象来吸引观众，这样可以带给人们更多正能量。

（二）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能力。广播电视台思想政治工作者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广播电视台思想政治工作的水平，广播电视台要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采取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方法建立和完善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队伍。

（三）坚持以人为本。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建立在提高“以人为本”观念的基础上，以人为本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强调的是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在主观上坚持从理解尊重对方的角度出发，提供与创造彼此沟通的机会与条件，要以平等、讨论的方式，创造和谐融洽的氛围与单位职工探讨分析问题、交流思想，化解矛盾，这样有利于了解职工真实的思想状况及其形成的原因，找到问题才能有针对性地去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篇（3）

郑和使团七下西洋，前后到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辟了海上贸易之路，与海外广泛进行了物资交流。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物资交流也是一种物质文化传播，本文将从传播学角度对此进行探析。

一、配合政治需要的传播目的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由于某种共同感兴趣的内容聚集在一起时才能构成传播关系。在郑和下西洋的物质文化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传者双方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传播目的如何?

历史资料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务有多种说法，在此笔者列举当时几种代表性言论。明成祖朱棣说：“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礼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郑和本人的言论：“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赍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明史》说：“永乐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国航海贡琛，稽颡阙下，而远者尤未宾服，乃命郑和赍玺书往诸国。”“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祚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郑)和、(王)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这些文字说明郑和下西洋旨在建立和平、安宁的国际局面，树立明王朝的声威，让海外远国能来中国朝贡，“宾服”中国。因此郑和使团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赏赐大量物资，以示“柔远人”、纳朝贡。

此外，海外一些小国需要寻求明帝国保护以免遭邻国欺凌，极力欢迎郑和使团到来。当郑和使团到达时盛情接待，郑和赏赐完毕后，国王也回赠贵重礼品；当郑和使团回国时，一些使者随使团来华朝贡，以示宾服。

可见，在这种传播关系中，郑和使团与海外人们相互交替着传播者与受传者的角色，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有明确的、共同的政治目的，而且更多时候这种政治目的是通过双方感兴趣的传播内容之一——物资传播来实现的。

二、全方位大容量的传播介质——物资

这里所说的物资，是指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和海外诸国之间交流的地方特产。从一定意义上讲，特色物资既有经济价值，也有文化价值，物资交流意味着中国和海外诸国把物资作为一种传播介质来传播物质文化信息。郑和使团每次下西洋都满载丝绸、瓷器、铜、铁、麝香等几十种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产品，然后换取海外的特产而归，货物名目繁多，据《明会典》、《明史》、《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等书统计共11大类191种货物，这种物质文化传播的数量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是史无前例的。在郑和下西洋时期，物资对于中国与海外诸国来说有着特殊意义，我们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从传播者角度看，处于明朝的需要对外自我宣扬(传播)；处于“藩属”地位的海外诸国需要表示“臣服”。

作为传播者的郑和使团，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更多时候借助双方感兴趣的物资传播。因为物资最能代表中国先进的物质文化，也最能显示出明朝的国威和政治地位，对外传播的物资越丰富，就越能显示中国的强大与富有。所以，每到一地郑和都向当地国王赠送大量礼品。作为传播者的海外诸国，为了表示对明王朝的臣服，对郑和使团既回赠本国礼品，也允许本国人民同其交易。有的国家君主或其他使者不远万里来华“朝贡”的大多是珍禽奇兽、香料珠宝等具有海外文化特色的物资，虽然其中有些物品是直接从自然界采摘、猎取的，没有经过人类再生产，但也蕴涵着海外物质文化；其中的手工艺品，有些是为来华特意打造的，有些是在市场上买的，这部分物资更能体现各国当时的物质文化，都能显示出对明政府的臣服。

(二)从受传者角度而言，物资最容易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心理上容易接近或者说不易拒绝。

从中国政府方面来说，接受海外诸国的贡品，不在乎贡品本身的经济价值，而是看重由贡品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意义，接受各国进献的物品，即表示接受各国内附。因此对于各国“朝贡”物资，作为受传者的中国统治者，从心理上极易接受，既实现了政治目的，又满足了物质欲望。从中国国内的受传者来看，南洋、西洋的很多物资是他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极想得到或看到，正如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所说，“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

因明初实行海禁政策，“中国必欲得之”的“夷中百货”只有依赖郑和使团传播进入。郑和使团每次下西洋都“充舶而归”，深受人民喜爱。

从海外诸国的受传者来看，国王们欣然接受郑和赏赐，即接受明王朝的庇护。至于百姓都普遍希望能得到中国物资，但只能通过贸易获得。因此郑和使团在海外贸易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使团成员马欢、费信、巩珍等人的著作都有记载。马欢的《瀛涯胜览》记载，在祖法儿国，“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纶丝、瓷器等物”。

三、传播效果

传播者根据自身传播目的对传播内容进行编码，以信息的形式发送出去，当受传者接受信息刺激后，便会对信息进行解码，并且产生不同程度的相应反应，这种在思想、感情、态度和行为等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某种变化就是传播效果，它隐含在受传者的解码行为中，或者通过反馈体现出来。

篇（4）

老早就知道博士论文后面有一段致谢意味的后记部分，一直在想自己到那天会是如何的激动如何的感慨，如今真到了这一时刻，却是相当平静却也发现自己无从表达此刻的心情。

从大学毕业时考研找工作两手准备，到幸运被复旦会计系录取，再到两年半后由硕转为攻博，最后三年半后博士毕业，进入不错的高校成为大学老师，我完成了由会计小本到会计博士，从会计学术门外汉，到成为一名可以独立进行会计研究的大学老师的华丽转身，这是六年前的我绝对没有想到的。六年的青春岁月可以在复旦度过，可以在会计系度过，我是幸福的。感谢我的导师吕长江老师，这不是博士论文后记部分的例行感谢，是学生发自内心的，我一直认为如果当时我的导师换了其他人，我可能都不会走到今天。是老师一步步的将我带入会计学术的氛围中，让我yulu.cc的看到会计学术的魅力，也是老师耐心的教导及指引，让我慢慢发现了自己适合的人生职业。感谢老师对我的学术及生活上的关心，感谢老师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感谢老师对我有话直说、口没遮拦的宽容。

同时还要感谢师母王克敏老师对我的点拨及生活上的关心；感谢会计系洪剑峭老师的关心及对博士论文解析部分的帮助；还要感谢会计系陈超老师、周红老师、徐浩萍老师对论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感谢北京大学陆正飞老师、上海交通大学夏立军老师、复旦大学原红旗老师、南开大学刘志远老师、上海财经大学潘飞老师、上海交通大学张天西老师对论文提的宝贵意见；感谢复旦会计系所有老师在六年中从各个方面的帮助与照顾。此外，还要感谢我在耶鲁大学交流期间的外导FrankZhang，感谢张老师对我在耶鲁交流期间的照顾，及对我在学术上的悉心指导，同时也要感谢耶鲁会计系的博士生杜凯同学对我生活上的帮助及论文解析部分的指导；也要感谢耶鲁会计系其他老师和同学对我在各方面的帮助。

我在复旦的同窗们，我不会忘记你们的：我的室友王瑞、杜琰琰、程南雁，同窗翁宵伟、李静、武建、朱晨波、张轶凡，及刘璇、黄海杰、刘念、徐媛媛等师弟师妹们，以及管院09博的所有同学们，因为你们的陪伴，我的生活才能如此丰富多彩。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是你们为我提供了一个无忧无虑的成长环境，是你们的支持可以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们的爱护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还有我的好妹妹，你倒是像姐姐一样照顾我，我们的姐妹情无疑是我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

所有爱我的和我爱的人，仅以此文献给你们。

致谢二：

历时一年有余，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终于即将完成。回首论文的撰写过程，内心不禁五味杂陈，感触良多。

政府审计与民主政治关系的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话题。两年前，我的恩师，国内政府审计领域的权威人士蔡春教授以他对学术前沿的高度敏感捕捉到了这一问题的研究价值，并建议我以此为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最初思考这一选题时，我颇为惶恐。这一论题不仅要大量涉及到政治学等较为陌生的领域的理论知识，而且在进行选题论证时搜集到的己有相关文献成果极为有限，国外文献研究几乎为零。可以预见如果以此为题，论文的创作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与同专业的博士同学以及同门的师兄师姐讨论后，他们也都认为这一选题难度较大，这一度几乎让我失去信心。与导师蔡春教授交流以后，他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帮助我分析研究思路，启发我思考解决论文中的关键问题与难点，并提出了他独到的见解。在蔡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最后我还是决定要坚持下来，并最终确定以政府审计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作用这一问题作为我博士论文的选题。

选题确立后，我从2011年4月开始搜集资料，拟定论文研究大纲。写作期间，我又再次遇到了瓶颈，民主政治细化的问题曾让我一愁莫解。后来，我研读了大量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学、公共权力学的书籍与文献，并多次与政治学专业的同学讨论，才最终从民主政治运行机制的角度解决了.

这一问题。其后遇到的诸多难题，如政府审计对民主政治发展作用的机理分析、实证研究中民主政治的量化、模型的构建等，我都是一次又一次的与导师和同门师兄师姐讨论，一次又一次的翻阅各类文献，每个问题都是反反复复的琢磨直到被逐步攻克，这才最后形成了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的成果。整篇论文的撰写过程，从选题开始到最后论文定稿，大到论文大纲框架的确立，小到一个词语的选择，无不凝聚着导师蔡春教授的心血、同门兄弟姐妹的帮助、同学和朋友的鼓励和我自己的努力，现在回想起来，实属来之不易。

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了学术研究的不易，也越发感觉到自己才疏学浅。论文虽然初步成稿，但自己也清楚的知道我的研究还是最基础性的尝试，其中许多问题思考还不够成熟，分析还不够深入，还有许多缺陷甚至错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批评指正，以帮助我更好的完善本论文并展开对这一领域的后续研究。

学海无涯，我将博士论文的完成看成另一个学习道路的起点。在今后旳日子里，我会持续关注政府审计领域的研究，谨记恩师教诲，踏踏实实的做人，勤勉严谨，不断思考探索，不辜负恩师的栽培，不辜负同学朋友的支持和父母的期望，更不辜负自己的人生。

三年时光，如弹指一挥间。收到博士录取通知书那一刻的欣喜仿佛还在昨日，转眼间我已经在提笔撰写毕业论文的致谢词。深夜12点，万籁俱静，回想荣春园三年的求学生涯，导师的栽培、同门的帮助、同学朋友的关怀，父母的支持，一幕一幕在脑海中浮现，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衷心感谢我的恩师蔡春教授。能够成为蔡春教授的博士生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是蔡春教授带领我走进了审计学术的殿堂，他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认真细致的做事风格、勇于创新的精神、对学术的不懈追求都令我十分的钦佩，这将是我受益终生的宝贵财富。三年博士阶段的学习生活，蔡老师教会了我科学的思维方式、正确的研究方法、前沿的思想理念，教会了我许多待人接物与为人处世的道理。他每一次学术思想的提点都让我获益匪浅，每一次生活上的关怀都让我这孤身在外求学的学子倍感温暖与感动。

特别是在博士论文的撰写过程中蔡老师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论文的选题到资料的收集、开题、论文的撰写、修改直至论文完稿，蔡老师一直在给我支持和帮助、信心和鼓励。没有蔡老师悉心的指导，我不可能顺利的完成我的学业。师恩深似海，蔡老师的谆谆教诲我会永远铭记于心。衷心感谢我的师母包建华女士，感谢您慈母般的关怀和教诲。

衷心的感谢西南财经大学的诸位老师。感谢彭韶兵教授、杨丹教授、罗宏教授、陈苑红教授、叶建明教授和黄载兴教授对我专业课程的教导。感谢樊行健教授、潘学模教授、吕先锫教授、冯建教授、冯俭教授、余海宗教授、谭洪涛教授、马永强教授和唐雪松副教授对我博士学位论文所提出的中肯意见，让我的论文得以完善。感谢方萍书记、余霞老师、杨长虹老师，谢谢你们三年以来的关照感谢蔡老师研究团队里面的所有的兄弟姐妹。感谢李江涛博士对我博士学位论文在实证模型设计等方面所给予的指导和帮助；感谢刘更新博士，与你六年的同窗情谊，你对我的学习和生活给予了许多的关怀与帮助，感谢你在我考博期间的支持与鼓励，感谢你带我进入蔡门大家庭；感谢谢赞春博士、苗连奇博士，感谢你们一直像大哥大姐一样照顾我，感谢你们在我感到困难的时候给予的安慰与关心；感谢孙婷博士生、饶翠华博士生、马硕博士生，感谢你们在博士论文撰写过程中的一路鼓励与扶持；感谢蔡利博士生、朱荣博士生、李明博士生、刘雷博士生、谢柳芳博士生、唐绣球博士生、感谢你们兄弟姐妹一般的同门情谊，让我倍感亲切和温暖。感谢师门的瞿旭博士、董延安博士、李海燕博士、刘学华博士、罗朝晖博士、鲜文铎博士、张勇博士、徐荣华博士、杨晓磊博士、路伟达博士等和硕士研究生杨鲁、敖金俐、林洁、刘春苗、黄婧、张倩倩、和辉、王志、祁恒庆、陈永辉、杨晶晶、何雨、何苦、钟婷、马可哪呐、吴征远、梁怡爽、张鹏、周思维、王瑜、陈亮、孙琳、张静、周贤莉、李慧、罗琪、段楠、王宪振、欧琳、苗芄、蒋静、赵晓燕等师弟师妹，恕不一一列举，你们是我今生最大的财富。

感谢我的同班同学。感谢王伟博士生、张玮倩博士生、张晓玲博士生、彭丁博士生、郝以雪博士生、何惕博士生、黄莉博士生、林高博士生、卢兴杰博士生、王昱升博士生、向阳博士生、袁洋博士生、张媚博士生、周冰博士生、魏涛博士生、张泽南博士生、汪tn専士生、周婧博士生、侯甜甜博士生、肖光红博士生、周明友博士生。感谢你们让我拥有三年美好的求学时光，我会将这些记忆永远珍藏。

感谢我的硕士同学万磊、龚建英、柳宇燕、夏冬明、易旭东、隋春蕾、周德如、陈义、夏蓓、王峰、张莉等；感谢我的本科同学徐燕、薛爱玲、王芳、仇扬、杨珠等，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帮助和鼓励。

最后，深深感谢我的父母。你们用毕生的心血养育教导女儿，女儿不孝，多年在外求学，不能承欢膝下，只能在心里感谢你们对女儿的无私的爱，感谢你们一直包容我的任性，感谢你们一直做我坚强的后盾，放我去飞，放我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朋友们!

致谢三：

光阴荏苒，转眼间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度过了丰富且有意义的四年求学生涯。这四年的博士研究生生活让我体会到了会计学学科的博大精深，同时使自己的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使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前进方向。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张天西教授。张老师以其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默默的奉献精神时刻感染着我，深深地影响着我，激励着我奋发进取。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张老师对我的毕业论文始终给予了认真和耐心的指导，使我顺利地进入毕业论文研究阶段并成功地撰写了毕业论文。四年来，在张老师的言传身教下，使我能始终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协调处理好学习、工作、家庭三者的关系。尊敬的张老师，谢谢您!

篇（5）

据德国《明镜周刊》12日报道，在拜罗伊特大学正式公布对前国防部长古藤贝格博士论文抄袭案调查结果后，德国籍欧盟议会副议长科赫·梅林也因“抄袭门”宣布辞去职务。

今年41岁的科赫·梅林是德国自民党高层人物，她于10年前在著名的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但是前不久她的博士论文被德国新开张的两家“学术维基”网站盯上。其中一家通过电脑对比软件测试显示，论文抄袭指数为27.36%，达到55页。此事经媒体曝光后，海德堡大学已开始调查，很可能将取消她的博士学位。

科赫·梅林在书面声明中表示，为保护家人免受影响，她辞去全部党内和议会职务，并称她的辞职可以使海德堡大学进行公正调查，并不受她个人政治地位的影响。但对于论文抄袭的指控，她并未公开表态。

在学术打假的浪潮下，被“学术维基”盯上的德国博士们人心惶惶，担心会因此失去前途。（青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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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人事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自谋职业，造成毕业生就业单位的不确定性及变动频繁，也给人事档案管理带来了许多困难。而有些学校或用人单位为了图省事，无视档案保密原则，让毕业生将档案自揣于身，档案乱放、涂改、遗失现象屡见不鲜。人事档案摘要是一些领导以权谋私，部分档案管理人员政治觉悟、职业道德水平不高，以及管理制度不健全等原因造成的。

（一）整理不规范。

整理人事档案是一项细致的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干部档案整理工作细则》要求整理工作做到“认真鉴别、分类准确、编排有序、目录清楚、装订整齐。”“通过整理使每一个档案达到完整、真实、精练、实用”的目的。把个人材料归档成册是人事档案规范化的基本前提，许多单位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欠缺。材料混杂、散乱，甚至根本没有清理，有些单位档案虽己立卷成册，但没按要求的格式进行分类处理，给档案利用带来了诸多不便。博士论文，人事制度。博士论文，人事制度。

尽管我们对人的评价标准始终是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即从政治和业务两个方面来全面反映一个人的基本情况。然而，事实上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我们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将政治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评价人，并且将政治思想与品德作风、工作表现分离开来，因此是空头政治。在重政治轻业务观念的影响下，人事档案部门没有严格把属于反映个人政治思想、品德作风、业务能力、工作表现、实绩贡献等情况的人事档案作为收集归档的范围，而是侧重于政治思想表现材

料的收集，能反映个人业务能力的活的材料相对较少，即使有数量也有限或者补充不及时。

(二)人档分离现象日趋严重，“无头档案”增多。

随着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人才流动日趋频繁，人档分离现象也日趋增多，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大量“无头档案”的出现。“无头档案”是指查不到当事人下落的人事档案，这种档案主要产生于下述情况:

第一、人员主管机关变动与档案的流动未同步进行。产生此种情况的原因有二:一是人事管理部门工作制度不健全，人员调动长期不通知人事档案管理部门，等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发现时，人员已不知去向;二是工作机构或人员大规模急剧变化，造成一些人员的去向不明。

第二、转递工作不准确。在人事档案转递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有:

1、在工作调动时，由于社会上不正之风的影响，少数人以不正当的渠道进入接收单位，手续不规范。不是先调档案后调人，或调档与调人同步进行，而是先调人后调档，人调入后，转档的事就拖下来了，接收单位没有及时索要档案，转出单位也未能及时将档案转出;或是先调档后调人，但档案转出后，调人的事要么遇到人事冻结，要么本人又不愿调出仍留原单位工作，而转出的档案又未及时索回，时间拖久了，就造成人与档案的脱节。

2、有的人事干部对工作不负责任，在档案转递时，不按规定的渠道和方式转档，而将档案直接转至基层单位，甚至交由本人自带，因此档案材料的丢失、错递现象时有发生。

3、在大中专毕业生毕业时，有部分学生在就业方案确定后又重新改派，而档案却未能及时改转。

4、个别档案管理人员工作不仔细，转递时对接收单位名称书写不清楚，或书写不准确，接收单位在接收时不仔细核对，误收误存，成了“无头档案”。

三、解决对策

“无头档案”的存在给人事档案管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严重影响了人事档案工作的质量，因此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无头档案”显得十分重要。

（一）防止“无头档案”产生的措施

为了防止“无头档案”的产生，各单位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必须健全制度，堵塞漏洞，通常可采取以下措施:人事档案管理部门要与有关人事管理部门建立联系制度，及时获得人员工作和职务变动的准确信息，包括人员调出的时间、调入单位的名称、主管机关的名称、调动的原因、是否为正式调动等，然后及时将档案转入该人员新的主管部门，使档案与人员流动同步进行。

第一，机关人事档案管理工作人员要树立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充分认识人事档案工作的重要性，及时传递，认真细致、准确详细地书写转递档案通知单和收文机关名称，杜绝误转现象的发生。第二，建立严格的人事档案收进转出登记制度和定期检查核对制度。博士论文，人事制度。档案的进出登记，是档案流转的真实记录，是检查核对和确定档案来龙去脉的依据。检查核对制度，是验证收进转出档案是否准确无误的手段。要认真进行登记，定期检查核对，就能及时堵死转递和保管工作中的漏洞，从而防止“无头档案”的产生。具体而言，要做到以下几点:

(1)在人事调动或职务变动时，有关单位应及时将其任免通知告诉人事档案管理部门。档案管理部门应密切配合，加强联系，及时催问或索要档案。转递档案时，必须按照“干部档案转递通知单”的项目详细填写。收到档案的单位经核对无误后，立即做好入库登记，并在回执上签名盖章。回执在一个月内未退回者，转出单位应主动催问，以防档案丢失。

(2)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方案确定后，毕业生所在学校应及时将档案随同就业名册同时转递到所去单位所在地的县(市)组织人事部门，在交接档案时，应与就业名册逐一对照，登记注册，做到有档无人不签收，有人无档不分配，重新改分或错转的档案要认真核查，及时改转。

(3)转出或接收的档案必须完整、齐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扣留档案材料或分批转出。档案接收人员在验收时，如发现材料不齐或丢失，要设法查找或索取必要的组织证明。博士论文，人事制度。

(4)档案转递时，必须严格密封，以机密件通过机要渠道转送或派专人送取，并要签字注册。严禁公开邮寄或自带，以保证档案在转递过程中的绝对安全。

（二）对“无头档案”的处理

处置“无头档案”是一项重要而繁琐的工作，关系到对人的使用以至人的政治生命问题，必须严肃认真，谨慎对待，其处置的办法是:第一，认真鉴别档案材料的保存价值。博士论文，人事制度。机关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在处置“无头档案”时，必须依据有关规定，鉴别判定档案材料是否具有保存价值。对一般性简历登记表格和作为组织参考性的人事档案，可以登记造册，报领导批准后销毁。对重要的有保存价值的人事档案，要继续保存，或查清下落，转给有关部门。

第二，仔细分析，认真查阅档案人的下落。可以通过人事档案的形成部门、当事人原来工作单位、甚至爱人、子女或社会关系等线索进行查询，查询时一般由查询机关提供被查人的基本情况，让有关单位查复。博士论文，人事制度。

第三，经过多方查询，确实找不到下落的“无头档案”，根据规定可转当事人原籍档案馆保存。当事人人事档案不齐全的部门，可以向当事人原籍档案馆查询。

参考文献

[1]黄霄羽,曹建峰.人事文件中心建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迫切性——我国建立新型人事档案管理模式的思考之一[J]北京档案,20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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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树立公关意识是高校管理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所谓公共关系，是社会组织以现代传播沟通为手段，以建立互利合作的公共关系为重点，以塑造良好组织形象为目标的管理科学与经营艺术。博士论文，公共关系。公共关系的三要素分别由主体（社会组织）、客体（公众）、媒介（传播）构成。博士论文，公共关系。其理论核心是要塑造良好的组织形象。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公共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催化剂。社会组织要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取胜，就必须使自己的产品、服务以至整个组织都具有良好的声誉。可以说，建立产品与组织的良好形象，广结良缘，争取公众的光顾和支持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博士论文，公共关系。博士论文，公共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关系不仅存在于经济组织，而且广泛存在于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树立公共关系思想对于面临市场竞争的高校管理来说极为重要。

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对高校办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它要求人们必须树立这样一种观念，即高等教育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观念。从1985年开始，我国正式把教育划分到第三产业之中。就产业而言，效率、效益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建立教育产业观念的核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也要明确“效率优先”的原则，也要讲究“投入产出”。行政的官僚式组织体制必须让位于效益优先的产业组织体制。实际上，在教育经济学和教育学研究体系中，对这个问题早已经有很多研究，但是，把这个原则实际运用到教育里面去，就不那么简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国普遍存在着学校紧缺特别是高校紧缺情况，于是家长、学生有求于学校的现象十分普遍，再加上国家包办教育体制，学校的竞争意识普遍不强，因为生源是国家规定的，再加上国家包分配，学校不愁没有人来读。然而随着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办学形式的多样化，学生选择学校的机会也越来越多，高校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高校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高校的生存问题。在竞争条件下，如何树立高校的良好形象，增强管理中树立公共关系的观念，是高校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博士论文，公共关系。

二、公共关系在高校管理中的作用

1．收集信息。当今世界是信息日新月异的世界，任何社会组织离开信息要求得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高校也不例外。生源信息、师资信息、专业信息、教材信息、教学设备信息、就业信息、宣传信息、高等教育改革信息、民办教育动态信息、世界科技发展信息等，谁掌握了最有价值的信息，谁就占有了决策的主动权，谁就会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内外宣传。加强校刊、校报、校园广播、电视台、网站建设，对内宣传，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教职工职业素质教育。对外宣传要坚持长期性、持续性原则，以学校新闻、报道、公益活动等软宣传为主，配合节日、创业纪念、成就展、创新设计、举办庆典等进行，以提高高校的知名度，树立良好的形象。但应注意的是，宣传主题和目的要明确，宣传的事实要客观、真实，宣传工作的安排必须及时、迅速，宣传的方法方式一定要恰当、适宜。更要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强化内部管理、持续改善办学设施，以培养合格毕业生为中心工作，从而不断增强整体办学实力和形成核心竞争力，办出自身特色。

3．协调关系。公共关系作为一种协调手段，为高校处理好内外部各种关系，增进领导层团结、增强教职工群体凝聚力、搞好与相关单位的合作而服务的。在构建和谐校园的过程中，要协调处理好学校内部的各种人际关系，理顺师生员工的思想情绪，形成全体师生员工各尽其能、各展其长、各得其所、专心学业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校园中的人际关系主要包括领导干部、教职工、学生三类群体的内部关系以及干群关系、师生关系等，其中干群关系和谐是关键，师生关系和谐是根本，各群体内部的人际关系和谐是基础。和谐的群体内部关系需要广大师生员工以真诚、尊重、宽容、互助为原则，构建生活和谐、工作和谐、学、心理和谐的同事和同学关系。

同时，高校还要协调好与企业、用人单位的关系。如今，许多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采取“定单式”人才培养方式，或采用冠名班，都需要与企业加强合作。校企合作，有利于高校得到经济上、物质上的援助，能够扩大学院知名度，争取社会力量办学，解决毕业生就业难题，提高师生入企业实践的机会。因此高校要与企业协调好人才观和利益关系，强化为企业服务的意识，主动建立与企业界的公共关系网络。博士论文，公共关系。

4.咨询决策。在高校管理过程中，公共组织发挥咨询、参谋的作用，协调高校领导者在各种因素影响中，平衡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决策的实施有利于树立高校的良好形象。此外，提供咨询能加强民主管理，高校部门以以其独有的专业理论和各方面的大量信息，为高校的民主管理提供咨询，同时运用公共实践参与决策，促进民主管理的实现。

总而言之，高校应该充分把握的公共关系的理论，引之以进入学校管理的层面，充分发挥其作用，实施高校品牌战略，以促进高校的建设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浅谈民办高校中的公共关系应用。jiahongli.blog.hexun.com/6950526_d.html

2．汤向东.公共关系在高校的应用研究更要苦练内功[J].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1，P19

篇（8）

 

随着中国与世界各领域的对话日趋频繁，新疆作为中国的一个子系统也逐步参与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中。新疆外宣英译活动频繁也是史无前例的。笔者打算结合埃文·佐哈尔创立的多元系统理论对新疆外宣英译呈现的特点进行描述。

一．理论简介

多远系统理论是埃文·佐哈尔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将翻译作为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来看待。（1990）。随后佐哈尔的弟子，著名翻译理论家，以色列学者吉迪恩·图里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他主要对影响译者的因素进行了描述。博士论文，边缘性。他认为译者所从事的翻译行为要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赞助人等因素的影响，不受外界潜质的文本是不存在的，翻译行为并非真空，译者要考虑上述因素的影响来筛选文本。他提出了三类规范：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由此衍生出翻译策略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翻译选择的陌生化和本土化（1995）。国内最早对多远系统理论译介的是杨自检教授，张南峰、谢天振、廖七一等也分别作了译介和评论。

三，对新疆外宣英译的解读

1. 新疆外宣英译的边缘性与发展性

多元系统内的各子系统地位不平等，有的处于边缘，有的处于中心，他们之间处于斗争和交替中。从《西域翻译史》（热扎克·买提尼亚孜，1997）和《新疆现代翻译史》（陈世民，1999）中，我们发现新疆翻译从周朝开始直至近代，主要存在于汉语和西域个少数民族语之间，其次是与俄罗斯，中亚各民族之间的翻译交流。英译活动在新疆翻译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博士论文，边缘性。直至九十年代，有些书籍不断被译成英文：《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玛依奇观》等。新疆也开启了英文网站，成立了一些对外翻译公司。新疆大学从2001年起，开始招收翻译方向的硕士，一部分学者开始参与全国英译汉，汉译英的探讨。期刊上不断有关于新疆的地名、旅游，饮食等英译规范探讨的文章。从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出，新疆外宣翻译理论发展还很弱小，翻译实践中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新疆外宣英译这个子系统也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张力。博士论文，边缘性。

2. 新疆外宣英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和翻译策略有很大的影响(埃文·佐哈尔，1990)。新疆外宣英译在文本选择和译者的翻译策略上受到译者本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博士论文，边缘性。纵向观察中国外宣英译书目名称：《神秘的塔里木》、《中国乌鲁木齐》、《新疆新貌》、《新疆旅游》等，英译书籍主要集中在旅游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与新疆的发展是以旅游为先锋（邓新民，2000）。而西方译者对新疆的英译因受其固有的对新疆的认识而出现片面性。如：Though 250 years ofChinese control, Xinjiang retains a lot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DavidLevinson，Kien Christenson,1999)。 从译者用“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可以看出他有意曲解新疆的历史。这就需要我们新疆本地的译者站在爱国，爱家乡的立场上清楚地回应，不能让我们在解读自己的文化上出现“失语”现象。

3. 部分新疆外宣英译的不充分性和不可接受性

段连城指出，外宣英译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图里在解释“翻译规范”时，将其称为‘可接受性’和‘充分性’（2004）。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性是译者在外宣翻译中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外国人认为中国的大众媒介过于呆板，喜欢用华丽抒情性的文体，而有些文本直接用中国的计量单位，或使用修饰性的计量给人以信息不明了的感觉。新疆外宣英译存在此类问题，请看以下的译例:

（汉语文本略）

Since the first day whenXinjia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started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ighur and Chinese have been used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Kazak, Mongolian and Kirgiz languages were usedlater.（余言，向京，2009）

中国人喜欢用“早些时候，什么什么事情过后，后来，曾经”，等中国人自认为的大事来表示时间段。殊不知，这只会令外国人费解，增加文本解读的信息量。博士论文，边缘性。上文中的“early period”到底早在什么时间，不得而知。以及“later”，直译为汉语的随后，但在时间差上，汉语的“随后”强调动作发生的快，而“later”并不强调这一点。所以该英译文本内容拖沓，简单的信息被复杂化，令人费解，其结果是削弱了英译文本的可接受性，宣传的充分性也受到了挑战。

4．新疆外宣英译的“本土化”

虽然我们在外宣英译时，读者被作为影响英译的因素之一进行考虑，但作者和读者不是评判译文的唯一标准（埃文·佐哈尔，1990）。外宣还在于宣传自我，让外国的读者了解到不同于他们本国的别样的风土人情或是打破他们凭借想象捏造出来的形象。这样就让“异质的东西”（埃文·佐哈尔，1990）存在，创造一种陌生化的翻译，旨在体现“本土化的翻译”（姜秋霞，2009）。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和地缘政治（唐立久，2009）和新疆通用语言的多样性就决定了宣传新疆文化时要如实地将新疆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展现给世界读者，打破部分国家对新疆的蓄意捏造，同时让新疆本土文化走向世界。（汉语文本略）

Turpan Basin lies in the middle of the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between 41 and 43 degrees north latitude,a little higher than Beijing or New York City. But the basin has more extremetemperatures than most places on similar latitude because of its landscape. Thebasin’s landscape is very unique. About 2,000 square km of the basin is morethan 1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The lowest point, the water surface of Aiding Lake, is 155 meters below sea level, and is the second lowest place in the world,trailing only behind the Dead Sea. Mountains, some of which stand a fewthousand meters tall, surround the basin. The mountains keep humid, cool airfrom entering the basin and trap heat in. The weather in the basin is extremelydry, with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of no more than 16 cm. Extreme heat anddryness cause high evapor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big rivers to survivethere.

The secret to Turpan’ssurvival is the Kerez irrigation system, a network of wells connected byunderground channels, which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the unique landscape. （ Wang Hairong，2008）

该文本即从读者接受角度出发，也成功保留了新疆文化的核心。博士论文，边缘性。首先，简单明了将吐鲁番的气候状况及其成因，并在讲述气候成因过程中清晰呈现了吐鲁番的地理位置、地貌，并让外国游客了解了吐鲁番不同于西方现代的灌溉技术。内容新颖、丰富但不刻板。其次，对吐鲁番和坎儿井的名称英译上，遵循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条例》的有关规定，“译名处理以当地主要少数民族的地名称谓为译名的基准。”（谢旭升，2009：112）

四.结语

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使新疆对外宣传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新疆外宣英译是新疆对外宣传的重要手段，但新疆外宣英译在日益强大的中国对外宣传中处于边缘地位，新疆外宣英译中存在大量的受意识形态影响和译者解读不到位的不可接受性文本。新疆外宣英译若想从边缘走向中心，除了处理好原文、意识形态和读者接受性之间的关系，译者也需加强对新疆文化的深入解读。

参考文献：

1.Even -Zohar, Poly-system Studies, PoeticsToday11:53-72,1990

2.Toury·G，Descriptive TranslationStudies and Others[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陈世民，新疆现代翻译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1

4.段连城，对外宣传理论初探，中国建设出版社，1988

5.邓新民，推动旅游发展，促进西部开发，旅游，2000.4

6.辜正坤,当代译学建构理论略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7.姜秋霞，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

8.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9.热扎克·买提尼亚孜，西域翻译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4

10.唐立久，崔保新，发现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4

篇（9）

不久前，德国两名大学教授在《法学批评》杂志就古滕贝格在拜罗伊特大学提交的博士评论称，该论文不仅水平“一般”，而且有多处抄袭。

篇（10）

谈起高校职业生涯，她写道：申报不到基金，评职称就处于劣势；评不上职称，就不能带研究生；没研究生帮着做实验，就发不了文章；发不了文章，就没有基础申报基金。

于是，年轻的讲师就在这样的循环中，逐渐变成了中年讲师和老年的高年资讲师（俗称“万年僵尸”）。不论你课上得如何，领导都不关心。评不上职称，就没有资历，到处人微言轻。

我本科读完，出于对专业的热爱，接着读硕士，构思论文期间出去求职，发现这专业很冷门，几乎没有像样的单位肯收简历，只好硬着头皮读博士。毕业时，系里正好有一个留校名额。于是紧张准备，参加竞争上岗的教学“比武”，得了第一，和另三位应聘者一起留校了。对，我没写错，一个名额，四人留校。

上岗前集体培训，做学生工作出身的人事处长训孙子般地指示：“教课无所谓，能应付过去就行。你们要写论文，拿项目，最终评上职称，这才是正业，才能让你们过上舒坦日子。”

处长一语点醒梦中人：难怪以前给我上课的老师就没几个用心的，讲台上东拉西扯，批十几页的作业一勾了事，原来大学的职场是这么混的呀！没多久，这位处长被全校通报贪污，免职。他后来躲去某系教书了。他，也是教授。

我们单位满负荷工作量是一周六节课，领导说你年轻啊，多上点吧，十四节。有同事生病，我去顶；有同事出国，我去顶；有同事做科研，我去顶。

等到三年后第一次评职称，我肠子都悔青了：那些课时少、随便应付的，都忙出论文、项目来了；我呢，啥都没有。

要说这评职称，真是系里的年度大戏。评委就是那十多位教授，各打各的算盘。

前年，候选人H冲击评选会场，指着座中大骂：“你们收了我那么多钱，还不投我的票，太不讲信用了吧！我要去最高人民法院告你们！”顿时，好几位教授低下了头。据说H按“国内惯例”，在每位教授信箱里塞了五千块现金，有两位开箱即退还。

候选人N则在介绍成果时，哭昏过去，倒在讲台上。原因是，按硬指标，他肯定评不上副教授，但今年一过，他就没指望了：非博导，年满六十必须退休。他教了一辈子书，我也上过他的课。

去年更好玩，候选人F放出大话，副高非她莫属，因为她老公有“路子”。她评上，我们系老师拿基金会方便很多。

受惠于师生关系的，也不是没有。我的师姐Q，博士一毕业就评上了副高，在我系历史上空前绝后。导师近年几乎每篇论文都署她为第一作者。然后对Q，我就不能再称“师姐”了，而要改口叫“师母”。她带着六岁的儿子，住进我导师家，成了他的第四任夫人。

这十年，我评了四次，之后的六年连名都懒得报。因为评选条件频繁变化，越变越玄，一开始是看论文，我勉强也够，就是没著作。等考虑出版博士论文，领导突然宣布，出版博士论文太容易，不再视为著作。而其他有博士学位的同事早都靠此评了副高，我木讷，没赶上末班车。

这几年，又说有著作也不行，还得有国家、教育部的项目才够格，美其名曰“代表作”。要求越来越严，可好多教授无非是评得早，哪有什么论文、项目，连国际通行的学术写作规范都不懂，现在轮到他们操此生杀大权，倒是威风好大，煞气凛然。

我回家静坐，前思后想，深感年光有限，自己是因为爱读书，才吃这行饭。但评职称这种游戏实在玩不起，索性退出竞争，把机会留给那些塞得起五千块的兄弟姐妹吧。

如今，为了应对经济上的生存压力，我只有多接点校外的活儿。好在上海机会多，肯努力总有钱赚，回老家买房能付首期了，还可用上专业知识，不会像有的专家、博导，理论“研究过深”，应用技能全无。

教完课，我也不用操心拉帮结派、拜码头、立山头、打压这个、捧红那个的学术政治。爱看啥书看啥书，假期花自己的辛苦钱旅游，而不是用“科研考察经费”，心里也安生。

篇（11）

“如果说在做专业以后，写文章、出书，文字上还算过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十年的记者、编辑生涯。”

记者（以下简称“记”）：吴教授您好，能先请您谈一下起初是什么促使您报考法律系的呢？

吴振兴（以下简称“吴”）：我从小就对法律感兴趣，可能是受到小说和电影的影响，觉得法官、检察官、律师在法庭上侃侃而谈让人非常羡慕，想得很单纯。我报考大学的时候要填五个志愿，我的前四个志愿都是政法院系，第一志愿就是吉林大学法律系。

记：当时的法律系开过哪些课呢？

吴: 入学以后到以前，大约九个月吧，我学过两门专业课，上学期的专业课叫“国家与法的理论”，当时国家与法是合在一起的，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学与法理学。“国家与法的理论”课程结束后，我就确定了毕业论文的题目，――“法律的工具性问题”，而且我还搜集了不少资料。当时，我对法律的工具性有些疑问，觉得法律的确有工具性，是政治统治的工具，但法律不完全是政治统治的工具，因此这个问题是可以探讨的。除了专业课以外，上学期还开设了外语和政治两门课。下学期的专业课叫“法律制度史”，同时继续学外语。在“法律制度史”和外语课还没结束的时候，开始了。开始后，我利用业余时间，看了一些哲学和经济学方面的书，积累了一些基础知识。1969年下半年，我开始实习。那个时候的公检法工作基本停滞，我就到市公安局的政法大队去实习。在政法大队，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联合办案。研究案件主要凭经验，不谈什么构成要件，当然法律根据之类更是无从谈起。后来我又到长春市汽车厂派出所和桂林路派出所实习过。前前后后实习了一年时间。

记：当时学习的外语是俄语吗？

吴：是日语，当时我们班学习日语的同学并不多，有二十人左右。

记：1980年，您回到吉林大学读研究生，当时您已经在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待了十年，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回去读研究生的？

吴：就个人来讲，我还是有点名利思想的，认为在广播电台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在省电台的十年中，我不仅在政治理论上有提高，而且通过组织法律讲座、编辑法律讲座稿件，在法学基础理论上也得到了一定的弥补。特别值得一提的事，这十年中我自采自编的稿件较多，凡有采访任务，我从来不用下面的通讯员，从调查、提纲到写作，均自力而为，从而使我的文字功夫受到很大的锻炼。如果说我搞专业以后，写文章、出书，文字上还算过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十年的记者、编辑生涯。

“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看到、写到半夜12点，无论冬夏，光读书笔记就做了几大本。这段硕士生期间的学习，对于我夯实自己的基础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记：您是吉林大学第一届刑法学硕士研究生吗？

吴：是的，吉林大学从1980年开始招收刑法学的硕士研究生，我是何鹏老师的开门弟子。当时之所以选择刑法学专业，主要是出于几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是我的外语不太好，所以就没有考国际法专业。除了国际法以外，宪法学也开始招硕士研究生，但我对宪法学没兴趣，觉得宪法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但现在看来，这种看法还是很肤浅。但刑法作为实体法，与现实生活和法律事务联系比较紧密，这也是确实的。这也是我当时选择刑法学专业的粗浅想法。

记：当时您研究生毕业后就留校了吗？

吴：其实毕业的时候我很想到实务部门锻炼一下，但法学院坚决不同意，于是我只好留校任教。

研究生入学以后，我主要是跟何鹏老师学习外国刑法，吉林大学的刑法学是靠研究外国刑法起家的，准确地说，是靠研究大陆法系刑法起家的。何鹏老师外语好， 1981年（或1982年），吉林大学第一次组团去日本访问，随行的翻译人员的翻译水平还赶不上何老师，有时候还需要何老师充当翻译。由于何老师的日语好，看日本刑法方面的书就像看中文书一样，给我们讲起外国刑法来就非常方便。

那时候，我还帮助何老师整理过《外国刑法简论》，这是国内关于外国刑法的第一本书。上课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老师叫赖宇，就我们两个人听课。听完课以后进一步加以整理，就形成了《外国刑法简论》。此外，我还帮助何老师整理过《外国刑事法选论》。再有，在何老师和甘雨沛老师合作撰写的《外国刑法学》中，我还协助何老师撰写了分则部分；还以副主编的身份参与编写了《现代日本刑法专题研究》。

记：能不能谈一谈你硕士生期间的学习情况？

吴:1980年入学后，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是百废待举、百业待兴。从客观上看，当时刑法方面的著述（包括译作）还不多。好在1979年刑法典颁布，我们有了高铭暄、马克昌等前辈一起编辑的刑法学教材，还有一些老一辈学者和少数年轻学者撰写的文章，他们为我国刑法学的繁荣拉开了序幕。虽然我是法律系毕业的本科生，但实际上在校期间并未系统地学过刑法理论。于是我开始不折不扣地勤奋刻苦学习，如饥似渴。我是住在校外――省电台分配的住宅，只一间房，不到20平方米。当时孩子小，我又抽烟，都是自己卷的烟，因为工资低，买不起烟卷。看书写作时烟抽得多，孩子挨呛，得了急性气管炎。为了孩子的健康，我只好弄了一张三条腿的桌子放在室外走廊上，然后再拉一条线，在室外支个灯（这种三条腿的桌子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就是有一条腿是活动的，拉出来可以将桌面支起来，放回去桌面也收回那种）。几乎每天都看到、写到半夜12点，无论冬夏，光读书笔记就做了几大本。这段硕士生期间的学习，对于我夯实自己的基础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记：您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是关于哪方面的？

吴：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叫《教唆犯的概念与特征研究》，这篇论文是从我的关于教唆犯的书稿中抽出来的，这本书稿在我提交毕业论文时就已经完成了，有十四五万字之多，并且在1986年正式出版。现在看，这本书在有些方面研究得还不够深入，但当时确属为数不多的刑法专著。

记：您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哪方面的？

吴：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叫《罪数形态论》，现在看来，书中的一些内容还需要补充，我也想在武汉大学期间进一步完善这本书。但当时对这本书的评价还是相当不错。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时的评委是高铭喧、王作富、曹子丹、何鹏、高格五位老师。在这次答辩会上，评委们的提问让我汗流浃背，而我在重要场合下一般不会流汗。这些评委都非常认真，问了我33个问题，使得答辩足足花了半天时间。同时，这次答辩对我博士论文的修改帮助很大。评委们对我这篇论文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至少有这么一句话：“为建立我国的罪数理论体系做出了贡献。”我这篇论文也被评为优秀博士论文。

“法律实践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多课题。要研究这样的课题，不仅要有法律功底，没有法律功底就无法进行研究，而且还要有研究能力。”

记：能不能请您谈一下法学重建过程中您的主要贡献呢？

吴：我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1997年《刑法》修订过程中，我曾参与过发表修改意见，另一个是《论教唆犯》中的一些观点直到现在也能够站得住脚。比如在教唆犯的种类中，我提出了盖然性教唆和半盖然性教唆，国内学界基本上认同这种观点。在最近由我组织的“四方谈”（全称为“刑事疑案四方谈”，包括法院、检察院、律师、学界）中，我又将半盖然性教唆划分为单向半盖然性教唆和双向半盖然性教唆，将单向半盖然性教唆分为性质单向半盖然性教唆和对象半盖然性教唆，将半盖然性教唆予以细分。我觉得，将半盖然性教唆予以细分就便于把有些问题厘清。此外，我还提出了重合性过限和非重合性过限，这也得到了国内学界的认可。李光灿老师在《论共犯》一书中提到共犯过限问题，前苏联的刑法理论中也提到共犯过限问题，但都只是简单地提到而已。在这一基础上，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共犯过限存在重合性过限和非重合性过限的问题。关于重合性过限，我还提出所谓的正重合性过限和逆重合性过限，国内学界对此并无反对意见，但也没有更多的赞同意见。

再一个就是关于罪数形态的理论。国内的一些教材对罪数类型的观点并不一致，当时大体上维持了高铭喧老师和罗平老师提出的“一行为在法律上为一罪，数行为在法律上为一罪，数行为在处理上为一罪”的分类方法。但是我提出了“三三分类法”，根据“三三分类法”，一罪的类型应该分为本来的一罪、法定的一罪和处断的一罪。我的“三三分类法”是第一步为基础步骤，即把典型的一罪、纯粹的一罪与典型的数罪、纯粹的数罪分开，将纯粹的数罪放在一边，并不去研究它。第二步叫中间步骤，即把一罪类型中属于一行为的类型和数行为的类型分开，将一行为的类型统称为本来的一罪。第三步叫完成步骤，即把本来的数罪划分为法定的一罪与处断的一罪。这样一来，根据“三三分类法”，我就把罪数形态的类型分为了本来的一罪、法定的一罪和处断的一罪三类。在很多的罪数个体形态上，我也提出一些自己的主张。比如说牵连犯和吸收犯的界定问题，这是很多年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我提出了同质吸收，我认为在牵连犯和吸收犯之间有很多地方都是重合的。比如说入室盗窃，我们可以说它是吸收犯，我们也可以说它是牵连犯。因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是一种手段行为，盗窃是一种目的行为，发生了目的行为和手段行为，二者互相牵连的手段牵连类型的牵连犯。在这种情况下，既符合吸收犯的特点，也符合牵连犯的特点。我认为，如果数行为属于异质性罪名，一律按照牵连犯处理。比方说非法侵入他人住宅，1810年《法国刑法典》在入室盗窃上就规定了单独的罪名，我国刑法将入室抢劫作为抢劫罪的加重犯处理。换句话说，入室与非入室相比要重一些，因此按照我的观点，异质性犯罪应该作为牵连犯处理。

在牵连犯和想象竞合犯的处理上，我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从一重重处断，就是按照一个重罪然后再从重处罚。为什么要按照一个重罪来从重处罚呢？因为按照我的想法，想象竞合犯至少是一个半罪，如果从一重处断，就等于按照一个重罪处罚，还有半个罪没有考虑，这是没有道理的，至少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所以我认为应按照一个重罪然后再从重处罚。

此外，我的一个贡献是在国内引发了关于犯罪形态研究的热风，我正在组织编写“犯罪形态研究丛书”，该丛书由检察出版社出版。现在已经出版了八本书，但要实现出版五十本书的目标，恐怕很难。为组织编写该丛书，我们还专门在北京开了一个会，张明楷和陈兴良也都参加了，他们也是这个系列的副主编。

记：您到武汉大学后，在学术发展上有什么打算？

吴：我到武汉大学后，首先是协助马克昌老师组织撰写与其主编的《犯罪通论》、《刑罚通论》配套的《罪刑各论――百罪通论》。之所以叫做“百罪通论”，是考虑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名400多个，而且已有多部系列性的分则著述。这部“百罪通论”只限于常见罪、多发罪和个别的新罪，共计108个，计划搞150万字。这样可以将这本书写得深入一点。

另外，就是参与了马克昌老师主编的《大陆法系刑法总论》的编撰，承担了违法性论一章的写作任务。自以为写得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