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理论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音乐理论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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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经验告诉我们:音乐教学法作为师范生的一门教学能力训练课，其理论部分不仅教师教起来乏味，学生学起来亦深有枯燥、单调之感。因为，仅仅依靠课堂讲授，一是难以让学生认识到教学能力的重要;二是很难转变学生对该学科的偏见，即学教学法理论不如学技巧课(音乐、键盘和器乐)来得快。所以，我们必须从教学方法上加以改革，改变过去单一的“灌注式”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吸收”。经过对近三届学生的教学实践，笔者体会到，课堂讨论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讨论课的前提

首先，课堂讨论这一教学方法的使用应有选择。在讲授概念集中、观点和理论较难理解的章节(如“音乐教育与德、智、体、美四育之间的关系”、“国外五种音乐教学体系”、“怎样评价一堂音乐课”、“音乐欣赏是一切音乐教育的基础”)时，适合采用这种方法，也可以安排在前后内容有密切联系的章节之后、以及在实践课和见习课之后。对于一般容易理解部分的章节，不必搞讨论，以免流于形式。其次，讨论必须建立在平时课堂精讲和学生自学的基础上，只有当学生对课程的内容有了一定的理解，而对某些概念吃不透，掌握不准，通过看书、见习或做模拟教学之后又发现存在疑雁点时，才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展开讨论。再次，教师事先必须做好安排，为有效利用课堂时间，应有意识地拟定几名学生重点发言，内容要尽量要求既有深度，又有广度，还要有说服力。这样可以避免课堂上面面相观，即使是启发，也需要时间。

二、讨论课的准备

课堂讨论的准备工作，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教师方面，二是学生方面。教师方面主要是要恰当地选择讨论思考题，这是确保讨论成功的至关重要的一环。值得注意的是，讨论题不是太抽象(太抽象容易使学生望而生畏，讨论不起来)，也不能太简单(太简单容易人云亦云，大家没兴趣)。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的。

(1)加深对比较难的概念的理解。如“奥尔夫教学体系中‘节奏人手’的核心”、“奥尔夫教学法中学生年龄阶段的心理差距”、“原始的歌唱与情感”、“审美心理的形成”等等。

(2)前后概念的比较。如“达尔克罗兹的‘体态律动’学说与奥尔夫的‘节奏’入手的异同”、“唱歌是提高识谱能力的简捷方法”、“节奏训练在视唱教学中的作用”、“歌唱的潜意识与审美”等等。

(3)综合思考题。如“音乐教育与德、智、体、美四育之间的关系”、“中学音乐课为什么不能以唱歌教学为主”、“欣赏是一切音乐教育的基础”等等。学生方面，要根据思考题立意，除参阅教师提供的辅助资料之外，还要根据线索扩大范围，多查阅、多搜集有关文章、报导及实例，必要的还可以做些调查和实践，以掌握更多、更准确的理论依据和数据，为在课堂讨论中言之成理、言之有据而做好充分的准备，使之既有深度、有具体事例剖析，又有广度，能举一反三，以理服人。但是这两方面的准备工作仅仅是为了课堂讨论取得好的效果的一种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希望借助于思考题的启发，使学生头脑中的模糊想法归结为一个系列问题，并通过讨论暴露出来，以达到对音乐教学法理论理解。

三、讨论课的实施

课堂讨论的实施一般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布置阶段，二是反馈阶段。布置阶段是指在课堂讨论的前一周，先把思考题发给学生，人手一份，让学生有充裕的时间准备。与此同时，要向学生讲清课堂讨论作为音乐教学法教学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音乐教学法概念的有效方式，希望大家根据各自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多查阅、多观摩、多思考，认真准备思考题，相信通过讨论肯定会有所启发和收获，但如果马虎对待，收获当然不大。提示他们在准备中对暂时不理解的概念和内容可以记下来，在讨论课上提出来，以求其问题的解决。此外，还要要求学生将发言材料整理成书面文章交上来，作为一次平时考核。文章确有见地的，将被推荐给有关报刊和杂志。这样一来，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对课堂讨论的热情和兴趣，其认真程度也相应地得到了提高，课堂效果和教学质量也逐渐上升。可见，课前的布置交代是课堂取得较好效果的必要保证和先决条件，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反馈阶段主要是指课堂上的组织讨论。一般可以分小组进行，也可以全班集体讨论。如果教学计划安排的好，时间允许的话，我们主张以小组形式为宜，这样可以使海个学生都有发言的机会，尤其对那些有胆怯心理的学生，既可以减少心理紧张程度，又为培养其口头表达能力提供必要的条件。在进行小组讨论时，人员不宜过多，以五到八名为宜，其中要设组长和记录员各一名。组长负责正常讨论，记录员负责把讨论中碰到的难点及不同看法的争论焦点记录下来。教师可巡回参加各个小组的讨论，但只发表一些启发性的意见和提示，尽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多听取来自学生方面的教学反馈，千万不能让自己变成小组的主角。对学生讨论中不完整或不正确的发言，教师也不必急于纠正，可以在适当的机会，有的放矢地提些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即使争论起来也无妨。这种采用“生问生答”的教法，可以使他们在激烈的论辩中，自己发现问题、纠正错误。

小组讨论结束后，要安排一次各组长及记录员的集中汇报，因为教师不可能完全了解每个小组的讨论情况。这样的汇报，实际上是安排各小组的代表集中再讨论，老师从中可窥一斑，同时，各组的意见也相应地得到了沟通和交流。此外，教师还应该把各组的原始记录加以整理，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一次课堂总结，既是对讨论中遗留问题的解答，也是对全部内容的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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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课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手段所表现出的优势是众所周知的。随着各高校硬件设备的逐步完善及校园网络的建设，多种媒体的使用、计算机课件的开发已成为现代教育教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可喜地看到，许多老师都已感受到使用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和便捷，开始有意识地使用多媒体和制作计算机课件用于教学。但在实际运用中，我们发现，有些问题还是值得探讨的。

一、力戒贪多求全，课件制作软件的选择以适用为原则。在制作计算机课件时，有的老师只是一味简单地把学科内容原封不动地搬到课件中，画面呆板，文字太多太密，课件仅仅起到了代替黑板板书的作用。有的老师在制作课件时，不是从教学内容实际出发，也不是从教学方法的需要出发，而是一味追求媒体形式的“大”而“全”，好像不加入几段音频或视频，不用3Dmax做几个动画，便不是真正的多媒体课件。有的老师把功夫下在课件表面制作技术上，在界面、色彩、配音、按钮等方面制作得很精关，具有很好的观赏价值，结果教学虽然很热闹、很生动，但却分散了学生的注意力，实际效果并不好。笔者以为，媒体的选择要力戒贪多求全，重在需要，贵在精。

计算机多媒体课件是教学经验的积累、教学资料及多媒体制作手段完美结合的产物。在制作课件之前，一要多渠道收集和整理好素材。课件制作中需要用到大量的文本、声音、图像等多种素材一一特别是音乐多媒体课件，有很多的音响、中外古今音乐家画像以及乐器的图片资料等等。在开始制作前应首先收集整理好素材，如果是边做边找，就会导致制作过程混乱无序、费时费力，有时还会造成大量返工和修改，事倍功半，影响课件质量。二要认真备课，并对课件制作的目的、拟达到的效果进行思考。教师对自己本学科各章节的重点、难点要十分清楚，在资料准备充分的前提下，经过仔细筛选、深思熟虑、精心设计，反复推敲课件中的各个环节;既要最大限度地体现计算机课件的优势，又不至于喧宾夺主，忽略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把教师变成了解说员。经过这样的准备、制作过程做出的课件才可能是精品。总之，课堂上使用多媒体课件的效果夕州可，最终还是体现在课堂教学上。必须根据教师讲课的思路用得恰到好处，才能显现出这种教学手段的效果。再者，对于大多数音乐教师而言，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尤其是各种软件的使用，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此，在课件制作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效果与效率的关系，争取用尽可能少的投入收到尽可能好的教学效果。正确认识、使用多媒体课件要从教学实际内容出发，从学生实际出发，当用则用，不当用时坚决不用，切不可追求表面形式。以《外国音乐欣赏》为例，如果我们手头的音响资料大部分是磁带、录像带或VCD,DVD，教室里又有现成的播放设备，播放起来也不麻烦，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把这些影像资料转录、制作到课件中，况且Authorw等软件播放较长、较大的视频时，质量往往不好。当然，若是到外面比赛，为了携带的方便，则另当别论。如某些章节或问题用语言、文字、图形等形式能表现得十分清楚时，就没必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收集、整理、截取。在课件制作软件选择方面，也应捌昌适用即可的原则，Powerpoint操作简单、容易掌握。对仅需蛋对雷入一些图片和音响资料的音乐史论课，就很实用。所以，能用Powerpoint制作的，就没必要非用Authonvare,Director等软件来制作。

二、充分发挥MIDI教室的作用，提高音乐理论课教学质量。计算机课件不是万能的，有些课程铡门完全可以采取多种媒体并用，如利用MIDI教室进行教学。其实，很多理论课都可以在MIDI教室进行，像和声、复调、作曲、配器、视唱练耳等。以《和声》课为例，教学中有大量的谱例，想把它做成计算机课件会有相当大的难度。在MIDI教室中上课，就可以发挥作曲软件的多种功能，实现计算机课件无法达到的效果。如Sibelius有着非常直观的乐谱显示功能，利用这一特点，可在和声教学的课堂讲授中将和声谱例与实际音响同步展现在学生面前，并可迅速重新演示。对和弦连接，教师可在讲授其基本写作规律的同时，通过MIDI键盘弹奏出它的各种表现形态，包括不同的旋律位置、不同的排列、不同的音域音区等因素的变化。学生在听到和声音响的同时，也看到了它们的乐谱显示，并可根据自已的听觉与视觉感知，对教师所弹的各种连接形态作出自己的音响判断。以这种方式进行和声教学的课堂讲授，学生看得见、听得着，易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信心。因此，在高师的许多音乐理论课中，用MIDI系统进行教学，不仅更新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丰富了教学内容，而且使抽象的理论教学变得真实可感、活泼生动，极大地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活跃了学生的音乐思维，更加激发起他们学习理论课的积极性，较大幅度地提高了音乐理论课学习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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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现象的来龙去脉

什么是中国风？学术界并没有作出一个严格的界定，影响较大的是黄晓亮在互联网上对中国风的定义。在他看来，中国风就是三古三新结合的中国独特乐种。三古三新指的是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和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这类中国风歌曲的歌词具有中国文化内涵，使用新派唱法和编曲技巧烘托歌曲氛围，歌曲以怀旧的中国背景与现在节奏的结合，产生含蓄、忧愁、幽雅、轻快等歌曲风格。其代表歌曲有《东风破》《发如雪》等。

华语乐坛歌手中，最早标明自己中国风路线的是台湾歌手周杰伦。2003年7月，周杰伦在《叶惠美》专集中推出了一首很显眼的作品《东风破》，它是第一首完完全全符合三古三新六大标准的中国风歌曲。歌曲全方位地带出古色古香的中国味道，周杰伦的歌声奠定了中国风歌曲的基本唱法。随着这种曲风的不断走红，华语乐坛更多的歌手开始尝试这种风格，如台湾歌手陶喆、王力宏，内地歌手后弦等，一股中国风的流行歌曲浪潮开始席卷整个华语乐坛，至今仍在不断发展。

流行音乐理论视角下的中国风现象解读

面对华语乐坛的这股中国风流行歌曲浪潮，阿多诺的流行音乐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读视角，我们可以围绕着中国风歌曲的制作特点和歌迷的接受状况及中国风所起到的社会粘合剂作用，来对此文化现象作一个较为深刻的批判性解读。

中国风歌曲制作的标准化与伪个性化。在阿多诺看来，流行音乐遵循的是商品生产的逻辑并渗透着资本运作的因素，与严肃音乐相比，流行音乐的内部结构呈现出了标准化与伪个性化的特征，事实上，这也是整个文化工业产品的主要特征。标准化是指各种通俗歌曲之间实质上的相似性；虚假的个性化（即伪个性化）是指它们附带的各种差别。深入探析华语乐坛的中国风歌曲，标准化的特征是非常容易发现的，并且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标准化存在于不同音乐艺人所作中国风歌曲当中。中国风歌曲最早的界定是需要具有三古三新，这个界定就为创作中国风歌曲的音乐艺人们制定了标准。不管他们如何创新，三古三新的标准内核是不变的。在周杰伦开创中国风并走红之后，华语乐坛许多艺人都开始尝试这种风格，中国风浪潮骤起，以至于业界戏言，要想捧红一位新人，不需要教他怎么唱歌，只要给他一件古装，教他背熟几首唐诗宋词就绰绰有余了。

其次，标准化还存在于同一个艺人所作的中国风歌曲当中。以中国风的开创者周杰伦为例，周杰伦放言每一张专辑一定要有一首中国风的歌曲，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从《东风破》到《发如雪》，《千里之外》再到《青花瓷》。每一首中国风十足的歌曲都大受欢迎，然而仔细看看听听这些中国风，不难发现这四首中国风在歌词创作、演唱风格、抒情曲调方面都如出一辙，非常相似。

流行音乐标准化的产生，在阿多诺看来，是商品生产的逻辑并渗透着资本运作的结果，音乐技巧一方面被经济之手培育起来，另一方面又为资本的再生产服务，长此以往，流行音乐的标准化风格就开始形成，并被后来者竞相模仿。以此反观中国风歌曲的创作浪潮，周杰伦中国风歌曲的专辑一发行销量就在几百万，非常具有市场号召力。如此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中国风没有理由不成为一股浪潮。

以上分析中似乎存在矛盾的地方，一方面经济因素制造了流行音乐的标准化，另一方面标准化的产生又显然不利于流行音乐的市场发行。其实不然，因为在流行音乐中还存在着一个伪个性化的特征，而伪个性主义意味着在标准化的基础上赋予文化的大众生产以自由选择和开放的市场的光环，传统的标准化音乐让他的消费者忘记他们听到的已经被预先听过了或者说预先消化了。

在中国风流行歌曲当中，也同样表现出了伪个性化特征。在对标准化的中国风的开掘中，各个音乐艺人都有独到之处。比如陶喆在《苏三说》中令人惊艳的京剧唱腔，比如王力宏不但精准地找出京剧和RB的共通点，如《花田错》，还结合了昆曲和少数民族音乐的长处，如《在梅边》《竹林深处》等。而中国风的开创者周杰伦更是将美声引入到中国风当中，如《千里之外》，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在阿多诺看来，这些伪个性化包装的努力，同样是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为了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流行音乐的制作必须常新又必须常常相同，即伪个性化与标准化的同时存在。通过阿多诺流行音乐理论的分析，我们大概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中国风的流行歌曲总是处于躁动不安的创新之中，而又为什么总是那么速朽了。

中国风歌曲接受的精神涣散和听觉退化。面对文化工业产品，消费者所能采取的姿态只能是消极被动地接受，他们失去了任何抵抗的能力这是阿多諾考察文化工业时所得出的一个著名的结论。而在考察流行音乐的听众接受当中，阿多诺认为感受流行乐的过程即一种毫不费力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偶有的集中精力就如释放的烟火般短暂，又把听者驱逐到了心神涣散的边界，即听众在接受流行音乐时多数是处于精神涣散的状态。此外，他还指出了听众接受标准化音乐过程中的另一特征，听众感受音乐的能力将会越来越低，即听觉退化。

首先，中国风歌曲作为流行歌曲中的一种，听众的选择仍然是以娱乐休闲为目的，精神涣散便难以避免。态度决定行为，正是听众本身就只是抱着一种娱乐休闲的态度来听中国风歌曲，那就很难保证听众在欣赏时，都保持精力高度集中的状态。事实上，中国风歌曲在很多时候已成为了一种背景音乐，如在许多咖啡厅、餐厅、书店甚至超市里都可以听到中国风歌曲。在这种环境下，听众的精神涣散是无法避免的。这与欣赏严肃音乐时要在相当安静的环境中，需要听众全身心的投入和精力的高度集中是有很大不同的。

其次，中国风歌曲在乐坛正处于上升趋势，听众尤其是青少年听众更热衷于这种风格的歌曲，长久地沉浸于中国风歌曲，势必会影响到他们对其他音乐的感受力，即导致听觉的退化。单以周杰伦为例，周杰伦开创中国风后，人气急剧上升，无数歌迷表达了对这种风格的肯定，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新时代的中国音乐，对之推崇备至。反思一下，中国风是否真能代表中国音乐？这是值得怀疑的。年轻一代对音乐的感受如果仅限于中国风流行曲，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不同曲风音乐是极其不利的，听觉的退化不容忽视。

中国风歌曲中怀旧情结的存在社会粘合剂作用。流行音乐从生产方面看是标准化与伪个性化的产品，从接受的层面看又造成了听众的精神涣散与听觉退化，经过这样的层层铺垫之后，阿多诺就推出了他那个著名的论断，即音乐成了一种大型的社会黏合剂，认为通俗音乐它的安慰和净化作用能够使人们顺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严苛的、不完善的生活现实。

借此理论对中国风流行歌曲何以形成浪潮进行深析，可以发现，其实中国风的劲吹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集体怀旧意识，怀旧是人的一种情感的宣泄，是人基于对现实痛感的弥补和调节，它最终指向和谐统一的美感体验，是一种审美愉悦。如周杰伦的《青花瓷》对传统文化符号的巧妙运用及其所传递的文化心理，王力宏的《花田错》将京剧与九种乐器的精巧运用，林俊杰的《曹操》重塑古三国争雄战场及枭雄曹操形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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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3）04002705

相关概念释解

在本文的叙述中，将涉及几个相关的基本概念——文本、编辑、出版，需要集中做一阐释。

“文本”，在应用广泛的《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文件的某种本子（多就文字、措辞而言），也指某种文件。①在《汉语大词典》中亦做相似的解释：文件的某种本子，亦指某种文件。②社会普及率极高的工具书，加之明晰易懂的解释，对于“文本”概念的理解与应用甚有益处。至于它在学术界所对应的外文语词（Text）及计算机领域被广泛运用的意涵，非本文探究的主旨，此处不做进一步拓展。在本文对于该词汇的现时使用，仅以中文传统语境的意涵同时置入音乐的专业范畴中，将其拓展为：“音乐文本”，即人们视觉可见的以种种符号所呈现的各类音乐文件。它包括了以音乐文化为内容构成的图书、报刊、网络等介质中所承载的文字、乐谱，以及个人所抄写的各类专业的文字、乐谱等形式。结合以上对“音乐文本”的阐释，其所内含的功用及意义对于音乐界学人来说就要重要得多，对这种重要性略做整理就可以包括：音乐文本应是记录、保存音乐文化成果的重要（非唯一）方式；音乐文本是交流、传播音乐文化成果的重要（非唯一）工具；音乐文本也是体现和展示音乐创作者专业学术水准的重要（非唯一）平台。由此，我们对待各类（音乐）文本的态度及做法毫无疑问应表述为：以虔敬之心、秉客观的态度、持规范的标准、呈易解的形式，唯有如此，方能体现文本在文化、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价值。

对于“编辑”一词，国内编辑出版界早有释读，以字义来讲：“编”，即编排、安排；“辑”，释为收藏、聚集。两个原本独立的单音节词的连缀组合，代表着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文化行为——搜集材料，整理成册。③但按照今天编辑出版界的广义理解，“编辑”已经不单单是一种文化行为。在当今出版界的普遍理解中，“编辑”一词至少具有三重意涵：其一，作为一种文化行为，“编辑”是为保存、传播、继承、发扬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而做出奉献的高尚的举动；其二，作为当代社会的一种职业，“编辑”是指新闻出版部门从事选题策划、编写、审读、加工、剪辑、设计等工作，以使相关内容达到传播目的或符合复制要求的工作人员；其三，作为技术职称系列中的一个级次，“编辑”是新闻出版行业职称序列中的中级职称。而我们作为“文化人”尤其是学界中人，“编辑”与我们每个人的学习生活密切相关，更多地呈现它的“文化行为”的意涵，成为我们从事学术活动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音乐编辑”当然与音乐文化的继承、保存和传播交流须臾不可分离。因此，对于“编辑”及其行为，我们更应持宽广的人文观照：“编辑”应是我们日常学习、科研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类文本责任人专业水平、文化素养的体现，是实现文本创写目的的必要步骤，是尊重广大文本受众的一种行为。

按照传统的理解，作为社会文化行为及行业名词的“出版”，即把书刊、图画、乐谱、音像制品等编排并制作出来，向公众发行。观察这种文化行为，其与“编辑”职业或行为的关系甚为密切；对于正常的出版行为来说，更是逢出版必有编辑行为相伴。但作为学术研究者，除了应关注普通“出版”的规律及与编辑间的密切关系，更应注意这样几个概念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特点：（1）当代出版形式的多样化，即“出版”是包含了图书、乐谱、报刊、音像、多媒体、网络等媒体形式的制作发行的，而非专指图书的印制行为；（2）出版是需要流通环节（发行）相助的，在出版的流通环节中，应予区分“出版物”的不同流通方式，即公开发行、内部交流与私人记忆的区别（恰如期刊的正刊、内刊与私人日记的区别）；（3）出版过程中的批量化工业生产与“手抄本”的区别，出版业属于文化产业，或称“文化工厂”制作产品，需要大批量地复制产品以赚取利润，它与“内部资料”甚至手稿有着物品属性的巨大差异（在不同领域，可称为原生文献、再生文献；文化产业与小众交流）。

音乐文本编辑属于音乐文化发展至一定高度之后的文化行为，具有较高的实践性特色。对于音乐文本的编辑实践活动，应以人类创造各类表意符号为始，并将伴随人类音乐活动之始终。这是与音乐文本作为承载音乐文明成果的特点相适应的。

在我国的文明进程中，按照中华先人记载、传承文明成果的印刷复制技术的发展程度，结合我国音乐文化自身的衍变历史，我们认为前人对于音乐文本的编辑实践活动已经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

（一）春秋至隋代（公元前770年～公元618年）。随着人类记录符号体系的日益成熟和传播介质的相对稳定，原始的文本编辑活动开始了。商周时期的对甲骨文、金文、石文的镌刻，被出版界认定为“原始编辑活动的出现”，④但这一时期对于音乐领域来说，难于寻找出其文本编辑活动的直接证据。历史发展到春秋时期，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及竹简、布帛介质的普遍应用，原始的编辑出版活动得以快速发展，而此期孔子的编辑活动又是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据《史记》《论语》等文献的记载，孔子在春秋末期曾经对于宋、鲁等诸侯国保存的文化典籍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搜集和整理，主要是对《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六部文本，即后世所称的“六经”。其中，反映在与音乐相关的领域，是他通过“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的现场采访与核对，⑤以及“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的唱奏实践，编订了音乐作品集《诗》，并编辑了乐论文献《乐》，从而使这两部“乐书”能够在战乱的年代得以更好地保存和传布。学术界虽然对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历来说法不一，但完全否定古代文献相关记述的“疑古”做法很难为多数学者所接受。因此，多数学人还是认可孔子对这些文献所进行的述、删、订、编等不同程度的工作，这种工作恰是古代编辑实践中的核心内容。以此为典型，在印刷术尚未来临的“写本书”时期，以孔子的这种追求“述而不作”，重在据实搜集、记录、整理的编辑特色持续了一千多年。当然，对于其中的音乐文本的编辑，也是这一编辑特色下的实践成果。

（二）唐宋至清代晚期（公元618年～19世纪上半叶）。唐王朝所开创的帝国盛世，使其在社会、经济、文化、科技诸领域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体现于编辑出版业的贡献，首先莫过于唐代初年开始出现的雕版印刷以及由卷轴装订改为册页装订技术的运用。⑥这些出版技术提升的间接成果，也逐步改变了对文本编辑出版的实践方式（自然包括对音乐文本编辑出版的实践方式）。在此“印本书”逐步来临的时代里，随着对文本刻印、流通、传布的便利，使得文化科技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高，音乐文本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明显改变。从中国古代音乐史著中对各个历史时期音乐理论著作和乐谱集册的记载情况就是一项很好的体现：唐代以及之后的各个时代里，论乐的专著及乐谱专集明显增多，无论由宫廷官府组织编撰刻印的大型著作，还是私人出资或亲自参与撰述的图书、谱册，在音乐活动或社会生活中均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尤其到了明代，诸如冯梦龙编辑的民歌集《挂枝儿》《山歌》，朱权编辑刊刻的《神奇秘谱》……均融搜集、整理、注疏、解题、刻印于一体，成为体现这一时期音乐文本编辑实践活动的代表性案例。他们的实践活动按照今天的行业与专业分类，也已融合了多业于一身，其总体特征可以简要概括为：将个人的专业抱负与兴趣，以搜集、整理加注疏、演绎的方式，使文本的编辑实践渐显职业化风范。

（三）近现代阶段（19世纪上半叶～20世纪80年代）。自西方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出版印刷技术的机械化，图书出版行业的变革发展，报刊、广播、影视多种媒体的相继出现，使文本编辑形式与形态发生转变。对于以书、报、刊为主的平面媒体来说：编辑、印刷、发行一体化，按需组稿、约稿，编辑行为职业化、制度化等成为职业常态；西方艺术音乐的传入和快速传播，要求音乐文本编辑的内容、形态和形式发生着同样的变化。从文本编辑方面来讲，这一时期的总体特征是：编辑实践走向专业化、职业化；出版机构和出版数量的增加，渐求文本呈现形式的统一规范。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出版印刷技术的进步和政府对于媒体传播作用的重视，使编辑职业化程度的提升、职业人群的扩大、编辑制度化的健全，及至编辑家群体出现、编辑业专著专刊出版、职业化教育机构的成立、“编辑学”的建设，均提上了日程。在此一百多年的大变革的时代里，编辑出版行业大领域的编辑实践队伍由弱渐强，音乐文本的编辑由业余逐步走向职业化，从19世纪传教士刊刻的供于教堂的音乐书谱，⑦到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出版的活页歌选、音乐教材，再到20世纪40年代末万叶书店将出版主业由文化大类转变为音乐一隅，⑧直至1954年公私合营的音乐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前身）在北京成立，宣告了对音乐文本编辑的实践提升到了国家级的职业化层面，音乐文本编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规范化要求。

（四）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由于“”时期各项事业的受阻乃至破坏，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成为各方面事业跳跃式快速发展的年代。在音乐领域，创作、表演、教学及学术研究各领域的快速发展，与国际文化交流的增多，对编辑出版业的发展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当时国内有限的编辑出版能力甚至成为妨碍音乐文化更好更快发展的瓶颈，继而出现了在20世纪90年代及至新世纪前后音乐出版业的发展乱象。⑨与此同时，随着音乐创作、科研以及出版物数量的增加，有关出版规范、标注规范、学术规范的倡议和学者自身文本规范意识的增强，使出版机构职业编辑与教育、科研院所的学者自身均对文本的规范化呈现提出了要求；同一时期传播介质、传播手段、传播环境的快速更新，使文本规范与编辑的话题显得更加突出。由此，这一阶段文本编辑实践的特征呈现出：富有专业特色、学术自觉精神突出的文本编辑意识与实践开始形成；即使在音乐这个并不显眼的学科领域，也呈现出初步的对文本编辑技术问题进行探索的理论成果，领域内从事各个学刊编辑工作的资深编辑经常应邀赴各地高校的讲学活动，对于音乐文本编辑的规范化建设同样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对文本编辑的理论研究并未达到系统化、学理化、常态化的程度。

从一般的学科意义上说，编辑（出版）学是一门研究编辑出版活动基础理论、工作规律和工作方法的应用学科。作为音乐编辑学，则是编辑学科内的专门领域，是音乐学与编辑学相交叉的子学科。作为一门学科，音乐编辑学于20世纪80年代伴随音乐学术的快速发展，亦跟随编辑学的脚步，在学科建设中“悄然兴起”，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⑩但毋庸讳言的是，彼时业已起步的音乐编辑学科虽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目前仍处于学科的初起阶段：从研究队伍上来说，寥若晨星的学术力量基本以音乐学刊、音乐出版社的主要办刊人和编辑人员，以及近年来由他们所指导的部分青年学生在学期间的学术投入为主，其他领域或专业的学者很少关注此域——迄今并未显现成规模的稳定的研究队伍；与学者队伍的现时状况成正比，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自然难以令人满意，论域基本限于对20世纪的专业期刊历史与特色的研究、办刊经验的总结、从业体会和研究生在学期间为保证毕业而必须从事的课题成果；人才培养方面，由于该学科的应用性特色，对人才养成的要求就非单一的校园培养能够胜任，而必须结合一定量的从业实践，但国内数量有限的相关出版单位以及出版机构的企业化运作，又使二者间很难搭起畅通的桥梁，致使院校与出版机构之间面对编辑人才的培养均感无从下手。

从当前的科研环境与学术进展来说，快速增强的国家经济实力和稳定的社会大局，推动科研及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由此也带来学术环境的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学术研究及创作的快速发展，推动文本数量的激增，文本传播交流方式与范围的扩大，显现的是量增而质平，甚至呈现良莠混杂的局面；进入新世纪以来，高等艺术教育的扩张，致使艺术类高校的各级次生源均快速膨胀，青年学者群体在短期内骤增，加之不恰当地给予研究生就读阶段的科研、创作压力，致使在短时期内产生了大量稚嫩的音乐文本；电子网络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带来的学术统计、检索以及文本复制传播的极大便利，使音乐文本的交流、传播因“门槛”降低而更加便捷，同样促使大量缺乏认真论证、修饰、加工的网络文本出现；过度强化学术评价制度的作用，片面追求科研成果的数量，并人为划定媒体等级以机械套用来评判成果质量，使科研评价体系偏离了评价的初衷，由此却催生出大量难以卒读的音乐文本成果。

其实，对于音乐文本表达形式的规范问题，早在近代工业化的文本复制印刷之始就已引起编辑出版者的重视，但彼时对文本形式的关注更多表现在文本表达的基础规范方面，如语词、标点的使用是否合乎文化传统和国家出版标准？乐谱符号的记写、刻印是否与欧洲标准相统一？当时所订立的文本编辑标准往往即直接以所谓的“权威标准”为据来做对照，而并未在理论上总结和探究各类文本表达的自身体系与规范。B11比如，在大家熟悉的表达理论研究成果的文本类型时（主要包含理论著作、学术论文），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从作者到出版机构仍呈现自然自为的编辑状态，1988年时由当年尚在海外求学的杨沐先生的两篇文章，B12方逐步引发学界对于理论研究型文本表达规范问题的重视；之后的90年代及至世纪之交，同样居于海外并从事学刊编辑工作的周勤如先生、国内音乐编辑家蔡际洲先生等专家的不断参与，B13方对这类文本编辑规范的若干较为凸显的技术问题予以阐述和探讨。

笔者的以上所述，无非是尝试指出，无论在何时何地，社会及学界对于传播途径中的音乐文本的要求除了治学与创作阶段所必须的科学、客观、严谨等等要求之外，在如今的信息时代和学术成果已长期积累并仍在急速增长的时期，对于文本自身的科学、艺术本质内容之外的反映形式方面，已决非传统出版业发稿之时的“齐、清、定”的编辑标准，B14而是要求其既富科学的、智慧的内涵，又符合当代学术规范的要求，还应切合国家有关语言文字、标点符号以及音乐出版行业内的种种专业符号的记写规范，也就是我们所提倡的音乐文本的规范表达。这种对于音乐文本规范化表达的追求，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很难再是经由学者的“自我感悟”“自学成才”逐步实现，而是迫切需要一套能够既符合学术精神又符合出版规则的理论体系——音乐文本编辑理论的出台。

未来的构画：音乐文本规范化呈现

音乐文本编辑理论的内涵是什么？按照笔者的理解，它是为追求音乐文本的规范化展示而制订或约定的各类规则及为此所从事的各类活动。音乐文本编辑理论并不等同于日常所说的学术规范，因学术规范是我们在学术活动中应遵守的合乎相关法律法规和科学精神的共同规章；文本编辑理论除了遵从学术规范的各项应用性的规章之外，还应对文本涉及的各类符号的记写以及版式设计予以规范。由此，我们追求音乐文本编辑规范的目的就是，为了便于音乐文化成果的记录、保存、传播、交流而以各类符号书面记写的文本的规范化呈示。

至21世纪的今天，当面对无数先辈已经传承、演变了两千多年的音乐文本的编辑实践，以及初步的理论探索成果，我辈尝试思索如下几个基本问题：

由前文的阐述可以确定的是，音乐文本编辑理论研究所面对的对象非为直接表达音乐艺术的音频所呈现的听觉艺术，也非视频所呈现的鲜活舞台艺术，而是以人们视觉可见的各类记录音乐成果的固化了的符号，它包括文字、乐谱、图画等构成的与音乐相关的书谱、报刊、文件、网络、海报等登载的内容为具体观照对象。若从学科建设的意义上说，这种理论研究尚包括音乐文本编辑的历史，音乐文本编辑的方法与流程，以及对职业文本编辑相关问题的研究，等等。

一些学者认为，“编辑”行为是编辑者的职责范围，与我何干？这是一种狭隘的编辑观念。笔者认为，作为创作社会精神财富的学者或艺术家，除了具备开展创作、科研应具有的文化功底、艺术审美观、专业技术水准，还应该具备能够规范自身科研、创作成果所表达文本的知识与意识。因此，音乐文本编辑面对的主体既包括传统的“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职业编辑人员，也包括每一位音乐文本的创作者、传播者乃至接受者。

不同的时代因不同的编辑意图而具有不同的文本编辑原则：孔子的时代以实现自己的治国安邦理念和教育目标，采取“述而不作”的编辑原则；明代藩王朱权的时代尊琴为“圣人治世之音，君子养修之物”，虔敬之下从“琴谱数家所载者千有余曲”中以“其一字一句、一点一画无有隐讳”的态度精选62曲以传世；钱君匋等先贤所处的近现代以西学为师、中学为宗，既注重准确、实用又兼顾审美；现当代社会及至今天，在关注文本内容科学、完善的基础上，逐步讲求文本的延伸功能及社会传播。因此，我们今后所提倡的文本编辑原则应该是以人类长期实践所形成的既有文化知识为依据，根据已有的文本编辑规则，使各类音乐文化内容便于保存、传播和接受。

（四）音乐文本编辑理论探究的目的及未来构画

简而言之，我们主张音乐文本编辑理论的建设，意图通过对既有文本编辑实践活动的梳理、总结和交流，整理编订出适合当代音乐文本记写的“参考”规则；通过音乐编辑家的不懈著作、讲学、宣传，以引起音乐界、学术界、出版界对音乐文本规范问题特殊性的适当重视；通过此域专业人士的教学、示范、实践活动，提升音乐学界尤其是青年学人的文本自我编辑能力和水平；通过以上的长期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果，实现音乐文本呈示的规范化愿景。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1318页。

②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文本”词条，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版。

③潘树广编著《编辑学》，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3页。

④肖东发等：《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45页。

⑤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

⑥在我们所了解的“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术来临之前的唐代初年，雕版印刷的技术已经在中国社会出现，因此也才可能进一步促进唐代社会呈现文化繁荣的历史局面。但印刷技术的成熟和提升显然非朝夕之功，宋代毕昇的活字印刷术仍是出版技术的开创性贡献。参考曹之《中国出版通史·隋唐五代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231页。

⑦孙继南：《我国近代早期“乐歌”的重要发现——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文会馆唱歌选抄”的发现经过》，《音乐研究》，2006年第2期，第7377页。

⑧吴光华：《钱君匋传》，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186189页。

⑨陈荃有：《当前音乐出版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人民音乐》，2003年第11期。

⑩参阅蔡际洲《一个悄然兴起的研究领域——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音乐编辑学研究》，载《中国音乐年鉴》（2001年卷），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页。

B11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万叶书店时代，叶圣陶先生就重视所刊印乐谱的规范、统一与美观，曾在书店内部组建一支专业的抄谱人员（见吴光华《钱君匋传》，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189页）；20世纪50年代，新成立的音乐出版社也曾翻译出版苏联音乐机构的记谱法，（[苏]纽恩堡著、陈登颐译《记谱法》，音乐出版社，1958年版）并建立自己的绘谱车间，培养专门的绘谱技术人员。在20世纪90年代人民音乐出版社成立40周年之际，该社还曾举全社之力，编辑出版了《音乐编辑手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9月版），以期规范音乐文本的编辑成果。

B12杨沐：《译文应注明出处》，《音乐研究》，1988年第2期；《我国音乐学术论文写作中的几个问题》，《音乐研究》，1988年第4期。

篇（5）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①以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录为中心的“本纪”；②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奴隶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①的《乐律全书》(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等。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地区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为中国惟有的史料资源。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这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载@①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求索、换算。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束之高阁、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

(二)乐谱

从中国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所遗存的古老乐谱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乐谱是中国南朝梁琴人丘明所传(6世纪)的琴谱——《碣石调幽兰》，该谱的抄卷原藏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区西贺茂神光院，现归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唐人的抄本。这是一种用文字来表述古琴演奏的乐谱。唐代以后出现了减字谱的指法谱、奏法谱(tableture)，很多琴谱都被记录下来并用于实践。由文字所记录的奏法谱，约从唐代开始用于各种管、弦乐器的乐谱。从中国传入日本最古老的乐谱，现藏于正仓院的中仓，是一份共有三十七帖的古文书(写经纸纳受帐)，这份经卷上标明的时间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在其背面写有断简六行，即为《番假崇琵琶谱》亦称为《天平琵琶谱》。在琵琶谱中还有773年(宝龟四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五弦琴谱》(五弦琵琶谱，通称为五弦谱)，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另外，20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乐谱》，又名《敦煌琵琶谱》，今存三卷。该谱的抄写年代为五代长兴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献。中国的乐谱，特别是琵琶谱于平安时期在日本得到了传承。《南宫琵琶谱》或称《贞保亲王琵琶谱》、《伏见宫本琵琶谱》由宇多法皇的敕令南宫贞保亲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乐谱的最后附载着藤原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从中国传来的《琵琶诸调子品》(二十八个调，实际二十七个调)以及贞敏的跋文。到了12世纪中叶的长宽元年(1163年)又出现了源经信所作的《琵琶谱》；由藤原师长所作的12卷琵琶谱《三五要录》(1138—1192完成)；与《三五要录》同作者的藤原师长还完成了雅乐筝乐谱的集成《仁智要录》(1138—1192完成)。日本平安朝以后的雅乐琵琶谱、筝乐谱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创作，并较自然地传承了下来。但是这些乐谱由于对节奏记录过于简略，因此至今仍是学者们攻克的难题。

(三)朝鲜

朝鲜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朝鲜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在史料的记载方式上与我国有着相似之处。《三国史记》、《三国遗志》、《高丽史》、《李朝实录》、《乐学轨范》、《增补文献备考》等史料以纪传体、编年体的形式构成主要的官撰书。《三国史记》为记载朝鲜7世纪前的三国时期的史料，是了解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记述了这一时期受中国音乐影响而形成的早期朝鲜乐器，如伽yē@③琴、玄琴及三竹等。但由于该史料成书于12世纪，离记事的时期过于久远，史料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应慎重使用。而15世纪成书的《高丽史》为纪传体，其中专门论述音乐的《乐志》部分是了解12世纪初期宋徽宗将大晟雅乐赠给高丽王朝后的历史现状，以及当时朝鲜宫廷中的唐的俗乐、宋的雅乐以及朝鲜固有的乡乐所构成的三乐在宫廷历史演变的重要音乐史料。《李朝实录》是一部由一千七百余卷构成的编年体巨著，记载了从李氏朝鲜太祖(1392—1398)至哲宗朝(1849—1863)近五百年的历史。其中15世纪中叶成书的《世宗庄宪大王实录》是了解15世纪上半叶世宗朝宫廷雅乐的重要文献，其中还有大量的礼仪乐与雅乐谱。

在朝鲜的史籍中，除上述的乐器、乐种及宫廷的音乐历史沿革以外，古典歌曲的歌词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歌词集《青立永言》、《歌曲源流》等都是李朝(1392—1897)宫廷的音乐史料。朝鲜的乐谱大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传承下来的，其独自的文字音标谱以及能明示其节奏的井间谱是朝鲜音乐迈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此一部分艺术歌曲得到了复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古典的乐谱得到了五线谱化。《世宗实录》、《世祖实录》中的乐谱虽然没有完全被翻译出来，但基于原来古谱的基础，通过各种手段被大量地译成现代谱并付诸演奏，实现了音响化。其中，国立国乐院的“朝鲜传统音乐出版委员会”于1969年出版了五卷以英文版附加解说的古乐集——AnthologyofKoreanTraditionalMusic(《朝鲜传统音乐选集》)，对了解和研究朝鲜传统音乐具有重大意义。玄琴及其奏法谱与现存的口授传承乐谱所作的比较研究，以及古谱的复原研究也比较深入。李惠求、张师勋等学者的著作对于平调、界面调等的音乐理论中经常使用的调子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从整个考古资料来看，朝鲜与中国和日本相比，文献与文物量虽不多，但对于中国的雅乐以及雅乐乐器的研究十分有益，特别是现在韩国留下的十分珍贵的资料，更不容忽视。

(四)日本

在日本的官撰史籍中，于奈良、平安朝时编撰的《六国史》(成书于720—901)为编年体，包括《日本书纪》30卷、《续日本纪》40卷、《日本后纪》40卷、《续日本后纪》20卷、《文德实录》10卷、《三代实录》50卷，是了解古代日本及奈良、平安时期宫廷文化的重要史籍。由于以编年体例撰写，没有分类的“乐志”部分，关于音乐的记事一般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章节。10世纪以后至11、12世纪出现一些实录、日记、随笔等，像《御堂关白记》、《中佑记》、《小佑记》、《九历》等都是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古籍。日本非常完好地保存了由中国及朝鲜等亚洲大陆传入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宫廷燕乐为主体)，并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延历十四年(795)出现了模仿中国的踏歌，9世纪初又出现日本创作的器乐合奏曲《鸟向乐》等作品，至9世纪中叶不仅诞生了许多雅乐的演奏名手，而且还创作了日本人自己的雅乐曲《西王乐》、《长生乐》、《夏引乐》和《夏草韦》等(注：见吉川英史《日本音乐的历史》，创元社，1965年，72页。)。13世纪以后出现了关于雅乐的一系列史料，主要有《教训抄》(@④近真，10卷10册，1233)、《续教训抄》(@④朝葛，1270—1322)、《体源抄》(1511年，丰原统秋，13卷20册)、《乐家录》(安倍季尚，1690，50卷)等。关于能乐的文献有《世阿弥十六部集》，还有声明理论书，筝曲、三味线等相关的理论书籍，它们构成了研究日本音乐的主要史料。上世纪80年代前后由日本的国文学界对能文献的解释，由声明学僧侣对声明的研究，声明、能乐等的许多文献史籍作为音乐史料也越发引起重视，并很快地得到深入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乐谱中有雅乐的乐器谱、声乐谱，能的谣本与吟唱的手付本，平曲的节付本，声明的博士谱，筝组歌与三味线组歌的文字谱，尺八的文字谱等。这些写本与少数的原版本都得到了整理并流传了下来。作为考古资料，以正仓院的乐器为首(共18种75件)，其中有很多古乐器得到了传承。其次有关音乐的资料还能从日本大量的绘画、雕刻等美术作品中寻找其渊源。因此就古代的音乐史料而言，现存日本的古代资料无论是质还是量都能与中国的史料相媲美。

(五)东南亚

在东南亚由于缺乏一般史书记载，现在传承的音乐大致只能推定到15世纪前后。要了解古代的音乐状况大部分还必须依靠中国方面的史料(正史中的东夷传、南蛮传等)。这一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越南。关于越南的史料有：《安南志略》，1340年成书；《大越史记全书》上中下，1479—18世纪末(编年体)；《大南会典事例》(1855年)礼部69—135卷有音乐的内容；《大南实录》20卷，1844—1909年成书；《历朝类志》，1821年著；《雨中随笔》19世纪前半叶。乐谱受中国影响很大，主要使用中国传入的俗字谱、工尺谱以及哼唱的打击乐谱。考古资料方面有柬埔寨的吴哥遗址(9—15世纪的佛教建筑群)，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遗址(建于公元800年夏连特王朝时期)，以及爪哇教时代的雕刻普兰巴南(Prambanan)遗址(建于9—10世纪的建筑群遗址)等都是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文化遗迹。

(六)印度

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相比，印度对音乐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15世纪以后出现了较多的作曲家、演奏家、理论家的传记、逸话等，还有一些口头传说的记载。在伊斯兰文化圈以及亚洲的音乐史中，最为注目的是众多的理论书籍。其中现存最古老的是2—5世纪成书的《戏剧论》(婆罗达著，共36章，其中第28—36章论述音列、音阶、调式、斯鲁提＜shruti＞、音律)，该书以舞蹈、戏剧为主，音乐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其中对二十二音律、七声音阶以及音组织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还涉及了乐器维纳琴(Vina，弦乐器)等的演奏法。

继婆罗达之后的音乐理论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职于宫廷的重要人物，他完成的《乐艺渊海》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著作。该书共七卷，分别对乐律、调式、曲体、作曲、歌唱法、节拍与节奏、乐器与演奏、舞蹈与表演等展开论述，是继《戏剧论》后印度一部重要的音乐论著。

其后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理论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论著述则是在13世纪以后再度出现的，这是由于伊斯兰教进入北印度之后，印度逐渐走向伊斯兰化。毫无疑问，伊斯兰音乐的科学性对印度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从这一时期开始，称之为印度音乐的灵魂——拉格(Raga)理论才渐渐地发展起来。

由于宗教的关系，在印度的音乐考古资料中，古代的美术(主要是雕刻和壁画等)与伊斯兰时代以后的细密画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七)西亚

西亚的音乐文献大致是从7世纪进入伊斯兰时代后才有记录的。关于这以前的阿拉伯音乐以及3世纪到7世纪的萨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推测。波斯的音乐资料不太多，作为考古资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遗址留下的一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竖琴、小号、琵琶类四弦乐器(Barbat)、鼓等乐器形象。7世纪以后西亚逐渐进入伊斯兰时代，史籍中关于音乐生活的记录、数量甚多的理论书、细密画为这一地区的重要史料。

二、历史研究状况

从20世纪初叶开始，欧美一些音乐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以作品样式为主要对象的研究逐渐转向以“音乐活动”整体为研究对象。而音乐史学的研究则是以音乐学与历史学交叉融合的一个学科，因此，如果音乐史限于“历史”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音乐史的叙述是建立在史料(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构成的。而史实是建立在对史料的收集、批判、分析与综合等的梳理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音乐的题材、样式等的历史流动，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来洞察和分析音乐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流动状态，把握这种历史流动的方式无疑是多样的。这种认识可以是以音乐的题材、样式为主体，也可以从美学意识、社会现象等方面来窥察音乐的实质，揭示历史的文化现象。

关于音乐史的著述，除通史外还包括断代史、音乐体裁史、乐种史等。史学著作有本国人写的，也有他国人写的。对于历史时代的划分也有各自的见解。体例也不一，种类、样式上非常多样。以下从音乐的世界史与国别史两个方面来举一些例子。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世界音乐通史上的话，C.萨克斯(CurtSachs，1881—1959)撰写的《乐器的历史》(TheHistoryofMusicalInstruments,NewYork,1940)是值得一提的，他把世界乐器的历史分为史前、古代、中世和近代，按东、西方历史发展的线索进行平行叙述。这可以说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以乐器为主体线索撰写的世界音乐通史。其后是德国学者W.维奥拉(WalterWiora，1907—)1961年完成的《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DievierWeltalterderMusik,Stuttgart)也是一部将东西方音乐现象融为一体进行横跨面平行叙述的世界音乐史专著。

这一时期作为一般史的世界音乐史的体系与研究方法还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如何撰写世界音乐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在将视线投入世界音乐史的撰写以前，首先必须科学地完善东方音乐史的学科体系。田边尚雄1930年的《东洋音乐史》，岸边成雄1948年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是其尝试。但是，两者在世界史和东方(亚洲)史的体系上观照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实欧洲音乐史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里民族文化的一体化现象，东方要比欧洲复杂得多，作为一个文化圈要形成体系是很困难的。无论是东方音乐史还是西方其他地区音乐史都难以完整地叙述各民族与国家从古代到现代的完整的音乐历史。在对世界音乐史的尝试中，有奥地利音乐学家安布鲁斯(AugustWilhelmAmbros)的《音乐史》(GeschichtederMusic，全五卷，其中前三卷是他个人约在19世纪下半叶完成的)，菲迪斯(F.J.Fetis)的《音乐家传记及一般的音乐书志学》(1835—1844)的音乐史那样，将东方音乐与古代欧洲音乐以横向的历史线索进行平行论述的专著。C.萨克斯《乐器的历史》和他的《音乐的起源》(TheRiseofMusicintheAncientWorld:EastandWest,NewYork,1943)其时代观显得比较暖昧。田边尚雄的《东洋音乐史》是以“中亚音乐的扩散”、“西亚音乐的东流”、“回教及蒙古勃兴的影响”、“国民音乐的确立”、“欧洲音乐的侵入与东洋音乐的世界化”五个章节分别进行论述的。岸边成雄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也同样把东方音乐史以“古代前期固有的音乐时代”、“古代后期国际音乐时代”、“中世纪民族音乐时代”、“近现代世界音乐时代”的四个时期来论述。上述的田边与岸边的著作都以亚洲为地域整体来叙说，但时代的划分以及某些历史观上有些分歧，不过像这样的通史在日本以外几乎很少。W.维奥拉《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设定为“史前与古代”、“古代高度文明中的东方音乐”、“西洋音乐的特殊地位”、“技术世界产业文化的时代”四个时期，其中在东方这一部分，如何去把握古代、中世纪与近代的断代划分上很不明确，这里存在着较明显的史料不足因素。

在叙述世界音乐史中，较重要的是对历史发展的评价。比方说中国的京剧、日本的能、印度的拉格、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等，这些音乐体裁、样式在世界音乐史中应该置于什么样的地位?像这样的比较与评价如何避免主观意识来建立起音乐史观是十分艰难的。仅仅展示一张详细的年表是不能成为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客观史实、全面横向类比的评价来建立起音乐史各时期的发展特征是非常必要的。对音乐的历史评价，体裁样式史与社会史不能分离叙述，因为音乐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及环境文化中产生的。

地域、国别的音乐通史是分别以民族、地域及历史断代、体裁分类来叙述的。除西方音乐史以外，中国、日本和朝鲜在国别史的通史中成果不菲。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末期就已经出现了对江户时期的音乐进行总体记述，尤其是特定种类的歌曲和净琉璃(一种说唱音乐)的专门论述著作——《声曲类篡》(注：《声曲类篡补遗》、《声曲类篡增补》都被收入《岩波文库》，1941年。)(斋藤月岑，1847)。该著作以净琉璃为中心，收集了江户时代的律调、词章，演奏者的传记、曲目、年表等。在这一领域内，它的资料详细，分析透彻，很具权威性。到了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日本音乐史中最初的通史专著——《歌舞音乐略史》(注：《歌舞音乐略史》1888年小中村清矩著，兼常清佐校订《岩波文库》1928年版。)(上下两册)是一部编年体著作，但其整体以详实的资料为基础，其历史的真实性受到高度评价，是一本对雅乐制度进行论述的最早专著。1932年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1965年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等可称为日本代表性的通史著作。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是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摄取民族学的方法论进行撰述的著作，但是作为历史学的方法论略显陈旧。而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则是总结、归纳了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提炼出历史事实并以时代的顺序所完成的一部简练明了、忠实于史实的通史，但是整部著作中没有用乐谱来阐述音乐现象和理论问题，留下了一些遗憾。

中国现代出版的音乐通史大多出现在民国之后，均采用编年体的叙述方式。整体上来看大致有1929年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1934年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35年朱谦之的《音乐的文学小史》、1953年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等主要的通史。上世纪的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批的中国音乐史著作，尤其是古代音乐史方面，虽然其中不乏有独到见解之作，但是在一个国家中出现了如此之多大同小异的音乐史学专著，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中是少见的。关于中国音乐史还必须提到的是法国的东方音乐学者MauriceCourant，他在1921年撰写的《中国音乐史论》(EssaiHistoriquesurlaMusiquedesChinois)被收入由A.J.A.Lavignac编撰的《音乐百科辞典》(第一部、第一卷)，该书比较详细客观地论述了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是一部最早的中国音乐通史。

关于朝鲜音乐史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飞速的发展。1964年由李惠求、张师勋、成庆麟共著的《国乐史》，1967年李惠求的《韩国音乐序说》，从体例到形式都非常完整，历史考证也深入细致。上述的通史，是以史料的考证、文献的解释及李朝以来的乐谱分析等，在各领域多层面进行研究所形成的著作。有关韩国音乐史学的研究，近年来除了本国外，欧美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尤其是对唐宋以来中国流入朝鲜的宫廷音乐的研究也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势力(注：参见宫宏宇《韩国及欧美学者对流传在韩国的古代中国音乐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3期。)。

东南亚和印度的通史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有关越南的传统音乐，陈文溪于1962年在巴黎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越南传统音乐》(注：LaMusiqueVietnamienneTradionnelle,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108,BoulevardSaint-Germain-Paris,1962.)是了解越南音乐的历史、传统器乐、乐律乐调、宫廷乐种、仪式音乐等的理论专著。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巴厘的音乐可参阅麦克非(McPhee)的著作。但是这些都是概论性的著作，作为通史还缺乏一定的文献史料上的梳理和积累。印度本国人写的通史有Prajnanananda的巨著《印度音乐史》(HistoricalDevelopmentofIndianMusic,1960)，以及《印度音乐的历史研究》(AHistoricalStudyofIndianMusic,1965)。此外，同时代的还有P.Sambamoorthy的《印度音乐史》(HistoryofIndianMusic,1960)。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批判、考实性以及音乐史现象的解析、演绎上都还没有真正达到深入、详尽的研究地步，作为通史来说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古代印度音乐以史学的角度来考证的有邦达喀尔劳(RaoBhandarkar)、考马拉斯瓦米(AnandaCoomaraswamy)等以各种不同体裁、样式等进行的出色研究，因此产生一些优秀的综合性通史是可以想像的。但是由于印度人比较关心和注重音乐的演奏，而对历史的研究重视不够。在研究印度音乐史中欧美人对印度关心的人很多，但作为历史性考察的著作却不多见，1941年法国学者C.Marcel—Dubois的《古代印度的乐器》(LesInstrumentsdeMusiquedeI''''gndeAncienne,Paris,1941)是一本比较突出的著作。

关于西亚的音乐史学，很少见到由本国人撰写的，几乎成了欧美人独占的天地。很多理论书的原始史料被运往欧洲，成为欧洲人研究的重要基础。1842年凯萨魏特(R.G.Kiesewetter)的《阿拉伯的音乐》(DieMusikderAraber,Leipzig)为起端，很多学者对伊斯兰教音乐开始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关于阿拉伯音乐史的研究必须提到的人物是英国学者H.G.伐玛(HenryGeoryFarmer)，他在1929年完成的阿拉伯音乐通史——《13世纪前阿拉伯音乐的历史》(AHistoryofArabianMusictothe13Century)是一本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等的文献为原始史料而完成的专著，时间上一直写到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8—13世纪)灭亡为止的一段音乐历史，该著作出版后几乎半个世纪一直成为阿拉伯文化圈以外惟一的一本权威性阿拉伯音乐史的专著。翌年，他的一本题为《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FactsfortheArabianMusicalInfluence，1930年第1版，1970年第2版)，以翔实的事例证实了西方音乐中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因素，并以大量的史料证实阿拉伯音乐通过伊比利亚半岛进入欧洲的历史事实。接着，他的一本《阿拉伯音乐的史料》(TheSourcesofArabianMusic，1940年，1965年修订版)是对8—17世纪阿拉伯音乐的理论、演奏以及历史相关的原始史料进行论述的解说集，对理解早期阿拉伯音乐是极其重要的研究手册。关于阿拉伯音乐，这里还要提及的是黛岚捷R.D''''Erlanger编撰的巨著《阿拉伯音乐》(LaMusiqueArabe,Paris,1930—1959年编撰，全六册)，这是一套历时近三十年的力作。第一卷和第二卷上半部分为阿尔·法拉比的《音乐的大著》法译本，第三卷是萨菲·阿迪恩的《旋律的写法》全译，第四卷为奥斯曼帝国时期献给二世的《音乐通论》，第五卷是近代阿拉伯古典音乐的理论与实践相关的研究，其中涉及到音阶、旋法和一些文献，第六卷为阿拉伯音乐的节奏组织与曲式分析。全书还包含着许多五线谱的谱例。该书是一部十分系统又全面论述阿拉伯音乐史的重要著作。

关于阿拉伯音乐的研究，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德国、法国都有过一些深入的研究，如1970年出版苏普勒(Spuler)编撰的《东方学手册》(HandbuchderOrientalistic)的第一部别卷4《东方音乐》(OrientalischeMusik)所辑录的论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音乐》(DieMusikdesArabisch—islamischenBereichs)，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关阿拉伯音乐研究的历史总括。对阿拉伯音乐技术理论的研究还有赖特(O.Wright)的《阿拉伯—波斯音乐的调式与体系》(TheModalSystemofArabandPersianMusic，1978年)等(注：参见《音乐大事典》，平凡社，1982年，第四卷，1705页。)。伊斯兰音乐在东方的研究较早的有日本的学者饭田忠纯1936年的《中世纪阿拉伯人的音乐观》(注：日本《东洋音乐研究》第一集，1936年。)。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岸边成雄于1952年完成的《音乐的西流》(东京《音乐之友社》)，1983年被译成中文，改名为《伊斯兰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郎樱译)，这是一本八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但它却对我们了解伊斯兰音乐几乎是惟一的一本中文专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论著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伊斯兰音乐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以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论述了阿拉伯音乐与希腊、波斯及印度音乐间的关系，并进一步以实例阐述了伊斯兰音乐对欧洲和东方的影响，对前人的研究总结也十分客观翔实，是一部非常明了易懂的伊斯兰音乐专著。

另外，亚洲地区尚有许多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地区，原因是文献资料的缺乏，研究者一般只能从民族学、民俗学的角度入手。因此，要完全精确地把握亚洲古代音乐历史状况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以上主要对亚洲地区的音乐史料及音乐研究状况，按地域及文化圈做了一个归纳和综述，限于自己的外语水平及有限的资料只能做一个浮光掠影的描述。我国的音乐文化与亚洲各国间有着极其密切的互动关系，相互间的交叉、渗透都交织着千丝万缕的文化流动关系，因此笔者在执笔此文时的一个主导思考是：我们在研究中国音乐史的时候不能忽视关注周边地区相互间的文化渗透和交叉现象，对周边地区文化的研究和了解也是对本民族文化了解的重要步骤。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坊去方换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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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影片评论体现导演的态度

从整体上来讲，每首歌曲的创作都是建立在一定历史背景之下，所以当下的历史社会背景和创作者对将要描述事物的看法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歌曲创作有根本性的影响，进而就会使歌曲具有很强烈的主观态度及感彩。尤其是对于真实生活的反映、针砭时弊为主要创作目的的摇滚音乐人来说，影片中所选用的歌曲音乐自然而然地具有创作者的主观性色彩，但是对于这种主观色彩而言，无论赞同还是反对、惋惜或是同情，只有对这些音乐信息进行正确的解读，才会有助于观众对影片的真实解读。依旧是那首歌曲《幸运的孩子》，这首歌采用较为辛辣的讽刺笔调来描写一群拥有权势的人们，用尽全部力气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但是穷人家的孩子在这些有权势人的眼里却一文不值，这在歌词中也有所体现。显而易见，歌曲的歌词与音乐中无不透露着反战情绪，因此不再像之前的歌曲那样柔和。通过对电影前半段的分析与理解，可以看出导演在歌曲音乐的选择与使用上，暗示了阿甘会像之前一样平安之外，还明确地表现出了反对越战以及讽刺当权者的反对态度。在影片中，阿甘与大家要求在田野里排开并巡逻，稻田绿油油的，再往远处是青烟袅袅。在这样一幅画面构图当中，出现了一首摇滚音乐，是一名著名摇滚大师的翻唱作品《沿着瞭望塔走》。这首歌曲本身是不具有反战意义的，但是导演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引用这样一首歌曲的实质意义是什么?深入探究，《沿着瞭望塔走》这首歌的内容是根据《圣经》选取的，所以就会有所意图地给观众提供一个信息，美国大兵即将走向灭亡的道路。而阿甘正是因为营救队友所以受到来自总统的嘉奖与接见，阿甘原本想观光游览华盛顿这座城市，但是却意外进入了反战示威游行群众之中，并且还在纪念碑前进行了演讲。正在这时，《志愿兵》作为影片的背景音乐出现，从歌词当中就可以看出导演想要表达的东西，充满了讽刺，更加坚定了反战的态度。

三、歌曲音乐的内涵衬托了电影中人物

在电影中，音乐也具有关键的隐喻性作用，其中大多是对事件以及整部影片的评论。但是，将这个范围缩小到影片中具体人物的时候，就会更加清楚地了解并理解画外人物以及导演对影片具体人物的个体情感以及命运的关注。综上所述，珍妮想要变成琼•贝兹情节当中，音乐除了具有一定的剧作意义之外，影片这一角色也是导演对珍妮浪荡漂泊一生的回顾，因为她的人生也同样充满了漂泊，并且积极投身于民权运动，并因此先后两次入狱，并且还创建了有关人权的国际人权社，因此是一个现实意味很强的叛逆者，所以这也是对珍妮命运的一个预言。此外，在大学期间，阿甘会经常性地来看望珍妮，因此在一个下雨天阿甘认为珍妮被人欺负，所以错误地将其男友教训了一顿，这时影片就响起了一首歌曲，是一名著名蓝调歌手演唱的，并且歌曲是从车上的音响中传出来的。从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影片导演自身对阿甘的惋惜。正在此时，或许阿甘自己对珍妮那种说不出来的爱，在不经意间出现的一首音乐就将他那种悲伤的爱深深地烙在观众的心中。当阿甘在华盛顿街头再次向珍妮表白的时候，还是没有获得珍妮的响应。《让我们在一起》这样一首激情澎湃的歌曲就响了起来，而且歌曲也正好是阿甘心中所想所期盼的。接下来，随着音乐的缓缓响起，导演将所有有关珍妮的一系列生活画面组合在一起，因此充满了一种奋斗的激情，却又隐含了一种悲伤的颠沛流离。因此可以说，这首歌曲在此时出现刚好是阿甘心声的一种自然流露与表达，是爱情的表白。

随后，珍妮的归来为她与阿甘结合在一起做了有效的铺垫，并且最终珍妮与阿甘也确实过上了一段美好而甜蜜的时光。在这一片段中，影片中响起了一首名为《阿拉巴马甜蜜的家》的摇滚音乐。在这首歌中，阳光洒满阿拉巴马州，并且天空呈蔚蓝色，所以可以给人以愉悦的心情，并且作为导演也正是利用这一首充满动感的摇滚乐对珍妮与阿甘这短暂而甜蜜的生活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可以说是对两个人以及幸福生活的美好祝愿。从以上可以发现，纯音乐与歌曲之间有紧密联系，但是也存在一定区别，那就是歌曲是纯音乐在电影中的升华，能够利用歌词来避免纯音乐具有表意不确定性的弊端，从而更加清楚具体地表达影片想要呈现的东西。可以说，歌曲音乐是纯音乐的一种升华与进步，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意义上配乐形式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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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音乐设备匮乏初中学生对于音乐学习有着敏锐的感知能力，学习乐器也是学生接受音乐教育的一条有效途径。但是由于有的学校缺乏师资力量或者资金，音乐设备的配置更是无从谈起。在音乐课堂上，往往只有非专业的语文教师在教学生唱歌，或者是说教式的介绍乐器，导致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大大降低。比如，在一些边远地区，音乐设备是根本不存在的，甚至连音乐教师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自然无法对音乐产生兴趣。

3.音乐设备维修、管理的缺位目前，初中音乐设备缺少基本的维修和管理。很多学校领导存在着这样一种心理，只要购置了音乐设备就可以了。但是音乐设备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磨损，特别是乐器的学习，对于器材的要求非常高，任何一个部位的损坏，都可能导致音色发生变化。此外，在初中阶段，学校一般都非常重视文化课，音乐课经常被占用，而音乐设备也可能被闲置，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定时维护、管理，使得音乐设备处于一种管理的真空状态。

4.音乐教师的专业发展培训不够加强音乐教师的专业发展培训是“器乐进课堂”得以贯彻落实的重要保证，失去了这一保证，器乐教学将无法进行。初中音乐教师大多毕业于音乐教育专业，不可能做到每种乐器都会，每种乐器都懂。比如“竖笛教学”，竖笛分高音笛、中音笛、低音笛，要教会学生使用这三种不同音高的笛子，首先得教师自己要会，这样就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加强对音乐教师的专业培训。有的学校虽然注重音乐设备的配备，但是出现教师没法教的局面，不能真正实现器乐进课堂。

二、解决当前初中音乐设备配置和管理问题的策略

上述初中音乐设备配置和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在中国当前的初中音乐教育中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问题。我们只有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才能够从整体上推动我国初中音乐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1.设立专门职位从中国当前初中音乐教育的状况来看，音乐设备的管理是缺位的。学校应该设立专门的负责人员，对音乐器材的采购、维修、更新及时进行登记，这样才能保证不会出现音乐设备坏了却不知道找谁修、音乐设备无人看管的局面，才能保障音乐设备的正常运行与使用。

2.与时俱进，使用新媒体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海量的网络资源大大丰富了教学资源。音乐设备的更新可以充分考虑互联网的方便性与快捷性。一些初中学校在音乐教育中采用视频教学，这对音乐设备的配置来说既是一种机遇又是一种挑战，因为这样学校在采购一些简单的音乐器材时，不用担心可能带来的浪费，甚至可以结合新媒体进行音乐设备的更新，比如运用互联网编排钢琴曲目。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初中音乐设备的配置应该与时俱进，采用一些符合学生需求的音乐设备。

3.配合音乐课程需要在初中音乐教育中，音乐设备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直接影响到音乐教育的质量。但是同时，音乐设备并不是以多和贵为好，而是应该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音乐课程的需要进行采购。现在的学生个性差异非常大，兴趣爱好广泛。那么学校在采购音乐设备时，可以以“小乐器、大梦想”为原则。也就是说，学校可以采购一些简单易学的乐器，比如口琴、吉他等，因为初中音乐教育以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为主要目的。所以在采购设备时，要配合音乐课程需要，适当考虑学校经费，以培养学生音乐爱好为主要目的。

4.建立专门乐器室音乐设备应该是物尽其用，而不是只在课堂上才面对学生开放。初中阶段正是培养学生兴趣爱好的大好时机，对于音乐的学习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课堂上。学校可以根据自身条件成立专门的乐器室，一方面，能够培养学生对于音乐的兴趣爱好，另一方面，让学生在学习之余能够得到放松。学生通过这个平台得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5.加强对音乐教师的专业培养随着初中音乐教育器乐教学的发展，教育行政部门需要采取相关政策，推动初中音乐教师深入体悟器乐教学的地位和作用，采用激励方式帮助教师提高器乐演奏水平与教学技能。例如，可以开展各种级别的基本功比赛、课外展演、科研论文及器乐优秀课例评选，以及对外器乐文化交流、聘请专家对教师进行培训等活动，促进音乐教育设备的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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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乐教师队伍不完善

我国人口基数虽然大，但是在音乐领域的人才却十分缺乏，作为一名优秀的能在高校帮助、引导学生的音乐教育工作者，不但需要扎实乐理知识，还需要拥有教育工作者的耐心、技巧。在当今高校音乐教育体系中这样的优秀人员并不完善，同时高校对于音乐课程安排并没有与教育人员和学生进行完善的沟通，无论是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这样往往使得教材内容，授课知识高于普遍乐理知识素质偏低的大众学生。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老师授课时感到乏力，学生不能接收到想要指导。另外音乐教学与其他艺术课程一样对于实践的锻炼，想象力、创造力的引导是非常珍贵的，然而能这样的培养帮助学生的教师队伍在各大高等学府都是十分缺乏的。

（二）课程设置不合理

众所周知，音乐是门十分广博的学科，每个人在其中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和自己喜欢的，从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我国的音乐教育都是普遍型的教育，所有学生接受统一的内容，而这些统一的内容更是在一届一届学生入校前统一安排好的。这样的教育与外国先进国家相比就显得不够全面。因材施教的方式方法适合当下的音乐教育，音乐教育开展前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开展不同的方式套餐进行针对的系统教育更能提高学生兴趣，从而有被动的灌输式教学提高成为辅助式教学，更有利提升教学成果。

二、音乐教育管理策略及其发展趋势

科学的管理制度是有序健康发展的前提，音乐教育在我国起步较晚，发展也不快，甚至有点出现畸形成长的趋势，首先它尤其独特方面，在艺术的领域，音乐与其他学科的贯穿是最为紧密的，它是一种能被不同语种所共同理解的语言，更是不同的人能诠释不同含义、不同状态的学科。传统的教育有它的弊端，抑制了音乐教育中难能可贵的想想力、创造力的培养。

（一）音乐教育管理策略

首先是对于相关专业的人才的引进，人才的引进不单单指的是将有相关知识体系的人才引入教师队伍，还包括开展先关活动，引入先关艺术家演出活动，这样对于提升学生的眼界，提高学生兴趣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教育工作中真正的管理者掌舵人是参与整个过程的每一个人，既包括教育工作者也包括参与其中的学习人员。在整个过程中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良好的沟通共同形成的一整套由上而下的方式方法，要得到上下承接方的紧密认可，需要在实践不断的摸索。使最终的目标是学生是希望提升自身的素质，拥有一项或者几项增添生活质量的方式方法，学校希望自己培养的学生综合素质过硬，良好的心理素质艺术气息，参与其中的教育工作者希望传道授业，体现自身价值。在整体实行过程中，教育工作者是策略的运行者，是实施的主体的。学生是管理策略的反应者，是受众，更是直接反应成果的群体。期间的承接则源于教学管理层支持，只有环环紧扣密切嵌接，才能有上而下的完整运行。其次，教育是提升一个人素质的最快的捷径，规范的体系政策则是保障教育切合实行的必要方式方法。在不违反学校法律法规社会道德的前提下，应该发挥灵活主观能动性，制定符合学生特性的教育方式方法，因材施教，对于不同个性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育模式。在开展工作之前，提供给学生可供选择的范围，通过沟通进行有选择的自主教育。同时对于施教的工作人员，加强考核，通过考核评定出适合付出教育的受众学生，有特色的教学。

（二）音乐教育发展趋势

音乐教学正在向着更为积极方向发展，无论是对于教育工作者还是对于学生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首先面对思维更加活跃的学生，不但要传承千年文化大国的文化，更要有汲取国外优秀艺术的精华，形式上不但要沿袭传统的声乐，更是要引入，当下流行的各种元素，与时俱进。科教兴国教育改变素质，传统的教育模式都是被动的吸取，从而缺少创造性，缺少作为艺术课程最难能可贵的想象力，新鲜气息。只有鼓励自主学习，调动积极性，自主自发自愿的参与进来才能增加创造性，提升艺术造诣，可一通过设立奖学金，特殊贡献奖等措施帮助促进学习自主能动性。同时艺术鉴赏上严格把关，鼓励支持优良行为传播，严厉打击不良风气的传播，建立学生个人艺术档案，帮促完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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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曾经说过：学问必须合乎自己的兴趣，方才可以得益。只有对音乐感兴趣了，才能将注意力集中到音乐当中去。然而小学生的心理尚未完全发育，因此在认知和思维能力方面，不能很好的转换和应用，时间一久，对于音乐的学习兴趣慢慢降低，甚至出现厌恶情绪。此时，音乐教育心理学就显得尤为重要，它可从心里教育方面，让学生提高对音乐的兴趣。例如，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喜好和表现特点，将音乐教学以做游戏的方式呈现，先使他们对音乐产生好奇心，慢慢的将其兴趣提高。

1.2有利于学生注意力的集中

心里学实验表明：人的注意力并不能达到持久状态。尤其对于身心处于发展中的小学生来说，他们的注意力很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例如教师枯燥乏味的讲课方式等。古语有云，心不专一，不能专诚。作为学生，只有集中注意力听老师讲课，才能更好的学到知识。在音乐教育心理学中，教师可以通过了解学生注意力转移的因素，结合教学内容，充分利用课堂时间，采用综合教学的方法，集中学生的注意力。

1.3有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启发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知识，只有当它靠积极的思维得来，而不是凭记忆得来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知识。现在的教学强调对学生能力的全面发展，因此在小学音乐教育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学习音乐本身，还应使他们通过音乐的学习，培养一定的鉴赏力，使记忆和感受能相互协调，达到全面发展的目的。通过在音乐教学中运用音乐教育心理学，可以有效的启发他们的创造性思维，提高对音乐的理解力和欣赏力，还可提高学生的乐感和节律感。

二、音乐教育心里学在小学课堂中的应用

2.1运用音乐节奏，激发学习兴趣

小学生在各个年龄阶段，学习音乐的能力也各不相同，因此教师需要了解不同阶段的学生在学习音乐方面的认知和心理特征，因材施教，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音乐当中美妙起伏的旋律和鲜明生动的节奏，可以激起学生肢体的反应，因此教师可以根据这一特点入手，将音乐与肢体动作结合，形成具有音乐节奏的体态动作，集中学生学习音乐的注意力，将节奏与记忆结合，学习音乐当中的流动美。

2.2注重情感体验，培养学生乐感

音乐的本质是对情感的自然反映，因此，在教学中，让学生体验到音乐的情感，对于教学有很大的帮助。在音乐教育教学中，教师要尊重学生的内心感受，让学生亲身体验音乐当中的情感，而不是机械的告诉他们音乐表达的东西。倾听是很好的教学方式，教师要学会倾听学生的心理感受，倾听他们对于音乐的特殊理解，培养他们自己的音乐乐感。例如在放一些具有催眠效果或者悲伤情感的乐曲时，学生会出现睡着或者伤心的现象，此时教师不应该打断他们，而是让他们慢慢感受，再通过讲解和表扬来加深他们对于音乐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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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音乐的声学原理

音乐的产生首先是由物体（乐器）的物理震动产生声波，再被人的听觉神经接受从而产生心理反应。所以，这里要将电影音乐暂时还原为音高、节奏、旋律和音色四个音乐的基本构成要素。音高（pitch）是一个典型的听觉系统模式认知切入点，音高感觉受制于神经活动[1]，随着频率的上升，音高开始发生变化。此外，是否有明确的音高决定着声音间的差异。人脑对音乐的感知最早是从额叶背外侧皮层后部以及颞平面的神经反应开始的，随后由大脑右侧负责认知旋律（melody）轮廓的轮廓编码（contourcode）和间隔编码（intervalcode）以及上颞回对音乐的脑反应进行传导。不同的音高相互重组与搭配，组成了各种旋律类型。然后，处在人脑双侧上颞区以及左下顶叶与右额盖部位通过神经对音响时间长度的辨别而产生的音乐感知，从而产生由每一层震动值的时长决定、通过对时间长短的控制来形成音乐奏唱时的节奏（rhythm）效果。最后由人脑右颞叶对音乐中的音色做出反映，辨别乐器与色彩效果。[2]当音乐的发声体（乐器或声带）开始产生摩擦震动而产生声波时，各种声响音色出现而形成一个或多个具备音高特征的单音，这些不同音色与音高的单音不断组合、重组、再组，便形成了旋律。

1.2人体的接收方式与心理产生

在人体众多感官神经中，由于视觉、听觉、和嗅觉最接近脑中枢而被称为“高级感官”。当“三觉”中的任何一觉接收到外界信息时，会以最快的速度直接传导入人体神经“司令部”——脑部中枢神经。在观看电影并聆听片中音乐时，人们通过视觉对视频色彩等信息进行采集，同时通过听觉接收语言和音乐进行复合的神经感知，而后将搜集到的各种信息后直接传到脑神经中枢，再从每条相关神经通道传向身体各处，汇总在有着五脏“将军”之称的心脏处。当心脏收到大脑“指挥部”的“通知”后开始对人体周身的各个系统“发号施令”，从而产生心理的情绪与情感反应。

2情绪与情感反应

情绪（emotion）包括思、喜、悲、恐四种基本类型，分别由脑部与杏仁核相连的右海马旁回、腹内侧前额皮层、左眶和中背外侧额皮层、包括杏仁核在内的左/右内颞区域相关[2]。情绪是指“个人对其所认识的事物、所做的事情以及自己和他人的态度体验，包括所有在主观上体验到的、负载着情感的、有意识的心理状态，并总是伴有植物性神经系统的生理反应。”[3]。情感（feeling）与情绪看似一样，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其实不然，情感是和人的社会性需要相联系的一种较复杂而又稳定的态度体验。”[4]简而言之，情绪是人们在短期内对某件事物或者情感产生的共鸣，而情感是在某种情绪产生多次后而引发的更加稳定长久的态度体验。下面以中、韩两国合拍的影片《雏菊》中的音乐配置为例。故事情节是围绕着年轻的女主人公、帅气警察和冷峻杀手三人间的爱情故事展开的。音乐开篇时优美轻快的钢琴旋律在弦乐的和声衬托下突出了女主角惠英的单纯可爱与浪漫的艺术气质，使观众瞬间接受和喜爱她；大提琴的音色低沉而忧郁，所以在本片中被用在惠英第一次受枪伤时的主奏乐器，同时也为深爱着惠英并为惠英的受伤而悔恨、自责的青年警官郑勇默默的代言；暗恋惠英的杀手“情人”出现时，深邃的单簧管音乐常伴前后，同时还有杀手喜爱的西方古典名曲。而在杀手执行任务时，音乐则出现类似进行曲节奏型的弦乐铺垫和声层，前八后十六分音符的鼓点为主奏，突出紧张的情绪。每当观众听见这种音乐出现时便知道杀手又要行动了。而在三人情感矛盾叠置的时刻，弦乐以缓慢的切分音节奏配合单簧管小调色彩的旋律主奏，充分烘托三位主人公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当剧情进入最后的情绪阶段即惠英第二次中枪倒地时，音乐是以女声演唱的歌曲来替代当时已不省人事的惠英表达自己渴望真爱的心情。温婉而舒缓的旋律配合画面在惠英中枪前的灵动女孩儿形象及中枪后的场景对比，加倍了观众对惠英的同情心理而产生悲伤忧郁的情绪。而故事结尾的画面采用了前呼后应的艺术手法，解开了开场时同场景的一个谜团，却是让观众有恍然大悟的心理感受。紧接着又重复不久前的女声歌曲作为结束曲，使观众意犹未尽，思品良久。《雏菊》的音乐采用了“变色龙”手法，即同样的主旋律采用不用乐器演奏的方法产生音色递进，在统一中寻求不同的感觉，即突出了音乐主题，又没让观众产生听觉疲劳，不愧为成功的配乐。

篇（11）

儿童音乐心理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应用价值。首先，儿童的各种音乐活动都是受其不同年龄的心理因素所支配的。因此，对儿童音乐心理的研究，对提高与发展孩子们的音乐活动水平具有重大意义。研究这门学科可以对儿童音乐教育工作提供心理理论的指导，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音乐教育观念，了解不同年龄的儿童音乐心理特点和规律，科学地进行音乐教学。还可帮助教师总结儿童音乐教育经验，提高音乐教学自觉性与水平。

儿童音乐心理学具有上述科学性与应用性。但是，这门学科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广大中、小学和幼儿音乐教师站在儿童音乐教育的第一线，应义不容辞地承担建设这个学科的责任。怎样研究与应用儿童音乐心理学呢？首先，应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以此作为理论指导。同时，还应对儿童心理学有概括的认识，因为这门学科可使儿童音乐心理学趋向理论化与系统化。更重要的是进行实际的研究，对儿童学习音乐进行分期、分步骤的观察、分析，并得出结论，做出系统的记录，这就是观察法。与孩子们进行交谈，了解他们的兴趣喜好、情绪、能力与毅力等，做出记录，对各种问题，作出科学的答复，这就是谈话法。实验法是当今最普遍采用的科学的方法之一，也是我们应大力提倡的方法。其做法是规定一定的时间、地点、命题，必要时要设置对照实验，经过测量，取得数据，再用统计的方法做出定量和定性的分析与结论。以上介绍的方法不是孤立进行的，应有机地结合起来应用。需要注意的是，要充分注意到儿童的年龄特征，对每个发展，都要进行观察、思考与研究，以科学的态度进行深入的研究。

下面简单介绍不同年龄段儿童的一些音乐心理特征。

乳儿期（出生—1岁）：这个时期乳儿的音乐听觉反应不太精细，也较缓慢。满两个月时就能区别一般的铃声或门声，有高低音的反应。三个月时有可能区分彼此相距八度音程的音调。五至七个月时能对大三度和小三度的音程有所辨别。在满周岁时孩子有的有较好的节奏感，能用准确的身躯动作表现出来。

婴儿期（1岁—3岁）：即先学前期。四度、五度音程可以辨认，出现了最初的学习音乐活动，可以模仿成人歌唱或弹琴拉琴动作。这时音乐记忆迅速发展，可以记住两三个乐句。有对音乐兴趣的表现。在这个时期可以是儿童音乐教育的开始阶段。

幼儿期（3岁—7岁）：即学前期。这时期儿童的感知能力发展较快，除各种音程外，还可听辨一些简单的和弦。可以记住八到十六小节的乐曲。可以完整地演唱、演奏一般的乐曲。对音乐的兴趣逐渐增大。

童年期（7岁—12岁）：即小学阶段，又称学龄初期。已有观察音乐现象的能力，注意观看别人的音乐演奏、演唱。也能听辨较难辨别的和弦音。音乐记忆内容与篇幅增大，音乐想象开始自由地活动。在练习时能表现出一定的意志，并能产生美好的音乐前程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