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史论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唐代对货币起源的认识仍然囿于《管子》的“先王制币”说(亦称“货币国定说”)。此说在《管子》一书中多处言及,最具代表性的表述见于《国蓄》篇,曰:“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玉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这一观点产生以后影响至巨,几成定论,成为货币起源说上的主流认识。
唐代坚持此说的以张九龄、陆贽、白居易、杨于陵等人为代表。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三月,张九龄在所拟《敕议放私铸钱》中指出,“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乃为钱以通贸易”。[1]德宗贞元十年(794),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说:“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立货泉之法,以节轻重之宜。”又说:“钱货者,官之所为也。”[2]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指出,“夫天之道无常,故岁有丰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缩。圣人知其必然,于是作钱刀布帛之货,以时交易之,以时敛散之”。[3]穆宗长庆元年(821),户部尚书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通变不倦”。[4]
这些言论从便利商品交换的技术角度及维护政权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解释货币的起源,认为货币乃是帝王贤哲人为设计制造出来的,在认识上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观点”,[5]也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它把货币的产生解释为是政治权力和统治利益的产物,从而混淆了货币起源与商品交换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进而阻止了对货币本质问题的正确认识。这种观点认为货币实际上是人君之权柄,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一个工具,根本不可能看到货币是在商品交换中自发产生的,是用于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本质所在。总而言之,货币起源论上的肤浅和错误,决定了货币本质论上的想当然和谬误。这样的认识水平,与西汉司马迁所持“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6]的货币自然发生说相比,无疑在正确的认知道路上是相去甚远的。司马迁虽未认识到货币本身即是一种特殊商品,但他把货币的产生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联系在一起,认为“龟贝金钱刀布之币”是“农工商交易”发展的结果,提出了关于货币起源的正确的和客观的观点。唐代统治阶级则仅仅是接受《管子》的成说,并没有去认真地加以思考研究。
(二)关于货币的职能
如所周知,按照的货币理论,货币具有两种基本职能:一是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二是流通手段(交换媒介),其中价值尺度是第一位的,流通手段是第二位的,即流通手段以价值尺度为前提,因为只有自身具有了一定价值,货币才能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不过,这两种职能又是统一于一体的。马克思指出:“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7]
唐代对货币的两种基本职能有所认识。如杜佑认为,“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可以贸易流注,不住如泉”。[8]崔沔认为,“钱之为物,贵以通货”。[9]杨于陵认为,“钱者所以权百货,贸迁有无,所宜流散,不应蓄聚”。[10]元和三年(808)六月,宪宗颁《禁采银坑户令采铜助铸诏》,内云:“泉货之法,义在通流,若钱有所雍,货当益贱。”[11]穆宗《定钱陌敕》亦云:“泉货之义,所贵通流。”[12]
这些观点指出货币不仅具有“数”,即价值标准,具有权百货的职能,而且能够“贸迁有无”,并“贵在通货”、“义在通流”,不应蓄藏雍滞,对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的认识明确。不过,需要加以辩明的是,唐代的这些认识并不是来源于对货币本身属性的具体探索和科学研究,而是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加以推衍而认知的。
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本是无用之物,即没有什么价值,货币所以具有“数”、具有“权百货”的价值标准和尺度,完全是由于国家权力的制定。他们认为,货币既然由国家制造,那么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也由国家确定。这一方面最典型的言论是韩愈在《钱重物轻状》中所陈解决通货紧缩之对策第三条,即:“三曰更其文贵之,使一当五,而新旧兼用之。凡铸钱千,其费亦千,今铸一而得五,是费钱千而得钱五千,可立多也。”[13]露骨地主张国家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整、确定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这种被学界称之为货币名目论的价值尺度观,显然是直接承继了《管子》所谓货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的观点,在认知上也没有超出西汉晁错所谓“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14]的水平。它无视货币作为特殊商品自身固有的价值大小,无视货币价值的自然属性,认为货币由无用之物变为众人之宝,决定于“上用之”之故,即系于国家权力的确定,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
从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国家制造货币的目的在于调节万物轻重,疏通商贸,发展封建经济,巩固统治秩序。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掌握使用好货币这一工具,通过国家权力的推行,使货币通流不住,不断地在商品交易中发挥作用,即所谓“义在通流”,或“泉货之义,所贵通流”。也就是说,货币所以能够在商品交易中发挥流通手段的职能,关键取决于国家权力的行使和推动,亦即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也是由国家权力所赋予的。这样的认识同样不是对货币流通手段职能自然属性的认知,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
对货币基本职能的错误认识和错误理论,尤其是价值尺度观上的名目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根深蒂固,影响巨大,成为历朝历代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理论根据,并在实践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屡次造成了严重破坏,唐肃宗时期推行的通货膨胀政策是其显著事例。
学生通过对历史图片的有效学习,可以近距离地与历史进行接触,进而能够很好地去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比如,我们在学习到“西方列强在19世纪末掀起了对我国的瓜分狂潮”相关的内容时,这个历史事实在《时局图》中就得到了充分地反映。而“中日”之后,当时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就是《时局图》作者创作的历史背景。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可以结合这些内容再结合这幅图进行对照,就能使学生很快地理解这幅漫画反映出来的现实意义。学生通过对漫画的了解又能够进一步加深对当时历史事件的印象,而且还有助于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掌握,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效率。
2.看图叙史。
历史图片作为历史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文字信息的必要补充,同时又具有文字形式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而且,合理使用历史图片,能够促进历史教学效率的提高。因此,在学习时,教师可以让学生针对单张图片来讲述相关的历史事件的概况和前因后果,也可以利用多张图片,让学生梳理相关历史知识的发展进程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样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记忆,而且相对于传统的死记硬背而言效果更好。因此,在教学中进行看图叙史,既能让学生解读图片中的历史信息,也能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而且,在此过程中,学生的想象力和语言的表达能力也能得到有效锻炼。
二、有效结合地图进行教学,突破教学中的重难点
历史图片是一种形象直观的教学资源。有效的图片教学有助于促进学生对相关历史知识进行综合把握;刺激学生解决问题的欲望,以此来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兴趣,有效培养学生解读历史图片能力的目的。
1.感知历史,掌握史实。
历史图片是历史知识的有效载体,也是学生获取历史信息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忽视教材中的史料图片,并且要注意充分合理地运用教材中的这些资源,帮助学生更好地去理解相关的内容,促进学生学习效率得到提高。例如,“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这一课,我们在学习到经济危机给德国带来的影响时,教材也从多方面进行了归纳总结,但是学生却没有形成直观的认识。为了让学生更直接地认识到这场危机,我们历史教师可以充分结合教材中的一幅图片进行讲解。如教师可以结合“1927年的德国关于经济危机预言性的漫画”,让学生来仔细观看这幅图,进而结合相关的知识进行理解。这样,学生就能够很直观地体会到那时的德国贫富悬殊,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从而使学生很容易地掌握经济危机的相关背景,进而使学生形成立体的知识网。
2.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图片,不失为我们教师突破难点、突出重点的好素材。
在历史教学中,我们可以挖掘课本图片中蕴含的一些历史信息,让学生进行读图的时候,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真正促进历史课堂效率的有效提高。例如,“美国国父华盛顿”这节内容是我们学习中的一个重点,即华盛顿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和担任总统期间的主要事迹。对此,我们教师可以结合该课中的最后一张插图“在美国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上刻的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头像”来作为新知识的导入,指导学生看图,然后向学生提问:“为什么华盛顿能够列入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为什么华盛顿被称为美国的国父?”之后,引导学生进行自主看书,自主探究。这样也可以使历史课堂变得生动有趣,促进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吸收和认同。这样,学生也会更加深刻地理解教师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有效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
二、初中生在记忆历史内容上应坚持的原则
1、化繁为简原则
初中历史教材上的内容多而杂,很难理出头绪,因此教师在指导学生背诵、记忆的时候应该坚持化繁为简的原则。首先,指导学生理解每一章节的知识点;然后,要求学生掌握每一章节的重点和难点;最后,检查学生掌握的情况。这样,教师给出思路和方法指导学生们一步步地学习和掌握重要的历史知识点,最终才能在扎实中进步。
2、联想扩散原则
教师在讲解历史知识的时候,一定要理清知识的内在联系,教会学生注意历史知识的前后衔接,做到联想扩散。对于动态的历史知识教师应该指导学生以时间来进行扩散、以情节来进行扩散、以内容来进行扩散等方法来学习不同内容但类型相同的知识点。
3、层层深入原则
任何知识的学习都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都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初中历史的学习也不例外,虽然“对史实的掌握永远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是,教师在具体的教学中一定不能忘记了在基础知识深入并提高,做到层层深入。最终使学生在基础知识的学习中达到升华。
三、提高初中生记忆历史的对策
1、用歌曲、顺口溜记忆
歌曲通俗、顺口溜押韵,两者读起来都比较朗朗上口,运用到历史的记忆上也比较轻松,容易使学生接受。比如,在讲“三国”有关方面的内容,可以借助林俊杰的《曹操》进行导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当学生对历史内容有了兴趣,记忆便水到渠成了。再有,在学到后签订的《》内容,就可以引导学生去琢磨并把条约的内容变成顺口溜:
(1)割香岛(割香港岛给英国);
(2)赔两一(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
(3)开五地,为口岸(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
(4)进出款,须商谈(中国进出货物的税率须同英国商定);由此可见,通过歌曲和顺口溜就能把晦涩难懂的知识变成通俗易懂的记忆内容,何乐而不为。
2、借助图示记忆
利用图示来记忆,可以化繁为简,连横合纵,有利于提高空间识记能力。记忆是保持、巩固知识的重要手段,是学习的象征。学生如果记不住或记不准学习的内容,就不能很好地获得知识,积累经验,更谈不上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解决问题,指导实践。所以,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用网状图帮助学生记忆关联性的知识(中国历史上著名变法)、用人物图片或地理图片来记忆静态的历史知识等。
数学史论文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6.
[2]熊惠民.数学史方法通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4
[3]王子兴.数学方法论——问题解决的理论[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5
[4]孙朝仁,臧雷.数学史方法研究[J].综合数学教学参考,2002(10):28-29.
[5]龙开奋.论数学史方法在教学中的地位与作用[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8):60.
数学史论文参考文献:
[1]张明月.基于人教版初中数学教材中数学史专题的教学探索[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
[2]傅顺文.浅谈数学史与初中数学教学整合的现状[J].新课程导学,2015(4):8.
[3]王治春.数学史与初中数学教学整合的现状研究[J].中学课程辅导(教师通讯),2015(12):78.
[4]吴燕飞.谈数学史与初中数学教学的整合[J].数学之友,2015(6):25.
[5]张明月.基于人教版初中数学教材中数学史专题的教学探索[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
[6]傅顺文.浅谈数学史与初中数学教学整合的现状[J].新课程导学,2015(4):8.
[7]王治春.数学史与初中数学教学整合的现状研究[J].中学课程辅导(教师通讯),2015(12):78.
[8]吴燕飞.谈数学史与初中数学教学的整合[J].数学之友,2015(6):25.
数学史论文参考文献:
[1]徐美素.注重小学数学的人文教育[J].时代教育,2008,(04).
[2]钱丽.让数学史走进小学数学课堂[J].江苏教育,2008,(10).
汉初高祖刘邦和臣子在探讨秦何以亡、汉何以兴时,虽然没有谈及“天人之际”问题,但在他要求下撰写的一部专论秦亡汉兴的著作《新语》却关注到“天人关系“这个根本问题。《新语》的作者陆贾认为,天地有自然的属性,山川万物都是自然形成的;天地物都是可知的,人在自然面前居于主动地位;人要顺应天地自然之性,利用自然条件进行自己的创造活动。他说:“故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纪,在人者可相。……故知天者仰观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3)这里并没有什么神意造物之类的宗教臆说。他继承了荀子的自然天道论,认为社会历史变动与自然天道运行法则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他说.?“安危之要,吉凶之符,一出于身;存亡之道,成败之事,一起于善行;尧、舜不易日月而兴,桀、纣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所以,“世衰道失,非天之所为也,乃君国者有以取之也”?。这是一种很理性的思考,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变动根本因素的一种积极回答。东汉时期的思想家王充对此评价很高,他说:“《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烕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生之言,未见遗阙;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 ?关于秦亡汉兴这一现实剧变,陆贾认为,“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唯汉王先人关,据咸阳。项羽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②此处的“天”似乎有一种历史趋势的意味,这种趋势表现在秦失其政、项羽倍约、汉王起巴蜀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当然,这里亦带有渲染汉代大一统社会的天然优越性这一政治情感在里面,因为这段话是陆贾游说南越王赵佗时说的。“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这是陆贾进一步强调秦失其政为汉兴提供了历史条件。汉初另一重要思想家贾谊,对秦亡作了系统而深人的分析,形成了史论名篇《过秦论》。虽然贾谊没有明确谈及天人关系,但他从秦亡这一历史事实中反省出来的理性认识,实际上也是对“天人之际”的一种回答,即主宰社会历史变动的是人及其所依存的各种历史条件,而不是所谓的神意。这是汉初“过秦”思潮下最为理性的思考。在具体分析与总结秦由兴而亡这一历史变动时,贾谊善于把握关乎历史盛衰的重要因素,如地理条件、民心所向、政策导向、治国理念等。“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④,这是他思考秦何以亡的最终结论,也是影响汉初政治走向的治安之策的思想来源。这种逆取顺守以仁义治国的执政思想和他着重论述的安民关系到国家存亡的看法,都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且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结论。汉初的士人能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他们都从秦亡汉兴这一基本历史事实出发,以探讨社会治乱兴衰为着眼点,注重历史考察,然后以此为标准来吸收、综合各家思想,其所展现的史家情结,是很浓厚的。这也为之后的史学家对社会历史变动张弛之故的深入探讨,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清人汪子昌曰:“《过秦》三篇,史家取之,可知深切事势。”
二、“永惟万事之统”下的“究天人之际”
汉初的社会思潮主要是“过秦”,在关于历史变动的探讨中,主要是总结秦何以亡的历史教训,为现实政治提供指导。这对汉初政治影响很大。新的社会需要新的理论来支撑与推动。这个新的社会需要就是论证汉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即“宣汉”课题。“过秦”与“宣汉”为汉代的两大时代主题,正如学者所言:“西汉初贾谊著有史论名篇《过秦论》,东汉初王充的名著《论衡》中有《宣汉篇》,他们提出的‘过秦’和‘宣汉’,乃是一代史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共同关心的课题,是两汉社会时代精神之体现。这两个命题的提出和解决,推动了汉代社会走向强盛,也推动了史学自身取得巨大进步。”①实际上,武帝征诏天下文学贤良对策天人之际,已吹响了 “宣汉”的号角,东汉初年的王充只不过对这一时代主题进行了更为明确、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阐述,同时也糅进了戒汉的内涵。武帝在诏举贤良之对策时明确提出“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目的就是“永惟万事之统”。武帝提出的主要问题就是:“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2^4这一时代命题,史学家、思想家均进行了积极思考,并表现出互有差异的理论争辩态势。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首先对此做出回应,他说:“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1?他对以往有关天人关系的认识进行了总结与理论构建,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包括:一是对“天”的内涵进行理论化与系统化阐释。在他看来,天是一位有喜怒、司赏罚、有绝对权威的人格至上神。这是他天人相类、天人合一理论的体现,“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④二是君权神授说,即“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⑤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如“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三是天命灾异谴告说,即“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这里的“天”执行惩恶奖善的政治功能,从而影响社会历史变动。四是天道改制说,即“顺天志”的历史变动观。他提出:“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天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巳,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⑧所谓“天志”就是他所言的“天道”。他说:“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他认为汉以前的改朝换代,都是通过有道伐无道而得以实现的,如“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⑩而道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的仁义礼治,“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由此,他得出一种非常重要的动因说:“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I)失道乃败亡,得道则兴盛。这就把天命与王道进行了整合,实现了理论上的统一。他立论的根本就是他所说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总的来讲,董仲舒的“究天人之际”有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他是先秦以来天人关系理论的集大成者,理论形态完备;第二,他的天人观延续了孔子等诸子儒学重人事的终极目的论,“故治乱废兴在于己” ?,只不过他是通过“天”这一神圣媒介来构建王道这一政治运行法则,在中国古代实行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社会中,更具有现实操作性和必要性;第三,他在论证现实政权合法性方面,亦做出了努力,其天人观对此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以董仲舒为主创立的天人关系论,虽然在形式上易给人一种神秘感,但在整体上却突出了君主德行、治国理念、政策措施等这些人为因素在社会历史变动中的作用。我们要把它与占星家所倡导的世俗怪异论相区别。这也是为何班固的思想虽然延续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但并不影响他在史学意义上探讨人事、人谋、历史趋势在社会历史变动中的重要作用。西汉末年的经学家刘向对董仲舒的天命灾异观作了发挥,提出“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o?这就把天人感应灾异思想看作一条普遍的社会运行法则,比董仲舒更为深入。与董仲舒相比,刘向用天意说明或解释了更长久的历史时代和更广泛的历史现象?。不过,他却得出了灾异泛化的消极认识。他提出:“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末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因而上疏元帝说:“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在董仲舒的天人观中,虽有天命依德而转的思想,但这并非是他的思想主旨。但到刘向那里,却发生了变化,天命随德转移显然成为他的天命灾异观的重要旨趣,客观上为王莽代汉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他未曾料到的。不过,我们对西汉后期出现的“汉再受命”思潮和“汉家尧后”理论构想,必须注意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刘向等人尽管提出要通三统与天命转移而传国,但他们只是强调帝王个体的转移或传递,即刘姓帝王禅让他姓帝王,并没有要求秦汉大一统下的国家政治体制发生改变,其目的还是为了挽救和巩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与国家制度。这也就是说,天命所移的是宗统,而不是治统。这在客观上对东汉复兴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原始察终”下的“究天人之际”
两汉时期,经董仲舒系统阐述,并由刘向等人进一步发挥而形成的一套系统的天人感应学说,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在思想界曾长期居于重要地位,甚至在某一段时期占据主导地位。但这种学说总体上是一种形而上论,并夹杂着某些阴阳灾异学家的神意宣扬,严重影响并制约着人们对历史演变的客观认识与把握。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同样要“究天人之际”,但与董仲舒等人不同的是,司马迁把“究天人之际”作为史学的任务与目标,试图通过“原始察终”的史学方法,努力以实录精神来认识与探究社会历史,对历史变动作出“一家之言”的解释,为人们客观认识历史、把握历史,提供有益启示。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言:“《史记》从历史上‘究天人之际’,是跟当时正宗儒学所宣扬的、方士们所粉饰的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的官学相对立的。” ?对社会上流行的天人感应神秘学说,司马迁持有明确的怀疑态度,特别是对其中裹带的神学迷信思想进行了事实与理论上的批驳。《史记?封禅书》载曰:“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僇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讹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 ”司马迁对此提出了质疑:“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他进而认为:“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对于封禅这一政治诉求,司马迁并未完全否定,但对其中的神学迷信思想持批判态度。《史记?封禅书》又载曰:“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正如刘咸圻所言:“史公非不信有封禅一事,特不足于武帝之求仙耳。……宋人多谓史公以古郊祀礼与方士怪妄之说并载为非,此不知史述源流而以邪正绳之也。”@这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与实质。司马迁作《天官书》就是要以当时人们所能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对以往及当时流行的神意或神秘天人感应说进行系统的剖析和批判,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天人观。《史记?太史公自序》曰:“星气之书,多杂機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司马迁主张天象与人事相通,并不存在所谓的神秘感应,天象运行有自己的法则,人类应关注自身的行为变动。他较理性地总结出天道变化的法则:“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作为天官得出的思考,“是把天人与古今结合为一体,显示出宏观把握历史的理论勇气”③。因此,司马迁要求天官须“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这样天官的职责才算履行,“则天官备矣” C?司马迁对秦亡汉兴这一历史剧变非常关注,“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在考察这一历史变动中,他始终坚持“原始察终”的史学方法,努力从具体历史事实中得出认识。他认同贾谊《过秦论》中对秦兴亡的分析,并在书中各处,尤其是“十二表”中做了集中论述和深人思考。如对秦兴之原因,司马迁的认识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在他看来,德义、兵、地理形势都不是秦兴起而统一天下的最终决定因素,而“天所助”才是关键。至于这个有着丰富内涵但却不可以明确界定的“天”到底指什么,司马迁并没有给予说明。不过这至少说明司马迁较他人对社会历史变动的思考更深一层。历史变动因素是多层次的,“变所从来,亦多故矣”?这是司马迁重要的理论贡献。正是由于司马迁在探究历史变动的原因时,始终坚持自己的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宗旨,所以他充分肯定秦统一天下这个重大历史变化的合理性,“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批评一些人“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的错误认识。对汉兴统一天下原因的认识,司马迁仍从“综其终始”的史学方法着手进行分析。他得出“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的认识,即从历史的角度总结出统一是一个长期的艰难过程。而秦汉之际短短的五年之间,却发生了“号令三嬗”的历史剧变,为什么?难道与他总结出的历史法则相违背吗?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决定作用,这是司马迁遇到的新困惑。对比,他作了努力思考,认为秦统一之后所做的一些“禁事”恰恰为汉兴提供了历史条件,“乡秦之禁,適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由此他得出“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的结论。这里出现的“岂非天哉”,与他上面提到的“盖若天所助焉”在理论意义上是一致的,是司马迁在分析了各种变动因素之后做进一步思考的体现。在论证西汉政权的合法性时,司马迁继续坚持历史地看问题,他提出:“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⑤。这就是说,汉兴是符合天下大一统趋势的要求的,并积极转变治国之道,推行王道,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安定社会,这样才是所谓的“得天统”。由此也可看出,上述所言的“岂非天哉”,并不是讲天命神意决定汉兴。司马迁对秦汉统一天下原因的分析,始终贯穿一条主线:从历史演变过程人手,表现出一种历史客观趋势在社会历史变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认识。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并不能像班固那样得出“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的结论,但司马迁所作的分析,为后人提出更为合理而明确的解释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种提示与启发,未尝不是一种贡献。可以说,董仲舒运用春秋公羊学,结合汉代社会自身的特点,对究天人之际这一命题,作了形而上的理论思辨;而司马迁则运用史学方法对此问题作出回答,体现出形而下的历史意识与实录精神。同时,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而成“一家之言”,是其自觉的史学意识和史官责任的双重体现,这在?其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使他对社会历史变动所作的解释及体现出来的人文特征更为具体。正如学者所言:“道德家、哲学家多先以一固定价值标准去选择历史;而伟大史学家的心灵,则系以历史的自身,为价值的基点,在此一基点上进一步作‘兴坏之端’的探求判断。”⑦东汉史学家班固深受天人感应理论的影响,在《汉书》中宣扬君权神授、灾异谴告说,并进一步发挥了刘歆的五德终始相生说,对“汉承务运”作了更丰富的阐释,突出刘氏汉政权在宗法圣统方面的合法性。《汉书?高祖纪》赞曰:“由是推之,汉承亮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与司马迁相比,班固在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上显然要逊色得多,但这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中却更具有现实意义。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在整个《汉书》中,班固依然遵循“原始察终”这一史学方法,更为理性地考察了秦亡汉兴的历史变动,有些认识是在司马迁认识基础上的一种深人。班固在《汉书?天文志》中引用了司马迁的论述,“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起,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但他去掉了《史记?天官书》中“必贵三五”的神秘色彩,显得更加理性。对汉兴之原因,他明确指出:“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这更加接近历史变动有其客观必然性的认识。.荀悦以一个史学家的意识和身份,对天人关系作了系统的总结。他对于探讨历史运行的动因及方式有自觉的认识,即“夫通于天人之理,达于变化之数,故能达于道”②,这是他的历史理论总纲,也是《汉纪》史论的主旨。“通于天人之理”就是要继承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这一史学任务,批判地总结以往的天人关系论,提出自己的天人之道。
对于以往的天人关系学说,荀悦进行了总结:“今人见有不移者,因曰人事无所能移;见有可移者,因曰无天命;见天人之殊远者,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气流通者,人共事而同业”。他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天命论者、无天命论者’还是天人相分、天人合一,都是没有通古今、察终始而得出来的表面性结论,“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终始”③。于是他对天人关系作出了自己的理论思考:“天人三势说”。所谓“天人三势”,即“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虽加人事终身不可成者,是谓三势。”而“凡此三势,物无不然”。④无论是性命之理、教化之理,还是天人之道’都概莫能外。这个理论概括至少可以让人们在无所适从的困惑中理出一点头绪。我们可以说荀悦在天人之间左右摇摆,缺乏司马迁那样的敏锐眼光和异端精神,但我们不能说他在天人关系上没有理论建树,不能说他的思考没有社会意义。从理论上讲,荀悦丰富了对天人关系的看法,为人们进行继续的探讨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他的理论构架是独树一帜的,显示了古人在历史动因认识方面具有的抽象能力。从实践上看,他的论说对于人们认清自身能力,积极进行历史创造活动是一种徵励,对执政者尤其具有指导意义。
二、有效利用挂图,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分析和总结能力
挂图是历史教学课堂中十分直观和形象的教学工具,能够帮助教师轻松地突出历史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提高教与学的效率和质量。历史学科由于其自身拥有十分繁琐的年代、人物、地名等内容,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想要清晰地牢固掌握具有难度,并且在这些知识的记忆过程中会拥有强烈的枯燥和乏味的感觉。教师想要让学生摆脱这种不良的学习体验,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从而提高对历史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感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除了运用生动想象的语言来进行描述和启发,还可以使用历史挂图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历史教学也是培养学生分析、概括以及总结的能力,而且要让学生能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去分析、概括和总结。这就需要我们教师重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这些能力。比较顺利地完成历史学科的教学任务。挂图能够帮助教师详细地分析和讲解每一个事件的原由、经过和影响,让学生一目了然地明白其中的道理和真谛,从而准确地把握和理解每一个历史事件,并且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能力,在现实生活中能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来辩证的看待每一件事情。
三、让学生独立思考,自主探索,不断磨练自己的思维能力
只有自身亲身感悟和体验过程的事情才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和体会。学习也是如此,学生的成长更是如此。因此,在学生学习以及成长的过程中,教师必须学习一定的“放手”政策,让学生能够自己独立地去探索和学习一些知识和事情,在历史课堂中能够勇敢地进行冒险的探索和尝试,大胆发挥自己的创造思维能力,敢于犯错,用于承担错误并且改正错误。这有这样,学生才能够独立地成长起来,才能够在错误中不断地磨练自己,使自己更加强大。为此,我们要正视学生在探索道路中出现的错误,鼓励学生在错误出现的时候一定要多加自悟和更新,自主创造成功大门的钥匙。同时,教师也要善于为学生提供一些错误的案例,采用积极点播和指导的教学方式,激励、暗示和引导学生逐步走向正确的思维,不断提高学生的创造意识和能力,从而帮助学生早日形成更加成熟、宽广的思维。
影响档案信息为历史研究服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档案信息意识不强所致。由于对现阶段档案信息服务于历史研究工作认识上的偏差,平时在档案工作中某些档案又比较强调保密,检索利用不方便,加上库藏档案信息结构不合理等多种原因,造成历史研究对档案信息的需求牵引不突出,反过来又导致档案部门主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动力不足,难以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价值。
(二)目标不够明确,缺乏主动参与意识
历史研究中的档案信息服务开发利用必须有明确的、切实可行的目标,且每一项档案收集活动的总目标与各个档案收集活动的分目标必须构成一个目标体系。没有目标的档案信息开发利用,必然不会有太好的利用效果。由于长期以来档案编研比较强调档案的史料价值,使大多数档案人员眼睛只盯着过去,而不太关心历史研究当前的发展情况,对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缺乏主动参与意识,往往只是在领导要求后才被动的提供一些背景资料,更缺少对如何策应提出明确的建议,或者提出的分析判断与历史研究工作需求的实际情况相距甚远,这样在历史研究工作者眼中,档案信息层次不高,辅助研究的价值不大。
(三)编研力量薄弱,信息内容深度不够
档案信息为历史研究提供的信息服务,应以深层次开发历史档案信息为重点,大力开发具有高度准确性、真实性和具有较高科学价值以及具有长远效益的档案信息,以此为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信息保障。但目前的现状是一些档案馆(室)重馆(室)藏,轻开发,表现在投入开发的人力资源和设备均不足,开发工作似有似无,更谈不上有一定的深度。加工信息不多,主要的还是专题介绍、联合目录等粗加工信息,并且其中粗加工信息尚未形成以数据库开发为主要项目,缺少建有各个历史研究项目的提升数据库。从编制力量来看也很薄弱,大部分局限于编些检索工具,全宗介绍等二次文献,对于深层次的三次文献编研很少,影响到信息资源的深层开发,不能更好的服务于历史研究之中。
(四)信息提供方式陈旧,馆(室)藏资源不足
随着信息时代的高速发展,电脑成为我们生活、工作的必需品。需要任何资料信息只要上互联网都可以检索到,但是通过互联网上的信息来档案馆查却毫无收获,其原因有二:一是馆藏及现行归档范围存在不足。大量的档案信息资源没有开发出来,有些价值的材料没有很好收集起来,多数档案信息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了现实利用的价值,客观上造成档案信息资源实效性差的现状。二是档案信息资源利用媒介传播不够。现行档案信息资源的传播媒介主要有三种: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及电子化传播。而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当今,档案电子化传播即互联网传播为充分利用起来,造成即使在档案资源充足的情况下,档案信息资源为历史研究服务的障碍。
二、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为历史研究服务的建议
档案信息资源系统是由现代信息技术诸要素构成的综合性开发系统,系统各构成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他们在系统整体中,服从、服务于系统整体,从而形成一种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总体动态平衡。因而要做好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为历史研究服务的工作,必须运用科学管理的原理与方法,从技术、设备、人员管理等多种角度,对档案信息资源进行全面的规划、协调与控制,以满足历史研究对档案信息多方面的需求。
(一)增强信息资源意识,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素质
1.增强信息资源意识
档案管理人员作为专业的信息资源管理者,对信息应要具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并要有专业的敏感性。在管理档案信息时,要以资源运作的观念来指导工作,将档案信息视作一种宝贵的资源,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变知识备查为信息传送,促使档案资源向信息化的转化。不要将档案信息的存储和保管当做档案馆(室)的主要功能,而提供信息服务也是档案管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当做为历史研究提供必要支持的前导性活动,将档案信息服务历史研究作为与档案存储、保管同等重要的资源加以管理,在宏观上要加强对信息资源的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要摆脱重收藏保管,轻开发利用的传统观念的束缚,积极主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使档案变成活信息。要经常走出档案馆(室),了解和研究历史研究对档案信息的需求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然后通过选材与整理形成能够满足历史研究的档案信息产品。
2.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素质
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素质是有效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的关键。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一种高级的复杂劳动,为历史研究提供档案信息服务的人员必须具备如下素质:一是全面掌握档案专业知识;二是具有一定的信息科学知识和高等教育管理学知识,掌握档案管理现代化技术,学会运用信息工具和手段,能进行档案信息的分析与研究;三是具有敏锐的信息意识、创新意识和开拓意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要对档案信息存在状况及其相对价值有充分的了解,并对信息需求具有敏感性,必须要熟悉档案的收藏情况,了解收藏档案蕴含的信息内容,并能在总体上评估不同背景的档案所具有的价值,正确解读历史研究对档案信息服务的需求规律,从而为满足这种需求提供高效服务。
(二)利用多种媒介,拓展档案信息服务渠道
1.加快信息加工处理现代化步伐
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现代化信息技术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上的应用,就谈不上科学的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现代信息技术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中的应用,是实现科学地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关键性技术条件。档案馆(室)传播信息的媒介包括语言、文字、电子三大类,尤其是信息加工的电子化尤为重要。但是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信息资源的开发工作还处于用语言、文字传播的落后状态,这就必然制约着对档案信息资源的科学开发,因此必须加快实现电子化,重视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在信息资源开发中的应用。档案馆(室)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使用多种媒介传播档案信息,以满足历史研究过程中不同层次、不同目标的研究需要。
2.与其它信息服务有机结合
可以将档案信息服务与办公系统、图书情报功能等其他信息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信息交流情况通报制度,形成信息资源管理的新领域。做到在外延上发掘档案信息资源,开拓档案信息服务渠道;在内涵上不断重组和加工档案信息库,为历史研究提供广泛的信息支持。档案馆(室)与其他机构合作,既可开发利用馆(室)内自身的信息资源,又可实现信息效益,还可以节约人力和物力,将自身静态档案信息与其它部门的动态信息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生动活泼的档案信息资源利用于、服务于历史研究的新格局。
(三)加强信息导航,构建档案信息网络
扩大利用以实现更多的档案信息资源为历史研究服务,这是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在数量上的要求。档案信息可以重复利用,它的价值不因利用而损耗,相反,档案信息的价值需要在利用中才能体现。它要求档案馆(室)能够找到更多的机会,使历史研究工作者得到更多的档案信息。当然在档案信息的传播中,为维护信息所有者的利益,要考虑信息的控制权问题,应该对信息的传播进行有效的控制。档案信息资源的利用要有明确的目标导航,不同的信息对不同历史研究层次有不同的价值,为此要求要有效地、有针对性地传递档案信息。档案管理的角色也要从档案保管者转变为档案信息导航者。建议在档案馆(室)设置相当于CIO(信息主管)的岗位,负责对档案馆(室)的信息资源管理、利用与开发进行控制,制定有关档案信息管理标准,并参与历史研究中的信息服务流程,参与规范档案信息服务历史研究的基础标准,为历史研究提供有效的档案信息支持服务。
(四)做好需求预测,开展定题服务
对档案信息管理者而言,由于档案信息主要的目的是满足历史研究者课题研究的需求,我们不能满足所有历史研究的需求类型,这就需要我们做好新近历史研究热点课题的需求动向与趋势预测,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使信息提供更具有准确的预见性,以实现最大限度提高档案信息是使用价值,就显得十分重要。所谓定题服务,就是档案馆(室)要根据当前历史研究中的热点课题,了解历史研究者对档案的信息需求,主动向历史研究工作者提供档案信息,使其工作得以更好开展。对保管的档案信息进行有序的组织与横向、纵向深度加工是档案信息开发的核心内容,其侧重点应是对档案信息内容进行情报性,预测性分析,可以通过向历史研究工作者公布可提供服务的专题目录,有针对性地传递信息,充分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自身价值。要围绕战略性,方向性课题组织开发档案信息。着重抓住与热点历史研究活动相关的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工作,是档案馆(室)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重点。历史研究工作千头万绪,任务繁重,历史研究工作者考虑问题不一定全面、完备,档案信息服务的任务就是要抓住他们研究方向关注、对研究课题全局有重大影响的课题,把信息的焦点对准研究课题的全局性工作的重点、热点、难点、疑点,抓住带有全局性,方向性、研究性的重大课题,组织相应的档案信息,超前提供参谋服务,帮助历史研究工作者拓宽视野,调整思路,做出科学研究。
(五)增强时效性,强调快速反应和主动参与
时效性是信息的特征之一,尽管档案信息有一定的滞后性,但也应要求档案馆(室)尽可能注重档案信息的时效性和所传播信息的新颖性,做到收集和加工信息要及时、迅速,利用信息更要及时、迅速。要强调快速反应和主动参与,提供的历史研究档案信息要做分析筛选,确保信息“适销对路”。与此同时,还要做好利用档案信息的反馈工作。档案信息输出利用后,档案馆(室)应及时收集利用效果、并经过汇总分析,掌握历史研究工作者所需的档案信息在某个时期的重点及其需求趋势,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和改进信息服务工作。
(六)注重档案业务基础建设,确保档案信息质量
档案信息服务历史研究是建立在档案信息积累基础上的,没有基础工作,就谈不上有效地开发利用。因此加强档案信息资源的建设工作,有必要从档案业务的基础建设入手,重点抓好以下三项工作。
1.丰富馆(室)藏,扩大档案信息资源
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档案信息资源,是档案工作满足历史研究工作者研究工作需求的重要保证。档案收集的系统性、完整性如何,直接决定其服务的质量和利用价值。因此要做好进馆(室)档案的收集整理,定期接收和征集,努力丰富馆(室)藏档案信息资源。在重视归档与接收等传统渠道外,要加大开拓其他收集的渠道,档案馆(室)要主动出击,对相关档案信息进行收集或监控。
2.完善检索工具,使信息资源有序化
一、股份公司的起源与股东的形成
近代股份公司雏形发端于十七世纪的英国。人们普遍认为分别成立于1600年和1602年的英国和荷兰的特许贸易公司是现代公司的起源。据豪斯赫尔(1987)记载,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最初是一种临时性的组织,在1601年2月按合股原则组织了远征队。那时的股东是为每一次航海出资,公司每航行一次就募集一次资本,每次航行结束后就进行结算,资本退还给投资者,获得的利润则按资本的大小在股东之间进行分配。这样每次航海的投资者都有所变化。拥有该公司1000镑以上的股东有500余人,但有决定权的股东数量非常小。
1602年建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个永久性公司,它具有近代公司制的一些基本特征:靠募集股本建立,具有法人地位,由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人员来经营。但在公司中,有支配地位的是商人寡头,只有主要股东才有可能成为经理,其他股东对于公司的经营毫无影响,只能享受到公司控制者随心所欲决定的分红①。在近代股份制企业的最初发展阶段,成为股东似乎是对成为合伙人的一种替代选择,目的是为了降低投资的风险。合伙人拥有企业的经营权,必须关注企业的经营过程;股东则已经脱离了具体的经营过程,成为专门关注投资所得的人。
现代公司从一开始就存在大股东同其他小股东之间的差别。前者有股东大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后者只有看决算书的权力。因此大多数的股东不参与公司的活动,只享有对利益分配的请求权。比如当时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权力集中在股东大会手中,而只有大股东才能参加股东大会。荷兰东印度公司组建时共2153股,56.9%的股份为阿姆斯特丹商会所有,其余43.1%面向全国招募;公司由大股东组成“主要出资者会”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由“主要出资者会”选出60名董事组成董事会,作为公司决策机构(梅慎实,2001﹚。
二、股东的分化
近代股份公司在美国的流行开始于十九世纪,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1977)在其史诗般的巨著《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中,对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现代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到美国最早的企业主、投资者和股东等角色的历史演变。
商业贸易发展中,商人们在个人资金不能满足需要时,首先利用的是有一定共同经营利益的资本,公众股东是最后的资本来源,这种情况出现在纺织、铁路与运河经营等早期工业化企业中②。铁路股票的发行带来了近代的投机技巧,造就了第一批在全美国有名的股票投机商,他们是最早的公众股东,并控制了一些铁路公司,但对于公司的长远利益或日常经营状况丝毫不感兴趣,他们控制的公司后来都出现了管理和经营上的问题,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合并。一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前,其他工业界的人士可以从当地商业银行借到他们所需要的资金,因此这时的“股东”基本还是关心或从事经营的主要投资者、家族经营者。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该世纪末的时期内,能够在董事会上派有代表并成为董事长和财务主管的投资者类型发生了变化。起初,投资人都是商人、农场主和制造商,他们为了改善其特定城市和区域的经济利益而投资。当发展需要更多资本时,董事长和董事会越来越代表能筹集到资本的一般企业家。与经理和投资者不同,他们对自己的企业没有长远利益,并不打算经由服务的提供来取得收入,而是通过附带的经营,如取得铁路沿线的土地和矿产所有权,以及最常见的操纵股票的价格来赢利。
随着股东概念的变化,股东利益的获取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企业本身经营利益的重要性开始逐渐降低,企业利润的使用也开始发生变化。私营铁路公司的股票投资至1859年已超过11亿美元,其中将近7亿美元是铁路公司在前10年中累积下来的;到1870年前后,投资者对于经营红利的关注,使得大规模扩建铁路的方案受到质疑,股东追逐的投资利益已经与企业进一步发展产生的经营利益出现偏离。
从股东的历史起源上我们可以看到,股东一开始就是不同质的,完整意义上的一致的股东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一部分人是出于降低风险以及自身能力的考虑,不愿或难以承担经营责任,因此成为股东而非合伙人或企业主。一部分人则出于扩大经营的目的成为股东。不同的目的以及能力差异,使得股东在公司中有不同的地位,而真正能够起支配作用的只能是有能力的主要股东。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以及资本市场的活跃,公众股东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股东的盈利方式也出现了明显的不同,从最初的关注经营收益扩展到关注股利收益以及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收益。
三、股份公司中股东权利的裂变
(一)法人财产权的独立
现代企业的建立首先是一个原始产权与股票所有权的转换过程。股份公司的原始资本来源于全体股东的出资,全体投资者投入资产的总和形成一种特殊的资产——法人财产。在这个转换过程中,投资者让渡了原始产权取得股份公司的股东资格,依法享有公司法赋予股东的权力与义务。同时,原始产权向股票所有权的转换是不可逆的,鲁道夫·希法亭(1994)指出:“这种一经让出的资本,股东便不能再收回。他对这一资本没有要求权,而只是对收益的一个相应部分有要求权。”伴随着原始产权与股票所有权的转换,是股票所有权与公司法人财产权的分离。原始财产注入公司转换为股票所有权之后,出现了两种主体对两种财产控制的运行机制,即股票财产和公司法人财产,相应形成了出资者所有权(也即股票所有权)与公司法人财产权并存的两种独立权利。
古典企业绝对意义上的所有权在股份公司里得到了现代意义的改造。所有权自身裂变为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并且法人财产权中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等权力在股东和公司之间进行了重新分配,股东尤其是普通股股东获得了最终收益权(股息收益权、购股优先权和剩余索取权)以及间接处分权(包括股份转让权、表决权和知情权等),而公司则获取占有权、使用权、暂时收益权和直接处分权等。实际上就是,股东拥有公司即拥有财产的消极所有权,经营管理层行使公司财产控制权。
(二)股票所有权与公司控制权
图1-1描述了现代公司制度中财产与权力的分离。财产与权力分离的结果,是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可以任意处置其拥有的公司股票,但无权处置公司的资产。公司作为一个在形式上不依赖其所有者而独立存在的法人,可像一个所有者那样占有支配和使用公司资产,享受资产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与其他法人或自然人发生各种关系。
从本质上讲,股东大会(或股东会)可以行使公司的一切权利,因此在股票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的情况下,股票所有权与企业控制权是否也发生了分离,不是一个必然的命题。各个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股权的性质、结构和集中度不同,其次作为公司决策和监督机构的董事会、监事会的职能和作用不一样,再次外部审计市场、控制权市场、经理人市场、金融市场、产品市场等市场的发育程度参差不齐,加之政治、法律、文化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因此在不同的国家里,企业的控制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由此对企业效率、治理结构的影响如何,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往往会忽视学生提出的一些看似幼稚的问题,其实,这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好奇心激发的求知欲,对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具有引导作用。历史教学涉及面广,“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里”正是对历史学的一种最好概括。虽然初中历史教学不必进行太深入的延伸,但在施教过程中学生往往会突发奇想,进行由此及彼的关联性思考。如果教师能及时给予科学的解答,学生的心理诉求便能得到满足,创新热情便能被激发出来。
2.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创新过程中的“得”与“失”
创新活动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反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因此,学生应正确看待创新过程中的“得”与“失”。实践证明,创新总是伴随着风险的。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科技的日益发达,创新的难度也与日俱增,要承受的代价也越来越大。面对创新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挫折和困难,教学者应引导学生懂得如何变压力为动力,如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如何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在此过程中,教学者可结合历史长河里各种励志故事开展历史教学工作,使学生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还能感受到催人奋进的力量。
二、关注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培养
关于“发散性思维”概念的研究,有一个普遍认同的观念,即激励人们寻找多种方法解决某个问题。进行思维发散的过程中,学生分析事物的深度和广度无疑将获得质的提升。当前初中历史教学“单一性”现象较为普遍,学生根据所谓的“唯一标准”进行学习,限制了个人思考的空间,不能从多角度获得对事物的感知与体悟,这也不利于教师教学工作的深入开展。例如在分析历史上的“楚汉之争”事件时,教师可鼓励学生展开多种联想:联想一,“楚汉之争”是以刘邦为代表的农民集团与以项羽为代表的贵族集团之间的一场争夺天下的战争,刘邦集团的胜利实质是先进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制度战胜落后的分封制和奴隶制度的表现;联想二,纵向来看,刘邦汉家王朝的建立为今后中华民族的薪火相传和社会发展轨迹奠定了坚实基础,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诸如此类的发散性联想应引起教师的足够重视,教师也应积极指出学生思考中的不足。
三、关注学生个性思维的发展
1.鼓励学生表达不同意见,提出个性化见解
“质疑精神”历来都是每个取得辉煌业绩的人所必备的优秀品质,教师应加强学生这方面品质的培养。历史学科的学习重在交流讨论,其中很多问题尚无定论,一定的交流讨论有利于我们理清思路,确立正确的研究方向。例如在讲述三国历史时,有些学生指出蜀国快速灭亡的原因时,强调了地域位置的防御作用。首先,他们肯定了蜀国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然而在研究蜀、吴存在时间长短时提出如果蜀国也拥有和吴国一样的长江天堑,或许还能再存活几十年。此类学生从地域的角度阐述蜀国灭亡原因,虽然有失偏颇,但不失为一个充满个性化的见解。
(一)基本心理素质。
基本心理素质包括认知品质、情绪控制、意志品质、自我意识四个方面。其中认知品质是指稳定持久的注意力、快速准确的感知力、深刻的思维力、持久准确的记忆力、准确的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情绪控制是指心境、激情、应激的控制能力。意志品质是指意志的自觉性、果断性、坚韧性、自制力、独立自主性以及勇敢、顽强、勤奋、耐劳等品质。自我意识是指准确的自我认识、自我评价、自我体验、严格的自我监督和自我控制等。
(二)人格特质。
本研究运用16PF的16项人格特质进行了问卷调查,请被调查者在两个性质相反的人格特质中按照1-10分的标准选择优秀人民警察应具备的分值,结果表明,在16项人格特质中,平均分数在8分以上的有4项,对应的人格特征分别是聪慧、富有才识,情绪稳定,有恒负责,自律严谨;平均分数在4分以下的有4项,对应的人格特征分别是理智、注重实际,现实、合乎成规,安详沉着、有自信心,心平气和。由此概括出警察职业人格特质包括:责任感、严谨自律、理智现实、自信心、稳定性。
(三)社会心理素质。
警察职业心理素质除了包括基本心理素质和人格特质外,还包括社会心理品质。通过对警察开放性问题的调查,归纳出警察社会心理素质应包括以下内容:压力应对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心理调适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环境适应能力。
(四)专业能力。
鉴于警察职业的特殊性,警察职业心理素质还应包括专业知识能力。
专业知识能力包含的内容很多,其中与心理学密切相关的是专业的心理分析能力,即犯罪心理分析能力。这一能力的培养对于侦查学专业的学生来讲尤为重要。
二、警察院校心理学课程中警察职业心理素质的培养
警察院校学生职业心理素质的培养有课内培养和课外培养两种方式,其中依托心理学相关课程培养警察职业心理素质是当前最主要的方式。
(一)普通心理学课程中警察职业心理素质的培养。
普通心理学在讲授心理学基础知识的同时应与警察职业心理素质训练相结合,突出普通心理学在训练学生心理素质过程中的特色和优势,着重培训学生优良的认知品质。训练内容包括:稳定持久的注意力,即注意力要保持足够的稳定性、持久性,同时又有良好的注意转移和分配能力;快速准确的感知能力,即对感知对象识别要快、把握细节要准、理解要准确;灵敏深刻的思维能力,即思维要活跃、灵活、富有创造性;持久深刻的记忆能力,即记忆要快、保持要持久、提取要迅速;准确的言语理解和表达能力,即对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理解和表达要及时、准确。
(二)犯罪心理学课程中警察职业心理素质的培养。
犯罪心理学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犯罪心理分析能力。所谓犯罪心理分析能力,是指学生依据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表现的内在联系,借助犯罪现场遗留痕迹再现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状态,分析犯罪嫌疑人的人格特征和社会背景,并制作犯罪心理画像的能力。它包括依据现场行为痕迹分析心理痕迹的能力,依据现场遗留物、损失物分析心理痕迹的能力,依据现场犯罪人作案手段及技能分析心理痕迹的能力,依据综合现场所有条件分析心理痕迹的能力,掌握建构犯罪现场心理痕迹档案库的业务技能和依据现场心理痕迹制作犯罪心理画像报告的业务技能等。
(三)警察心理健康课程中警察职业心理素质的培养。
警察心理健康课程培养的职业心理素质主要包括:情绪控制能力、优良的意志品质、准确的自我意识、职业人格特质及社会心理素质。情绪控制能力的培养主要包括具体情绪的控制,强化对情绪的关注、引导与调节,培养健康的情绪,保持情绪的稳定与适度。优良的意志品质和职业人格特质主要培养学生的服从性、纪律性、勇敢、责任等心理品质。准确的自我意识包括对于生理状况、心理特征及人际关系的自我认识、自我体验和自我控制。社会心理素质的培养主要通过课程中的人际关系心理、心理应激、常见的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心理行为训练等内容展开,培养学生的人际适应能力、挫折及危机应对能力、适应能力、自我诊断和修复能力及团体协作能力。
三、文化历史活动理论视角下学生警察职业心理素质培养方法的探索
如上所述,在心理学相关课程中进行心理素质培养是警察职业心理素质培养的主要方式。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对心理素质的培养是低效的。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基本观点为我们探索和发展警察职业心理素质培养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在论及心理素质的形成上有如下几个基本观点:首先,实践活动是主体心理素质形成的源泉;其次,内化是心理素质形成的基本机制;再次,参与实践共同体是主体心理素质形成的必要条件。由此可见,通过实践体验、行为内化、实践共同体活动等途径才能真正培养心理素质。
(一)实践体验———体验式教学法在警察职业心理素质培养中的应用。
维果茨基认为:“人的心理活动的变化与他的实践活动的变化是同步的。”因此,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特别强调人的活动在心理素质培养中的根本性作用,认为活动是人的心理素质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活动之所以是塑造人的心理素质的根本方法,是因为人在活动过程中,既有外部实践活动又有主体精神活动,既能培养人的内在心理品质又能涵盖外在的适应性品质。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建构行为,它具有开放性的过程和结果,可以根据不同的培养对象选择不同的活动。鉴于活动的重要性,我们将体验式教学法引入警察职业心理素质培养中,让学生在活动中通过亲身经历来获得具有个体独特性的认知和感悟。体验式教学还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即体验式教学在培养目标上不仅仅注重知识的培养,更注重学生人格的完善和社会性发展。
(二)行为内化———拓展性心理训练在警察职业心理素质培养中的应用。
文化历史活动理论认为,内化是人的外部实践活动向内部精神活动的过渡,通过内化,个体才能形成新的心理品质并通过习惯表现出来。在心理素质的形成中,内化按照如下模式进行:自我认识(激发动机)———策略导行(具体行动)———反思内化(归纳总结)———形成品质(达到目的)。遵循内化的观点,可通过拓展性心理行为训练,从上述四个方面引导学生,从而真正达到学生心理素质的提升。拓展性心理行为训练是针对警察的职业特点和心理特点进行的一种心理行为训练课程。首先,通过此项训练,学生要学会了解自己,形成正确的自我评价,激发改变或者提升的动机;其次,通过具体的行为训练,提高学生观察、记忆、理解、推理、判断、随机应变以及抗挫折等能力;再次,训练后及时引导学生归纳总结,达到战胜心理恐惧、增强敢为精神、激发心理潜能、锤炼坚强意志的目的;最终,发展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
(三)参与实践共同体活动———团体心理训练方法在警察职业心理素质培养中的应用。
文化历史活动理论认为,个体心理发展需要以具体的实践共同体作为依托,因为实践共同体是真实的学习情境,在其中,成员可以获得身份认同,获得归属感、信任感,从而为个体提供积极的心理气氛,更好地激发个体的动机和潜能,促进成员认知、情绪、意志、自我意识、人格、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发展。为了创建目的明确的实践共同体,可将团体心理训练方式引入警察职业心理素质的培养。团体心理训练是通过团体内人际交互作用,促使个体在交往中通过观察、学习、体验,认识自我、探讨自我、接纳自我,调整改善与他人的关系,学习新的态度与行为方式,以发展良好适应的过程。团体心理活动既是一种心理治疗方法,也是一种教育活动。在警察院校学生心理素质培养的过程中,应依据学生心理素质培养目标,运用团体训练的方式,结合公安实际来设计内容。例如,在进行自我意识和自我实现训练时,为了使学生获得准确的自我认识,增强学生的警察意识,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公安工作,将团体活动中的“我是谁”、“自画像”等技术引人课堂,帮助学生强化警察意识,明确自己的目标,规范自己的行为。这种形式活跃了课堂气氛,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
二、初中生问题意识相当薄弱的原因
初中生在历史课上问题意识薄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传统的教学方法一直被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往往会忽略学生在课堂上的主观能动性,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因此就导致学生逐渐失去思考能力,慢慢地只喜欢听教师讲课,课堂上不愿意多思考。(2)教师成为课堂中心,导致学生认为教师所说的全是真理,失去思考提问的能力。(3)教师的教学并没有促进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这一点是由于教师的教学方法产生的。以上这三点因素影响着学生问题意识的养成,导致我们的学生没有创新能力,不愿思考。
三、探索培养初中生历史课堂问题意识的方法策略
1.建立最佳的学习环境
所谓的建立最佳学习环境是指让教师摒弃传统的教学方法,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例如,在北师大版七年级初中历史课本中,关于的这一课,教师就必须摒弃传统的教学方法,不应刻意让学生记住其历史时间、地点以及影响。教师要逐渐地让学生自己归纳、总结,并且提出一些较为有思考性的问题,这样才能达到培养学生问题意识的目的。
2.引导学生树立问题意识
引导学生树立问题意识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教师需要将这一思想融入每一节课堂中去,要让学生在思想上转变。历史课堂并不仅仅是讲故事,更多的是需要自己的反思。比如,引导学生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难道只有负面影响,没有推动历史的意义吗?让学生多问几个为什么。
3.建立自由、和谐的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