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艺术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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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服装作为独特的艺术种类反过来推动电影发展。电影创作中，作为表现出电影作品最基础的语言系统，能够影响着电影的发展。我们创作的电影是一门欣赏的艺术，在电影中，服装会随着人物的思想变化而塑造，服装的成功造型设计能够直接征服观众，并且这种服装视觉效果能够深入到思想深处，进而能够引发观众对于电影作品的喜爱与思考。

电影艺术与服装艺术之间的关系。可以说，电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发展的百余年中，通过自身的独特魅力与视觉技术巩固了自己的艺术形式地位，扩大了在人群中的影响，并且逐渐带动了服装艺术的发展。电影的迅猛发展能够推动服装的多元化发展，而优秀的服装设计也能够表现出电影的角色，两者是相互制约的关系。

电影中服饰语言的作用

第一，渲染出戏剧效果。德国著名电影史学家洛特•艾斯纳曾经说过，“在一部电影中，服饰永远不会是独立的艺术元素”。电影从开始发展一直到大规模传播过程中，逐渐变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虽然与戏剧不同，但是独特的戏剧性特点依然在电影创作中占有主要的位置。在去年上映的电影《杜拉拉升职记》中，不仅是职场白领们的服装秀，电影中的服装也不仅仅是人们的装饰，而是与其他语言系统一样，能够表达出更多的信息。徐静蕾在电影创作中，刻意地去降低原作中对于职场的冲突，而着力去制作一部爱情时尚电影。在电影中，王伟的旧爱是玫瑰，而杜拉拉则是王伟的新欢，但是这三个人又在一个公司上班，因此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尴尬气氛就形成了电影的戏剧性，尤其这部电影擅长用分割屏幕的方式同时来表现出玫瑰与杜拉拉服装造型。在这样的对比之下，戏剧效果就会突出出来。对着剧情的开展，第一个场景是杜拉拉第一次来公司上班，左边的画面是杜拉拉穿着一件格子衬衫来弯腰将自己的运动鞋换成了皮鞋，而右边的画面却是玫瑰穿着精干的职业装，穿着高跟鞋大步走来。这时候，杜拉拉的职场菜鸟的形象瞬间凸显出来，与玫瑰精锐的职场精英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可以说有着真实与戏剧性的效果，能够引起观众们的共鸣。第二个场景是在同样的场所，有着同样的情节，不过杜拉拉将自己的平底皮鞋更换成为高跟鞋，而玫瑰神情落寞地走出来。通过这个场景的展现，表示杜拉拉已经适应了一年的职场生涯，习惯了白领的生活，并且能够融入这一阶层，也可以暗示了她的自信与对事业的更高追求。第三个场景是玫瑰对杜拉拉说公司将要解雇了王伟，让她暂时能够保密。这时候杜拉拉穿着淡黄色的斯文有余但是气场不足的花苞型连衣裙，她戴着的金色与天蓝色两种不同风格的项链显得十分多余与繁琐，但是玫瑰却穿着一条贴身的连衣裙，有着华丽与优雅的气质，让杜拉拉瞬间嫉妒起王伟前女友的身份。

第二，衬托时代背景，能够渲染整体电影的气氛。观众是通过直观的形象来观看电影的，属于视觉的艺术，而这种艺术主要是通过色彩表现出来的。而色彩是最抽象化的语言，在电影中色彩不仅能够有着独特的审美性，也有着装饰性的特点，恰当地使用色彩能够体现出电影的时代背景。而我们在电影创作中服装的主要元素由三部分组成，也就是色彩、款式、材质，而其中的色彩能够给观众带来最直接的视觉冲击。电影中的服装就像无声的语言来对观众讲述着故事的内容与画面，将电影情节的年代与背景直接地给观众展现出来。一般在电影中，不同时代的服饰都能够让演员穿着，来演绎当时的时代背景，服装能够在电影艺术中展现出一个时代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反映出电影中的时代背景。在创作的影片中，可以根据故事的发展脉络，与电影中的服装相互照应，烘托电影作品中的气氛，能够给观众带来冲击力，增强影片的感染力。

第三，塑造逼真的人物形象，烘托衬托电影演员的心理变化。在电影创作中，服装能够推动电影创作的效果。除了需要电影中演员的表演，演员只有穿上电影中的服装才能够扮演出来角色，更形象地表现出主人公的性格与形象。在电影中，服饰也是人物内心特征的反映，它是人物心理性格转化的载体，能够逼真生动地展示出主人公的情感变化与内心世界。在扮演人物过程中，能够表达出角色的性格特征与审美心理的影响。在电影中，外在的人物形象要与内在的心理与气质相符合，而电影服装能够作为独特的艺术形式，在塑造人物形象中展现主人公的内心活动。电影的服饰能够对电影人物内心世界直观阐述与形象的外化显现，成为一种独特的角色塑造载体，可以说电影服装对于人物形象塑造的功能是电影中其他道具难以比拟的。我们所谓的“衣如其人”，就是说服饰可以作为一种具象的手法，成为最直接反映穿着的人们的形象特点与性格特征，使角色的特征更加典型化与鲜明。在电影《霹雳娇娃》中，三个形象鲜明的女特工为了能够获得重要情报，一会儿化妆成为甜美可人的糖果女孩，一会儿化妆成为热辣的机车女郎，甚至还有彪悍的女强人的造型。可以说每一次的造型都能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而这些特点都离不开服饰。在电影《秋菊打官司》中，巩俐扮演了一个农村妇女，身穿碎花棉袄与缅裆棉裤，瞬间给人展现出一个善良朴实的农村妇女形象。

第四，反映出电影角色心理。我们在塑造电影中的人物时，需要有着心理深层次的内涵表现，才能够刻画出生动的人物形象。而电影中的服饰能够成为角色的隐性特征的表现载体，生动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世界。不仅能够外在地装扮角色，也能够刻画出不同的人物特征。随着电影内容的展开，角色的外在形象也会随着心理变化而变化，并且能够为电影情节的脉络发展提供具体的条件。例如在电影《雷雨》中，不同的服饰变化，能够将女主角繁漪由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转变为心理受到严重摧残的老妇人的心理展现出来。在她少女时代的时候，采用的是少女装扮，通过淡紫的色调展现出少女的幻想，而在进入到周家之后全身的深紫色能够表现出繁漪的孤独寂寞，旗袍的外形也用了修身的款式代表着她走向成熟后的风韵。同样地，在电影《花样年华》中，张曼玉被几十件旗袍包裹着，有着矜持而又雍容华贵的气质，每件旗袍都能够表现出女主角的不同情绪。而观众也能够被旗袍的美丽所吸引，进而为女主角的情感变化而欷歔不已，可以说整部电影中张曼玉不同的旗袍变化表现出她坎坷的心路历程。我们中国俗话说，“人靠衣装。”可以说，服装能够体现出一个人平时的品味与情绪，因此在电影中依靠变化服装能够对角色的心理转换凸显出事半功倍的效果。

篇（2）

电影中画面与音乐的完美结合首先表现在钢琴音乐对故事整体氛围的渲染，如电影中《C小调夜曲》的运用。导演把1939记录的真实的黑白纪录片作为电影的开头，镜头记录了无辜百姓在战争前平静恬淡的生活。这时响起了肖邦的《C小调夜曲》，平静悠闲的生活景象加上《C小调夜曲》的优美旋律，共同营造出一派祥和的生活场面，《C小调夜曲》创作于1841年，乐曲规模宏大，充满英雄主义色彩，还有许多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乐曲采用的是复三部曲式结构，第一部分平静，中间部分积聚力量，第三部分极具动力性。这种三部曲式在各个部分中也十分常见。例如第一部分就包含了A、B、A三个乐段，是一种带再现的单三部曲式。旋律听起来像低沉的叹息，伴奏部分也是均匀、平稳而沉重的。整个乐曲音色庄重严肃，营造出一种忧郁、悲伤的氛围，悲伤之中还有一种不安定的因素。这些都缘于A段乐句中使用的深沉浑厚的八度低音声部和显得凝重的和弦。随着琴声的奏响，黑白画面随着钢琴曲调的变化逐渐转变，变为彩色的图像，镜头也由远景回到了室内。一架纯黑色的钢琴上，男主人公的手指来来回回在琴键上流转，娴熟地弹奏出背景音乐，眼前的画面和背景音乐得到了完美的结合。画面中弹奏钢琴的男主人公，有着清秀俊美的脸庞，有着忧郁凄迷而又深邃的眼神，他衣着考究，演奏技巧高超娴熟，这一切都让他透露出高贵的气质。音乐家俊美的外表和他弹奏的优美的乐曲让周围的人都为之陶醉，这时德国的炮弹从天而降，将这种宁静之美破坏殆尽。钢琴家被迫停止演奏，与其他市民一样开始四处逃散，寻找可以躲避战火的地方。这时出现的背景音乐《C小调夜曲》有三个层次的形式结构。第一层次弹奏的是平静而又哀伤的优美旋律，接着出现了一个大跨度的转变，使得平静渐渐消失，哀伤越来越浓。这时播放的故事情节正是整个华沙被战争困扰，人民表现出不安和无奈。伴随着愈演愈烈的德军炮火，音乐发展到第二层次，音乐不再舒缓平静，音节跳跃不止，这与第一层次有着明显的不同。跳跃的音符不仅弹奏出了动乱的社会状况，更展现出一种积极昂扬的反抗力量。战争期间人们纷乱不安的内心活动也在《#C小调夜曲》中得到了很好地反映。乐曲结构进入第三层次后，节奏变得急速活泼，不再有第二层次的不安和忧虑，这些华丽顺畅的节奏展示的是华沙人民坚毅的品质和必胜的信念与信心。同样，影片的结尾处也选择该区作为背景音乐，随着舒缓的音乐声响起，战争带来的痛苦与辛酸都随琴声飘远，为故事营造了一个虽悲伤却充满希望的氛围。

2、推动情节发展———《降E大调华丽的大型波罗乃兹舞曲作品22号》

这首曲子肖邦在1830年9月至1831年7月创作的，曲风开朗向上，坚毅富有活力，这些都显示出了一个伟大的民族的骄傲感。最初的战争局势，华沙人民一直处于不利状态，德国军队攻克了华沙，并血腥屠杀犹太人民。主人公音乐家不得不四处辗转躲避德军的追杀。每天的生活对音乐家来说都是一种煎熬，他对这种缺乏活力、看不到未来的生活感到痛苦。每一次炮弹后的侥幸脱险，每一次德军追捕下的虎口脱险，都使音乐家处于崩溃的边缘。一次躲避中，钢琴师在一间早已废弃的厂房里，找到了一架钢琴。在一阵激烈的斗争和紧张的逃亡后，影片选择了《降E大调华丽的大型波罗乃兹舞曲作品22号》将情节过渡到对犹太人民的心理描写上，同时也舒缓了观众的情绪。就在主人公打开钢琴的那一刹那，乐曲随之奏响。这首曲子不同于小夜曲的宁静舒缓，音符如流水般汹涌奔放而出，是一首透露出豪迈之情的曲子，传达出一种豪迈开阔的情感,人们的心境慢慢开朗，之前战事连连失利的苦恼郁闷在这时回归平静。镜头首先给了钢琴家因饱受苦难而日渐消瘦的脸庞一个特写，然后转移到了钢琴家的手和他弹奏的键盘。我们可以看到，钢琴家并没有真的在弹奏钢琴，只是手指做出了弹奏的姿势。并不是钢琴家不想弹奏，而是在这个遍地敌军、危机四伏的地方，弹钢琴是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所以钢琴家用手指做出弹奏的姿势，音符自心中流畅，他在心中尽情地演奏了自己最爱的曲子。这一画面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此时无声胜有声正是导演的匠心独运之处，电影的艺术表现力也大大地提升了。这里，《降E大调华丽的大型波罗乃兹舞曲作品22号》既使两个节奏风格迥异的片段很好的衔接起来，使情节的发展显得自然；同时，准确刻画了人物的心理和精神世界，为故事的结局做好了铺垫。

3、塑造人物形象———《g小调叙事曲》

在危机四伏中寻找一线生机所要面对的压力是超乎所有人想象的，影片中钢琴家为摆脱死亡，日夜奔走与荒无人烟的废墟，长时间缺衣少食，这样悲苦、凄凉的生活强烈地震撼着观众的内心。终于在一个有淡淡月光的夜晚，钢琴家坐在一座黑暗破旧的建筑里，接受着那一点点月光的洗礼，周围寂静无声。在那样一个残酷动乱的环境下，能寻求到这片刻的宁静对钢琴家来说就是莫大的享受。饥饿难耐的钢琴家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在一堆废墟中找到了一个罐头，激动而又饥饿的钢琴家握不住罐头，打翻在地。钢琴家难过地盯住地上的罐头，这时一双光亮的皮靴出现在钢琴家眼前。电影镜头集中到德国军官身上，观众不由得为钢琴家捏了一把冷汗，气氛突然凝固，似乎男主人公的牺牲就在眼前。而导演就是要在这个时候反转故事情节，让它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以此增加电影的感染力。德国军官并没有处死钢琴家，而是让他为大家弹奏一首曲子。钢琴家依旧上下翻飞地舞动起手指，只是此时的他已经衣不蔽体、又饿又冷，并且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应德国军官要求，主人公为其弹奏了肖邦的《g小调叙事曲》。《g小调叙事曲》于1831年创作成功，当时的肖邦同影片中的主人公一样面临着家破人亡的困境，乐曲的创作背景与影片中讲述的故事高度一致。乐曲以自由奏鸣曲的结构展开，曲调舒缓凝重，风格沉郁肃静，将观众带入了叙事的情境中。乐曲采用富有跳跃性的音符节奏，从a到g再到a，表现了内心的不安和悲愤。之后开始E大调演奏，音乐变得柔美，仿佛人们在历经苦难之后内心变得更加坚毅。后面迎来了电影的部分，音乐中加入了高音成分，调性升高，如同战争时的呐喊，喊出必胜的信念，震撼所有人的内心。从一开始哀转久绝、如泣如诉、低沉舒缓的琴音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饱经沧桑、深受战争折磨的主人公形象，他惶恐不安，内心充满了对敌人的恐惧和憎恨。但是随着节奏的跳跃舒展，主人公变得从容自信，恐惧和痛苦消失不见，我们看到了主人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看到他将心中的痛苦和仇恨都化为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和信念，看到了他勇于直面苦难的伟岸身躯。

4、诠释主题———《降E大调华丽的大型波罗乃兹舞曲》

影片最后奏响的是《降E大调华丽的大型波罗乃兹舞曲》，第二小节分析过这首曲子坚毅刚劲，富有活力，开朗向上，豪情满怀，庄重和肃穆。故事的结局是战争结束，德国军队战败，犹太人民终于在历经磨难后终于重新获得自由。这时钢琴家释放完痛苦的情绪后重新振作了起来。影片中，钢琴家在逃亡过程中遇到种种磨难，作出的种种求生的努力，可以说到达了人生的最低谷。就在此时，激情壮志取代了前面悲伤暗淡的情绪，主人公不禁回忆起逃生过程中遇到的种种人和事，并感受到其中折射出的生命的力量。所有人都亲眼目睹美好被无情地打破、被黑暗恐怖所压抑，由此深刻地体会到和平生活的宝贵。历经磨难的主人公终于走出战争的阴霾，他选择用华美的乐章演奏出他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用激昂地乐章对民族不屈的精神表示赞扬，用多彩的旋律诠释历经磨难后的光辉人生。

篇（3）

在这部影片中，新疆的戈壁沙漠等只是一个假借虚构的“奇特环境”的虚壳，只是为了使演绎这个故事的环境似乎更可信而已。这部影片并没有挖掘出新疆这一地域独有的文化内涵。所以，《无人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独具新疆地域性的影片，新疆本地人看了也会感到陌生奇特的。由此可见，要想真正表现出一个地域独特的地域性，导演在创作中还必须挖掘出这个地域深层次的地域文化。所以说，在电影艺术中，展示电影的地域性不仅仅在于呈现表层次的自然地理环境，还在于展示孕育于这片地理地域之内的地域文化，这些更为深层次的地域性的展现与表层次的自然景观、地域民俗等共同构成了电影艺术展示出的迥异于他的地域性的本土元素。虽然自然景观、地域民俗与地域文化都是展示一个地域独特地域性的本土元素，但是，在电影艺术的“声画—视听视阈”下，展现这些元素的方式却不尽相同。“如果说我们通过影像去欣赏某地域的自然景观，这种自然景观带给人的标志与差异性是直白的，显而易见的，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轻而易举地感受到自然景观中可能包含的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和地域差异。那么在按照导演意图融入故事情节的自然景观背后蕴涵的文化内涵往往需要更多的经验才能够正确地领会感受。”所以说只有体会到导演在电影中展示的地域文化，才能够真正体会到电影的地域性。“在电影作品中，真实的地域文化能够超越地域的限制，在更为广泛的空间中达成地域形象的标签化效果。”所以，挖掘出一个地域独特的地域文化是电影艺术展现地域性更为重要、更为深刻的环节。那么，如何去挖掘这个地域的地域文化呢?

二、电影艺术表现地域文化的方式

地域文化是人类与自然结合的结果，“地域特色是人性和自然结合的成果，人类的一切活动和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打上了地域的烙印，认识和发掘地域特色对于认识人生和艺术都是非常有益的”⑦。所以，导演要展现这个地域的地域文化就是通过电影的镜像语言，立足于“人与自然结合”中折射出的“人性”的展示，也就是要挖掘出这一地域“人”所特有的价值观念、人生哲学、民族心理、美学取向、文化传承等生命智慧层的信息。在电影艺术的“声画视听视阈”下，导演竭力将这一地域生命智慧层的信息缝合进表层次感性形态的“本土元素”———自然地域与民俗事象之中，通过声画手段对这一地域人民生活情态的呈现，运用多种电影化表现技巧挖掘出这一地域独特的地域文化。电影艺术通过一个地域独特的“本土元素”来展示这个地域的地域性，这些本土元素在电影叙事过程中承担着一定的话语叙述功能。

篇（4）

1.1音乐的声学原理

音乐的产生首先是由物体（乐器）的物理震动产生声波，再被人的听觉神经接受从而产生心理反应。所以，这里要将电影音乐暂时还原为音高、节奏、旋律和音色四个音乐的基本构成要素。音高（pitch）是一个典型的听觉系统模式认知切入点，音高感觉受制于神经活动[1]，随着频率的上升，音高开始发生变化。此外，是否有明确的音高决定着声音间的差异。人脑对音乐的感知最早是从额叶背外侧皮层后部以及颞平面的神经反应开始的，随后由大脑右侧负责认知旋律（melody）轮廓的轮廓编码（contourcode）和间隔编码（intervalcode）以及上颞回对音乐的脑反应进行传导。不同的音高相互重组与搭配，组成了各种旋律类型。然后，处在人脑双侧上颞区以及左下顶叶与右额盖部位通过神经对音响时间长度的辨别而产生的音乐感知，从而产生由每一层震动值的时长决定、通过对时间长短的控制来形成音乐奏唱时的节奏（rhythm）效果。最后由人脑右颞叶对音乐中的音色做出反映，辨别乐器与色彩效果。[2]当音乐的发声体（乐器或声带）开始产生摩擦震动而产生声波时，各种声响音色出现而形成一个或多个具备音高特征的单音，这些不同音色与音高的单音不断组合、重组、再组，便形成了旋律。

1.2人体的接收方式与心理产生

在人体众多感官神经中，由于视觉、听觉、和嗅觉最接近脑中枢而被称为“高级感官”。当“三觉”中的任何一觉接收到外界信息时，会以最快的速度直接传导入人体神经“司令部”——脑部中枢神经。在观看电影并聆听片中音乐时，人们通过视觉对视频色彩等信息进行采集，同时通过听觉接收语言和音乐进行复合的神经感知，而后将搜集到的各种信息后直接传到脑神经中枢，再从每条相关神经通道传向身体各处，汇总在有着五脏“将军”之称的心脏处。当心脏收到大脑“指挥部”的“通知”后开始对人体周身的各个系统“发号施令”，从而产生心理的情绪与情感反应。

2情绪与情感反应

情绪（emotion）包括思、喜、悲、恐四种基本类型，分别由脑部与杏仁核相连的右海马旁回、腹内侧前额皮层、左眶和中背外侧额皮层、包括杏仁核在内的左/右内颞区域相关[2]。情绪是指“个人对其所认识的事物、所做的事情以及自己和他人的态度体验，包括所有在主观上体验到的、负载着情感的、有意识的心理状态，并总是伴有植物性神经系统的生理反应。”[3]。情感（feeling）与情绪看似一样，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其实不然，情感是和人的社会性需要相联系的一种较复杂而又稳定的态度体验。”[4]简而言之，情绪是人们在短期内对某件事物或者情感产生的共鸣，而情感是在某种情绪产生多次后而引发的更加稳定长久的态度体验。下面以中、韩两国合拍的影片《雏菊》中的音乐配置为例。故事情节是围绕着年轻的女主人公、帅气警察和冷峻杀手三人间的爱情故事展开的。音乐开篇时优美轻快的钢琴旋律在弦乐的和声衬托下突出了女主角惠英的单纯可爱与浪漫的艺术气质，使观众瞬间接受和喜爱她；大提琴的音色低沉而忧郁，所以在本片中被用在惠英第一次受枪伤时的主奏乐器，同时也为深爱着惠英并为惠英的受伤而悔恨、自责的青年警官郑勇默默的代言；暗恋惠英的杀手“情人”出现时，深邃的单簧管音乐常伴前后，同时还有杀手喜爱的西方古典名曲。而在杀手执行任务时，音乐则出现类似进行曲节奏型的弦乐铺垫和声层，前八后十六分音符的鼓点为主奏，突出紧张的情绪。每当观众听见这种音乐出现时便知道杀手又要行动了。而在三人情感矛盾叠置的时刻，弦乐以缓慢的切分音节奏配合单簧管小调色彩的旋律主奏，充分烘托三位主人公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当剧情进入最后的情绪阶段即惠英第二次中枪倒地时，音乐是以女声演唱的歌曲来替代当时已不省人事的惠英表达自己渴望真爱的心情。温婉而舒缓的旋律配合画面在惠英中枪前的灵动女孩儿形象及中枪后的场景对比，加倍了观众对惠英的同情心理而产生悲伤忧郁的情绪。而故事结尾的画面采用了前呼后应的艺术手法，解开了开场时同场景的一个谜团，却是让观众有恍然大悟的心理感受。紧接着又重复不久前的女声歌曲作为结束曲，使观众意犹未尽，思品良久。《雏菊》的音乐采用了“变色龙”手法，即同样的主旋律采用不用乐器演奏的方法产生音色递进，在统一中寻求不同的感觉，即突出了音乐主题，又没让观众产生听觉疲劳，不愧为成功的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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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光对摄影艺术造型的表现力造型用光是构造影视画面层次感、立体感，并形成视觉冲击力，增强画面层次效果表现力的主要影响因素。根据电影艺术创作中光线方向与太阳照射物体方向的差异性，可以从顺光、侧光、逆光等三个不同采光方向探索造型用光对摄影艺术的表现力。这几种光的组合和演变，使作品呈现了各具形态的艺术效果。如顺光以物体受光面的均衡多层次、多维度地再现物体的质感和艺术效果。侧光表现出鲜明的反差、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空间立体感和层次感比较强。逆光侧重于对空间深度和环境气氛的烘托，偏向于对物体轮廓的勾画。

3.光对色彩还原的要素光在色彩传达中的再现与还原构成了五彩缤纷的彩色世界。根据造型用光的特点，可以将光对色彩还原的要求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即光的属性特征。不同的光在影像效果和色彩表达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如自然光和人工灯光的区别，成像效果也截然不同。从光的来源方向来看，直射光和散射光在影像摄影过程中的造型效果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直射光无论是线条还是影调都比不上散射光柔和；顺光与逆光的差异，顺光拍摄物体光线较为均匀，但缺乏相应的空间纵深感和画面质感。逆光曝光不充分，但在特殊的摄影场合，这种摄影手法反而更能表达摄影效果。从造型用光的光线强弱来看，强光有利于烘托画面的层次感，制造出绚丽的画面，弱光摄影往往给人以意想不到的惊喜。

二、电影摄影创作中造型用光的技术处理和艺术表现

造型用光在影视创作中有着特殊而又关键的作用。光源在被拍摄物体的外观、立体空间、彩色构成等方面都有着特殊的运用。因此，在拍摄过程中应通过光线调节和搭配，尽量呈现出被拍摄物体的艺术性和视觉美感，巧妙运用不同性质的光线，合理搭配自然光和人工光，深度融合到画面的意像中。摄影师在拍摄过程中要智慧与技巧并存，巧妙构思，灵活运用，把握好造型用光的影像效应与“光感”，结合被摄物的影像特征，调和好画面气氛，增强被摄物的空间深度感和画面层次感，灵活运用大自然赋予的丰富自然光彩。造型用光的完美技术处理，既要求摄影师具备相应的职业素质和一定的专业水平，又要求他们能够发挥创意，创新造型用光在摄影创作中的巧妙运用，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较好的艺术造型效果。影视创作因为有造型用光的灵活运用，才会让观众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接受摄影作品中传递的思想观念和情感认识，体会其中蕴含的艺术价值。为了渲染影视作品中这一主题的表达，就需要确定好光线方位、光线强度、光线性质等综合效果的处理。当作品中的光线、色彩等达到一定比例时，就会让人产生一种宛若仙境而又难以言表的视觉美感。优秀的影视艺术作品一般都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创作理念。加大造型用光技术处理在电影摄影创作中的应用，将会推动电影摄影创作艺术的发展，并将创造出丰富多彩而富有艺术气息的作品。

电影摄影创作中造型用光的艺术表现是丰富多彩的。在影视创作中拓宽造型用光的艺术表现，有助于丰富影片的故事情节并提升影片的艺术价值。如电影故事情节中合理运用光线可以使画面的内涵和意义表达更充分，更能渲染出故事情节和环境气氛。人物形象的刻画中巧妙运用造型用光技术，可以充分传达出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深挚的情感表达，为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发展提供帮助和支持。同时造型用光在摄影创作中的运用也可以做为重要的情节因素，通过造型用光的动态展现和运动韵律营造出或紧张、或欢快、或恐惧的环境气氛，进面渲染故事背景，丰富故事情节。造型用光还可以提升人们的艺术审美效果，影视创作中摄影师引导被摄者调整姿态或笑容，或创造性地运用光线，让观众产生美的享受，阐释艺术美的主观认识。随着电影摄影器材的发展和摄影技艺的改进，造型用光的运用已经超出了一般艺术审美内涵，逐渐演变为一种多元的文化影像体系。一方面造型用光在展示自然鲜明个性，调节点线面、色彩、影调等诸多画面元素提升影视创作的形象感知，帮组观众从摄影作品回到现实生活，通过对生活的理解和判断获得真与美的理性认识；另一方面造型用光也在丰富人们文化生活，提升人们生活感知的同时，推动着艺术文化的前进，从早期的摄影活动到数字化语境下的摄影活动，造型用光一直伴随着摄影技术和摄影艺术的发展和进步，并成为推动艺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促进电影摄影艺术与造型用光的良性互动

篇（6）

自然风景在电影中的呈现,并不是仅仅作为一种单纯的视觉符号,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社会象形符号。自然风景从风景本身转换成为电影中的审美观照对象,往往是一个文化渗入和文化建构的过程,“掺入了道德的、观念的、政治的因素,使其具有了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符号学意义”[1],因此,便有可能形成某种风景政治或风景意识形态。在自然风景的多重意识形态隐喻中,自然风景与民族认同的关系是重要的一维,“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当中,风景也成为建构‘想象共同体’文化政治的重要媒介”[2]。例如,美国为了培养公民国族意识的认同,在自然原野中建设了著名的黄石公园,以此作为凝聚国族历史的重要媒介。苏格兰浪漫主义作家司各特擅长风景描写,他通过对苏格兰风景进行创造性的想象和讴歌,使苏格兰成为英雄的家乡、可敬的祖国,唤起了苏格兰人民强烈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自然风景的民族认同性建构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并非是一种常态和持续进行的过程,而是具有历史阶段性特征,尤其是在遭遇外敌入侵或民族危亡、国家危难之际,自然风景的民族认同功能便得以凸显。例如,在中国的中,为了激发、鼓舞全国人民的民族危亡意识和同仇敌忾的抗战精神,社会各界迅速行动起来,利用各种方式宣传抗战。对于文学艺术界而言,创办更多的抗战文学刊物,创作更好的抗战文学艺术作品便是行之有效的动员策略。在这些文学艺术作品中,自然风景成为一个高热度的叙事符号,这仅仅从一些抗战艺术作品的题名中就可窥见一斑,如茅盾的《白杨礼赞》,艾青的《旷野》,江村的《旷野的悒郁》以及感奋人心的抗战歌曲《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等。在和平时期,如果艺术作品涉及到民族抗战题材时,依旧会运用自然风景的民族认同功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战争电影,尤其是以冯小宁为代表的一批导演所拍摄的系列战争题材电影,都有意识地运用了自然风景的民族认同功能,为影片增光添彩不少。冯小宁是一位勇于进行艺术探索的导演,注重风景在影片中的叙事功能便是他探索出的成果之一。早在1990年他所拍摄的《战争子午线》中,长城这一人文风景构成影片的重要意象,它既是故事贯穿始终的发生空间,也是抗战民族精神的象征,“沿长城西进”成为一群孩子无言的革命信念,直至最后把鲜血散在长城脚下。1995年后,冯小宁又相继拍摄了《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等战争题材电影,凸显了自然风景的民族认同功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自然风景作为一种物恋对象,在民族危亡之际担负着融化阶级矛盾和化解家族个人恩怨的作用。在电影《黄河绝恋》中,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苍茫无垠的黄土地和气势磅礴的黄河,而这并不仅仅是起着故事发生的空间背景的功能,显然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导演冯小宁在谈到拍摄过程时说:“《黄河绝恋》的‘恋’指的不是一般的男女恋情,而是对中华民族的灵魂、对黄土地、对黄河的眷恋,是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的一首颂歌。凡是看过影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同感。”[3]在这里,实际上牵引出一个概念:物恋。物恋最初是一种宗教用语,指对某种单调物体的崇拜,后来发展成精神分析学的意义。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物恋就是被想象为失去了或者可能失去的某物的替代品,并赋予替代品神奇的力量,使它们成为物恋的对象。在电影《黄河绝恋》中,黄河是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形符号而构建的,是中华民族的物恋对象,这不仅因为黄河是华夏儿女的母亲河,孕育了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在民族危亡之际,人们需要寻找一种中介物来获取自己的民族身份感,以凝聚起抗战意识,而黄河便可以担负起这个职责。在《黄河绝恋》中,八路军班长黑子和女军人安洁要护送美国飞行员欧文西渡黄河到延安去。西渡黄河需要安洁的父亲安寨主帮忙,但安寨主与黑子有三代血仇,在国难家仇面前,当事者如何抉择?黑子夜访安寨主,一席交谈后两人决定冰释前嫌,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当安寨主为护送他们赶到黄河渡口时,却遇到了事先埋伏的日本鬼子,他不幸被打死在黄河边,而这时他的管家也抛弃掉自己被黑子家族造成失去男儿身的仇恨,点燃茅草屋为黑子报信,以至于自己被日本鬼子活埋在黄河边。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被黄河所见证,黄河在这一刻充当了民族物恋的对象,安寨主等人为了保卫黄河、保卫中国而摒弃了家族矛盾和个人恩怨,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护送黑子等人过河。二是自然风景作为一种具有东方情调的审美对象,在冯小宁的电影中既表征出民族受压迫﹑受剥削的现实境遇,也表征出中华民族及文化被西方所认同﹑所接纳的理想吁求。东方情调是一个与后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相联系的概念,是在东西方文化严重不平等的情况下呈现出的一种审美风格,即是说,“‘东方情调’是被作为西方文化的‘他者’,作为一种特殊的欲望对象而存在并且获得自己的美学定位的”[4]36。东方情调属于第三世界文化,按照杰姆逊的观点,“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作是人类学所称的独立或自主的文化。相反,这些文化在许多显著的地方处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的生死搏斗之中”[5]。换句话说,属于第三世界民族的、具有东方情调的文化遭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蚀。冯小宁的电影尤为注重运用优美壮阔的自然风景来表征中华民族及文化。这是一种具有东方情调的自然奇观,由此诱发了西方列强的狼子野心:在《红河谷》中,是苍茫圣洁的高原、皑皑雪峰和碧净澄澈的湖水;在《黄河绝恋》中,是西北豪迈奔腾的黄河和雄浑厚重的黄土地;在《紫日》中,是东北繁茂丛生的大兴安岭森林。这些具有神秘情调的自然风光,极大地刺激和满足了西方列强的想象和欲望,他们虎视眈眈,企图征服,于是,英国人的魔爪伸向了高原,日本人的铁蹄蹂躏着黄河和大兴安岭森林。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冯小宁的电影也表现出了东方情调的另一面,即具有不被“西方主流文化所同化的异质性因素”,它以“古老的风情、顽强的独立性,以及巨大的神秘力量”[4]37,深深地折服了西方他者,使其不再报以偏见和觊觎之心,而开始进行一种超越民族和国家身份的平等交流。《红河谷》中的英国人琼斯,迷恋着这个梦幻仙境和童话世界,对罗克曼少校的侵略暴力行径极力痛斥和反对;《黄河绝恋》中的美国飞行员欧文对黄河充满着无限的留恋,50年后重返黄河边寻觅曾经的爱和天使;《紫日》中的日本少女秋叶子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灌输,但在大兴安岭的森林中与中国农民和苏联女军医历经患难后彻底醒悟,改变了固有的价值观。在这几部电影中,也出现了西方男慕中国女性的情节,如《红河谷》中琼斯对藏族头人女儿丹珠的喜欢,《黄河绝恋》中欧文对八路军女战士安洁的深深爱慕等,这实际上也是西方人对中华民族及文化折服的另一种表现,饶有意味的是,这也与自然风景有关。按照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女性与自然天然地具有相似性,因此,女性在某种程度上与自然风景是同一的。这样,电影便通过女性———自然风景———民族及文化之间的联系,以另外一种形式表征了西方对中华民族及文化的认同。

二、自然风景与生态记忆电影艺术

当今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在厌倦和无可忍受之余,人们对于湖光山色、绿树秀林等或优美或壮丽的自然风景心系而向往之,而这也成为各种艺术形式所表达的主要题材,尤其是电影媒介在这方面更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仿真的视觉艺术,电影再现或表现自然风景的独特优势自不待言,更主要的是,电影还具有警醒人们生态意识的独特功能。本雅明就认为,电影带来了受众感觉器官的革命:“电影在视觉与听觉双方面帮助我们扩大了对世间事物的注意范围,因而加深了我们的统觉能力”[6]。由此,就可以打开受众无意识的经验世界,尤其是“电影施之于肉体和精神的震惊效果,可以极大程度地激发起人的评判意识。这样,当生态电影施之于人的整个统觉,便可以对观众的生态意识起到极大的警醒作用”[7]。当今的很多生态电影,在展现自然风景、表达生态意识时,突出运用了一种生态记忆的形式,通过激活和开掘人们对于原始的自然风景、故乡的自然风景的追忆和留恋,来弥合内心的生态裂痕。对原始的自然风景的追忆。原始的自然风景,在这里主要是指具有神秘性和未祛魅的,而人们对之充满敬畏和膜拜的种种自然物象,它们与原始记忆即原始经验密切相连。原始经验是深存于人们内心结构的一种原始的集体无意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其主要内容,突出表现为人类对于自然的膜拜和敬畏。正因如此,当人们对于当今的生态环境恶化日益不满时,便会激活心理结构中的原始经验,萌生出一种怀恋原始经验的膜拜和敬畏自然的生态情结,重新赋魅自然神性,而这尤为表现在人们对于原始的自然风景的追忆上,通过赋予自然风景以神性,表达出人与自然和谐存在的生态渴望,电影《红河谷》、《德拉姆》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红河谷》中,呈现的自然风景是圣洁的雪域高原,这是地球上最后一块净土,是一个远离现代文明侵犯的神秘世界,人们对自然充满无限的尊崇和膜拜。在藏族人心目中,那皑皑雪山是圣山,是不可触犯的神灵,稍有不慎便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影片中,傲慢的英国人罗克曼在雪山中行走时,由于固执不听向导的劝告对天开枪,终于引来雪崩而险些遇难。藏族人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在嘎玛堆巴星升起在雪山顶之前,不能下河洗澡,否则会冒犯神灵,降下灾祸。当汉人雪儿达娃由于无知下河洗澡后,格桑便特意举行仪式祭拜,为她赎罪。也正是因为对自然的敬仰和膜拜,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活的纯真,死的安详,体现出一种人性与自然神性的和谐结合。在纪录电影《德拉姆》中,自然风景是飘渺的雾气和惊涛拍岸的怒江,她们充满神奇的色彩,体现了天地神人一体的生态存在。“德拉姆”的意思是平安女神,电影开头,那飘渺无常的雾气就是平安女神的化身,她庇佑着生活在这一方水土上的朴实的原著民们。电影中的怒江也颇具神性,她时而怒吼、时而温婉,与两岸的人们休戚与共,在哺育人们的同时,也铸就了人们自信祥和的性格和对生活的无限希望。对故乡的自然风景的追忆。故乡总是人们心中回忆起来最温暖的一个场所,是挥之不去的心灵栖息地。故乡孕育了每个人的童年,童年最美好记忆如同精美的相册被定格在温馨的故乡,历久弥新。在童年的故乡记忆中,其实包含着一份无意识的生态情结:“童年时代对特殊地方的依附中包含的生态学———在那些地方尚受保护和‘自然’的时候”[8]。这份生态情结使故乡成为人们值得依恋和能够记忆的宜居家园,尤其是在当前,人们居住于都市,每天不得不痛苦地忍受噪音、废气排放以及雾霾天气时,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怀念故乡的美好环境:美丽的山,美丽的水。尽管这份美好现在可能已经或正在消失,但是那份储存在童年中的美好记忆,是永远无法湮灭的。而当前的一些生态电影,如霍建起的《那山那人那狗》、章家瑞的《诺玛的十七岁》等,充分发挥其“物质现实的再现”[9]本性,通过再现故乡美丽的自然生态风景,使人们在重温美好记忆的同时,也激发起了强烈的生态意识。《那山那人那狗》其实是一部关于父子情的邮政题材电影,父子之间原本隔阂的感情,在一趟跋山涉水的邮路中逐渐消除。但影片在表达这种情结的同时,尤为注重展示湘西乡村清新、秀丽、精致的自然风景,影片的主色调是绿色,绿色的田野,绿色的山川,绿色的树木,营造出一种唯美的绿色生态意境。生于斯的山民们也过着一种绿色的、淳朴的神仙般的美好生活,儿子问:“山里人为什么住在山里?”父亲回答:“因为山里人都是神仙”。这种怡然自得的绿色生态生活,对于那些正在城市中饱受环境污染之苦的市民而言,是多么难得的一种奢望啊!《诺玛的十七岁》讲述云南哈尼族少女诺玛与外来青年阿明懵懂而凄婉的爱情故事,同时展现了雄浑壮观的哈尼梯田自然风景。诺玛对于城里的观光电梯充满向往,饶有意味的是,城里人却一群群地跑到与诺玛水融的故乡,欣赏美丽的哈尼梯田,并纷纷在梯田边拍照留影,以获得一份对于乡村生态文明的认同。而诺玛在完成一个少女成长的同时,也获得了对于故乡生态文明的自我认同。

篇（7）

在对电影主题思想的表达中，色彩美学更是一项基调性的手段。可以说对于一部优秀电影的主题，我们从它整部片子所采用的一个基调性色彩上就能直观地感受出来。在姜文的《鬼子来了》一片中，绝大部分的画面使用黑白色调，其所表达的主题是一段让人不忍回忆的痛苦历史，而片尾当男主角的头被砍下之后，他眼中的画面截然相反的采用了浓烈的红色基调———这已经不仅仅是导演在控诉，而是将本片中的民族仇恨和国家荣辱张扬到了极点。而该片模仿的对象《辛德勒的名单》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表达了整部片子中那段犹太人所不愿回忆却又不能不回忆的过去。《蓝风筝》的导演田壮壮则是将蓝色定为该片的基调色彩，导演采用蓝色滤镜来拍摄大量的镜头，无论天空还是白雪都渗透出一种冷冷的蓝色，这与该片冷静的叙述方式以及主题所表达的特定年代中的人性与社会达到了高度的一致，从而为该片定下了压抑和悲愤的基调。

(二)产生象征与暗示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色彩的表达也有多种多样的解读，这也使得色彩美学在电影创作过程当中可以展现出不同的象征意义和暗示。例如在中国，红色意味着喜庆，白色则总是让人联想到死亡，而在西方国家白色更多地意味着纯洁，而红色总是令人想到鲜血和杀戮。著名导演张艺谋的诸多影片中就鲜明地展现了他对红色的偏好，《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乃至《英雄》都有大量使用红色的场景。当然只会是用红色的张艺谋并不能成就今天的地位，他在《英雄》一片中对其他颜色的使用也说明了这位大师对于色彩中象征意义的精确掌握:秦王、秦军和秦宫使用了大量的黑色，不仅符合了秦国属水德尚黑的史实，更是展现了一种冷酷而肃杀的味道，而在对外场景中大量使用黄色———黄沙、黄土，都充分地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底蕴，也就是黄色文明，从而进一步引发了观众对于本片中这段杀戮战争历史的无限遐想和反思。而在《谁说我不在乎》一片中，红色被大量的使用。无论是来往的车辆还是情人出现的场景中的红色墙壁，实际上都是一种暗喻。我们通常把夫妻之间出现感情危机的情形称为“亮红灯”，而本片正式采用了这样一种通俗的隐喻说法，以大量的红色景物来暗示主角夫妻之间出现的感情裂痕，从而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中国家庭里传统的夫妻责任与新时代的婚姻观念之间的矛盾，这样一种表现手法突破了色彩仅仅用来表达电影主题和塑造氛围的作用，上升到了一种意义的层面。

二、电影中的色彩美学设计分析

(一)服饰色彩美学

在电影艺术的色彩美学中，服饰色彩的地位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表达色彩的手段多种多样，但是由于电影中人的大量存在，使得服饰的作用如同电影的灵魂一般不可或缺———尽管有些电影并不以人为主角，比如《帝企鹅日记》和《熊的故事》，但是在大量出现人物的影片中，都无一例外地强调对于服饰色彩的运用。这种手段使得电影的语言更加丰富，同时能向观众传达出更多的语言之外的信息。服饰色彩对人的第一影响首先就是在表达人物的身份和地位上，其次服饰色彩还能充分表现人物的个性和内心世界，通过更换不同的服饰可以及时地反映出人物内心的变化，有时候甚至只是一个符号性的配置就能制造出一个强烈的符号来震撼观众，这一点从《远山的呼唤》中那挂满黄手帕的树上就能明显地看出。

(二)以英雄为例探讨色彩美学设计

张艺谋的《英雄》对于服饰色彩的把握可以说典范性的。在最初的长空与无名的对决中，二人身着深浅不同的服饰，就体现出了两人背后不同的政治势力和国家归属;在秦国整齐划一的黑色服饰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一个冷酷的国家机器以及其背后强大的种群意志;残剑、飞雪二人以红色服饰出场则是体现了两位绝世高手张扬的个性和背负的家仇国恨。当然在影片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出，时代的浪潮毕竟冲刷掉了个性的存在，留下的只是无情的黑色，各种鲜明色彩的服饰最终被威严的黑色所吞噬，留下的只是静静诉说的历史。总而言之，在英雄一片中，多种色彩的服饰体现了多种人物的心情，其情节也随着服饰色彩的更迭而不断地转折，通过变幻的色彩将各种细节凝聚成一个整体的故事展现给观众，这必然会成为一部经典的作品。

三、色彩美学对人内心的感知

(一)心理和色彩美学感知之间的联系

色彩对于人类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失去了色彩的视觉无疑是不完美的，人类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都需要色彩来点缀和表达。色彩不仅仅是各种波长在人的视网膜锥状细胞上的刺激，更是通过不同色彩的融合来不断加深人们对于美的认知，色彩的美学价值至今仍在不断地被发掘出来，而不受到色彩种类的限制。对色彩的认知的一个重要提升就是感情到理性的升华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色彩是人们判断的依据，经由人眼进入到大脑，结合人类所独有的思想和意识，通过逻辑和分析的方法进行处理，从而使人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寻找到美的规律和真谛，这就是色彩美学的理论和法则，色彩美学就是通过色彩来表达出事物身上美的属性。色彩美学是电影艺术中重要的表达手段，它能引发人心中潜藏的欲望，也能揭示语言所不能表达的各种细腻的情感，无论是喜悦、冷静还是绝望，色彩对人的心理总是能够一览无余，因此各种对于色彩的运用也是电影大师们乐此不疲地使用的方法，比较典型的就是红、蓝、白三部曲，导演借由法国国旗上的三种颜色来表达人物的感情，并将其作为电影的名称，这不能不说色彩美学完美地体现了电影艺术对美的认知。

(二)《变形金刚》在使用颜色的时候暗合了人物的心理

在汽车人和霸天虎的标志设计中就体现了明确的反差。汽车人是代表正义的一方，因此多采用亮色作为主调，而霸天虎是邪恶的，因此往往采用暗色作为主调。据统计在汽车人中采用红色的角色就占到了三分之一。红色代表着勇气和热情，因而采用红色的角色往往就是异常英勇的形象———例如擎天柱、铁皮、变速箱等。变形金刚之所以备受关注，其生动的画面功不可没，尤其是在对两派斗争的场景上，通过各种火焰以及金属的撞击来强烈地刺激着观众的视觉，其特效场景中对于颜色的把握也是非常认真的，与刚出场时一身明亮的金属色相比，在进行完一番激烈的格斗之后主角擎天柱身上的破损和铁锈色将影片的特效与主题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真正做到以画面感人。

篇（8）

海报上呈现的主要形象是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年轻女孩，她朴实无华的眼神将一种纯朴天真的气氛营造出来，背景虚化了一间农村小学的教室和一群快乐的孩童，几个简单的电影元素组合而出的效果很好地传达了电影真挚感人的情调，而且提供了《一个都不能少》影片的核心线索。而以动物形象作为海报中心元素的《战马》，是将主人公和战马的形象共同组合构成了电影的宣传海报，画面中将人与马的造型放大到特写的位置，再辅以电影主题的战争场面虚化作为背景，硝烟、战士和战马三个元素很好地概括了电影的主题，并且能够给观众提供思考，配合宣传片人与马之间感情碰撞的剪辑，观众能够加深对硝烟、战士和战马三个元素进行深入的思考，从而加深对《战马》的印象。

(二)蒙太奇剪切手法

蒙太奇即使用剪辑和组合的方式来构成动态电影，这种手法经常被使用在电影拍摄过程中。蒙太奇将多个镜头和画面按照电影的主题来进行拼接，进而产生出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而在电影海报的设计中，蒙太奇中的一种平面艺术形式“平面蒙太奇”作为一种重要的美术艺术手法也广泛使用在设计手法之中。这种手法是运用文字和画面两种形式进行结合和组装，将不同的画面拆解然后进行重叠，画面结构方面最常见的形式是运用两个或三个画面进行拼接组装，选取的照片往往是电影镜头中最具代表性的场景或人物形象。这种艺术表现方式具备后现代意味，从后现代的城市精神中脱胎而出，能够营造捕捉人视线的效果。例如《西风烈》一组海报中分别是由六组电影镜头剪辑组合而成，在组接和拼凑时不能随意进行组合，要考虑能够正确传达电影主题并表现电影的内涵。然后再根据观众视觉心理接受程度来考虑能够吸引观众眼球，《西风烈》的一组海报中的六个画面剪辑便是这样的产物。它将海报分成三个部分，分别以表情和动作为主要元素，每个部分各有两张剪辑画面，通过整体的面部表情和人物、动物动作的特写来形成强烈的商业美感。在同一个画面上拼接了六张场景和人物图，整体传递而出的是战争和热血的气氛，这样使观众一眼就明白了这部电影的题材是战争，另外平面蒙太奇手法还可以将两到三个小时的电影通过一张平面形象进行诉说，这样不仅营造出画面的故事感，而且观众也不能够简单地从几个剪辑的画面猜测出电影的完整情节，因此海报的宣传和商业价值便得到实现了。使用平面蒙太奇手法，从影片中选取出特写的表情和动作，将代表性的人物和场景都集合在海报上，再使用特定的后期处理手法，将美术艺术手法形式淋漓尽致地发挥在现代电影海报设计艺术中。通过不同时空的画面和场景的拼接，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故事的节奏感，使观众能够以从上至下或从左至右的方式来体会电影故事情节，同时左右分开设计的对比排列方式可以使“西风烈”的主题从抽象走向具体，并且产生一种超越画面的新生意境。

(三)视觉传达心理学的运用

将鲜艳的撞色和浓墨重彩的暖色调运用到海报中的手法是现代电影海报的常见设计手法之一。色彩能够形成象征性的表达，在海报上增加撞色的设计能够增强海报给大众带来的视觉冲击力，提升电影海报的视觉美感和设计美感。色彩的恰当运用，可以很好地捕捉大众的消费心理，满足现代电影的商业宣传需求。色彩的和谐统一能够更容易得把海报呈现的内容综合起来，比如绿色的宁静、红色的热情、白色的纯洁、黑色的深沉等，这些色彩心理都体现了色彩的内在内涵。因此在一张成功的海报设计作品中，色彩的合理应用是十分重要的。恰当的色彩元素能够帮助电影海报设计工作增加画面的视觉上的吸引力，使观众的观赏视线都集中在电影上。电影海报色彩的语言要形成一个系统，将不同的色彩符号融入到一个画面中，传达出设计者心中对于电影的感受。不同的冷暖色调所具有的不同的象征意义，能够牵引出观众情感的联想性，而在电影海报设计中如何合理地将色彩和情感心理二者结合起来就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一张好看的电影海报，色彩浓艳，只能说成功了一半；并非色彩越是浓艳就代表电影海报的效果越好，因此要合理地运用色彩的冲击力对电影情节和故事表达力的影响。例如电影《沙漠之花》海报中的黄色就占据了版面的三分之二的位置，画面中的黄色不仅仅象征了沙漠的环境，而且也象征着在沙漠中发生的事件的残酷以及主角对于周围的残酷事件的反抗。而实际上影片的主要内容就是讲述了一个索马里女孩与故乡陋习的斗争和反抗，最终女孩以自己的勇气战胜了陋习从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皆大欢喜的结局通过海报的大片的明黄色也能够体会得到。海报中鲜亮的黄色调表露电影励志的精神实质，同时也通过女主角左眼坚韧的剪接来传达了电影人物内心的坚强和对未来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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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术与电影的艺术渊源

相对于历史悠久的美术传统，电影是一门年轻的艺术，绘画一直被认为电影艺术的母体艺术，是不同时代和流派的美术作品为电影的视觉造型提供了足资借鉴的养分。彼得·格林纳威曾说:“我从来都深信，几个世纪以，无数在电影家之前的画家们对绝大部分问题已经提出并解决了，大批载着问题与答案的绘画作品构成了我们集体的记忆，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一切关心画面，渴望制作画面的人都应回过头来挖掘这座不断更新的巨大宝库。”一部电影的视觉风格由构图、色彩、光影、运动等元素构成。优秀的电影导演在影片视觉结构的处理上独具匠心，创造出极富艺术表现力的影像画面，并体现出独特的视觉风格。

早在1829年，比利时著名物理学家约瑟夫普拉多发现：当一个物体在人的眼前消失后，该物体的形象还会在人的视网膜上滞留一段时间，这一发现，被称之为“视象暂留原理”。普拉多根据此原理于1832年发明了“诡盘”。“诡盘”能使被描画在锯齿形的硬纸盘上的画片因运动而活动起来，而且能使视觉上产生的活动画面分解为各种不同的形象。“诡盘”的出现，标志着电影的发明进入到了科学实验阶段。1834年，美国人霍尔纳的“活动视盘”试验成功；1853年，奥地利的冯乌却梯奥斯将军在上述的发明基础上，运用幻灯，放映了原始的动画片。摄影技术的改进，是电影得以诞生的重要前提，也可以认为摄影技术的发展为电影的发明提供了必备条件。早在1826年，法国的W尼埃普斯成功地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窗外的景”，曝光时间8小时。而在初期的银板照相出现以后，一张照片缩短至30分钟左右，由于感光材料的不断更新使用，摄影的时间也在不断缩短。1840年拍摄一张照片仅需20分钟，1851年，湿性珂珞酊底版制成后，摄影速度就缩短到了1秒，这时候“运动照片”的拍摄已经在克劳黛特、杜波斯克等人的实验拍摄中获得成功。1872年至1878年，美国旧金山的摄影师爱德华慕布里奇用24架照相机拍摄飞腾的奔马的分解动作组照，经过长达六年多的无数次拍摄实验终于成功，接着他又在幻灯上放映成功。即在银幕上看到了骏马的奔跑，受此启发，1882年，法国生理学家马莱改进了连续摄影方法，试制成功了“摄影枪”，并在另一位发明家强森制造的“转动摄影器”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活动底片连续摄影机”，1888年，他把利用软盘胶片拍下的活动照片献给了法国科学院。可以说电影的产生是绘画艺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与光学技术、摄影艺术共同结合而生发的产物。

因此，电影在视觉造型、色彩、光影上吸收、融合绘画艺术的观念和表现手法，在中外电影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同时，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电影艺术观念的变化，电影表现语言也日益丰富。世界上一些有着美术经历的电影大师更是恰到好处地将自己的美术修养和技巧体现在自己的创作里。例如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早年学画，深受日本传统美术影响。他的影片的视觉风格洗练，纯净而古朴。黑泽明为了达到理想的视觉效果，他的许多影片都是先画好镜头画面。仅《乱》和《影子武士》就分别画了好几百张，充分体现了他深厚的美术素养。在实际拍片时，他甚至要求演员按照构图中指定的位置来表演，不能因偏离造成构图中的不均衡。日本著名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指出:“……黑泽明的作品同日本古代美术的传统深深地连接着。”被誉为前苏联最后一位天才导演的格拉杰诺夫同时也是画家，他的影像结构奇特而均衡，色彩含蓄、明净，艳丽而和谐。由于画面中没有大的透视与景深，所有的事物都仿佛呈现在一个平面上，如同一幅幅中世纪的壁画。格拉杰诺夫把自己对绘画、宗教、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融汇成诗化的电影语言。其影片的视觉风格独树一帜，具有超凡脱俗的品质。法国电影大师布莱松在做导演之前是画家，有着相当高的美术造诣，因而他的影片中显露出法国悠久、独特的美术传统造型韵味。

与以上几位电影大师相似，英国著名导演彼得。格林纳威早年受过完整的美术教育，对美术理论和实践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精通艺术史，17岁时就开始举办绘画展览，曾一度为自己是做画家还是做导演犹豫不决，后来却成了“电影圈里的画家”。格林纳威对西方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绘画传统有着深刻的理解力，并且一直从事绘画创作，因此他在导戏时美术传统深深地影响着他，他的许多影片中常出现艺术大师绘画的影子。

二、电影本质属性对美术手法在作品中展现的要求

在一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它的美术属性的体现被看作使整个影片水平的重要标志，每一部电影都有专门的美术师在掌控作品光影、色彩、造型等元素。美术师在拿到剧本进入构思阶段，在把握主题意念的基础上，确定基本情调的基础上，要探讨影视作品的总体造型结构并形成造型基木框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必要性在于要对不同主题、不同结构影视作品的设计要采用不同光影、色彩、造型形式，要“量体裁衣”，找到恰当的、独特的造型结构和形式及落实构思的途径。

首先，电影美术属于时空艺术，是视听综合的艺术，对于电影美术来讲更突出了综合性、兼容性的特点。银幕造型形象的时间因素和运动因素、色彩因素是构成电影艺术性的重要元素。蒙太奇、长镜头、表演手段、美工手段、造型手段等，摄像、表演、光影、色彩、字幕、布景美工、道具、化装、声音等表现手段最后融汇在流动的画面与伴音中，电影造型形象成为一种在时空流动过程中展现的空间造型，具有四维空间造型的特点。这就要求电影美术师在场景设计上要树立运动观念，并且，要使立体空间环境符合剧情要求，符合摄像机镜头特性，符合镜头角度和运动变化。

其次，电影美术设计的创作方式以剧木为造型构思的基础，各种造型手段的设计均要以剧本为依据。一部电影在剧作结构、情节安排、人物关系、场景设置等方面会有许多差别，而且都会涉及和影响到电影美术设计的构思和处理方法。电影除了文学剧本之外，还有一个导演的分镜头剧本，导演对未来影片主题意念的把握和总体构思与意图明确化、具体化。

第三，电视和电影美术所创造的银幕和荧屏的造型形象和画面效果都要求达到视觉的逼真性。电影的荧屏形象的逼真性，是由电影特殊的传播方式，摄录手段造成的，所以电影美术已经不仅仅是平面的绘画，而是受着传播、制作方式制约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数字传播手段，先进的摄像机械、录音设备及编辑电子化系统、激光视盘等的采用使荧屏的仿真度、清晰度越来越高。

对于同为视觉、听觉综合艺术形式的电视剧来说，电影在美术制作、表现、传播等方面存在着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物质材料、制作方式、传播途径及审美方式等方面，因此，必然会影响到电影美术和电视美术创作的不同。

首先，电视剧与电影在美术形式上存在制作方式上的差异。制作方式的差异首先是媒介材料，摄录工具的不同。电影的媒介材料是胶片，而电视的媒介材料和传播工具是摄像机和磁带。电影的样片是要经过洗印才能看到结果，如要重拍技术要求很复杂。但电影的银幕放映效果、清晰度要大大优于电视剧。而电视剧的制作方便快捷，在摄录现场通过监视器就可以直接看到拍摄效果。

其次，电视剧和电影的观赏条件和方式不同。电视剧是通过电视机的传播传达给观众，是一种家庭化，公开式的艺术欣赏和娱乐方式。在电视机前看电视是随意的，无任何限制的，可以走动着看、交谈、躺卧着看，也可以边喝茶边饮酒看……观众可以由着自己的性情随意看。专门看电影，随便看电视”一点不错，看电影观众去电影院是一种目的明确的艺术欣赏活动，是一种公众性的社会活动。看电影和去剧院听歌剧、看话剧、芭蕾舞，到音乐厅听音乐或到美术馆看展览等艺术活动是人的一种审美心理体验。因此电影制作者、消费者对作品造型、画面、色彩的艺术性的要求较高，甚至将作品的美术属性提高到电影灵魂的高度。

三、美术在电影艺术中的主要形式

绘画艺术的基本元素主要是线条、结构和色彩，这些反映在电影艺术中就是造型、色彩、光影等因素，这些也正是电影美术属性表现的主要形式。

（一）造型。总体造型观念是现代影视造型观念的重要特征。电影美术师的造型观念尤为重要，这是影视艺术发展的必然性。虽说电影视觉和听觉的综合性艺术，但视觉更为重要，因为电影是需要观众看的。在电影的创作中，美术师要与导演、摄影师等主创人员在创作上取得统一意见和认识上的一致性，这是一条重要的创作原则，在实际的工作中，意图的统一，往往是以导演意图为主的统一，这是为使影片形成完整而有特色作品的必由之路。美术师在分析剧本确定造型观念进行设计之初要先做一次导演探索，然后再进行设计。美术师只有从导演的角度审视全部作品，从全局出发，考虑演员的空间调度，摄影机伴随的工作空间，最后落实在有机的造型处理才是正确的创作之路。有经验的美术师都是从抓剧本的主题思想入手，集中形成自己创作的构思，为体现中心意念进行造型设计。前辈电影美术师韩尚义谈到:“许多优秀的布景设计，是作者从剧木主题思想中引出自己有关的生活积累和全部智慧，通过集中提练、劳心焦思、多方探索，最后以鲜明、生动、富有魅力的艺术形象表现在银幕上。”

（二）色彩。色彩在任何艺术中都非常具有表现力，电影当然也不可能例外，色彩是表达浓烈感情最有效的无声语言。色彩的基调、变化往往是剧情、感情产生张力的有效手段，同时它对于作品的背景，制作人的审美特点、表现习惯有着深层次的反映。我国被称为“第五代”的大腕导演们对于色彩的应用是相对比较成功的。《红高粱》的色彩以红为基调，将黄褐色的土地、绿油油的高粱和大红、雪白的衣裤放在一起，造成了鲜明的原色对比，粗犷而强烈，很有视觉冲击力和中国西部农村景色美感，奏出了灿烂热烈、生机勃然的红色交响，红高粱，十八里红，颠轿中的红轿子，最后是天、地、人全部沐浴在血与太阳的色彩空间中，创造了符合影片生命主题的粗犷、浓郁、骚动不安的生存环境，贯穿于其中的红色基调体现出影片“豁豁亮亮，张张扬扬”的气质和自由奔放如烈马奔腾的情绪。电影画面色彩表现力和叙事性也经常体现在服装和道具等方面，如《花样年华》是运用服装颜色来表达女主人公丰富多彩内心世界的一个样板，《雷雨》中繁漪服装紫色的越来越深正与她心灵中越来越多的绝望相吻合，《我的父亲母亲》中青瓷碗的清丽无华则是纯朴爱情的一个象征，它很好地参与到了影片的叙事过程—特别是人物情感发展过程中去。正如巴拉兹所说，映现于电影画面上的各种色彩，不仅是再现性的，还必须是具有艺术表现性的。

（三）光影。与电影画面明暗密不可分的是它的光影效果。在著名与电影画面明暗、光影密切相关的是色彩。以彩来说，各种色彩的恰当运用能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美感和心理上的冲击，也可以具有一定的叙事功能。电影经常用黑白片部分来表示过去时内容，用彩色片部分来表示现在时内容，如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为了特定的表达需要，张艺谋则用黑白片部分来表示现在时内容，用彩色片部分来表示过去时内容。不管在白天还是夜晚，不管在月下还是灯前，不管在室内还是野外，物质世界的明暗总是无处不在的。然而，“四围山色中，一鞭斜阳里”，“云破月来花弄影”，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因此，电影画面所具有的明暗，既有它的自然属性，又有它的特殊功能。陈凯歌在《黄土地》叙事中为了让观众很好地感受到顾青与翠巧的话别具有“说者有心听者无意”的效果，就让有心的说者翠巧坐在明亮的窑洞门口，而让无意的听者顾青站在黑暗的窑洞里。对于任何艺术创作来说，除了选择的因素之外，还有安排的可能，电影画面的明暗效果，也可以被做出很好的安排来帮助影片进行叙事。王家卫《花样年华》的大部分画面都拍得很暗淡，既符合故事发生的时代氛围和生活真实，也切合那些场景和那份心情。

发展到今天的电影，早已不再像从前是其他艺术形式的附属品，它借助先进的机械技术、电子技术，已经开辟除了属于自己的甚至令美术、音乐、戏剧等艺术更加绚烂的天地，但电影总归是在上诉艺术形式发展成熟以后产物，也还是各种以上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特殊表现形式的综合，美术依然是电影构架的基本元素，因此，电影的发展还是要建立在对美术的重视、关注以及美术艺术的发展基础上。

参考文献：

[1]王瑞君.《电影电视剧中的美术造型观念》.[M].剧作家.2006第一期，

[2][日]佐藤忠男，《黑洋明的世界》[M]，李克世、崇莲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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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营销环境的概念

市场营销环境是企业营销职能外部的不可控制的因素和力量，这些因素和力量是与企业营销活动有关的，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它通过内容的扩大和自身各因素的不断变化，对企业营销活动发生影响。

三、数字移动电视市场营销的宏观环境

宏观环境是由人口、经济、科学技术、政治法律、自然、社会文化等环境因素所组成。这些环境因素对移动电视市场营销活动的影响，主要是以间接的形式而作用于企业的营销行为。

1、媒介自身的趋利性促使其不断地寻求新的经营增长点

在中国数字电视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看到新兴的数字技术推动中国广电经营的升级、发展，另一方面也呈现出广电经营不断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探索新的经营突破口的战略姿态。当前的广电经营正逐渐转型，由一个已经恢复自主经营意识的个体，向一个具有自身发展逻辑和自身发展能动性的产业过渡。

2、人口因素与移动电视市场营销的关系十分密切

人是市场的主体，人口容量决定了市场规模，数字移动电视针对的是一个特殊的受众群体，主要包括城市的公交车、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内和车站的户外流动人口，他们大多处于无事可做的空闲状态。传统的电视针对的是在某一个地方相对“静止”的人群，而白天出行在外的人群是传统电视媒体无法覆盖的。这个群体不仅流动性大，而且随时段呈现规律性变化，为移动电视开展市场营销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3、有线网络资源积极推动数字电视的发展

数字化是一场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数字技术虽然只是充当了广电业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营效益的技术基础和手段，但它自身的优势是对营销的有力支持。

四、数字移动电视市场营销的微观环境及优劣势分析

企业的微观环境包括企业本身、顾客、竞争者和社会公众。前面我们提到，数字移动电视从传统的“盲区”中挖出一个庞大的受众群体，它针对的是一个特殊的受众群体——移动人群，这就是移动电视广告营销潜力蕴涵的根本所在。

1、受众群体的流动性大

以车内受众为例，乘客们乘车去往不同的目的地，在车内停留时问各不相同，这个时间因城市规模的差异而不同。

2、受众随时段呈现出规律性变化

不同时段内，乘客的人员结构呈现明显的一致性。比如说，早晨6：30到7：00，乘客以10几岁的学生为主；7：00到8：30，乘客以上班一族为主，收入水平非常近似；16：30到18：30，又以20到40岁的上班族为主。因此，不同时间段的观众结构是可控，相对稳定的。客户可以根据不同时段的不同群体，进行针对性的广告投放。

3、对受众的垄断和伴随性传播

移动电视的行动路线长而且固定，它的流动也导致电视广告能不断在特定路线上反复，从而增加了广告受众的数量和接触频牢，决定了移动电视广告的优越性，能使信息更精确、更有效的击中目标受众。但另一方面，数字移动电视传播环境中的干扰因素比在家里更多，观众的心态也更浮躁不安，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注意力，虽然关注屏幕频次高，但是单次连续观看时间短。

4、无竞争传播空间

移动电视将电视媒体从户内搬到了户外，搬到了一个低干扰的环境里，抢占了传统电视媒体无法覆盖的空间。但同时，观众也要求伴随在身边的移动电视能提供更实用，更有效更贴近的资讯。观众是媒介微观营销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它是媒体产品的最终购买者或消费者。对消费者的把握，要从规模和观众需求的质与量两方面分析和了解，从营销学的角度来考察，为特定受众服务，创造出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受众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

五、移动电视市场营销的环境威胁和市场机会

环境威胁。环境威胁是指市场环境中不利于企业营销的因素，对企业发展形成挑战，对企业的市场地位构成威胁，对移动电视而言，环境威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节目好坏是影响其经营的关键所在。由于乘客在车内停留时间不长，在公交车上的收视常常呈现为一种伴随性的行为，移动电视的覆盖率和渗透率相对大众多媒介而言，还是小众媒体。如果不能根据自身传播条件及特色来生产节目，将很难维持市场优势。要把握目标受众，移动电视应该按营销学的思路来组织和设计自身的传播产品，有效吸纳受众注意力，使观众获得满意的心理报酬，从而更有利于营销活动的开展。

第二，技术层面的问题对收视效果造成不利影响。音量的大小，人声与车声的嘈杂程度，乘客的密集程度，人群的流动性，移动电视图象信号的接收情况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电视的传播效果。

第三，模式是运营中实际的问题。在模拟电视经营模式当中，主要是媒介、广告公司、客户之间的三角游戏。作为广告经营的重要依据，数字移动电视收视效果检测机制的建立速度远远落后于技术和节目的发展。此外，数字移动电视该如何赢利，依据什么样的价格体系，什么样的成本核算才能赢利，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开拓用户市场等问题，仍具备一定挑战性。

市场机会。市场机会是指对企业营销活动富有吸引力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企业拥有竞争优势。

第一，媒介产品的质量是根据受众满意来定义的，数字移动电视可提供的实用性信息包括：时政新闻、交通路况、出行气象、车位引导、消费资讯、商场促销等，这些信息看似平常，传统电视媒体也可以提供，但因为移动电视在户外实时传播的媒介先天优势，使这些信息具有更大的实用性，也使用广告的传播更有效，人们可以根据实时交通路况选择出行路线，可以根据消费资讯改变吃饭的地点，可以根据商场的促销信息决定逛街的去向等等。

第二，随着技术的发展，移动电视已经实现了在手机终端梦想成真，实现了面对面的商业传播。所谓“得终端者得天下”，拨开趋同认识的雾障，彰显自己的个性才能赢得市场。

六、结论

市场营销环境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要素所构成的统一整体。移动电视作为营销系统整体，是一个由若干相对独立而又有一定方式相互联系的部门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它同时又存在于一个由人口、资源、社会文化等组成的大系统之中，它既受大系统的影响和控制，又反作用于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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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电影告别了自己技术杂耍的丑小鸭阶段而成为艺术的白天鹅时候，还处在电影艺术的默片时代，然而就在这默片时代，格里菲斯、卓别林、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等天才的电影艺术大师们就创作出了永载史册的电影艺术精品。后来形成的电影艺术史上的第一个系统的电影美学理论——蒙太奇理论，可以说主要就是这种默片时代电影艺术的美学表达和理论自认。那么，这默片时代电影艺术的本性或本体是什么呢?如果参照后来巴赞的纪实主义电影美学关于电影艺术本体的表达方法(巴赞把电影艺术的本体概括为“摄影影像”，亦即著名的“摄影影像本体论”)[1]，则可将默片时代的电影艺术本体概括为“蒙太奇”。也正因为这样，“蒙太奇”一词才不仅作为一种重要的电影艺术方法和技巧存在，而甚至成为电影艺术的同义语。然而电影的这样一种本质或本性存在了多久呢?最多不过20年。然而当声音技术的进步冲破包括几乎所有默片时代的电影艺术大师的习惯与成见的阻碍而终于挺进到电影艺术中来的时候，电影艺术的本体构成无疑发生了质的变化。电影“蒙太奇本体论”把电影的全部艺术可能性都归结为电影画面(影像)之间的自由组接，即蒙太奇上，甚至对用来进行这种自由组接的画面本身都认为是次要的，无关宏旨的。至于声音因素则根本未予考虑。即使在声音因素已经进入到电影艺术中来之后，在这种蒙太奇本体论的理论视野之内，也一直被作为一种次要的因素而附带涉及的(直到艾柯、麦茨等人的符号学电影理论阶段，也仍有这种情况。麦茨的组合理论就基本上没有考虑电影的声音因素)[2]。而事实上如果说运动的电影较之静止的绘画和摄影也不过是增加了一个运动的维度的话，那么拥有了声音的电影较之默片也是实实在在地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声音的维度。电影艺术在本体构成上的这一重大变革，其意义究竟有多大，其实直到现在也难以概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电影由单纯的视觉艺术变成了视听结合的艺术[3]。无论如何，仅就这一点来讲，虽同样被称为电影艺术，而此电影已决非彼电影。在人类的五种感官当中，最重要的是视听，而且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艺术也无一例外都是诉诸这两种感官的(李泽厚称之为充分“人化”的感官)，非此即彼。而至此为止，电影艺术独自以便捷的方式占据了人类接收外部信息的这两大频道。

此后的色彩技术以及光学镜头和感光胶片等方面的技术革新和进步虽都程度不同地给电影艺术的发展带来一些影响，但基本上都没有触及电影艺术的本体构成，也就是说在声音进入电影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电影艺术的发展进步是处于一种量变的积累过程中，真正给电影带来一次新的本体性变革的是电视技术的出现和发展。

二

电视技术的出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作为一种新的新闻媒体存在的。而一旦当电视作为艺术形式出现时，正像声音因素被电影艺术习惯力量视为异己一样，电影艺术也把电视艺术看成是自己的敌对势力，在美国就爆发了持续十年之久的电影电视大战。而事实上在各国都曾程度不同地发生过类似的影视大战。默片时代的电影艺术家当时没有意识到声音的出现是不可阻挡的，它必定要进入电影并使电影艺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前电视时代的电影艺术家们也同样没能及时地意识到电视技术作为一种新的强势媒体对于电影艺术的深刻意味。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电视技术给电影艺术带来的深刻影响的话，也许有一个说法是便捷的，那就是使电影艺术进入了电视时代。在探讨并努力准确表述电视时代的电影艺术的本体存在或者说本性的过程中，有一个广为人们关注的话题，那就是关于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异同的探讨和争论。直至目前仍有人致力于电视艺术特殊性阐释和论证，即将电视艺术视为电影艺术之后的人类的又一种新的基本艺术形式，而努力收集归纳其有别于电影艺术的特异之处。然而笔者始终认为，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差异，充其量只是同一类艺术形式内部不同种属之间的差异，而非人类基本艺术形式间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主要的是一些量的、暂时性的、技术性或经济性的差异，而非艺术本体上的差异。也就是说，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在艺术本体上是一致的，相同的。随着影视技术的发展进步，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之间的差异和分野正在和已经消失和弥合。“电视电影”这个影视艺术的新品类的出现与存在，清楚不过地向人们昭示了这一点。[4]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宣布，电视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主要的和根本的意义，并不是在电影艺术之后、之外，使人类拥有了一个新的基本的艺术形式，而是使电影艺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电视时代。其间变化之大，以致于事实上使我们已不便再用电影艺术这样的词语来意指人类的这一迟来的基本艺术形式，而应选择并习惯于影视艺术或影像艺术之类的新词汇、新概念。不仅电视时代的整个影像艺术之内涵已非电影艺术一词所能涵盖，即使单就电影艺术本身来讲，在电视时代的一系列新生与扩展，如在制作与播放以及观赏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与进步，都已使电影艺术变得越来越不那么纯粹，不那么像电影了。大约是由于原有思维习惯的作用吧，人们只注意到了电视技术生长出了电视艺术这一重要事实，而且也许是吸取了历史上曾长期无视电影的艺术属性的教训吧，人们不仅一下子便认同了电视的艺术性质，而且似乎把全部的注意力和精力都用来发现和发掘电视作为艺术的区别于电影的特殊性，并急不可待地宣布电视是继电影之后的人类“第八艺术”。结果却忽视了另一个同样重要或者说更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在美学本体上的一致性，更忽视了电视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进步所给予电影艺术的深刻影响。如果把这种深刻影响所包含的发展趋势也考虑在内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做出下面的结论：进入电视时代的电影艺术即使还可以称之为电影艺术的话，也已基本上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即以光学成像为基本技术与手段的电影艺术了。

三

人类社会确是以加速度的形式向更高的文明发展进化的。就在电视技术的发展进步正在深刻而有力地刺激并推动电影艺术向新的深度与高度发展迈进，其势方兴未艾的时候，又一种新的电子技术——电子数码信息技术又勃然兴起于世，并给予电影艺术以及整个影像艺术以更为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这场变革的来势之迅猛与内力之深厚，使人们真真正正地感到了绝对的应接不暇与别无选择。它既不像声音技术那样允许人们有一个怀疑、反对、认同的过程，也不像电视技术那样给你一个进行十年抵制大战的时间，而是在电视技术已经与电影技术趋于融合的基础上，一下子便出现在电影艺术的内部构成因素之中，它可以在你对其所知甚少或根本处于无知的状态，甚至根本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出现与存在的情况之下，就一下子从里到外全方位地包围并渗透于你了。

电子计算机成像(CGI)技术的发明是在60年代，进入70年代即开始应用到电影制作领域。1975年乔治·卢卡斯创建了专门为拍摄电影提供电脑技术服务的特技王国“魔光实业”(IndustrialLightandMagic，简称ILM)，这已清楚地意味着又一个电影艺术的新时代即将来临。1991年，柯达公司“数字化视觉效果处理系统”简称(INEON)的诞生，宣告了数字技术支配电影技术的时代的到来。而2000年，美国最大的电脑网络公司——全美在线(AOLI-S)与美国第二大传媒集团——时代华纳公司(TimeWarner)的结盟，则最终标志着最新的电影艺术新时代——后电影时代(Post-cinemaEra)的来临。[5]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新时代呢?

从技术层面讲，这一次的电影新技术革命，不是某种单一的技术变革，而是以电脑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包括电影、电视、电脑硬件与软件、电话、自动化工程、机器人等等新技术长期发展融合的集中体现。从电影特技制作能力的空前提高(已没有什么影像是不可制作的)，到电影制作方式的根本性改变(电影已可以不是拍摄的，而是“合成”的)，再到各类新兴娱乐产品、产业的产生(如电脑游戏，实真经历，互动娱乐等)，再到全新的发行展示渠道的创建(如只读记忆光盘、数字光盘、卫星电视、有线电视、互联网等)，这一切不仅无一不直接引发着电影艺术的本性变革，更以集体的合力最终将电影艺术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后电影时代”。

从艺术层面上讲，在后电影时代，电影艺术在艺术本体上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电影特技制作能力的空前提高，使电影艺术的奇观本性得到突现，超越了电影艺术的纪实本性而明显处于前景位置，直到产生所谓的“效果美学”[6]

纪实性与奇观性是电影本性的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在巴赞时代，电影艺术的纪实本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高扬，“纪实美学”也因之而成为电影艺术美学原则的主旋律。而当电子计算机成像技术、特别是电脑数字技术一经应用到电影特技制作领域，就使电影特技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意义而具有了美学内涵。从《星球大战》(1976年制作完成，电影史将这一年称为“特技效果的新生”)到《谁陷害了兔子罗杰》(1988年)，从《终结者》(1991年)到《侏罗纪公园》(1993年)，从《阿甘正传》(1994年)到《勇敢者的游戏》(1995年)，从《玩具总动员》(1995年)到《泰坦尼克号》(1997年)……电脑特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真正匪夷所思的人间奇迹。[7]在20世纪最后10个年头里，电影也正是凭借这种对于传统电影技术来说几乎永远无法实现的银幕奇观的表现而重新定位了自己的大众文化坐标，并再一次战胜了画面小、影像差和音响弱的电视的。而当这种“追求技术魔力”、“致力奇观呈现”的“效果美学”成为时尚、甚至主流时，就不仅悄悄地改变了观众的观影经验和观影期待(从对电影叙事真实性的认同转移到对电影奇观和技术的欣赏)，而且也悄悄地解构着电影艺术本身，将其融入到一个更为广泛的传媒体系之中去了。

(二)电影制作方式的革命性转变，使巴赞摄影影像本体论的电影理论趋于解体，并将最终改变电影本身的本体存在

虽然就全行业来讲，电影业仍然是一个“胶片”行业，但以卢卡斯“魔光实业”(ILM)为代表的数字化新技术正在排除电影拍摄放映的老式机械装置，电脑合成的数据人物和影像处理的仿真场景已经预示着电影工业成为“无胶片”行业的可能。就是说，电影已可以不是排演拍摄成的，而完全是电脑合成的。如果说传统的电影制作方式有一个最大的局限在于它的每一个艺术想象的实现都受到制作技术与条件的限制的话，而随着电脑数字技术支配电影制作，则最终完全超越了人类有限的想象力。它可以合成任何现实的、非现实的视听影像，只有你想象不出的，没有它制作不了的。这样一来，影像与物质实体之间的联系就变得非常脆弱了，影像本身不再保障视觉的真实性。再简单地讲就是，电影已不再是“记录”(Record)，不再是“物质现实的复原”(克拉考尔语)，而是“合成”(Graph)，是“实在的非真实”(Virtualirreality)。显然，当观众已清楚地知道任何影像都可以是数字化地制造出来的时候，人们对电影真实性的确信也必将终结。(三)新兴媒体新兴娱乐产品的建立和新的传媒体系及发行展示渠道的创建，已经形成人类全新的“视听文化”，亦使电影艺术发生根本性变革，直至消失在新的系统之中

随着电视的出现，以及其后电脑技术的应用，特别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出现与发展，新兴媒体及新兴娱乐产业层出不穷，并逐渐形成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局面，电影不仅丧失了“大众艺术之王”的地位，更重要的电影与电视、电脑、多媒体和网络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电影正在汇入更大的视听媒体洪流之中，这一媒体洪流从摄影化走到电子化，现在又到了网络化新阶段。

在这些新兴的娱乐产品或方式中，有两种产品或方式对电影的影响或者说改造最为深刻。其中一个是“互动娱乐”(InteractiveEntertainments)，及由之而生发出的互动电影。这种互动电影为观众(用户)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从一个音像数据库选取素材，建立多种不同的电影叙事走向，事实上就是构造观众(用户)自己的故事。另一个是“实真经历”(Vivtual-RealityExperienes，简称VR)。“实真经历”是对真实的全方位(视、听、嗅、味、触多种感官的信息来源及其综合)人为仿造，并企图最终达成与真实的完全一致。“实真经历”的用户或者说参与者，或游戏者，可以进入一个电脑合成的人为环境，在那里自如地活动，与物体、人物和事件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并直接影响到叙事的结构和发展过程。传统的“视窗展示”方式和静坐式观影方式，让位于“活动中心”(activitycenter)式的“入门探寻”；被动的观看者，让位于能动的参与者。当电影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种水平或阶段时，即便我们仍然将其称为电影、看成电影，也不难理解和想象它同此前的、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已相去甚远，太远了。从内在的叙事内容与方式及结构到外在的展示方式、场所及观众的“观看”方式直到“观众”——用户由之而获得的艺术体验及审美感受都已发生了全方位的变革。正如有些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互动电影”与“实真经历”与传统电影的最重要的区别之点，在于其对于经验的强化和对用户控制力的赋予。而一旦用户拥有了这种控制力，则无疑意味着对叙事可能性悬念的摒弃，同时也就意味着对观众的观影欲望的摒弃，因此，单从这一点来讲，已决定此类新电影要保持或形成观众——用户的新的引力或欲望，就必须构建自己的新的电影语法。

虽上述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革命所引发的电影艺术本体性变革尚处在开始阶段，许多新的设计和创造还处在初期和试验的水平上，还存在许多有待定型、完善和改进的地方，但其发展趋势已是如日东升。1997年第一部互动电影《黯淡》已制作并发行；“实真经历”也已进入实验试制阶段；网络电影更是早已出现，网民完全可以像电台点歌一样，上网“点看电影”。不仅如此，世界的高科技巨人们正在联手研制被称作“蓝牙计划”(blue-teeth)的可以将所有装置(电脑、电话、电视、音响、家用电器和各种数据库等等)共享的联动终端。其目的是只要动一动手指头(甚至动一动意念)，你就能得到、看到和听到你想要的一切。届时，不仅人类的视听文化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就是人类文明也无疑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四

这是一场正在悄然行进中的电影技术与电影美学革命。经历这场革命之后的电影，即使不是烟消云散，也已是面目全非。而且确已可以看到或感受到使电影走向终结的新事物、新力量。

安德列·巴赞认为，人的潜意识中有一种所谓的“木乃伊情结”。其含义是说，人们总是倾向于把经历过的生活尽可能真实完整地记录下来，仿佛是给时间涂上香料、使之免于腐朽，如木乃伊一般。[1]电影诞生之后，由于其所具有的对于视听信息的方便而直观的呈现能力，便成了这种情结最理想的承载方式。于是巴赞在1946年便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完整电影神话”的概念，认为“电影这个概念与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所想象的就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全景。”[1]进入后电影时代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完整电影神话”即将和正在成为现实。电影的完整再现与电子游戏的人机互动作为两个向度的理想追求，即将和正在最后阶段实现融合。代表这种融合的就是“实真经历”技术的出现和走向完善。“实真经历”既代表人类真实完整地记录自己生活这一探索轴线的运动极限，也代表了人机互动的仿真追求的运动终点。在“实真经历”的时代，我们将会和正在看到，我们不仅可以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而且我们将无法区别这再现的现实(虚拟的现实)与实有现实的不同(进入“实真经历”过程的“用户”由于不仅接受了“实真经历”技术所提供的从视听到嗅味直到触觉的全面的虚拟的仿真信息而且被隔绝了全部的现实真实信息，因此直到“实真经历”结束，将根本无法分辨这种虚拟真实与真实的现实)；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发现，我们不仅生活在实有的现实中间，我们也同时甚至更多地生活在虚拟的现实中间(比如我们不仅为现实生活中亲人的健康而欢乐，也为艺术虚构中的古人的痛苦而流泪)。其实很久以来或者从来就是如此的，只是今天恍然大悟罢了。更有甚者，我们还将看到，虚拟的现实与实有的现实不仅越来越难以区别，而且处在一种密切的相互渗透与影响的互动状态之中。总之，对于现在特别是未来的人们，虚拟的现实将不仅影响他们的生活，甚至将构成他们的人生。

于是在事情的最后阶段，我们终将发现，人类从完整再现现实的艺术追求出发，最后又走回到了创造现实的生活本身。正如作为心理学家的电影美学家爱因汉姆所预言的那样，与现实不同的才是可以审视的艺术。如果与现实完全相同了，则是现实本身，而不再是艺术。因此，“实真经历”的出现，正预示着电影艺术的终结。[8]

引力与加速度的等价使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那么，虚拟现实与实有现实的等价又将意味着什么呢?到那时，也许终结的不只是电影艺术，整个人类思维与哲学都将发生目前还无法预想的深刻变化。

短短一百年，电影却经历了如此多的变化，以至即将走向终结。回想它曾给我们带来如此巨大的、长达百年的欢乐，一时确实很难接受，而理智应当告诉我们，如果放在足够长的历史长河中考查，世间万事万物，莫不如此。这也就是存在主义所谓的“存在先于本质”。所以，天才的巴赞才只用一个问句——“电影是什么?”来命名自己的文集。

【参考文献】

[1]安德列·巴赞.电影是什么?[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

[2]李幼蒸.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周传基.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

[4]王佳泉.电视不是第八艺术——再论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的异同[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

[5]游飞，蔡卫.电影新技术与后电影时代[J].当代电影，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