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与环境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生态与环境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2环境监测评价在生态环境改善中具有的主要作用

2.1对生态环境现状进行评价

2.1.1土地资源被破坏

当前，由于受到植被被破坏、土地沙化严重以及矿业过度开采等因素的影响，土地资源破坏情况比较严重，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比如，在对煤炭进行开采的过程中，由于对环境保护不够重视，所以经常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破坏，导致土地的土壤成分结构失衡，不再适合植被生长，进而造成破坏。在对林木进行砍伐的过程中同样如此，大部分人员只重视眼前利益而不重视长远、持续发展，滥砍滥伐，最终导致植被被大量破坏，土地沙化严重，破坏了原有生态环境。

2.1.2水资源被污染

水污染已经成为当前环境污染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水污染不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还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导致一系列疾病的出现，对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具有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导致水污染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农药残留，二是生产企业废水不达标排放。

2.1.3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以及近年来空气PM不断升高的主要原因，其不仅会对生物的正常生长造成影响，还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危害比较大，是当前全球所面临的环境污染的主要问题。而导致大气污染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与两方面有关，一方面是生产企业的废气不达标排放，另一方面是因为汽车数量增多，尾气排放量增加。

2.2对生态环境进行改善

2.2.1对土地资源破坏区域进行综合治理

为了能够有效改善生态环境，就需要对土地资源被破坏的区域进行综合治理，在控制土地资源破坏情况恶化的同时通过综合治理来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比如，在对沙化土地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就可以通过逐渐提升绿化面积和逐步改善土壤成分的方式来对生态环境进行改善。在对矿业污染区生态环境进行改善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修建地下污水沉淀处理池和提高绿化铺盖面积的方式对矿业开采，尤其是煤矿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有效改善。

2.2.2对废气、废水排放进行控制

当前水资源污染和大气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因此，为了能够有效解决该问题，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改善，就需要对作为主要污染源之一的生产企业的废水和废气排放进行严格控制。在生产企业废水废气排放的过程中，应该严格要求企业废水废气达标排放，如果发现违规排放企业，则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判罚，并要求其对自身所造成影响进行挽回，以此对废水废气的排放量进行严格控制。

2.2.3做好绿化和废弃土地再利用

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实施封山育林政策，采取植草、人工造林等方式不断提高我国的绿化面积，提高地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能力，以此来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改善。同时，还应该加强对沙化土地和矿区土地的再利用效率，通过重新开垦和覆盖生命力旺盛的植被等方式不断改善土地土壤，最终达到提高植被覆盖面积、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3环境监测评价在绿色产业发展中具有的重要作用

在对绿色产业进行发展的过程中，环境监测评价是其基础保障，只有做好环境监测评价工作，才能够更好地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

3.1环境监测评价是绿色产业发展的基础

环境监测评价是确保绿色产业能够得到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因此，在发展绿色产业的过程中一定要对环境监测评价引起足够重视。首先，在绿色产业开始进行发展的初期阶段，就应该通过环境监测评价对产业基地以及产业自身发展的环境质量标准进行精确判断，判断其是否符合绿色产业发展需求，并以此为基础对绿色产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策略进行有效制定。其次，在绿色产业发展和生产过程中，也需要合理利用环境监测评价对产业的生产过程是否符合绿色产业发展需求，是否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进行判断；同时，在此过程中利用环境监测评价，还能够对产品原料的来源地和来源途径进行有效分析，对其是否满足绿色产业生产要求进行判断，避免因为生产原料问题而对绿色产业的发展造成影响，确保绿色产品的生产质量。

3.2有效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

在绿色产业发展过程中，环境监测评价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环境监测评价，能够对绿色产业中的基地管理和原料质量进行严格控制，使其能够满足绿色产业发展需求，而不会出现污染环境等问题。在此过程中，通过环境监测评价能够对基地管理方的管理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使其在管理过程中能够制定切实有效的绿色发展计划，对农药、肥料以及兽药等可能影响绿色产业发展的药物进行有效控制。同时，其还能进一步促进生物防治技术和绿色生产技术的发展，全面推动绿色产业的进步和完善。

（2）在绿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通过环境监测评价能够对产业发展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有效控制。在绿色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要生产无公害、健康产品，持续拉动经济的增长，还应该担负起恢复自然环境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任。因此，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制定相应的自然和生态环境保护对策，比如，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要扩大地方绿色植被覆盖面积，要对地方的物种多样性进行维护，要对地方的自然环境和空气环境进行有效改善等。而以上这些，对环境监测评价都具有一定的依赖性。

（3）确保绿色产业的产品质量。确保绿色产业所生产的产品质量能够满足绿色产业发展需求，是绿色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而要想对绿色产品的质量进行有效保障，最佳方式就是在绿色产业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监测评价进行合理利用。首先，通过绿色评价对绿色产业基地和原料质量进行严格监测，确保其能够满足绿色产业发展需求，尤其是原料质量，务必确保其达标之后方能投入生产。其次，通过环境监测评价对产品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监督，严格要求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生产，不能对环境造成破坏，也不能使其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确保产品的质量符合要求。

篇（2）

近半个世纪以来，华北[1]生态环境的变迁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学者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本地区森林的分布与破坏、河流上中游的水土流失、下游河道变化以及平原地区湖泊淤废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为这一地区的生态变迁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迄止，关于先秦时代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分布的历史变化，考古学和动物学界已有一些学者作过甚有成绩的探讨，而对此后的情形虽有若干片断论说，但专门系统的研究则仍然缺乏[2]。

华北野生动物种类、种群数量与地理分布的历史变化过程，很有必要作为一个专门课题加陨钊胩教郑夥浅S兄谖颐侨嫒鲜兜钡氐纳淝ㄊ贰U馐且蛭谝桓鋈范ǖ牡乩砬蛑校吧镏掷嗉捌渲秩菏康谋浠唤鍪粲谏淝ǖ囊桓鲋匾矫妫乙彩嵌陨淝ǖ淖芴宸从场2还匀唤缰卸锏闹掷嗉倍啵颐俏薹?也无必要)一一加以考述，比较可取的做法是选择那些具有生态标志性的动物、特别是与人类关系曾较密切的大型经济动物作重点考察。恰好，关于这些动物历代记载较多，考古资料也较为丰富，这使我们有可能对它们进行较为具体的历史研究。

鹿类动物[3]，是大型陆地野生食草动物的典型种类，也是重要的经济动物。在历史上，鹿类曾对华北居民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反过来说，华北地区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乃是当地人类活动改变生态环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历史表征。本文尽量汇集各类文献中的零碎记载，对中古即公元3—9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动物及其分布情况作较为详细的考述，并对其所反映的若干生态史问题稍作推论，为开展对华北生态史的综合研究整理一点基础资料[4]。

一、中古以前华北的鹿类

为更好地说明鹿类动物与生态变迁的关系，我们先来追述一下中古以前的情况。

在农耕和畜牧出现之前，由于人口十分稀少，技术能力极其低下，采集、捕猎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干扰还十分微弱，华北生态系统基本处于原始状态，各种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尚未受到破坏。因此，远古时代这一地区分布着种类众多、数量巨大的大型野生动物，甚至还有犀、象等后来只分布于热带地区的动物活动[5]。其中，鹿类动物是一个最为庞大的家族，也是当地原始居民的主要捕猎对象和食物来源之一。新石器时代的华北虽然已有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但捕猎野生动物仍为当地居民谋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之一，而鹿类动物仍是他们最重要的肉食来源。这一情况，已为大量考古实物资料所充分证明。

袁靖曾“比较全面地收集了目前所知的我国各个地区新石器时代的54个遗址或文化层中出土的动物骨骼资料，并对它们按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分别进行了统计和”。根据他的研究，这些遗址(年代约在距今10000年至4000年之间)中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主要集中在梅花鹿、麋鹿、獐等鹿科动物[6]。笔者据其文附表资料统计，属本文讨论范围内(袁文分列为黄河中上游地区和黄淮地区)的35个遗址或文化层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中，鹿类骨骼的数量居于绝对多数[7]，一些遗址所出土的鹿类骨骼数量很大，比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一、二、四、五期文化层共出土有167具，白家遗址出土有218具；安徽濉溪石山子遗址出土数量更多达353具；山东泗水县尹家城遗址也出土有125具之多。这些事实说明，新石器时代鹿类动物在华北的分布十分普遍，并且种群数量之大应居于陆地大型野生动物之首。

到了商周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农牧业已取得一定，但人口仍然稀少，土地开垦尚不甚广，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仍有广袤的蒿莱丛林和辽阔的湖沼草泽可供栖息繁衍，因之彼时华北地区的各种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其中麋(即俗称的四不象)的数量最为庞大。

商代的情形，甲骨卜辞的记载可以说明。根据这些记载我们看到：在当时，捕猎野兽仍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卜辞中关于“麋擒”、“逐鹿”、“射鹿”、“获鹿”、“画鹿”、“获獐”之类的文字相当之多，可知鹿类仍是最重要的捕猎对象。据研究者统计，见于现有甲骨卜辞中的鹿类猎获数量，仅武丁时期就达2000头之多[8]，每次捕猎常常所获甚丰，猎获的鹿类常在百头以上，其中有一次“获麋”的数量竟多达451头[9]！殷墟动物骨骸出土情况证实了甲骨卜辞记载的真实性。根据古生物学家的鉴定和统计，殷墟出土的野生哺乳动物骨骸，千数以上者有肿面猪、圣水牛和麋，獐和梅花鹿的数量也在百数以上[10]。这些无疑反映：当时安阳及其附近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分布密度相当高。否则，以当时的狩猎技术条件，捕获如此众多的鹿类是不可想象的。

至西周初期，这种情况似乎仍无太大变化，《逸周书·世俘解》中有一条材料记载说：

武王狩(发生在武王伐纣之后不久，在殷都附近进行)，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麇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11]。

这可能是一次动用大批军队而进行的大规模围猎活动，一共猎获13种野兽计10235头，其中包括麋、麈(鹿群中之雄性头鹿)、麝、麇(即獐)和鹿(应主要为梅花鹿)等在内的鹿类动物8839头，占全部猎物数量的76.5%；而麋又占鹿类之中的大多数(超过59%)。尽管《逸周书》是否为信史，历来史家均有怀疑，这段文字所载是否确实也不得而知；但其所反映的情况，在相当程度上是合乎情理的[12]。

自西周至春秋时代，华北平川草泽地区仍有大量的麋鹿栖息繁衍，山丘林地中也是獐、鹿成群。《诗经》的记颂反映：当时许多地区仍有广阔的“町疃鹿场”[13]，到处有“呦呦鹿鸣”，成群的鹿觅食徜徉于苹、蒿草丛之中[14]；行人在林野发现死獐、鹿的现象时有发生[15]。其它文献也有相似的记载，如《史记》卷4《周本纪》有云：“麋鹿在牧，蜚鸿满野。”虽是一种比喻，但也反映了当时郊外多麋鹿的事实；在春秋时期，有些地方甚至仍然麋多成灾[16]。因此之故，在当时鹿类的遇见率仍相当高。据《春秋左传》“鲁宣公十二年”记载，在晋、楚邲之战(战场约在今河南郑州、荥阳一带)期间的某一日，参战士兵曾两次遇见了麋(一次有麋六头)，且有捕获。这些事实说明，在当时，鹿类特别是麋鹿，仍是常见的动物。

但是，自战国以后，华北地区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同时由于铁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耕垦技术能力大大提高，广袤的丛林草莱不断被垦辟为农田，这使得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缩小，鹿类的种群数量也不断减少。因此，虽然战国秦汉文献中仍不时有关于鹿类的记载，但鹿群的数量已远不能与以前相比。从文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习惯于沼泽湿地的麋，在秦汉时代已少见踪迹；其它梅花鹿、獐等等，也逐渐由平原向山区退避。所以战国秦汉文献所显示的鹿类遇见与捕获概率已远低于春秋以前，东部平原地区则基本不见有捕猎鹿类的记载。这些正是战国以来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由于农业的高度发展而发生了显著变化的反映。

不过，直到中古时代，华北地区的人口密度毕竟不象晚近时代那样高，生态环境破坏也不似近数个世纪这样严重。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本区域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西部山区，仍有大面积的树木丛林；东部平原地区还有一些水面广阔的湖沼泽地[17]。这些都给大型野生动物保留了一定的栖息场所。因此，在中古时期，华北各地山岭丛林之中仍有成群的獐、梅花鹿、麝等鹿类动物活动；麋也并未绝迹，在河流和沼泽附近，偶尔还可见其踪迹。在历次战乱和人口锐减时期，比如魏晋北朝时期，由于土地荒芜，草莽复生，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虽不及春秋以前那样数量众多，但较之两汉时期似乎有所增加。二、中古华北的主要鹿种及其分布

关于中古华北鹿类的直接记载虽然不少，但资料极为零碎，并且对于鹿类的种属时常记载模糊，叙述起来相当困难，更无法从统计学上作出数量说明。在此，我们仅根据有关资料，就主要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作些描述。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分辨出，当时这一地区的主要鹿类有梅花鹿、麝、獐和少量的麋。至于其它属种，则无法断定。

1、梅花鹿梅花鹿（学名C.Nippon），古文献中或作斑鹿，可能是中古华北分布最广的鹿种，大抵各地丘陵山区多树木丛林之处，都有梅花鹿的出没。它的分布区域，可以根据当时文献中关于白鹿的记载来加以推断。

动物学表明，所谓白鹿，不过是梅花鹿隐性白花基因的表现型，是一种罕见的变异现象，发生机率极小。因此，有白鹿出现的地区，必定有梅花鹿的生息，而且其种群数量还极有可能是相当大的[18]。

从很早的开始，古人就以白鹿出现为“祥瑞”，因帝王圣明仁德所感而至。《宋书》卷28《符瑞》中说：“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则至。”因之，地方一旦发现有白鹿出现，必定要报知朝廷，捕捉到了以后都要上献皇帝，至晚从汉代开始，这已形成了一种惯例[19]。以白鹿出现为“祥瑞”的观念，是虚妄的；但史书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一般来说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官员已将捕获的白鹿上献给了朝廷，所以史书才记载了下来。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谗谀之臣谎报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有关记载，推知当时梅花鹿的种群分布情况。

魏晋南北朝文献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主要见于《宋书》和《魏书》。《宋书》卷28《符瑞》中所载，可确认属于本区者共11次，时间起于曹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终于刘宋后废帝元徽三年（公元475年）。其中言“献”者6次、言“见”者2次、言“闻”者3次。至于出现地点，该书称黄初元年有19个郡国上言白鹿出现，令人怀疑，（很可能是因其年曹丕废汉建魏、即位称帝，地方州县为了献媚，故而编造此种“祥瑞”上报，表示曹氏篡汉是“上应天命”。）其余10次，分别见于扶风雍县、天水西县、东莞莒县岣峨山、文乡县、谯郡蕲县、彭城县、徐州济阴县、雍州武建县、梁州和郁州；《魏书》卷112下《灵徵志》下所载，可确认在本区范围内者有22次，时间起自北魏道武帝天兴四年（公元401年），终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其称“献”、“获”或“送”者，共17次，称“见”者5次。除一次出现地点不详者，其余分别见于魏郡斥丘县、建兴郡、定州、乐陵、代郡倒刺山、相州、洛州、京师（平城）西苑、秦州（2次）、青州、司州（4次）、荆州[20]、平州、齐州、济州、徐州和兖州。

关于隋唐时期白鹿出现，《隋书》和两《唐书》没有集中的记载，《册府元龟》则记载有13次，其地点分别在华池之万寿原、骊山、麟州、沂州、九成宫之冷泉谷、济州、潞州、皇家禁苑(2次)、华山大罗东南峰驾鹤岭、皇家闲厩试马殿、亳州、同州沙苑监，以关中居多[21]。

根据上述记载可知：在中古华北，许多州郡都曾有白鹿出现，而以多丘陵山地的州郡较为频繁；处于黄淮海平原的诸州郡也时见报道。由于京畿附近常禁民间私猎，而皇家苑囿往往养有数量不小的鹿群，因此，白鹿较多出现于这些地方。这些事实说明，梅花鹿在当时这一地区曾有相当广泛的分布，在丘陵山地较多的地方和京畿附近，梅花鹿的种群数量较大，分布密度较高；东部平原地带也有不少分布。

2、麝中古华北的另一重要鹿种是麝（学名Moschusspp.）。在我国，麝有两种，即马麝(学名Moschuschrysogaster)和原麝(学名Moschusmoschiferus)。著名的香料——麝香，系麝的包皮腺分泌物，是一种具有强烈芳香气味的外激素，为世界三大动物香料之一(其它两种分别来自灵猫和河狸)。在中药学里，麝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药材。据现代药学研究，麝香对人的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能兴奋呼吸中枢和血管舒缩中枢，中医用于急热性病人的虚脱，中风昏迷和小儿惊厥等症，疗效显著。

因《大唐六典》、《通典》、《新唐书》和《元和郡县图志》等保存有较详备的唐代各地土贡麝和麝香的资料[22]，故不需太费力气，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确定当时麝的主要分布区域。据《通典》记载，在唐代，麝香被制成颗粒，诸州上贡数量自10颗至30颗不等[23]。当时除华北州郡贡麝香外，南方各地特别是山南、剑南也大量土贡麝香，说明麝香在当时是一种大量需用的药用香料，颇疑与唐代上层、特别是皇室多患“风疾”有关(“风疾”将另文讨论)。至于直接贡麝，大约是供皇家苑囿豢养并取麝香之用。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代贡麝和麝香的州郡，属于本区（或部分属本区范围内）的有共有22郡，其中贡麝的有同州冯翊郡、庆州顺化郡、丹州咸宁郡、延州延安郡、灵州灵武郡、虢州弘农郡，贡麝香的有商州上洛郡、岚州楼烦郡、忻州定襄郡、代州雁门郡、妫州妫川郡、檀州密云郡、营州柳城郡、河州安昌郡、渭州陇西郡、兰州金城郡、阶州武都郡、洮州临洮郡、廓州宁塞郡、叠州合州郡、宕州怀道郡、甘州张掖郡。

一般说来，能上贡麝或麝香的地区，即有麝的栖息。由以上记载可知，唐代在燕山——太行山一线以西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许多州郡土贡麝香或者麝，甚至距长安不远的同州亦以麝香称贡，说明这些地区均有麝的活动栖息。但黄河下游州郡，则不见有贡麝香的记载，说明唐代麝在那些地方很少分布或没有分布。考虑到麝的生活习性特别是食性，东部地区可能一向不曾有过大群的麝。

3、獐獐，古文献亦称麇（学名Hydropotesinermis），也是中古华北的重要鹿种。相比较而言，獐不象梅花鹿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并能够提供珍贵的鹿茸，亦不似麝是麝香的主要来源，因此它在古代的声望不及于后二者。不过，獐乃为当时重要的捕猎对象和重要的野味肉食来源，分布区域也相当广泛。在古代，獐的隐白基因表现型——白獐，也被视作一种吉祥物，史家谓：“白獐，王者刑罚理则至。”[24]即白獐的出现，是帝王施行刑罚平正公允、合乎法度的一种自然感应。因此，地方发现白獐出现都要报知朝廷；如果捕获白獐，也必定上献。我们从《宋书》、《魏书》及《册府元龟》中找到与本区有关的记载共27次。具体情况如下：

《宋书》卷28《符瑞》中载有17次，其中言“献”者12次、“见”4次、“闻”1次，时间起自曹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终于刘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除1处记载称19个郡国上言白獐出现不可靠（理由见上文）外，其余记载所涉及的地区有：琅邪、魏郡、义阳、汲郡、梁郡、汝阳武津、东莱黄县、马头（属豫州）、济阴、东莱曲城县、济北、南阳（3次）、北海都昌、汝阴楼烦；

《魏书》卷112下《灵徵志》记载有7次，6次言“献”、1次称“见”，时间起自北魏明帝永兴四年（412年），止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549年），出现的地区分别是章安、怀州、豫州、华州、徐州（2次）和瀛州；

《册府元龟》卷24《帝王部·符瑞》三记有3次，2次言“见”、1次称“献”，分别为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豫州）、十五年（海州）和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许州）。

据以上记载可知，当时白獐基本出现于本地区的东部，太行山脉以西则很少见，这似乎表明当时獐主要分布在本区东部。这是由于史料记载缺失，抑或实际情况即如此，尚须进一步考证。从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看，至少关中地区还栖息有一定数量的獐，例如唐文宗开成四年四月，“有獐出于太庙，获之。”[25]这或可认为是从禁苑中逃逸出来的，不能算作自然分布。但孙思勰也曾提到：岐州有上等的獐骨和獐髓，可以入贡[26]。不过，喜于溪河水际活动是獐的生活习性，只要其它条件具备，东部湿润多水区域更适合它的栖息。这样看来，当时本区东部獐的分布较多，故白獐出现亦以东部居多，似也合乎情理。

4、麋比较麻烦的是麋（学名Elaphurusdavidianus）。如前所言，在远古至于春秋时代，麋鹿曾是东部湖沼草泽地区的优势鹿种，种群数量十分庞大。但是，随着土地不断被垦辟，自战国秦汉以后，这一地区的麋鹿日益稀见，在诸鹿之中，其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域减缩最为明显，以至一些学者曾认为：西汉以后麋已在这一地区绝迹。[27]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至晚近时代，麋不但在华北、甚至在整个中国都逐渐完全绝迹，清代晚期仅北京南郊皇家苑囿中尚有少数豢养，八国联国攻进北京后，竟被洗劫一空，致使中国麋种断绝。直到20世纪80年代，始由英国乌邦寺公园引返其种，现于江苏沿海地区辟有麋鹿饲养场。在中古时代，麋在华北地区的分布已经很少，不过并未绝迹，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年）曾发生过一场天灾，史称“是岁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28]可见当时华北地区还有麋分布。因此，我们从一些零碎的资料中，尚可约略寻觅到麋在本区活动的踪迹。

首先，在华北北部边缘草原地带水源丰富之处，似乎还有些麋群活动。例如《魏书》卷28《古弼传》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如文中“麋鹿”乃指麋一种，则那里的麋鹿种群仍甚不小；若是“麋、鹿”两种的合记，则当地至少也还有麋的活动。无独有偶，唐·张读《宣室志》卷8记载说：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表明今山西北部地区尚有麋的存在。此外，位于陇右道廓州化城县东北七十里的扶延山中，也“多麋鹿”[29]。

内地亦见有麋的记载。如虢州、邓州、济源等地在唐代还有麋栖息。《新唐书》卷215《突厥》上云：“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30]同书卷162《吕元膺传》也说：“东畿西南通邓、虢，川谷旷深，多麋鹿……。”至于济源地区，初唐人王绩称其居住河、济之间时，“亲党之际，皆以山麋野鹿相畜。”[31]今山东高密、江苏洪泽湖一带，在唐代也有麋群栖息。前者见于《元和郡县图志》的明确记载[32]，后者则在《千金翼方》有所反映[33]。

由此可见，直到唐代，华北一些地方尚有麋活动，只是其种群数量远不能与先秦以前相比，活动区域也极为有限，与同时代的梅花鹿、麝和獐相比，数量也要少得多。这自然是因为原先最适于麋生息的东部平原沼泽地带，此时已变为农耕的中心区域，各地湖沼草泽虽未至全部淤废，但可供麋栖身之处已经不甚广；虽然山区川谷溪涧也适于麋鹿生息，但毕竟不能容纳很大的种群。三、中古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

以上根据各类的记载，对中古华北主要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进行了梳理，试图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尚有种群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资源。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意见，以下再对中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情况略作叙述。

中古文献关于华北地区猎鹿的记载甚为不少，不过主要集中在太行山——豫西山地以西地区。为方便起见，我们最好分区述说。

1、北部沿边地带华北北部沿边是草原地带或者毗邻草原，那里的野生动物资源较之内地远为丰富，故射猎活动亦比内地频繁。

文献反映，在北魏前期，都城平城以北地区、特别是今阴山一带，是鹿类及其它野兽栖息的渊薮，为获得充足的生活资源，当地居民经常性地进行大小规模的围猎活动，狩猎业甚至是北魏前期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大规模狩猎活动经常性地进行，魏王也常亲自出马。黎虎根据《魏书》统计：北魏前期5帝在位的85年间，共计出猎67次，平均每1年零3个月即出猎1次[34]，每次围猎都是收获甚丰。如公元413年，北魏明帝拓拔嗣“西幸五原，较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35]鹿类动物乃是最重要的围捕对象；《魏书》卷4上《世祖太武帝纪》更称：“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冬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帅所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虽然这一记载可能有较大夸张成分，但即使没有数百万而只有数十万，其场面也是极为壮观的；同书卷28《古弼传》又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一次围猎活动能有如此大的鹿类捕获量，对于今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说明狩猎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十分庞大惊人。鄂尔多斯沙漠南部地区，也有大量鹿群活动，猎鹿活动也是经常性的。北周时期，宇文宪之子宇文贵年方十一年，“从宪猎于盐州(今陕西定边一带)，一围中手射野马及鹿一十有五。”[36]也许这段记载有夸张成分，但如非当地有很大的野生动物种群，以一持弓小儿，在一次围猎中即能射得野马及鹿十余头，无异于天方夜谭，史书中也不能出现这样的记载。在幽州地区，鹿类动物也是重要的捕猎对象，当地甚至有人以驴子驮运鹿脯南下至沧州贩卖[37]。直到唐代，文献之中仍多记载北边地区的弋猎之事，比如张读《宣室志》卷8即记载有数事。其一云：振武军都将王含之母金氏“常驰健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杀获甚多。”又云：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如此之类，不能俱引。正因为这些地区鹿类资源丰富，当地人们猎鹿活动频繁，唐代所在地区的诸州郡有多种鹿产品上贡朝廷，除上文所列麝香之外，灵州、蓟州贡有鹿角胶，胜州、麟州贡鹿角，会州贡有鹿舌、鹿尾等等。

2、关中地区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一向较为丰富，由于一些王朝曾在关中设置禁苑豢养鹿类，所以当地的鹿类有不少实际上处于半驯化状态。在唐代，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仍然相当丰富，卢纶《早春归周至旧居却寄耿拾遗湋李校书端》诗就曾提到周至一带“野日初晴麦垅分，竹园相接鹿成群”的景象[38]；当时文献中甚至不时出现关于鹿类进入京城街市、太庙乃至直入皇宫殿门的记载，说明在隋唐时期的关中甚至长安城附近，鹿类的遇见率还相当高[39]。这可能因为当时国家对畿内百姓的捕猎颇多禁令，故鹿群可以相当自由地活动。尽管在当时民间猎鹿受到禁止，但皇帝和王公贵族则时常纵猎于荒郊旷野、射鹿娱乐，这些在当时的诗文中多有记颂，毋须具引。

3、秦岭东部—豫西山地隋唐，在秦岭东部——豫西熊耳山、伏牛山和崤山地区,即自洛阳往西南的邓、虢、商等州，都有很多鹿群分布，猎鹿活动亦相当频繁，史书记载颇多。例如唐初突厥可汗颉利归降后，常郁郁不乐，太宗为顺其物性，打算任命他做虢州刺史，因为“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40]；有时皇帝也带着大批人马前往这一地区狩猎射鹿，如《册府元龟》卷115《帝王部·搜狩》载：“(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冬十月，狩于陆浑县；戊辰，较猎于韭山，上自射禽兽，获鹿及雉兔数十，令代官厨应烹之羊，尽放令长生焉。”直至中晚唐时期，邓、虢一带仍是鹿类众多，许多山民不事耕种，专以射猎为生，号称“山棚”，“山棚”常将猎获的鹿负载入市鬻卖[41]。商州地区的射麝活动，在唐诗中有不少咏颂，如张祜《寄题商洛王隐居》曾提到当地逸人野老“随风收野蜜，寻麝采生香”的隐居生活[42]；有些村落乃因居民多事猎麝而被称为“采麝村”[43]；由于朝廷土贡所迫，商州一带不少百姓直至垂白之年仍不能结束猎麝生涯，曹松在《商山》一诗中说：“垂白商于原下住，儿孙共死一身忙，木弓未得长离手，犹与官家射麝香”[44]。

4、太行山区南部太行山南部东西两侧在中古时期也曾是猎鹿的好去处。东侧的邺郡一带鹿类甚多，猎鹿之事时见记载。魏文帝曹丕与其族兄之子曹丹出猎，“终日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它书皆引作二十)。”[45]在当时的工具条件下，如果没有较大鹿群存在，以数人出猎一天即能猎获九头獐、鹿，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曹魏时期，国家曾在这一地区设置了大型苑囿，禁止民间猎鹿，致使荥阳周围鹿群成灾，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大臣高柔极力主张取消禁令，听民捕猎[46]。直到唐代中期，温县(今河南温县)人捕猎还可猎获到獐和鹿[47]。济源一带在唐代亦为猎鹿之所，637年唐太宗曾率队前往济源之山狩猎，所获之鹿被送往有司造脯醢以充荐享[48]；裴休兄弟在济源时，曾有猎人以所获之鹿相赠[49]。至于其西侧诸州，也颇有猎鹿的记载，比如隋代皇帝就曾在汾阳宫附近(位于今阳曲)举行围猎，随猎的杨暕“大获麋鹿以献。”[50]再往南的潞州林虑山区，也是鹿类甚多，708年8月，唐中宗曾亲自“逐鹿于潞河”[51]。

在中古文献中，我们尚未找到关于黄河下游地区猎鹿的记载，虽然不能因此认为当地完全没有捕猎鹿类的活动，但与前述地区相比要少得多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猎鹿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所需鹿类产品。鹿类动物遍身是宝，比如鹿茸、麝香、鹿角胶、鹿骨、鹿尾、鹿筋、鹿胎、鹿肾等等都是十分名贵的中药材，鹿皮可以加工制成各种服饰，而鹿肉则具有很高的滋补营养价值。在中古时代，鹿类产品已被广泛地开发利用，比较显著的是它们的药用，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孟诜的《食疗本草》和苏恭等的《新修本草》，都十分强调鹿产品的医药价值，尤其是麝香非常广泛。不过，作为药材的鹿产品，流通区域较广，华北居民所用的未必即产自当地，故对此我们不作详述。但当地人所食用的鹿肉，则应为本地区所出产，文献中关于加工食用鹿肉的记载为数不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地鹿类资源的丰富程度。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卷8、卷9中记载有多种鹿肉加工，如以獐、鹿肉加工“五味脯”、“度夏白脯”、“甜脆脯”和“苞牃(以鹿头为原料)”等等。此外，在当时，獐、鹿肉还可以加工酿制成肉酱，该书卷8就对采用獐、鹿肉加工“肉酱”和“卒成肉酱”的方法进行了专门讨论。在《齐民要术》有关加工烹饪方法的记载中，獐、鹿肉出现的次数远超过除鱼之外的所有其它野生动物，如兔、野猪、熊、雁、鸧、凫、雉、鹌鹑等等，这说明在各种野味肉食中，贾思勰显然最为重视獐肉和鹿肉，也说明獐、鹿肉在当时是比较常见而易得的野味食料。直到晚唐五代时期，韩鄂在《四时纂要》中仍记载有用獐、鹿肉加工的“淡脯”、白脯和干腊肉的方法[52]。这两部关于农事和日常家庭生活的著作一再谈论鹿肉的加工食用，并与牛、羊、猪肉相提并论，表明鹿肉在当时并非太难得的野味。

关于唐代上层加工食用鹿肉之事，史书记载甚为不少。唐制规定：宫廷所需肉酱的加工事务，由光禄寺掌醢署负责，肉酱种类则是鹿、兔、羊、鱼等四醢[53]。在祭祀供品中，则有鹿脯、菁菹鹿醢、葵菹鹿醢等等鹿肉加工食品[54]。除了鹿肉酱之外，当时甚至还专用鹿尾作酱，安禄山就曾向唐玄宗进献过鹿尾酱[55]。在唐代，皇帝常以赐食表示对大臣的褒宠，其中鹿肉是常赐的肉食口味之一[56]。唐玄宗天宝时期，哥舒翰与安禄山、安思顺之间发生了矛盾，唐明皇想作和事佬，趁其三人来朝之机设宴招待他们，“诏尚食生击鹿，取血瀹肠为‘热洛何’以赐之。”[57]这些事例说明，在唐代上层社会的饮食中，鹿肉食品是相当常见之物。

百姓食用鹿肉的实例文献记载虽然不太多，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比如《颜氏家训》载：北齐时，有人用数块獐肉招待女婿，而女婿竟认为岳父真是悭吝至极，因此非常愤恨以至举止失态[58]，这说明獐肉在当时并不算是珍贵难得的美馔。隋唐之际的王梵志曾在《草屋足风尘》一诗中谈到：贫困人家食具不完，有客相过，仅能以“鹿脯三四条，石盐五六课(颗?)”相招待，也说明当时在某些地方鹿肉并非难得的珍味，所以贫穷人家也能存些鹿脯即干鹿肉[59]。颜真卿在生活穷困、妻子生病时，曾向李太保某乞讨过新好的鹿肉脯[60]。如此之类，不一一具引。

要之，在中古时期，华北不少地方捕猎鹿类的活动仍相当频繁，猎鹿活动发生的地域，以本区西北部为主，这也与当时西北部地区鹿类资源较丰富的情况基本相合。但东南部也有一些鹿类栖息，特别是在丘陵山地鹿类也还比较常见，何以这些地区不见有猎鹿的记载，尚待查证。同时，尽管中古华北鹿肉不如家养畜肉那样易得常食，但也远不象晚近时代这样稀罕，故当时文献之中还颇有一些关于鹿肉加工食用的记载，特别是指导日常生计的《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等，都专门提到鹿肉加工方法，这从另一侧面证实当时华北地区尚存在较为丰富的鹿类资源。四、从鹿类推测中古华北生态状况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对中古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已经取得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只是我们对于不同鹿种的分布密度，尚无法作出具体判断。这一方面是由于鹿是移徙活动的，即使在当代，也很难就某个地区野生鹿类的分布密度获得一个精确的数据，通常只能采用标志重捕法，或者统计捕获率、遇见率等等，取得一些相对数值；另一方面更由于现存中古可供利用的相关数据实不足以作这方面的尝试。因此，我们只能就总体情况概略地说，当时华北仍有不少地方存在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之所以作出这样的估计，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文献有不少关于白鹿、白獐和贡麝、麝香及其它鹿产品的记载；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关于猎鹿活动的记载中，时而出现相当不小的捕获数字，而文献关于食用鹿肉的记载亦可为此提供佐证。隋唐文献不时记载有獐鹿进入长安城中、甚至闯到皇宫附近，我们可据以推测：当时长安附近、关中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甚为可观。

在界中，任何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都是与一定的生态环境，包括无机环境和生物环境相适应的。就生物环境而言，各种动物的分布范围、种群大小和密度高低，既取决于食物资源的分布及其丰富程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不同动物之间复杂的竞争、共生与捕食关系的；而所谓动物，则与人口密度、经济生产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动物种群数量的增长与减少，分布区域的扩大与缩小，绝对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对生态环境及其变化的综合反映。相应地，特定区域中动物、特别是某些典型动物的种群大小及其分布情况，也就成为判断该区域整体生态状况的重要指标。这就容许我们根据鹿类的情况，对中古华北的生态环境状况稍作推测。

首先，鹿类作为典型的食植(食草)动物和重要的经济动物，其分布范围与种群大小，既与森林、草地特别是其中可食林、草种类的分布与丰俭程度直接相关，更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经济活动强度（在农业主要是土地开发强度）有很大关系，人口增加、土地开发，以及相应发生的森林、草地的减少，必定会导致鹿类种群数量的下降和分布区域的缩小。从较长的时段来看，这种关系是比较清楚的。以《诗经》时代与中古相比较，前一时期人口尚少，华北还存在着广袤的森林和草场未遭砍伐开垦，鹿类喜食的植物如苹、蒿、芩之类仍很丰富，“畋猎”虽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民俗与国法对野生动物的季节性保护还是相当严格的，所以其时华北地区还到处是“呦呦鹿鸣”的景象。但到了中古时期，森林植被状况已大不如《诗经》时代，与远古更无法相比，故鹿类的栖息范围及种群数量相应地也就小得多，曾经是鹿类优势种的麋鹿，种群数量更是明显减少。只是与晚近时代的情况相比，中古华北的鹿类资源仍可谓丰富。

仅就中古时期本区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情况而言，其与自然生态和经济变化之间的相关性也有一定的显现。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从分布区域来说，以西北山地高原区较为丰富，北部边缘地带因属草原或毗邻草原，其种群数量更是相当庞大；而文献关于其东南部鹿类的记载相对较少，且现有的记载亦大抵多在拥有山地丘陵的州郡。这些情况，毫无疑问与有关地区的农业开发强度较弱、林草地较多有关，可与森林、草原变迁的成果互相映证[61]。

进一步检核各类史书的相关记载还可发现：它们主要出自唐以前的文献，出自唐代文献的则较少。这似乎表明，中古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存在着前丰后俭的情况。我们知道，魏晋北朝时期，北方地区长期处于战争动乱状态，人口密度一度下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土地荒芜的情况十分严重，农业经济曾经相当低落。但这种令人慨叹的社会经济衰退，也带来了一个从生态的角度看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后果：即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特别是草场和次生林的扩展。由于这种恢复和扩展，鹿类等野生动物获得了扩大其种群数量和栖息范围的机会。故此，魏晋北朝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特别是关于白鹿与白獐出现的报告较多，涉及的地区也较广，连在汉、唐时期均曾是农业繁盛、人烟稠密的东南部地区，也分布有相当多的梅花鹿和獐。但是，随着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逐渐恢复并取得进一步，人口密度逐步提高，一度荒闲的林草地又被复垦为农田，丘陵山地的林木亦由于各种需求的扩大而大片地遭到砍伐，可供鹿类活动的空间再度渐趋减缩，其种群数量亦渐减少。如此一来，唐代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不如前一阶段多，乃在情理之中。反过来看，中古华北鹿类的种群数量、地理分布及其变化，亦正是对当时森林、草地盈缩变化的间接说明。

其次，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是判断一个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好坏的重要标准。鹿类作为动物界中的一个族类，虽不能完整地反映某个区域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但仍可据之对动物种类多样性与资源丰富性作出某种推断。这是因为：其一、鹿类曾是华北最为重要的野生经济动物，自远古以来即是当地人们捕猎的首选目标，仍有较多鹿类可供捕猎，即意味着尚有众多其它可供捕猎的野生动物；其二、在各种高等食草动物中，鹿类是对生境、特别是林草地的要求比较严格的一类，鹿类的种群数量和地理分布对生态环境的改变反应比较灵敏，有较多鹿类存在，即意味着整个生态环境尚称良好，其它野生食草动物亦应较为丰富，至少在华北这样的自然环境下是如此；其三、鹿类动物是生态“食物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食物链”中，鹿及其它食草动物属于“一级消费者”，是大型食肉动物的捕食对象，数量众多的鹿类及其它食草动物存在，为食肉猛兽提供了食物条件，相应地，后者亦必定存在着一定的种群数量。

也许对当时文献关于猛兽的记载略加征引，有助于进一步阐明以上观点，并增进我们对中古华北野生动物资源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整个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

曹魏时期一位名叫高柔的大臣，针对朝廷禁止百姓在禁苑中捕鹿发表了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议论。据高柔称：由于国家禁止在苑囿一带捕猎，致使方圆千里之地，鹿群恣意繁衍，附近以耕稼为生的百姓深受其害。他非常忧虑地指出：当时“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元元之命，实可矜伤。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损者甚多。”[62]因此他主张放宽捕禁，允许百姓猎鹿。为了陈明利弊，他还特地作了如下的估算，称：

……今禁地广轮且千余里，臣下计无虑其中有虎大小六百头，狼有五百头，狐万头。使大虎一头三日食一鹿，一虎一岁百二十鹿，是为六百头虎一岁食七万二千头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为五百头狼一岁共食万八千头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间，是为万狐一月共食鹿子三万头也。大凡一岁所食十二万头。其雕鹗所害，臣置不计。以此推之，终无从得多，不如早取之为便也。

篇（3）

(2)公路上边坡。公路上边坡的崩塌可以分为三种，分别为滑坡型、流动型以及落石型。①滑坡型:这种滑坡型崩塌就是岩层在外力的作用下剪断，岩层中的软岩出现滑动，这个问题经常出现在路基以及土层间存在软弱夹层的岩体上;除此之外，基岩上有岩屑等杂物时，杂物也有可能会沿着岩层的表面滑落发生崩塌。②流动型:流动型崩塌主要出现在下雨之后，岩体上的岩屑、砂石等松散的物质在水的影响下而出现流动型崩塌，这种崩塌类型没有剪切滑动面。③落石型:所谓落石型就是在比较陡的边坡上出现很多裂缝，落石会沿着裂面发生，长时间下来裂缝就会扩大，降雨之后裂缝中就会存水，由于压力的作用而出现崩塌。由此可见，当边坡高度大时，这三种崩塌类型发生的几率都比较大。

2公路防护坡与生态环境建设的种类

(1)框格防护。在冲刷限于框格内的范围内时，可以采用框格防护和种草防护结合起来的办法，能够有效的提高防护的效果，另外还对环境有很大的美化作用。这种防护方式经常用在路基下边坡，这是一种辅的方式，除了一定的防护能力之外，还具有美化的作用，特别在互通立交范围内的边坡使用的最为广泛。框格形状可以随意做出各种形状，框格防护措施同时可以用于土质上边坡防护，一方面能防止边坡受到冲刷，两一方面还能起到美化的作用。

(2)边坡生态防护。边坡生态防护也就是边坡植被，是依靠植物的根茎同土壤之间的附着力来加固边坡的，这种防护方式既能减少水土的流失，还能保护生态，美化环境，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现如今这种防护方式已经收到广泛的使用。生态防护包括在边坡上种草、种树等，由于很多地区的可供挖取的草皮缺乏，因此种树就更便利一些;种草要选取耐寒、耐旱、根系茂盛的品种。

(3)封面。封面的防护形式包括抹面、锤面、喷浆以及喷射混凝土。①抹面和锤面的防护使用年限较短，在公路的使用机会比较少，特别是在高速公路的边坡上还没有使用过，针对路基较低的情况时可以使用抹面防护的方法，适当的加入一些草籽，一方面能起到防护的作用，另一方面还能起到绿化的作用。②喷浆和喷射混凝土这两种防护方法通常用在坡面不整齐的边坡上，能够有效的封闭边坡上的裂缝，方式水流的进入，从而防止裂缝的侧向水压了冰裂，另外还能防止边坡岩石继续风化。

(4)护坡。所谓护坡就是指在稳定的边坡上铺砌块石或混凝土预制块等材料，防止水流对边坡的冲刷，护坡的铺砌方式通常采用浆砌。这种防护措施多用在河滩或是一些滞洪区域的路基上，防护的高度要在洪水位加上浪高和壅水高之上;除此之外，对路基边坡侵占河道时也要使用这种防范措施。在软土地基的路堤护坡，在没有水流冲刷的影响下，也可以采用干砌片石护坡，能够有效的适应地基沉降而导致的边坡变形。

(5)护面墙的修筑。护面墙是上边坡的一种最有效的的防护方法，护面墙就是为了防止环境对软质岩层、挖方边坡以及容易受到侵蚀的土质边坡而修建的墙，护面墙常见于泥质土层、软质岩层以及破碎的岩石地段，能够有效的防止边坡受到风化，防止上述所说的三种崩塌问题的出现。护面墙可以分为三种:孔窗式护面墙用于有坡度的边坡上，实体护面墙适用于大多数的土质以及岩石边坡，拱式护面墙适用于岩层比较完整的边坡上。护面墙的顶部采用原土来夯实，能够有效的防止水流冲刷对墙体产生的破坏，在修筑之前要对边坡进行清理，把松动的岩石和土层清除掉。

篇（4）

一方面，在我国这样包含很多民族的国家中，所有少数民族的独有语言都是客观现实，是民族历史长期发展形成的，是构成少数民族特征的重要标志。各少数民族群体十分热爱自己的母语，都有维护自己母语、捍卫母语使用权利的与生俱来的感情。尽管有的民族人口极少，其母语的功能严重受限，语言活力急剧下降，正处于濒危或走向衰亡的边缘，但这些少数民族群体依然对自己的母语感情深厚，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语言从此走向衰亡，这是一种固有的内在的语言感情。另一方面，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里，少数民族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语外，还兼用国家通用语———汉语普通话。少数民族如果不兼用通用语，就无法与外族沟通交流，无法参与经济建设，民族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正因为如此，目前各少数民族群体都有着学习和使用汉语的自觉的普遍要求，而且这种要求的呼声越来越高。结合以上两方面的客观事实可以看出，在我国推行双语是有着客观依据的，是有助于民族团结发展，适应民族全体成员共同意愿的，因而也是必要的。

2推行双语的优越性

无数事实与人类语言技能分析证明，双语是适应人类自然天性与社会需求的一种现象。人类大脑的自然天性让人可以同时具备很多种语言的学习与使用能力。从古代开始，人们就为了拓宽交际领域，在多民族多语言的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发挥着这个天生的能力。在当今科学技术的推动之下，差异化文化与语言之间的碰撞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广泛且深入，全球化发展进程也持续加快。在这种发展形势之下，地域通用性语言在国际交流中发挥着更强大的作用，这让双语技能在人类交流活动中日益重要，获取双语技能已然成了发展与进步的必经之路，是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语言使用的未来发展方向。多掌握一种语言，就好比多了一只看到更广泛世界的眼睛，也好比走入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就能扩大交流的范围，就能更加便利地学到新知识和新文明成果。正如2008年，Emerson所说的，语言掌握的越多就意味着朋友越多，就意味着艺术与贸易越多，就意味着人的价值就会提升很多。法国有句格言说的好，懂得两种语言的人相当于两个人。虽然越来越多的族群需要使用国际通用语、地区或国家通用语，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要放弃自己的母语。在通过通用语投入到经济发展、文化交融的时展洪流中的同时，还需要保护和留存具有族群特色的语言文化，保存历史积淀形成的经验与记忆，构造包含特色民族文化的知识框架。本族语是少数民族族群整体和个体的宝贵财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绝不应该丢弃和遗忘的瑰宝。如果本族语消亡，那么它所承载的传统知识、文化、习俗等一切表明本民族身份和特性的东西都一去不复返，这将会是人类付出的惨重代价。因此，推行双语是既能够开阔眼界、吸纳先进科技进而寻求共同发展，也可以维持并继承民族特色的传统语言文化的两全之策。

3推行双语的重要性

语言和语言的区别并不在于构造系统方面，所有语言都是能够适应社会现实的独立系统。当然，不同语言之间是有生命力旺盛和衰弱之分以及使用功能的区分的，同时每种语言的政治地位与官方维护力度也有所不同。作为通用语的汉语文在中国是应用性最强、最利于提高发展潜力的语言，各民族群体之间的沟通交流、现代化进程中新知识新信息的获取、经济建设的参与和投入等无一例外都离不开汉语这一通用语。因此，少数民族在留存自己母语的同时加强国家通用语的学习是符合现实需要的。首先，国家通用语的学习是提升国家认同感、中华民族认同感的重要表现。在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汉语文已成了我国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经济领域、传媒领域、服务领域、信息领域的唯一指定标准。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文的诉求或希望持续提升，他们习得汉语的同时也将汉语使用推入了更加规范、更加标准的地位，是强化对国家通用语言的认同的过程，是中华民族认同感的重要体现（周珊，2012：131-132）。其次，国家通用语的学习和掌握是少数民族群体参加国家建设的重要途径。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具有维持族群传统文化和地域交流的社会功能，但是一旦少数民族成员成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时，就必然会选择国家通用语。再次，国家通用语是少数民族群体学习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现代信息交换的重要工具。我国颁布的通用语言文字法要求，出版书籍、学校、传媒方式、信息产品等都应当使用通用的语言文字。所以，少数民族成员唯有学习并掌握通用语言才可以获得大量社会资源，进而学习掌握现代科技，更快地进行现代信息交换。最后，国家通用语是各民族之间沟通和交往的纽带。国家通用语的普及是各民族交往的联络纽带，也是现代社会中协调人际行为的重要手段。然而，对于国家通用语的学习和掌握并不是要以牺牲本族语为代价的。双语和本族语言的保留并非处于对立状态，它并不是让本族语言逐步走向衰弱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因此有必要在全社会尤其是多数人群体中普及和增强双语观念，提高他们对双语现象的正确认识，这对少数民族群体在双语状态下维护和留存本族语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多数人群体的语言观念与濒危语言的生态环境有着微妙的关系：经历了很长时间形成的主流文化的多数成员的族群，已然习惯了其他族群成员学习其语言但他们并不用接触其他族群的语言这种思维，因而他们常常无意识间忽略了双语能力的培养，进而影响其对其它民族语言文化的理解与接受，同时他们也不会在乎其它民族语言的消亡问题，无法体会语言族群处在强势语言包围中的弱势遭遇，甚至部分强势语言族群还会以言语增强弱势语言族群的语言压力。相反，若是双语现象能够成为一种更加普遍的现象，那么少数成员的族群就不会轻易在语言选择上被迫丢弃自己本族的语言；同时，若是语言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族群，其成员可以掌握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少数成员的族群的语言，让语言达到一个平衡发展的状态，所有语言都能经常在各个场合中使用，那么语言就不会轻易陷入濒危的境地。

二推行双语要树立的正确观念

和谐发展基于我国少数民族兼用母语和汉语这个客观存在的现实基础，戴庆厦（2013）提出解决国内少数民族双语问题的绝佳方式是共同发展，也就是不仅要大力维护其本族语言的延续，同时也要给他们提供更加广泛的机会接触汉语这种通用语言，一定要让其本族语言与通用语在社会交际过程中形成互补，共同繁荣。具体来说就是要树立科学的双语理念，正确认识少数民族语言活力和语言功能的变化以及安排好母语与通用语的和谐关系。

1坚持科学的双语理念

双语理念是对待民族语与通用语的基础性观点与手段，是民族理念以及语言理念的关键成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统一国家，双语现象在我国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正确认识少数民族的双语问题，形成正确的双语理念对发展少数民族、促进多民族团结、推动国家稳步发展十分关键。正确的双语理念的核心内容是始终遵循双语之间的平等。各少数民族语言，不管使用成员数目与使用功能怎样，都应当具备和普通话相同的语言地位，都应当受到足够的语言尊重。我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如果由于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成员较少、使用领域较小，就忽略其存在价值，任由其逐渐消亡，就会威胁到我国的语言生态环境。至于通用语，少数民族已理解和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也应该充分尊重他们学习通用语的愿望和要求。另外，不能把族群语言只是当成汉语学习的辅助手段，虽然很多时候，进行汉语教学都将少数民族语言视为辅工具，但这并不是保护少数民族母语的唯一目的。除此之外，保护少数民族语言还有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满足少数民族的感情需求和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等重要作用。

2正确认识少数民族语言生机与语言使用功能的改变

语言生机是动态化成长过程，所有语言使用领域与功能都在持续改变着。在同一个社会里的不同语言由于客观存在的差异，在语言活力、使用功能、使用范围等方面必然会出现相互排斥和竞争的局面。尤其是在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的当今时代，在这样的竞争当中，那些使用人口较少、使用范围受限的弱势语言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随之而来的是语言功能不断衰退，语言活力急剧下降，有的甚至走到了濒危和消亡的边缘。这是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面临的一个客观事实。但这个客观事实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此束手无策，更不代表着可以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大部分的少数民族仍然以自己的母语为日常交际工具，并且他们对自己的母语感情深厚，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怀。少数民族母语既是本民族的标志性特征，同时也是推动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必然性辅助工具。因此，不能任由少数民族语言自然消亡，而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和抢救它们，应该帮助少数民族群体使用和发展自己的母语。

3科学安排好母语与通用语的关系

所有语言都有特定的使用功能以及一定范围的使用领域。各语言之间使用功能必然会有强弱的区别，使用领域的大小也不尽相同，然而任何语言的作用都是其它语言难以取代的。少数民族母语和通用语各自具备不同的作用与功能，在各不相同的使用领域与范围内，能够发挥其本身的优势。少数民族母语在族群成员家庭或成员内部，能够传递独特的情感，发挥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是族群文化背景的独有标志；在部分传统领域内，例如民间艺术、地方文化、传统仪式等，族群语言的使用包含丰富且独特的语言内涵和历史传承，尤其是缺乏文字记载的族群语言，口语中的很多内容都是其族群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族群语言的留存让那些适应自然环境的生产与生活经验顺利传承下来，特有的文化历史与传统特征也能够继续弘扬下去，上述功能是其它语言无法替代的。在当今经济迅速发展，文化广泛交融，社会不断开放的进程中，通用语言能够让少数民族族群拓宽视线，强化和外界的交流沟通，便于吸纳先进科技，从而为其提供更广阔的发展途径，这也是任何一种其他语言无法取代的功能。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母语与通用语是功能互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关系。

篇（5）

（一）遵义市经济发展状况评估1．遵义市经济产业发展现状从宏观经济变量来看，“十一五”期间遵义市经济产业发展协调度有所优化，见表1。虽然遵义市的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但在产业结构方面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现象，大部分地区都以发展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产业效益不高，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低下，见表2。尽管2010年遵义市第二产业约占GDP的比重为41．8％，但投入和产出不协调，仍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此外，自“十一五”以来，虽然遵义市已初步形成了以白酒、能源、材料、“两烟”、装备制造、名优特色食品、制药、化工、竹及竹加工、新兴产业等十大产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但新兴产业起步晚，发展缓慢。第二产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水平，对遵义市资源开发、消耗和供需都有巨大影响。产业结构只是从宏观上体现了遵义市经济发展状况，为更客观评价其经济发展状况，需构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模型。2．遵义市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模型本研究遵循“可操作性、可测性、可行性、综合性”的基本原则，从遵义市经济发展实际状况出发，在要素层方面选取了生活质量、经济效益、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和经济总量五个指标层，在指标层方面共选取了12项指标，分别为基尼系数（B1）、农民人均收入／元（B2）、资金禀赋系数（B3）、波动系数（B4）、工业产值增长水平／％（B5）、GDP增长率／％（B6）、二元结构水平（B7）、霍夫曼系数（B8）、工业结构系数（B9）、经济密度／元．km2（B10）、财政收入／万元（B11）、人均GDP／元（B12），用以构建遵义市经济水平评价体系。（1）权重赋值信息源矩阵为保证评价结果的合理、可信，本研究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权重赋值。［4］（P88～94）该方法是直接根据客观环境中的信息进行权重赋值，所以需要掌握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对总体经济水平的贡献量，权重与贡献量呈正相关。要获得不同指标的贡献量，就需要对各时间或空间经济发展因子原始数据建立矩阵，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各指标中提取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贡献，对交互指标的贡献进行定量描述，最终在识别贡献量大小的基础上，对各指标进行权重赋值，从而让权重取值尽可能地客观、合理，有可比性。［5］（P63～68）遵义市共有13个县级（县、市、区）行政单元，各行政单元的经济水平评价指标原始数据不同，根据指标的原始数据。

（二）遵义市的生态环境质量生态环境是环境管理、人类开发活动、自然条件背景共同作用的结果。区域自然条件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种类的自然生态系统，同时不同生态系统下，适应人类生存的程度，人类开发利用方式也有较大差异，由此带给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就不尽相同。［7］（P21～27）在选取评价指标时，要综合考虑各项因素，以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客观性、可靠性。本研究的要素层选取了环境污染、资源占有量、环境破坏、地貌、气候5项。并从要素层中提炼出了11个评价指标（D1～D11）：水污染负荷、大气污染模数、水土流失占比、石漠化占比、森林覆盖率、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人均耕地面积、喀斯特面积占比、山地面积占比、年均降水量、气温高于10℃活动积温。由于前5项主成分的Ed值达到了91．291％，大于一般标准（＞85％），所以主因子取前5项，计算特征向量并得到主因子荷载矩阵，再采用EOF法求出因子荷载矩阵。最后根据回归方程，并作归一化处理求得各指标的标准权重，见表6。最后采用模糊隶属度函数求出指标隶属度，并应用评价指数计算模型计算出遵义市生态质量评价指数。通过表7，可以看出遵义市大多数年份的生态质量评价指数在0．5以上，表明其生态环境质量整体良好，在今后的发展中，遵义市具备一定的生态环境优势。

二、遵义市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度

在对遵义市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状况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将构建协调发展度、协调度模型来对遵义市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度进行分析。

（一）协调发展度与协调度模型本研究选用了离散系数表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离散系数表示的是组间数据的离散（或变异）程度，比较的是多组数据的变异度。由于观察值在数值含义、单位方面的不同，所以比较不同观察值的大小无实际意义，但是变异系数表示的是没有单位的比值，所以可对不同单位的观察值离散程度进行比较。离散系数（C）为标准差（S）与均数（X）的比值，代入标准差计算公式得出离散系数计算公式。

（二）遵义市协调发展度与协调度分析将计算出的经济发展评价指数、生态环境评价指数代入协调度（CV）、协调发展度（H）计算模型中，即可计算出遵义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的CV、H及综合评价指数，见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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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耦合度模型耦合是复杂系统通过系统内各子系统或要素相互作用与影响，促进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并且决定着系统相变的特征与规律［26］。区域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可耦合成区域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耦合度是用来度量子系统的相对离差系数，式中，C表示复合系统的耦合度，C∈［0，1］，C值越小，表明系统间相互关联程度越低，协调性越差;C值越大，表明系统间关联度越强，协调性越好。k为调节系数(k≥2)，本研究对象涉及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故取k=2。

1．3耦合协调度模型一般情况下耦合度难以反映复合系统的整体功能和综合效益，为了客观评判复合系统整体协调水平程度，本文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参照廖重斌等［27］的研究，耦合协调度计算公式。式中，T表示复合系统的综合效益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因发展旅游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对区域而言同等重要，故这里α、β均取值0．5。D表示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D∈(0，1)，D值越大，表明复合系统的整体功能和综合效益越好。

2区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2．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区域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是非线性的复杂系统，影响两者协调发展的因素很多，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典型性、可获取性和一致性等原则，遴选相关指标构建区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其中反映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状况选取旅游总收入、国内旅游收入等10项评价指标;反映区域生态环境发展状况选取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等10项评价指标。表1、2中各项指标数据来源于2001—2013年《安徽省统计年鉴》［28］，个别缺失数据通过2000—2012年安徽省及16个地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补充。

2．2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我们将表1、2的原始评价数据采用式(1)、(2)进行标准化处理，为尽量减少主观因素对评价指标权重的影响，将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按照一般要素成份特征值＞1及累计方差贡献率≥85%的取值原则，分别提取旅游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主成分。旅游经济系统经主成分分析得到两个主成分，那么每个指标的因子载荷为这两个主成分的因子载荷之和;生态环境系统得到三个主成分，每个指标的因子载荷为三个主成分的因子载荷之和，因此只需求出旅游经济系统的主成分A1、A2，生态环境系统的主成分B1、B2、B3。根据主成分因子载荷矩阵(表4)，计算出旅游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各评价指标的权重。根据式(1)、(2)计算安徽省2000—2012年旅游经济效益指数f(t)、生态环境效益指数g(e)，根据式(4)—(6)计算安徽省2000—2012年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C和耦合协调度D(表6)，根据表6作出安徽省2000—2012年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指标动态演化曲线。

2．3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评析从表6和图1可见，2000—2012年安徽省旅游经济效益一直呈增长态势(2003年出现小幅下降主要是受到“非典”疫情的影响)，由2000年的0．1182提高到了2012年的0．8921，并在2011年首次出现旅游经济效益大于生态环境效益，2012年达到0．8921，两者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主要是由于“十二五”以来安徽省更加重视旅游发展，通过采取扩大有效投入、调整产品结构、强化宣传营销、提升服务质量等手段，使得旅游形象进一步提升，旅游效益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方面，2000—2012年安徽省生态环境效益虽然呈整体上升的趋势，但是增幅相对平缓。由2000年的0．2505上升到2012年的0．6847，表明生态环境效益总体趋好，但是存在着一定的波动。如2001年、2005年、2010、2012年出现明显波谷，且2011年开始生态环境效益小于旅游经济效益，说明生态环境的压力逐渐加大，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业化加速，导致旅游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影响了系统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的进一步提高。总体来看，2000—2012年安徽省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呈增长态势，耦合度由0．7590上升到0．9657，且一直处在较高位运行，特别是2002年、2005年、2009—2012年耦合度接近于1，表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联程度强、协调发展好。2000—2012年安徽省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由0．3743上升到0．8771，表明系统相互影响带动程度增强，参照石惠春等［29］研究中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安徽省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2000年属中度失调衰退类旅游经济损益型，2001—2006年属勉强协调发展类旅游经济损益型，2007—2010年属中度协调发展类旅游经济滞后型，2011—2012年进入良好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目前基本实现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良好协调发展，但是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不容忽视。

3结论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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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数据来源文章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及相关计算主要来自《山东统计年鉴2013》［24］，部分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2研究方法

2.1数据处理与指标权重赋值

2.1.1数据处理由于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指标较多，为了消除指标间量纲的差异，使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需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无量纲化通常采用极差标准化处理，用于计算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中不同指标的功效系数。

2.1.2指标权重的赋值不同指标在评价系统中的重要性不同，当前学术界对指标权重赋值采用的方法众多，主要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由于每种方法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片面性［26］，本文采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求出指标权重后，再将两种方法所得权重进行综合处理，结果即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各指标权重。

2.2协调发展度模型

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状况，借鉴相关协调发展研究［3］的基础上，从耦合协调发展定义出发，建立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协调度只是反映f﹙x﹚与g﹙y﹚两个子系统有序发展关联性和互动耦合作用，并未体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为此，在协调度的基础上引入协调发展模型，以进一步反映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协调综合发展程度。通过﹙4﹚、﹙5﹚两式，测算了山东省2003年以来10a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协调发展度类型划分标准见文献［28］.

2.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预测

预测是进行决策与调控的基础，现有的预测方法主要有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法等，这些方法难以适应系统复杂、数据量少的问题.灰色系统GM﹙1，1﹚模型不仅预测精度高，也能在数据有限、系统复杂的情况下有很好的预测效果［29］.为了深入探究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在未来发展趋势及演变情况，在协调发展度结果的基础上，通过GM﹙1，1﹚模型对其未来协调发展度进行预测.

2.3.1协调发展度预测根据GM﹙1，1﹚预测模型，得出社会经济预测模型为。

2.3.2预测精度检验为了检验模型预测精度是否符合要求，根据式﹙6﹚、﹙7﹚得到2003−2012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预测值﹙见表4﹚，并将预测值进行残差检验和后验差检验［30］，结果均满足预测模型精度要求.根据表4预测值，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误差都较小，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0.96%、2.19%.故在未来经济波动幅度不大的情况下，本文所建GM﹙1，1﹚预测模型可以用来进行预测.

3结果与分析

3.1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时序变化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的趋势.从时序发展速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指数发展变化快，除2008−2009年稍有放缓之外，其他时间段均为均匀快速上升增长.与社会经济相比，生态环境则呈波浪形缓慢曲折发展.生态环境效益除在2006−2008年发展较快外，其他时间段平缓发展，且慢于社会经济.从效益指数值来看，生态环境效益初始值较高，但发展缓慢，且在2003−2006年为负增长，因而10a内变化量不大，社会经济效益初始值虽较低，但发展速度快，效益指数与生态环境差距不断缩小，自2010年超过环境效益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从效益指数变化幅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变化幅度大，平均年变化率为8.89%，生态环境变化幅度小，年均变化率仅为0.75%.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在生态经济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环境对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制约作用.山东省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大户，也是受渤海跨海通道建设影响最明显的地区之一.因此，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山东省要积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向促进和良性循环协调发展.

3.2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分析图2为协调发展时序动态，从协调发展类型来看，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处于0.660~0.852之间，即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向良好协调发展阶段转变，说明山东省当前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良好.根据协调发展度类型划标准，协调发展度可以明显分为3个阶段：2003−2004年为初级协调发展阶段，2005−2009年为中等协调发展阶段，2010年后开始转入良好协调发展阶段.在初级协调发展阶段中，经济发展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属于初级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说明此阶段山东省生态环境发展状况较好.在中等协调发展阶段，虽然经济发展仍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二者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到2009年时，生态经济转变为经济环境同步发展型，反映了此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比例配合得当.在良好协调发展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距离继续缩小，协调度不断提高，并在2010达到协调度最高点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生态环境开始滞后，生态经济在2012年开始转变为良好协调发展环境滞后型协调发展类型.在图2中，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综合评价指数和协调发展均呈平稳发展态势，反映了各指数内在的互动关系和相互约束作用.生态经济协调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综合评价指数则相对较低，表征了在测度时间段内，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虽是协调有序、相互影响，但由于各子系统低水平效益，未能使系统整体功能增强，因而协调发展度未能达到较高水平.在此阶段，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是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了在一定时期内，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主导方向是不断加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协同共生、促进物质交换频度的同时，努力提高二者的功效水平，增强系统整体功能.

3.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结果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模型，通过式﹙4﹚、﹙5﹚计算得到2013−2030年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状况，其发展趋势见图3.按照现状预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趋势将总体上处于先上升后下降状态.在协调度中，协调度曲线自2010年达到最高点之后逐渐持续快速下降，并于2030年低于0.4.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滞后，使得原本处于协调一致状态的两个子系统数量上比例失调，结构上缺乏有效的相互促进和协同一致的交换匹配，导致二者之间的演化趋势背离系统整体的良性互动，从而引发对生态经济系统的负反馈调节和约束作用，促使其协调度不断下降.协调发展度曲线初期由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提高而在发展初期不断攀升，并于2024年左右达到其最大值，但由于受生态系统协调度不断下降的制约和瓶颈作用，使得协调发展度在达到最大值之后开始下降，并呈加速衰退下降趋势.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促进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不仅要体现系统总体功效的协调，也要达到系统内部结构的和谐有序.2013−2030年是按照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自2003年10a以来协调发展变化作出的预测，是在渤海跨海通道“零替代方案”下得到的结果.然而，渤海跨海通道的建设势必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山东省生态经济的协调性，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负向影响.因而，这种只重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以环境保护发展滞后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难以维持区域的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必须在当前及未来的发展中引起高度重视.

篇（8）

比如京城百姓，危机似乎是个与之无关的告诫。除了不断上调的水费与愈演愈烈的沙尘暴之外，人们并未感受到危机的来临。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缺水的艰难；也不必操心每日的污水排向何处。近年来，北京市河湖整治大有起色，水边环境与景观得以改善，湖上又见飞回的水鸟，河里重开欢乐的游船，都成了市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注重生活质量，绿色食品虽贵，却也渐受青睐。但是，面对世上少有的这座人口千万、地位特殊、不依傍大江大河却仍在膨胀之中的超级城市，保障供水安全的巨大压力以及由此与周边地区构成的尖锐冲突，就不大被关注得到了。

要说天津市民，危机早就不是耸人听闻的传言。1981年密云水库改为专供北京城市用水，天津市饮水陷入困境。直到1983年引滦入津工程通水，才结束了天津人民喝苦咸水的历史。但是，工农业发展仍靠超采地下水在维持。目前，天津地下水漏斗中心水位下降到了105m，引起的地面沉降达1—3米不等，暴雨之后，涝水难排。城市水环境虽经治理有所改善，但是周边仍在恶化之中。2000年，因大旱连年，滦河上的潘家口水库几近枯竭，国务院第6次决定引黄济津，投巨资从千里之外的黄河紧急调水4亿m3，才解了天津渴水之急。而今，市民对生态环境危机的体会，除了水少、水脏之外，又添了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市场上农产品、水产品虽然丰富，但是谁知道是不是要命的污水灌养的呢？

至于流域中的其它地区，半个世纪以来，生态环境的急剧演变，则是经历了令人由喜转忧，由忧生畏的过程。五十年代大修水库，流域中调蓄洪水的主要场所，从平原洼淀迁移到了山区；六十年展机井，地下水位开始下降，平原区大片盐碱地变成了良田，为流域中灌溉农业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50年来，海河流域中的人口翻了一番，粮食产量却增长了近6倍。海河流域面积只有全国总面积的3.3%，人均水资源量305m3，只有全国平均值的1/7，但是人口达到1.22亿,占全国人口总数近1/10,而生产的粮食占全国1/10，人均粮食还高出了全国的平均水平[1]；同时，还要支撑起北京、天津这样急剧扩展的超级城市。流域固有生态系统的平衡，必不可免，也是无所顾忌地被打破了。

就在人们为发展的成就而欢欣鼓舞，为巩固与扩大发展而不遗余力时，流域中生态环境恶化的危机不期而至。有河皆干，有水皆污，湖泊干涸、湿地萎缩，水土流失、沙尘暴肆虐，地下水过度超采，几近枯竭，并引起了地面沉陷、海水入侵等严重问题，对流域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尤其是对于流域中、东部与滨海平原区中生活的居民来说，生态环境的危机，已是威胁生存，而单凭自身又无力摆脱的困境。

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危机与流域内人类活动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人看到了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先后赶超发达国家的历程。他们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同样产生了严重的水问题。但是，当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的水平之后，就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提供了较强的实力。但是，海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已经处于危机的状态，而人均GDP尚不足1千美元，这就迫使我们要因地制宜地探究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环境改善之路。

目前，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危机仍然处于激化的过程中，局部有所改善而总体继续恶化，且区域间的冲突加剧。本文从深入探讨危机的成因入手，提出流域治水方略调整的阶段性目标，与生态环境恢复的若干模式，建议流域生态环境恢复的研究课题。

二、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危机的症状

据有关资料的统计分析,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危机的症状主要表现为：

（1）有河皆干。根据对流域中下游5787km河道的调查统计，常年有水的河段仅占16%；常年断流（断流时间超过300天）的河段高达45%；有河皆干，不仅使平原地区失去地表水源与地下水的补给源，而且干涸的河床成了风沙的源头，积留在河道内的垃圾与污染物也成了地下水的污染源；

（2）有水皆污。流域中87%的污水未经处理就排入了河流与水库。全流域9951km的水质评价河长中，受到污染的河长（水质劣于Ⅲ类）达75%，其中严重污染（V类和超V类）的河长高达65%；水库、湖泊甚至地下水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污水灌溉、养殖已达到了威胁人体健康的地步；污水排海已对渤海湾的渔业资源带来了灭绝性的打击。

（3）湖泊干涸、湿地萎缩。20世纪50年代流域中湿地面积9000km2，世纪末湿地面积与水库面积总和只有3852km2，湿地面积减少了57%。

（4）地下水几近枯竭。目前，地下水年开采量达243亿m3，超采65亿m3，其中浅层超采24亿m3，深层超采41亿m3。从50年代以来，已经累计超采地下水近900亿，形成了9万km的超采区，和10多个大面积的地下水漏斗区。90年代末，深层地下水已形成整体联片的地下水位下降区，面积达5.6万km2。目前开采的含水层（组），将在10—15年内疏干，有3000万人生活的地区将面临地下水资源枯竭的危险。超采地下水还引起了地面沉陷、海水入侵等严重的问题。

（5）水土流失。海河流域山区面积约占流域面积得60%，地形起伏大，土层浅薄，植被稀少，森林覆盖率仅有10.4%，水土流失面积为10.6万km2，约占流域面积的1/3。水土流失成为海河流域土地退化、土壤沙质化、山地石质化的主要根源，可使原本人多地少的海河流域，进一步丧失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同时还加速河床、水库的淤积，加剧沙尘暴的肆虐。

以上介绍表明，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危机的各种症状都是以水为主体，或者说，水是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危机的核心要素。正因为如此，这场危机又被称之为海河流域的“水生态危机”。

自然界中，不同区域所形成的不同的生态系统，是由当地占优势的地理气候环境所决定的，并仅能适应环境要素一定幅度的变化。受气候波动与人类活动的影响，区域的环境要素处于不同程度的变化状态，因此，生态系统也总是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当环境中某个或某些不稳定因素的变幅或变速超过一定限度时，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会因受到强烈的冲击而紊乱，甚至发展到局部或整体的崩溃并威胁到系统自身的安全，即系统处于了危机的状态。要恢复生态系统的平衡态或重构系统新的平衡，就必须要准确把握系统危机的成因。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危机的成因分析需要从自然与人为两方面进行探讨。

三、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危机的自然成因

一般而言，在恶劣气候条件下形成的生态系统，适应性较强，但是生产力较低；反之，生产力较高的生态系统对环境平稳性的要求较高，对气候环境变化的适应性较弱，或者说，是较为脆弱的生态系统。

历史上黄河北流的自然作用与京杭运河修建的人为影响，形成了海河流域诸多河流汇聚天津入海的局面。平原上大量的湖泊洼淀，是调蓄洪水的主要场所。这种环境下形成的生态系统，对海河流域的气候环境有较强的适应性与自我恢复能力。但是，这一生态系统的产出较低。历史上，海河流域的人口比今天要少得多，但是一直需要依赖南粮北运，才能保证京京畿重地的供给。

海河流域生态系统的灾难性威胁，首先是来自于不稳定的气候环境。我国东部地区受季风气候的影响，降雨具有时空分布不均、年际变幅很大的特点。而海河流域处于半湿润的过度地带，大旱大涝、连旱连涝、旱涝交替伴生的现象更为显著。历史文献中常用“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和“一片，灭顶之灾”一类的词语来描绘大旱、大涝后的情景。例如明崇祯十年至十五年（1637—1642），连年大旱，“河北九河俱干，白洋淀涸，淀竭、河涸现象遍及各地，人相食的现象频频发生”。遭受一次严重的水旱灾害，数以万计的灾民会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灾区往往需要多年时间才能恢复到灾前的水平，同时水生、陆生的动植物种群也会濒临绝境。

可见，大旱大涝、连旱连涝的自然灾害一旦发生，不仅对人类生命财产的安全与社会的稳定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而且对于仅能适应气候环境一定变幅的自然生态系统，亦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海河流域持续大旱，白洋淀干涸7年，若不是依靠古人所不具有的筑库拦洪、机井抽水的能力，历史上华北平原赤地千里的惨景必定重演，社会经济与生态系统整体上会受到更为灾难性的打击。

除了年内年际间的旱涝变化之外，较长时间尺度的地球温暖化趋向也对海河流域产生了影响。地球气候在我国隋唐年间有过一个偏暖期，随后长期偏冷，直到19世纪后半叶，再次出现增暖的趋势，并在地球上部分地区带来降雨量总体趋减的干旱化问题。在总体转暖的过程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气温一度下降，在全球曾引起小冰期来临的恐慌；到七十年代后期，气温再度转升，全球温暖化受到日益普遍的关注。我国东部地区近百年来也呈干旱化的趋势，“这种干旱化趋势与全球增暖有一定的联系。东部干旱最突出的是华北地区”。20世纪60年代以来，海河流域呈现用水量增加而降水量总体上下降的趋势，加之人口翻番，人均水资源量从700多m3降到305m3。为支撑社会经济发展而持续增加的用水量，主要是不断挤占流域中生态环境用水的结果，使得保障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构成了尖锐的矛盾。

显然，资源型缺水是海河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的自然原因。这一认识表明，①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海河流域固有生态系统的平衡必然要被打破。由于流域固有的“自然环境”，既无力支撑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能保障流域生态系统的安全,因此，生态环境的恢复，决不能以回归从前的“平衡态”为目标，而需要发挥人类的能动力量重构新的平衡；②在重构平衡的过程中，应注重考虑增强生态系的自调节与自恢复能力，以适应多变的环境。

然而，在资源型缺水的地区，人类重构平衡的力量何在，如何把握力的作用方向与力度，如何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则需要从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危机的人为成因作进一步的探讨。

四、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危机的人为成因

海河流域自古就是我国人类活动强度较大的地区。流域内的生态系统，早已不是单纯的自然生态系统，而是自然生态与人工生态的混合系统。在该系统中，随着人工生态系比重的不断加大，系统总体上对环境平稳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脆弱性也随之加大。

因此，海河流域的发展，对水利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从历史上开运河、筑堤防，到现代建水库、挖减河、打机井，直至跨流域引水，人类需要不断规划、建造出规模更为庞大的水利工程体系，增强对水的时空分布的调控能力。对于人类来说，水利工程是将水害转化为水利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一旦疏于治水，水旱灾害就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近50年来，山区水库的大量兴建，使得流域中调蓄洪水的主要场所，由下游平原搬到了上游山区。据统计，历史上淀泊总容积最大时243亿m3，几乎相当于今天海河流域1900多座水库的总库容。但是，今天，湿地与水库面积的总和只有3852km2，仅为20世纪50年代9000km2湿地面积的2/5。水面减少，可以降低流域水资源的蒸发损失，增加大量耕地面积，满足了当时以粮为纲的发展需要。其间，地下水开发能力的不断提高，为保证大旱之年夺丰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加上跨流域引水的措施，也支撑起了大城市的发展与扩张。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海河流域的水问题日益突出，并逐步演变为生态环境的危机。

①由于连年干旱与需水量增加，水库成为重要的供水水源。水库过度拦截基流，导致河道相继断流，河流生态系统几近毁灭，并大大减少了下游平原地下水的补给源。

②流域中大规模打井，无节制地超采地下水，使得地下水位急速下降，部分地区几近枯竭。一旦无水可抽，当前依靠超采地下水维持的经济必将遭受沉重的打击。

③在流域中污水排放量成倍增长的情况下，水污染防治不力，有河皆污，更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大量有毒有害物质沉积于流域之中，导致土壤与地下水的污染，华北平原将长期受到“尿毒症”的折磨。

④山地开发，保护治理措施不力，加剧水土流失与石质化，最终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条件。由于人与自然之间陷入了恶性互动的状态，人类为了谋求生存与发展的行为，反过来威胁到了自身的福利与可持续的发展。显然，人类活动失度、失当、失控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人为原因。

从深层次上进一步探究，生态环境危机的发生，表明我们长期缺少对生态系统价值的基本认同与保护意识，缺少能够有效促进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流域水管理体制，缺少把握适度、激励自律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运作机制，缺少公正、广泛的社会监督体系。在资源型缺水的海河流域中，用水浪费的现象却十分普遍，污水的处理率与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率也都很低，许多转变观念、健全管理、利用成熟技术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依然严重存在。有法不依、执法犯法，社会腐败的风气更是庇护了部分人贪得无厌、急功近利、掠夺资源、牺牲环境的行为。而这些问题，恰恰是人类活动失度、失当、失控，却难以适时纠正的根源。

上个世纪中，一些起点较低、而人均GDP陆续超过了10000美元的国家（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虽然也付出了牺牲环境的代价，但是同时积累起了相对雄厚的资本，为随后大规模的环境治理奠定了经济基础。然而，在海河流域的发展模式下，生态环境已经进入了危机状态，人均GDP依然不过1000美元。这种发展模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却无力为环境的治理积累起资本。传统的水利工程体系，只是为了保障这种发展模式而规划、建设与运用，以至于会被一些人误判为造成流域生态环境危机的“元凶”。

以上探讨表明，在资源型缺水的海河流域中，生态环境危机的克服，不是现行水的管理体系与管理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背景下，流域中的水利发展必须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与土地利用方式的调整，海河水利自身面临着发展战略与治水方略调整的重大课题。

五、海河水利发展战略与治水方略调整的阶段性目标

海河流域目前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阶段。生态环境危机的发生，既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又是产业结构大调整的动因。在这一转变中，新的平衡尚难达到，但是人与自然之间恶性互动的关系必须扭转。水利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环节，必须适时调整发展战略与治水方略，实现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向可持续发展水利的转变。

现代水利在其成熟的过程中，为了适应社会发展不断提出的更高的需求，必须不断增添新的功能，突破传统观念，调整管理体制，改进技术手段，扩大投资规模。表1说明，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用水量与用水保证率大为提高，传统工程体系无力解决区域与城乡之间水资源合理配置等问题，需发展资源水利；接着，水体污染与其它水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为了解决水质、水量统一管理等问题，形成了环境水利；其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了建立安全、舒适、秀美、亲水的生活环境，诞生了景观水利。至此，现代水利的发展，还只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求。随着人们对生态系统价值观念的改变，人类认识到水利不仅要考虑人的需求，也要考虑生态系统的需求，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又发展起生态水利。

资源水利、环境水利、景观水利与生态水利，不是治水阶段的更替，而是现代水利内涵的逐步扩展与提高。每上一个台阶，都意味着在观念意识、管理体制、技术手段、投资规模等方面的突破性进展；都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提高，而不是对原有基础的否定。现代水利，如果不能在各层面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就无力解决相应各层次的问题。

对比表1可知，我国现代水利的发展，欠账太多，远远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流域过去的水利建设，无疑为今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如今愈演愈烈的生态环境危机，又暴露了现有水利系统应付新问题的能力不足。水利系统如果要胜任生态环境恢复的重任，必须在观念、管理、技术、资金等几方面逐步谋求实质性的突破。

海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在水利发展战略与治水方略调整目标的选择上，不宜简单划线。景观水利与生态水利的层次目前只有局部地区有能力追求，大多数地区近期有可能解决的问题仍属于资源水利与环境水利的范畴。

六、海河流域生态环境恢复的若干模式

在过去短短的50年中，海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态环境的危机在一些区域已经达到了威胁可持续发展的严重程度。生态环境的恢复，成为海河水利的重要使命。

在人类活动密集、资源型缺水的区域，生态环境危机的形成，往往意味着环境要素的变化超出了自然界自身能力可恢复的范畴。因此，生态环境的恢复，难以简单地通过人类活动的退缩而回复到过去的状态。根据林镇洋等（2001）的综述，生态环境的恢复有四种模式可以选择，即复育、修复、改善与再造，其特征经整理，列于表2。

针对海河流域发展不平衡的特征与生态环境危机的不同表现，流域内生态环境的恢复，不可能仅仅依靠某一种形式，而是需要因地制宜选择不同的形式，或者是多种形式的综合运用。比如城市周边保护与恢复部分天然湿地，可称之为修复；而围绕南水北调工程制定海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恢复计划，就是一次重建新的平衡的再造过程。

无论是复育或修复原有的生态系统，还是改善或再造新的生态环境，首先都必须充分考虑到海河流域气候环境波动起伏大、易大旱大涝的基本特点，将保障生态系统的安全作为基本的前提。海河流域中的生态系统是依赖水利系统维护的自然与人工的混合系统。系统安全性的保障，需要从两方面考虑：①增强对生态环境的调控能力，将环境要素的变化控制在生态系统可承受的限度之内；②对生态系统进行调整，增强系统自身对环境变化的承受能力与自调节能力。以下结合三个具体方案作初步的探讨。

1、推行泛滥允许型的治水模式

海河流域各条河流在山区具有远近交替分布的特征。对于局部暴雨形成的洪水，可以通过在平原上沟通河道间的横向联系，利用河网使得洪水在平原上尽可能得以分散，增加回补地下水的机会。流域山区大量水库的兴建，使得平原地区洪水的压力有所减轻。除了重点保护区的堤防之外，一般河段的堤防，不宜再继续加高。适当允许洪水泛滥，并在面上考虑进一步的减灾措施，以控制洪水的淹没范围、最大淹没深度与淹没持续时间等，既可将灾害损失控制在可承受的限度之内，又能使地下水得到较多的回补，还可以产生滞水、冲淤、冲污、洗碱、淋盐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综合效益。1996年海河南系诸河发生了1963年以来最严重的洪水。在已有防洪工程的调控下，虽然造成了一定范围的淹没损失，但是，地下水得到了明显的回升，为随后两年农业的丰收，奠定了基础。由于流域中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方面的重大变化，使得我们已经有可能考虑泛滥允许型的治水模式。

2、在蓄滞洪区部分恢复湿地

海河流域中下游平原一些蓄滞洪区，过去都是湖泊洼淀，具有调蓄洪水的功能。现在湿地大量消失，被改造成良田。随着经济的发展，今后分洪阻力与分洪风险增大，一旦分洪运用，国家补偿的负担很重。如果在蓄滞洪区中恢复部分湿地，不仅可以降低分洪阻力，减少分洪损失，减轻国家的补偿负担，而且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恢复。

海河流域中，只有大城市的排污河呈水量稳定增长的趋势，但水质很差。污水用于灌溉，生产的粮食、蔬菜，已经威胁人体健康；排入渤海湾，导致了优良鱼种的消亡。中小城镇与非点源污染完全依靠污水处理，代价太高，超出现有的经济实力。如果仅对污水作满足湿地利用的低级处理，则成本较低，然后利用湿地可对污水作进一步的降解。据调查，许多城市地区的非点污染源（磷、氮、重金属、悬浮固体、生化需氧量）可以在湿地内大量被去除（由于沉淀、植物吸收及分解），去除率可达50%—90%，有效地改进河流水质。在许多河流中，非点污染源所占的比例，高达50%以上，比点污染源还要重（郭振泰，1995）。因此，将洪水资源化与污水资源化结合起来，有望解决维持湿地的常年水源。

目前，蓄滞洪区中生活着数以万计的群众。单纯限制经济发展，蓄滞洪区群众的生活无以改善，承灾能力低下。有的靠直接引污水灌溉、养殖，长期下去必将导致蓄滞洪区生态环境的恶化。而通过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进，在蓄滞洪区中合理规划、建设以水库、苇地、水田、鱼塘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湿地，增设水的内循环系统，使水库存水在水库与苇地间往返流动，死水变活，改进水质，再供给水田与鱼塘，蓄滞洪区将不仅能够维持调蓄超标准洪水的机能，而且能够在平时增强抵御旱灾的能力，发挥改善、恢复生态环境的作用。达到这一目标，蓄滞洪区就有条件重点发展绿色农业、湿地经济、旅游经济等，有望创造更好的价值。

3、发展河道滩地型污水治理工程

重现河水清流，是海河流域生态环境恢复的基本要求。然而，流域中有水皆污的问题至今仍然愈演愈烈。2000年全流域废污水排放总量比1980年增加了一倍，其中87%未经处理就排入了河流与水库。今后，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废污水的排放量会进一步增加。如果真想实现恢复河水清流的目标，单纯寄希望于污水处理厂的建设是绝对不够的。

污水，一旦进入了河道，就相当于进入了水利部门的领地。利用水系之间的沟通，水利部门目前已经在努力通过合理的调水措施，对严重污染河段的水体进行稀释、置换，控制水的污染程度。但是，在资源型缺水的海河流域，除了特殊重要的城市河段之外，这种措施无能为力。在干旱缺水的年份，即使是污水，也会被步步拦截，直接用于灌溉、养殖。为了恢复河水清流，水利部门必须突破现行观念、管理体制、技术与资金投入渠道等方面的障碍，勇于承担起污水治理的重任。

目前，海河流域中，即使排污河两岸的滩地，也被用来种植庄稼，直接引污水浇灌。长此以往，后患无穷。如果利用河道滩地发展生物-生态污水修复技术（董哲仁，2001），以高水无碍行洪为原则，低水期间，抽污水上滩，经过沉淀、植物吸收及微生物的转移、转化及降解，较清的水回流河道，循环往复，是恢复河水清流、又成本较低的办法。

七、海河流域生态环境恢复的基础课题

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恢复，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海河水利的重任。治水思路的转变、流域水管理体制的完善，治水对策、技术的发展，水利投资渠道的拓宽等等，是实现流域生态环境恢复的必要前提。传统水利虽然极大地增强了流域中调控水多水少的能力，支撑了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难以胜任流域中协调配置水资源、恢复与保护生态环境的重任。为了摆脱困境，必须大力加强前期基础研究，具体建议如下。

1、健全流域水管理体制。资源水利、环境水利与传统水利的一个基本的差异，在于单靠局部地区的力量，已难以解决自身的问题。过去可以筑堤保一方平安，打井供一方水源；但是在水资源合理配置与水环境恢复的问题上，区域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这就需要流域水行政管理机构从全局出发，发挥统筹兼顾的作用。流域管理追求的是系统整体的协调发展，以实现系统整体的长远的最大利益作为管理的目标，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局部地区当前的最大需求。流域管理机构的解决方案，可能是任何局部地区都不会自愿实施的方案。因此必须以立法的形式强化流域水行政管理机构的职权，大力加强流域机构自身的能力建设，使其切实能够肩负起责任，并具备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与教育等手段协调解决水问题的能力。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大形势下，如何健全流域水管理体制，以非工程手段促使工程体系的建设与应用有利于全局与长远的利益，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

2、探讨人与自然和谐的治水模式。治水，是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除害兴利的活动，历来就带有与自然力相抗衡的特性。传统水利，是以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为导向的。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与自然之间基于水的平衡不断被打破。而人类的治水活动，总是试图在新的层面上，重构满足人类需求的平衡。但是，单纯依靠工程手段的治水活动，难以避免人与自然之间陷入恶性互动的关系。当人与自然的交互式作用超过一定限度时，就可能转为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或者仅满足局部地区的短期利益，而损害其他地区以至整体的长远利益。如何扭转人与自然之间恶性互动的关系，是决定流域生态环境恢复成败的关键问题。

3、增强生态系统的自调节与自适应能力。海河流域生态系统变化的总趋势是系统中自然成分下降而人工成分上升，使得系统的脆弱性不断增加。面对海河流域易旱易涝的特点，只有依靠更为强大的水利工程体系来保障生态系统的安全。如何通过产业结构与土地利用方式的合理调整，增强生态系统对异常气候的自调节与自适应能力；水利建设如何有利于促进这种调整而非仅仅维系现行的发展模式，是关系到生态环境恢复的成效与代价的基本问题。

4、规范信息管理系统与决策支持系统的发展。在资源水利与环境水利发展的过程中，以信息化带动水利现代化是基本的需求。没有可靠、实时、完备的信息来源与信息分析、预测技术，就难以实现资源水利与环境水利的发展目标。但是信息工程与土木工程有许多特性上的不同，如硬件淘汰快，软件需要不断更新升级等。对于土木工程，我们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规范；对于信息工程，也必须尽快建立规范化的管理制度。流域机构如何在信息系统规范化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与管理功能，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5、建立更为合理的投入机制。传统水利的投入机制，无法满足资源水利与环境水利的发展需求，其效益评价的基本准则，与资源水利与环境水利的价值观念相比，也已经显得陈旧。传统水利的投入机制不调整，资源水利与环境水利发展的必要投入就无法保证。如何为现代水利的发展建立起长期稳定、与经济发展同步按比例增长的投入机制，是早就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之上，但是至今仍未得到解决，已经严重阻碍我国现代水利进程的瓶颈问题。

6、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众参与制度。生态环境恶化，是在每一个局部地区都在争取“以最小代价获得自身最大利益”的发展中爆发的。只有“受害者”才是纠正“受益者”不良行为的根本力量。公众参与，在国际上已经被公认，是解决水资源与水环境问题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无论公众参与引出了多少麻烦，这一环节只是不断被健全、而不是被取消。如何从我国国情出发，逐步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制度，对于现代水利的发展至关重要。

致谢：向立云、苑希民、梁志勇、吴玉成、李娜、王艳艳等多位专家对本文的修改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谨此深表感谢。

参考文献

[1].王志民主编：海河流域水资源管理研究，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

[2].林镇洋、钟诗明：都市水环境与生态工程，2001年海峡两岸城市环境规划与管理研讨会论文集，2001。

[3].郭振泰：都市发展与水患，水患何时了——水患与防洪排水研讨会论文集，时报文教基金会丛书⑦（ISBN957-13-1727-6），1995。

[4].董哲仁：受污染水体的生物—生态修复技术，中国水利科技网，2001年12月。

注：

1海河流域水生态恢复研究（初步报告），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2002年2月。

2中国水旱灾害，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7年，p.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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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创新种植模式促进农业增效

云和县属浙南山区，山多地小，造成本区域具有明显的垂直性气候差异，山区气候特征明显，形成了光、热、水、气不同的生态环境特点，为创新种植模式提供了生态环境条件。按照创新模式、产业循环发展的要求，推广轮作、间作、套作等农作技术和农牧结合、粮经结合等农作模式，研究示范推广了稻-鱼﹙鸭﹚、耳﹙菌﹚-稻、稻田养鸭、稻田养螺(甲鱼)、稻药轮作、果药套种等多种农作制度，年均推广耳-稻轮作面积150hm2，稻田养鱼230hm2，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其中耳-稻轮作栽培模式、浙贝-水稻模式分别获丽水市十佳和十佳优秀农作制度新模式。

1.2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农药减量控害增效技术

根据减少农业投入品减轻农业污染的要求，实行农药化肥减量增效和清洁化生产，积极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农药减量控害增效技术，规范农业生产和使用农业投入品。云和县年均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5340hm2，占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7314hm2的73%。推广农药减量控害增效技术和水稻统防统治面积1600hm2，通过推广应用生物、低毒、低残留农药，2013年化学农药单位面积使用量较常规减少20%左右，病虫危害损失率下降5%以下。据调查，水稻统防统治实施区全年平均用药防治3次，667m2农药用药量(有效成分)为258g，常规区全年平均防治5次，农药用药量为319g;水稻统防区平均节约工资84.1元;统防统治区平均667m2水稻产量497kg，比常规区增产9%;水稻统防统治实施区比常规区667m2节本增效124.5元。

1.3提高农产品质量积极“三品一标”认证

按照质量安全、环境生态的要求，实行农产品安全、绿色生产。以提升品牌公信力为主题，围绕强化质量安全监管，加强“三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企业生产管理、产品认证和证后监管开展工作，实行“三品一标”(一标指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2013年，云和县通过无公害生产基地认证(整体认证)1160hm2，通过“三品”认证的农产品5个，其中无公害农产品4个、有机食品1个。开展“三上墙、两规范”，即安全责任制度、内检员责任制度、质量安全承诺书要上墙，生产记录、农资管理要规范。

1.4做好畜禽粪便处理促进畜禽清洁养殖

为进一步加强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加快推进“五水共治”，不断优化生态环境，根据云和县委《关于全面实施“河长制”进一步加强水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的实施意见》要求，编制了《云和县生态畜牧业发展规划》，调整了云和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和限养区，出台《云和县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方案》，按照畜禽养殖“减量化、规模化、生态化、无害化”的原则，对全县范围内的所有畜禽养殖场进行整治。通过建设沼气池或格栅式厌氧沉淀池，利用农田、园地、林地等就地和异地消纳畜禽排泄物等措施，使沼液和污水进入氧化塘，畜禽养殖场达到了雨污分流、干粪收集、固液分离等生产工艺标准。逐步实现养殖场排泄物达标排放。

1.5推进农村沼气建设和沼液(渣)综合利用

近年来，云和县积极推广农村沼气建设，把农村沼气项目与“千万工程”、村庄整治工程、农村污水治理等紧密结合，实现了项目资金效益最大化，以“一池三改”(沼气池建设与改造圈舍、改造厕所、改造厨房同步设计、同步施工)的模式推进农村沼气建设。到2013年底，全县共建沼气2543户，服务网点31个。年处理养殖污水15.3万t，年产沼气100万m3，年提供沼渣沼液肥2.5万t。通过引导和扶持养殖户走向养殖-沼气-种植为主要模式的生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道路，沼渣沼液综合利用率达到80%以上，为保护农村生态环境，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

1.6实施生态循环农业项目促进生态农业发展

为进一歩促进生态农业发展，推动农业生产规模化、产业标准化和经济生态化。农业部门积极争取生态循环农业项目，2012－2013年向浙江省农业、财政厅争取生态循环农业项目11项，争取项目资金280万元，2014年储备生态循环项目5项。通过项目实施，提高了云和县畜禽排泄物、作物秸秆、食用菌废菌棒等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规模畜禽养殖场排泄物综合利用0.7万t，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2.56万t。

2工作措施

2.1加强组织领导

云和县农业部门成立农业水环境污染治理领导小组，农业局领导任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加强对县农业面源污染整治工作的领导。以农业生态能源办公室为主，成立农业治水办公室，农作站、质监、畜牧等相关专业的技术骨干为成员，负责规划、指导全县农业治水各项工作。

2.2制定方案整治农业水污染

根据浙江省农业系统水环境治理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及云和县水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结合云和农业发展实际，制定云和县农业水环境治理实施方案，明确今后一段时期农业治水目标、任务及措施，有计划地开展农业水环境治理。

2.3政策激励积极推进农业水环境治理

2007年以来，云和县出台的云和县粮食生产意见，明确对水稻开展统防统治给予600元·hm－2补贴，对全年统防统治33.3hm2以上的合作组织财政再给予150元·hm－2的奖励，有力地推进了统防统治工作和农药减量控害技术的应用。云和县政府出台了《云和县农业产业水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关于全面实施“河长制”进一步加强水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的实施意见》《云和县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等政策措施，有力地推进了水环境保护和治理，通过畜禽养殖污染整治，使畜禽养殖逐步达到水污分流、干粪收集、固液分离等工艺标准。

2.4加大宣传力度，发挥基地的示范带动作用

认真总结和宣传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好做法、经验和好模式，以生态循环项目建设为契机，充分发挥生态循环示范项目辐射带动作用，以点带面推动生态循环农业的健康发展。

篇（10）

在水利工程建成之后，水库的区域原先可能是陆地，现在为了能够适应水利的需求，就将其改造为水面，这样大气和陆地之间的空气对流就变成了和水面之间的对流。所以能量的交换的强度和方式都与之前不同，那么必然会导致大气的温度发生变化。一般来说，冬天的时候空气和水库之间的温度要比陆地的高，但是在夏天就截然相反，空气和水库之间的温度要低的多。所以，水利工程的建设对大气温度有明显的改变和影响。

1.2水利工程建设对雨水会造成影响

随着水利工程的建设，会对当地的雨水的量和降雨的时间都会造成影响。在影响降水的诸多因素中，其中一个是如果温度比较高，导致水面蒸发的水蒸气比较多，那么空气中的湿度会相应增加，从而会导致降雨。另一方面，如果在起大风的情况下，就会导致流线辐射，这样对降水量会造成减少。因为库区是水面，若是在暖季的时候，水面的温度会比较低，其大气的结构会比较稳定，从而不容易发生对流，也会致使降雨量降低。由于水利工程的建成，就会有水库的存在，那么在不同的季节，就会对降雨有极大的影响。在空气湿度比较大的地区，其空气中蕴含的水蒸气比较多，那么这时降雨的条件就取决于对流的发展或空气上升运动的强弱，因此在气候较暖的时候，库区上方气压稳定，就会导致其附近的降雨量的减少。相反在气温比较低的季节里，库区的上方气温比较高，空气湿度大，所以就会导致附近地区气温降水比较多。对于在比较干旱地区建成的水库，由于水库的影响，水库所在区域常年的空气湿度比其他干旱区域要大的多，因此无论气温是高还是低，都会有较多的降雨量。唐康绥化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黑龙江绥化152062

2.水利工程的建设对生态坏境其他方面的影响

2.1对生物的种类会造成影响

对于水利工程的建设，就会对经过长期优胜劣汰形成了的物种平衡的一种状态造成影响。对于生态环境是需要平衡的生态体系和规律的，这其中生物的多样性，也就是生物种类的繁多对生态环境也是重要的构成环节。随着水利工程的建设，对水中的生物和陆地上生存的生物都会产生影响，影响了它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据调查情况来看，在水利建设工程中对生物种类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人为的因素所造成的。在众多的影响中，对于在建造水利工程的水域中的生物的影响是最大的。在水利工程建成之后，比如会导致在水库中的储存的水比外界的水位要高，那么在水中生存的生物如果遇到要产卵，其需要的坏境就发生了变化，就会比之前要困难的多。同时，水位的升高会造成河流的生态环境和系统发生变化，水中生物的生长环境也会受到影响。在河流中生存的鱼有其本身的生存习性，比如其每年都会在规定的时间进行迁徙，但是由于水利工程的建成，造成其迁徙路线的路线被阻断，那么就会使得鱼的种类急剧的下降，从而对鱼的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影响。不仅是水中的生物会遭到影响，对于陆地上的生物也不能免于受影响。如果需要建成一个水利工程，就会占用陆地，那么就会占用陆地生存的生物的土地，对这些土地的开发和利用而造成的破坏是永久性的。因为水利工程的用地，那些生物永远都不能回到他们原来的家园。与此同时，对于水利工程所占用的地区的土地，其会造成土地的土壤的特质发生变化，其中土壤很可能会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这样对生态坏境的破坏非常大。总之，水利工程的建设，会导致水会淹没大量的地区，夺取了各种生物的生存地点，和改变了它们的生存环境，这就造成了生物种类的急剧减少。

2.2对生态系统的平衡会造成影响

为了适应我国发展的需求，水利工程的建设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逐渐扩大，但是与此同时给生态系统的平衡也造成了巨大了破坏。水利工程的建成，可以对我国生产用水上有巨大的帮助，同时可以根据意愿调节水量，然而水利工程的建设整个过程中，必然会占用土地，各种施工材料的运输，人员的工作，各种施工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影响，在水库建成后，对当地的环境和气候也造成了改变，从而对生物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影响，因此对整个的生态系统的平衡产生了破坏。水利工程的建设，会淹没大量的草地和森林这些宝贵的生物资源，使原先生存在那里的生物造成了影响，同时对气候、降水、土壤等各种方面都会造成破坏。而且水利工程的建筑选址会在高山峡谷地区，这都是一些生态坏境好和生物种类丰富的地区，但是由于水利工程的建设就会使当地的生态系统平衡造成了破坏，而且会造成永远也无法恢复的状态。

篇（11）

难以处理的排泄物、肥料、污水。传统的畜牧养殖的模式主要有个体小规模养殖和分散养殖，但大多数的养殖户是通过分散经营的方式进行个体经营，并且这种养殖模式的养殖畜禽数量不多，因此对于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污水及排泄物等都能过自行处理或利用。而规模化养殖模式去不同，其很难处理排泄物、废物、废水等。同时，由于大部分的养殖户对环保意识不够强烈，因此，会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物等直接排放到附近的土地上，这样很容易破坏周边的环境及土壤等。同时还影响地下水质量，最终破坏生态环境。

养殖场迁移到城镇。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的提高，从而对物质的需求也不断的提升。因此，城镇具名对畜牧制品和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增长。而养殖户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将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大多数养殖户都把养殖场迁移到了城镇的郊区。这不但节约了时间，还降低了运输成本。但是养殖场搬到城区之后，这在一定程度上占有更多的土地，从而减少了农业用田。同时，养殖场的各种排泄物、废水、废物等都不能使用在农田上了，只能是排放到养殖场的附近，这对城市郊区的生态环境有很严重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地下水，从而严重破坏了城镇的环境。

过多的使用化学肥料。农家有机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越来越少，而化学肥料使用的则越来越多，因为，其具有价格便宜、效果显著、使用方便等优点。而畜牧养殖产生的粪便和尿液则不具备这些优点，因此，很少将畜牧养殖产生的粪便和尿液使用到农业生产过程中。管理人员不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去处理排泄物、废水等，只是随意的堆放，任其到处流淌，从而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2]。

2 对策

对畜禽的排泄物、废物加强管理。传统的分散性畜牧养殖相对于来说，工作比较简单，而规模化的养殖场的工作则比较繁琐，而且，工作量也很大。因此，在建设规范、完善的废物管理设施时，还要控制排放废物、污水等，并做好循环回收利用。同时，为了解决排泄物的问题，可以和当地的肥料制造厂签订合作协议，养殖场负责为各肥料厂提供排泄物，从而达到双赢的目的，这样不仅增加了一条产业链，还提高了养殖场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减少了废物的排放，保护了生态环境。

加强环境检测。随着现代化规模畜牧业的发展，环境检测部门应该加强环境检测工作，在检测过程中，应该根据规模养殖场的实际情况进行检测，进行严密的调查和分析，对不符合标准的养殖场，要责令其整改。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对畜牧业给环境造成的破坏程度有一个更详细科学的了解，并对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

重视生态保护环境问题。如今，畜牧规模化养殖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而其对生态环境破坏的程度则取决于管理人员的工作态度。由于管理人员不重视日常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物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并且还不能够降低污染污染程度。因此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畜牧场的工作人员将生态环境问题摆在第一位，同时，还要加强废水、废物等的收集管理问题，从而提高畜牧产品的质量管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