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哲学思维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本体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追求终极的存在。本体作为自在的、至上的、终极的客体,始终处于天然的,绝对的支配地位。本体论以探求世间万物的最高本体、第一原因、终极存在为根本目的。柏拉图的“共相”(Uniber-sal)、“本体”(Noumenow)、“理念”(Ideas),亚里士多德的“实体”(Substance)、“存在”(Being)等一系列本体论概念都反映了人们绝不满足于对现实可感世界的探索,而是要超越物理世界,超越现实世界,探求终极存在,努力寻求对世界的终极解释。本体论的哲学思维方式具有预定性。本体论属于一种极限研究,它预设了一个最高的存在,这种终极存在高高在上,它是世界的本原,派生了现实的感性世界。在早期的希腊哲学中,哲学家们将自然作为研究的对象,探求宇宙万物到底从哪开始,而把某种有形体的东西,如水、火、气等作为万物的始点,宇宙的本原。自然中的一切事物,软的、硬的、热的、冷的都是通过转化,从一个本原派生出来的。在传统本体论哲学中,本体被当做最先存在的东西,找到了它,便找到了世间万物的根据,便可推断出世界的现在和未来。
本体论的哲学思维方式是一种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本体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一切存在物都由它构成,最初都从其产生,最后又都复归于它。在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首次将整个世界划分为对立统一的两个世界,可感世界和可知世界,在可感世界中,最伟大的是太阳,可知世界中,最崇高的是善,要用理智来把握。这种热衷于对原始发展的初始状况的探究,不是立足于现在,审视过去,展望未来,而是从过去线性的推演现在和未来,这是一种简化世界的思维方式。本体论的哲学思维方式都企图为现存世界的运动寻找合理的诠释与答案,本体论与辩证法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古希腊哲学家在探寻世界本原的过程中,大都包含了对世界万物生成运动变化的追问。克拉赫利特认为万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按照一定的分寸燃烧、熄灭,而火的运动是由火的内在性“逻各斯”(logos)支配的。恩培多克勒认为有形体元素在数量上是四种,即水、火、土、气,它们都是永恒的,他们自身无分离组合的能力,爱与恨使它们混合、斗争,发生多寡的变化,是它们运动的真正原因。所以本体论哲学始终都承认现存世界是运动变化的,并努力从运动变化的事物中去寻找运动变化的本原,并以找到这一本原作为自己的使命。
本体论哲学思维方式经历了从感性具体思维层面到理性抽象的概念和逻辑水平的上升的过程。阿那克萨戈拉的本体论思想是种子说,他认为种子本身不生不灭,可结合分散,集合分散的外在力量是“努斯”(nous),也就是后来的“思想”(mind)。思想与感觉是对立的,我们的感觉是软弱无力的,因而我们不能感觉真理,思想更重要,独立的精神力量促进事物结合。种子说的贡献就在于将物质本体论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此外,泰勒斯认为水是世界的本原,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气是本原,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本原,恩培多克勒认为爱与恨驱动“四根”结合分散,构成万物……从希腊早期的哲学家的研究看,他们都把探寻万物的本原作为本体论或哲学研究的任务,这些哲学家已经注意到本体论的任务不是要研究现象世界,是要探求现象背后的根源或本原,但是他们对于本原的探求是处于感性具体阶段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现象与本体的区别,没有从现象世界进一步深入到本体世界去探求世界的本来面目。从毕达哥拉斯哲学,特别是巴门尼德哲学开始,本体论的哲学思维方式逐渐变得理性抽象了。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万物都是数”。数不仅被看做万物的本原,而且被看做万物的原型、世界的本体。巴门尼德则提出了比数更为抽象的存在作为世界的本体。他注意到,事物是形形的,而存在则是唯一的,宇宙万物以及它们的属性、动作等,无一不是存在。变化万千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只有这唯一的、不变不动的存在才是真实的世界,才是万物的本原。巴门尼德认为,各种特殊性都由某一门具体的科学来研究,只有存在才是哲学应该研究的对象。后来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这种最一般、最普遍的存在被表述为“作为存在的存在”,并被明确作为第一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对象。
本体论的哲学思维方式在严格意义上说,经历了由宇宙论向本体论的转变。宇宙论探寻的是万物的本原问题,寻找的是时间上在先的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古希腊的宇宙论总体上乃是对宇宙万物的起源、生灭、构成、规律等的一种探究。而本体论探求的是万物的原则和本质问题。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赫拉克利特等人,他们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自然界万物本原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以及万物的生成变化和动力问题,他们的哲学因此被称为自然哲学,也叫宇宙论。到了柏拉图那个时代,哲学家们已经不再局限于对于万物本原的追问,而是转向了对世界本体的探寻,和对本体世界的逻辑构造的探寻。可以说在古希腊哲学中,前智者学派的古希腊哲学根本上乃是一种宇宙论探讨,而不是本体论探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晚期希腊哲学也少有本体论的探究;只有在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鼎盛时期的希腊哲学中,才有较为严格意义上的本体论理论。
作者:田志 单位:辽宁大学
解决上面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回到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语境中,去了解康德实际说了什么,他意图说些什么,还需要基于同情的理解,细致探讨康德道德价值论述的完整意蕴。
一
如康德在其知识论,尤其是《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先天综合判断”,意在解决知识如何能普遍必然为真的问题,在其道德哲学中,康德也着意于如何能普遍必然地为道德的。康德对后一个问题的解决,是分两个层次的分析来完成的:首先,在日常的道德知识的层次,从常识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行为在不同情境下,因行为者的何种心理状态才具有道德价值,以确定使行为普遍必然地具有道德价值的内容是什么;其次,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层次,通过对作为实践的先天综合命题的定言命令的分析,说明意志的自律的性状,即一方面自给法则,一方面服从道德律,使得行为普遍必然地道德。
由于本文重在考察行为的道德价值,故而文章只涉及康德关于此一问题的常识层次。
在这里,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在何种意义上说“普遍必然地是道德的”。对此,康德区分了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中的“普遍必然”的情况。于前者,普遍必然是指“万物据以发生”的规律所具有的性质,在此意味着其在统计学上对规律涉及的所有个体均必然有效。这是一种对“普遍必然”的常识的理解;于后者,普遍必然是指“万物应该据以发生”的规律所具有的性质,康德在此指出,“然而,仍要考虑那些使它不能发生的条件”,这即意味着我们在道德哲学中来思考“普遍必然性”的时候,不能从常识的角度来理解,而必须按照康德此处的立场来理解。
从前述内容看,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普遍必然”的事情是万物应该据以发生但却未必会发生的事情。据此,可以说此处的“普遍必然”不是从统计学意义上说的,而是从逻辑的意义上说的,它意味着只要一个人拥有健全的理性(或理智),哪怕没有高深的智慧而只有普通的理性,就能理解它,就会承认其有效性。例如,不要许下无法兑现的诺言,就是这样的例子。在这里,也许人们经常许下无法兑现的诺言,而“大众的观点”也许认为“许下无法兑现的诺言”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理智健全,并能够利用它来反思我们的行为,我们就会发现,把“许下无法兑现的诺言”普遍开去将会是自相矛盾的,它将会导致诺言的不可能。康德对此总结说,无需高深的智慧,只需普通人类理性就足以发现这一点。
从而,康德在这里强调了道德视野中“普通理性”与“大众观点”的区别。虽然两者都无需高深的智慧,但其区别也很明显:普通理性的发现带有普遍必然的性质,却未必能得到大众的接受;大众的观点能得到众人的接受却未必是普遍必然地有效的。
因此,康德从日常的道德知识出发,发现“行为普遍必然地道德”的含义,不是依据“大众的观点”,而是“普通的人类理性”。然而,在康德看来,什么样的行为是普遍必然地道德的行为呢?质言之,什么样的行为是无条件善的呢?
二
在康德看来,普遍必然地道德的行为是这样的:只要我“这样去做”,我的行为就一定会具有道德的内涵或意义,而无论这样做能否带来符合我预期的后果,或大众是否赞同。质言之,它是无条件善的行为。然而,这种无条件善的“这样去做”具体该当如何理解呢?
康德首先指出,它是由“善良意志”规定(determine)的行为。康德说:“在这个世界上,甚至在这个世界之外,除了善良意志之外,不可能设想有其他什么东西是无条件善的。”由它规定或激发的行为,必然是道德的行为。
不过,康德并未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而是转而讨论善良意志之无条件善的根源:这根源不在于它所实现的结果,而只在于它的“意愿”,质言之,即与之相伴随的“善良的”人格或指导它的是正确的基本原则。因为,即使善良意志由于运气不佳或遭遇后娘般苛待的自然,而未能实现其意图,最后仅剩下善良意志本身,这意志也有其价值。因而,善良意志的有用性,或所实现的目的,仅仅提供了人们在日常交往中更方便地理解它的背景,或吸引那尚不老练的人们注意它,而不能向行家推荐它或决定它的价值。当然,善良意志的“无条件善”不在于它的有用性或所能实现的意图,这并不意味着善良意志就不能有任何的意图,而只是说决定善良意志之所以善的,不是其他的——例如源自爱好的——目的或意图,而是善良意志自身的目的,或由实践理性设定的目的或意图。
然则,由实践理性所设定的目的或意图又是什么呢?在此,康德并没有明确地指出来。不过,他此后接着探讨“尽管处于某些主观的限制和障碍之下、却包含着善良意志概念”的“义务概念”,我们可以设想,实践理性设定的目的或意图就是义务。从而,普遍必然地道德的行为,就是由善良意志规定的行为,就是受实践理性所设定的目的或意图规定的行为,质言之,就是由义务规定的行为。
问题是,什么样的行为可以算作是“义务规定的行为”呢?
康德通过行为与义务、爱好的不同关系,探讨了在“什么情形之下行为由义务来规定”的问题。尽管康德在后文中表达了“出于义务就是由义务规定”的态度,但是,对“出于义务”的探讨有很多值得注意的问题。通过分析行为的违背义务或合乎义务、无直接爱好或有直接爱好的不同情形,康德展示了它们与“道德价值”的关联。具体而言,这两大类分四种情况,与道德价值各有不同的关联:
(1)对于被认为是“违背义务”的情形,康德认为可以把它排除,因为尽管它对这个或那个意图是有用的,但在其中(由于它本身就与义务相冲突,而)不会发生行为是否“出于义务”的问题。
(2)对于“合乎义务”的行为,康德又根据其与爱好的关系,分为“合乎义务但行为者并无直接爱好的”和“合乎义务且行为者有直接爱好的”两种。
①对于合乎义务而行为者对之无直接爱好的情形。由于行为者同时受其他的(例如追寻自我利益的)爱好所驱动,因而也很容易看出它并非出于义务来做此事。康德在此以“童叟无欺”的商人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商人诚信买卖是合乎义务的,且他对诚信买卖一事无直接爱好,促使他如此行为的是其他的动机(incentives)——自我利益,因而我们很容易看出他并非出于义务来诚信经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行为之合乎义务受制于外在的环境和条件,因此,自我利益的动机导致的行为没有道德价值。
②对于合乎义务且行为者对之有直接爱好的行为。康德认为,此种情形下,因其同时合乎义务和带有直接爱好,很难看出行为者是否出于义务而行动。例如,保全自己性命、在能力范围之内行善、确保自己的幸福以及爱我们的邻居等行为,尽管它们都是合乎义务的,但是,由于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对之有直接的爱好,我们很难确定他到底是受义务规定还是受爱好规定,因而很难确定这些行为是否是“出于义务的”。质言之,由于这些行为的动机都来自行为者内在的心理的因素,因而,它不像那没有直接爱好、纯粹由外在的“利益”来促动的情形,很难辨别到底是义务,还是爱好规定了行为,亦即,由于这两个动机都对行为者产生了促动的作用,故而到底谁主谁从、谁是动因谁是一般的动机,很难辨明。
③对于合乎义务且行为者对之曾有直接爱好但却违背自己的直接爱好的行为。引文有所改动这是显见的“出于义务”的行为。正是由于辨别合乎义务且有直接爱好的行为是否出于义务的极度困难,康德才过激地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说出下面这些话——“正是在这个时候,再没有什么爱好来刺激他,他却自己从这要命的麻木中解脱出来,没有任何爱好而仅仅只是出于义务采取了这一行动,这时他的行动才首次有了价值”、“不是出于爱好、而是出于义务来增进他的幸福,并且正是这样,他的行为才首次有了真正的道德价值”,展示出行为出于义务的显而易见的情形。
康德这种过分强烈的表达,在某种意义上是造成席勒及后来很多人误解的原因:这些表达似乎给人这样的印象——必须违背直接的爱好,才是出于义务而行动,它是行为具有道德价值的必要条件,从而只要行为带有任何一点直接的爱好,它就不是出于义务,而哪怕它合乎义务,它也没有道德价值。
于是,问题便是:是否只有当人们完全排除掉爱好之后,行为才由义务来规定、才具有道德价值?当一个行为出于义务时,它能否同时出于爱好?质言之,一个同时出于义务和爱好的行为,有无可能?它意味着行为能否同时把义务和爱好作为其“规定根据”(determiningground),而与“合义务行为的多重规定”相区别,后者指的是合义务行为“出于义务动机做出”、“而这时行为者还具有对该行为的非道德关切”的情况。
同时,也产生了‘出于爱好的行为缺乏道德价值的根据何在”的问题。对此,芭芭拉·赫尔曼是这样来回答这一问题的:“它被描述为仅仅是‘幸运地’碰上了某种对的事情;它所触发的行为准则被说成是缺乏道德内容。”对于后者则有如此解释:行为者缺乏对其行为的道德正当性的恰当关切。因而,“要一个动机是一个道德的动机,它就必须提供行为者对他行为的道德正当性有一种关切”。但是,这一问题的解决,同样只是回答了“一个行为要具有道德价值必须具备什么”的问题,尚留下“是什么使得一行为有资格成为有道德价值的行为”的问题。
三
从表面上看,康德前述过分强烈的言论似乎支持“只有完全排除掉爱好,行为才由义务规定、才具有道德价值”。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字面意思,严肃地而不是随意地理解康德所欲表达的真实意涵,就会发现,康德过分强烈的表达,其意图实际上是为了让人们能更好地理解“在何种情形下行为出于义务”,为了凸显“义务”作为道德行为的主观规定根据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强调的首先是一般所认为的“只有出于义务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的观点,这也是康德前述引文的表层意思;其次,这种排他性也意味着行为具有道德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是义务,而不是也没有其他的原因。它并不表示出于义务的行动不能伴随着爱好、不能产生人们期望的结果,而只是认为,爱好、人们期望的结果等,作为有道德价值的行为的“副产品”,尽管可能对行为的产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并不构成行为的规定根据。综合起来,这种“排他性”意味着“仅仅出于义务,行为具有道德价值”或“一个行动要有道德价值,当它是出于义务动机而做出的”“的观点,即“出于义务而行动”是行为具有道德价值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因而,我们很难说,要使一个行为具有道德价值,就必须完全排除爱好,甚至必须“带着反感”去做,而是只要一个人在实施一个义务所要求的行为时,他对其行为的道德正当性有着关切,且正是由这种关切才实施了这一行为,该行为就是有道德价值的行为。
为什么说“义务作为道德行为的主观的规定根据”具有排他性?根据康德道德行为的规定根据,指的是决定一个行为普遍必然地有道德价值的原因,它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加以考察:从客观上说,只是“道德法则”;主观方面,则只能是行为者的“自律”。当然,在“普通理性的道德知识”这里,康德并没有探讨道德行为客观的规定根据;而对于“主观的规定根据”的探讨,则显得较为复杂。康德提供了可能成为行为的“主观规定根据”的因素,包括好处或利益、人们期待出现的结果、爱好、对幸福的追求,以及“义务”等。从对人们日常行为的观察可知,好处、期待的结果、爱好、幸福等可以和“义务”一起,在主观上促使一个合义务的行动产生。由此产生了“合义务行为的多重规定”的问题。理查德-亨森(RichardHenson)为解决此问题,提出了“战斗一嘉奖”和“合格报告”两种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认为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的道德价值的观念并不很重要,它只是提供了一些例子,说明道德价值就好像对一个战胜了巨大困难(比如成功抵制了强有力的偏离义务的欲望的诱惑)的人的赞赏,亦即道德价值仅仅是对战斗胜利的嘉奖。康德对道德价值观念的重要论述,出现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在那里,康德提出了一个“友好的”道德价值观念:“一个合义务的行动要有道德价值,‘只要对义务的尊重是在场的,并且有这一点就已足够[产生合义务的行动],即使(如碰巧发生的那样)其他动机也是在场的,而它们自己也许就已经足以产生合义务的行动’。”赫尔曼指出了亨森的观点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替代性意见:“当一个行为具有道德价值时,非道德的动机(incentives)可以是在场的,但是它们不可以是行为者在行动时的动因(motives)。如果行为者的行动是出于义务的动因,他的行动就是因为他把这个行为是道德上所要求的这一事实看作是选择的根据”。不仅如此,赫尔曼还根据康德对行为的分类,强调了“义务所要求的行为”这一限制条件,对一个行为有道德价值的必要性。‘并参考该者洼’赫尔曼对于亨森的修正,强调了非道德的因素如利益、爱好、幸福等,可以作为动机,但不能作为动因,即不能作为道德行为的主观规定根据,而能成为动因的就只有“义务”或“这个行为是道德上所要求的”这一事实。需要指出的是,赫尔曼并未否定亨森把“义务”的动因当作道德价值的充分条件的观点,而只是从动机与动因的区分中,突出了“义务”与其他因素相比,在决定一个行动的道德性时的决定性意义,它排斥了诸如利益好处、爱好、期待的结果和幸福等感性因素作为道德行为的主观规定根据的可能性,而只承认“出于义务动因”作为唯一决定一个(义务所要求的)行为是普遍必然的道德行为的根据。
在此,我们还应该再思考一个问题,即一个行为同时出于义务和出于爱好,它究竟有无道德价值?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以“一个行为同时出于义务和出于爱好是否可能”为前提。这个问题即是说,一个行为能否同时以义务和爱好为动因。这是否意味着一个出于义务的行为伴随有爱好,就可以断言该行为既是出于义务又同时出于爱好?显然不能这样认为。因为“出于……而行动”表达的是促使一个行动产生的规定性根据、决定性的原因。也许,大众的观点能接受“义务”和“爱好”共同为有道德价值行为的主观规定根据。但是,在康德看来,“出于义务而行动”、把义务和善良意志当作行为准则,从而敬重法则,把“所有的质料原则都抛开了”。质言之,在康德看来,义务作为行为的“动因”,具有排他性,它排斥了其他任何质料原则作为行动的动因,但却未排斥诸多质料原则作为行动的动机。甚至可以断言,任何作为动因的实践原则都是排他的,但也同时容纳其他的原则作为动机。从而,对于康德来说,“一个行为同时出于义务和爱好”是不可能的,而问这样的行为有无道德价值,本身就提错了问题。
四
【关键词】唯物主义/辩证法/批判理论/materialism/dialectic/criticaltheory
【正文】
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规定,这一直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难题。在传统的研究中,虽然非常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但更多是从前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水平上来理解马克思的,这使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一种具有机械论意味的实证性描述理论,无疑降低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水准,以致将马克思哲学变成了实证性的社会学。正是对此的反思,在实践唯物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如何提升马克思思想的哲学意蕴,成为一些学者的中心话题。在这样的思路中,随着海德格尔存在论的介入,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层面在哲学思考中渐渐消失了应有的身影,可以说,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规定,仍然是一个悬而未思的问题。在这样的理论研究思路中,实际上预设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将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等同于机械论唯物主义,而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不仅是对社会历史过程的科学描述,更重要的是这种唯物主义具有一种批判的意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才能真实地统一起来。因此,对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需要进行新的理解。
一、两种唯物主义的内在关联及其超越
从思想史上来看,在马克思哲学变革之前,存在着两种与马克思哲学直接相关的唯物主义:一是法国的唯物主义,一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变革,从唯物主义的规定性来看,就是如何超越这两种唯物主义的问题。
对于法国唯物主义,过去关注较多的是其物质本体论层面,即世界的物质规定性以及这种规定性对意识的刺激所引起的反映。对于这种唯物主义,黑格尔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首先从感性确定性的层面来看,这种起源论式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直观的认识,而这种直观认识的本质规定恰恰不是其直观性,而是共相。因此,当我们认为对一棵树的认识来自于这棵树对我们的刺激时,我们并不能真正地获得对外部存在物的知识,因为如果没有树的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无法将树与其他的东西区别开来。其次从知觉思维来看,这种唯物主义恰恰也是需要扬弃的,因为知觉的本质规定性并不在于人对外部存在物的反映,而在于知性的理性规定,或者说理性构成了反映的本质规定。黑格尔通过从感性到知觉、知性再到自我意识,在我看来,倒是揭示出这样的问题:即传统的唯心主义(前黑格尔式唯心主义)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而且这种唯心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真理”。“如果无思想的意识表示观察和经验是真理的源泉,那么它这种说法很可能造成一种印象,仿佛这是说只有视听味嗅触是真理的源泉;其实在它匆忙地推崇视听味嗅的时候,忘记了说明同样本质的一件事实,即当它感觉的时候,它已经在为它自己而规定这个感觉对象了。”(P163)在传统研究中认为是对立的地方,黑格尔看到的恰恰是统一,这个统一的最高形式就是绝对观念。这才是黑格尔哲学从自我意识之后才进行长篇论述的意图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恢复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起源本体论来反对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我认为是行不通的。马克思要想超越黑格尔哲学,就必须超越机械唯物主义问题域。
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看,马克思对法国唯物主义的关注也并不在于其本体论层面。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接受,源自于《莱茵报》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同时期对历史学的研究。《莱茵报》时期遇到的理性与利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使他脑海中的青年黑格尔思想受到冲击,而这时对历史学的研究使马克思坚信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由此他才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颠倒原则,肯定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思想。这是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起点。但紧接着的问题是,如果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那么怎样批判市民社会,就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问题。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必须在这一点能够发挥作用,才能真正地得到马克思的认可。可见,马克思关注的并不是世界起源意义上的唯物主义问题,而是如何面对社会历史生活进行唯物主义批判的问题。
从这个线索中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为什么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链接到了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通过一种颠倒原则将理论的原点定位在“人”上,这种“人”是超越了“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对立的人。回到生活中,费尔巴哈则是从人本学的类本质及其异化逻辑来建构自己理论的批判意味,即现实的市民社会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对这种异化的扬弃才能真实地回到人本身。这种唯物主义,从逻辑思路上来看,与黑格尔是一致的,人的类本质异化及其复归与绝对精神的异化与复归是同一个过程,不同的是,费尔巴哈的“人”只是黑格尔哲学中一个重要环节的中断,并将这个环节独立出来加以放大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是无法驳倒黑格尔的。正是在这里,法国机械唯物主义从反映而来的理论,反而具有了“直接的”现实批判性。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援引了爱尔维修的理论,其实这也是法国唯物主义在面对社会历史时较为普遍的想法。按照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观点,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善恶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社会环境造成的。因此,人性的提升首先就要改造这个社会。回到马克思的语境中就是,国家理性之所以成为私利的工具,并不是由于抽象的理性出了问题,而是当下现实的结果。这与他批判市民社会是一致的。在这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本学与法国的唯物主义都可以批判市民社会,但两者的指向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更强调于人性的回归与获得,而法国的唯物主义更强调对现实世界的革命。但从法国唯物主义来看,批判现实的前提何以获得?这与费尔巴哈批判市民社会的抽象的“人”何以获得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与对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具有了相同的意蕴,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第一条批判了费尔巴哈之后,第二条批判了认识论意义上的直观原则,在第三条中接着揭示了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二律背反”。如果人的罪恶是由环境造成的,那么改变人的恶性首先在于改变环境,“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P59)因此改造社会环境的理性何以获得就成为一个问题,这是一种逻辑的循环。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国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之所以具有同质性,就在于两者在面对社会历史时,具有相同的理论视域。而这样一种理论视域与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并没有什么区别。这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马克思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解决黑格尔的问题。可以说,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与他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因此,不加批判地用传统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来嫁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理论上的误解。
这实际上告诉我们,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并不在于一种物质本体论层面的重新强调,而首要在于对社会历史生活的理解。在物质本体论的层面,传统唯物主义已经具有了辩证法的内容,如在费尔巴哈的著作中我们就可以读到。因此新的超越必须是社会历史观领域的超越。在历史观层面,旧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具有同质性,他们都从抽象的原则来理解历史,将鲜活的历史过程变成了历史编纂学的材料。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同时也就是对旧唯心主义的超越,指向了对社会历史的理解。
二、回到历史本身
从任何一种理论出发来面对社会历史生活时,社会历史生活总是处于特定理论视域中,因此“前见”总是难以避免的。当旧的唯物主义强调认识总是对外部对象的直观反映时,这种唯物主义就处于矛盾着的二重性之中。首先从直观反映的层面来看,外部对象总是作为现成性的事实而存在,对这种现成性事实的认识,正如培根“四假相”所说的,要消除的正是任何个人的“前见”,力图达到对事实的纯客观反映,这种现成性的思维与自然科学中的实证性思维遥相呼应。在这种思维中,自然与历史都是现成存在的事实。虽然与以前的唯物主义相比,费尔巴哈不仅把对象看作是现成的存在,而且看作是感性的存在,但这种感性是直观的感性.在直观中,现成的存在是永远不变的,当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以“爱”为价值取向的人时,这种感性的存在就是现成存在的彼岸世界,形成了“自然”与“历史”的对立,“自然”是现成存在的东西,而“历史”则是奠基于人性的东西,它与现成性的实在自然界没有任何关系,这构成了矛盾二重性的第二个方面。正是这第二个方面,形成了面对历史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在黑格尔之后成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历史编纂学”。
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历史直观性,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P76、77)因此,任何“自然”与“历史”的对立,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进程中,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的问题。马克思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批评涉及以下问题:第一,旧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纯本体论或认识论层面,而主要存在于社会历史观,他们的直观性错误在于对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无视或误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P78)第二,要真实地透视旧唯物主义的问题,首先就在揭示理论与社会历史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要回到历史本身来对理论进行定位。在这个意义上,有没有“前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社会历史生活中透视这种“前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回到历史本身,又回到理论本身。这构成了马克思破除历史编纂学,回到历史本身的方法论前提。
面对这种历史编纂学,马克思指出真实的历史并不只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是由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建构起来的。“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P73)从马克思的这一描述中可以看出,作为能动的生活过程的历史:首先是现实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建构的结果,对历史的考察就是要分析这种建构性的过程,而不是对现成物进行事实的汇集或想像的抽象。真实的唯物主义必须是对真实生活过程的描述与说明,“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P76)其次,现实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创造着历史的。费尔巴哈也将“现实的个人”作为面对历史的起点,但“现实的个人”在他那里变成了一种形而上的规定,缺失的正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实践也不是康德、费希特意义上的道德实践,而是现实社会关系下的物质实践,并总是遇到特定的前提条件,而这种特定的条件又是前人实践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在时间传承关系中建构出来的。人们创造历史又处于结构性的关系中,这种结构性的关系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实践是一定社会关系条件下的实践,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动态性过程,是现实的人进行具体而现实的活动。这种意义上的实践不再是传统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从本体论意义上对实践的重新理解,就是再次将历史凝固化了。因此,社会存在这个概念并不是要素的集合体,也不是精神的外在结果,社会存在是一种历史关系的建构,这与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考有着根本的区别。只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指出,我们才遇到意识问题。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是先有意识,然后才有对世界的认识,在这里似乎是先验的理性规划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但马克思要追问的是,这种先验的理性何以产生?当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是从感性确定性直接推论到共相的优先性时,黑格尔实际上就承认了人的存在首先就是理性的,当他把这一点当作自然的事实来接受时,黑格尔就直接站到了现代社会的立场上。而在马克思那里,他要揭示的是这种理性何以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由此,马克思对哲学理论有了新的理解: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哲学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纯理性批判,在这种界定中,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即哲学是超历史的、能够评判一切的尺度,这正是黑格尔对哲学的解释。而在马克思的新视域中,哲学的超历史性被解构了,我们需要做的正是对哲学的透视,在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实现互文性解释,这是超越历史编纂学的重要前提。因此对历史过程的理解,首先就在于对过去的理性意识的悬置。只有通过这种悬置,我们才能真实地理解意识在现实历史中的定位。因此历史的真实过程与意识内的历史过程存在着差别,但意识又总是历史活动中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实践活动又可以转换为意识活动的对象,使意识成为对人与历史活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使客观的历史过程变成自觉的历史活动过程,使客观的关系变成“为我关系”。从这里,才能生发出批判历史的张力。
因此,唯物主义在马克思这里具有了新的含义:唯物主义不是对历史加以现成性的收集,也不是对历史进行实证性的分解,更不是对历史进行主观的抽象,而是真实地回到历史本身。在这个回归过程中,唯物主义抓住的不再是现成性的事实,而是历史的流动性过程,唯物主义也就从抽象的、对面式的“看”变成了具体而历史的“思”,是卷入到历史过程中但又从这种卷入中的抽身变成了分析问题的方法。在这里,不再有任何教义性的唯物主义,有的是对自身进行反思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唯物主义,这种理论的发展才不会陷入到相对主义的泥淖之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本身成为辩证的,唯物主义也就是辩证法,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才能是同一个东西。可以说,只有当马克思同时超越了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时,马克思才能真实地获得自己的唯物主义。
三、批判的唯物主义
从社会批判的理论来看,存在着两种批判模式:一种是伦理道德式的批判,一种是来自于社会历史本身的批判。在前一种批判模式中,有着其自身的演变逻辑。它先设定一个绝对的前提,将全部社会生活置于这个前提之下加以考察。在理论谱系上,这种批判是启蒙理论的产物,启蒙理论将理性作为一切审判的原则。但绝对的原则总是要通过具体的个人才能体现出来,如是在面对社会生活时,或者是绝对原则对现实生活进行一种完全否定性的批判,陷入到自身的空洞性中,或者是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之中,而当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时,原来那个绝对原则也就失去了先前具有的效准,个体自身的伦理判断变成了一切的效准,最后的结果是走向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相对主义。因此,绝对主义与虚无主义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批判理论与马克思哲学中真实的批判意蕴完全不同。形而上学的批判总是要寻求一个最终的本质,不管这种本质是采取最高存在者的方式,还是以存在的方式,这种本质总是无处不在而又发挥着终极作用的。当用这种本质来批判历史生活时,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就变成了一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当这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变成一种固定的模式时,任何批判就变成了一种固定模式的重演,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现存意识形态的共谋。巴特关于语言的一段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处于权势状态的语言(在权力的庇护之下被生产和传播的语言),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重复的语言;语言的一切社会公共机构均是重复的机器:学校,体育运动,广告,大众作品,歌曲,新闻,都不止地重复着同样的结构,同样的意义,且通常是同样的辞语:陈规旧套是一政治事实,是意识形态的主要形象”。(P51-52)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什么每一次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契机。
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高校中的日常工作,通常被认为是为教研服务的辅导性工作,即依附在高校的教学、科研等工作之上。笔者认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应该被放大,成为高校中旗帜鲜明的工作。高校作为大部分学生学校教育的最后一个环节,如果放松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或者片面强调学生的技能教育,流向社会的毕业生终将缺乏“润色”。我是电子专业毕业的,现供职于某高校行政系统,专门从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从所学专业与所从事的工作来说并不对口,但经过八年实际工作(在此过程中,可谓摸着石头过河,在疑问中不断思考、探索)的磨练,自己确实也积累了许多的经验和想法。
我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促进学生成才的工作。如何才能让每个学生都成才,并且是不拘一格的人才,固然与专业课教师的辛勤教诲有关系,但也与思想政治工作者有很大关系。由于在高校中,学生与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接触是多方面的.高校如何保证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此过程中“尽力而为、尽心而为”,这就与是否正确评价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劳动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其社会地位的问题有关系。
1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常规工作,包括对学生的行为规范、一日常规等进行管理,学生的评优和基本的政治素质教育等等,配合协调好其他部门落实好学生方方面面的工作等等,这些常规工作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可谓错综复杂;二是非常规工作,我们所面对的群体里面必然有一部分后进生,从我的工作经验出发,我把他们分成三类:学习成绩差的、行为举止差的和心理有问题的。我们将这些同学称为“有特殊需求的对象”。他们构成了非常规工作的主要服务对象。而这些所谓的。问题学生或“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往往都个性差异大,能力水平参差不齐,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做好这三类后进生的教育转化工作,往往要倾注巨大的心血,付出几倍于其他学生的时间与精力。因为面对他们,简单的常规性管理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2新形势下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素质要求
以前,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简单,工作方式单调,思想政治工作者不外乎.“铁面判官”型和“苦口婆心”型。在新形势下,学生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管理服务要求也提高了。此外,“以生为本”理念的提出,势必要思想政治工作者成为专业的服务者,必须重新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用联系、发展的观点,探索新的工作方法与工作思路。对于新形势下诞生的新问题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同时对于个体的新问题必须要有一整套的工作方案。例如:心理测试法,性格分析,思想教育方法等等。同时必须整合部分资源,例如:心理辅导咨询中心,就业指导中心,家长接待室等等。总之,思想政治工作不再是被动的管理学生,而是主动的为学生,尤其是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提供服务。
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学生的心理导师的工作,是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素质要求的重中之重。心理是外在的社会文化素质内化为学生因素的中介,也是学生整体素质的核心。心理素质、心理健康水平关系着学生整体素质的发展与提高。
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掌握心理科学的基础知识,懂得学生心理、学习心理、社会心理和心理卫生方面的基本理论,具有了解学生心理的技能方法。思想政治工作者能否洞察学生的心理状态,是思想政治工作成功与否的前提。如对于在校期间男女同学之间的交往,思想政治工作者不要大惊小怪。由于青少年学生社会成熟度相对迟缓,心理约束力较弱,行为上极容易出现偏差。这就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从多方面进行诱导,指导学生把握住自己的角色,处理好性发育迅速成熟与性心理相对幼稚的矛盾,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学习上来。当今社会日益在开放中谋求进步,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思想意识相互渗透,并且充满了激烈的竞争。学生除了要承担繁重的学习任务外,还要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无形压力。适当的心理压力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压力过大或持续时间过长,不但会影响学业,甚至有可能损害身心健康,阻碍学生的和谐发展。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善于区分心理问题与品德错误,及时发现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采取恰当的对策进行心理疏导。不能把学生的心理障碍当成某种错误对待,使学生产生情绪困扰.形成自卑感或是失去信心.影响健康成长。
3完善激励机制,开创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
综上,不管是从具体的工作内容,还是从对工作者的素质要求来讲,我们均可看出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其实并不简单。所以,对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员的劳动应予以尊重。可以说,思想政治工作者创造的价值既有物质价值又有精神价值,既有现实价值又有潜在价值。如其从事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是关系人的健康成长和国家未来发展兴衰的大问题,这种工作的价值是潜在的,是难以量化的,但这种价值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通过其他工作难以产生的,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可和重视。若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劳动价值持轻视甚至否定的态度,不仅使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降低,而且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进而使得此项工作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两课.教学如何走出困境,真正发挥“两课”的作用,使它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背景下既有地位又有作为,无疑是每个从事“两课,教学的教师乃至高校党委领导必须高度重视且认真对待的间题.本文试对哲学课教学改革进行一些思考。
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是整个课程体系的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强哲学教学的实效性对于整个理论教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提高哲学教学的有效性从根本上说是个认识和实践的问题。就认识而言。主要有两方面:
首先是哲学教学的定位问题。哲学学科的性质是教学定位的内在根据。从哲学的本性看,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人类思维的最高形式来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古希腊一些哲人就把哲学定义为“智慧之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中国的先哲说,作为“爱智,的哲学就是“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因此哲学不同于一般的知识陈述,而是要启发人的思维。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哲学思维代表民族发展成熟的程度和水平,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没有辩证思维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对于个人而言,哲学水平体现着人的素质,境界和思维能力,大凡有成就,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无不具有很高的哲学思维水平。爱因斯坦曾对人说:“与其说我是物理学家,侧不如说我是哲学家’.既然哲学是一种智慧,能够塑造人的整体思维素质.因此哲学教育应当成为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着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从哲学的功能看.主要表现为教育和应用.以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人是哲学教育功能最本质的特征.只有在正确的哲学理念指导下,人们才有可能从本质而不是现象上形成对自然、社会、人生等诸多复杂问题的正确认识,进而树立起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理想,并内化为信念.当它最终凝聚成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时,哲学教育也就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以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实践是哲学应用功能的显著特征.真正的哲学既不是教条式的理论说教,也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而是一种教给人们如何面对现实世界去思索、批判和创新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并不要求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栓脸疑团.如果我们的哲学教学能在这样的层面上展开与学生的对话、交流,让他们经受哲学思维的训练,无疑既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又能增长其悟性和创新意识。
在哲学教学定位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的认识问题就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二者作为不同的学科各有其特定的性质和功能。哲学在人的整体思维素质的训练中,注重人的创新精神的培养,而创新正是拼证法的批判和革命精神的体现.新世纪社会需要的首先是一种具有很强创新能力的人才,只有拥有持续创新能力的大t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国家才有强大的竞争力,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有26次提到创新,教育部在《21世纪教育行动目标》中明确地把提高人的素质、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力作为教育行动目标.就此而言,哲学的教育功能起到了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哲学的目标指向不同,政治是出于维护阶级利益、阶级关系而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组织形式,显然二者分属于不同的层次。因此简单地把哲学与政治、哲学课与政怡课等同起来,必然会影响哲学教学的效果,甚至在某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会严重破坏哲学的声誉.当然消除把哲学课与政课简单等同起来的认识和傲法,并不是要完全否认二者的有机联系.事实上在哲学为政治理论思想形成和实施政治行为提供指导作用的同时,政治也会以自身的方式影响着哲学.
哲学的本质和功能表明,在哲学教学中我们需要让学生掌握的,应该是作为智惫的哲学,而不是一些抽象的关于哲学的名词和术语的堆砌;需要培养学生的,应该是哲学的思维能力,一种批判的、富有创造力的创新精神,而不是仅仅作为政治的淦释或教条化的说教。这就是对哲学教学的定位,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探索哲学教学的手段、方法和途径才可能是有成效的.
其次是哲学课教师对自身的地位与作为的正确认识。哲学课教师担负着与其他教师同等重要甚至更艰巨的教育任务,理应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事实上存在着对‘两课’的不重视和‘两课’教师地位不高的状况.究其原因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从客观上说,一是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直接的经济效益,偏重实务应用而轻视作为“形而上.的哲学.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其地位与哲学形成的鲜明反差;二是传统的哲学理论本身的问题,由于它与现实社会发展的某些不相适应,因而有时还不能为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三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使它在一定程度、范围上成为政治让释的工具.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哲学的声誉,也必然影响到哲学教学的地位。从主观上说,一是教学本身缺乏针对性,由于理论失去现实的支撑变成空洞乏力的说教.事实上只有不断的追踪社会发展的轨迹,才能使教学内容具有时代的气息,具有生命力;二是教育者本身缺乏信心.外部环境的影响使越来越多的教师“转轨.,选择更有“前途.的职业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师资队伍的不稳定对哲学教学无疑是雪上加霜.
笔者认为“地位’与“作为.是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提高“地位”关键在内因,在于教师主体性的觉醒,在于对自己所选择事业的追求与执着.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哲学教师就无法摆脱‘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有所作为才能东得自己的地位。因而我们需要在两块阵地上充分发挥作用:一是教学阵地,调整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方法,努力体现哲学的本质特征和功能,使它具有特色,特点,从而增强哲学课的吸引力;二是学术阵地,通过学术研究将成果引人教学之中,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最需要重视和最需要化功夫的.只要我们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充满自信心,坚持改革与探索,坚持对现实社会诸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思考,通过自己的作为改变哲学教学的现状,我们的努力首先会得到学生的承认,进而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时也就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由此可见,对于哲学教师本身而言,·作为’是“地位’的前提条件,“地位’是“作为’的必然结果.当然,从外部环境看,‘两课’教师同样需要得到学术乃至全社会、学术界的支持和关心,这种关心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口头、形式上,而应名实相符.
提高哲学课的有效性更是一个实践问题.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如何使哲学教学植根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的现实之中,如何引导学生用辩证的思维反思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和人生,如何训练学生的哲学思辨能力和创新精神,这是一个重大实践性课题,需要在哲学教学改革中深人探索。
首先是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和探索.一是注重哲学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知识结构的更新.从现状看,哲学教材相对滞后.改革开放2f?多年来,哲学界的研究成果是丰硕的,但这些成果主要是以专著和论文的形式存在,而将它们引人哲学教科书和哲学教学的程度和层次则非常有限,再加上教师个体之间的学术水准和教学能力差异,又有所不同.这些情况必然制约哲学教学.重视哲学教科书及教学内容的更新,重视教师知识结构调整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摘好哲学教学的重要基础.
二是注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理论的魅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实践,来源于实践.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纵观哲学发展史,任何哲学理论的发展都得益于社会实践的变革,哲学也同样如此.因此我们教给学生的不应该仅仅是一些原理,而应该是方法;还要回到现实社会,用唯物辩证方法对现实社会问翅进行分析,用理性来思考和探究事件的本质,在批判中建立新的认识.这样。理论就不会是抽象的教条,而具有实际的内容;对实际间翅的认识也不是就攀论事,而可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教学中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可以采取专尼化亦即‘问理化翔的形式教学,这些间翅包括学生的思想实际和杜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间翅.这种教学可以改变传统的按章。节、目服本宜科式的教学方法。克服教学中普遭存在的“脱节’现象。增强现实感和针对性.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内容是很多的:,如联系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城市职工分流下岗的间瓜以及社会贫富差距问胭等;联系精神文明建设,妙及经济伦理道裕、精神生产力可持续发展间翅等;联系政治体韶改革,涉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脸教训,还有中国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法制不健全带来的各种“设租’。‘寻租”现象,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特权导致的两极分化等:联系哲学的发展,涉及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如何进一步实现哲学本土化、中国化等.对上述学生感兴趣的热点间翅分析得透彻,且有理有据,必然会产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三是合理安排教学的总学时.对哲学授课学时的安排。既要突出哲学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又要体现其与现实结合的时代性.我们尝试着用总学时的70%作为哲学墓本原理的理论教学,30%的学时用于专皿化教学.在进行理论教学时。既要避免与中学政治课教学的重复性,又要适应大学生以后多加研究生人学考试的摇要,对现行的教材进行恰当处理。在进行专瓜化教学时,注惫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让学生认识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让学生将哲学智慧运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以理性认识人生的目的和惫义,以理性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让学生认识全球化的世界。中国改革与发雇的本质以及自身的地位与贵任等.
新课程理念下的《生活与哲学》课堂教学必须要有生活味和哲学味。然而,要让课堂洋溢着生活味相对容易些,而充满着哲学味却并非易事。因此,很有必要对《生活与哲学》课堂教学充满哲学味进行探索。
一、让课堂充满理性思辨的魅力
普通人对哲学家所大惑不解的那些问题往往终生不疑,甚至从来就没有思考过它们,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哲学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学问。实际上哲学的问题就深深地蕴涵在日常生活中,并且与生活密切相关、密不可分,只不过我们缺少使它们“浮出水面”、“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理性思维罢了。
哲学的土壤,尤其是“辩证法”,孕育的是人的思维方法,敢于否定自己的、客观的、不拘泥于任何束缚的思维方法。研究哲学的人受过这种逻辑思维的训练之后,长于推理及判断,不容易自相矛盾。哲学家大都具有整体而根本的立场,在提出观点时,也明白自己的预设及限制,总是温和而有商榷的余地。我们常不可避免地要从哲学意义上对“人”进行思辨。尽管有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说法在先,但是“如果失去联想,人类将会怎样”?
有个故事,说是一个瞎子在森林里迷了路,摸来摸去却怎么也找不着方向。后来,他一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这时他听到地上有人骂到:“谁踢我了?”原来绊着他的是一个瘸子。两个人于是坐到地上聊了起来,瞎子说自己迷了路怎么也找不到方向,两人彼此诉了很长时间的苦。后来瞎子灵光一闪说:“我把你背在背上,你为我指明方向,我来行走,不就能走出去了吗?”两人一拍即合。故事中说的瞎子即指理性,而瘸子即直觉。同样,日常工作中,它们缺一不可,我们只有合理地使用二者才能取得成功。毕业论文,“三思”。这种理性的思辨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舒展着师生的心灵。
二、重视哲学思维能力的培养
哲学是一门特具思辨性的学科。在《生活与哲学》课教学中,教师除了要重视知识的传授和立场观点的教育外,还应特别注重对学生哲学思维能力的培养,主要包括抽象思维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一方面,培养学生抓住事物本质属性,从广泛的社会实践中,从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个性中找到共性,揭示事物本质的能力。我们身边的人、事,我们的社会、国家,我们的思想,大到宏观天体、小到微观世界,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在变化着。因此,我们看事物的时候应该把事物如实地看成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注重学生辩证思维的能力培养,让学生逐步学会在运动、联系、矛盾中去考察和分析事物。毕业论文,“三思”。《生活与哲学》教材中,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构成章节内容的基本框架,而哲学思维方式则是隐涵于教材中的一种思路。如果教师机械地分成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教学,而忽视了学生思维方式的培养和形成,就会造成学生对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理解上的分离。哲学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哲学思维是把知识、观点、方法串连起来的一条暗线,没有这条线,教学结构就缺少内在联系,不能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
《生活与哲学》课程是一个前后连贯、互相渗透,包括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观、人生观等一系列哲学问题的系统。这就要求教师在备课时就要用哲学的思维来备课,通盘考虑,准确地把握各部分、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把每一部分都看作是整个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哲学是一种对各种思想和认识的贯通和超越的思想,是“智慧之学”,是追求真、善、美的学说,是人类精神的灵光和时代精神的精华。毕业论文,“三思”。要在求“是”的基础上,重视对学生的心灵、智慧的开发,重视对他们性情的陶冶,重视人格与个性的教育,重视对情感、情绪和意志的培养,重视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倡导,使学生理解人生的意义,追求更高的生活境界,这才是我们要给学生的最最重要的东西。
三、留给学生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哲学注重思辨,思辨需要时间与空间。为了活跃课堂气氛和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不少教师往往设计丰富多彩的活动及大量的提问,使得课堂热闹非凡却失去应有的思考时间。教学提问的价值在于教师能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启发学生深入思考,获得新知,而不是简单应答。一节优秀的《生活与哲学》课,必须留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为此笔者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可从以下几点进行教学:
第一,巧妙设疑,善于解难释疑。巧妙地设疑,是启发学生积极思维、培养学生探索真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其次,结合热点,密切联系实际。多提一些应用型的问题,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提高学生的思维与应用能力。毕业论文,“三思”。第三,留有余地,巧设课堂“空白”。毕业论文,“三思”。中国的绘画、书法很讲究“布白”艺术。毕业论文,“三思”。课堂教学也是一门艺术,课堂中的“空白”艺术,要求教学中要留有余地。
现如今,我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在如今的高等教育中讨论愈来愈热烈。教学与科研是高校的两个基本职能,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该文尝试将腐殖质对有机污染物在土壤界面传输影响机理的最新研究成果引入到本科教学中,不仅丰富了教师的教学手段,而且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激发了学生的科研创新思维。下面是学术参考网小编为朋友们搜集整理的最新本科毕业论文致谢词,欢迎阅读!
弹指一挥间,大学四年已经接近了尾声。当自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完成这篇毕业论文的时候,自己也从当年一个从山里走出的懵懂孩子变成了一个成熟青年,回想自己的十几年的求学生涯,虽然只是一个本科毕业,但也实属不容易。首先,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就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当然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农民,没有他们的勤勤恳恳和细心安排,我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我的大学生活。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也不可能完成我经济学第二专业的学习。当然,一个农民家庭要同时供两个大学生上学,没有别人的帮助和接济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我要感谢那些在我求学时对我经济和精神上帮助的亲戚、朋友、老师和同学们,我的生活因你们而精彩和充实。
华中科技大学,这里严谨的学风、优美的校园环境使我大学四年过的很充实和愉快。我第一学期是在哲学系度过的。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我有幸和许多优秀的同学一起学习,听睿智的哲学老师讲授哲学。后来由于一些本可抗拒但一时冲动的原因,我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哲学系,离开了亲爱的哲学系的老师和同学们。虽然只有短短的半年时光,但我确实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尤其是对我思想和方法上的指导。这些有用的东西一直对我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我相信,这些东西将伴随我走完整个人生的道路。现在回想起在哲学班的日子,还是那么的温馨和惬意,我不能不感谢当时哲学班的每一位同学和老师,跟你们在一起学习、生活,那真是其乐融融,妙不可言!
大一下学期,我转专业来到了一个新集体,开始了新的专业。虽然老师和同学都是新的,专业是新的,但我仍然感受到了那种来自老师和同学们的热情和融洽!这对我融入新环境,对新专业产生兴趣是非常重要的。公管院的老师更是让我难忘,他们严谨的学术态度,幽默风趣的授课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篇论文构思和写作过程,我的论文指导老师王国华教授,对我论文的完成更是功不可没,王老师每次给我的疑问给予细心的解答并给出写作建议,对我的论文进行细心的修改,使得我的论文结构一步一步的完善,内容日趋丰满。没有王老师的细心指导,这篇论文是不可能完成的。
书到用时方恨少,在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深感自己的水平还非常的欠缺。生命不息,学习不止,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和完善的过程,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6(C)-0222-01
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题目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篇论文比较了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一些差别。肯定了伊壁鸠鲁对原子偏斜运动和人的主观自由的论述。
马克思在论文中反驳了认为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相同的观点。这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原子是否做偏斜运动。结论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者对所研究的客观对象所采取的态度不同。德谟克利特认为人对自然现象的判断是不可靠的,而伊壁鸠鲁则认为感性世界是可靠的。正如马克思在文中所说,“当德谟克利特把感性世界变成主观假象时,伊壁鸠鲁却把它变成客观现象”[1]。这种对自然哲学的态度还可以从伊壁鸠鲁遗存下来的基本要道中看出:
“如果天空中的怪异景象不会使我们惊恐,死亡不令我们烦恼,而且我们能够认识到痛苦和欲望是有界限的,我们就根本不需要自然科学了。
如果不清楚地认识整个自然,一个人就不能在最关键的事情上消除恐惧,就会生活在神话造成的恐惧中。所以,如果没有自然科学的话,就不会获得纯净的快乐。”[2]
德谟克利特试图获得对客观自然现象的认识,而伊壁鸠鲁的研究更多地服从其伦理学目的,使人克服对未知的恐惧,进而使人得到内心的平静。不仅其自然哲学的观点,他的反宗教的思想也是基于这种目的。伊壁鸠鲁认为人要取得幸福应该更多地借助自身的力量,人需要的外部的东西并不多,只要人克服了恐惧、欺骗、就能实现自由。
这种靠人的观意志达到自由幸福得到了马克思的认同。与斯多葛伦理学更多强调宿命不同,这种伊壁鸠鲁的观点更多地强调人的自我意识在实现自由方面的作用。但是,马克思不断探索很快放弃了用伦理学方法去探讨人的自由。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论,作出了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号召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剥削阶级,建立工人阶级执政的政府。从而从根本上保障更广大人民的自由。而只有这种阶级性质的国家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在剥削阶级社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外在条件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在马克思所在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往往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要争取自由首先应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掌握了生产资料,自由的实现才有可能。
经济社会在不断变化,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为实现每个人自由的客观条件相较以前已有了重要的改观。一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改善民生,使实现自由的客观条件更加有利。另一方面,也许是当今社会更需要解决的是人的主观自由的问题。自由从来不是被人赐予的,而是一种被人的主观意识感受到的。这样就回到了伊壁鸠鲁与马克思所思考过的命题,在唯物主义条件下人的自我意识自由的问题。如果没有了神佛我们该如何克服似乎与生俱来的恐惧、不安与。
终极关怀是古往今来许多人探讨的主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人的存在在于人的感觉和思维能力。外部的身体感觉似乎总给人带来痛苦,这样人只有借助于自己的思维能力来获得存在的愉悦。于是亚里士多德把幸福定义为一种理性的沉思活动。认为人应该过一种与获取知识相关的活动。也即是与人的思维相关的科学、艺术等的创造。更多的人过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社会,才能是一个文明发达的社会,才是每个人自由自足的社会。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实现每个人的客观自由的条件在迅速改变。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我们更应该思考人的主观自由的问题。也正如其在博士论文的出版序言中所说的,“他们是自我意识的哲学家。这篇论文至少将表明,迄今为止这项任务解决得多么不够”[3]。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分析,我们可以作出以下结论:1、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马克思探讨人的自由的开始,并从伊壁鸠鲁的哲学开始思考在唯物主义条件下人的主观自由的问题。2、可以把马克思早期对自由的探讨称为自我意识自由的探讨。把后期借助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论思考自由称为外在自由的探讨。3、当实现自由的客观条件逐渐实现的时,我们应该更多地寻找实现人的主观自由的条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现文化的发展繁荣,并让更多的人享有文化发展繁荣的成果。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法学院
作者简介:郭随磊,汕头大学法学院2009级行政管理专业。
参考文献:
中国哲学史在高校的地位由显学变为隐学,甚至各种迹象表明似乎走投无路。有的高校哲学系每年招生50多人,其中6成是被迫“服从调剂”而来;有的高校哲学系一届本科毕业生只有3人;甚至个别高校仅挂名哲学系,连一个学生都没有。设置哲学专业的高校况且如此,大部分没有哲学专业的高校,中国哲学史只是作为公选课形式开设。如何在中国哲学史课程如此落魄,发展前景堪忧的情形下,如何在以本科管理类为主独立学院讲好该课程,现从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结果考核等方面进行思考。
一、中国哲学史教学在学院的现状
(一)中国哲学史以单一课程出现
管理类专业以应用型为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多为市场实用性为主。中国哲学史无其它配套课程,难以形成整体氛围。
课程设置也为公选课,依据学生兴趣选择。学生选课的多与少直接关系课程是否从“隐学”变为“无学”,或者是学生为了修够毕业所需的学分勉为其难而选之。
(二)学习中国哲学史的无用性
部分学生认为学习“孔孟思想”、“老庄思想”、“程朱理学”空而无用,既同专业无关也与行业不对口,“学”而不能“致用”。另有部分学生虽然学习,但由于教学目标错位,将课程教学作为知识的传授,从书本转移给学生的过程,尽力使学生记住姓名、观点和著作名称等,导致学生学习枯燥乏味,学习兴趣低落。
(三)考核结果不能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结果
学生学习结束,往往采用闭卷形式或论文形式考核。闭卷形式主要考核学生知识点的背诵情况,而学生论文又容易流于形式,教师难以掌握学生的思维能力和逻辑能力,与课程开设目标背道而驰。
二、将中国哲学史教学与管理专业的教学目标结合的思考
(一)中国哲学史教学观念的与时俱进
管理是一门艺术,重点是梳理不同团体中“人”的关系,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以取得更高的劳动效率。中国哲学史中具有丰富的“人学思想”,中国的哲学从一开始就对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思考,从不同角度予以回答。鲜明的从整体,天、地、人三个层面进行思考,并最终探讨人的本质。所以管理和中国哲学都有大量关于的“人”的思考,在教学中完全可以“互通有无”,“以古鉴今”。
(二)教学选用观点鲜明和有生命力的内容
由于选修课的课时限制,在教学中更要重视学生的兴趣点,特别是在管理中常遇到的人际关系、制度构建和人的行为等,可以对应讲授孔子思想、法家思想、“人性论”等,并且选择的教学内容适应学生理解程度,避免曲高和寡。
在讲授中也不拘泥中国哲学部分,可以将西方哲学中同类部分进行对比,比较中西的观点的异同、进行观点的碰撞,形成头脑风暴,可以更有利于学生进行思维的训练,从而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分析和理解能力,从而具有较强的批判和创造能力。
(三)考核内容需更加个性化
针对不同学生的关注点不同,考核的题目可以由其任选。以论文的形式检验学生的选题取向、问题分析能力、逻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也可根据实际情况不预设结果,面试学生的应变能力。
总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要求和教学内容更易于与管理专业知识融汇贯通,因而对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不再局限于哲学范围内讲授,更需拓展哲学教学的观念,对哲学教学的内容进行“实用性”转型。用哲学的思维方式训练学生的思考能力,不止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还能帮助学生加深思维的深度。只有思考维度的多层次化,才能使学生在管理中认识事物的看法更加深刻,更能透过现象发现事物的本质。
参考文献:
19、20世纪人类所进行的变革性的生产活动和人类思想理论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是人类文明产生至此前的几千年所有活动的总和所不能媲美的,诞生的精神食粮至今仍受益匪浅。科学技术上的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进行为我们人类打开了一幅理想的世界图景,使人类的物质文明大大向前推进;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更加辉煌的成果,哲学的诞生,开创了人类思想文明史上的新的纪元。他创立的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彻底终结了传统哲学的根本性思维方式,为现实的人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然而,长期以来以原苏联教科书为代表范式,包括当今中国哲学理论界的学者们对于马克思所创立的哲学在理解上存在着较大的误区,甚至以近代西方传统哲学为模板来对哲学进行面目全非的改造。论文参考网。以传统的固有的思维方式曲解了哲学的实质,才造成时至今日的对哲学所取得的理论价值评述时的尴尬局面。
哲学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论文参考网。马克思以“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来奠定其哲学基本框架,从而也就区别开了哲学与以往全部旧的哲学的根本差别。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以历史的思维逻辑、人的思维逻辑来重新理解对待人的周围世界来取代以科学的思维逻辑、以观物的思维方式的传统的二元本体论看待世界。这是哲学与近代哲学存在的根本分歧点。我们无法完全肯定或否定哪家之言更为准确,更为真理些。因为哲学本身作为一种思想上的反思活动,担负着巨大历史时代任务,每一阶段的哲学的产生无不与它所处的那个时代有关。柯林武德非常明确地指出:“如果说17世纪的哲学是清理17世纪的自然科学,那么20世纪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20世纪的史学。”[1]哲学诞生于古希腊,从第一个哲学命题“水是万物的本源”,哲学与自然科学就始终纠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直至西方近代哲学这一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以科学的思维方式来追问万物本原,从变中求不变,从现象追问本质,从暂时追寻永久,从有限追求无限等等。这是到今天为止哲学家们仍津津有味大谈此道,因此哲学便被这些大家们动手肢解与重组了。他们所犯的错误在于忘记了哲学的时代性、阶级性和民族性。我们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他的新的世界观就是区别以往全部哲学的关键。历史唯物主义何以成为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就在于它以历史的逻辑取代自然的逻辑,以现实的人的历史活动取代抽象的人的本质,用人的现实的历史的活动这种思维方式重新理解对待周围世界,并形成了一种历史性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成为第一个用历史的解释原则来重新建构自己的哲学。“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的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论文参考网。”[2]这是马克思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提纲中第一条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的唯物主义者有一个主要的缺点,即把客观事物作为外在于人的对象,而没有从主体现实的人这一“历史的感性”出发来理解世界。而现实的人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出发点,马克思开创了新的世界观的体系,实现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把逻辑思维方式由科学向历史,由“观物的本体论”向“观人的生存论”转向,其结果必然是从抽象的、概念的人向现实的人转变。马克思创立的新的唯物主义直接起点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而不是近代的机械唯物主义上,但是马克思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那里,而是向前又推进了唯物主义。马克思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系统地论述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性地发展,实现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转变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社会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而马克思恰好从现实的社会中的人进行的历史活动的进程来实现的哲学的变革。西方传统本体论哲学以“物”的逻辑理解人,提出的问题是“人的本质是什么”,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是抽象的人的本质。而马克思哲学提出的不再是“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应该怎么样”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个人是怎么样的,决定于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生活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实的认识具有特殊性的个人,他们的特殊性由他们的具体生活方式决定的,而他们的具体的生活方式又是由他们所进行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下的个人,都是具有社会性、历史性的现实的个人。[3]可见马克思把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转变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而得以解决的。这样,当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去重新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时候,思维与存在就变成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他看到,人们所理解的存在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使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历史思维和历史的逻辑中,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现实的历史联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意义,正在于他为创立的新的唯物主义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解释原则--历史的解释原则;一种新的思维和逻辑,即历史的思维和历史的逻辑。正是这种新的思维和逻辑使马克思构建了与旧哲学所根本不同的哲学框架解释原则,在哲学上实现了变革。马克思创立的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通过它全新的历史性解释原则来彻底与全部旧哲学进行决裂的。唯心者眼中的社会历史活动是一种主观意志的活动,他们不理解其客观性,旧唯物主义者呢,对待社会历史活动的客观性也不能解释,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旧唯物主义者只能回答的是外部世界的客观性问题,而不能回答人的活动的客观性问题,最终又回到唯心主义那里了。马克思通过它的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社会制约性原则”和“历史决定性原则”来完成的。(1)“社会制约性原则”:尽管个人活动是在自己主观意志支配下的,但是社会上的人是处于一个整体链条当中的,他们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每一个事件的结果都需要其它合力的作用影响下的,是不以每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历史决定性原则”:后代人的实践活动的前提是前代人留下的客观结果。前代人的活动尽管有主观意志参与下的自主活动,但是相对于后代人则是客观的,而后代人只能历史的继承前代人活动的结果,生产活动才能进行下去。
综上,马克思把人从抽象的、概念下的外壳中搬到社会历史当中,成为一个在历史中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个人。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变成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使存在变成现实的人活动的进程的存在。把科学逻辑变成历史逻辑等等这一系列全新的哲学上的变革实质正是由他的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所完成的,马克思通过它的全新世界观来为人类的未来进程打开了一条大路。
【参考文献】
[1]柯林武德:《历史的关键》商务印书馆,何兆武、张文杰译,1997年,第20页、34页。
2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年版,第16页。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2 ― 0188 ― 02
主体意识的觉醒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法和生活习惯,也深刻地影响了教育理念和方法。传统的教学法注重教师的讲授,而轻视学生的参与,致使学生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课堂氛围沉闷,教学效果甚微。为此,适应新的发展需要,要改变旧的教学方法,采取能有效发挥学生主体能动性的新方法。参与式教学法在吸取传统教学法合理性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虽然“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但其非功利的特性使其短期效益很难呈现出来,导致部分学生欠缺学习动力。因此,哲学专业课必须改变陈旧的教育理念,使学生切实参与到哲学思辨中,深刻领悟到哲学的魅力。
一、哲学专业课教学现状分析
目前文科生就业前景不容乐观,尤其哲学这种被视为冷门的专业,其就业的对口行业并不明显,致使部分不理解哲学本性且缺乏目标的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哲学教育理念陈旧,教师传统的教学模式尤其加重了学生的厌学情绪,上课玩手机、迟到、旷课、看闲书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不仅难以实现哲学培养学生反思批判精神、锻炼逻辑思维能力的初衷,甚至无法达到一般大学教育的目标。
1.哲学非功利的本性
苏格拉底强调“人应当知道自己无知”,只有承认无知才能更好地探寻世界的本质。亚里士多德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认为哲学起于惊异,正是由于惊异才感到困惑,才意识到自己无知。“既然人们研究哲学是为了摆脱无知,那就很明显,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2〕因此,研究哲学并非有着功利性的目的,纯粹出于爱智和求知的本性。学习哲学的人一定要清楚哲学非功利的这一本性,否则将它看作一门实用的学问而与其它应用性的学科相比较,那么其不适于立即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哲学对于人类而言最大的意义莫过于对自由的追求,追求自由就要质疑现存,就不会不加思考地与现存相认同,这体现了哲学的价值是内在和深远的,其实用效果绝非立竿见影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是一门闲暇的学问,也就是探讨哲学是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或者说哲学不考虑人们的生计问题,当然更不以此为目的。不以物质需求为目的,这便保证了哲学不会被利益所驱使,而能够自由地追寻。因此,哲学专业的学生更多以哲学的反思批判精神为主导,运用锻炼出来的思辨逻辑能力去从事一定的工作,而不是讲究对口并取得暂时的效果。
2.哲学教育理念陈旧
学生不理解哲学的非功利本性,尚未进入哲学,尤其需要教师的积极引导,但目前陈旧的哲学教育理念难以展现哲学的本性和魅力,反而更加剧了学生的厌学情绪。在容易就业、收入丰厚这一普遍追求的环境下,虽然感于哲学思辨的魅力,热爱哲学的不乏其人,但真正以此为专业,报考哲学专业的学生却相对较少。很多调剂到哲学专业的学生本身对哲学不感兴趣甚至抵触哲学,这一事实更加剧了哲学教师授课的难度。而目前的哲学教育理念陈旧,很多人对于哲学的理解过于狭隘,仍停留在传统教科书的层面上。这种狭隘的理解难以彰显哲学思辨的魅力,很y吸引学生热爱哲学。因此,如何将哲学的思辨本性和批判精神展现出来,如何使学生体会到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陈旧的教育理念已不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必须采取新的教学方法。
二、参与式教学法与哲学本性相契合
参与式教学法不仅强调教师的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使教学不再是传统的主体-客体的形式,而变成了主体-主体间的互动。“教师将学生看作与自身同样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学生将教师看作能够平等交流和沟通的主体”〔3〕,这便是主体间性的对话。这种将被动的客体变为积极参与主体的方式更加适合哲学专业课的教学,和哲学的本性相契合,体现了哲学的思辨特性,益于发扬哲学的批判精神。
1.哲学的思辨本性要求参与式教学法
哲学的根本特性是思辨,思辨不仅体现在思维的思辨,即纯粹思想活动的思辨,其外在显现也必将是思辨的。苏格拉底的对话式是哲学思辨本性的精彩呈现,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更是透过文字处处显现了思辨的魅力,也正是哲学的思辨本性吸引着无数的爱智者。哲学专业课的教学方式因此也就与其它专业不同,要求教师与学生进行平等的沟通和对话。在对话式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以引导学生进入哲学思辨领域为主,而不再是传统式教学方法的依靠教师权威的强制灌输,这会激发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增加了对哲学的兴趣和热爱。专业课的学习不再变成教师一人的独角戏,学生不再单纯被动地以接受为主,而是可以作为平等的主体与教师进行对话。因此,参与式教学法使学生在对话中锻炼了逻辑思辨能力,在思想碰撞中闪现出智慧的火花,其教学效果不言而喻,对哲学思辨本性的认知、理解与实践也就更为深刻。
2.参与式教学法益于发扬哲学的批判精神
参与式教学法使学生作为平等的主体与教师进行对话,这种行为方式本身就意味着对教师这一传统身份权威的挑战。学生不再唯教师的讲授是从,参与课堂的过程中肯定要提出质疑并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哲学的批判精神就是对历史、现在和未来永存怀疑的态度,敢于质疑权威和对现存进行反思和考查。辩论的过程实际上就体现了哲学的批判精神,哲学的海洋如此浩瀚,教师由于自身思维能力和知识水平的限制必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参与式教学法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在阅读原著和思考哲学问题的过程中,学生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通过平等的沟通和对话进一步澄清认识和理解。这一过程中,不仅学生的不明之处予以澄清,于教师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由此,参与式教学法并不是降低了对教师的要求,让学生自己学习,将课堂完全交给学生,相反教师却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学生的思维活跃而发散,面对学生的质疑,教师要有理有据地进行驳斥,课下就需下更多功夫。如若学生的说法更能说服人,教师也要秉持开放的态度谦虚地接受。当然,平等的沟通和对话并不意味着教师角色的消失,毕竟学生因其年轻和经验不足极易产生偏差,这时教师就要发挥自身所长进行积极引导。
三、参与式教学法在哲学专业课中实施的构想
鉴于参与式教学法的诸多优势,加之与哲学本身的契合,哲学专业课中可以实施参与式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的应用并非任意随性的,应以规范性和科学性为基本的原则,具体形式可以灵活多样。哲学专业课要特别注重基础理论研究,以文本为依据,直接阅读原著。针对不同阶段的学生,教师也要采取不同的授课内容,实施有层次的授课,考核则可以采用讨论、论文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只有科学性和灵活性相统一,参与式教学法才能发挥其特长和优势。
1.注重基础理论研究
参与式教学法强调变学生的被动地位为主动,学生不再是课堂的客体,而成为主体。但学生主体地位的提高绝不意味着仅仅强调灵活多样的互动形式而忽视了基础理论的学习。哲学的思辨并非诡辩,哲学的反思不是瞎想,哲学的批判也反对无理的攻击。参与式教学法的有效实施一定是以坚实的基础理论研究为基础的,于教师而言必须以文本为依据对学生进行反驳和引导,对学生来说也要阅读书籍来提问和质疑,否则课堂气氛再活跃也仅如空中楼阁、水中浮萍。那么,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呢?这不妨从教材的改革入手。“考察西方著名大学的哲学系,可以看到,用原著或者原著选篇作为教材,已成为一种十分普遍而有效的教学方式。”〔4〕用原著作为教材,最接近地反映了哲学家的反思批判精神、抽象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方式。之所以说最接近是因为我们限于语言的掌握,很多人阅读的是中译本,其思想的原貌可能更多地要从哲学家本身所使用的语言中去领略。如若期望原汁原味的哲学家思想,哲学系的学生可能需要掌握德语、英语、法语、希腊文、拉丁文等,甚至还包括各种语言的古代用法。这也是各个高校开设专业外语的初衷,但目前普遍存在层次差距大、课时少、师资不足、学生兴趣不高等情况,各高校可根据自身情况来不断完善专业外语的开设。
2.针对不同阶段进行有层次的授课
由于哲学并非实用性和功利性的学科,其思维方式又异于常识,因此哲学专业的学习首先需要改变学生的常识思维方式,使之适应并习惯哲学的思辨特点。对于这一阶段的学生,哲学专业可以开设哲学导论、逻辑学等课程,以引导学生走入哲学、习惯哲学、热爱哲学为目标。在建立起基本的哲W思维方式的基础上,第二阶段则将哲学史和哲学原著相结合,以期体悟哲学这只密涅瓦猫头鹰的理性魅力,感受其宛如厮杀战场的激烈纷争。哲学史是向学生呈现这个厮杀战场的原貌,而原著则能深入历史,与哲学家直接进行对话。其中原著的阅读尤其重要,各种哲学史的书写正是建立在原著的基础上的,而且面对各种层次的哲学史教材也要以原著作为判别其优劣的标准。在哲学史和原著的基础上还可以开设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等课程,让学生领略这些专门性学科的特点。最后,有了哲学史和原著的基础,学生可以运用逻辑思维能力进行专题性的探讨,进一步理解并彰显哲学的反思批判精神。
3.采取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参与式教学法以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平等对话为重要特征,因此课堂适于采取讨论的方式,并将其作为考核的重要一环。当然,讨论对教师和学生都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教学的新的要求。首先,讨论要有一定的主题。其次,教师和学生在讨论前都要阅读大量书籍并进行深入思考。最后,教师要适时引导,学生则应做到语言凝练、逻辑性强。哲学的抽象思辨能力除了口头语言的表述,还要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这就是论文。论文和讨论相结合更全面反映了学生的真实水平,应作为哲学专业课的重要考核方式。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