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文化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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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这一领域的调查村落有三都水族自治县水东片区、荔波县瑶山乡、平塘卡蒲毛南族乡、惠水县绿水苑村和长顺县马路乡等。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村落已经开始现代化进程，不仅表现在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也表现在建筑方式的现代化。从纵向角度看，很多村落里的传统建筑基本上被钢筋水泥的西式楼房代替，50年以上的木结构建筑损毁严重。从横向角度分析，传统木质、石质古建筑保存范围小，多零星分布在现代建筑群中，建筑面积不大。如卡蒲乡乡治所，存在较小的一片传统木结构建筑群，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但在其周围，密布着仿古式现代建筑和西式楼房，影响了村落整体审美观和民族气息。在卡蒲乡下的众多村落也或多或少存在着影响整体布局的现代建筑。又如摆金的绿水苑广泛存在着村民拆旧房材料建新房和马路的现象，笔者在考察中就发现一块雕刻精美的石碾成了铺路石。这就亟需当地政府制定规划进行指导。

(二)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总体上来说，南部黔南州民族文化保存相对完整，但和其他地区一样，存在着消失的危险。笔者认为其现有优势主要有:种类繁多:南部地区现有平塘打猴鼓舞、马尾绣、水书、端节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也有其他各级和没评上级别的民俗。这些民俗技艺涵盖了表演艺术、传统工艺美术、传统节日和祭祀仪式等民俗领域，可以说这一地区的民俗种类繁多，是非遗的“富矿”。分布面广:各县均具备丰富的、能体现当地民族文化气质的非遗，很多乡镇也或多或少保存着相关的自然、历史遗产。价值突出:这些民族文化能体现当地人较高的艺术水平和审美情趣，具备较大的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如三都的水书对先秦时期的历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马尾绣、新塘(平塘)苗族服饰技艺、摆金(惠水)苗族服饰技艺等传统织造技艺对现代纺织技术的提升和创意设计很有助益;端节对加强族群团结、维护社会和谐、强化民族意识和提高民族自豪感具有较大作用，至于其他的民族文化也具有特定的价值。经过调查，笔者同样发现当地的民族文化遇到了不小的危机。具体表现在:传承人年龄老化，后继乏人:以长顺县马路乡地戏为例，现有的传承人年纪普遍在四、五十岁以上，而年轻人由于多在外打工，学习的机会不多，地戏遇到后继乏人的困境。一些地方保护意识淡薄，重视申报和开发，忽视保护和管理的现象比较普遍。同样是在马路乡，有一座朱元璋时期修建的“贞节牌坊”，是皇帝为表彰马路黄氏终身守寡养育子女而立，并且当地至今还有关于这一事迹的历史传说。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古迹已经被人涂上了厚厚的油漆，使得牌坊面目全非。据笔者了解，该县某部门认为古迹年久失修，故在上面有文字和图画雕刻的地方涂上油漆，以凸显古迹的“辨识度”。民间文学所依存的自然遗产失去本来面目，就会影响民间文学的活态存在。附近的马路乡村落，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屯堡建筑也正遇到村民为改善居住条件而重建房屋所带来的大面积毁灭。在牌坊旁边，当地政府则努力打造民俗大舞台，进行商业开发。村落民族文化的整体性遭受破坏而进行局部的开发显然是不现实的。法律法规建设的步伐与非遗保护工作的紧迫性不一致。田野点的居民虽然对民族文化保护的认识程度不同，但都还是强调必须加强对其的保护。可是，一旦涉及到法律层面，多数人是一无所知，不知国家层面的法律，也不知地方上的法规，更不知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文化。同时，南部黔南州现有的很多非遗保护工作不能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除了三都水族自治县出台了《三都水族自治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和《三都水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外，其他县基本没有与本地实际相对应的、可行性强的地方性法规对非遗进行保护。另外，管理资金和人员不足的困难普遍存在。

(三)民族旅游发展状况

从整体来看，黔南州的旅游还处于起步阶段，主打“喀斯特”和“民族风情”两张名片。但很多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景点还处在“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而在旅游这一板块，南部的荔波无疑是发展最快的，但还是起步较晚。旅游发展的滞后是一种劣势，说明政府、商界、学界、社会团体等层面还需要做很多工作。但这同样是一种机遇，因为“滞后”为以后的发展留下了较大的可发挥空间。南部黔南州的民族旅游事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表现在:旅游开发度不高:一些较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还未进行针对性强的开发，民族风俗、民族建筑、人文历史景观、自然遗产等相对处于开发初期，欠缺知名度，分布多偏远、分散。如瑶山、掌布等村落离交通发达区域就很远。不少景区内外管理有限，配套落后:以掌布风景区为例，笔者在2个半小时的考察中就遇见三起争吵事件，两起是游客之间的踩踏，另一起是游客与景区保安的门票纠纷。而景区工作人员对这些突发事件的处理不及时，更未做到防患于未然。同样在旅游行业发展速度较快的荔波，国庆期间也出现了因客房爆满和大幅涨价导致游客打地铺和搭帐篷的情况。在荔波瑶山等新开发的民族旅游地区，当地基本上不能提供住宿，游客只能回荔波解决，而县城的客房数量未能完全满足游客需求。民族风情旅游开发意识有所欠缺:以卡蒲毛南族风情园为例，国庆期间有散客自驾游到访，他们想观看毛南族的打猴鼓舞和其他民族文化，结果发现园子内除了几个业余“客串”的讲解员外空空荡荡，最后只得走马观花一番而去。这说明民族旅游的深度开发、梯度开发还是很有必要的。

二、民族文化保护发展的建议

从以上论述来分析，南部黔南州的民族文化总体保存较好，但在古建筑和传统村落、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民族旅游发展等三个方面存在不足。笔者在调查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关于该地域相关事业发展的思考，并提出以下建议:

(一)古建筑和传统村落的保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青岛泰之认为:“古村落、城镇和城市属于历史文化遗产群落，它们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在某一地方居住的人们的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的连贯性。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历史文化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人们在传统的物质环境中继续从事其日常生活。换言之，就是传统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以及空间结构得以延续，而不仅仅是单体建筑。”因为古建筑和传统村落对印证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和财政部等部门分别于2012年12月和2013年8月联合公布了第一批和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3年10月17日，国家新闻办举行新闻会，发言人赵晖明确指出:如果有传统村落的地方，要把这些村落保护好，要避让开，不能因为城市要开发、要利用把这片拆掉，即“禁止拆建”。传统村落的保护路径多种多样，结合南部黔南州的实际，笔者认为有两种保护思路:一种是集中整体保护，以平塘卡蒲毛南族乡为例，虽然在乡治所存留的传统结构建筑群规模不大，但仍有整体保护的价值。所要采取的就是:一是由住建局和有资质的科研机构对古建筑逐一进行登记造册，确立禁止拆建的建筑群。如果拆除或改建老屋必须征得当地政府和文物部门的许可。二是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木质古民居的修缮保护，重点整修屋顶、房梁等部分，在修旧如旧的基础上保存建筑群的原真性。对已存在于古建筑群中及周边的现代水泥建筑则尽可能保持经过仿古设计，并融入古建筑群中的整体风格。允许和鼓励村民在古建筑外按照仿古设计修建现代住房，也鼓励他们尽可能地采取古法木质建筑技艺。三是由平塘县非遗中心等部门对卡蒲毛南族传统建筑技艺进行普查，摸清当地人在选址、选料、修筑、工匠组织、后勤保障、建筑禁忌、仪式等方面的地方性知识，整理成文本和音、视频资料并登记归档，为以后相关研究和当地古法仿建做准备。四是保护古村落不只是保存古建筑，还要保存当地的传统文化。如果要在村落保护和旅游开发之间寻求平衡点，笔者认为可以开辟村落旅游。游客可以参观传统民居，与村民同吃同住体验生活，领悟杆栏式建筑的魅力，这种方式能带动农家乐旅游的发展。当地还可以加大投入，在民族风情园定期定时举办原生态的毛南族民俗展演，重点展示国家级非遗毛南族打猴鼓舞及毛南族山歌、婚嫁等民俗，并寻求与观众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另一种保护模式是异地保护，主要面向村落传统建筑规模不大、分布散乱和损毁严重的情况。以马路乡为例，当地政府欲在青山村贞节牌坊边打造民俗大戏台以发展旅游业，但青山村现有的屯堡建筑已经不多、分布散乱，很多古建材已经被村民建新居挪用。如果要修建民俗大戏台以发展旅游业，较理想的方式是先由政府出资从无力对房屋维修的户主处收购古建筑(当地无力维修老屋的住户较多)，然后文物部门对每一块砖、每一根木头编号登记造册，最后拆卸到戏台边号选址按编号重建。这一构思曾在三峡工程建设时进行的张飞庙搬迁活动中得到很好地实践。同时，政府出资收集居民家中的历史遗物陈列到重建的古建筑中。重建的古建筑可以作为商业用途，如仿古的茶肆、酒馆、土特产店等。关于牌坊政府应组织文物部门对被损毁的牌坊进行修复，确保修旧如旧。如此一来，古建筑、大戏台、古道和古牌坊形成集群效应，游客既能观赏民俗的展演，也能从古建筑中体会屯堡文化。将古建筑异地重建从而“抱团”重现整体优势，这就是异地保护的思路。

(二)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之路

虽然南部黔南州非遗的保存和发展有其优势，但其传承保护方面的困难始终要解决，相邻的黔东南州在这一领域做得相对较好。如果结合其他地域保护的经验，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对年长的非遗传承人实行抢救性保护，积极培养年轻传承人。

非遗的传承必须做到“以人为本”，对于年事已高的非遗传承人，政府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延续他们的生命。黄永林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征是以人的个体或群体世代相承的活动而传承，一旦人的个体或群体活动终止，它也就消失。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与对传承人生命的保护是同步的。”学术界对其所掌握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抢救挖掘，通过访谈、文本分析和参与观察等手段获得更多的田野调查资料并进行录音、录像、文本等方面的记录以备以后的相关研究。对于年长但身体状况尚可的传承人，从政府层面来说，政府应多关心他们的衣食起居，适当给予补贴保障其基本生活。如果财政上有困难也可以采取颁发“民间工艺美术大师”、“民间戏剧大师”等荣誉证书，以期提高传承人的产品和表演艺术的潜在经济价值。政府和机构也可以适时安排传承人外出参加非遗的展演、交流和研讨等活动，提高他们知名度和荣誉感;鼓励传承人培养青少年传承人，鼓励农民在闲暇时参与非遗传承，对参与非遗传承的学习者进行适当的补贴。学术界对学习者进行相应的指导，协调和沟通传承人和学习者的关系，解决他们的困惑，保证非遗的活态传承。

2.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保护与开发本来就是一种矛盾。南部黔南州的非遗要充分发挥其文化资源优势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就必须将其保护好、管理好。保护非遗还得靠地方政府文化自觉，这是最重要的保护主体，所能产生的正面效果远远大于学界、商界和新闻媒体界。政府可以组织专家学者对南部黔南州的非遗进行再确认普查，编制非遗名录，然后依照普查结果按非遗重要性分类管理，加强保护。只有政府意识到非遗的保护和管理是申报和开发的基础，这样才能正确处理保护和开发的关系。

3.建立符合整个黔南州实际情况的地方性非遗法律法规。

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先生认为:“立法保护是根本性的保护，只有健全的立法保护，才会使行政保护、财政支持、知识产权保护等得到保证。”政府再在确认普查的基础上编制地方性法律法规，咨询省内外的专家学者，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为蓝本，按照非遗的九大门类和社会各界的作用编制整个黔南州的非遗保护法规。明确职责，分步实施，依法保护黔南州的非遗，促进黔南州的非遗保护和发展。

(三)民族旅游的发展

南部黔南州的旅游事业虽然发展迅速，但由于起步晚的原因导致其存在着开发度不高、景区内外管理和配套落后以及民族风情旅游开发意识欠缺等三大问题。按照笔者的思路，可以尝试采取以下的策略:一是政府对南部黔南州的重点旅游规划区域加大宣传力度，按照黔南州政府的“一圈两翼”部署，主要在广东、广西、贵州、重庆、湖南和四川等相邻区域进行宣传。在宣传的同时加强招商引资力度，强化景区管理，完善相关配套设施，保障旅游者的吃、住、行。笔者建议:作为黔南州最具知名度的荔波景区，可以学习凤凰的经验，采取收通票制度。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很多游客只会去大、小七孔而不会选择去水春河、茂兰和开发中的瑶山等景区。其原因有三:其一大、小七孔知名度比其他景点高，游客不愿去他们不熟悉的景区;其二荔波地处三省交界之地，缺乏便利的交通，游客到来时耗费太多时间，他们参观完主要景点后就只能赶时间回去;其三景区离县城较远，游客吃住却只能在县城解决。荔波县城因为住宿条件跟不上旅游业发展速度，导致游客住宿花费太大。当地普通旅馆的双人标间暑假多为280元以上，单间为180元，而某四星级酒店双人标间则最少为320元，黄金周和法定节假日期间游客的住宿费更高。如此窘境间接拉低了游客旅游期望值，导致他们为赶时间游完主要景点就匆匆离去。如果采取通票制会连片带动整个荔波的旅游点，因为通票包含了荔波所有的景点，直接刺激了游客游览完大、小七孔后去其他地区旅游的愿望，这样能更好促进荔波旅游业的整体发展。当然荔波在实行通票制的同时也要完善软硬件配套设施建设，降低游客旅游成本，提高单位游客游览时间，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荔波旅游的发展。如果通票制实施顺利，可以将这一经验扩展到整个黔南州甚至贵州省，实现全州、全省一票制旅游。这是一个可能性选项，毕竟四川已经发行过“一票游四川”的金熊猫卡。二是将民族风情与自然风景有机结合。在风景区设立富有当地特色的民俗展演，例如掌布喀斯特风景区在国庆期间安排了布依八音表演、荔波安排了民族风情展示。如果实现景点民俗展演的常态化，常年让游客领略黔南州民族特色，则会很好地带动非遗的保护和旅游业的发展。在内容安排上，可以设置民族歌舞、民族书画(如水书)的表演和拍卖、体验式互动或者能满足游客猎奇心理的活动。而对于端节等特定地域、特定时段的文化空间，政府可以通过宣传手段让游客提前知晓该活动的主要情况以便积极参与。同时开辟体验式旅游，鼓励本地居民在活动期间有偿接纳游客，后者在体验地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也能获取经济利益，也能打响文化空间旅游知名度，还能将非遗保护和乡野风景观赏有机结合。

篇（2）

（二）根据传统图形进行现代设计的创新传统的图形在结构方面具有抽象、简单、综合、内涵充实，具有现代设计创作的特点和审美追求的特点，所以具有一定的延伸性，因为时代的不断变化，传统图形还具有结构繁杂、模式落后、不能适应现代审美的特点，所以在外形方面还需要不断的创新和提升，在精神和含义上面进行区分。比如：杭州城市标志设计，见图二。杭州城市标志设计使用汉字这个民族符号，使用航船、江南的建筑和园林的相互融合。“杭”的古意具有“航”的特点，也来自于杭州古名“禹杭”的特点，有体现出杭州的亲切性。：“杭”字的上半部分是“亢”，其中隐含了杭州著名的旅游景点“三潭映月”的特点；标志的下半部分这是城市、航船、建筑、园林、拱桥和溪水的象征，表现了杭州独特的城市特点。简单和形象化是杭州的形象代表。在设计的时候，根据现代的艺术表现手法，把其中良好的元素进行划分，进行分解和展示，进行合理的组合，从而产生新的化学因素，不是传统因素的累积。这样设计出来的图案，才可以体现出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的融合。

篇（3）

中图分类号：G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1-0040-04

Abstract: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power. In the modern social market economy environment, the "A xi dancing under the moon" traditional inheritance model, such as ritual activities, self entertainment, youth villages of marriage, family influence inevitably happen different degree of variation. In the government's care and the help, "A xi dancing under the moon" inheritance of the main body into middle age by the young, the elderly and the special art display team, and to the needs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in the instrument selection, music layout and action in the commercial and become more market-oriented. In the market economy in order to keep the national commercial tide, "A xi dancing under the moon" in traditional worship still guarantee the continuity and seriousness, in performances emphasized the popularization and living style, make in the modern and traditional tries to find a balance point between and, thereby, to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provides an important way.

Key words: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inheritance; transition; A xi dancing under the moon

1 前 言

当前，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创建体育强国步伐的跟进，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再次成为当前关注的热点。综观我国30余年的改革开放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在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的困惑。体现在：一方面许多濒临失传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地方政府的重视下以及有识之士的呼吁下得到深度挖掘而获得重生；另一方面又有诸多具有鲜明民族、农牧特征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显得难以跟上时展的步伐；可以看出，在当前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时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获得一定的发展生机后，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定的发展迷茫。因此，“传承”已经成为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重要课题。所谓“传承”，意味着民族传统体育、知识和经验甚至包括历史记忆的跨世代的延展，它既指体育文化在时间上传衍的连续性，亦即历史的纵向延续性，也可用来指体育文化的传递方式。在全国林林总总的民族传统体育中，彝族古老的“阿细跳月”，因其独特的民族体育传承方式，重新焕发出的生命力和活力，在当前社会条件下，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借鉴意义。

2 研究方法

通过文献资料、田野调查、专家访谈等科研方法，走访了弥勒县西三镇可邑村、凤凰村等地方，以“阿细跳月”为案例，进行了文献梳理和现场考察，并将材料进行归纳、分析与总结。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阿细跳月”是云南彝族重要的民族风俗与体育文化活动，流行于云南弥勒、路南、泸西等地。“阿细跳月”生成于早期人类生产、劳动和生活，之所以经久不衰，就是由于阿细人世世代代的传承。

3.1 传统的传承方式

3.1.1 宗教祭神的神圣传承

“阿细跳月”早期是与祭祀联系在一起的，应该说，它最初是寄寓着阿细人的宗教情感的，这一点从可邑村的钻木取火仪式和凤凰村参与祭火到随祭火仪式的消失而分离出来的过程可以印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从娱神到娱人的过程，最后从宗教祭祀中分离出来，发展成娱乐性较强的活动。“归根到底，舞蹈总要追溯到宗教仪式的实际原因上，只是到了后来舞蹈才流入一个完全审美享乐主义的范围内，在那里，它失去了严肃的意义”（鲁道夫•桑纳）。

3.1.2 自我娱乐的自发传承

祭神是人类早期对自然极度依赖的表现，随着人类逐渐摆脱自然的束缚，娱神功能也在不断地退化，相对而言，娱人功能逐渐显现出来，占据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阿细跳月”脱离了祭祀场合，原本在祭祀过程中既娱神又娱人的娱乐功能转化为专娱人的单一娱乐功能。在传统彝族阿细人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阿细跳月”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是群众性的体育文化项目，男女老少都参与，参与面广，互动性强。阿细人从小就在耳濡目染中自然学成，“我们阿细人天生就会跳月”的说话并不夸张。

3.1.3 男女婚恋的本能传承

在传统社会里，“阿细跳月”主要是男女青年交际的工具。“阿细跳月”节奏明快，舞姿粗犷奔放，有老人舞和青年舞。老人舞弹的是小三弦，舞步轻慢稳重。青年舞则热情激越，是男女青年沟通感情，选择对象的自娱活动。每当节日或农闲，邻近村寨未婚的成年男女青年先约定聚会的时间地点，届时，如一方失约，另一方则于路中用石头压上树枝，表示“压魂”（魂是彝族对生命的诠释），被压一方须说明原委，道歉并得到谅解，可再订日期。这种约会，甲村来男，乙村只能来女。相会前，女方在林中梳妆打扮，故意磨时间，男方明知女方在梳妆，也故意把短笛吹得短促，把大三弦弹得急迫，一方急，一方缓，别有一番情趣。就在笛悠弦扬时，女方拍着清脆的掌声跳出树林，在草坪上列队与男方欢歌起舞，曲调合着舞步，弦声扣着心声，间或爆发“哦！哦！”的吼声。在载歌载舞中，寻找称心如意的伴侣，然后变换队形，一男一女对舞。由于“阿细跳月”舞蹈强度大，尤其是男青年肩挎四五公斤重的大三弦，弹、唱、跳、旋，常常跳得满头大汗，但颇具感召力的“阿细跳月”，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吸引着青年男女尽兴尽情通宵达旦地进行。在男女交往的过程中，“阿细跳月”被潜移默化地传递、传承着。而现在，由于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的影响，阿细青年婚恋方式发生改变，传统的靠跳月为中介的婚恋方式逐渐被遗弃，致使“阿细跳月”的主要传承功能也在逐渐消失。

3.1.4 村落家庭的熏陶传承

传承涉及到“传”和“承”两个连续的动作，其主导都是人。无论是传还是承，都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传承人是传承的主体，承载和传递了整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人又分为群体传承（村落、家庭等）和个体传承（长辈等）。群体传承人就是整个民族内部所有民众。家庭是“阿细跳月”传承的首要途径，通过长辈的言传身教，使他们从祖辈、父母那里得知“阿细跳月”的传说、历史、发展变化，学习相关乐器的弹奏、制作，从而使阿细跳月这一古老文化在家庭中得到直接的传承。凤凰村里 50 多岁的老人都表示，在他们年轻时，也就是上世纪 60、70 年代，父母一定会在孩子，特别是男孩子长到 10 岁以后，就开始着为孩子制作三弦、笛子等乐器，他们自己也会学习做三弦。

3.2 传承方式的变迁

可以说，任何形式的体育文化成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根植于具体的时空条件，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特有的底色和痕迹，随着时代的变迁，背景和重点的转换，都会使其适用性、针对性和意义价值大打折扣。而通过传承创新，将传统体育文化的核心要义加以重新阐释，赋予新的时代含义，使它们发生质的飞跃而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达到一种新境界，以便更能深刻反映事物的发展规律，更能强烈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通过修正、完善和改造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观念、理论和价值体系，实现内容和形式的自我超越，使之能与时偕行，与世界潮流同步，唯有如此，才能保持传统体育文化形态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

3.2.1 传承主体的变迁

任何一种民间文化，在流传的过程中，只有符合时展，顺应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才能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并为国家与社会所认可。换言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不仅受民族文化和民众生活的影响和制约，还受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掌控。在现代社会，政府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其扶持与推动作用，往往在短时间内能够使民族文化的发展蒸蒸日上。阿细跳月自然也不例外。

3.2.1.1 政府对“阿细跳月”传承的推进

在文化政策和文化旅游热的带动下，弥勒县政府和文化部门大力宣传“阿细跳月”，特别重视“阿细跳月”的继承和发展。在“阿细跳月”的传播、民族艺人培养和组织、音乐舞蹈的改进和创新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弥勒县文化馆、图书馆以及西一、西二、西三镇相关文化部门收列了有关“阿细跳月”的音乐材料、舞蹈材料，对舞蹈及艺人状况进行了一些整理和研究，编写了相关书籍，还制作刻录了 CD、DVD、VCD 等影视材料。弥勒电视台利用电视媒体的优势，每天定时插播介绍“阿细跳月”的影视片段，让人们从电视中就能领略“阿细跳月”的风采。

3.2.1.2 传承人的变迁

“阿细跳月”是产生并流传于阿细民众中的群体艺术，创作者是群体民众，传承者也是全体民众。它历经数百年不变，完全得力于阿细民众对它的热爱和珍视。一直以来，阿细青年是传承的中坚力量，是手持“接力棒”的大多数。然而，今天的阿细青年却不再是传承的主要群体，扮演传承角色的多是中年人、老年人以及专门的文艺表演队。

“在稍稍发达的社会，文化分层突出，社会文化的整体性时间里在个体文化的特色之上，并由无数个不完整的个体组成。个体的变迁将会导致亚文化的产生或变迁。”

“现在的青年人多向往外边的世界，不屑于整天在家打打跳跳。”可邑村一位老人和年轻人谈起时说。个人本是构成村落的基本元素，也是构建文化的基本要素，个人的行为选择和行为方向将会牵动着村落文化的发展。青年们行为的变化，导致“阿细跳月”传承的变更。由于传承个体的发展变迁，导致“阿细跳月”传承群体的不断流失。在政府及基层村组织的干预下，采取各种方案促进“阿细跳月”的传承，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加强对中年传承人的塑造。传承人的培养是当今保留正在消失和即将消失的民族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可喜的是，阿西人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也积极响应，避免后继无人的困境。

由于少有自发进行的“阿细跳月”娱乐活动，年轻人失去了耳濡目染的条件，传承变为以文艺队、文化室的特别教授方式进行。即由特定的某一个或是几个传承人对部分年轻人进行传授，以前的集体传承已然不复存在。对于青年来说，学习舞蹈的方式不再是在社交活动中的自学实践，而是通过文化室的专门教授和训练。现在的学习，接受的是文艺队对传统“阿细跳月”编排后的动作，目的是适应舞台表演。

3.2.2 传承心态的变迁

阿细跳月是阿西人的文化瑰宝，在阿细的传统社会里，阿细人出于本能的热爱，将“阿细跳月”看成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上个世纪80、90 年代，社会发生了转型，阿细地区与外界经济文化交流增加，当地一部分汉族以有色眼光来看待“阿细跳月”，致使一部分阿细青年对自己的民族舞蹈失去信心，认为是落后的、粗野的，并有意识地放弃了“阿细跳月”，从而致使阿细跳月的“文化认同”受到挑战。“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亨廷顿）。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而且是最深层的基础。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作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不仅没有失去意义，而且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软实力”。本世纪以来，国家文化政策有了偏向，重视文化艺术的建设，加之民俗旅游热潮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将眼光投向了民族原生态文化艺术，“阿细跳月”在此之中受到广泛关注，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自此，“阿细跳月”这一传统的歌舞又重新引起了阿细青年人学习的兴趣。只不过，这种兴趣不再完全是为了生活本质的需要，更多趋向于生活需求的功利。

现在的“阿细跳月”，除了每年祭祀时的仪式外，更多时候是作为一种舞台表演而出现的，参与“阿细跳月”可以有一定的经济收益。如可邑村与文化旅游联系的非常紧密，每周都会为大量的游客进行文化表演，包括进寨时的敬酒和歌舞表演，祭祀地方的钻木取火和阿西表演，会餐时的敬酒等歌舞等，无不体现出鲜明的彝族风格和文化特色，游客不知不觉陶醉其中，甚至流连忘返。再如凤凰村文艺队经常出外表演，每年都会到民族村表演，县上、镇上的任何活动的开幕以及接待外宾事项，凤凰村的“阿细跳月”队都会参加。平时各村有什么喜事，比如建新房、孩子满月、结婚等，也会有人请文艺队去表演。

正是由于存在一定诱惑，外出打工以及赋闲在家的阿细青年又愿意加入到跳月队。最为主要的是，当演出所得到的费用远远超出在家务农及外出打工的收入时，阿细年轻人的热情自然就高涨起来。在这样心态的驱动下，青年人愿意学、而且希望学好“阿细跳月”。凤凰村文艺队长毕仕福也说：“现在村里人不会经常跳了，我们那个时候，从小跟在父母身边，经常在村里跳月，看着看着就会了，不用别人教。现在不行了，由于跳月不经常搞，所以那些小孩都没多少机会学，平时在家父母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教小孩，所以现在的很多阿细年轻人会是会跳，但跳得不是很好，如今村里有专门的文艺队，小伙子们可以跟着学，但有的小伙子还不愿意学呢。”

3.2.3 阿细跳月自身音乐、舞蹈的变迁

在现代社会发展变迁和舞台表演需要的刺激下，为了迎合大部分人的审美需求，“阿细跳月”自身也发生了改变。从舞蹈动作的整体来看，“阿细跳月”分为音乐和舞蹈两个部分。在乐器方面，从最初的小三弦到现在的大三弦，增加了声音的震撼度和影响力，各村寨可自由发挥，只要旋律相似，节奏是 5 拍子，歌词可自由撰写。这样使得“阿细跳月”更具艺术特色和审美倾向，各村寨可根据村民的审美情趣编写歌词。有的地方为了配合现代舞台演出，尤其是大型舞台演出，还以现代电声乐进行配乐，从而取代了表演者的乐器吹奏，另外就是在歌词调子的组合加工上，更加适应舞台表演。在舞蹈表现方面，各村寨文艺队也可以融合、分解百年流传下来的各“阿细跳月”舞蹈动作，使一支舞蹈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组合形式，从而在不同的村落社会中呈现出不同的表演样式。为适应舞台表演，在继承传统集体圆圈舞的基础上，改编成为艺术加工的舞台表演形式；将传统舞蹈的动作加快，手部拍掌、弹跳、转身的方式转变，舞蹈动作更加轻快温柔；再者就是以人数取胜，制造欢乐、气势磅礴的气氛，尤其是在现场的表演过程中，邀请更多的观众和游客加入，进行现场同乐以及即兴演出，使现场的欢乐氛围达到。

如在凤凰村“阿细跳月”的舞台展演中，女演员们已经将拍手、踢脚、转身等这样的动作表现得轻柔、明快，显示出与传统集体性共舞的差别。这样的改编主要为了迎合现代舞台审美的标准和审美视角，与传统靠力量营造欢乐气氛的表现方式迥然不同。

3.3 传承方式变迁的现代审视

在当代全球化、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已经步入市场经济中，最明显的特征是民众的消费水平和文化需求在日益提高。当现代社会需要将“阿细跳月”传出村外，而大众传媒又把各种时尚元素带到村里时，村民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尤其是大批游客的到来，村民的娱乐方式和内容发生改变，并且形成了新的娱乐习惯，顺应了依靠视听娱乐的当今文化消费的趋势。而为了市场化的需求，取悦于观众和游客，阿细跳月在音乐的配器与选择上、舞蹈动作的编排上都尽可能向舞台化转移，舞美的设计等方面尽可能满足观众。可以说，走向消费市场，成为文化消费品，充当建构地方文化和经济的文化产品，已经使阿细跳月这一文化品牌成为地方新的经济增长点，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大力扶持和追捧。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阿细跳月是否可以传承民族文化？

3.3.1 在功利与本能之间如何保持阿细跳月的民族性

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影响下，阿细跳月的传承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功利性。于是，就产生一个问题，当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而进行文化传承时，这种文化的延续会不会因为市场的不景气而产生中断？慢慢舞台化的“阿细跳月”在展演过程中，其文化传承的功能会不会弱化？一旦功利丧失，阿西人是否还有继续传承阿细跳月的热情与动力？也许是认识到这一问题，基层的村组织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在彝族春节的民俗活动中，村民小组及文化队共同组织的文艺汇演，把外出打工、工作而过年回家的人聚拢在一起，为促进村民之间的相互交流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当村民都聚在广场上时，集体意识和共同的民族价值观念必然适情而生。虽然村民站在一起不是“跳月”，但是大家眼里看到的，耳朵听到的仍然是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舞台化的表演和文化互动体验形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彝族民众和村落进行有效整合，凝聚民族情感，激发对阿细跳月的热爱。

3.3.2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如何保持阿细跳月的民族性

不可否认的是，阿细跳月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中断，在于它的民族性和文化性，在于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性，彝族文化始终是阿细跳月的“根”与“源”。为了做到与社会、时展的同步性，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必要进行大胆的革新，从音乐配器到动作编排，大量引进外来的文化因素，在使其符合表演性的同时，更要注意“矫枉过正”，不能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和观众的需要，一味的进行“创新”，传统的内容却是越来越少。如果离开原生态的民间体育文化越远，阿细跳月就有可能迷失方向，在继续发展的道路上难以找到合适的土壤供其养分，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失去群众基础。可喜的是，在彝族庄严的祭祀活动中，阿细跳月传统的舞蹈形式又被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在小三弦清亮、优美的配乐下，动作虽然简单朴实无华，但整个祭祀活动显得庄严而肃穆，似乎在那一刻，所有阿西人的心又被重新贴在一起，所有的华丽浮躁的外表都逐渐的退去，原生态的阿细跳月将今天的阿西人与祖先又紧紧的连在一起，成为一种无法割舍的民族情感和纽带。

4 结 语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总是处于不断发展的动态变化之中，它自身的传承和延续并非对传统的简单“复制”，而是处于持续的发展变迁之中。古老的阿细跳月，由于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冲击，传统的祭祀传承模式、娱乐传承模式、婚恋传承模式、家庭村落传承模式都不可避免的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尤其是在当今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下，在深度开发民族文化旅游的热潮中，阿细跳月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都发生了改变。而为了达到传承、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要求，政府加大了对阿细跳月传承工作的推进，使得传承的主体由青年人变成了中年人、老年人以及专门的文艺表演队，而为了舞台表演的需要以及迎合观众和游客的口味，阿细跳月在乐器选择、音乐编排和动作改编等方面，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使阿细跳月成为目前民族文化旅游热潮中的一颗奇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现代社会的影响下，过多的现代因素、尤其是市场商业因素被植入进来，在商业利益和功利面前，在传统礼仪与现代创新之间，如何保持传统体育文化的民族性，如何在传承过程中保证本民族文化的延续性，也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变迁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而保证民族传统礼仪的延续性和严肃性、增加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群众化与生活化，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之间，阿细跳月的文化传承无疑在寻找一条平衡点，以此架起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所桥梁，使古老的彝族文化能够得以跨过商业大潮的冲击，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中重新获得新生，从而也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一条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 常汗林.“阿细跳月”的传说［J］.今日民族，2002,（2）.

［2］ 姚艳.文化传承的困境――阿细跳月的个案研究［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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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生态被破坏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很多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巨大，想要短时间内的实现城镇化是不可能的，农村人口仍旧还会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城镇化进程中高速公路、铁路的建设使原本联系密切的村落被隔开，政府规划失控等城市空间布局不规则，许多文化赖以生存的地理生态环境被分割开来，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需要多个村落或者集体之间紧密联系，共同支撑，地理生态上的分割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发展失去了空间，现代通信科技并不能促进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因此，城镇化导致地理生态格局的改变，也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环境。

(二)外来文化的冲击当今社会上

很少能看见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人们喜爱的是篮球、足球、跆拳道等国外的体育竞技项目，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他们所喜欢的体育项目都很少会是太极拳等传统体育活动，随处可见的篮球场、足球场、跆拳道兴趣班让中国本土的民族体育显得十分冷清，武术馆、象棋馆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了。日常生活中只有一些老人会打太极拳健身，而传统武术、摔跤、龙狮等项目则只会出现在一些民族节日的表演中，表演者也都是一些业余团队，他们的演出极具功利性，根本没有领悟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现代竞技体育不断发展，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人们从事的体育项目，大多是出于功利、名誉，就算体育表演也充斥着商业化的气息，没有从根本上继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不到弘扬与发展。

(三)学校教育落后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摇篮

是传统体育走向规范化、普及化和科学化的必经之路。但是目前我国大多数学校的体育教学缺乏自己的特点，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模式都是从苏联时期引进过来的，不管是大学体育教育，还是中小学体育，其教学内容主要是西方的现代体育项目，很少涉及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授。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教育改革使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有了起色，但是还是缺少理论指导，相对于现代竞技体育项目，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依旧十分缓慢。为了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国家教育改革中将民族体育教学纳入到学校学科建设中来，经过多年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学不仅在科研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且民族传统体育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也得到了完善。在学校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被广泛的引入进来，极大的丰富了学校的体育教学的内容。但是，相对其他学科建设，民族传统体育不能严格的按照学科建设的标准进行建设，民族传统体育学也只是初步建立了应有的门类和框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基础和独立的学科结构，研究方法不明确。此外，外国的体育文化流入对传统体育教学造成冲击，像韩国的跆拳道，已经成为吸引学生注意力的热门体育项目。

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

(一)正视发展困境

认知传承的意义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我国许多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开始走向消亡，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和发展困境。在功利思想盛行的今天，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或多或少的带有功利性，这使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传承中变了味，许多传统文化的功能完全消退。而我们强调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不仅仅是指其内容上的保存，更注重的是其蕴含的精神的延续。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我们要正视现在的困境，认清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本质意义，端正态度，传承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

(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创新传统文化发展途径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保护，更重要的是创新。为了更好的传承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必须加快文化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首先，应该加强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其次，要结合现代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利用国内国际市场来传承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实现民族体育项目“走出去”和“引进来”，吸引外国人学习民族体育项目，借助外国的成功经验，保护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最后，创新体育管理制度，由以前的行政手段向借助市场、法律、经济等多种手段的管理制度转变，切实提高体育文化的管理水平，发展传统体育文化精髓。

(三)重视学校教育

在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很多现代竞技体育项目都是通过学校传承发展而来，学校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普及化的中介。对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将其纳入到学校的教学过程中。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使教材具有民族性的特点，这是对学校体育教学的一个补充。重视理论基础的完善，切实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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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体育文化的现实境况

1．传播媒介的“失语”引发的正向偏离行为

竞技比赛的比赛千变万化，任何水平的运动员都可能在比赛中面临困难，因此培养运动员的顽强拼搏心理有着更重要的作用。这是运动员发挥身体能力和运动精神的重要标志，媒体也对这种精神加以积极的赞扬。那些带着重伤参与比赛的运动员，尤其是他们获得优异成绩时会赢得多媒体广泛的宣传，对那些在重大手术后重返赛场的运动员树立为英雄模范。这种价值取向是大多数人接受了这种运动伦理，民众也对这种观念直接支持态度，如为了获得体育竞技的优胜而不惜生命的价值伦理观念得到普遍支持和无条件地服从，表明经济体育面临一个危险的发展趋势。为理想积极拼搏是包括运动员在内的所有社会大众都应该鼓励的精神，但是这种拼搏也要以尊重生命为前提。如果媒体不能对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进行积极的引导，正向价值偏离行为将会伤害运动员身体健康为代价。许多优秀运动员因为带伤坚持比赛中而提前告别了赛场，而在其他社会领域中为了实现目标而不计代价的教训也是屡见不鲜。如果媒体能够对拼搏精神进行正确的引导，这些人的运动生命会得到有效的延长，也会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对他们自身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2．种族主义的“歧视”引发的身体暴力对抗

19世纪的英国在世界各地如果他们的殖民地，而英国男性普遍有一种恐惧，认为女性抚养的孩子不具备坚强的性格，不能胜任战争和资本主义扩张的需求，也无法对殖民地进行强力的通知。对于女性化的恐惧心理刺激了英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他因此传递男性价值观的需求成为为经济体育发展的原动力，竞技活动的初衷是培养男性更加坚强，展示身体生理方面的优越性而开展的体育运动展现出性别差异而带来的暴力观念，这种观念一直在欧美男性占据主导地位。足球、橄榄球和拳击以及其他对抗激烈的运动作为男性优于女性证明，这些运动也在军事训练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表明男性在武力、权力和侵略性方面的能力是独有的。如果某一队员在训练中不够硬朗则会被教练和队友嘲笑为娘娘腔。侵略性在竞技体育中表现出极强的性别差异，竞技体育在这种性别逻辑的推动下形成身体暴力哲学。调查结果显示，在连续观看拳击比赛之后，观众在一定程度上有暴力倾向。有学者针对拳击后三天内的犯罪率进行调查，样本数据来源于1973—1978年18次重量级拳王争霸赛，研究结果表明在拳击比赛之后的三天内犯罪率上升了12％（在宣传力度最大的拳王阿里比赛后凶杀增加26起）。

3．泛政治化的“驱使”引发的金牌主义泛滥

泛政治化是政治化有过度倾向，即将非政治领域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的一种行为。而竞技体育泛政治化则是有大型国际比赛开展方式的特殊性所造成的。比如在国际比赛中的入场仪式和颁奖仪式中，运动员可以举着国旗出厂或者在颁奖时升国旗奏国歌，这是泛政治化的体现。此外，在集体项目中国家的归属也会吸引观众的注意。运动员在比赛中不仅代表个人，同时也承担了国家荣誉。全国民众无论其宗族、、职业、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都会共同为本国运动员加油助威。民众国家归属感在竞技比赛的欣赏过程中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奥运会的成绩关乎未来的国际地位。如果能在竞技体育中战胜未来的竞争对手会觉得扬眉吐气，觉得综合国力强大。因此，泛政治化使竞技体育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本位主义。此外，由泛政治化引发的金牌主义思想也极为盛行。这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金牌主义思想的泛滥，如在重大体育赛事中兴奋剂问题屡禁不止、为了争夺“冠军”不惜采用暴力手段等。总之，如何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推向世界，如何向各国人民展现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如何在国际体育节奠定中华武术的地位，这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的方向。当前，我国武术比赛严重缺乏公平的比赛规则，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脱节的地方。

三、新时期构建我国体育文化价值体系的途径

1．强化思想认识，建立传统体育文化价值体系

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遵循“全球体育与中国体育和谐共存发展”的价值理念。在日益强大的西方体育面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一方面要树立忧患意识，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国人对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感，树立一套能够包容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价值体系。既要看到体育文化的差异点，也要从不同民族文化中寻找到体育文化的共同处，还要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需要，打造一个多功能的发展平台，明确中国体育未来发展道路和方向。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剧，不同国家文化交流和碰撞的频率不断增大。首先，要充分认识传统文化的精华之处。如儒家文化坚持和谐、慈善、希望，即使在新世纪同样具有道德建设指引作用。其次，中庸态度，“和为贵”为解决各种争端和纠纷提供了正确的思路。中国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堪称世界之最。只有坚守民族文化的阵地，才能够不断增强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让中华文化辐射到更多的国家和人们。

2．立足国际视野，审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地位

当人们将注意力全部放在金牌榜上时，大家往往容易忽视体育精神。例如我国传统的舞龙舞狮、赛龙舟这种传统民族体育项目，它们都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其娱乐性、参与性都是其他竞技体育项目难以企及的。因此，要立足于人民群众的休闲生活来推广和普及传统体育。

（1）开发与大众体育联系密切的传统体育项目。围绕“满足民族休闲娱乐需求”为出发点，让它们成为人们群众喜爱的休闲娱乐项目。例如中国传统体育项目赛龙舟、拔河，这些体育项目都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每年都会隆重举行，吸引了大量海外人士参与。奥运不能单重视竞技体育，只有全民都能参与的体育才是体育的全部。

（2）传统是现代化的力量源泉，提高传统体育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将宣传传统文化、保护民族非物质遗产作为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的融合点。美国社会和学校都比较重视向青少年灌输本国价值观和文化理念，让其从小形成与本国文化一直的世界观。中国应该学习这种做法，从小培养青少年的传统文化观念和意识，不断拓宽传统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发展途径，增强其的国际存在感。

（3）要避免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的心态。不要生硬地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和做法，要有针对性地吸收和学习。日本将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品牌来推广，采用商业手段来运作，为传统文化赢得了巨大的国际空间。我们要借鉴外域经验，长远规划，科学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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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民族心理

（一）以和为贵，追求和谐之美

在汉代，儒家作为统治者所推崇的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它“以伦理来组织社会，以道德来代替宗教，以礼俗来代替法律”的“以和为贵”的儒家思想，被广泛渗透进中国人的生活之中，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以“追求和谐”为社会发展目标，对和谐之美的追求是所有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心声。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思想中都渗透着对“和”的追求。“家和万事兴”“和和美美”都用来形容中国人的幸福。著名作家冰心曾经说过，“美的真谛应该是和谐。这种和谐体现在人身上，就造就了人的美；表现在物上，就造就了物的美；融汇在环境中，就造就了环境的美”。可见，中国人对美的理解和对和谐之美的追求已通过中国人生活的点点滴滴表现出来。

（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从“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谈起，《论语?子罕》中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里的“逝者”包罗万象，可以是天地自然，也可以是人与社会生活。也就是说世间万物就这么逝去着，日夜不停歇。这种“生生不息”的思想观念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并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优良品质。在永不停歇的运动中，我们逐渐理解了发展的意义，学会了用奋斗和顽强的精神坚持着对未来的执著。“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孔子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反侵略斗争激发了人们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使自强不息的精神更加深入人心。传统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为民族心理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使“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永久流传。

（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在中国人的心里，国家是一个庞大的家庭，它是由无数小家组合而成。在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中，将对小家的和谐、安定和团结的追求同样赋予给国家。人们对家庭的认识和理解，上升为对国家的认识和理解。从追求小家的和谐以及对小家的这一范围的认同上升为对国家和谐的追求和对国家这一集体概念的认同。对于国家和谐、安定团结的认同和追求，加强了国家的民族凝聚力，使人们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人们浓厚的爱国情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条件。而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的形成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分不开。

三、传统文化、心理对民族音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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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4-0092-03

前言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如在《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影响》一文中从积极与消极的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影响；姜明，文格西则着重从消极的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并提出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策略；朱晋元从儒家、道家、佛家等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角度论述了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有关传统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还有很多此不在赘述，这些研究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按照佛教的理论“事物依因缘而生，依因缘而灭。事物的产生并不依仗于一个因缘，而是依仗于众多的因缘，其中直接的因缘或许是可以计数的，而间接的因缘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是全方位、多角度的，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探察可以得出不一样的结果。因此，本研究的进行是另辟溪径，运用系统学理论，把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纳入到一个系统中进行论述，进而从另一个侧面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以充实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建设。

1 研究路径

要弄明白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就要把二者放入一个逻辑结构中，把二者及二者的相互关系放入一个系统中进行分析，从繁琐复杂的点滴信息中理出一个线路来，进而进行论述，得出研究结果。概念反映了事物的本质特征，是判断、推理和论证的基础，是关于某一事物思维的起点，是进行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所以，要进行这样的研究，首先必须对核心概念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也即要弄清楚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什么是民族传统体育？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产生了哪些影响？

2 核心概念的厘定

2.1 中国传统文化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视角、研究目的、研究动机、研究方向不同，所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总有一些特别关键的点是所有的研究学者都没有、也不能丢弃和省略的部分。首先，在时间意义上来讲，一般是指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1840年以前。中国处于地理上的封闭状态，其文化形态一直处于天朝上国的民族情怀之中；其次，是指中国社会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农耕经济。中国的地理环境、政治制度与文化的发展脉络，决定了中国社会自夏商以来直到近代都是以田亩农桑为主的小农经济体系；再次，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以伦理宗法观念为主的皇权氏族承袭制度，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大一统的帝国思想。商朝后期诸侯争霸，列国纷争，又被称为春秋战国时代，经过几百年的起起落落最后由秦朝统一了中国，确立了中国的大统一国家观念，秦朝以法家的严密律令管理人民，最终秦朝传二世而亡，最后由刘邦统一中国，中国社会进入到了汉氏王朝，刘氏以儒家的伦理宗法观念结合法家的律令来管理国家，被称为外儒内法思想，经过汉朝四百年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强化，与稳定的社会制度，从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和宗法观念；最后，在具体的文化上，中国文化在它的发展中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道家、佛家思想为主体，以法、兵、阴阳等家为互补的传统文化形态，其中，儒、道、佛常被称为中国的主流文化。

这样我们基本上可以给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基本的定义。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1840年以前的、以中原地域为核心，包括流传至现今及历史中国版图上的所有的中国文化，主要是以儒、道、佛思想为主流，以兵、法、阴阳等家为互补，包括伦理观念、道德价值、人生理想、文学艺术、生活习惯、科学技术等等包罗万象的非自然内容。

2.2 民族传统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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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族农耕文化类型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是个多山地的高原省份，国土总面积中，山地占总面积的84%，高原占10%，盆地占6%，山多坝少。同时，云南气候类型多样化，各族人民交错立体地分布于高山河谷，民族构成多样性，分布有26种民族，是全国居住民族最多的省份。各民族在不断的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农耕文化，形成了很多优良的传统伦理道德。相较于中原的农耕文化，云南复杂的地形地貌和多样的气候类型，为民族农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地域差异提供了基础条件，使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也 呈现出多样性，主要有三种类型。

 

1.1 山地农耕文化

 

云南山区的地形地貌特点是遍布高山深谷，少数民族中的绝大部分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如基诺族、拉祜族、德昂族、独龙族、怒族、傈僳族、布朗族和苦聪人等少数民族。在山地和丘陵地区，植被生长及再生能力强，降雨充沛集中，动植物资源丰富，但是众多的河流大多从山脚流过，很难引致山上，由于可供引用的灌溉水源比较缺乏，不适宜进行灌溉水田农耕，山地民族主要从事刀耕火种农业。刀耕火种是适应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因素的产物。刀耕火种地一般在坡度20°～50°不等的山坡地，很难甚至无法进行机械化或犁耕;耕地如果经过深翻深挖，进入雨季，坡地容易水土流失;深翻深挖或犁耕必然会使耕地中的植物根部受伤害，以后转入休耕，地表植被也丧失了恢复能力，山地民族非常注重保护地表植被的恢复能力。刀耕火种有别于毁林开荒，在砍烧林地时，砍小留大，砍树留根，虽然经过火的烧烤，一般不会伤及树根，在耕地进行休耕周期，地表植被能更新恢复，这也是这种耕作方式能否延续的前提条件。

 

1.2 梯田农耕文化

 

云南不同地区地形地貌差异非常显著，在山地，如果土质含沙量不大，能解决灌溉水源问题，很多山地民族从事山坡梯田灌溉农耕生产，如哈尼族、彝族、壮族、佤族等。依山势开辟出阶梯状的田地，引山泉自上而下灌溉或在高处建蓄水池，梯田从山脚逐层升高，直达山顶，梯田农耕是在充分利用山区特殊的地形、气候、植被以及水土资源等的立体性分布特征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与自然生态系统相适应的良性生态农业循环系统，是民族智慧的发明创造。梯田农耕是对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如利用山势水流运送森林里的枯枝落叶，野兽的粪便等，它们是天然的肥料，这种施肥方式称为“赶沟”，既可降低森林病虫害又减少了火灾发生几率;人们把日常产生的灶灰炭屑、人畜粪便等垃圾集中在水塘里沤烂成肥，引山泉冲击水塘，顺势进入层层梯田的“冲肥”方式，完成施肥同时处理了生活垃圾。在梯田农耕民族的传统观念里，对与农业相关的自然物及自然现象充满崇敬，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节庆祭奠活动，如祭寨神、十月年、苦扎扎节等，自然崇拜客观上有效的保护了梯田的命脉水源林。

 

1.3 坝区农耕文化

 

云南平坝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6%，坝子星罗棋布的分布于河流湖泊周围或群山环抱之中， 三分之二的坝子集中于滇东，云南较大的曲靖坝子与陆良坝子都分布在此。坝子地势平坦，水利条件较好，一般土地肥沃，复种指数比较高，主要居住的是社会发展程度相对更高的民族，如汉族、回族、白族，纳西族等。自古以来，因西南地区有着特殊的国家战略位置，帝王将相都将云南视为恒久保有的重要边地，所以，坝区很早就与中原发达地区交流，在汉文化以及外来汉民族移民的影响下，坝区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灌溉水田的稻作农业及固定旱地的耕作。随着中原王朝对云南经营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程度加深，先进的农耕观念、生产技术、农具、工具的传入，坝区逐渐向精耕细作的水田与固定旱地耕作发展。坝区的农耕文化与中原的农耕文化比较接近，农业生产水平在云南属于比较高的地区，如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灌溉水田耕作技术可以说是云南水田稻作民族中的佼佼者。

 

2 民族农耕文化中的伦理道德传统

 

2.1 尊重自然生态环境，崇敬自然

 

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的传统伦理道德形成与他们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是云南各民族在长期适应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认识资源、获取和利用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的。哈尼梯田反映了哈尼人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一种文化，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山地民族的轮歇耕作方式;景迈山上布朗人将茶树当作自己生命 ;白族水崇拜等，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作用等等。如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虽然农药和化肥能使粮食增产，但它导致水源的污染，农产品的污染，导致损害人体健康。云南各民族在耕作过程中辛勤耕耘，使用农家肥，精耕细作，为保持农业生产的持久性，千方百计地保持土壤持续不断的生产力上下功夫。这与其说是农业生产方式独特，不如说是云南农耕文化中的传统道德文化在现代农业中发挥了作用。尽管耕作方式差异甚大，但是就其农耕思想和生态适应性而言，在很多方面却都包含了不以片面追求作物产量而损害种植前景的耕作方法，以及通过各种仪式活动敬畏自然，客观上达到了对生产与生活环境保护的目的，云南各民族传统农耕文化中包含着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2.2 勇于耕耘、务实和坚韧的大山精神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地理环境因素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心理特征和道德规范，必然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云南省山地占全省国土面积的94%，少数民族中的绝大部分居住于山区和半山区，确实是一个大山里的世界，大山锻造了人们坚韧、务实、不断攀登的精神。无论是以山地农业为主的粗放农耕者，还是以水田农业为主的精耕细作者，在他们的农耕文化中，都具有为了自身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埋头苦干，勇于耕耘的精神。例如梯田农耕利用山区山高谷深的切割地貌以及气候、植被立体分布的特征，在山坡上修筑梯田，从山脚到山顶，依据不同的山势修堤筑埂，坡缓地大则开大田，坡陡地小则垦小田，甚至沟边坎下石缝处也开田，梯田大者有数亩，小者仅有簸箕大，往往一座山坡就有成千上万亩，凡到过哈尼山寨的人，都会为哈尼人民的独特创造而赞赏不已，显示了各民族坚韧的倔地精神。充分挖掘和提升云南各民族农耕文化所共有的勤劳勇敢，不惧艰险，刻苦努力的大山精神，提升各民族对自身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增强自信心，促进团结。

 

2.3 提倡勤俭至上，适度消费的发展观

 

云南的农耕文化尊重自然生态环境，崇敬自然，对自然界从来不是毫无节制的索取，而总是出于一种敬意来感谢大自然，这种依赖于森林和自然的生存方式，使他们更懂得珍惜自然的重要意义。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传说和诗歌中，都劝导人们要节用，不仅以习俗的形式，甚至以神灵的名义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不要贪婪，以免遭到自然的惩罚，体现了云南少数民族的适度消费的发展观，勤劳、俭朴的品质，历来被看做一种美德。在当今社会，食物的惊人浪费与匮乏并存，工业文明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在面临生态恶化、资源枯竭的威胁下，勤俭节约对于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意义。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倡导的勤俭至上，适度消费的发展观，对我们正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有益的启示作用。

 

2.4 生产生活中的互助互惠

 

云南各民族在适应复杂的生态环境过程中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各具特性的文化，同时，各民族为弥补自己在生活用品、生产工具方面的缺失而互通有无，形成了相互离不开的民族关系，如云南西双版纳平坝地区，种植水稻的傣族经常将稻米托运上山，与山里居住的德昂族交换棉花、芝麻、茶叶等土特产及手工物品，农忙时节，山区德昂族下山到平坝地区帮助傣族耕种和收割水稻;一家有喜事，全寨子同贺，一家有困难，全寨子帮忙，德昂族结婚办喜酒全寨子的人都来吃。云南民族节日活动反映了云南各民族崇尚平等、崇尚团结的价值取向。如哈尼族的长街宴、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跳菜等等现象都具有团结本民族、协调缓和人际间矛盾的功能。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具有的这种互助互惠的伦理道德传统，对于保证人们的诚信、促进社会稳定和行为的和谐，其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保障农业生产有序进行和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3 小结

 

篇（9）

就目前来说，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定义和特征等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缺乏重要基础学科(如母学科民族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等等)的相关理论支撑。例如，人类学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础学科，目前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中，很多学者仅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一些原始资源、素材、现象进行表面化的描述，很少有人从人类学理论的原理与视角进行深度的分析和探究，很难发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与本质特征，制约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理论研究与发展。因此，必须要从人类学等基础学科的视角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问题。例如，可以从体育人类学角度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分析，研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在全人类体育中的共同文化要素，探寻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生、演进、发展和传播的原因与方式等等;另外，还必须要借助现代的先进理论和方法走现代化之路，综合运用体育学、文化学、美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甚至经济学的知识来进行全面合理的理论构建和技术整合，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全面走向世界打好理论基础。

2发展研究

大约有60%的文献都是关于此方面的研究。代表性的是白晋湘教授(2003)分析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冲突与互补，对两者的对立统一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指出了两者矛盾存在对各自健康发展的价值等等，该研究借助了马克思主要哲学基本原理的三大规律之一即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进行的，具有一定的高度。其他观点主要有:黄涛(2006)认为，未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概括为以下主要趋势:一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物质特征将被弱化，精神特征将被强化，民族性内涵将被丰富;二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统特征与时代特点将互补共存;三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多元性特征将和世界性特征融合。刘远航(2006)指出，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既符合各民族人民感情的需要，又能够起到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同时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完善和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任莲香(2008)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趋势是，将从区域性封闭形式向广泛性全球化方向传播，并与其他民族体育和民族文化相融合，走科学化、规范化、社会化的道路。刘大铎(2011)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然要吸收外来西方体育文化，才能得到发展，才能融入现代社会，这说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的有机结合，将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今后发展的重要趋势。姜广义(2011)提出，孔子学院作为当今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强势输出提供了路径和载体，体现孔子文化精髓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仅为孔子学院的发展充实了内涵，而且也解决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输出瓶颈问题。刘小学(2012)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北欧传播的受众特征的调查，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的顺利传播提供了理论支持与数据支撑。

张祝平(2012)从太极文化的角度指出，太极文化作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复兴的典范，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提出了太极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要遵循文化自觉的准则，必须紧密依托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主动地走向世界，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并要紧密结合时代的发展，对自身的文化进行必要的修正与完善等观点。在文化体系多元化的今天，妥善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等文化冲突与融合之间的关系，合理解决好太极文化自身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是太极文化当前所亟待解决的重点领域。卢伟芬、邢志杰(2012)研究了文化认同语境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状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变异，并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模式进行建构，根据建构框架分析了新形势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困境，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可见，当前的研究侧重于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方面的研究，体现了国民的忧患意识和强国愿望。实际上，在人类文化日益趋向世界性与民族性的21世纪，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必须像崔乐泉博士(2001)所强调的:要采取立足于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向世界体育文化开放的战略。例如，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和举办，大大加快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民族化定位和全球化传播就是最好的例证;另一方面，必须要大力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学校的普及和提高，必须要和教育进行有机结合。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学校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面镜子，这对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建设校园体育文化十分重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健身、娱乐、教育和激励等功能，无不闪烁着文化的光芒，教化的强大，这对学生竞争意识、创新精神和自信心的培养，对于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等等，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是培养中华民族德智体全面发展学生的根本所在之一。因此，教育主管部门要把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校园的事情当成是提高综合国力、文化软实力、国民体质健康水平和促进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政治任务来抓。实际上，如果没有学校体育教育的土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难以继承和发展。在韩国，几乎所有学校都开设跆拳道课程，基本上每10个韩国学生，就有7个是学过跆拳道的，现在已经吸引了我国青少年的积极参与;而我国的目前情况是，每1000个孩子里面也难以找到1个学过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武术)的。另外，国家武术研究院的调查还显示，有70．3%的学校没有开设武术课，这非常值得我们反思。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例如，新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就已经明确指出，要“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实际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应该以自己独特的育人方式在学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可以通过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运动训练和竞赛等形式对师生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体现着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主观愿望和文化品位，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普及化的必由之路。可见，学校不仅是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基地，也是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3产业研究

文化产业是发展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关系着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这正如同志(1940)所指出的那样:“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可见，文化产业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经济形态，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因此，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所占的比重已经越来越大，被称为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我国必须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可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大局中的独特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在学术研究层面，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产业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且多与当地民族风格和节日风情结合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内外有关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报道和研究中，都缺乏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关注，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属于无形文化，是隐藏在民族内部的文化珍珠，因此，必须要尽快将其产业化，即将其部分有形化，这就必须依据文化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大力拓展这个原本局限于无形文化的范围。吴健等人(2007)通过实证考察方式从文化层面对重庆市少数民族主要群居区的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分布特征、历史形成与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调研和分析，并从体育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角度阐述其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社会价值;进一步探讨了民族传统体育对拉动旅游产业的作用，以及如何开发体育文化资源等，为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一体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规划指出，到2015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将超过4000亿，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超过0．7%，从业人员将超过400万。可见，随着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提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一种多元化的，兼健身、休闲和娱乐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必将迎来快速发展的最佳时机，从而促进体育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纵观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相关研究还发现，当前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一是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还不够清晰，相关理论研究薄弱;二是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缺乏科学性论证。除了上述理论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理论研究，如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创新途径研究，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和举办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研究等等。

篇（10）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8-0281-02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文化观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佐证了作为一种文化理念下的不可或缺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与本土文化的涵化或濡化中确定、实现自身的发展，固然要体现其内在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和谐统一。而这种和谐又是在“活态”中统一完成的，其动因产生于本土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两者地位的非均衡性结构。的文化理念与各民族文化的传统性在其演化、融合与发展中存在的非均衡结构，势必导致它们在历时性而非共时性发展过程中的时间差，由此决定了外来文化现象的与本土民族文化之间的势位差异体文化。在社会转型与深化改革中，由于市场经济及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封闭落后的民族传统文化处于弱势地位，与时俱进的时代性要求自然而然就会被凸显出来。文化理念的时代性表征总是通过现实的某种文化形态获得，其民族性特征也因先进文化的时代性特征而伴随并且渗入。当与本土文化濡化后孕育出的强势文化在向外传播、扩散时，它的时代性规则的实现总要以某种特定民族性的内容为载体，这时，的民族性要求在随着它的不断扩散与传播中得到宣扬和巩固。当下的濡化新形态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的自觉调整，都体现了各自对时代性和民族性要求的时代诉求。

1.以人为本的文化建设思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是“人化的自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1]的人本精神在其文化理念中得到深刻体现，真正认识了以人为主体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树立了文化的中心与目标是人的理念建设，发展观中的文化建设要科学落实，必须以人为本。与此同时，文化创造与劳动生产力的社会关系是相互的，文化创造了社会生产力，然而劳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文化创造。文化以人为基础，而人又因文化而延续。文化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于人，反之，人又是文化的服务对象。

2.坚持民族平等，尊重不同民族文化。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各民族国家间相互依赖与彼此往来加深，孤立的城墙日渐被民族间的交流与共荣所冲破，因为日益完善的生产关系使原来彼此闭关自守的原始状态将不复存在。“历史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经济基础、文化建设不外乎也是这样，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工业革命助推下屹立于“世界历史”之中，并指明了人类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趋势与潮流。通过时代期许的规则解脱被世界历史束缚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实现其时代性、民族性特色在近代史上的表现。马克思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而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表现得千差万别，那是因为不同的环境因素产生的结果。

3.追求理性科学的文化观，净化形式低劣内容庸俗之文化。文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是生产力的发展历史，与转型期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并达到一定度时，经济形态也必然发展变革，与此同时，文化领域也必定发生相应变革，这是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此，马克思在研究物质、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时指出，“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从一定的历史形式来考察。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关于文化作用的认识与社会发展规律理解相结合，是我们分析社会转型和文化发展变迁的正确方法。强调了政治、经济与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辩证关系，同时，恩格斯也特别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3]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第一步。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均有自身独特的时代性，纵观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和内涵，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化是现代文化的开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的自由交易，为社会文化营造了自由、民主的现代特征，尽管这种文化在内容和本质上是虚幻的，但是其形式的自由、民主的文化内涵为现代文化的发展打开了大门。资本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为文化自觉发展提供了动力，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对民族文化的影响与促进

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也提出“两种民族文化”的观点：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而且这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和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观点，都为我们论述了文化的阶级性特征。而资产阶级企图用抽象的文化观掩盖文化的阶级特征及其阶级差异性，以“歌颂”资产阶级超阶级的民族文化，达到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

由此可见，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每一民族因其历史形成的独特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等特征差异而有所区别，这些特征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基础和内容，而民族差异特征渐渐形成了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民族文化是维系民族存在和发展的纽带。因此，文化以民族的形式存在与发展，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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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 民族传统文化 民族精神

语文作为文化载体，决定了语文学科不同于其他物质工具的特殊性。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文教学。站在时代的讲台，手执新教材的语文教师，应该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一历史使命：充分发挥语文学科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特殊功能，用祖国的山川之美、风俗之美、历史之美陶冶学生；用民族的传统之美、文化之美感染学生；让学生在灵魂深处夯筑起民族文化殿堂的基础；让学生在民族灿烂的文化长河中游弋、翱翔，使中华文化传统得以光大。

我在黑板上写“雅正”一词，请学生释义，无人能答；我又写“物色”一词，也是鲜有人知；至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们也大都不知所云。在如今中学生的“字典”里，似乎只有“指教”“寻找”“我爱你”这类浅俗的词句，而稍富传统文化色彩的“文辞”，他们却知之甚少。语文教学经过数十年的探索研究，“少慢差费”问题依然摆在广大师生面前。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学生连我们古老而优雅的母语都掌握不好，何以在其他方面有更高的发展？《语文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的基本特点。”“工具性”自不必说，而我们的学生很大程度上就是缺乏这种“人文性”的开发。我们不否认别国优秀经验对语文教学的促进作用，但我们的语文教学还是要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以补足学生人文素质的严重低下。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这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如今，大部分中学生对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古文化常识严重匮乏，因此在弘扬传统美德方面自然不如人意。语文作为文化载体，决定了语文学科不同于其他物质工具的特殊性。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文教学。站在时代的讲台，手执新教材的语文教师，应该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一历史使命：充分发挥语文学科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特殊功能，用祖国的山川之美、风俗之美、历史之美陶冶学生；用民族的传统之美、文化之美感染学生；让学生在灵魂深处夯筑起民族文化殿堂的基础；让学生在民族灿烂的文化长河中游弋、翱翔，使中华文化传统得以光大。

当语文学科的性质重新确定为“文化载体”时，我们更应担负起培养学生健康向上、高品位的文化素养，重铸新世纪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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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造语文课堂的文化氛围，让学生接受人文熏陶

语文是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载体，它本来就该满载着文化的精华来到课堂。语文教学就要起到文化传递的作用，我们要努力营造课堂的文化氛围，力求语文课多一点文化气息，让学生领略民族文化风采，接受人文熏陶，感受到传统文化特有的甘甜与魅力。

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特定思想情感、特定生活情景、特定文化传统的写照。古典诗文是汉语言文学的典范和精华，蕴蓄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品格。我们必须着意引导学生去把握汉语言文化的内在特质，体会作品中蕴涵的精神价值、道德观念。在古诗文教学中，要教给学生鉴赏的方法，鼓励学生读背，使学生养成品读古诗文的习惯，让那些积淀着智慧结晶、映射着理性光辉、浓缩着丰富情感、蕴含优美意象的古诗文熏染学生的灵魂，从而加厚他们的文化底蕴，提升他们的品性灵气。

二、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唤醒学生的心灵

夏丏尊先生说：“见了‘新绿’二字，就会感到希望、自然的化工、少年的气概等说不尽的旨趣；见了‘落叶’二字，就会感到无常、寂寞等说不尽的意味吧。真的生活在此，真的文学也在此。”在教学中，我们必须引导学生细细品味汉语言婉转和谐的音乐美，揣摩汉字的形式美、意蕴美，唤起丰富多彩的意象内容，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使学生对汉语言的内在美有更加丰富、细腻、深刻的理解。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语文教学的功能之一就是通过感性的感情交流，使学生受到强烈的感染和推动，在潜移默化中唤醒学生生命成长的觉悟，唤醒学生心灵深处的情感源泉。我们要引导学生对作品进行感受体验，在体验中深入作品的形象世界、情感世界。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用生动的语言、直观的图片、实物的展示、音乐的渲染等方式创设情境，把学生带到特定的氛围之中，真正感染学生的心灵。

三、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