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文化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南北文化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二）地域日照差异与地区建筑布局差异我国南北日照差异较大，不同地区人们为了适应当地气候，形成了不同的建筑布局特征。南方一般日照充分，气候炎热多雨。为了通风，南方建筑总是选择最有利于通风的建筑布局形式。如我国西南彝族、傣族的民居多采用单元结构的民居组合形式。单元式结构的房屋就是住房、仓库、畜圈等连在一起的一栋房子。一层建筑通常是长条形，一端住人，另一端安置牲畜等。两层建筑一般上层住人下层圈养牲畜或储存谷物等。三层建筑一般底层用作厨房、畜圈，二层为储存室，三层住人。单元结构的民居多为独家居住，但也有多家居住的。我国福建地区的客家人，将许多单元式结构的房子建在一起形成圆形土楼，以达到增进团结，共同防卫的目的。我国北方日照较弱，为了充分吸收太阳的热能，总是尽可能选择将房屋平铺式的布置在平面上。北方的四合院就是这种建筑布局的典型。四合院采用院落式民居组合形式，其形式一般为住房、仓库、畜圈等彼此分离而相距不远，周围用围墙相接，形成独家独户的民居建筑。北方四合院一般正房朝南，东西两边为厢房，门向院内开，南面是墙。四合院的转角互不相连，厢房不遮正房，以便尽可能地获得太阳照射。四合院中的支隔窗、帘架门、天棚、火灶等都可适应我国北方夏热冬寒的气候。另外，受中国人含蓄内向的性格特征的影响，院落式民居建筑一般回廊相连，围墙环抱，围墙成为主要景观。如北方四合院，进门便是影壁，可挡住行人的视线，过了影壁还有二门，既垂花门。垂花门之后才是四合院的核心——内院。

二、南北差异视阀下的中国传统建筑类型

（一）地域地势差异与地区民居建筑差异特定地域的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对民居建筑的影响相对明显，反映出不同地区的风土与文化。民居建筑结构简单、造价低廉，往往在建造过程中因地制宜、因材取材，建造过程中总是尽量从本地条件出发，努力与本地的日照、气温、地势、物产乃至当地民风民俗相适应，因此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我国南北地域文化差异对南北方民居建筑的影响深远，南北民居建筑具有显著差异。北方地势平坦开阔，但日照较弱，受这一地势影响，北方民居一般坐北朝南，以抵御风寒。如北京的四合院多为坐北朝南，且大门多处于东南角，有紫气东来、寿比南山之隐喻。宅院中轴线以倒座、垂花门、正房、后罩房组成南北主轴，正房以坐北向南为贵，长辈住上房，儿孙辈依辈分不同而住不同的房，形成明显的上下、长幼的伦常秩序，暗合北京作为的天地君亲师的宗法观念。我国南方山地丘陵起伏，地势不如北方平坦开阔，但日照充分。受这一地势影响，南方山地民居往往依山而建，山脉逶迤而房屋朝向亦变，不限于坐北朝南，方位观相对较弱。如云南大理地处由南向北的横断山脉，西靠苍山，东邻洱海，常年主导风向是西南风，因此居住在大理的白族人民，其房屋朝向一般为坐西向东。这样的住所有比较开阔的视野，但也能达到风不进门的目的。江南民居其平面尺度一般较纵向尺度小，顶部仅留小尺度的天井口，这样就可以在庭院及建筑内部留下较多阴凉。

（二）地域宏观背景差异与地区园林建筑差异我国园林建筑按区域可分为北方园林和南方园林，南、北园林在建筑形式、植被、要素、社会背景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与我国南方和北方不同的社会背景、气候特征、植被特色有着密切关系。首先，从社会背景角度看，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凝固的历史”，特定时代的建筑总是在叙述时代的历史与文化内涵，诠释着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风俗民情等。我国古代王朝的都城多在北方，因此北方多富丽堂皇、气势恢宏的皇家园林。皇家园林具有多重功能，可供皇帝和贵族居住、游玩，也可进行各种政务、宗教活动。园内多建有神仙岛和琼楼玉宇，以求国泰民安和长生不老。在南方，园林多为文人出身的士大夫所造的私家园林。造园的立意构思多出于诗文，再配以寓意高雅的楹联和匾额，透溢出浓厚的书卷气息和文人情趣。建筑物大都临水或迎面敞开，以供饮娱乐，以便潜读欣赏。其次，从气候特征上看，我国北方园林严实、封闭，少空透，多单元开窗，以保持室内温暖，抵御严寒。而南方园林建筑则层次分明，内外贯通，多敞口，可使空气流通顺畅。最后，从植被特征上看，由于北方全年获得的太阳辐射少于南方，树木花草的凋零时间长于南方，所以园林植被多选常青的松柏，再配以红柱、牡丹、海棠等花卉，色彩对比鲜明，显得绚丽夺目。而南方园林则草木种类丰富，四季繁花似锦，描绘出一片姹紫嫣红的缤纷景象。

（三）地域资源差异与地区佛教建筑差异佛教建筑是我国建筑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佛教建筑呈现出南方多佛寺，北方多石窟的差异。这种差异也是与我国南北地域资源差异相适应。我国南方土壤深厚，植被茂盛，不便开凿，因此多建佛寺于南方。另外，受佛教文化中“无我”和“超脱”的出世观的支配，佛寺大多建在山水幽美的风景胜地。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中的三座都在南方。除了因为我国唐宋以后文化重心南移外，还因为南方气候温暖湿润，风景胜于北方。“山行本无雨，空翠湿人衣”的感觉只有在四川盆地的峨眉山才能体验到。“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的美景只有在九华山才能观赏到。古木参天，海天一体的玄奥氛围只有在普陀山才能感受到。我国北方多晴朗天气，山体风化层薄，植被稀疏，岩石，便于开凿，所以佛教建筑多为石窟寺。石窟寺工程浩大，需要巨额的建筑资金。北方地区靠近首都，易于获取皇室赞助，有利于石窟寺的建造和普及。大同云冈和洛阳龙门两大石窟的建造都直接受惠于北魏皇室的支持。北魏皇室的都城先在大同，后迁至洛阳。石窟寺的出现地区与我国佛教文化的传播路线是一致的，即沿着丝绸之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石窟寺的建造适应了佛教在我国传播和发展的需要。我国南北佛教建筑的差异也适应了我国佛理的发展。北方佛学“重禅法，尚修行”，因此不惜工本，开窟造佛。南方佛学重视探究义理，所以构建木结构的佛寺，用以开坛讲经。

篇（2）

 

（TnPM管理体系创始人；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全面生产维护委员会主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设备与维修工程分会TnPM推进中心主任；广州大学教授；广州大学工业工程与设备工程研究所所长；广州市政府咨询顾问专家组成员；欧洲维修联合会专家组成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南京地铁是我所见到的最有文化内涵的企业。这首先表现在维修文化上。他们提出的理念——修有道，行无疆。简洁、概括，寓意深刻。什么是“修有道”，道可道，非常道。所谓道，“大”可代表理念、愿景，“小”可浓缩为策略和规范。“行无疆”，“大”可意味着前途无量，前景无限，也预示着设备管理之途“路漫漫其修远兮”；“小”可意味着规范、执行力的改善空间无限，现场改善无止境。区区六个字，让人寻味不止，深省不已。

南京地铁的设备管理有两个很好的抓手交通论文，一个是RCM，另外一个是TPM。这两个抓手是抓到点子上了。

了解国际设备管理发展脉络的人都清楚，RCM是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维修模式，它是以设备可靠性和故障后果分析为基础，以费用有效为前提，充分运用逻辑决断分析模型来设计维修模式，按照既定的维修大纲执行。众所周知，地铁运营可靠性和安全是重中之重。将可靠性和故障后果分析作为工作的起点和基础，就可以为列车的安全运行奠定科学的管理基础。尽管RCM管理体系存在二值逻辑的歧义性缺陷，故障后果分析也更多依赖于评价专家的技术水平，他们的确是扎扎实实的朝着科学决策的方向迈出坚实的一大步。

TPM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随着日本工业从3C（Car, Cooler, Color TV）向4C（Car, Cooler, Color TV, Camera）时代的过渡而诞生，如今已经风靡全球。TPM的灵魂是以现场管理5S为起点，以自主维护为灵魂，以全员参与的改善活动为基础。南京地铁正是看中了TPM这三个闪光点而执着推进的。

现场，除了将传统5S扩展到8S，增加了安全、节约和坚持三个要素之外，他们重点抓住设备房标识系统的设计，将一目了然的管理打造成为行业标准。自主维护，他们按照KIO对设备分级管理，从作业指导书、作业卡开始来规范对设备的清扫、点检和保养行为。全员参与的改善活动，他们借鉴了TnPM的有氧活动提法，以OPL和OPS活动为形式，落实现场的各项改善，让全体员工动起来。笔者曾到地铁的生产现场和基地调研和指导，一线员工那些执着和充满激情的年轻面孔至今还在我脑海里浮动。

虽然他们没有将TnPM的术语SOON体系明确提出来交通论文，在其维修管理实践中却始终将维修策略的设计放在第一位。其实，RCM也是一种宏观策略体系的设计。他们从策略上还创造性提出“全效修”的概念，在点检体系中结合地铁实际，提出“隔日检”的做法，除了状态监测手段的应用，他们同时积极引进了电子化点检PDA巡检系统和设备房标识系统，并把它做实，成为可推广和复制的模板。电子化点检PDA体系在提升员工点检兴趣，规范点检行为，利用传感技术以及提高点检效率等方面让南京地铁的设备信息采集方式得到跨越式发展。在维修计划和资源配置上，他们也进行了切合实际和科学的探索。他们还以“维保模式的选择”和“修程优化”来“规范”维修行为。针对不同设备、设施，如轨道、列车、车站设施、信号系统、接触网、线网等，他们都进行了专门化的深入研究。南京地铁已经构建并执行有地铁特色的检维修系统解决方案，实施着没有SOON出现的SOON体系。这一点，完全超越了传统TPM对检维修的设计和思考。学习TPM且不拘泥于TPM的条条框框，这就是活的学习，创新式的学习。

南京地铁十分重视维修活动中的员工成长，以TnPM中的FROG跳蛙活动激活基层团队，挖掘员工中的创新基因。与此同时，还申请接受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全面生产维护委员会主导的TnPM五阶六维评价，以全面的KPI体系评价、引导和激励企业进步。

南京地铁还能够跳出设备管理的框架，尝试将目前全球流行的精益生产、六个西格玛管理等理念融合在其人机系统精细管理实践中。不识庐山真面貌，只缘身在此山中，研究维修管理是需要随时跳出自己的圈子，以登泰山极顶、融会贯通和一览众山小的气势来审视自己的体系设计。这一点，南京地铁设备管理的开拓者们当之无愧。

尽管近年来我国企业的设备管理不断进步交通论文，并逐渐追赶上某些发达国家的水平。像南京地铁那样“大”有维修管理文化，“小”有维修规范的企业在中国仍然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我赞许南京地铁，就是希望广大企业向他们学习，用心、用脑、用执行力来管好设备，就是希望今后在中国的土地上，明白设备管理的企业越来越多。让更多的企业用出色的绩效告诉世人——我们中国人是懂得设备管理的！

作为制造业的大国，中国的设备管理水平是到了腾飞的时刻了。倒退20年、30年，如果我们还跟着东洋或者西洋设备管理的脚步亦步亦趋，到了今天我们应该自豪的说，我们不但懂设备管理，而且还有丰厚的维修文化内涵——修有道，行无疆！

篇（3）

孙柔嘉家境一般，相貌平常—长圆脸，旧象牙色的颧颊上又略有雀斑，两眼还分得太开。要论性感比不上鲍小姐，论纯情比不上唐晓芙，论才学比不上苏文纹，论风雅比不上汪太太，她要把男人围进自己婚姻的城里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虽然和方同行，但并未引起方的注意。她要引起方的育睐只有用心计。所以她把自己严格地伪装起来，装得像人世不深的小女孩—装小女孩的清纯与倍借懂懂。一切在她都化紧为简。首先在装束上打扮得甚为素净，其次在行为上相当简约:在男人面前也像小女孩一样，怕生得一句话也不敢讲，脸上常带滚滚不断的红晕。一口一声赵叔叔，就更突出她的小、她的什么都不懂，凡事要仰仗叔叔照顾了。而正是这一点满足了大男子主义的虚荣心，引起了方鸿渐的注意，激起他的保护欲望与同情心。为此她一出现就在鸿渐的面前摆幼稚、装好奇，故作幼稚地间鸿渐在海上见过大鲸鱼没有(赵辛嵋当时就觉得这个问题是无可猜疑的幼稚)。当方胡扯一气，说他们坐的船险些嵌在鲸鱼牙齿缝里的时候，她又假装惊讶，惊奇的眼睛张得像大大的“O”字。当方在旅店里对老板娘调牛奶咖啡说了一句“只要不是她的奶，什么都行”时，她皱眉努嘴做了个颇可爱的厌恶表情。当方与李梅亭争论时，她在旁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似乎在问你们大人怎么这样呢，摆出的完全是涉世不深女孩的姿态。她工于心计却不露声色，事事把自己放在弱者位置上，放在什么都不懂的女孩子的位置上。她以此来激起男人的同情心与保护欲。当她在学生面前受了委屈时，她毫不掩饰在方的面前抹眼泪;当她收到陆子潇求爱信的时候，会惊惶失措地向方讨教主意。她说的话也好像是涉世未深的女孩:“我照方先生的话去做，不会错的。我真要谢谢你。我什么事都不懂，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只怕做错了事。我太不知道怎样做人，做人麻烦死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么?”“你肯教教我么”一句话就引起了方鸿渐所有温柔的保护心。孙柔嘉高就高在一切都装得天衣无缝，但一切又极有心眼、极有主见。她精心设计“闲话风波”、“家信事件”等圈套，巧妙地利用舆论制造事实恋人或情人的假象，一步步逼方就范。她用李梅亭与陆子潇来打掩护，假装害怕伸手拉鸿渐的右臂，仿佛求他保护，故意让李、陆两人的眼光全射在鸿渐的右臂上，最终让方鸿渐落人自己预设的围城里。孙成了胜利者。但这是怎样的胜利呢?事实上恰恰是女人迷失自我的表现，是她们落人“被看‘，的围城里不能自拔的外在显现。她们把男人对女人的审美理想内化为自己的审美准则，一旦意识到自己不符合男人的审美标准，就感到了嫁的艰难与生存的危险。因此她们要想法设法从“被看”的围城泅渡出去，以达到婚姻的彼岸。

范小姐对赵辛媚的围猎更充满了悲哀。她因为长得不好看一直没有引起男人的注意，大学四年就是在这样寂寞的情况下度过的，所以她一听说汪太太肯为自己做媒，就开始在心里盘算开了赵辛桐—精心地筹划着围猎他的计划。她听说女人恋爱经验愈多，对男人的魔力愈大;又听人说男人只肯娶一颗心还是童贞纯洁的女人。于是为了两者兼顾，她在赵的面前自编自导了一场闹剧:她向赵送剧本，在剧本上自己写上:To my precious darling. From the author(给我亲爱的宝贝，作者赠)几行英文，佯装曾有好多人发狂地爱过她，但她并未爱过他们，她和赵才是初恋。她一厢情愿地妄想以此来激起赵对她的兴趣，引起他的注意。她为了增加“被看”的资本，向汪太太借涂眼睫毛的油膏，要把睫毛修饰得能衬托出眼里有一种烟水迷茫的幽梦表情;在汪太太的指导下把嘴唇涂得“像印第安人上战场擦的颜色同样胜利地红”;周身的衣服也是精心设计过。为了创造与赵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她假装扭伤了脚，假称忘了拿手提袋。她到赵的住处，故意不断地发笑，发出的笑声“脆得像养花的一成不变房子塌了”一样响，惹得楼上楼下好几个房间人都出来看，以向人宣示她和赵辛相是情人了。她又假装娇弱，在赵的面前多次尖叫，还向赵示意她怕烟味、怕冷。“机关算尽太聪明”，她虽精心自编自演了好几场戏，急于把自己推销出去，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没人要看她的戏。一方是急于“被看”，一方是不要看，不看的原因在于“被看”者不漂亮，不符合男人的审美标准。女人陷入了可悲的“被看”的围城中难以自拔。范小姐大概也深知自己扮演的角色不光彩，但是为了走出“被看”的围城，她必须走进“被看”的围城，其痛苦的心情大概只有她自己才能体会。

刘小姐虽然意识到女人“被看”的尴尬，反对别人为自己做媒，大声地反抗:“女人就那么贱!什么‘做媒’、‘介绍’，多好听!还不是市场卖鸡卖鸭似的，打扮了让男人去挑?不中他们的意，一顿饭之后，下文都没有，真丢人但她还不是打扮得衣服紧绷绷的去赴汪家的宴，去让男人去挑?生为女人注定逃不出“被看”的围城。不想“被看”，不想被挑，但仍然打扮得很性感地去让男人看、任他们挑，这难道不是一次痛苦的心灵磨难吗?

有了几分姿色，就有了与男人讨价还价的资本。相比较孙、范二位小姐，鲍小姐、唐小姐、苏小姐的命运要好得多了，因为她们或或漂亮或雅致，所以拥有待价而沽的本钱。“鲍小姐纤腰一束，正合《天方夜谭》里阿拉伯诗人所歌颂的美人条件:‘身围瘦，后部重，站立的时候沉得腰肢酸痛。”，长睫毛下一双欲眠似醉、含笑、带梦的大眼睛，圆满的上嘴唇好像鼓着在跟爱人使性子。她知道自己有资本，所以竭力展示“被看”的姿色—“只穿排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她符合男人“被看”的标准，看得男人心头火起、口角流水。因此她可以让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可以轻而易举地让男人为她留学出钱，可以很快勾引到方鸿渐作为旅行中的消遣。

篇（4）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273-03

一、论著类（含博士、硕士毕业论文）

成永娜，《乌桓民族关系探析》，烟台大学硕士生论文，2009年。

郭鹏，《十六国时期慕容燕集团文化述论》，西北师大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

闵海霞，《匈奴发展史研究》，兰州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吴松岩，《早期鲜卑墓葬研究》，吉林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蒋东明，《慕容鲜卑兴衰原因探析》，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李莎，《论乌桓、鲜卑的南迁及其对汉匈关系的影响》，渤海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陶丽根，《拓跋鲜卑早期史地综考》，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郝燕妮，《慕容鲜卑对“中国”认同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刘洋，《东汉王朝东北地区治理政策研究――以东汉王朝与鲜卑的关系为重心》，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梁云，《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3年。

周刘备，《唐代诗人眼中的汉代边疆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洪波，《两汉时期的马政与边疆安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焕清，《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号与崇山习俗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李路《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6月

张婷婷，《鲜卑族民间美术造型》，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高建国，《鲜卑族裔府州折氏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二、论文类

理论研究综述

傅新民，《融合、消亡、新生――北魏拓跋鲜卑文化改革沉思》，《网络财富》2009年01期。

闫祥云、马成军，《拓跋鲜卑史学自觉与北朝史学编纂》，《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02期。

姚胜，《甘英出使大秦原因考》，《塔里木大学学报》2009年03期。

李焕清、王彦辉，《匈奴“瓯脱”考辩》，《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04期。

王平、陈文，《简述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政策》，《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04期。

薛海波，《试论汉魏之际东北各民族的政治发展形态――以部落酋豪为中心》，《东北史地》2009年08期。

闵海霞、崔明德，《试析南匈奴未能实现统一的原因》，《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期。

李治亭，《论边疆问题与历代王朝的盛衰》，《东北史地》2009年11期。

陈得芝，《秦汉时期的北疆》，《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09年12期。

焦应达，《古代北方民族法律起源探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5期。

程尼娜，《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初探》，《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梁云，《内蒙古地区鲜卑历史的研究意义》，《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秦树才、梁初阳，《〈后汉书〉中国民族史史料概说》，《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06期。

杨春奋，《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男子发式微探》，《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07期。

梁云，《早期拓跋鲜卑研究回顾》，《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1期。

王冉，《论早期鲜卑和东胡的渊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2期。

付开镜，《魏晋南北朝鲜卑民族性观念的儒家化》，《史林》2012年06期。

周丽莎，《魏晋时期鲜卑之崛起及其被打压》，《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2年12期。

尹波涛，《略论马长寿先生的北魏史研究――以〈乌桓与鲜卑〉为中心》，《西北民族论丛》2013年08期。

李晓标，《区域旅游开发中的文脉分析研究――以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为例》，《现代营销（学苑版）》2013年10期。

李昆、李建凤，《知网所见鲜卑族族源研究综述》，《青春岁月》2014年01期。

高然，《民族历程与慕容改姓》，《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07期。

戴光宇，《试论鲜卑语、契丹语和满语的关系》，《满语研究》2014年12期。

赵红梅，《汉代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比较研究――以度辽将军、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为中心》，《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09期。

起源与发展史

李海叶，《北魏时期的慕容与鲜卑》，《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黄河，《3-4世纪昌黎鲜卑胡姓群体初探》，《东北史地》2010年01期。

赵学政，《诗歌（词）中的北疆游牧史考――以匈奴、鲜卑为例》，《前沿》2010年01期。

殷宪，《拓跋代与平城》，《学习与探索》2010年03期。

李书吉，《拓跋魏代北史实拾遗》，《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曹永年，《关于拓跋鲜卑的发祥地问题――与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2010年08期。

潘玲，《西汉时期乌桓历史辨析》，《史学集刊》2011年01期。

刘军，《论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的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1期。

赵红梅，《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谈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05期。

梁云，《拓跋鲜卑西迁大泽、匈奴故地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7期。

杨军，《乌桓山与鲜卑山新考》，《欧亚学刊（国际版）》2011年10期。

倪瑞安，《拓跋南迁匈奴故地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12年01期。

穆臣，《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形成考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7期。

温玉成，《论拓跋部源自索离》，《新疆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1期。

丁柏峰，《简论吐谷浑西迁之后与慕容鲜卑的历史分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01期。

崔向东，《论慕容在慕容鲜卑崛起中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02期。

王鹏，《鲜卑人觊觎中原慕容世家的“皇帝梦”》，《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02期。

刘宗铭，《简述鲜卑族的起源及发展演变史》，《学理论》2013年03期。

王天蛟，《嫩江流域是鲜卑入主中原的必由之路》，《理论观察》2013年04期。

魏俊杰，《论鲜卑段部的源流和兴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高然，《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考论》，《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08期。

文化、社会生活与习俗

高恒天、赵金国，《秦汉时代鲜卑族的道德生活及影响》，《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

徐海晶，《从北朝上层女子看鲜卑族的贞洁观》，《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期。

孙险峰，《北魏鲜卑人的宇宙观――从鲜卑人的祭天礼制看宇宙观的变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11期。

庄鸿雁，《鲜卑萨满文化三论》，《学术交流》2012年09期。

王永平，《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河北学刊》2012年11期。

陈鹏，《拓跋鲜卑七分国人时间异说形成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吕净植，《鲜卑非瑞兽辨》，《北方文物》2013年02期。

艾荫范，《尾音节为“隗”的古鲜卑人名音读和意涵初判》，《北方文物》2013年04期。

王春红，《北魏鲜卑八姓之嵇、奚辨》，《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04期。

赵和平，《于阗尉迟氏源出鲜卑考――中古尉迟氏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14年06期。

肖永明，《青海魏晋十六国墓葬的鲜卑文化因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5期。

曾顺岗、张宏斌，《鲜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运――对北魏崔浩被诛的深层解读》，《天府新论》2014年05期。

孙楠，《鲜卑族口传文学的史料价值》，《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9期。

陆刚，《东汉鲜卑立体造型艺术发展脉络研究》，《雕塑》2014年09期。

宋丙玲，《从文本和考古材料探析早期鲜卑服饰反映的汉人意象》，《中国美术研究》2014年09期。

陆刚，《鲜卑立体造型艺术作品构成形式解析》，《美术教育研究》2014年10期。

政治、制度与军事

薛宗正，《关于慕容氏集成制度的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李俊方、魏舶，《汉晋护乌桓校尉职官性质演变探析》，《北方文物》2009年11期。

李大龙，《简论曹魏王朝的鲜卑政策――以王雄刺杀轲比能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0期。

李瑾明，《游牧社会领导者的作用考――以鲜卑君主的地位为中心》，《宋史研究论丛》2010年12期。

金洪培，《淝水之战与慕容垂复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

林永强，《汉朝针对降附乌桓的军政管理措施考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04期。

曹晋，《克里孟古城：檀石槐鲜卑军事大联盟的指挥中心》，《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6期。

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赵红梅，《鲜卑朝贡制度构建的历史轨迹――1―4世纪鲜卑朝贡中原王朝特征述略》，《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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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交往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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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卧牛城的传说”对于古城邢台人来说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论文格式。从城市规划建设角度看，邢台卧牛古城是一座规划营建较完美、特色鲜明、典型的古代彷生城市和生态城市。它的空间轮廓，恰似一头巨型卧牛，它身长（南北）4.5公里、体宽（东西）1.5公里，周身由护城墙和护城河构成，腿蹄是四个水池（牛市坑、靛市坑、扬市坑、霍市坑），心脏部位是一“心脏”形湖泊（中心坑），牛胃部位是一大一小相连的两个水泊（韩家坑、王冒坑），肠道脉络部位是肠街（南长街、北长街）等，牛头部位是南头村，牛角部位是东牛角村、西牛角村，牛尾部位是牛尾河……等。

它傲踞邢襄大地、历经千年沧桑。它的规划营建理念和寓意丰富而深奥，很是耐人寻味，其空间形态可概括为——“头南尾北，颈扬头抑，脊峰耸立，伟岸高卧”。认真体味其身形神态是否可联想为“座北朝南、含胸拔背、颈直头抑、沉肩垂轴”，正在练就和张扬的中国功夫，彰显着“神牛”威仪向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论文格式。同时，体现着生态城市、彷生城市的思想。

“头南尾北”——古城营建中通过规划手法的正确运用，把城市主要功能和生态要素与城市形态进行了巧妙的整合和组织，将维系城市“生命”、维系城市正常运转的水源水脉、物源物流、风向等要素的流向和功能与“牛”（头南尾北）的新陈代谢、食物消化、吸纳生气的方向和功能取得了完美的统一。比如城区地下水流向恰好是西南向东北流，城区水源补给主要靠南部的七里河、百泉泉区；周流城区的围寨河、护城河等地表河流也基本是南向北流；城区物流方向主要也是南向北，古城的“好南关”历史上一直是最大最繁华的市场，市场是城市的主要物源；城区主导风向是南风和东南风，春夏两季尤为突出（风水势称为“生气”“景气”），水草丰美、空气清新的百泉泉区恰好处在主导上风向等。同时也具有“座北朝南”的含义。

“颈扬头抑”—— 古城规划营建中非常注重城市竖向设计，结合独特的地形，将整个城区规划为有利于雨水排除、防洪防涝的牛背形地势，并且各个部位对应工整。府前南街、北长街南长街和顺德路街区是牛脊（古城东西向分水岭）；北大街（南高北低）是牛颈部位，南头村（北高南低）、东牛角村、西牛角村是牛头部位，地面南北坡向是颈扬头抑。同时，“颈扬头抑”的神态体现着“颈直头抑”“含胸”的寓意，体现着“牛城”威仪向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

“脊峰耸立”——清风楼处是牛脊峰部位,该处地面最高，东部向东坡、西部向西坡、北部向北坡、南部向南坡。古城建筑实体的空间布局，基本与上述地势一致，高大建筑向中部集中，如：清风楼（高23.3米）恰似牛城的脊峰，历史上一直是古城的制高点。规划营建中灵活运用 “对景”“框景”“借景” “比例、尺度、对比”等手法，突出了清风楼的高耸威仪、端庄凝重，形成了古邢台景之一“郡楼远眺”，府前南街区危楼耸立、空间构图丰富美观，构成古城突出的景观轴。同时，“脊峰耸立”的神态也体现着“拔背含胸”、傲骨挺立、神圣刚毅的寓意。

“伟岸高卧”——古城选址、布局极好。论文格式。城池“高亢、近水”，城区地面比周围高出3--9米，1963年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古城也安然无恙。其周围环境可谓“天生丽质”——南部为“百泉”泉区（奥陶系含水层上浮区），西北为“达活泉”泉区（奥陶系含水层上浮区），南为七里河，北为牛尾河，西为“卧龙岗”。四野绿林环抱、泉涌水清、虾跳鱼跃蛙鸣。1950、60年代依然近古。古城布局创造性地运用《周礼考工记》“王宫（府衙北部）踞中、面朝（府衙）后市、左祖（东大寺）右社（文庙）、市朝一夫”“方城”“旁门”等基本形制，引入“仿生城市”思想，营建为比较科学严谨特色突出的“卧牛城”。同时也具有“镇水”的含义。

篇（6）

中图分类号：J8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2-0167-01

“时调”，望名生义，广义的讲是指各个时代的流行音调。就目前所见文献来看，最早出现“时调”一词是在万历刻本《新刻京板青阳时调词林一枝》的题名中。题中运用了“时调”二字，大概是因为书中收入了《罗江怨》等民间时兴曲调。①

自明代使用以来，“时调”最初大概是指民间时兴的里巷歌谣，如《山坡羊》、《锁南枝》、《桂枝儿》、《傍妆台》等等。明代李开先在《闲居集・市井艳词序》中说：“正德初尚《山坡羊》，嘉靖初尚《锁南枝》，一则商调，一则越调。商，伤也；越，悦也，时可考见矣。二则词哗于市井，虽儿女子初学者言，亦知歌之。”②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山坡羊》和《锁南枝》两曲流行极其广泛，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从广义的“时调”范畴来讲，明清以来与之并用的称谓很多，如“小曲”、“时尚小令”、“俚曲”、“小唱”、“时令小曲”、“俗曲”、“时曲”等等。从这些称谓可以看出，广义的“时调”突出了一个“时”字，即为时兴、时尚之曲调。

随着音乐研究的不断深入，“时调”已不再单指笼统意义上的时兴曲调。“时调”一词除了保留其时兴曲调的基本释义外，在艺术门类、演出形式等方面被赋予了更为细致的含义。由广义的“时兴曲调”之义，演化到狭义的范畴。现在的“时调”是指一种源于明清民间小曲，结合地域审美习惯演变而成的地方性曲艺形式。

《中国曲学大辞典》上说：“时调小曲，明清民间歌曲的一种。曲艺的一个别类。亦名‘时调’、‘小曲’、‘小唱’。……大抵在清初以后，各地的时调小曲渐向曲艺发展，或有些被曲艺吸收为曲牌，逐渐形成为联曲体和单曲体两类，构成曲艺的时调小曲一类。”③

明清时期，诸多地方曲种在运河沿岸生根发芽，争奇斗艳，临清时调就是在南北小曲的基础上逐渐演变而来。在南北时调小曲的基础上，融合临清当地的方言韵腔，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说唱结合的艺术形式――临清时调。

临清时调的形成与临清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历史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临清位于山东的西北部，现属于聊城市，地处冀、鲁、豫三省接壤地带，驰名中外的京杭运河穿境而过。临清古时即有“京师门户，南北要冲”的美誉，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运河枢纽。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不仅给临清带来了数百年的经济繁荣，而且积淀下了丰富的运河文化，为临清带来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元朝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先后定都于哈尔和林（今蒙古国境内）、上都（今正蓝旗东）、大都（今北京），政治中心向北转移。特别是1272年定都燕京，称为大都，山东成为大都的南部堡垒，是连接中原地区与江南地区的纽带。会通河、通会河的开凿，使得东南财富经水路直达大都。临清正处于会通河与卫河汇合处，成为水路要冲。永乐年间会通河疏浚后，漕粮经大运河运往京、通二地，海运、陆运都被废除，南北商旅也纷纷改道大运河，各地商客几乎都要从临清经过，临清成为全国咽喉扼要之地。除漕运外，大批商船往来于漕河之上，临清成为公认的一个商品集散地。

明朝初年，运河沿线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沿岸各城市在经济上经历了由自然经济向萌芽商品经济的转型，文化领域也得以渗透。兴起于淮阳的俗曲小令，正是借助运河传播于此，并且得到广泛的传播。临清弦歌清唱盛极一时，一些青楼女子为了迎合各方客人的需求，纷纷学习各方小曲，供助兴消遣之用，这就是早期的“时调”。有些商人带歌妓随船而行，为文化的互通有无提供了可能性。可以说，临清时调是在不断吸收南北小曲精华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演变而来。

明代谢肇《五杂俎》载：“今京师有小唱，专供缙绅酒席，盖官伎既禁，不得不用之耳。其初皆浙之宁绍人，近日则半属临清矣，故有南北小唱之分。”④可见，临清俗曲小唱根植于民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临清时调是我国牌子曲种中具有齐鲁文化特色的传统曲艺品种，由于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使得临清时调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临清时调采用淳朴的临清方言进行演唱，作品中折射出当地多样的文化习俗及社会心理，是当地人民智慧的结晶。

注释：

①李秋菊.清末民初时调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4月，第4页.

篇（7）

 

中国最早的陶瓷是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随着中国原始艺术的第一繁荣时期的结束，迎来了新石器时代工艺彩陶的第二繁荣期的来临。

仰韶文化彩陶最早出现在河南省淹仰韶村发现。其中有半坡型彩陶，首先发现西安东郊半坡村，分布地区集中在关中平原。彩陶以黑色与红色为主。装饰图案有人面纹、鱼纹、鹿纹、蛙纹等。而中晚期的鱼纹从静态转为动态，不在注重形态，通过对口，眼腮尾鳍的描绘来表现鱼的动态。半坡型彩陶钟情于几何纹样的造型。说明了我们祖先的抽象造型能力。庙底沟型彩陶首先发现于河南陕县庙底沟。主要分布在陕西中地区。庙底沟型彩陶整体造型的线条极为流畅。装饰图案多采用圆弧线，直线和点。构成雅致流美的神韵。马家窑型彩陶是庙底沟的延续和发展。首次发现于甘薯马家窑。硕士论文，陶瓷史。。马家窑型彩陶整体风格是豪迈、大气，有着极强的动势。图案中，大量出现平行线，平等圆弧线，同心圆，在漩涡式的滚动中所有出现在圆点，恰恰又产生出静态美。

到了夏、商、西周时期，陶瓷制作工艺大大提高，而且窖场规模也不断扩大。由于商饮酒之风盛行，所以陶质酒器很多如：觚( gu )、尊、壶、爵( jue)等。到了西周，陶质的酒器明显减少。装饰手法上更注重部位的选择比例的权衡虚实，繁简的搭配在这个时期已经体现出来。这个时期随着三层花，理性色彩的增强以及窃曲纹，波纹，重环纹，瓦纹等的出现更好的体现了夏商西周时期工艺的提高。

秦汉时期是中国社会的重大转折时期，也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秦汉工艺美术是以强盛的打帝国为背景的大一统美术。以儒教思想为背景的礼教美术和以人生享乐为背景的神仙美术。其中，汉朝的陶瓷工艺有较高成就的有：釉陶，青瓷，彩绘陶，陶塑等。汉末晋初最好的青瓷窑是越窑。胎质坚硬，胎色灰白。这个时期的主要瓷器是青瓷。基本风格是清雅，装饰纹样的舒缓，釉色清新可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则以佛教美术的兴起哲学思想进入艺术领域，本时期主要以清淡，玄学，竹林七贤为主要的风格。大量的出现白瓷、青瓷。瓷是由陶演变发展而来的。与前面提到的陶有着本资的区别： 1.原料不同。陶用黏土，瓷用瓷土。2.烧制温度不同。陶器低，在800℃左右。3.质地不同。陶器质地松脆，有微孔；瓷器质地细密，敲击声脆如金属声。硕士论文，陶瓷史。。

隋唐时期是中国工艺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时期。无论是陶瓷上的南北交流清白并重，还是金属器皿上的中外合璧，都表现出匠师那种“不薄技术，爱艺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内在追求与气质。创造了开放的华美时代。

隋朝的白瓷，釉色光润。以青瓷为主流产品。唐三彩女佣的出现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唐三彩女佣那雍容华贵的大家风范，实在是大唐包容一切外文化的象征。唐三彩是唐代彩色釉陶的通称。多用白色粘土做胎；以含铜，铁,钴,锰等金属元素的矿物质为着色剂，配制低温釉，施于胚体表面在800—1000℃左右低温中烧成。其彩色并不仅限于三种颜色，一般有绿、黄、蓝、白、紫等多种色彩，但以黄、白、绿为主。唐三彩主要用于随葬。常见的有瓶、钵、罐、盘、杯、碗、枕等普通生活器皿，此外还有各种动物和人佣及建筑家具等。

随着市民生活的需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宋的工艺美术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蓬勃气象。这时期出现了宋代的五大名窑：汝、官、哥、均、定。

1.汝窑（以烧造青瓷为主），天青色，天青色在色彩上介于绿色和蓝色之间，既有蓝色之冷又有绿色之温。汝窑瓷器朴素、高雅是统治者沉淀于安逸享受的现实反应。体现了平淡、蕰籍之美。

2.官窑，胎有灰、黑和米黄数种，纹片大、小均有，釉色有粉青、米黄、深米黄等。北宋官窑窑址未明，南宋修内司官窑及郊坛下官窑窑址在杭州凤凰和乌龟山。硕士论文，陶瓷史。。

3.哥窑（龙泉窑），釉色有粉青，灰青，米黄之分，以灰青为主，釉面布满龟裂的裂片，有开片。弊病称为了一种纹理，好像冰裂变化万千形成自然雅致的天趣。

4.钧窑，在河南禹县，有天青、月白、灰蓝、海棠红、玫瑰紫等色。艺术特点为：“夕阳紫翠忽成岚”天青色于玫瑰紫色交织，釉色美如朝晖。铜的运用高温形成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5.定窑，是五大名窑中唯一烧的白瓷，兼烧黑釉，绿釉酱釉。地址在河北曲阳。釉层薄而滑腻滋润。釉色白中微微闪黄，好似古代妇女薄施粉黛。给人以柔润，恬美的美感。硕士论文，陶瓷史。。

南宋 足洗和明永乐、窖青花缠枝山茶纹扁壶都为上海博物馆的珍藏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硕士论文，陶瓷史。。

两宋时期瓷的发展有两大特征，一是南北瓷都在发展；二是官窑，民窑都在发展而元瓷的发展则集中在江西景德镇的发展上。其主要工艺是青花，釉里红，中国书画艺术与中国陶瓷工艺得以充分完美的结合。这是景德镇瓷工艺的重大贡献。而且元代还烧制高温卵白釉、红釉、蓝釉。硕士论文，陶瓷史。。

到了明朝，景德镇瓷器独领。主要瓷器品种为：青花、釉里红、五彩、珐琅彩、粉彩。极具宫廷贵族气象的典雅，其突出代表要数五彩冰梅蝶纹瓷瓶了。圈足与瓶颈装饰带采用红绿相间的民间抽象、写意的表现手法，与肩、腹、腰部的冰梅蝶的主体纹饰形成强烈的对比，色调雅致而明洁。清朝的宜兴紫砂壶制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文人雅士的积极参与其中。书画与紫砂壶的关系更加的密切，同时也反应了紫砂壶制作更加文人化了。

一部陶瓷史，就是一部中国古文明史和审美史的缩影。由于每个历史时期的制作工艺和审美感受的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的陶瓷装饰形式。各个历史时期都有闪现时代光辉的精美之作，体现了各个时期的陶瓷发展特点。陶瓷烧制是一门博大精深的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陶瓷工艺也将展开新的一页。技术与时代完美结合，相信陶瓷事业将会变得更加辉煌。

参考文献：

篇（8）

1、南朝佛造像艺术的分析

1.1背景：得到帝室的支持

由于社会的动荡，经济的发展，与外来文化艺术的吸收与融合，经过大分裂、大融合后，致使南朝时期，在艺术思想领域逐渐出现了与两晋不同的新格局。东晋时期，佛教势力渐渐传入，至南北朝开始，是佛教艺术逐渐从萌生走向高峰的至关重要时期，成为其各代名擅一时的艺术家乃至社会上下百姓对于佛教文化都抱有一种崇敬的心态，积极投身于艺术潮流之中，并出现建寺造塔、开窟造像的风气 。

1.2南朝造型的题材表现

在南朝时期，佛教造像的题材较多，种类丰富。由于受南朝主流意识及南朝人士的审美特点的影响，浸润到了释迦像的造像着衣及服饰样式方面，致使南朝的释迦佛像的服饰多为褒衣博带佛衣，其着衣特点同时也体现出了民族融合的社会形势。综合南朝大部分的佛教造像，其造型题材虽有区别，但是所相处的思想文化背景及其佛教造像的推崇人士的审美模式相同，从而各题材的佛教造像的艺术风格是完全一致的。

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南朝早期的佛教遗物与具有南北艺术风格相融合的佛教造像大量出土，正在矫正现代人们对于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的艺术发展面貌的整体认知，南朝佛教造像在当时时期所产生的巨大成就以及对艺术发展的深远影响，现在已逐步得到学术领域的普遍认同。

1.3南朝宗教创作观点

南北朝美术发展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宗教美术。宗教美术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现实必然会决定着艺术的发展。现实社会中的进步力量和衰颓力量的对立与斗争，都必然的会在艺术中反映出来。南北朝宗教美术的宏大的规模与巨大的创意意图，体现了人民的深厚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南北朝时期的艺术在表现技巧上也是有着跨越性的进步。虽然佛造像艺术在神态描写上表现的不够个性化，但也都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精神特质。

2、谢赫审美主张

谢赫的“六法论”一直以来是衡量中国艺术科学又系统的审美准则与以及创作准则的重要依据，对中国艺术作品的审美发展趋势有着重大的启发。因此以“六法论”的审美观点对他所处年代的佛教造像进行剖析。

谢赫“六法”的重要观念为：气韵，生动是也；骨法，用笔是也；应物，象形是也；随类，赋彩是也；经营，位置是也；传移，模写是也。中国的古代美学对艺术作品的创作所评判的标准一直不以“内容”与“形式”为准则，而是以“风”、“气”“韵”“骨”的审美标准进行艺术审视，致使这些审美标准在当时所有的艺术创作过程中是相互融合、相互贯通、互为表里的。中国美学概念中尤为突出的特点是同传统文化精神一脉相承，“体用合一”“知行合一”，既有意识观念层面的精神内容，又有实施于具体实践的方法理论。

2.1重形神

关于“六法”，“气韵生动”是其总则，是统罩、统领其余五法的总纲领，强调创作者的内在灵性，在中国艺术作品中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在谢赫品评二十七位画家时已透出了这一消息，例如，评论姚昙度的“画有逸才，巧变锋出，魑魅神鬼，皆能妙绝，同流真为，雅郑兼善，莫不俊发，出人意表，天挺生知，非学所及”表现出姚昙度在艺术表现上有着高超的才能，这种极高的艺术表现才能不是通过后期的培养而形成的。 “气韵生动”作为形而上的精神内容，制约着艺术家的艺术传达向着体现活泼生动的效果方面发展，并同时把这种理念作为具象的艺术效果。在此时期，佛教造像极大地融入了南朝人士的审美情趣。整个造型的艺术特征比较显著，精神状态以及性格也较为生动。

2.2“以形写神”

中国佛教雕塑注重的是形象内在的精神活动，而不是过于注重外在的形体准确度的塑造，它通常都是通过对于艺术作品情感化的空间把握与处理，加上艺术创作者的直觉式联想想象与抒感，甚至增添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手法表现，由此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抒情写意的艺术表现效果。所以，中国佛教造像给予人的感觉不像西方古典雕塑那样直观，而是神龙露首不露尾，含不尽之意于象外。没有气势逼人、一触即发的火气，而是像中国的书画那样用笔藏锋，将力量包含在其中，以其含蓄美、内涵美，给予人以更多品味的余韵。

2.3重L骨

谢赫的“骨法用笔”是通过艺术作品人物造型的描绘从而反应出人物特质的笔法以及线条的要求，“骨法”原本是对纸质以及帛上的绘画创作的笔法要求，然而现在用此法研究南朝石质材料的佛教造像，又会产生怎样的艺术碰撞呢？南朝佛教造像最突出的艺术风格为“秀骨清像”，主要指的是佛陀或者是菩萨造型的外表皮体态较为削瘦，面貌较为清秀俊美，神情隽秀，双眸中深谙笑意的体态以及神态的造型样式，尤为亲切，充满飘逸高迈的独特艺术效果。这些样式与古印度佛教造像的造型、寓意都有所差异。其一为：由阳刚之气转变为清秀俊美之貌。其二为：由厚重简约的服饰风格转型为轻巧修饰风格。导致这种特征差异的因素是由于古印度佛教逐渐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互融合，同时，受中国的儒道传统文化对于佛教文化的借鉴与改进的结果，佛教造像的气韵优雅的风格不免有几分儒雅之士的高尚在其中，同时，也包含着南朝世人对于佛教文化的虔诚与崇敬之心。

3、结语

中国古代艺术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人的审美价值，对艺术作品从而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与探索，对现当代艺术的传承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并且对今后应当如何挖掘，使其成为拥有世界性意义的艺术文化价值，为人类今的后艺术文化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毋庸置疑的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本着这一重要宗旨，本篇论文确定了研究的出发点，试图从谢赫的审美观点来分析南朝佛教造像的艺术特征，融入了“六法论”中的重要观点进行了对比阐述。从而使得中国古代雕塑领域的艺术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多层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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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 A

古镇窑湾位于京杭大运河与骆马湖交汇处，三面环水，是一座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水乡古镇，素有“黄金水道金三角”和“苏北小上海”之称。早在明清时期，窑湾就是南北水陆交通之要津和苏北商业重镇，市井繁华，商号云集，全国有18个省的商人在此设立商会，有10个国家的商人和传教士在此建商号、教堂，经商传教，明末清初形成的两条主街道，至今仍保持原有风貌，现存古民居群834间，商会馆、古庙、碑亭、古桥、古槐、古松等人文自然景观20多处，被专家和媒体称为“南有周庄、北有窑湾”。

窑湾古镇古建筑遗产是运河文化的象征，厚重的历史孕育了窑湾的独特建筑文化，整体规划和建筑特点上独具风格，有湖有水，有着古老的街巷，有数千年的四方文化交融。

古镇的建筑是南北、东西各地建筑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晶。

古镇建筑风格十分独特，其三面环水，因水而建的格局，酷似江南，又有北方四合院的痕迹，融南方的玲珑精巧与北方的四合方庭为一体，间或有西北的窑洞、大草原的蒙古包的痕迹以及纯西方建筑。

如苏镇扬“玲珑精巧”的建筑风格。苏镇扬会馆及住宅，是江南水乡风格，青石街道，两厢楼檐出厦。住宅和商业楼连接在一起，四进院落，室内多置木雕屏风，上面雕琢精致花纹，用工用料考究。江西人、苏州、扬州、镇江等地人住宅多在窑湾南大街，住房建筑是江南水乡风格。青石街道，两厢楼檐出厦。住宅和商业门市楼接在一起，四进院落。楼房注重防雨，有堂楼廊檐、走道廊檐，四周有曲廊檐。主屋堂楼宽大透光，室内隔间墙多是木隔扇，减少占地空间，还有移动式隔墙（屏风）落地罩式木雕隔墙，雕琢精致花纹。

如山西建筑风格。山西人的建筑多在西大街，房屋布局严谨，呈现出门窗小、庭院小的天井院特色，且门窗上沿皆为半圆结构，窑洞的痕迹依稀可见。房屋砖木结构，人字立梁，楠木框架。住宅前后四进院落，寓言四进士。每道设三个台阶，寓意为登三级，步步登高。

如福建建筑风格。福建清朝初在窑湾南、中、西大街都建有宅院。福建人宅院门窗宽大，院落宽大，院子前有高大影壁墙，院道多为青砖、石板。福建人建房以木结构为主，斗柱梁架用料宽厚，屋山墙多设风火墙，每道院角都设下水道。前后大门厚重，设有防盗杠防盗销。建房带有闽乡习俗，体现防台风、暴雨和防海盗观念。典型建筑为吴家大院，它是窑湾古镇最大的宅院，南北长80米，东西宽20米，共四进院落，整体呈“弓”字形，院落前低后高，很有层次，每进院落都呈“井”字形，以聚财气。吴家大院体现了南北建筑文化的融合，带有福建沿海建房风格。

如会馆建筑风格。窑湾原八省会馆在建筑工艺上各具风格。山西会馆原是明代所建的关帝庙，山东会馆原是明代所建的桃园结义三圣庙。福建、江西会馆在南方园林布局结构上注入了新的活力，富丽豪华，生动活泼。

又如西方建筑风格。清末，美英法等国商人和传教士在窑湾经商或传教，建有教堂庙宇10多座，苏北地区最大的天主教堂建于此地，这座宏伟的欧洲哥特式建筑占地18000平方米，由主教堂和修女教堂并建，有楼房百余间。当年的窑湾，数百家商业店铺遍布12条主要街道，粮行、盐行、船行、八省会馆、十省商业代办处，五国办事处及2座教堂、8座庙宇。镇上驻有美英法俄意荷兰加拿大等国家的商人和传教士近百人。船来人往，处处繁忙。

古镇建筑的另一大特点是全镇建筑总布局根据历代军事家军屯营盘阵图而建。到了古镇，最显眼的就是几座炮楼，由此可以了解到此地应当是军事重镇。窑湾镇呈三角形，西南面朝运河，其中、东、西各有一座炮楼，登上炮楼，既可俯瞰全镇，也可瞭望远方。

窑湾古镇的布局很独特，它不以传统的一字形、十字形或井字形为街区格式，而以一个中心区，三条放射状街道作为独具一格的建镇格局。建筑方式采用“奇门遁甲八卦迷宫阵”和“七星八卦阵”。之所以有这种独特的建镇格局，是因为窑湾自楚汉起便是古营盘，千百年来一直是军事、政治特区。公元前209年，楚王韩信建都下邳，东军营设在窑湾，按孙子兵法实施自然水土工程，利用树木蔽体构成奇门遁甲八卦阵势。公元1840年，举人臧纡青为防外侵敌人，在窑湾建筑军事设施 “七星八卦阵”。按八卦方位设立炮台于城墙上，8门炮控制城外周围8个方位，炮群听从中央炮楼旗语、灯语指挥，中央炮楼设在东当典，楼高10米，视野可覆盖窑湾古镇街区。“七星”，是指大东门炮楼、南门炮楼、拐弯炮楼、杨家巷炮楼、山河街炮楼、界牌炮楼、西门炮楼，这些炮楼全矗立在五华里长街道上，布形北斗星。八卦图中心太极线是窑湾街“S”形五华里步行街道，八卦分天盘、地盘、人盘。窄窄的青石板地面，两边店铺青砖瓦、飞檐、红柱，统一色调建筑，街道弯曲很难辨别地盘方向。

窑湾镇古建筑不但工艺技术高超，军事设施精密，在音学上也深有奥妙，如同北京的天坛回音壁一样，在一定位置呼叫一声，全镇方圆五华里都能听到。

古镇的街区布局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念，建设遵循的是五行八卦风水理论。建筑群落不是横平竖直、朝向周正，而是呈“s ”型、八卦形态，将古镇划成两个半圆，人称“七星八卦”。古镇至今仍保存原汁原味的街巷15条 ，总长度为1327米，所有街巷皆与两条主要街道相通，有迷宫街之称。

古镇因水而生，因水而荣，古镇人自然了解水的习性，因此建筑物大多采取砌石为基、木构房架，有墙倒屋不塌的特点，就连房门朝向，也根据沿河地形特点，以及风水理论而设计，既自然协调，又采光充足，又满足了人们驱利避害的心理需求。窑湾古镇自建镇以来一直有良好的排水功能，五华里S形街道，两厢廊檐下各有一米宽、五寸高的台阶，中心街石板下是半米深下水道，目前，主要排水管道从未清淤，亦从未堵死。

中宁街，古镇主要的商品集散中心，仿江南水乡街道模式，街道两侧各伸出1米廊檐，举目一线天，青石铺路，廊沿下日不晒、雨不淋，街道门面房用木板栅式门，楼上街面墙用木板代替前墙，街两厢排无数廊檐柱。这些木质结构建筑有消音作用。5华里的狭长街道，分支出12条 伸长巷，既方便进出，又有通风消音的功能，只闻讨价还价之声，无车马喧之扰，典型的步行街格局。

窑湾建筑物总体来说古朴素雅，但是在局部细节上，也不乏独具特色的各种雕饰。比如廊沿下简洁的万字纹，屋脊上镂空的瓦饰，山墙上别具一格的圆形小窗，重檐的火墙，门前的石鼓，以及檐下的砖雕等。

窑湾古镇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地理优势造就了独特的建筑文化，它以融汇南北中西的建筑艺术风格、科学布局的风水防御功能、吸收接纳相互交融的个性特色，为我国建筑文化体系增色添彩。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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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设路、府、州、县等，河北主要分为两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所辖地区主要有：大名府、开德府、河间府，以及沧州、冀州、霸州、德州等11州。河北西路所辖地区主要有：真定府、中山府、信德府、庆源府，以及相州、卫州、州、深州等9州。上述两路基本包括了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南的全部地区。

辽代行政建制设五京道，道以下设府、州、县。其中南京道的全部及部分中京道、西京道所辖地域，相当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的全部地区。

金代的行政建制基本因循宋，今河北省地域大致相当于金代的河北东路、西路以及中都路、大名府路所辖范围。

宋辽对峙与金统一河北，对河北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的发展与面貌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河北此一阶段的古文化遗存，呈现出宋的中原文化传统与辽、金的北方文化因素互相融合的独特特点。

河北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宋辽金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了丰富的各类文物。已发现的宋代遗址约260多处，其中城址13处；辽金时期遗址约1600处，其中城址61处；另外还有大量墓葬。

二、宋代考古

北宋遗址以城址和瓷窑址最为重要，考古发掘工作亦主要针对此两项内容开展。比较重要的城址有大名故城、巨鹿故城等。始建于五代，宋代立为北京的宋代著名城市大名府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500米，东西宽约6000米。城垣夯土筑成，残高1~8米。城内发现宋代灰陶和白瓷、黑瓷残器片，另外还发现有石雕佛像残件。位于今巨鹿县境内的宋代巨鹿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12米，东西宽约300米。城垣遗迹已湮没于地下，文化层距今地表约3米深。1915年和1920年间，城址出土了大量宋代文物，其中有碗、盘、盆、罐、瓶等瓷器和绢画等。北宋普通中小型聚落遗址发掘的很少，遗迹主要是简单的房址、水井、灰坑等，出土遗物以泥质陶器和白釉、黑釉粗瓷器为主，器型主要是碗、盘、罐、瓮等。

定窑、磁州窑和井陉窑遗址是河北北宋至金时期三大重要瓷窑址。定窑乃宋代著名瓷窑，其创烧于唐代，至元代渐衰落。核心窑址位于曲阳县涧磁村附近，发掘出的遗迹有窑炉和瓷器作坊遗址。出土的瓷器尤以白瓷器最为著名，即闻名于世的定窑白瓷，种类主要有碗、盘、碟、瓶、壶、盒和枕等，胎质细腻，釉色润泽，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和印花等，图案以花卉和动物形象为主，有的瓷器上题款有“官”、“尚食局”、“尚药局”等，多与宫廷和官府有关[1]。

磁州窑兴盛于北宋和金代，是宋元时期北方著名的民间窑场，包括磁县观台镇和邯郸彭城镇两个窑址群，遗迹发现有窑炉、石碾槽、作坊及原料堆等。瓷器产品以白釉器为主，次为黑釉、绿釉、黄釉器等，器型种类有碗、盘、罐、瓶、壶、枕和建筑构件等。装饰技法极为丰富，有划花、印花、剔花等，其中尤以白地黑花的装饰最具风格[2]。1989年调查新发现的井陉瓷窑遗址群，是隋代至元代烧制白瓷器为主的瓷窑群，产品表现出一些独特的地方特色，以白瓷为主，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和黄釉器[3]。

北宋墓葬的发掘以井陉柿庄墓群较为著名。共发掘墓葬14座，形制以带墓道单室仿木构砖室墓为主，其中尤以6号墓的“捣练图”壁画最为完整精美。该墓地的年代，发掘报告认为是北宋末至金初，近年有人认为应晚至元代[4]。

北宋与辽对峙存在，位于两国交界地带的河北中部地区留下了不少军事性遗迹，如永清、雄县境内的北宋地道遗址，属抗辽的军事防御设施遗迹。地道距地表约4米，洞高约1.5米，宽约1米，一般系用灰砖垒砌而成，砖长30厘米，宽15厘米，厚7厘米。洞内发现有灯龛、通气孔等设施。出土遗物有黑釉的瓷碗、罐等瓷器或瓷器残片。这些地道遗存为研究宋与辽金的战争及军事防御设施提供了资料[5]。

从北宋开始，中国建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北宋时期建筑遗存在河北有着较好的保存。正定隆兴寺是现存规模较大、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宋代布局规划的寺院，为国内罕有的宋代建筑群，现存有4座宋代原构木结构建筑，其中摩尼殿的平面布局与殿顶形式常见于宋画，而实物罕见，故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河北宋塔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于宋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的定州开元寺塔，高84米，为全国古塔之最。另一处著名的宋塔是高达63.9米的景县开福寺塔，也为国内少见的高塔。金代重修的正定广惠寺华塔，一层塔身四隅附建四座单层小塔，主塔上部满饰各类壁塑，为国内佛塔罕见形式。临城普利寺塔为宋代少见的方形砖塔，塔身一级满嵌砖雕坐佛，各层斗拱形制各异，极具装饰性。刻于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的赵州大观圣作之碑，在国内同类遗存中形体最高大，保存最好。建于北宋景5年（1038年）的赵州陀罗尼经幢，幢高16余米，为国内现存形体最高大的经幢，造型华丽，雕刻精美，为宋代典型代表作品。另外，北宋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定州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和净众院舍利塔的塔基，其地宫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6]。

三、辽金考古

辽金时期的遗址集中分布在北部的张家口、承德一带，多为内涵简单、文化层较薄的一般性遗址，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瓷器残片。发现的城址依大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小型城堡址，一般平面近方形，边长50~100米，城垣夯土筑成；二是较大型城址，城垣边长一般在500米以上，如沽源小宏城、九连城等，其年代下限均延续到元代。九连城城址平面长方形，南北长920米，东西宽760米，城垣外侧建有独特的半圆形马面，直径20米，间距80~100米。

河北北部地区辽代墓葬发现很多，其中以宣化下八里张氏家族墓群的发掘收获最为卓著，是辽代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该墓群属汉人家族墓地，时代集中在辽代末年大安和天庆年间。墓葬形制多为带墓道的仿木构穹隆顶单室或双室砖室墓，墓室平面有圆形、六角形和方形等。墓内均有色彩艳丽的壁画，内容以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形为主，如出行、散乐、侍吏等，特别是还发现了“茶道”和“备经”等壁画新题材。随葬品除陶瓷器、铜器外，引人瞩目的还有许多保存较为完整的木制家具桌椅、衣架等。葬式为特殊的骨灰葬，并“以草为骨”或“以木为骨”制成人体偶像。张文藻等人的木棺上还有用梵文和汉文墨书的佛经，反映了佛教的葬制[7]。

金代墓葬重要的有高碑店金皇统三年（1143年）时立爱墓、兴隆金天德二年（1150年）契丹人墓等[8]。兴隆金墓出土的契丹文墓志是重要的契丹文资料，对研究契丹文字的起源和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金代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固安于沿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金银器[9]。契丹人的墓葬重要的有平泉辽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耶律加乙里妃墓、重熙十五年（1046年）秦晋国大长公主墓等，出土的墓志铭补正了文献记载的不足[10]。

长城在金代有着奇特的发展。金长城又称金界壕、壕堑，与前代长城不同，它掘土为壕堑，掘出的土在壕内侧夯筑为墙，重要地段双壕双墙并列。墙体外侧筑望台（马面），内侧建戍堡、关城，防御体系比前代长城更为严密。金长城有主线和多条支线，河北境内的金长城属南线，位于康保、丰宁、围场境内，总长约216公里。长城由外壕、墙体、望台（马面）构成，墙体夯筑迹象不明显，坍塌严重，残高不足1米，望台间距200~300米。许多地段已被夷平，有些成为乡间大车道。

来自东北地区的辽金两族在汲取汉文化基础上，也创造了具有民族融合风格的各种建筑作品。河北境内保存有不少质量上乘的辽金时期建筑遗存。高碑店开善寺大殿，为国内现存不足十座的辽代木构建筑中经后代修缮改造最少、保存原貌最好的一座。建于辽应历十六年（956年）的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保留的辽代壁画及部分彩画弥足珍贵。河北北部辽塔的代表作品有涿州云居寺塔和智度寺塔、涞水庆化寺华塔、易县圣塔院塔、涞水镇江塔等。金代塔的代表作品有正定临济寺澄灵塔、昌黎源影寺塔、易县双塔庵双塔等。金代重要经幢有卢龙陀罗尼经幢，高11米，雕刻精细华美，为金代石刻精品。

四、河北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

河北地区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有多种多样的突出发现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发现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特别的价值与意义。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与北方辽金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与碰撞的最佳区域。两种不同系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两种文化对峙的前沿地域则是研究这种关系的最重要环节。因此，河北在宋代与辽金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次，河北是研究宋代考古的重要地域。宋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河南（下转39页）（上接25页）地区，而与之毗邻的河北则是宋代抗击北辽的前沿重要区域，因此将大名府升为“北门锁钥”之北京，成为陪都。这种特殊的政治因素为河北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条件，因此也成为宋代考古的特殊地域。

第三，河北是研究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辽代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为辽之陪都，成为辽代的重要区域。金代迁都燕京，称中都，河北地区成为京畿重地。因此，河北地区自然成为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

总之，河北特殊的地理区域以及丰富的考古发现，使其在中国宋辽金考古领域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

［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8期。

［2］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1959年6期；b.李辉柄：《磁州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8期；c.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3］孟繁峰：《井陉窑金代印花模子的相关问题》，《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4］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井陉县柿庄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年2期；b.徐苹芳：《看〈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精粹展〉札记》，《文物》1996年9期。

［5］a.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宋代地道清理报告》，《考古》1990年8期；b.夏清海：《河北省雄县祁岗村发现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6期；c.廊坊市文物管理处：《永清县古地道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春秋》2000年3期。

［6］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8］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新城县北场村金时立爱和时丰墓发掘记》，《考古》1962年12期；b.郑绍宗：《兴隆县梓木林子发现的契丹文墓志铭》，《考古》1973年5期。

［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固安于沿村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文物》，《文物》1993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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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Z22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26(C)-0073-01

漕运对清王朝至为重要，时人称“天下之大命所系”。明清以降，江西的漕运在全国举足轻重，漕额仅次于江南、浙江两省。作为清朝征集漕粮的重要省份之一，漕运的变迁给江西地方社会的发展和基层民众的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对此学术界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20世纪50、60年代国内漕运研究陷入低谷。至70年代末，漕运研究又重新为国内史学界所重视。80年代以后，史学界对中国各朝代的漕运，从经济内涵、社会意义以及与传统社会变迁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出现了几部代表性的专著。

彭云鹤《明清漕运史》一书，对清代前期漕粮繁荣的原因、河道的管理。以及清廷对漕弊的整顿进行了分析。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明清漕运发展状况的专著。李文治、江太新的《清代漕运》以清代漕粮制度为研究重点，对清代漕粮的赋税制度、征收兑运和交仓制度、漕运官制和船制、运丁和屯田制度、运道等方面的问题，宏观把握，精细分析，可谓清代漕运史研究和中国古代漕运制度断代研究的力作。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一书，从社会学、社会史的角度切入漕运研究，宏观上把握漕运的特性及其社会能，深刻剖析漕运与封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及漕运与社会制衡，漕运与封建社会的延续等一系列问题，发掘漕运与中国社会的内在联系，进一步揭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性与机制。倪玉平的《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的出版，为清代漕粮海运专著的缺乏填补了空白。该书内容包括清代漕运规制，道光年问的漕粮海运，漕粮海运与经济演变，漕粮海运与社会变动等，把这段时期清朝政府经济、政治、外交、社会等各方面的变化都涵盖进去，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此外相关的论文也为数不少。陈峰《清代漕运水手的结帮活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杨杭军《嘉道时期漕运旗丁的若干问题》、吴琦《清代漕运水手行帮会社的形成――从庵堂到老堂船》，分别从水手、运丁的信仰组织，工作环境、佥选和其自身性质进行了论证。在漕运弊端的探讨上，学界基本认为在这几方面：州县征漕的各种加派，官绅勾结贪索税户，土豪劣绅分肥，胥役对运丁的贪索，漕吏隐私舞弊，漕粮浮征勒折等。如李文治、江太新《论清代中叶后漕政的败坏》，郑师渠《论道光朝漕政》，陈峰《略论清代的漕弊》，杨杭军《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之弊及其影响》，倪玉平《嘉道之际的漕弊问题》等论文均有论述。从南北经济交流角度论述的有张照东《清代漕运与南北物资交流》和陈峰《清代漕运运输者的私货运销活动》。张文论述漕运在沟通南北物资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指出河运的兴衰对于运河沿线的南北物资交流，以及中央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陈文认为清代官方性的漕运中，广泛存在着各种以盈利为目的的私货运销活动，对此清廷采取现实态度，不断放松对私货的限制，遂使这种活动规模日益扩大，客观上促进了南北商品流通和交换。从地方社会角度来研究清代漕运代表性的有：张小也《健讼之人与地方公共事务――以清代漕讼为中心》和吴琦、肖丽红《清代漕粮征派中的官府、绅衿、民众及其利益纠葛》。张小也在文中指出，健讼之人挺身抗帮，包揽讼词，以独特方式承担了地方公共事务，这一点在漕案中有相当明显的表现。而吴琦则以清代抗粮事件为中心，揭示在漕粮征派过程中，中央、地方州县、绅衿胥吏与地方民众等各阶层之间的利益互动，并从一个侧面透视清代漕政制度缺陷及其社会变化。

以上全国性的漕运的研究，为清代江西区域内的漕运研究奠定了丰厚基础。仅就笔者资料所及，综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