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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会计研究中,经济学相关概念的使用比例非常高(50%),经济学成为解释会计现象的一种工具,或是用会计数据来验证经济理论的一种手段。同时,许多经济学家也认识到会计学的重要作用。科斯(1990)认为,会计理论是企业理论的一部分,在经济研究中,应很好地利用会计数据,因为会计数据能够让经济理论定量化,所以经济学家应学习会计学,理解会计数字的含义。国内管理会计学者除了对纯会计理论进行探讨外,也做了很多基于经济学理论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会计理论研究中所应用的经济学理论几乎都是经济学,尤为著名的是“过程的控制与观念的总结”。这一时期,会计学界也引入了西方的一些会计理论,但侧重于从会计角度进行规范论述,并没有涉及过多的经济理论。此时对管理理论、组织行为学理论等却引入较多,如“会计管理”的创立以及会计行为学的研究。笔者认为,《会计研究》1992年第6期发表的《科斯定理与会计准则》(刘峰、黄少安,1992),标志着我国会计学者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开始。此后,有会计学者介绍了实证研究方法,瓦茨、齐默尔曼的《实证会计理论》有了中文译本。《经济研究》刊载的相当一部分会计论文也是实证会计研究的文章,主要是利用国外成熟的模型对中国市场进行检验,其中所用的经济学理论大都来自于国外实证会计文献。会计学者对企业理论、产权理论、理论和管制理论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一些富有创见的成果。
近年来,公司治理理论成为会计学者应用的主要理论,在会计论文中出现的频率很高。我国的《会计研究》杂志是一本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刊物,该刊自1981年以来,已刊载一定数量的管理会计方面的论文。我们选取1981~2000年《会计研究》上中与管理会计(包括成本会计、成本管理和业绩评价等)有关的363篇论文,进行有关涉及基础理论研究的描述性统计,剔除管理会计与其他理论结合的199个样本,表2表明,经济学在国内管理会计研究中出现的次数最多,应用频率最高。
二、借鉴经济学的精度、广度与深度
(一)借鉴经济学的精度———以研究方法为例
会计的研究方法根源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规范与实证会计研究像经济学研究一样,把规范法和实证法引入会计研究中。下面我们将对经济学研究方法以及规范会计研究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与实证会计研究的逻辑推演进行简单的回顾。最早区分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是西尼尔,而对实证经济分析与规范经济分析做出更严格区分的是大卫•休谟,他提出所谓的“休谟判别法”:从事实性、陈述性的说明不能推导出规范性、伦理性的说明,亦即不能从“是”中推导出“应当”。休谟提出了实证经济分析与规范经济分析的判别标准,即实证经济分析研究“是”与“不是”的问题,规范经济分析研究“应当”与“不应当”的问题。同样,规范会计研究着重于说明会计“应当是什么”,而不限于说明会计“是什么”,因而规范会计研究不满足于现有的会计惯例,而是从逻辑性方面概括说明怎样才是良好的会计实务。规范会计理论的主要研究方法有演绎推理法和归纳推理法两种。
(1)演绎推理法
它是从一定的会计基本概念出发,推导出研究对象的逻辑性结构。演绎法的推导程序为:大前提—推导结论—验证—具体问题。其主要步骤为:确定财务会计的基本假设或目标;说明会计基本假设或目标对财务会计的指导作用;根据既定会计假设和目标,推导相关的会计基本原则和会计基本概念;以会计基本原则或会计基本概念来指导会计实务,规定会计的具体处理程序。演绎法的优点是,可以保持相关会计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会计理论的构建具有逻辑严密性。其缺点是,推理的正确性取决于假设前提,如果假设前提错误,则整个推理得出的理论结构将是错误的。
(2)归纳推理法
其特点是,通过对大量现象进行观察,然后加以分类,从中概括出有关概念的内在联系,再把它们组织或表述为理论。归纳法的推导程序为:观察—分类—概括—验证。归纳法的优点在于,它不受预定的模式束缚,把理论概念或结论建立在大量现象的基础之上。但是,该方法的正确性取决于观察对象的代表性。由于选择观察对象的范围和代表性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一定准确。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会计理论研究主要是以会计假设为前提,推导出会计原则、会计准则以及会计处理程序。70年代以后,随着新技术革命、决策理论及行为科学等新兴学科向会计领域的渗透,会计理论研究主要以会计为前提,推导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要素、会计确认、会计计量与会计报告的标准。实证会计研究作为一个与传统规范会计研究特点迥异的研究学派,其目的不在于提出会计“应当做什么”,而在于解释会计“是什么”、“为何是这样”,并据以预测未来的会计行为及其影响(罗勇、贾鸿,1998),它是根据实际效用或现实因果关系来选择会计概念、原则、准则和各种程序。实证会计研究的基本步骤为:(1)提出理论假说和有关假设条件;(2)建立理论模型并得出主要结论;(3)对理论假设模型进行经验验证;(4)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提倡在会计理论中引入实证研究的是美国会计学家M.C.Jensen,他在1976年发表的《关于会计研究和会计管制现状的反映》中指出:“由于规范的理论占优势,会计研究是不科学的。”实证会计研究能解释已存在的会计现实“为什么会是这样”,以及为什么会计人员要从事这样的工作。自1968年鲍尔和布朗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发表之后,实证研究成为西方会计研究的主流,也使得管理会计的实证研究成为可能。管理会计的实证研究可以表述为:实证研究认为会计理论的目标是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而这也是经济学大部分以经验研究为依据的研究的基础;以对假设的实证检验代替研究人员的价值判断,对预先提出的理论性假设不是进行一般性的推演,而是采用可观察、可检验的实际证据来进行检验和说明;实证会计研究以定量分析为主,广泛采用精准的计量和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分析实际数据,对假设进行检验,这使管理会计研究的结论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二)借鉴经济学的广度———以理论为例
人是行为人,而委托人是行为影响的一方。人根据契约为委托人做事,委托人依据契约对人给予奖励。企业的股票持有者与企业经理的角色是不同的,后者是经营(run)企业并做出决策,而前者是在契约签订生效后拥有(own)企业,对企业有剩余拥有权(residualclaimant)。剩余拥有权会产生剩余控制权(residualcontrol),这是一种可以后发制人的机动权(Berle&Means,1932)。理论说明,委托人和人有不同偏好,并且都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人具有机会主义行为,这将导致道德风险(Moralhazard)、成本(包括签约成本、监督成本、保证成本和剩余损失)的产生。1976年,Jensen和Meckling首次提出成本概念,认为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缘于管理人员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这一事实。标准的委托—理论建立在两个基本的假设之上:一是委托人对随机的产出没有直接的贡献(即在一个参数化模型中,对产生的分布函数不起作用);二是人的行为不易直接被委托人观察到(虽然有一些间接的信号可以利用)。在这两个假设下,有两个基本命题:(1)在任何满足人参与约束及激励相容约束而使委托人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激励合约中,人都必须承担部分风险;(2)如果人是一个风险中性者,那么就可以通过使人承担完全风险(即使他成为惟一的剩余权益者)的办法来达到最优结果。委托问题的产生有四个原因,即授权和控制权分离、不确定性和分散投资风险、科层组织结构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有限理性和个人能力的约束(向荣、贾生化,2001)。委托人需要一种控制系统来使人按委托人的目标来行事,这种控制系统包括三个部分:决策权的分配(谁负责做决策)、业绩计量与评价(向谁报告何种信息)、奖励与惩罚(收集到的信息与人报酬之间的关系)。契约和决策的形成需要以信息为基础,而会计和审计正是与这种信息的收集和传播有关,因此,理论可以用于会计和审计研究中,以分析不同管理会计、财务会计和审计程序的效率特点(ChatfieldM、RVangermerch,1996)。对会计领域问题的研究最有影响的学者有:Holmstrom(1979,1982)、Jensen和Meckling(1976)、Watts和Zimmerman(1978,1983)等。理论可以深入到会计学研究的各个领域(JensenMC,1986),其对管理会计的贡献在业绩评价方面更为显著。例如,在业绩评价指标的选择中,用理论来解释会让我们更深地理解会计基础与市场基础、财务基础与非财务基础、相对基础与绝对基础等矛盾。
需要说明的是,股东虽然可以通过审计者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内部审计、民间审计都对审查会计信息、降低信息风险承担重要责任,但在现实中,由于内部审计组织不够健全,地位尚不独立,民间审计会受到审计委托、审计费用和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或不愿审查虚假会计信息,甚至出现审计师与企业合谋的问题(陈关亭,2001)。
(三)借鉴经济学的深度———以产权理论为例
我们首先对产权、交易等概念的历史演进及重要性做一个简要回顾,然后阐述管理会计借鉴制度经济学的必要性。完全竞争模型被构建出来,该模型的基本前提假设,如理、公司的规模不经济等,都是非常著名的。其假定还有一个与产权相关的隐含假定是支撑完全竞争模型的基础:商品的供给与需求是决定价格的市场条件,对它们的利用反映了私人产权的制度安排;要实现完全竞争,所有的稀缺资源必须是私有的、明确的,并被有保障地拥有。这是从完全竞争模型或者近似完全竞争的模型中推导出的结果,也是由私人分散控制资源而引起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产权制度隐含在完美的假定中,在对与价格具有同样作用的因素的研究中,对产权安排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1934年,康芒斯在《制度经济学》中提出交易的范畴。他认为,“使法律、经济学和伦理学有相互联系的单位必须本身含有冲突、依存和秩序这三项原则”,“这个相互的单位便是交易”,“一次交易,是制度经济学的最小单位”,交易“不是实际交货那种意义的物品交易,它们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对物质的未来所有权的让渡与取得,一切决定于社会集体的业务规则”,“交易是所有权的转移”。1937年,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第一次提出交易成本。之后,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将等于社会成本”。后来有学者将其扩展、引申为:如果市场交易费用为零,不管权利初始安排如何,当事人之间的谈判将使资源配置实现最优;如果交易费用不为零,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可以通过明确的产权之间的自愿交换来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佳效率。
为了优化资源配置,制度对产权的初始安排和重新安排是必要的。科斯定理说明,通过改善企业内部组织制度和企业产权制度,可以不断地降低企业内外部交易成本,提高企业效益。然而,交易、契约、产权的关系如何?哪些类型的交易适合于企业合约安排?哪些类型的交易适合于市场合约安排?威廉姆森(1985)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方面区分了交易类型,认为涉及高度专用性资产且经常重复发生的交易,适合于在企业内部进行。显然,资产专用性对于为何通过企业配置资源给予了很好的解释,但它不能解释威廉姆森提到的作为“卖者”的企业为何存在。
借鉴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与逻辑演进,管理会计的现代应用必须渗透到制度经济学提及的众多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安排等),否则,“如果没有产权的界定、划分、保护、监督等规则,没有产权制度,产权的交易就难以进行,产权制度的供给是人们进行交易、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
三、经济学对管理会计的启示
(一)实证研究(计量经济学)的精度———对现代管理会计研究的启示
无论管理会计(作业成本会计与作业成本管理、综合记分卡、KAIZEN成本计算、产品生命周期成本计算、行为会计、环境和战略管理会计、智力资本管理会计等)的发展趋势如何(余绪缨,2001),无论管理会计研究的内容由内深化与向外扩展如何并举,无论管理会计的选择指标从滞后性向前导性怎样转变,无论管理会计的货币性与非货币性分析怎样结合,现代管理会计的特点、重点及难点研究,都需要计量经济学的背景支持与后台支撑。计量是会计的一种属性,也是其最基本的特征。
(二)理论(信息经济学)的广度———对现代管理会计的诠释
传统的管理会计都假定信息是无成本的,或者至少不存在因信息而导致的成本差异。但是,信息经济学理论表明,任何信息都有其特定的成本,信息成本因具体情况而异,信息系统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来加以选择。理论在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上,从委托人与人获取信息的角度,结合人的行为因素,在管理会计中得到应用。
1.有助于管理会计人员在备选决策方案中做出正确选择
在理论体系中,管理会计信息可以为两种不同性质的目标服务:(1)用于优化委托人或人将采用的决策的环境进行事前评估,即修正信息;(2)用于评价决策执行的结果,以便在委托人或人之间按照契约的规定来分享上述成果,即业绩评价。决策前信息和决策后信息的作用以及对委托人和人利益的影响,有助于管理会计人员在备选决策方案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例如,业绩评价与激励人的最优努力相关,而人的努力不能被直接监督,如果没有建立业绩与报酬相联系的、能够反映绩效的管理会计信息系统,就不能激励人为委托人而努力工作。
2.对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出现偏差的原因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管理会计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应用都面临现代企业存在的一系列委托关系: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关系、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关系、企业经营者与会计部门之间的委托关系、股东与审计者之间的委托关系等。从委托的机制来看,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决定着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出现偏差的可能性与原因。
(1)委托人与人的目标、利益、风险不同
由于所有权与控制权彼此分离,现代企业存在着一系列关系。委托人和人因各自利益、目标不同,所承担的风险也各异,在某些情况下,一方追求效用最大化时,会损害另一方的效用最大化。
(2)契约的不完备与信息的不对称
会计实务的变化难以预料,这不可避免地使会计法规、会计准则的制定存在滞后性。这些法规、准则不可能把会计实务中所有的情况都包括在内,只能对会计的总体目标、总体原则以及不同的会计处理方式做出规定,而对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的规定则相对灵活,这使人在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时有很大的变通余地。契约的不完备再加上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人可以利用占有会计信息的优势和契约的缺口,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会计程序及会计处理方法,对会计信息进行“加工”,对自身的业绩进行夸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计信息的质量。
(三)产权理论(制度经济学)的深度———对现代管理会计的提示
1.从交易费用的定性到定量分析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深度已经渗透到管理会计研究层面能够涉及的深度,如产权理论涉及的交易成本概念就属于制度经济学的内容。在交易成本理论中,交易成本包括外部交易成本与内部交易成本,涵盖了监督成本、信息取得成本、组织制度成本以及不确定性原因引起的成本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机会成本,即选择不同制度形式的生产或消费所损失的机会成本。在成本管理会计理论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机会成本理论,这里的机会成本是指选择最优方案而舍弃次优方案所丧失的收入,其实质是选择不同企业组织形式、生产要素配置与管理方式的问题,它贯穿于投资决策、生产组织和产品销售等过程,是既定制度约束条件下的机会成本。对企业交易费用、机会成本在定性基础之上进行定量研究,已成为管理会计的核算分析内容。制度经济学研究正在更为深入地展开,将会为管理会计的领域开辟新的研究空间。
2.以资产的流动性划分资产到从专用性角度划分资产
资产的分类一般都遵循一个原则:以资产的流动性为标准,对资产进行分类和管理。按流动性划分资产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是,信息使用者既不能获得关于无形资产的准确价值计量信息,也不能获得有价值的评估信息。其原因是:(1)存在不能独立存在的无形资产,这些无形资产与企业的有形资产相结合无法分离,而能够分离的无形资产价值又往往是在企业经营有形资产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所以人们难以清晰地界定其范围;(2)流动性划分与无形资产的相关程度很低,按照流动性进行划分的资产虽有利于描述有形资产的特性,但不能有效地描述无形资产的特征,也就是说,流动性与无形资产的相关程度很低,信息使用者如果仅利用现有的财务报告信息,是很难评价无形资产价值的。资产专用性并不是为描述无形资产而提出的,但从会计的角度看,专用性对资产进行另一种分类,能够从财务报表中挖掘更多信息。我们可以对资产的专用性进行一下回顾。
1985年,威廉姆森将描述交易的主要维度分为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次数。资产专用性,是指为支持某项特殊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专用性资产一旦被用于某种交易,它就无法在不发生巨大损失的前提下转移到其他交易中。由此可见,资产专用性表明资产有专门用途,其收益依赖于它所支持的专门交易。资产专用性包括地点专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完全为特定协议服务的资产专用性以及名牌商标资产的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是指由于交易双方的协议不可能完全,在交易过程中就可能因为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出现一些预料不到的情况。在双方进行了专用性投资的情况下,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双方的交易关系更加复杂化,进而出了对契约关系进行调整的要求,并因此对组织与交易的匹配关系产生影响。交易发生频率,是指交易双方进行交易的经常性或重复程度。采用垂直一体化方式,能够提高契约关系的稳定性和调整性能,但垂直一体化会增加组织管理费用。因此,只有对较高频率的交易实行纵向一体化,在经济上才是合理的。需要补充的是,考量交易的另一主要维度应涉及交易效率,交易效率对分工水平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它随合约自、合约结构的优化、产权保护程度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
(一)古典经济学分配理论
1.亚当•斯密分配理论。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提出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劳动是财富的主要源泉。他把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划分为三个阶级: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区分了三个阶级对应的收入:地租、利润和工资,认为这三种基本收入构成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他认为:价值决定于生产中耗费的劳动;价值决定于交换中购买的劳动;价值决定于工资、利润和地租。虽然斯密把价值决定和分配结合起来考察,但他的价值决定理论是混乱的。一方面,价值决定于劳动;另一方面,价值又决定于劳动、资本和土地。而且,价值既决定于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又决定于商品交换中购买的劳动。上述理论混乱是由于他未能科学认识价值和使用价值间的关系,以及未能一贯地坚持劳动价值论。[3]2.大卫•李嘉图分配理论。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比较彻底地贯彻了劳动价值论。他批判了斯密的价值由三种收入决定的观点,认为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出现后,价值仍然由劳动决定。他根据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工资向社会条件决定的最低生活水平接近,工资一旦增加,人口就会增加,工资就会降低,所以工人只能得到能够维持自己最低生活保障的工资。利润一旦增多,资本就会增加,相应的利润也会下降,所以利润在中长期存在下降趋势。由于自然规律作用,地租会不断增加,但是土地在短期内不会增加,所以地租总会一直增加。[4]
(二)马克思分配理论
马克思批判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学说,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完整、系统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具有两种属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价值。商品价值量是由凝结在商品上的一般人类劳动形成的,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价值构成包括三部分:C、V和M。C即转移的生产资料价值;V是劳动者必要劳动价值,即工资;M是劳动者剩余劳动所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即剩余价值。[5]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突出了人的作用,认为价值是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条件下由劳动者全部创造的。这体现了生产关系中人与物(生产资料)的关系,并强调人的作用。剩余价值理论还指出了生产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即劳动者(无产阶级)与资产者(资本家)的经济对立关系,劳动者只能得到养家糊口的必要劳动价值,即工资,资本家却得到了全部剩余劳动价值,即剩余价值。[6]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马克思经济分配理论以研究人与物、人与人分配关系为主。
(三)新古典经济学分配理论
这一阶段分配理论代表人物有萨伊、克拉克和马歇尔。1.萨伊分配理论。萨伊创立了效用价值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位一体公式。他认为生产创造效用,效用由资本、劳动和土地三要素决定。要素所有者应取得相应收益,即资本家得到利息,工人得到工资,地主得到地租。2.克拉克分配理论。边际革命后,克拉克继承和发展了萨伊的效用价值论和要素分配论,提出了边际生产力论。该理论认为在规模经济不变条件下,包括劳动在内的生产要素与生产要素边际生产力乘积之和可全部分配产出。该理论把劳动要素地位等同于其它物质生产要素,研究包括劳动要素在内的生产要素对产出的分配关系,没有指出劳动者与资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分配的对立统一关系。3.马歇尔分配理论。马歇尔发展了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提出了四要素说。四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和企业家能力。他认为资本获得利息,劳动获得工资,土地获得地租,企业家能力获得利润。该阶段分配理论研究内容以人与物、物与物关系为主。
(四)人力资本理论
17世纪的威廉•配弟提出劳动是财富之父的理念。18世纪的亚当•斯密把一个国家居民后天获得的能力看成资本,把投资于人的劳动归于资本范畴。19世纪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中把劳动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参与价值分配。马歇尔在萨伊的三要素基础上又增加了管理者才能要素。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全部价值,指出价值创造分配背后隐藏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经济对立。[7]1959年,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在1960年出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他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系统阐述了他的人力资本理论。他指出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所发挥的作用。[8]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论澄清了以往一些错误观点和困惑不解的问题,如解释德、日两国战后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发展的原因,并对其后西方经济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舒尔茨人力资本论是庸俗和不科学的。它把劳动者所拥有的技能和知识,说成是像物质资本一样的资本;把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大于本身价值的剩余价值并为资本家所无偿占有,说成是劳动者凭着自己拥有的人力资本去占取了别人的剩余价值,以致能获得较多的收入;把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说成都是资本所有者,彼此利益完全一致;并推断,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拥有人力资本的雇佣劳动者人人都将成为资本家。
(五)委托理论分配思想
委托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根据契约,委托人授权给人为委托人的利益从事某项活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经济学家们开始深入研究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逐步形成了包括委托理论在内的现代企业理论。委托方通过让渡一部分利润给方,让方按委托方意志去努力行动,最终实现委托方效用最大化。该理论特点是在人力资本理论指导下,让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到利润分配进程中,与资本家共享利润分配盛宴,使资本家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主要是管理层和骨干人员)在公司治理关系中保持利益一体化。问题是公司管理层和骨干人员之外的大部分公司普通劳动者基本与利润分配无缘。[9]人力资本理论使经济分配理论重新重视劳动要素的作用,而委托理论则直接把人力资本要素安排到了利润分配过程中,不过人力资本要素主要指公司管理层和骨干人员,并不彻底,没有包括企业全体劳动者。
(六)劳动者权益会计理论
阎达五、徐国君在1996年提出了劳动者权益会计理论。该理论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指导下,主张在利润分配中要把劳动要素全部考虑进去,参与利润分配的主体应包括企业全体员工。劳动者权益会计理论把参与利润分配的劳动要素彻底化,即利润分配主体包括全体劳动者。一方面,解决了委托理论中能参与利润分配盛宴的方范围狭窄问题,把利润分配主体扩展到全体员工;另一方面,也不否认劳动要素之外的生产要素对利润的分配。[10]人力资本理论、委托理论和劳动者权益会计理论使经济分配理论再度突出了劳动要素作用和地位,使劳动要素在理论上进入到利润分配层面,强调劳动要素对应的不仅仅是工资收入。这一阶段经济分配理论再度回归到以研究人与物、人与人关系为主。[11]
二、利润分配定理推导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在坚持经济学为指导的前提下,积极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一步完善,有利于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健康发展。在分配理论方面,坚持按劳分配为主,按要素分配并存的模式。[12]按劳分配为主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本质要求,劳动要素与物质生产要素结合创造了全部价值。但另一方面,劳动要素只是生产要素之一,没有其它生产要素的结合,也无法完成生产过程,实现商品价值。按上述分配理论综述可知,新古典经济学分配理论代表是克拉克分配定理,其指出了在规模经济不变条件下,生产要素与生产要素边际生产力乘积之和可全部分配产出,但利润在生产要素间如何分配并未以定理方式给出。本文目的是在理论上以定理方式推导出利润如何在生产要素间按一定规则被全部分配,并突出劳动要素作用,给出各生产要素的利润分配比例。这需要把剩余价值理论、克拉克分配定理和委托理论紧密结合起来。
2.归因理论对计量经济学教学的指导意义
教育是归因理论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教学中的师生之间的互动在教育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在我国的教育文化传统中对于这方面的探讨和关注度较少,但是随着现代教育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师生互动对于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为此,众多从事教育学领域研究的专家及学者对教育实践中教与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各种教学法在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等,而归因理论为改善教学质量及教学效果提供了新的思路及途径。
2.1使学生对自身学习成败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
学生对学习状态的自我归因,是学生对自身学习效果产生的原因进行自我知觉、自我评判的表现,不同性格特征的群体,具有不同的归因风格,导致不同学生群体对学习的原始期望、过程的行为方式不同。但笔者认为通过有效的归因调查问卷的设计以及调查,能够使学生群体对自身的归因风格以及归因倾向有着一定的认识,对自身学习成败的原因也有着姣好的掌握,不仅学生自身可以姣好的掌握,教师亦能根据归因调查问卷的数据结果,多学生总体以及个体归因风格以及归因倾向有着清晰的认识,为教师进行下一阶段的教学以及教学教案的设计起到提醒的作用。
2.2可用教师的回馈激发学生学习意愿以及学习动力
据相关的研究成果表明,目前师生互动过程中,学生对学习效果成败的归因大致会经过以下的流程。由上图可知,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学生对自己学习成败的归因,并不仅仅完全以自身考试的成绩作为基础,而且很大程度上会收到来自教师的影响,他们会依据教师的所释放的信息(语言信息以及非语言信息),来判断和猜测教师对自身学习成败的看法,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形成对自身学习成败的归因。如学生根据教师释放的信号,预测自身会取得成功,他就极有可能努力去追求成功;如果学生依据教师释放的信号,预测自己可能会失败,那么他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与挫折极有可能选择放弃,最求成功者才有可能成功,逃避困难及挫折者难免面临失败,这种心理预期与以后的成败之间无形中建立了一套隐形的因果联系。由此说明,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对学生归因起到很大的作用,教师释放的信息甚至可以决定学生后期学习效果的状态。
2.3修正教师观念以及教学方式
一般说来,教师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归因,往往倾向于将学生学习的成败归结于学生自身,而较少在自身身上找原因。教师的这种归因方式虽然在诸多情况下是较切合实际的一种归因方式,但是这样处理有事会产生一定的偏差,甚至导致教师对学生认识的错误。如:把由于自身教学方法不当所引起学生学习效果下降归结于学生学习不够勤奋、不够努力,从而对学生进行批判。导致学生对自身以及教师的不满,不仅不利于本科目的教学,也不利于教师、学生后期的发展。此外,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往往还喜欢学习成绩优异及听话的学生,厌恶学习成绩较差和不听话的学生,实际工作中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教师对于这两类学生群体的归因方式方式方法不一样。首先,教师无法对自身的教学方式方法的合理性进行有效的论证,对教学质量的提高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其次,导致“差生”学习意愿、学习动力下降,甚至会使得学生由于受到“挫折”而变得“无可救药”。
二、独立学院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建议
1.增加实践性课程
独立学院培养的是运用型人才,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能只是理论学习,要增加实践性、运用性课程。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或不同的渠道加大实践性课程教学力度,比如课程实习、社会调查、毕业实习以及毕业论文等。实践性课程的教学课时要增加,不能只是流于形式,要加强对视距性课程的监管力度。使学生的知识向能力转化,以真正现实独立学院培养运用型人才的目标。
2.课程设置与其它学科交叉
经济学专业除了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以外,在指导性选修课中要增加其它学科的课程,注意与其它学科的交叉性和兼容性,比如可以学习医学、数学或者生物学等学科课程。不同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可以增强经济学专业学生毕业后的社会适应能力,也能培养社会对应用型经济人才需要的多元化。
3.采用多种教学模式
传统的封闭式课堂教学模式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要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增强课程的趣味性和多样性。但要通过设计合理的教学环节,开展与教学情景相互的课堂讨论。特别是安排合理的教学情景,要求学生先学习基础知识,然后展开讨论,这样能激发学生学习经济理论的兴趣,增强课程的教学气氛。对学生期末成绩的考评,要改变只是以期末试卷成绩为主,要增加实际操作应用能力、课堂表现能力和团队协调能力等方面的成绩,要加强对学生平时的管理力度,让学生忙起来,感觉读大学要有事可做,教师要布置相关课程的练习,特别是实践强课程的训练,还要按教师的要求对学生作业进行检查,学生才会感觉到在大学学到了东西。
2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产出包括发明、数据库、专利、技术、专著以及发表的论文,其中科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经过同行评议从而保证了最基本的质量及独创性,从而发表的论文作为研究科学合作的载体以及一个体现个人学术价值的指标,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产出形式之一。关于论文的统计数据来源有三种方法:其中之一是文献计量和数据库中所提取的已发表的论文。合作是指在科研项目中两个或更多学者之间的密切交互,这种交互是带有一个或更多目的的,如为获取资源而合作等。Cumming提出了五种科研合作行为:责任划分、资源共享、知识转移、学术会议、交互技术,观察Cumming论文中的相关系数矩阵发现五种合作行为与六种项目产出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中,知识转移与项目产出之间的6个相关系数均高于其他四个合作行为。进而科研合作可以看作在公开发表物上的成对出现的地区名称,所以对于本文所建立的数据库而言,是在中国知网(以下简称CNKI)上发表的由NSFC项目资助下的共同发文的单位名称。本文研究团队于2013年7月5日-12日期间在CNKI个人数字图书馆中,按照期刊检索条件为“支持基金”,并在该选项中输入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396名博导在1999-2012年间所获475项NSFC项目的批准号进行摘要式检索,共检索到8156篇论文。采集检索结果中的“作者”、“作者单位”、“年份”三项信息,所检索出的信息逐一录入“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项目数据库”。Katz总结了影响科学合作的十类因素,其中第十种就是空间距离的缩短。他提出分析位于不同空间位置上的合作关系应包括三个步骤,参照Katz所提出的步骤,本文在第一步中构造了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项目资助下开展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科研合作面板数据库,同时对所使用的分析工具进行了扩展,如引入了引力模型开展静态面板回归和动态面板回归。
3研究结论
3.1随着距离的增加,合作是否会随之梯级式减少
距离所造成的合作障碍因素包括文化的、语言的以及组织间的差异性,因此大部分的交流强度在本质上会随着两个交互主体之间的距离增加而削弱,同时因为科研项目的顺利推进需要项目参与者频繁地开展研讨活动,从而处于相同或邻近地域的学者之间开展科学合作的可能更高,更倾向于空间上的集聚。从空间上看是否是这样呢?从图1中展示的是1999-2013年期间8156篇论文中合作发文单位所在城市(同一城市内部的除外)对子,可以看出中国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资助下开展科研合作的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在经度23°117''''E至45°75''''E以及纬度104°067''''N至126°65''''N的不规则梯形区域里,这一区域的四个顶点分别为成都、广州、上海、哈尔滨。另外,华东地区是七大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这便引发了如下问题,即图1中仅是展示的是城市之间的合作,若从地区层面来看,又呈现出怎样的更为深入的现象和规律呢?Hoekman对2000-2007年期间的WOS数据库中33个欧盟国家的313个地区的合作发文数据进行了统计,发现就总体而言,样本的科学合作发文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地区边界效应要强于国家边界效应,而后者又强于语言边界效应,这三者的弹性系数依次为:-3.342、-1.645、-0.969,其研究结果表明合作发文具有地域性,且“远程逻辑”与“地域逻辑”并存。本文对Hoekman的远程逻辑进行细化,对应图2中的地区③间合作以及地区内不同城市间合作,而地域逻辑对应图2中的地区内相同城市不同学校间合作。图2中三种合作占比在2003年以前呈振荡态势,以2004年为界地区间合作占比与地区内相同城市不同学校之间合作占比两折线开始呈现明显的交错上升态势,地区间合作占比的最低值为2009年的0.067,而地区内相同城市不同学校间合作占比的最低值出现在2005年为0.052,地区间不同城市间合作占比最高值于2012年达到0.051,这两个占比的最低值均大于地区内不同城市间合作占比的最大值,且从2005年开始后者一直远远低于前两者,说明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NSFC项目资助下在发文上呈现出的“同城”偏好④以及“跨区”偏好,并随着时间的推进得到了加强。这两个偏好的发现恰恰与Pan不谋而合。尽管当前交互工具有较快发展,但科研合作中的引力定律仍成立,意味着科研工作者更倾向于寻求与他们位于同一区位的合作伙伴。然而远程合作却并不少,且相互作用的强度呈指数衰减。由图2发现假设1部分成立,即合作会减少,但不是梯级式的,而是发生了主体的跃迁,即跨区偏好和同城偏好之间的偏好跃迁。
3.2跨越不同边界时,合作是否会呈现出不同规律
牛顿第三定律可用于揭示位于空间上不同点的主体之间的交互问题,利用引力模型分析影响区域网络中科研合作的决定性因素,两个地区之间的合作强度取决于两个地区各自的发文量及两地区之间的物理距离。分别借助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展开进一步分析,可借助静态面板对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NSFC项目资助下所开展的科研合作进行分析,关于距离与科研合作相关关系的代表性文献使用引力模型建立静态面板的总结如表1所示。Montobbio总结了距离的四种测度:地理距离(包括三种计算方法:两地区中人口最多的城市之间的经纬度距离,也可用两地区的中心城市之间的经纬度距离,亦可用两地区的最大城市之间加权的距离来衡量);考虑了交流成本的“时差”距离;文化历史相关的距离;技术距离。由Montobbio的相关系数矩阵表发现第一种距离中的三种类型的距离在显著性水平为5%下,三者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为0.99,从而使用其中任何一种即可,同时结合表1的归纳,本文采用的是与Pan相同的测度形式,即以两个地区中心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作为引力模型中的距离度量。根据技术经济及管理博点的分布,参照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的划分,中国七大地区的中心城市最终确定为⑥:沈阳(东北)、上海(华东)、武汉(华中)、广州(华南)、重庆(西南)、和西安(西北),本文中地区之间的直线距离采用地区中心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作为度量。本文所使用的引力模型与表1中Hoekman以及Ponds的形式相同为:Cij=kPα1iPα2jdβij,据此建立计量模型如下:lnco.pubij=α0+α1lnpubi+α2lnpubj+α3lndisij+vit(1)式1中co.pubij为地区i(第一作者所属单位为地区i)与其他地区j的合作发文量,pubi表示地区i在NSFC项目资助下在CNKI上的总发文量,pubj表示地区j在NSFC项目资助下在CNKI上的总发文量,disij用两地直线距离⑦表示。α0表示截距项,误差项为vit,i=1,…,7为横截面下标,t=1,…,13为时间单元下标。经过LLC单位根检验,发现co.pub、pub、dis均不存在单位根,说明不存在伪回归,可以使用OLS进行静态面板回归分析⑧,结果如表2所示。(1)地区合作的距离效应、自我效应、寻他效应与滞后效应空间上的邻近性对于科研合作具有重要性,但在地区间的重要程度不同,一个地区的知识生产不仅受到其周边地区的正向影响,而且与其所处的研究网络中关系邻近地区的影响,Scherngell研究发现两个组织之间的距离每增加100km,两者的合作会减少27.8%。表2对某个地区其他地区之间合作发文的计量模型进行了静态面板回归,发现七个地区的距离与合作发文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负值并介于-0.16至-0.31之间,即距离disij与双边合作co.pubij呈负相关关系又即存在“距离效应”。其中华南地区的距离系数最弱为-0.1615,说明短期内空间上的邻近性对于该地区开展合作的意愿并不强烈。而华东地区的距离系数最强为-0.3017,表明在短期内空间距离仍是影响该地区开展科研合作的关键因素,意味着该地区开展区际间合作时地域空间的邻近性显得更为重要。地区i及其他地区j的合作发文量co.pubij与该地区自身发文量pubi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在显著性水平为1%时,华东地区自身发文量每增加100篇,其与其他六个地区的合作发文量便会增加64.83篇,在七个地区中“自我效应”最强。“自我效应”强即当对方合作发文量一定时,某地区自身发文量越多则其会吸引其他地区参与合作发文的意愿越强。西北地区的“自我效应”最弱,其相关系数虽也为正,但不显著。自身发文量弹性系数低于0.3的地区有东北(0.2899)、华北(0.2998)、华南(0.2609),高于0.3的地区为华中和西南其系数值分别为0.3368和0.3442。地区i的合作伙伴j的发文量pubj也会对这两个地区间合作发文量co.pubij产生影响,但却呈现出正向和反向两种情况:如华东地区合作伙伴发文量会对华东地区的合作发文量产生反向影响,相关系数为-0.0191(虽然并不显著)。华南和西南的合作伙伴发文量虽然会对这两个地区合作发文量产生正向影响即为正相关系数,但却不显著。东北和西北的合作伙伴发文量与这两个地区合作发文量的弹性系数均高于0.3,在显著性水平均为1%时分别为0.3270和0.4707,其中西北地区的“寻他效应”最强,即当该地区自身发文量一定时,其合作伙伴发文量越大,则西北地区寻求与合作伙伴共同发文的意愿越强。表2的分析均为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合作的短期规律,那么长期条件下又会呈现出怎样的规律呢?借助动态面板开展进一步分析,引入co.pubij的滞后项,建立模型如下:lnco.pubij=α0+α1lnL.co.pubij+α2lnpubi+α3lnpubj+α4lndisij+vit(2)由于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项,进而造成了估计的内生性问题,可采用由Blundell和Bond所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由于其具有更好的有限样本性质,减小了一阶差分GMM估计量的偏误而被广泛应用)。本文利用了更多的样本信息,可以控制某些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一步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对式(2)进行参数估计,结果见表3所示。当引入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作为解释变量后,发现华南、华中、西南的Sargen值均低于0.05,分别为0.0000、0.0139、0.0049,表明未通过Sargen检验即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表3中仅有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四个地区的动态面板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观察表3发现东北地区的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会对当期合作发文量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条件下存在正向影响,相关系数为0.3574,表明东北地区上一期与其他地区的合作文量每增加100篇,下一期的合作发文量便会增加35.74篇。可认为东北地区存在“滞后效应”即前一期的合作发文量L.co.pubij会对后一期的合作发文量co.pubij产生显著性影响作用,这与Defazio以及Jonkers的研究结论相吻合。Defazio利用GMM模型对1990-2004年间欧盟项目资助的科研网络中296位学者在基金资助下的科研合作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在资助期结束后,科研网络中的合作对科研产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上一期的论文产出对后一期的论文产出在显著性水平为1%下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介于2.40-2.55之间。Jonkers在2009-2011年期间对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CONICET科研机构124位受访者所做的问卷调查所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同时前期发文量与当年国际合作发文量之间在显著性水平为5%下呈正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为1.01。可以发现这两项研究结果中的相关系数均高于本文表3中的相关系数值。华东地区、西北地区的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对当期合作发文量的弹性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分别为0.3310和0.2713。而华北地区的“滞后效应”不显著,东北地区的滞后效应最强。另外,当解释变量系统中引入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后,其他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四个地区中仅有华东地区的所有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不仅作用方向没有改变且作用强度加大了,称为华东模式:短期内华东地区的距离效应(显著)、自主效应(显著)均在长期内得到了强化,而短期内不显著的负向寻他效应在长期内却变得显著了。这表明华东地区在当前及以后一段时期内仍是具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该地区作为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的重要知识基地,吸引其他地区与其合作的引力会更强。长期内距离效应变得不显著的地区为华北、西北,表明短期内华北、西北两个地区寻求合作伙伴的距离障碍在长期里却会“消融”,这种现象也发生在5thEUFP项目的公共科研合作中,Scherngell认为主要原因可能是政府要求每个科研项目中必须有国际合作伙伴。由于本文的样本数据为中国国内数据,基于此可以认为NSFC不仅应加强国际地区间合作,更应首要加强国内(地区)合作。但多长时间才能出现距离的消融却是一个问题,部分取决于NSFC能否以及多大力度在项目资助政策上鼓励合作研究,若是则距离消融的时长会大大缩短。Montobbio采集了1990-2004年间11个发展中国家与7个发达国家的USPTO专利申请者的14684项合作开发的专利,利用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创新力越高、人口越多的国家的预期合作越多,越多的当地需求会降低空间距离对开展合作的影响,反映在相关系数上绝对值减小。这一原因也可用于解释为何长期中西南、华东的距离障碍却未消融,即西南和华东地区的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项目资助下开展科研合作的需求更多地集中在地区内部。长期内华北地区合作伙伴的发文量对华北地区合作发文量不会产生显著影响,相关系数为-0.0994(不显著),表明条件充分的时华北地区可能会向华东模式演进,而条件之一便可能是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导的时空迁徙,本文统计数据显示在统计期内发生迁徙的博导中有16.7%的迁徙进入华北地区。而跨省合作的现象并不显著,但对于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而言其开展科研合作是否也如是呢,且又呈现出什么样的细化特征?本文对20个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士点所在城市开展合作发文占比为前三四分位数的邻省合作占比、同省合作占比以及不相邻省域合作占比三个指标在图3中进行了展示。发现图3中大椭圆以及小椭圆所包括的点呈现出“剪刀差”走势。城市内合作占总体合作的占比大于20.00%的为:哈尔滨40.98%,南京32.93%,长沙29.02%,合肥27.92%,北京26.65%,西安24.24%,天津23.08%,上海21.13%,武汉20.25%,成都20.00%。图3中,对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士点所在的20个城市按照不相邻省域合作占比值由高到低对三个指标同时进行了排序,发现福州、南昌、长春、杭州、哈尔滨、南京、北京、沈阳、长沙、成都这10个城市中的不相邻神域合作占比折线与同省合作占比折线形成了一个大“剪刀差”趋势,且由前至后开展邻省合作的意愿和频率均很低,说明随着这10个城市的不相邻省域合作意愿的减弱,同省合作的倾向却得到了加强。相对而言,福州、南昌、长春三市的不相邻省域合作倾向几乎是占绝对主导的。而重庆、武汉、合肥、西安、太原这5个城市的不相邻省域合作占比折线与邻省合作占比的折线也形成了一个小“剪刀差”趋势,且由前至后开展同省合作的意愿均很低,说明这五市开展邻省及不相邻省域合作的意愿及频率均相对较强。综上所述,研究结论显示不论是从地区层面,还是省域层面,均发现假设2成立。
(一)实践类课程教师对实践类课程授课内容的讲解不够透彻和细致
由于缺乏专业实践活动经历,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教师对实践类课程知识要点的理解完全依据教材,对课程中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的阐释相对粗糙,甚至对教材中的一些与最新实践活动不符的内容难以察觉。这导致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教师对授课内容的讲解不够透彻和细致。
(二)实践类课程教师教学方法单一
难以将抽象的知识形象化、具体化由于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教师自身实践经历匮乏,其在教学过程中往往是照本宣科,难以将空洞、抽象的知识联系实际,进行针对性的案例教学,或在案例教学中对案例背后的实践技能知识进行充分、有效的挖掘,从而难以将抽象的知识形象化和具体化,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所以课堂教学效率提升难度较大。
(三)实践类课程教师指导学生开展专业实践活动的能力有限
由于当前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专业教师缺少系统性的专业实践活动经历和从业经历,实践类课程教师尽管具备一定的理论水平,但是实践与创新能力相对薄弱,其对学生的专业实践活动难以进行有效的指导,并及时解决学生专业实践活动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显然,这不利于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的成因
综上所述,当前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实践类课程授课教师的实践创新能力不强。结合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造成当前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水平相对低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建设缺乏足够的积淀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属于应用经济学范畴,目前国内众多综合型大学、财经类与外语类高校以及独立学院均举办了该专业。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办学主体,独立学院举办该专业的时间相对较晚,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建设方面,独立学院缺乏足够的积淀,举办该专业的人才基础相对薄弱。这使得,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独立学院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较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建设水平提升较为缓慢。
(二)独立学院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缺少有效的战略
相对于理论性课程的师资队伍建设,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需要科学、合理的战略。由于独立学院举办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时间相对较晚,实践性课程师资队伍建设经验较为欠缺,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培养的内在规律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难以在短期内制定出有效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战略。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水平的提升。
(三)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教师缺乏专业实践活动经历
如上所述,就目前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师资的构成而言,大多数教师为高校毕业不久的青年硕士或青年博士。这些教师虽然学历水平相对较高,但是缺乏专业实践活动经历。这使得,在实践类课程的课堂教学中,相当一部分教师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课堂教学水平提高难度较大。
(四)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教师缺乏有效的职业规划
诚如我们所知,高等学校教师的成长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难以一蹴而就,而在高校教师的成长过程中,依据自身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岗位,制定切实可行的职业发展规划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具备科学、合理的职业规划才有可能不断提升自身的教书育人能力。而从当前独立学院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类课程教师很少制定切实、有效的职业规划。这导致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实践类课程教师难以不断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和专业技能,从而不利于实践类课程课堂教学水平的提高。
一、基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市场研究
市场本意是指“贸易”或“贸易的场所”,西方市场含义从原初的“一个交易者进行交换的物理空间、人们的聚集以便从事相关的经济活动、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权利”,到近代的市场意味着“一般性的买卖关系”。从那时起,经济学家把市场视为一种抽象的价格机制(朱国宏,1999)。当前,主流经济学仍然把市场视为理性个人决策者基础上的价格机制。
从历时维度梳理市场的经济学研究,可从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与论点中得到体现: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把市场的主题定义为市场与劳动的分工及市场对价格的影响;马歇尔的边际主义学派分析市场的局部均衡理论——生产者对利润的最大化追求与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需求;以米尔斯(L.V.Mises)和哈耶克(F.A.Hayek)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自发秩序的市场,排除外在干预如国家、法律等;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批判——强调国家政府干预的市场无效问题;以及二战后以诺思、威廉姆森和科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对市场的研究——把市场当作一种社会制度。
经济学家关于市场的研究忽视了“市场本身是什么”的思考,存在把复杂的市场现象简单化为纯经济问题来处理的弊病。当然这其中经济学制度学派的市场理解——把市场视为一种制度,为经济学与社会学共同关注“市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正如乔治•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曾提到,“经济学理论是关注市场的,(而同时)它也正是造成一种困窘境地的根源,即人们很少将注意力关注于市场理论”(GeorgeStigler,1967);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North)也指出,“非常奇怪的是,经济学文献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制度即市场的研究是如此之少”(North,1977);科斯(R.H.Coase)更是认为“经济学家宣称要研究市场,但是在现代经济理论中,市场自身比公司的存在更为模糊”(Coase,1988)。
市场现象是复杂的,正由于市场现象的复杂性以及经济学自身对市场研究的反思——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努力,促使了对市场研究的“社会化”。与此相应,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市场的古典作品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实质是一种社会性的构成形式,市场是由社会关系组成的;韦伯强调的权力竞争的市场——在市场中发生的社会行动往往是以竞争的形式开始而以交换的形式结束的;波兰尼在《大转变》一书中力图进行的工作就是认为具体的市场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并由现实的社会结构所决定;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与尼尔•J•斯梅尔瑟(NeilJosephSmelser)在《经济与社会》中,他们主要是在结构——功能的系统分析中阐述了社会体系支撑下的市场。
瑞典著名的经济社会学家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Swedberg,2005)把市场看作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市场,强调市场是各方间通过交易而维持的不断发生的一种固定互动模式;美国的社会学家尼尔•弗雷格斯坦(NeilFligstein,2008)主要从市场的制度角度出发,认为一个稳定的市场需要产权、治理结构、交换规则和控制观等制度的需要才有可能。在如何塑造市场的问题上,弗兰克•道宾(FrankDobbin,2008)主编的《经济社会学》一书中的作者们,特别关注影响市场形成与演化的四个因素:政治制度、经济模型、社会网络以及经济理念等。正如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认为还存在另外一些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它就是在法国发展的一种他们自己独特的市场社会学方法,其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dieu),而且构成了市场研究的最前沿(斯威德伯格,2003)。布迪厄在经济社会学方面的主要著作,包括《1960的阿尔及利亚》(Algeria1960)、《区隔》(Distinction)、《经济的社会结构》(TheSocialStructuresofEconomy),以及《经济人类学原理》(PrinciplesofEconomicAnthropology)一文中的纲要性阐述。布迪厄对市场问题研究的切入,主要是应用他的场域-资本-习性概念工具及其理论框架。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源于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这是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另外一种思路,这种思路显然不同于西方经济发展的模式。“中国经验似乎是对我们现有经济发展理论之主要原理的一个巨大挑战”(弗雷格斯坦,2008),是否存在一种特殊的市场营销模式,本文意欲以周宁人在沪建构钢材专业市场为例,探讨周宁人的市场营销实践所带来的理解市场建构的新视角。本文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口不到20万的小山县现在却有6万人在上海(主要集中地)及周边从事钢材贸易行业,周宁县人在上海的几十个钢材贸易专业市场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以及钢材专业市场内部运作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近十多年来周宁县人纷纷涌入钢材专业市场从事钢材贸易行业,而不是其它的行业,钢材是同质性强且资金密集型商品,在市场中竞争强烈的企业如何获得利润从而进行自身的再生产,以及钢材专业市场的发起、稳定与变迁的内在动力、变化机制是什么。
二、营销场域:市场运作的分析方法与范式
(一)“场域-资本-习性”及其分析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dieu,1930-2002),是近40年来在西方学术界中被人们引用最多的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思想家,布迪厄的作品主要是创建了一种“建构的结构主义”的独特思想风格和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布迪厄的理论虽然艰深,但有一组核心概念和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即“场域-资本-习性”。布迪厄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提炼出一般的场域理论分析方法的同时,“确信只有深入一个经验的具有历史处境的现实的特殊性中,才能理解社会最深刻的逻辑”(布迪厄,2007)。针对本文研究的钢材专业市场,这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根据钢材市场具有的特有运作逻辑,寻找钢材专业营销场域的“本土”性的现实机制——经验的特殊性。
要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理解市场的运作,首先必须理解布迪厄研究方法论上的“关系性思维”;其次是要分析他的性情倾向行为哲学——习性概念,这是分析与理解营销场域的关键;第三,要理解不同场域有不同的“逻辑与运作规律”。场域具有“场域的同构性”特征,即“差异中的相似”(BoudieuandWacquant,1992;2004),以及掌握“场域-资本-习性”的一般特征与分析营销场域的方法和步骤等。布迪厄研究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主要是认为“社会科学无需在这些极端(行为与结构)之间进行选择,因为社会现实既包括行为也包括结构,以及二者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历史,而这些社会现实的材料存在于关系之中”(布迪厄、华康德,1992;2004),其场域与习性概念的分析体现了关系性思维的分析特点:“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些列客观历史关系构成,而习性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
布迪厄认为习性是作为一种生成的自发性,在与不断变化的情境的临时遭遇中确定自身,它遵循着一种实践的逻辑,这种逻辑虽然含糊,带有大约的性质,但却确定了与世界的日常联系(布迪厄,2005)。习性体现了“结构化了的结构(structuredstructures)”和“促结构化的结构(structuringstructures)”两层含义,结构化了的结构是指习性源于早期的社会化经历,是结构的产物,为行为设置了结构性的限制;促结构化的结构是习性作为一种结构化的机制,是实践的产生者,为实践的生成提供原则(布迪厄,2005)。总之,习性的核心意义在于它表示行为的身体基础与认识基础,强调创造性、生成性,但同时又是习惯性的行为方式。如戴维•斯沃茨阐释道,“它们指向一种实践的而不是话语的,前反思的而不是有意识的、身体化的同时是认识的、再生产的但又是创新的行为理论”(斯沃茨,2006)。
何谓场域,布迪厄曾如此定义:“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对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制度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都是客观决定的;而决定这些位置的是它们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它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布迪厄,1997)。按照布迪厄的观点,场域即游戏的实践空间,场域运作与转变的原动力在于场域的结构形式,特别是根源于场域中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场域中不同位置的占据者用各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获取更大的利益,以便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场域就是处在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之间利用手中的资本依靠各自的习性进行争斗的空间。
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以物化的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资本是以同一的形式或扩大的形式去获取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资本包含一种坚持其自身存在的意向,是一种铭写在事物客观性之中的力量(布迪厄,1997)。布迪厄认为资本主要有四种形式:即经济资本(财产)、文化资本(尤其是教育资历)、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社会头衔)和符号资本。资本与权力是相连的,一个人拥有资本的数量和类型决定了他在场域空间中位置,各种资本之间存在相互转换的可能性,经济资本是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布迪厄认为习性、资本和场域之间是一种双向互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1)习性取决于场域中行动者的位置,而位置是由资本的占据而构成;(2)场域对习性是形塑关系,同时场域制约着习性;(3)习性对场域有认知的建构关系,场域是一个被赋予了价值和利益,值得行动者去投入的世界;(4)资本与场域是相依共存的,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处的场域,行动者使用资本的行动策略也决定于行动者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5)场域是一种网络结构,如果没有资本,空洞的结构也是没有意义的。
布迪厄认为根据事物具有“结构与功能的同构性”特性,说明了不同场域具有差异中的相似性——场域具有同构性特征,即“在场域发展出同型的特征——诸如统治位置与被统治位置、排除策略与侵占策略、再生产机制与变迁机制等——的意义上,不同的场域具有同构性”(沃尔茨,2006)。这是布迪厄场域分析的重要方法论原则,也是场域理论的解释原则。正基于这种观念,本文提出的“营销场域”就具有了布迪厄场域理论的依据。
另外,布迪厄认为开展场域研究的必要性步骤是:第一,必须分析与权力场相对的场的位置,即要把特定的实践场域与更大的权力场域结合起来;第二,必须描绘出行动者或群体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关系的客观结构,这些行动者或群体是为争夺在这个场域中的特殊权威的合法形式而展开竞争的;第三,分析行动者带入他们在场域中的相应位置的习性,以及他们在竞争场域中追随的社会轨迹(包亚明,1997;布迪厄,华康德,1992;2004;沃尔茨,2006),这为人们分析营销场域提供了研究进路。
(二)营销场域:一种市场运作的分析范式
营销场域理论的基础假设主要包括:其一,人类的行为无法用理假设分析,更多地是考虑行为合法性,表现在具有在特定情境中人的“习性”实践上;其二,行为的选择偏好来自特定场域,即经济是嵌入在场域的社会结构中,同时制度、规范以内生的形式,建构理选择的偏好。营销场域中的行动者在界定自身的利益与目标和制定实现目标的策略时,总是从所在的具有一定的市场结构中寻找资源。
营销场域从分析的意义上说,可以定义为营销场域里各个行动者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网络或构型,强调营销场域就是处在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之间利用手中的资本依靠各自的习性进行竞合关系的社会实践空间。这样理解的市场其特征主要有:强调市场中个人或组织之间的互动、市场出现统治结构或联盟、能勾画出市场中行动者各个位置之间的客观结构,以便行动者的策略选择、行动者明确占有资本与它们之间的转换以及强调习性的实践性。
从概念化的意义上看,营销场域理论必然是一种市场社会学的分析范式。市场被概念化为场域的一部分,或者说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场域,它主要说明的是市场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市场的动力机制问题。比如以价格为例,价格是由该营销场域的结构所决定,而非其他,这与经济学分析市场中价格的形成机制是不一样的,“价格不能决定整体结构,而整体结构能决定价格”(Bourdieu,2000)。针对作为场域部分的市场,布迪厄强调经济生活主要是由行动者与特定的行动习性在营销场域的遇合,同时市场深受某一完整的经济场域影响。营销场域的社会结构包括了不同位置间公司的权力关系,它通过各种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象征资本等)的联合与竞争加以维持,其中一些公司占支配地位(在位者),另一些处于被支配地位(挑战者),它们之间一直充满着竞争。另外,在这一场域之外,尤其在国家层面上所发生的一切,比如某个产业政策的变化,在市场内部的竞争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斯威德伯格,2005)。场域理论贯通了微观实践习性个体与宏观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互动以及具体的市场起着桥梁中介作用,即市场传达了个体的实践引起社会的变化,同时宏观层面的政策变动通过具体营销场域而影响场域中个体的策略抉择。
布迪厄关于市场的最经典论述在于《经济人类学原理》一文中的表达:“人们所说的市场是两个互相竞争的行动者之间的交换关系的总和,正如齐美尔所说,这些‘相互作用’建立在一种‘非直接的冲突’基础上,即依赖于通过权力关系建构起来的场域结构。该场域内的行动者往往不同程度地强化着这种权力关系,他们往往变相使用所能运用的权力,尤其是控制和操纵国家权力”(转引自斯威德伯格,2005;Bourdieu,2000)。布迪厄强调行动者在场域中实际占有的位置、客观关系的社会结构而进行竞争,从而不断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布迪厄用“场域-资本-习性”的分析范式,融通了市场中个体、企业、企业组织联盟,以及市场甚或营销场域之外政策层面的关系。
三、案例:上海周宁人的钢材专业市场
人们可以对钢材专业市场做这样的理解:从物质存在方式看可以理解为具体的钢材交易市场,同时从市场承载的内容与功能看又是钢材商品流通的领域,是利益相关人的社会关系枢纽与窗口,它还连接和反映着特定文化、制度与政策的环境,并且具有“自我强化”、“自我再生产”的机能。做这样理解的钢材市场,恰是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概念化市场所具有的意蕴。由此,周宁人在上海的钢材专业市场可以理解为:它是由为获取经济利益而进驻的行动者——周宁人及相关利益者(企业家、商人、雇工以及与市场相关的利益者,如当地政府等)占据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来确定其社会位置的,行动者凭借各自拥有的特定资本与具有的习性,在一定的营销场域中生活、经营与管理,同时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经济环境与社会结构变化中,不断地创造、建构、经营和不断再生产身处其中的市场与自身。周宁人是通过在实际情境中不断调整其行动策略的(遵循“习性”实践逻辑的),这种策略是构成营销场域的社会结构和行动者心态结构的基础,是市场与市场参与的行动者双重结构获得不断重塑,进行同步同质双向互动的结果。
闽东山县周宁人外出务工经商,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闯大上海的习性来自三个方面:第一,由于地僻土薄、交通不便及历史上迁徙文化的影响,以“走的越远越好”的社会心理为驱动;第二,山高丘陵多,隔山一方造就宗族观念强,在外出务工经商者的族亲隐射中形成习性的“前结构”铸模形态;第三,每年春节期间沪上老板小车闹山城,成功人士的创业事迹给平常宁静的山县笼罩一层厚厚的创业商业气氛,创业文化习性得以形塑。另外,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宏观政策支持,也为周宁人到上海务工经商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四、结语
把市场当作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看待,它注重“场内”运作以及与“场外”场域的互动。应用营销场域理论理解周宁人在上海的钢材市场,能更全面地理解市场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单纯价格机制问题,更应把市场当作一种社会结构。这样理解的市场,其“场”中有鲜活的行动者、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竞合)、场内行动者和场域本身文化的功能体现与意义表达,以及营销场域与场外权力场的关联,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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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布罗代尔.15到18世纪的文明与资本主义[M].上海:三联书店,1992.
[5]尼尔•弗雷格斯坦.市场的结构——21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6]弗兰克•道宾.经济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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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M].李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1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背景、理论主张的简介
发展到现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已经经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提出理性预期、持续市场出清的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货币冲击对经济周期的作用,提出了货币与产出的相互作用中货币作为诱因的理论,并认为政府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它并不能影响总产量的变化,而只有未被预见到的货币供给变化才能真正影响到实际总产量。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小罗伯特•卢卡斯,托马斯•沙金特,尼尔•华莱士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则对卢卡斯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反对意见,从实际因素方面寻找经济波动的根源,提出了完全信息下真实均衡的变动,强调了技术冲击和货币的内在性等理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芬•基德兰德,明尼苏达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罗切斯特大学的罗伯特•巴罗等。
具体来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般都接受以下四个命题:
(1)私人经济是可以自身稳定的;
(2)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
(3)货币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4)凯恩斯主义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是有害的。
第三个命题意味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也不存在。这是货币主义Ⅰ与货币主义Ⅱ的主要区别。
目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一起并列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中的两大流派。
2“政策无效”的命题、主张以其意义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的交替关系即使在短期内也不存在。因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人们已经估计到货币供应量增长后可能发生的实际后果,从而采取了预防性的措施(比如预先要求提高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利息率)。这样,一旦货币供应量增加,就只能导致物价的上升,产生通货膨胀的变化,而不能使工资和利息率下降。所以,政策的变化连暂时的产量增加和失业率下降的目的都达不到。赫尔姆特•费里希对此说到:“理性预期导致十分不同的意义。由于经济当事人了解这个模型的各个参数,所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任何变化不仅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且也引起通货膨胀率预期的变化,从而不会对这一体系的实际变量产生影响”。在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在货币政策的反馈规则之间做出选择对于具有合理预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中失业率的随机变化是无关的。
根据这样的观点,理性预期学派推导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是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该命题认为,货币供给中的可预期部分对就业、产量或其他的实际变量均无影响,其中不能被预期的部分或货币供应量意外的不规则的变动,虽然能够对上述变量产生一定量的影响,但其作用只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与波动。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是无效,其结果都是引起通货膨胀。下面用AD-AS模型加以分析。
AD代表总需求曲线,AS代表总供给曲线,Yn代表与自然失业率相对应的就业率水平下的国民收入水平。假定最初AD与AS相交于初始均衡点E。如果政府认为该国民收入水平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决定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需求。那么,按照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总需求将会从AD相右上方平移,产量和物价都会上升,失业会相应减少。现代货币主义者认为,短期内货币政策将会产生效果,但是,在长期中,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失业率会回到自然率的水平,而通货膨胀率将更加严重。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对价格水平的预期并非固定不变或者仅仅依据过去的经验得出,而是会考虑到未来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处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经济活动的主体会充分利用目前所得到的一切相关信息,较为准确的预期到货币政策的变化而造成的物价上升。于是,工资、利率等名义变量都会立即向上调整。结果,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分别从初始状态向左上方平移和右上方平移,新的均衡点仍然处在原来与自然失业率相一致的就业率水平上,只是价格水平因为货币政策的变化(增加货币供给量)而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上。
根据政策无效命题,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即便在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也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上的垂直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不存在任何替代关系。对此,卢卡斯说“当扩张的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就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任何刺激作用。预期得到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
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经济如果不反复遭受政府的冲击,就会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干预经济生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生效的暗含前提是:政府可以出其不意的实行某种政策以影响经济生活。但是,政府要取得社会的支持,就不能在经济政策上对社会搞突然袭击,而要按照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办事,这样,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无效的了。
对凯恩斯主义的“积极宏观政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三种批评看法:
(1)他们认为,日益增多的经验和理论证据表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产量、就业或其他经济总量方面不会取得成效。即便在某些场合,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经济生活,但他们不可能克服经济周期。
(2)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应该明确的告诉人们经济政策的后果。政策的结果确定性越小,实施政策就要越小心谨慎,因为任何一项错误的政策都会将事情弄得很糟。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大部分就是不确定的。因此,政策的制定就需要从容不迫,加倍小心,决不能用那些曾经使用过的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措施去刺激经济。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对于许多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即使知道他们的结果,也仍然无法判断这种结果是不是符合公众的意愿。根据凯恩斯主义方法来制定经济政策的人,无法让经济中的个人去选择自己认为有良好结果的政策。他们是被迫选择这些政策的。其结果是,除非人们的偏好恰好和政策制定者的规定相配合,否则,这些经济政策很有可能是人们的处境普遍的变得更糟。
参考文献
[1]戴维•罗默著,王根蓓译.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二版)[M].上海:上海财经出版社,2003.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信息技术作为时展的主流,计算机、物联网以及多媒体为核心的技术发展过程中,促使人类转变以往的日常生活交流学习的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学习的效果,因此,在高校实行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实践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当前经济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发展滞后的现状,充分借助信息技术平台构建经济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可以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满足社会需求适应社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信息技术可以为经济管理类学生提供实践的教学场所,利用高科技技术进行实践内容,虚拟模拟结合的实践操作下,使得学校可以节省大量的实践经费,为学生提供更先进科学的实践教学体验,帮助学生尽快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促进自身经济管理专业的经验提升。
一、应用信息技术实现经济管理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1.突破传统实践教学模式
应用信息技术实现经济管理实践教学,突破传统实践教学模式。信息技术具有跨时间、跨区域的特征,可以促使经济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突破以往传统教学的局限性走出课堂,走入实践虚拟空间,虚拟教学突破时间教学的成本。学生在登陆虚拟网络系统的同时,不受时间、地域、空间的限制,随意选择自身的管理角色进行管理模拟实践练习,并根据自身的需求设定合理的实践内容等。
2.提高经济管理实际教学的质量
应用信息技术实现经济管理实践教学,提高经济管理实际教学的质量。在经济管理专业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新媒体技术可以提高高校培养人才的能力,并在教学中利用虚拟的网络空间构建实践模式,对理论知识进行综合运用,增强自身的实践经验,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影响下,传统的经济管理实践教学的要求越来越高,实践教学融入了现代进行技术,提升了虚拟化实践平台的教学效果,使得学生能够更好地感受到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深入感受到社会激烈竞争,更好地将实践知识应用到工作中,为社会输送更加高素质的管理类人才,提高经济管理实践教学的质量。应用信息技术进行经济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教学的水平,从而达到了更好的教学效果,而且促进了教师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学生自我能力的提高,全面地实现了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经济管理实践教学为社会输送了大量高端技术、管理人才,提高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
二、应用信息技术实现经济管理实践教学的模式
1.模拟教学
应用信息技术模拟经济管理实践教学。作为现代信息技术专业管理的实践教学人才,其在经济管理实践情境的过程当中,为学生创造了管理的主动权,总结管理经验,进行模拟学习的重要建设平台,强化学生理论知识,在实践教学中的应用信息技术平台对学生进一步学习实践管理,掌握经济管理操作经验,更好地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
2.实践推演
应用信息技术进行实践推演,绝大多数的学校开始应用新媒体教学,新媒体技术为学生提供形象的知识解释方法,活跃课堂气氛,微信、微客等多种新媒体技术提高学生的课堂直观感受真实性,使得学生积极参与到企业的生产管理中。对企业的生产运作及时了解,在虚拟的时间操作中获得经验,促进自身专业管理水平和能力的提升。
三、应用信息技术发展经济管理实践教学的未来情势
信息技术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期,在高科技的助力下,可以更好地解决经济管理实践教学的难题,为学生构建模拟实践教学空间,使得学生深入实践教学的内部。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应用信息技术为经济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提供帮助。促进学生充分消化吸收理论知识,提高实践能力,可以使得学生直观地感受到企业的实际运作情况,掌握实践经验,提高自身解决管理问题的能力,为社会输送输送具有较高素质管理能力的专业人才。未来信息技术发展必然催生更多的新媒体技术发展,应用多种新媒体技术进行经济管理实践教学必将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影响整个时代的教学模式的转变、教学资源的重组以及应用,而并不局限于经济管理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整个教学工作必然形成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多元化教育模式。
四、结论
针对现代企业的发展而言,其运行的效率、竞争的实力等主要决定于企业内部管理人才的使用程度,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加专业的管理服务,提高工作的效率,继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信息技术在经济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中的应用,可以为学生通提供虚拟实践平台,使得学生在有限的教学条件下,应用实践操作能力,丰富自身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更好地运用到经济管理工作中,促进企业经济管理的水平提升。
作者:曾筝 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二、案例教学法
经济法是一门实用性和现实性都很强的学科,各种法规、条例学起来空洞、乏味,但其内容如果结合社会热点,学生学起来就会容易得多。案例教学是经济法教学中常用的教学手段,基本上贯穿于经济法教学的始终。案例教学法(case-basedteaching),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教师于教学中扮演着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教学模式。案例教学法起源于1920年,由美国哈佛商学院所倡导,当时是采取一种很独特的案例型式的教学,这些案例都是来自于商业管理的真实情境或事件,透过此种方式,有助于培养和发展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讨论,实施之后,颇具绩效。
(一)案例教学法的优势
1.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在经济法教授的过程中,发现各种条例有许多,学生根本记不住,也没法记。如何在短时间内记住更多的经济方面的法律条例,那就是通过案例。通过身边的例子,学生非常有兴趣,而且他们觉得自己也许也会碰着类似的事情,所以用心听,努力理解、分析、记忆。有许多案例,学生积极查找资料,互相争论、比较。这些都可以调动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
2.有利于学生提高实践能力
案例所描述的事件基本上都是真实的,这就决定了案例教学可以使学生身临其境,学生在校园里就能接触到专业有关的实际问题,促使其理论向实践的转换。下次遇到类似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
(二)应注意的事项
1.对教学案例的选用要具有代表性、时效性
同时还应当注意所选案例的难易程度。案例只有具有代表性,运用恰到好处,才能很好地说明经济法规,才有利于学生掌握经济学原理。另外,由于经济发展月新日异,经济法规不断变化发展,案例的选取也必须具有时效性。最后,案例应难易适中,毕竟大学生尚未涉世,有一些东西似懂非懂,因而以他们能理解、接收为度。
(1)加强水利工程建设管理
水利建设的资金来自于人民,应造福于百姓。近年来,中央水利投入的大部分为国债资金,这是人民借国家的钱,政府部门必须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利用好这笔钱,使其发挥应有的效益。建设期间,政府要做好监督监测机制,防止的出现。一旦发现,立即上报组织和媒体。组织好施工队伍,并保护其生命财产安全,做好福利工作。并且做好移民工作的相关事项,书面和口头说服程序都要做好,真正的把水利经济的事情落到实处,发挥水利工程的社会效益,并且促进移民安置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2)实现水利经济科学发展的有效方法
在水利工程的财务收益中,存在着各部门收益不均平衡的现象。针对此特点,政府就需要在水利工程建设的过程中综合考虑、统筹兼顾、多面思考,既要满足中国农业的发展所需,又要有意识地使各部门能够相互配合工作互相帮忙解决问题,共同促进水利水电科学发展。这样就使得水利的社会效益和财政效益共同体现,达到双赢的目的。统筹兼顾的作用不仅是使得水利经济能够科学地发展,而且能够提高人民对水资源的认识水平,从而能够更加合理地利用水资源,提高国民素质,目前我国对水利和水电不是统一管理,因此就需要加大科技力度投资,提高技术水平,让水利水电共同发展,使得水利部门的财务收益再上一个台阶。
(3)依法治水
政府要全面推行建设监督监察机制,规范工程项目建设,依法治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按要求清理河道维护水利工程和做好移民工作等,全面推进水利局各部门依法行政科学管理工作。做好《水法》的公布和宣传作用。深入普及水法知识,提高村民教育程度,各部门做好水利执法工作,做好因水利工程项目带来纠纷的预防和处理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4)科学治水
注重水利创新,加快水利研究体制改革,加大水利科技管理,培养水利型人才、大力奖励水利科研技术开发,不断提高水利科技水平,把水利工作做到扎实,保证质量问题,防止出现不必要的伤害。大力推进水利系统电子政务建设,实行网民网上评价、网上监督,真正的把水利工程这件事落到实处,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让全社会都重视这件事。继续实行南水北调这一重大战略,做好沿途设施设备的安全维护,时时去检测和观察,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保护环境。促进水利经济科学发展。
(5)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
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水利工作顺利开展。加强党风廉政政策,做好党员分子带头领导作用,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爱护百姓,促进水利水电科学发展。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有好的口碑才有好的未来。而不仅仅在意部门的财务效益。各部门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不搞花架子;要顾全大局、统筹兼顾。把发展放在首位。要坚持科学防治、综合治理,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根治水利出现的问题,把水利工作做到实处。致力于解决因水利工程带来的一连串社会矛盾。加大对水利重点部门的监测力度,防止贪污事情发生和工作漏洞出现。严肃处理安逸无劳者,为水利改革和发展提供保障。加强学生在学校的节约和保护环境节约水资源的意识,在农村宣传水利水电的好处,提高百姓的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向河道乱扔垃圾、污染物不乱排乱放,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政府更应该带领全体人民奔小康,促进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