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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贪污受贿一直以来都是各国严厉打击的对象。贪污受贿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其不利的影响,不仅如此,贪污受贿犯罪现象还严重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严厉打击惩处贪污受贿行为势在必行。本文以贪污受贿罪为切入点,在阐述现有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现有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存在的弊端,重点探讨了完善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的策略,旨在说明完善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必要性,以期指导实践。
论文关键词 贪污受贿 罪定罪量刑 存在的弊端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有所提高。贪污受贿分子乘虚而入,滋生了腐败现象的发生。定罪是量刑的必要前提,量刑是定罪的必然归宿。对贪污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是预防惩治腐败现象发生的有效手段。就目前而言,我国现有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与当前经济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由于贪污受贿的量刑标准仍然沿袭着以前的规定,很大程度上贪污受贿罪的定罪量刑存在着滞后性,已不能满足打击贪污受贿犯罪的客观需要。如何完善现有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是当前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关注的焦点。因此,研究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笔者对现有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存在的弊端及完善的策略进行了初步探讨。
一、 概述现有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
中图分类号:G848 文献标识码:A
Facial Attractiveness and its Impact to Social Economics
Abstract Facial Attractiveness has a broad impact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is paper, we elabo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ial attractiveness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behavior. These results have a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ference to both enterprise managers and job hunters.
Key words facial attractiveness; social economics; job search behavior
人类面孔包含着大量的信息,比如个体的性别、年龄、身份以及情绪等。因此,面孔在人类社会交往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面孔识别一直是心理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而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心理学者开始关注对面孔吸引力的研究。这一研究问题同样也引起了文化人类学家、进化心理学家以及社会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本文将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入手,阐述面孔吸引性的概念及其对人类社会经济行为的影响。
1 面孔吸引力的概念
面孔吸引力指个体面孔所诱发的一种积极愉悦的情绪体验并驱使他人产生接近意愿的程度(史新广,2007)。①对于面孔吸引力的评判没有统一的标准,先前研究发现,对面孔吸引力的评价表现出跨文化的一致性。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个体在婴儿时期就表现出对吸引性面孔的注意偏好。究竟具备哪些特点的面孔才是具有吸引力的?根据面孔吸引力的生物学基础,研究者最常探讨的是平均化、对称性和性别的二态性对于面孔容貌的影响。他们认为具有平均化、对称性、明显性别二态性等特征的面孔被认为是具有吸引力的(李鸥等,2010)。②
2 面孔吸引力对社会经济行为的影响
2.1 面孔吸引力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合作行为是人类社会经济领域当中非常普遍及重要的现象。它是决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典型问题,它体现了博弈思维以及人们做出决策和判断的过程。尽管合作行为非常普遍,但是它又很难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经典的最后通牒游戏(ultimatum game)经常用来研究人类的合作行为。在这个任务中,分配者决定怎样分配金钱,如果接收者同意分配者的分配方式,则交易成功,两人按比例都得到钱;如果接收者拒绝分配者的分配方式,那么两人都得不到钱。研究结果发现,无论可供分配的金钱总额是多少,有2/3 的分配者开价在50%左右,有超过半数的接收者对不足20%的开价予以拒绝,这种现象违背了经济学中关于理性人的假设。因此人的合作行为可能是不理性的,会受到情感等因素的影响(余荣军等,2007)。③
面孔吸引力对合作行为有着怎样的影响?信任是个体之间能否合作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一般都会和我们所信任的人进行合作。对于缺乏信任的人,我们便会较少与之合作。有研究表明,无论是男性面孔还是女性面孔,人们都倾向于将积极的人格特征如热情、诚实等与具有面孔吸引性的个体联系起来;而将消极的人格特征如冷漠、不信任等与不具有面孔吸引性的个体联系起来。因此,近些年有研究表明,面孔吸引性会影响个体的合作倾向。个体更倾向与具有面孔吸引力的人进行合作。先前就有研究用囚徒困境任务来探讨面孔吸引力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在囚徒困境任务中,共有两个参与者,被试可以选择是否与他人合作,如果两人都选择合作,那么将会平分所得的利益;如果一人合作,一人背叛,则合作者则得不到利益,背叛者得到所有利益;如果两人都背叛,则都会受到惩罚,都得不到利益。研究结果发现:人们更倾向于与具有面孔吸引力的个体合作。而且,认为自己具有面孔吸引力的个体更倾向与具有面孔吸引力的个体合作。
2.2 面孔吸引力对求职行为的影响
面孔吸引力对求职行为的影响也得到了很多研究的证实。这些研究发现面孔吸引力会影响面试官的决策。在一项研究中,采用了180名被试,让被试假想自己为一名面试官,让被试阅读求职者的简历,每份简历都附有求职者的照片,简历分为质量高低两种。在较高质量的简历中,求职者自身各方面的技能都比较高。在较低质量的简历中,求职者自身各方面的技能都比较低。面试官通过阅读简历来决定将工作机会给予哪些求职者。结果发现,在质量较高的简历中,面孔吸引性对于面试官的决策没有影响,而在质量较低的简历中,面试官更倾向将工作机会提供给具有面孔吸引力的求职者。还有一些研究表明,面孔吸引力的优势会体现到不同性质的的工作中。例如,对于女性而言,对于需要体力的工作,没有体现出面孔吸引力的优势。可能是因为对于非面孔吸引力的女性,会被更多的认为体力更好,更能胜任体力工作。但是如果对于需要较强人际交往能力的工作,则还是会体现出面孔吸引力的优势。相对于女性,具有面孔吸引力的男性在求职中更有优势。Scholz(2011)的一项研究发现,具有面孔吸引力的个体比没有面孔吸引力的个体获得工作机会的几率高两倍。④
2.3 “美就是好”现象
大量研究发现面孔吸引力对人们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研究者们把这种现象统称为“美就是好”现象。例如,相对于没有面孔吸引力的人,面孔吸引力高的人往往被认为是更加的幸福,随和以及成功。具有面孔吸引力的小孩被认为在学习方面具有更大的潜质,有更强社交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有调查研究发现,售货员在进行商品销售时,顾客对那些具有面孔吸引力的售货员的态度会更好一些。具有面孔吸引力的律师在法庭辩护时更容易得到法官的认可。
尽管“美就是好的”现象普遍存在,但是它并不是绝对的。例如Farber 和Gibbons(1996)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增加,个体的能力以及才能就会慢慢的表现出来,这时人们就不会那么在乎个体的相貌,不会用相貌来评判一个人的能力、智力等方面,而是真正地根据个体的实际能力来对其进行评判。⑤具有面孔吸引力的人虽然在开始会得到他人的信任,被认为具有更好的品质,但是一旦发现具有面孔吸引力的个体不能兑现自己的诺言,或表现出某种不诚实的行为,那么这些个体所有好的形象都会受损,会受到更大的歧视和排斥。这些现象也被统称为“美丽惩罚”。
3 总结与启示
综上所述,面孔吸引力对人类的社会经济行为有着广泛的影响。具有漂亮面孔的人往往会得到更多的信任,更多的求职机会以及得到更好的评价。尽管如此,这种“美就是好”的现象并不是绝对的,有时甚至会带来“美丽惩罚”的效果。因此,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我们应该既要看到“美就是好”的效应,也要注意“美丽惩罚”的效应。对于应聘者,应该充分认识到美丽面孔确实能给自己带来获得工作,升职加薪的机会,同时也要注重内在的修养和工作能力的锻炼,避免“美丽惩罚”效应。
注释
① 史新广.女性容貌吸引力及其与人格和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7.
② 李鸥,陈红.面孔吸引力的回顾与前瞻.心理科学进展,2010(18):472–479.
二十多年前,除了美国,苏联心理学是世界心理学的又一大中心,苏联是世界上从事心理学研究最积极的国家。苏联解体后,作为独联体主体的俄罗斯心理学在研究人数、研究机构及研究成果等方面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优势与特色。俄罗斯学者在国际学术性期刊上发表心理学论文的数量居世界第6位,而经济学居第9位,政治学则居第10位。由此可见,今天的俄罗斯心理学在世界主流学术研究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
苏俄心理学的发展基本遵循着两条路线,即维果茨基所开创的社会文化历史学派和苏联心理学体系创立者鲁宾斯坦所引导的主体心理学思想。前者的代表人物有维果茨基、列昂捷夫、鲁利亚、加里培林、赞科夫、达维多夫和塔雷金娜等,其主要阵地为苏联(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
主体心理学思想的路线由鲁宾斯坦所开创,其追随者布鲁什林斯基创建了代表着当今俄罗斯心理学发展方向的主体心理学。主体心理学理论广泛地应用于个性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心理咨询和经济心理学等心理学各分支学科中。特别是,随着俄罗斯经济的私有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俄罗斯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成立了以A.几菇拉夫列夫(A.见。}Kypaaaea)、E.B.霄洛霍娃、B.兀。巴孜尼亚科夫(B.n.[IosHSKOB)等为首的经济心理学研究课题组。在主体心理学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对在俄罗斯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所有制形式变化情况下的不同社会群体调节自己经济行为的社会心理因素进行专门的研究,特别探讨了经济活动主体的各种积极性和心理态度的问题。
1987年基多夫出版的专著《经济心理学》开创了苏联俄罗斯的经济心理学。当今,在俄罗斯科学院内部联合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和法学等各方面力量,以整合经济学和心理学。并成立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如:俄罗斯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社会与经济心理学实验室、国立贝加尔经法大学社会与经济心理学系、圣彼得堡财经大学经济心理学实验室。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联合会议成为了传统。
近几年在伊尔库茨克(2002)、卡卢加(2007)、圣彼得堡(2008)和莫斯科(2012)召开了全俄或者国际性的经济心理学大会。近几年他们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其中有代表性的有:}KypaBneB A.几。分别于2005和2007年出版的《经济心理学:理论问题和经验研究的方向》、《经济自决:理论和经验研究》等。同时,俄罗斯心理学界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经济心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并出版有相应的本科教材,如,2004年出版的由3.3.
BaXHTOBa主编的《经济关系主体感知的社会经济特征》、1999年出版的由o.C.且eflHera主编的《经济心理学》、2003年出版的由B.兀。H03HnKOB主编的《经济心理学》和2005年出版的由B.A.Pafia6epr主编的《心理经济学》等。
当前,俄罗斯经济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向有两个。第一个方向研究的是基本经济现象,如金钱、财产和劳动等。第二个方向研究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的社会心理研究的对象,但是从经济的角度进行研究。作为经济心理学相对独立研究方向传统地研究了不同社会群体对金钱的态度和“金钱行为”的特征他们分析了个体和群体意识中的经济价值问题个体的经济自决问题。近几年他们还特别关注了共同经济活动中的工作相互影响的心理特征
2俄罗斯经济心理学的基本特征
2.1 俄罗斯经济心理学突出对经济意识的研究
西方的经济心理学以及深受其影响的我国的经济心理学都比较一致地认为,经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关于特定行为人的经济行为(俞文钊,2004;王光荣,2010;马胜祥,2008)。在俄罗斯心理学界,他们把经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经济积极性(个体与群体主体的经济意识、行为及其相互作用)的心理规律、经济现象及其与心理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B.兀。n03HffKOB,2004)。经济现象的社会心理分析可以在不同的生命活动水平展开,其主体可以是个体、群体和大群体。与西方传统经济心理学一样,他们认为,经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包括经济行为,但他们还更加关注经济意识及其与经济行为的相互关系。他们既研究个体和群体主体的消费、投资、储蓄等经济行为,并更为关注经济意识现象的结构和动力等问题。他们认为,经济意识现象的产生不仅有外在的因素,如知识内容的变化、关系情态的变化和行为准备状态表现水平及方向的变化等;而且经济意识的动力产生于其各要素的矛盾中,如过去经验与新知识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成为个体与群体经济意识内涵发生变化的内部机制。经济意识现象最重要的动力点就是时间构成要素,即在主体生命活动中存在的时间连续体:过去一现在一将来。属于主体过去意识经验的要素有:个体和群体所追溯的对过去社会经济变化的记忆、与它们相关的知识及与主体的关联性。属于未来的期待和预测范畴的有:未来主体自身的积极性及其目标和计划等。而属于当前的紧迫的经济意识内涵只是这个时间连续体中的一个点,其变化的可能性取决于外在社会经济条件的动力和主体自身的积极性。对于经济行为与经济意识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是辩证的关系(B.兀。H03HgKOB,2000,2001)。一方面,经济意识现象是在主体生命活动的外在的、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另一方面,其自身决定着经济积极性的方向和水平。这种联系不仅表现为主体经济意识和行为的协调性,也反映出它们之间的巨大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成为了主体经济意识的动力要素和主体经济行为的调节器。
2.2 他们提出了俄罗斯经济心理学研究的具体原则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是经济人假设。然而,人并不是经济学家所想象的理性的经济人。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不经济”、“非理性”的“非正常现象”,正是对经济学完全理性原则的严峻挑战。
因此,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关注到人类行为的非理性一面,研究了不确定条件下的经济决策行为,并因此获得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以丹尼尔。卡尼曼为代表的经济心理学理论也存在局限。如,单一问题设计的信效度问题、决策偏差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避免等(李永鑫,黄宏强,2007)。相对来说,俄罗斯经济心理学提出的具体研究原则在一定程度t-.克服了西方经济心理学的这些局限,更加关注经济行为产生文化历史条件、人的主体性等。
2.2.1 经济活动文化历史条件性原则
这一原则意味着,经济行为的规律不是绝对万能的、超越历史的;经济行为的心理特性带有文化的烙印,取决于统一的历史发展特征;另一方面,许多对现金消费及其他形式经济行为跨文化研究的结果、对在社会经济紧急变化条件下的社会心理现象动力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原则的经验基础。
2.2.2主体性原则
这一原则意味着,人伴随经济条件影响和经济作用的消极对象,而是在与其他经济主体交互作用中实现不同经济行为方式的能动主体;基本的主体性特征有:积极性、行为的意识性、目的性和选择性。
2.2.3 经济主体行为与意识的辩证统一原则经济主体的行为和意识是辩证统一的,而不是等同的,也就是,经济行为主体及其意识之间不仅存在着相似性和协调性,而且还有分歧和矛盾。
2.2.4经济现象与社会~心理现象相互联系和影响原则
这一原则强调,在调节主体经济行为和反映不同经济生活方面的心理现象中存在着经济因素与社会心理因素的相互作用。
2.2.5理论与实验、实践相统一原则
这一原则意味着,经济心理学理论发展既与包括实验的经验研究,而且与不同范畴经济生活的实践活动紧密联系;这也显示出心理学实践者对科学心理学理论与方法的关注,也显示出根据社会心理生活提出的经验研究任务。
2.3 俄罗斯经济心理学关注经济积极性的主体范畴.
由鲁宾斯坦和布鲁斯林斯基开创的主体心理学思想,在俄罗斯心理学中,特别是在俄罗斯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在其经济心理学领域,突出经济积极性的主体范畴是必然的。按照主体心理学的理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主体的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们提出并在理论与实践中研究了主体工作积极性概念。这一概念整合了内在(心理)的和外在(表现于现实行为)的主体积极性现象。工作积极性概念在经济活动及其主体的心理研究的概念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首先,它强调了主体积极性的内在心理特性。积极性的心理基础包括目标、动机、期待、意愿以及其他的调节经济活动的主体动机因素。其次,工作积极性概念能够实现的不仅是对主体经济活动质的、而且还有量的分析,与其动力和评价水平相联系。工作积极性的方向表现在经济活动条件的选择上。工作积极性的水平则体现了经济活动的强度及与其存在相联系的能量与资源消耗的总和。他们的研究显示,在主体工作积极性范畴,社会心理因素和个性因素在工作积极性调节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3 对俄罗斯经济心理学的评价及其对我国经济心理学研究的启示意义
俄罗斯经济心理学以新的方法研究影响工作积极性的社会心理因素问题,其创新之处在于,揭示的因素能够描述主体工作积极性变化的社会心理机制,评判它们的社会心理指标和方法,可以用以分析和预测不同社会群体的工作积极性,也可以根据社会心理指标在经济活动之前以确定提高或降低去工作积极性。
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学生的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自然也得到大幅度的改善,那么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初中思想政治教学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在初中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政治教学的重要性,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现状,促进教学内容和方式的改革和创新,从而有效提高初中政治教学质量,完善学生思想道德素质。那么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我们要如何有效地促进初中政治教学工作的改革和创新呢?
一、在激发兴趣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
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言道:“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依赖于兴趣。”这尔文小时候曾是一个平庸的孩子,因为他对大自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后来他成了著名的生物学家;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成功的起点是他对电脑网络的痴迷;杨振宁博士在总结科学家成功之道时说:“成功的秘诀在于兴趣”。可见,兴趣是创造的动力,成功的先导。兴趣是创新的启动器,也是创新能力发展的必要条件,兴趣会产生注意力、思考力、想象力,会吸引你身心愉快的投入到创新活动中去,主动积极的去追求、探索、想象和创造。
在新课改理念的指导下,我们不妨可以创设情境教学;或者巧设疑问,在政治课教学中,教师要想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用兴趣来吸引学生去思考去探索去创造,就要勤于积累各方面的素材,巧于设计问题、情境,善于驾驭语言技巧将引人入胜的寓言,幽默的故事,生动活泼的奇闻趣事,漫画,图片等通过电化教学手段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去,让学生每节课都有新鲜感受。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有了学习兴趣,就有可能带着愉快、高涨的情绪去克服一切困难,执着地去探求,要鼓励学生表现与众不同的创见,提倡个性化发展,对学生提出的不合理的问题应采取宽容的态度,这种教学民主的思想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个性。在这方面,自己要善动脑子,肯动脑子,舍得下功夫,做课堂教学改革的有心人,采用有效方法的手段,激发了学生兴趣,也激活了课堂教学,进而改变了学生对政治课不感兴趣的状况,学生爱学了,课堂活跃了,师生融洽了,成绩提高了。
二、兴趣活动与小论文比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政治课堂教学中这是由教师指导而学生独立进行的教学要素结合方式。它的特点是可以弥补课堂教学中学生主动性不足的缺陷。兴趣活动可以就一门课的内容来组织如“政治理论研究小组”、“思想政治课学习小组”等。也可以就某个专题的探讨组建兴趣活动小组,如“法律问题研究小组”、“人生问题研究小组”、“道德问题研究小组”、“学习方法研究小组”等。兴趣活动小组要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短期的。小论文比赛是就大家所关心的某个社会热点问题开展的论文比赛。论文比赛要有计划、有安排,包括比赛次数、比赛比赛内容、比赛形式等都应纳入教师的教学工作计划。教师对学生的论文比赛要给予必要的指导,包括课题选择和设计的方法、资料收集的方法、资料整理和研究的方法,论文撰写与修改的方法等方面都要给学生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兴趣活动和小论文比赛的作用:一是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参与和学习思想政治课的积极性,加深学生对政治课教学内容的理解,将所学的内容运用于实际生活;二是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分析认识社会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受到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三是能够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观念,增进同学间和师生间的团结和友谊。兴趣活动和论文比赛的组织简单易行,我想值得每一个政治教师积极组织和开展。
三、教学内容结合社会实践,不断拓宽学习领域
为有效促进初中政治教学改革和创新,教师还要注意教学内容和社会实践的有效结合。政治理论知识都是社会实践的升华,是对社会实践的规范化、系统化反应,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实际生活中的现象和教学内容联系起来,这样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知识认识和把握,还能有效地拓宽了学生的学习领域。例如,教师在教授九年级第六课行使政治权利中的建议权和监督权时,可以结合时事政治和社会中的实例进行分析,让学生认识到自己可行使的权利和体会使用权利必要性的同时,加强对社会的认识,对自己职责的认识,从而促进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另外,经过笔者调查研究发现,很多学生进入思想政治认识误区,认为对思想政治的学了考试之外,并没有了其它实际性的意义。那么教师要在充分认识到学生这观点之后,为促进教学活动的有效进行,必须有效地采取措施扭转学生这一错误的想法。而教学内容与社会实践的结合,就是要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有效的运用知识,做到学以致用,从而提高学生对政治知识学习的认识,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政治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城市和市镇经济研究是本区域清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汉口、景德镇和沙市等大城市,90年代以后,研究的视角由上而下,注意到中小城镇、墟市以及对市镇体系的考察。近年来,还出现了对一个省乃至长江中游全区域市镇经济的综合研究。这种研究趋势的发展的特点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长江中游区域城镇体系的层级特点,即属于全国性或全区域性的中心城市规模大,数量也与本区域在全国的地位相匹配;初级市场——大量的介于县与村之间小市镇(集市)数最多、分布广;而处于大城市和小集市之间的中间层级的城镇数量少,起不到在前两级之间的承接作用。
汉口。关于长江中游地区城市和市镇经济的研究以汉口最多。吴量恺在研究清前期国内市场时已注意到汉口在全国商品转运、销售中的重要地位②,并以汉口为例说明城市经济和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③。其后,吴量恺又在对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研究中指出,清代汉口等湖北沿江口岸城市已成为全国性的转运中心、各地商货的集散中心和各地商人活动中心,其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是互为条件的。转运贸易的兴盛促使湖北自然经济发生分解,刺激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也对全国经济局势产生影响④。
陶建平的研究认为,至迟到康熙年间,汉口已成为一个商业网络极为辽阔的大商镇,其形成原因可以从物资依托、地理优势、社会氛围和武汉原有的贸易基础方面考虑。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商人组织的涌现乃至当地的民生民俗以及汉口的文化教育、公益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影响和促进作用⑤。宋平安从市场、商业组织、贸易及其机制、交通诸方面对明清汉口商业经济体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作为转口贸易型城市,清代的汉口已处于其商业经济的“黄金时代”,汉口商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自然经济解体的速度,但解体是相对的,由于农业经济的制约,转运型贸易城市无法真正自立。汉口商品经济的繁盛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状况与命运⑥。石莹认为清代前期汉口镇兴起并发展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正是“两通”(交通、流通)发展的结果。并对清前期汉口商品市场的形成、规模及主要功能等方面作了探讨,认为汉口市场具有明显的消费性特征,其主要功能是中转贸易,作为一个典型的商业城市,依靠转运贸易形成的商业繁荣,其商品流通的性质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封建经济的重要补充⑦。关文发从汉口商业发展的历史因素、背景条件和地理优势对汉口商业崛起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汉口之兴与汉阳奠定的基础有直接的关系,鹦鹉洲的湮没间接地促使汉口成为大市,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则是汉口兴盛诸因素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为汉口的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优势提供了前提,实现了汉口历史上的第一次起飞。关文发探讨了商业的主体结构以及商业行帮等问题,指出汉口主体行业的发展与其地得“水”之利和得“中”之势有关,但是由于生产技术条件的限制,汉口工业与商业发展不平衡。汉口商帮对于汉口市场环境的形成、对于汉口成为全国性的中心大市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⑧。梅莉、张国雄通过对历史上武汉市场转移的考察,也认为由于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商业市场更明显地向汉口集中,使汉口后来居上,成为著名商业中心。汉口在短短几百年间的崛起,其原因在于两湖平原大开发带来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城镇商业繁荣提供了物资依托,唐、宋商业的繁荣为明清商业网络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同时还在于汉口所处的地理交通优势适应了社会生产对商品市场的需求。清代的汉口已是全国性商品市场,其主要功能是中转贸易,也是各地商人广泛集中活动的中心⑨。
此外,范植清考察了前汉口商业资本发展的状况与原因⑩。王永年对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和商业发展作了研究⑾。彭雨新和江溶就美国学者罗威廉对汉口商业行会的研究作了介绍⑿。任放对汉口城市近代化的研究⒀以及陈钧对汉口商业文化的研究⒁,皮明庥对武汉城市史的研究等⒂,把清代汉口经济研究更推向纵深。
景德镇和沙市。在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方面,80年代初,梁淼泰就撰文指出,景德镇的兴起,不是因为它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有何重要地位,也不是因地处要冲而繁荣,景德镇之所以成为城市,全凭瓷业的发展,是一座单一的手工业城市。但它又与明清时期江南的手工业城镇不同,就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而言,明清时的景德镇已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程而走在江南其他市镇的前面,成为一座次等城市⒃。90年代初,梁氏将其景德镇研究总结为一部专著⒄。萧放考察了自宋迄清八百多年景德镇作为工商业城市逐渐形成和发展,以及与农村分离的过程。指出清代是景德镇走向繁荣的阶段,这一时期瓷业发展的特点是以小型民营手工工场为主,出现了烧造联合的较大的手工工场。景德镇同农村分离的过程在前尚未完成,但已预示着有向近代城市转化的趋势⒅。曹国庆的研究指出,明清时期,徽商尤其是徽州瓷商在景德镇活动非常活跃,这与瓷业生产的发展带动了商业贸易的繁荣,景德镇瓷器原材料对徽州祁门瓷石的依赖,以及徽商的经商才能等多种因素有关⒆。曹国庆与萧放还根据实地调查材料,结合有关文献讨论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商业贸易、行会、城市社会生活,以及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等问题⒇。此外,近年关于景德镇的综合研究,还有方李莉的《飘逝的古镇——瓷都旧事》[21]。
在长江中游城市和市镇经济研究中,关于沙市的研究仅次于汉口和景德镇。徐希凯讨论了清末民初时棉花贸易在沙市的地位及其与沙市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22]。吴量恺在研究湖北沿江口岸城市时同时指出,沙市与汉口一样具有转运贸易性质[23]。陈关龙利用地方志及竹枝词等史料对明清时期沙市的商品市场进行了探讨,认为沙市经历了明清之际的萧条及清初百年生聚之后,咸丰同治时商品市场繁荣,并分析了其繁荣和贸易发达的原因、清末开埠后传统市场的被冲击,以及明清时期沙市商品市场盛衰的原因[24]。梅莉、张国雄的研究综合了前人的大部分论点,在考察商品市场和商帮的基础上指出,沙市的商品结构与汉口相似,带有明显的消费特征,贸易的功能主要是转口贸易,这与其地理位置有关,随着两湖平原开发的深入和汉口的兴起,沙市的地位削弱[25]。
其他城市、城镇经济研究。关于宜昌,吴量恺的研究说明,它与汉口、沙市一样,属于湖北沿江口岸的转运贸易城市,但地位与功能稍次[26]。段超考察了宜昌城市在清展的各个阶段,认为宜昌是一个转口性极强的贸易城市,并进一步阐述了转口贸易城市的发展和国内经济状况、社会环境、运输状况及地理环境的关系[27]。
萧放讨论了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镇(景德镇、河口镇、吴城镇、樟树镇)发展的共同特点以及各自在工商业和贸易中的侧重[28],并且就樟树镇药业的发展作了详细的个案研究[29]。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对于初级市场形态以及偏远地区的市镇和墟镇的考察逐渐增多。徐晓望在对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中讨论了江西农村墟市的分布和市场一般情形[30]。王根泉考察了江西抚州府墟镇的数量、规模、层次以及分布特点[31]。曾学优探讨了赣江中游的农村小市场、县级市场和地区市场,实际上也是关于市镇、城市的研究。他的研究分析了赣江中游地区市场分布的特点,指出清代赣中地区已初步形成农村市场网络[32]。谢庐明利用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对明清时期赣南农村墟市的数量、类型及特点进行描述和分析,探讨了近代社会变迁对赣南农村墟市的影响,并分析了当地农村墟市在近代市场化过程中迟缓的深层次原因[33]。
李华在关于清代湖南商业的研究中对长沙、湘潭、衡阳、清泉县城、衡山县城等的商业发展形态进行了分析,填补了这些地区城市经济研究的空白[34]。王朝辉以永顺县王村镇清末至民国年间桐油贸易与港口勃兴为切人点,讨论了近代湘西市镇化的发展[35]。张家炎的研究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吸引了外地和本地商人的活动,有利于加速该地区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同时也促进了该地区农村市镇的繁荣,然而其商业只限于初级农副产品输出和境内外物资简单转运贸易,市镇功能过于单一,不利于农村经济突破种植业为主的结构,使得江汉平原始终只以农业见长[36]。
此外,许檀关于明清农村集市的研究中对长江中游也有所涉及,指出湖广、江西的农村集市与华北大体相同,是在明代中叶起步,清代中叶时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农村集市网[37]。
关于本区内较大范围市镇经济的整体性研究,较早的是刘石吉对明清江西墟市和市镇的研究[38]。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年来许檀的研究以及一批硕士、博士论文的研究,将长江中游区域市镇经济史研究基本覆盖。许檀对江西商业城镇的研究认为,由于赣江航道在江西商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明清独口通商,大庾岭商道在全国南北贸易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他并考察了大庾岭商道沿线的七个商业城镇的兴盛及其与大庾岭商道的关系[39]。巫仁恕和傅乐园分别探讨了明清湖南、湖北的市镇发展与变迁[40]。任放则考察了明清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经济,包括其依托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市镇网络、墟场和集期、专业市镇、市镇与仓储、市镇管理机制、市镇功能以及以汉口为代表的市镇经济的近代转型,内容非常全面,部分研究的开拓和深入为前人所未及[41]。方志远在其专著《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42]中对本地区城乡市场进行了层级划分(作者文中称为“有形市场”,实为学者所研究的城市或市镇),并考察了其分布和特点、专业市场(市镇)以及决定其规模的诸因素。
二市场、商品流通和商人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国性清代经济史研究中,涉及到长江中游地区市场(广义的市场)和商品流通的考察,首先有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和《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43]对清代长江中游地区在国内市场中的地位、粮食和棉布流通的地位进行的总体性考察,其结论对随后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吴量恺对清代前期国内市场进行了考察[44],认为清朝前期区域性市场已发展为全国性市场,商人远距离活动活跃,并指出了全国商品粮运销中湘鄂地区的作用。方行对市镇经济功能类型的分析,也注意到了湖南“保障供给”型市镇和江西“商品集散市场”功能性质的市镇,但论述的重点是江南地区“多功能全面发展”的市镇[45]。傅衣凌认为明清时代国内市场已经初步形成,较早地论及湖南、湖北、江西的初级市场,如洪江、刘家隔、樟树镇,专业市镇如汉口、江西景德镇和东乡县,以及江西铅山的商品市场、江西、洞庭商人等。勾画了明清长江中游在全国市场中的地位和商品流通的概貌[46]。另外,陈学文的《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也部分涉及到长江中游的商品流通[47]。
随着清代经济史其它领域研究的展开,对长江中游的研究也更加拓宽深入。如徽州学研究中关于长江中下游商品流通的研究,使长江中游的地位显得重要起来。张海鹏的《徽商研究》是对80年代中期以前徽商研究的总结,其中“徽商在长江流域的经营活动”涉及到了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商业流通情况;“徽商在茶、木、粮、典和棉布业中的经营活动”探讨了除盐业以外,徽商所从事的大宗商品的长途贩运贸易活动,包括徽商与茶叶贸易、徽商与木材贸易、徽商与粮食贸易、徽州典商述略、徽商与江南棉织业几个部分[48]。此外,王廷元和李琳琦分别对徽商与吴楚贸易、木材贸易进行了专题研究[49]。
除了徽商研究中的长江中下游长距离商品贸易外,对本地区商品流通的专门研究,目前仅限于粮食、食盐和棉花的流通。其中关于粮食流通,较早的是80年代初陈支平对清代江西粮食运销的研究。他详细考察了江西产生省内粮食运销的原因和特点、省外粮食运销的方向和路线,估算了外运粮食数量,并指出其对东南沿海和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有限性。这一研究可称为研究区域粮食运销的优秀范例,亦为本研究领域长期无人超越的里程碑[50]。此后,大量的粮食贸易研究围绕着“湖广熟,天下足”的讨论展开。吴琦在对清代湖广漕运的研究中,论述了湖广漕运(主要是粮食)与商品流通的关系及其对城镇发展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本地区商业城市繁荣的推动作用[51]。钟永宁用计量方法讨论了18世纪湖南粮食输出的可行性问题[52]。张国雄对两湖粮食外运的研究认为,“湖广熟,天下足”这一经济现象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盛于清代,外运粮食有漕粮、官府采买和民间商贩三种结构,其集中的方式、解决的问题以及产生的作用各不相同。在同时期的余粮输出省中,两湖居首位,地位高于四川、江西等省[53]。这一观点在张国雄与梅莉合著的《两湖平原开发探源》中也有表述。张建民在其关于“湖广熟,天下足”的讨论中也考察了长江沿岸的米粮流通[54]。方志远的近著对以上观点作了总结研究。此外,张岩考察了汉口粮食的省外省内运销情况及其性质和影响[55]。最近,钟兴永在对湘米贸易的研究中,对清代湘米产量和输出渠道、省内湘米市场网络、湘米交易方式、贸易价格以及湘米贸易发展的原因等作了更为细致的考察,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56]。至此,对长江中游粮食贸易的研究基本全面。
方志远对明清湘鄂赣地区食盐流通的研究非常详细,包括淮盐的行盐区与行盐额、政府对淮盐和私盐贩运的不同态度,以及淮盐在湘鄂地区行销的状况[57]。关于棉布流通情况,刘秀生论述了清中期湘鄂赣地区棉布生产的自给性,讨论了其区域内市场和外销市场圈,从而考察湘鄂赣市场圈在清代全国布匹市场格局形成中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这一研究别开生面,很有价值,对于商品流通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无论就其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论而言,均可称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上乘之作[58]。对于其他经济作物作为商品的流通,目前虽未见到专门的研究,但一些学者的研究已对本区域的蓝靛、甘蔗、苎麻和茶叶的流通有所涉及[59]。
关于商人的研究和城市、市镇经济研究以及商品流通的研究密不可分,时常交织在一起。如前引王廷元、李琳琦对徽商的研究和曹国庆对景德镇徽州瓷商的研究。张海鹏的《徽商研究》更涉及徽商在长江中游的活动、经营行业、经营方式、商业资本流向情况。李华对湖北的地方商人、湖南的本地和外籍商人都有专门的研究。他认为清代湖北农村由于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农产品的商品化,吸引和刺激了各地商人的到来,其中,外地商人多于本地商人,外省商人势力大于本省商人,商品交易的频繁还促进了大小市场和专业市场的形成,但占绝对多数的仍是小市场,进而指出湖北农村经济在全国的地位。在清代湖南的城乡则活跃着除本籍商人之外的十几个外省商帮,为其他省份所少见,这一现象意味着湖南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社会经济增长水平的高度发展,有清一代湖南的社会经济已发展到仅次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地位。在湖南活动的各商帮中,本地商人似乎最为强大,他们不仅在本省经商,且在邻省城乡活动,湖南商人在当时全国众多商帮中处于中等以上的地位[60]。前引方志远近著对湘鄂赣地区的商人亦作了总结性研究,内容涉及商人的社会构成与资金来源、经营行业与方式、经营观念与利润投向以及商人组织与市场管理。
三农村经济的研究
关于农村经济的研究,80年代较少,90年代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开始加强。这方面的专著,首推傅衣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61],他在书中关于城乡商品经济、江西工商人口流动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陈学文、郑昌淦以及刘秀生等学者在全国性商品经济研究中对长江中游经济均有涉及[62],可视为清代本地区在全国经济地位的一种反映。对于本地区的研究专著有吴量恺的《清代湖北农业经济研究》[63],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64],以及近期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
关于农村经济的论文,也大量集中于粮食研究。谭天星就两湖粮食产量、粮食商品化、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以及两湖农业经济发表了多篇论文[65],是较早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之一。江汉平原农业研究方面,张家炎的贡献尤多,除前文介绍的关于农业开发对当地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影响的研究之外,主要集中于清代江汉平原地区的水稻生产、作物结构特征以及该地区农业发展的地区特征、湖北杂粮作物等方面,指出了江汉平原粮棉兼重、各种类型均有发展的特点。他并撰文比较两湖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农业的发展,围绕“苏湖熟,天下足”和“湖广熟,天下足”谚语的转化,讨论了两地农业重点的次第转变、劳动力转移的不同途径及其对当地农业经济转变的正负作用、城镇工商业对农业的不同反馈作用,已从描述、分析的研究积累上升到理论总结的高度[66]。张国雄是又一位对“湖广熟,天下足”有专门探讨的学者,在前引张氏与梅莉的合著中可以看出,同时他还专门发表了讨论该谚语的经济地理特征和产生条件的论文[67]。龚胜生除了前文介绍的对两湖农业地理的研究外,还专门考察了清代两湖玉米和甘薯的分布。并在对两湖米价的考察中指出,清代两湖米价经历了一个由高而低又由低而高的趋势过程,这个趋势过程与其耕地负荷量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人地关系的演变,清代两湖米价的长期上涨还对其民生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另外,龚胜生对本地区耕地结构的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在对明清载籍耕地类型进行的探讨中,龚氏阐述了该地区耕地结构的特点及形成原因,指出自然条件的制约是该地耕地梯度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水田比重是影响该地区明清商品大米输出诸因素中的主导因素[68]。此外,李华研究了湖南的稻谷生产[69],梅莉探讨了湖北的农业区域特征[70]。
关于本区域经济作物的研究,龚胜生考察了两湖茶叶的种植与分布和棉花的集中产区[71]。梅莉对湖北茶叶的集中产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提出明清湖北茶叶发展的两个阶段,分析了各阶段的发展情形和原因[72]。李华对湖北、湖南经济作物均有研究,并指出了湖北经济作物种植与商人活动、商品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73]。关于江西经济作物的研究也有不少,曹树基的研究较早地涉及到赣南和赣北经济作物的种植。[74]其后于少海在对赣南商品经济的考察中再次讨论了赣南的经济作物。[75]前引王根泉等的文章还考察了江西抚州府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76]昌庆钟、李卫东等则对清代江西省经济作物的发展及其局限作了全面的探讨[77]。至此,对于湘鄂赣三省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基本覆盖。最后,值得一提的仍是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该书内容博大,除前引各方面专题均有总结性研究外,于湘鄂赣经济作物和加工的研究可谓用力匪浅,在茶叶、棉花的研究之外,又开辟了对苎麻、蓝靛、烟草以及其他作物种植与加工的研究。
90年代还出现一些对于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如方行、李华对湖南的研究[78],前引王根泉等对江西抚州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79],徐晓望对江西农村商品经济总体性的研究[80]。此外,梁淼泰对江西浮梁县农村商品的考察最为细致,他认为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商品经济繁荣,浮梁农村则自然经济稳定,一个地区之内,先进的手工业和低下的耕作水平长期并存,很不相称,城市虽能带动农村输出大量农村商品,却不能引发农村经济性质的变化[81]。
四 手工业和矿业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李华对湖南采矿业的考察[82]和梅莉对湖北纺织业的研究[83]。江西手工业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景德镇瓷器的研究,此处不再赘述。
本区域手工业和矿业整体性的研究以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中相关专题的考察最为全面,其内容包括制瓷业、造纸业以及各种经济作物加工业(棉布加工业等)。文中比较了主要手工业与经济作物加工业的异同,指出其共同性是使用简单的工具、具有一定的科学含量,但基本上属于手工生产,其动力均为原始动力。差异性则表现在生产方式、商品化程度以及社会效应等方面。该书还考察了本地区的矿冶业及其生产方式。
五 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
清代也是长江中游部分地区的经济大开发时期,这方面的研究较早的有80年代曹树基对流民与江西山区开发的考察[84],但这时的研究只注重开发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未对其引发的环境问题进行考察。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展开,经济开发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其生态效应的问题也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张建民较早地在这方面作了探讨,认为清代湘鄂西部山区人口的急剧增长推动了开潮,而落后的开发手段和水利条件,加上在不宜粮的山区进行以糊口为目的的开发,造成单一的生产、超薄型平面垦殖、以消耗甚至破坏自然资源为实现经济增长手段的经济特征。这种开发虽实现了量的增长,但最终造成森林等资源的破坏和浪费、与此相关的多种经营的枯竭以及在当时即已出现的水土流失现象或倾向。另外他还就江汉平原、洞庭湖区垸田与水灾进行了考察,注意到了清后期该地区生态恶化的问题[85]。
此后,宋平安对江汉平原水灾害与经济开发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86]。龚胜生探讨了清代两湖人口压力下的环境恶化问题,认为两湖在乾隆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根本原因是清中期的社会安定、人口增长,使得人均耕地下降。人口压力的缓和主要靠剩余人口扩散——土地开垦来实现,从而引起生态环境的恶化。对此清人虽已有认识,但囿于时代的局限和现实的困难,未能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87]。张国雄对两湖农业的研究也注意到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关系[88],在《两湖平原开发探源》中又分析了两湖平原水旱灾害的变化及其与垸田经济的关系,以此考察大开发过程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应的相互影响,从而使两湖经济研究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取得可喜的成就,尤其是近年来关于本地区市镇和商品经济综合研究的出现,说明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在朝着赶超同期江南经济研究的方向迈进。但与同期江南经济研究、珠江三角洲经济研究相比,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仍然处在弱势。无论是经济现象的描述和分析,还是理论高度的总结,无论是数量或是质量,无论是方法论还是研究思想,本区域的研究都有待学者继续探索。
综上所述,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还存在着以下不足,笔者在此提出,以供商榷。
一是各领域研究不平衡。对城市和市镇的研究比重较大,也出现了一些总结性研究成果。但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城镇,尤其是沿江港口和景德镇的研究,对于广大的中小城镇,虽有涉及,但从整体来看,还远远不够。对商品流通和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在整个区域经济研究中的比例适中,但其中的研究又是只关注到粮食、棉花、茶叶几个大类,最多的还是集中于对平原稻米的研究上。对于各类商品的生产圈、辐射圈、流通路线及其在清代的变化之类的研究基本还是空白。另外,对于手工业、矿业的研究还很薄弱。
二是同类研究中的重复内容很多。不知是学术态度的问题还是学术信息不畅,笔者在阅读前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往往发现雷同的研究思路甚至结论。因此,本领域的研究也亟待学者加强学术交流,拓宽视野,共同推进。
三是研究手段和思想的陈旧。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的确有一大批论文堪称优秀之作,但也有不少研究创新不足,从而无法在理论上升华。
今后的研究,窃以为可以从以上薄弱环节出发,克服以往研究中的弊病和障碍,使本领域的研究达到新的高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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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重田德:《清初湖南米市之考察》,《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56年10期。[日]森田明:《关于清代湖广地方的定期集市1,《商经论坛》1964年第3卷第1期。
②[44] 吴量恺:《清朝前期国内市场的发展》,《科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2期。
③ 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2期。
④[23][26] 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⑤ 陶建平:《明清时期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及其影响》,同上。
⑥ 宋平安:《明清时期汉口城市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同上。
⑦ 石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2期。
⑧ 关文发:《试论清代前期汉口商业的发展》,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
⑨[25] 梅莉、张国雄:《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⑩ 范植清:《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2期。
⑾ 王永年:《论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和演变》,《江汉论坛》1988年4期;《晚清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商业的演变》,收入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⑿ 彭雨新、江溶:《十九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4期。
⒀ 任放、杜七红:《传统市镇近代化刍论——以汉口镇为个案的研究》,《人文论丛》2000年号。
⒁ 陈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陈钧:《武汉近代商业文化的结构分析》,载《近代武汉城市文化散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责任公司,1994年。
⒂ 杨蒲林、皮明庥:《武汉城市发展轨迹》,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皮明庥:《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皮明庥、吴勇:《汉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皮明庥:《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年。
⒃ 梁淼泰:《明清时期景德镇城市经济的特点》,《江西社会科学》1984年7期。
⒄ 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⒅ 萧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镇的形成和发展概述》,《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3期。
⒆ 曹国庆:《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徽州瓷商》,《江淮论坛》1987年2期。
⒇ 曹国庆、萧放:《景德镇考察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1期。
[21] 方李莉:《飘逝的古镇——瓷都旧事》,群言出版社,2001年。
[22] 徐希凯:《清末民初的沙市棉花贸易与城市经济》,《江汉论坛》1988年4期。
[24] 陈关龙:《明清时期沙市商品市场探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27] 段超:《试论清代宜昌城市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28] 萧放:《试论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镇发展的特点》,同上。
[29] 萧放:《明清时代樟树药业发展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1期。
[30][80] 徐晓望:《清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4期。
[31] 王根泉:《明清时期一个典型农业地区的墟镇——江西抚州府墟镇试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2期。
[32] 曾学优:《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市场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
[33] 谢庐明:《赣南的农村墟市与近代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1期。
[34] 李华:《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3期。
[35] 王朝辉:《试论近代湘西市镇化的发展》,《吉首大学学报》1996年2期。
[36] 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中国农史》1995年4期。
[37] 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
[38]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西墟市与市镇的发展》,《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台北中研院经济所,1989年;或见《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下卷,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
[39] 许檀:《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业城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3期。
[40] 巫仁恕:《明清湖南市镇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台湾大学1991年硕士论文;傅乐园:《明清时期湖北的市镇发展与变迁》,武汉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
[41] 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2001年博士论文。
[42] 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人民出版社,2001年。
[43] 收入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45] 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6期。
[46]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
[47] 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48] 张海鹏:《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
[49] 王廷元:《略论徽州商人与吴楚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4期;李琳琦:《徽商与明清时期的木材贸易》,《清史研究》1996年2期。
[50] 陈支平:《清代江西的粮食运销》,《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3期。
[51] 吴琦:《清代湖广漕运与商品流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52] 钟永宁:《试论十八世纪湘米输出的可行性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3期。
[53] 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外运粮食之过程、结构、地位考察》,《中国农史》1993年3期。
[54] 张建民:《“湖广熟,天下足”述论》,《中国农史》1987年4期。
[55] 张岩:《清代汉口的粮食贸易》,《江汉论坛》1993年4期。
[56] 钟兴永:《清代湘米贸易论略》,《中国农史》2001年1期。
[57] 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食盐的输入与运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4期;或见《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
[58] 刘秀生:《清代中期湘鄂赣棉布产销与全国棉布市场格局》,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
[59] 王根泉、魏佐国:《明清两代江西抚州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6期;陶德臣:《晋商与西北茶叶贸易》,《安徽史学》1997年3期。
[60] 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2期;《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1991年1期;《清代湖南商人的经商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l992年1期。
[61]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
[62] 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刘秀生:《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
[63] 吴量恺:《清代湖北农业经济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
[64] 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65] 谭天星:《清前期两湖地区粮食产量问题探讨》,《中国农史》1987年3期;《简论清前期两湖地区的粮食商品化》,《中国农史》1988年4期;《清前期两湖地区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初探》,《农史研究》第9辑;《清前期两湖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中国农史》1990年1期。
[66] 张家炎:《清代江汉平原水稻生产评析》,《中国农史》1991年2期;《清代中期江汉平原作物结构研究》,《古今农业》1991年3期;《明清江汉平原农业经济发展的地区特征》,《中国农史》1992年2期;《清代湖北的杂粮作物》,《古今农业》1996年1期;《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农村经济结构演变探异》,《中国农史》1996年3期。
[67] 张国雄:《“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理特征》,《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2期;《“湖广熟,天下足”的内外条件分析》,《中国农史》1994年3期。
[68] 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的玉米和甘薯》,《中国农史》1993年3期;《从米价长期变化看清代两湖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之际湘鄂赣地区的耕地结构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国农史》1994年2期。
[69] 李华:《清代湖南农村的稻谷生产及其商品化》,《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10期。
[70] 梅莉:《明清湖北农业区域特征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4期。
[71] 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茶叶的种植与分布》,《古今农业》1993年3期;《清晚期两湖纤维作物的种植与发展》,《古今农业》1995年2期。
[72] 梅莉:《明清湖北茶叶及其生产分布》,《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2期。
[73] 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又《清代湖南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清史研究通讯》1989年3期。
[74]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4期;《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2期。
[75] 于少海:《试论明清赣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2期。
[76][79] 王根泉、魏佐国:《明清两代江西抚州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
[77] 昌庆钟:《清代江西经济作物发展的原因》,《南昌大学学报》1993年3期。李卫东:《清代江西经济作物的发展及其局限》,《中国农史》200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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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于我国公安消防机关依法履行职责,避免发生重大火灾事故,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和西方先进国家的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相比较,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起步较晚。同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社会经济水平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现行消防法律法规体系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促进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有必要对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地探讨,并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寻找对策,从而不断促进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
一、当前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
在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我国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必须严格依据我国国家机关组织法。消防法律法规体系作为我国公安消防特别行政法,对国务院、国家各级政府机关、各级行政主管部门等国家机关在消防行为上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是,目前在我国国家机关组织法中,根本没有对国家机关的消防行为做出明确规定的组织法。这样,在执行消防法的过程中,许多国家机关会借口国家机关组织法中没有消防法的内容而拒绝执行,在这样的情况下,消防法对于国家机关来讲就是一纸空文。
(二)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西方先进国家适时进行法律修改不同,我国法律法规修改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我国法律法规的立法程序相当复杂,无论是制定法律法规,还是对法律法规的修改,都相当困难,制定法律法规往往要经过繁琐的手续,持续数年才能制定完成,对于法律法规的修改同样如此。并且制定好的法律法规颁布后一旦开始实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便不再发生变化,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我国的法律法规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我国法律法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制定、颁布和实施的过程同样如此。
例如:随着社会经济和建筑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高层建筑已经成为城市建筑的主力军。但是,在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中,涉及到现代高层建筑消防设计以及施工要求的内容尚不健全,导致现代高层建筑消防设计与施工无法可依,同时又和原来的消防法律法规相冲突的现象。
(三)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执行力不足
在我国,由于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人大于法的现象仍然存在,在消防法律法规体系执行的过程中,常常出现由于主要领导的干涉而无法执行的现象。同时,由于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监督的是国家机关、团体以及各种类别的企事业单位,这样也导致了我国消防法律法规在执行上存在着一定的难度。通常情况下,不能按照消防法律法规体系规定执行的国家机关、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如果不能进行限期整改,通常只是对主要领导或者相关责任人进行处分,并且大部分时候处罚力度也相当低。特别是在一些机关单位中,相关责任人一般不是单位的主要领导或者法定代表人,这样就出现了法律责任和消防责任相互脱节的现象,对消防法律法规的严肃程度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二、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改变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弱势地位
正是因为我跟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主要依据我国国家机关组织法。因此,为了保证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对国家机关的约束力,避免国家机关和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发生不必要的冲突,确保我国消防法律法规的顺利执行,必须切实改变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弱势地位,按照我国实际状况以及消防工作的特征,制定对国家机关具有约束作用的消防组织法。在消防组织法,必须明确各级党政国家机关和公安消防机构之间的关系,通过法律的手段实现对国家机关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限制和约束。
(二)大力加强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大力加强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全面加强消防法律法规建设的需要,同时还是保障全体公民生命和安全的需要。加强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第一,必须大力加强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立法进度,不断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制定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立法规划,促进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立法进程,保证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和我国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保证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和消防队伍建设相适应;第二,要大力加强消防立法机制建设,按照民主以及公开立法的原则和方法,建立专家消防立法机制,公开征求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争取反映他们最根本的利益。第三,要努力完善当前实施的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在现行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在不违背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制定和完善和现行消防法律法规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同时确保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内部互相协调,互相统一。第四,要认真分析当前消防方面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特别是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必然带来设计理念、建筑风格以及消防安全技术的变化,特别是在高层建筑以及现代化工厂消防方面,更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证消防法律法规的与时俱进,保证消防法律法规能够符合经济发展的形势,参考西方先进国家在消防法律法规建设上的经验很有必要。
(三)努力提高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执行力
在我国,要想提高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执行力。主管领导首先必须大力加强自身的政治思想修养,充分认识到消防法律法规的重要性,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程序办事,决不可凌驾于消防法律法规之上。在国家机关、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中,消防安全的责任人,必须是其法定代表或者主要责任人,从而确保法律责任设定和职责设定相一致,保证在发生违反消防法律法规时责任追求的严肃性。
统计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通常是在统计理论教学结束后,安排在第8学期的实践教学环节过程,计6学分。毕业论文从确立选题到搜集文献资料,从开题研究、分析论证到论文撰写,都需要高度专注、潜心思考,是所有教学活动中,学生独立性、积极性、主动性最强的环节,是学生大学期间专业综合能力最集中的体现。
一、从统计学专业特色看统计专业毕业论文的特点
统计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有经济学和数学知识,系统掌握统计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熟练使用现代统计软件处理分析数据,理论和实践综合业务素质兼备,具有创新精神,能够在政府机关、经济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从事社会经济调查、信息管理与咨询、数量分析与预测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财经院校统计专业的特色是依托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将统计学理论和方法与经济学、管理学和现代信息技术交叉融合,注重产、学、研结合,重视社会实践环节,着重提高学生独立组织统计调研活动及运用统计学理论与方法分析解决某一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统计学专业毕业论文与其他各类理科论文及经济学论文相比,有其鲜明的特点:专业性、统计实践性、科学创新性。
二、统计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现状及成因
1、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现状
毕业论文的质量直接影响培养学生的质量,然而近几年来毕业论文质量有明显下滑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论文缺乏创新性。创新是要求学生通过统计专业理论与方法的学习和积累,很好地将统计理论和方法与其他实质性学科相结合,创造性地加以应用。虽然绝大部分同学在论文中进行了一些文献的综述,或将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阐述,但也只是进行简单地罗列,而大部分论述也只是根据书本或文献资料,进行简单地重复。尽管一些同学阅读了一定量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思考和分析,但所写的论文不能很好地结合文献综述内容,阐明自己的写作观点、写作目的,在论点、方法上鲜有创新。
(2)论文数据来源单一,参考资料不充分。本科毕业论文要求学生结合第八学期的社会实践或参加各种类型的统计实践活动去完成。但多数学生没有认真进行社会实践,只满足于年鉴、网络等一些工具资料,闭门造车。撰写的毕业论文要么内容空洞,缺乏说服力,要么也只是参考他人的文章,置换新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出不同的结果,根本谈不上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在查阅参考资料时,多数同学都能阅读一定数量的中文文献,但外文资料几乎没有看过,随便从网络下载一些外文资料,列示在附后的参考文献中,以应付学校对外文文献阅读量的要求。
(3)专业功底不深。学生论文答辩是就学生论文写作有关的内容,主要涉及论文选题原因、研究价值、主要内容和观点以及创新点进行考察,同时还要考核学生与论文密切相关的知识点的掌握情况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答辩组教师就论文中有关问题向答辩同学提问,而具体体现在答辩中的一些情况是,真正落实答辩的为数不多,一些同学只就自己的论简要的陈述和说明,基本上是有答无辩,更有个别同学对一些统计理论和方法掌握得不够准确和透彻,有些理论回答模棱两可,而对于有些统计方法的适用条件,也是模糊不清,导致方法的误用和滥用。
(4)管理松懈。学生开题现为第七学期末,照理来说,论文已经布置,学生就应着手开始撰写,但学生不是将毕业实习与撰写论文同步进行,而是忙于找工作、考研,加上一部分学生在家就近分散实习,学校难以对毕业生实施有效的管理;另一方面,指导教师与学生见面的机会较少,只能通过网络与其进行简单沟通,因此对毕业生撰写论文缺少必要的指导,加上有些指导教师知识结构老化、科研能力差,对指导学生论文不够得力。
2、影响和制约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提高的成因分析
(1)学生本身对毕业论文重视不够,写作态度不够认真。目前,学生毕业后就业实行双向选择,有的毕业生在完成毕业论文之前,就已经考研;有的已落实了工作单位;有的毕业生忙于各类招聘考试,或奔走于就业单位的应聘,无心在撰写毕业论文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还有部分学生认为毕业论文成绩对就业没有直接影响,因此根本没有按照学校的要求和开题报告中拟定的写作进度撰写,而是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在临近答辩前一个月,东拼西揍、甚至抄袭等,匆匆应付了事,根本谈不上提高论文质量。
(2)有些教师在指导毕业论文的过程中责任心不强,存在放任自流的现象。在学生写作过程中,指导教师对学生要求不严,交流时间少,见面时间短,缺乏定期交流与审阅制度,甚至有的老师对学生的写作不管不问,任其“自由发展”。
(3)毕业论文撰写过程时间短,质量难以保证。虽然论文在第七学期末就已经布置,但学生要实习、找工作、准备各种考试,毕业论文的实际撰写时间也只有五至六周左右的时间,而且与多数学生毕业找工作同步,这势必导致论文的“拼揍”、“掺水”现象严重,质量下滑。
(4)学生的科研和写作能力欠缺,专业训练不足是制约论文质量提高的重要因素。传统教学方法导致学生完成论文的能力不足,毕业论文质量不高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教学方法注重课堂教学,以老师为主体的课堂教学占主导地位。平时任课老师布置学生撰写小论文,或就某一问题撰写文献综述,学生也只是东拼西凑或抄袭,敷衍了事,根本起不到训练的目的,更谈不上能力的提高。学生只会学习课本知识,只会让老师牵着走,一旦放开就无从下手。学生缺乏前期的科研和论文写作能力的训练成为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瓶颈。
三、提升统计专业本科毕业生论文质量的建议和对策
加强管理,凸显专业特色,全面提高统计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是需要由教师和学生、院方和校方、教学单位和管理部门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1、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充分认识毕业论文在统计教学中的重要性
高校必须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把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德、智、体、能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做为统计教育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时机就是毕业论文教学环节。因此,教学单位除了建立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外,还要定期召开座谈会,讨论和总结学生撰写论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积极引导学生,使学生对毕业论文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只有解决了认识问题,增强双方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学校、老师和学生才会重视毕业论文,才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确保毕业论文的质量。
2、积极探索毕业论文指导工作的新模式
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单位对统计人才需求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发展后劲。学校有统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等专业实践基地,学生实习时可利用实习单位的统计资源,在实习单位的科研力量与学校指导教师联合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这不仅能加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适应社会发展对统计人才的要求,也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就业平台。
3、实行毕业论文导师制,是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重要手段
文成于思,思基于学。论文的选题、写作是一个阅读和反复思考的过程。只有大量阅读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文献,了解本学科前沿理论,在阅读中得到启发,在学习中不断思考,在阅读和思考的多次反复中才能确定论文选题并加以完成,这样的毕业论文才会有新意、有价值,而这一过程对我国高校本科生来说几乎是空白。为弥补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提高本科生科研能力和论文写作能力,确保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笔者建议对本科生实施集社会实践、社会调研及毕业论文撰写为一体的导师制度。从大二学期末就指派导师,根据专业特点和研究方向一致性原则,组建以导师为核心的包括大三、大四学生在内的调研小组。导师的责任是参与、指导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和实践报告的撰写;为学生指定阅读课程之外相关专业的报刊书目,与学生互动交流,及时解决学生在阅读中遇到的问题;让学生参与导师所研究课题的调查、资料搜集、信息分类、加工整理等工作,并训练学生撰写专题文献综述、小论文;指导学生进行实际实验或社会调研,收集、整理原始数据和资料;指导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写作。
4、加强对学生专业论文写作的训练,进行毕业论文的创新改革
开设毕业论文写作课,从选题、收集资料、确定论点、布局谋篇,语言表达等各个环节对学生进行指导,使之掌握基本的写作规范。统计专业学生在大二、大三开始,就有统计专业课程论文和社会调查报告的撰写,通过这一过程锻炼学生运用统计专业知识和统计思维方法写作统计学术论文的能力,为撰写毕业论文打下基础。通过这一环节,可以鼓励学生从大四开始,在教师的指导下,结合当前经济形势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统计工作的实际,撰写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对实际部门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并可将质量上乘的在统计专业期刊上。如果公开两篇或两篇以上,可免修学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大大增强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为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5、加强毕业论文的过程控制,严格规范管理
几乎每个高校都有学生论文选题、开题报告、安排指导教师、论文格式、撰写实习报告、论文中期检查、答辩、成绩评定等具体工作布署、具体要求、完整规范的质量管理和检查评估系统,关键是要规范指导教师的指导责任和管理部门的管理责任。对于指导教师而言,要以严谨科学的工作态度,对学生论文中的所有数据资料和文字资料进行认真核查,对文中计算结果要验算,保证论文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把握好学生论文的初期、中期阶段的检查和定稿的质量关。对于管理部门而言,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应配合教学部门,对学生毕业论文的过程进行监督与检查,既要对学生检查,也要对指导教师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为毕业论文工作有序正常地进行,为各项制度与措施的贯彻执行提供保障。另外,还应重视论文答辩这一环节,这样有肋于提高学生对论文的重视程度,鉴别论文自我撰写的真实程度,提高其表达能力。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犯罪的成因 控制犯罪 罪前社会预防 罪后保障
进入21世纪以后,经济全球化浪潮不断冲击着社会各个方面,不仅带给人们是各种生活的便利及意识的进步,它同时加剧了社会贫富的两级分化,促使部分人的心理扭曲、观念异化,导致传统的犯罪率不断上升,而新的犯罪现象也不断滋生。
笔者认为,探讨控制犯罪的有效途径,可以从犯罪的成因入手,并进行探寻,寻找罪前预防犯罪及罪后及时制裁、对犯罪人进行特殊预防的良方。
一、 犯罪的成因
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一种关系;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应当采取社会性预防对策的行为。只有认识到犯罪的成因,才能更好地对症下药,有效控制社会中的犯罪现象。客观地说,产生犯罪的源头不外于两方面:社会环境及个人心理素质。下面笔者就对这两个方面作一个详尽的说明。
(一) 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在本文中是一个外延宽泛的概念,意指社会成员生活中所接触到或者是需要面对的环境。每个社会成员的成长都与他所存在的社会密不可分,其意识观念及行为都是受一定社会环境影响(甚至是受其决定)的。社会环境又分经济环境、人文环境、家庭环境、社会地位、法律环境。
1.经济环境
贝卡利亚认为,犯罪的原因是由阶级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主要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引起的。经济环境(即物质生活条件)对犯罪的形成及影响至关重要。一个人的经济环境是指,他所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及其生成环境与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及生活圈。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期,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调整与改革改变了我国的社会结构:其一,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静态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动态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变;其二,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一转型期促使了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如失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分层明显等,这些经济环境的变化都有可能加剧我国传统犯罪及新型犯罪的发生。
2.人文环境
本文中的人文环境,无意指向更专业的概念,而是指一个社会成员生存发展所接受的人文观念习惯等,诸如教育、习俗、个人生活环境的集体文化理念等等。大量事实证明,很多人的成长及观念的形成,与其生活的人文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而一个人观念好坏与否、主观意识的正确与否,又深刻影响着这个人的行为。
3.家庭环境
家庭是一个人最初的学校,从婴儿到成人,一般都由家长抚养教导成长;社会成员个人从小性格、处事方式等都是受家庭影响至深的。
当前,封建思想观念仍留存在大部分人的思想里,社会对家庭暴力也大都采取漠视的态度,丈夫打妻子、父母打子女等往往并不被认为是侵犯人权的行为;而应该保障人权、惩罚侵权者的行政机关及司法部门对家庭暴力问题却没有发挥自身的作用。社会从上而下的对家庭暴力问题的漠视态度,导致了家庭伦理观念的扭曲,进而引起社会道德风尚的败坏,社会道德风尚的败坏又促使人们对伦理道德的更加无视,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家庭伦理的失范(如男尊女卑思想、婚外情;酗酒、嗜赌、吸毒等恶习;夫妻、婆媳之间在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上存在的矛盾与冲突;犯罪人存在着严重的心理问题、精神障碍、自卑;等等)都能引发一连串的家庭相残悲剧或者家庭成员一步步地迈向犯罪道理的悲剧。
4.社会地位
社会上每个成员都有其生存的位置,这种社会地位是由个人努力及社会相关方面认定组合形成的。有些人社会地位颇高,有些人平平庸庸。这些地位高低带来的利益大小可以影响人们的心理及行为。
社会地位影响着一个人的生活与心态。现在社会各阶层中,社会地位高的成员一般都能遵纪守法,部分人滥用权势;地位低的成员也一般能安分守己,但是部分成员(如有违法犯罪前科、好吃懒做的人员)自暴自弃;不仅“前科”人员容易再次犯罪,有些地位高但是人生观及价值观差的人员也容易走向犯罪。故此,社会地位对于人们是否守法或者违法甚至犯法是有很大影响的。
5.法律环境
法律的完善与否多多少少可以体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一般人知法守法、部分人知法犯法、部分人不知法而犯法,这些现象的出现都需要引起社会相关部门及人士的重视及深思。一个法律没有完善、不被信仰的社会,很难保证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能安然有序。一些人为了各自某些利益,罔顾法律或者钻法律漏洞,做出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法律对犯罪行为的制裁及控制预防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这是因为:良好的法律环境可以给社会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二) 个人心理素质
我国刑法传统的观点主张主客观相统一,对犯罪的现象也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前文探讨了客观方面的犯罪成因,现在进一步思考主观方面的犯罪成因。笔者以为,个人心理素质的强弱,极大程度地影响着他的所作所为。
一个人的心理及情绪经常会控制他的行为。而如果心理素质不过关、不够正面积极的话,这个人是特别容易走上极端道路的。张西林认为,理智与情感的失衡是引发激情犯罪行为的主要因素,其个人愤怒、嫉妒、恐俱等消极悄绪是在急剧且强烈的情况下产生的,很容易丧失理性控制,表现为冲动的行为,短时间内出现激情状态;但是对于所有激情犯罪来说存在有其共同之处的主要有以下特点:在心理和人格上都存在障碍或人格偏执、冲动,表现为心胸狭隘、自私、多疑,或长期处于一种压抑、抑郁、不满的心理状态下,以致在某种外界的刺激下,采取了不可控制的、残暴的手段。笔者曾经查阅了部分法院的刑事案卷,发现很多犯罪也是由于行为人心理素质较差,如自卑、暴躁、激情等引发的。故此,社会成员的心理素质关系到社会整体的文明水平,也影响着社会的犯罪率。
二、有效控制犯罪的途径之一:(罪前)社会预防
对犯罪进行社会预防是目前各国学者共同倡导的犯罪预防理论。所谓的社会预防,是指“由社会各种力量共同参与的,旨在消除和削弱引起犯罪的社会性因素,有效防止和减少犯罪的各种活动及措施”。社会预防主要是针对犯罪的成因而设定的,故此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是犯罪预防体系中的基础防线,是一种控制犯罪的极有效措施。笔者认为社会预防的具体措施有:
经济环境方面,应提高社会成员整体的工作薪资、改善工作环境、减轻工作压力、沟通工作伙伴关系等是提高个人社会经济环境质量的有效措施。
人文环境方面,由于其对个人的文化素质及正确理念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应该改善人文环境以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及法治文明的要求。
中国是一个受传统思想影响颇深的国度,但是传统思想有精华有糟粕,对于其中不符合现代法治文明社会要求的观念糟粕应该摒除,有关部门也应出力宣传文明理念,剔除不文明不健康的思想。另外应加强教育制度的健全。目前我国的社会人文环境受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传统思想中也掺杂了各种现代因素,好坏兼有。许多青少年为了追逐时尚,染上不良习气,造成青少年犯罪率不断上升。教育是一项很关键的、转败为胜的措施,对于生理和心理都未成熟的青少年来说尤其重要,应针对青少年的发展特点建立各种对应的学校或者学习班,开设各种兴趣学校或者心理素质培养班。总之,重视教育者,才能更有效减少犯罪的发生。
家庭环境方面,各个家庭成员及社区管理部门应联合起来,努力营造一个温馨、健康的家庭环境。家长们应尽心尽责,尽量使家庭完整、健康、明亮,避免单亲、暴力、犯罪等现象;社区管理部门应该发挥社区领导作用,该组织家庭进行各种科学、积极的活动,融洽社区内各个家庭之间的邻里关系,组织防范犯罪的演练。
社会地位方面,各人应端正态度,正视自己的社会地位,无论高低都该面对;应通过各自的努力工作来提高社会地位,不应贪求不属于自己的利益。各行各界及其他个人也应尊重他人所取得的社会地位,不强抢不妒忌,不排拒不拉拢;而社会相关部门对地位稍低的社会成员予以帮扶,致力于共同建设和谐的社会。
最后针对各人的心理素质强弱程度,笔者认为,社会(社区)应加强建立健全心理咨询及解决心理问题的渠道,及时为行为人排解心理障碍,减少因“一时想不开“、”一时激愤“等不良情绪引发的犯罪的几率。
三、有效控制犯罪的途径之二:法律保障及罪后保障
无论上文设想得多么完美,社会预防脱离了社会制度的健全完善、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那都是空谈。因此,要从根本上预防犯罪、遏制犯罪的源头,就必须注重健全各项社会制度;加强民主政治权力制度的完善;而在关乎社会百姓利益的项目上面,就必须严肃谨慎地安置和执行。
(一)法律保障
犯罪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法律现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社会制度及文明完善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实现社会整合,预防和控制犯罪的重要措施。[11]笔者认为,法律对犯罪现象所起的预防作用可概括为:普法,对犯罪进行一般预防,事前预防犯罪的发生。适法,对犯罪的人依法进行制裁及教育,打击、惩罚犯罪,以免再次犯罪。修正法,及时、有效地预防和打击、控制新的犯罪。
当然,法律是人制定出来的,出现纰漏或者管理不力的情况是难免的;有些人知法犯法,专钻法律漏洞,逃避法律制裁。此时相关部门则应作出努力,修改刑事法律中某部分对新生犯罪行为无法制裁的法律规范条文等,不断完善我国的刑事法的体系。在执法的时候,应坚持“程序法定”的原则,充分保护当事人的权益。
1.办学方向模糊不清
近些年,高师院校的连年扩招以及中小学校教师容量的相对有限,给高师毕业生的就业带来一定的压力。同时,社会、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多元性、综合性以及层次丰富、结构完善的学科体系的发展,使原有相对单一的师范人才培养日显不足。由于非师范专业和社会经济结合更紧密,能给学校或学院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为适应社会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要, 增强学校办学的实力, 地方高师院校纷纷设置非师范专业,在办学方向和招生规模上倾向非师范专业人才培养,忽视师范专业人才培养。非师范专业多为新专业,学科建设赶不上其传统的师范类专业,师资缺乏,大部分非师范专业教师是由师范专业教师转型而来,大多缺乏应用型、实战型技能及相应工作经验,不但影响非师范类专业人才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师范专业的师资力量,使得师范专业的择业竞争优势进一步被弱化。
2.与基础教育地理课程改革脱节
当前,地方高师地理教育对新课程的理解和认识不够全面,存在诸多与基础教育地理课程改革脱节的现象。如多数地方高师地理科学专业重视地理理论科学的研究,忽略实践教学的培养,课程内容与基础教育地理课程改革的要求及中学地理教师必备的知识结构不相吻合,多数高师教师从未研究过基础教育地理课程改革,更未执教过中学地理课程等。另外,多数地方高师院校教师教学技能课程设置比例较少,忽视中学教师应有师范素质的锤炼和教学手段与方法的更新,不了解中学地理教学规律,讲授课程缺乏相互协调配合,缺乏明确的教学目标体系,使得多数地方高师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滞后于基础教育地理课程改革的需要。
3.课程设置不尽合理
受现行教学计划及全国高校课程结构的影响,在课程结构中,地方高师院校地理科学专业对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特征的学习与培养均分散于各门课程中,既没有明确的目标又没有较完善的计划。在课时安排上,一般地方高师院校地理科学专业四年总课时基本控制在2 800课时左右,其中 “两课”、大学英语、体育、实践教学和全校统一要求的通识教育课时,各院系不能调整,各类专业课、专业技能课的教学时数仅占总教学时数的60%。专业课教学时数少,课程内容压缩,不但影响各类实验课和选修课的开设, 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面、能力和专业思想的培养也受到限制。同时,由于许多地方高师院校对地理科学专业重视不够,在招生计划和招生规模方面每年仅招一个标准班或隔年招生,专业选修课程开设过多,难以保证所有专业选修课程的选修学生人数达到院系开设标准,造成专业选修课程的开设类似必修课,最终由院系确定,使专业选修课名存实亡,从而失去其本身的意义。
4.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地理科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科学,其基本思想是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历来地理学的教学计划中都要安排一定时间在实验室进行专业实验,在野外进行专业实习。但是,由于师资不足,实习与实验经费短缺,实习基地少、课程多、任务重,许多地方高师院校地理科学专业野外实习或被迫缩短时间,只开展基础地理野外实习,或被迫取消;由于实验仪器设备陈旧、缺乏,教学时数偏少,实验课被迫缩短,多以基础地理验证性实验为主。毕业论文是地方高师院校本科教育一个不可缺少的实践教学环节,是检验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及从事科研的能力。由于许多地方高师院校资源库建立不完善,必备的实验与科研条件缺乏、院系对专业发展不重视等原因,使学生对地理学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极为陌生,给学生撰写地理科研论文带来限制,在论文观点、研究方法、分析手段上缺乏创新性,往往生搬硬套,任务性明显,使研究成果难以取得创新性的突破。
二、地方高师院校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
的探索
1.明确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人才培养目标
地方高师院校地理科学专业的主要任务是向中学输送合格的中学地理教师,其培养的师资质量将直接影响地方中学教育的水平。因此,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爱国敬业,掌握地理学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具备现代教育理念与现代教育技术,具有较强的教学、教研与科研能力的合格中学地理教师应为地方高师院校地理科学专业主要的人才培养目标。另外,为适应地方社会经济对宽(专业)口径、厚(专业)基础、适应性强以及有相当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交叉型高素质人才需要的变化,地方高师院校地理科学专业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不应拘泥于为中学培养合格中学地理教师的培养目标,还应根据学生、社会及相关企事业单位的需要,肩负起培养层次目标和职业目标合格的工作者的重任。这样的人才培养,既有利于毕业生就业的灵活性,又可以为其继续硕士研究生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
2.密切关注基础教育地理课程改革
作为输送中学合格地理教师的母机,地方高师院校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应密切关注基础教育地理课程改革和新课程实施的变化,在理论上,掌握新课程的教育教学理念,加强基础教育地理课程改革研究;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加大师范类专业课程的比例,尤其是师范类专业技能课程的比例,使师范类专业课程在专业总课程结构中的比例达到25%以上,师范类专业技能课程在师范类专业总课程结构中的比例至少达到50%,突出师范性、教育性、实践性;在师范类专业技能课程的培训中,要体现传统地理教学与现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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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教学相结合的理念,突出传统地理教学和现代地理教学的优势,如三板教学技能、专业教具制作和使用(含电教等)技能、教法与教材分析技能、教案编写技能、说课技能、组织教学技能、地理课外活动技能、现代地理教学技术技能。此外,还要加强教师职业道德、三字一话、教师口语、教师礼仪、班主任工作及心理健康的培训,使学生能够自如地驾驭中学地理课程教学,将所学知识转化为教育教学工作。
3.科学合理进行课程设置
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需要学生具有比较宽厚的基础知识和应用技能,具有这种知识结构的学生走上社会以后,能根据社会的需要及时调整自己的专业方向。由于大部分学生毕业后以参加实际工作为目标,因此,从“厚基础、重实用、突特色”的视角出发,地方高师院校地理科学专业课程设置应结合当地社会、经济、环境发展,既重视传统地理学理论知识的传授,又加强现代应用技能的培养,以满足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与通用性需要。在课程设置及实施中,院系应合力做好如下几点:①以理论与实践、知识与技能并重为理念,加强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专业课程与教师教学类课程、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联系,调整、重组专业基础课程,突出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特征;②保证教师教育专业课程及其技能课程的课时比例,强化师范性、教育性;③加强地理信息系统(gis) 、遥感技术、全球定位系统以及现代计算机绘图技术(cad、3dmax、photoshop)等专业应用技术课程的设置,培养专业技能;④克服选修课开设困难,使选修课设置名副其实。通过课程设置的优化组合,构建学生合理的知识结构和技能结构,为学生进一步深造及社会挑选做好准备。
一、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发展前景
信息经济学可以同时作三种理解:信息的经济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关系的研究。信息的经济研究可以囊括信息的费用与效用、价值与使用价值、信息资源的分配与管理、信息系统和信息网络的经济评价等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可以囊括信息产业、信息市场、信息经济规模及其确定、信息技术对经济的影响、信息基础设施经济问题、国民经济信息化等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研究则可以囊括非信息对称条件下市场参加者的经济关系、信息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信息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信息学与经济学交叉结合等研究。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许多问题需要信息经济学去参与研究,并从中提高信息经济学的水平和加快信息经济学发展。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信息经济的发展,最能充分反映经济活动中信息及其交流的特征。
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信息经济学研究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马费成教授认为,信息经济学是把信息和信息活动当作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来加以研究的学科。乌家培认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活动的经济问题和经济活动的信息问题。陈禹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活动中的信息现象及其规律的经济学。总之,学者们对信息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是围绕信息活动中的经济问题及经济活动中的信息问题展开的。
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1、信息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由于其研究领域中的矛盾特殊性所规定,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并按照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来建立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要学习、研究信息经济学,不了解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知道信息经济学围绕什么内容来研究,不清楚信息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和地位,就不可能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就会降低研究效率,甚至会影响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在基本理论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经济的涵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学科地位、学科性质以及其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
2、信息资源的研究。
如果说物质资源是“第一资源”,那么信息资源可称为“第二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渐变革,信息资源完全可能成为“第一资源”。如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好,不仅物质资源能充分发挥作用,信息资源本身也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信息资源的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资源的涵义、信息资源的类型与特征,信息资源提高经济决策水平、提高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的功能,信息资源共享的前提——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及配置的机制,作为信息资源主体的信息产品的性质、生产过程、生产方式,信息生产力的相关内容。
3、信息市场的研究。
信息市场是作为信息形态独立存在的商品,在流通领域传递交流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流动方式,也是信息商品买卖双方进行交易或交流,使之扩散、应用、渗透到生产领域,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在信息市场中我们主要研究信息市场形成的历史及其作用,信息市场的基本类型与功能,信息市场的基本特点及其运行机制,信息市场的价格水平极其运动变化规律。4、信息产业的研究。
信息产业被认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信息产业的研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巨大作用。这部分主要研究信息产业涵义、分类、产生过程与发展,信息产业的特征、作用,信息产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信息产业结构的涵义、形态、演进的特点和规律,信息产业结构优化的标准、基本思路和调节方式,信息产业的投入产出分析,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规模以及与信息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措施等。
5、信息化的研究。
信息化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什么是信息化,乌家培认为,信息化是信息活动(包括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等)的规模相对扩大及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相对增大的过程,它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讲,信息化一定要成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信息化的直接作用在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可见,研究信息化的意义重大。
6、信息系统的研究。
信息系统按信息种类的不同可以分为经济信息系统、科技信息系统、社会信息系统等。而经济信息系统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任何信息系统功能的发挥,都离不开经济信息系统的帮助。信息系统的研究主要也是侧重于经济信息系统,包括信息系统的产生与发展,国家、地区、企业信息系统的基本任务,信息系统的费用与效益的比较,对信息系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评价和评价方法,信息系统的运行、反馈、控制、监督等有关理论。
随着经济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仅有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社会经济发展3大基本资源要素远远不够。(新)制度经济学家研究证明。制度是经济理论的第4大柱石,制度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十分重要,土地、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资源只有有了合理的制度才能得以发挥功能。制度是社会经济、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土地、劳动和资本3大最基本的资源要素,更离不开与其相关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制度资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经济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率仍然很大,人口压力将继续加大与中国农村可利用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不断减少的矛盾。面临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农产品价格、质量的竞争必定更加激烈,而目前的中国农村经济生产投入大、产出小,科技含量低,资源利用率和转化率不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徘徊不前,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农民增收困难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等诸多问题越来越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中国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农村土地流失严重
研究者对24个省市区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各类开发区已达5658个,其中,经国务院批准的只有232家,省级政府批准的1019家。据统计,各类开发区面积为360万hm2,超过了现有城镇建设315万hm2的用地总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在《聚焦失地农民》一文中透露,1987~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约226万hm2,其中70%以上是征地。这是依法审批的占用数,不包括突破指标、违法征地和一些乡村擅自卖地部分。卫星遥感资料表明,违法占地数量占一般占用地总量的20%~30%,有的地方多达80%l4J。土地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具有资源与资产双重特性,又具有保值和增值等多种功能。同时土地又是农民谋生致富不可缺少的最有价值的资本,土地对农民来说是一种社会保障。2000年以来。全国共发现土地违法行为4.69万件,涉及耕地面积15318hm2。其中。立案查处3.39万件,涉及耕地面积13583hm2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政策加快城乡统筹进程,农村很多地方都基本上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如果真是按照国家规定的法律程序发展城乡统筹,将对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许多乡镇、村以加快城乡统筹发展为幌子,打着“要想富,先通路”的口号,不经过法定程序乱毁、乱占农田(其中有许多是属于基本保护农田)。如果这些乱占耕地的现象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农村土地资源将会急剧萎缩,将严重影响到农业的良性发展,可能制约整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近几年农民对土地的掠夺式经营和撂荒现象突出
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民在土地投入方面就出现物质、劳动投入显著递减,重近期效益轻远期效益,重局部投入轻整体改造,重经验轻科技等问题。农民为了提高产量,常常做出不利于土地持续利用的事情,如增施农药、化肥和增加灌溉面积一般都会提高土地的短期产出,但不合理的使用也会造成土壤板结和污染或土壤侵蚀和盐碱化等损害土地长期生产力的现象。另外,由于农民承包集体所有制的耕地,只享有使用权。有人担心政策改变,出现了粗放经营和掠夺经营的情况。这样必将造成土地抗灾能力下降,土地效益越来越低。近年来,农村土地撂荒现象非常严重,主要表现为隐性撂荒和显性撂荒2种。隐性撂荒突出表现为减少生产投入、降低复种指数、不求致富但求自足等粗放耕作现象抬头;显性撂荒则主要表现为劳弱户、举家外出户、土地承包纠纷及前些年的“开发区热”、“基础投资热”、“房地产热”带来的积弊,“包而不种、代而不耕、占而不用”等显性撂荒现象不断出现。以重庆市渝北区为例,据统计,近年来全区共有撂荒土地2170hm2,占耕地总面积的7.29%,其中有的村社土地撂荒率竟高达40%以上。
3农户经营的土地分散和细碎
我国不但存在非常大的人口压力,而且耕地资源也异常紧张,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弊端日益突显出来。农户经营土地的分散化和细碎化是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徘徊不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如1999年,全国户均耕地面积只有0.53lml2,却被分成了6.06块L1,土地的细碎化程度可见一斑。李功奎等曾指出20世纪80年代初的推行,在促进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也由于土地的平均分配,农户经营的土地进一步呈现分散化、细碎化的特征。2003年中国农户家庭平均土地经营规模为0.5,户均拥有地块为5.722块,平均每块面积约为0.09hm2,在有些地方,农地细碎化现象更加突出。土地的分散化和细碎化经营使农户无法取得规模经济效应,经营成本较高,也使得田埂、土埂等边界面积较多,使本来就异常紧张的耕地资源变得更加紧张。另外,由于土地的分散化和细碎化经营,土地的灌溉效率、施肥效率、收割效率等和日常管理的效率相对低下,进一步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时导致农产品生产成本升高,降低农业的产出水平。因此,农村经济发展的牵引力不足又进一步减缓了其机体的自我修复速度,也进一步减弱了农村经济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
4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资源相对缺乏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制度安排禁锢了农村资源的有效流动,它对于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极为不利,在经营目标和经营方式上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和农业本身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双层经营体制中的集体组织和农户之间的关系是非市场化的,不是靠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关系自愿形成的结合,而是靠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与行政隶属关系强行结合在一起,农民没有退出的权利,限制了土地的流动,土地流转始终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保障;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难以成为具有明确法人地位的市场主体。现行双层经营体制中的集体经济组织往往与村委会在组织上和功能上相重叠,追求获取经济利益、发展公益事业、安排就业等多重目标,具有明显的“政社合一”的复合性特征。由于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这些弊端,导致农民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没有自我防御能力,在与强势征地主体的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土地等资源流失严重。同时土地流转制度还缺乏创新,致使愿意种地人不能取得种地的规模经济效应,而不愿种地的人则将土地撂荒,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户籍制度的制约作用也很明显,主要表现在使农民的利益受到巨大损失,如农民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福利,不能享受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成果;严格限制了农民的就业选择空间,限制了农民既有的人力资本价值充分实现的可能性;阻碍农民素质的提高,导致其“能力”或人力资本的贫困;阻碍农民进城创业;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既阻碍农村人口流入现有城市,又不能在现有的农村建造新的城市,使已经存在的人I=1流动的积极作用被抑制,出现农民“离土不离乡”的状态l14J,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出台虽然在法律上肯定了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地位,但是农村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权的三权分离使得其流转而产生的利益分配并不能处于平等互利状态。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颁布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用益物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但是农村土地市场发育并不健全,相应的价格机制并不完善,农民进城并不一定能够真正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并未建立,另外有些地方虽然逐步开展保险活动,但是其保险人员并不是建立在农民自愿买保险的基础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民对政府的信任感。
5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不强,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和力度较小
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有学者根据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近几年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其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与名义GDP增长率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15,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事物发展的一面,并没有进一步发掘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深层次矛盾。因为从1994~2004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增长率与该期间GDP增长率的数据来看(表1),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但是如果从二者增长速度的相对矩(d=IS—YI/S)来看,可明显地看出其波动幅度变化比较大。这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并不稳定。
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与之相关的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会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做出与之相适应的调整,正如宏观经济学中的自动稳定器,能够在社会经济繁荣时期自动抑制通货膨胀,在社会经济紧缩时期自动减轻萧条。
表119942004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增长率与GIP增长率比较
从中国农村劳动力总体质量来看,1995~2005年,我国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总体上是在缓慢提高,但提高的幅度很小,小学文化程度及以下的仍然占有很大比重,超过50%,而高中及以上的所占比重很小,不到10%,说明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仍然很低(表2)。
表21995—2005年中国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