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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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6-0283-01

多元系统理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提出，这一理论的提出无疑对整个翻译界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掀起了对这一理论的研究热潮，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巨大帮助。

一、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相互交错的多种系统（包括社会的各种现象以及人们的生活标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这就是多元系统。其中多种交叉的关系网也不是相等的，有的影响巨大，有的则微弱，但无论影响大小，它们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不是独立存在的，所以，当一个关系网发生变化时，要结合整体对其进行观察。

二、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作用

文化语境指的是在指定的社会或者团体定的规范和习俗，它包括很多方面，如社会的行为规范、道德底线、“三观”认识等，都属于这个范畴。所以，文化语境并不属于语音语境。而我们将多元系统与文化语境联系起来，其实就是想说明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影响。

首先，文化语境与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是翻译的主体，译者根据自身所掌握的知识进行相关的创造，所以文化语境因素影响着译者自身，同样也制约着译者的翻译实践。翻译时，译者要明白原文想要表达的主题，这无疑要经历原语和目的语文化语境的碰撞，对译者自身的文化感知和创造力都有着较高要求，译者不能脱离原文的意思，同时还要根据自己的文化语境进行合理的创造，这种创造性体现了语言层面和文化交际层面的二重效应。

其次，文化语境与读者。译者的译文是不变的，但是读者是变化的，多元系统理论有着对动态因素的考察，读者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和不同的文化经历，这都是可变因素，所以为了适应这种可变因素，在多元系统理论的结合下促使译者对译文不断更新，为的就是适应读者不同的文化语境，满足读者的需求。

再次，文化语境与文本“复译”。多元系统理论对因素变化的考虑，使得翻译实践要根据特定的文化语境进行[1]。就如之前所说，读者的文化语境在进行更新的同时，对译文的要求也会随之改变。文化语境的更新给复译的译文带来新鲜的血液，让复译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有着多样的变化。

三、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文学翻译的文化语境顺应

在社会发展的今天，翻译学的发展可以说十分繁荣，翻译研究有两个趋势：一是翻译理论深深地打上了交际理论的烙印；二是从重视语言的转换转为更重视文化的转换。[2]这样做也是让翻译成为科学的转换和文化的交际。

现阶段文化的发展是繁荣的，在多种文化共同发展的今天，文化语境的顺应显得尤为重要，译者不仅要考虑作者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文化语境，也要结合现在的文化语境更准确地翻译出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与思想。

如今全球文化相互渗透，译者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根据自己的文化语境来翻译，使得最后的g文都归化了。现在更多的译者尝试用异化的方式来翻译，用这样的方法也是基于他们对外来文化的了解与掌握，但是异化的程度要把控好，要考虑到读者的文化语境顺应，必要时也要采取归化的方式，使二者相互结合。

首先，应尽量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翻译是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的转换，但是说其是转换也不够恰当，因为翻译的过程还要设计相应的文化内容，这不是在语言的范畴内。语言是传播文化的载体，异国文学作品中当然也体现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内容，所以译者在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原有的文化内容，好让读者最大程度地感受到异国文化的影响。

现在有些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归化过于严重，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实在感受不到异国文化的影响，甚至认为是在读本国的文学作品。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尽量避免使用过多的本国特色，保持文化的真实性。

其次，翻译研究离不开对各学科的深度认识，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与众多因素相互结合促进，使得翻译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文化的多样性使得文学翻译必须跟上其文化语境的更新与发展，特别是现阶段各国文化的相互交融，使得人们的思想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一变化促使文化语境也发生改变，所以对翻译的要求就是不断顺应文化语境。

参考文献：

[1]陈言.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中的“复译”、“转译”之争[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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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清朝末年这一时间点，对于中国翻译史而言有着特殊意义。虽然国门大开有着被迫的意味，但是不可否认这一时期是中西方交流的重要时期。大量的西方书籍被翻译，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各种文学应有尽有，特殊的历史时期导致了翻译文学的空前繁荣。大量翻译作品的出现，加上动荡的时局，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语料库资源。本文旨在运用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分析清末侦探小说的翻译策略，说明该理论的局限性。

一、多元系统理论之追根溯源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由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Evan-Zohar）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多元系统一词是佐哈尔将自己的一系列论文集结成集――《历史诗学论文集》出版后提出。埃文・佐哈尔将社会中的各种现象视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动态系统，系统中包括：语言、文学、历史、政治、文化、经济等，它们每一个都是一个单一的系统，单一但并不独立而是错综复杂、相互依存且部分重叠的多元大系统，该系统作为整体有组织的运作。虽然整个多元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整体，但是该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系统处于中心当然就有其他系统处于边缘地位，而且该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系统之间会进行无休止的斗争从而使整个大系统一直处于动态：边缘系统可能占据中心，中心系统被挤到边缘。虽然该理论着眼于多元文化并未过多提到翻译，但是翻译理论家们最早将其运用到翻译理论研究中。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作品在整个文学系统中的位置对于翻译活动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有很大影响，如果其处于中心位置，那么译者就不仅仅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有文学样式，而是借鉴源语言文本模式进行创新，翻译方法大多采用异化，此时译文能最大程度的保存原文的意境；若翻译文本处于系统边缘，译者会在目的语文化中寻找现有的文学样式，采用归化手段，译文更易使目的语读者接受，但对原文保留程度不够充分。

二、从侦探小说的翻译策略选择看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

想要研究清末的翻译文学，自然无法脱离此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清朝末年，随着的失败，古老中国紧闭百年的国门被迫打开，面临民族危机，很多志士把目光转向西方，开始关注西方的科技。然而的失败给当时的知识分子们以极大的打击，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自此人们将向西方学习的重点转向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方面。

小说翻译是此次文学翻译热潮的主要载体，即使清末的翻译小说并没有在今天广泛流传，但其出现时间最早、作品数量繁多，且小说类型、情节和题材的多样无一不对现代小说产生影响。侦探小说的翻译也是在此时产生的，而且侦探类小说的作品数量和翻译范围都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翻译小说。在清末侦探类小说的翻译之所以如此风行，自然与小说的文学价值与故事可读性分不开，故事中充满悬念，情节曲折离奇但最终仍会惩恶扬善，而且侦探小说中的逻辑推理、新鲜事物和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都令国人十分仰慕，所以侦探小说的翻译无论是就作品本身，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都十分相得益彰。

就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言，在西方文化的猛烈攻势之下，清朝末年的中国文化已经是强弩之末。中国文化面对如此“危机”，在整个世界文化的大系统中应该处于边缘或是弱势，按照多元系统理论，此时的翻译文学应该占据中国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各种翻译文学应该按照原文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创作，译者大都采用异化的手法进行翻译，侦探小说这一类似新生的文学形式更应该如此。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清末社会动荡，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客观上我们属于佐哈尔理论中，多元系统的边缘。但是国内的文人心理上仍然有绝对的文化优越感，将西方视为“蛮夷之邦”，认为西方的文化不值一提，所以在翻译西方的文学作品时，仍然坚持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这样的观点也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体现了出来。在清末的侦探小说翻译作品中，译者大都采用归化的翻译原则，不仅用文言文描述故事情节，而且在结构和内容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变，比如：将西方的章节小说结构，改为国内的章回体小说，在每章节添加自己的评判；在翻译中改变叙事模式，将主人公的第一人称换为明清小说中惯用的第三视角；将原文中的心理分析、景物描写删去不译，只保留与故事情节发展相关的细节等等。

三、结语

综上所述，多元系统理论在解释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有局限性，因为该理论只考虑了影响翻译策略的客观因素、文化大环境，而忽略了整个翻译活动中最有主观能动性的部分――人。文化的优劣本就是相比较而言的，这种认识针对人而言更是一种主观的看法，最终的选择权在译者本人手中，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决定源语和目的语的强弱。多元系统理论虽然在翻译理论中突破了固有研究视角做出创新，也极大地推动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当然这些优点值得我们借鉴。但基于多元系统理论并没有绝对普适性，所以它无法充分解释清末侦探小说翻译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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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系统理论简述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 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 于20 世纪70 年代提出来的一种文学理论。该理论认为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等，形成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大系统，即一个网络系统。文学本身是一个多元系统，可以划分为经典文学、非经典文学；、儿童文学；原创文学、翻译文学等一系列互相对立的系统。这些系统相互交叉、相互依存，但它们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而且这些系统处于相互对立和不断的斗争中。在不断的斗争中，中心和边缘的位置可以转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处于中心地位的系统会向边缘移动，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系统则有可能占据大系统中的中心地位。

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既可以是主要的，又可以是次要的，视当时该文化里其它文学系统的状态而定。通常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位置，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它的地位也可以发生转化。佐哈尔提出，在以下阶段或条件下，翻译文学可以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1）当文学多元系统还没有完全确立，即文学还处于发展初期。(2)当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弱势时。(3)当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危机或真空时。

根据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的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模式，其结果是译本的“充分性”不足，“可接受性”增大；反之，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是参与创造移入语文学中的一级模式，这时，译者的主要任务就不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把原文套进来，而是译者不顾一切地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在这种情况下，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也就是说，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倾向于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而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时，译者则倾向于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二、鲁迅翻译策略的多元系统理论阐释

1.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鲁迅翻译的时代背景

鲁迅的翻译活动从1903年翻译雨果的随笔《哀尘》开始。当时的中国处于晚清时期，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人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仍盲目地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实际上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已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这种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而且体现在文化，尤其是在文学上。西方的文化和文学变得繁荣，涌现出了大量杰出的作家及作品。相反，在腐朽的清政府统治下，中国的国力衰败，加上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推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经济和文化也几乎进入停滞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学习西方。而学习西方当时最可行的办法便是翻译西书。起初，他们把西方的强大归因于其先进的科技。随着与西方列强的进一步接触，他们觉得是西方先进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使其繁荣。最后他们意识到文学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和文明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倡导下，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认为文学，尤其是小说有改良社会、唤醒民众的作用。于是大量的文学作品得到译介，由此，文学翻译活动便活跃起来；到了五四时期，人们高举“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大旗，通过翻译改造中国的旧文化，使翻译活动达到了。

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来看，当时的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剧变，在文化和文学系统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文化曾经在世界文化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到了清朝，中国文化发展非常缓慢甚至已经停滞。另一方面，随着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其经济得到巨大的发展，文化也繁荣起来。因此，中国文化逐渐落后于西方文化，在这个新的文化多元系统中也处于落后地位。中国的文学多元系统也不能继续保持其原来的中心地位，而在这个大多元系统中逐步走向边缘。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当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时，翻译文学会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所以从晚清到五四前后，中国的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

2.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鲁迅的翻译策略

鲁迅的第一部翻译作品是1903年从日文转译的雨果的随笔《哀尘》，后来他又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两部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以及路易斯・托仑的《造人术》。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受当时翻译风气的影响，鲁迅在翻译这几本书的过程中采用的基本是归化的翻译策略，即“意译”的方法：对原文任意删改，用文言文进行翻译，并借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形式。比如他在翻译《月界旅行》时，就把原来28章的小说改成14回；《地底旅行》原文有45章，翻译后仅剩下12回。后来谈到这些翻译时，连鲁迅自己也说“虽说译，其实乃改作”。

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出版，代表了鲁迅翻译策略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从这本书的翻译开始，鲁迅就放弃了之前的“意译”方法，而采用了“直译”。在《域外小说集・序言》当中，鲁迅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这里的“近世名人”指的就是林纾。这句话不仅表明了在翻译《域外小说集》时，鲁迅（以及周作人）采用的译笔质朴，还表达了鲁迅对以林纾为代表的当时的译意风尚的不满。所以在翻译时，即使人名和地名，也是直接的音译，而不是改用中国人名地名。此外，他又加入著者小传，并把小说中的一些典故，加以括弧注解，一些不太重要的资料，以及“未译原文”，都录在书末的“杂识”中。这样忠于原著的译法，与当时流行的“意译”法有很大的区别，代表了鲁迅“直译”的主张。在此后的翻译实践中，鲁迅坚持用直译的方法。1924年，在为译作《苦闷的象征》写的《引言》中，鲁迅说：“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原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在1925年为所译的《出了象牙塔之后》写的《后记》中他又强调：“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在理论方面，他也多次对他的翻译方法进行论述和争辩。1929年，鲁迅在《〈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后附记》中写道：“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去了原来了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的‘没有出路’――了。”1935年在《“题未定”草・二》中更是明确地提出：“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如果还是翻译……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可见，自《域外小说集》之后，不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鲁迅都坚持“异化”的翻译策略。

之前提到，当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时，译者的主要任务不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而是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因此他们往往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在鲁迅从事翻译的时期，中国的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按照多元系统理论，译者应该采取“异化”策略，但是鲁迅在翻译初期仍是采用的“归化”策略，这是不是说多元系统理论解释不了鲁迅翻译这一“特殊现象”呢？事实上，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从边缘到中心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而不是一朝一夕可完成的，而且译者对一个国家文化地位的认识也需要一个过程。当鲁迅意识到中国文学的落后地位之后，便放弃之前的“归化”策略，转而采用“异化”的策略，这正论证了多元系统理论关于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的文化地位制约译者翻译策略的正确性。

三、结语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基本确定了翻译文学跟译入语文化文学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关系，并认为翻译活动实际上是由译入语文化里的各个系统所决定的，从而为翻译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审视鲁迅的翻译策略，我们能更好地理解鲁迅翻译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因素，以及为什么他会从意译转向直译，并坚持主张异化的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3］郭著章.翻译名家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4］鲁迅.“题未定”草［A］.翻译研究论文集［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5］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A］.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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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多元系统论”是早期翻译研究派符合逻辑的发展和超越[1]。描写翻译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多元系统论”的创始人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将翻译文学置于译入语文学、社会和文化这个多元系统中进行考察,提出“多元系统论”和翻译准则等重要概念。张南峰认为,从清末以来到五四时期,“随着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从强势变为弱势、从地区大系统的中心走到世界大系统的边缘,翻译系统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边缘走到了中心;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本文从多元系统论角度阐释晚清的小说翻译,并特别分析林纾和严复翻译策略形成的文化原因。

2.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多元系统理论是佐哈尔在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1978年,佐哈尔首次介绍了“多元系统”这个术语,它是指在某个社会中相互关联的文学、半文学和文学以外的整个系统,包括“高雅的”、“经典的”文学形式和“通俗的”、“非经典的”文学形式。在创建自己的文学理论的过程中,佐哈尔不仅创造了“多元系统”这个术语,而且把它发展成“多元系统论”,试图用它解释所有书写的功能,从中心的、经典的文本到边缘、非经典的文本。多元系统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

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既可占主要位置,又可占次要位置,具体要根据该文化里当时其它文学的状态而定。占主要位置时,翻译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具体出现可以分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当一个多元系统尚未定型、文学的发展还处于正在建立的状态;二是该文学在一组相关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或弱势阶段;三是该文学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阶段。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原来的文学不单要借助翻译文学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译来提供。所以,这时翻译活动就会占据主要和中心地位,扮演重要的创新角色。相反的,如果原来的文学系统处于强势地位,已经发展完备时,翻译便会处于次要地位,翻译文学在文化系统中就会处于边缘地带。

3.晚清文学翻译

3.1在中国翻译史的地位。

晚清时期的翻译,尤其是在小说、戏剧和诗歌各方面齐头并进。首先,晚清的小说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活动,这是任何比较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思想史都不能忽视的研究领域。其次,虽然严复的《天演论》在中国思想界打响了轰天炮,但就翻译而言,仅以他的“信、达、雅”翻译原则来囊括整个晚清生机勃勃的小说翻译活动,则有失偏颇。晚清的小说翻译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理应引起翻译研究者的兴趣和热情,然而一度被排斥在“翻译”正殿之外。最后,晚清的小说翻译所呈现出的工具主义和浓厚的政治色彩是前所未有的,它不同于以往只借鉴学习西方仍不失帝国尊严和文化优势的科技翻译,相反,它是士大夫文人对中国文化各层面进行思考和改良的一种努力。

3.2从多元系统论看林纾、严复翻译策略的文化成因。

多元系统论的倡导者认为,接受方的文化决定了翻译家的美学观念,进而影响其翻译过程中的策略。我们知道,在晚清时期,林纾、严复的译作对原作的大量增删极大地影响了译文的充分性,对此,我们应该在大的文化背景下审视其原因。结合多元系统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简要地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文化成因。

首先,是因为晚清翻译的兴起是受当时内忧外困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功利主义的目的,翻译者大都抱着实用主义的心态。当时没有严格的翻译规范,对翻译的本质并没有达到我们现在的认识程度。他们翻译的目的主要是译介传播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而轻视或忽略原作的艺术价值。翻译方法也以意译为主。

其次,对小说的地位和艺术价值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清末各译家虽然态度有所改观,大量译介西方小说,但也主要以译介情节见长,而将小说中优美动人的自然景色描写和人物心理刻画大量删减,在选材上也显得良莠不分,这说明他们并没有认清西方小说的真正价值所在。即使是林纾,他虽然有敏锐的审美感受和极高的鉴赏能力,但也仍不能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他评论名家小说,常常将西方名作拿来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对比,这都说明他对西方小说艺术价值的理解还是较为肤浅的,他按照自己的认识增删原作也就不足为怪了。

再次,翻译者采用的译法对译作的忠实程度也有很大的影响。林纾是一位不懂外语的翻译家,采用的方法是所谓的“西译中述”的方法,口译者的理解和表达在林纾的翻译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同时代的译者相比,严复称得上是中西兼通,可他的译作同样的有大量的增删现象。他虽然提出了“信、达、雅”,但在实践中,“达旨”是他采用的主要方法。之所以用“达旨”的译法,首先考虑的是西学论著用汉文表达之难,当然最重要的,是为了便于他“随取发挥”,即结合西哲的论述表达自己的主张,这也是严复的用心。

最后,翻译者的文化立场在翻译过程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译者进行语言转换的背后,实际上是对另一种文化和另一个世界的翻译。在翻译中,译者的文化立场和美学观念也渗透到他的文学翻译、文化译介和思维方式转换的过程中。如果译者以自身文化传统为正统,不能正确理解和对待另一种文学(文化),那么他在翻译中增删误解原作的情况就是不可避免的。晚清译者们多以高等文明的民族自居,傲视西方蛮夷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翻译文学在当时的文化系统中属于弱势,处在边缘地位。

4.结语

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在翻译过程中,大到源语和目的语,小到译者的语言功底、翻译方法、文化立场等,都会对文本的转换结果产生影响,而运用这个理论,我们可以发现翻译背后隐藏的文化因素,以便更好地理解原文和译文。

参考文献:

[1]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Routledge,1993:105-123.

[2]Even-Zohar,Itamar.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1990[A].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London: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2000.192-197.

[3]Bassnett & 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 & Culture[M].London & New York:Pinter Publisher,1990.

[4]张南峰.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中国翻译研究的过去与未来.外国语,2001,(4).

[5]王继权.略论近代的翻译小说.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3-55.

[6]朱光潜.谈翻译.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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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广告翻译的研究起步较晚，大约是上世界80年代中期，有关广告的语言研究在个别期刊零星可见。直到上世纪90年代，国内对广告翻译的研究才见雏形。就研究内容而言，早期论文主要为具体广告用语译法的探讨以及汉语应以中所存在的问题。此后研究的内容就开始设计广告翻译的原则和方法。

广告属于以呼唤功能为主的文本，其核心是“号召读者去行动，去思考，去感受”。廖先生将广告翻译的原则归纳为三种：一是“效果优先”原则，二是符合译语文化原则，三是符合译语广告规范及特色。现在广告的翻译应该从一个更加多元化的角度去审视、雕琢才能完成其应有的使命。佐哈尔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虽然是用于文学翻译的领域，它强调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仅关注文本本身，而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各个元素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混合体。本文就文化，社会风俗、社会形态三个方面对广告翻译的影响进行探讨。

二、文化差异对广告翻译的影响

原语与目标语之间的文化差异会使广告的接受效果产生很大的不同。例如：中国的“金丝小枣”译成英文“Golden Silk Small Dates”就会给外商留下该枣“长着蚕丝，形体小”的印象，这就彻底改变的中文中“金丝小枣”的特质，而变成一种怪异的食品形象。若把其译为“Honey-Sweet Dates”就会给顾客留下美好的印象，让顾客感受到这种枣是想弥一样甜的食品，而且Honey在英语国家中可以用来形容喜欢的人或物，更增加了这个产品的可接受度。在文化这一层面上讲，翻译的障碍就是在两种语言的接受者中要产生相同的文化意象才能达到宣传的效果。而对中国人而言，更喜欢有诗意的押韵的句子或是四字有韵味的翻译。

1.Good to the last drop.滴滴香浓，意犹未尽。（麦斯威尔咖啡）

2.Intelligence everywhere.智慧演绎，无处不在。（摩托罗拉手机）

3.M&Ms melt in your mouth，not in your hand.（M&Ms）只溶在口，不溶在手。（M&M巧克力）

从上面的广告词翻译，可以看出这些产品的广告在原语中的文化意象跟译入语的文化意象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虽然在表面的结构不对等，但是它们把产品所包含的信息已经深刻地，准备地传达给中国的消费者，他们也领略到原语文化中人们对这个产品广告的相同的感受。

三、社会习俗对广告翻译的影响

一个民族的习俗总会影响人们观察事物的角度，概括事物的方式。英汉民族文化的不同，对产品命名的审美观虽不相同，但是人们希望得到好运，驱邪避祸的心理去时息息相通。以此在翻译时必须要尊重不同民族的习俗，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否则非但不能得到接受还会让人产生抵触心理。例如：

金鸡鞋油，颜色有黑、棕、白、红、黄等。

Golden Rooster shot polish comes in black，brown，white，red and yellow。

国内的产品很多都习惯用“金”字，因为“金“在汉语里有多层意思，含义丰富。“雄鸡”在汉人眼里代表着一种雄赳赳气昂昂的姿态，表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但是要是把这样一个积极意义的意象翻译成“Golden Cock”就犯了大忌，因为在英语里cock不仅指公鸡也是男性的生殖器的委婉语。这样的一种积极向上，准备蓄势待发的企业形象就因为这样的翻译就完全失去了自己本来的信息价值，而转变成一种低俗，不健康的广告传播。因此不注重社会习俗的研究就有可能会触及民族的禁忌，从而造成信息转播的断裂。

四、社会形态因素对广告翻译的影响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人们形成的价值观，和对事物的认知态度都会大相径庭。在我国，我们大多强调集体主义，求同心理根深蒂固。每个人都认为别人都这么做，我也要这么做。这样的观念和态度在广告中也会有所体现。例如拉芳的广告语就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而美国人则非常崇尚个性，他们更注重自立，自信，追求个人价值跟个人梦想。因此广告语就把消费者都当成一个特别的个人，申明这个产品或服务是专门为消费者个人设计制作的。例如Gellette 公司为其Oral-B牙刷所作的广告中，便特别提出：“Ask your dentist which Oral-B brush is right for you”从上面这组广告可以看出，广告的设计者就是根据不同社会形态下人们的价值观来设计广告词，这样的广告词就很容易被大众接受。

五、结论

现在广告的翻译已经不仅仅限于语言结构上的对等，而是要综合目标语国家的文化、社会习俗、社会形态以及历史等多种因素才能准确地传达商品信息，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让广告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传统的功能对等在语言上对广告翻译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在商业高度发展的今天，广告的翻译更要放在一个大的系统中来审视，考量，让广告翻译不仅达到商业目的，也能成为各个不同国家或民族之间交流的一种方式。（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

参考文献：

[1]李马彩梅.国内广告翻译研究一览[J].中国科技翻译，第18卷 1期.

[2]李克兴.论广告翻译的策略[J].中国翻译，第25卷 第6期 200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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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性翻译的研究范式及应用一直在翻译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其在文学翻译批评系统中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本文通过对描写性翻译研究及其如何应用于文学翻译批评的概述，通过着重分析其在《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一文中的应用，指出描写性翻译研究自身的特点，并探讨如何将该研究范式更好地应用于文学翻译批评之中。

1.描写性翻译研究的定义

1972年，James S.Holmes在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发表的论文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正式提出描述翻译研究的概念，并将其纳入自己构想的翻译学框架中的纯翻译学分支之下。描写学派的代表人物Gideon Toury以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翻译文学的行为的假说）为基础，发展出了一套面向目标系统的理论和方法框架，将之用于以“翻译规范”（translation norms）概念为核心的描写性翻译研究，即从目的语文化的角度去研究翻译，并用一系列的“规范”来尽可能客观地描述所有制约翻译现象的因素。

综上，描写性翻译研究就是：“在研究翻译的过程、产物，以及功能的时候，把翻译放在时代之中去研究。广而言之，是把翻译放到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之中去研究。”（Tymoczko，2004：25）通过客观中立的观察和描写，试图探讨翻译的起因，以及翻译在社会上所发挥的作用。

2.描写性翻译研究的特点

同传统的规定性翻译研究相比，描写性翻译研究在研究的对象、角度、方法和目的方面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具体如下。

（1）研究对象的宽容性。

Toury指出：“翻译就是在目的系统之中，表现为翻译或者被认为是翻译的任何一段目的语文本，不管所依据的理由是什么。”（林克难，2001：43）因此，各种各样现实翻译活动中存在的翻译现象及各种另类的翻译手段都能成为描写性翻译研究的对象――描写性翻译研究解构了传统的翻译理论，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范围。

（2）研究角度的宏观性。

描写性翻译研究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目的语的社会文化环境，将翻译活动置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大环境之下，对其进行全面历时性描述，“给予各种各样的翻译以正确的定位”（林克难，2001：44），避免了拘泥于微观的文本分析造成的直译与意译等争论。

（3）研究方法的实证性。

Toury认为，我们应该将译文视作“‘目的语’文化中的既成事实”（Toury，2001：23），采取“还原语境”的方法，通过大量的实证材料去研究与这一翻译行为有关的多项因素，进而对多种翻译现象作出客观的描述和解释，并且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结果应该相互验证。这种方法促进了翻译研究的学科化，对于确立翻译研究的学科地位极有帮助。

（4）研究目的的客观性。

描写性翻译研究经常自问自答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促使译者选中了这篇著作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译文在入语文化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林克难，2001：44）描写性翻译研究不对译本作出是非得失的价值判断，而是满足于寻找译者的决策和选择偏离常规的原因。它试图建立一套以目的语为中心的翻译理论，通过对目的语文化系统中翻译文本的系统描写，从而揭示制约翻译活动的各种因素，建立解释和预测相关现象的原则和参数体系（申连云，2004）。

因此，描写性翻译研究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推动了其发展。

3.描写性翻译研究与文学翻译批评

描写性翻译研究发端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才得到一定的响应，其研究阵营形成壮大于七八十年代，而九十年代，描述翻译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作出了所谓的“文化转向”；与此同时，在早期描述翻译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女权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有取代主流描述翻译的趋势（具体的发展过程可见（林克难，2001：44；韩子满、刘芳，2005：111―112），此处不再赘述）。

二十一世纪初，描写性翻译研究在大陆开始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并且被运用到文学翻译批评之中。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篇是2003年1月发表在《外语与翻译》上的《静态与动态在翻译中的表现――柳宗元的〈江雪〉英译文分析》和2003年9月发表在《中国翻译》上的《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两者分别体现了将描写性翻译研究应用于文学翻译批评的两种途径：前者是将功能语言学理论与描写性翻译研究方法相结合，而后者从多元系统理论的新视角将描写性翻译研究方法引入翻译批评，提出了描写性翻译批评方法。下文将以《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一文为例，分析描写性翻译研究的实际运用。

该文共分为三个部分，在引语部分介绍了多元系统理论及相应的描写性翻译批评方法论，着重点出为何要采用此方法来研究《红楼梦》英译事业――描写性翻译研究的特点在于全面历时，非常“适用于对多年以前产生的翻译文学或是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一文学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研究”（陈宏薇、江帆，2003：46）。

在第二部分，即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具体运用的部分，作者采用了总―分―总的结构：首先综述，将所有译本置于“时代”之中，说明不同译本的产生主要源于译者的不同理解，以及特定的历史因素的不同影响。然后，为了客观清楚地分析大量材料，作者将《红楼梦》的整个英译事业分为三个阶段，并配以两幅表格。在作历史性描述时，作者的重点在于分析译本产生时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环境，并据此总结出译本的翻译目的、采用相应发表形式的原因及译本的社会功能。其中，作者对第三阶段的两个译本所作的分析和比较最为详细，包括译本（产物）的形式、译者的决策、翻译的过程及译本的社会功能。另外，作者不仅对译本作了宏观研究，而且对一些译本中作了微观比较，例如王良志、王际真译本中对人物姓名的独特英译比较等。通过实证性分析，我们可以得知英译《红楼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地位。最后，作者再次通过事实证明，英译《红楼梦》在英语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变化。

在结论部分，作者对全文作了总结，并照应引言部分，重述全文所要阐明的三个要点。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描写性翻译批评方法在作此类译本分析时的明显优势。但同时，要做好一项描写性翻译研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其过程是比较艰难的。

4.结语

描写性翻译研究将社会、历史、文化等宏观因素引入到翻译研究当中，注重对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中的不同现象进行历时与宏观层次的客观描写，不仅可以对既往的翻译现象作出相应的解释，而且能够形成一些对未来的翻译现象产生预测的理论原则。其作为纯理论研究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性虽然没有应用理论研究那样强，但是，在应用理论方面，尤其是作翻译批评时，研究者若能将规范性研究和描写性研究相结合，增强描写性，减弱规范性，相信会使自己的观点更具有客观性和说服力。

参考文献：

［1］陈宏薇，江帆.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J］.中国翻译，2003，（5）：46-52.

［2］黄国文.静态与动态在翻译中的表现――柳宗元的《江雪》英译文分析［J］.外语与翻译，2003，（1）：1-6.

［3］韩子满，刘芳.描述翻译研究的成就与不足［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111-116.

［4］林克难.翻译研究：从规范走向描写［J］.中国翻译，2001，（6）：43-45.

［5］申连云.翻译研究中的规定和描写［J］.外语教学，2004，（5）：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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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卢思源教授就曾提出，“当前高等院校的翻译教学和口、笔译翻译人才的培养都是跟不上我国社会发展和需求的……国家对翻译人才的需求早已不限于文艺领域，涉及当代社会经济、科技等实用领域的翻译已上升为翻译实践的主体”。Ci7然而，时至今日，大多数高等院校的翻译课程设置仍以语言文学为主，大多数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在工作以后，在从事商务往来、产品宣传、新闻、法律、金融、广告等实用性文体翻译时感到捉襟见肘，难以胜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目前的翻译教学大多仍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主导，教学素材局限于有限的翻译教材和双语资料，教学内容主要着重于翻译技巧的传授和讲解。然而，作为语言教学的一部分，翻译教学的主要任务不仅是帮助学生了解、掌握各种翻译技巧，实现词与词或句与句的简单对等，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双语转换能力和各种语言信息工具的综合使用能力。

因此，笔者认为在超文本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研究如何在超文本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发挥网络资源优势，更新翻译教学资源，培养学生翻译能力，拓展翻译理论教学，对于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超文本网络技术的内涵

超文本(hypertext)一词诞生于1965年。当时，为了让计算机能够响应人的思维，方便地提供人们需要的信息，美国专家泰得·纳尔逊(TedNelson)提出了一种利用计算机技术把相关文本组织在一起的方法，他将这种方法命名为“超文本(hypertext)"从此，“超文本”一词得到世界的公认，成为表示非线性信息管理技术的专用词汇。

超文本技术是一种将信息以非线性的网状结构进行存储、组织、管理和浏览的计算机技术。它包含结点(Node)，链(Link)和网络(Network)三个基本要素，并以结点为单位组织信息，在结点与结点之间通过表示它们之间关系的链加以连接，构成表达特定内容的信息网络。超文本技术使用超链接的方法，将自然语言文本和计算机交互式地转移和动态显示线性文本的能力结合在一起，在文档内部和文档之间建立起非线性的网状结构，使读者在阅读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从当前阅读位置直接切换到超文本链接所指向的位置，利用超文本机制提供的联想式查询能力，迅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和有关信息。

在现实操作中，英特网就是一种超文本信息系统。英特网的一个主要概念就是超文本链接。它使文本不再像一本书那样是固定的和线性的，而是可以自由地从一个位置跳到另一个位置。超文本可以链接世界上所有其他含有信息的计算机，在网上可以激活任何一点进人另一个点，一个信息单位可以连接到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3j超文本网络技术的发展突破了传统文本的线性阅读方式，不仅极大地推动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也为翻译教学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超文本网络技术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杨柳在其《信息化翻译教学的图景》中曾提到“就翻译教学而论，信息素养就包括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检索、分析、选择、存储、利用、创造和传递翻译信息，提高翻译能力，解决翻译的实际问题，从而提高个人素养的能力。这是以信息素养为目标的翻译教学模式和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的显要区别”。[4j翻译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不仅要求学生熟练掌握英汉两种语言，还要求学生对东西方文化背景、特定翻译课题的专业知识都要有深人切实的了解，同时还要具有利用网络获取、存储、提取信息，并进行检索和咨询的能力。

将超文本网络技术引人翻译教学，将大大拓展翻译教学的发展空间，其特有的网状链接方式和强大的搜索引擎功能，不仅能为教师和学生提供超出课堂和书本的广阔资源，还能有效地培养学生利用网络工具辅助翻译的能力。

(一)有利于翻译能力培养

正如Kiraly所言，翻译能力在当今社会指一种“复杂、高度个体化、社会化的进程，有文化、认知以及直觉相互作用形成”，Csl，培养翻译能力应着眼于提高译者对翻译中涉及的因素的敏感程度，并使其学会运用适于自身的辅助工具。在超文本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译者的翻译能力不仅取决于他的语言水平，还取决于他使用翻译工具的能力，而目前最有效最强大的翻译工具无疑是搜索引擎。搜索引擎是一种检索、报道和存储网络信息资源的检索工具，通常由检索软件、数据库、索引和过滤器组成。Cs7强大的搜索引擎为翻译学习者提供了海量的信息，使学生们可以迅速高效地检索和获取网上的专业信息。目前常用的搜索引擎主要有谷歌()，AltaVista()、百度()，Wisnut)等。这些搜索引擎不仅能够帮助学生顺利查找到与翻译相关的背景资料，对于翻译专有名词和专业术语、检验译法的准确性、判断译文的规范性均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

笔者曾经在课堂上选用美国《纽约时报》上的一则关于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的相关报道给学生作为翻译练习，该报道中涉及大量金融机构名称、金融专业术语以及地道的英文表达方式，给学生翻译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现以该文最后一段为例：

Andnow，majorfinancialservicescompanieslikeAmericanExpress，

GeneralElectricDeutscheBankandAllianzarejumpingonthebandwagon.Now，analystssay，

comestherealtest."ThewholestrategybehindtheIPOsisnotthatthesebanksareperfectlyreformed，

butthatthey''''regoodenoughtobelisted，"saidStephenGreen，senioreconomistatStandardCharteredBank.

这段话的语言表达并不难，也几乎没有任何生词，可是学生在刚开始翻译时却觉得无从下手，虽然手头有各种词典，却难以找到相关信息，后来笔者指导学生学习利用超文本网络技术，使用搜索引擎来辅助翻译。通过检索和查询，学生很快了解到上述金融机构的正确译名，并在不同的语境中体会了短语“jumponthebandwagon''''，的真实含义，从而很快地完成翻译任务，顺利给出了译文：

现在，美国运通、通用电气、德意志银行、德国安联等主要金融服务公司纷纷顺应潮流，进军中国金融市场。分析家们认为，现在才是真正考验的时候。渣打银行资深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Green)指出，“首次公开发行背后的总策略并不在于这些银行漂亮地实现了改革，而在于这些银行业绩良好足以挂牌上市。”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前期翻译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犯了一个错误，即把“StephenGreen''''，直接音译为“史蒂芬·格林”或“斯蒂芬·葛霖”，而没有想到对该译名进行进一步的查询和核实。但是，通过搜索引擎的检索，我们知道渣打银行的“StephenGreen"是一位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因为在中国工作的关系，他专门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王志浩”，国内的相关报道都一致采用该中文名字，而非他的英文名的音译。更为重要的是，在英国的金融界还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汇丰银行的全球总裁也叫“StephenGreen"，他的中文名字一般翻译为“斯蒂芬·葛霖”。两个Green先生英文名字完全相同，两人的学习背景、工作经历和从事行业也极其相似，但其姓名的中文翻译却大不相同。如果不是借助搜索引擎，恐怕一般的学生甚至较为资深的译者都难以正确地翻译出本文中的“Green”先生的名字。

除了搜索引擎，基于超文本网络技术的在线翻译词典、双语语料库等众多网络翻译工具都为翻译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进人信息化时代的今天，翻译教师在课堂上除了传授基本的翻译知识外，还要指导学生学习使用上述工具，才能够真正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提高翻译效率和翻译质量。

(二)有利于教学资源更新

翻译课的教学资源一直是困扰翻译教师的一大难题。鉴于翻译课的特殊性质，传统的翻译教材所呈现出的线性文本模式使学生们打开课本就直接看到原文和译文，极大地制约了学生在翻译中的创造性和自主能动性，因此，几乎所有的翻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都不得不抛开教材，另外搜集资料。而传统的资料搜集方式通常是由教师翻阅大量书籍，查找合适的双语对照语篇，再根据课程进度加以编排，应用于课堂教学。由于纸质文本的局限性，教师在教学资源搜集过程中，往往耗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却难以找到几篇题材新颖、内容恰当、难度相当的教学素材。超文本网络技术所具有的资源丰富新颖、内容更新及时的特点则可以有效地克服这一弊端，改变传统翻译教学资源落后、教材陈旧的缺点。

在浩如烟海的超文本网络资源中蕴含着丰富的双语文献资源，运用搜索引擎和双语语料库，教师能轻而易举地检索到大量的双语信息，特别是其中一些时效性强、内容新颖的双语资料，不仅可以有效地用于翻译训练，还能极大地激发学生的翻译兴趣，将这些信息用于辅助翻译教学，既更新了教学资源，又拓展教学思路、增强教学效果。

2008年11月4日，奥巴马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当晚发表了著名的获胜感言“ChangehascometoAmerica"，该演讲语言优美、难度相当，且蕴含了丰富的文化背景知识，是作为翻译训练的极好素材。我在第一时问搜集到相关的中英文语料，将其加以修改并配以奥巴马演讲时的视频，制作了多媒体课件，应用于翻译课堂教学，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而这样的资料即使在一年后恐怕也难以在纸质的翻译教材中找到。

时隔一年，奥巴马卜任后首次访华.于2009年11月16日在上海科技馆与中国青年对话，并发表了名为"ZseeChina''''sfutureinyou”的演讲，引起了中国学生的广泛关注。我同样将该演讲中的精彩部分作为教学资源，制作成多媒体课件，指导学生进行翻译，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这些演讲词的翻译训练使学生接触到了鲜活的翻译资料，体验了真实的翻译场景，不仅有效地训练了学生的翻译能力、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使翻译教学真正做到了资源更新与时俱进，授课内容与社会发展同步。而这一切，无不归功于超文本网络技术的强大力量。

(三)有利于理论教学拓展

目前，随着翻译研究的逐渐深人和翻译学科地位的不断提高，翻译理论开始被引人翻译教学。先进的翻译理论不仅可以指导学生进行翻译实践、理解翻泽现象、开展翻译批评，还可以为英语专业的学生撰写翻译类毕业论文提供理论基础。因此，越来越多的翻译教材中开始引人翻译理论介绍，根据丛滋杭的分析和整理，我国翻译学者一直在努力尝试将先进的翻译学理论引人翻译教材。如陈宏薇的《汉英翻译教程》中“结合对比语言学、语用学、篇章分析学、文体学、文化学、美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知识，讲述汉译英的理论基础与方法”；方梦之的《翻译新论与实践》把语言学、社会符号学、心理学和思维学放人教材；王宏印的《英汉翻译综合教程》吸收了现代语言学、心理学、文艺学、传播学和翻译学的最新成果；吕俊、侯向群《英汉翻译教程》以传播学的框架结构将各种内容归于其中；叶子南的《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着重培养译者的翻译观，通过对中西方译论的介绍，激发读者对翻译的深刻思考，并增加了对西方学者的翻译思想介绍。

上述翻译理论的引人，对于翻译教学无疑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但仅仅依靠某一本教材或介绍某一种理论已经无法满足新时期学生理论学习的要求，而超文本网络技术的引人则迅速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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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外文学翻译理论探讨最多的对象，之所以备受关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翻译诗歌的困难，“诗歌不可译”（the art of the impossible）的讨论古今不绝于耳。其中，诗歌翻译的难点之一是形式与内容，即诗意与诗体的矛盾，如何兼顾是争论的焦点。其实几乎所有文学翻译都会涉及兼顾形式（form）与内容（content）的问题，而文学翻译的难点也部分存在于形式（或体裁genre）的翻译中，但是唯独诗歌翻译由于独特的、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文体特点而造成了翻译的困难。诗歌的形式包括形态即书写样式，但最主要的是格律，广义上讲，格律包括节奏、音韵及其他乐感手段。格律问题始终是诗歌翻译的一道难题。众多诗歌翻译的研究都涉及形式或内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英国翻译理论文化研究派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内特的“种子移植理论”。

二、诗歌翻译的“种子移植”理论

关于诗歌翻译，西方研究史上有一段著名的话，就是雪莱在《诗辩》中指出的：要想把诗人的创作从一种语言输入到另一种语言，就像把一朵紫罗兰投入坩埚，去找出它的颜色和香味的构成要素一样是不明智的。

It were as wise to cast a violet into a crucible that you might discover the formal principle of its color and odour，as to seek to transfuse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the creation of a poet.The plant must spring again from its seed，or it will bear no flower―and this is the burthen of the curse of Babel.

雪莱的这段话常常被人们引用来说明诗歌的不可译性，而英国著名比较文学与翻译学教授，文化翻译学派的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内特却在《种子移植：诗歌及其翻译》（Transplanting the seed：Poetry and Translation）一文中提出不同的见解，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雪莱的比喻，提出了诗歌翻译的种子移植理论。她认为雪莱不可译的比喻可以从不同于以往的角度理解，雪莱的比喻强调的是变化与新生而不是缺损；诗歌虽然不能够从一种语言输入到另外一种语言，但是是可以移植的，种子可以放进新的土壤中并长出新的植物，译者的任务就是为种子寻找适合的地方并着手移植（Bassnet 58）。

巴斯内特在此文中分析、重新解读了各理论派别的观点，她将霍姆斯的关于诗歌翻译的第三和第四种模式合二为一，即“有机式”，即诗歌翻译是有机的过程并追根溯源到雪莱关于诗歌翻译的比喻。她认为诗歌的形式和内容不可分，形式的移植非常重要，并选用英国诗人托马斯・沃特（Thomas Wyatt）翻译的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的一首十四行诗来探讨格律移植的重要意义。沃特保留了原作的形式将十四行诗引入英国，后来经斯宾塞、莎士比亚等诗人发扬光大，成为英国诗歌的重要体裁。

事实上，巴斯内特对诗歌翻译的看法基于她在文中回答的一系列关于翻译的基本问题的基础上，这些问题包括：什么是翻译？什么是诗歌翻译？诗歌是否可译？形式和格律是否可译？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的关系？译者角色？翻译的标准等。

她赞同本雅明的翻译观念，认为翻译是原文的再生；译文甚至借助原文得以保存。她认为译者既是读者又是改写者，作者与译者之间是共生的关系；她赞同巴西诗人、翻译家坎波斯“诗歌没有家乡”的观点，即诗歌不属于任何一个单独的语言或文化，认为译者是人类精神文化财产的传播者（Bassnet 58-59）。她的种子移植的理论是基于本雅明的译文概念，即译文是原文的再生，译文不是原文的复制品，再生是形式与内容的结合。

种子移植的理论建立在阅读的基础上，巴斯内特赞同庞德的观点，认为诗人首先是一个读者，必须能够很好地阅读原文，译诗除了写作的技能外还有阅读的技能。译文是原文的解读，不同读者有不同的解读，因而不同的译者就有不同的译文。“诗歌的翻译是连续不断的阅读过程的一部分”。她赞同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认为如果说翻译是“改写”的话，那么改写者（rewriter即译者）和作者（writer）之间就是生产关系，即提供原料与再生产产品的关系。她援引Bonnefoy关于诗歌翻译是“能量释放”的观点，原文能为译者所用，创造出自己伟大的作品（Bassnet 74）。

苏珊・巴斯内特的种子移植理论可谓采众家之长，既包括文本以内的因素，又包括文本以外的因素，化解了形式与内容的矛盾，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简而言之，巴斯内特的观点就是，诗歌翻译类似种子的移植，它是有机的过程，移植形式与移植内容同等重要，译文是原文的再生。

如果我们继续延用雪莱关于诗歌翻译的比喻，结合多元系统理论，那么可以说，种子的移植要有适宜的气候、土壤和高明的园丁。所谓气候、土壤，就是社会政治背景和文化、文学的需求；所谓高明的园丁，就是指译者与诗人在气质、思想、风格上的契合，以及译者恰当的翻译技巧、策略。

三、《柔巴依集》在英国和中国

柔巴依Rubaiyat是Rubai的复数形式，Rubai一词源于古阿拉伯语，意为“四的组合”或“四个的、四行的”，是波斯诗歌的一种体裁，属于抒情诗体。它的最基本特征是每首四行，独立成篇；一、二、四行或四行全部押韵；每行有五个音韵；内容多涉及哲理性；意象重复，常见的有佳人、美酒等。关于其渊源，有几种说法，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它是盛行于11至12世纪的古波斯的经典诗体，著名诗人包括欧玛尔・海亚姆，鲁达基，哈菲兹等。但如今只要提及被称为世界文化瑰宝的Rubaiyat，指的总是归在海亚姆名下的那些短诗。

《柔巴依集》被发现并流行于世要归功于英国学者翻译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他的翻译也成为19世纪，乃至整个英国翻译史上最优秀的译作之一。译作的成功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格律上的“形译”，内容上的创作，当代读者在精神上的诉求。

《柔巴依集》在英国的风行有深刻的社会原因。菲茨杰拉德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近代科学迅速发展，宗教观念受到严峻的挑战。1859年，《柔巴依集》在英国出版，同年达尔文的划时代巨著《物种起源》发表。有神论和从根本上被动摇，人们精神无所依托，悲观厌世的情绪弥漫。资本主义迅速上升时期日益暴露出本身的缺陷，日益强大的工业化宣告了牧歌式田园生活的消失，理想与现实产生尖锐的矛盾。《柔巴依集》中流露出的悲观、虚无的情绪对当时的读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如何面对人生的愁苦，“《鲁拜集》（即《柔巴依集》）流行的原因应该是中世纪世人表达出的悲观哲学迎合了19世纪盛行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世纪末情绪”。他翻译的《柔巴依集》传递了维多利亚时代人希望听到的声音，道出了人们的普遍困惑和失落。《柔巴依集》表达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盛行于当时的道德价值观念的反叛。

菲茨杰拉德奉献了维多利亚时代最脍炙人口的诗句，影响了一代人，成为英国诗歌的经典。到20世纪初，先后出版过多达120多版的译本，几乎成了维多利亚精神风貌的最好写照。菲茨杰拉德的译文影响深远，至今依然流行广泛，一些篇章甚至已经成为日常用语。《牛津引语辞典》中《欧玛尔海亚姆之柔巴依集》中半数以上诗句被作为脍炙人口的名句而入选。

英译者甚众，但是菲氏译文独领，这有其内在的原因。本人精神气质的相符，与欧玛尔在哲学、美学上的气质相投决定了菲氏翻译作品的选择和翻译过程，而翻译手段符合当时流行的诗体，读起来像“伟大的原创”。同时保留异国情调，例如东方意象沙漠、夜莺等，而且用大写等手段来凸显效果。

虽然庞德把它作为维多利亚文学的保守和陈词滥调的象征加以抨击，但是译者保留了柔巴依诗体的基本特征，成功地移植了诗体。柔巴依每一行的音节及重音都有严格规定，大体相当于英语诗歌的五音步诗。菲氏的译文采用英语诗歌常见的五步抑扬格，“他的柔巴依格律很严，不但每首四行，韵式为aaba或aaaa，且每行含10音节（用阴韵时11音节，都构成5个抑扬格音步），就是说它们的格律形似波斯原作，并从第一首贯彻到第五版最后一首”（黄杲裕2007：57）。

在排版上，第三行缩进两个字母凸显其押运格式，“东方色彩的韵式”被菲氏模仿并相得益彰地用来承载他那种带异域风情的内容，无疑传达了足够的异域风情，进一步满足了当时人们“避开商业帝国主义”“逃向一种理想化的异教”的精神需求。

若使用传统翻译研究的一对术语“忠实”与“叛逆”来衡量这些译文，忠实于形式而对内容叛逆，菲氏的译文常被称为“意译”，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译，有些诗是他的创作，甚至是原创。据研究者英国东方学者柔巴依的另一位译者赫伦・艾伦（Edward Heron Allen）的校勘，费氏译作有49首是欧玛尔单首原作的忠实译文；有44首可在欧玛尔一首以上的原作中找到译文的根据；有4首则与欧玛尔的原作关系不大。

英国菲茨杰拉德的著名研究者A.J.Arberry出版于1959年的专著The Romance of the Rubaiyat凭借第一手的材料，对初版本中75首诗全部作了追本溯源的研究。柔巴依在大陆最著名的汉语译者和研究者黄杲愿据其考证，发现柔巴依集的各版次的差别很大，并以第一版第一首为例详细说明。在第一版中还保留的原作中的某些特征在第二版中消失了，之后就固定下来。虽然从他曾经写过注释看出他似乎曾有犹豫，但是最终还是放弃了与原作的联系。“这种翻译过程好像先把原作的内容抽象为概念，然后根据这个概念另译一首诗”。

菲茨杰拉德在译文初版后送了一本给他的朋友学者兼商人柯威尔（Edward Byles Cowell），即教他波斯文的老师：“我猜想你要后悔给我看那本书。”三十多种英译中，菲译最著名，虽然内容上离原作最远，但是并不妨碍《柔巴依集》成为伟大的译作。

菲氏《柔巴依集》的成功足以证明巴斯内特的理论，即形式移植的重要性和形式在特定文化社会背景下的意义。译者的解读能力无疑起了充分的作用。可以说正是诗体的成功移植，使柔巴依集得以在英国文学中重新绽放，译者诗人为其找到合适的位置（determine and relocate the seed），并完成了移植transplantation。有学者的评论可以作为隐喻，“欧玛尔原来的波斯玫瑰碎花瓣，经过菲茨杰拉德这位英国术士的符咒，变成朵朵鲜花”（从后殖民理论角度看，此言有贬低波斯文学之嫌而菲氏本人基于文化的优越感确也有贬低之辞，此为当时的文化语境使然，但玫瑰的绽放肯定是移植的结果）。

菲茨杰拉德为世界文学奉献了《柔巴依集》，除此之外，他的贡献之一就是，通过模仿原诗格律，为英语创立了一种的新的诗体。著名的“欧玛尔诗节”，或可称之为英语绝句，是英语诗歌四行诗节的变体。

菲可以说是翻译家-诗人（translator-poet），在翻译的过程中成就了他的诗人美名。巴斯内特论诗歌翻译的种子移植理论时援引能量释放理论（energy-releasing），认为原语文本释放的巨大能量足以使译者创造出自己的伟大作品（Bassent 69）。《柔巴依集》的成功翻译成就了菲茨基拉德在英国文学中的地位，同样，也成就了欧玛尔・海亚姆的世界声誉，作者和译者/改写者的共生关系一目了然。早在17世纪英国诗人、翻译家罗斯康门就指出翻译过程中译者应与作者建立起共生关系，译者与作者不再是分离的个体，而是融为神秘、愉悦的一体。因此，译者必须像选择朋友一样去选择作者，由于和谐的关系，你会产生熟悉、亲近和喜好，思想、语言、风格灵魂会保持一致。

这样，译者不再是作者的解释者，而是译文读者的原创者。美国诗人兼评论家洛威尔（James Rusell Lowell）有诗称赞：

波斯湾孕育的这些思想之珠，

颗颗散发出满月的柔和光辉。

欧玛尔掰开蚌剖贝把珠子采出，

菲茨杰拉德用英语之线串住。

（黄杲裕2007a：15）

中国《柔巴依集》的最重要译者之一，大翻译家、诗人郭沫若评论说，是Rubaiyat的英译使他（菲茨杰拉德）“永垂不朽”，两人的名字“相连如双子星座”（郭沫若，2003：5）。巴斯内特在文末指出，诗歌翻译需要译者与原文融为一体“fused with the source”，菲茨杰拉德发现自己在翻译过程中变成了“Edward FitzOmar”，不正是有力的证明么？

菲译的成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翻译的持久热潮。据伊朗学者的粗略统计，Rubaiyat有32种英文译本，12种德文译本，16种法文译本，11种乌尔都文译本，8种阿拉伯文译本，5种意大利文译本，4种土耳其文译本及俄文译本，另外，丹麦文、瑞典文、亚美尼亚文各有2种译文（黄杲裕2007b：204）。

《柔巴依集》在的前夕传入中国，它的译介和传播与白话诗的发展同步，体现了中国译者对诗歌翻译格律的探索，见证了“英诗汉译的过程”，而且竟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柔巴依”诗体的回归“返祖”。

由于初次译介时的社会文化大环境，当时的文学背景、译者的特别身份，它的译介自伊始便注定非同寻常。它不仅“见证了英诗汉译的全过程”，而且随着对少数民族语言的译文的发掘，译者和学者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柔巴依集》在中国的译介竟然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柔巴依诗体的回归“返祖”。又有学者追根溯源，推测它与我国唐代的绝句很可能存在某种渊源关系，无疑为这段中西文学交流的佳话增添了神奇色彩。

在英国，由菲氏翻译的初版备受冷落、无人问津。菲茨杰拉德最初自费印了250册，一本也没有卖出去。先拉斐尔派诗人罗塞蒂（D.G.Rosetti）逛旧书店时发现并称奇。之后，在唯美派诗人史文朋（A.C.Swinburne）、文艺批评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推举赞扬下，才渐渐有了影响。与英国初译版的遭遇不同，《柔巴依集》在中国从译介之始就受到热烈的响应，这当然和菲氏译文已经取得的声誉直接相关，彼时它是作为英语诗歌的名作，“英诗名篇”、“英诗丰碑”进入中国。另外，这与中国的文化和文学气候，以及两位早期译介者、郭沫若的显赫地位、身份分不开。根据Lefevere的改写理论，改写的动机之一就是本国文学系统的诗学需求。

菲茨杰拉德的《柔巴依集》在我国的诗歌翻译中拥有特殊的地位。据称，它是我国翻译次数和形式最多的英语诗，此后的汉译此起彼伏。零星的翻译数不胜数，译名也千姿百态。

菲氏《柔巴依集》的译介之初正值中国的五四的前夕。借鉴移植外国诗歌的格律，目的是创建中国的新诗格律。五四期刊所载的外国译诗，对中国新诗的成形、进化和成熟有重要的贡献。

它的首位译者是的领军人物、白话诗的首倡者，数量不多，但因其时代背景和在诗歌翻译领域的显赫地位，由此引发的翻译的评论和后续译者的翻译而意义非凡。1919年2月28日译了两首并收入他的《尝试集》中，并加以注释。据徐志摩说，之《尝试集》里有第七十三首的译文，那是他最得意的一首诗，也是在他诗里最“脍炙人口”的一首，虽然称其为绝句，但是并没有用古典诗歌的语言，而是用白话翻译。

在中，白话新诗承载文学以外更深远的文化意义，因而语言的选择就自然超越了文学的思考。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其中蕴涵着一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定势；掌握和使用一种语言意味着接受某种文化传统而排斥另一种文化传统。在新文化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诗歌语言不仅是革新与保守的分水岭，而且成为当时诗人自我阶级定位的标尺。白话具有深远的社会含义和政治含义，援引欧洲文艺复兴文学为例，论述革命均从语言形式入手。将白话与活的文学联系起来，“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白话译诗的目的“显然在于中国文艺复兴的理想。他试图使传统的贵族文学向平民化、大众化转变，并以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奠定思想文化的基础”。

之前，晚清是“徇华文而失西义”的翻译时代，当时的文学翻译“大都是着中国装登场的外国故事”。当时的诗歌翻译几乎无一例外全部使用五七言古体。译者内容的新意境并不重视诗体形式的变革。

在中的最重要贡献是白话诗歌创作，而白话新诗的创作和西方诗歌的译介有着不解之缘。的译诗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哲学思维的文学实践形式，革新了译诗的语言，探索了译诗的表现形式。

第二位译者郭沫若。1922年11月25日，《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发表郭沫若的《波斯诗人我默伽亚谟》。1924年1月1日，上海泰东书局出版重译的单行本。郭沫若的《鲁拜集》译文是国内第一次全译，同时，此诗集是我国第一部完整译出的抒情诗集，是第一本以新诗形式译出的诗集，在诗歌翻译史上有重要意义。

郭沫若译著丰富，但他对《鲁拜集》的翻译比较满意。他曾在《我的作诗经过》中提及：“关于诗的工作比较称心的，有《卷耳集》的翻译，《鲁拜集》的翻译，雪莱诗的翻译。”袁荻涌教授在郭沫若为什么要翻译《鲁拜集》一文中分析，“五四以后，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曾使郭沫若陷入歧路的彷徨。回国后的诗作中多数表现出诗人苦闷的心境”，不同于《女神》那种火山喷发式的热情和亮丽，创作于《鲁拜集》六个月之前的《星空》反映了诗人苦闷、空虚和彷徨的心情，“而《鲁拜集》不管实在思想情调、主体指向还是在文体风格上，都颇能投合郭沫若此时的审美趣味，满足其审美需要”。

“郭沫若与鲁拜集在哲理内涵、享乐主义和优美的形式几个方面都存在共鸣”。因其翻译的精妙，郭氏译本在众多译本中仍然独占鳌头，即使时至今日，仍然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

施蛰存曾论及郭译本受欢迎的盛况。“当时的创造社，正是文学青年热烈崇拜的文学社团，只要是创造社的出版物，无不畅销。他的诗歌咏的是醇酒妇人，正如郭沫若在导言中所说：可以寻出刘伶、李太白的面孔来。这种诗材，这种人生哲学，在二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可以说是不受欢迎的。但因为它是第一部介绍进来的波斯文学，英译本又是一部著名诗集，再加中译者是郭沫若，因此，这个郭译本还是轰动过一个时候的”。

闻一多读后发表了长文引发了最早的诗歌翻译评论。无疑，郭氏《鲁拜集》的译文不忠实于菲茨杰拉德的原文。1982年大陆译者黄杲猿霭媪恕度岚鸵兰》，并指出Rubai这种诗体就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诗歌中的柔巴依，且早就有约定俗成的汉语译名。

外国译诗对中国新诗的成型、进化和成熟有巨大的贡献。柔巴依在中国的译介，更多的是由于汉语白话新诗发展的需要（本国文学系统的内在需求），比起英语诗歌的诗体，其承载的思想内容更为我所需。

汉译的实践再次证明诗歌种子移植的理论，验证了形式移植的重要性。正是诗体的成功移植，原文的形式特征的保留，使得后来的研究者能够发现原来英语和波斯诗歌中的柔巴依诗体与少数民族柔巴依的联系，鲁拜集之后译名的混乱得到澄清。当然，首先是为现代汉语诗歌增添了新的诗体，哲理性的诗歌内容丰富了现代汉语的文学宝藏。

根据《柔巴依集》在英国和中国的译介，这里似乎可以尝试性地总结出结论：诗歌翻译借助诗体的“旅行”，往往传达出更多的文学交流和跨文化交流的意义。

四、插曲：少数民族柔巴依

黄在翻译、研究《柔巴依集》时发现，“鲁拜”就是我国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传统抒情诗歌体裁的一种，汉语的译名“柔巴依”，早已约定俗成。新疆其他少数民族哈萨克、塔吉克、乌兹别克等民族的诗歌中也有柔巴依。后来的研究者大都采用柔巴依这个术语。这个译名的选择有重要的意义，是“向外部世界展示中国本土的文化，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展示“我们对于和汉文化不同质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这个译名“让人看出，存在于英国文学及世界文学中著名的Rubai同我国柔巴依的关系，看出它们的渊源”。

更令人称奇的发现是，早在英语柔巴依进入中国之前，通过目前尚不确定的渠道，波斯哈亚姆的柔巴依传入我国西部，被译成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之一的乌兹别克语，这一发现得益于著名作家王蒙1984年寄给黄果缘母据乌文手抄本翻译的几首诗歌。乌文柔巴依、英文柔巴依、维吾尔柔巴依在格律上都继承了波斯柔巴依的基本特点，显然都是诗体移植的结果。

这些少数民族文学的发现可以支持诗歌翻译中诗体移植的重要性。整体看来，柔巴依“从古波斯到西欧到全世界，时间跨度近千年，地域相距逾万里，但经过辗转翻译，居然能保持一些固有的特色，使人一眼就能看出，这证明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另一个证明是，当今世界仍有很多东西方诗人以此形式写作），却也清楚地表明，在诗歌翻译中，保持或反映原作形式的重要性”。

五、诗歌的“世界”故乡：古希腊和唐朝的影子

探究其流行的原因和菲氏翻译的过程，人们还发现了古希腊的影子。菲茨杰拉德正是在原波斯文的柔巴依集中发现了《圣经》的声音。他发现原诗中的意境和《圣经》中的某些章节有相似之处，表达了19世纪一些作家想表达而没有完全表达出的思想。其实，波斯柔巴依中存在明显的希腊化的文化烙印。对个人快乐和自由意志的强调，构成柔巴依自身独特的诗意魅力：“人的最隐晦最沉重的难题在这里遇到了最轻松的哲学家。欢快和热忱使《柔巴依集》成为我们的良友。”

在阿拉伯人之前，波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希腊化”时代，希腊的哲学思想、文学理念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亚历山大东征，在波斯地区建立大批希腊城，大量希腊人在波斯东部安家，直到中亚西部。希腊文化对当地的文化影响巨大，特别是城市生活、生活方式等明显打上了希腊文化的烙印。对身体之美的崇拜，对尘世光明的追求等，都影响了波斯人的审美观念。

在柔巴依中可以看到古代希伯来情歌的影子，希伯来情歌――波斯柔巴依――维吾尔柔巴依共同构建了东方诗歌的雅歌谱系。

许多学者认为柔巴依与唐代绝句有深刻的渊源关系，有的认为是唐代绝句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波斯的。在古波斯语中，柔巴依也叫“塔兰涅”（Taraneh），意思就是“绝句”。“和中国的绝句两种诗体形式相似，名称如此相同，两者之间很可能有某种联系，从时间和地域方面看，可能是从唐代绝句演变而来”（杨宪益，1984：25）。意大利学者包沙尼也有类似的假设。不论柔巴依起源于何处，它与汉语绝句在形式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是不争的事实。

另外，西方学者认为，柔巴依Rubai在10世纪的盛行与当时在中亚流行的苏菲教派（sufism）有关。苏菲教派是在野修行的隐士，不反对耽乐饮酒，人生观和世界观很类似，中国唐代不得志的在野文人，吟诗饮酒，以佛教和道教思想寄托自己的理想。欧玛尔与李白的不少诗篇中的内容相似。可见，柔巴依不但在形式上很像唐代的绝句，就是在思想内容上，同某些唐代文人的诗篇也很相似。从历史时代和地理条件来看，李白的诗歌传到中亚，影响了当地的诗歌创作，这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即使它们之间属于中外文学史上的偶合现象，也可以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做出科学的解释（杨宪益，1984：26）。据历史记载，古波斯借助西域这个“文化跳板”，与唐朝的文化交流非常密切。虽然唐朝的影响目前还限于猜测，但对于二者之间文化亲缘关系的探索会很有意义。

《柔巴依集》在初次译介时期，、闻一多确实冠之以绝句的名称。其感官主义的倾向，如对“美酒”的称颂，在郭沫若的译序中提到，“李太白的面目”，似曾相识的感觉。译本之所以流行、深受喜爱，与国人对于它在文化上的亲近感不无关系。

哈亚姆的《柔巴依集》像一颗紫罗兰的种子从古波斯飘落到英国，沉寂数百年后，被独具慧眼的诗人发现，精心培育，再次绽放绚烂的花朵，芬芳引来世人的热烈关注，结出种子被播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毫无疑问，它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文学的经典，不仅属于波斯文学，还属于英语文学、汉语文学，此外，古波斯的种子还飘落到其他地方，在其他民族如乌兹别克的语言文化中绽放。东方诗歌的雅歌谱系加上唐人绝句等，都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诗歌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产，“诗歌没有家乡”，或者说是有一个更大的故乡，即人类的故乡。

六、结语

我们继续套用种子的比喻，虽然“桔逾淮北而为枳”，但毕竟不会变为苹果、柿、梨，要紧的是不能繁殖谬种，易言之，译诗起码的，但也是首要的要求，是传达原作的境界，要入神，这也可以说是译诗的“极致”。换个角度理解，就是要保留诗的基本特征，其最基本的遗传信息、遗传基因。无论是英译者菲茨杰拉德还是汉译者郭沫若都做到了这一点，在他们的作品中，柔巴依的诗意、诗体保存完好，种子的“遗传基因”清晰可辨，本身的魅力能够部分地解释他们的作品何以广受赞誉并流传不衰。

《柔巴依集》在世界流传的传奇故事是诗歌翻译“诗意与诗体旅行”的绝佳例证。诗歌翻译的“种子理论”无疑因此得到丰富和发展。

总之，苏珊・巴斯内特的“种子移植理论”化解了诗歌翻译重形式还是重内容、异化还是归化的矛盾，而且涵盖了翻译过程、译品本质、译者角色等方面，更具包容性与开放性，对于诗歌这一独特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传播及文学经典的形成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参考文献：

[1]Bassnet Susan.Translation Studies.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Bassnet Susan & Andre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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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杲.菲氏柔巴依是意译还是“形译”――谈诗体移植及其他.中国翻译，2004：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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