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考古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艺术考古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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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纹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性，文化底蕴深厚，具有无穷的魅力，而其中的传统吉祥图案更是体现人们对生活对未来的美好希望和祝福，吉祥图案具有观念性极强的艺术特点和象征性，其个性鲜明的表现形式和寓意深刻的象征性，为动画形象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设计元素。在动画形象设计中继承和发扬吉祥观念，把其精神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结合，使设计更具有人性化和社会化，创作出兼具民族风格和时代感的动画作品。

随着改革开放的加快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以及国外的各种艺术思潮，尤其是大量国外的动画片的涌人，对中国传统动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作为中国当代的动画工作者应该继承和保持民族的风格，利用现代设计的思维方式与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化传统结合，让中国的动画在世界艺术领域内独树一帜，这就必须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吸取现代艺术的营养，并在此基础上，有创新发展。

一、关于吉样图案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与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文化渊源，情感表达方式是密不可分的。中国传统吉祥图案渊源于原始社会的巫术，实质是以营造出吉兆环境为目的，以美的饰纹和造型来寄托祈福求吉的装饰设计，其功能和寓意涉及纳吉、祝福、除恶、警戒等。对万事万物希冀祝福的心理意愿和生活追求，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装饰至善至美的本质。

吉祥图案分为动物纹、祥禽瑞兽纹、植物纹、人物纹、风景纹、几何纹等。这些吉祥图案一般不是对自然属性的摹写，更强调理性观念的形体，具有特定的象征寓意，并逐渐已经符号化。表现手法大致可归纳为谐音、寓意和借用等几种:

1.谐音:即借音而述意。如“连年有余”—鱼和莲花;“三阳(羊)开泰”—三只羊仰望太阳，羊与阳谐音，开泰是交好运的意思。

2.寓意:借一件物体或一组画面暗喻美好的事物。如:“四合如意”—由四个云卷状的如意头组合而成的图案，象征事事如意，四合即四方之意。给老人祝寿时，常有“五福捧桃”，五福在民间具有“福、禄、寿、喜、财”之说。

3借用:自然界的各种动植物由于生态、环境、条件、遗传等因素，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生态属性，人们就借物喻志，附会象征。例如狗的不侍二主喻为忠、羊羔跪而吃奶喻为孝，马之顺从主人谓之义。儒家提倡的忠孝义等抽象的概念在民间就有了具体的象征物。

二、吉样观念在动画形象设计中的表现

动画形象是一部动画片的核心部分，可以代表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形象。形象设计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动画片的制作与营销。对于中国动画，我们其实并不陌生，20世纪的60-80年代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动画片的春天，有大量的作品获得国际奖项，很多人对我们自己国家创造的好多动画形象记忆犹新，如《大闹天宫》中嫉恶如仇的孙悟空、《葫芦兄弟》中性格各异的葫芦娃娃、《人参娃娃》中白白胖胖的人参娃娃等等，这些可爱的形象曾经伴随了我们几代人的成长。

在这些优秀的动画片中，大量的传统吉祥图案的纹样特征、工艺手法、造型特点等被加以利用和创新，成为设计师创作风格的灵感源泉，设计师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吉祥观念，设计出了一个个深受老百姓喜爱的动画形象。

(一)在造型上的表现

在动画造型上经常利用现有的妇孺皆知的物像象征符号，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法结合传统的吉祥寓意来创造形象。把各种美好的寓意赋予不同的动画形象上，以通俗易懂的造型形式，表现吉利和祥瑞的意义。《人参娃娃》是我们喜爱的动画片，片中的人参娃娃造型利用民间的剪纸手法，富于传统造型特征:白生生胖乎乎，头上留着小辫子，腰里围着耀目的红兜兜，蹦蹦跳跳，很逼真可爱。这个形象与传统的福娃很是相像，充分体现了人物的特点，通过一个神奇可爱的人身精灵来表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哲理。

大家知道葫芦的形体憨态可掬，惹人喜爱，与小孩子非常接近。《葫芦兄弟》这部动画片就是采用民间剪纸的形式，利用“象征寓意”的手法，塑造出了七个可爱的娃娃造型，每个娃娃头上都顶有一个小葫芦形象，葫芦与人体的结合无论从形体还是意义上都恰到好处。葫芦多籽，有多子多福、人丁兴旺的美好寓意，葫芦兄弟有七个之多，正好也对应了多子之意。另外葫芦与“福禄”谐音，在中国传统寓意中有祝福吉祥的意思，也赋予了葫芦兄弟团结一致，最终打败邪恶势利的美好祝愿。

(二)色彩上的利用

色彩是动画形象设计里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不同的色彩，在动画形象设计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尤其是代表喜庆、吉祥的红、黄等颜色应用非常广泛。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吉祥色新鲜、厚重、热烈，对比强烈，应用时大多以红与绿、蓝与橙、黄与紫等强烈的对比色彩并置搭配。在动画造型中予以吉样的象征意义，极富装饰性，表现的是对生活的祝愿，是对吉祥富贵的向往。

以《葫芦兄弟》中七个葫芦娃的形象颜色为例，七个兄弟中的老大、老二、老三动画形象的颜色分别是赤色、橙色和黄色，分别代表了热情奔放、温柔宽容以及刚强坚韧之意;老四、老五、老六的颜色分别是绿色、青色和蓝色，各自的代表的寓意是和平慈悲、愤怒不平，嫉恶如仇以及开朗活泼的意思;最特别的是老七，是紫色造型，这是阴沉思辩之色，是七色中最接近黑色的颜色，暗示了他心中隐藏着的阴暗与矛盾的一面。由此可见，吉祥颜色的运用对于刻画动画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吉样观念在动画形象设计中应用的意义

动画不同于一般的艺术种类，是声音、画面和动作的结合体，需要深厚的艺术技巧和高超的制作技术来完成。动画片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艺术形象和艺术魅力，受到了广大群众尤其是少年儿童喜爱。大力促进我国影视动画产业的发展，对于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审美情趣，丰富文化生活等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动画来讲，各种各样的片子都能满足人们的感官需求，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外来动画的蜂拥而至，比较贴近人生活的动画片更能赢得人们的青睐。选择一个高质量的动画形象甚至可以成为一个人趣味、爱好和身份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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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成立于1900年，其前身为法国在越南的考古研究中心。学术上受法国金石与美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领导，行政上隶属于国民部。总部现座落于巴黎吉美博物馆和人类学博物馆之间，附设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分部则遍布京都、东京、河内、金边、曼谷、万象、雅加达、汉城、蒲那等亚洲各地，在我国的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台北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均设有派出机构，并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设有常驻代表。在法国汉学研究机构中，远东学院以其悠久并在亚洲扎根而引人瞩目。几乎所有著名汉学家都在远东学院工作过，或与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专职研究人员（membres）并不多，仅32人，但会萃了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古建筑学、语言学、学等各领域的精兵强将，因而能量极大，每年出版大量丛书和期刊：《法国远东学院丛刊》（已出近两百种）、《考古论丛》（已出20卷）、《印度支那著作与文献》（已出18卷）《专题研究》、《法宝义林》、《法国远东学院学报》（已出87卷）、《亚洲》（已出55卷）以及《远东亚洲丛刊》等等。

《远东亚洲丛刊》（Cahiers d'Extrême-Asie）是法国远东学院京都分部的法文、双语刊物。1985年创刊，第一任主编索安（Anna Seidel）女士是一位道教史专家。它是一种年刊，但有时两年合出一卷，譬如我们要介绍的11卷就是如此。每卷篇幅约三、四百页，刊出十余篇论文，印数为1000册。编委会成员以远东学院研究人员为主，也邀请一些院外的法国学者。刊物特色为东亚宗教史、社会史和文化史，尤其注重从人类学角度考察宗教现象的研究成果。经过几年的努力，该刊已经成为国际汉学界的极具特色的领首刊物，影响力绝不低于已有百年传统的《法国远东学院学报》。

翻开卷首，是本卷特邀主编戴仁（Jean-Pierre Drège）用法文和英文撰写的《致读者》。戴仁是法国当代汉学界的主将。他是苏远鸣（Michel Soymié）的弟子，法国远东学院的资深研究者。八十年代后，他进入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1989年被任命为“中国图书与铭文史”研究导师，并曾担任敦煌写本研究组的主任、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从1998年起出任法国远东学院院长。戴仁以利用敦煌文献研究“书籍考古学”而著称，与已故的日本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一样，在敦煌文献的物质形态研究领域卓有建树。戴仁的研究涉及到了中国古代书籍的具体制作的所有细节，并试图阐述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纸张的纤维、装帧、文字分析、印刷术、写本和刻本的断代与辨伪、图书馆学、书籍的插图及其与行文的关系、书籍的发行流通、书籍商品化的过程及其文化和社会意义等等。其代表作为《中国写本的藏书》（参看荣新江书评，《九州学刊》第六卷第四期，收入《鸣沙集》），另著有相关论文数十篇，还出版过几部有关丝绸之路的著作，其中一部已被翻译中文。此外，他还主编过多部敦煌学和书籍史、印刷史的论文集。

戴仁在这篇卷首语中指出，一百年前王圆籙的意外发现，产生了惊人的后果，那就是促使我们对有关中古时代中国原有知识的一切领域进行彻底重估，这一重估已体现在了的汗牛充栋的论著中。接着，他简略地回顾了近三十年来法国出版的几部重要的敦煌学论文集。然后分别用寥寥数语但却画龙点睛般地对本专辑所发表的每篇论文作了评介。

苏远鸣《敦煌画中的供养人》

苏远鸣和谢和耐一样，是师出“法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汉学大师戴密微”（见谢和耐同题文章，《法国当代中国学》，戴仁主编，耿昇译，中华书局，1998年，119－133页）的得意门生，是当下法国敦煌学界的元老级人物。他也是法国远东学院的资深研究者，曾任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中国中古及近代史学与文献学”研究导师达二十余年之久。他是《敦煌学论文集》第1、2、3卷的主编，并主持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3、4、5卷和两卷本的《法国国立吉美艺术博物馆藏伯希和收集品》这两个大项目的编撰工作。除了对敦煌文书的释读、编目、字体演变和断代以及敦煌绘画深有研究之外，苏远鸣还致力于中国道教和佛教互动关系的研究，如佛教疑伪经和道教文献的比较研究，佛教仪式与道教仪轨之间的对比分析等，开辟出许多新的学术领地。他的学术兴趣甚广，还涉猎宗教地理研究、中国解梦书研究、河西宝卷和明清小说的类型学研究等等。

苏远鸣六十年代即开始运用图像学和敦煌写本研究结合的范式探讨地藏菩萨诸弟子，敦煌壁画中的瑞像图，明王和金刚，壁画和纸画、绢画、幡幢上的题记等。因此本文可看作他系列研究的新尝试。他使用了敦煌莫高窟北凉时期的275窟、西魏时期的285窟以及数十幅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收集品和法国国立吉美艺术博物馆的伯希和收集品中的纸画和绢画，从八个方面考察了敦煌石窟中的供养人像：1、资助绘制壁画的目的；2、家族世系；3、新婚夫妇；4、香炉；5、僧尼；6、亡人；7、服饰和头饰；8、画匠。苏远鸣认为之所以要绘制这些壁画，是为了敬献给亡灵，而不是生者为了祈求保佑。

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像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像经变图、佛传、本生故事图、瑞像图、生产生活图那样丰富，但由于它在考证石窟修造年代和河西史实方面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因此很早就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王国维先生早在1919年所作的《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跋》（《观堂集林》卷二十，中华书局，1959年重印本，999－1001页）是这一领域的开创性论著。八十年代，国内出过一本有用的资料集——《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敦煌研究院编，文物出版社，1986年），附收了万庚育的《珍贵的历史资料——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179－193页）、贺世哲的《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造年代》（194－236页）两篇论文。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关友惠《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段文杰《供养人画像与石窟》（《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等，但大多比较简略，而且讨论的对象仅限于壁画中的供养人像。因此正如戴仁所言，这一课题虽然不是很新鲜，但本文的研究非常“系统而清晰”（本书《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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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岩山寺壁画的艺术价值

山西省繁峙县的岩山寺又名灵岩寺、灵岩院，于1982年被列为全国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的金、明、清碑刻记载：金海陵王正隆三年（1158年）在此设水陆道场，建殿并绘制水陆壁画，以超度阵亡将士。壁画于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完成。壁画主笔者是金“御前承应画匠”王逵等人，耗时十载精心创作而成。岩山寺壁画高达3米以上，布满四壁，总面积98平方米。由于年代久远，壁画下方及北壁靠近门窗处损毁严重，东壁基本保存了原画的风貌。西壁匠心独运，全幅以一座宫城为主体，把释迦一生中的种种活动巧妙地布置在宫殿的四周，构图新颖，一气呵成；东殿则以本生画为主；北壁西侧绘500商人遇难图，东侧绘塔院一组；南壁两侧绘有殿阁楼台，供养人像。纵观全幅，内容翔实、匠心独运、笔墨生动、设色雅致，为宋金绘画的难得佳作。

岩山寺壁画卓越的艺术表现力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艺术性和科学性的高度融合。壁画通篇用笔以书入画，笔笔生发，格调高雅，焕发着诗性的智慧。正如工笔画大家潘兹在《灵岩彩壁动心魄――岩上寺金代壁画小记》一文所述：“壁画总的印象是内容丰富，人物生动，布局精巧，设色妍雅，不同于一般寺观的做法，十分接近于卷轴画，是典型的北宋院体。”[1]全幅的绘制精巧、布局严谨，更多地追求了科学精神。“更令人惊叹的是，这样大面积的工笔重彩画，一丝不苟，找不到起稿和粉本痕迹，而且线条变化多样，无一废笔。”[2]所绘景物比例、透视更是准确。难怪中国工程院士傅熹年在《山西省繁峙县的岩山寺南殿金代壁画中所绘建筑的初步分析》一文中惊叹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现存的宋、金、元壁画和传世绘画中，就建筑物的透视关系和画面的集中紧凑而言，除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外，少有能超过它的了。”[3]

2.多种绘画技法的相互融合。相比较其他壁画，岩山寺的绘画语汇更为丰富。就笔法而言，与其遥相呼应的永乐宫壁画的笔法多为硬毫，线条劲健挺拔，提按顿挫无明显变化，而此壁则软硬兼施，注重起止转折、轻重疾徐、顿挫使转的变化，追求书法用笔的韵律。使得通壁既有其他壁画的恢弘气势又不失宋代院体画的节律。岩山寺壁画的设色也充满变化，除传统的双勾填色外，还大量运用了沥粉贴金和镶嵌技法。武将铠甲、衣服花纹、瓶炉；建筑的鸱尾、脊花、兽头、走兽、檐口、瓦当等全部为沥粉贴金。画面辉煌而生动，客观上增添了画面的艺术表现力。

二、岩山寺壁画案例教学策略

岩山寺壁画案例教学策略分四阶段进行（表1）。

1.实地考察、收集资料阶段。此阶段掌握好校内教学与校外教学相结合的原则，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入手尽量收集好第一手资料，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统的课堂教学学生所用的临本多是印刷品，在和传统艺术对话的过程中总是隔了段距离，缺少与经典力作面对面交流的真实之境，也很难把握传统艺术的精华。久而久之，工笔临摹成了应付学分的作业，学生求学的兴致减退了。然而，课堂教学的成败决定于学生对其兴趣的高低，正如近代学者梁启超所言：“总而言之，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好像机器房里没有原料，发不出蒸汽，任凭你多大的机器总要停摆。”把校内教学与校外教学相结合（校内教学提前让学生临摹永乐宫、岩山寺等壁画的线描稿，然后再让学生进入实地考察临摹。）激发起学生的兴趣是此阶段的重点，也是岩山寺壁画案例教学的前提。

2.壁画的临摹、默写阶段。这一环节是案例教学的核心部分。此阶段应遵循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学习的重点是岩山寺壁画的动人之处：（1）典雅的意境。岩山寺壁画以青绿为基色，红黄等暖色嵌于其中，再加上风化的朦胧、残破的人文痕迹，使壁画散发着淳厚的古雅之美。这种古典质朴画风契合了传统民族文化艺术精神的审美情趣。如同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中所述：“中国的艺术有更多的时间去达到雅致和微妙，因为公众并不那么急于需求看到出人意表的新奇之作。”[4]（2）书法用笔的写意精神。相比较其他寺观壁画而言，岩山寺壁画更注重书法用笔写意精神的传达。其用笔一改传统的铁线描为主的单一笔法，全幅以书入画，运笔注重轻、重、缓、急的传达；行笔追求提、按、顿、挫的变化。画面中均根据材料的不同质地采取了不同的笔法。例如，西壁的酒楼小景“野花簪地处，村酒透瓶香”的招牌运笔顿挫有力，仿佛招牌真的在空中飘荡，可谓“吴带当风”重现。多情的仕女、推车的老汉、担物的壮丁、摆摊的商贩、持杖的盲人……在这里，仕女的圆润婉转、老者的生涩沧桑均通过不同的笔法刻画得活灵活现，体现了“精而造疏，简而意足”的中国画写意精神。（3）生活化的人文关怀精神。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创作思路是岩山寺壁画的成功之处，酒楼市井、牛禽圈养、牧女挤奶、清扫街市、驱妖除邪、水磨作坊、山间驮骑、婴儿戏耍、大海行舟……画面均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风尚。这种巧妙的创作思路使得壁画远离了说教式的呆板，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意趣，从而使壁画具有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3.总结、评价阶段。经过前期的实地考察、资料收集、临摹、默写之后，学生对古代经典绘画的认识无论在感性上还是在理性上均有了一定的收获。这个阶段的重点是对其所取得的阶段成果及时加以总结、评价，为下一步的进展指明方向。总结、评价要掌握好校内与校外教学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

4.创作、毕业论文的撰写。最后一个阶段是科研成果的应用，通过大量的考察、临摹、写生、默写，师生对以岩山寺为主的五台山壁画的立意、笔墨、设色、构图等均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在继承传统经典的基础上激励学生积极地把水墨实验、色调实验、构图实验等成果及时运用到自己的毕业创作和毕业论文的写作中。特别是临摹、默写、笔墨实验的日志整理，这些是论文写作的第一手材料。条件成熟时举办专题画展，推广阶段性科研成果。

（注：本文为忻州师范学院2010年科研项目《五台山佛教绘画案例教学研究》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02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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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都蒙古”是指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蒙古族以及祁连山北部居住的甘肃肃北蒙古族。广义上包括活跃在青藏高原的蒙古族，其历史可追溯至蒙・元时期。狭义上指17世纪以后迁入青藏高原的蒙古族，其主体是青海蒙古族以及甘肃、地区的部分蒙古族。在没有特指说明时，“德都蒙古”即指后者。“德都蒙古”这一称呼在很多蒙文书籍中都有蒙语记载。在汉语记载中一直习惯用“青海蒙古”或“西海蒙古”，由此一来“德都蒙古”名词就成了蒙古族圈内的自称法，其语义包含“上部”、“高处”、“源头”等自然环境特征，又包含“至尊”、“高贵”、“上等”等人文因素，因此，也被生活在此的蒙古族欣然接受，成为引以为豪的美誉和象征。在学术界，蒙古学研究或藏学研究，都不能绕开青藏高原的蒙古族而谈论历史问题，但由于缺乏一种能够涵盖其历史文化长流，又能集中体现其独特性的概念或视角，长期以来其整体性和延续性被各方有所忽略，大家对其历史文化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因此，“德都蒙古”称谓或概念恰好弥补这一点，可作为历史的和发展的角度审视青藏高原蒙古族历史及未来发展的一个切入点和链接线。

由于人文环境的特殊性，“德都蒙古”既较好地保持了蒙古游牧民族固有文化传统，包括语言、习俗、民间文化以及一些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等，又与广大东部蒙古地区有所差异，与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也有不同之处，继而形成特有的德都蒙古民俗文化。另一方面，在部分地区，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地理环境制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蒙古族与藏、汉等其他民族长期杂居、通婚，使许多风俗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形成了具有多元特色的民族文化而沿袭至今。因此，保护“德都蒙古”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挖掘其存在价值和艺术价值，显得紧迫而重要。

本文在梳理“德都蒙古”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以海西蒙古族为例来分析“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梳理有关“德都蒙古”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遗产研究，可看出呈现以下特点，从地域上来讲，蒙古族文化遗产的研究并不仅限于内蒙古，而是扩展到青海、新疆等地区；从学科上来讲，不仅限于从历史、宗教、心理和社会等学科的角度来进行，而是与考古、艺术、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从整个人类文化学和人类早期文明的起源、发展和传播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其成果主要按内容不同可以归纳为四类：

第一类是“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有贾儒的《青海湖畔传说》（1981年），齐布仁巴雅尔的《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精华集》（1986年，内部资料），才布西格、萨仁格日勒搜集整理《青海蒙古族故事集》（民族出版社，1986年），海龙、乌云其格搜集注释《青海德都蒙古族祝赞词》（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3年），跃进主编《青海蒙古族民间口头文学集锦》（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纳・才仁巴力的《德都民间文学概要》（民族出版社，2014年）等等，这些研究基本涵盖了民间诗歌、英雄史诗、民歌、谚语、传说、故事等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的全部类型；才仁巴力的《论青海蒙古族古代文学发展特征》一文，从青海蒙古族历史文化形成的特点入手，探究青海蒙古族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分析归纳其独有特征，从而论证青海蒙古族文学在蒙古族古代文学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以上这些研究，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民间文学和历史方面，更重要的是对于研究我国多民族的社会变迁、民族间文化关系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有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第二类是“德都蒙古”民俗与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如贾儒的《德都蒙古文化简论》一书中介绍了一些德都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知识，通过对那些似乎比较繁琐的民俗事项和文化规约的论述，在理性层面上对其本质特征和文化精髓有了一个较为清晰、深刻的认识。《德都蒙古民俗与文化变迁研究论集》中汇集了20余位国内学者以汉文发表的关于“德都蒙古”民俗及其社会文化变迁的30余篇论文。从其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包括“德都蒙古”饮食服饰民俗、信仰民俗、人生礼仪民俗方面的文章，如艾丽曼的《青海省河南县蒙古族服饰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僧格的《青海蒙古族“羊胛骨卜”及其民俗――卫拉特民间巫术调查之一》等。第二部分是“德都蒙古”社会文化变迁与族群认同方面的研究。如南文渊的《青海蒙古族历史发展与文化变迁》，艾丽曼的《论青海河南蒙旗文化变迁的影响因素》，索端智的《文化涵化与族群认同――青海河南蒙古族文化涵化问题研究》，褚琼、徐黎丽的《多民族认同的变量分析――以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多民族社区为例》等文，睦史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角度，探讨和分析了德都蒙古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第三类是关于“德都蒙古”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芈一之的《青海蒙古史的几个问题》、韩官却加的《青海蒙古族研究综述》、古才仁巴力的《青海蒙古族部落的溯源与演变特征》、青格力的《17世纪中后期的卫拉特与河西走廊》、杜常顺的《清代青海的盟旗制度与蒙古族社会的衰败》等几十篇关于德都蒙古历史研究方面的论文，为德都蒙古文化遗产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四类是关于“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成果。跃进的《柴达木民间文化――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青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丛书之一《德都蒙古民间传说》（2014年）等。然而这些研究仍与民俗文化研究雷同，仅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分析和研究其内容，并没有涉及到如何保护的问题，未对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系统的思考。

梳理以上成果就会发现，该方面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居多，绝大多数研究着眼点侧重于德都蒙古文化某一文化遗产现象研究，而系统研究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变迁现象、生存现状、保护现状及保护策略等方面的成果甚少。基于此，本研究显得紧迫而重要，其意义可以归纳为两方面的价值。

学术价值：通过对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的调查研究，可使蒙古族历史及文化研究的内容有所拓展，使德都蒙古族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全面性。

应用价值：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相当一部分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将会弱化，一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如何保护和传承德都蒙古文化，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对指导当地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及其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民族认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也符合国家当前有关实施文化战略部署，更为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节点的青海省增添民族文化亮点及文化旅游产业亮点。

二、“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现状

德都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集中分布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和祁连县等三个蒙古族文化生态圈。除此之外，还包括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等区域。其种类繁多，且丰富多彩。有民间文学（包括歌谣、神话、传说故事、谚语、史诗）、长调、戏剧以及美术和体育竞技（摔跤、赛马），传统医疗以及节日、婚礼等民俗事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宗教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和旅游经济价值。德都蒙古人迁居青藏高原之后，承袭蒙古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而且对周边汉、藏、回、土等民族产生过一定影响。同时通过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形成了丰富多元性文化。如，以藏文化为主流文化的青海省河南县蒙旗等。除此之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城镇化建设，传统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封闭的游牧文化面临严峻的挑战，传统社会正在经历着变迁，文化遗产也面临消失、濒危、变异、衰退等情况。因此，保护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迫在眉睫。德都蒙古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就以青海海西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挖掘整理收效明显，建立健全四级非遗名录保护体系

海西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是从1986年6月开始。1988年6月至1991年10月间，文化研究人员深入基层，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文学，编辑翻译了《海西民间故事》《海西民间谚语》《海西民间歌谣》3本内部资料书，填补了海西蒙古族民间文学汉文翻译的空白，为海西州的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工作打下了基础。从2003年7月份开始，在全国启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背景下，海西州文化部门继续有目地、有计划地在全州范围内对许多民间艺人进行采访，挖掘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先后又出版了《青海蒙古族民间口头文学集锦》（上、下）蒙文版，《青海蒙古族民间文学研究》（蒙文版），《青海蒙古族民间艺人》《海西那达慕》（画册），《柴达木历史与文化》《瀚海友情》《青海土尔扈特蒙古人》《青海海西蒙古族风俗文化》（汉文版）等民间文化书籍。其中，2009年出版的一书，是一本全面介绍海西蒙古族风俗文化的汉文书籍，对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史资料。（以上资料来源于2014年7月2日去海西州民族文化中心访谈群众艺术馆研究员跃进教授时获取资料。）

自2008年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开展至以来，按照“不漏村镇、不漏项目、不漏种类”的工作要求，共普查登记13大类、22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156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通过普查，进一步摸清家底，建立数据库，完善档册管理，编制保护名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全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省、州、县四级名录体系建设和档案的建立健全工作。目前，海西州申报的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其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中，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国家级代表作名录的有3项，代表性传承人1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8项，代表性传承人10名；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17项。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走入学校――汗青格勒传承方式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跃与发展离不开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的传承，学校教育是“非遗”传承最为核心和带有根本性的举措。

《汗青格勒》作为海西蒙古族英雄史诗，主要以说唱的方式所表现的“活态”文化遗产。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及主流文化的影响，人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对英雄史诗的认知越来越少，尤其是青少年，其生活观念和欣赏观念的差异，他们对传统英雄史诗多少表现出了冷漠和无知的态度。因此，英雄史诗说唱和演唱的民间艺人普遍年龄偏高，出现年龄断层现象，急需保护和传承。

为此，海西州政府于2007年建立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职责中，州教育局负责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容进校园、进课堂。《汗青格勒》的传承就在海西州各民族学校中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由老艺人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利用学生假期，走进学校授课，培B了一批又一批说唱小艺人，并在舞台上进行表演，表现了孩子们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和时代文明的追求。

（三）民间艺人传授文化遗产的行为――访老艺人曲日青

民间艺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载体，尊重和保护民间艺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以及支持和保障民间艺人传承活动的开展，是各级政府部门应该重视的一项工作。为此，海西州各级政府部门也非常重视，先后申请并成功审批1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蒙古族文化传承人就有10个，其中1名为国家级，9名为省级（见表1）。除此之外，为了及时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海西州群众艺术馆研究员跃进在对海西州民间艺人的简历及学习过程进行全面调查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编写了《德都蒙古民间艺人》（蒙文版）一书，书中收录了已去世和年长的老艺人的资料，成为研究民间艺人及民间文化的珍贵资料。为了使现有的文化得以传承，海西州十分重视由民间艺人传授文化遗产的途径。

“孟赫嘎啦”文化节是近几年出现的为了丰富牧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为了传承发展民间文化而创办的新的群众文化节。“孟赫嘎拉”是蒙古语，意为永不熄灭的火焰。这一节日是海西州群艺馆和柴达木报社为丰富牧民文化生活创办的一项创新活动，是以诗歌朗诵为主的文化节，并且仅限于牧民参加比赛。自2002年在都兰巴隆地区首次举办以来，已在全州各地成功举办了十一届，日益激发了海西蒙古族群众诗歌创作的热情，涌现出―批牧民民间艺人和优秀诗歌作品。文化节也从当初单―的诗歌朗诵，逐年推陈出新，不断丰富内容，拓展到如今的长调、说唱以及采词、拉利等不同风格的表演项目。孟赫嘎拉文化节是富裕起来的牧民精神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已经成为草原牧民进行文化交流、继承传统、展示才能的最佳平台，尤其在挽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加强牧区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民族文化事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十一届节孟赫嘎拉文化节与第六届蒙古族那达慕有机融合，更加凸显出节日的传承功能。

（六）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的结合

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旅游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特殊的旅游资源，经适度的规划与开发，打造为不同类型的旅游产品，吸引游客进行消费，其发展潜力非常大。同时，旅游又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重要手段，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得到进一步体现。通过精心打造高品质的文化旅游产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让更多游客欣赏、体验民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借此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激发民族自豪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一个更为适宜的生存环境，这是现代旅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贡献之一。

海西州经济发展迅速，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城市化率高，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发展前景也较好。在采访专家跃进时也了解到海西将一些民俗文化作为旅游产品开发，如祭敖包、祭火等文化遗产，成为海西乃至青海省极具有特色的民俗旅游产品。海西州政府以建设“高原旅游名州”为奋斗目标，正在投资建设德令哈德都蒙古文化旅游产业园。它是以德都蒙古族文化为主题，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演艺、民族竞技体育、休闲、体训、旅游、度假为一体的多元化、多功能大型产业园，主要由德都蒙古族文化博物馆、柴达木岩画公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达慕和汗青格勒文化墙、蒙古族哈萨克族民俗村、德都蒙古饮食文化产业基地、非物|文化演艺厅、柏树山旅游景区等组成。用充满德都蒙古文化特色的设计，将柏树山德都蒙古族旅游文化产业园打造成集历史文化观礼、休闲娱乐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景区。由此，体现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也能明确在其保护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

三、“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可持续发展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研究，主要强调整体性、活态性遗产保护，推广文化生态的理念，彰显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及经济价值。

第一，确立生态文化保护战略目标，进一步推进“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第二，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总体规划，明确重点发展区域、产业目标、重点项目、传承人培养。以此科学有序推进“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激发和增强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和保护的自觉性，这是保护和弘扬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有效的策略之一，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途径。

第三，根据“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情况，确立遗产各区域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管理、检测及评价体系，做到保护与发展协调进行，凸显可持续发展理念。

第四，创新“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及发展，推进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促进保护珍贵的“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五，将“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积极纳入到国家积极推进的重大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项目中，争取国家层面的投入与保护。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西部项目（16EH194）

参考文献：

[1]贾儒.《德都蒙古文化简论》[M]，民族出版社，2014.

[2]余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十年回顾与理性思考[J].新华文摘，2010年.

[3]刘春玲.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及当代意义[J].阴山学刊，2013.12.

[4]张玉祥.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研究[J].西部蒙古论坛，2015.1.

[5]群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依据和途径[J]，群文天地，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