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家庭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17 18:03:08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原生家庭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原生家庭论文

篇（1）

当前，我国天然草原90%以上发生退化，草原生产和生态功能严重下降，草原生物多样性减少，牧草资源亟待保护和开发利用，但草畜矛盾突出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经过认真准备和申报，侯向阳等人于2013年成功获得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项目的资助，项目名称是“天然草原生产力的调控机制和途径”，这是全唯一一个973项目，标志着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项目瞄准过度放牧下草原生产力衰减的关键机制和草原生产力提高的调控机制与途径两个科学问题开展研究，目标是揭示过度放牧下草原生产力衰减机制，形成适度放牧、土壤保育和植物调节提高草原生产力的综合调控的理论和技术体系，为实现天然草原生产力提高 30%～40%，恢复速度加快30%～50%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已经在草地土壤关键要素对放牧的综合响应、草原植物对放牧的矮小化响应、放牧导致植物矮小化的“胁迫记忆”、放牧造成植物矮小化的生理和分子生物学证据以及草原生产力下降的养分供给非平衡理论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2015年顺利通过国家科技部组织的项目中期评估。

据了解，样带研究是进行全球气候变化及人为驱动因素梯度分析的最有效途径。利用欧亚大陆东缘草原连片分布，南北向土壤和植被类型等相对一致，温度呈梯度分布，草地利用和管理方式存在空间差异的特征，侯向阳研究员率先提出跨越中、俄、蒙的欧亚温带草原东缘生态样带（简称EEST），联合国内相关科研教学单位及俄罗斯和蒙古国的合作单位，开展从中国长城到俄罗斯贝加尔湖的温度和放牧管理对典型草原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收集整理中、俄、蒙近30年气象、经济、植被、土壤、昆虫资源等信息，建立样带综合数据库；建立蒙古国温都尔汗野外观测站，填补了我国草原科学研究在境外无定位监测的空白……，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已发表学术论文45篇，出版专著4部，获得专利3项，软件著作权1项，向有关部门提出6项政策建议，并通过俄罗斯之声报道中俄科学家共同治理草原退化的工作和进展，取得较大社会影响。

另外，侯向阳所长还系统开展了我国北方草原气候变化及适应性管理研究，围绕生态环境脆弱、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北方草原区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问题，从区域、县域和牧户等层次入手开展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出进展，并60余篇，出版著作3部。

牧户作为草原畜牧生产的最基本单元，是牧区草畜平衡的主要调控者。牧户草畜平衡行为是影响草原生态补奖机制政策失灵的关键因素。针对我国政府在草原地区实施一系列工程和政策措施，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天然草原仍然持续超载和退化，草原生态补奖机制政策实施体现政策失灵的问题，侯向阳团队在内蒙古不同草原类型区及新疆山地草原开展牧户家庭属性和草畜平衡决策行为调研。研究发现，分步减畜更容易被牧户接受，同时牧户之间的自发合作也更能实现牧户生产实践的调整，此种有效合作对优化牧户生产管理方式、推动畜牧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据此，提出以分步式、合作式和示范引导式为特征的牧户适应性减畜策略和草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针对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的农牧交错带面临的食物供给和生态保障难以兼顾的两难困境问题，侯向阳所长研究提出应尽快确立以旱作节水栽培草地建设为主的西北绿色草牧业发展战略。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西北地区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农业正在引起重视，但旱作种草的优势和潜力还没有引起充分重视。在粮改饲的基础上，立足于高效旱作，种植多年生耐旱牧草或饲料作物，充分提高天然降水利用率，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地下水资源的依赖，这是解决我国旱区优质饲草不足、并兼顾生态保护的有效发展路径。

矢志不渝，为绿色大草原保驾护航

篇（2）

论文摘要: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在资本利益需求和娱乐文化消费需求的共同作用下，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和语境化的民族艺术至少在形式上进行了符合消费文化逻辑特征的现代置换。本文首先对民族艺术及其分类进行介绍，其次剖析了当前大众化消费文化的现状，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民族艺术的发展方向进行反思，提出符号化生产的概念，并结合实例进行了详细分析。

一、民族艺术及其分类

1.1民族艺术的涵延

民族艺术主要指与生活生产关系较密切的，直接源于生产实践的，以可见形式保留下来的，包括绘画、雕塑、工艺等。从广义上来说，民族艺术还包括了音乐、文学、曲艺、杂技等在民族发展中形成的共有的和独特的文化现象，广义的民族艺术几乎等同于民族文化的范围。

1.2 民族艺术的分类

民族艺术的分类往往由于对民族艺术的涵延有着不同的理解而不同。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可以简单的分为:绘画、雕塑、建筑、工艺、书法;从应用产生的环境，即民俗的角度，又可以分为礼仪、节令、生产等几个方面。在对民族艺术研究的初期阶段，作为具体调研的依据，可以根据生活习俗，围绕生活生产活动进行简单的分类:

1.衣食住行:日常服饰、日用品、建筑、交通工具、公共设施;

2.生产活动:畜牧、农耕、贸易;

3.庆典仪式:婚姻、丧葬祭祀、歌舞娱乐、节日;

4.社会关系:家法、氏族、游宴、结社、娱乐;

二、大众化消费文化的现状分析

当今中国的“大众文化”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都市消费文化。它集中产生于各大中心城市，通过大众传媒辐射到其他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其突出鲜明的消费特性与欲望特性，给城市的低收入阶层和农村群众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上世纪90年代初，轰轰烈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在全国展开。精英们为理想高呼，为人文精神呐喊，面对那些琳琅满目的绚丽商品，面对人们逐渐显现的对欲望的追求，精英们深感忧虑，中国要往何处去?传统的价值坚守还有意义吗?”

2000年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稳步发展和社会财富积累的快速增长，随着国家在精神文明建设上的广泛引导和投入的加大，人们的消费需求也从过去较为单一的、以物的占有和使用为目的的生活必需品消费，逐渐向更具社会性和象征性的、更注重消费过程的多元化消费发生转变。其中，文化消费在人们的日常消费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成为当代社会最突出的消费模式之一。文化消费的崛起带动了民族艺术产业的发展。

三、大众化消费背景下民族艺术的发展反思:符号化生产

作为兴起于大众化消费时代的一种文化现象，民族艺术展演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是在社会结构变迁、文化观念改变和民族艺术审美范式转型的现实语境中得以彰显的。那些拥有丰富民族文化资源的地区，应广泛利用当地优美的自然景观和奇异的民族风情来打造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产品、发展地方民族文化产业。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民族艺术因其较强的艺术性、表现力和审美价值，而被纳入当代社会的文化消费范畴，成为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文化商品。如果把尚未经过市场化开发的传统民族艺术视为一种民族文化“原生符号”的话，那么，作为文化商品的当代民族艺术的符号化生产，就是对“原生符号”能指层面的形式征用和所指层面的意义改造，并将新的能指与所指进行重新拼接、组合，以形成新的文化“再生符号”。

3.1“想象性审美”

由地方政府主导的符号化生产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崛起，各种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越来越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在许多民族地区，古老的民族传统文化因其形态独特、内涵丰富、底蕴深厚而作为地方性资源优势，被纳入经济建设的轨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的普遍做法。从扩大宣传、提升形象、振兴地方经济的实用功利目的出发，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对于当地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普遍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开发民族工艺品、展示民间歌舞艺术、挖掘特色民俗风情、复兴民族传统节庆、打造民族旅游市场等方面，当地政府往往都会不遗余力地参与、引导，并在政策上、经济上给予强有力的扶持。转贴于

3.2 “快餐式表演”

由经营企业运作的符号化生产在当代消费社会，旅游作为一种最具文化消费特征的社会现象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展开。其中，以体验民族地区的自然风光、民族风情、传统习俗、民间艺术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文化旅游更是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在一些民族传统文化保存较好的民族村寨，旅游经营企业不仅利用当地丰富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将其开发建设成为“民族文化旅游村”，而且组织村民歌舞表演队，帮助开发民族旅游工艺品，发动村民开办特色家庭旅馆，以充满异域民族风情的旅游服务内容来吸引游客。旅游市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衡量和取舍决定往往来自于投资回报及实际收益，因此，原本就存活于乡土民间，且集观赏性、参与性、娱乐性于一身的民族艺术自然凭借其“投资小，见效快，低成本运作”的特点而成为经营企业开发打造的重点对象。例如，在以壮族歌舞展示和传统村寨风貌为特色的广西龙胜县金竹寨，每当有游客到来，村里的壮族青年歌舞队都会到寨门前敲锣打鼓迎接客人，唱迎客歌、敬酒歌，表演师公舞、扁担舞、板鞋舞、竹梆舞、竹竿舞等，其间还穿插有绣球传情一类的互动游戏活动。

3.3“原生态艺术”

由文化精英实践的符号化生产“原生态”是当下最为流行的词语之一。按照学术上的规范理解，源于自然科学的“原生态”指的是一切在自然状况下生存下来的东西。将“原生态”用于艺术上，即“原生态艺术”通常应当指“在特定的区域(通常是较为封闭的民族聚居地)内流传的、较少受外来文化艺术影响的、风格纯正且没有经过加工和提炼的艺术样式，它是人们在生活和劳动中自然形成并通过本民族世代相传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然而，随着以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为载体的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民族文化赖以生存、延续的传统封闭格局已经被打破，外来的异质文化不断介入和渗透到各民族的物质生活领域及精神文化空间，生长于这种生态环境中的民族文化艺术也必然会不同程度受到现代性因素的影响。

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原汁原味的“原生态艺术”早已随着原初的生态环境的变迁而不复存在，现在所谓的“原生态”更多是指一种运用民族民间的原生艺术元素来集中再现本真性民族文化，进而使之得到保护、传承及发展的艺术观念和艺术态度。

总结

总之，当代民族艺术的符号化生产是一个关涉多种因素、多元力量的市场化、符号化编码过程。这其中无论采取何种编码方式，作为文化商品的民族艺术都被赋予了符号消费的时代意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践着由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当代民族艺术的生产逻辑与符号价值，才能更好地根据自己的日常性需求和意识形态体验来对其进行消费，最终实现个体的精神满足。

参考文献：

篇（3）

本文笔者基于围绕新疆巩留县草原特点,重点分析产权角度下草原生态系统破坏原因,探究明确草原产权对保护草原环境的益处.

1 从产权角度分析草原生态系统破坏的原因

造成草原生态环境破坏的原因有多种,如草原肆意开垦、过度放牧、乱砍乱伐等.而从产权角度分析草原生态环境破坏情况,可以确定草原产权制度的缺位、草牧场承包到户的制度缺陷均造成了草原生态环境的破坏.

1.1草原产权的制度缺位

依据《中国土地资源》中所说明土地面积权属情况来看,我国未订权属的土地面积较多,而其未订权属的草原面积占到了90%多.究其原因,草原产权的制度缺位.因为草原产权的制度缺位,就使得草原所有权不明确,出现大量无主地,被称为“公共地”.这就使得一些牧民或其他人士在公共地上进行放牧、砍伐等,使得草原退化严重,逐步沙漠化.当然,一些地区草原产权是归草原全民或集体所有,并没有细化到用户头上,促使集体的所有权不稳定的情况存在,这也使得草原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情况也频频发生.

1.2草牧场承包到户的制度缺陷

实行草原家庭承包经营,是党在牧区的一项基本政策.草原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实施,将人、畜、草基本生产要素统一集中在家庭经营之中,可以调动牧民保护和建设草原的积极性.但从当前草原牧场家庭承包经营的实际情况来看,这项政策比较形式化.原因就在于草原牧场承包到用户的制度存在缺陷,其草原牧场实际应用情况不符,未能对草原牧业予以合理规划,约束草原牧场承包情况,促使牧民合理运用草牧场,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积极建设草原.另外,草原家庭承包经营执行的过程中,并未对承包合同的执行予以严谨的说明,促使草原牧场使用权的落实不合理,导致草原牧场使用权无法有效发乎效力[2].

2 明确草原产权对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的益处

巩留县隶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部.新疆巩留县人民主要进行草原畜牧活动.而新疆巩留县草原是当地人民赖以生存的基础生产资料.维持草原良好的发展,不仅是保草原生态环境,也是保障新疆巩留县人民正常生活的关键.对此,笔者分析草原产权的作用,探究其在草原发展中是否有用:

2.1明确草原产权可以形成牧民集体的经济利益保护机制

之所以说草原产权的有效落实可以形成牧民集中的经济利益机制,主要是我国草原地区一直都未建立明确的产权制度,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予以约束,这使得放牧、垦荒等活动肆意进行,最终所产生的恶劣后果由全社会来承担,这必然导致人民集体经济利益的损失.为了避免此种情况,就只有明确草原产权,使草原归当地牧民所有,牧民来维护和使用草原,同时草原也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牧民的维护中良好建设和发展,就意味着社会经济得到发展,是保护人们集体经济利益的重要体现[3].

2.2明确草原产权可以形成牧民自主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机制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过共有资源的问题:“许多人共有的东西,总是被关注的最少”.这一理论放到草原发展中同样适用,如若不明确草原产权,草原就会变成公共地被人们随意使用,而无人维护和管理.相反的,确定草原产权,将草原产权落到牧民的头上,牧民就会将某部分产权视为所有物,对这部分草原的使用予以控制、对这部分草原予以维护,促进草原良好建设.这充分说明了草原产权的确定可以使牧民自主的维护和保护草原生态环境.

2.3明确草原产权可以形成牧民集体内部的经济效益协调机制

明确草原产权,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牧民普查,明确牧业人口、户数、拥有草原及牲畜数量等.再在普查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明确草原产权,促使草原使用权平均分配给牧民,并由当地政府负责监管草原使用情况.通过此种方式所明确的草原产权,使得草原产权在牧民集体中充分发挥作用,即协调经济效益.因为草原产权的配置与牧民生活实际情况相关,使得草原产权配置合理,促使每个牧民的权益得到保护,牧民可以合理使用草原,创造经济效益.

2.4明确草原产权可以形成利益主体的政策参与机制

通过明确草原产权,牧民才能够合理的使用草原,实现经济独立.此种情况下,在当地社区或政府提出政策的情况下,牧民才会以草原使用主体身份参与到政策讨论中,以维护自身的利益.由此,可以充分说明草原产权的明确,可以形成利益主体政策参与机制,促使利益主体拥有对自己生存环境控制和管理的权利,避免草原被侵害、被破坏、被占用的情况发生[4].

结论

综合以上内容分析,可以确定草原产权的明确是非常有意义的,其可以形成四种机制,维护牧民经济利益、保护草原生态环境,促使草原合理使用、良好建设.

参考文献

[1]盖志毅。草原产权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J].草原与草坪，2005,(6)：12- 16.

[2]陈祥军。草原产权变动在哈萨克牧区社会的反应与影响---以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为例 [J]. 新疆大学学报 ( 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2(1)：62- 67.

篇（4）

首次咨询中，安全、信任关系的建立解除了她的怀疑和防御，为日后的深入治疗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一起商定了咨询目标：近期目标是改善失眠和焦虑；远期目标是找到“我是谁，我要什么”，找回自己内在的力量。用10次的时间做一个疗程。根据她的认知水平，布置瑜伽放松功课，并推荐书籍《遇见未知的自己》。

在接下来的每周一次的咨询中，前5次，我将咨询重点放在她的原生家庭，尤其是与母亲的关系上。雯雯反馈对《遇见未知的自己》这本书很有感觉，一口气读了3遍，似乎隐约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主要出自家庭和小时候的经历。在真诚、陪伴、无条件积极关注的咨询氛围中，雯雯敞开了心扉，讲述了自己的原生家庭和童年时的经历：她一家四口人，除了父母，还有个小自己4岁的妹妹。妈妈任性，爸爸宠爱、迁就妈妈，在家没什么地位。妹妹出生之前，自己是小公主，深受父母喜爱。而妹妹出生后，有一次，她撒娇要妈妈抱，不小心碰到了妈妈的，妈妈感觉很痛，之后就一直拒绝抱她，让她很伤心。

一旦问爸爸妈妈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时候，他们一直说她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意识到只有妹妹才是他们亲生的，自己是捡来的，于是很痛苦，经常跑到邻居家去哭诉。小学成绩很好，几乎都是100分，别人都夸她，唯独父母从来不以为然。而妹妹成绩一般，父母经常要提醒辅导。只有一次她六年级数学考了99.5分，被妈妈狠狠地指责了一番：而舅舅家的表弟一向不及格，这次却考了75分，得到了全家人(包括妈妈)的表扬。她非常困惑。

初一的时候她不想努力读书，成绩下滑，开家长会时，妈妈当着众多家长的面说：“你真给我丢脸!”那个画面让她永远难忘(说到此处表情很痛苦)。我问她那时的感觉，她答：“被当众羞辱，她不是我的亲妈，我恨她!”打那之后，她的成绩就像过山车一样时高时低。我问她分数高低对她都意味着什么?她答每当分数高的时候，父母没有表扬，只是说不要骄傲、要继续努力!而分数低的时候他们却非常关注，跑过来问是怎么回事。说到这，雯雯一下子醒悟到，原来成绩好可以得到外人的赞扬，而那似乎不足够，只有自己成绩不稳定时才能得到父母的关注!为此，她不惜以不再做老师同学喜欢的好学生为代价，直至高考成绩不理想而考不上梦想的大学——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雯雯痛哭流涕，开始数落对父母的种种不满，为什么自己无论做得多棒都得不到他们的表扬?为什么妈妈对她开口就是指责?想起上个月回家举办婚礼，在举办婚礼仪式的前一晚，妈妈过来抚摸她的头发，她竟然非常抗拒，躲开，感觉浑身起鸡皮疙瘩，那种感觉让自己既害怕又自责，怎么可以抗拒自己妈妈的抚摸呢?她突然意识到已经有24年和妈妈没有过身体、皮肤的接触，又开始痛哭。

我适时运用空椅子技术，让她找一个物品代替母亲，与她对话。她随手拿了一个闹钟，在滴答声中，盯着它说：“妈，从小到大，你为什么总是指责我?我永远没有犯错误的权利?”我让她想象妈妈听了会说什么，她思索了一下，回答：“因为不想你骄傲啊!”“我做得再好也得不到你的肯定，我表现优秀有什么用?”“妈是想让你在社会上少吃苦，工作好，生活好，不像妈一样，工作不稳定，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女儿，妈就靠你了，你要给我争口气!”说到这里，雯雯放声大哭，把闹钟抱在怀里。我问她的感觉，她说她知道妈妈是爱她的，因为妈妈对自己的人生不满意，自己比妹妹优秀，所以妈妈对自己抱以很大的期待，想替她活得好!我问她28年的人生在为谁而活呢?雯雯沉默良久，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大声说：“我要过我自己的人生，我才不要为别人活呢。”我借用家庭系统排列的导语让她跟着我，对代表妈妈的闹钟说：“妈妈，谢谢你给了我生命，把我养育成人，我知道你不容易，但是，这是你的命运和人生，从现在开始，我要为我自己而活，请你祝福我!”然后转过身去看着窗外的远处，想象仿佛看到一道温暖的光，自己带着微笑走进光里，慢慢前行。雯雯此时感觉不像从前那样内心总是有两个声音在作对，现在统一了，她感到很轻松。失眠、焦虑的情况改善很多，就是偶尔还是跟老公争吵，感觉烦，甚至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

篇（5）

0.引言

内蒙古草地资源丰富，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自然因素和不合理的人为生产活动的作用，草原环境急速恶化，半农半牧区草原比牧区草原被破坏更为严重。最近十年国家针对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按照内蒙古各个地区的而实际情况实施了“生态移民”“退耕还林”“退牧换草”“禁牧圈养”等保护和恢复草原生态环境的政策。内蒙古各个区域的草原生态环境状况是不一样的，在退化的草原地区中，半农半牧区的草原退化状况最为严重。

半农半牧区的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恢复成为不可忽略的问题。“禁牧” “休牧” “轮牧”是恢复草原植被、改善草原生态、防御自然灾害、促进农牧业生产的重要措施，是在总结草原保护建设利用经验的基础上．对草原规律深入认识的结果，也是针对不同的自然环境特点，实施草原保护、恢复草原生态和科学利用的综合的配套措施。建立和推行禁牧、休牧、轮牧制度，是改善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草原、促进内蒙古农牧区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1.半农半牧区的禁牧政策

内蒙古草原可分为，纯牧区、纯农区与半农半牧区。内蒙古半农半牧区是我国农牧业交错地带的重要核心区域。内蒙古半农半牧区包括21个旗县区,土地总面积为1500万hm2,其中草地面积约600万hm2,占土地面积的40%。①

所谓“半农半牧”一般是指同一个地区的人口同时经营种植业和畜牧业，具体体现在同一户定居的人家，在从事种植业的同时，又放养了一定数量的牲畜;或者是同一户原来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家，抽出部分劳动力在农业区发展农耕经济。②内蒙古半农半牧区域的生态环境的恶化的缘故，对当地农牧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多的困难。如内蒙古地区的各个盟市的半农半牧旗县中大部分成为国家贫困旗县③。

2.半农半牧区农牧民生产生活情况

科右前旗是内蒙古兴安盟的半农半牧旗之一，从18世纪清朝年间开始农业种植生产。当地农牧民以蒙古族为主，但是因为接触农业生产生活的时间比较久的关系，当地蒙古族牧民对农业的认识也很深刻。而且，当地大多数地区的牧民也都有自己的农田耕种。传统的牧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几乎没什么冲突。而且农业与牧业相互融合，相互依赖关系非常明显.经过长时间的探索与实践，当地农牧民已经适应和熟悉了半农半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在“禁牧圈养”政策的实行对当地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有着一定的影响及其变化。

2.1生产方式的改变

该地区的农牧民的主要以耕地和放牧为生产方式。根据当地人的说法在禁牧圈养政策实行以前，不管事耕地还是放牧，主要还是“靠天”。农业和牧业对当地农牧民的生活中都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农业耕种主要靠每年的降水量有着密切的关系。有时候降水量或多或少的时候都会影响到农牧民的农业收入。而这个时候可以用牧业上的收入补给上。而牧民的畜群的饲料又都是从农业上供给的。如牲畜过冬的饲草是从田地里收割回来。农业上收获的粮食，一部分也用作牲畜的饲料。这样情况下，该地区农业牧业是相互补给的。但是，自从“禁牧”施行后，当地的牲畜明显减少了很多。因为不能在到公用草场放牧，有些农牧民直接把家里的牲畜都卖掉了。只依靠农业维持生计。所以，当遇到年景不好的时候，这些人的生计就会出现问题。这种生产结构上的变化，对当地农牧民的经济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禁牧后，绵羊、山羊、牛群都不能到山上放牧，所以农牧民对这些牲畜都进行了处理。有些农牧民开始对家畜如，猪、鸡、鹅之类的饲养的量就增多了。而农牧民饲养的这些销量也日益扩大。因为在农牧区饲养的这些家畜，没有化学饲料等的污染，猪肉、鸡肉等的价格远比市场上的肉的价格要高。如鸡蛋的话，养鸡场的鸡蛋四五块一斤的时候，农牧民家中的鸡蛋要买上十多块钱一斤。禁牧后农牧民饲养的家畜结构也产生了变化。

因为，放牧被禁止，很多家庭中原本进行放牧的劳动力，就成了多余的劳动力，因此这些多出的劳动力，因为教育水平的限制，部分都外出打工补贴家用了。根据调查，外出打工的都是在16-25岁之间的年轻人。因为当地农牧民的思想观念和经济因素，一般家庭中，孩子只上到高中或初中，如果考不上大学都会回到家里成为劳动力。因此，当家庭劳动力多出时这些年轻人就外出打工。在一个原因是，当地初婚年龄普遍较低。一般二十岁或满十八岁就会忙着结婚成立家庭，结婚后就有自己的田地和生活。当地年轻人出门打工增多，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种现象。根据本人的访问调查，这是因为禁牧后产生的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而引起的。

2.2家庭结构的改变

上述中因为禁牧产生的生产结构的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对当地农牧民家庭结构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尤其是核心家庭的增多。原本的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比较大，因此当地一般子女结婚后，还是和父母在一起居住一起进行生产活动。因此，近几年结婚的年轻人中大多数是婚后和父母分开居住生活。因此那种三四代人一起居住的扩大家庭的比率越来越小。而核心家庭比率越来越大。

2.3政府的各种补贴

禁牧后，政府对草原生态的恢复和保护非常的重视。与此同时对当地农业和其他产业的协调发展做出很大的努力。对农牧民的生产生活上的补贴越来越多。对于旗内贫困家庭进行分级补助。帮助农牧民在田间大井一边雨水不足是进行灌溉。以前牧民对于房屋的建造都很粗略，因此政府对于盖新房的农户都进行补助。

草原补贴是最近两年实行的，对于近几年当地农牧民的畜群日益减少，而且当地的生态环境和草原的恢复的工作得到了相当大的成就。政府为了弥补农牧民禁牧后在牧业上的损失尽量在各个方面给农牧民帮助。因为禁牧，对农业的重视越来越多。每年在农业上的补贴每户都可以有两到三千元的补助费。为了确保农牧民的农业的收入，政府对当地每户的田地每年春天都做了保险。所以当年景不好或遇到有干旱或洪水灾害，而引起农牧民的农业收入没有达到预期的收入产量时，按照原来的保险金额进行补助。

对于该地区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教育的问题，政府也实行了教育补助政策。如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全部免其学费书费等各种费用，而且每个月每个学生都有生活补贴。对于进入高校的学生每年给予每个学生2000元的补助等政策。

政府的这些政策都是针对于当地农牧民的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施行的。正因为当地政府的各方面的努力，禁牧后的这些年，该地区农牧民的生活越来越好。更重要的一点是，该地区的草原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恢复。

3.总结

在半农半牧区进行“禁牧圈养”政策，对于当地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引起了各方面的影响，在农牧民的生产结构、家庭结构、劳动力结构上都产生了很显著的改变。但是禁牧政策也得到了预期的效果。很大程度的恢复和保护了当地草原生态环境。也因为当地政府对于禁牧政策的认真实行，不仅草原生态环境得到了恢复，同时也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科]

【参考文献】

［1］包智明,任国英，内蒙古生态移民研究[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5.

［2］色音,张继，生态移民的环境社会学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9.6.

篇（6）

【关键词】意义建构；夯实根基；体验生活；寻求规律

不知其它区域初中学校的作文课堂是何种教学现状，就其本校语文习作双主互动体验，理性反思作文教学实践，仍是教师指导犯难，学生习作无趣；表情没有思想，达意缺失实感；语言东拼西凑，交际无的放矢；行文不成体统，更难掷地有声。鉴于此，深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校本研究，悉心揣摩作文课堂学习意义建构对策，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校本研究获悉，初中作文教学，严重缺失作文课堂的学习意义建构理念，严重缺失作文学习科学辅导方法，严重缺失作文学习自主实践兴趣，严重缺失作文学习规律探究智慧。作文教学造成花花课堂，以应付教育“差事”；习作训练虚伪不实，以大轰大嗡敷衍了事；作文教学失去原生态的根本原因，是语文教师缺失生活作文课堂的学习意义建构意识。予以概括反思，一表现在作文教学（辅导）备课环节，不去理性思考习作训练的情境设置环境要素（生活素材与兴趣投入）；二表现在习作训练方略的主导作用环节，不去揣摩作文指导智慧挖掘的协助要素（协助方案与笔耕实践）；三表现在习作成果激励评价环节，不去搭建习作评价互动平台的交流要素（共同提高与分享喜悦）。交流得知，当下初中作文教学普遍仍囿于传统的经验型和总结型应试图式，仅围绕完成作文教学量化任务要求和中考作文导向，来锁定作文教学研究视角，来划定习作训练研究论域。这实属还是早被摈弃的传统填鸭式作文应试教育模式，这与作文学习意义建构的校本性（作文教学特色）和前瞻性（写作自主发展）背道而驰。如果深刻挖掘一下初中作文教学的发展式内涵，就不难萌生作文创新教学的理性思考，拓宽初中作文教学校本研究的特色途径，理智处治无利于学生习作发展的实践顽疾，应用建构主义的教育眼光，为广大初中语文教师的作文教学实践纾难解困。

初中各阶段作文学习意义建构目标是有评价梯度的。要么关注基础填补、不失体验生活；要么关注行文规范、不失采撷人文；要么关注习文常规，不失笔耕指导。

篇（7）

问题提出

黄河首曲草原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境内众多的黄河支流和丰富的湿地资源，又称为“高原水塔”和黄河上游的“蓄水池”。玛曲县的草地资源是当地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也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天然生态屏障。这说明玛曲草地资源重要的经济和生态功能。其实草地资源和畜牧业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关系，二者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其中一方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另一方的发展。只有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才能实现经济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玛曲位于甘肃省甘南州西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甘、青、川三省结合部，是黄河上游重要的补给区。由于独特的高原地理环境，形成了优质的草地资源，全县共有草地面积1288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84.3%，可利用草地面积1245万亩，占草地总面积的96％。草地资源是畜牧业发展的基础，玛曲是纯牧业县，畜牧业是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2008年畜牧业总产值达28723.07万元，占当年GDP总量的41.78%，畜牧业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畜牧业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

2.原料型畜牧业模式分析

2.1原料型畜牧业概念及其特征

原料型畜牧业是指以草原为基地，牧草为生产资料，在没有补饲的情况下，采取传统的生产和经营方式，过分追求数量不重视经济效益和品牌效应，只是把牧草资源转变初级畜

产品的社会物资生产部门。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原料型畜牧业首先表现在传统的粗放型生产方式。畜牧业只是纯粹的利用天然草场，过分依赖自然条件，即使是在牧草资源较少的年份，也不补饲，自然条件的好坏直接决定畜牧业的产量和畜产品质量。其次是落后的经营方式。这在经营管理方式上完全的自由放任放养方式，不注重牲畜的结构和出栏、销售时间，最终导致种群结构不合理，畜产品质量较差，收益较低。

二是生产组织程度低。在实行草畜双承包制后，畜牧业以分散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模式为主，牧民抵抗风险能力较低；同时牧民的文化程度较低，在获得生产、销售的信息资源的渠道少、市场把握困难，畜牧业发展水平也较低，畜牧业经

营规模小容易造成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而缺乏竞争力。

三是缺乏品牌优势。无论是牲畜销售还是畜产品销售都缺乏品牌效应，纯天然草场的资源优势和无污染、无公害的绿色畜产品和有机畜产品特色未能充分体现，产品价格和普通畜产品的价格相差无几，出现了“优势优质资源、产品优质不优价”的尴尬局面。

2.2原料型畜牧业的发展现状

玛曲是纯牧业县，畜牧业是当地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畜牧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牧民的生活水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玛曲经济社会取得了重要成就，牧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由表1可知，畜牧业产值占GDP得比例平均为36.93%，其中2000年达45.71%，对GDP的贡献率近50%，可见畜牧业在玛曲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表2可知，玛曲牧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二者之差最大为2000年的926.30元，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增加牧民收入，促进了玛曲经济的发展。

表1玛曲县畜牧业产值及比例单位：万元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GDP

23751

26095

28700

32609

37201

42750

48500

54849

68714

畜牧业产值

10856.67

10125

10750

10818

11401

12433

13335

15757

23501

占比例 %

45.71

40.34

39.57

35.45

32.35

30.36

32.73

34.09

41.78

资料来源：根据《甘肃农村统计年鉴》各年计算数据整理

表2玛曲县和甘肃省农村居民纯收入比较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玛曲牧民人均

纯收入(元)

2355

2400

2460

2528

2600

2670

2755

2855

3085

3385

增长率 %

1.9

2.5

2.8

2.7

3.2

3.6

8.1

9.7

全省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元）

1428.70

1508.61

1590.3

1673

1852

1980

2134

2328.92

2723.84

3134.08

增长率 %

5.6

5.4

5.2

10.7

6.9

7.8

9.1

15.1

二者之差

926.30

891.30

869.70

855.00

748.00

690.00

621.00

526.08

361.16

250.92

数据来源：根据《甘肃省统计年鉴》和《玛曲县统计年鉴》各年数据计算整理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料型畜牧业发展瓶颈越来越明显。由表1可知，畜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越来越低，由45.71%降低到30.36%，虽然近几年比例有所上升，但仍低于2000的水平。由表2可知，牧民人均纯收入和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由2000年最大的926.30元减少到2009年的250.92元，减少了675.38元；同时玛曲牧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增长率低于全省水平，平均增长率4.14%也低于全省9.18%水平，落后全省4.21%。这说明了原料型畜牧业经济制约了牧区经济的发展和牧民的收入水平。

原料型畜牧业不仅对经济的发展和牧民收入产生了影响，而且还造成玛曲草场退化，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实行草场承包以后，牲畜的存栏量急剧增长，由1982年的170.81万个羊单位增加到2009年的327.4万个羊单位，增加了近两倍；而玛曲草场的理论载畜量为166万羊单位，2009年玛曲超载161.4万羊单位，超载率为97%。牲畜超载最直接的结果是草场退化，1985年沙化面积为2.16万亩，2003年达到80.1万亩，沙化面积增加了近40倍，平均沙化速度达到20.94%。草场退化导致了草场质量下降草场可食牧草产量从1982年的平均5860.5千克/公顷，下降到2004年的4000千克/公顷，降幅达31.75%；还导致了秦艽、甘肃贝母、红景天等珍贵药用植物的灭绝。草场面积退化草原涵养能力降低，黄河高原水塔功能减弱。

3.高寒牧区玛曲畜牧业经济转型原因分析

玛曲畜牧经济兴衰和草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不仅关系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而且还影响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近年来，原料型畜牧经济的发展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生态环境恶化，黄河补给区功能减弱。所以，玛曲畜牧业经济必须实现转型。

3.1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正如经济效用理论所言，畜牧产品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受市场经济的约束，消费者的偏好和产品的性能决定了消费者最后的决策结果。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消费意识不断增强。同时居民消费以享受型、高层次消费为主，在购买商品时更加注重产品的功能、效用和品牌。根据对兰州市居民的100份问卷调查，从图1中可知出，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的行为最高，所占比例达45.6%，一般产品的比例最低，只有12.1%，由于消费者对有机产品不是很了解所以比例也较低。说明

图1不同类型产品的购买比例图图2品牌和非品牌的消费比例

居民在消费时更加注重绿色、无公害的产品，不再盲目追求产品的数量。从图2可知，消费者对品牌和非品牌的消费比例分别为56.7%和43.3%，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优先考虑品牌比重较高，说明消费者品牌意识增强，可以预见品牌产品将是未来消费的主流。

同时，市场竞争已由过去单纯价格竞争转向品牌竞争，哪家企业开发和生产的产品品种新颖，质量可靠，服务优等，那家企业就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因此，谋求品牌优势特别是名牌优势是开发培育特色品牌业化和市场化的当务之急。无论是消费者需求还是市场竞争的要求，高原畜牧业经济必须实现转型。

3.2生态安全与生态建设需求。草原是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对维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玛曲作为黄河水源重要补给区，补充黄河水量达45%左右。因此，玛曲草原的退化程度和可持续发展不仅关系到当地生态环境的安全而且还关系到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近年来，草地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引起当地气候、环境变化，草地生产力降低、草地功能衰减和丧失，同时还导致黄河首曲湿地地下水位下降。目前，玛曲境内数千个泉眼已经干涸，流入黄河的27条主要支流中，已有11条常年干涸，另有不少成了季节河。数百个湖泊水位明显下降，地表径流量和土壤含水量锐减，全县干涸的沼泽面积高达160万亩，造成生态环境失衡，诱发土地沙化，危及当地及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因此，高原牧区经济转型是保护当地及黄河流域生态建设与生态安全的迫切需求。

3.3区域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的需求。玛曲是一个藏民族聚居的纯牧业县，畜牧业是牧区经济的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是广大牧民群众赖以生存和发展最根本、最主要的基础资源，畜牧业的丰歉兴衰直接影响着地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玛曲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畜牧业发展水平比较低，还是传统的游牧方式，影响了经济进一步发展，导致了牧民的收入增长缓慢、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同时，经济的繁荣、牧民生存环境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方面。因此，促进高原牧区畜牧经济的转型，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护地区稳定的要求。

4.高寒牧区玛曲畜牧业经济转型模式研究

高寒牧区畜牧业经济的转型，首先考虑是保护高原生态环境，其次才是经济的发展问题。经济转型要以地方实际情况为前提，通过联户经营和定居等模式减轻草场退化，其次调整产业结构、走品牌化和产业化道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最终目的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的统一。

4.1转型模式分析

一是发展以联户承包为主经营模式。联户承包是指依法拥有草原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或依法获得国有草原使用权的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多个农牧户联合承包一片草场，实施联户经营的一种承包方式。联户的实质是具有农区的合作社性质在牧区新的表现形式，是把草场相邻或相近的牧户分散的牧场集中经营，实现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共同管理的一种模式。实行联户经营可以有效地减少因围栏产生的生产成本；解决部分牧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联户经营牧民之间责任共担，降低因自然灾害等产生的风险。

二是牧民定居，牲畜游牧的生态模式。高寒牧区实行定居模式可采取下面两种模式。第一，以城镇为中心的定居模式。该种模式主要以不愿意继续从事放牧的年轻人为主，游牧不在是牧区唯一的生产方式，通过从事商业、贸易或其它服务行业等途径，使一部分牧民逐步从依赖养畜生活转变为靠经商生活，实现牧民生产方式的转变，使牧区的人口下降到牧区天然资源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减轻人口过快增长对天然草场的压力。第二，联户定居模式。主要针对继续从事畜牧业的牧民，该模式有助于政府投资，改善牧区的交通、水电基础设施，降低政府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成本，同时促进牧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改善了牧民群众的居住环境，提高了牧民的生活条件；而放牧人员和牲畜不定居，建立了生态定局和游牧并存的高寒草原新模式。既实现了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又最大限度的保护了草原生态环境。

三是培育高原特色品牌型畜牧业产业化模式。特色品牌特征是品牌定位和品牌个性结合后的特殊产物，它能够帮助产品和服务在消费者头脑中建立起独特的魅力。因此，特色品牌的影响无论是企业还是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开发培育特色品牌牛羊肉产业和具有地域资源优势特色的产业，创立品牌，特别是具有竞争力的名优品牌，在竞争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如何加强畜产品产业化发展，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畜产品，培育优质产品品牌，充分发挥品牌效应，走品牌化道路，是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模式。

四是高原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模式。高原生态文化旅游是发展高原生态畜牧业最重要的模式。高原生态文化旅游以高原独特的地理条件形成的自然、民族文化和人文景观为基础，既可以使生态环境、民族风俗和优秀文化传统得到较好的保护，又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统一的旅游方式。生态文化旅游本身要求人、草、畜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中和谐共存，是对生态环境的良好促进，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发展生态文化旅游有利于合理利用和保护草地资源，正确处理人、畜和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实现三者的和谐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牧民脱贫致富缓解就业压力。旅游业将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服务业促进作用明显，而服务业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缓解就业压力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有利于促进玛曲经济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拉动投资、促进消费，在这“两驾马车”双重拉动下，玛曲经济必定会快速发展。

4.2经济转型模式的实证应用

首先，继续扩大联户经营模式，推进牧民定居工程。实行联户经营和定居工程根本目的是解决因草场退化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90%夏秋草场实行联户承包经营有效的解决了草场退化问题；而春冬季牧场实行承包到户的经营方式，草场退化严重，因此要继续扩大联户经营向冬春季牧场推广。在实行牧民定居工程要以牧民需求为依据，因地制宜。目前牧民定居主要是以城镇为中心的定居模式，只是解决了部分不愿以游牧为生的生产、生活方式；大多数愿意继续从事传统的游牧方式的牧民没有从定居中获得好处，针对这种情况则可实行联户定居弥补以城镇为中心定居的不足；而现在的联户经营以3-5户牧民为主，规模较小，不适合联户定居。所以在实行联户经营过程中要扩大联户规模，建立以10-20牧户为主的牧民定居社区。

其次，走特色品牌产业化道路。从图3中可以看出，特色品牌型畜牧业发展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改造现有产业发展模式。首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特色牛羊肉品种，对产品进行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产品优化升级，走出本地区。目前玛曲县唯一一家有机畜产品加工企业，没有特色的品牌产品和规模化生产，导致成本过高，企业发展困难。因此，要大力发展畜产品深加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建立具有竞争优势的畜产品品牌；其次，畜牧业向相关产业或行业渗透。欧拉羊肉高蛋白质、低脂肪、低胆固醇，肉质细嫩可口的优点，并借鉴内蒙古“草原兴发”和“小肥羊”品牌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优质资源走品牌化和产业道路，同时加强产品品牌宣传；建立专业化营销组织，产品统一销售，即使是单纯销售牲畜也要利用高原天然草场的资源优势—纯天然、无公害、无污染，提升产品的价值。

产品深加

工

现有优势产业

延长

高原特色

品牌

产业

篇（8）

1、“做中学”的生活化教育，主要指的是女性在学习女书过程，借助活动的形式掌握和提高女书的学习水平。在活动中学习，在活动中提高，在活动中使用，这就是女书学习的一个重要特点。女红是当地妇女生活的重要内容，女性在学习女书时，通过做女红，边做边学，而且在女红物品的图案中，有一部分图案就是女书，或是完全相同的女书，或是相似的女书文字形体。[3]

2、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首先，学习女书的过程是主动的学习。当地妇女学习女书，全凭自愿，只要自己喜欢，对女书感兴趣，想学习女书，都可以跟着长辈学习女书。其次，学习女书时，把认、读、唱、写有机整合，进行整体学习。

3、给予交往的学习。由于受“楼上女”生活、不落夫家等习俗方面的影响，当地妇女与男性的交往甚少甚至没有交往。于是，她们以“结老同”的方式，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比较松散而自由的女性王国。这构建了相对平等的女性世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是具有先进性的。

二、女书文化的社会文化功能

1、女书文化的生活实用功能。正如上文提到的，女书文化主要为家庭教育，并且只能是女子才能习得的文化。因此，女书文化开创了当地女子教育的先河。女书文化习得还可以通过“结老同”的方式获得，这就促进了女子之间的交往，虽然此种方法并没有延续至现代，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它还是存在巨大意义的。当今社会，女书文化主要促进了家庭成员的和睦相处，以及增进了女性之间的相互关系。

2、精神体验。过去女子都是遵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生活守则，可是女书文化却为当时的女性带去自由的空气。当今社会，虽然已经实现男女平等，但是女书文化被时代赋予了新的意义，女子们可以通过女书建立她们特有的情感联系。

3、女书的文化功能。女书文化中主要包含以女书文字创作、改编的口头诗，以及以女书文字为题材的刺绣图案。女书文化将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其特有的形式传承下来。以便后人用于研究和学习，因此女书文化还具有文化功能。

三、女书文化的教育功能

（一）女书文化对人的智力因素的影响

女书文化的教育功能首先体现在对人智力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从智力的几个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1、女书文化可以提高女性的记忆力。女书文化中使用的文字还是较为复杂的，要想掌握女书文字，就要求女子有较好的记忆能力，长期进行女书文字的学习，可以提高学习者的记忆力。

2、女书文化可以培养女性的思维创造能力。女书文字是当地女子为自己创造的特有文字，通过对口头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学的创作、改编和记录，造就了女书特有的文化体系。在女书文化的塑造过程中，女性通过对女书文字的构思，使其思维能力富有创造性。

3、女书文化可以培养女性丰富的想象力。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女书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女书文字，这种特殊的文字都是前人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前提下，结合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创造而成的。女书文化的学习方式是多样化的，值得一提的是，它可以通过认、读、唱、写相结合的方式学习，然而如何将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也是需要运用女性丰富的想象力才可以做到的。

（二）女书文化对人非智力因素的影响

1、女书文化有助于女性自由文化兴趣的养成。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女性鲜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而女书文化则给女性一个学习的机会，给当时的女性社会带来了自由的空气。当今社会，女性可以通过女书文化学习，来更加了解这种特有的女性文化，对于女性追求平等、自由的历史有更进一步地了解。

2、女书文化有助于女性陶冶性情。女书文化不仅可以使女性得到追求自由学习的机会，还可以通过吟诗、唱读、刺绣等多样的方式来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提高个人修养。

3、女书文化有助于促进家庭成员的关系以及建立女子之间的情感联结。女书文化的重要传承方式是家庭教育，通过母女之间的传授，女儿与母亲的关系更为密切。女书文化有的形式“结老同”，这使年龄相仿的女子搭建了友情的桥梁，从而建立起女性友人间的情感联结。

篇（9）

原生型农业企业大多萌发于家族，中国家文化和伦理本位背景下，受制于农业生产高风险而且启动资本相对不足，农业企业拥有的组织社会资本在农业企业创立和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对于非农企业更为显著。本文着重探讨农业企业不同的成长阶段下社会资本的资源属性和结构特征演变的规律性和普遍性，揭示社会资本演变对农业企业成长的启示性意义。

二、研究回顾：社会资本的资源属性与结构特征

关于信任的资源属性。社会资本中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是信任(张其仔，1997；福山，1998；高闯，2008)，其反映了社会资本的存量水平，并决定着社会资本的未来积累程度。由此，信任被大多数学者作为测量社会资本的核心变量要素(Knack，1997；La Porta，1997)。原生型农业企业一般都具有乡村背景这一共同的环境特征，相对封闭的空间，经常性博弈的声誉，使得村民乡亲间信任水平显著高于其他社会群体。高水平信任下的丰富的乡村社会资本成了金融和人力资本缺乏的原生型农业企业可以利用的不可或缺的存续性资源。承袭家族信任的农业企业的组织内信任随着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分别呈现出家族信任、泛家族信任与制度信任依次置换特性。家族成员之间的家族信任水平最高；家族成员和泛家族成员之间的信任属于泛家族信任，信任度也较高，但次于家族信任；而家族成员、泛家族成员与通过普通的雇佣关系进入家族企业的人员之间的信任则属于制度信任，其信任度较低(储小平，2003b)。

关于网络的结构特征。农业企业的社会资本天然呈现独特的结构属性——双重关系网络(杨玉秀，2010)：既具有家族关系的特征，同时又具有企业科层组织结构关系的特征。不同于典型的科层制组织的视人为原子化(atomized)的机械式关系网络，以血缘、宗族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乡村社会网络空间相对封闭，村民农户交互行为频率较高，形成的人际网络紧密度高、稳定度好、同质性强，社会资本存量大(成良斌，2006)。高密度网络关系和高强度交互模式下的强关系型社会资本，缩短了社会网络有效路径，网内成员相互之间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经济收益(杨亚丽，2007)，而无需要付出更多的额外成本。

关于交互行为的逻辑。林南从资源分析角度把社会行动分为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Lin，1986、1990、1992)，认为工具性行动意在获得不为行动者拥有的资源，而情感性行动则是维持已被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工具性行动由于可能获得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回报而成为行为人的刻意追求，以便从中求得资本的增加。经济回报是直接的；政治回报也类似于直接，表现为一个组织中的等级地位；而作为社会回报来自于不对称社会交换，不对称社会交换产生社会债务，债务越多，自我和他人维持关系的需要越强烈，在网络中传播信用的倾向越明显，所获得的声望越高。社会回报是工具性行动的基础。对情感性行动来说，社会资本是巩固资源和防止可能的资源损失的一种工具(Lin，1986、1990)。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的回报经常彼此增强，导致工具性和情感性回报呈现不同的模式。开放的网络和关系更可能接近和运用“桥梁”去获得稀缺资源，增强其获取资源和工具性回报的机会。而一个具有更亲密的互惠关系的紧密型网络，会增加动员新的共享利益和资源以保护现存资源的可能性。

综合性的研究来自于Nahapiet & Ghoshal(1998)，他们认为企业社会资本可以分为结构性、关系性和认知性三个维度。结构维度指关系网络及其结构特性，如网络存在与否、联系强弱及网络结构状况等；关系维度指网络中成员间的信任、规范与惩罚等；认知维度指网络中的认知范式，如语言、符号、文化习惯以及组织内的默认知识，包括是否拥有共同经历、共同的立场和观点、共同的语言文化等。组织内部关系网络越紧密、组织成员间信任度越强、组织内共同的语言、文化习惯和共同的价值信仰越多，组织内的社会资本就越多，也就越有利于组织的发展。

乡村背景下的原生型农业企业更加倾向于家族高度信任水平、组织内部联系紧密的强关系社会网络，具有显著的情感倾向的交互行为的历史延续和普遍接受认可的价值取向，使得社会资本对农业企业诞生和成长的影响，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组织更加显著。

三、农业企业成长不同阶段下社会资本演变特征

现有组织理论对企业成长阶段划分，农业企业的发育成长也历经新创、成长和成熟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会面临着突然死亡的威胁，为规避风险，不同成长阶段企业需要进行目标和资源配置的调整，由此导致农业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拥有的社会资本存在明显的差异。演进视角下，农业企业组织社会资本的资源属性和结构特征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显著的规律变化(见图1)。创业阶段的农业企业的组织社会资本明显承继于家族社会资本；扩张阶段的企业在保持原有社会资本的前提下，进一步吸纳乡村社会资本，组织社会资本的资源属性和结构特征开始发生变化；而农业企业的成熟稳定则伴随着组织社会资本向科层制下的制度社会资本的顺利转变。农业企业的成长是集聚吸纳并丰富原有承继的家族和乡村社会资本、不断吸纳科层社会资本、有效整合组织内外社会资源、克服组织成长障碍的过程。

(一)新创农业企业的初始社会资本大多承继于家族社会资本

农业生产周期长，生产过程难以细分。风险和高监督成本下，不可能采用资本密集的生产组织方式。受启动资源匮乏的强烈约束，为克服新创负债，原生型农业企业将创始者的家族社会资本自然而然地移植到组织，以便顺势利用社会资本的经济功能。由此，原生型农业企业的初始社会资本的资源属性和网络结构特征明显带有家族特性。组织内成员基于亲缘，世代交往，交互行为大多尊崇浓厚的亲缘情感。家族成员间较高信任水平和较小网络半径，以及极为相似的认知维度，使得组织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其较高的边际贡献大大降低了组织运行成本。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的自觉自愿合作模式，使得企业创业成员能够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社会资本成为组织顺利规避农业企业创业生存面临的风险，进入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图1的路径L1)。如果社会资本的边际贡献不足以抵补新创负债，企业可能会在初创期夭折。

(二)农业企业成长阶段社会资本属性特征的演变

跨越生存期进入阶段2的成长期的企业，开始“青春期”般成长，经历快速成长带来的“成长的烦恼”。无论是资本规模的扩大、组织结构的扩展，还是市场盈利能力的提高(储小平，2003a)，每一种成长标志都意味着随着非家(宗)族成员的吸纳，企业的社会资本属性特征将逐渐发生变化。资源属性由原有的家族信任向泛家族扩展，信任水平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原先“闭合”(closure)的社会网络将打开，企业关系网络沿着家族网络向外扩展至泛家族——村民乡亲，组织成员的情感性遵从意愿开始下降，理性经济人的特征凸显；组织成员个体目标开始偏离组织目标。在利益和目标冲突下，曾经在企业新创期起到核心作用的亲缘型社会资本的边际收益将逐步降低，潜在的消极作用将逐渐显露。企业在吸纳来自于乡村的金融和人力资源的同时，如果不能适时将原有的家族社会资本与乡村社会资本进行有效的协调整合，结构逐步变化了的组织社会资本可能不足以抵补企业迅速扩张带来的交易成本提高，那么组织将可能从A点开始下滑，最终蜕化(图1之阶段1的虚线部分)，组织在社会资本的冲突中消失。而成功的企业将突破A点，顺势进入阶段2，实现规模突破，进入企业成长阶段的平台期(图1之L2路径)。

(三)农业企业成熟期科层型社会资本的建立

农业企业通过有效吸收外部资源，将乡村社会资本有效整合，企业实现成长，组织边界将向着更加动荡复杂的竞争环境(图1阶段3)延伸扩展。处于阶段3的规模迅速扩张的企业在正规化管理和制度压力下，其社会资本属性特征将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企业的科层特征基本具备，企业原先主流的“亲缘+乡村”式社会资本将被科层型(制度)社会资本逐渐覆盖，家族和乡村信任将被科层网络关系下的制度信任置换；企业成员开始由情感性遵从，转化为科层制下的对上级和各种正式契约服从。成员的交互行为也逐渐从基于利他性感情交往，逐渐呈现工具性行为，以获取各种可能的回报。如果这种转变不能顺利实现，科层制的制度优势不能够有效发挥，而其产生的组织成本不能被组织社会资本有效抵补。同时，前期成功经历产生的路径依赖效应，锁定于“家+乡亲”的圈子而导致组织步入低效率困境，企业很有可能会从B点下滑，组织步入蜕变的路径。反之，如果能够有效整合隶属主体不同、主体交互关系复杂、信任程度差别极大、组织社会人际网络结构交错、功能性质各异的各类社会资本，农业企业就具备向符合现代性大企业的科层型社会结构顺利转化的前提条件，组织发展就可能顺利跨过图1中的B点，沿着路径L3实现现代企业制度、规范管理的飞跃。

图1　社会资本边际贡献与农业企业成长阶段的耦合

四、案例分析

（一）个案背景：温氏集团的发展历程是诸多原生型农业企业典型之一

1983年，由温北英牵头，集资8000元，创办勒竹畜牧联营公司，开始了温氏集团的创业历程。公司创立时共有“7户8股”，其社会关系见图2。北英和鹏程是父子，算是一户两股，金长、木桓、温湛都是来自石头冲村的同宗兄弟。严百草是车岗相塘人(同属新兴县)，又与鹏程是同班同桌的学友，高中毕业后就跟鹏程在一起办养猪场，一直共事到现在。梁洪初是北英的至交好友，当时在县食品公司东成食品站当站长，温泽星时任?{竹公社党委书记。尽管后面的两位股东不参与现场工作，只是出资表示支持。①然而，与8000元的启动资金相比，温氏集团前身的组织社会资本用“丰富”形容不甚为过。目前，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成为以养鸡业和养猪业为主导、兼营生物制?药和食品加工的多元化、跨行业、跨地区发展的现代大型畜牧企业集团，在广东及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建成110多家一体化公司。2007年，温氏集团成为广东省首家百亿元级规模的农业龙头企业；2008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58亿元，上交税金2.8亿元。温氏集团实行农业生产的信息化管理，实现生产、销售和财务管理信息实时共享，其管理水平处于国内农业企业领先位置。

（二）案例分析：社会资本视角

(1)家族社会资本是温氏集团诞生的土壤。初创企业生存瓶颈在于机会识别的困难和启动资本的限制，而组织的经济活动更是着床于更广的社会习惯与道德之中(福山，1998)。尽管温氏集团的开元创始人温北英具有对机会的敏dylw.net 写作论文锐识别能力，但是，农业的生产高风险、高监督成本下投入资源严重匮乏，成为很多原生型农业企业夭折的重要原因。温氏集团审时度势，凭借对所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动员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物质资本的整合能力，克服了启动资金的限制。

浓厚的社会资本不仅是资源困境下维系组织初始存续的重要资本，而且是组织成立初期应对农业生产高风险、低投入下孱弱生产组织的补偿机制。温氏集团创业阶段组织运作从人员管理到市场开拓，都印刻着社会资本的烙印。作为社会资本资源属性的组织内成员间深度个体信任，以及由此导致的感情型管理是温氏(也是大多数原生型农业企业)创业初期最显著的特征。温氏集团高层不仅凭借亲缘、宗缘和乡缘的高水平持续信任和基于个体情感对组织有效协调，与此同时，密集的互惠性家族网络的导向、规制和协调作用，同样起到制度规范的管理效果，降低了组织合作、监督和控制成本，化解了集体生产的困境，家族社会资本直接经济功能得以实现。家族社会资本像肥沃的土壤，支持企业沿着图1路径L1顺利发展，跨越阶段1，步入成长期的发展阶段。

图2　温氏集团初始社会资本结构

(2)乡村社会资本是“公司+农户”有效运行的保障。高速成长的企业不仅面临资源困境，而且应对制度压力。温氏进入规模迅速扩张的成长期后，尽管旧有的家族社会资本仍然在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却很难能满足企业高速成长下倍增的物质和人力资本需求。此时，温氏创立了“公司+农户”生产组织方式，这种后来被称为温氏模式的企业成长模式，选择沿着以宗族为核心的乡缘关系延伸和扩展(黄珺，2009)，而“公司+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方式，极大地降低了大规模组织畜产品生产的监督考核成本。然而，企业要面临社会资本从家庭信任到乡村信任的资源属性特征、家族网络到乡村网络的结构特征的转化的压力(图1的拐点A点)。这种转化如果不能够顺利进行，迅速下滑的信任水平将会稀释组织的社会资本，契约约束的脆弱性、协调上的困难和合同的执行成本高等内在制度性缺陷，使得“公司+农户”组织形态稳定性欠佳，严重抵消其初始优势。几近80%的违约率，使得精心设计的“公司+农户”这一组织制度毁于一旦，此类现象在我国比比皆是。

现有社会资本理论关于“制度安排效能的发挥取决于社会资本，特别是信任的支撑”的观点，被温氏集团恰如其分地再现。坐拥其他群体、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乡村社会资本成为“公司+农户”契约能够实施的保障。“公司+农dylw.net 写作论文户”的一箭双雕作用，使得企业顺利度过了扩张过程中社会资本属性特征转变对组织的冲击，丰富的乡村社会资本对家(宗)族社会资本的弥补使得组织总社会资本的边际贡献上升，组织沿L2向上运行，规模顺利扩张。温氏实施“公司+农户”组织方式的合作农户从1986年5户，3年之后的1989年上升到180户，1992年上升到1500户(2007年36500户)。

(3)制度型社会资本成为温氏“工业革命”的推进器。成长中的企业面对的市场环境更加复杂：市场信息不对称性增加、竞争更加剧烈。企业不仅需要面对外部环境的较大不确定性，同时，还要应对自身资金、技术、人才的短缺和管理的制度正规化压力。仅仅依靠传统的乡村网络难以满足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和管理标准的人才。温氏高层高瞻远瞩，早在家族社会资本对企业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之前，温氏集团就从技术和制度设计上对企业进行先行变革，使得企业顺利突破了成长内部制度瓶颈——家族企业内部科层制度的欠缺。1985年“36条”养鸡规则从技术上对生产实施保障，1986年?{竹鸡场由部分股东制改为全员股份制则提升了员工物质激励水平，1989年以红海战术换取销售网络短缺，1990年职工内部股票发行、销售部成立以及MIS系统，1993年9月，温氏食品集团在1990年基础上再次进行工资改革。所有这些措施有效弥补了企?业规模扩张过程中制度的缺陷。

随着温氏“工业革命”的实施，外部资源被大量吸纳。从1986年首批技术人员的进入，到2007年759位主任一级以上管理人员中，来源于外省的职工占职工总人数达到了44%。“圈外人”的大规模进入，使得组织的社会资本属性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有的感情型信任，更多被对技术人员的权威型信任、对管理人员的科层型制度信任所取代，信任的资源属性再次发生变化，信任水平较家族信任显著降低；同时，社会资本结构特征也发生变化，原有的宗族乡民人际网络拓展到非家族领域，人际网络强度下降，组织关系复杂程度增加，原先的家族乡民型社会资本对组织的边际贡献进一步降低，基于科层的组织社会资本边际贡献开始上升。内容和结构变化了的社会资本如果不足以抵补企业扩张带来的交易成本提高，那么，企业将面临图1的B点下滑的压力。20世纪90年代诸如爱多、巨人、三株等大量广东家族企业纷纷倒闭，大多数处于这个阶段，其共同的特征是随着非家族成员的加入，家族信任的正面作用迅速降低，阻滞作用凸显，组织赖以生存的亲缘型信任没有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普遍信任，与企业组织结构相适应的信任结构缺失，严重威胁到组织的发展。

(4)主动培育科层组织的“文化型”社会资本。成熟阶段的农业企业一方面要进一步提升管理规范化，另一方面还要解决企业战略目标设定的问题。按照组织理论的一般逻辑，大规模企业面对复杂的环境应该采取的有效管理方法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强制度、高规制下的组织成员服从命令、步调一致！这恰恰成为一般农业企业成长的瓶颈，乡村文化背景下，村民农户更多习惯于依循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习惯于服从人治——忠诚家庭、依赖亲友。

作为农业企业，如果一味照搬北美经验，把人看作原子，严格采用科层管理的方式，可能会使企业成员表面服从，实则背心离德，组织每一个层次的委托机制因为没有丰富的社会资本的支撑难以发挥高效作用。最终，组织步入大企业老化的阶段。管理实践多次证明，大多成功的管理模式因外部效度不足不能广泛推广的原因，不在技术层面，而在管理的社会人文层面——社会资本这个企业植根的土壤。温氏模式如果移植到广东郊区——市场化程度较高、淳朴民风和社会资本几乎消失殆尽的环境下，那结果只有一种——失败。与温氏经营范围几乎完全重叠的江丰实业公司，就选择采用“公司+基地”的一体化生产组织方式，以规避社会资本不足致使爽约屡屡发生，给企业经营带来的毁灭性风险！

五、结论与启示

组织社会资本内容属性和结构特征随着企业成长不同阶段发生规律性变化。原生型农业企业大多萌发于家族，中国家文化和伦理本位背景下，受制于农业生产高风险而资本相对不足的农业企业，其拥有的组织社会资本在农业企业创立和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对于非农业企业更为显著。

原生型农业企业在创业期的组织社会资本大多承继于家族。资源匮乏背景下，组织内成员较高信任水平和较小网络半径，以及相似的认知度，使得组织的社会资本边际贡献足以抵补组织新创负债。

步入成长期后，非家族成员的大量吸纳，原有的家族信任向泛家族扩展，信任水平下降；曾经起到核心作用的亲缘型社会资本的边际收益将逐步降低。企业如果不能及时将原有的家族社会资本与乡村社会资本进行有效的协调整合，组织将面临蜕化，甚至消失。

篇（10）

依据拉斯韦尔的“5W”理论之内部结构与外部功能的因果性关系来考察,在以往的关于音乐传播内部结构的各环节研究中，对于影响到音乐传播的效果实现和功能发挥的“场合”（“在哪儿说”）因素，往往是被注意不够的，甚至有时是被忽略的。所谓“场合”，无非是音乐传播过程中音乐被接受对象所接受的现实的地点、场所和环境。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音乐传播中，它绝不仅仅是一种物理性的空间存在，而更是一种深具社会文化意义的人文性空间存在。因此，在讨论社会学意义上的音乐传播的内部结构构成方面，除了上述A、B、C、D四环节因素，还必须要进一步地注意到“场合”环节（以下简称E）。

一、音乐传播中的“场合”的内涵

音乐传播中的A、B、C、D四环节所构成的“链条性”关系，在音乐传播活动的运行中明显地呈现出一种时间性意义。如在音乐的原始传播中，A/B/D三者的关系是共时性的，在记谱法发展成熟并通行、A与B趋于分化的音乐传播形式中，A/B二者就变为历时性的了；B/D在一般的音乐会演出中，是共时性的，而在唱片形式的音乐传播中B与D就又变为历时性的了。而“场合”，作为一种纯粹的空间呈现形式，严格意义上似乎不应被称为音乐传播活动“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但它在整个音乐传播所构成的时空经纬中，的确是关系到对音乐传播“全息”认识的一个不应被忽视的重要维度。

音乐传播中“场合”的空间性，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1.物理空间性。即体现为音乐表演的具体的地点、场所。它是一种物质的、客观的、可视的现实空间，具有一定的实体性、相对的固定性和较明确的可测定性。依据这种空间的处所、容积、设施等特点，可将其划分为室内与露天、大型与小型、简陋与豪华等；依其方位，可将其划分为固定与流动（如“随身听”）；依其所处的现实时间，又可分其为白昼和夜晚（如现今的广场流行音乐演唱会），等等。

音乐传播“场合”的物理空间性，尚有一种“虚拟”的空间形式表现。这主要是指音乐与视觉艺术相结合的综合艺术形式中所产生的视觉“画面”空间。其表现形式有戏剧和影视片中的场景，MTV中的画面，综艺性电视音乐节目中的场面，音乐会中的同步影视配放（如谭盾的“水乐”）等。它给人的是一种音乐聆听现实场所以外的“虚拟”的“身临其境”感。这种“虚拟空间”具有明确的物象性、实体性之“物理空间性”特征，但它所负载的信息，本质意义上又应是与A归为一体的。这种音乐传播场合中与艺术“创作”或制作具有一体性的“虚拟”空间性表现，尚应包括非视觉性的诸如音乐厅声学设计、音乐录音制作中反映出的那种声象定位、混响延时等方面使人产生的听觉上的立体感、临场感。

2.人文空间性。即指音乐传播的场合作为一种文化空间的人文性因素之构成。它是由A、B、C、D各环节“现场”综合形成的一种人文环境。它集中反映出“场合”的社会文化属性，这也是“场合”作为音乐传播环节的根本性意义所在。其核心因素是“人”，它关系到A、B的人文品质定位，也关系到D的社会文化身份、艺术品位、参与形式等。因此，它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诸因素的凝聚，一种音乐传播中社会文化时空的纵横和“定格”。

人文空间性的构成形式，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显性”方面，也即音乐传播场合中的“人”及其创造和体现出的诸种文化因素的一种“集合”；二是“隐性”方面，它表现为音乐传播场合中表演者与听众、听众与音乐、听众与听众之间形成的某种精神交流。它是一种信息构成的“能”，心理构成的“场”，文化构成的“势”，是一种信息、氛围和“能量”构成的“无形”空间。其与场合的“物理空间性”相比，有着非实体性、动态性和不可重复性等特征。

由上可见，音乐传播中的“场合”，不单是一个物理性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性概念；它是一种现实化、客观化、物质化的“硬环境”，更是一种信息化、人文化、精神化的“软环境”。

二、音乐传播“场合”的历史形态

作为物理因素与人文因素的统一的音乐传播“场合”，也同音乐的创作、表演及传播的历史一样，是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形态的。音乐“场合”的历史形态，尽管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中表现得不尽然划一、平衡，但总体看来，还是能形成一个大体的发展面貌的梗概。其大致情形不外乎是野外、庙堂（教堂）、宫廷、沙龙（客厅）、剧场、剧院（音乐厅）、酒馆（茶楼、咖啡厅）、歌舞厅、影院、广场、家庭、城市街头等等。而非直接的“表演-欣赏”的“场合”，又有作为环境音乐的场合（商店、车站、街头、餐厅等）、医疗音乐的场合（医院）、职场音乐的场合（工厂、办公室）、教学的场合（课堂）等。

音乐“场合”发展的历史形态，作为一种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存在，与整个社会及其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如野外场合与原始民歌、原始乐舞、西方中世纪游吟诗人的歌唱及现代社会中的原生态民间歌舞；庙堂场合与我国先秦的“颂”乐，寺庙与佛家音乐、宫观与道家音乐，教堂与西方中世纪的教会音乐；宫廷场合与我国商周以来的雅乐、汉代的相和大曲、唐宋的歌舞大曲，与西方十七八世纪的巴洛克、洛可可及古典主义前期的音乐；家室、客厅场合与我国传统的古琴音乐、歌伎音乐，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贵族圈子中的沙龙音乐；露天剧场与古希腊悲剧、我国的宋元杂剧、近代民间戏曲演出；歌剧院、音乐厅与欧洲近代市民社会发展以来的歌剧音乐、交响乐；茶楼、咖啡厅、酒吧、歌舞厅与近现代城市发达后的大众娱乐消遣音乐；广场与现代流行音乐；现代家庭“场合”与唱片音乐、卡拉OK音乐、网络音乐等等，都是有相应的关系的。从音乐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某种音乐艺术品种和样式的发展轨迹，往往也与其不同的演出场合的变换相关。比如，欧洲的某些舞曲的发展，像华尔兹由民间的连德勒舞进入宫廷再大众舞厅又进一步成为音乐会舞曲进入音乐厅；我国近代许多地方戏曲的发展，都经历了一个由说唱进而歌舞表演形式的“撂地摊”到进入酒楼茶社再到变为成熟的戏剧形式登上剧场舞台的过程（如东北二人转、山东吕剧等）。

由上可见，“场合”作为音乐传播中的结构因素之一又是结构因素的“集合”，其历史形态的发展，既与音乐形态的发展相关，也与相应的音乐表演、音乐听众、音乐传媒形态的发展相关，如歌女与酒吧和歌舞厅场合、广大青少年歌迷与流行文化广场场合、音乐唱片与现代家庭音乐场合等的关系。在与音乐及其表演、听众、传媒形态互生互动的同步的历史发展中，“场合”的历史形态，也呈现出某些规律性的变化。如在物理空间形式方面，自然到非自然，简单到繁复，单一到综合，工艺化到科技化等变化；在人文空间形式方面，精英与大众、仪式化与生活化、教化性与娱乐性、审美性与非审美性、公众性与个人性之间等等关系的日趋多元化、复杂化的变化态势。

三、在音乐传播中“场合”与其他各传播环节的关系

具有空间性意义的E环节，作为音乐传播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链环”，其与其他四环节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

1.E与A的关系。由上可见，在音乐传播活动的链条中，A是基础环节，没有音乐“文本”，便无言表演、传播和接受，也就无所谓“场合”。特别在欧洲的以乐谱传媒为特点的古典音乐传统中，作为“原作”、“手稿”的文本及其中所蕴含的作曲家的本意，无论对于演奏、演唱者还是接受者，那都是第一重要的。一句话，A环节在音乐传播活动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传播过程的基点、起点。A对E也有决定作用，像A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场合”的处所、人员、文化氛围等。如最初的基督教教会的礼拜仪式歌曲的演唱即是在教堂内由教众参与的，其虔敬、严肃的“场合”气氛自不待言；我国传统的古琴音乐的演奏一向就有严格的“场合”方面的讲究，古来就有“疾风甚雨不弹，尘市不弹，对俗子不弹，不坐不弹，不衣冠不弹”的“五不弹”之说。②当然，“场合”一旦形成，也会产生对A的影响。如欧洲中世纪哥特式大教堂建筑的声学设计，那种声音在反射中产生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使“虔诚的信徒误以为音乐是来自四面八方”，从而大大增强了宗教音乐本身的那种肃穆感、神秘感；③我国民间吹打乐中多使用锣鼓、唢呐等响器，即与其露天的演出场所有关；西方现代钢琴（音乐）的产生和发展，以至最终取代了古钢琴、羽管键琴的地位，特别在音量的追求方面，也是完全适应了当时的音乐演出场合从贵族宫廷、沙龙而走向公众音乐厅的需要的。

2.E与B的关系。有了B环节，A才由“文本”信息变为音响现实，音乐才有了物质实体性，才得以成为听觉接受的对象参与传播过程。在中国传统音乐中，B的意义一向都是被特别强调的，如历来就有“死曲活唱，死谱活奏”之说。说到B对E的影响，比如，正是由于有了对演奏、演唱者良好的声音传播效果的追求，才产生了有关建造剧院、音乐厅的建筑音响美学，才有了对演出空间音响设计及其相应的建筑容积、造型、材料、装饰等方面的要求。再如，名角、明星、著名演奏家对D的不同群体的特殊吸引，也反映了B对E的人文空间内涵的影响。同样，E也影响到B，如西方歌剧表演场所的需要对阉人歌手的产生；西方早期无扩音设备的特定的公众舞台、剧场演出对演唱者“美声”唱法中声音穿透力要求的形成，都是不无关系的。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E并影响到B（演奏家）对它的选择态度。如曾有史料记载，贝多芬的资助、供养人“李希诺夫斯基侯爵招待法国军队客人时强迫贝多芬进行即兴演奏”遭拒绝而致使二人反目。④对于同样的音乐演奏（唱）甚至是演奏（唱）同样的作品，演奏（唱）者于舞台音乐会的演出就被认为是正宗、受尊，于伴宴场合演出则被认为是低下、屈尊，这种情形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中也并不少见。

3.E与C的关系。C是实现音乐传播的物质手段，没有它，音乐在传播的海洋中驰骋便无所附着，无所附着，就无法达到听众的彼岸。它是音乐传播的“介质”，在唱片、广播电视等音乐的技术传播形式中，它又是音乐的“三度创作”的参与者。C对E的影响，如现代音响设备、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在舞台上的运用，应该是现代流行音乐“文化广场”形成的重要的物质前提条件；音乐CD、卡拉OK、MP3等的出现对音乐欣赏、演唱的家庭场所、个体自娱空间或流动欣赏空间形成的意义；不同的传媒，如电视音乐与网络音乐，会导致同样作为家庭场合的受众主体在选择自主性、参与主动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异，等等。E对C的影响的表现，如唱片等现代音响制品导致家庭音乐欣赏“场合”出现的同时，家庭“场合”也反过来刺激、带动了唱片及家用音响设备（由录音带到CD、单声道到立体声、由立体声到环绕声等）等传播媒介的更新和发展；另如，音乐课堂多媒体教学“场合”之于电脑教学软件业、伴随儿童学琴热产生的音乐家教“场合”之于乐谱及教学音像出版业的发展的关系，等等。

4.E与D的关系。E是D的处所，D是E的重要人文内涵之一。在音乐传播活动中，二者是互为存在条件的，又共同构成音乐传播活动最终完成的时空运动和逻辑结构的终点。D对E的影响，主要表现在D的不同社会群体的构成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E的人文价值取向。如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歌剧院观众席中的贵族包厢的设置；歌剧观众可以不受剧情进行的限制而在某一咏叹调唱完后为演员鼓掌喝彩，京剧观众甚至可以在一句唱腔唱完后就为之鼓掌叫好，这种做法在交响乐听众中则是不能被允许的――按照习惯交响乐的演出即使在乐章之间一般也是不允许被掌声打断的；同样的交响乐演出场合，在面对儿童听众的“专场”中，著名指挥大师斯托科夫斯基在指挥《动物狂欢节》、《彼得与狼》的演出中却可以令小象、狼狗等动物分别登台，“小听众”们也可以随意跑到舞台上去，而完全打破了所谓“严肃”音乐的演出氛围。再如，按照当地风俗，我国云、贵地区的苗、侗少数民族中作为求偶求婚的以“恋人”为对象的“‘小歌’（情歌）只能在村头寨尾的‘游方场’或老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唱，而大歌则可以根据时间、对象、内容在不同的环境演唱”。⑤E对D的影响之例，如维也纳音乐厅传统的矩形设计、适当的容积、尽量少的座位、灰泥为主的装修材料致使声音反射中音质的保持、音色泛音结构的正确传播及混响时间均达到最佳状态，使“每个观众都能接受到占主导地位的早期侧向反射声，而不是来自头顶的反射声”，“感受到一种三维空间感”，⑥从而获得音乐会现场音响上的最大审美享受；德国专事瓦格纳歌剧演出的拜洛伊特歌剧院乐池的封闭式设计产生的“音响不能直接进入听众耳中”的“反射声”，加之半圆形阶梯式上升的观众厅，从而制造出一种“神秘的、无法确定方位的效果”和观众的特殊“介入”感。⑦再如歌剧院、音乐厅的演出场所要求观众着装雅观、正襟危坐，流行音乐的“集体狂欢”广场则必然地使得观众不由自主地进入一种异样的陶醉与狂热状态。

现实的音乐传播过程中，A、B、C、D、E各环节之间的关系构成，实际是十分有机的，相互交织的，并往往呈现出多重逻辑意义。如以上举例中提到的作为E之构成因素的教堂、剧院、音乐厅的声学设计，与A、B、D几方面的关联，即说明了这种情况。由此也可见，在我们关于“场合”以及传播过程结构的讨论中，对于某一环节或是某一环节中的构成因素，尽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来分析，但更应将其置于结构系统的有机整体中来认识。

四、“场合”在音乐传播中的地位和意义

音乐传播活动中的A、B、C、D四结构因素，在音乐美学，或是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研究中已多有涉及。而对于“场合”在音乐传播中的价值、意义及功能，我们又应如何来做一个理论的归纳呢？

首先，从哲学的时空构成的逻辑意义方面来说，“场合”在音乐传播的各环节的组成中，作为“空间”坐标，是不可缺少的。可以肯定地说，任何音乐的传播都是在一个具体的时空中来完成的，没有“场合”这一空间存在，也就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音乐传播。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像美国现代作曲家凯奇的偶然音乐代表作《4分33秒》，从音乐作为一种音响实体的存在的意义上来看，其在传播中的A、B环节实际均为“零”存在，即便如此，它在传播中却不能没有E环节。确切地说，这里的曲作者也恰恰只是为听众“创造”了一个聆听的“场合”。

其次，“场合”在音乐传播中成为各个环节的一个“聚合点”，为音乐传播活动的最终完成提供了一个终点性的“现场”。按照“整体”大于“部分”相加、结构中的“部分”是通过“整体”起作用的原理，应该认为，音乐传播活动中的各环节的意义、价值及功能是受制于传播活动全过程这一整体结构系统的。而正是由于有了“场合”，音乐传播各环节组成的链条才具有了“结构”意义，才形成了结构的功能系统。并且，“场合”对于这一结构系统的价值的确立、意义的实现和功能的发挥，往往会产生某种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如原生态民歌，作为一个结构系统，其本质性貌、特有功能，无疑是由其传播诸环节各自的“原生态”性所决定的。但在某种情况下，作为A、B的“原作”、“原唱”有时是可以改变、可被替换的（如在代际传承当中），而作为E环节的“场合”则是不容变更的。所以，正如某些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像“央视青歌赛”将原生态民歌一旦搬上舞台而离开了其“原生”环境（场合），即使是保留了它的“原作”、“原唱”性，它也很难说还是原来意义上的原生态民歌了。

再者，“场合”所凝聚的特定的音乐的信息、音乐表演、传媒手段、接受对象等所形成的特定的人文环境，其产生的非音乐性的信息的“势”、“能”、“场”，会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强化或改变）音乐的接受效果和功能发挥。这里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肖斯塔科维奇那首著名的“献给我们向法西斯进行的斗争，献给我们未来的胜利，献给我的故乡列宁格勒”（作曲家语）的《第七交响乐》在被德军重重包围的列宁格勒的演出“现场”。对此，苏联作曲家波格丹诺夫・别列佐夫在日记中写到：1942年8月9日（德军预定的克城日），“大厅的情形令人激动……，听众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被包围的列宁格勒音乐生活的代表人物”及“带着自动武器从前线直接赶来的战士和工作人员”，“使人震惊的体验”“不仅是听众感受到了，演奏者也感受到了，他们在看着乐谱演奏时，犹如在回顾他们亲身经历的一部活生生的历史……”，⑧这里的交响乐演出实际变成了列宁格勒保卫战的一次胜利誓师。另如一年一度的德国柏林“森林音乐会”、英国伦敦阿尔伯特大厅―海德公园“BBC逍遥音乐会”等，论其曲目均是以古典的交响性的名作为主的，同一般的交响音乐会无甚两样。只是因其演出场地的“广场性”，使其现场氛围几近于流行音乐文化广场之“狂欢沸腾”而变得同音乐厅交响音乐会演出大相径庭。这种情形，在“场合”的虚拟空间形式中，如许多的古典名曲被用于现代电影大片的配乐，像《沉默的羔羊》中巴赫―古诺的“戈德堡变奏曲”、《走出非洲》中莫扎特的“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野战排》中巴伯的“弦乐柔板”、《钢琴家》中肖邦的“叙事曲”等，其给人的感受效果与在音乐厅中也肯定是不会一样的。对于场合的特殊功能的青睐，恐怕也是许多以古迹名胜、自然景观为选址的音乐演出的根本动因，如《图兰多》的故宫演出、希腊雅尼音乐会的紫禁城版、谭盾《地图》的湘西首演等。

另者，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场合”在音乐传播中由其最本初意义上的音乐表演“地点”，而逐渐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独立的文化意味。如有些演出场所，即以其特殊的文化意义、历史名声而与一般的剧场、剧院产生了相应的区别。像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大都会歌剧院，维也纳金色大厅、拜洛伊特剧院等等。

最后，“场合”在现代社会音乐文化及音乐传媒多元化发展中，也不断地成为影响音乐演出、音乐产业、音乐市场等发展的重要因素。如随着使用现代音响设备的流行音乐演出的“广场”的出现也就出现了屡禁不绝的“假唱”；唱片传媒催生了非公共的、私密的家庭音乐“场合”，同时这一“场合”也带来了对盗版光盘打击的难度；随着KTV等音乐场所的出现，也就不断地产生了版权维护方面的新领域。另如音乐唱片的销售率、电视音乐的收视率、网络音乐的点击率、音乐厅音乐的卖座率、流行音乐歌会的售票率等的竞争，实际上也有着某种不同的音乐“场合”间的争夺的意义。随之，对于各类“场合”自身，也必然地提出了一个不断提高其物质和精神内涵的文明水平的问题。由此可见，在现代社会的音乐传播中，“场合”理应成为我们的一个关注点；“场合”的文化建设，自是我们的社会音乐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我们把“场合”视为音乐传播内部结构中的一个环节，就是因为它在音乐传播中，既有着与其他四环节共存共处、互生互动、不可分割的关系，又有其特有的价值、意义和功用。因此，我们说，有了对“场合”的审视，才能够真正算有了对音乐传播及其效果和功能的实现的完全意义上的考察和研究。

①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8月第二版，31页。

②刘承华《中国音乐的人文阐释》，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10月版，268页。

③⑦俞人豪《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7月版，435，434页。④（日）泷本裕造《伟大的普通人――真正的贝多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5月版，张新林、赵光译，92页。

⑤李星群《关于苗族民歌〈你像一朵花〉类属的思考》，《人民音乐》2006年第12期，42页。

篇（11）

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近年来，乡村旅游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模式，通过到乡村旅游了解真实的风土人情、礼仪风俗，从而带动整个乡村的行业发展和脱贫致富。其中，乡村旅游讲解员是建设乡村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是人们对乡村的第一印象。乡村旅游讲解员在讲解的过程中，涉及乡村风土人情、自然景观等多个方面，其中气象景观也是他们进行讲解的重要内容。本文从乡村旅游讲解员和气象景观的基本概念出发，通过对于二者的理论阐述，结合实例分析得到当前乡村旅游讲解员对于气象景观内容讲解的具体策略，以便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旅游讲解员的专项内容服务讲解水平，进一步促进乡村旅游服务业的发展。

旅游讲解员及相关概念阐述

解说，翻译自英文interpretation。早在公元前460年，《哈利加诺斯的希罗多德》一书中就记载了有关于埃及金字塔的导游的工作记录。在公元2世纪的时候，罗马人发现荷马时期各地已经有解说者的身影[1]。16世纪60年代，西方贵族家庭的年轻人在外出旅游时总会有解说人员的陪同。1957年FreemanTilden在《解说我们的遗产》一书中对解说下了定义：解说是一种教育活动，目的在经由原始事物的使用，以指示其意义与关联，并强调亲身的经验和运用说明性方法或媒体，而不仅仅是传达一些事实性知识[2]。在中国最早倡议讲解服务的是南通博物苑的创建者张骞。他在1905年向清政府建议，在建设帝室博物馆时，要“遴派视察员、招待员，用为纠监导观之助”[3]。当前，我国学界对于讲解员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研究领域大多集中在旅游管理专业，缺乏延伸和拓展。其中，在旅游管理方面的讲解员相关研究，又集中在博物馆及相关文创产业的讲解员管理建设层面，研究案例较为单一，研究重复性较大。讲解员作为面对面沟通交流的角色，在人际传播层面的价值可见一斑。将对旅游讲解员的研究与传播学相关理论知识进行勾连，是学科交叉发展的重要体现，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乡村旅游中的气象景观

前人在研究中曾对乡村旅游给出了清晰界定：乡村旅游是以乡野农村的风光和活动为吸引物，以都市居民为目标市场，以满足旅游者娱乐、求知和回归自然等方面需求为目的的一种旅游方式[4]。在乡村旅游不断建设发展的过程中，除了对自然景观、风土人情、礼仪习俗的关注以外，气象景观也是乡村旅游建设的重要范畴。国内学界对于乡村旅游的气象景观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内容停留在微观层面，更多的是关注某地区的气候适宜度问题，这与本文所探讨的气象景观研究差别较大。相较于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气象景观资源指可作为独立观赏或利用的气象旅游资源基本类型的单独个体，一切能够引起人们进行审美与游览活动的大气现象及其衍生资源，包括自然气象景观、人文气象景观。也就是说，能够将本地区旅游资源与气象特色相结合，开发出相应的新型旅游资源的，便是气象景观。对气象景观服务的强调，其实也是看到了气象因素对于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影响。阴晴雨雪正在持续影响着乡村的旅游生态，对当地旅游资源、景观造成了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气象对乡村旅游自然景观的影响，其二是气象对乡村旅游人文景观的影响。从乡村旅游的自然景观来看，山岳、湖泊、植被、动物等乡村旅游的重要组成要素，都离不开气象的影响。气象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例如，春季春暖花开，万物复苏，适合在乡村踏青出游。而如果此时出现干旱（短期的异常干旱）可造成空气过分干燥、土壤水分亏缺，危害植物资源生长，影响旅游资源的开发。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据当地气象条件合理开发适宜季节气候变化的乡村旅游资源，便成了当地有关部门进行旅游开发建设的重点。例如，因为独特的纬度条件在三四月份会形成独特油菜花田风景的江西婺源，根据自身的气象条件，打造出了独属于婺源县的自然景观，也打响了当地乡村旅游的招牌。从乡村旅游的人文景观来看，当地的气象条件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景观不同于自然景观是清晰可见的，它更多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不同地区的气象条件决定了当地原住民的生活习惯、状态、风俗等方面。北方人民爱面食，南方人民爱精米，这既是因为南北方种植作物的不同，更是因为南北方气候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人文习惯的差异。对于乡村旅游而言也是如此，在土家族、苗族聚集的地区，吊脚楼建筑别具一格，而正是因为这些地区潮湿多雨，当地人民才建造了这种建筑，这种建筑也成为乡村旅游中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线。在乡村旅游中，气象景观展现出了重要作用。那么在乡村旅游讲解员的口中，是如何去呈现这些气象景观，又如何将其与当地旅游产业相结合，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将是本文接下来进行论述的主要内容。

讲解内容原生态

乡村旅游讲解员是能够真正站在乡村角度，向旅游者讲解乡村历史和文化的讲解人才[5]。因此乡村旅游讲解员在讲解内容时不同于寻常的旅游讲解，其讲解内容既不是如同博物馆讲解员那般对古往今来的历史进行溯源，也不像自然景观讲解员一样注重对整体环境的阐述，更多的是针对乡村中富有特色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进行介绍。而在对这些对象的概述中，其展现出了独属于乡村旅游讲解员的特质。笔者在走访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土家女儿城景区的讲解员后发现，他们在进行讲解内容培训时，相较于博物馆讲解员对内容上专业性和严谨性的重视，更看重的是讲解内容的本土化效果，也就是原生态。长期在女儿城担任志愿讲解员的L表示：“女儿城本身就是一个体现本地少数民族特色的景区，所以我们在向游客介绍的时候以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为主，其实也没有特别高大上的讲解内容。”在女儿城内有一家民俗博物馆，展现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土家族、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L表示，讲解员在向游客进行介绍时，会尽量避免书面化和烦琐的讲解用词，而是简单直白地把恩施少数民族生活状况介绍清楚即可。通过原生态的内容呈现，让游客直观感受到乡村旅游资源的“原真性”，从而产生对当地的留恋情感，成为回头客。乡村性应该是界定乡村旅游的最重要标志。如果对乡村旅游概念中乡村性这个特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就可能导致乡村旅游概念的模糊，这既不利于构建乡村旅游研究的理论体系，也可能会降低乡村旅游的丰富性[6]。尽管都市旅游者参加乡村旅游的动机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对乡野农村风光、生活和氛围的追求却是共通的，这就要求乡村旅游的经营者应保持乡村旅游活动中乡土气息的浓郁性和真实性[7]。乡村旅游讲解内容的突出特征亦是如此，讲解员只有重视原生态内容，在进行人际传播时注重对于接近性内容的传播，才能唤醒游客内心对“乡村”这一概念的深层认知，从而达到情感上的共鸣，起到较好的讲解传播效果。在这样的基础上，聚焦于对本土气象景观的传播，将会更加突出原生态的特征。乡村旅游讲解员在介绍当地气象景观时，往往是根据本地自然特色和人文特色，结合气象特征进行说明讲解。讲解过程中尽可能避免内容上的过度专业化，而是将专业术语转换成口头语言表达给受众，从而达到讲解内容上的无门槛，让每一个人都能听懂相关的乡村旅游气象景观讲解内容。

讲解手段交互性

在讲解手段方面，可以看到如今旅游行业的不断革新。如今大部分博物馆都推出了二维码扫码自动收听讲解的服务，在讲解手段上呈现出了科技性的特征。反观乡村旅游的讲解员，其在讲解手段上展现出了与其他旅游讲解截然不同的观感。对于乡村旅游讲解员而言，其所进行的讲解内容传播属于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同时，可以看到，就乡村旅游的需求方面而言，旅游者无外乎是以下几种需求：第一，对于田园风光的向往；第二，扩大知识视野；第三，各种类型的旧地重游；第四，复合型的旅游需求[8]。基于以上方面的因素，乡村旅游讲解员在使用讲解手段时，更在乎是否能够达到有效交流，也就是讲解的交互性。所谓交互性，其重点在于传播的传受过程中传者与受者之间能够进行充分的交流互动。其中，传者指的是乡村旅游讲解员，受者自然是那些有着以上乡村旅游需求的游客。二者之间对于交互性的要求，自然决定了讲解员在进行讲解时多多注重与游客的互动交流。尤其是在讲解有关气象景观方面的内容时，由于涉及大量本土性、原生态的内容，同时，气象景观内容上具有聚焦性和专业性，这就决定了讲解员在讲解手段的使用上一定要注意旅游者的接收度。因此在讲解时更要注意与游客的直接交流，随时根据游客的反应和态度而及时调整传递手段。例如，在发现游客明显对某一讲解话题不感兴趣时，及时转换话题，直到发现游客的兴趣点所在。只有把游客的反应放在首位，站在游客角度调整讲解手段，才能够产生更好的交互作用，从而改善传播效果。综上所述，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社会大背景下，乡村旅游传播是重点研究方向，而讲解员是在整个乡村旅游传播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灵魂角色。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每一位深耕于基层和一线的乡村旅游讲解员。他们用多样化传播手段开展对乡村旅游文化的编码解码活动，让更多游客感受到乡村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中蕴含的独特魅力。本文重点探讨乡村旅游讲解员在乡村气象景观讲解层面的具体策略，通过实地考察与相关资料收集整理发现，气象景观作为乡村旅游景观中的重要维度，同样是讲解员在进行旅游传播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深入探究讲解员在这一维度的传播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乡村旅游讲解员在进行相关内容传播时，主要展现出讲解内容原生态和讲解手段交互性的特征。此类特征符合乡村旅游传播的特点，也贴合了乡村旅游受众的信息获取需求。本文仅对其气象景观的讲解策略展开了分析，在研究时也有不足之处，实地考察样本少、资料收集不全面等问题也持续存在。未来乡村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每一位乡村旅游讲解员在工作岗位上的努力。因此，对于乡村旅游讲解员的研究，尤其是对其在具体传播过程中的讲解策略研究，是建设乡村旅游传播良性生态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1][5]刘立成,解辉.乡村旅游讲解员的历史演变及特征研究[J].中国地市报人,2019(7):43-45.

[2]徐柯健.地质公园解说标识系统研究:以野三坡世界地质公园百里峡景区为例[C]//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分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建设:旅游地学论文集第十六集.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105-110.

[3]孙鑫.解说系统与解说员研究[J].学理论,2012(18):10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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