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欣赏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中国美术欣赏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书法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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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现代美术展览与传统“文人雅集”的美术展示方式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就是其美术展示的公开性。综观20世纪上半叶的画家个展、美术社团展以及各种大规模的展览，展览场地多选择人口密集的繁华市中心，并且随着美术展览活动的频繁及展览机制的日益成熟，开始出现专门的展览场馆。

1、以人口密集繁华的市中心为展览会场

民国时期，美术展览的会场多为人口密集的城市繁华地带，便于民众参观。上海地区的美术展览会场主要集中于位于城市中心地带的大世界、利利公司、大新公司、永安公司等商场，以及各种会馆、社团驻地、学校、画店等处。上海宁波同乡会会馆，近现代美术史上很多画家都曾在此举办画展，如1924年关良在此举办个展，唐云也曾在该会场举办首次个展。上海大新公司也是上海画家举办画展常选的场所，该公司四楼的书画部是美术展览的重要场地。1929年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的会场是上海新普育堂，该场所曾多次成功举办大规模的商品展示会。以这些人口密集并且民众十分熟悉的场所作为美术展览的会场，可以较为便利地吸引民众前来参观。

2、美术展览专门场所的设立

随着美术展览这一美术展示方式在美术界的普及，逐渐出现了美术展览的专门场所。首先是地方性或私立性的美术馆开始出现。1930年天津市立美术馆成立，该馆成立后先后举办了三十余次展览会，展览的类型包括国画、西画、摄影、石刻、图案、建筑雕塑、历代书画等等，参观人数达到十六万多人。1932年苏州美术馆成立，该馆与苏州美专的教学活动紧密结合，经常举行各种美术展览活动。1936年国立美术馆在南京设立，该馆成立之后成功举办了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和全国手工艺品展。美术展览的发展带动了美术馆事业的繁荣，而这些专门展览会场的出现，对于美术展览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意义。美术馆为美术展览提供了长期、固定举办展览的场所，使美术展览向大众传播美术文化更为便利，更为持久。

二、美术展览与现代传媒的互动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近现代传媒业已经比较发达，报刊、广播是常用的大众传播媒介，美术展览与现代传媒的结合，使得美术展览的文化传播范围更为广泛，文化传播效果更为显著。

1、报纸――美术展览的宣传重镇

《申报》、《北平晨报》、《时事新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较有影响力的报纸经常对当时的美展进行报道。

创刊于1872年的《申报》，该报“在沪上报坛的首席地位不可动摇，它也是全国信息覆盖最高的传播媒介”，其舆论影响力在同行业中十分强大。该报对于近现代比较有影响的美术展览活动均有所报道。如1929年的全国美术展览会、1931年何香凝组织的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1933年徐悲鸿组织之赴法中国美术展览会、1934年刘海粟组织的赴德中国美术展览会和1935年赴英古物上海预展会等，在《申报》上都有详细的跟踪报道。如1929年4月10日至5月3日，《申报》详尽报道了全国美展的展出情况，包括展览内容、乐艺表演节目、参观者数量等相关详细信息。创刊于1928年的《中央日报》，该报中亦有大量关于美术展览活动的报道，对1937年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和1942年－1943年的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还有1935－1936年赴英古物展览会等大规模美术展览活动予以连续报道，并且内容十分丰富。天津《大公报》、北京《晨报》等也是对于美术展览活动十分关注的重要大众传播媒介，如对于1935－1936年赴英古物展不仅作了详细报道，而且还以此作为反对古物外出展览，保护国宝的舆论声讨阵地。1935年1月20日《北平晨报》刊登了北平学界联名发表的反对古物运英展览意见书，之后天津《大公报》积极响应，连续刊登《古物运英展览为保全民族文化国人应审慎考量》(1935年1月20日)与《国宝珍品不可出洋》(1月21日)两文。文中指出：“吾以为欧洲人之有识者，殊不知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历史上之地位，故不必待展览国宝而后宣扬。即普通欧人，虽未到中国，但必曾到博物馆，是则伦敦巴黎，皆有丰富收藏，中国文化具何特色，一般本有印象。……夫古文化者，兹如其字，古代过去之文化而已，吾侪后裔，故宜宝贵祖先遗产，但决不能以此为夸耀。彼主持运英展览者，谨防夸耀无功，而令此仅余之国宝而失之!”“以吾国稀世奇珍，拨弄于舟车之上，辗转于数万里之外，远涉重洋而至英国，若不予保险，万一稍有意外，不但吾国失去祖宗遗传民族精神所寄之国宝，即在世界文化上亦为一大损失，关系重大，不容忽视。”

2、期刊画报――美术展览的核心媒介

期刊画报也是美术展览的重要宣传媒介。不仅报道美术展览的信息，而且刊出美术展览的优秀美术作品，部分画刊印刷精良，对于不能亲临展览会场的观众而言，无疑起到很好的美育效果，使得美术展览的文化传播范围进一步得到延伸。

《良友》画报、《妇女杂志》、《美术杂志》、《美术生活》等都是对美术展览报道较多的期刊。《良友》画刊，1929年8月30日第38期刊登了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的部分精美图片，如齐白石的《白菜》、林风眠的《痛苦》等重要参展作品。《妇女杂志》第15卷第7号，出版《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特辑号》，刊登了大量1929年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出品的图片，并且连载了李愚一等人撰写的关于全国美术展览会出品的介绍。《美术杂志》的第三期出版《第二届全国美展特辑》，第四期出版《美展批评特辑》，刊登第二届全国美展的作品，以及陈抱一、李宝泉、刘狮等人撰写的美术评论文章，对于中国画坛 的发展提出批评和希望。有些期刊画报作为美术社团的机关报，对于美术社团所举办的美术展览活动，报道更加详细，一般专门出版美展的特刊，其报道内容包括美展的时间、地点、参展团体及画家、观众人数等。如《艺风月刊》详细报道了艺风社30年代的几次大规模美术展览活动，并且刊出大量展览中的精美作品的图片。《艺风月刊》，第2卷第9期报道了艺风社第一届展览的盛况：1934年6月3日至10日，艺风社在上海法租界的中华学艺社举办了第一届联合美术展览会，作品747件，参展的画家有：杭州国立艺专、南京中大艺术系、上海新华艺专、苏州美专、武昌美专，以及北平、天津、广东、厦门等地的画家，以及周碧初、潘天寿、张书旃、阳太阳、黄宾虹、诸闻韵、吴弗之、张振铎、姜丹书、徐悲鸿、李毅士、潘玉良、孙多慈、王祺、经亨颐、梁鼎铭，苏州的吴子深、颜文梁、胡粹中、黄觉寺、林风眠、蔡威廉、方干民、雷圭元、吴大羽、陈树人、荣大K、方君璧等人。展出作品种类包括国画、西洋画、折中画、书法、雕刻等，观众超过两万人。《艺风月刊》第3卷第7期(1935年)报道了艺风社第二届美展：1935年5月19日，艺风社第二届美术展览在南京中央大学图书馆及南高院开幕。出品绘画、雕刻、建筑、图案、摄影、实用艺术品，目录编号为822件，另有部分未编号的，总计作品有850件。其中国画三百余件，高剑父、陈树人、徐悲鸿、张书旃、胡藻斌、许士祺等名家参展；西画二百余件，方君璧、林风眠、潘玉良等作品较佳。开幕第一天观众多达三千四百余人，被时人认为具有全国美术展览会的性质。《艺风月刊》第4卷第5、第6期(1936年)报道了艺风社第三届美术展览，指出：1936年6月3日至10日，艺风社第三届美术展览在广州市立图书馆举办，出品931件，第一天参观人数多达5万人次，比前两届观众更为踊跃。本次出品以团体论，有南京的中国美术会，上海的中国画会，南京中央大学、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北平艺专、上海美专、新华艺专、苏州美专等。名家陈树人、王祺、徐悲鸿、张书旃、王一亭、齐白石、黄宾虹、汤定之、徐朗西、张聿光、褚建秋、姜丹书、潘天寿、柳子谷、方人定、许士祺、胡藻斌、袁松年、汪亚尘、朱屺瞻、沈迈士、俞剑华、王青芳等均有出品。《中国美术会季刊》则对于中国美术会在30年代的展览活动，作了详细报道。在《中国美术会季刊》创刊号(1936年1月)中，详细报道了中国美术会第三届美术展览的情况，以及时人对于该展的评论，如创刊号中李毅士的《中国美术会第三届(秋季)美术展览会的回顾》一文中，对于出品水平不高的原因进行反思，他指出，“第一届美展是初次创办，国内许多作家不知道，不曾参加，还有许多作家，不十分信任我们，都抱持观望的态度，不肯来参加。这届美展，精品自然少。……当第二届美展开幕，知道我们的作家多了，有许多人也就抛弃以前观望的态度来本会出品了，大概都是平生的佳构，不限定是在近半年里的作品，这次美展的成绩自然特别出色。到第三届美展开幕，新加入的出品人大半都是后进者，会里没有什么名家生平的杰作，不过是他们这半年间的作品，其外后进作家的作品，比较幼稚，因此整个美展也就减色了。”《中国美术会季刊》第1卷第2期(1936年6月)报道了中国美术会第四届展览，并且评论界也十分关注展览所反映出的画坛发展倾向，如本届展览中孙福熙据该展指出画坛有两种新的倾向，“第一条新路是写生，我们是能用祖先一脉相承传授给我们的方法来写生了，这写生是有眼光、有手腕，能够取长舍短添盐加醋的写生，比西洋人的拍照式写生高明得多了……第二是题材上的进展，就是逐渐注意到实际生活的描写了。”

此外，为进一步扩大宣传影响，美术展览也借助电台广播这一新媒介做宣传。1935年赴英古物上海预展会期间，上海广播电台每天下午六点半用中文播音一次，下午十点半用英文再播音一次，广播的内容包括会场消息及展示古物的内容等。宣传范围十分广泛，上海及外地装有无线电收音机者都可以收听到。这是一种较为新颖的美展宣传手段，为美术文化的广泛传播开辟了新的途径，使美展的宣传变得更加多元化和立体化。

三、学术演讲与乐艺表演兼举

1、学术演讲提高学术性。

在美术展览过程中，穿行学术演讲，可以显著提高民众的美术鉴赏能力，进一步扩大美术展览的社会影响力。如1927年北京艺术大会展览期间，举办学术演讲多达十余次。1937年第二次美术展览会展览期间举办美术讲座四次，1942－1943年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举办美术学术演讲八次。美术展览的学术演讲，大多聘请国内外专家主讲，这对于提升普通观众的审美水平有积极作用，促进了美术运动的普及和深入，观众反应良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应。

2、乐艺表演增加趣味性

民国时期的美术展览亦通过娱乐性很强的乐艺表演来吸引观众走入展览会场。由于当时美育的缺乏，使得“吸引观众步入会场”成为对大众进行美术文化传播的关键。因此，美展中乐艺表演的娱乐性、趣味性，对于吸引民众进行美育启蒙十分重要。

纵观20世纪上半叶的各种美术展览活动，在美术展览过程中兼有乐艺表演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如1910年6月6日在南京举行的第一次中国博览会――南洋劝业会中，就具有了乐艺表演的形式，据姜丹书回忆，在该次博览会中“设有各种商店、舞台、育乐会及马戏团表演”。1927年5月，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林风眠筹备的北京艺术大会中，音乐和戏剧表演是重要的内容，据《艺术界》刊登的《林风眠等发起北京艺术大会》一文载，该艺术大会展出的内容为三大类别“即美术、音乐与戏剧表演：A绘画展览，中西绘画、图案、建筑、雕刻等属之；B音乐演奏，声乐、器乐等属之；C戏剧表演，话剧、歌剧、跳舞等属之。”1929年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中，自4月10日展览会开幕后，在当时的报刊等舆论宣传报道中都突出强调美术展览会场乐艺表演节目的精彩，其具体内容包括京戏、昆曲或女学校体操表演等种类，力求吸引观众买票步入会场。丰富的乐艺表演节目，无疑大大增加了美术展览的趣味性。不过就美术展览中的乐艺表演形式，当时的美术界对之也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乐艺表演与美术展览同时进行，会影响到美术展览的纯粹性。1937年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举办前，美术界就有人提出应该取消全展中的乐艺表演，“老实说，我不晓得那几位执事先生的高明，似乎太看不起这许多古今中外的美术名作了，生怕展览会的观众太没兴头了；要不是，为什么一定另外要拉拢这许多玩意儿来凑趣，我只听说过古人焚香读画，倒没有听说过要一面听戏，一面读画，或一面看耍拳 头，一面欣赏美术；有之，第一次全国美展会是第一次!”但是结合民国时期具体情境，能够吸引民众走入展厅，才能进一步实施美育。因此美术展览的过程中穿插乐艺表演，是具有一定时代意义的。

篇（3）

培养大师不是高校的义务？

从目前的美术学院教育体系来看，依旧还是形成了一种多元性的、百花齐放的教育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艺术家已经把西方油画从19世纪末期，或者是20世纪初期一直到70年代这么一段有着各种流派的绘画形式，都尝试过一遍了。比如表现主义、波普艺术、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等，中国的艺术家都尝试过。

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张杰认为：“要求学院培养大师不现实。高等美术学院的任务，一是培养有所成就的艺术家；二是通过艺术的手段培养高素质、综合素质强的有用之人，难以用培养大师的标准来要求院校。大师的形成需要多方面的因素，除了学院的教学外，与机遇、个人的努力程度、社会情况等都有关系。并且，大师的形成是难以通过系统的教育模式来进行复制的，比如1977、1978届那一批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他们在入校前，已经经历了很多磨练，有很丰富的社会实践和自身积累，他们在学生时代就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现在的学生情况完全不同，他们的很多艺术积累都是在学校学习期间形成的，入校时的技法、个性、理念成熟度与1977、1978届有很大差异。”

而在中国美术学院教务处处长翁振宇看来，培养大师是高等院校的时代使命，但在目前的社会情况下，培养大师单靠学院是不行的。“难出大师，不只是美术院校、美术界的难题，文学界也是如此。如此看来，难出大师不仅仅是美术教育教学的尴尬，而成为了一个社会性问题。”

坚守学院教学脉络、学术传统和“跨界”，是翁振宇提出的“造大师”的条件。学院必须静下心来，不追短期效应，不受利益影响，踏踏实实做学术。从“中西结合，兼容并包”到“中西拉开距离”再到现如今的“多元互动，和而不同”，中国美术学院的教学理念在发生着变化，“跨界”成为现阶段的一个关键词。翁振宇认为，每一个成熟的学科都有权威的模式，跨界的学习，可以引进其他学科的模式，与自己的知识储备相结合，会产生更大的效应。中国美术学院的雕塑、油画等专业都开设了书法课，书法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它能带领学生进入文化的境域，它的视觉语言、文化信息、节奏、格局都可以帮助学生打开视野。艺术的创新、创意，需要有宽厚的基础和融通能力。

谈到培养大师，总会引出“社会问题”。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陈舒舒也认为单靠学院很难培养出大师：“学校的教育教学只是为学生走上艺术之路打基础，不可能四五年就能将学生培养成为大师。成不成大师其实是学生自己的事情，在学校教育之外，还有更多的锤炼等着他们。”

技术派？艺术派？

现在有批评家经常要谈到一个理论：我们的美术学院到底是从事艺术的教育，还是对技术的教育?这个问题早在30年前就已经有人在争论，将来我们的美术学院到底是培养一个具有高超技术的艺术家还是培养一个艺术理念非常新的、具有个性的艺术家呢?

美术院校的公共文化课、艺术课包括英语、文学、美术史、艺术概论等。美术史、艺术概论课程的教授确实偏弱。一方面因为这些课程教材吸引力不够，师资力量也不强；另一方面，划分为公共课，并没有受到学生的重视。这些状况如何改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当代艺术家不能仅是技艺者。“艺术教育有两个基本点：第一，艺术有着思想美和情感美，文化积淀、理论基础、自身修养很重要。第二，艺术有着技艺美，技艺使艺术家区别于一般人。高超的技艺可以帮助艺术家自如地表达思想和感情。我国以前的艺术教育，重视技艺，注重绘画语言的锤炼。当时大众欣赏艺术作品，也讲求画面效果，要求绘画语言要好。所以，重技艺和重理念这一矛盾并不明显。但是，当代艺术发展到今天，更加注重思维的表达、观念的呈现和情感的展示，强调哲理性和情感的丰富、深刻。这就要求艺术家是‘一个时代的人’，不仅是技艺者，也应是思想家。除了技法之外，更要有思想，有思辨力。当这一点逐渐凸显出来的时候，我国的艺术教育就呈现出了它的缺失。”张杰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面对学院派重写实、重技法，轻理论的说法，陈舒舒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他反问，学院不强调技术那还学什么？正是因为重技法，学院派才被称为学院派，也正是学院派在技法上的突出表现，让人们更多地看到学院派强调技法的特点。大学培养的人才一定要强调技术，这是我们多年坚持的教学大纲。强调技术不等于忽视理论，大学教育中，技术和理论课程都有设置，教学体系是完整的，绝不是只强调一面，不会因为注重技法而忽略了精神和文化修养。文化素质、专业理论、历史传承、能力把握都是教学的重点。

篇（4）

美术理论，顾名思义，是对美术之理（或曰道）的思考与论述。道，既是规律又是途径，涉及本质问题，是通向形而上的思辨之途——以“道”为题，必然进入哲学的发问与解答。故理论一词，往往追究本质，探讨美术的发生意义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审美关系，探讨造型艺术自身构成的诸种要素及组合规律。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美术理论与美学最易接近，甚至被认为是美学的分支，似乎等同艺术哲学（英文ART就是指视觉的造型艺术，即我们所谓的“美术”）。当人们企图用“艺术哲学”这一学科概念代替“美术理论”时，是否表明他们就是站在哲学的立场研究造型艺术呢？

美学，德文Asthetik，最初叫“感性认识的科学”，（注：此为德国鲍姆加登在MeditationesPhilosophicae（“哲学的沉思”，1735）文中所提出的学科概念，词源来自希腊文αíσCησíS（感觉、知觉）；1750年，又著附图一书。1742年，Metaphysica（《形而上学》，第二版）一书亦如是说（"scientiasensitivecognoscendi"——感官鉴别的科学），至1757年第4版时，改称“美的科学”。参见［日］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池学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研究感性认识的规律。“美学”成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本身就表明一种学术意向——将一个哲学的认识论问题提升到科学层面上。稍后，康德就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将人们的感性判断纳入理性原理之中，并探讨其所谓科学的规则是一种错误的希望，它只能在“先验感性论”中得以保留。（注：康德以“统觉之先验统一”的原理，否认表象在经验直观中的必然联系，而认为“表象之相互关系，实由于直观综合中统觉之必然的统一”。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式译，商务书馆，1960年3月版，第105-106页。）但在20世纪初，康德的意见在东方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那时“科学主义”正风靡东亚，尤其是日本和中国。日人以汉名“美学”对译德文Asthetik，并在1907年以前传入中国。（注：1907年10月创刊的《震旦学报》第1期“美学”栏目，刊载侯毅译的《近世美学》（［日］高山林次郎著）。）时至1918年，北京美术学校创办，即在高等部中国画和西洋画两科设置“美学及美术史”公共课程，美术史分设中国绘画史和西洋绘画史，“美学”课程实为美术史学概论，近似美术理论。（注：《北京美术学校学则》（教育部指令，1918年7月5日），教育部总务厅文书科编《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5月。参见章咸、张援编《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21-127页。）

若回溯中国美术理论的传统，始终未曾进入哲学内部，与其建立系统的联系（哲学或文学理论向美术理论渗透，是单向度的外部关系），更无“科学”一说。古代中国，具备理论形态的造型艺术，主要是画论与书论（雕塑业和建筑业，其理论多在技术规范，尽管亦有审美的文化的诸种意识贯注其中，但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理论体系）。古代中国的画论与书论自六朝后历代不断，前后相系，是专论，号称“画学”、“书学”，或“画论”、“书论”。以“理论”的性质而言，是密切联系创作实践的一种阐释体系，不是纯粹形而上的思辨体系。因为是阐释，一明源流，二重事理，三言观念，四讲品位，史论评三者共为一个理论整体，且与创作实践形成辩证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的系统定位。

美术学是20世纪初出现的一个新学科概念，意味着“美术”研究将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系统。但国人最初使用“美术学”，着眼点却在美术史学。1907年，国粹派的刊物《国粹学报》第26期“美术篇”栏目，发表刘师培的文章《古今画学变迁论》；第30-31期连载刘师培《中国美术学变迁论》（未完稿）；第31期还刊登刘师培《论美术援地区而论》一文。（注：参见《国粹学报》第26期（第2年第1号）、第30-31期（第3年第5-6号），上海国粹学报馆，1907年3月4日、6月30日、7月29日。）这是由传统“画学”、“书学”概念转向“美术学”概念之最早例证。刘师培所用“美术学”，就是美术史研究，或称美术史学。这是当时的风气，受西学影响，对各种对象的研究，均以“学”名冠之（含有科学的名义）。所以，刘师培的“美术学”概念，并不是将传统的中国美术理论整体提升到学科层面上，而仅仅将中国美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若认真考究，中国人“理论”的概念弹性很大，可指称某种学问或学说，也可指称某种学科或某一领域相对于实践的知识部分。中国古代的美术理论多归学理研究一类，与创作实践相关。所谓相关，一及创作实践，二级欣赏与批评实践，故其技法原理、创作观念及评判标准等，都在此列。究尽中国画学，古时品评议论及理法文章，均属“理论”。1937年，于安澜将中国古代绘画典籍分三，先后编辑出版《画论丛刊》、《画品丛刊》和《画史丛刊》，其“论”、专指“画法画理”，而欣赏与接受理论，则以“品第鉴别”之类单列。1942年，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将理法著作与品评著作一并收入。这是在现代学科意义上，对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第一次系统的知识整理。

不过，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建制的还是美术史学（在中央美术学院设立美术史系），它基本沿用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美术理论因无学科建制，相关研究人员分散在普通高校哲学系、艺术系，或美术学院的理论教研室、美术研究所等单位，——作为纯粹思辨形态的造型艺术理论，往往进入哲学或美学系统；而作为一般造型技艺理论或与本体形态相关的阐释理论，往往以课程的方式出现在专门的美术院校。1978年后，在专业美术院校和艺术研究院设立了“美术历史与理论”的学科名称（简称“美术史论”），至此，美术理论才进入学科建设的门槛。

“美术历史与理论”正式改称“美术学”是1990年的事（这里无意将两者等同，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尚待讨论），而将“美术学”确定为“二级”或“三级”学科，则到了1992年（注：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业目录调整会议决定，将“美术历史与理论”改称“美术学”，并向全国正式颁布。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学科代码表》，“美术学”以二级学科的名义出现，包括理论研究和创作研究等下属三级学科，原“美术历史与理论”亦以“美术学（三级学科）名之，但内涵有变。）。二级学科的“美术学”，基本上包含原先术科的“美术”系列，从术科到学科，意味着增强学术含量，全面提升学术品质。原先依附创作实践的美术理论同样提升到“学科”层面，而且和美术史学合并成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二级学科的大系统内，美术理论和创作实践还是一个整体，只是更强调了美术的本体性研究和学科独立性，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促进关系，促使技艺性学科在建制上不断完善。同时，作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概念的内涵上，绝不等同于刘师培时代的“美术学”（注：参见邓福星《关于美术学及其它》，《美术观察》1998年第1期，第55页。），在学术立场上，重新确立了中国美术理论“史论评”三位一体的传统。由此，美术理论亦开始以学科的名义真正进入学术系统，但问题也接踵而来：其学科性质如何？学科规范何在？学术阈场如何界定？

如果说，美术理论进入艺术理论系统或美学系统，还有既成的规范（西方的）可以遵循，但到了“美术学”的新建系统，所有的一切必须重新链接，重新规范，重新定位。

高等院校专业教学课程的设置是学科最明显的标识。在美术学院，除了美术史外，有关的理论课程为艺术概论、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等，均作为专业基础理论的共同课，这种状况几十年不变。作为学科的基本理论，我们主要关注“概论”。早期的《美术概论》，有黄忏华的著述（1927年，参照日人及欧洲人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则搬用苏联教材（如涅陀希文著的《艺术概论》），事隔二十多年，又出几本国人编写的《艺术概论》，特别是80年代初文化部组织编著的《艺术概论》，几乎是通用教材。直至1994年，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理论教研室才编写出一本《美术概论》。一门学科，如果连“概论”的课程都不完备，还能说些什么？

概论者，一为基本原理的阐述，二是历论的通诠，三是基本范畴的解说，藉此进入历史文本研究。如果我们研究历代的美术理论，关注的不会是概论，而是时论。无论中西，真正能体现彼时彼地他者理论观和价值观的，不在概论而在时论。概论是总结，时论是现状研究，关注时下美术现象，以既定价值标准，审视与评判美术实践之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因此，时论既是批评文本，又是历史文本，在历史片断中直接传达创作观念与审美意识。事实上，在美术理论的发展历史中，概论之寂寂与时论之煌煌，对比极为鲜明。无怪乎，中国文学理论史，常冠名以“中国文学批评中”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注：参见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版；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1979年12月新版，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批评，是西方的概念，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如文论、画论、乐论等）并不相符。理论不等于批评。若论中国的美术批评，与其说它接近理论，毋宁说它接近品鉴。中国古代的品鉴就是一种时论，是理论最直接的应用与表述，其方式可点评可议论，可指正可判断或褒贬、品第。

二、学科概念

常言，美术理论是一门研究与考察美术活动和美术现象，探求其规律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关于美术的知识系统。研究者必须将他对美术现象的感受与体察之经验转化成理智的(intellectual)形式，将它整理成首尾一贯的合理体系，它才能成为一种知识。我国美术理论界目前又有多少首尾一贯的知识系统？

我们可以对美术理论进行整体描述，但总是模糊的。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要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要有相对固定的学术规范，在高校还要有相应的教学实体，包括教材。中国的美术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长期以来有教学和研究实体，却无教材无规范（技法理论除外），且研究领域涣散，一直无法走上正常的学科建设轨道。如果检测近20年来我国所有美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或博士论文，你会得出什么结论？你能看到一个学科的外轮廓么？不可能。众多选题中，既有美学问题研究，也有形式本体问题研究、形态研究、批评研究、心理学研究等，还有一些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选题。我们什么时候能从边缘地带划出一道清晰的学科界限？或在学科内部建立一道学术底线？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系统性处理，即将现有的各种知识系统化，寻找各个知识系统（小系统，模式块）间的相互链接。链接的情况还得进一步处理，分析其知识导向与基本局性，才有可能在学科图表上显示其内在的与外在的各种关系。

不可否认，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比历史学复杂，可是否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就造成美术理论研究的不确定性？科学研究的意义就是将复杂的问题有序化。一个系统的学科会建立自身的研究基点，确立基本范畴，建构一系列的学科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一再提倡美术本体研究，可为什么还是一再徘徊在学科边缘而无法进入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似乎学派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每一学科都存在不同学派不同学说，但都不会影响其学科的整体规范，不会淡化以至解构学科特征，至少在某一时期如此。每一学科也都会出现新兴的交叉学科，都会模糊、淡化甚至重复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样也不会改变本学科艺术质。美术理论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学科概念，却无明确的学科定位和学科规范呢？因为历来中国美术理论就缺乏一个大的系统建构。

当我对自己所接触的知识进行整理时，发现中国历史上所谓“美术理论”，都只是一个个“知识点”，缺乏系统性，没有自己的学科归宿，或者说缺乏一个系统网络接纳这些知识。追求系统知识，并非就是“唯科学主义”。科学，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关系到人文学科(humanities)。显然，美术理论属于人文学科，研究重点在于人的情感、人格尊严及其自我实现的内在需要——注重人的精神性、个体性和审美价值观，是关于美术现象的整体价值评述。但是，美术理论也涉及到人与对象物，人或对象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观察、统计与逻辑推理，这就涉及到“科学”，涉及到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的美术理论，几乎都是品评赏鉴，或者说都在某种价值预制的前提下进行的理论评判（即“你能观察到什么，说明你拥有什么样的理论”）。在许多情况下，理论先于观察，有时则交替进行，先发现而后评价（不过是既定理论体系的补充、拓展与完善），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将现象定性定位，构成知识点，随后便发生转移。以价值观为基点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应有一个时间维度。但我们又无法辨别当一个系统理论出现时，是否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抑或完结？譬如，我们该如何评价顾恺之的“形神论”与谢赫的“六法论”？顾恺之是历史的决结，而谢赫是新时期的开端？我以为，无论何者，都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未成体系。理论体系与时期并无绝对的必然的对应关系。一种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一个时期的实践状况，也可以跨越几个时期，而一个时期也可能出现几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根据理论表述自身的性质决定体系的存在。文化系统比较好确认，它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轴和区域空间的标定。美术也一样，作为人类造型的活动和现象，也从属于各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研究这些活动和现象的美术理论，也必须成为一个自在的体系，并在不同体系之间建立对话和交流的关系。

在“美术学”、“美术理论”等学科概念上，中国和日本的学术界有着比较接近的看法。

可以对证以下两个文本：

(1)《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的“美术理论”词条，总定义是：“关于美术实践的科学总结。”后分两种含义：一是广义，泛指史、论、评三者：二是狭义，专指基础理论。以学科的概念论，当属狭义。美术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所有的美术现象自身（包括创作、欣赏、作品和作者）、美术与社会外部的关系、美术理论自身；其任务是：原理研究、技法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最后，串讲了中外美术理论的发展源流，比较两者间的形态和功用，结论：“由于美术实践的多元性、多层次性和复杂性，并且总是在不断地发展，所以，美术理论不应该也不可能是独尊一说和凝固不变的。”（注：《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524页。）

(2)日本学者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其“美术学”词条言其概念相当于“艺术学”（德文Kunstwissenschaft，英文Scienceofart，法文Sciencedeart），表示很多含义。德文Kunst指造型艺术，日文无对应词，故以“美术学”相译。——“美术学泛称造型艺术的学问研究”，这是广义，其下属“体系美术学”和“美术史”两种。什么是“体系美术学”？“即研讨一般造型艺术的本质和意义，阐明造型艺术各领域的特征、界限、相互关系等”，且“关于美术史的原理论和方法论及风格论跟体系研究颇有直接联系”（注：［日］竹内敏雄，前引书，第197页。），最后，又特别说明“狭义上则除了美术史，专指体系研究”。

对学科性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用语是“科学总结”，竹内敏雄的用语是“学问研究”，均十分小心地避开“科学”或“人文学”的概念。我国美术界在1990年以前没有明确的“美术学”学科定位，日本学者在20世纪初就对应德文Kunstwissenschaft，明确提出“美术学”的学科概念，这概念相等于我国当时的“美术理论”，或者说，作为学科概念，其广义的“美术学”已等于我国现行的三级学科之“美术学”，而狭义的“美术学”，即“体系美术学”等于我国“美术学”下属之“美术理论”学科。

什么是体系美术学？竹内敏雄主编的《美学百科辞典》将其分为两大基本问题：一是“美术是什么？”二是“什么是美术？”前者是哲学的发问，涉及美术本质；后者是在形态学意义上发问，涉及美术本体的基本构成要素、种类划分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形态风格。那么，美术理论的研究领域是否就是本质论和形态学？美术理论就是放大了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知识系统？以逻辑推论至此，竹内敏雄的所谓体系美术学，狭义上就是美术基本理论研究，它的注意力不在于把握单个的美术作品，而是整体的美术现象，它的广义，也等同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美术理论”概念的广义之解。看来，“美术理论”的概念表明亚洲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希望能以西方的学术规范（主要是西方的哲学规范）统摄东方的美术经验，从而建立一种跨文化的理论研究体系。

三、学科图表

美术理论的知识系统包括基本理论、应用理论与交叉学科三大板块（见下图：美术理论学科图表）。基本理论研究是学科基点，以原理论为核心。所谓“原理论”，即质性研究，规定美术的本质特征及其相关概念，回答“美术是什么”及“什么是美术”这两个最基本问题，由基本命题扩展出相关的概念群及系列范畴——直接以哲学化的思考确立某种艺术观。由原理论直接导向论方法论研究，其任务一是规定美术理论体系的总体建构方式，二是探讨理论的思维法则、研究路向、系统结构法，三是研究美术理论方法自身的历史现象与规律。此外，基本理论还向“学术阈”和“创作阈”延伸，一方面是实践主体的理论，阐述美术活动过程中主体的性质与作用，在人（创作主体、接受主体或批评主体）和作品（理论文本）之间建立一个阐释体系和评价体系；另一方面是历史客体的理论，阐述人类历史中美术作品的发生原理、形态流变及类型性质，在作品（理论文本）和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确认一个意义系统和文化类型。二者直接体现着理论的双重性——以历史性的眼光确认某种文化观，呈现出某种自在的社会性；以主体性的研究确立某种批评观，呈现出某种自为的实践性。显然，美术理论以原理论、实践主体理论和历史客体理论三者构成一个基本理论系统，其学科性质由原理论部分决定。传统学科就在原理论部分建构一元化的结构体系，其内限性强，相对封闭——如果这一部分遭到否定，便会导致整个系统崩溃（如表现论对反映论的否定，价值赋予理论对本质论的否定等等）；而现代学科建制依然保持这种大结构框架，但基本理论部分却呈现开放的多向包容的态势，尤其是在本体的质问达到十分激烈的时候，原理论基本模块就会开裂，出现各种不同的学说与流派，重新形成多元组构的基础模态——种非本质论的外化倾向。

美术理论系统的开放性真正体现在外部边缘的两大学科系列：进入创作阈的右向系列为应用学科，进入学术阈的左向系列为交叉学科。二者的研究阈场可增可减，完全是动态的开放的，随着对象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随着区域的转换而变化。按常理，进入学术阈的学科模块其学术性较强，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进入创作阈的学科模块其实践性较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多受对象制约。应用理论的研究对象也是它的研究目的，即直接针对造型艺术自身的实践，为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支持。说明性、可操作性和序列规范成为应用理论的研究特点，对象成为纯粹的研究客体，可使用科学的实验的手段，以实证或否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交叉学科的范围更为广阔，可变性大，性质最活跃。第一，与传统的人文学科或社会学交叉，如美术史学理论、美术社会学、美术心理学、美术人类学、艺术哲学或造型美学等；第二，与新兴学科交叉，如比较美术学、阐释美术学、发展美术学。另有一些两栖类学科，如美术思潮史、美术理论史、美术批评史等，论学科性质应属于史学系列，但研究对象的属性则在美术理论范畴（未列入学科图表）。交叉学科是学科分化的现象，处在学科外沿，也是学科的前沿，不断对外交换，激励学科发展，开拓学科视野，研究传统学科边界上的“遗漏问题”或传统学科无法包容的“新增问题”。

附图

美术理论学科图表

分析上列图表，可见基本学科模块亦可成为课程模块。众所周知，课程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是第一步的工作。目前，应用理论和交叉学科两部分的课程容易切入，易于规范，因为有章可循（参照西方既有的学科课程），且又相对独立，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基本理论部分的情形却不相同，在西方也没有权威的或比较完整的美术原理著作。所有关于“艺术原理”的研究都在美学范畴内，研究对象几乎都是西方的造型艺术，极少涉及西亚或东亚地区。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刚兴起，远未深入，未能阐释人类造型活动最普遍的规律并提出相关的艺术法则（是否存在普遍规律和通行法则，此处暂不讨论）。理论阐释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即特定的对象、特定的语境和特定的概念术语所形成的一系列规限性的表达。中国现代的美术理论面对的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书面创作体系（这是最低限度的说法），而是在中国本土由现代的中国人所进行的种种造型实践活动，或曰，与视觉相关的美术活动（暂且使用“美术”概念，既是约定俗成，亦无更加恰当的词可以取代），其中很大部分属于西学体系，或中西结合的现代实验。以怎样的理论话阐释这种美术现象？如何界定又如何评价？理论依据是什么？基本理论的问题最多最复杂，直接诉求个体的感性经验，一时难以澄清，故也无人问津，或无法问津。

四、学科话语

学科建制是对话语的限制。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命题，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殊的概念系统，通过学术体制确立知识－理解模式。它强调在特殊的语境中讨论理论问题，而不是先验地假定问题的答案，推行非语境化的脱离实践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

学科概念系统的话语重构，曾流行的两种说法，一是实现中国古论话语的现代转换，二是实现西方现论话语的中国化。在中国，现代美术理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外来学科，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传统学科，传统中国或现代西方的学科概念和范畴都同时存在，二者碰撞，自然整合。但是，二者在量上或质上均不对等，交流的势态相差亦大。现在理论学科的系统框架是在西方理论思维模式影响下产生的，话语符号是中国的，言说对象是现代的，文化意识层面还有传统的观念，概念系统的话语方式与系统之间不是绝对的文化对应关系，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依然进入。系统是被开发的，话语是灵变的，其准则只在于自身的理论立场和对象的特性表达。

美术的概念与范畴是对美术样式的艺术功能、社会作用及审美规律的一种抽象表达。有关样式的分类、流变及艺术特征的理论，必然形成相应的范畴体系，样式的历史沿革又导致理论范畴的推移变化。在古代中国，就有三次大的变化：一从汉代的“君形”论到六朝的“畅神”论；二从六朝的“形神”论到宋代的“形意”论；三从宋代的“意象”论到明清的“逸兴”论。其中，六朝和宋代是两个转折点，而形神论的核心概念是“畅神”，形意论的核心概念是“意象”主流样式的审美特征转换与概念范畴的推移变化基本一致。问题是到了现代，一方面在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和狭隘的民族意识驱动下，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概念范畴泛滥成灾，失去了对象性；另一方面在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和开放的全球意识下，西方现代艺术中流行的概念范畴也泛滥成灾，同样失去了对象性。或许我们不能单纯地责怪现代中国美术理论的失范与混乱，因为创作实践本身都处在探索实验阶段，无所适从。旧范式被批判，旧理论被质疑，旧概念被颠覆，传统的语境丧失了，在“解构”和“多元”的现代世界中，在文化大批判的时代，我们能否期待一个共通的美术样式及其相应的概念系统？显然不能。因此，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现代转换”？西方现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本土化”？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简化——对古论话语的重新诠释，就是“现代转换”；在自我意识界面上接受西方的理论话语，在汉字符码上实现意义的重新组接，使之成为当下有效的理论工具，就是“本土化”。任何一次历史文化的转型或外来文化的输入，都存在这种现象。若究深意，在“现代转换”和“本土化”口号的背面，则隐藏着一个“新中心”论，或期待着一个新的话语霸权。本文提出的，“话语重构”，不是要建立威权话语模式，而是在清理（让概念系统进入各自的话语模式）之后，以大系统的链接方式建立一个新秩序，即在社会公共的话语空间实现某种理论定位，并以有序的方式进行对话。

五、学科建设

当代西方最流行的文化研究，不是划定学科界限，而是要建立跨学科的知识探索领域，打破传统学科的封闭性及其狭隘的话语生产方式，促使研究者从“技术知识分子”的角色中走出，提倡关心总体性的、传统的思想家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而促使理论研究者能够批判性地介入公共的社会政治问题（注：HenryGiroux,DavidShumway,PauiSmith,JamesSosnoski:Theneedforculturalstudies:resistingintellectuaisandoppositionalpublicspheres,参见JessicaMunnsandGitaRajan编：Aculturalstudiesreader:History,Theory,Practice,LondonandNewYork,1995,pp647.）。对中国而言，这种文化研究的知识倾向非常接近中国传统儒家的“文人”品性，即家国政治的学术情结和广泛的人文关怀。但在现代的中国和西方，学术方面的诸种现象都有着相悖逆的发展倾向。比如，人文化倾向与科学化倾向，本质论倾向和非本质论倾向，整体的辩证的与局部的分析的，系统的与非系统的。在造型艺术方面，则写实的与抽象的（暂且使用这一对不甚确切的概念），具象的与意象的，视觉的与观念的等等，几乎都是逆向发展。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是否也存在着逆向现象？建立专门的知识领域，厘清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型，是现代中国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对于自然科学和一般的社会科学而言，一向如此（现今，亦开始将目光投向边缘地带，注意跨学科的研究，甚至跨越科学和艺术的边界）；而中国的人文学科，尤其是艺术学科，却明显规范不足（中国学术界“史论结合”的传统就是一种文化研究的态度）。

篇（5）

余新志写意花鸟画的显著特色，是物象的情意化与笔墨美。他取大自然中勃勃生机的花鸟为画材，尤以翠竹更是他的钟爱，也画芭蕉、牡丹、秋菊、麻雀、八哥、家禽、野鸟、雄鹰等。所作画面无论大小，都能深入体察表现对象在大自然中与人和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写生中抓住表现对象最能动人的风姿情趣。在汲取前辈大师花鸟画精髓的基础上，他以自己的方式予以表达。他的造型是写实的，又是写意的，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既有传统的精华，更重现代感情。特别是当笔墨运动、心物契合、意象浑然在纸面上成为一种形态时，他的花鸟画被赋于更多的诗性色彩，在苍润而清新中体现出一种嬗变后的新水墨气息，既洋溢着”乾坤清气”，又弥漫着“生命激情”。在这样的追求中，有限的意象与想像中的心灵幻境相统一，使笔墨表现与暗示寓意的虚境融为一体，从而在有限的画面中营造了生机蓬勃的想像世界。

篇（6）

美术教育与审美教育都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必要教育。但是,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明确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对有效实施美术教育和审美教育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美术教育与审美教育的关系

美术教育,也被称为“造型艺术教育”、“视觉艺术教育”等,不同的名称体现了对美术教育的不同理解。其范畴主要包括一切与视觉有关的艺术作品、艺术现象和日常生活中各种视觉影像;既包含传统的绘画、雕塑、工艺和建筑的知识和技法,也包括新兴的设计、摄影、摄像及未来的视觉艺术作品和现象,还包括日常生活中能建构并传达个人态度、信念和价值观的各种视觉影像,并主张通过美术学习,培养学生的视觉阅读、表达和交流能力,引导他们学会对经典美术作品及其生活中的各种视觉影像进行思考与解读。

审美教育,通常被简称为美育,是关于审美和创造美的教育。审美教育是应用美学理论,通过审美创造实践对学生进行情感陶冶,培养正确的审美观,提高审美能力进而完善审美心理结构,从而塑造完美的人格,促进个体全面健康成长的教育。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提出了大美育观之后,不再将美育等同于审美教育,而是把美育分为审美和立美两个维度。现在的审美教育一般包括美感教育、美学知识的普及和教授美的规律的普遍教育等。美感教育指运用美的规律和艺术的实践(各种艺术的创造和欣赏),训练和强化人的感知、想象、情感、理解等心理能力,健全人的审美心理结构,使人具有敏锐的审美知觉能力;美学知识的普及主要指对学生和社会大众展开美学原理、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等方面的教育,以提高人的审美趣味和美学素养;以美的规律进行的普遍教育指把美的规律贯穿到智育、德育等其他教育中,使科学教育中枯燥的公式和定律化为美好的形象,把死板的记忆化为生动的想象,把师生之间单方面的灌输关系变为平等的相互交流关系。

二、美术教育在审美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美术教育虽然不是审美教育的全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不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离开了美术教育谈审美教育,就像离开了空气谈植物的生长一样,同样是不可思议的。

当美术教育作为专业技能教育时,它不具有审美教育的本质意义。因为这种美术教育只着眼于学生美术技巧的提高,或者是美术知识的学习,可以说只是专业技能教育的一部分。当美术教育作为一种普遍的教育时,美术教育是作为审美教育的途径呈现的。它着重通过美术学习和活动,陶冶学生的审美情操,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和人文素养。显然,这种美术教育和审美教育是相通的。

美术教育主要通过鉴赏和带有创造性的教学来完成审美教育。具体通过对客观形式的比较、协调、对称、均衡、多样统一、节奏和韵律等美的规律的体悟和研究,从而获得对形式美的把握,完善审美心理结构,丰富审美的感受能力和创造能力,从而达到身心健康、协调和美化社会。通过美术教育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审美教育的基本特点是富有情感性、形象性、愉悦性和自由性,而美术教育正是能把具体的蕴藏着情感的形象呈现在学生面前,供其欣赏品味,达到心神愉悦的效果的教育。

例如,画家米勒的《拾穗者》试图把我们引入土地的深处,在开阔而又静穆的景观中去感受她的沉重与充实,倾听她深沉宁静的呼吸,体会她朴实顽强的生命,体会土地与土地上的农民自然般运行的命运。在这幅画中,米勒采用横向构图描绘了3个正在弯着腰,低着头,在收割过的麦田里拾剩落的麦穗的妇女形象,她们穿着粗布衣裙和沉重的旧鞋子,在她们身后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天空和隐约可见的劳动场面。米勒没有正面描绘她们的面部,也没有作丝毫的美化,她们就如现实中的农民一样默默地劳动着。学生可以从作品造型上,感受到画中形象的坚实有力和农民特有的气质;从色彩上感受到作品在纯朴浑厚中蕴藏着撼人的力量。罗曼?罗兰曾评论说:“米勒画中的三位农妇是法国的三女神。”教师可以通过这幅作品,使学生感受生活中的美,劳动中的美,体味劳动者的艰辛。

美术作品本身不具有是非价值标准,美术作品欣赏也是自由自主的过程,美术教育不同于其他学科教育,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所以美术教育符合情感性、形象性、愉悦性和自由性的特点,是审美教育的重要途径,而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是美术教育的重要使命之一,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忽视其他学科在审美教育中的作用。

三、渗透审美教育

为了发挥美术教学的效果,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熏陶,教师应充分挖掘各学科知识的审美因素。美是人类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它是无处不在的,只是我们缺少发现。先生认为,没有一门课程不与美相关,他曾这样说道:“……植物学上活色生香之花叶;动物学上逐渐进化之形体,极端改饰之毛羽,各别擅长之鸣声;天文学上诸星之轨道与光度;地文学上云霞之色彩与变动;地理学上各方之名胜;历史学上各时代伟大与都雅之人物与事迹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上各种大同小异之结构,与左右逢源之理论,无不于智育作用之中,含有美育之元素,一经教师之提醒,则学者自感有无穷兴趣。”可见,各门学科的知识内容中都不乏审美因素。如生物学课上,教师可以通过叶、花结构的匀称性,使学生感受大自然的美;通过人体结构的合理,形态的优美,使学生感受人体的美。化学课上,教师可以通过雪花的形态、晶体的和谐匀称,使学生感受自然美的神奇。数学课上,教师可以让学生认识数学科学的结构美、匀称美、秩序美、和谐美,数学中的对称、和谐、黄金分割比,也符合形式美的要求,很多美的事物符合这些美妙的规律。语文课上,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感受诗词、散文的语言美,语言所表达的意境美,等等。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如能点拨学生发现知识美的闪光点,引导学生进入对美的鉴赏和领悟之中,那么必将激起学生极大的学习热情和兴趣,既有助于学科教学,又能达到审美教育的效果。所以,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各学科教学的主渠道作用,根据学科的特点和规律,充分挖掘各学科所蕴含的审美教育因素,采取多种形式和手段,在教学的各环节力求渗透审美教育内容,给学生创造美的氛围,使学生在愉悦之中获得知识,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审美教育。

四、结论

美是人类的追求和精神归宿。审美教育离不开各个学科的通力合作,也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的协调配合。但仍要重视美术教育在审美教育中的核心地位,不能动摇审美教育的支柱和灵魂。

参考文献:

[1]王大根.学校美术教育目的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

[2]邓福星.美术教育学[M].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0.

篇（7）

学校位于山西省会太原，学院占地面积1233695平方米，(其中旧校区361252平方米，新校区占地面积872443平方米)。学校拥有先进的语音室、电教室、计算机室、实验室和先进的教学仪器设备，纸质藏书125万余册，电子图书6057GB。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专职教师821人，其中正高级92人，副高级317人，教师中具有博士、硕士学历的有524人。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普通本专科在校生17951人，专业门类齐全：设有文、史、哲、法、理、工、管、教育门类54个师范和非师范本科专业和专业方向，6个研究生专业，涵盖了基础教育的所有课程。

太原师范学院热忱欢迎广大莘莘学子来这里深造成才!

音乐系

1、音乐学专业(本科、非师范类)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一定的音乐基本理论素养和系统的专业基本知识，具备一定的音乐实践技能和教学能力，能在中、小学校特别是基层、中等师范学校、幼儿师范学校和艺术馆(所)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也能在群众和文化团体从事管理和宣传方面工作的高级人才。

主要课程：民族音乐学概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世界民族民间音乐、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西方音乐史、音乐美学、艺术概论、田野采风技能、音乐学论文写作、视唱练耳、基础和声学、曲式与作品分析、复调音乐基础、配器法、歌曲写作与改编、钢琴或其他乐器演奏、山西民歌。

2、音乐表演专业(本科、非师范类)

培养目标：培养掌握音乐学科基本理论、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能在各级各类学校、教学研究机构和文艺团体从事教学、科研和演出工作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声乐演唱、键盘演奏、民族乐器演奏、管弦乐器演奏、合唱与指挥、钢琴即兴伴奏、基训与身韵、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基础和声学、曲式与作品分析、复调音乐基础、配器法、歌曲写作与改编、中国音乐史与名作欣赏、西方音乐史与名作欣赏、中国民族音乐、外国民族音乐、山西民歌赏析、艺术概论、朗诵与正音、意大利语音拼读。

3、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本科、非师范类)

培养目标：培养掌握音乐学科理论、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以及电子、电子计算机音乐理论、实践和创作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可在艺术传媒、新闻媒体、影视制作等企事业单位从事艺术创作工作，也可在高等和中等学校从事音乐教学和教学研究等工作。

主要课程：作曲与电脑音乐制作、视唱练耳、和声学、曲式与作品分析、复调、配器、合唱与指挥、钢琴或其他乐器演奏、山西民歌、中国音乐史与名作欣赏、西方音乐史与名作欣赏、中国民族音乐、外国民族音乐、音乐美学基础、艺术概论、音乐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美术系

美术系设有美术学、绘画、动画三个本科专业，自1986年美术系筹建、招生，至今已培养二十余届毕业生。2011年，获山西省重点扶持学科。2013年，获山西省的省级特色专业。

美术系教学设施完善，拥有良好的教学条件，建有多媒体教室、机房、工作室、图书资料室及美术展厅。美术系现有教职工38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7人，博士1人，硕士14人。学生报考研究生的升学率已达到近20%。

1、美术学专业(本科、师范)

主要课程：素描、色彩、构成、装饰画、艺术概论、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美术鉴赏与批评、美学、设计与制作、文化艺术名著导读、多媒体教学设计与制作、中国画、油画、雕塑、摄影、陶艺、水彩画、水粉画、多媒体艺术、大学语文、大学英语、教育学、心理学、中小学美术教学论等。

2、动画专业(本科、非师范)

主要课程：素描、色彩、设计基础、人体速写、动画基础、动画概论、人物造型、视听语言、动作设计、摄影基础、Photoshop、Flash制作、剧作、Maya、表演、动画前期、动画后期、动画创作、大学语文、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等。

3、绘画专业(本科、非师范)

本专业有油画、中国画、版画三个专业方向，主要课程：素描、色彩、艺术概论、美学、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油画材料与技法、油画创作、中国画基础、山水画技法解析、山水画创作、工笔人物画技法、工笔人物画创作、版画技法、版画创作、PS基础、大学语文、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等。

设计系

设计系拥有一支结构合理、充满活力、富有经验的师资队伍，现有教职人员25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7人;博士1人，硕士21人;学科带头人1人，学术骨干2人。全日制在校生七百余人。开设有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四个本科专业。新建成设计系教学大楼近六千平方米，配备有图书资料室、计算机实验室、专业实验室及独立专业教室等。

1、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本科、非师范类)

主要课程：设计素描、设计色彩、平面构成、立体构成、世界现代设计史、中国工艺美术史、设计学概论、插图艺术、桌面出版与印刷、界面视觉设计、VI设计、书籍整体设计、数字动画设计、交互设计、包装设计、广告设计、数字媒体概论等。

2、环境设计专业(本科、非师范类)

主要课程：设计素描、设计色彩、立体构成、空间构成、世界现代设计史、中国工艺美术史、设计人体工程学、效果图表现技法、建筑与室内设计制图、中外建筑史、模型制作、建筑设计、室内设计(陈设艺术)、室内设计(商业空间)、景观设计(住宅小区)、景观设计(公园街道)、景观施工设计、展示设计、效果图表现技法、装饰构造材料与施工、计算机辅助设计等。

3、产品设计专业(本科、非师范类)

主要课程：设计素描、设计色彩、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世界现代设计史、中国工艺美术史、人机工程学、产品设计效果图技法、模型制作工艺、材料与加工工艺、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用户研究与市场分析、计算机辅助设计、制图、现代家具设计、传统家具创新设计、灯具设计、包装设计、设计心理学等。

4、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本科、非师范类)

主要课程：设计素描、设计色彩、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世界现代设计史、中国工艺美术史、服装设计基础、服装手绘效果图、服装工艺基础、服装设计元素整合、立体裁剪、中国服装史、西洋服装史、时尚网站设计、女装结构与纸样、服装材料学、服装设计与橱窗展示、服装商品企划等。

舞蹈系

1、舞蹈编导专业(本科、非师范类)

培养目标：培养从事中国舞、现代舞、芭蕾舞等舞蹈编导以及教学与研究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舞蹈编导、舞蹈基本功训练、现代舞专业基础课程、舞蹈素材组合训练、舞蹈剧目分析、舞蹈创作实习、中外舞蹈史、艺术概论等。

2、舞蹈编导(舞蹈教育方向)(本科、师范类)

培养目标：具备能从事中外舞蹈史、舞蹈理论的研究、舞蹈教学以及编辑等工作的高等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舞蹈解剖学、 舞蹈心理学、中外舞蹈史论、中外美学史中外文学、芭蕾舞基础训练 、舞蹈编导基础、中国民族民间舞训练、舞蹈教育学、中国古典舞训练、现代舞基础训练、舞蹈剧目。

3、舞蹈表演(本科、非师范类)

培养目标：本专业主要培养舞蹈表演方面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掌握舞蹈表演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具有舞蹈表演及评论的基本能力。

主要课程：舞蹈、戏剧、影视表演原理与技能技巧 舞蹈基础训练。

书法系

太原师范学院书法专业，成立于1995年，在山西省内属首家，在全国也比较早。专业教师中，教授3人，副教授3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7名，中国书法家协会专业委员会委员2名，省书协副主席3名，省书协专业委员会委员5名。

1、美术学(书法方向)专业(本科、非师范)

主要课程：书法(真、草、隶、篆、行)、篆刻、书法史、古代书论、文字学、古典诗词、古代汉语、美学、中国画等。

影视艺术系

1、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养戏剧影视文学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通过四年的本科专业教育，使学生熟知并掌握戏剧、广播、电影、电视方面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以及剧本创作、影视评论、摄影摄像、影视前后期制作等基本应用能力，能够胜任广播电台、电视台、影视公司、戏剧院团等制作机构的生产实践需要，同时能够从事大众传媒、教学科研、文化艺术管理机构、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的策划、宣传、教学等综合性的工作需求。

主要课程：中国电影史、世界电影史、视听语言、电影美学、中国电视史、影视批评、电影作品读解、影视剧本创作、影视摄影与摄像、电视节目策划、影视批评写作、电视编辑、传播学等。

太原师范学院2015年艺术类各专业招生计划表

(具体分省计划以各省招办公布计划为准)

科类

专业名称

层次

学制

学费

（元/年）

计划数（人）

招生范围

测试科目

备注

艺术类（文理兼招）

美术学

本科

四年

7800

700

河北、江西、江苏、河南、甘肃、黑龙江

（山西使用省统考成绩）

素描、色彩

除山西以外使用省统考成绩的省份以当地招办公布的计划为准

视觉传达设计

本科

四年

7800

产品设计

本科

四年

7800

服装与服饰设计

本科

四年

7800

环境设计

本科

四年

7800

绘画

本科

四年

7800

动画

本科

四年

7800

音乐学

本科

五年

7800

230

山东、河北、河南、甘肃、湖南

（山西使用省统考成绩）

歌曲或乐曲一首

音乐表演

本科

四年

7800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本科

四年

7800

舞蹈编导

本科

四年

7800

200

山东、河北、湖南、河南、甘肃

（山西使用统考成绩）

舞蹈基本功（40%）、舞蹈片段（30%）、音乐即兴（30%）

舞蹈编导（舞蹈教育方向）

本科

四年

7800

舞蹈表演

本科

四年

7800

戏剧影视文学

本科

四年

7800

100

山东、河南、湖南（山西使用统考成绩）

笔试80%、面试（即兴评述）20%

美术学（书法方向）

本科

四年

7800

200

山东、湖南、河南、甘肃、江苏

篇（8）

然而，在丛丛灌木林式的高山绿林中，也会随时露出几株穿天的马尾松，高大的古樟树，青幽的冬青树，左右顾盼，生姿妙曼。面对这样生动入画的林木，亚璋似乎立即找到了写生的要点，整个一本浙南写生册页，他几乎都是以疏落的树林作为画面主体，山区株株野生树木的姿态之丽、形气之美，在他的笔下获得了令人赞叹的表达。随后的丽水之行、太行山之行、崂山之行，以及兴化水乡的外出写生实践，林木始终是亚璋山水画表现的主体。在这样的过程中，亚璋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新的山水画面貌。

中国山水画有以大山崇岭为主体的，有以林泉为主体的，亚璋新山水风格的形式，就是从对山石林木的写生开始，最终明确以林木实写而山石坡脚虚写的风貌。这个过程，与他在长期的美术史教学和山水画研习中对古人树木表现方法的充分认识有关，更与他长期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对大自然森林树木之美的观察与体会分不开，他的新风格的选择，正是这种识见的产物。

当代中国山水画风格的形成，有以临古变通而出者，有引西法而入中者，而当代成其大家者，多数却是如李可染所言那样“以最大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李可染出入传统最终成为一家的基础，就是写生。近现代，如：傅抱石、钱松喦、宋文治、亚明、陆俨少，以至于当代的贾又福、崔晓东等人，都是通过写生提炼而化传统为己用，从而自立一格的。亚璋近几年的山水画风貌，实际上也是在这条路上走出来的一个范例。

从写生观察中而来的山水画，往往给我们以代入感和实境感，更能打动人心。观亚璋山水画，我们似乎亲身徜徉于春明景和的山林田野中，行走于郊野院外，获得的是一种我们在城市混凝土森林中所无法得到的返璞归真般的轻松与舒意。这是亚璋这类从写生、从实境中化出的新山水画风格，能够给予我们最值得珍视的审美价值。

亚璋山水，不取山势岩壁的崔嵬壮气，也不取山势的堂正浩然，而是独取山势平缓、平畴远眺之景，并且不以大景、全景取胜，独取一角一坡，一路一池，着意于这些局部景观中的林木之姿，可人之态。相比于前人，亚璋所衷情的，正是这些能够让我们徜徉于其间、赏玩于其中的山水之乐，这就是兰亭修禊、西园雅集的文人精神之所在。

由此而论，亚璋的山水画，和他的人一样，是富于一种文人精神品质的。讲到这一点，我想起了亚璋的所好——读书。每每有硕士研究生新生求教，我总是教其先要读书，首先要读中外哲学史，而后要读文学史和文艺理论。在与学生的交谈中，得知亚璋所上中国美术史课程，也要求学生必须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这让笔者一时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再回想，亚璋的博士论文所写内容就是与中国哲学有关的庄子思想对文人画的影响。哲学，是中国古人能够具有真正的文人气质和文人情怀的重要思想基础与境界所在。多年研究文史哲，会让我们对自然、对生活的感悟，多些超脱、多些襟度、多些会通，多些禅意。观者在赏读亚璋山水之际，是否也会感受到一点古代贤哲达隐所有的这种达悟、会通与了然呢？

不过，在亚璋的山水情境中，却也另有一种把玩的意味在其中，他所画的小景，几株秀枝、一二坡石、洲渚茅草，这样的风景确确实实是让观众把玩的，只有在把玩中我们才能够体会到那些寻常小景所给予我们的寻常之美。这种寻常之美被发现，实际上却需要我们有更多的人生领悟、更高的智慧、更多的喜乐之心才能够获得。亚璋的山水画，似乎就把这种我们日常可能被忽略的寻常之美给予了集中提炼与升华，让我们于浮躁人生、纷繁世界中能够静下心来，细细品读一下郊外那一处普普通通的田野小径、池畔那一丛丛芦苇蔓草、房后那一株株白杨……

这种心境是平和的，是幽静的，是把玩似的，因而这也就规定了我们能够选取和欣赏的风景是那些让人能够亲切而不是让人敬畏的山水风景，选取的是那些片段的局部野景而不是我们登高一览的大山大水。刘亚璋山水画，往往让我们融入到了这样的风景之境。这样的表现形式，也形成了刘亚璋山水的风格特色，明快秀润、清雅平和，他不厌其烦地玩味着、表现着这种富有生活感和亲切感的山野之风，也让我们不厌其烦地玩味着他所营造的明丽清和之境。

篇（9）

顾恺之的绘画以传神为中心，提出了“传神写照”等艺术主张，把“传神”的思想贯彻在绘画理论和创作之中，他的传神论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划時代的意义。

顾恺之论画以人物为最难画，因为人物“传神”最难，人物“传神”又以眼睛“传神”为最难，这就是他“传神阿堵”的理论。顾恺之把“传神”落实在眼睛上，可谓抓住了人物“传神”的本质。

一、传神与阿堵

关于“传神阿堵”的文献记载有各种版本，皆大同小异。

《晋书》卷九十二《顾恺之传》：顾恺之每画人成，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媸，本无阙少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恺之每画人成，数年不点睛，時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艺文类聚》卷七十四：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何事如此，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世说新语·巧艺第二十一》：顾长康画人物，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历代名画记》卷五：画人尝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媸本亡关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

校之诸本所录，因传抄脱错，略有出入，但大意一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的主旨无甚不同。坡《传神记》中云“传神之难在目，顾虎头云：‘传神写照，都在阿堵中’”。可见“阿堵”指的是目，即眼睛。

顾恺之“传神写照”的理论，强调绘画重“写照”更重“传神”，强调的是“传神”的“写照”，不是“写照”的“传神”。以“传神”的要求去理解、认识、把握“写照”，而不是以“写照”去把握“传神”的方向。顾恺之认为只有通过人物神情的刻划才是“传神”的主要手段，而这种刻划，最重要的是眼睛的刻划。

孟子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焉。”眼睛作为人体感官中重要的器官，既属于“形”的层面，又属于“神”的层面。从“形”的层面讲，眼睛是人的视觉器官，是人体的一部分；从“神”的层面讲，眼睛又是人的感觉器官，是人脑的一部分，不仅是大脑获取外界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是大脑思维活动的产物。科学研究表明，眼睛不但是人体中最重要的感觉器官，实际上是人脑的一部分。眼睛与7对视觉神经和13条血管相关联，有上百万根神经与大脑相连，并与复杂、丰富的颜面表情肌相映衬，每只眼睛有120万条左右神经纤维，比听、嗅、味、触觉神经纤维总和还要多，有“五官之首”之称。大脑中百分之八十左右的的知识和记忆都是通过眼睛这一视通路输入的。眼睛中看得到的是形相上的眼睛，看不到却能感觉到的是眼神。一个人的眼睛，特别是眼神的微妙变化，不但表现出外在“形”上的改变，更表现出内在“神”的变化。“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是只画出了“大”的形，没有刻划出“可畏”的眼神。眼神是人体精气在眼睛上反映出来的神采和魅力，中医《内径》中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注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窠为眼，骨之精为瞳子”“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精阳气上走于目而为之精。”神是精气所发，精气足而神焕，精气竭则神枯。眼神是人体生命活力的显现，顾恺之画人物不随便点眼睛，认为“点睛便语”：

顾虎头为人画扇，作嵇阮而都不点眼睛。送还。主问之。答曰：那可点睛。点睛便语。

顾恺之“画人数年不点睛”“作嵇、阮都不点眼睛”，因为“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点睛便语”，点睛成了把人点活的关键。坡《传神论》第一句话就是“传神之难在于目”，老舍《四世同堂》中说：“眼睛能替他说出最难以表达的心意和情感。”

眼睛之所以能“传神”，从现象上分析，是通过瞳孔的扩大和缩小、眼球的转动、眼皮的开合程度以及凝视時间的长短来体现的，主要是瞳孔大小的变化，这是中枢神经系统活动的标志。因此，人的思想、情绪与瞳孔变化关系密切。令人兴奋的刺激会使人的瞳孔扩大，令人厌恶的刺激能使瞳孔收缩。从物理学上分析，眼睛“传神”也是能量传递的一种表现。目光是一种生物波，与光波、声波一样具有能量。如赞许的目光给予人鼓舞，凶残的目光却让人不寒而栗。

鲁迅说：“忘记是谁说的了，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到逼真，也毫无意思，我常在学习这一种方法，可惜学不好。”鲁迅把绘画中的方法用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如《故乡》中宏儿“睁着大的黑眼睛”“痴痴的想”。《明天》中单四嫂子“眼泪宣告要完结了”“眼睛张得很大”，把一个苦难的寡妇，因儿子被病魔夺去后孤寂苦痛无处诉说的凄惨之状刻划得入木三分。《药》中刽子手的“眼光正象两把刀”“很象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活脱脱一付凶狠、贪婪的嘴脸。鲁迅“以一目尽传精神”的手法刻划人物形象，摄取人物的灵魂，达到“传神”的目的。“可惜学不好”说出了人物“传神”之难。

顾恺之画人物“数年不点睛”，坡的“传神之难在目”和鲁迅学画眼睛的“可惜学不好”皆说人物传神之难，即“传神阿堵”之难。顾恺之画人物不点眼睛，并不是用不点眼睛的方法来处理人物的“传神”，真好相反，他是非常重视对眼睛的刻划的，其不轻易落笔点睛，显出他对眼睛刻划的重视和严谨。因为眼睛特别是眼神的刻划是通“神”之道。这就是他在绘画实践中悟出的“对能通神”的思想，即“悟对”。

二、悟对

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中云：

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象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

这是顾恺之摹画过程的总结和心得。顾恺之认为摹写古画，只有通过对“旧本”如实的摹写，才能获得“旧本”的神气。摹画要“令新迹弥旧本”，不能使“新迹”与“旧本”有一丝一毫的差异，特别是点睛之节。若与旧本“有一毫小失，则神与之俱变矣”。

“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是对摹画要法的进一步提示。“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是通篇摹画要法的总结。上面多次出现的“对”是“相合”的意思，摹出来的“新迹”必须要与被摹“旧本”相合，才能传出“旧本”应有之神。摹画的要法在于“实对”。

“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这是对摹画“实对”的有感而发，“对”的含义从“相合”迁想到了眼睛的“视线”。活生生的人，正常的人，睁眼必有所视之处，视线是正常活人的特征之一，是眼神传达的路线，也是眼神力量的展示和传递。摹画要“实对”，也是因为如果“改易阔促，错量高下”，不仅会使“新迹”与“旧本”对而不正，也会改变眼睛视线的方向，从而使“传神”有失。从摹画“实对”中领悟到“对”即视线能通神之理，这是顾恺之摹画的心得体会，也是顾恺之在绘画学习中悟得的“传神”之理。

“实对”之“对”是“相合”之意，“悟对”之“对”却是“视线”之意。“实对”是法，“悟对”是理。“一象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这是整篇文章的重点，从摹画之法迁想到创作之理，道出了顾恺之“传神”的思想。顾恺之绘画的核心是“传神”，“传神”的重点是眼睛“传神”，眼睛“传神”的重点在于视线，一幅画的成功与否，在于领悟视线通神的，道理。“悟对”的理论，是顾恺之的一大创见，使“传神阿堵”在实践中有了着落。

从《论画》一文中顾恺之对以前画家作品的评论可以发现，顾恺之之前画家的“以形写神”手法，大多以描绘人物的动作和姿态来刻划人物的贵贱尊卑和画面中人物之间的关系。顾恺之“悟对”的理论，使绘画“传神”之形的描绘产生了质的飞跃。画面中的各个物象通过视线联结，不但使每个人物因眼睛刻划而生动“传神”，而且使人物之间顾盼生姿，画面的空白也因视线的穿梭，空而不虚，气息流转，人物和环境相得益彰，从而使画面整体有机的联系在一起。

在现存顾恺之绘画摹本中，可以看出在其创作中“悟对”对于“传神”的重要性。

图一是《女史箴图》卷中的第一段，描绘的是“玄熊攀槛，冯嫒趋进”的故事。画面内容是：汉元帝刘爽率领宫女随从到虎圈看斗兽，突然一只黑熊跑到圈外，攀槛欲上御殿，汉元帝仓惶拔剑，左右贵人惊恐落逃，但冯婕妤不顾个人安危，直前当熊而立，两位武士用戟格杀黑熊。顾恺之重点刻划了各个人物的眼睛，通过眼神和视线把故事的情节演绎在画上：画面上的冯婕妤宽衣娉婷，昂首挺胸，双目平视，对凶残的黑熊熟视无睹，眼神中透出坚定意志和恬然神色，充分刻划出她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与其他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两个武士，虽执戟刺熊，但一人张大着嘴，一人紧闭双唇，直视黑熊的眼神中不免露出胆怯之色；拔剑的元帝注视着黑熊，静观其变的眼神中也显出一丝惊惶；惊走的左右贵人在逃跑的过程中还不時回头注视黑熊的动向。武士、元帝和左右贵人，由于惊恐，眼睛都睁得很大，其视线皆落在黑熊之上，使画面以黑熊为中心联结在一起。冯婕妤平视前方的视线，又把画的意境延伸到画外。惊险的场面既充满悬念，又因冯婕妤镇定如若的眼神而给人以安定和无畏的遐想。

图二是顾恺之《洛神赋》图卷的卷首部分，根据曹植《洛神赋》的内容，描绘的是曹植率侍从从“京域”归“东藩”途中的某一天幻见洛神的情景：日落時分，人困马乏，在洛水畔阳林漫步的曹植，恍惚间，远远望见对面山隅，寄寓着他朝思暮想丰神绝世的神女。画中，顾恺之把曹植将信将疑的眼神刻划得十分微妙——忽见神女，其圣洁使他不敢造次，尊贵的身份又使他不轻易地喜形于色，但手扶侍臣的举动却难掩其又惊又喜的神色，目视神女，充满期待。神女逆风中伫立，回眸注视曹植的眼神“明眸善睐”、含情脉脉，其“若往若还”的眼神随着视线柔性流动，把神女内心既期待又无奈、复杂矛盾的思想感情刻划了出来。

篇（10）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2）04C-0159-02

美术史课程是高师美术教育专业学科基础课程之一，它对于激发学生的艺术创造思维和艺术实践能力，提高解读各国美术作品的能力，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适应中小学美术教育需要的合格美术教师，具有重要作用。

面对我国日渐深入的素质教育和中小学美术课程改革的开展，美术史课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为高师美术教育专业学生美术史知识掌握的扎实程度、鉴赏解读作品能力的高低以及是否具备传授美术史知识的素质和能力，往往会直接影响其将来的教育教学质量。

但是目前来看，不可否认的是高师美术教育专业美术史课程教学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解决。规范和优化高师美术教育专业美术史课程的教学是每一个美术史教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此，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就高师美术教育专业美术史课程在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五个方面的优化措施一抒己见。

一、正确理解和科学实现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是课程的灵魂，具有导向性，教师正确理解课程目标是上好课的前提。据《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中国美术史课程目标是：第一，掌握中国历代美术的重要作品、代表人物、主要流派及突出成就等方面的知识。第二，了解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中国美术发生、发展、演变的线索脉络和内在逻辑。第三，增强对中国历代美术经典作品的分析、解读和鉴赏能力。第四，培养学生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具备良好的学术素养，能胜任中小学美术教育教学工作需要。外国美术史课程目标具体有所不同，但也是从知识目标、方法与能力目标、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三个方面来加以界定的。

由于不能正确理解美术史课程目标，部分教师的教学目标仍停留在具体知识的传授上，表现为告诉学生在远古时代、商周、宋元明清、18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哪些画家、哪些作品，而忽视培养高师美术教育专业学生鉴赏能力、解读能力以及情感目标，导致无法科学实现美术史课程目标。

一代史学大家王伯敏曾经指出：如果将一部美术史压缩又压缩，提炼又提炼，或许只剩下两个字——率真。一部美术史，或者是音乐史以至于戏曲史，它所歌颂的是人的创造价值。在美术史教学中应该渗透情感与价值观目标，引导学生形成热爱本民族美术文化遗产的情感，尊重其他国家文化的良好态度以及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

二、优化教学内容

（一）调整美术史课程体系

1.关注绘画史以外的学习领域。在经济全球化影响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后，世界上许多国家所制定的美术课程标准中，美术学科的学习领域在拓展。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全面综合的美术教育”，其特点就是对美术作广义的认识。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美术学科的名称有了改变，其中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已经把美术改称为视觉艺术，英国称为美术与设计。这样的改革不仅是名字上的改变，而是使美术学科超越了传统“纯绘画”或“纯艺术”范畴的教育，为学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艺术学习领域。然而长期以来高师美术史课程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绘画史课程，对于建筑、雕塑、工艺美术的历史成就有所忽视。对此，应调整本课程中绘画和其他美术种类所占的比重，加大对绘画史以外的学习领域的关注力度。

2.关注非西方国家的美术史。《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外国美术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中提出通过本课程学习让学生了解、学习世界不同地域、民族和国家的美术成就，拓展学生的跨文化视野，构建多元文化价值观的课程性质。但是出于资料少、时间紧等各方面的原因，一些外国美术史教师讲课内容多是欧洲国家的美术史，如意大利、法国、德国等一些国家的美术成就，而对于非洲、亚洲、美洲等非西方国家的美术史往往蜻蜓点水或者忽略不讲。这对于高师美术教育专业学生美术历史知识结构和多元文化价值观的构建都是非常不利的。历史上不乏著名的艺术家，如凡·高、毕加索等，他们的艺术很多是从亚、非、美洲艺术中汲取的灵感和营养，这些国家的美术成就同样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高师美术教育专业的学生对此也应有所认识和了解。

（二）开发利用校外课程资源和信息化课程资源

一些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如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资源是重要的校外课程资源。高等师范美术院校可利用博物馆、美术馆资源丰富美术史教学内容，实行馆校合作，一方面可利用其馆藏资源开设选修课程；另一方面可组织学生参观展览。同时高校学生可为展览馆、文化馆做讲解员，从而实现双赢。

信息化资源的利用也可以扩展美术史的课程资源。教师应引导学生登陆各大博物馆、美术馆网站，去欣赏学习各种藏品资料。

三、优化教学方法

（一）提高学生参与度与积极性

为了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任务，笔者曾经总是以“满堂灌”的形式来教学，可是事实证明这样的教学方式，根本达不到满意的教学效果。讲台上教师如唱独角戏，很多学生在讲台下打瞌睡、聊天、玩游戏。这样的教学即使完成了教学大纲规定的任务，也是无意义的教学活动。美术史课程的教学要想办法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与积极性。

笔者尝试了学生“分组参与教学法”，将美术教育专业的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选择一个课题如“伦勃朗的艺术”、“唐代仕女画的成就”等，进行研究、归纳、写教案、做课件、讲课。在笔者进行的课后调查中，学生们纷纷表示，这样的教学方式方法是以往没有遇见过的，并认为通过自己研究与讲课受益匪浅。当然这样的教学方法，并不意味着教师完全撒手，为了保证课堂教学质量，教师还是应该给予宏观上的把关。

（二）实现教学方法以“注入”为主到以“启发”为主的转变

建构主义知识观和学习观认为，教师的任务不只是关注如何呈现、讲解、演示信息，更重要的是要创设一定的环境，促进学生自己主动建构知识的意义，时刻关注、探知学生头脑中对知识意义的真实建构过程，并适时提供适当的鼓励、提示、点拨、支持，进一步促进学生的知识建构活动，形成探究意识。所谓探究意识，就是一种怀疑前人结论，敢于大胆提出假设的勇气；而且还要有脚踏实地、严肃认真的研究态度。这是创造型人才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之一。

目前，美术史教学内容确定性太强，学生似乎只要记住确定的知识，而无须进行更多的思考。举例来说，在美术史课程中，就有许多结论是给定的，如“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艺术家”、“吴道子是唐朝宗教人物画坛最具代表性的画家”等等。这种结论性、经典性的东西不能不要，但在教学中应该有许多不确定的音符，正可谓“思维止于结论，而起于问题”。

（三）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

现代教学技术为促进学生的创造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可以使整个教育过程变成立体式和辐射状，具有很强的直观性，因此，教师要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如投影仪、幻灯片、音像材料、三维动画、CAI课件及网络系统，教师可以多收集如《探索发现》《国宝档案》等科普性电视节目给学生播放，提高学生学习美术史的兴趣，丰富课堂教学的形式。如讲到清朝的园林历史时，笔者就利用课外时间给学生播放了大型纪录片《圆明园》，通过这样的纪录片让学生身临其境的感受清朝皇家园林的辉煌历史。

四、优化教学评价

关于美术史课，多数学生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据观察，学生上课睡大觉、课后不复习、考前猛突击的现象普遍存在。之所以有这样的学习心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术史课程教学评价单一化。有效的评价方式一方面会促进教师不断检视自己的教学，提高教学水平；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清晰地知道自己的优胜与不足之处，了解学习的方向、方式。如果单纯以闭卷形式，出一些诸如填空题、问答题、选择题等考题考试，学生完全能够在短短的几天内突击完成死记硬背，其积极性肯定不高，而且单纯的闭卷考试形式反映的学生学习结果是不全面的，对于培养其探究能力、创新能力更是无从谈起，所以需建立起激发学生能力的教学评价体系。一方面，强调评价内容的全面性与综合性。对于教学效果的评价不仅仅是考查学生对所学的知识记忆的多寡上，更重要的是对学生所学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上进行考核；对学生的参与意识、合作精神、探究能力、创造能力等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考查。另一方面，强调考核形式的多样化，建立一种鼓励个人思考为目的，采用论文、答辩、参与课题实践活动、制作等多种形式的评价体系，引导学生参与追求多样化，以求学生的创新与自我反思。

五、优化教学配套图像系统

教学配套图像系统优化是高师美术教育专业美术史课程教学优化的物质保障。美术史课程是一门视觉艺术的历史课程，此类课程的教学原则之一就是直观性原则。不仅要讲授讨论，还要展示直观美术作品图像。目前美术教师可以用的图像资料多来自于网上的搜集。但是网上资料存在着不清晰、有色差等失真情况，对于很多教师而言，网上这些图片哪些更接近原作无法辨别。在教学当中，笔者深感图像资源的匮乏对美术史教学效果的影响，如讲到五代北宋的山水画时，没有较好的配套图像，作品皴擦点染的用笔，或苍劲，或浸润的用墨根本无法向学生展示，视觉效果非常差，学生面对一团模糊的鸿篇巨制根本“无动于衷”，也就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美术史的兴趣。

笔者在网上也搜集了一些高校的美术史课件，发现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包括一些教材的配套课件也是如此。显然仅靠教师和院系的努力是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希冀教育主管部门和专家能够为美术史课程构建教学配套图像系统，并寻找更理想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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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索：.cn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modern form art subject established in constant exploration， the famous educators of tianjin liang qichao， YanZhikai， Chen Shaomei， Liu Zijiu have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organizational system of modern fine arts disciplines .This article makes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ir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from the Angle of art discipline .

Keywords ：The Fine Arts，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 Educators， The gallery

Internet ：.cn

民国时期随着西学东渐和社会的变革，现代形态的美术学科在不断地探索中逐步建立起来，天津著名教育家梁启超、严智开、陈少梅、刘子久等对现代美术学科建制均做出过杰出贡献，本文从美术学科的视角对其历史贡献作进一步的探讨。目前学术界对近代天津美术教育家的个案研究初步展开：专著方面何延础⒑魏窠鹬《陈少梅》（2004），何延础⒘跫揖е《刘子久》（2008）等记述了陈少梅、陈子久的艺术生涯并解析了他们的艺术成就。论文方面天津市历史学学会历届学术年会上齐珏的《“天津市市立美术馆”与严智开在近代美术教育中的作用》、《苏吉亨与他编校的〈中国绘画史〉》等文章从个案研究的角度做了重要的史实梳理与研究工作。但目前学术成果不够丰富，有待于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从学科视角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民国时期现代形态的美术学科建立起来，美术学科的学科建制主要体现在建立现代美术学科框架、创建美术展览制度、通过美术社团和美术研究班开展美术教学、采用现代科学系统的美术史研究方法等方面，而天津的学者、教育家在这几方面均有卓越的贡献，对现代美术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

一、民国时期严智开等教育家从事美术教学工作，开创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新局面。严智开任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校长期间，创立出适合中国美术教育特色的美术教育体系，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美术实用人才和教育人才，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民国初期，的美育思想和美术教育实践影响了新式教育以及社团的产生，他将美学与科学并提，看作“养成国民实力的两大工具”，指出美术（艺术）能够对社会进步产生作用，并实际的将他的主张实现到艺术学校的建立上，实施到各级学校的美育课程上。他的思想和身体力行“大大促进了这样的清新空气和时代气氛。”[1]强调美育并不等同于美术（艺术）教育，美育比美术（艺术）教育的范围更广泛，但美术（艺术）教育是实施美育的最有效方式，所以时任民国教育总长的先生竭力推行美术（艺术）教育，对民国时期新式美术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辞去教务总长职务时曾向北洋政府建议开办国立美术学校，在他的影响下，1918年中国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创建，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阐明美术的范围：“美术本包有文学、音乐、建筑、雕刻、图画等科。惟文学一科，通例属文科大学，音乐则各国多立专校。故美术学校，恒以关系视觉之美术为范围。”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创建之初由郑锦任校长，郑锦曾留学日本，学校采用日本新式教育体系，共设立中国画、西画和图案三个系。但之后郑锦因教务方面的问题与学校留法画家吴法鼎和留英画家李毅士产生矛盾而辞职。学校在学科设置和教学发展的尝试上经历了挫折。之后林风眠、徐悲鸿先后接任校长职务，学校一直致力于实施美育，“造就纯正美术人才，培养及表现个人高尚风格，造就实施美教人才，直接培养及表现高尚人格。培养工艺美术专门人材，改良工业，增进一般人美的趣味。”[2]培养了一批基础扎实、视野开拓的新一代美术家。但学校办学体制不确定，在学科设置上尚未明确，曾增设音乐、戏剧、雕塑和建筑等系。由于时局动荡，校长更换频繁，1933年政府不再支持学校的办学，学校无人负责，处于即将被停办的局面，几欲引起学生风潮。1934年，教育部决定恢复学校的办学，在校长的人选上经过慎重思考，选择天津著名教育家严修之子严智开为校长，希望将学校引向正轨。严智开曾先后就读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和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大学，又曾游学于法国，既接受过日本的新式艺术教育，又对西方美术教育体制有着深入的了解。他是一名画家，又有着远大的志向，希望通过美术教育来开启民智。在接到教育部聘书之时，严智开正在天津创立并建设天津市市立美术馆，也是中国首个公立美术馆。严智开上任之后要兼顾两地的工作，他不辱使命，将其留学所得教育理念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应用到学科建设中，对学科设置进行了改革，学校设绘画科、雕塑科、图工科和艺术师范四科，绘画科分为中国画组和西画组，雕塑科分雕刻组和塑造组，图工科分图案组和工艺组。事实证明这次改组是有效的，因为学校很快走出了困境，教学工作有效展开。经过严智开等美术教育家的努力，为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建立了稳定的学科框架，进一步奠定了我国美术教育的基础。时至今日，我国的美术教育依然是建立在这个学科框架的基础之上。

二、严智开、刘子久等筹备并创建的天津市立美术馆以研究、教育、欣赏为目的，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美术馆提高了民众的审美水平，为画家提供了观摩古代画作的绝佳机会，民国时期中国画坛逐步突破晚清正统画风的藩篱，美术馆对绘画资源的传播是功不可没的。

美术馆开阔了美术史家的视野，为美术史写作方式由传统的品藻、随笔向研究美术发展内在规律的现代形态写作方式转变提供了客观条件。从研究资料而言，民国时期，面向公众的美术馆的设立和开放，成为了古代官私收藏无法比拟的美术品收藏与陈列中心，为建立现代形态的美术史学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因为美术作品是美术史研究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所以研究美术史不但需要充分的文献资料，同时还必须有相当数量的真实可靠的图像资料相互佐证。只有对大量美术作品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探讨美术史的发展路径与规律。与文字资料相比，图像资料能够更直接、更可靠地反映历史原貌。然而近代的博物馆和展览体制确立之前，我国古代的美术作品主要收藏于皇宫内府和少数民间收藏家的手中，普通书画爱好者没有欣赏学习的机会，画家所能接触和了解到的只是绘画资源中相当少的一部分，制约了绘画技法的继承和发展，当然更制约了对美术历史规律的探究。

天津美术馆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丰富了大众的视野，提高了民众的审美水平。对画家来说更是难得的观摩研究古代画作的绝佳机会。郎绍君曾高度评价北京的古物陈列所：“古物陈列所展示的历代名迹的状况，对中国现代绘画产生了很大影响……从金城到南方的吴湖帆、冯超然、张大千、谢稚柳等等，都以模仿学习宋元为荣，特别促进了工笔画的发展。这个风最初是从古物陈列所刮起来的。”[3]这个评价同样可用于天津美术馆，在美术作品的开放与推介方面，天津美术馆品类更加齐全，坚持定期开放，除了以展览为中心，还招收学生，有稳定的制度保障，对当时民众了解古代与当代绘画作品，画家临摹创作，以及美术史学者研究美术作品的流传演变规律都起到了极为显著的作用。

三、民国时期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陈少梅、刘子久采用开办美术班的形式开展美术教学，培养众多美术专门人才。

民国时期湖社画会随着影响日益扩大，在天津设立了分会，天津分会在陈少梅主持下开展美术教学活动，在培养国画人才方面效果显著。除此以外，天津美术馆也以公立形式开设美术班。刘子久自1934年5月任天津美术馆国画班导师，负责国画教学。国画班采取非学历教学的方式培养人才，教师在专门的教室授课，比起传统的师徒教学，这种方式更接近学校正规教学，有利于培养更多的国画专门人才。刘子久先生授课耐心细致，上课时边讲解边示范，用笔的来龙去脉交代十分清楚，将自己多年的用笔用墨心得毫无保留的传授给学生。刘子久先生还亲自准备大量的教学画稿，上课时学生人手一张先生的画稿临摹，不懂之处可随时请教。先生将画稿每周更换一次，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因材施教，由简入繁，引导学生快速掌握技法。刘子久先生为天津画坛培养了大批有影响力的画家，其中刘继卣、王颂余、孙克纲这些天津画坛名家都是刘子久先生的学生。孙其峰曾说：“天津现代的画家，主要师从于陈少梅、陈子久两大家。”

刘子久先生为人师表，处处为后生做出表率。先生在任美术馆国画班导师的同时，还兼任美术馆秘书，为了美术馆能顺利征集到名家作品，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在刘子久先生的多方努力下，美术馆征集齐全湖社画会“琉璃厂内十大湖”的作品，促进了京津地区美术的交流。刘子久还将一批自己的个人作品和收藏无私地捐献给美术馆，供民众参观。先生的师表风范受到后人赞颂，王颂余曾感叹刘子久先生教人以艺，养人以德。

此外，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成为民国时期史学研究的风向标，美术史学的研究也受其影响，在美术史研究观念、美术史研究方法论及美术史写作的叙述方式等多个方面都有所体现，梁启超进化的历史观和注重史实诠释的史学叙述方式被美术界普遍接受，至今仍成为指导美术史写作的主要因素之一；在重文献研究的同时，梁启超利用实物形态和图像进行史学意义的研究，他的研究思想对中国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并且促进了在“物态学”研究方法的形成。天津文化底蕴深厚，民国天津教育家对美术学科的建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整理。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