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财政文化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建立规范统一的财政业务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紧紧围绕为财政改革和发展服务这一宗旨,按照建立财政运行技术保障机制的总体要求,狠抓财政业务软件开发与应用,以预算编制、集中收付等系统软件开发为重点,带动其他财政业务软件的开发,形成符合业务活动和监督管理要求,集预算编制、预算执行、财政监督和财政发展四位一体的财政综合信息管理系统,推动信息技术在各级财政业务领域的应用力度,促进财政管理整体水平的提高。
1.预算编制系统。根据财政预算改革的总体需要,不断扩大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力度,完成对各部门预算的审核,编制出符合综合预算、零基预算和实际需要的预算方案。
2.预算管理系统。通过开发预算指标管理软件,全面反映指标运行的全过程,实现对预算资金规模、分配、使用等情况的有效管理,逐步建立预算指标数据库,实现对预算指标执行情况查询、分析和管理的现代化;通过开发预算资金调度软件,实现对预算资金的有效调配,监督预算资金调度的全过程,有效地提高预算资金使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通过政府采购预算管理软件实现对政府采购资金运行全过程的监督和管理,增加政府支出透明度,规范财政采购支出行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有效防止腐败。
3.预算执行系统。通过开发预算指标管理软件,根据预算单位年度预算方案,科学地制定季用款、月用款进度计划,实现预算指标安排、拨款、预算会计等功能;通过集中收付软件,实现财政资金集中收付和预算支出的集中管理,将所有财政支出资金置于财政部门监督之下,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保证工资及时发放和整个预算的顺利执行,强化预算约束,实现对财政资金支付过程的依法规范管理。
4.财政监督系统。财政监督贯穿于财政工作和财政资金运行的全过程,建立财政业务应用软件系统必须以建立健全的财政监督系统作保障。通过开发和运用财政监督实时监控软件,使财政各项工作的静态和动态情况及时进入到财政监督视野,确保财政工作和财政业务的稳定、安全、高效运行;通过财政监督信息和控制软件,一方面实现财政监督系统与决策系统的信息直接交流;另一方面实现对其他财政业务系统运行的实时控制。
5.财政发展系统。根据财政管理改革的需要,逐步建立财政运行发展系统,科学地分析影响财政运行状况和结果的各项因素,为财政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通过财政运行评价系统,利用各种评价模型,对财政运行过程和结果进行跟踪分析,量化财政决策、财政管理和监督的效果,进行财政形势预报,找出影响经济平衡运行的原因,确定管理和监督的重点;通过财政收支预测分析系统,利用各种数字模型,对影响财政收支的各项因素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提高财政收入预测的准确性,为科学地确定年度预算收支规模与结构提供依据;通过财政风险预警系统,分析监控各种风险因素的变化,科学地判断财政风险程度,提出预警建议,改善和提高财政运行质量,建立稳固与平衡的财政运行与发展体系。
除此之外,通过开发和利用社会保障资金管理软件,实现对医疗保险、劳动保险等社会保险业务的全面、高效监督和监控管理;通过建立财政数据库管理软件,利用各类企业(包括集体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建设单位数据库,建设会计信息查询系统,逐步实现会计信息查询和检索网络化、自动化,为各级财政系统多层次的数据随机检索和分析提供服务,提高会计信息的使用效率;通过开发粮食风险基金管理软件,对国家粮库的粮食储备、品种、财政补贴等情况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建立粮库粮食储备数据库,对现有的粮食储备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汇总、预警,方便粮食调度,为制定粮食政策提供相关依据;通过建立一个以省为中心,覆盖到县乡的农税征管网络,利用农税征管软件,以数据和文字信息为基础,以科学分析为手段,为农业税收工作的重大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信息支持,为各级农业税收征收人员提供信息服务。
——以信息网站为基础,加快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是财政改革与发展的战略资源,其开发和利用是信息化建设永恒的主题。作为财政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工作,以财政信息网站为依托,在扩展信息源的基础上,密切结合财政业务需求,为财政工作提供分类科学、精练实用、准确可靠、丰富多彩的动态经济信息。同时,通过充分调动各市和部门的积极性,在“活”信息和“深”层次的财政信息上花大力气、下大功夫,深入挖掘、研究经济热点、难点问题,为领导提供决策依据,便信息网站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财政工作的参谋和助手,全省社会、经济活动不可缺少的神经中枢。同时,利用视频点播、在线广播等多种形式,对内加强交流指导,对外树立财政形象、宣传财政政策,把网站建设成为财政系统的“互联网”,成为财政部门开展工作、沟通社会的重要窗口。
——逐步建立满足财政新体制要求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根据财政业务和财政决策对数据的要求,按照统一规划、统一管理与维护的原则,逐步建立财政动态数据库、基础数据库、部门预算编制基础数据库、预决算数据库、财政收支政策数据库、法规数据库、历史资料数据库、公共信息数据库和决策汇总数据库,加快开发速度,提高信息质量,保证信息数据的充分共享与有效使用。
——建立为公共财政
服务的办公自动化系统主要是通过开发和运用办公自动化系统、领导查询分析管理系统、人事管理系统、档案管理系统和外部信息接收与发送系统,以及IP电话系统、网络电视会议系统等内容,实现无纸化办公,提高办公效率和决策水平。
——努力培养造就一支适应财政改革与发展需要的财政信息化队伍一是向财政系统全体职工普及信息技术知识。密切配合人事、劳动部门采取各种形式,大力进行计算机和网络知识的培训。二是加快信息化专门人才的培养,根据信息化建设的需要,注重培养多层次的信息化专业人才、信息化管理人才以及复合型人才,努力造就一批能跟踪国际先进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和有创新能力的中青年业务骨干,特别是要注意培养既掌握信息技术又懂财政业务的专业技术人才。三是大力加强财政信息化专门机构的建设,在确保加强市级财政信息化专门机构和人员到位的同时,要逐步建立县级财政信息化专门机构或配备专人管理,为财政信息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为实现上述目标与规划,必须采取以下保障措施:
一是加强信息化建设的组织领导。财政信息化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面宽,技术性强,关联度高,必须通过各级部门的统筹规划和组织协调,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财政信息化,确保财政运行机制落到实处是事关全省财政改革与发展的大事,各级领导必须高度重视。要把财政信息化工作摆上议事日程,充分认识信息化在财政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二是加大投入力度,促进信息化发展。信息技术是现代化高科技技术,投资大,更新快,其效益往往以间接形式表现于社会各个领域,难以用货币形式计算其价值。要保证财政信息化工作正常开展,确保各项目标如期实现,必须加大对财政信息化建设的投入,保证必要的设备和设施购置与维护,为建立科学化、规范化的技术保障机制提供物质基础。
三是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信息化标准、规范和规章制度。财政运行技术保障机制的建立是财政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它关系到今后财政工作的正常进行和科学管理。因此,必须坚持标准统一和标准化工作要先行的原则,将标准化工作和质量管理工作贯穿于信息化建设的全过程。要按照财政运行技术保障机制的需要,逐步形成全省统一的标准体系。根据国家信息化、标准化体系和本地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网络、业务软件、信息资源、信息安全等信息化建设的相关制度,统一技术标准。无论是网络建设还是软件开发,起点要高,标准要统一,以保证网络配置合理、性能优化、安全畅通。各级财政部门在建设网络、数据库、业务软件和实现联网的过程中,在用户界面、交换格式、网络协议、分类编码、应用接口等方面,必须遵循统一的技术标准,以保证计算机系统的互联性和各种上网信息的有效性。
背景
上郑村花菜种苗基地建成已有30余年历史,近10年来,由于杂交花菜种的研发成功,更使生产规模得到了不断的扩大,而且还辐射周边乡村(如江浦、曹村等),相继种植花菜种。据统计,目前我市花菜育种面积达300亩,其中上郑村占2/3强,在浙南地区享有盛誉。
一组数据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上郑村花菜种的种植情况:上郑花菜种苗基地面积达200亩,占全村总面积的46%:全村283户,育种户占43%;年种苗生产逾2500公斤,收入达350多万元,占全村农业总收入的80%。
但就是这么一个支柱产业,这样的生产规模,在全国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步伐加快后,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时,面临严峻挑战。
现状
“价格便宜了,赚钱难了。”在田头,一对父子种农以这样的开场白接受记者的采访。父亲是位老种农,用20多年的时间把最初的几分田扩展为如今的6亩多,因为“没有别的营生”,儿子也在七八年前当上了种农,现在也有了4亩田。在上郑村,全家从事花菜育种,是很普遍的现象。
当种农这么久,父子俩最怀念的是1998年,“一公斤种子6000多元,比黄金还贵!”当时的情形是,受天气的影响,上郑村的花菜种产量低,奇货可居,种子商来收购,价格由种农说了算。“他们(种子商)逃不出我们上郑的圈子。”老种农用这话来概括曾有的辉煌。
但是,随后的几年,特别是近几年,再没有种农把话喊得这么“牛”。
今年6月,收获的季节,因为受天气影响甚微,种农们的产量都不错。但好产量没有带来好收益。“我家有固定的户头(种子供货渠道),今年也只是做到保本。一些散的种农,都多多少少的亏了。”老种农的儿子给记者算了一笔帐,来解释亏本的原因。1亩地,需投资近1万元的成本(包括种子、肥料和夹花工人的工资),亩产30多斤,卖给种子商每公斤800元。投入产出之间稍有差额,但这不是纯利润。因为连年收入都不是很好,不少散户的投资成本都是向信用社借的,利息要还;花期到时,要赶紧夹花,夹花工人的工资是铁板钉钉的,1亩地近50人,20元一天,包一顿中餐,每天要现金支付;种子被收购后,赊帐严重,800元一公斤的,通常只付一半,剩下的,要到开春后才能还上(这还算好的)。利息、工资现金支付和赊帐,三者将散户仅有的些微收益吞噬得干干净净。
据悉,因为花菜种卖不上一个好价钱,今年有将近一半的种子被留存在了种农家中,以期来年形势会有所不同。“你预计明年形势会有所好转吗?”这问题得到的答案是:“不知道。”记者采访时,遇上一农户正种茄子,说是花菜育种没赚钱,改种别的试试。老种农说,这两三年,村里出去做蛋糕等生意的人多了,留下来的散户预计到12月份改种的会更多一些。“都说不熟不做,谁知道改种别的之后是否就会一定好呢?”农民靠天吃饭,对未卜的前程一片茫然。
原因
上郑村育种大户郑庆一家今年的收成情况和往年没有多大出入。其儿子郑永开解释,他家有自身的优势。首先,郑庆一花菜育种30多年,一定的原始积累使他家不用贷款。其次,他家有自己的知名品牌——“庆一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郑永开说到了点子上,散户们所缺乏的第二点,正是他们亏本的一个主要原因。尽管村里种农们育种都有相当长的历史,但是到目前为此,真正叫得响的品牌却没有几个。采访中,种农们都提到一个温州来的、叫老邵的种子商,散户们的种子大部分都由他吃进。据种农说,老邵每年来上郑村收购种子近500公斤,付一半的收购款,回去后,弄上自己的品牌,每公斤能挣上800多元。“老邵这几年靠着我们上郑村发了,到处都有房产。”说这话,种农心里酸,因为替老邵作嫁衣的是他们自已。
种子没品牌的苦,一部分中等规模的种农也尝到了。虽然有自己的“户头”,但是因为没有响当当的品牌,压价现象总是常常发生。另外,没品牌也常导致经济纠纷。上面提到的那位老种农曾经就因为这事与上海一家公司打上了官司,花了三四万元钱。
出路
大家都意识到了品牌的重要性。
今年,村里44个散户成立了兴农蔬菜种苗有限公司。但是几个月后,美好的初衷被现实给粉碎了。该公司监事、村会计郑圣旭对记者说,公司成立后,44个成员44种想法,工作很难开展。另外,由于各家的种子质量参差不齐,一时也很难就此去创一个品牌。目前的情况是,仍然各自为战、自产自销。
但是散户的这种随意性给其他种农造成了困扰。一位中等规模的种农说,竞争的结果,最明显的,是价格提不上去。郑永开说,现在花菜的杂交品种市场还没有饱和,但上郑村种农出去拓展外面市场的人很少,他们只是在省内互相竞价,挖本村人的墙角,其结果是一损俱损。
郑永开总结多年的种植经验,认为上郑花菜基地想要继续发展,必须走出去。这几年,“庆一牌”花菜种一直朝这方面努力,在全国各地抢占市场,今年种子价格不受周围环境影响,可以说是一个成效。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财政政策,政策目标,重点问题
两年前不期而至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向各国宏观调控当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财政政策的运用成为重要的应对措施。中国在2008年11月明确宣布宏观政策转型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之后,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经济运行态势在2009年比较顺利地从“前低”转入“后高”,年度GDP增速为8.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速达10.7%。一般预计,2010年中国经济将有望实现较高速的增长,并将在优化结构方面有所进展。总结回顾中国实践并探讨今年和今后一段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与相关重点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一、中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基本经验
本轮积极财政政策注重处理好扩张总量与调整结构、应对当前困难和实现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关系。政策措施更加注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水平。简要总结其经验要点,一是把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放在“反周期”的操作框架内,充分认识其近乎“百年一遇”的严重性,及时、坚决、有力度地实施总量扩张。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与发展阶段,特别注重“供给管理”角度的区别对待、优化结构,着力增加有效供给、促进升级换代和方式转变。三是在“积极”的同时也注重防范风险、加强制度建设。总体上看政策的实施,无论是增支规模还是减税规模,无论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推动还是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都体现了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的理念,也体现了财政宏观调控日趋成熟的思路和技巧,这将为应对金融危机后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保障。
二、中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几点反思与优化要领
任何政策设计与实践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从对还需在2010年继续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必要力求优化的视角来看,可提出三个方面的反思与优化的取向性要领:
(一)在实施总量扩张、安排政府投资时,更加注重抓好结构调整和项目质量
政府实施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扩大内需的首要事项,是以政府投资实施总量扩张,“四万亿元”投资陆续具体化到各个建设项目上,其中以1.18万亿元中央财政资金拉动银行、地方、企业等的配套资金。在这种总量扩张的同时,极为需要精心把握结构优化调整的导向,把基础设施、灾后重建、农村建设、安居工程、生态保护、自主创新和教文卫七大方向上的各个项目选择好,其中突出的要点,在保民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新能源)和努力拉动社会、民间投资之外,还应把调结构、促转变放在更突出位置并贯穿于各个项目,直到落实于对施工质量的保证。这方面相关的应抓住不放的制度保证因素,一是要实行十分严格、尽可能充分的可行性论证(而非“可批性论证”),切实体现结构优化原则;二是要实行从头到尾的严密的全程监督和内部、外部的多重审计,防止资金挪用等不良现象;三是要实行规范、到位的工程监理,保证项目质量,防止出现“豆腐渣”工程。根据中国上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中的经验和教训,应通过检查巡视工作等方式对各地已开工和拟开工的政府投资,和拉动社会资金的“拼盘”投资项目,作审计检查和必要指导,及时发现可能的偏差,防患于未然。
(二)在加大财政公共支出和补助力度时,更加注重抓好机制转换
政策扩张期,对于三农、社会保障、社会事业、研发创新等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和补助,是重要的政策工具,加大其力度是客观要求。但加大力度并非是相关工作中的惟一要领,另一个相伴随的、不可忽视的要领,就是努力实行支出、补贴中的机制转换,以力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提升政策的绩效。实践证明,机制不同,政策的效应与绩效会大相径庭。比如,中国政府有关“三农”的各种支持项目和支持资金,名目已甚多,但使用中还带有“撒胡椒面”的特征,所以应当鼓励地方积极探索统筹协调、适当整合使用这些资金的新机制----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这已表现出较好的效果,值得进一步总结经验;又如,在不同的地方政府辖区,亟需根据安居住房和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制定在本地现发展阶段,落实“住有所居”的政策目标,是应以“补砖头”还是“补人头”为侧重点使用用政府资金,或两者如何结合,如何运用有限财力首先托好“廉租房”这个基本住房保障的“底”,如何注重引导和支持“适租房”供给的增加以适应收入“夹心层”和年轻就职者的现实需要,等等,都需要形成可操作的合理化的具体方案,以提高政府实现“安居工程”的资金绩效(这方面已有一些较成功的经验);再如,财政针对猪肉市场价格波动的调控措施,十分有必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不再补贴生产环节而是直补城乡低保人群的新机制、以及实行逆市场周期的库存吞吐“平准”方案;在基础研发环节的财政支持方面,也应加大促进实验室、大型实验设备实行资源共享、整合运用的机制建设。这些是推进公共财政建设、优化宏观调控的内在的要求,也是中国经济社会转轨中不可回避的制度、机制建设问题。
(三)在提升债务规模、用好债务资金时,更加注重抓好改革创新和风险防范
政策扩张期带来了国债和地方债规模的明显上升,除较规范的长期建设国债和2000亿元地方债之外,近期还出现了媒体所称的“地方政府融资的狂欢节”,各种融资平台“遍地开花”、不少新的融资工具(规范程度往往并不高)也被创造出来。地方举债融资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并引起了各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不同意见的争议。
中国地方政府融资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和分税分级财政体制模式下,有其必然性,2009年又加上了“四万亿元”项目配套资金的强大需求,对其做出简单禁止是行不通的,所以大思路上应回归大禹治水“堵不如疏”的古老智慧,疏堵结合,重堵更重疏,关键是因势利导,寻求以制度建设实现规范发展。
在这个方面需要“治存量,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打造一套可控风险和可持续的地方“阳光融资”的制度和法纪。政策扩张期,对此既是挑战,又提供了机遇。按照公共财政建设和“依法理财、民主理财、科学理财”的要求,地方政府融资应当是有透明度的、受法纪约束的、依托于制度规范和受公众监督的。相关制度、法纪的打造,当然在中国需要渐进,而当务之急,一是应强化国家综合部门自上而下对各地融资规模的监督、指导、协调;二是应强化地方各级人大、政协对政府融资的审批与制约;三是应强化金融市场监管部门、审计部门对于政府融资活动的监控、审计;四是应提倡、鼓励地方政府融资主体内部的自律和加强管理,总结经验教训,在开拓创新中防患于未然。相关的制度内容,可先形成一些粗线条的文本,再于动态中不断完善、细化。地方政府融资无如制度、纪律的有效约束,必然会在分散状态和不透明状态下积累公共风险,一旦积累到被触发的局面,就会是危机的局面,“救火”的代价损失将是巨大的。惟一的正确方向,应是走向透明化、法纪化的“阳光融资”。这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需坚持不懈地推进相关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
三、关于财政刺激政策的退出问题
得力于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的实施,国内经济已呈现“双升一稳”(投资大幅回升、工业强劲反弹回升、消费稳定增长)的良好势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自去年11月份同比涨幅由负转正之后,12月上涨1.9%,较11月0.6%的涨幅明显加快,今年2月已上升到2.7%。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去年12月在各方预期之内如期转正,上涨1.7%。这一方面意味着经济触底之后已经过反弹走向全面回升,另一方面需要我们要高度关注通胀预期。从外部环境看,2010年全球经济复苏力度似比一般预期更为强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世界经济2010年和2011年增幅将分别达到3.9%和4.3%,中国增幅为10%和9.7%。经济复苏和通胀预期的加强,使得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问题开始成为关注的焦点。退出策略不仅涉及到退出时机、节奏的把握,而且涉及到退出机制、工具的选择,更涉及到我国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政策的协调与博弈,在全球经济复苏还存在不确定性,经济内生增长乏力之时,财政刺激政策退出面临诸多复杂问题,需要审慎处理、全面把握。
(一)退出机制的选择
选择适当的“退出机制”,不仅事关本轮经济刺激政策“功成身退”的必要归宿,也密切联系着解决国内结构性问题和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所谓的退出机制,一般是指对由政府主导的、专门旨在抵御金融危机和缓解其不良结果的特殊经济刺激政策的放弃。一般来说,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三大法宝”,无非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道义劝说(政府首脑、央行行长等或劝说或威胁或暗示以求引导)。特殊的刺激政策则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大规模财政投资、支出;减税;向银行注资。就中国而言,与此框架无大异。特殊的经济刺激政策势必要具体化为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配合使用中,在未来作合理的动态调整、适时退出。
当前,中国货币政策在2010年内的优化调整,可认为是大框架不变前提下向“适当从紧”单一方向的适当回调,而财政政策在本年度内至少不会在总量上简单比照货币政策,可看作是扩张框架不变前提下突出重点、优化结构、追求绩效等方面的努力。而再往后的“退出”调整,很可能是与1998年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成功之后相仿的“淡出”方式,即低调处理,扩张力度渐降,使社会各方在“不经意”间经历政府政策“退出”的过程。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机制可着重考虑三个方面:相对于GDP的增长速度控制国债规模和逐步缩小财政赤字;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促进经济恢复自主增长;合理掌握对不同产业、产能和不同政策工具区别对待的取向。
1.比照GDP规模与增速,控制国债发行相对规模和赤字率,优化国债发行结构和资金使用结构。
2010年在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国债发行规模不可能按急速刹车方式处理,比照GDP规模与增速,国债发行规模要配合赤字率继续控制在3%以下的要求,并注重国债结构优化。从相对数看,2010年相仿的水平,绝对数则将超过1万亿元,预计中央的地方债券也仍和2009年一样,约在2000亿元左右。从结构看,对于长期建设国债可按实际需要适当减发,而对于流动性较强的中短期国债要重点发展,并要按市场的要求,适时调整利率、期限、结构以及付息方式,完善国债对财政政策的支撑功能。国债所筹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重点,2010年是首先支持已开工项目的续建,严格控制新项目建设,并做好监理工作。
2.积极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与居民消费,促进经济恢复内生性、自主性增长。
目前看,中国经济还主要是表现为政策推动的经济回升。要使经济进一步顺利、稳定发展,只有政府扩大公共投资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出台多种措施力求“四两拨千斤”地扩大社会投资,拉动民间资本跟进,引导和鼓励企业投资,以及居民消费。如果民间投资迟迟不能跟进,公众消费疲弱不振,那么就会严重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财政政策的退出操作,应当是在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可支撑经济运行基本态势曲线形成稳定的“拐点”之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和小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放宽市场准入,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财政政策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进一步拓宽社会投资的领域和渠道,充分利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机对社会资本投资给予国民待遇,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之外,应允许社会资本以参股等方式进入金融、铁路、公路、航空、电信、电力以及城市供水等多个行业。二是通过税收、财政贴息、政府采购、信用担保等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对规模较小的企业,做好所得税征收按优惠方案处理的贯彻落实。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加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和支持范围,向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比较大的轻纺等行业的出口企业、科技企业和地震灾区的中小企业倾斜。政府采购也应适当向中小企业倾斜。三是支持发展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便利快捷的政策性金融服务。此外,应考虑通过发展规范的地方融资平台,以市场化方式融资,吸引银行放贷和民间资本跟进,把短期政策调控与利用社会资金与民间资本的长期机制构建两方面的要求较好结合。
在消费方面,提高居民收入、扶助低收入阶层、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和以消除居民“后顾之忧”减少“预防性储蓄”等方面的一系列措施,都应切实贯彻,细化优化相关方案和加强相关管理。
3.合理掌握对不同产业、产能和不同政策工具区别对待的取向。一般理解的“退出”,在政府刺激力度上是单向调减的,但考虑到中国经济运行中显著存在的结构问题,在退出中有必要适当加入针对不同产业、不同性质产能的区别对待的处理,比如对一般传统产业的刺激力度,可以顺向调减,乃至多减,而对有优化结构作用的新兴产业、事关全局增长后劲有必要加强的支柱产业,以及那些具有强烈技术改造、升级换代需要与空间的门类和领域,则可以实施不减的处理,甚至适当给予更多资金与优惠政策以帮助其扩张的处理。这有益于加快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再者,与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深化改革过程之中有关,不同政策工具的制度相关性和区别对待,也值得注意。比较直接、行政色彩较重的政府干预政策工具,可随总体刺激力度的调低而顺向调减、乃至多减一些,比如,那些一般性扩大政府支出的投资安排,应比较坚决地调减;而那些有条件、有必要更多运用、助其走向健全的经济杠杆手段,却可考虑让其发挥更多刺激作用,比如结构性减税的安排。这样有助于推进制度安排与调控方式的合理化。
(二)退出时机的选择
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时机把握,既要考虑到全球主要经济体国家退出政策的操作对我们的联动效应,更要考虑国内经济企稳回升后,何时出现、是否稳定形成经济周期中阶段转换的拐点。从中国过去的经验,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验看,经济由高涨阶段进入低迷阶段再重回高涨阶段的转换,一般都要间隔数年,是一个由经济下跌和宏观扩张政策启动开始,经历触底--企稳回升--巩固回升态势--企业预期再次普遍向好和自主投资强有力回升而完成的过程,关键是何时市场的内生动力已可以不再依靠扩张性政策而把经济运行稳定在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区间。从中国的相关宏观、微观数据看,至少2010年,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还未到退出的时机。
世界银行预测局局长汉斯·蒂莫指出,假如刺激措施退出过快,经济复苏就可能陷于停滞,虽然出现二次衰退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有些国家可能出现一个季度以上的负增长;假如刺激措施撤出得不够快,在财政政策方面将对私营部门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并导致通胀,全球失衡的重现将会迫使各国央行突然收紧政策,从而导致二次衰退。可以说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敏感而脆弱的关键时期,如何既能维护当前来之不易的复苏基础,又不至于因政策滞后延误退出时机使通胀局面难以挽回,这将是各国决策者面临的考验。从目前情况看,发达国家的经济自主性增长仍然乏力,主要经济体国家的企业生产和个人消费支出短时间内很难有效恢复,特别是美国、欧盟、日本失业率连创十几年来的新高,这将使得私人需求的复苏持续低迷,因此发达经济体很可能在2010年仅仅回归低增长,这意味着不排除“双底衰退”的风险。这也是各国对宽松政策不能轻易退出的顾虑所在。甚至有前量子基金合伙人、著名投资人吉姆·罗杰斯于今年2月间预测,缘于各国政府此前的刺激政策,全球经济的恶化状况在“表象反弹”短暂停歇之后,将出现更为严重的“二次衰退”,其时间可能在2010年晚些时候或2011年,届时情况将比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时更为严重。最近一段时间,欧元区的债务危机有愈演愈烈之势,引起广泛关注,在其暴露了欧元区各国之间利益取向协调机制的脆弱和欧元、欧盟发展前景方面的潜在风险的同时,也对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带来了更多的审慎要求。中国经济虽目前已进入全面回升,但结构性问题依然严重;通货膨胀虽总体仍只是预期,尚未成为现实,但CPI的年度上涨大局已定,如本年还属柔和,更具“杀伤力”的上涨压力则不排除可能出现于2011年;但万一欧元区出现较大的下滑型动荡并严重影响世界经济,中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通胀压力也不是不可能像2008年下半年那样陡然转为通缩压力的。因此,综合权衡各种预测和各主要相关要素,动态跟踪和及时判断经济上升曲线何时将进入一个新的高涨阶段,以全球视野把握中国经济达到经济内生稳步向上状态的拐点,便是政策退出时机选择的关键所在。
⒉“分税制”不完善使乡镇财政缺乏稳定的高收入来源,支出压力大。年起我国开始实行“分税制”,但至今省以下“分税制”体系采取了不尽合理的基数法,一方面,税收收入一层层向上集中,中央得了“大头”,地方收入相对减少并经过省、市、县三级的层层盘剥,乡镇财政收入逐渐被掏空。税制改革以后,农业税划归为地方税种,虽然刺激了地方政府对农业税的征收工作的积极性,但是随着农业税的免征,支撑乡镇财政的一大主要财力落空,乡镇财政靠微小增幅的工商税收增加财力来自我消化农业税税基,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而财政转移支付,对乡镇财政来说,大多还缺乏规范、透明的转移支付办法,没有能科学地配合分税制改革最终落实。另一方面,支出责任却一层层向下转移,中央出台的一些增支政策要靠地方自行消化,使地方财政支出压力加大。落实到具体事务,乡镇财政所承担的大多是一些刚性强、欠帐多、支出基数大、无法压缩的支出。如农村教育、民兵训练、优抚等就基本由乡镇负担了,还有道路、危桥、医疗、文化及其它一些社会福利项目,主要由乡镇配套组织实施,但是资金来源溃泛,完全由乡镇预算负担必将导致资金短缺。乡镇政府没有足够的税收收入来源、显得财权范围小,而事权范围又过大,缺乏与责任相对应的经济财力支撑,仅仅依靠弱势的农村经济和濒临破产的乡镇企业,连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难以解决,更遑论公共建设和公共服务了。
⒊税收管理体制的缺陷加重了乡镇财政困难。目前在乡镇一级,基本是国、地两税均由条条统管,负责工商各税的征收,而乡镇财政只负责征收农业二税和相关收入,这客观上造成了一些扯皮现象。另外,税务部门往往从完成收入任务指标出发,当年任务完成后不愿过多超收,以便为下年“留有余地”,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应征尽征,造成人为的收入流失。再有现在地方政府流行一种“财政收入才是硬政绩”的说法,各级领导关心财政收入是好事,但是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当年税收任务,地方政府踏上了引税之路,随之带来的则是大幅度的引税返还和财政收入的虚假繁荣,不能提高财政提供公共品和服务能力,抬高了税基,恶性循环,扰乱了税收秩序。
⒋高昂的招商引资成本,为乡镇财政雪上加霜。目前招商引资是比较热门的话题,各级政府自上而下都有招商引资任务,并直接与干部的升迁、考核挂钩,这就有了必须完成任务的压力,尤其是乡镇政府安排大批干部关门“停业”外出招商,形成了以土地的无偿或低价出让、税收的减免、变相的奖励为成本的招商,政府职能迷失,资源流失,财政收入落空,失地农民的土地补偿款无力偿还,进一步加重了财政的负担。
⒌乡镇政府包揽过多经济管理职能,特别是产权制度改革和兴办合作基金会留下了财政隐患。过去乡镇政府一是直接兴办企业,行政干预多,由于行情不准和一些基层企业干部的责任心不强,导致企业亏损、停产直至破产,遗留了巨大的“包袱”,后来产权制度改革,乡镇政府迫于上级的压力,受惑于甩“包袱”的良好愿望,“卖一送一”,慷国家之慨,将全部企业改制到位,这其中流失的国有资产就不说了,但是还有一些企业假性改制,这些企业欠下了巨额债务,包括向职工以及向社会的集资款、合作基金会贷款、财政借款、银行贷款等,实际上早已资不抵债,只留下一个空壳,但是这其中向职工以及向社会的集资款、合作基金会贷款、财政借款,如果改制到位或破产,都必须由财政直接负担,乡镇财政无能消化,就只能搞个假性改制了,完成上级任务,问题一天天往下拖;二是搞合作基金会留下了巨大债务,乡镇企业特别是前几年行情不紧气,借去的贷款如“肉包子打狗”,但是合作基金会资金主要来源于当地股民的股金,这是一笔“硬”帐,必须还而且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还,这又给乡镇财政带来了“灾难性”的债务。
⒍乡镇财政预算越来越显“软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上级政府出政策,下级政府出钱,这是乡镇财政预算“软化”的典型表现。这些在正常预算之外出台的支出政策,明显缺乏对乡镇预算应有的尊重。二是上级部门为了本部门利益,在实施某项目时,往往要求地方政府按比例配套财政资金,否则不予安排项目,而配套资金显然不会事先被纳入乡镇年初预算之内的,这些临时性、不得不开支的项目,对乡镇财政预算的正常执行带来很大的冲击,也进一步降低了地方人代会批准预算的权威性。三是乡镇自身财务管理松散,支出缺乏预算约束,缺乏监督,随意性强,机关运行成本逐年加大,人为加重了乡镇财政负担。
⒎机构臃肿、财政供养人口失控。乡镇作为一级政府,就要配备政府的全套机构,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这个问题越突出,因为这些地区就业机会少,收入普遍较低,进入政府机构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乡镇或迫于上级的压力,或处于“善良”的愿望,用“足”编制,将原先不属于财政供养的人员想办法捧上“铁饭碗”,致使乡镇机关工作人员精减越减越多。
以上种种原因致使乡镇财政空前困难,债务累积,有限的财政资金疲于应付,形成了财政困难的局势,影响了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增加了整个财政的风险,影响了党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改革,转变职能,化解财政困难。
一、推广乡财县管。“乡财县管”,乡镇财政的“三权”不变,即预算管理权不变,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财务审批权不变,以乡镇为独立核算主体,借鉴安徽基层财政困境突围的成功经验,实行“预算共编、账户统设、集中收付、采购统办、票据统管”的财政管理方式,管住乡镇乱收费、管住乡镇乱花钱、管住乡镇乱进人、管住乡镇乱举债。由县级财政主管部门直接管理并监督乡镇财政收支,同时调整乡镇财政所管理体制和职能,特别是,在教师工资上划后,乡镇财政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乡镇财政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种适应乡镇政府职能扩张需要的功能完整的一级财政了。
二、转变思想,回归乡镇政府职能
⒈转变传统思想,树立服务理念,树立财源经济建设思路以财源经济的建设为思路是解决财政发展困难的必然选择。发展民营企业是乡镇财政走向良性循环的基础。乡镇政府要转变传统思想,以培植财源为取向,以充分发挥财税杠杆作用为核心,用足用活财税政策,如信息技术支持、财政贴息等手段,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改善支农资金投向,创新财政支农方式,对第三产业迅猛发展的势头,以总量扩张和结构优化为目标,努力摆正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在强化征管中实现财源增长点。千方百计扩大经济总量,积极推动财源经济发展,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均衡协调发展。
推行政府统一组织,财税多方参与,一次进户,各税统查的复合型税收稽查模式,加大税收稽查力度,堵塞跑冒滴漏。在目前财库行没有联网的情况下,就地取材,财政人员要转变观念,进厂入户,了解和掌握本地税源动态,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矛盾。
⒉合理划分职能,理顺各级政府间事权关系
乡镇政府的职能是提供乡镇范围内居民和农民需求的公共品和服务,这些公共品和服务包括公共安全、乡村道路、区域内防洪、灌溉排水、土地整治、基础教育、卫生防疫、跨乡镇的公路建设、区域水土治理、环境保护、医疗、文化及基本的政府行政管理。乡镇政府应直接提供公共安全、消防、民事纠纷处理、乡村道路建设等受益范围限于乡镇的公共品。至于农村基础教育、卫生防疫、跨乡镇的公路建设、区域水土治理、环境保护、防洪灌溉等跨区域公共品的提供,上级政府则应建立相应的机制,并通过转移支付形式提供部分资金。而计划生育、民兵训练、优抚等全国性公共品的提供则应完全由中央政府来承担,可通过转移支付,委托乡镇政府来完成这些工作。
⒊退出竞争领域,调整乡镇财政的职能范围
乡镇财政的根本职能就是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因此,乡镇财政资金必须从竞争性领域完全退出,不再投资办企业,不再为完成招商引资任务而支付变相的奖励等,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三、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提高乡镇财政收入
、提高乡镇的税收分成,减少上缴。乡镇一级,农业税在即被最终取消的情况下,没有了主体税种支撑大局,为了保证乡镇政府能较好地履行各项职能,上级政府要正视乡镇一级的困难,通过减少自然增长的上缴和财税收入增长的集中来增强乡镇的财政实力。
⒉下放共享收入的分成比例。从中央到地方应尽可能地将共享收入逐级下放。从某年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也实行了共享后,大税种已全部共享,今后不宜继续扩大范围,使地方有更加稳定的税源,切实稳固地贯彻分税制。
四、建立规范和科学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目前有相当一批乡镇处于财政入不敷出、缺口逐年拉大、困难重重,而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公共部门的主要职责仍应是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生活保障以及基本公共品的提供。乡镇政府若无财力完成上述任务,社会发展就会受阻,因此在目前分税制条件下,中央对地方特别是对乡镇的财政转移支付,应主要用于弥补税收收入不足以提供基本公共品和服务时的财政收支缺口,而且首先要保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县乡和不同收入阶层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方面达到均等。
现在,我国许多综合性大学的财政学专业正在双轨推进培养学术型与应用型人才的目标与制度。面对近几年就业难的问题,培养创业型、创造型人才愈加重要。不过,对创新型和创业型人才的培养制度和培养模式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基于此,基于个性化发展的财政学本科教学模式改革相对于重视知识传承、学术养成、标准化教学、批量制造的传统财政学本科教育模式,就可以为社会培养更多种类型的高级人才:学术型、职业型、创业型与创造型等。况且经济类专业的大学生,包括财政专业大学生的创业基础较好,具有某些特殊的优势,充分发挥他们的天赋与潜能,其更易于成为社会所需要的创业型与创造型人才。个性化教育是引导个性生命独特性发展的教育,它以尊重差异为前提,以提供多样化教育资源和自主选择为手段,以促进个体生命的自由和充分发展为目的(冯建军,2004)。基于个性化发展的财政学本科教学培养目标,应该从尊重和培养个体的个别性、特殊性、差异性立场出发,结合学生的兴趣与个人职业规划,充分利用各自学校的资源优势与特色,引导学生向不同类型的专业领域、不同层次的专业方向发展,为学生今后的发展创造足够的条件,培养学生在财政学领域具备一定的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
培养财政学专业个性化人才的完整途径主要表现为:首先,在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通识教育阶段,培养目标应体现宽口径、厚基础的“广博”培养原则,进一步扩充通识基础模块,增设相关学科的教学内容,供学生选择,可以建立以思想政治类、工具类课程为先导,以经济学基本原理课程为核心,以人文素质类、科技类课程为辅助的综合课程体系。其次,在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专业及拓展教育阶段。结合不同高校的特色,在突出专业培养的同时,围绕专业课程进行充分的拓展,引导学生结合专业与个人兴趣,合理制定大学选修课程菜单。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建立以财税类课程为必修课,以经济类、管理类相关课程为选修课的综合课程体系,同时,辅之以学术讲座、第二课堂等开放式培养手段。选修课的取舍要体现不同高校的资源优势与特色,体现不同高校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个性。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可能提供更多的课程供学生选修,使学生最大可能地选择自己最有兴趣的课程,激活他们的多元兴趣与多种思维,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素质提升,进而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差异性发展。再次,在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创新能力培养阶段,就大学本科生的人才培养而言,本阶段培养手段与方法是否科学有效,直接关系到学生创新能力的积累和今后个人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此阶段的人才培养方案,应弱化理论课程的安排,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如通过学术报告、学生科创、社会调查、案例分析、社团活动、假期实践、毕业实习等方式,有组织、有目的、有成效地实施人才培养活动,为财政学专业本科生毕业后的个人综合能力的提高与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人行国库前置平台
国库前置平台由国库前置系统、电子凭证库、电子印章系统、数字签名服务器组成,为了满足财政特色业务需求、实现不同规范的转换,需要在人行国库前置平台部署TIPS国库前置系统。国库前置系统以TIPS节点的身份接入,国库前置同TIPS之间文件传输采用人行CA数字证书、数字签名安全机制。国库前置系统将完全遵循TIPS接口规范收发各类信息。为了确保财政信息安全传递和凭证还原处理,需要在人行国库前置平台部署电子凭证库服务器、电子签名服务器、电子印章服务器等多种安全设备。
2.财政无纸化接入平台
省、市财政分别通过石家庄金融城域网接入人行网络,县级财政通过市级财政接入石家庄金融城域网。财政部门通过石家庄金融城域网接入人行网络,使用消息中间件与人行电子凭证库服务器进行直联方式的报文通讯。为了满足TIPS中机构与节点对应关系的管理规则,对于先期已经实现收入信息共享而联网的财政系统,需要将财政系统的MQ队列指向由网间互联平台改为人行国库前置,从人行国库前置获得入库流水、报表、电子税票等收入共享信息,财政系统节点为对应国库前置节点。
3.商业银行无纸化接入平台
各商业银行通过石家庄金融城域网接入人行网络。商业银行需部署电子凭证库服务器,安装消息中间件与人行电子凭证服务器进行直联方式的报文通讯。各类财政业务经由前置平台、TIPS最终在TCBS中进行处理,回执按原路返回。4.平台间数据传输及实现方式通过在人行、财政和商业银行实施部署电子凭证库,代替现有纸质凭证的传递,大大提高支付和清算的工作效率,利用国库前置系统解决财政分散联网交换信息的问题。
信息化管理使得传统财政监督“边缘化”。借助于管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发展,财政管理业务流程不断优化,原有各专业部门系统间存在的标准不一、关联复杂和流程过长等问题将被“看板式”的及时反应所取代(如国库集中支付),系统间信息壁垒将被逐渐打破,财政监督跨专业、跨部门、跨地区的综合视角优势也就会被信息管理系统所取代。公共财政业务不断拓展又导致各类信息爆炸式增长,这些信息数据既是财政管理、监督的对象,又是优化管理的重要信息源,以样本式抽查为主的监督模式显然已难以应对大数据的挑战。比如随着近年来社会保障全覆盖的推进,社保基金信息量越来越大,既包含积年累月的基金征缴管理信息,还包含日积月累的基金偿付信息,传统管理模式和以样本抽查为主的监督模式已不堪重负。传统的财政监督模式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信息化管理使得公共预算资金风险点及其分布发生转移。财政管理业务的纵深发展使得公共预算资金管理所面临的风险的关联性更强、表现形式更复杂,危害程度也随之加大。以管理信息系统支撑的业务流程的再造与优化,又改变了传统风险点的表现与分布,传统监管手段无法应对系统性风险的急剧扩张。比如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后,原多环节多部门的管理风险几乎都聚集到了招投标、政府采购环节和集中支付环节等。再如社保基金规模、险种与覆盖人群的增加导致重复参保、骗保和精算失衡等风险。财政管理与监督面临严峻挑战,公共预算决策更需要对公共行政部门所面临的风险分布作“全景式”的俯瞰。
(二)信息化大数据为财政管理与监督带来的机遇
利用信息技术提高财政管理与监督工作效率。利用信息技术与管理信息系统,可以将有限的力量从繁重的样本抽查与现场检查中解放出来;利用数据分析软件及风险评估模型,着眼于全局系统,通过信息系统提高财政管理的即时性、精准性;通过对管理与监督成果资源积累形成的数据的分类统计、汇总分析与归纳提炼,实现对管理与监督成果的解读、共享与再利用,及时反馈、跟踪,在监管纠偏的同时向预决算管理反馈咨询建议。同时,还可以利用持续性管理与监督信息,为后期预决算管理形成一整套风险识别、决策和考核的量化标准。所有这些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更能扩大工作纵深效能。比如在医疗保险基金监管中,就可以依据信息系统的全面数据分析,不仅可以规避样本式抽查的繁重工作量,还可以发现系统性的安全性问题和合规性问题,更能通过对人均住院次数、人均住院费用、单病种医疗费用乃至地区性、行业性疾病发病率、药品价格、同病种处方等指标进行综合分析,为今后费用报销政策甚至整个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提供较为精确的数据支撑。全面与可持续性监督管理成为可能。全面与可持续性监督管理更能实现对决策的执行纠偏,并为后期决策提供持续性的管理知识积累。财政管理与监督最大的障碍来自于信息不对称。管理信息系统、互联网为财政管理与监督提供了更为丰富更为开放的信息源,这使大数据的产生与应用成为可能。大数据技术将使得财政监督可以常态化开展对机构和业务的持续监测、风险评估、专项分析、跟踪问效,动态掌握预算执行情况、风险变化态势等整体情况,通过全面、持续的监控不断积累监督与管理信息知识经验,实现对各类风险的“全面、深入、持续”的有效覆盖,并以此达到对各风险环节及其随环境变化情况的持续关注与快速反应,及时优化管理流程。
二、大数据信息化条件下财政管理与监督现状分析
(一)信息化程度不高。
一是财政管理相关数据采集的信息化水平不高,数据库建设滞后。财政管理与监督涉及到公共财政覆盖的各行各业,这些领域的信息数据采集不够详尽完善,宏观管理层面所需的数据库建设尚未提上日程。二是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滞后。当前公共行政业务部门管理信息系统、“金财”系统以及财政监督管理信息系统等建设相对滞后。尚未建立起公共行政业务与“金财”系统的有机衔接,以及各业务系统的相接与信息共享。
(二)数据“碎片化”难以整合,使得财政管理与监督面临广泛的信息孤岛效应。
一是技术原因使得数据信息整合难。因早期开发水平与层次的千差万别,信息系统各自为政、互不兼容在我国电子政府系统中表现比较突出,不仅诸如金财、金保等信息系统内部的兼容性差,各系统间的兼容与沟通共享也不畅。二是安全原因导致信息共享与数据整合困难。政府电子信息系统涉及到国家安全隐患远远大于社会主体。在未建立后台备份共享数据的情况下,安全隐患制约了监督数据的整合。比如,出于系统安全和私人信息保护考虑,目前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财政监督、税务稽查等与银行系统的完全兼容与对接。
(三)财政监督管理面对大数据信息化变化准备不足。
一是大数据信息化条件下的财政监督管理理念与实践模式尚未真正成型。当前财政监督管理对持续性监测与评估的考量不足,忽略了持续性监测职能的设立与发挥,无法支持财政监督信息化的运行构想;风险评估与排查等信息化技术仅作为辅助手段,在整体性的工作规划中未能规范运用,从而造成财政监督时序性逻辑断裂;信息技术只运用于点和局部,尚未形成一个全面、严密、整合、高效的管控信息化管理模式等。二是财政监督软硬件建设滞后。当前的信息化财政监督不论硬件设备还是功能软件的开发应用,都难以高效率地完成对各项繁杂业务、海量数据、结构化与非结构化信息的读取、传输、检索和核对,难以支持高频度的大数据分析。三是财政监督业务与信息化业务的综合性人才短缺。财政监督部门缺少业务与技术融会贯通的复合型人才,已成为当前财政管理监督信息化和增值服务推进工作的基础。财政监督信息化急需熟悉业务又具数据分析挖掘能力与前瞻性理论探索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三、大数据背景下加强财政管理与监督流程的路径选择
(一)实现财政管理与监督业务流程的信息化再造
1.全面实现公共预决算管理流程信息化。现代财政制度建设,既要有政策制度层面的改革,也要有管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层面的革新。当前,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新技术方兴未艾,大数据时代悄然降临。应首先将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应用于预决算管理,推进数据标准统一、充分收集信息、实现信息系统整合,“融会贯通”所有信息,并以此为基础,将信息技术内嵌于运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以提高预决算的精细化、科学化水平。
2.解决信息碎片化、信息壁垒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实现全景式信息管理与应用。要做到信息产生、获取、应用等信息流程与财政管理与监督工作的有机融合,一是打通不同业务部门间、不同管理流程环节上的信息壁垒,二是打通预算管理对象,即各行业、各领域、各区域等外部环节的高效能综合数据库接入(包括软件、权限),解决信息在部门和行业间、地区和政府间的碎片化,消除信息壁垒与不对称,实现全景式、持续性的数据收集与整理,构建强大的预决算管理数据仓库与知识库。在此基础上,通过数据的整合、挖掘和传导,从风险、业务等各个视角对信息进行开发、筛选和加工,使整个预决算信息流结构清晰、粒度细化、动态更新地展现出来,做到调用顺畅,更敏锐、准确捕捉预算决策执行中的隐患,前瞻性地预判系统性风险,为财政预决算管理和监督提供有力的信息支持,提高预决算的精准性和科学性。
3.消除财政管理与监督信息共享的壁垒。当前我国尚未建立国家统一规范的信息制度体系以及独立的社会经济综合信息资料库,关联信息共享困难。不仅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内部要实现信息共享,还要实现财政部门和其他相关业务领域的信息共享,必要时还需要企业、税务、银行等的相互衔接与融通。这需要从制度建设层面呼吁建立相应的信息建设与共享机制,并逐步着手建立国家宏观层面的独立数据库,将各系统的数据备份到独立的数据库中,满足国家治理的信息需求。
(二)财政监督信息化建设
1.强化财政监督信息化技术的开发与应用。首先,搭建开放、整合的预决算管理与财政监督服务平台,逐步建立具备大数据处理能力的云计算平台,建立监督审计信息云,构建结构化数据库和非结构化信息库,打破业务系统之间的隔离墙,紧跟业务发展,不断扩充数据信息资源,实现各类信息资源的有效管理、充分共享和灵活检索,实现对预决算管理与财政监督管理活动全流程、全方位覆盖,为预决算管理与财政监督管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提供数据信息、计算能力和软件应用等高度共享的云审计服务。其次,在数据平台基础上,打造财政监督专属的自动化持续监测平台、智能化数据分析平台,为实现持续性监督、数据分析与挖掘等核心功能提供技术工具和系统支持。
2.以信息化技术创新财政监督方法与理念,增强财政监督的增值服务能力,真正实现绩效性管理与监督。对公共预算管理流程内部,强调财政监督监控对决策执行全流程的参与,强化财政监督对各项业务“友好性”,以业务思路为出发点重构财政监督业务流程,突出财政监督的同步性、时效性和协同性。财政监督人员可以借助财政监督信息系统与内外业务信息系统的对接,随时查询业务数据,开展线上分析,随时掌握风险动态,同时将大量监督知识积累纳入财政监督信息系统,逐步建立从数据信息出发的审计分析技术体系,利用聚类、关联、群集等分析方法,对海量数据进行深层次分析,揭示其本来特征和内在联系,获取审计线索、发现线索疑点,准确定位风险,快速形成财政监督思路,促进财政监督由事后查处与事中控制并重,逐渐向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为主转变。
有人认为:绘画主要是表达他的艺术性、审美意志和相关的个人关照世界的方式。从这个角度看,无所谓艺术家用何种媒介材料来表达其意图。他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或多种是以的媒材随心所欲地宣泄。是指绘画这种平面型的艺术渐渐与空间的雕塑、装置或与实践性的影像、电子媒介相结合。艺术越来越没有清晰的分界,一切只为意图服务,但各画种分类依旧存在。
既然有分类,相应的各画种的媒介材料,并由此产生的特殊的艺术语言就是他们存在的主要的依据。正确理解一个画种的概念既不是单纯地以不同的工具来加以区分的,而是主要依据在通过特殊的思维方式下,运用能体现媒材性能的操作方式,表现出一种独一无二的具有审美价值的特性即一种绘画艺术的新格调,一种独特的“味”。其中对媒材的挖掘、开拓、利用也都是根据这一艺术格调的要求来进行的。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各画种的固有特征的重要性。水彩绘画亦是如此。水彩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借鉴其他画种的表现方式或形式技巧,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能丧失自己的固有特征。在历届全国水彩、粉画展中不乏优秀的作品,有的追求油画的厚重,有的追求挂画的韵味,但都是在水彩的本身的基础上,有“度”的借鉴。第六届全国水彩、粉画展中的金奖作品《天使餐厅》给遗失在使人眼花缭乱的水彩样式中的画者以极大的启示。这幅作品充分的体现了水彩的特色:透明、水分、清灵等等,是对当下轻视水彩特征现象的纠正。它让我们思考我们究竟在用什么作画?水彩在绘画中的独立价值是什么?水彩的固有特征是我们不断研究、探索的对象,对其的把握也应是画家最关键的创作能力之一。
一、水彩材料的特质
任何画种的材料和媒介,限定它的绘画特性,并由此外化出特定的艺术效果,这也是支撑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点。
正因为水彩颜料的透明性,所以在条配颜料颜色时,除了混合的方法之外,透叠成为重要的调色手段。直接调出的颜色与透叠后产生的颜色也许在色相上趋于一致,但所表现出的质感、量感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涂层与涂层之间的错落搭配会产生微妙的视觉,乃至心理上的丰富的感受。洁白的基底透过薄厚不同的涂层视乎是深邃永恒的光芒所在。
对于画笔,重要的是要看笔的储水力和湿润后的弹性。这与色彩的饱和度、水分的控制以及作画时留到画面的笔触息息相关,甚至影响到画家的艺术风格。
水彩画纸会对创作和作品的最终效果有很大的影响。例如19世纪初,水彩画的创作的兴盛是与纸制造工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比过去那些粗糙、质地不匀的纸,该时期的制造的纸,更利于颜色的薄涂。这对早期的现代水彩画大师们的风格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使鲜明的色彩、绝妙的薄涂成为诸如透纳这样的艺术家的独有特色。水彩纸的质地(纹理)不同也会产生丰富的肌理变化。如何创造出耐人寻味的肌理效果已成为许多画家的现实命题。现代的水彩纸有各种品牌,因为制作工艺的差别,不同品牌的水彩纸会有不同的特性。这给现代水彩的探索和发展留有很大的余地,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应与这些纸的特性相得益彰,以表达艺术家的审美意图。
水彩材质的特性导致水彩艺术的特殊性。水与色相互交融,在水彩纸上形成了水与彩的斑迹与色痕带有很强的随机性与抒情性,形成着奇妙的变奏关系,沉声了酣畅、淋漓、清新的视觉效果,与自然保持了和谐的灵动之美,构成了水彩画的个性特征,产生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水彩艺术。这也是它存在了500多年并依旧有其探索空间的理由。
二、水彩的艺术特性
1、水色结合
水彩除了在一些基本的绘画规律和油画有共同之处外,它应该归属于水彩自身的表现手法和欣赏趣味,有着水彩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独立画种的独特特征。17~18世纪的英国风景画,它的源头是16世纪的英国地形图。尽管地形图形成简单,色彩单一,但因为它是用水做媒介来绘制成的图画,所以成了今后水彩画的发展的基础。水彩画也是正是在特殊的媒介物——水的伴随下,开始了它漫长的历程。
古典时期的水彩画一直是按照油画的模式来绘制的。作为一个独立的画种看,水彩的独特性并不十分明显。水作为水彩画中的特殊媒介,它的特性还没充分的得到发挥,反而只是单纯地作为调和剂来调和颜色,采用层层叠加颜色的技法,像油画那样来描绘对象。但就其充分发挥水的特质,突出水彩画的鲜明个性来说,它还是处于萌芽时期。不能否认的是以水做媒介,水的一些特征在水彩画中会很自然地流露出来。透明、淡雅是这一时期水彩中最显著的特征。在水的其他特质——渗透、流动、融合还未在画面显示以前,透明,作为水的一种基本特征,一直在支撑着水彩画的发展。也正因为这一特性,才使得早期的水彩画和油画有着分别存在的审美价值。
从18世纪中叶起水彩画作为独立的画种一步步地走向成熟。成熟的标志:在发展古典时期的色彩效果的基础上,加深了对水的特质的认识、理解和运用。长期的经验使画家认识到,水除了有调和颜色这一基本功能外,它还有渗透、流动等特征。色彩和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可使色粒随着水分的流动,颜色在画面的分布富于节奏变化和自然天趣。水不仅仅作为调和剂来运用了。很多画家懂得了利用水的易渗易透易流动的特征,渲染出画面的整个气氛和表达内心的感受。“湿画法”是对水的特质进一步认识的必然结果。在有水的白纸上,用笔自由地挥洒,水与色的相互融合、渗透、流动最易发挥水质的美感。另一方面,由“湿画法”派生出来的“渲染”、“擦洗”、“笔触”等技法应运而生,从而基本完成了水彩画自身性质的构建。水彩画真正地脱离了油画,按照自身的轨迹发展。
在现代水彩画中,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不仅仅是单纯地用来调和颜色或渲染内心的感受,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充分发挥出水的特质。水融色的干湿浓淡变化以及在画纸上的渗透效果使水彩画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水可使笔和色间枯、焦、润、湿产生变化,直到泼、积、破的应用。这也是画家处心积虑,不知疲倦探索的问题。
水这一物质心态作为水彩的调和剂,它依赖颜色,依赖形象保持着自身的特质。水色形成那种难以名状、自然天成、亦幻亦真、神奇美妙的艺术效果。水的灵性、水的品格为水彩画带来了俏丽明快、清新的深情画意之美。善用水者,水随人意。在特定的创意精神驱动下,让情感的律动借助水色流淌、扩散、在聚集和分解过程中,纵情挥洒,畅叙请回,自如家奴,随机调控,因势利导,浑然天成;其色或浓或淡,虚实相间,朦胧飘渺。由于水性的“透明”和“流动”的特点,才产生了水色的渗融、湿润、朦胧、迷离、柔和、飘逸、洗练、洒脱以及沉淀肌理等艺术效果,这种独特的特性,可称之为“水性特性”。吴冠中曾论水彩“水彩,水彩,其特点就是在‘水’和‘彩’。不发挥水的长处,它就比不上油画和粉画的表现力度,不发挥彩的特点,比之水墨画的神韵又见逊色。但它妙在水色结合……”①水彩画独特魅力就在于水色结合,水色的变幻产生无限与勃勃的生机。水和水的交接,色和色的渗透,产生了奇妙的变奏。它使绘画过程更加奇异多变,相应的技巧也更加复杂。画家要充分利用水色的优越性,既利用水色的透明,以渲染浸润等技巧充分表现气韵、气势、意境这样的典型东方审美内容;有利用水色的流畅创造无以相匹的运笔艺术和造型工夫。水的特殊性、多样性为水彩艺术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水彩淋漓挥洒的笔触,朦胧诗意的情境,表现大气的普所迷离,光芒的闪烁不定,极尽优美之能事。对现代水彩画的真正开山祖师透纳作品的第一印象是明亮的朦胧,但其中依稀隐藏着莫测。他的色彩明朗、稀薄而光滑,浓淡变化神秘莫测,水彩澄明清纯,似乎之留下眼花瞭乱的色彩漩涡和光辉闪烁的光波运动。他善于运用水彩和透明的油彩表现天光水色和迷茫动荡的烟雾,以至于康斯太勃尔认为他他是在以“有色的光流”②作画。水彩艺术家的个性特征也是和水质的多样性联系在一起的。对水性不同程度的运用或侧重点不同,使得水彩画家都有一套自己的作画方法和技巧。
水彩的发展、成熟,依赖于对水质特性认识的程度,对水性调和剂和有幸调和剂本质的区别。从不自觉到自觉到能动地利用水质的种种特性,构成水彩画历史的发展轨迹。
2、透明
透明的特质的水彩艺术产生依赖的标志性的特征之一。透明之感其实是利用光的透射作用发挥光色作用。
通过对色彩的条配,透叠、重置、晕染等手段的运用,使整个画面的色彩交错、混合,白色的基底忽隐忽现。涂层的交错使画面产生薄厚的对比,明亮与灰暗的对比。
水性调和剂具有易溶、易渍、易流的特性,透明的调和剂使色粒光波清晰,色粒在水中流动与渗透更使这些光波交相辉映,从而在洁白的纸面上呈现出明净淡雅之美。经验证明:覆盖性绘画往往重视全部铺垫后的最后一笔,非覆盖性绘画往往重视代表饱和亮部的最先一笔;前者用浓稠坚挺的颜色绘制受光物体,当然富有质感和力度,后者用渐次变深的透明重叠“让”出物体的亮部,更加璀璨而令人神往。
透明也是把握水彩艺术的极限的“度”。如果在求新求变中超越这一限定的“度”,可能失去水彩画存在的价值,成为其他画种的辅助手段,或者成为一个新画种。水彩画的诸多传统技法,作画方式乃至观察方式,以及它们所显示出的独特表现力及其美学特征,均由此透明特质而生。透明这种特质的表现不仅可以表达抒情、轻快、流畅、明丽、淋漓等优美的情愫,而且亦可表现雄浑、遒劲、苍茫、厚重等壮阔的情怀。
3、随机性与肌理
由水色及透明的特质产生的诸如画面的随机性、偶然性和肌理等的特性都是水彩艺术的丰富性的表现。水色的流动往往产生某些意料之外的效果,最难控制却能产生天成的画意。譬如漫流法就是利用水色的流动随机产生的痕迹,因势利导,完成作者的意图。这似乎是自然幻化的美妙画面,令人怦然心动。
水彩画肌理的产生是画家在作画过程中,随着各自不同的气质、风格和心境的发挥,以及各种媒介物的自然规律的作用而形成的炒作痕迹。水的流动,水的浸润,水的沉淀与冲刷,是画面孕育出新的视觉生命形态,这种人意与天气相结合的形态就是水彩画的肌理美。肌理之美是水彩画的独特风格的重要部分。种种肌理现象无不关系着人们的心里效应。如果将各种肌理纹样作为一种视觉信息转化成绘画语言,兼而传情达意,无疑将会丰富和提高绘画艺术的表现力,那么水彩画恰恰在绘画语言与心里效应之间达到了高度的吻合。肌理本身本身形成的形式美感,有相对独立的审美意义。这种特性使得市场在某种成都上存在一定的抽象性,人们“能够从这个概念中发生出一种意象,这种意象应比概念自身提供的意象更加完美”。③画家通过多种手段使用各种工具材料创造出特异的、幻觉的、力量的、冲动的、材质感的各种各样的水彩画技法肌理。美国著名的水彩画家、美术评论家乔雷思金说过,水彩画在画家的处理下,水滴和它明快性质所形成的幻想与造化,溅泼的痕迹,凝结的色快以及斑驳的粒状,虽然对于话的表现没有什么意义,但由于偶然产生的的梦境似的造化,清新的趣味,明丽的色调与轻柔的感觉,是其他材料所没有的。这也许不敬意地起到了使观察者“从透明的记忆仓库中唤出的知识和情感的导火线的作用”。④当代一些水彩画家除了运用传统的技法外,在水彩创造中还引进了新材料、符号语汇,充分关注色彩、材质、造型自身的表现性和直观性。例如他们采用中国画的宣纸、表面不吸水的卡纸、布、处理过的板材等来作画,靠表面的肌理而产生特殊表现效果。材料不同因此形成许多新的肌理形状,产生更多的艺术格调。在现代水彩画中,对水的特殊性的把握是主要的、能动的。肌理的制作,就是对水质能动性认识的结果。在水分还没有完全干透以前,利用不同的工具材料,比如:撒盐、喷水、渗进油性材料等等,制成不同形状的水痕,形成不同的肌理效果。它不仅能深刻地表现对象的质感,同时重复的水迹符号,不规则的排列组合,使人们从中感悟到水的特殊美感。
三、小结
随着艺术视野的更加开阔,水彩艺术其自身应该与其他艺术形式保持距离,使之走向水彩艺术特征的丰富性和独立性。特征的探索与把握是建构和完善,提高水彩艺术品质的关键。水彩画家就可以把握这一特征的底线上,在其之上艺术的表现自由翱翔。
注释
①袁振藻.中国水彩画史[M].第71页。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0.2.
②常又明.水彩画的起源及其在英国的发展[J].第71页。世界美术,1981.5.
③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M].第231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3.
④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第60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
参考书目
二、对乡镇财政队伍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在乡镇财政管理中,财务管理人员是决定性的因素。要使乡镇财政的各项举措落实到位,就要大力开展乡镇财政文化建设,以文化塑造人、以文化感染人,将财政文化的导向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财务人员作为乡镇财政管理中的最活跃因子,要通过开展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在促进各项财务工作顺利展开的同时,发挥文化的教育引导作用,包括财政精神文化和财政行为文化,都是统一乡镇财政管理思想、提高财政人员凝聚力的核心力量,在财政人员形成认知并严格遵守的同时,就会逐渐地内化为意识形态,引导财政人员的行动。除了乡镇财政的文化建设之外,还要加强制度建设。做到以制度约束人,才能够确保资金科学合理地使用。此外,还要根据乡镇财政实际,将财政资金管理制度体系建立起来,包括财政资金的审核、资金的拨付使用及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和绩效考核,都要纳入到管理体系当中,以做到安全、规范地管理。
三、乡镇债务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一)债务锁定对于乡镇债务的处理情况,首先要采取措施,将债务锁定,并对于债务的来源及现状进行分析。乡镇的发展规划要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状况及财力来制订,不可以借债开展乡镇建设,更要杜绝财政预算中出现赤字。为了使乡镇政府能够积极地将债务化解,可以采取奖励和补贴的形式予以激励,并在制度上加以约束,以避免新的乡镇债务生成。
(二)建立债务专账核算体系乡镇债务核算,要将债务专账核算体系建立起来。将乡镇政府上一年清理的债务划入债务专账中,作为期初余额。与债务清理有关的资料要向债务专账核算经办人移交。建立债务结算专户及会计报表体系,并纳入到网络监控系统当中,通过使用乡镇财政管理软件,实施网络会计核算,不仅对乡镇债务的情况实时监督,而且还对债务的增长进行有效控制。
一、信息文化的内涵
信息文化是信息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人们借助于信息、信息资源、信息技术,从事信息活动所形成的、信息社会所特有的文化形态,是信息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样式。信息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最早出现在通信领域,但随着信息概念向各门具体科学渗透,被纳入了哲学的视野。在研究信息的过程中日益倾向于探究信息的本质,逐渐赋予其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同时也赋予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信息是在信号的刺激下产生的,就其形成的过程而言,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不能据此否定信息的主观性,无论是生成的信息,还是生产的信息,最终都以主观的形式而存在,而且随着人们意志的改变而改变。如果没有大脑的出现,就根本不可能生成和生产信息,这个世界也永远是充满各种信号的呆板的世界。
信息的本质是主观虚拟存在,而事物的本质则是客观实际存在。首先,信息决定于事物,离开了事物,信息就失去了赖以产生的客观基础。其次.信息不同于事物,信息是虚拟的、主观的,而事物是实际存在的、客观的。第三,信息具有一定的超越事物之外的独立性。因为信息是虚拟的、主观的,所以信息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自由地进行信息运算,并据此改造事物。第四,信息对事物的反映有时是扭曲的。信息之间的联系基本上与事物之间的联系相符合,有时超越事物之间的联系,并生产出新的信息。
智能信息是“情报学”与“信息学”发展融合的产物。在知识环境下,智能信息学注重对知识传播、获取、管理和情报交流的研究,以及“探索信息激活的规律”。目前,人类对信息的需求已从最初的单一需求转向了适用于各领域的决策信息需求,因此,智能信息已超越以往文献情报学及科技情报学的研究范围。传统的科技情报理论、文献情报理论正在与现代的竞争情报理论、工商情报理论、技术情报理论、安全情报理论等现代情报理论相结合,从而形成智能信息理论。
信息技术的使用也给信息社会带来了许多伦理问题,这些伦理问题包括信息的获取、保存和扩散;信息的质量控制,可靠性、自由流动和安全性;普遍存取的扩大;内容的共享与交换;创建新数字空间的技术支持;公众意识;对多样性、拥有权和隐私权的尊重;对信息通信技术的伦理性使用;以及新信息通信技术与传统信息技术的集成等。
二、信息文化对税收信息化建设的影响
1、信息文化改变了税收管理体制、组织形态和结构,未来税收工作的主体将围绕网络建构。在信息社会中,社会系统的各个环节都需要信息和反馈作为运行与控制的依据,各种制度的运行也都建立在相应的信息传播技术基础上。税务征管也将围绕网络建立起新的虚拟社会结构及虚拟组织而展开税收管理工作。面对社会组织分散化和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的趋势,信息文化将建立起社会运转的新规范,将引导税收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决定税收管理的新机制。
2、信息技术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深刻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在信息社会中,人们的活动日益依赖各种信息中介.并由此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交往方式和教育方式。同时,人们的信息意识、信息素养、信息心理和信息生产、传播、选择和应用等方式也受到信息文化的影响。一是信息时空观的形成。信息社会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传递时间不断缩短,空间距离相对缩小使人类社会的空间特征有更加时间化的趋向,即空间可以被时间置换。二是信息世界观的确立。传统的物质意识二分世界观将被信息世界观所取代,信息与物质、能量被视作是共同构成世界的要素,对于人们所生存的世界,信息更具有了无可取代的地他,其地位超过了信息和能量。三是信息价值观的确立。信息的特征决定着信息价值在增值中的作用。信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各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信息拥有者在竞争中占据着有利地位,权力“从资本占有者手里转移到职业官吏和技术治国论者,及信息提供者手里”,信息的价值观得以确立。“信息经济”、“知识经济”都足信息价值的体现。
3、信息垃圾与信息污染挤占了信息空间,造成信息选择困难。大量的信息由于未经筛选而产生,其可靠性难免良莠不齐,甚至大量的虚假信息、失效信息、垃圾信息污染了信息环境。挤占了信息空间,而且无序的信息也使人难辨真伪。信息量的巨大不仅未能消除人们认识中的不定性。反而使人们无所适从,妨碍了信息的有效利用。
4、信息超载与信息贫困的日趋对立。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存在着信息垄断的可能性,信息不对称性同时体现在信息获取与处理能力的不均衡方面。一方面,我们面对无时无刻不在产生、交换和使用的大量信息流。另一方面税务机关却义难以获得实施征管工作必须的社会和纳税人的有效信息,出现有效信息贫困现象。信息超载和信息贫困同样给我们处理和有效利用信息带来危害。
5、信息依赖与信息焦虑日益加剧。信息时代,人们往往不加批判的接受信息的改造,日渐丧失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产生信息依赖。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的高科技特征,使得信息专家和信息部门逐渐成为各方面的权威。整个社会笼罩在一派“信息至上”的氛围中,过量的信息使人精神紧张、敏感,指纹考勤、排队机、管理卡、门禁系统等信息化手段在口常_L作中的过分崇尚,信息化手段成为管理的亡具,税务_F部对信息化的恐惧感和厌恶感与日俱增。“信息能力”成为评价一切事物的标准,信息意味着权力。掌握信息的人就具有了对他人的支配能力,不掌握信息的人则受到歧视,会产生信息焦虑。
6、信息生产和利用中的“马太效用”加剧。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具有自组织性,会产生自动的聚集效应,即在信息生产和利用过程,一口一优势出现,就会不断地加剧,自行强化运作、滚动。信息活动的“马太效应”主要体现在社会信息的牛产、布局和利用过程中。同样。机械、片面、僵硬化的信息格局一旦肜成,就会产生负面效应,从而抑制信息化对税收工作的积极作用。
三、税收信息化建设的五大机制
1、从信息共享到知识共享,构建信息文化影响下的信息乍产机制。信息文化环境下,以数据等形式记录的信息可以共享,而存在于人头脑中的知识、经验、智慧等(意会的知识)难以共享。但是,意会的知识通过知识的信息化,知识共享问题就可以被还原为信息共享问题。实施知识共享的可行性方案:第一,建立国家信息资源建没基金,对信息资源共建与共享的成员给予费用上的补偿,用于共享信息的采集、合作编目、管理、提供服务等;第二,建立信息共同体,选择最易实施的合作编目作为信息共享的突破口,建立完善的信息采集、存储、利用体系;第三,应当区别不同规模和地位的机构在共享中的责任,按照博弈论的原理,共享的发动者应当是那些规模大、受益大的机构;第四,信息共享要考虑信息提供者在信息共建与共享中所付出的代价。并给予相应的补偿;第五,实现信息的交流与整合。各部门要建立好自己的数据基础,积极开展数据收集和应用工作,形成互通互联的数据基础。同时,在互通互联的过程中,上级单位对各部门完善信息化工作进行指导和协调。达到信息沟通和整合的目的。
2、提高信息素养与信息意识,构建信息文化影响下的信息传播机制。”信息素养”一词最早由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索科夫斯基于1974年提出。概括来讲,信息素养指影响社会成员信息行为的三个主要因素:作为信息行为激励因素的信息意识。由生存、工作、学习等目的产生的信息需要,以及实现信息需求所必备的信息能力。社会成员由信息意识这一内驱力驱使,产生信息需求,并在一定的信息能力的支持下,满足其信息需求。信息意识,则是人们对于作为外部世界的信息关系和作为信息与信息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开发和利用信息的观念和自觉能力。信息意识,一是指对信息具有特殊的、敏锐的感受力,是人对信息的一种内在的心理倾向。
能够从大量的、司空见惯的、甚至微不足道的事物和社会现象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并能迅速地捕捉住。二是对信息具有持久的注意力,能把人的心理活动指向长久地集中于自身发现、了解、搜集、组织、运用的信息上,对信息的态度成为一种习惯性的倾向。三是对信息价值的判断力和洞察力,能够准确判断信息的价值,并进行筛选。信息意识包括信息主体意识、信息获取意识、信息传播意识、信息保密意识、信息守法意识、信息更新意识等。
3、从工程思维到人本思维,构建信息文化影响下的信息利用机制。税收信息化系统和设备是按照物理空间进行运算和工作的,而人类活动是在社会空间进行的。人需将物理空间的信息进行比对和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用人文的思想去影响和利用信息化手段。反省目前的管理模式及其消极后果,应强调在借鉴和引进外国经验的同时应保持足够的自主性,保持足够的反思能力和反省态度,从工程思维到人本思维,惟其如此,才能使得借鉴和引进成为建设性的而不是相反。这对于克服并摆脱管理上的弊端从而真正走出其中的误区,无疑具有特别重要而紧迫的意义。:
4、在活跃、严谨的状态下,构建信息文化影响下的信息选择机制与评价机制。选择机制,即税收信息化建设需要在科学和艺术之间求得平衡。科学的一面包括软件开发规范、准则、实践、过程、方法;而艺术的一面则囊括丁人员的激励、协调,组织的设计等因素。因此,我的规则、方法设计应当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人的创造性。首先。过程控制。好的过程对于成功来说。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采用数控指标考核,对税务人员的行为进行约束是必要的,但同时却限制了实际税收征管工作,造成了人为调节比例,造成虚假指标的现象,我们应重点关注检查点,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取得平衡。同时,应认识到过程不能够解决一切。其次,规划为重。水无常形。利用信息化手段也是一样,确保它随着时势而变。由于信息化发展很快,有时候对一些旧系统的整合、改造其难度比重新建设一套新的系统还要困难。因此,在启动大型、长期的电子政务项目的时候,必须提前做好规划工作,在一个完善的设计前提下统一运作。评价机制,即选择利用信息时必须对其进行评价以决定取舍。科学的方法是对信息的评价制定客观的评价标准。重点考虑信息的内容质量、信息的范围、易用性、信息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等。信息的选择除了人工选择之外,还可以通过建立过滤机制进行自动选择。信息过滤包括智能过滤、合作过滤、深度过滤、分级过滤与推荐系统。
(二)昆明市城镇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当前,昆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关规划还不够完善,政策的实施存在相应的难度,导致实施的效果不容乐观,相应的建设资金被挪用到城市开发与扩张。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城镇赖以发展与持续成长的基础。但是,昆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没有同步于城镇化的进程,其中资金的投入较为缺乏导致环境的承载力过大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不全面的健全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应投资体制,昆明市的城镇化在受阻的同时会出现交通不完备、环境污染的问题。
(三)公共服务的覆盖面窄公共服务的提供需要地方财政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在发展过程中昆明市政府更加注重于经济的发展,追求昆明市在经济发展上的高速增长,而对居民的医疗、社会保险、文化建设等经济效益产出不明显的公共产品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由于制度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虽然昆明市的经济长期以来保持着一定速度的增长,对公共服务的投入也在不断的提高,但是也造成了公共服务覆盖窄的局面,大量高效优质的文化、发达科技、医疗卫生等资源主要集中在昆明市区,导致了市区与农村地区之间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差距扩大。
(四)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于长期的二元制社会体系的发展,城乡发展一直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城镇居民的收入长期高于农村地区,随着城镇化的逐步推进,使得人才及各种资源不断向城镇集中,导致城乡的经济水平及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城镇资源的集中及经济的快步发展,使得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寻求就业机会,农村人口的大量进入增加了昆明市生产生活的压力,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加大,不利于城镇化的进一步建设。
二、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一)完善保障制度,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对现有的财税政策进行深入的改革与优化,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保障机制。现行的土地征收补偿机制应经一部改革,制定统一的补偿标准,健全补偿的机制,避免出现高价征地与低价征地同时存在的现象。同时,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失地农民的就业及创业提供政府支持。基于昆明市情,应将失地农民及农民工纳入管理范畴,逐步建立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及其他社会救助,给予独立的核算与管理,并制定相应的法规进行管理监督,为失地农民建立健全保障制度,为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
(二)增加可支配财政资金,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保障地方财政的增加对于在城镇化进程中实现其职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城市财政为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使其满足城镇化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城镇化建设中公共产品的提供,以匹配经济的发展。昆明市政府应满足财权事权统一的原则,在不违背中央政策的情况下,合理增加政府的可调配财政资金,充分保证政府的经济职能作用,确定市一级政府的职责和权力,改革现行不匹配经济体系的财税政策,为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完善的财税政策。
(三)促进昆明市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公平化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以此来完善转移支付政策,实现昆明市城乡一体的福利政策,提高昆明市城乡文化、科技、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首先,提高失地农民及农民工的社会福利,使其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福利政策;为失地农民及农民工的就业及创业提供政府支持。其次,提高“三农”的支持力度,增加农民的财政补贴,使其留在农村以发展农村的经济,不能为了实现城镇化而放弃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再次推进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强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四)城乡一体化的就业机制促进农民增收转移农村的劳动力以提供就业机会是完善城乡就业一体化的核心。昆明市应深化“新农村建设人才保障工程”,全方位提高农民的就业技能及职业素养,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转,建立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城乡就业一体化的就业机制,扩大就业的渠道,增加就业岗位,为农村居民创造更丰富的就业机会以及适合的岗位。加快建立完善的城乡就业服务机制和公共职业介绍机构,推行就业信息的共享机制,促进城乡就业网络信息的建立;政府要大力支持与发展全方位的农民教育及就业的培训工作,提供农民的素质与服务水平。建立建全农村的社会保障及劳动保障机制,为农民的劳动及生活提供保障;对税费的减免、社会保障的补贴进一步落实,同时鼓励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在学到先进的技术后回农村进行创业,促进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发展,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生活,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乡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