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哲学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经典哲学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教师如何突破专业发展的限制？我认为应当注意以下三点：与其追逐名师的课堂，不如守住自己的班级。专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尤其是到达发展“瓶颈”阶段，需要的不再是盲目地追着名师的课堂跑。不可否认，有些名师早已离开课堂，而一旦离开课堂时间长了，离开学生的时间久了，说出来的话、上出来的课，自然就不够“接地气”。有的名师的课像表演，“表演”不是课堂的常态，不必学、不必追。与其像追星一样追他们的课，不如看看他们课后在干什么、他们日常的课是什么样子。你必须找到他们的另一面，有些东西你才会恍然大悟。而最重要的是守住自己的“56号教室”，它比什么都重要，把它当作一个世界来研究。当你产生“给我一个班，我就心满意足了”的感觉时，你的专业发展想不突破也难。

与其看教育著作，不如多读教育之外的经典。读教育著作，同样该研读经典，须知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况且在名师出书热潮中，难免鱼龙混杂，其中绝大多数说不上是“名著”，更遑论“经典”。在有限的时间里，多读经典才是最经济的做法。然而，教育不是孤立的，仅读教育经典不足以真正懂得教育。教育是一口井，井外的天空很高远、很辽阔。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宗教等经典为你打开更广阔的世界，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让你更深刻地了解自己、理解别人。站在众多的经典面前，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想突破专业发展的限制，你得先学会“怀疑”和“批判”，由此，走向“建设”之路。

与其写“科研论文”、做宏大的课题研究，不如脚踏实地做实证研究，哪怕做些原始资料的积累。一些骨干教师至今都认为，写“科研论文”和做相当级别的课题是专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其实未必，要看写什么论文、为何写论文，做什么课题、因何做课题。科研的本质是求真。翻阅大量的“科研论文”，你会发现最缺乏的是“一份证据说一分话”。不少论文，时尚的概念多、似是而非的结论多，少的是事实，缺的是证据。如果真要突破专业发展的限制，就要不赶时髦，不赶潮流，踩着教育的节拍脚踏实地地走。不说空话、套话，不写连自己都没弄明白的文字，不要追求论文的“诗意”描述――教育是科学，像医生做病历卡一样，积累教育的原始资料比充满“好词好句”的论文要有价值、有意义得多。

其实所谓突破，无非是回到教育的本真，回到专业发展的正道上来。专业发展，要靠自己。

（本栏责编 再 澜）

篇（2）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12）5-0042-02

明代的杨慎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历代学者对杨慎学术上的研究都比较多，但是就杨慎哲学思想方面研究甚少。直至20世纪80年代，四川召开杨升庵学术思想讨论会后，杨慎的哲学思想才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陆复初1980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杨慎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文章，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杨慎是哲学家。自此对杨慎哲学思想的研究才逐步走上轨道并迈向辉煌。

一、杨慎简介

杨慎(1488~1599)，字用修，号升庵，明代著名直臣、学者、文学家。四川新都人，生于明弘治元年，正德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嘉靖时谪戍云南。投荒30年，卒于嘉靖三十八年，享年七十二岁。也被称为被流放终身的状元。明代著作最为丰富的大学者。其一生著述丰硕著作颇多，以文学见长，涉及经学、史学、哲学、语言学、音韵学、金石学、书法绘画、戏曲音乐和民俗文艺。据《明史》记载，“明代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是一位对明清学术思想影响较大的巴蜀文人，主要著作有《升庵集》。

二、杨慎哲学思想研究概况

对于杨慎哲学思想研究主要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30年来对杨慎哲学思想研究也取得了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已发表的学术论文有200多篇，出版专著10余部。在杨慎哲学思想的研究中比较重要的学者主要有：陆复初、林庆彰、丰家骅、张义德、陈德述、方陆等。

（一）杨慎哲学研究分期和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

第一阶段：80年代初以前，主要研究见于《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等著作。

第二阶段：8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是杨慎哲学思想研究的起步阶段，其重要的学者及其重要论文、专著有：陆复初《杨慎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研究》（《光明日报》，1980年6月26日）、陆复初专著《被历史遗忘的一代哲人―论杨升庵及其思想》、张义德《杨慎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2期）、张义德《杨慎》（《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论续编（四），山东齐鲁书社1982年版》）、陈德述《试论杨慎的哲学思想》（《哲学研究》，1984年第1期）、葛荣晋《杨慎哲学思想初探》（《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1期）、贾顺先.方陆《独具新风的思想家―杨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由于这一阶段是起步阶段所以研究的比较少。

第三阶段：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杨慎哲学思想研究的辉煌时期。其重要学者及其重要论文、专著：贾顺先《杨慎反对“空谈”主张“求实”的思想与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贾顺先《杨慎的“求实”哲学》（《孔子研究》，1988年第4期）、张祖涌《论杨升庵哲学思想》（《杨升庵诞辰五百周年学术论文集》）、丰家骅《杨慎的哲学思想》（《杨慎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川丁《记杨升庵学术思想讨论会》、朱森薄《浅论杨慎与老庄》、俞润生《简评〈杨慎评传〉〉》（《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1月第16卷第1期）、陈居渊《论杨慎的经典诠释学思想》（《学术界》，2002年1月第92期）、雷磊《20世纪杨慎研究述评》（《求索》，2003年第3期）、高小慧《杨慎研究综述（上）》（《天中学刊》，2006年2月第21卷第1期）、白建忠，孙俊杰《百年来杨慎研究综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3月第36卷第2期）、杨钊《近三十年来杨慎研究述评》（《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0年3月第29卷第2期）。这一时期的学者对杨慎的哲学思想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是杨慎哲学思想研究的辉煌时期。

（二）杨慎哲学思想研究的主要方面及其著作

1.杨慎对理学的批判、对程朱陆王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扬弃以及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之后哲学思想的活跃、杨慎的“性情说”对王夫之“继善成性”说的启示等方面都做了详尽的分析与论述。其著作主要有：陆复初的《被历史遗忘的一代哲人―论杨升庵及其思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中的《杨升庵哲学》一节。

2.对杨慎的哲学思想精华进行了综述。其主要成果有：张义德的《杨慎》（《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论续编（四），山东齐鲁书社1982年版》）。“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批判”、“论太极、道、理”、“变化之道无处可逃”、“合性情论”、“格致物知新解”等几个方面。

3.从宇宙观、辩证法、认识论、人性论等方面对杨慎哲学思想进行阐释分析。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陈德述《试论杨慎的哲学思想》（《哲学研究》，1984年第1期）、葛荣晋《杨慎哲学思想初探》（《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1期）、贾顺先.方陆《独具新风的思想家―杨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贾顺先《杨慎的“求实”哲学》（《孔子研究》，1988年第4期）、贾顺先《杨慎反对“空谈”主张“求实”的思想与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张祖涌《论杨升庵哲学思想》（《杨升庵诞辰五百周年学术论文集》）、丰家骅《杨慎的哲学思想》（《杨慎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4.对杨慎的经典诠释学思想进行了表述。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陈居渊在《论杨慎的经典诠释学思想》。主要分别从“杨慎的经典诠释学思想的主题―走出理学，倡导汉学”、“尚博崇实的诠释经典原则”等四个方面来阐述的。

5.关于杨慎学术思想和哲学思想的评价问题。嵇文甫在《王船山的学术渊源》(《王船山学术论丛》，三联书店1962年版)

6．究其水平，张义德《杨慎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2期)一文则认为:“杨慎在自然观方面水平低于同时代的唯物主义者，那么在认识论方面，还是有高于其他唯物主义者的地方。”

7.对近年来杨慎哲学思想研究成果做研究综述。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雷磊《20世纪杨慎研究述评》、高小慧《杨慎研究综述（上）》、白建忠.孙俊杰《百年来杨慎研究综述》、杨钊《近三十年来杨慎研究述评》等。这些综述基本上大同小异。

三、杨慎哲学思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杨慎的哲学思想没有系统性

从研究中借鉴资料看，研究杨慎哲学思想可借鉴引证的材料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欠缺。杨慎身前并没有一本完整的哲学思想著作。他的哲学思想大多分散于他的各种著选中。即使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本比较详细的、系统的、专门的记录杨慎哲学思想的专著。因此笔者认为，在不断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加以提炼进一步整理杨慎的哲学思想；要扩宽杨慎哲学思想研究的领域，继续发掘新的材料。使之能形成比较完整的一个系统。

（二）杨慎的哲学思想定位

现在对杨慎哲学思想研究过程中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从现成的教科书体系框架出发，按照这种体系来建构杨慎哲学思想；第二，将杨慎哲学思想变成了现有理论范畴、概念的印证材料。因此如何从杨慎哲学思想理论来印证杨慎的哲学思想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对有些学者将某一个未经印证的观点定位为独创性的杨慎哲学思想，这样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只有在研究杨慎哲学思想是充分发挥求真务实的学风，做到实事求是，并从杨慎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和内容的高度来研究杨慎的哲学思想，才能正确定位杨慎哲学思想。

（三）杨慎哲学与哲学的关系

在研究杨慎哲学思想时，在用哲学角度研究杨慎哲学时，也应该注意杨慎哲学思想的本然性研究。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杨慎哲学思想的内涵。

[1]陆复初.被历史遗忘的一代哲人―论杨升庵及其思想[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2]张义德杨慎.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论续编（四）[M].山东齐鲁书社，1982.

[3]雷磊.20世纪杨慎研究述评[J].长沙：求索，2003.4.

篇（3）

（二）研究生读书要史、著、论相结合

研究生读书，书目的选择，计划的拟定，必须史、著、论相结合。

"史"就是每个专业、每个研究方向甚至每个选题的学说史。研究生研究、做学问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就是站在前人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向历史学习。每个专业必须搞懂本专业学术史。有史的基础，选题、论文才能变得厚实起来。

"著"指的是古今中外关于这个专业、这个研究方向、这个选题的经典著作、文献。经典著作就是可以称为大家、名家的著作、文献。读经典名著，掌握第一手资料是研究生读书的基本功。研究生掌握了原著、文献，就知道教材内容的出处、来龙去脉，即源头所在，这样研究生就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去驾御教材，理解和讲授教材。经典著作与史是什么关系？如果把"史"比作一个常青的"藤"，那么经典著作就是在"藤"上结的一个又一个的"瓜"。掌握了史来读名著，就好比"顺藤摸瓜"，顺着史的线索去读不同时代不同名家的著作。

"论"就是学术论文。研究生怎样掌握学术动态、学术前沿？就是通过不断发展着的学术论文掌握学术动态。研究生要学会看学术论文，坚持看新杂志、新论文，一周10篇左右，养成习惯，这样知识就永远不会过时，就能把握这个专业、研究方向、选题的学科动态和理论前沿。有经验的导师制定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培养方案，所开课程和书目，就包括史、著、论这三个方面。我们学会了这个方法，按照史、著、论相结合去读书、做学问，由旧专业向新专业扩展，由已知领域向未知领域推进，功底就扎实。就可以避免时下有的青年教师拿一本教材就去开新课误人子弟的做法。

（三）研究生读书要浏览、泛读、精读相结合

研究生读书，无论哪一个层次的读书计划，都必须完成。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一般要求研究生平均每周要读500页书。这么多的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怎样读好、怎样读完？可以采取浏览、泛读、精读相结合的方法。

篇（4）

不少机构和学者对在校大学生的语文能力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同时对中小学语文课的教学现状也进行了调查和比较。常月华教授在《大学生语文能力现状调查与分析》一文中指出：请假条是生活中常用的文体，在调查中，居然有“30％的学生写不好请假条”，由此可见当代大学生语文能力的低下程度。她认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小学期间语文教育中书面语方面的差距……从调查结果显示的数据看来，论文写作和毕业设计报告，的确是学生的一大难题。论文从结构、材料，到字词运用所显示出来的书面语功底都让笔者感到吃惊”。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学生从小学到中学这十二年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上语文课，进入大学后，还有大学语文或汉语课、写作课等。可是，到写大学毕业论文时，“本不该出现在大学阶段的并不高级的语言问题却多得令人瞠目”。语文教学花样百出，“学生们的语文素养却每况愈下，这是不争的事实”。当代大学生“驾驭语言文字能力低下的问题足以使语文教学工作者痛心疾首”。

我国当代大学生的语文素养普遍低下，大学生的母语应用能力令人担忧。语文素养的低下又影响专业学习的深入和毕业论文的设计与创作。不仅如此，语文素养的低下，还可能导致心智不全、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人文精神的缺失。

二、大学语文课能提高大学生语文素养吗?

那么，如何才能提高大学生的语文素养呢?

改革开放之初，全国部分大学陆续开设大学语文课，旨在提高大学生的语文素养。同时，教育部要求高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客观地说，大学语文课的开设对提高大学生的语文素养虽有一定的作用，但效果不尽如人意，并未达到我们的预期目的。正因如此，有的学校削弱甚至取消了该课程；有的学校虽开设，但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十分勉强。同时，部分学生又感到没学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大学语文课成了鸡肋。针对这种情况，在2010年的全国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重视母语教育，提高汉语能力的提案。

不过，开设大学语文课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大学生的语文素养呢?如果因为大学语文课成了一门必修课，学生的语文素养就能大大提高，那就太值得庆幸了。但事与愿违，大学语文课对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效用有限。事实证明，不是重视与不重视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出了问题。我们有语文课，却无语文教育――我们关注层次划分、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语言技巧、人物形象、修辞手法、写作特点，等等，根本无视语文的整体美，把语文搞得支离破碎。上了这样的语文课，学生只知道记住标准答案以及答题技巧去考试，却愈发不知道怎样说话，怎样行文。如果延续这样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可以说，大学里即使开四年的语文必修课也不一定管用。

在中小学语文课有些“异化”的情况下，大学语文课的开设，实际上有“补救”的意味。而如果“补救”行动又延续过去的教育思路与教学方式，这样的课程，除了体现在大学生成绩单上的学分外，没有多少实际作用。

原本希望通过大学语文课的开设来提高大学生的语文素养，出发点无可厚非。但，实践证明，效果并不理想，目标并未实现。那么，出路在哪里呢?

三、提高语文素养应重视经典阅读

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关键是要加强学生在文学和典籍方面的修养，把经典中所蕴涵的语文要素和文化要素，转化为学生的语文素养与文化素养。

通过经典阅读提高语文素养，在国外有着丰富的经验。国外的语文教育，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语文教育，都非常重视经典的阅读。比如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在课程标准等文件中明确规定，学生在不同的学习阶段要阅读相当数量的经典作品。早在一百年前，哥伦比亚大学就创设了“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两门本科生必修课。“文学人文”主要强调文学经典的阅读，“当代文明”主要强调哲学和社会理论经典的阅读。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许多大学相继开设了经典阅读课程。从国外这些做法来看，重视经典阅读是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的明智选择。

在我国，经典阅读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古代，经典阅读是主要的教育方式，其主导教学方法是孔子的“述而不作”式的原典阅读，以经典文本为中心的经学记诵诠释。可是，“从我国语文教育的实际看，以前很长一个时期，我们的语文教学大纲缺少对阅读经典的引导和规定”。中小学经典阅读的缺失延伸到了高等教育，有出国留学生不知道老子是谁，更别说四书五经了。国学传统经典教育的缺失，不仅使学生的母语水平和母语运用能力受到严重影响，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文化素质。北师大郭齐家教授直指这种弊端时说：“学生们的母语水平不高，心量不广，涵养不深，人生态度无所依归，理想不敢坚持，君子之风渐行渐远。”他认为，要提高学生的母语水平和人格涵养，“诵读传统经典正是便捷有效的路径”。

篇（5）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273-03

一、论著类（含博士、硕士毕业论文）

成永娜，《乌桓民族关系探析》，烟台大学硕士生论文，2009年。

郭鹏，《十六国时期慕容燕集团文化述论》，西北师大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

闵海霞，《匈奴发展史研究》，兰州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吴松岩，《早期鲜卑墓葬研究》，吉林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蒋东明，《慕容鲜卑兴衰原因探析》，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李莎，《论乌桓、鲜卑的南迁及其对汉匈关系的影响》，渤海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陶丽根，《拓跋鲜卑早期史地综考》，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郝燕妮，《慕容鲜卑对“中国”认同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刘洋，《东汉王朝东北地区治理政策研究――以东汉王朝与鲜卑的关系为重心》，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梁云，《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3年。

周刘备，《唐代诗人眼中的汉代边疆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洪波，《两汉时期的马政与边疆安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焕清，《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号与崇山习俗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李路《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6月

张婷婷，《鲜卑族民间美术造型》，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高建国，《鲜卑族裔府州折氏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二、论文类

理论研究综述

傅新民，《融合、消亡、新生――北魏拓跋鲜卑文化改革沉思》，《网络财富》2009年01期。

闫祥云、马成军，《拓跋鲜卑史学自觉与北朝史学编纂》，《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02期。

姚胜，《甘英出使大秦原因考》，《塔里木大学学报》2009年03期。

李焕清、王彦辉，《匈奴“瓯脱”考辩》，《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04期。

王平、陈文，《简述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政策》，《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04期。

薛海波，《试论汉魏之际东北各民族的政治发展形态――以部落酋豪为中心》，《东北史地》2009年08期。

闵海霞、崔明德，《试析南匈奴未能实现统一的原因》，《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期。

李治亭，《论边疆问题与历代王朝的盛衰》，《东北史地》2009年11期。

陈得芝，《秦汉时期的北疆》，《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09年12期。

焦应达，《古代北方民族法律起源探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5期。

程尼娜，《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初探》，《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梁云，《内蒙古地区鲜卑历史的研究意义》，《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秦树才、梁初阳，《〈后汉书〉中国民族史史料概说》，《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06期。

杨春奋，《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男子发式微探》，《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07期。

梁云，《早期拓跋鲜卑研究回顾》，《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1期。

王冉，《论早期鲜卑和东胡的渊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2期。

付开镜，《魏晋南北朝鲜卑民族性观念的儒家化》，《史林》2012年06期。

周丽莎，《魏晋时期鲜卑之崛起及其被打压》，《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2年12期。

尹波涛，《略论马长寿先生的北魏史研究――以〈乌桓与鲜卑〉为中心》，《西北民族论丛》2013年08期。

李晓标，《区域旅游开发中的文脉分析研究――以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为例》，《现代营销（学苑版）》2013年10期。

李昆、李建凤，《知网所见鲜卑族族源研究综述》，《青春岁月》2014年01期。

高然，《民族历程与慕容改姓》，《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07期。

戴光宇，《试论鲜卑语、契丹语和满语的关系》，《满语研究》2014年12期。

赵红梅，《汉代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比较研究――以度辽将军、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为中心》，《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09期。

起源与发展史

李海叶，《北魏时期的慕容与鲜卑》，《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黄河，《3-4世纪昌黎鲜卑胡姓群体初探》，《东北史地》2010年01期。

赵学政，《诗歌（词）中的北疆游牧史考――以匈奴、鲜卑为例》，《前沿》2010年01期。

殷宪，《拓跋代与平城》，《学习与探索》2010年03期。

李书吉，《拓跋魏代北史实拾遗》，《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曹永年，《关于拓跋鲜卑的发祥地问题――与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2010年08期。

潘玲，《西汉时期乌桓历史辨析》，《史学集刊》2011年01期。

刘军，《论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的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1期。

赵红梅，《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谈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05期。

梁云，《拓跋鲜卑西迁大泽、匈奴故地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7期。

杨军，《乌桓山与鲜卑山新考》，《欧亚学刊（国际版）》2011年10期。

倪瑞安，《拓跋南迁匈奴故地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12年01期。

穆臣，《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形成考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7期。

温玉成，《论拓跋部源自索离》，《新疆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1期。

丁柏峰，《简论吐谷浑西迁之后与慕容鲜卑的历史分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01期。

崔向东，《论慕容在慕容鲜卑崛起中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02期。

王鹏，《鲜卑人觊觎中原慕容世家的“皇帝梦”》，《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02期。

刘宗铭，《简述鲜卑族的起源及发展演变史》，《学理论》2013年03期。

王天蛟，《嫩江流域是鲜卑入主中原的必由之路》，《理论观察》2013年04期。

魏俊杰，《论鲜卑段部的源流和兴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高然，《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考论》，《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08期。

文化、社会生活与习俗

高恒天、赵金国，《秦汉时代鲜卑族的道德生活及影响》，《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

徐海晶，《从北朝上层女子看鲜卑族的贞洁观》，《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期。

孙险峰，《北魏鲜卑人的宇宙观――从鲜卑人的祭天礼制看宇宙观的变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11期。

庄鸿雁，《鲜卑萨满文化三论》，《学术交流》2012年09期。

王永平，《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河北学刊》2012年11期。

陈鹏，《拓跋鲜卑七分国人时间异说形成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吕净植，《鲜卑非瑞兽辨》，《北方文物》2013年02期。

艾荫范，《尾音节为“隗”的古鲜卑人名音读和意涵初判》，《北方文物》2013年04期。

王春红，《北魏鲜卑八姓之嵇、奚辨》，《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04期。

赵和平，《于阗尉迟氏源出鲜卑考――中古尉迟氏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14年06期。

肖永明，《青海魏晋十六国墓葬的鲜卑文化因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5期。

曾顺岗、张宏斌，《鲜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运――对北魏崔浩被诛的深层解读》，《天府新论》2014年05期。

孙楠，《鲜卑族口传文学的史料价值》，《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9期。

陆刚，《东汉鲜卑立体造型艺术发展脉络研究》，《雕塑》2014年09期。

宋丙玲，《从文本和考古材料探析早期鲜卑服饰反映的汉人意象》，《中国美术研究》2014年09期。

陆刚，《鲜卑立体造型艺术作品构成形式解析》，《美术教育研究》2014年10期。

政治、制度与军事

薛宗正，《关于慕容氏集成制度的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李俊方、魏舶，《汉晋护乌桓校尉职官性质演变探析》，《北方文物》2009年11期。

李大龙，《简论曹魏王朝的鲜卑政策――以王雄刺杀轲比能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0期。

李瑾明，《游牧社会领导者的作用考――以鲜卑君主的地位为中心》，《宋史研究论丛》2010年12期。

金洪培，《淝水之战与慕容垂复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

林永强，《汉朝针对降附乌桓的军政管理措施考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04期。

曹晋，《克里孟古城：檀石槐鲜卑军事大联盟的指挥中心》，《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6期。

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赵红梅，《鲜卑朝贡制度构建的历史轨迹――1―4世纪鲜卑朝贡中原王朝特征述略》，《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程尼娜，《汉魏晋时期东部鲜卑朝贡制度研究》，《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民族交往与融合

王华权，《汉语亲属称谓前缀“阿”成因再探――兼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语对中古汉语的影响》，《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4期。

崔明德、成永娜，《乌桓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7期。

周惠泉，《宇文虚中新探》，《文学评论》2009年09期。

孙玉景，《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族系嬗变及其文化特征》，《民族论坛》2010年03期。

汪锡鹏，《由太和五铢到北周三品――从钱币上看北朝鲜卑统治者的汉化进程》，《中国城市金融》2010年03期。

羊瑜，《从六镇鲜卑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赵秀文、金锋、包福存，《鲜卑族汉化与诺曼底贵族盎格鲁化比较》，《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08期。

庄金秋，《略论段部鲜卑与两晋的关系》，《东北史地》2010年09期。

束霞平，《刍议鲜卑族服饰对南北朝戎服的影响》，《丝绸》2010年10期。

沈波，《对鲜卑族种属的多角度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期。

金洪培，《叛服不常――略论慕容鲜卑与西晋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2期。

高然，《鲜卑豆卢氏世系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12期。

赵红梅，《乌桓朝贡东汉王朝探微》，《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11期。

胡玉春，《铁弗匈奴与拓跋鲜卑关系考略》，《黑龙江史志》2012年01期。

王荔，《慕容鲜卑汉化过程浅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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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莎，《论两汉时期乌桓、鲜卑南迁的原因及对汉匈奴关系的影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5期。

管芙蓉，《鲜卑族入主中原的意义》，《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6期。

潘慧，《浅析拓跋鲜卑和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丝绸之路》2012年08期。

赵红梅，《政治中心的移徙与民族文化的交融――慕容鲜卑传统教育渊源解析》，《学习与探索》2013年02期。

孙泓，《慕容鲜卑迁入朝鲜半岛及其影响》，《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3年03期。

郑亮，《试论东汉与鲜卑的和战关系》，《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年09期。

刘彦坤，《浅析鲜卑文化在南北朝时期对民族大融合推动作用》，《商》2014年04期。

孙颢，《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关系解读――以陶器为视角》，《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崔向东，《乌桓、鲜卑南迁西进与北方民族关系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07期。

杨懿，《华裔理殊：永嘉之乱前的慕容鲜卑及其改革动因》，《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7期。

苗霖霖，《党项鲜卑关系再探讨》，《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08期。

考古研究

吴松岩，《早期鲜卑考古学主要发现与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09年01期。

韦正，《鲜卑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07期。

倪瑞安，《拓跋―北魏墓葬研究的学科背景与核心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01期。

吉平、刘海文、马婧，《内蒙古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06期。

陈孔坛，《“北周三品”钱币是鲜卑宇文部汉化的物证》，《东方收藏》2010年11期。

李怀顺，《河西魏晋墓壁画少数民族形象初探》，《华夏考古》2010年12期。

潘玲，《东汉至魏晋早期鲜卑墓葬的特征与演变分析―以性别和年龄差异为例》，《草原文物》2012年03期。

范恩实，《论西岔沟古墓群的族属――兼及乌桓、鲜卑考古文化的探索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04期。

吴荭、王策毛、瑞林，《河西墓葬中的鲜卑因素》，《考古与文物》2012年04期。

潘玲，《长城地带早期鲜卑遗存文化因素来源分析》，《边疆考古研究》2012年08期。

吴松岩，《拓跋鲜卑一种特殊的合葬类型―二次叠葬墓》，《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9期。

谢洪波，《北朝镇墓兽造型与鲜卑族汉化的关系解析》，《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04期。

林林、冯雷、郭松雪，《慕容鲜卑早期落脚点“棘城之北”考》，《草原文物》2013年09期。

范兆飞，《北魏鲜卑丧葬习俗考论》，《学术月刊》2013年09期。

篇（6）

英国教育学家罗纳德・巴尼特将复杂的概念结构或理论视为高等教育的显著特征之一。在现代大学教育中，各类经典研读课程集中呈现了概念结构或理论。不论何种经典，对于抽象思维能力较弱又缺乏学术训练的大学生而言都具有挑战性。因此，经典研读类课程的教学，常常会遇到很多困境。以哲学经典为例，文本语言的抽象性和思辨性，使得很多学生从心理上逃避研读；学生上课日阅读时间的有限性和周末闲散时间的碎片化是影响经典研读效果的消极因素；教师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对学生的自主学习及合作学习能力开发不足等。基于此，探索适合经典研读课程的教学方式具有必要性。在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中发现：用哲学工作坊（philosophyworkshop）代替传统的讲授型的教学方式，是教学实践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哲学工作坊教学方式的构建

什么是哲学工作坊？作为教学方式的哲学工作坊，与一般意义上学术研究型的哲学工作坊不同。虽然二者都有特定的研究主题，但前者的研究主体是师生双方，其中学生需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自主探究与合作探究，总体上属于对经典的常规研究；后者则是独立的学术研究个体，无须合作且强调各自研究的独特性。哲学工作坊同一般的小组学习有何区别？小组学习对研究主题的思考相对浅显，哲学工作坊是在文献综述基础上进行的深入探索；小组学习成员间共同解决疑难，哲学工作坊是在自主探究基础上的合作学习；小组学习在任务完成后缺乏碰撞式的交流，哲学工作坊则还需要答辩和评价；小组学习多以讨论为主，哲学工作坊的研究不仅有讨论，还有座谈、参观和主讲等形式。具体而言，哲学工作坊借用了参与式工作坊的研讨交流形式，同时结合高等教育的相关理念、同伴教育的激励方式以及哲学经典研究的独特性，以多元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方式为基础，是集教学和研究为一体的教学方式。学生由传统课堂的听众变成了主讲人。根据经典研读的不同主题，教师引导学生组成相应的哲学工作坊。每个哲学工作坊进行自主研读与分工合作探究。相同主题的两个哲学工作坊，还要进行提问和答辩。在评阅人品鉴和教师总结后，各哲学工作坊还要对文案进一步完善。教师由主讲人变为导师，在哲学工作坊中是指导型主体。这并不是说教师要将自己对经典的理解强加于学生之上，而是说教师对各哲学工作坊的引领是建议性的而非结论性指导。教师承担的任务包括：经典总论、核心问题导学、分组指导、课堂总结、课后答疑和教学效果评估。教师的角色由台前逐渐转移至幕后，其中对各个哲学工作坊的指导和答疑至关重要，这是保障出色完成教学任务并达到预期教学效果的关键所在。此外，教师还可以邀请相关专业的其他专家和研究生加入评阅和指导环节，拓宽学生的理论视野。哲学工作坊教学方式表现出经史合一、研思合一及知行合一的经典研读风格。它的应用，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参与意识和主体精神，提高了教学质量。

二、哲学工作坊教学方式对培养目标的达成效果

经典研读类课程的教学，无论采取何种教学方式，检验其实效性的依据都同教学目标的实现程度相关。美国教育学家弗兰克・纽曼等强调说：“高等院校的责任义务进一步扩大，增至包括诸如培养素质良好的熟练劳动力，激励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成为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以及建立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间的顺畅连接。”高等院校的教育同职业选择、社会责任和社会需求密切相关，这在课程教学中通常体现在知识、能力和素养等目标上。哲学工作坊教学方式在经典研读课程中的实施，呈现出了独特的教学效果。第一，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和理论视野，实现了由知识到智慧的飞跃。与一般的知识体系不同，哲学经典更多地表现为综合知识和多元理论的凝聚。它所呈现的知识视域，常常不以具体的学科领域为对象，而是跨越各门知识的界限彰显一种总体性的认知，进而引导我们走向一个真实、统一的世界。怀特海指出：“如果只是一味地通过被动记忆一些支离破碎的知识来塑造自己的精神生活的话，简直不可想象。人性不是这样，生活更不应该这样。”从整体上把握知识，体现了精神生活的特点。经典研读教学活动的生动性所体现的多姿多彩的思考，同综合运用相互关联的知识密不可分。在哲学工作坊中，不仅要从知识层面把握经典，更要关注经典中的综合知识及其呈现的哲学家的深层的洞察、创造性的想象等。由于人的存在的有限性，认识世界的方式往往通过前人的思考或者间接经验获得。包括哲学经典在内的各类经典，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普遍性、共同性问题的回应，构成了间接经验。学生通过经典看世界，同时也奠定了广博的知识视野。学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工作坊主题研究中，辅助阅读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人类与大地母亲》以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和共同体理论有了深刻的认识。以此为逻辑起点，他们开始转向了对全球化的思考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怀特海说：“真正有用的教育是使学生透彻地理解一些一般原理。这些原理能够运用到各种不同的具体细节中去。”学生运用经典中的理论思考现实，这说明他们的认知已经开始向深层转化，用哲学家冯契的思想表达就是“化理论为方法”，即向智慧层面飞跃。第二，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对经典的学习兴趣。社会进步较快，以工具为主要标志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给人类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刷新了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教育学家弗兰克・纽曼等指出：“当学生们积极地投身于一种自我驱动的学习活动中，而不是消极地坐在那里被动听讲时，他们将学得更多、更深，并且记得更牢。技术也能给教授们带来对那些理论更实用的讲解，这是比说教远为有效的方法。技术还能够使学生们不同的学习方式一目了然，并有助于满足他们的不同需要。”技术能驱动学生自主学习，这在经典研读教学中表现得很明显。在哲学工作坊研究中，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应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学生文案撰写的规范性、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及板书设计的美观性等内化的技术形式表现出来；二是以学生对文献平台的掌握、PPT设计的精美性、音频视频制作的独特性及动漫影视的典型性等技术应用程度体现出来。这两个方面相互补充，提高了学生的技术应用水平的同时，也使得抽象的哲学理论获得了具象性。它为学生提供了直观形象的帮助，使得抽象的哲学经典理论变得鲜明生动。在中国传统哲学经典的线上教学过程中，学生将动漫、视频、音乐等插入PPT设计和讲授活动中，使得课堂呈现出灵动唯美的韵致。学生还利用各种录制软件、剪辑软件个性化其在哲学工作坊中的研究结论，洋溢出一种审美情趣。师生之间沟通也越发紧密，传统的面对面问答交流方式变成了微信、QQ、钉钉中的随时答疑指导和平等对话。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应用，使得学生的学习兴趣明显提高。学生的知识广度、识记能力和课堂满意度也随之提高。第三，开发了学生的潜质，锤炼了多重能力。教育学家弗兰克・纽曼等认为：“当我们想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对所获取知识的应用能力、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以及保留时间长久的记忆力时，讲授其实是效果最差的一种方式。学者们普遍得出结论，当教学方式从讲授改为课堂讨论，或是吸引学生积极参与的学习活动，或是通过向别人施教而学习时，学生能够学到更多。”讲授、讨论等教学方式，对于学习效果的影响是不同的。哲学工作坊融合了多种教学方式的优势，贯穿了问题学习法、多学科综合学习法、辅助学习法、协作学习法以及竞技式的同伴教育学习法，多角度开发学生的潜质。在哲学工作坊中，学生对经典的理解程度更加深刻，相关能力的锻炼也愈发突出。他们学会了查阅文献并在对文献进行综合梳理过程中整合出相关观点，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这训练了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自主探究能力。学生在研习经典过程中的独特视域、新观点使得他们的原创力得以发现，提升了他们的科研创新能力。讲稿的撰写锻炼了学生的写作能力、长久的识记力、逻辑分析力及学生的合作能力。在主讲过程中，PPT的设计锻炼了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心理素质。同一研究主题的哲学工作坊之间的提问和交流，又锻炼了学生思维的敏感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哲学工作坊所营造的学术环境，锻炼了学生的多重能力，形成了以学习为中心的风气，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第四，提升了学生化理论为德性的素养。哲学经典是以理论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对经典的学术研究最终要内化为学生的心智成长及德性素养。化理论为德性的过程也就是个人独立人格的生成过程。德性涵养，是人的立身之本。任何成才之教无不体现成德之教。不论是经典著作，还是中国传统经典，对于培养学生深刻的伦理道德意识、独立的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责任感都有深远影响。哲学经典是以某种方式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社会，乃至对人自身的深沉认识和多样理解。从这个意义而言，研习哲学经典显然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意义深远。尤其中国传统哲学经典中，彰显了中国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这使得学生对人生价值的认识提升到更高的境域，同时也将追求德性素养视为精神生命中珍贵的事业。

三、哲学工作坊实现了经典研读课程教学方式的转变

与传统讲授型的教学方式相比较，哲学工作坊在教学模式、教学环境、学习方式及考核方式上都实现了经典研读课程教学方式的良性发展。第一，在教学模式上，由教师主导诠释型向学生自主探究型转变。传统的经典研读课程的主要教学模式是教师向学生诠释经典的文义、理论和方法。这是基于经典的深涩性和学生理论基础的薄弱性考虑。将哲学工作坊教学方式引入经典研读课程，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成为了课堂教学活动的主体。这既锻炼了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又形成了同伴之间相互学习、交流共享的氛围，这对于大幅度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相当有利。学生由起初的对哲学经典的畏惧到自主探究中的欣喜，增强了学生在学习中的自信。第二，在教学环境上，实现了由课堂教学向课内外教学相结合的转变。经典研读是理论形态的课程，它缺乏实践领域的可操作性。因此，传统的教学环境基本上是课堂教学。在哲学工作坊教学方式下，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是导论、交流和总结。教师的指导和答疑、学生的自主探究和合作探究都是在课外进行。课外教学活动还包括座谈会、小型研讨会、参观和游学活动等。哲学工作坊教学方式充分利用各种课外教学形式和教学资源并同课堂教学相互促进，提高了经典研读课程的教学效果。第三，在学习方式上，由指导型学习向自我发现型学习转变。指导型学习是教师用语言或者文字教导学生即讲授型的学习。自我发现型的学习则是“经由研究、调查或无人指导的状况下，自己深思熟虑的一种学习过程”。对于经典研读，两种学习类型都必不可少。在哲学工作坊中，指导型学习是基础，而学生的自我发现型的学习则是必然趋势。自我发现型的学习，有助于促进学生的成才成长，正如怀特海所说：“自我发展才是最有价值的智力发展。”从这个层面看，哲学工作坊教学方式对于学生学习方式的影响是深远的。第四，在课程考核上，注重多样化考核形式和过程性评价相结合。哲学工作坊教学方式，在课程考核形式上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包括试卷、论文、PPT和板书设计、微课、视频制作等。在过程性考核中，要关注学生平时的努力程度及在教学活动各环节的参与深度和学习质量，避免以期末考试成绩对学生学习效果一锤定音的评价弊端。总之，哲学工作坊教学方式的应用，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显著提高了经典研读课程的教学效果，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学术环境，使得学生在知识、智慧、能力和素养等方面进步较快。哲学工作坊教学方式虽然是以哲学经典研读课程为中心，但其理念和手段也适用于其他经典研读课程，如文学经典、史学经典、政治学经典等。在非经典研读类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中，也可适用哲学工作坊教学方式，因为这些课程都同抽象思维和逻辑思辨有关。如果将哲学工作坊教学方式的教学效果发挥到最好，还需要扬弃学生的任务心理，使其摆脱仅为学分和绩点的获得而研读经典的初衷，而从自我发现型学习中获得乐趣和对自我确证的力量。只有学生实现从自觉研读经典到自愿研读经典的心理转变，那才能真正将理论内化为德性涵养和实践智慧。这是由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和社会责任关怀决定的。

篇（7）

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篇（8）

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篇（9）

主持人话语：关于“什么是文学经典”的问题，自从19世纪英国两位著名诗人、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和T.S.艾略特作出定义以后，似乎已成定论，前者认为文学经典就是“最好的东西”，而后者则用“成熟性”、“广涵性”、“普遍性”等特性来界定文学经典。他们都是依据文学本身的特质来确认文学经典，而未曾考虑过还能有别的衡量标准。这一格局到20世纪70年代却被彻底打破了，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人们开始发现，在谁能入典、谁不能入典的问题上体现着文化权力的博弈：以往的文学经典几乎都是出自去世的、白色人种的、欧洲的、男性的作家之手，而活着的、有色人种的、非欧洲的、女性的作家则被一道无形的障壁阻挡在外。显而易见，这一“经典壁垒”是建立在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级歧视、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厚古薄今的偏见之上的，它体现着性别、种族、穷富、地缘等等之间文化权力的较量，带有显著的意识形态意味和政治色彩。由此看来，决定着文学经典的因素并不仅仅在于文学本身，更在于文学外部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的力量。

这一案例说明，在固有的理论中往往存在着某种空白、沉默和缺失，它像病人所表现出的“症候”，昭示着体内某种病患，从而读者必须像医生诊断和治疗病患一样，依据这种“症候”去查找和解决这一理论中隐含的问题。阿尔都塞将这种阅读方法称为“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譬如马克思在阅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著作时，发现了他们在“劳动”问题的表述上存在的沉默、缺失和脱漏，导致了对劳动力买卖、剩余价值生产等实质性问题的遮蔽。马克思在查验和诊断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些“症候”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力概念、剩余价值理论等，进而建立了的政治经济学。可见，“症候式阅读”将发现阅读对象的空缺和疏漏作为把握和解决更大问题的契机，恰恰显示了一种理论的生产性和建构性。文化研究兴起以来对于马修·阿诺德和T.S.艾略特等人的传统的文学经典论采取的正是“症候式阅读”，发现了在其背后潜藏着一个被遮蔽的巨大理论空间，围绕文学经典的重建推动了文学批评模式的更新、文学理论观念的深化、文学概念范畴的和大学教学体系的改革，显示了极强的生产性和建构性。

篇（10）

“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进行任何科学研究项目，首先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科学的分类，再对分类进行比较，要求做到“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找出其特殊点和相同点。刘勰在评论历代文体时，就是这样做的。他善于用历史的发展眼光来审视各种文体的发生和发展状况以及继承变化等特点。他重视历代政治、社会、风俗习气的盛衰变化，考察探索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根源，从各种文体的兴起和发展轨迹中，得出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在文体论的分类上，刘勰吸取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文笔之争的正确成果，按照文与笔的顺序来安排各种文体，在《总术》篇中，他谈到自己对文笔之争的看法：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请夺彼矛，还攻其盾矣。何者？《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不言文，不得云经典非笔矣。将以立论，未见其论立也。予以为：发口为言，属笔曰翰，常道曰经，述经曰传，经传之体，出言入笔；笔为言使，可强可弱，六经以典奥为不刊，非以言、笔为优劣也。”

二、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

刘勰对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以及其创作特征的分析，是遵循着他对文体论所立下的四条原则，即“原始的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兴统”。这样，依照这四条原则，就把各种文体的分析研究纳入了科学的研究程序之中。刘勰对各种文体的历史发展，源流演变的论述，既全面深刻，又恰当准确。如在《诠赋》篇中，文章一开头就指出：“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这就是释名以彰义。刘勰以历史的眼光，从上古时代的“献诗”、“赋诗”一直到秦代的杂赋、汉赋、晋赋，这就是“原始以表末”。文中还提到战国时的荀卿《赋篇》，宋玉的《风赋》和《钓赋》，汉代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贾渲的《鹏鸟赋》等篇。再从“赞”这种文体的历史发展分析，也可看出刘勰论文，“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的特点。“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及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并扬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故汉置鸿胪，以唱拜为赞，即古之遗语也。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而仲洽《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

指明从流传在口头上的赞叹之言发展到文章中成为赞辞的过程，分析了赞辞由单纯的朴素语言美，演变为《史记》、《汉书》中赞语的典雅美，且兼有褒贬之功用。刘勰接着进一步指出，郭璞写的《尔雅图赞》，赞语不仅仅限于赞美和批评人物及其行为，而且可以广泛用于对动植物进行褒贬，这样，赞这种文体的范围就大大地拓宽了。

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

刘勰文体论的科学价值，还表现在他对不同时代的文体和作家进行解剖和论证时，能扣紧历史发展的脉搏，紧紧抓住文体的特点特色，特别注重各种文体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尤其是注重有创新意义的作品。文学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每一个作家都处于不同的历史时代，他们创作的各种作品，在政治艺术上自有高低优劣之分。刘勰以历史发展的观点，将作家与作品放置各自产生的社会环境中，冷静地进行分析，对作者的个性和作品的艺术风格作出公正准确的判断。在论述五言诗的发展时，刘勰对建安和三国时期的作家和作品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在《明诗》篇中，刘勰指出：“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聘节；王、徐、应、陈，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负，亦魏之遗直也。”在这里，刘勰指出了建安诗歌以曹丕、曹植的成就最高，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徐干、应汤、刘桢，在五言诗的创作上可与曹氏兄弟“望路而争驱”。刘勰对诗人们的诗歌创作的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作了精确的概括。在对建安和三国时代的诗歌评价上，突出了建安诗歌的成就。对正始诗歌既指出有玄学的倾向，同时又指出嵇康、阮籍的成就，并简括地分析了嵇、阮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

四、同之与异，惟务折衷

刘勰在《自序》中说：“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惟务折衷。”《史记•孔子世家》云：“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说明刘勰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就是“惟务折衷”，所谓“折衷”，就是以孔子的儒家言行为标准。儒家经典是刘勰论文总的指导思想，文体论中也贯穿这一思想。固而在文体论中，常出现宗经崇古的倾向。刘勰不但宗经，而且以经书作为他文体分类的标准，在他看来，论、说、辞、序出于《易经》，诏、策、章、奏出于《尚书》，赋、颂、歌、诗出于《诗经》，铭、诔、箴、祝出于《礼记》，纪、传、铭、檄出于《春秋》。这就使刘勰文体论深受儒家思想的拘囿，因而产生一些偏见。

篇（11）

一、大学生经典阅读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21世纪是一个信息知识过剩的时代，各种阅读资料铺天盖地而来，让人目不暇接，无所适从。怎样引导大学生在大量的文献资料中选择正确的阅读方法，来扩大阅读视野是高校图书馆工作者面临的问题。高校图书馆馆员应当为大学生学习经典提供多方面的指导，为他们创造各种方便条件并提供多种服务。

1.高校领导要重视推广经典阅读

“全媒体”环境下，我们所需的信息随处可得，但思考能力和精神境界并没有因此得到提升。我们需要信息的同时，应更新观念。现在，在校大学生的年阅读量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指的是纸质图书。另一方面，网络阅读和电子阅读巳成为潮流，而在高校图书馆随着大量电子文献资料的产生，教工在家和手机上都能获得信息资料，教工去图书馆借还图书的次数较以前更少了，怎样保证大学生经典阅读的推广工作进行，这就需要高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学校团委、学生处、图书馆、学生会、教务处等部门的互相支持和配合。2009年，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正式成立，高校也要成立专门机构推广经典阅读。

2.学科馆员要成为推广经典阅读的主力军

克鲁普斯卡娅说过：“图书馆员是图书馆工作的灵魂”。高校图书馆要倡导传统文化经典阅读的同时，也要学习文学、哲学、法学、经济学、艺术等学科的经典著作，要逐步推广出经济学、法学、哲学等一系列的经典导读讲座。学科馆员应利用自身的学科优势，组织各种学习各科经典的读书小组，使学生的学习经典内容更加丰富。这就要求图书馆馆员热爱阅读，热爱经典，而且善于用阅读美化自己的生活，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当然，这必须以馆员丰富的阅读经历以及广博的知识作基础。

3.高校要开展阅读经典活动

阅读经典可以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启迪智慧，提高自身素质。图书馆作为大学生的第二课堂，在推广大学生经典阅读中发挥的作用有限，高校要选择一些经典作为公共课程是我国大学生阅读文化节经典的最佳途经。

高校要开展素质教育课，要从学生的兴趣出发有所选择地给学生开设公开课，提高这些课程的影响力。如开设“诺贝尔文学奖-莫言作品”导读，“海岩作品”导读等讲座。古代经典学习要占一定的比重，如“论语”导读、“大学”“中庸”“孟子”等作品导读，让学生选课，这样对学生阅读有更加直接的推动作用。

4.高校图书馆在推广经典阅读中要多方合作

高校图书馆因为专业性、权威性和独有的丰富资源而成为大学生读书活动的主要阵地，因为他们本身就肩负着培养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和阅读兴趣的责任。图书馆要和教师列展多方面的合作，共同为经典著作的选择、编制经典推荐书目经典导读方面开展合作，组织学生开展读书推广活动。

二、开展经典阅读解决方法

为研究和传播图书馆在经典阅读推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活动，中国图书馆学会经典阅读推广委员会计划于2011年上半年在全国图书馆及学界范围内开展以"图书馆与经典阅读推广”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并于2011年8月举办该主题研讨会，这说明了国家高度重视推广经典阅读，现在高校学生常年处于流动的状态，推广经典的阅读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工作，对人才的培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高校图书馆需要采取多种方法、多种途径全方位地开展推广工作。

1.开展系列推广经典导读活动

经典是读不完的，常读常新，它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延伸到历史生活中去，高校通过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活动举办大学生读书节，通过图书馆组织各种专题经典读书会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有选择参加各类读书会，使学生对经典的理解更加全面、准确、深入、并逐渐对经典阅读产生浓厚的兴趣和持久的热情，邀请社会名家担任主讲人，开展系列读书报告会。

2.采集经典名著推荐经典书目和相关文献

高校图书馆负责全校的文献资料采集工作，图书馆要注重采集古今中外经典著作，许多经典著作都有多种版本，究竟哪个版本更适合大学生阅读，这些都是学生在阅读经典过程中经常需要了解的问题，还应当收藏各种研究经典著作的工具书和相关文献。例如，《红楼梦》又名《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而现在大学生对这些并不了解，通过图书馆推荐有关研究经典的著作及论文索引，给大学生更好地阅读提供必要的指引。

3.利用网络阅读和电子阅读推广经典工作

高校图书馆可以利用自己的图书馆网站开办经典阅读网，通过组织阅读经典征文活动，设立“经典推荐”“经典读后感”使学生有一个获取信息、交流经验、促进经典的学习阵地，使大学生有一个沟通交流互相学习的平台。

4.成立读书小组制定推广经典计划

大学图书馆应组织各种专题的读书小组，如“论语”读书小组，“二十四史”读书小组，等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参加不同的小组，也可以和各系部联合起来，使读书活动成为爱好相同的大学生交流平台，并邀请教师参与各小组的活动，并加以指导解决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使学生对经典的理解更加全面、准确、深入、并对经典产生兴趣，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对他们的人生有指导作用。高校要建立长期计划，使学生在校期间都能够接触经典著作，在大学生入校时就要进行经典阅读教育，图书馆要组织经典阅读讲座，应当常年定期举办，并建立专门的“经典阅览室”或“经典书架”并和各部门联系，以多种方式方法开展推广活动。

经典是科学文化发展过程中留下的真实记录，承载着作者的智慧与个性，传承着前人的精神品格，是我们学习欣赏研究的重要资料，通过经典阅读带来丰富的感受。在丰富图书馆馆藏与提升阅读服务上，推广经典依然是影响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