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17 18:01:47
篇（1）
在2014年以及未来一段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如何建立起一套与时俱进的“周边外交政策”，为中国发展营造亲和有利的周边氛围，将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一大考验。
本刊记者在2013年底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召集的“未来十年的中国周边外交”研讨会上，就此对话一批国内知名周边外交学者。
周边形势严峻：东海与南海联动、陆地与海洋内联
关培凤（武汉大学边海研究院）：
近年来，中国的边海形势日益严峻，对中国的周边外交构成了巨大的考验和挑战。
东海，日本在问题上继续僵持；在南海，中国同菲律宾等国的海洋权益争端不断加剧，而且中菲南沙争端还因菲律宾的恶意扩大事态而冲破了以往的外交谈判框架。
无论是在东海还是在南海，除了争端当事国之外，都有非争端当事国势力介入。美国宣布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并以“航行自由”为幌子积极介入南海问题；日本也试图介入南海争端。
印度、越南有关公司签署了在南海争议海域共同开发海上油气资源的合作协议，还与日本就从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这一“海上交通路线”的航行安全重要性进行了确认。
在陆上，中国与印度的领土争端问题长期僵持不下，去年出现了中印“帐篷对峙”事件。
此外，陆地边疆的安全问题较之往年更为突出。“东突”势力在新疆的恐怖活动没有停止；的一些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此外，由于朝鲜半岛问题持续升温，我国东北边疆的安全形势也面临考验。
当前中国边海形势的特点是：第一，与周边国家领土争议明显化、激烈化；第二，与中国存在领土或海上权益争端的国家间正在相互靠近，使东海与南海联动、陆地与海洋内联的边海形势进一步演进；第三，域外大国特别是美国，对中国与周边邻国边海争端的升级有直接联系；第四，陆地边疆的安全问题再次凸显，且受到周边国家安全形势的影响。
由“弱势中国”向“强势中国”下的关系演变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有这么多邻国、这么多遗留争端的国家，这样的特点构成独特的周边关系---邻国情况复杂，与中国的关系变数多，近而不亲者多；遗留争端存在于领土、历史、海域、人文等各领域，容易发酵；局势随中国兴衰而动。
可以说，周边外交的新挑战是中国迅速崛起引起的多重反应之一，且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由“弱势中国”下的关系向“强势中国”下的关系演变。
此外，美国因素发生转变。美国的战略重点由改变中国转向应对中国崛起与挑战，保护美国的主导地位和利益。通过自身战略调整，防止中国替代或者削减美国的存在与影响力成为美国“重返亚洲”的新战略。
在几乎所有的新变局中都有美国的影子，美国通过加大在中国周边的投入，利用多层关系机制，企图构建应对中国的网络。
当前，重要的是准确把握周边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形势有没有发生逆转？这是一个大判断。
我认为，尽管应对强势中国是周边国家的战略性布局，但周边没有形成一个敌对包围圈，具有多层含义，中国有巨大的运筹空间。
美国的限度：不破局
张蕴岭：
把握中美关系大局仍然是核心，美国的主导战略是构筑制约与平衡网，但挑动周边国家对抗中国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是：不破局。
历史上没有过一个现存霸权国家与一个崛起大国之间有这么难分难解的利益关系，“不发生大的对抗”是双方的战略底线。中国对美“避免对抗，寻求合作”的大战略没有必要改变，中国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符合中国的利益，也得到美国积极回应。
日本把“应对强中国”作为主要战略，这个战略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利用中国因素推动国内改革，为政治右倾化、修改和平宪法造势；二是与中国争夺利益与影响力。
“合作又有疑虑”、“防华而非反华”是东盟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战略基线。应继续深化中国东盟合作，“打造自贸区升级版”，加大对东盟国家的投入。
菲律宾在南海强硬是出于现实利益，利用外来势力对抗中国增强的干预力和潜在控制力，但难以与中国直接对抗。南海涉及我国核心利益，但解决争端的条件不成熟，强夺回岛屿和海域要付出巨大代价，要采取积极的维稳对策。
中印的领土争端可控，要努力构建稳定基础上的中印理解与合作关系。同时需要加大投入发展与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帮助他们发展，提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倡议，并推动构建中国-南亚（南盟）对话合作机制。
此外，上合组织是一个稳定器，要加大投入，提升合作水平，加强中俄的战略协商。在安全合作的基础上，加快推进经济、人文合作，并把上合组织作为构建新型周边关系的试验田。
要有自信，中国不会变成一个“孤独的大国”。
“搁置外交”仍然不可弃用
石源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综合实力有所提升后，“搁置外交”依然是中国周边外交中不可弃用的重要方策。在进行中国周边外交顶层设计时，应全面考虑实施“搁置外交”的重要要素。
在及时处理好紧迫的外交问题的同时，也应该将那些可以“搁置”的外交争端恰当地“搁置”起来，绕道而行，先从其他方面做起，尤其是从“共同开发”着手发展双边关系，等以后时机成熟时再来处理争执问题。
诸如领土、领海、界河的争端，涉及国家重要利益，如中日争执、东海划界问题争执、南海争执等等，在双方分歧尖锐的情况下，企图希望实现“单赢”目标，是不现实的，除非双方采取战争办法，决一死战。即便仗打了，也未必能解决问题，如英阿马岛之战，英国虽然取胜，马岛问题实际仍未解决，以后仍然需要双方通过谈判来寻找解决的方法。
最好的办法是通过谈判来缓解矛盾，寻求“搁置”。双方采取克制的、不刺激对方的态度，将问题“搁置”。等待双方关系全面改善，才能有可能心平气和、互谅互让地讨论和解决问题。
中国在周边外交实践中，已经有中俄彻底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中越解决陆地边界以及北部湾划界等成功案例。中印双方同意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但“搁置外交”同时是有原则的，在“搁置”若干外交争端时，必须强调“在我”。“搁置外交”也是有选择的，凡是涉及民族和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是不能“搁置”的。“搁置外交”还是积极进取和与时俱进的，应积极寻找、创造和抓住历史机遇，推动争端取得合理的解决。
未来要“更加奋发有为”
周方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周边与全球战略研究室）：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周边外交总体上将表现出更为强劲和具有可持续性的战略进取精神。“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发挥出更大的主动性，一定程度上改变在某些问题上被动应对、隐忍待机的做法。
在具体的工作层面，做事的方法和态度会更加积极主动，工作会更加细致周到和具有针对性，对面临的问题会作出更为及时有效的反应，在形势的判断方面也会表现出更强的前瞻性。
未来一个时期，是中国崛起的重要阶段和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崛起面临许多现实挑战和困难的时期。在这样一个阶段，完全依赖“柔性”的手段，对所有问题都单纯采取“温和”的方式加以应对，不足以解决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所有问题。
在若干强大的障碍与阻力面前，我们需保持更加高度的坚定性。在必须加以坚持的问题上，不应受“众说纷纭”的拖累而产生“举棋不定”的犹疑和行为上的“中途半端”。避免对外部世界传递出混淆不清的信息，这样的信息很容易被外部世界有意无意地加以曲解。
做“可亲的大国”
任晓（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中国儒家思想中对“大”与“小”之间的关系，作过精辟的阐明，浓缩为“以大事小曰仁，以小事大曰智”这12个字。“仁”意为仁厚，不以大欺小，同时小国不应因大国仁厚而刁钻油滑或得寸进尺。大国克制，小国识相，是理想的相处之道。
作为地区大国的中国，未来的课题，是中国如何成为一个“大而可亲”的国家，而非“大而可畏”，即强大而令人畏惧的国家。
做可亲的大国，首先是不要居高临下，而是平等相待。其次，亲是亲切。亲切是具体的，它不光体现在高层互访中，更体现社会之间的纽带和感情之中，比如外国青年来华留学就是一条重要的途径。泰国诗琳通公主与中国很亲近，就与她有在中国留学的经历、培养起了对中国文化的感情密不可分。
第三，愿意倾听。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很多时候可能是刺耳的声音，也很重要。恶意的言论一定存在，但多数言论不属于这种情况，不宜一概以“中国”来加以定性，或者拒绝与之接触对话，而应作出具体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之后日本一直重视援助其他亚洲国家，几十年来赢得了不少好感。在中日争端问题上，对日方的批评一定要注意用事实说话，把握好分寸。
不容乐观的中亚形势威胁中国安全
赵华胜（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中亚与中国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安全有密切关系，中亚的风吹草动都会通过种种途径传导到新疆，对中国安全造成影响。
展望未来，对中亚安全形势的担心多于信心，不能过于乐观。
其一，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呈扩张之势。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等老牌恐怖主义组织继续活动，同时新的极端主义组织陆续出现，如“吉尔吉斯斯坦社会”、“哈里发战士”、“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圣战”等。由于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广泛应用，境外宗教极端主义向中亚的渗透越来越容易，极端宗教思想的蔓延越来越难以控制。
其二，中亚一些国家将面临国家领导人更新换代的考验。
哈乌两国都已到了认真考虑权力移交的阶段，“阿拉伯之春” 对两国也有很大触动，但现在还看不到明确的安排，两国总统的想法是一团迷雾，难以窥测。一旦这一时刻到来，国内外各种力量都会纷纷走出来，可能发生激烈冲突。
其三，中亚国家普遍存在、社会不公、贫富分化、通货膨胀等社会矛盾。哈萨克斯坦等国因拥有油气资源，国家财富迅速增长，但分配不尽合理，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此外，中亚缺水，控制水资源对国计民生有特别重大的影响。为争夺水资源，一些中亚国家的关系紧张，有时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这些都可能是潜在的“火药桶”。
此外，阿富汗局势正面临重大挑战。
篇（2）
2015年1月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是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关于周边安全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至今已经连续出版五年。系列报告秉承研究的动态性和前瞻性，宏观总结周边安全整体形势，重点分析热点问题的新变化与新特征，并对下年度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进而通过学术积累探索周边安全环境变化的规律，为制定中国的周边战略提供智力支撑。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5）：“一带一路”与周边战略》报告认为，在2014年，影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主要大国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一是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凸显;二是中日关系持续处于“冰河期”，虽然年底双方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但结构性矛盾短期难以解决;三是俄罗斯被迫转向亚太，加快与中国的战略协调与合作;四是印度新政府对华实施经济上合作、战略上平衡的双轨政策，中印合作关系稳定而有限度。
海上安全仍然是周边形势中的聚焦点。一方面，中日在问题上仍处于对峙中，中韩在黄海海域出现低烈度的渔业执法纠纷，南海摩擦多方位爆发，共同构成影响地区安全的最主要因素。另一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有关地区安全、尤其是海上安全的一系列新观念的提出、新协议的签署以及新共识的达成，为中国构建新的海洋秩序丰富了内容，奠定了基础。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的一项对外大战略，已经从倡议的提出步入到务实的推进阶段。这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文化的整体性战略，但首先在经济合作领域发力，它以互联互通为支撑基础，以周边国家为起点和重点，在2014年，中国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对此，周边国家反应不一，有积极欢迎或参与的，有怀疑与观望的，也有抵制甚至是破坏的。
综合安全与经济双维度的发展，可以看到，2014年，中国引领与塑造周边的能力与意愿显著提升，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的经济战略、以掌控海上问题为核心的安全战略双轨并行，中国周边大战略呼之欲出。这是本年度周边安全形势最突出的特征。
2015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至少面临三大挑战：一是来自美日及其同盟体系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挤压;二是管控海上安全、构建海洋新秩序;三是推进“一带一路”要面对的相关的外部压力。对此，中国应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对内制定详细计划，对外积极宣介。“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取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增信释疑，取决于寻求与各方的利益汇合点和战略对接，也取决于大国间的博弈与合作。
本评估报告共分为四个版块，包括总篇、“一带一路”与大国因素、“一带一路”与区域因素、“一带一路”与热点问题。
总篇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对“一带一路”进行了理论性的分析阐述，包括战略定位、内涵和实施路径等;二是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概括总结，首先回应了上年度“评估”对2014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预测，其次对比研究了中国周边四组大国关系的变化与特点，分析了南海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发展的新动向，再次，重点归纳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现状、主要大国和各次区域对“一带一路”的回应、战略对接以及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最后，对2015年的周边安全形势作出了预判。
篇（3）
>> 中亚：中国周边外交新轴心 中国需要制定“周边外交方略” 战略文化与中国新安全观和周边外交 补课 当代中国首脑出访与周边外交 中国周边外交的三重挑战 2014中国周边外交政策 中国周边外交须结交更多“老朋友” 中国周边外交须强化战略定力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的新思考 政府：为执行力短板补课 治国理政谋外交：2016中国周边外交的不凡历程 东北亚国际战略转型中的中国周边外交方针 政经合一与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 提升“传统文化”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作用 加强周边外交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 当前中国周边外交重大问题的战略应对 互联网安全亟待补课 中国的多边外交 中国医械 战略补课突围外企绞杀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政治 > 中国“补课”周边外交安全短板 中国“补课”周边外交安全短板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张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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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24日，中国举行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政治局七常委悉数出席，前所未有的高规格意味着“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的外交政策已经有了微妙的调整。而将要组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也被外界认为，中国领导层已经认识到周边安保形势的严峻性，未来可能集中处理中国国家安全最现实的问题—周边邻国关系。
当前，东亚的经济合作正在以较快的速度发展，然而，长久以来，美国在这一地区扮演安全秩序中心的角色，与中国积极推动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形成了安全与经济关系的割裂。未来如何形成可持续的“亚太价值链”，将有赖于中国能否弥补安全短板。对此，本刊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周边与全球战略研究室主任周方银。 对东南亚态度差异化
《南风窗》：前不久的高规格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是否说明，中国对周边关系的外交策略已经有所调整，这是基于近两年、南海争端不断的现实判断吗？
周方银：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外交政策有一个简化的说法“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关键和首要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周边”虽然是首要，但在提法上却放在“大国”的后面。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传递出清晰有力的信号，周边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长期以来，很多人的思路是从大国外交的角度来思考周边外交，希望通过稳定中美关系来稳定周边局势，但这一思路的实际效果并不是很好，或者至少在当前，情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这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的高规格背后体现的是高度重视，这样高级别的周边工作会议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由此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周边外交要从大国外交的阴影中走出来，要比过去具有更大的独立性。而且，实际上，周边外交的新思路也能够对大国外交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美国如果要对中国采取负面行动，往往要从中国的周边入手；如果周边稳定了，美国在中国周边的行动空间就大大减小，这也有利于改善中国相对美国的地位和态势。
从当前的情况看，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比较清楚：既不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也难以取得很好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周边外交没有明显起色，中美关系僵持的时间可能更长；反之，在美国感到对中国没有太多好办法，在周边难以得手的情况下，中美更可能实现权力的和平分享。
中国周边外交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对这些国家做了性质上的区分，实行了具有一定差异化的政策。我们以前外交工作的思路是试图跟所有国家做朋友，试图改善跟所有国家的关系，这种想法不能说不好，但在现实中却很难做到。从现在的政策做法来看，我们对东南亚不同的国家，在态度上是有差别的。
《南风窗》：具体有什么差别？
周方银：我听到一种说法，我们当前在周边热点问题上的政策是“顶住日本，压住菲律宾，拉住越南”。当然，任何这样的说法都难免是简单化的，因为实际的政策要复杂得多。不过，在这个说法的背后，体现出一点，就是中国对日本、菲律宾、越南在政策力度上存在差异，甚至在政策方向上也存在一定差异。
具体来说，中国现在对日本的对抗性更强一些，对菲律宾则是保持压力，但如果菲律宾转变态度，中菲之间妥协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越南在有关争端中的考虑则更加复杂。它对美国的态度是既有公开的利用，又有很深的、潜在的防范心理。总体上说，越南更多地只是在工具层面利用美国，它并不会像日本、菲律宾那样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它在与中国的对立方面也不会轻易走那么远。
美国在我们的周边有5个正式的盟国，分别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其中，泰国和韩国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变化，2012年，中泰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泰国领导人曾表示泰中关系比泰美关系更重要。韩国在朴槿惠上台后，对华关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澳大利亚四面环海，从地理上说是一个十分安全的国家，它并不面临很明显的外来安全威胁，而且它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十分密切，它的出口产品约30%是销往中国，因此，它也不会轻易与中国公开对立。此外，美国在本地区的安全伙伴印尼、印度、越南也都注意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这对于我们打开周边外交的局面，都是有利的方面。 争夺经济规则的制定权
《南风窗》：中国现在积极推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有评论认为中国对TPP谈判在美国主导下制订地区贸易、投资规则怀有危机感，试图通过打造RCEP予以抗衡。这是否表明亚太地区的经济主导权之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又裹挟着复杂的安全竞争？
周方银：当前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核心是争夺经济规则的制定权。美国推动TPP具有较为明确的政治目的，就是把反对中国、跟中国对立的力量全部笼络起来，利用美国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的优势，发动和借用本地区的经济力量，修改和废除亚太地区原来的经济规则，重新制定新的规则。从TPP的建设过程看，它有明显不符合经济考虑的地方。因为TPP是一个非常严格而高标准的区域经济协议，如果仅仅从经济上考量，美国应该是寻找那些最接近TPP内涵要求的经济体谈判，但美国现在在TPP吸纳对象的选择上，不是根据对方的经济条件，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以及在战略上的利用价值来考虑。
从区域合作的角度看，无论是“10+3”还是“10+6”，中国和东盟在其中都占有很大的影响力，美国对“10+X”的既定模式是不满意的，如果任由这样的经济合作模式发展的话，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密。尤其是中国与东盟的自贸区，对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联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原有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在本地区的经济领域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周边大多数国家以及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5个盟国除菲律宾外，最大的贸易伙伴也都是中国。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是美国并不希望看到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试图把一些在政治、安全上较为支持它的国家都笼络起来，把中国排除在外，制定另外一套经济规则，以达到在经济合作领域将中国边缘化的效果。应该说，美国的这一做法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区域经济合作中被排除在外，特别是完全丧失对区域经济合作的规则制定权，这也是中国较为担心的一种局面。我们现在即使不加入TPP，也在努力提高自身经济行为的标准，这样，当有一天中国准备加入TPP时，就不会感到那么困难，短期内要承受的代价就不会那么大。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发生某些方面的转变，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对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适应力。
在TPP的压力下，东盟也感到颇为紧张。现在东盟十国里，参与TPP谈判的有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等几个国家，这一态势会在客观上把东盟分成两类国家—TPP的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由此导致的结果，会削弱东盟的凝聚力，及其在经济上的统一性。为了提升凝聚力，东盟发起了RCEP，这也获得了中国的支持。对中国来说，RCEP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冲TPP带来的冲击，避免中国在地区经济合作中陷入孤立。未来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面貌，一个重要的方面，取决于不同的经济合作机制，哪一个推进得更快，效果更好。RCEP和TPP谁走得快，亚太地区的经济规则将有很大的不同。
在这个过程中，总体来说日本的处境相对有利，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是美国、东盟、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都要争取的潜在对象，日本倒向哪一边，剩下的另一方就会备感压力。但从长期来说，只要中国保持住经济增长的势头，问题都不会太严重。
《南风窗》：日本最近通过了国家战略特区法案，据说在政策设计上跟上海自贸区接近，日本也想在经济主导权上与中国较量一番？
周方银：从中日力量对比的走势来看，日本处于下风。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仅仅过了3年不到的时间，2013年中国的GDP将达到日本的1.5倍，甚至更高。如果再过几年，中国的体量变成它的两倍，对日本来说，就会感到很大的压力。日本的国家战略特区法案，不管是不是针对上海自贸区，都表明它有一种紧迫感，尤其是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已经射出去了两支，日元贬值为中心的金融政策，扩大公共支出的财政政策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以“建立民间经济特区”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支箭能不能收到效果还很难说。
从前两年日本的反应来看，安倍在对华政策方面没有给自己留下多大的余地。他一直认为在中美两国的较量中，优势还在美国那边。一年以来，他在东南亚、印度和俄罗斯到处活动，对中国采取了比较强硬的对抗性态度。但从今年下半年的情况来看，形势对日本不太有利，美国的经济复苏不乐观，又有债务上限、政府关门的问题缠身，奥巴马没有出席APEC峰会，取消了对东亚的访问，这导致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存在感减弱。相比之下，习、李接连访问东南亚，其中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是东盟最重要的经济体。中美在东南亚的态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对日本必然会有所触动。所以说现在日本的态度有所缓和，在修宪的问题上立场也有所松动。 经济与安全双中心不可持续
《南风窗》：无论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速度如何，离不开一个现实背景就是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这与中国积极主导的经济合作产生了割裂，双中心的局面是不是东亚健康秩序的最大障碍？
周方银：美国是东亚安全秩序的中心，但美国不是亚洲国家，这意味着本地区的安全中心建立在区域之外，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安全关系。这是本地区主要国家之间未能实现有效和深度战略和解的结果。美国主导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目的，不在于如何使这个地区对于本地区所有国家来说变得更加安全，而是为了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防止本地区出现任何一个国家主导的局面，这本身不是健康的心态，不利于这个地区的发展。为了维持对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客观上需要在这个地区保持足够多的难解的矛盾。近两年问题、南海问题等领土领海权益争端问题被引爆后，美国操控东亚地区矛盾的做法带来的负面作用其实增大了，所以说双中心是不可持续的。
从长期来说，我们只有跟周边国家实现深度的政治和安全问题的和解，拔除安全隐患，才会有健康的、可持续的安全秩序。比如说欧洲，首先组建了北约，解决了自身内部的安全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经济一体化，所以经济合作比较顺利。东亚地区如果把安全问题解决了，经济合作就能比较健康地发展。未来一个时期，中国要对本地区提供更多的安全和经济公共产品，这有助于营造较好的地区合作环境。 在中国周边地区，现在的态势是中国试图消解美国的安全优势，美国试图稀释中国的经济优势。
《南风窗》：未来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会长久割裂吗？
篇（4）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1-0009-16
当前，中国周边和亚太地缘政治与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动，地区格局加速演变。在“中美共治”提议似乎烟消云散之际，中美协调（C2）新概念正在崛起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亚太地缘政治趋向两强的局面似乎渐近现实。这一格局的发展趋势不容忽视，应当抓住时机，分析其变化特点，为当前与未来目标之间的路径选择、为建立周边利益共同体目标进行战略谋划。本文将从地缘政治视角分析变动中的亚太格局特征、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周边战略。
一、地缘空间的三大变化与四项新特征
就研究对象而言，地缘政治分析工具在确认国家、邻国及其周边地区的领土辖区概念时，对象实体及位置基本上是给定的、不变的。但是，地缘政治空间不可能静止不动，而是变化不定，甚至是变化万千的。同十年前相比，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出现了大变革、大调整情景。中国崛起和美国重新布点引致亚太地缘空间出现三大变化。
其一，中国的经济实力改变了亚太地缘经济环境，亚太地缘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动和重组现象。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为美国的40%，2020年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对亚太经济的重要性最近150年以来未曾有过，“经济上靠中国”已经成为周边地区口头禅，形成了以中国为驱动力的亚洲地缘经济格局，改变了美国主导的地缘经济版图。
其二，中国政治影响力变化，冲击着周边广大地区，覆盖了周边30多亿人口。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邻国政治关系稳定发展，相互之间基本完成了陆地边界划界工作，14个陆上邻国及22000公里陆地边界中，仅印度、不丹两国陆界尚未划定，中国长期面临的陆上安全威胁得以缓解。尽管海上边界尚未划定，但是所有这些海上国家，无论是友好的、中立的，还是敌对的，现在都无法回避中国崛起引发的政治影响力。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治上的任何举动，犹如水中涟漪，一经激发，迅速向周边扩散。其辐射影响力，至少波及中国及其周边国家总人口达30亿人之多，全球几乎一半人口同中国共命运。这种地缘政治场景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历史的抑或是现实的。然而，这一切无不同剧烈震荡的地缘政治空间变动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其三，中国军事实力提升与美国战略重新布点，使周边地缘政治生态和安全空间出现新变化。在亚太地缘安全环境中，中国海、空军正在扩大其活动空间。中国“辽宁号”航母下水，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成功试射新型洲际导弹，实现“核打击能力”；中国开发出新型反舰导弹，给第一岛链内外的美国及其盟国军队造成威慑。未来几年中国军费开支将保持在年度千亿美元以上水平，世界上除了美国没有国家可以匹配。或许，在亚太乃至全球，也仅有中美两家有能力持续保持如此高昂的军事投入。美国因此正在推行再平衡战略。地区安全格局处于重组之中。
概言之，尽管国家的地理位置基本上是固定的，但是国家的地缘经济、政治和安全空间则是变动的。较之解放初期的周边环境，现在中国周边地缘空间的内涵及其特征是前所未有的，这可以归纳为四大新特征，从中也可窥视未来的发展趋势。
1 亚太地缘经济版图呈现双轨竞争格局。随着中国在东亚地缘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中国成为日韩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第一出口对象国，中国在东亚地区“10+1”、“10+3”合作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对此，美国片面认为中国正在排挤美国，中国要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建立自己的势力圈。于是，美国布什政府于2008年决定加入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TPP），奥巴马政府进一步推动这一协定。到2012年12月，TPP扩容谈判共进行了15轮，队伍扩大到11个国家。亚太地缘经济格局出现了美国主导的TPP，及由中国发挥重要作用的东亚经济合作双轨竞争格局。尽管也有人认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启动后，亚洲合作进程又出现了新变数。
2 地缘安全空间呈现中美竞争性低度合作走向。美国依然是全球和亚太军事强国，它通过强化既有的军事同盟、发展新安全伙伴来应对亚太地缘格局变动，平衡中国崛起。中国没有塑造安全同盟的战略需求。深化同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加强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合作内涵，是中国外交和安全的既定政策。中美有竞争，但不是对抗，双方必要时启动相关机制来化解冲突。中美两军关系目前改善至“历史性”水平。这些至少表明，中美在安全领域呈现低度合作走向。这对未来地缘安全空间变动及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3 地缘政治空间变动凸现发展模式之争。这种竞争和博弈将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深远的地缘影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中国发展模式强调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稳定和人权的适当平衡，对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华盛顿共识”构成有力挑战。中国模式成为地区和国际发展的范式之辩，至少反映了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现状和走向。
4 新技术是亚太地缘空间变动的原动力。技术作为文化要素是当代地缘政治空间竞争和变化的强大推动力。20世纪初以来，地缘安全领域经历了工业化时代、核子时代和信息化时代的演进。在信息技术时代，国家在网络竞争中是否处于领先地位，是占领地缘政治空间制高点的重要指标。信息流可以自由进出国家边界，上达太空，深及海底。技术已经成为美国和西方国家在亚太地区维护或争夺地缘霸权的重要手段。但是，中国精准无误地击落太空卫星，中国的航天器在太空成功对接，中国在2012年6月里同一天出现“神舟翱翔太空，蛟龙深潜海底”的壮观景象，使中国在太空和信息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打破了美国的霸权地位。鉴于此，信息技术作为一种隐性武器，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维护和反对地缘霸权的基本手段，成为地缘政治和安全空间移动、合并或分散的“推手”。美国现在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再也不能压制中国崛起。新技术赶超和竞争已经无庸置疑地成为地缘政治环境变化源动力。
总之，中国在坚持不结盟政策的同时加强同周边国家政治和安全合作，有利于中国扩大其周边地缘政治空间的活动余地，削弱美国在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其发展趋势是，亚太地区美国主导的一超多强格局正在向中美两强共存新格局演变。这是历史和地缘政治发展的逻辑使然，任何人的意志无法阻挡。纵观历史长河变迁，任何强国对地区和国际格局拥有的权力都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尽管有不少人认为，当前这种乱局对中国不利。但是，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确信，惟有中国才是变局中的主角，中国正在改变东亚及周边地区的地缘经济和政治格局。
二、走向遏制对抗还是竞争合作格局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国际格局的基本概念主要指当前国际各种力量的互动状态。各国在国际交往中所拥有的实力，以及为实现各自利益而“达到某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或均衡”。这种稳定状态是暂时的，非均衡性则是绝对的。非均衡力量通过博弈和竞争实现国际和地区局势的稳定，以使各方利益得以实现或满足。这个过程可能是遏制甚至是热战，也可能是协调博弈。不过，竞争性合作，则是实现均衡或者稳定状态的阶段性目标。
（一）遏制性对抗格局成为辩论的焦点
在上文对亚太地区格局变动要素进行分析之后，人们发现相关变量发生了变异，力量变动成为格局演变的基本指引。这种变动不利于守成的大国。维持现状，确保现有格局和秩序不变，有利于守成大国及其同盟伙伴，有利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不利于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及其利益诉求。因此，新兴大国崛起引发的地缘环境变化，撼动了地区格局和秩序，出现了相关力量之间的互动。
美国针对亚太地缘环境变化以及地区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各种战略予以应对。其中，美国对华是否应实施遏制战略，成为美国政治激辩的焦点。在美国2012年总统大选中落败的罗姆尼是遏制主张的代表。澳大利亚有学者之前还担心，如果罗姆尼当选，将迫使澳大利亚跟进美国的对华遏制圈，虽然利弊兼有，但是澳经济将遭遇灾难。另有澳学者主张，对中国可以推行有限的遏制战略，对华遏制要适度。在日本及东南亚，不少人也都支持美国对华实施遏制战略。而在中国国内，有的学者则从另一个视角出发，认定美国对中国已经推行遏制政策了。概言之，遏制论者认为，美国应该利用现有的军事优势及其硬实力，对中国实施全面的遏制战略，在中国羽毛丰满前加以绞杀，否则在中国长成铜筋铁骨时就会无从下手。有的则说得更加干脆，在亚太地区的国际格局重组中绝不能让中国成为主角。
遏制战略是冷战时期两极格局下的产物，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双方采用的冷对抗手段。美国遏制战略起源于凯南的“8000字电报”，及其发表的“X先生文章”。凯南提出对苏遏制政策的理由是：第一，苏美两国意识形态迥异，共产主义威胁美国及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威胁西方的政治制度。第二，集团威胁美国生活方式，美国必须先下手为强，全面扼杀集团。第三，美国及其盟国必须采取措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强迫苏联改变行为方式，否则，遏制不可能停止。
毋庸置疑，遏制是一种极端的战略。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则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针对美国推行同样的极端政策，终于形成了两极对抗的国际格局。概括而言，遏制战略是在全球层面上对一个国家及其集团实施的对抗手段，遏制是全面的，而不是部分的。也就是说，要么实施遏制，要么解除遏制，不存在任何中间状态的遏制，或者“适度遏制”，也不存在某个领域遏制，而另一个领域放开。当年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推行遏制战略，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价值观至上的国家战略，不仅以体现美国及西方集团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而且也反映了西方价值观守护者们表现出的意识形态至上和传教士派风格。也正因为此，遏制战略的对抗性趋向更加明显。在冷战时期的局部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本质上都是以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为名进行的。那么，随着中国的崛起，亚太地区是否会回归冷战时代的遏制对抗格局呢？
（二）遏制战略的生成条件不存在
亚太地区现在不存在冷战时期酝酿、生成遏制战略的极端条件。
首先，无意识形态之争。1980年代初，中国外交战略做出重大调整，特点就是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而是超越意识形态界限，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中国制定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及其在外交上采取的主动行动，具有长期的战略意义。现在，中国经济上去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继续推行，中国党和政府的总任务就是“攻坚克难，继续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中国既无挑战霸权之意，也无摆脱现存国际秩序另起炉灶的要求，更没有策划战争的意图。在地区问题上，中国坚持通过渐进的合理方式改善国际体制和地区合作架构。中国强调和平崛起，不是带有帝国野心的“强国崛起”。中国军力随着经济发展而上升，已经具有打破霸权的可能，但是中国强调，依靠军事能力不是保障和平的途径，中国绝不走帝国主义老路。中国提出了新安全观，主张合作安全、共同安全，以求实现普遍性的持久和平、永久安全。中国不是历史上充满侵略性的新型大国，而是以“己所勿欲勿施于人”的方式发展自己。美国失去了制定对华遏制战略的价值观基础。
其次，中国没有威胁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的快速发展及取得的伟大成就，靠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靠13亿人民的智慧、奋斗和牺牲精神，而且，中国的迅速发展不仅没有给美国和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带来威胁，反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改善了他们既有的生活方式。凯南“8000字电文”有关遏制苏联的核心理由，即苏联威胁美国的生活方式，在当代中国根本不存在。
再次，中国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不搞军事对抗。经济合作、相扶相容是当代亚太地区的基本特色，也是这个地区共存共荣的发展基础。在中国，有关世界是一个市场的理论和思想，取代了冷战时期的两个世界、两种市场的理论，成为中国面向亚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和理论支撑。现在，亚太地区是中国对外经贸的重要依托，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60-70%是在亚太地区展开，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70%来自这个地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主要对象也是在这里。2003年以来，中国开展的地域外交、领域外交，也是首先从亚太地区着手进行。中国在亚太地区拥有重大的国家利益。周边国家同样如此，日本和韩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出口市场是在中国。中国同东盟2010年1月正式建立自由贸易区以来，双边贸易量以40%速率递增，2011年贸易总量达到3600亿美元，为历史之最。印度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也快速发展，从十年前的几十亿美元贸易额，2011年达到700多亿美元。现在，周边国家谁都不愿意关闭经济交流大门，互利共赢已经成为这个地区的基本共识。这些国家不愿意加人对华遏制梯队，对华遏制只能成为无人应答的山谷空响。
最后，美中经济相互依赖，这动摇了遏制战略的生成基础。中美双边贸易已接近5000亿美元的水平，仅凭这一项指标，足可以让美国在制订遏制对抗政策时，三思再三思。据中国海关统计，2011年美国对华出口1220亿美元，较之前年翻番，美国政府的对外出口倍增计划首先表现在美中贸易之中。如果两者之间有什么龃龉的话，那么也就是市场竞争与和平竞赛。美国称自己是太平洋国家，中美在这个地区的利益交织及其密集程度胜过任何其他国家。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应该首先在地区治理上有所作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是中国外交布局的优先顺序，美中关系既是大国关系，又是周边特殊的地域邻国关系。中美经济频繁互动史无前例。美国人很清楚，美国的经济恢复和繁荣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和中国的经济繁荣。倘若中美之间发生灾难性对抗，不仅会重创中国经济，也会重创美国经济，并且成为地区灾难。因此，搞遏制战略，不仅是双输，也使整个地缘经济崩溃。
（三）竞争性合作应该成为选择方案
美国和西方国家因其思维定势所致，不易理解迅速崛起的中国及其强调的和平发展之路和和谐世界理念。实际上，美国和西方国家无法理解新兴大国深厚的文化历史及其追求和平的哲学理念，即中国发展道路5000年“路径依赖”的事实。这或许需要时间，慢慢地教，慢慢地学。美国在不知道如何有效应对现实的时候，也不得不言不由衷地强调：美国战略转移不针对中国，美国建立亚洲导弹防御体系不针对中国，美国及其盟国在亚太搞军事演习也不针对中国。
不管美国是言而有信，抑或是言而无信。美国应该明白的是，采用遏制战略的历史条件不存在，也不可复制。美国没有实施对抗性遏制战略的理论依据，中国没有威胁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亚太地区更没有提供遏制战略可以生成的环境。美国面对中国崛起倍感棘手，变得缩手无策。究其原因，美国作为全球性超级强国，使用遏制政策的时候往往是从全球的视角看待共产主义运动。在美苏两极对抗格局时期，强国势力范围明确。于是，苏联发出的任何进攻性信号，美国都是从全球的视角和高度来看待的。苏联在非洲安哥拉或者在东南亚越南的战略布点，美国都认为是在蚕食甚至进攻自己的全球势力范围，从而纠集盟国，应对所谓的全球问题，设法逼迫对手退出自己的势力范围。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使用全球方法应对恐怖主义势力，效果不佳，根本原因是，传统方法不适宜对付国际体系中出现的这种非政府行为体。美国现今的盟国也不再是“铁板一块”，于是有一段时间竟然出现了新欧洲和老欧洲之争的怪现象。美国也不得不设法借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力量打击恐怖主义和海盗活动。美国在新世纪面对中国崛起的时候无从下手，其症结在于中国不搞霸权，不建立势力范围，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秩序的建设性成员。在处理中美关系上，美国曾经以接触加对冲的办法对付中国，2005年后美国基本上确认中国的崛起已经无可撼动，于是又有了“责任论”和“再保障”的说法，试图借此整合中国。现在，在中国崛起已经撬动地区格局的时候，美国设法改变方式应对地区格局变动。
美国决定采用竞争性区域方法应对亚太地缘环境变化和区域国际格局的变动。美国的区域方法起始于奥巴马上台不久提出的“回归东南亚”，2010年则由希拉里国务卿明确提出区域论。希拉里认为，美国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与不同地区问题有关”，应该摆脱传统上一贯采用的全球性做法，用区域方法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要到“新兴大国的势力范围中心去寻求解决办法”。
在亚太地区，美国的区域方法聚焦于领域外交，即经济外交、安全外交和价值观外交。在经济领域，美国把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作为“介入”亚太、抗衡东亚经济合作的主要途径。美国积极参与TPP，旨在获得制订新规则的主动权，掌控正在到来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同时也要扩大出口，解决本国经济问题。美国近期目标就是阻止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合作机制。在安全领域，美国“重返亚太”，首先从军事部署人手。美国起初强调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常驻军人”，到提出“再平衡战略”时则提出把60%的美国军事力量转移亚太。美国增兵澳大利亚是其冷战结束以来第一次向亚太地区增加兵力，最近甚至提出“空海一体战”概念，似乎令人感受到了冷战之风日益强烈。美国这一切举动也加剧了地区安全的紧张氛围，让一些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两大国之间面临“选边站队”的巨大压力。由于本地区根本不存在两极对立的势力范围，中国事实上也已经融入美国主导的地区国际机制之中，一些中小国家因此出现的困惑和担忧不无道理。美国给这些国家制造压力，不过压力再大，也不可能硬拉它们参与重建“围堵中国”的工程。
美国在外交领域侈谈美式价值观，其实，这是美历届政府的老生常谈。防务、经济发展和民主，三者之间存在联系，也是希拉里竭力主张的所谓“3D”思想。必须认识的是，所谓价值观外交具有鲜明的冷战色彩。如果美国试图重新撑起这面旗子来搞遏制战略，显然已经过时，在中国周边找不到市场。亚洲各国注重经济发展，各国利益高度融合。本地区各国人民希望，国家间关系发展有利于提升生活品质，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希望在多种文明的现实面前相互包容、相互共存、共同发展。因此美国试图推行价值观外交，借机搞变相遏制和对抗，不是亚洲的出路，也不会成功。
亚洲的出路就是走合作之路，而不是搞对抗遏制。东亚合作是开放的，也是包容的。希拉里提出的领域外交，其实都是地区格局变化时期可以推进合作的重要领域。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立足点在于亚太经合组织（APEC）茂物目标，无论东亚合作还是跨太平洋伙伴协定，都是APEC框架下的合作领域。在亚洲，合作应该适应亚洲的特点，发挥各方积极性，而不是把一方的意志强加于其他方的意愿之上。现在的合作态势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已有的多种对话和多个次区域多边合作机制的基础上，2012年11月18日东盟第2l届领导人会议决定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谈判（RCEP）。这些机制（包括TPP）只有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才有协商统一的可能。这个过程应该是协商的过程，竞争的过程，和平竞赛的过程，优势互补，寻求利益最大化。在安全领域，美国依然是亚太地区传统安全领域的主导者，美国的强势来自于军力优势和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双边同盟体系。由于地缘安全格局的变动，中美在安全领域合作的空间同样存在，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两者合作空间是广泛的。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在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有半个世纪以上，问题不是美国军力存在多或者少，而是怎么使用，怎么发挥作用的问题。美国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必然带动军力增长，因此恐惧中国以军事手段构建势力范围。其实，这是美国以其自身践行的历史轨迹来看待中国发展。美国不是在成为“经济巨人”之后，就使用武力干涉古巴、支持哥伦比亚叛乱的吗？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里，在西半球实施了30余次的武装干涉，或者是为了解决领土争端，或者驱逐那些美国认为无法接受的政府领导人。其实，对于美国来说，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问题不是中国军力和现代化程度怎么样，而是中国军力怎么使用，怎么发挥作用的问题。现在，中国海军已经走出第一岛链，在亚丁湾参与打击海盗的军事行动，这本身就是同美国和其他国家军事力量合作的突出表现。中美在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还很大。这些合作不应该是无原则的合并，而是在遵约基础上的协作关系；不应该是单方面的任意要求，甚至蛮横强求，而应该是相互尊重前提下的竞争与协调。这种合作应是竞争性合作的先导，创建竞争性合作的地区国际格局，为建立全球竞争性合作的国际格局打下基础。
三、中国亟须制定周边战略大框架
中国和美国正在地区格局的变动中发挥作用，两国应该进行协调，有事情要协商，而不是相互遏制和对抗。合作中存在竞争，竞争中有合作，这就是竞争性合作，杜绝战争。共同创新历史。为此，中国亟须制定周边战略大框架。
中国在1980年代初期实施改革开放的时候，走的是一条开放包容的路线，把美国看成是学习的对象，学习美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邓小平亲自出访美国，考察美国领先的科学园区、引进美国的设备和资金。中国同美国存在矛盾和摩擦，但是，中国在那个意识形态依然很强的时代，仍然同美国大搞合作，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美国的技术转让许可。中国学习美国，不是一味顺从，也主张竞争。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在竞争与合作中求得双边关系的稳定，争取平衡发展。这种竞争有时很尖锐，甚至可以使用斗争来描述，但“斗而不破”，为推进中美关系、维护地区稳定、和平与发展做出了贡献。现在，当中国作为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将自己前途命运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的时候，中国提出了“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在中美两国相继进行了领导层更替后，为推动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和政策基础，中美更应该在地区治理、在地区格局的调整进程中积极有所作为。为此，笔者试对制定周边外交战略框架提出如下思考：
思考一，在命运共同体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目标是建立中国周边利益共同体。这是基于地缘空间或地缘板块位置来思考中国周边战略。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要利益都在这个地区，中国必须拥有友好的、稳定的、和平的周边地区，才能确保中国利益的实现和完整无损。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怕事”，更要注意“不惹事”，在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决不损害周边国家的利益，要“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中国是大国，要有大国的气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中，应在保障周边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收获中国的利益。
思考二，中国周边利益共同体的实现途径，原则上应该是双边功能性合作起步，逐步深化，推进多边合作，关键是促进建立有利于利益共同体方向发展的地区机制。这种方式是我们常用的先易后难、先双边后多边、先经济后政治的提法。周边地区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多样文明，与中华文明交流深远，即使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内，经过历史浪潮的冲刷，也锻炼出具有各民族特色的多种文明，文明多样性特别显著。所以，“包容互鉴”是要在处理周边国家间关系中必须弘扬的精神。由于多种文明共存，共同体建设可以考虑先易后难的方式，从双边做起，持久而认真地将其推进。在深化的过程中，条件成熟时可以由双边向三边甚至更多边合作展开，促进建立有利于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地区机制。
篇（5）
党的十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宏伟构想，这是把握世界海洋形势发展潮流，符合中国国情、海情的睿智决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举措。
为了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十精神，推进海洋强国战略的贯彻落实，以“海洋权益——中国国家利益与安全”为主题的中华爱国工程2012高级论坛在京隆重召开。论坛由《祖国》杂志社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海洋法与海洋事务研究中心协办，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指导，旨在汇集各专家学者的智慧和力量，提出新形势下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对策建议，为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言献策。
论坛对当前中国周边海洋安全形势作出了研判，中国在周边海洋骤然面临诸多挑战的背后，三个深层次因素正在起作用。一些邻国与域外大国相互利用，中国崛起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首先是“周边两对矛盾”，即中国与某些邻国的矛盾、中美矛盾。其次是“亚太二元结构”，即亚太经济与安全结构相互脱节甚至对立，体现为一部分国家“经济发展靠中国、安全保障靠美国”，尤其是在海洋安全上。再次，就是海洋合纵连横复杂，三方博弈加剧，亚太海洋新格局浮出水面。
篇（6）
近年来中美在中国周边的博弈趋于激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不同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另外就是中国实力的增长已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构成一定挑战。历史上没有一个守成国会心甘情愿地将其权势拱手让出，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没有看到成文的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就像部分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官员和学者那样，简单地否定或无视美国的对华遏制行为。 2016年8月2日，美国陆军部长埃里克-范宁访问驻韩美军第8集团军下辖的第35防空炮兵旅。该旅主要负责操控“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同样也负责将部署在庆尚北道星州郡的“萨德”反导系统。
其实自2009年以来，美国不仅有系统地遏制中国的行动，而且其所作所为并非都是“阳谋”。美国在中国的周边秘密策划了不少事件，比如有确凿证据显示，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和部分智库学者参与了缅甸反密松水电站行动的早期策划。
进一步回溯，新中国成立伊始，美国就一直遏制和围堵中国，即便是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以后，美国也没有放弃利用台湾等问题来牵制中国。只是因为近年来“”势力在分裂国家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以及中国《国家法》的实施，奥巴马政府为了避免与中国因为直接对抗，才不得不改变了遏制中国的方式和手段。
对中国内政，奥巴马政府以人权为借口，支持“”和“”势力制造事端。在中国周边，奥巴马支持或煽动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与中国对抗，而自己并不出手，试图以较小的代价延缓中国的崛起。在朝鲜半岛，朝鲜多次进行核试验并发射导弹，韩国同意美国在其境内部署“萨德”导弹，东北亚地区局势似有失控的可能。
而且美国在东海、南海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处理朝核问题的政策，还在很大程度上向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国释放了错误的信号：美国将会为维护同盟体系而不惜与中国开战。从而导致菲律宾等国自2010年以来在南海问题上步步紧逼，得寸进尺。
但由于主席提出的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美方的呼应，不破局、不对抗已成为中美之间的共识，中美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利益而大打出手，所以今年以来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已有所松动，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任后也在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淡化南海仲裁案。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因于
美国的作对
虽然近年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与美国不无关系，但美国并不是唯一的变量，周边国家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调整是更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中国周边大多是中小国家，它们既想搭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又担心中国的影响力过大，对中国崛起后的走向持怀疑和戒备态度，因而加大了“大国平衡”外交政策的执行力度，普遍欢迎美国军事力量在本地区（本国）继续存在。从自身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一些周边国家不愿中国或美国的影响在本地区一家独大，也不乐意中美在本地区实行共治，但更不愿看到因中美关系破局而不得不在两个大国之间选边站，甚至成为中美对抗的牺牲品。
虽然近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提升较快，但是与美国还有较大差距，尤其是军事力量的差距更大，这就使周边国家的天平不可能太过倾向于中国。而且还有一些国家与美国是盟国，这就使它们在中美之间“二选一”的时候，很难把中国作为第一选择。因此，中国应更好地统筹运用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力量来开展周边外交工作，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抱有更多的信任、在重大问题上给予我们更多的支持。周边国家在决定是否与中国合作以及如何合作的时候，固然会考虑美国的态度，但最主要的决定因素还是本国的利益。
我们还要注意到这样一些问题，即我们在周边国家有些事情没有做成功，有些投资项目受阻，并非都是美国制造了障碍，有关部门和企业不应夸大美国的影响，用美国因素来掩盖自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此外，也不要妖魔化美国的威胁。目前中国有些舆论过高地估计美国的对华威胁，并渲染激进的反美情绪。笔者认为这种心态和做法不利于维护我国的周边安全。事实上，奥巴马政府在遏制中国崛起的同时，也在调适对华心态，正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和接受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而对于我国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周边安全而言，中美之间不对抗、不破局是最重要的保障。中国不能采取与别国结盟对抗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仅因为中国无法承担结盟的经济和军事成本，而且一旦采取结盟政策，中美之间的对抗就会升级，甚至出现双边关系破局的结果。
维护周边安全需要把握好
两个维度的平衡
对于如何应对周边安全中的美国因素，目前有两种比较极端的看法。一种认为，既然中国周边安全面临的挑战几乎都与美国有关，那么只要与美国搞好关系，我国的周边安全就有了保障。另一种则认为，中国要真正崛起，必须更加“独立自主”地开展周边外交，尽快把美国从中国周边挤出去。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虽然都有可取之处，但却过于绝对。
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方面的根本分歧将会长期存在，而且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依然是最有可能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崛起国。换句话说，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美国不会为中国的周边安全尽心出力，尽管美国短期内也不会因为东海、南海争端以及为菲、韩、日等盟国而对中国采取过度对抗行动，但如果我们把维护周边安全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是找错了对象。
篇（7）
南亚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
TPP与RCEP背景下的中国FTA战略
东盟—中国海洋合作:维护海洋安全和地区稳定
西亚地区乱局与中国的西亚外交政策调整
中印关系中的问题与超越
朝鲜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与外生变量研究
试析韩国对太平洋岛国外交
南海局势新发展与应对新思路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简介
“中国—东盟关系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国际研讨会综述
“2015年中国周边外交的评估与展望”研讨会综述
“全球公域秩序与中国应对战略研究”研讨会综述
“文化交往与身份认同:东北亚地区民族关系走向”研讨会综述
“一带一路”与中国国家大战略设计
“一带一路”构想:和平与发展的若干思考
“一带一路”与中国周边合作全覆盖
中国的亚洲“四环外交”与“一带一路”战略构架
“一带一路”对中国周边外交与亚洲发展的影响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挑战与应对
“一带一路”的内涵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机遇及挑战
论“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风险及前景——以国际关系为视角
“一带一路”与东北亚区域合作
试论打造“一带一路”两大经济走廊示范工程
“一带一路”战略与上海的作用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图解读及应对
欧盟决策共同体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认知与回应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立场与态度评述
“‘一带一路’的战略定位与基本内涵”学术研讨会综述
“总体安全观下的跨国民族与‘一带一路’”学术座谈会综述
未来十年中国周边环境的新挑战与周边外交新战略
主席的亚洲新安全观
论亚洲新安全观与中国
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机遇、挑战及对策思考
中国外交:从历史资源中汲取正能量——对丝绸之路与郑和远航的比较
“一带一路”战略研究现状综述
中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水资源治理:政策评估与未来走势
论文化交流与改善东亚国际关系
战后日本学界的现代中国研究:演变与特点
韩国学界对十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的评估及其启示
《中国工程》与越南的“双向制衡”战略
中国领土争端中的合作与冲突:由《强边安邦》一书说开去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安全与周边外交》评介
美国全球公域安全战略的“塑造者”——评新美国安全中心战略报告《决战公域》
试论中国外层空间防务战略的框架设计
浅析安倍内阁的宇宙战略和宇宙外交——基于安倍内阁两部《宇宙基本计划》的解读
篇（8）
一、国际形势新变化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定位
与会学者认为，国际形势发生新变化，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面临机遇和挑战，其实践不应拘泥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上，要深入推进中国外交与发展能力建设相对接。其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新发展。外交学院杨闯教授认为，当前中国外交理论发展从周边外交开启，“亲、诚、惠、容”的新理念，“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新观念，“正确的义利观”、“可持续安全观”、“承担责任观”的新思想，是对中国坚持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继承及发展。南京师范大学杨守明教授认为，中国外交形成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公共外交的“五位一体”布局，体现“义利兼顾”的价值取向，即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其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定位与目标。外国语学院李洪波副教授认为，中国外交亟需从利用机遇为主转向主动创造机遇为主，从压力之下反应型外交转向主动作为的动力型外交。西南大学王文余教授认为，加强与传统大国、新兴经济体及周边国家的协调合作，以全球眼光思考问题、制定战略，以全球治理为依托，占据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制高点，才能摆脱“大国政治的悲剧”。其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及影响。吉林大学刘雪莲教授认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东亚推进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国利益与东亚各国利益和区域利益、中国的地区合作机制创设和地区发展行为方式创新与东亚国家参与意愿及预期、中国对地区秩序构建理念和治理与东亚国家关系及主流价值的对接程度。华东师范大学叶淑兰副教授认为，日本作为“第三方”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有顾忌心理，建立中美日三国对话机制，实现中美日在亚太地区的良性平衡互动关系是关键。
二、中国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打造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既充实、完善了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也为处理国家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中国应积极从理论创建到实践创新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其一，全球治理变革与中国模式创新。复旦大学陈志敏教授认为，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是构建世界秩序的辅成方面。中国已发展出“两位一体”的治理模式，即负责任的国家治理和伙伴型的全球治理。中国模式治理对世界秩序构建有重大影响，做出了中国特色理论及实践方面的贡献。广州大学沈本秋副教授认为，大数据技术为全球治理带来变革，可以促进调查方法科学化、加强预警能力及促进模式创新。中国对全球治理做出贡献，需要加强政府与社会领域、国际合作、跨部门和超部门机构的大数据建设及运用。其二，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身份变化。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明进教授认为，当前国际安全体系转型包含深刻的中国因素，体现为安全理念博弈。中国提倡的和谐世界观、伙伴关系理念、新安全观与多边合作理念，是“负责任大国”建设的应有之义和大国成长的成功之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胜湘教授认为，中国可以通过“五心”战略化解美国遏华战略，即战略意志和决心、战略克制与耐心、战略信任与疑心、战略目标与重心、战略支点与轴心，避免中美走向大国对抗悲剧。其三，新型合作模式与中国作为。主席提出，坚持在不结盟原则下广交朋友，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国传媒大学何兰教授认为，这从战略高度和全球视角上明晰了中国构建伙伴关系思路。冷战后中国建立基于平等性、和平性、包容性的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体现中国创建新型合作模式的信心决心。中国政法大学刘贞晔教授认为，中国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领域应该有更加清晰的理念和策略。加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安全，促进深层合作、求同存异和共同安全，支持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发挥作用，源头防控、削减库存，加强设备材料保管和人员素质，完善出口管制、海关边检，平衡和平利用与控制扩散关系。
三、中国新安全观与周边外交的理论与实践
“亚洲新安全观”的提出及实践，周边外交的新占位与新理念，驱动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周边外交战略从理论到实践的创新与优化。中国正成为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环境的塑造者。其一，中国国家安全形势及挑战。吉林大学肖晞教授认为，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外部威胁有三点:中国安全利益辐射全球，与西方大国传统战略利益发生矛盾;中国在东亚面临复杂严峻的安全形势;外敌入侵消失，但外部破坏因素渗透加剧，尤其是利用民族分裂势力威胁中国国家安全。辽宁大学唐彦林教授认为，2015年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台标志日美同盟完成调整，这将助推日本摆脱“战后体制”并加快政治军事大国进程，激发地区紧张局势，埋下战略隐患，是中国国家安全形势的风险之一。其二，中国国际安全合作进展与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王勇辉副教授认为，中国与东盟在“大多边”、“小多边”、“双边”等模式下展开许多安全合作行动。当务之急是破解四大难题，安全合作机制的制度化水平低、具有被动性和滞后性、双方存在结构性矛盾、东盟自身结构性缺陷。北京外国语大学马方方副教授认为，以多边合作开展能源外交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方面。目前中国在内部面临应对能源国际化合作准备不足，在外部面临国际舆论环境差、“中国能源”不休等挑战。其三，中国周边外交新战略及布局。西南大学陈跃教授认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目标、风格和特点正从“维稳反应型”的守成外交转变为“主动维权维稳型”的开拓外交，突出顶层设计、总体布局和长远谋划，把构建可敬、可靠、不可犯的大国形象作为新常态。吉林大学刘清才教授认为，推行东北亚大国外交是中国国际地位的体现，表明中国奉行积极的地区政策，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它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大国霸权。中国推动建设东北亚地区新型国际关系和公正合理的地区新秩序，为该地区持久和平和发展繁荣做出了贡献。
四、“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的大国外交
“一带一路”建设将深刻影响中国发展和国际关系构建，需要从多个方面把握，尤其是不能缺少创新思维和风险意识。
其一，“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与反响。北京大学李义虎教授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实现“中国梦”与推行新型外交的双重战略。它是中国首次全面权衡东西两向、统筹海陆关系的国际战略;在全球意义上首次使地缘政治出现软化现象，使国际关系呈现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新常态。苏州大学钮菊生教授认为，共建“一带一路”是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架构，是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山东大学刘昌明教授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有四类反响:美国、日本为代表的竞争派;印度、俄罗斯为代表的暧昧派;韩国、新加坡、中亚国家为代表的响应派;越南、菲律宾为代表的抵触派。中国应在风险评估和正确认识资本竞争关系的基础上，明确立场，采取针对举措。
篇（9）
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周边形势出现了一些明显变化。
第一，美国开始实施“回归亚洲”战略，这是中国周边环境中的一个最大变化。在地区安全秩序上，美国借道双边同盟重返亚洲，并首次参加了东亚峰会，试图构造针对中国的“雁型安全模式”；在地区经济秩序上，美国以主办APEC峰会为契机，提出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框架协议，试图阻止中国主导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美国的重返加大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离心力，周边国家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经济上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这种“二元悖论”使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外交考验。
第二，海上安全成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紧张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海洋政策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是否能够和平崛起的“试金石”。中国的深海战略已经触及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利益，周边国家借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合纵连横”，挑起事端，制衡中国。海上争端将是中长期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中国深海战略面临的外部压力将常态化。
第三，传统的军事安全仍然是中国周边形势最大的软肋，突出体现在朝鲜半岛问题上。2010年，天安舰事件与延坪岛事件的发生，是自1953年朝鲜停战以来不曾有过的。而美国和日本趁机迅速介入，在朝鲜半岛西部和东部海域进行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雏形初现，无疑给中国带来了安全威胁，使朝鲜半岛出现了停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第四，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影响国家政权稳定和检验国家间关系好坏的重要因素。2010年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形势凸显为水的问题，诸如湄公河等跨境河流问题直接影响到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关系。2011年缅甸密松水电站的停建以及中国船员在湄公河遭枪杀的惨案，都对中国的公共外交和地区安全治理构成重大考验。而发生在2011年3月的东日本大地震及其灾难外交，则检验日本与美国及其军事同盟体系的紧密程度和亲疏远近，日本将继续强化美日同盟。
归因于必然
中国周边环境的新变化可以归因于中国、美国和周边国家三方的力量对比变化和互动。2010年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节点。这一年，经过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中国的GDP总量终于跃居世界第二、亚洲第一。中国经济规模最终超越美国已经是大势所趋，唯一不确定的是所需要的时间长短。而经济实力对比变化的实质是中国对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与经济主导权的挑战。
因此，2010年美国开始高调重返亚太，2012年又提出了在亚太地区的“再平衡”，其目的是在亚太地区构建新的“雁形安全模式”。在这种模式中，领头雁是美国，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的关系。第四梯队的显著特点是以地区为平台呈现出网络化发展趋势，是美国塑造亚洲地区秩序的最广阔依托。美国“雁型安全模式”最大的目标是制衡中国，保持自身对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主导权。而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上的摩擦，则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重要“抓手”。
周边国家对于美国的重返态度不一，但多数给予了积极的响应。对于与中国直接有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而言，美国成为他们抗衡中国的主要倚重力量，而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对美国的欢迎则是源于对中国崛起产生的警惕和怀疑，他们希望区域外大国来平衡中国的崛起是很自然的要求。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言，本区域如果要有一个稳定的架构，美国必须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只有中国，不仅不利于亚洲，也不利于中国。
但是，一些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很快开始回调，更多地希望通过对话来约束和规范中国，而不是完全与中国对抗。2011年7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行动指针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变化。
上述表现说明，对于中国的崛起，中国自身和周边国家乃至世界都没有做好准备。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警惕和猜疑，有传统意义上对新兴崛起国家的战略敌意，也有对中国崛起的人性担忧。因此，中国周边形势的恶化更多归因于中国崛起中的一个必经阶段。随着中国力量强大，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过度反应，尤其是当中国略显强硬时，周边国家十分敏感。应对这种新变化，中国周边外交理念和组织形式都应该做出创新性的变化。
创新助推
在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变革中，除了政府这一传统的外交主体以外，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参与者，包括国内利益集团、传统与新型媒体、海外企业与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体国民，他们的观点和行为使得公共外交成为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和中国的国际形象的重要因素。
公共外交对于国家的外交关系往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具有缓解和促进国家间关系的作用。外交参与者的多元化丰富了国家间交往的层次，除了传统的政府间交流外，企业、民间组织以及国民个体间的交往，有助于增加国家关系的紧密度和稳定性。另一方面，外交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增加了国家间关系的复杂性，尤其是参与主体往往具有代表的利益诉求不同，民族主义情绪更为强烈等特点。在近两年周边热点事件中，尤其是关于和南沙争端，媒体与民众对外交的压力和话语权在明显增强，而他们往往具有高涨的民族主义倾向。从外交决策角度看，民族主义显示了维护国家利益的民意支撑基础，但如果民族主义缺乏理性支撑，则会挤压外交协调的空间。
在对外传播中，不同的外交参与主体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国家仍然是最重要的主体。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中国对周边事务的应对，不再应该是被动式和应急式的，而必须及时构建中国的周边战略，同时，发挥主动意识，加强话语权的建设，做好知识储备，营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舆论环境。而从长期来看，构建中国的价值观是中国实现崛起的必要组成部分。
同时，对外传播的创新应该立足于利用中国已有的外交资源，继续依托几个支撑点，做出积极的政策变革。首先，个体国民是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周边国家的华人华侨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中国的新移民群体在迅速扩大，他们应该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和中国国际形象最生动的代言人，而中国周边外交战略对于新移民的引导和利用则具有大有可为的空间。
篇（10）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外经济、文化、科技等交流的日益扩大。边境形势变得日趋复杂，涉外问题日益增多。担负着边境一线管控任务的公安边防部队随着形势的发展，根据与邻国双边关系发展的需要及针对具体事件，与邻国相应边防部门的交流、会谈、会晤、联谊及临时性的约见不断增多。作为一名翻译，在参与对外活动的过程中，不仅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更应时刻注意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笔者曾两次担任省级会谈的主译，经常性参与定期会谈、会晤、联谊及临时性的约见。结合实践，就边防涉外翻译中如何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谈几点体会。
一、翻译人员在公安边防涉外事务处理中的重要作用
翻译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进行沟通的桥梁，是利用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内容进行准确而又完整地表达。无论是在融洽的联谊中，还是在严肃的会谈场合。翻译的人员的作用和地位都是比较突出的。准确的翻译不仅可以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创造和谐的会谈氛围，更可减少理解上的歧义，确保会谈双方观点的准确表达，确保会谈事项的圆满完成。“边防无小事，事事通中央”，从一个侧面凸显了翻译人员在边防对外活动中的重要性。
二、涉外性是公安边防部队的三大特性之一，保持高度政治敏感性在公安边防外事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公安机关的性质，即公安机关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公安边防机关是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武装性、执法性、涉外行是公安边防机关的三大基本属性。
公安边防机关在边境管理活动中，依据国家的授权，按照我国对外方针、政策以及与有关国家签订的边界(境)制度条约、协议、协定，与有关国家相互合作，打击跨境犯罪，进行边境会谈、会晤，协商处理发生在边境地区的涉及双方安全和利益的边境事务，在诸多方面建立了涉外工作关系，成为我国对外工作的组成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边防部门同周边国家的合作联系机制的不断完善，边境管理的涉外性将更加明显。当前，边境地区社会治安总体平稳。但是，不稳定的因素也时有发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增强大局意识，全局观念，在维护边境地区稳定中，要树立与时俱进的思想，切实增强政治敏感性，做好公安边防外事工作，确保边境地区社会稳定。
三、在公安边防外事工作中，如何培养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一）增强爱国情感，坚定政治立场
爱国主义是我军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强大精神支柱，也是战斗精神不竭的力量源泉。作为一名边防官兵，就要不断增强爱国情感，努力培育与推进中国改革事业相适应、与革命军人特殊使命相一致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决克服崇拜金钱、讲求实惠、贪图安逸、计较得失等不良倾向，自觉把牺牲奉献作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同时，还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始终坚持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树立全局观念，善于从国际形势和国家战略大背景中领悟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一切行动都要自觉服从国家政治和外交斗争的需要；强化使命意识，牢固树立“外事无小事”的思想，时刻听从党的指挥、服从战略全局的部署。
外事翻译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原则性都很强的工作，不但涉及到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还涉及到外交关系。所以，一定要始终保持强烈的爱国热情，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以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声誉。有人说：作为警察，身体不好是“废品”，学习不好是“次品”，但政治思想不好则是“危险品”。在公安边防领域，尤其如此。
（二）及时掌握国际国内形势变化，认真分析政治热点问题
公安边防外事翻译人员要要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的水平。深刻认识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内政和外交的紧密联系，科学把握世界的深刻变化及其特点，主动顺应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时代潮流，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内外兼顾、趋利避害。正确观察、看待、分析和把握国际形势，是公安边防外事翻译人员应当具备的一种重要能力。公安边防外事翻译人员掌握了这种能力，才能够立足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放眼世界，善于从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把握方向，掌握发展全局，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外事工作；另一方面也可确保在对外翻译场合中，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三）正式场合与非正式场合均要保持政治敏感性
篇（11）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外经济、文化、科技等交流的日益扩大。边境形势变得日趋复杂,涉外问题日益增多。担负着边境一线管控任务的公安边防部队随着形势的发展,根据与邻国双边关系发展的需要及针对具体事件,与邻国相应边防部门的交流、会谈、会晤、联谊及临时性的约见不断增多。作为一名翻译,在参与对外活动的过程中,不仅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更应时刻注意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笔者曾两次担任省级会谈的主译,经常性参与定期会谈、会晤、联谊及临时性的约见。结合实践,就边防涉外翻译中如何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谈几点体会。
一、翻译人员在公安边防涉外事务处理中的重要作用
翻译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进行沟通的桥梁,是利用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内容进行准确而又完整地表达。无论是在融洽的联谊中,还是在严肃的会谈场合。翻译的人员的作用和地位都是比较突出的。准确的翻译不仅可以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创造和谐的会谈氛围,更可减少理解上的歧义,确保会谈双方观点的准确表达,确保会谈事项的圆满完成。“边防无小事,事事通中央”,从一个侧面凸显了翻译人员在边防对外活动中的重要性。
二、涉外性是公安边防部队的三大特性之一,保持高度政治敏感性在公安边防外事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公安机关的性质,即公安机关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公安边防机关是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武装性、执法性、涉外行是公安边防机关的三大基本属性。
公安边防机关在边境管理活动中,依据国家的授权,按照我国对外方针、政策以及与有关国家签订的边界(境)制度条约、协议、协定,与有关国家相互合作,打击跨境犯罪,进行边境会谈、会晤,协商处理发生在边境地区的涉及双方安全和利益的边境事务,在诸多方面建立了涉外工作关系,成为我国对外工作的组成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边防部门同周边国家的合作联系机制的不断完善,边境管理的涉外性将更加明显。当前,边境地区社会治安总体平稳。但是,不稳定的因素也时有发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增强大局意识,全局观念,在维护边境地区稳定中,要树立与时俱进的思想,切实增强政治敏感性,做好公安边防外事工作,确保边境地区社会稳定。
三、在公安边防外事工作中,如何培养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一)增强爱国情感,坚定政治立场
爱国主义是我军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强大精神支柱,也是战斗精神不竭的力量源泉。作为一名边防官兵,就要不断增强爱国情感,努力培育与推进中国改革事业相适应、与革命军人特殊使命相一致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决克服崇拜金钱、讲求实惠、贪图安逸、计较得失等不良倾向,自觉把牺牲奉献作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同时,还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始终坚持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树立全局观念,善于从国际形势和国家战略大背景中领悟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一切行动都要自觉服从国家政治和外交斗争的需要;强化使命意识,牢固树立“外事无小事”的思想,时刻听从党的指挥、服从战略全局的部署。
外事翻译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原则性都很强的工作,不但涉及到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还涉及到外交关系。所以,一定要始终保持强烈的爱国热情,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以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声誉。有人说:作为警察,身体不好是“废品”,学习不好是“次品”,但政治思想不好则是“危险品”。在公安边防领域,尤其如此。
(二)及时掌握国际国内形势变化,认真分析政治热点问题
公安边防外事翻译人员要要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的水平。深刻认识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内政和外交的紧密联系,科学把握世界的深刻变化及其特点,主动顺应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时代潮流,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内外兼顾、趋利避害。正确观察、看待、分析和把握国际形势,是公安边防外事翻译人员应当具备的一种重要能力。公安边防外事翻译人员掌握了这种能力,才能够立足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放眼世界,善于从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把握方向,掌握发展全局,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外事工作;另一方面也可确保在对外翻译场合中,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三)正式场合与非正式场合均要保持政治敏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