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学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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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理化学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物理化学实验作为是一门实践性课程，在实际教学中常出现与实践课程不符的情况。首先，由于教学内容主要为基础性验证实验，所以存在照方抓药、照葫芦画瓢的问题：实验在教师精心安排下进行，即实验内容有指定的教材，实验仪器设备经过调试，实验试剂及药品提前配好。上课时，先由指导老师详细讲解实验原理、步骤以及仪器的使用注意事项，才由学生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实验。其次，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实验教师充当保姆的角色，学生往往疏于思考，为实验而实验，甚至出现由于仪器插头没插上，仪器无法运行，学生找不出原因，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最后，由于仪器有限，学生通常被分成小组，分组进行实验，由此出现部分学生不参与实验，只是进行实验记录等简单工作，因而出现不会操作实验仪器设备，更无法提高实验技能。

3结合实际在民族地区师范院校进行

物理化学实验教学改革针对上述问题，有必要进行物理化学实验改革，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真正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创新精神及实践能力。为了提高物理化学实验教学效果，实验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3.1充实教学内容

在基础性验证实验基础上增加开放式物理化学实验。开放式物理化学实验带有综合性和设计型实验的特点，以学生自学、自主活动为主，教师只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指导。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师范类高校，由于学生知识储备、动手能力都不能和其他地方师范类院校相比，加之现有实验仪器又和综合性大学存在差异。本着创新即为充分发挥学生主动性、调动学生实验热情、培养和发展创造能力，在实验内容上应更多关注能对未来教学工作提供教学信息的实验内容，如：日常生活中的化学，包括洗衣粉表面活性的测定、牛奶中蛋白质含量的测定、柴油燃烧值的测定，环境保护相关的话题如含酒精汽油的燃烧性能、蔬菜中重金属含量的测定等。这些实验内容虽不具有研究的创新性，但对学生却是更具吸引力。

3.2采取灵活自主的实验设计

对于开放性实验部分取消具体实验安排，由学生自行查阅资料，设计实验方案，提出所需仪器、药品。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将易做实验做出新意，可附加要求：如牛奶中蛋白质含量的测定，要求学生利用现有的不同仪器提出至少两种实验方案；在固体燃烧值的测定基础上要求学生测定液体燃烧值，如添加二茂铁对柴油燃烧值的影响。实验过程完全由学生自行完成，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老师只是帮助分析原因，把问题的最终解决权交给学生，让学生在解决问题中体会到实验的乐趣。总之，整个实验过程中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大到设计实验方案、测试数据、分析实验结果，小到查阅资料、组装实验仪器、配制实验溶液均由学生自行完成。在实验过程中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安排、自由发挥的能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精神。

3.3健全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改变传统评价体系，实验指导教师摆脱保姆角色，成为评判者。在实验过程中，观察学生实验情况，并细化每个实验的得分点，提高课堂表现及开放实验的得分百分比，使实验成绩与学生的实际表现紧密联系，调动学生参与实践的积极性。

4民族地区师范院校物理化学实验教学改革实施的思考

通过物理化学实验教学改革可以加强学生的独立性，培养自信心，锻炼意志力。但由于民族地区学生自身的特点，在实验教学改革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根据学生总体素质的实际情况，注意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创造能力的发挥，而不应过多强调实验内容是否具有最新的科学研究价值。因为实验教学改革的主体是民族地区师范类学生，生源大多来自欠发达地区，总体素质无法与发达地区相比，所以应注重于创新理念的传达，过多强调科研价值势必打击学生实验热情，更难激发其创新信心。（2）开放性实验的时间安排上，应放在基础实验结束后，时间安排上应更宽松，让学生可以充分拓展自己的潜能。开放性实验个数上不应过多，应该少而精。（3）在实验改革中要强调实验过程的团队精神，使学生在实践环节培养团队意识，为学生日后的学习、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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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历史文化融入成高古代文学教学的思路

(一)编写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

不同地域有各自的历史文化，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有不同的特点和特色。齐鲁大地，因为是先哲孔子和孟子的故乡，因他们而发轫的齐鲁文化闻名中外;位居我国西北的三秦大地，因为有了半坡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昭陵、乾陵等古代遗迹而使三秦文化大放异彩;地处中原的洛阳、开封因有多朝立都而被国家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即便位处岭南一隅的桂林，也因为古代文化遗址众多、古代文人墨客来往者众多而位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既然各地都有各具特色且丰富多彩的地方历史文化，如能将其编写成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不仅能极大地拓展古代文学的外延，而且能极大地丰富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同时，还会进一步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让学习内容在学生的心目中更加可亲可近，从而极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二)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

以前的成高教学很容易落入普高教育之俗套，即内容上以文学史及理论学习为主，方法上以课堂教学为主，全然不顾学校特点和学生实际，导致教学效果不佳。为了扭转这样的局面，成高教学应大力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着力加强教学的形象性、具体性，从而不断提高教学效果。以桂林为例，因为桂林拥有众多的文化遗存遗址(如甑皮岩遗址、兴安灵渠、独秀峰下东晋颜延之读书处、唐曹邺南溪山石刻、宋城墙、明王城等)。这些遗存遗迹反映了古代桂林灿烂的文化。它们大多位于市内或城郊，有的步行可达，有的骑自行车半小时可到，它们就在我们眼前或身边。在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我们不妨把更多的时间从课堂搬到具体现实环境中，使教学从死板变活泼，从抽象到具象，使学生从昏昏入睡到兴趣盎然。如当我们学习到先秦文化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到兴安灵渠进行文化参观，考察灵渠修建年代、修建的原理、修建的巨大历史意义等;当我们学习到东晋陶渊明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参观独秀峰下颜延之读书岩，让学生了解当陶渊明“除荳麦苗稀”“戴月荷锄归”的时候，颜延之正在独秀峰下挑灯夜读的故事;当我们以愉快、轻松的心情欣赏李白的《朝辞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我们不妨在学期考试结束以后带学生到漓江乘舟而下，体验一下当时的心情;当我们学习元杂剧的时候，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古代的桂林(乃至广西)有哪些戏曲形式，哪些已经消亡，哪些还在流传中，消亡了的“广西文场”有什么特点，是否还可以挖掘、整理，使之复活?还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桂林彩调”与“京剧”“昆曲”有什么不同?是否可以找出桂林彩调，如“黄三打鸟”或“三看亲”进行排练?等等。其实，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只要我们能与地方历史文化恰当结合起来，就能使课堂生动起来，形象起来，不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三)深入实地考察，绘制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

一个地方具有如此丰富的古代文化文学资源，如何让它们更具象更有效地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呢?通过实地考察，绘制一个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桂林既然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文学遗迹遗存众多，我们不妨在给学生布置作业时进行大胆的改革，把过去那种以分析作家作品为主，变为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下到实地，分门别类地对文化文学遗迹或遗存登记或拍照，然后根据登记或拍照的情况，绘制一幅当地文化文学的实景地图，这样更能提高学生印象，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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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饮食文化研究方面，有关饮食的象征性意义以及不同群体对其的解读得到了广泛的讨论。首先，饮食承担着某种物质意义。Cook认为，饮食是“嘈杂的（noisy）”，他引用Stassart和Whatmore的话指出，“一只鸡、一颗洋葱和一磅面粉不会用相同的方式向消费者‘诉说’它们的故事”[10]。其次，饮食承担着社会文化意义。如Jackson等指出，饮食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过程中，其社会文化意义经历着不断的发展和重塑，并认为饮食在商品链中以产品的形式传递了动态发展的社会文化意义。一方面，饮食能够作为社会差别的标志，反映人们的社会身份。例如Cohen和Avieli在阐述人们的饮食习惯和用餐礼仪时，指出对于西方人来说，运用餐具盛放食物和食用食物是一种文化习惯和文明行为。另一方面，饮食被认为是地方的象征，反映了人们关于“我来自哪里”的身份界定，人们对饮食的选择，反映了他们对某个地方或者该地方所承载文化的情感倾向。例如，Collins指出，对于韩国人来说，泡菜是他们身份的象征，米饭是他们最基础的食物，肉则象征着财富。同时，饮食能够作为人们体验其他地方习俗和文化的途径。例如，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越南和其他亚洲国家，餐厅往往会把活鱼活兽养在水缸或者笼子里供顾客选择，这种行为在当地文化中象征着食物品种多样、质量优良和新鲜。而西方的游客却会拒绝食用这些“新鲜的”食物，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还会动的动物是不能吃的。因此，人们对饮食的选择取决于他们对这种饮食的象征意义解读，即取决于饮食与人们的沟通，但这种沟通时常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群体中形成某种落差和误解。

2、饮食的文化经济研究

近年来，标志人文地理学发展最显著的特性便是重新强调商品文化，即经济和文化的融合。由于现代饮食产业通过将食品的生产和消费与饮食文化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可以说是一种商品文化的表现形式。国外人文地理学关于饮食的商品文化研究涵盖了整个饮食产业链，从饮食的生产、运输、零售和消费的各个方面探讨饮食所起的社会文化作用和人地关系。关于饮食生产的研究往往将饮食与农业及其相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探讨食品种植和生产的影响因素，及其过程中体现的人地关系。这些研究指出，食品农业受到食品贸易政策和替代食品经济（alternativefoodeconomy）的影响，食品市场的“质量转向（turntoquality）”强调了对全球同质化食物的摒弃，而转向对更加“本土”和“自然”的食物的消费，这一趋势影响了食物的种植和生产。同时，Marsden指出，在获取食物的过程中，人类具有通过社会活动定义自然的力量，将“文化”嵌入农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农业生产活动、农业经济，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道德、环境认同和性别认同等问题的研究中。近年来，地理学者们开始从对饮食生产的关注转为对饮食消费的探讨。一些地理学者指出，空间、地方以及消费行为、消费循环和流通是经济地理学重构的核心。在此背景下，与饮食的零售和消费相关的商品链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例如Cook和Crang探索了商品唤起的“双重商品拜物教（doublecommodityfetishism）”地理知识，改变了地理学家对“产品如何、为什么和在哪里生产”的无视状态，这些地理知识意味着消费者的权力在复杂的全球饮食文化的流通过程中显得越来越衰弱。同时，由于地方饮食能够很好地体现城市的地方性并成为城市的地方品牌和文化遗产，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以寻求新奇的饮食体验为旅游动机，体现城市地方特性的饮食便成为了识别和营销旅游目的地形象的重要方面，因此旅游中的饮食消费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例如Mak等指出全球化在对地方饮食体系构成了威胁的同时，也成为了为旅游目的地饮食产品再造的重要动力，推动了旅游目的地传统美食及其特殊性的重构。Cohen和Avieli指出人们在旅游目的地的饮食消费行为是相当复杂的，并受到了以往的饮食经验、新鲜感和安全感等方面的影响，认为游客对目的地饮食同时具有吸引和排斥的情感。总之，有关饮食文化经济问题的探讨是现阶段国外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饮食文化研究最为核心和重要的方面。

3、饮食的文化政治研究

在商品文化研究盛行的背景下，有关饮食的文化政治研究主要关注饮食作为一种商品，在商品网络中体现的政治问题。在食品的生产方面，Winter指出，西方的饮食再政治化源自1980年代对共同农业政策（commonagriculturalpolicy）的批判，从而使农业和农村都受到开放和冲突政治的影响。与此同时，对食品远距离运输的抵制、伦理消费和道德经济的出现，使消费者更加希望能够清晰获得食品的一切生产信息。这些道德消费者往往抵制垄断的跨国企业生产的食品，而倾向于购买平等交易的食品和本地生产的有机食品和健康的肉类，并支持本社区的农业活动，人们的这种行为使本国政府和主要的食品零售商接受了较大的挑战。对于研究食品农业的地理学者来说，这些趋势使他们的研究从时间（通过记忆和忘记）、空间（通过连结和分离）、可见性和非可见性的视角探讨食品农业体现的道德经济以及个人和集体责任。而由于环境主义以及社会学科对自然—社会联系的关注，将饮食和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探讨其社会作用也是饮食农业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在有关食品销售过程的研究中，Redclift关于口香糖的著作《口香糖：味道的命运（Chewinggum:thefortunesoftaste）》指出，虽然生产口香糖的原材料来自墨西哥，但是它到达美国之后，才被赋予了“出生证明”。同时，在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居住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高地森林的生产口香糖的贫穷人口，其利益的新生产和交易规则的实施受到了巨大的阻力。在整个商品网络中，口香糖反映了权力不平等的地区政治经济对口香糖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而另一些学者则探讨人们日常饮食消费活动中的政治因素。Smith和Jehlicka通过对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居民的饮食传记研究，发现饮食是中东欧社会（尤其在社会主义系统崩溃之后）人们感知以及将自己放置于（或感觉自己存在于）戏剧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动荡中的最直观方式，同时指出，该地居民的饮食消费行为反映了他们对自治权的差别性对待、反抗和承担，认为西方（发达）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完全支配了中东欧，也不存在文化霸权现象。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集中于饮食业的商品链、商品流或者商品网络中所反映的道德和责任问题，强调了食品所处的商品网络中蕴含的压迫和抗争。

4、饮食与认同的相关研究

关于饮食与认同的研究中，最为突出的是饮食所唤起的地方、种族或民族认同现象。以往研究表明，人们的饮食习惯和口味偏好能够产生和维持他们的种族或民族认同，因为人们往往将美食和某种菜系与某个种族、民族或者国家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决定“吃什么”是维护种族或民族认同和地方认同的核心举措。在有关饮食和认同的研究中，学者们运用饮食探讨种族认同的发展和维持以及女性、漂泊人群（diaspora）、移民、流离失所者、被奴役的人群和贫困人群的文化身份认同，研究的主题往往涉及到非白种人（边缘种族）如何被赋予异域风情的标签或妖魔化，边缘群体的饮食历史如何被忽视、挪用或者被占主导地位的族群边缘化，以及这些被压迫的族群如何抵抗。例如，Ray[36]指出，一些白种人作者将某些食物与非洲侨民相联系，并使之成为黑人身份的表征，这事实上是从白种人的视角重新解读黑人的身份，并给食物贴上了种族的标签；Williams-Forson关注食品的失实描述（misrepresenta-tions）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鸡肉在塑造黑人女性身份认同（包括种族认同和性别认同）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人们的饮食生产和消费行为反映了他们对文化和种族同质化的抵抗。例如，一些非裔美国人在食谱写作中，往往会斥责美国白人对黑人食品的负面描述，并寻求根除烹饪种族主义（culinaryracism）的方式。除此之外，学者们还把饮食与移民的怀旧（nostalgic）情怀相连结，移民不仅运用故乡饮食修复在迁入地的孤独感、疏离感和对故乡的怀念，还利用迁入地资源与故乡饮食创造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饮食文化，以克服记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分裂。这些移民所创造的饮食体系，被称为怀旧美食（nostalgicgastronomy），因为它通过迁入地的食物再现了移民迁出地的饮食文化，体现了移民对故乡的地方认同和情感依恋，以及在迁入地形成的乡愁。除此之外，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的饮食行为反映出的并不是对某个具体地方身份的认同，而是一种“世界主义认同（cosmopolitaniden-tity）”。例如，Duruz分析了生活在伦敦和悉尼两个多元民族购物街区附近的两名妇女（一个是英国人，另一个则是拥有英国血统的澳大利亚人）的饮食生活传记，指出这两名妇女的描述是连续却存在差异的，反映了她们对想象的“亚洲”、“欧洲”和“世界”的认同。

二、人文地理学的饮食文化研究趋势

从上述研究内容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全球扩散，关于饮食文化的人文地理研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对饮食的全球进程及其凸显的新型、动态的人地关系，饮食文化和饮食活动对空间的塑造，以及饮食空间意义的关注。这些研究趋势不仅体现了地理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还凸显了人文地理学对“人”这一主体的进一步关注，强调了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具体来说，人文地理学的饮食文化研究趋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饮食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影响

受到人口跨地方迁移的影响，饮食开始跨越地理边界移动，使得饮食的全球化现象越来越普遍。随着这一现象的普遍化，文化帝国主义和麦当劳化带来的“全球味道（globalpalate）”和“全球菜系（globalcuisine）”，即饮食同质化现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也因此显著地影响了地方的饮食形象和认同（一个地方饮食景观的总体形象），并剥夺了游客和本地居民的地方感，成为了切断食品与地方之间的纽带，或“地方味道（tasteofplace）”[50]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全球化也被认为是饮食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文化全球化带来饮食文化霸权和麦当劳化的同时，世界文化理论（worldculturetheory）和“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理论则提供了一个“双向”的视角，强调了全球和地方的交缠生产并再生产了地方的社会文化空间和人们的文化认同。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的表征是“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现象，使文化、身份认同和特定地方之间的联系显得越来越弱，文化的全球互连则越来越普遍，其通过说明文化认同不再拘泥于民族国家以及将地方作为文化的载体，强调去文化和去地方（化），以及文化的重构和地方重构。一方面，对跨国主义的关注为饮食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使学者们开始考虑跨国移民在生活中如何购买、准备和消费饮食，认为人们对熟悉的饮食产品的消费，让跨国移民们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世界重新生产为理想的、反映自己民族的家园。另一方面，跨国主义的框架能够用于解释人们动态变化的饮食行为和体验。跨国主义将文化和经济结合在一起，很好地描述了移民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行为及其对饮食的社会文化解读。同时，饮食产品的意义在跨国流通过程中是动态变化的。总之，对于全球化和跨国主义背景下的饮食文化研究往往着眼于饮食的差异性意义解读、商品文化和人们的复杂认同，凸显出饮食在全球流通过程中的意义变化以及对人们认同的塑造作用。

2、关注饮食的意义以及人、饮食、物质环境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

大卫•哈维在课堂上提到，“我常问那些地理系新生，他们刚才那顿饭是在哪儿吃的。回忆制作这顿饭的所有原料可以揭示它对各个社会关系和生产条件的依赖”。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饮食是我们生活世界的隐喻，有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人们在吃的过程中往往会通过各种感官对食物及其包含的文化意义进行感知，并或多或少地与他人发生社会联系，也就是说，吃是一个生理的和社会的过程，该过程使饮食具有物质的和社会的双重意义,是一种包含了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文化现象。同时，饮食可以被理解为文化沟通系统的一个标志，并可以丰富饮食和饮食文化生产的“象征性”方面。在近期的饮食地理研究中，人们饮食行为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被广泛探讨。例如，PeterJackson运用社会和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探讨了饮食的文化意义。首先，他认为印度饮食在英国的流行响应了英国市场对“亚洲时髦（Asianchic）”的热情，并指出有关物质文化的文化地理研究必须重新关注文化物化（cultur-almaterialism），而不仅仅只是解读其象征意义。而后，Jackson在他的著作《变化的家庭，变化的食物（ChangingFamilies,ChangingFood）》中将饮食研究延伸至家庭中，探讨饮食与家庭结构和人们家庭生活的关系，指出人们日常的饮食行为变得更复杂，并且人们更加关注饮食过程中体现的社会不平等，而不仅仅是为生活健康的问题。

3、从探讨饮食和饮食文化本身的地理学研究，转向对饮食空间问题的探讨

新文化地理学强调文化的空间性，并将文化视为空间过程的媒介，指出文化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媒介，人们通过这种媒介把物质世界的平凡现象转变成由这些现象赋予意义和价值的世界。在现实中，空间的隐喻（metaphor）就是文化。人们之所以能够从某种事物的空间形式中感受到某种文化力量，正是因为人们理解了这种空间形式所代表的文化意义。这一趋势反映在饮食文化研究上，便是人文地理学开始对饮食空间研究进行关注。在国外饮食研究中，餐厅、食物市场、超市、厨房等公共或私人的饮食空间都是其常用的研究对象，其中的空间实践和人们的地方情感和身份塑造问题更是被广泛探讨的话题。

三、研究展望

段义孚说“也许世界上再没有其他文明如中华文明一般重视烹饪的艺术和饮食所带来的愉悦感”，中国文化是“饮食中心文化”。然而，我国与饮食相关的地理学研究却相对比较缺乏，仅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饮食文化的区域分化及其形成原因、饮食景观、饮食消费行为的时空分布等方面，个别研究开始关注人们在城市饮食空间中的感知，及其在该空间中形成的复杂地方感，与国外相关研究有着显著的区别，难以与前沿的地理学思潮对话，也难以为国际饮食地理研究提供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贡献。因此，本文在回顾国外饮食文化研究内容和趋势的基础上，对国内饮食文化研究提出以下展望：

1、从“时间—空间”的角度关注饮食体系所表征的人地关系问题

从时间—空间的维度来说，关于饮食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同样的食物对于不同的群体蕴含着不同的意义；二是，人们在不同的时间对饮食意义的解读会产生差异。但是，国内相关研究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尚浅，因此，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相互交缠的维度探讨国内不同尺度地方的饮食体系所反映的社会文化问题，以及动态、差异的人地关系。

2、关注饮食所反映的跨地方问题

对于我国来说，最为显著的社会背景是人口跨越较小规模地方边界的迁移，例如省际迁移和城际迁移，以及人口从乡村流向城市。这些流动的群体如何用饮食来表征自己割裂的地方认同和身份认同，又是怎样用饮食来适应新的生活？同时，人口的跨地方迁移或多或少地使迁入地的社会空间产生改变，形成新的饮食空间。这些空间如何被社会生产，如何在城市中聚集，是否形成动态的社会边界，又是否成为人们跨文化认同和文化冲突的焦点？为响应国际饮食地理研究的发展趋势，凸显中国特色饮食地理研究，并对我国城市中的跨地方问题作出更好的解释，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有必要成为国内饮食文化研究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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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文本的互动对话教学文本是教师与学生一起合作完成的，主要有教材以及其他现成文本（如课改指导纲要、学科视听资料、学科课程标准等）、教学设计文本（如教案等）、在授课过程中创造的文本、教学告一段落后产生的文本（如作业、教学记录等）。学生实现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对话，主要是指学生凭借自己现有经验、知识和情感去对文本进行体验和建构的过程。也就是说，文本已经变成了另一个“自己”，是与学生自身平等的个体。通过学生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对话，学生能够不断对知识进行“温故而知新”，对一些重点难点问题不断加深理解。

二、互动对话教学模式在高中地理中的经验教训

1.互动对话教学模式在高中地理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互动对话教学模式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导致了无效课堂等问题。目前，互动对话教学模式的应用主要面临的问题有：首先，为了对话而对话，没有实现精神上的沟通，从而使互动对话课堂流于形式化。比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让同学看着西气东输的路线图询问西气东输的起点和终点。其次，学生参与课堂对话缺少自主性，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容易形成完全凌驾于学生之上的问答式教学，曲解了对话教学模式的真正内涵，而学生也只有回答“是”、“对”等这样的简单赞同词语。第三，师生对话毫无目的性，将富含知识性的地理问题变成了毫无目的的闲谈。比如昆明发展花卉业的原因，有些学生就会联想到清明节、情人节等节日送花习俗等，完全偏离了地理的学科范畴。

2.互动对话教学模式在高中地理中的经验互动对话教学模式是一项适合新课程改革标准、能够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教学模式，为此，教师应该积极探索互动对话教学理论的探索和研究，使自己不断明确互动对话教学的内涵，通过教师、学生、文本之间的对话，促进师生实现共同发展，做人性化教学，使学生的全面发展得到尊重和实现。另一方面，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的主体意识被激活。同时要开展小组对话交流，并制定明确的小组对话原则，教师应该对小组交流积极做出正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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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艺术;剪纸;东北;审美

剪纸艺术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流传广泛。东北的剪纸艺术具有鲜明的氏族社会大地崇拜、祖先崇拜的原始文化特征，与当地普遍信奉的萨满教关系密切，本文以东北剪纸艺术的审美意象为例，研究地域文化艺术中的美学理论。

一、审美与剪纸艺术

(一)审美。我国当代美学理论研究在学习西方美学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目前形成了以实践美学为主流的美学理论体系，审美是一种实践活动形态，与人生实践紧密相关。相比古人，现代人更加需要审美。美学以审美活动为对象，通过审美这一特殊的实践活动，构建人类审美的价值体系。审美价值则是在审美主体与对象的精神互动过程中确立起来的。

(二)剪纸艺术。剪纸艺术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东北剪纸艺术是我国民间剪纸艺术当中的一个类别。任何艺术品都是人们按照自身审美观念以及生活习俗创作出来的，将自身情感和信念融入其中，表达对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剪纸艺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其独特的人文性和民族意蕴，见证和传承着深厚的中华文明。

二、东北剪纸艺术的审美意象

(一)东北剪纸艺术。东北剪纸艺术以吉林和黑龙江为代表，题材上有满族祭奉祖先的古俗之物，即旗装马靴的姥媳人(神)。萨满教中，萨满即为沟通人与神的巫，其所供奉的神即为姥妮人，也就是老太太神。东北剪纸艺术与民间信仰萨满教关系密切，满族祖先很早便用鱼皮、兽皮等剪刻成神偶用于祭祀，这只是东北剪纸当中的一类题材，此外还涉及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常见龟、蛙、人参等，剪纸人物人神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二)审美意象。审美意象，从中国古典美学的角度来说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也就是艺术的本体。如果从中国现代美学体系的角度看，它同样居于核心地位。艺术家用某种媒介物构建出意象，表达感情，就是艺术。也就是把情感融入某个符号化的意象，人物、动物等元素构成实物剪纸，而在审美当中，审的不是剪纸本身，而是其蕴含的意蕴，也就是象。东北剪纸中，娃娃、莲花、葫芦等象征着多子多福，家禽家畜等象征着吉祥幸福。每当重大节日，人们就会用剪纸来布置环境，操办喜事也惯用喜字剪纸等。这种方式将东北剪纸艺术的审美意象呈现出来，将人们心中的意象用实物传达给其他人。审美活动是一种价值活动，表现人的精神价值和精神需求。东北剪纸艺术内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因素，有着强烈的生活气息，无论是复杂还是简单的剪纸作品，都能使人产生联想和美感，并获得不同的身心感受。

(三)审美价值。首先是题材美。东北剪纸艺术可以说是东北老百姓自己的艺术。一般剪纸艺人多集中在农村，闲暇时，他们用灵巧的双手将生活的感受融入剪纸当中。剪纸作品通常歌颂正面和积极的情感，表现对生命的热爱。鸟兽虫鱼、花木、粮食、人物等元素构成有趣而精巧的剪纸造型，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如图1所示，该作品蕴含多子多福、望子成龙之意。其次是寓意美。剪纸一般用于纳吉祝福、劝勉警诫、祛邪除恶。这些内涵表达着人们的感情和对生活的追求，体现一种内在精神品质。第三是构图美。一把剪刀就能剪出龙凤、剪出人物、剪出鸟兽虫鱼，具有鲜明的构图美感。第四是含蓄美。剪纸作品题材来源于生活，用简洁朴实的图案表现生活的点点滴滴，只要细细品味，就能够发现剪纸艺术巧妙的手法和表达方式。同时抽象且含而不露的形象，让人联想和思考，耐人寻味。第五是教化之美。剪纸中蕴含的意象有吉祥造型、神话传说等，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同时也是对黑土地文化的传承，教化了一代代的东北人。

三、结语

从当代中国美学理论体系来看，东北剪纸艺术蕴含着丰富的审美价值，值得人们细细品味鉴赏。其所表达的美学意蕴，深含当地的文化特性。剪纸来源于民间，映射着老百姓的精神世界，美学观念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深处，灌注进剪纸艺术当中，发挥着强大的魅力与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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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领生活探究，提高学生解决生活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创设生活情境，激发学生兴趣，唤醒学生体验是第一步，让学生学会自主、合作地探究问题、解决问题才是重要的，这离不开教师的指导和引领。罗杰斯曾指出：“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不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是主动的、积极的探索者”我们教师应该努力为学生构建独立探究的情境，而不是提供现成的知识。引导学生学会用地理的思维去观察、分析身边的现实问题，并进一步地去解决这些问题，提高他们应用地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设计的探究问题应难易适中，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让学生经过思考、通过观察、实验、推理等各种方式进行实践探究，得出结论。同时应照顾到全体学生的需要，具有一定的层次性，让不同学生在探究过程中都能获得愉快成功的体验。作为教师我们也是探究活动的合作者，要站在学生的角度，尊重学生的意见和见解，耐心倾听。例如，在教学地球自转的线速度时，通过引入的诗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让学生阅读教材，小组讨论分析这诗句所说的坐地日行八万里是否合理。学生们在激裂的讨论、思维的碰撞后得出结论：只有在赤道上地球的周长才是8万里，所以只有在赤道上才可以实现。又如在教学自然灾害地震知识时，组织学生围绕四川汶川地震进行讨论，用板块构造学说的理论分析地震产生原因，造成重大伤亡的自然和人为原因。从而提高学生抗震救灾和自我保护的意识。

三、激活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

教师要引导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和方法解决类似的问题，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实现认知的迁移和科学思维方法的熟练应用。例如在教学地图三要素后，让学生自主观察学校校园环境及构成，并根据记录内容画出平面图，引导学生注意用纸的大小和比例的选择、分配，如何规划校园内建筑的位置、比例、方向等。通过这样的活动，学生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地图三要素并达到了活学活用的效果。将地理教学生活化，激发了学生的创造潜能，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

四、组织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让地理回归生活

地理知识源于生活，最终也要回归生活。地理课程中的很多知识在日常生活中都能找到原型，例如地表形态、土质水文、风力风向、气压气候等。所以高中地理的教学要走出课堂，鼓励学生到大自然、到社会生产生活动中去探究，将教材内容与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达到学以致用、提高技能的目的。例如组织学生到大自然中观察地形、地质和地貌，观察星象、测量经纬度等，使学生亲身体验地理知识产生的过程；组织学生调查当地的水质状况，采集用水标本，针对水的颜色、杂志含量等展开分析讨论，从而引导学生保护环境、节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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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专业核心能力的机械设计课程层次化递进教学模式

基于专业核心能力的机械设计课程层次化递进教学模式是以素质教育思想为指导，以培养高素质的具有专业核心能力的“应用研究型”人才为出发点，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实践能力为考核重点的新型教学模式。它包括以下几点：

2.1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

2．1．1培养内在基础雄厚的专业核心能力强调《机械制图》、《机械原理》、《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等基础课程知识的掌握。以这些课程知识为基础，进行《机械设计》课程的教学。不能为求特色而放弃最根本的东西，如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会使培养的学生华而不实，后劲不足。

2．1．2培养可以持续延展的专业核心能力依靠专业基础平台，而非专业方向平台获取专业核心能力。对于《机械设计》课程的基础理论知识要掌握扎实。扎实的专业基础能力才能保证学生具有更宽的择业面、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保持其专业竞争优势。

2．1．3培养独特的个性化的专业核心能力服务区域经济建设，解决企业技术难题，是合工大机汽学院的办学特色。因此，我们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就是“应用研究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即：适合我国市场经济广泛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掌握现代机械设计制造先进技术、具有创新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应用研究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独特个性的教学方式，可以使其他高校很难模仿，将有助于提高我专业学生的竞争优势。

2.2层次化递进教学模式的课程体系

（1）基础阶段包括：理论教学、课程实验。理论教学必须建立合理的课程内容体系，应根据学生的培养方向、专业特点和学时等因素对所讲授的内容作必要地取舍和补充。在教学过程中，以课程设计或毕业设计的项目为案例对学生进行分组、分阶段地的教学，学生在不同阶段提交不同的成果，并在课堂上进行成果展示和讲解，不同阶段的成果包括：项目文档、大作业、应用程序、实验、设计报告和课程总结等形式。教师负责课程中原理、方法和技术的讲授，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阶段性成果进行点评；根据各个项目小组的整体完成情况和小组成员在其中的表现综合评定每位学生的成绩，从而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锻炼和培养学生的协作性和团队精神。课程实验以基础实验课程形式单独出现，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散到项目案例驱动的各个阶段中。对于其考核，要注重过程性的管理和考核，而不应只注重结果的考核。

（2）能力提高阶段包括：课程设计、大学生创新设计。课程设计这个教学提高环节可以为巩固所学的知识，并为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打下基础。根据课程特点，对于教学过程的考核，与课程实验的要求相似。采用这种过程考核方式抓住了学生的学习过程，便于老师把握学生学习的阶段性效果。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相关的大学生创新设计，根据不同学生的能力和兴趣特点，自由选择切入点，指导学生进行创新和提高，给学生分配不同的任务，从而在不同层次上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并培养学生对已做的工作进行总结、提炼，指导学生撰写科研论文并公开发表。通过针对性的分类指导，培养和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和培养良好的学习氛围。

（3）综合应用阶段包括：毕业设计、企业实训。将课程教学最后一个环节与毕业设计和企业的实训（习）相结合，不仅能让毕业生有机会到企业扎扎实实地进行专业实训与毕业设计，而且能让毕业生有机会深入到企业实习基地、政府机关或企业单位，充分了解企业的实际需求，从而使得毕业设计环节具有实战性和针对性。企业实训（习）可以参与企业的实际项目开发为背景，以企业的需求为导向，在校企双方的共同管理下，按照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学生的实践综合应用能力。企业实训团队利用真实的教学实例和企业运行环境，对学生进行综合的、专业的训练。通过实训（习）和毕业设计相互结合，锻炼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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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区域地层

区域内出露层主要有上古生界下石炭统希贝库拉斯组、包古图组、太勒古拉组，上第三系上新统昌吉河群，新生界第四系等。希贝库拉斯组主要分布于包古图河东侧希贝库拉斯一带，岩性主要为灰色、青灰色厚层细--粗粒凝灰砂岩与层凝灰岩不均匀互层，夹暗--灰黑色凝灰质粉砂质泥岩、火山灰层凝灰岩及凝灰质角砾岩，在局部地段可见圆砾岩、硅质岩、生物碎屑灰岩及安山玢岩的透镜体夹层。

1.2 区域构造

区域内构造形迹较为发育，主要有南北向构造体系、东西向构造体系、北东--北东东向构造体系、北北西向压扭性断裂等。其中褶皱及断裂构造各个时代均极为发育。

1.3 区域岩浆岩

区内侵入岩较发育，以花岗岩分布最广，超基性岩、闪长岩、与花岗岩有关的中酸性脉岩次之，主要是华力西中期侵入岩。

①西中期第一侵入次科果拉超基性岩体：岩体长2.3km，宽60-200m，最宽处380m。多被第四系覆盖。呈北东50-60方向延伸的岩墙状岩体。与围岩接触面不规则，产状一般为倾向北西或北东，倾角42-89。岩石以斜方辉橄岩为主，二辉橄榄岩、含辉纯橄榄岩次之。岩石均遭受了強烈的蛇纹石化，局部形成了蛇纹岩。同时在岩体边缘还有绿泥石化、碳酸岩化、滑石化等蚀变现象，分异条件较好。但蚀变及矿化均受成矿前次生构造所控制。

②西中期第四次侵入钾质花岗岩：该期侵入岩活动规模大，出露广，主要分布于区域的东南部、西南部。本次侵入的花岗岩体，结晶分异好，一般可划分出中央相带和边缘相带，个别岩体见有过渡相带。

2 区域地球化学特征

1988年，新疆地矿局物化探大队在本区圈出一处综合异常，异常面积120km2，走向呈北东向，异常排序第三，类别属甲类异常。其元素组合为Au、As、Hg、Sb、Cu、Zn、Mo、W、Ti、Pb、Th等11项，其中Au、As元素浓集中心明显。亲铜成矿元素、铁族元素、钨族元素为该异常的主要异常元素。

3 矿区地质

3.1 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为下石炭统包古图组和第四系。包古图组岩性中含砂粘土岩、长石杂砂岩及少量黑色页岩呈互层产出，界线不明显，填图过程中不易区分，故在本次填图时将其按照一个岩性组做划分，硅质岩则单独进行了划分。

3.2 构造

工作区内构造发育，共发现四条大的断裂构造，分别编号F1、F2、F3、F4。断层的确定主要依据区域地质资料中确定的断层位置，结合矿区内的地形，断层位置均为沟谷，且两边沟壁岩石破碎，据此推断出本区四条断层的位置，依据不是很充分，在今后工作中需进一步研究。

F1断层：为区域达尔布特深断裂的中间部分，是工作区内的主干断裂，为一逆断层，断层倾向北西，倾角约55--70，此断裂在地表形成一条宽约百余米的大沟，达尔布特河从中流过。

F2断层：位于工作区中部，走向近东西，为一平移断层，断距约120m，该断层为达尔布特断裂的次一级断层。

F3、F4断层：位于工作区南部，断层性质不明，F3断层走向南东，F4断层走向近南北，均为达尔布特断裂的次一级断层。

3.3 岩浆岩

岩浆岩主要为工作区中部出露一条辉长辉绿岩脉，岩脉沿南西--北东向呈带状断续出露。岩石具强烈蛇纹石化、绿泥石化，经地表拣块样分析，镍品位已接近或超过边界品位。从区域资料上看，该岩置与科果拉超基性岩置重合，在该岩体上曾发现铬铁矿等矿点，本次工作中采集岩石标本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辉长岩和辉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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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人类对大自然的开发和利用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与之相伴的却是环境危机的不断加深，与此同时人类对环境质量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环境问题已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国内众多高校先后成立资源与环境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等，并开设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生态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现在已分为人文地理与城系规划和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两个专业）及与其相关的各类新专业，着重培养与环境科学有关的专业人才，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目前，很多高校均将《环境学概论》作为环境类及相关专业的主干课程或其他专业的选修课程，充分显示了本门课程的重要性及其应用领域的广泛性。但是，由于环境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是一个由多学科到跨学科的庞大科学体系，针对不同专业和不同应用目的，其研究方向存在着明显差异，因此在实际的教学中其侧重点各不相同。

笔者主要依据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培养目标和专业特点，对《环境学概论》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定位与作用、内容体系、教学方法等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并针对问题提出了改革建议。

一、教学内容现状及改革

1.课程定位

作为理科专业的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其目标为“立足于宏观、中观区域、微观居住区的管理规划，从事城乡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研究、教学、开发或应用的高素质复合型专业人才”。《环境学概论》课程属于主要专业课程之一，重点在于使学生掌握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之间矛盾的产生与分析，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使社会、经济与环境三者协调统一的唯一途径，在规划方案的设计和应用中要重点考虑这一问题，将其纳入规划方案中；同时，在明确污染物的特征和迁移转化规律后，了解大气、水体和土壤污染物及固体废弃物控制技术，为解决规划过程中涉及的环境问题提供建议与对策。

2.课程内容体系

（1）存在的问题。由于没有专门针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环境学概论》教材，目前各高校所使用的教材基本上是两种情况：一是有地理科学背景的通常将针对地理科学专业的环境学概论教材拿来使用，如刘培桐主编的《环境学概论》，贾振邦和黄润华编著的《环境学基础教程》酒属于这种情况；二是有其他专业背景的通常将针对环境科学或环境工程专业的教材拿来使用，如杨志峰、刘静玲编著的《环境学概论》，鞠美庭主编的《环境学基础》，吴彩斌等主编的《环境学概论》等。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是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拆分的结果，由于之前的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中《环境学概论》课程的内容体系就不明确，各高校在开设该课程时通常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确定授课内容，将相关专业中的《环境学概论》课程内容移植到本专业，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拆分之后专业目标定位更明确，因此授课内容应当进行相应调整，才能使其与培养目标相符。

（2）教学内容体系的确定。关于本课程教学内容体系的确定，笔者认为可以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对课程的要求对该课程授课内容进行确定。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培养要求明确，毕业生应“了解环境科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环境科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目前仍处在蓬勃发展之中，对环境科学的分科体系迄今尚未有统一的看法，但通常认为，环境科学涉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三大学科领域，包括环境地学、环境生物学、环境物理学、环境化学、环境工程学、环境医学、环境经济学、环境法学、环境管理学、环境规划学、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社会学等分支学科。从“了解环境科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这一说法中可以推导出在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中开设的环境学概论至少应包括以上环境科学各分支的主要内容，但是在一门概论性的课程中涉及以上所有内容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确定课程内容体系还应考虑后续课程对该课程的进一步要求，对以上内容有所取舍。

由于该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落脚点是“从事城乡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而规划中必然涉及环境专项规划，在做环境专项规划时重点关注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生态环境等，因此这些内容理应成为环境学概论课程内容体系的主体，环境科学的其他内容简要介绍即可，如有必要可以在主干课程后通过选修课的形式做进一步的拓展。

二、教学方法改革

1.教学模式与方法的弊端

（1）教学模式传统。传统模式均为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充分体现和强调教师的施教和学生的被教这一主要过程。传统教学模式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及其对课堂教学的有效组织、管理与控制，课堂教学紧紧围绕教师这一中心环节，但忽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忽视课堂上对学生主体作用的开发，难以较好地体现和发挥师生互动的教学技巧。时至今日很多高校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这一教学模式并未有明显改变，环境学概论课程也不例外。

（2）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单调。由于《环境学概论》课程在该专业教学中主要定位为理论学习，要求学生了解环境科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因而在本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侧重于理论教学，多以教师采用多媒体课件进行讲授与分析为主，教学方法和手段较为单调，致使课堂“枯燥乏味”，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影响到教学目标的实现。

2.教学模式与方法改革尝试

适宜的教学模式、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针对传统的教学模式、方法和手段存在的问题，进行一定的改革，目的在于增强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学习效果。在多年教学实际中发现，在传统的教师讲授基础上，利用多媒体，适当观看环保视频，重点加强讨论、实践性环节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下是笔者在《环境学概论》课程中的一些做法，达到较好的效果。

（1）利用课前十分钟观看教学视频。笔者在近十年的《环境学概论》课程教学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国内外的环境保护方面的视频资料，起初是选择典型且有针对性的内容在课上给学生播放，但是后来由于专业培养方案改革，课时压缩，为了节省课上时间，笔者在每次上课前抽出10～15分钟为学生播放与本次课程有关的视频。观看视频直观、轻松，对课程内容讲解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深受学生欢迎，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2）组织课堂讨论。课堂讨论对有效组织教学、加强师生互动、促进学生对主要知识点的掌握有积极作用。根据《环境学概论》的教学内容，该课程的课堂讨论可涉及大气环境问题；水资源与水污染问题；土壤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人口问题；物理性污染问题（包括光，热，声，电磁，放射性等污染问题）及环境伦理问题。每次讨论的选题或者紧密联系课堂内容，或者紧密联系现实生活，或者与各种环境纪念日结合。如讲到生态问题时，讨论过“大树进城问题”、“三北防护林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等；讲到人口问题时会讨论“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泄露事件发生时就专门讨论“邻避”运动及相关问题；世界水日（3月22日）前后上课一定要讨论“水资源短缺”问题；地球日（4月22日）前后上课一定要讨论“环境保护的历史”问题。讨论形式多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不定期的课堂随机讨论，或选择学生感兴趣的主题或当时社会关注度较高的主题在每章或节之后组织专题讨论。讨论时可开展互问互答、个人分别讲述或分组讨论等方式。本环节可以在学生建立对基本理论的认识之后，将理论与实际发生的现象相结合进行分析讨论，为学生搭建理论联系实际的平台，从而加深对问题本质的理解。

（3）组织课外实践。课外实践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种重要方式。《环境学概论》课程课外实践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了解生态环境状况及管理现状，熟悉相关企业的污染控制设施、城市的园林绿化现状等，这一点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生尤为重要，因为规划方案的形成就直接决定了环境保护方案的优劣。

概括起来本门课程的课外实践活动可分为：对环境污染现象和当前环境状况和管理现状的认识、对环境污染处理设施和园林绿化等方案的了解、城乡规划过程中针对环境问题提出解决措施的采用情况三大部分。课外实践以室外参观与调查的方式进行，主要包括对环境污染严重区及其产业布局的考察、对城乡污染控制设施的采用及布局和环境管理现状等，以巩固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实践之后，重点考查学生对以上问题的理解与思考，并要求学生撰写实践报告，得出相关结论。

环境科学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开始形成，目前仍处在蓬勃发展之中，它是介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之间的一门新兴学科，涉及面广，涵盖内容多，因而高校相关专业的课程教学仍然处于逐渐发展和完善的阶段。

笔者重点分析了面向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环境学概论》课程的教学现状，存在教学内容的固定性、教学模式的传统性、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单调性等问题，问题的存在主要受传统教学方式的束缚及新专业课程教学尚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的影响。笔者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几点改进措施，主要在于对本门课程的正确定位、适合本专业培养方向的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及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进，重点在于加强教学过程中的讨论与实践环节。

参考文献：

[1]刘培桐.环境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贾振邦，黄润华.环境学基础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杨志峰，刘静玲.环境科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篇（10）

国外宗教地理学研究新议题

20世纪20年代，马科斯•韦伯对宗教地理的开拓性研究奠定了现代宗教地理学的基础，他考察了宗教在社会、文化、经济、地理等方面的影响，将宗教看成是一种影响因素、现象背后的动因[14]。这一思想对二战以后的宗教地理学者产生很大的影响，也使索尔和伯克利学派的研究焦点集中在宗教对人文环境及景观变化的作用上，他们将宗教视作影响文化景观的超级机制建构(superorganiccon-struct)。受此影响，传统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议题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宗教人口的空间模式，如宗教人口分布、空间扩散和扩展，以及宗教群体的地方终结；宗教文化区；宗教对景观外在形式的影响和作用；关注于宗教对环境影响的宗教生态学(或为环境神学)[15]。80年代，以杰克森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学主张采用解释学的方法，推崇景观作为面纱(veil)、文本(text)和凝视的物体(objectofgaze)等隐喻，重视“地方性”(locality)和知识的建构本质，以及融入象征(symbolism)、认同(identity)、霸权(hegemo-ny)和抵抗(resistance)等概念到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使宗教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和议题在延续传统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主题的同时发生了多元变化，形成了“新”宗教地理学研究议题。本研究基于当代人文地理学重要的概念和术语：空间、地方、景观、现代性和尺度，对国外“新”宗教地理学的主要研究议题进行探讨和回顾。宗教与地方：场所、地方依恋、身份和地方认同地方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现代人文地理学中主要有3种含义：作地方讲，是地球表面的一个点；作地方意识讲，是人们对地方的主观感受，包括地方在个人和团体中的作用；作场所讲，是人们日常活动和交往的背景和场所[16]。宗教在不同地方或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持续存在，这需要地理学者追溯宗教在特定的空间和地方的变化意义[17]。研究通过回顾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与地方”这一大主题的诠释，主要从宗教场所、对神圣地的依恋、宗教移民的身份和地方认同等议题探究宗教地理学者是如何理解地方的后两种定义及其如何在宗教的研究中进行应用的。宗教场所地方对宗教个体和群体而言是他们日常活动和交往的场所。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场所的关注主要分为“正式神圣”场所(officiallysacredsite)和“非正式神圣”场所(unofficiallysacredsite)。教堂、寺庙、清真寺、犹太人教堂和具有崇拜功能的神圣地都被称为“正式神圣”场所[18]。有关“正式神圣”场所的研究大多数是基于对非穆斯林国家所建的清真寺的研究[6]。如Naylor和Ryan对伦敦南部郊区清真寺景观的象征性意义进行分析[19]。Dunn则揭示了悉尼清真寺规划建设中的政治问题[20]，Cesari还剖析了欧洲城市中穆斯林与欧洲文化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清真寺建设中的冲突等等[21]。这一系列研究均表明“正式神圣”场所的政治和象征性意义话题在过去10年内如火如荼地得到开展。此外，也有学者开展了对其他神圣地的研究，如佛教寺庙[22]和东正教教堂[23]等。而对于“非正式神圣”场所，Kong特别提出现代性背景下的“新”宗教地理学要开拓正式神圣地以外的宗教地研究[5]，即“非正式神圣”场所。“非正式神圣”场所这一术语在学术界不断被采纳和获得认可，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开始关注并挖掘日常生活空间内暗含的宗教意义，这丰富了宗教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如学校[18]、家[24]、圣林[25]和路边神龛[26]等“非正式神圣”场所的研究扩展了宗教认同和社区、政府和宗教的关系，以及神圣和世俗的互动等议题的探讨。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科技元素也融入到宗教空间，并产生了“科技—宗教”空间(techno-reli-giousspace)。这类空间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非正式神圣”空间。科技对宗教空间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宗教也影响到科技在神圣空间内的传播和使用，如宗教以何种形式抵抗电视或计算机等技术对其的世俗化[27]。Kong探索了国家政策、广播技术与宗教融合的方式，分析了国家、跨国界和地方是如何在宗教信徒的日常生活中建构的，并揭示新加坡广播政策的政治意图以及穆斯林接受和挑战广播政策所暗含的意识形态[28]。而值得一提的是，宗教个体和群体的身体同样也是宗教神圣性得以展演的微观尺度空间。尽管他们属于小尺度的“非正式神圣”场所。宗教地理学者也开始将情感(affect)、身体体现(embodiment)和表演性(performativity)等概念融入宗教微尺度的研究中。由上可见，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场所的关注点由正式向非正式，由具象的、物质的、较大尺度的研究向虚化的、意象的、微观尺度的研究转变。神圣地的依恋、宗教移民的身份和地方认同在人本主义的词典里，地方的目的是恢复人们对地方的各不相同的感觉。也就是说，不论是什么样的个人和群体，都会对他们所生活的特定地方给出自己的理解并产生某种感情，并产生依恋感[29]。宗教地理学者应用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现有的概念，开展了人们对神圣地依恋的研究。Mazumdar-Shampa和MazumdarSanjoy探讨了宗教和地方的互动关系，指出宗教在人们对地方依恋中产生重要作用。同时，地方性对宗教地依恋的形成也有非同寻常的作用，并指出除了宗教经验，积极的社交活动，诸如举办仪式、使用工艺品和访问地方之类等也有助于产生地方依恋[30]。Kong则分析新加坡宗教信徒如何对教堂和印度庙宇产生依赖和地方感[31]。然而，宗教地理学者对神圣地依恋的研究并没有对地方依恋的理解再概念化，正如James所言，这些研究没能揭示出神圣地依恋与世俗地依恋的差异[5]。文化地理学家认为，地方是与个人和群体身份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32]。随着跨国主义研究的兴起，移民在迁入地是如何塑造其新的宗教身份、移民社区如何形成其独特认同的过程，以及移民对他们的新目的地和宗教传统间的谈判方式是怎样的等等逐渐成为地理学者关注的焦点。如Jenkins从微观地理学的视角出发，研究了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爱尔兰新教徒移民，发现日常生活经历和空间过程使新教徒塑造了忠诚的英国人认同形象[33]。离散的犹太人(diaspora)的身份建构尤受到地理学家的注目。他们具有混合的身份，包括宗教的、国家的和文化联系等[6]。Dwyer以在英国的年轻穆斯林南亚妇女为研究对象，探索流亡人身份谈判中的日常困难，发现流亡在外者的身份总是通过性别进行配置的[34]。Chivallon通过对在英国的加勒比海流亡者的研究，发现他们形成了一种“开放”的宗教认同，无种族边界、保护世界多样性等理念在他们的话语和实践活动中得到再现[35]。宗教与景观：象征性与政治索尔给文化景观所概括的经典定义是：文化景观是某一文化群体利用自然景观的产物，文化是驱动力，自然区是媒介，而文化景观则是结果[2]。索尔以及他的伯克利学派学生们都将可见形式作为景观研究的主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凭借经验。传统宗教地理学对景观的研究深受伯克利学派的影响，多探讨宗教对景观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景观解释的一些新方向。经由、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视角，景观的“面纱”、“文本”、“梭子”和“凝视”等一系列隐喻着重探讨景观表象背后的深层意义与结构问题[36]。Cosgrove和Daniels把起源于艺术历史的图解法(iconography)应用于景观解释中，解读景观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和象征性[37]。尽管，这种新的研究与较早的景观传统保持着重要的联系，但它明确把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应用于景观解释中，对形成景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过程以及在这些过程中景观所起的作用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新文化地理学的带动下，西方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景观的研究，不仅将其作为一种“事物”，而且把宗教景观看成一种象征主义的或意识形态的过程。宗教景观的象征性意义研究在国外地理期刊上纷纷出现，如《SocialandCulturalGeography》杂志于2002年设立“宗教与精神”专题，探讨日常生活实践中宗教景观的生产、再现、转化和作用。Rai-vo以芬兰东正教教堂(orthodoxchurch)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战争重建后的教堂的精神价值转变，认为景观遗迹是区域认同的再现，并陈述了景观是如何反映社会的转型以及强化象征秩序感，也回应了“景观作为文本”的观点[23]。Naylor和Ryan通过对伦敦南部郊区的清真寺进行的深层剖析，揭示了身份的政治复杂性和宗教朝拜地的差异，发掘出清真寺对不同的宗教、民族和社会群体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意义，强调宗教景观和信仰对社会文化认同的产生有着重要作用，也表明宗教景观和空间中蕴含着性别、种族和年龄等话语[19]。此外，MacDonald介绍了苏格兰长老会(Presbyterian)景观的形成，研究发现神学信仰可以在空间实践中扮演、在空间的再现中体现和在再现的空间中得到预示。与此同时，神学可以在崇拜的空间中得到维持或转变[38]。当前，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景观的研究充满了权力和话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析。社会与文化的冲突与关系，尤其是政府和宗教社区、宗教社区之间以及社区内等方面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这些都包含在宗教景观的创建、描述与解释之中。Philp等分析了缅甸的佛教景观与军政府统治之间的张力关系[39]。Collins-Kreiner通过介绍建立宗教新中心的3个案例来反映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宗教冲突[40]。而Sidorov则通过对莫斯科重要的救世主基督大教堂进行尺度分析，揭示了俄罗斯在世界政治地图上定位的变迁。从中可窥见宗教文化空间成为了一个国家与民族政治求索的缩影[41-42]。宗教与现代性：神圣、世俗和后世俗宗教与现代性这一复杂问题一直就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主题[43]，同样也是当代宗教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已有的宗教与现代性的相关研究主要探讨现代性是一个世俗的还是神圣的问题[44]。有学者认为现代性这一世俗力量削弱了或实践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45]。也有学者指出，世俗并不意味着宗教的消失，而是需要进行再定义和重组织[46]。那么，宗教在现代性秩序中是衰落、还是得到延续抑或新生？本研究不能对宗教与现代性间复杂的关系作一全面的论述，但试图从世俗化和后世俗的争论、神圣与世俗的互动以及冲突等方面阐明西方宗教地理学者对这一复杂问题的探索。世俗化(secularization)是学术界对宗教问题争论的核心[47]。20世纪60年代初，受全球范围内世俗化过程的影响，学术界掀起了对世俗化理论的研究。Buttner呼吁将世俗化过程引入到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中[48]，之后对世俗化理论的争论源源不断。世俗化理论的拥护者Bruce指出世俗化的动力来源于现代性的多方面，如理性主义、多元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等[49]，在2002年其出版的《上帝灭亡：西方世俗化》中认为世俗化理论与3个过程相联系：①宗教机构在非宗教领域(政府和经济)的影响力衰落；②宗教机构本身的社会立足之地越来越站不住脚；③在个人信仰和实践的背景下，宗教的重要性越来越弱。而Norris和Inglehart基于全球尺度的实证研究表明，世俗随着工业社会的出现，传统和实践在相对落后的社会中得以保留[50]。Howe研究了世俗化过程中的反偶像主义(seculariconoclasm)，并将美国的反偶像主义分为3种模式：净化、私有化和亵渎[51]。世俗化理论同时也受到诸多批判，Smith认为世俗化作为分化的观点仅停留在宏观层次，而事实上这些确实在历史上都曾发生过[52]，而Asad则对世俗化理论的核心分理论(分化理论)的有效性提出质疑[53]。在“新”宗教地理学研究中，“世俗”的研究地位下降，而“后世俗”(post-secular)的话语则不断突显。世俗化、世俗主义和世俗性等术语在解释和阐述当代宗教时不断地被边缘化[54]。近来学术界关于反世俗研究的动力之一源于世俗化理论、世俗伦理和社会政治世俗性。这些都与现代性、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相连。而后世俗伦理可以为政治抵抗提供巨大的支持(而这些是世俗的自由主义无法做到的)[55-56]。此外，一些学者采用后世俗话语的研究集中于城市研究，他们关注道德、精神以及“再出现”的神圣，将这些作为城市空间和社区发展的影响因素[6]。同时，Kong也指出，当前出现的将“后世俗化”作为全球变化一方面的观点可能有些误导，在没有对世俗化的含义进行仔细地审视以及世俗化理论被解释清楚之前，“后世俗”话语不能普遍甚至毫无疑问地被采纳[6]。Eliade在1959年将神圣空间看作是围绕某个固定点或某一中心的空间，而世俗空间则是均质中性的空间[57]。实际上，神圣和世俗间的界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流动的。Kong对“家”[24]和学校[18]等“非正式神圣空间”的研究都印证了上述观点。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宗教仪式和实践等不断地被修改和变化去适应现代生活。Sinha通过对新加坡寺庙的研究，发现寺庙的功能和宗教活动等为了适应现代化不断地进行创新，阐明了神圣空间所蕴含的传统意义是如何在城市更新、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等世俗力量下发生变化的[43]。Kiong和Kong以新加坡的中国宗教为例，研究了传统中国仪式是如何通过再解释和创造去适应现代生活[58]。面对现代性这一强大的世俗力量，宗教会不断地进行调适，一方面表现为神圣为了适应世俗环境而不断地变化，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神圣与世俗间的冲突。国外宗教地理学者非常推崇文化政治、意识形态、霸权和抵抗等一些概念，将其与神圣与世俗的冲突研究相结合。Kong使用霸权和抵抗的概念作为理论分析框架，探索霸权政府与宗教群体和个人对宗教建筑所赋予的对立意义和价值观，分析了宗教群体和个人对政府所强加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进行谈判的方式和系列抵抗活动[59]。此外，她对“非正式神圣”场所——宗教学校的实证研究亦是揭示神圣与世俗冲突的典型案例，通过剖析现代性的政府是如何塑造宗教学校的教育方式，并分析新加坡穆斯林社区是如何在多元文化和多宗教背景下进行谈判的，从而挖掘文化背后的政治以及神圣与世俗间的冲突[18]。宗教与尺度：多尺度分析人文地理学中对尺度有两种代表性的看法：①把尺度看成是一种贯穿于政治和经济过程中的真实事物；②认为尺度是表达人们对世界理解的一种方式[29]。尺度具有人文特征，突出表现为尺度政治。考虑尺度运用的人文机制，以及如何运用尺度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目的，即尺度政治[60]。随着Talor两篇论文[61-62]的发表和Smith的题为《不平衡的发展》的著作问世，20世纪80年代末，人文地理学界内部围绕着开始被看作“尺度政治学”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29]。Brenner将当代人文地理学对尺度的政治学的理解可分为两类：①空间性的尺度政治学，通常用地方的、城市的、区域的、国家的、全球的尺度等级划分来选取和建构；②是尺度重组的政治学或尺度结构化的政治学，关注于尺度的重组过程，将地理尺度理解为物质上和话语上建构社会空间差别的层级化和再层级化的一种形态[63]。将宗教置于不同尺度上去看，可以开阔研究视野和丰富研究内容。Kong提出宗教地理学的研究需进行多尺度的分析：全球的、国家的、区域的、地方的和身体的[5]。全球尺度是一系列空间性尺度的一个端点，Warf和Vincent即基于全球的视野分析了世界宗教多样性的分布，探讨宗教多样性的社会动力，包括国家历史、人口趋势、政府政策以及宗教多样性和信仰者的关系[64]。电脑和广播等现代传媒正在全世界范围内以种种复杂的和充满矛盾的方式重新调整宗教个人和群体的生活[27]，由此也带来了宗教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同质化”。Nagata认为虽然宗教具有全球化的趋势，但不同宗教传统在寻求特定的宗教理想之下越来越趋同和显现一致性，如定期举行仪式，每星期中有神圣的一天，典籍和书本的神圣地位等等[65]。而空间性尺度的另一端点就是地方。本土性的研究可探索宗教地、身份和社区的诗化和政治[5]。Jones通过对威尔士西部的伊斯兰教社区的研究，发现农村景观不仅作为崇拜建筑，而且可以作为会议场所、小学、语言学习地和妇女商议讨论的地方[66]；Maddrell等通过研究苏格兰惠索恩岛上的纪念碑，探索办丧事行为和信仰表达间的关系，洞察英国社会内信仰—非信仰的持续以及信徒—非信徒间的模糊界限[67]。身体和身体化的研究正在欧美地理学界蓬勃兴起。宗教个人和群体的身体不仅是神圣时间—空间的生产者，其本身也是重要的神圣场所[68]。Bailey分析了了英国康沃尔郡的卫理公会派青年教徒的身体是如何成为其节制价值观的代表物，揭示了身体是作为神圣和道德展演的场所[69]。伴随不断涌现的对身体研究的兴趣，引发了身份认同和主体性的研究。Gokariksel研究虔诚的穆斯林妇女戴面纱行为，通过宗教和世俗的重要性来分析身体、主观性以及城市[46]。因此，身体不仅是宗教和社会价值体现的重要场所，特殊的身体表现形式反映了道德神圣性的建构。目前，地理学者更倾注于日常生活的微观地理学和微观政治的研究。然而，随着宗教在宏观—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加强，Murphy认为，地理学者需着眼于更宏观的视野进行大尺度地分析，至少人们可以在公共辩论中将会有更多的话语[70]。对于Murphy提倡对宗教的研究进行大尺度分析的观点，Kong对其进行了回应，认为宗教地理学家在分析大问题时不应该抛弃微观尺度的分析。因为，理解宗教的微观政治有助于理解当代世界中存在的一些更广泛的冲突[6]。事实上，每个地理事物都可理解为处于一个等级化的尺度序列而非一个单一尺度，小尺度的政治能反映大尺度的政治，地理学者应该超越宗教空间的微观政治分析来了解当代世界的政治大事件，包括宗教冲突和宗教变化。

对国外宗教地理学研究的新反思

篇（11）

尽管学科在持续地成长，人文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也有相似的境地，学科体系真正的建立是在建国后，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改革开放后才得以自由的发展。人文地理学不管是作为理学还是作为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在横向比较上，都不如其他学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历年报考地理专业人数较少，录取到地理专业的学生往往是调剂录取；（2）社会各个用人单位对地理专业学生限制。对于目前学生主要的就业渠道“考公务员”抑或企业往往都不需要地理专业的学生，地理专业的学生尤其是师范类专业的学生往往就业范围是中学教师，去城市规划部门、国土部门等相近专业工作的只占很小比例，其就业竞争的压力来自于与这些部门专业等更为贴近的学科；（3）在学科地位上，中国人文地理学是属于理学学科。但从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上面，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相去甚远，其研究成果在理学上得不到普遍认同，《地理学报》、《地理科学》等最高级别的期刊上刊载人文地理类的文章数量相对少；同时，在学科评奖上，获得“科技进步”奖项的也是自然地理的研究。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上还不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接纳，研究成果也较少获得“哲学、社会科学”类的奖项，得不到应有的身份认同，在学科上处于尴尬的境地。

人文地理学的学科与社会地位不高的原因，与其学科特性有关系外，更主要是这门学科的学科目标在教育、研究与服务上的脱节。（1）在教育上，与中国的高考体制有很大关系。在中国的高考历史上，地理曾经不是高考学科，或主要的高考学科，近年来“3+1”的高考模式，地理才与除了语、数、外的其他学科获得同等的高考地位。即使参加高考，也是被作为文科生的高考科目进行，而大学地理专业却大多不招文科生。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形成了大学地理教育与中小学地理教育的脱离。（2）建国以来，地理学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一门学科应有的贡献，但却在政府决策、用人上得不到深度认可。大学地理专业的开设大多数在师范大学，其目的是为中小学培养地理教师，因此造成了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的脱离。只有当三者都得到很好的发展，并能良性互动的情况下，一门学科才会有其应有的地位。

二、学科深受欧美国家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后，大多数学生公派留学，尤其近年来以项目联合培养方式，去合作国的学校学习一年或半年。访问学者和学生的目的地不仅仅是美国，还有英国等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语国家，而非英语国家的留学人数较少。出国留学拿到博士学位回来的学者还不多，而以访学，只留学半年或一年的则较为常见。这样的结果是：以出国归来的学者掌握了西方的科学研究范式，并熟知学科研究前沿，带动了人文地理学学科发展的国际化过程，比如保继刚教授的美国留学，归国后著书《旅游地理学》，一直是人文地理学学科的标杆教材，其研究的实证范式，研究成果带动了旅游地理学的发展。在人才培养上，关于旅游会展、小企业、社区参与等方面的视觉和立意也是基于其长达三年的留学背景。但目前的情况是，大多数在校学生的出国访学，尚缺乏在本国研究的扎实基础，几乎是刚熟悉国外环境后就返回国内，也缺乏在国外进行研究的工作经验，大规模的留学现象与20世纪20至40年代相同，但难以培养成学贯中西、频繁涌现像竺可桢等地理的大师级人物，对引领地理学发展还非常有限。

三、中国人文地理学的跳跃发展

中国的人文地理学在改革开放后，对国外理论实施了很好的“拿来主义”，建立了完整的学科体系，也确立了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在欧美人文地理学六十年的发展现象，在中国的三十年的历史和现在都能发现，只不过集中程度不同。至90年代以来，学界热衷计量科学，数理分析得到广泛应用，从《地理学报》刊载论文的研究方法上就可以发现。结构主义、新文化地理学和女性主义等在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也有，目前具有代表性的有周尚意的结构主义、李蕾蕾的新文化地理学及唐雪琼的女性主义等为视角申报的课题都获得了立项。

中国跃进式的人文地理学的繁荣，学科分支多，几乎每一分支都有追随者，有大量的人文地理学论文和成果。但不容乐观的是，堪称翘楚的研究成果还未得到国际认同；习惯于运用“舶来”的理论，而少自身的学科贡献；西方研究形成的学科话语权对中国地理学的桎梏。究其实质和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1）人文地理事象明显的丰富的区域特征，有很多的题材，学者们就某一现象的调查、描述研究都可以进行；（2）正如保继刚、朱教授（2007）分析的一样：由于更多注重的是实用性，如注重规划、战略等，而缺乏理论方面的系统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学科的发展根基。对实用层面的过分强调可能使学界忽视了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也会严重弱化地理学的特色，失去地理学的学科优势。此外，人文地理学作为社会科学科特性明显的专业，如果总是按照旧思维用自然科学的标准去要求它，过分强调数据和模型的应用，而忽视或排斥质性研究等思辨性的研究方法，可能会使学科本身的发展受到一定的束缚；（3）社会环境与教师评价机制。改革开放后，收入与生活水平、财富分配出现新的情况，高校教师工资普遍较低。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如旅游、区域发展、城市规划等方面，给高校教师带来了大量的机会，很多教师在利益推动的情况下，尽力争取项目，大量的横向课题一方面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耗尽了老师们的精力，削弱了老师们对科学研究的热情。更致命的是，在这种氛围下培养的学生会以评职称、做项目、挣钱为人生目标，大量有才气的学生的梦想夭折在走向人文地理学的学科殿堂的路上。同时，随着高校扩招，学生迅速增多的情况下，各高校地理院系教师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对评职称、和科研项目竞争也非常激烈，在学术刊物自身壮大、利益争夺的情况下，人文地理学的论文数量快速增加。但研究方法成为变“实证为虚证”、普遍缺乏第一手数据、成果贡献上有限，真知灼见者很少。这种由于评价机制引起的学科快速但不健康的发展，导致了学科的表面繁荣；（4）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来源于欧美地理学，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成果表述上在吸纳的同时，也主观的靠近，国内对论文的评价以SSCI为最高标准。一方面向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看齐”，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在迎合杂志的偏好。这种结果是中国自身研究得不到正确定位。学科的发展在普遍借鉴国外的成果，并以其为评价标准下，会导致地理学自身“话语权”丧失，影响学科的健康发展。如何利用西方的表达范式，研究中国的人文地理问题，需要学者们不懈的探索。

四、雾中前行的中国人文地理学

30年来的人文地理学繁荣发展，是在吸取西方人文地理学学科发展基础上的，包括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及学科体系。但目前，全球地理学的发展也在面临着自身的学科问题，包括地理学的学科理论、研究方法、研究领域上都逐步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重叠，学科的边界逐步消解，学科特色逐步消失。如何走过这“喧嚣的六十年”，走入一个全新的道路是地理学面临的问题，中国人文地理学一直尾随的车灯在逐步暗淡，失去了国外地理学的领航，犹如雾中前行的车辆。但欧美人文地理学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有很多为人所不见的学科积累，而中国的人文地理学，正如学者所说，这种“舶来理论”尚未能根植于中国本土（刘云刚，2008）。所以，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面临更严重的问题。

目前，在这一混沌的格局中，也有一些学者在理性的关注地理学发展，包括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发展问题，刘云刚教授提出的“中国地理的二元论”，从研究领域、人员结构等方面分析“外来的理论地理学”与“内生的区域地理学”等二元现象，制约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也有学者提出人文地理学提出的“play with words”还是“play with number”的思考；也有学者指出通过新加坡著名地理学者Li-Likong 近来的研究，可以看出中西地理学融合背景下的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成功案例。

从目前人文地理学学科发展面临的问题看，应结合地理学的教育、研究与服务的学科目标，来发展人文地理学学科。服务需要另二者的理论支持与知识基础，并为“发现”与知识传播提供渠道，它需要“求善”的人文情怀；教育是走向人类文明的途径，并为另二者输送人才与知识储备；而研究是地理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追求真理是通向文明的进程，并通过教育和服务来实现，其目标的实现需要地理学者“求真”的科学素养。因此，只有广大人文地理学者真正走入对现实社会的研究中，变目前的“虚证”为真正的“实证”，吸纳国外的理论与范式，完善研究方法或发明新方法，才能提炼学科理论，并形成中国自己的学科特色，也才能形成与国际对话的中国人文地理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