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研究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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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研究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传递可分为正常传递与非正常传递两种类型。正常传递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影响，非正常传递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文所讨论的国际金融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自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

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现代国际投资组合理论———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篇（2）

一、跟踪研究国际金融交易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问题

我们要跟踪研究当今国际金融交易与法律监控的目的，不单是一个“汇率”、“利率”或“市场监控规则”、或“合同法”，或“国际私法”等的金融与法律等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一个国家中央银行与民间跨国金融机构的关系，还表现为一个国家经济安全和政治稳定与国际金融交易的关系。因为金融交易的目的虽然是为了盈利，但是，交易的方式上分为“敌意”的交易和“善意”的交易。在交易金额不大的时候，“敌意”性质的交易的破坏性不大，但是，当交易数额大到一定程度时，它对一国的经济的破坏作用是相当大的，破坏后果不亚于战争，可见，金融交易与国家经济的安全是密切关联性。

国际金融交易与法律监控的研究，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的角度来观察，其必要性可以从最近的亚洲金融危机来得到印证。1997年9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尔在香港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发表了演说，题为“亚洲的机遇”（注：《金钱与梦想》俞岱曦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他在演说中指出：货币买卖是没有必要的，是不事生产力和不道德的，是应该禁止的，并使之成为非法。我们不需要货币交易。他还说，“买卖货币用于支付国家贸易是正常的，但将货币单纯作为商品来买卖则是不可以接受的。国际上货币买卖的交易额比商品与服务贸易额多了20倍，但有关交易既没有创造就业机会也没有让一般老百姓享用到什么产品或服务，真正获利的只是外汇炒家，他们一年的平均回报率高达35%.而且，无论指数升降，这些足以通过巨额买卖影响汇率的炒家都是稳操胜券，而他是通过使穷人变得更穷而获取盈利的。”马哈迪尔总理说“最近外汇投机者对马来西亚货币的打击使我们的经济倒退了10年，这是对马来西亚市场的。”最后，马哈迪尔总理说“民选政府有权控管市场，因为如果做得不好，选民将会让政府下台。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赶走外来的金融炒家”。

反对马哈蒂尔的看法的是国际金融家，美国的乔治？索罗斯，他在同一个会上也发表了演说。他认为最近几年来，世界上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正在加速，资本流动使各个国家的汇率、利率和各种证券价格密切关联，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有时兴盛，有时衰退，使国际资本流动变得声名狼藉。所以，国际资本市场的特征变得越来越制度化，但是市场本身需要的是更大的弹性。他还说，“我受到马哈蒂尔的各种伪造的令人讨厌的谴责，我成为他掩盖自己缺点的替罪者，他在给国内听众表演。如果他和他的思想容易受到马来西亚国内独立传媒的惩罚，他就不可能逃脱掉。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信息自由再严也是必不可少的。”（注：《金钱与梦想》俞岱曦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

一个是国家总理，另一个是国际金融商人，两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的公然对立发言，并且互相指责，在国际金融界的会议中还从未出现过。从前国家与个人的经济实力怎能够抗衡？但是，从1992年开始，直到前不久，亚洲几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都被一些国际民间金融机构在市场上给击败了，致使国际民间金融机构的实力超过了亚洲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

在国际金融交易中，亚洲的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被民间金融机构击败的情况，应该引起亚洲有关国家政府的极大关注，因为，中央银行如果对本国的货币币值失控，对本国的货币与外币的汇率失控，对金融市场的积极干预不起任何作用的话，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就不仅仅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而且该国中央银行和政府还面临着政治危机，该国的安全就遇到了威胁，因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将下降，对政府抱怨的情绪可能化为不满的抗议行动。所以，这些国家政府对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交易与监管，不仅仅是一个金融问题，不仅仅是社会道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的大问题。因为，一些国家的若干民间金融机构所聚集的金融资产比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还多，在国际金融市场交易中，国家的中央银行反倒不是他们的对手，中央银行与之较量，一旦失守，这个国家的经济就要倒退，政局也会不稳。

在亚洲，一些国家政府和他们的中央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对本国的货币进行保卫战的时候，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本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至于大幅度下降，是为了维护本国人民的经济利益。一些国家在这场货币币值保卫战中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进行的仍然是正义之战，是道德之战。而对于一些国际民间金融机构在亚洲金融市场上的投机作法，正象马哈迪尔总理所说，“这些亿万富翁其实并不需要更多的金钱，但他们却仅仅因为不愿看到发展中国家的繁荣而进行极不道德的破坏。”从受害的亚洲国家人民的角度来看，国际金融投机者所做的投机结果，使亚洲国家的人民受到了失业痛苦，生活水平下降。最近，一些报纸上还刊载了韩国的个别妇女开始出卖自己的肾脏器官来维持家庭生活的消息。这些足以证明，国际金融投机者的作法是不道德的，是带有敌意的交易。概言之，国际金融交易既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利益，也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我国的金融市场，在这场亚洲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所进行的港币保卫战也获得了成功。从国内的情况来看，国内资本市场由于没有对外开放，国内外汇的资本账户也处于关闭状态，不允许外资在我国的外汇资本账户兑换。我国也不允许外资以外汇形式直接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中买卖。正是依靠对国内金融市场的法律保护，在这次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才免受袭击，这是基本层面的原因。当然，我国的经济状况也比亚洲发生危机的国家好得多。例如，我国的外债结构比较合理，人民币币值比较稳定，外汇储备数额比较大，经济过热情况已经得到控制等，这些属于技术层面的原因。

我们需要跟踪研究国际金融交易领域如何集中大规模的资金，如何进行各种复杂的组合交易，如何避免交易风险，如何利用计算机和软件对交易进行分析，如何组织大规模的交易战役和币值保卫战役等。然而，国内目前没有这类的试验场所，缺乏这方面的专门人才，理论研究也不够，这对将来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是不利的。作为政府主管部门对市场的监控，必须建立在研究市场与精通市场运作基础之上，我们制定的法律与规则，也应基于这一基础。我国在这方面的交易市场，目前虽然还没有开放，但是我们的研究不能没有，研究的课题主要是跟踪，要象当年科技上搞“863”计划那样，在金融领域的跟踪研究也要搞“863”计划，为将来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做好准备。

在我们搞跟踪世界金融发展研究的同时，还要研究金融市场将来开放时，我国民族金融市场的特点是什么？我们的优势、劣势在哪里？得失是什么？“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自由”吗？这不仅仅是一个金融交易技术性的问题，还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的大问题。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有两个基本点必须注意：一是，我国是一个大国，有12亿多的人口，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养活得起我国这么多老百姓，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解决我国人民吃饭、穿衣、交通与住房等基本问题，只有立足于我们自己，所以，我国的金融交易格局，无论如何发展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我们的民族性；二是，我国正因为是一个大国，对世界上的事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看法，让世界听到中国人的声音。我国对世界贸易与金融规则的制定也应该参与。应该看到，当今世界贸易与金融规则的形成，都是将我国排除在外而制定的。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经济还不够发达，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还不够，贸易上还有关税壁垒等等，从而将我国参与制定规则的机会排除在外。但是，从我国的角度来看，缺少我国参与制定的规则，就不能说得上具有世界性。当今世界贸易与金融市场正在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我国应该向世界表达我们对国际贸易与金融等问题上的看法。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我国一定要参与世界贸易与金融规则的制定，没有代表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参与制定的规则，很难是合理的，在全世界上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不可能行得通的。为了使我国的经济与金融进入世界圈，我国不但要有强大的民族工业，要有强大的民族高科技产业，还要有强大的民族金融产业。所以，从现在起我国就要加强国际金融交易与市场监控的跟踪以及法律上的研究，分析它消化它，将来才能使用它与发展它。

二、要跟踪研究国际金融交易的高科技化问题

我们要跟踪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高科技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广泛运用，对国际金融运作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金融高科技化之后对传统经济和法律产生的挑战。

最近几年，国际金融领域发生了至少两项较大的变化：一是高科技在国际金融领域得到了最迅速地运用，即大型国际金融公司在采用高科技方面的投资，几乎超过国际大型药品公司在R§D的投资数额。所以，大型金融机构在全球信息的掌握、分析处理的能力上，可以同国家中央银行与财政部相媲美；二是大型国际金融机构集中化程度越来越高。它们之间不断合并，从大型变成超大型，从超大型变成巨型，再变成超巨型的国际金融机构。合并后的金融公司可以调动的资本金额也越来越大，已经大到以千亿美元为单位来计算资产的程度，这个水平超过普通国家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集资的水平。因此，它们可以称为“超级巨型国际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不断集中的原因之一是金融技术革命的推动力，因为金融高技术投资是巨大的，两家大银行投资相同的高科技是一种浪费，要想避免重复投资的最简便方法就是两家银行合二为一。

由于高科技在金融领域里的广泛深入的运用，特别是超高速度电子计算机的信息处理技术、网络信息交换技术、货币电子数据化技术等，使金融市场的格局与交易方式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交易活动将变得更加活跃，规模更大，速度更快、时间更长，高技术运用于衍生金融工具领域，使数以百计的衍生金融产品出现于市场上。金融产品的契约交易表达的金额远远超过人类实际物质生产的价值20倍，甚至25倍之多。

早在许多年前，美国纽约的11家大银行共同承担了银行间的支付清算系统，每天用电子转移的资金超过万亿美元，这个数额超过美国全国所需的货币总额，在所有的交易行业中，用电子结算的占85%，用支票结算的占13%，用现金结算的仅占1%多一点（注：《金钱传》（美）泰德？克罗福德著，段敏等译，珠海出版社1997年9月，第275页。）。相比之下，我国的结算系统中支票还占相当大的比重，现金在居民消费中占的比例更大。

在美国有2.6亿人口，却发行了10亿张信用卡，75%以上的美国家庭有VISA卡或MASTER卡，或两张兼有。我国有12亿人口，现有信用卡8000多万张，相当于台湾地区的信用卡数量。1914年美国的一些商店和加油站开始使用这种小卡片，1947年铁路和航空公司开始使用信用卡；1950年美国的进餐者俱乐部发行同今天一样的新式信用卡；1951年美国的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发行了银行信用卡。美国今天的信用卡都是银行发行的，最大的信用卡银行是花旗银行。第二大的信用卡银行是MBNA银行（注：作者对MBNA银行总部的考察资料。）。它们两家银行的信用卡覆盖了美国市场的80%，其他数以千计的中小型信用卡银行分享剩下的20%的市场。美国人使用信用卡所表明的不仅是消费观念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电子高科技在金融领域运用的广泛程度与深入程度。相比之下，我国的信用卡发行相当分散，都是小规模的经营，效益不高，在国际上也没有竞争力。

支票转帐结算在美国也是采用了高科技手段，美国每天银行转账结算的支票大约有20亿张，如果用人工来处理是不可想象的，都是采用机器自动处理的。美国也没有支票挂失的法律规定了，因为电子印鉴和密码，使支票丢失也不会损失客户账上的金钱。高速度和大规模的电子计算机的使用，就连使用信用卡时要核对签名也不像以前那样重视了。时下，美国客户的信用卡丢失，只要给银行挂一个电话就行了。

篇（3）

在经济全球化并高度繁荣的今天，多学科、多领域的整合服务正在满足社会各界的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全球银行间的计算机网络化，可以使本国商业银行与国外同行建立联盟，利用对方的金融专家和计算机系统，实现客户网络制的发展。同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个国家之间贸易往来的交易量和交易金额迅猛增加，传统的通讯交换方式已不能满足业务发展的需求，大量的数据需要及时、可靠地在各银行间传递，而全球银行间的计算机网络化就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在现代国际金融市场上衍生出一种新的数据交换模式：EDI。EDI是ELECTRONICDATAINTERCHANGE的缩写，意为电子数据交换。这种方式是现代电子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的产物，其主要特点是通过迅捷、准确的计算机网络为客户办理国际结算业务，每一笔业务的延续时间不超过三十秒，节约了大量不必要的时间和费用，实现了银行为客户提供优质、快速服务的宗旨。在竞争激烈的国际金融市场上，EDI迅速成为商业银行吸引客户、增加中间业务量行之有效的手段，促进和推动着商业银行的现代化进程。正是EDI这种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成为沟通不同行业经济活动的主要媒介，尤其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正日益发展成为最为重要的国际贸易交易手段之一。从90年代初期起，美、日、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陆续宣布，所有的商户首选交易方式为EDI，不采用EDI的商户将不予或推迟办理，EDI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崭露头角，成为日后国际化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

三、创建银行内部通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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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客户综合服务网络

客户综合服务网络是针对金融行业这种特定行业的相关服务而设计建设的，客户通过一定的通讯手段（电话、传真、计算机通讯等）与服务网络中心取得联系并得到身份确认后，即可享受系统所提供的相应金融行业信息服务及有限定范围的账户操作服务，如获取金融行业政策、法规、业务办理通知信息，查询新业务开办方法，客户账户往来查询，查对用户相关社会服务行业收费账单，用户进行限定范围的账户转账和指定收费单位的简单付费，以及其它某些相关行业特别业务操作，等等，也有人把它称之为银行服务呼叫中心（BANKSERVICECALLCENTER）。

早在80年代，欧美等西方国家就已经提出这个概念并利用电话等通讯手段在各大商业银行为广大储户提供服务，然而，由于当时的通讯与科技发展水平等方面因素的制约，使得这一服务没有得到广泛认同。

但是，在今天，计算机与通讯行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计算机领域，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已经得到了成百上千倍的提高，CPU从286、386、486到奔腾处理器，从单处理器到对称、非对称多处理器结构；计算机网络范围已经从小范围的局域网发展到跨区域的广域网、甚至联接全世界的INTERNET国际互联网络；数据传输从统计时分复用到ATM异步转移模式，数据传输速率已从几百bps发展到最高上几Gbps，几乎是千万倍的提高；计算机处理体系结构从单机方式发展到“网络就是计算机”的网络方式以及CLIENT/SERVER的客户/服务器分布式处理模式。所有的技术和产品都以跨代的速度更新和发展。在通讯领域，电话已迅速普及到千家万户，X.25分组交换网、DDN数据网以及光纤网已触及城市的各个角落，卫星通讯、微波传输使得信息可以传送到人类所能想象的任何空间，……。所有这一切都已为建立最完美的金融增值服务网络系统提供了技术可能性。

1995年10月，首家网络银行——美国安全第一网络银行诞生，为客户提供24小时的服务。接着，北美又出现一体化金融网络机构，商业银行步入电子化新时代。电子化的进程大大增强了银行竞争力。花旗银行的ATM已能处理150多种交易，从现金存取到共同基金投资，甚至进行股票交易，使客户加深了对银行的依赖程度。

客户综合服务网络的建立，可以使商业银行向全能型发展。在银行高科技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德国、荷兰和意大利商业银行率先向全能化发展。对客户而言，全能银行有提供全面的银行服务的优点，使客户能自由选择最适合其需要的信用工具，特别是小客户，节约了他们与多家机构打交道的成本。这有利于银行吸引更多的客户，实施网络式管理。美国花旗银行发挥总体优势，不断将其在日本市场外的金融创新产品，如有6种货币和黄金等多种选择的共同储蓄账户，介绍给日本客户，稳住了日本市场。目前，金融工程（FINANCIALENGINEERING）日益为西方商业银行重视。金融工程所承担的是向特定用户提供能满足其需要的服务方案。该方案包括尖端金融产品的设计、证券承销安排、资金的吸收与分流、产品开发与信息处理等。银行招聘一批精通投资银行业务、企业银行业务和金融、法律、税务方面的专家，将各方面的知识与经验结合起来，通过客户综合服务网络，向客户提供能满足其要求的、独特的服务方案。这种方案是标准化的投资机会及储蓄、信托方式，配合客户独特需要而组合成的最低成本方案，即“独家顾客”方案。也就是说，这些顾客只信赖和光顾此银行。这是固定客户制，是客户与特定银行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使银行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客户信息资源，发掘潜在客户，波浪式地发展客户网络，同时也可加深银行与客户的定向信息交流关系。

二、建立全球银行间的网络系统

在经济全球化并高度繁荣的今天，多学科、多领域的整合服务正在满足社会各界的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全球银行间的计算机网络化，可以使本国商业银行与国外同行建立联盟，利用对方的金融专家和计算机系统，实现客户网络制的发展。

同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个国家之间贸易往来的交易量和交易金额迅猛增加，传统的通讯交换方式已不能满足业务发展的需求，大量的数据需要及时、可靠地在各银行间传递，而全球银行间的计算机网络化就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在现代国际金融市场上衍生出一种新的数据交换模式：EDI。EDI是ELECTRONICDATAINTERCHANGE的缩写，意为电子数据交换。这种方式是现代电子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的产物，其主要特点是通过迅捷、准确的计算机网络为客户办理国际结算业务，每一笔业务的延续时间不超过三十秒，节约了大量不必要的时间和费用，实现了银行为客户提供优质、快速服务的宗旨。

在竞争激烈的国际金融市场上，EDI迅速成为商业银行吸引客户、增加中间业务量行之有效的手段，促进和推动着商业银行的现代化进程。正是EDI这种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成为沟通不同行业经济活动的主要媒介，尤其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正日益发展成为最为重要的国际贸易交易手段之一。从90年代初期起，美、日、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陆续宣布，所有的商户首选交易方式为EDI，不采用EDI的商户将不予或推迟办理，EDI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崭露头角，成为日后国际化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

三、创建银行内部通信网络

西方商业银行管理改革的主导是“以人为中心”观念的确立。人是经营管理的主题，行为科研究已在西方国家形成潮流，使世界企业管理发生一场深刻变革，在商业银行界突出体现在从以物为中心的管理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管理。银行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银行有了高素质的管理人才，才能赢得广大客户的信任，有了高素质的银行管理者，才有高数量的客户群。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与员工保持良好的关系一直是个重要的问题。因此，银行创建内部网不仅发展了内部通信，加强了上下级的关系，而且也加强了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关系。这样做起码可以减少组织内部的文件流：即搜集保存于文件和活页夹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置入一个具有强大搜索功能的电子通道；同时也可以提高员工的素质和工作效率。例如，瑞典最大的SPARBANKEN银行也处于激剧动荡的合并时期。它开发的内部网，名为CHANNELONE，有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即电子邮件、论坛（一对多、多对多、多对一）、银行规则与其它组织信息数据库以及工作流系统。很显然，内部网改进了银行内部的通信。SPARBANKEN银行内部网/INTERNET解决方案经理LUSTIG认为，通过改进员工访问信息的条件，将会改进银行向客户提供的服务质量。“迄今为止，我们将30-35％的时间用于直接客户服务，其余的时间则用于处理业务部门的任务，”他说：“现在，我们必须改变上述做法，将执行两种任务的时间比改为80:20，即80％的时间用于开展有效的用户服务，用于处理业务部门日常事务的时间仅占20％。”

四、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各大银行都将要逐步由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并且在不断加强其地区性、乃至全国性金融信息网络建设的同时，在经济发达地区，在各大银行间建设区域性电子联行的工作也已经取得了实质的进展。而且，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加强，我国的银行还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世界范围内众多外资银行的强烈冲击。

因此，许多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后，以及实现区域性电子联行后，银行的业务应该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银行众多的公司客户、私人储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怎样稳固保持原有的客户并不断吸引更多的客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发展自己、而处于领先的地位？

很显然的一点，就是不断改进服务。只有不断利用现代电子信息通讯管理手段，全面提高银行的专业服务水平，才能更好地为银行客户服务，才能争取扩大银行的业务量，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应完全熔入国际金融业电子化发展的浪潮中，并根据自身的特征，利用尖端电子技术不断创新和开发适合自己发展的先进服务手段。我们除了应完全掌握上述国际金融业电子化发展的三个方面外（建立客户综合服务网络、建立全球银行间的网络系统和创立银行内部通信网络），还应结合当今尖端的电子技术及自身的特点，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和开发：

1．由于电话银行、自动柜员机以及当前的INTERNET银行服务等相继问世，客户实际上是距离银行越来越遥远了。各家银行的服务项目越来越雷同，客户所面对的是同样的电话或ATM，银行与客户进行面对面交谈的途径越来越少，如何才能加强与客户之间的联系呢？这是全世界商业银行都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我们在与国际接轨时，也应首先考虑这一问题。客户综合服务网络系统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要创建一种环境，银行利用该环境不仅可以向客户交付事务处理功能，而且提供可以满足他们需求的个人化信息。我们先运用定向联系，即定向促销，掌握客户群体的不同需求及客户资金拥有量、投资意向、投资策略、分散投资比例等，然后通过定向服务包括定向优惠，利用计算机系统建立固定客户制，为顾客提供设计独特的理财方案，使这些顾客只信赖和光顾一家银行。目前，美洲银行、NATIONSBANK、第一银行系统、FLEETFINANCIALGROUP、加拿大皇家银行、花旗银行以及新英格兰银行都在进行这方面的设计。

2.在理论上，越开放的系统，其安全性就越差。而银行的计算机系统要求既开放，又要绝对安全。如何寻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是我们要努力寻求的。新加坡DBS银行于1998年10月份出台INTERNET银行服务，该银行压倒一切的问题是安全。由于美国禁止输出128位加密技术，DBS银行经过努力寻找到一种替代方案。瑞士CREDITSUISSE银行为了保证无懈可击的安全性，制定了严格的安全参数，可达到如下目的：

保护主机和服务器系统免受外部攻击；

防止内部图谋不轨和未经授权的用户访问系统；

提供强有力的加密技术，保护数据在公用INTERNET传输时的安全；

保障用户在INTERNET的识别和验证；

保障用户与银行主机之间端对端的透明性；

解除银行客户对保护专用信息问题的担忧。

篇（5）

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年代，美国因为庞大的军事开支和国外贸易竞争的日益激烈，就已经面临了贸易赤字的问题。然而，当时毕竟美元与黄金挂钩，使得美国在面临黄金储备流失的问题上不得不考虑其贸易逆差的问题，经常性地通过提高关税、实施贸易配额和美元贬值等方式来改善贸易条件。但是，由于美国不愿意削减其消费效用和庞大的军费开资，仍然不能从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在尼克松的时代，他宣布了黄金禁运，并脱离了美元金本位，进一步让美元贬值，以减少美元外债价值。

似乎在这个时候，美国人意识到可能已经发现了一条可以不劳而获地安享他人财富的路径，那就是对贸易逆差不必过于在意，通过增发美元，贸易顺差国家将不得已将美元外汇投资到美国，美国人可以安享财富而不必削减消费效用和军费开支。

到了第二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代，以东亚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让本国货币紧盯住美元，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从而赚取大量美元外汇。由于没有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美国在货币发行量上得以以其贸易状况为标准过量发行美元。美国之所以能够无视长期巨额逆差甚至故意制造逆差，原因在于他们相信：由于长期经济发展的依存关系，贸易顺差国家对于这些美元外汇的处理上没有太多的选择权，只能将赚取的外汇重新投放美国，购买美国的各种证券及金融衍生品，把钱借给美国人消费，从而形成一种美元回流的状态。故而，本文将该过程称为美国人之梦路径图，简称“美梦路径图”。

2、“美梦路径图”的全过程

对于美国的赤字借贷循环，贸易顺差国家在处理美元外汇时面临的三条选择，如图1所示。其中，对于贸易顺差国而言，第一条选择路径显然是不可取的，美国的战略家们显然也以这一点为假设而进行了下面博弈的设想。

第二条购买美国企业的选择也许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危机爆发之前，美国不会允许的确也没有允许贸易顺差国购买其关系未来经济制高点的相关企业。比如，中海油购买美国的优尼卡石油公司的遭遇就是典型，优尼卡在美国石油公司中仅排在第七名，所掌握的资源也不太多。但是，这件事就遭到美国新闻界大肆渲染，引起美朝野震动和不安，一些议员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的反对，最后使这桩收购案流产。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前提下，美国绝没有对产业安全问题掉以轻心，美国显然会采取经济手段之外的方式进行干预。因此，在图中我们说购买美国的关系经济制高点企业的行为实际上被禁止。

剩下的选择只有第三条路径，把依赖低端产业靠辛苦积攒挣来的美元外汇回流美国，为美国的消费和经济发展融资，这样做的后果抬高了资产价格同时也压低了美国的利率水平，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过剩。

最终，如图1所示的博弈过程，美国在已知贸易顺差诸国只能将美元外汇投放美国的前提下，本可以选择紧缩开支和节约消费来逐步长期赤字的贸易状况，但是美国似乎选择了另一条途径，通过扩张美元货币使美元通货膨胀，并在适当的时机使美元贬值，从而使得美元外债实际价值缩水。美元在历史上曾多次进行过贬值，以改善贸易条件并使外债缩水。1985年的“广场协定”，降低美元对日元与马克的比价，协议生效后的两年时间里，美元对日元的汇率降低了51％。最近几年也频频向中国施压，意欲迫使人民币升值都是这一路线的经典反映。

这样精湛的逻辑推演出的似乎是一条稳定的路径，该路径跳出了以债权人为导向的经济思维，是在长期的国际经济借贷关系角逐之中美国人摸索出的超出经典经济学理解之外的一条安然享用财富的办法。因而，相当能够掩人耳目。通过该路径美国人建立了一种灵活的新型全球剥削，达到了任一早期的帝国体系都没有取得的成就。

3、内在不稳定性

由债权国将过剩的美元投资于美国的这种美元环流的过程，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盘绝妙的棋局，但是从其内部流程细看，这种过程是具有其内在的不稳定性的。“美梦路径”能够稳定的关键在于需使外债实际价值不断缩水，而不能是超出其未来偿付能力的持续增加。由于近些年美国对外战争不断，军费开支不减反增，国内消费水平又不肯节俭，只是依赖或者说故意依赖这种不稳定的剥削体系。如果外在的环境不是按照美国预先的设想所运行的话，或者说债权国不允许其本国货币对美元升值，或者即使美元一定程度的贬值仍不足以改善贸易条件，美国对外债务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加。那么，其结果势必要以剧烈的变动来改变目前的这种格局，也就是说此处埋下了危机的祸根。

如下图2所示，在美国贸易逆差的情况下，美国扩张其美元货币供应量，这些美元以贸易支出的形式流转到顺差国手中，并最终以购买美元资产的方式回流到美国。在此过程中，不但顺差诸国因美元外汇不断的增长而兴奋，美国国民也同样会陶醉在资产财富增加的假象之中。随之而来的是消费的继续攀升及储蓄率的下降，要维持这种较高的效用水平是必须继续依赖这种借贷关系的，从而使得外债继续增加及本国资产价格过度的膨胀，“非理性的繁荣”时期的到来预示着一场金融危机就在眼前。

美国如此债务过度循环的后果是吹大了资产价格的泡沫，金融资产价格泡沫越聚越大，金融风险相应增加，虚拟资本膨胀的程度严重超出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能力，来自外部的微小的冲击就能使得本已积累很大系统风险的整个金融体系轰然倒塌，也必然葬送“美梦路径图”。金融危机的后果不但给美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必然给全世界尤其是近年来对美贸易顺差较大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带来巨额财富损失和严重的经济冲击。

二、债务循环积累的扭曲借贷关系引发经济先膨胀后紧缩

如图3所示，美国对外贸易经常项目逆差总体上呈逐年扩大趋势，外国在美资产亦是显著增加，表明美元环流的现象在危机爆发前是愈演愈烈的。

我们可以把过剩美元回到源头的过程看成外国债权人借贷资金给美国人消费的过程，因此可以应用消费的跨期替代模型来研究美国的借贷消费问题。

1、合理的借贷关系与扭曲的借贷关系

则消费主体1与2的跨期替代消费选择问题归结为如下的模型：

为简便起见，我们以只有两期的跨期替代消费模型来研究这一问题。无需求解，用图4可以清楚地描述两主体不同的选择，Ii表示主体i面临的两期消费选择的无差异曲线。

假如开始时资本市场之间存在流动性约束，也就是消费主体1不能正常地从消费主体2那里借贷到资金进行消费，那么消费主体1的选择只能在点p。当不存在资本的流动性约束时，主体2可以通过从主体1那里借贷资金，使得自己的效用曲线从移动到，从而可以维持在点的较高的消费水平。因此，通过资本市场的借贷关系的确可以使消费者的当期效用水平提高。但是，到了第二期的时候，消费者2由于必须偿还第一期的借贷而使得消费效用水平降低，而消费者1则因为收回了借贷而提高自己的消费效用水平。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跨期消费选择，确保其运转的前提是借贷关系能够正确理清。美国与其债权国之间的关系显然也是应该符合此模型的。但是，事实情况是美国依赖借贷享受了第一期的消费水平之后，但却并没有考虑在第二期削减自己的支出以偿还债务，或者说没有考虑到自己在第二期的偿债能力，而是继续维持开支在高位运行，以新债还旧债，形成了一种扭曲的债务过度循环。

2、对外债务过度循环积累是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

我们认为费雪提出的“债务一紧缩理论”不但可以解释一国国内经济的波动，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可以应用于符合“国家经济人”假设的国家之间。“债务一紧缩理论”理论中的债务是指主要银行的信贷，而债权国借贷资金给美国的方式基本上是在资本市场上购买美国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券、股票和其他一些机构的债券，其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拓展“债务—紧缩理论”，将其理论应用于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资本市场十分发达的了国际间债务循环，来解释扭曲的债务何以最终成为了经济从繁荣到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

债权国将巨额贸易顺差资金循环借贷与美国的这一过程，在短期的表面上会引起美国的资产价格上扬，比如美国房地产和各种债券的价格上升，形成对经济的乐观积极的预期，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新时代心理”。一种预期刺激另一种预期，在过度乐观的预期心理下，过度开支，债务积累越来越大。这一阶段特征的表面现象看似价格极度膨胀，其本质特征含有对债权国“过度负债”的因素，这种情况显然难以持久。在实体经济无法支撑泡沫膨胀的极点处，“意外的冲击”便导致了资产价格暴跌。此处的“意外的冲击”可以看作是在美国房地产价格上升早已超出了购买力的水平，而是依赖发行债券过度借贷资金给低收入者使其具备购买房屋的虚假消费能力的时候，而引起的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的不能支撑。消费与供给的矛盾已经超越了可以调和的阶段，再加上货币政策稍一紧缩，便引发了以房地产为抵押的一系列债券及其衍生品价值的下跌。再加上，由于资本循环过量停留在金融体系内部，以房地产为抵押的次级债券在美国内部及其债权国涉及面甚广，从而使得次贷危机引发为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

整个预期资产价格与消费关系的过程如图5所示，预期资产价格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先是同步上升的关系，而后在经过“意外冲击”之后，预期资产价格将下跌的背景下，投资者信心崩溃，资产价格暴跌，投资者争相抛售其资产。各大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基金公司及保险等金融机构亏损累累，乃至破产、倒闭。而同时净资产减少，整个经济体系收缩信贷，经济活动水平下降，消费水平明显减少，物价下跌，企业盈利减少，产出水平由于需求能力的下降而下降。此时的情况如图6所示，在AD-AS模型中，总需求曲线向左移动，物价水平下跌，产出随需求的下降而减少，经济的萧条已成定局。

三、结论、教训与建议

对债权国循环借贷，不失时机地使外债缩水，是美国人以其雄厚的科技、经济及军事实力为依托，经过长期的借贷经验积累而发现的一条可以不劳而获的聪明的路径，但是这条路径内在的不稳定性是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之一。当今的对外债务过度循环积累和费雪理论中的过度负债其本质都是一种债务且都是超出合理范围的扭曲的债务。因而先是铸就了经济的繁荣，之后因其扭曲性而把经济拖入了衰退。

对美贸易顺差的国家骤然发现本国多年来积攒的美元外汇面临两难的窘境。是继续投资已经缩水并且风险很大的美元资产，还是抛售手中的美元资产任其再行下跌?显然，可能的选择是不得不继续投资美元，支持美国经济复苏，因为后者损失可能更大。长期以来，由于债权国拥有大量的资产在美国，爆发一场经济危机反而成了美国恐吓世界的一种新的手段。美国把全世界与其捆绑在了一起，如果危机真的爆发，那么债权国将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帮助美国走出困境。现在看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等新兴经济体可能正在面临这样的窘境。

世界各国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新兴经济体在经历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从中获得经验与教训的确值得认真地反思。在仍未走出危机的今天，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参考建议：

1、从长期看应摆脱美元本位制、实行多元储备。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美元本位制，在这一体制下，美元具有货币与国际货币的双重身份，其国际供给直接决定于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给了美国利用该制度不劳而获的空间，同时也使债权国处于被动的地位。因此，摆脱美元本位制、实行多元储备势在必行。

2、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发展驱动模式从出口导向型转向消费驱动型是必然的选择。由于中国经济过于依赖对美出口，因此爆发于美国的危机很快波及中国，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压力。依赖出口的经济体只是在转型期的过渡性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为本国人民谋福利。因此，采取一整套的包括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在内的全方位的措施促进国内人民的消费升级是必然选择。

3、提高当前的投资效率。由于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美经济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短时间内是无法完成瞬间转型的。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的出口及投资面临很大挑战，作为从出口导向型驱动发展模式向国内消费驱动型发展模式的过渡阶段，在将顺差美元外汇投资美国资产的过程中应注意规避风险，尽可能地选择收益率较高而风险又可以控制的资产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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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我国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增长，受到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一些进出口企业出现经营状况差、融资难等问题，阻碍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因此，研究金融机构变革下国际贸易融资问题，对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增加进出口贸易量具有重要意义。

二、金融机构变革对国际贸易与融资影响的理论基础

(一)金融机构的相关概念界定

金融机构是指为人们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如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都属于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主要为人们提供办理储蓄、购买证券、保险、基金管理的服务，每个国家的金融机构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包括银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境内外的外资融资机构，这三种金融机构构成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

(二)国际贸易与融资概念界定

国际贸易是指国际上各个国家地区进行商品交换的活动，是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相互联系的基础上，实现各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上的流通活动，由各个国家或地区对外贸易构成了国际贸易。

融资是指在企业单位或个人直接或间接的从事资金的融入和融出活动。

国际贸易融资是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出现的融资活动，国际贸易融资要依托国家或企业个人的资金实现资金流动，这种融资活动会在国际贸易结算过程中的各个方面出现，包括出口商品的制造、运输、销售等过程。因此，金融机构发生变革会对国际贸易与融资产生重要影响。

(三)国际贸易融资的特点

1.国际贸易在融资过程中，融资的成本比较低，因为在国际贸易融资时有货物抵押和清楚的还款来源作保障，对于银行来说，在对贸易融资的处理上就会比较宽松，银行收取的利息也会相对较少，因此，国际贸易融资要比银行贷款的成本低，而且容易得到批准。

2.国际贸易融资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性，融资人不仅要承担银行贷款的风险，还要面对利率和汇率的风险，还有国际贸易融资与国际贸易结算联系密切，在进行国际贸易结算时会存在欺诈、单交等风险，

3.国际贸易融资的融资人构成复杂，由于融资是在国际背景下进行的，融资人可以本国国民，也可以是外国人，而且如果涉及到国内与国外的融资，就要涉及到两国货币兑换的的问题，在进行国际贸易融资时要根据货币的汇率变化情况，结合具体情况作出是否进行融资的决策。

4.国际贸易融资作为国际资本流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不同国家的融资资金在国际间的流通和转移。作为国际贸易中的融资者要遵守本国政府颁布的融资法令，本国政府要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对本国的金融机构进行管制，确保融资过程的安全性。

三、金融机构变革对国际贸易与融资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把整个世界的经济关系联系紧密，主要体现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各国的资金可以流动任何国家和地区，这就导致当出现金融机构变革时，由于金融的传导性各国会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国际贸易中的融资风险就会扩大。

(一)金融机构变革对融资环境和融资需求的影响

在金融机构变革环境中，我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金融机构的变革会在世界范围内造成极大的动荡，2012年，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经济衰退的情况，许多国家还出现了经济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受到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变慢，许多国家出现失业率上升，中小型企业停产倒闭的现象。

金融机构变革对融资需求产生重要影响，以中小企业为例，中小企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能够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很少，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资金的投入，极大地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一方面，中小企业的资金少，规模小，企业管理不完善。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中，对融资标准过高，这就导致中小企业不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中进行融资。因此中小企业陷入了融资困难的危机中[3]。

(二)金融机构变革对国际贸易融资成本的影响

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利率的波动和贸易出口困难导致了融资成本的增加，由于融资难度的增加，银行等借贷机构对融资的条件会更加苛刻，办理的手续会越来越繁琐。利率的波动上导致风险的发生，各国在进行国际贸易融资时一定要把握好汇率的波动规律，减小损失。

四、金融机构变革中完善国际贸易融资的对策和建议

(一)完善与国际贸易融资相关的法律，为贸易融资提供法律保障

各国应结合当今国际贸易融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不断健全贸易融资法律法规实现与国际接轨，同时还要立足于本国国情出发，解决本国贸易融资法律与国际惯例间存在的分歧。通过研究当前贸易融资法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法，努力实现与国际上的惯例相接轨，以法律保障国际贸易业务的发展。

(二)与其他国家积极交流合作，促进国际贸易发展

国家应出台一系列的贸易融资措施，帮助我国企业解决贸易融资问题，推动我国贸易发展。国家完善进出口贸易政策，发挥各省市经济管理部门的作用，实现各部门单位支持进出口贸易发展的良好环境。积极参加国际上的贸易融资合作，加大对主要贸易国家的融资支持，推动双边贸易融资。

(三)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良好的合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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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1.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1)对出口的影响

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金融危机引起美国经济及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对我国对出口产生重要影响。汇丰银行在2007年年初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的出口有60%是输出到发达国家,其中美国就占了28%,因此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对从中国进口的需求减弱，将导致企业减产、工人失业、企业亏损。目前，许多企业已陷入倒闭和破产的困境。面临困难的企业越多，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就越大。日前，据里昂证券(CLSA)公布，中国9月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7.7，低于8月份的49.2，亦继创有调查以来新低。

(2)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国家统计局21日的数据显示，9月份国房景气指数为101.15，比8月份回落0.63点。至此，全国房地产景气指数已连续十个月环比回落。截至9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为1.3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0.2％。同时，银行不良贷款风险开始显现，加上国际金融危机下，各银行都有不同程度的亏损，惜贷氛围比较严重。房地产投资进一步萎缩。此外，由于美国本土发生金融危机，引起诸多金融机构积极抛售在新兴市场国家资产，以应对本国流动性不足。几种因素综合夹击下中国房地产业拐点的到来不可阻挡。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又一大引擎的熄灭。

2.对金融系统的影响

(1)直接损失

首先是持有美国次级债或对美国破产公司的贷款造成的损失。如中国银行集团共持有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发行的债券7,562万美元；工商银行对雷曼公司贷款5000万美元；招商银行对雷曼贷款8000万美元；其次，是中国企业销售给美国产品所形成的1000亿美元以上的应收账款，这部分欠款的信用风险是很高的。再次，是很多金融机构、个人的投资，包括QDII等等，这些都会是中国在金融层面上的亏损。其中还没有包括对中国持有的超过5000亿美元美国国债资产的评估。

(2)间接损失

银行业的经营效益增长出现困难。在经济下滑状态下，银行的业务拓展空间变窄；在居民收入不稳定性加大和货币紧缩政策下，存款大量增加与贷款增量减少的矛盾突出。另外，经济下滑带来的行业、企业破产倒闭，银行不良贷款反弹压力很大。

二、我国的应对策略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已经显现，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我国采取哪些措施以减少对我国的冲击，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重点:

1.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

我国去年财政实现了盈余，政府负债占GDP的比例不到20%，这为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了空间。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增值税转型（降低企业税负）和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减轻个人税负）等措施来刺激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其次，从农村着手通过有效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来刺激农民消费，同时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再次，房地产市场是内需的火车头但并不代表政府要救助房地产商，维持高房价，相反的政府应推出万亿级别的保障性住房供给计划,由于保障性住房价格低廉,不仅会有效地挤压商品房市场的泡沫,完成房地产市场的自我调节,更重要的是,它能与百姓需求对接,有效盘活内需,带动中游、上游产业的发展；最后是尽快使一批重点大型项目开工启动，例如：铁路建设重点项目等，拉动钢铁、水泥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2.放松信贷的货币政策

放松货币政策重在放松信贷规模控制。目前经济下行趋势已经进一步得到确认，应考虑再次放松和淡化信贷总量控制。因为相比而言，在经济出现一定幅度下滑的情况下，适度放松信贷闸门是比较有效的政策工具。几种工具交替、配合使用，才能达到更好的政策效果。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即使今年经济增速和物价涨幅均有所回落，贷款需要增长15%～16%才能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因此，目前的信贷总量控制依然是偏紧的，有必要适度放松，使其回到与实体经济的需要相适应的水平。

3.充分利用大量的外汇储备

本月温总理访俄期间，与俄国签订的一项规划已久的长期石油供应协议，中国将为俄罗斯企业提供200亿～250亿美元出口支持贷款，换取未来20年内获得3亿吨的俄罗斯石油供应协议。这一协议为我们有效利用我国高达1.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提供了很好的典范。金融危机引发全球资产价格大幅缩水，而预期美国巨额的救市资金所制造的天文数字般的国债，未来随时可能出现支付信用危机，美元贬值几成定局，在此期间，用外汇换资源，换技术是我们目前最好的选择。

4.大力发展服务业

2007年，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到40%，而印度是50%、日本是65%、美国是80%以上，中国的服务业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由于当前中国70%～80%的中小企业没有金融服务，大的农村基本上也没有金融服务，所以市场非常广阔。如果能够尽快地把制造业游离出来的资源，转移到服务业，在比较低的GDP增长速度上，可以解决全社会的就业问题。

参考文献：

[1]茹璧婷: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J].理论前沿，2008.18

[2]尚文涛:美国次级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J].商情，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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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很多迹象表明，世界对中国的期望和对中国模式的认同感正在快速增加。首先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世界各国还是寄希望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尽管很多人也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抱有希望，但人们对新兴经济体能够做什么并不明确。自从二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总能在拯救世界经济危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即使能够发挥一些作用，也只是作为配角。

但这次则全然不同。各种指标表明亚洲的经济正在恢复正常，甚至是复兴。在西方，尽管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危机已经见底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升，但人们仍然看不到其对世界经济复苏的意义。尤其是美国，人们一直在期望美国能够做领头羊。危机发生之后，全世界各国都用不同的方式来“拯救”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考量，因为人们意识到，如果美国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也会进一步影响本国的经济。但至少迄今为止，美国并没有能够扮演此种角色。

与美国相比较，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复苏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这次本身并没有金融危机，但深受外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在承担各种国际责任的同时，动用一切尽可能的力量来复苏自己的经济。

兼有金融与经济杠杆

西方国家在拯救经济危机过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但中国政府却能同时用金融和经济两种杠杆来拯救危机，因为它存在着庞大的国有经济体。

结果是显见的。这些举措不仅带动了本身的经济复苏，而且也带动了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回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和中国经济体紧密相关的经济体大都开始出现增长的势头。而中国的这种复苏势头又对西方经济体产生积极作用。如果说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作用仅仅限于亚洲，那么这次中国的作用超越了亚洲而对全球经济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人们发现，德国和法国的经济转好就和它们对中国贸易的增长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的经济表现令西方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不过，事情还并非仅仅是中国的经济角色问题，从深层次看就是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

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已经有很多年了，中国政府本身在这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小心翼翼，并没有公开接受或者反对这个概念。中国模式本身仍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并且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这种模式最终是否成功，还有待检验。但是站在外部的角度，人们对中国模式则不这样看。

曾经宣称西方民主是“历史的终结”的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Fukuyama）这些年来一直在修正他的观点。之前他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提升到道德化的高度。但是“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反复和中国的崛起都表明“历史的终结”的观点已经受到很大的挑战。最近，福山注意到，尽管亚洲的印度也在崛起，并且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于一个更有效率的中国。

开放的政治制度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表明，政治制度的发展是开放的。尽管中国还被外界称为权威主义的体制，但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正在发展出符合其自身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政治体制。

中国政府现在唯一的意识形态就是民本主义，努力把政府的作为和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中国政府也努力提高政府过程的透明性，并建立各种机制使官员对人民负责。中国政治体制尤其在危机期间表现出高效率，无论是处理四川地震还是应付这次金融危机，相对于其他政治体系，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了。

中国和其他一些政治体制这些年的发展表明，民主的政体不见得能够有效服务于公众，而中国的体制也不见得不能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务，重要的可能不是大的制度构架，而是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政策。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感受和认知的这些变化对中国模式来说的确是个机遇。这里既表现为中国的硬力量，也表现为软力量。硬力量主要指的是中国的经济力量及其产生的客观外在影响，这是外界所能亲身感受得到的；软力量，就是人们对中国能够产生的经济影响力的主观认知。（很显然，这里的软力量是外界对中国的自觉的认知，是基于硬力量的影响力之上的，这和中国有关方面正在大力推动的软力量是很不相同的概念。）

机遇与挑战

金融危机考验了中国的发展模式，而中国在应付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又提升了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变化的产生又是对中国模式的极大挑战。挑战的核心就是中国模式的可持续问题。对可持续性的挑战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两个方面。外部方面的挑战指的是，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核心力量的时候，世界各国的经济外交政策都会把中国作为其头等议程来制定对华经济政策和战略，从而给中国造成莫大的外部压力。内部挑战主要指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困难。

中国模式是个统称概念，因为中国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不同阶段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模式。早期简单地把经济增长主要是GDP的增长作为最为重要的指标。尽管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导致了无穷的问题，例如收入分配、社会正义和环保压力等等。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的应付，那么中国经济模式就很难持续。因此，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政府努力寻求发展模式的转型，可持续性、环保和社会公平成为了新模式的主题词。

转型机会的流失

从发展模式的转型来说，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个很好的机会。从宏观上来说，中国可以对自身的混合经济模式充满信心。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淘汰了很多落后的产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开始建立内需型消费社会。内需型社会无疑是中国今后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最重要标志，即从世界大工厂转型成为世界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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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国爆发了一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迅速蔓延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渐渐转变成一次资本主义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爆发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我们2万亿的外汇（以美元为主）储备大幅缩水。这使得我们认识到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储备背后的一系列问题。于是，在今年4月2日伦敦召开的G20峰会上，我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超货币”的概念，旨在改变单一依赖美元机制，当然这一提议目前行不通，但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应该加快汇率体制改革，正视外汇储备问题。美国通过发行美元转嫁危机，巨大的损失使得我们必须调整当前的储备体系，来避免紧盯美元带来更大的损失。人民币国际化就成为必然趋势，所以我想谈谈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些小问题，及其发展趋势之我见。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现阶段取得的成绩

（一）货币互换协议，包括以下内容：2008年12月4日，中国与俄罗斯就加快两国在贸易中改用本国货币结算进行了磋商；12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韩国银行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两国通过本币互换可相互提供规模为1800亿元人民币的短期流动性支持。

2009年2月8日，中国与马来西亚签订的互换协议规模为800亿元人民币/400亿林吉特。

2009年3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银行宣布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目的是通过推动双边贸易及投资促进两国经济增长。该协议互换规模为200亿元人民币/8万亿白俄罗斯卢布。协议实施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和印度尼西亚银行宣布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目的是支持双边贸易及直接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并为稳定金融市场提供短期流动性。该协议互换规模为1000亿元人民币/175万亿印尼卢比。协议实施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2009年3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阿根廷中央银行29日在这里签署了700亿元等值人民币的货币互换框架协议，这是迄今中国和拉美国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交易。根据该框架协议，阿根廷从中国进口商品时可以使用人民币，不必再使用美元作为交易的中介货币。

（二）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4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对于推动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关系发展，规避汇率风险，改善贸易条件，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

从货币理论的角度来看，一国的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其货币职能必须国际化，与其作为一国国内货币的职能有所不同，必须具备一系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相应条件。

政治方面：国内政局保持长期稳定，并且在国际中处于强势地位，以保证金融资产的安全性。经济方面：一国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规模总量足够庞大；币值需保持相对稳定；有完善的金融市场机制。

综合以上考虑，我觉得人民币目前还没有具备成为国际储备的条件，最重要的就是国内金融市场还不够健全，没有实现资本项目的自由可兑换，离岸金融业务也没有得到充足的发展。但我们现在具备的优势以使我们有能力向世界推广人民币：

充足的国际储备——这是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为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兑换要求。根据通行的国际储备需求理论，充足的外汇储备一般应维持在30%左右。我国近年来外汇储备稳步上升，达到并远远超过了同期进口额的30%，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之路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不利因素）

（一）遭遇“特里芬两难”。“特里芬两难”是偿还能力与持有者信心之间的两难境地，任何一种货币来充当国际货币时都存在“特里芬难题”，即要使货币价值要稳定，它就不能作为国际货币；要作为国际货币，它的价值就难以稳定。

（二）政府的货币政策将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由下图知，人民币国际化之后，即意味着政府选择了稳定的汇率制度和资金的完全流动，因为一个高度开放的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和货币价值的稳定是国际货币的基本标准。

（三）国外热钱的涌入，投机增加。人民币国际化使得国内经济更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冲击。

四、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纵观各国经济的发展，当一国经济实力增强以后，本国货币必然要走国际化道路。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硬通货，能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兑换、国际结算、国际储备和执行价格标准。目前，在世界范围作为国际货币的货币有美元、英镑、马克、日元、法郎、瑞士法郎、欧元、SDR等不足10种，比较通用的有美元、马克、日元和欧元。

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三步走计划：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但是，要在短期内实现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难度还很大，有不少障碍需要克服，这个时间可能是5年、10年，甚至20年，可是凭借着国民经济的强大后盾以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人民币的国际化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五、小结：

在全球经济瞬息万变的时代，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我们的必然选择，也是适应经济发展，改革现行汇率制度的必然要求。告诉我们，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应不畏惧人民币国际化甚至中国国际化过程中的困难，勇于前进，积极探索，把握机会，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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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40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

一、金融自由化的风险。

金融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资本的全球高速流动以寻求最大利润。巨额资本的快速流动增加了金融系统的潜在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健全、具体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产生金融危机的诱因可以说无处不存，无时不在。主要是因为：

1.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国际游资频繁在各国外汇、股票市场流动，具有投资、投机两重性。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经济结构性失衡，形成“泡沫经济”，一旦出现逆差或货币贬值，资金便迅速抽逃，导致国际信用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便是典型例子。据IMF估计，国际短期游资多达7.2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额的20％。其投机性、流动性和逐利性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金融经济安全的严重威胁。

2.作为资本流动载体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点便是其“杠杆效应”，能以较少“定金”买卖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约金额的金融产品，如远期合同、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形成以证券料汇、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预期为客体的金融衍生资本。一家金融机构的少量交易即可牵动整个国家经济甚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金融链条上的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使整个金融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

3.“对冲基金”规模不大，但借贷能力特别强，能够迅速筹集资金投放市场。一批基金联手再加上众多世界级银行财团的支持及其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中的强大游说能力，足以将任何一个市场置于危机之中。

二、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美元霸权霸权。

虽然从理论上说，国际美元本位像任何关键货币一样，对于提高国际交换效率和降低国际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中，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毕竟只是由美国政府法令强制使用的一种纯粹的、完全不兑现纸币，它的“生产”完全受到美国国家机器的控制，它所服从的完全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制订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国内规则。所以美国不会，也没有义务把别的国家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

三、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

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体说来又主要是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①相同或相似的通货膨胀率；②要素流动的程度；③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开放程度；④商品多样化的程度；⑤工资、价格的（变动浮度）；⑥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程度；⑦财政一体化程度；⑧政治因素。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经常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同时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在货币中立问题方面：弗里德曼和卢卡认为因为有理性预期的存在，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应该存在着与通货膨胀率毫不相关的自然失业率。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方面，在对“货币中立建议”西方学者进一步运用时间不一致性观点来考察货币一体化的成本。超级秘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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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79]56号文，恢复中国农业银行为标志，中国已经进行了30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建设。在这30年中，中国的农村金融体系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金融改革相伴随，尤其是与中国资金的供求形势变化相伴随，经历了两个明显的发展阶段。本文将在以政府主导金融发展为基本体制背景，以资金余缺状况为划分依据，将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和变革，置身于整体经济和金融改革的总体背景下，来阐述其形成和发展逻辑。

一、资金短缺条件下的储蓄动员机器

在1996年之前，中国的资金供求形势，一直是非常紧张的。按照钱纳里的理论，中国是典型的国外和国内资金“双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金融机构在整个国民经济和金融发展过程中，主要扮演储蓄动员机器的角色。

实际上，自计划经济时期，包括农村金融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都是按照二元经济和二元金融的逻辑，围绕城市工业化建立和发展的，是一种城市偏向性(city—bias)的金融安排。当时的中国金融体系，实质上是如林毅夫等所言的因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策略”而内生出来的一种融资制度安排。这一融资制度的中心，是为发展重工业筹措、配置资金。这样的制度安排，由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到1978年之后。

1978年后，市场的逐步放开和各个地方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使得资金短缺，更加成为发展的瓶颈。作为金融中介的各类金融组织，延续并强化了储蓄动员功能。笔者曾经发表了多项研究，说明了在资本短缺的基本背景下，大量资金在中央政府主导的金融纵向分割和地方政府主导的金融横向分割下，流向了国有工业部门。在政府的金融控制下，长期金融发展让位给短期经济增长，使得金融功能财政化，金融机构扮演起“第二财政”角色：在动员储蓄过程中，替代税收收入功能；在资金贷放上，替代财政支出功能。因此，金融机构在农村的活动主要是为了城市部门工商业发展动员储蓄。正式金融安排的动员储蓄目的，必然与农村非正式安排可能产生的储蓄分流发生冲突。于是，在政策设计者眼中，正式金融安排和非正式金融安排是水平竞争，而非垂直合作关系。压抑民间非正式金融组织的发展，以确保农村正式金融组织储蓄动员功能的发挥，就是这段时期金融政策演变的重点。

从“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特殊逻辑：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动员储蓄，为工业化、城市化动员储蓄和方便政府控制的需要，而非基于解决农村融资困境的基本问题。由此，使得农村金融安排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动员储蓄的机器，资金外流、农村“失血”是这种制度安排的必然。

可见，在20世纪50年代确定以重化工业化作为国家目标之后，为了获得工业化最稀缺的要素——资金，国家对金融业采用了完全垄断的方式，控制由乡村到城市的所有金融机构网点，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当然包括资金)，进行国家工业化的努力。周立、胡鞍钢的研究显示，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使得金融控制的方式发生了转变，由于改革本身就是将经济自利还给民间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自然伴随着国民财富的转移——由“集财于国”到“散资于民”。原来由政府集中控制的资金，在改革后散布在民间的各个企业和居民手中。这使得中央财政能力大大下降，逐渐变为“弱财政”。经济改革和转轨的需要，要求中央政府必须要有强大的动员和支配资源能力。为了收集民间资金，中央政府以组建国有独资专业银行和拆分中国人民银行为主要标志，建立了一个以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为主体，以行政区划为网点分布原则的强大的金融部门，自上而下地将触角延伸到各个民间部门，去替代利税上缴的计划制度安排，重新集聚财富，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这启动了中国金融业的大发展，带来了金融资产的迅速膨胀(“高增长”)。但是，由于资金配置不是依据市场原则，而是依据中央政府的财政投资安排，出现了发展经济学中所言的“没有发展的增长”(“低效率”)。例如，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的专业银行体制下，每一家专业银行都对准相应的行业和地域，互不混淆，形成了金融纵向分割的局面。直到地方政府介入金融发展时，这一局面才有所打破。

1984年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前，地方政府并没有控制金融机构的冲动，因为在集权经济体制背景下，财政远远比银行更重要。当时国有金融体系的纵向分割基本上是中央政府的一手安排，各地庞大而均齐的银行科层组织结构，明显地带有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着意安排的痕迹。但伴随中央财政能力的下降，中央计划内安排的资金越来越不足以继续支付地方投资建设所需的资金，地方政府在财政包干制下，也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其税收努力，使得基本建设投资体制不得不由财政拨款转为银行贷款(“拨改贷”)。投融资体制的改变，使得地方政府将关注对象，由财政转向了银行。于是，地方政府开始加强对当地金融机构的控制。一方面，它们竭力控制国有银行在当地的营业网点(国有银行和新兴的专业银行也有在各地铺设网点的冲动)，另一方面，自行组建各类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等，并争取在本地设立融资中心、证券交易中心等，力图最大程度地动员本地储蓄，让本地储蓄用于本地投资，尽力争取吸引并利用外地资金。其后果是，各类国有金融机构在各地网点迅速膨胀的同时，由地方控制的各类金融机构甚至非法融资机构遍地开花，出现了各地方激烈的“金融竞赛”局面，将金融机构又横向分割为块块。地方政府介入金融发展过程后，各地区经济发展普遍出现了这样一副景象：地方官员的升迁竞争主要表现为地方政绩竞争；地方政绩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竞争；经济增长竞争主要表现为投资竞争；投资竞争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源竞争；金融资源竞争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竞争。由此，以“银行多过米铺”为标志，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金融规模的“高增长”，但也加剧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政府对金融业的控制，使得金融机构发挥的主要是动员储蓄，而非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的功能。设在农村的金融机构尤其如此，农村正式金融部门在吸收储蓄上，必然与非正式部门发生竞争，而非正式部门吸收的储蓄，并不会像正式部门那样，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和资金划拨，朝向政府意愿的投资方向放贷。因此，政府和正式金融部门都有打压农村非正式部门发展的冲动，而正式金融部门动员的储蓄，又大部分流出了农村社区。所以，资金短缺形势下，农村金融体系出现了“双重失灵”——“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并存。“三农”领域，则出现农业缺投入、农村缺资金、农民难融资的农村金融困境。

二、储蓄动员角色的体制背景

农村金融体制之所以呈现上述逻辑，与计划经济以来政治经济体制安排的宏观背景密不可分。这要从中国传统体制形成逻辑的分析中，进一步探寻其发展(见图2林毅夫等做出的分析框架)。

在20世纪50年代以“一化三改”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大规模的工业化才开始真正起步。而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意识形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有着重大的区别。这种区别最主要体现在资本原始积累方式上。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是靠类似“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把农民赶出土地，强制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同时给现代化工业的建立提供劳动力和原材料的准备；二是靠海外殖民掠夺，扩大原材料来源和商品销售市场。这两种资本积累手段在后来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采用。那么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由何而来?首先提出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问题的理论家是苏联的“托洛斯基派”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认为社会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是在“国内外市场相对隔离”的条件下，通过“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不等价交换”所得到的“来源于国营经济综合体之外的物质资源的积累”，“这种积累在落后的农业国中应当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当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遭到斯大林的严厉批判，但通过国内不等价交换积累原始资本的方式，在苏联的工业化过程中实际上被采用了，并且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积累原始资本的通行方式。

按照林毅夫等的分析框架，1949年以后，中国在极低的工业化起点(人均国民收入仅为50美元)上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同样面临着资本原始积累问题。为了服从这种重化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中国建立了一套类似于苏联，又有很强中国特色的一整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低农产品与原材料价格”等价格扭曲政策，实现了“高积累”，设置了一套维持“不等价交换”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来推进中国工业化的进程。由于当时中国的国情状况就是所言的“一穷二白”，而国家经济最主要的支撑是农业部门。于是，一系列不等价交换的体制剥夺的对象最终自然转向农业部门。

在工业化起步和推进过程中，中国为何要扭曲价格，以推进工业化进程呢?原因在于，重化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需要动员大量社会资源，而中国当时经济剩余主要来自农业，数量少、分布分散、政府在农村的税收能力低。为此，需要有一套不同于市场调节机制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使资源的配置有利于重工业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人为地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同时提高资源动员能力，包括为重工业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资金、原材料，以及进口设备和技术。为此，就要全面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为扭曲利率、汇率、原材料、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与产品的价格。最终建立起一个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在微观经营体制上，城市部门表现为国有工业企业，农村部门表现为。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失衡、效率低下、农村部门的凋敝，是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农村金融体制，自然也服从这样的发展逻辑，成为为工业化、城市化积累低成本资金的必然安排。

即使在1978年以后，多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也都是在支援“三农”的名义下，壮大了为城市工商业发展动员储蓄的基础。以“一国两策，城乡分离”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不仅使得金融供给远远不敷农村金融需求，反而使农村地区出人意料地成为金融资源的净供给者。农村金融供求表现出了总量和结构的明显失衡。农村建设和发展没有完成“非农化”，农村资金却一直在“非农化”，农村金融机构似乎成为农村资金的大漏斗，它们在农村吸收储蓄存款而对农户和涉农企业的贷款相当少，甚至不少地方的商业银行根本就不对农户和涉农企业发放贷款。从短缺经济角度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得中国农村金融的供不应求成为常态，农村发展也长期处于“负投资”的状态。面对总量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丰富的农村金融需求，制度安排的农村金融供给却一直是刚性，甚至是相对萎缩的。

三、资金形势的方向性转变

资金短缺和政府的金融控制同时并存的条件下，金融机构下乡的主要目的，是动员农村储蓄，然后配置到投入产出比高的非农领域。所以，一家家设在农村的金融机构，成为把农村资金抽取到城市的一根根管子。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如此，连所谓的“支农主力军”——农村信用社，自1970年代以来，实际上也一直是向农村“抽血”的主力军。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1992的数据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1996年的数据显示，自1970年代开始，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的贷款余额就持续小于农村的存款余额(即贷／存比小于1)。1980年代贷／存比大体在1／2左右，1990年代大体在2／3左右。其中，1995年农户储蓄仅有22％用于农户贷款。即农民似乎在“自愿”地把资金让渡出去，以至于农村存贷差成为各家金融机构争夺的对象。1990年代中后期的银行商业化改革，使得各家金融机构出于成本收益考虑纷纷撤出农村市场，此时就留下来在城市里没有大本营的农村信用社，它被多次强调恢复合作制，并冠以“支农主力军”的名号。但实际上，农户从农信社获得的贷款仍不足其向农信社存款的1／3，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事实上，在资金短缺时代，农村金融改革几乎没有成功的条件，作为置身于整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弱势金融组织，农村金融机构只能扮演储蓄动员机器的角色。这导致了农村“缺血”现象日益突出，农村资金不断“净流出”，使得中国农民事实上在集体“扶富”，成了资金的净供给者。

但是，资本短缺的状况，在1990年代中期，发生了方向截然不同的变化。自1996年起，中国金融体系的资金，由短缺走向连年过剩，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由贷差到存差的转换上。

由图3可见，1978-1995年间，人民币存贷款一直处于贷差状态，在1987年，贷／存比达到最高(140.7％)，当年贷差为2144亿元。1991和1994年，贷差都超过了3000亿元。但1996年开始，贷差转为存差，而且连年大幅度上升。贷／存比低于1，连年大幅度下降。比如，人民币存差增长率由2004年底的28.84％提高到2005年6月底的38.81％，人民币贷／存比由2004年底的73.65％下降至2005年6月底的69.18％。超过30％，即8.5万亿元资金处于闲置状态。2006年一季度，贷／存比进一步下降到68.3％，9.2万亿元资金处于闲置状态。到2009年5月，金融机构的贷／存比进一步下降到66.3％的历史低点，存贷差已达18.4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的85％，或者农村居民储蓄的4.5倍。即使考虑存款准备金、备付金、银行投资结构转变等因素，流动性严重过剩，巨额资金滞留在金融体系内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资金供求形势的逆转，为农村摆脱以往单纯向农村“抽血”的不合理政策安排，留下了腾挪的空间。至少，农村的资金回流，不再影响城市工商业的资金总量了，所以，也就没有一直以来必须响应“有余粮卖给国家，多储蓄支援建设”政策口号的必要了。在此背景下，各项鼓励解决农村融资难题的政策，也开始出台了。

四、资金宽裕条件下的政策调整

1996年以来的资金宽裕，使得中国金融体系内部的流动性不断堆积。进入2000年后，流动性过剩的特征已经十分明显，资金空转，引发了许多争议。虽然中国还没像日本那样，步入了凯恩斯所言的流动性陷阱，但政府、央行以及监管部门多次调控的乏力，凸现了中国正罹患着流动性综合症。就资金供求结构失衡的状况而言，我们不妨把它叫做流动性悖论：在国民经济体系内，金融部门流动性过剩与企业部门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在企业部门内部，大企业流动资金供给充裕与中小企业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在金融部门内部，大银行流动性过剩与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甚至流动性危机同时并存；就农村和城市部门而言，城市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严重不足同时并存；就区域而言，东部发达地区流动性过剩与中西部地区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

周立曾经分析过，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危机并存的基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城乡不等价交换带来城乡经济失衡的结果，是片面扶持正式金融体系压抑民间金融的结果。更深层的原因，则与资本雇佣劳动的产业体系在全球的扩张，以及在中国更加走向极端化有关。

但无论怎样，资金过剩和流动性悖论的出现，都为解决农村融资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金融环境。于是，中国政府的各种意图解决流动性悖论的政策，在不断地出台。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历次政策变化有三大特点：一是以正式金融机构为主，极少为非正式金融出台相应政策，即使出台，也是打压性的，如《民法通则》对于民间借贷，尤其是高利贷的规定，以及1998年7月《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出台。二是以农信社为主，尤其是1996年行社分家之后。三是自上而下安排，由关注动员农村资金，到关注农村资金回流，但最终还是落得“一农难支三农”的结果。进入21世纪起，诸多政策，都是朝向解决农村融资困境的方向的。比如，2004-2009年，已经连续6个中央1号文件，强调农村融资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改革农村金融体系的决心。

五、农村资金短缺依旧

金融系统内部的存差十年来不断累积，以至于如何处理流动性过剩，成为一个世纪难题的时候，农村融资难题，却似乎愈趋严重。由“三农问题”成为共识，再到将其提到“重中之重”的高度，最终推出“新农村建设”的这十年间，政府、央行及金融监管部门，已经针对农村融资难题，出台了一批又一批的政策，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以“支农”名义成立的金融组织，也给出了前所未有的各项优惠政策，但农村资金短缺却依然照旧。普通农户想得到最基本的“存、放、汇”金融服务，也近乎无路。这体现在：

首先，农户贷款覆盖面小。依据多个调查报告，农户贷款占农户有效需求的覆盖面，基本上不超过一半。若计入全部农户，得到贷款的比率，可能仅仅三成。还有大量的农户，连存款和汇兑等对金融部门而言毫无风险的金融服务，都不能得到。

其次，农村短缺总量巨大。农村金融缺口庞大，也是一个基本事实。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15-20万亿元，以2006年用于新农村建设的3397亿元，2007年的4317亿元衡量，资金缺口之巨大，可以用杯水车薪形容。必须要金融部门弥补这一巨大缺口。可是，直至2009年5月，短期贷款中的农业贷款余额仅2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仅5.66％，如何才能填补这一巨大缺口?

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是共生、共存关系，而三农又是需要服务和支持的机体，那么，在新农村建设中，强调金融支持，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机体本身并不能带来足够的产业利润，以支持金融利润。金融支持要么就是赴汤蹈火，要么就是空喊口号。实际上，金融机构更愿意空喊口号，而不愿意赴汤蹈火。数据表明，1998年以来，所有的涉农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一直在10％上下，这和11％－12％的农业产值占比，基本匹配，却和60％以上的农村人口和50％的农业劳动力比重，极不匹配。这一配比显示，贷款资源的配置，基本上是按照效率，而非公平的维度配置的。从金融角度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金融业就是配置资源的，如果农村经济不景气，农业产业没有利润，那么，就没有足够的产业利润去支撑金融投资，只有农村经济有活力了，才有可能容纳更多的金融资本。所以，在中央三令五申，一个个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在多元化竞争性市场的旗号下成立的过程中，对农村的贷款规模却相对稳定，而非增加。这也表明，现行制度安排下，市场金融在农村金融中的力量，基本上用尽了。指望一个多元化竞争性金融体系在农村的建立，去解决农村融资难题，实在是开错了药方。这不仅对农村融资的解决有害，也带来了对农村金融机构有害的水平竞争格局，是一个“双输”机制。

十多年来，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和农村流动性不足，以及农信社流动性危机同时并存的现实，已经清楚表明了，市场金融不能单独解决农村金融问题。一个庞大的、内生于农村社区的合作性金融体系，以及界定清楚的政策金融体系，必须建立起来，并与市场金融体系相伴随，去适应农村资金的多样化需要。在没有弄清楚农村经济基本性质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将其定位为市场经济，并推出市场金融与其相适应，是政策误判的关键因素。

六、如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

本文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体系30年改革与发展的回顾，试图说明农村金融体系形成的体制原因和农村金融安排的复杂性。

实际上，如果中国不能建立一个有利可图的农村经济，不能将农村金融根植在健康的农村经济机体上，资金离农仍是必然。我们的努力，充其量只能是体制内的零敲碎打。我们只是得到了一些短期的、局部的、技术含量比较强的改良方案，并不能解决农村融资的根本难题。原因在于，我们一直没能认清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基本特点，天真地认为市场能彻底解决农村融资问题，就像相信市场化能解决农业经济问题，产业化能解决中国农业组织化问题一样。市场金融，充其量只能满足农村有较大利润空间，并有还贷保证的那一部分融资需求。这些融资需求，多来自富裕的农村和富裕的农户。因此，它只是“草尖金融”，绝不可能成为“草根金融”。市场金融“嫌贫爱富”是必然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指责市场金融机构，因为市场金融本身就是做“优胜劣汰”工作的。要质疑的，是相信市场万能论的制度设计者和他们做出的制度安排，是不顾农村基本社会环境和融资规律，空降一些制度让农村部门和金融部门执行的机构和人士。

当前的农村金融改革方案，多还停留在市场逻辑之内，寄希望于不同的市场化主体，能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加大农村金融竞争，以竞争来换取更好的金融服务。依笔者的判断，恰好与这种思路截然相反。当对农村的金融排斥一直存在、农业的产业利润率一直低于二三产业、小农经济依然延续、小农依然分散经营的时候，靠农村部门或金融部门自身去解决融资问题，都是无解的。铺设到农村的市场金融组织，要么继续争夺优质客户的“草尖金融”活动，漠视大多数小农的金融需求，要么累积亏损，最终变为央行下一步要救助的对象。

若从更本质的角度讲，一个个铺设到农村的市场金融组织，对农村发展的长期损害，可能大大超过农村融资量扩大的短期得利。当我们已经知道，农村的储蓄通过一根根金融管道，被抽出农村的时候，我们说农村患了资金集体扶富的“失血症”。但当一个个外生于农村社区的市场金融发放一笔又一笔小额贷款的时候，他们又把农村本已经微薄的产业利润进一步吸出农村，使农村进一步患上“败血症”。如若我们又在没有考虑农村社区内生的金融安排时，就将农村利率放开，那么，追求短期流动性获利的金融资本，会将农村利润最大限度地刮走，使得农村经济难再有复苏的那一天。当前农村所需要的，是将农村储蓄留在农村，并且将产业利润与金融利润都留在农村的内生于农村社区的金融安排，外来的金融组织，如果要达到名曰“支农”的目的，只需将资金批发给农村社区合作金融组织即可。只有这样的垂直合作型金融安排，而不是目前的水平竞争型金融安排，才能对缓解农村融资饥渴症，有一定帮助。

当然，上述的建议，还仅仅在现有体制内，做出一些修修补补的改良性的努力。如果不能改变农村发展的市场条件，就不能改变农村资金利用上的高风险、低利润格局，也无法使农村获得比城市更为优越的信贷条件，也就无法彻底改变资金流向，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融资难题。在资本雇佣劳动的整体框架内，在自由贸易的丛林法则下，农村经济仍会陷入在弱肉强食的状态，农村金融自然还处于无解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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