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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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韩贞(1509—1585)，字以中，号乐吾，泰州市兴化县人。他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次子王襞的学生，明代著名的平民哲学家、教育家。韩贞继承了泰州学派的传统，把传授“明伦”化俗乡里看做是“经世之业”，一生热爱平民教育事业，终生从事平民教育事业。他还继承了泰州王学“有教无类”的传统，教育中“元问渔樵与工贾”，一视同仁，当然他关心得更多的还是贫困的平民学生，他最重要的教育目的就是让不善者回归于仁。

一、经世之业在明伦

泰州学派十分重视教育的经世作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明代中后期社会百弊丛生，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秩序在民间已遭到极大破坏，人心疲惫，无所拘缚，无所戒惧，所以变乱频繁，盗贼猖獗。整个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正如王艮在《王道论》里所述：“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众多，制用无节而风俗奢靡。所谓一人耕之，十人从而食之，一人蚕之，百人从而衣之，欲民无饥寒，不可得也……。”王艮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希望通过宣传教育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分析当时的社会情形指出：“所以饱食暖衣，逸居无教而近于禽兽，以至伤风败俗，轻生灭伦，贼君弃父，无所不至而冒犯五刑，诛之不胜其诛，刑之无日而已，岂非古所谓不教而杀罔民者哉!”(《王道论》)而要改变这种“伤风败俗”等社会现象，就必须坚持“以德化民”。在王艮看来，圣人是能够自觉地照着儒家道德规范去做的，而老百姓则糊里糊涂，要么“失本”，要么“遗末”，所以要强化道德教育。只有强化道德教育，才能提高百姓遵守道德的自觉性，实现平等和谐的社会理想。他曾满怀激情地做诗说：“若要人间积雪融，须从腊底转东风，三阳到处闻啼鸟，一气周流见远鸿。今日梅花才吐白，不时杏蕊又舒红。化工生意无穷尽，雨霁云收只太空。”(《次答友人·又》)他坚信依靠道德教化这股东风，定能洞开下层群众求知的心扉，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所以王艮把教育看成是“位天地，育万物”的伟大事业，是“尧舜事业”。他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论有位无位，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便是位育之功。”(《语录》)他认为“师者立乎中，善乎同类者也。故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语录》)显然王艮对教育意义的认识是着眼于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王艮认为，“学，讲而后明。明则诚矣。若不诚，只是不明。教不倦，仁也。须善教，乃有济。故又日：‘成物，智也。(《语录》)王艮始终把讲学看做是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在王艮看来，下层群众只是“后知”而不是永不移易的“无知”，经过“先知”者的教化，他会从“后知”转化为“有知”，因为无论是“先知者”还是“后知者”，都有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所以，圣人与“下愚”的区别，只是知识积累深浅的区别、“先知”与“后知”的区别、已知与未知的区别。为此他要求人们“以先知觉后知”(《与薛中离》)，把讲学作为自己的第一重任，通过主动的宣传教育来启发人们的“良知良能”，从而服务社会，影响社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艮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立师道”来“明人伦”，培养民众的仁善品质，减少人世间的争斗，从而稳定和发展社会，这就是教育的经世作用王艮的次子、韩贞的老师王襞与王艮一样，把启人修道看做是教育者的核心任务，希望教育者通过启人修道，恢复其本来纯净的良知，并为稳定社会和实现“三代之治”培养良才。所以，在教育的社会作用方面，他比王艮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在王艮思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明确了教育的方向，突出了教育的重点，并从治国高度阐述了教育对于培养人才的重要意义。王襞特别重视人才在治国治民中的作用，把人才的选拔与任用看做是关系到国家治乱与民众安危的头等大事。他希望统治者能够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使“圣贤”得到任用。他说：“国家求人才于天下，授之职而用之，将以致之民也，民安而天下治矣。是故天下之治系于民，民之安系于人才之贤而用之也，人才之系不亦重乎?”(《送杨场宰升任》同时，王襞强调，人才来源于教育，并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其“自立也”(《送杨场宰升任》)。

韩贞遵从师训，同样是把传授良知之学看做济世的重要途径。他之所以以“化俗为己任”，就是因为他和他的的老师王艮王襞一样，把教育当作“经世之业”，毕生安贫乐教。他曾在《简李中秘敏斋先生》中这样写道：“底事匆匆过钓台，想应都为究心来。迷时万里源头塞，悟后千年道脉开。济世恐非韩柳学，安民还用孔颜才。传家再见经纶手，早溥春风遍草莱。”韩贞的愿望就是能通过教育建立王化社会，培养尧君舜民，他在《写怀》中写道：“囊中合得回生药，世上寻施惜命人。肯服一丸跻圣域，能超千古出凡尘。愿期天下归王化，尧舜为君尧舜民。”他在其他诗中也表明了这种愿望和决心，如他在《送储翠峰移家海上》中说：“民风日下凭君挽，立起中流砥柱身。”在《送凌侍御海楼北上》中说：“世风日下谁能挽，道脉年来独有功。”他看到乡民们依然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也依然愚昧闭塞，甚至好勇斗狠，相互间恶言相加，深感肩头担子沉重。所以，他把讲学看做是化民的重要手段。他在《送储翠峰移家海上》一诗中说：“一刻阳生初破腊，万方雪化始回春。民风日下凭君挽，立起中流砥柱身。他深信，通过教化，定能改变一方风气。

二、一生功业在化人

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混乱，使从平民成长起来的泰州学派的学者敏感地意识到，要促进社会的稳定，除了要求封建统治者实施仁政以外，还要从平民自身的角度来解决问题，而从平民自身的角度来解决问题的关键又在于教育，所以泰州学派的学者往往既是思想家又是教育家。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一生以化人为人生的一大乐事。他曾描写过有人来求学时自己快乐的心情：“胡子远来学，一见心中乐。乐得远来朋，以此知多觉。觉得善人多，朝廷政日和。太和感天地，同乐太平歌。胡生荷轩子，荷轩翁造始。构轩荷池上，号称荷轩耳。周子爱莲花，以莲为君子。若非君子心，焉能同如此?有子善继志，册叶追思尔。能侍善山师，又师洛村子。二师善教人，使来四千里。印证良知同，使之知所止。欣然归复师，如斯而已矣。”(《书荷轩卷》)…正由于他盼望学子来学，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王艮天天盼求民众来听学。李春芳在《崇儒祠记》中曾描述了王艮当时讲学的迫切心情：“(予)太守袁君株、大尹朱君车兀、审理宗君部，造先生庐请益。月余，见乡中人若农若贾，暮必媲美来论学。时闻逊坐者，先生日：‘坐、坐!勿过逊废时!”王艮始终十分真诚地从事讲学活动。可以说，他是一生献教，终而无憾。据史料记载，王艮出身贫苦，幼年读书不多，后勤学多年，终于成为一个学派的开创大师。他27岁“悟道”以后，开始讲说经书。37岁时，“筑斗室于居后，暇则闭户坐息其间，读书考古，鸣琴雅歌”，38岁“见王阳明，反复论难，又在金陵太学前聚众讲学。”40岁时，“欲周流天下”。王艮晚年多病，而四方来学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他仍扶病就榻讲论，临终前谆谆嘱咐诸子：“与友朋于精舍相互切磋，自有长益，无一语及他事。”(《年谱》)真正体现了诲人不倦的精神。

王襞一生奉献讲坛，“倡大家学”，继父讲坛之后，由于其讲学精辟，每次讲学都有所发明，颇使“后学悦服，即先公(王艮)群弟子无不事先生若先公。”“海内响应者，恍若心斋在焉”。(王元鼎《年谱纪略》)王襞始终以讲学为己任，直到病逝而未改初衷。更为可贵的是，他越到老年越是讲学不止。据记载，62岁，他赴苏州讲学，听讲者遍及“三吴”(即吴郡、吴兴和丹阳)；64岁，应耿定向聘，会讲金陵(今江苏南京)，发挥王艮“格物”宗旨；68岁，会讲海陵崇儒祠，每会为期五日；等等。其足迹遍布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等省，弟子遍及大江南北，风动天下。王元鼎在《先生行状》中也说：“东压克承先业，讲学东淘，后进者倾诚悦服，即心斋弟子无不事东压若心斋也。”(王元鼎《先生行状》)《先生行状》中还有这样一段描述，反映了他讲学引起轰动的情形：“东压过陪都，随以指授，都人士云蒸雷动，如寄得归，乃至耆老为之太息，髫齿为之忻愉，贵介为之动容，厮台为之色喜，上根为之首肯，初机为之心开，一二卓然朗悟可俟将来者，其关钥皆自东压启也。”(王元鼎《先生行状》)焦在《墓志铭》中也说，“心斋子东压先生，推衍其说，学士云附景从，至今不绝。”王襞“至金陵，与多士讲习，连榻累旬，博问精讨，靡不其敬以去。”(焦《先生墓志铭》)这既说明了他的一种诲人不倦的精神，也说明了他学识深邃和讲学艺术的高超。随着王襞声望的提高，各地聘以主教者纷至沓来。王襞临死前也不忘讲学一事。“先生疾病将终时，三日前即不令儿女人卧房，危坐定气养神。时命门人梅圣辈雅歌取乐，顾门人日：“尔等惟有讲学一事付托之。”王元鼎《先生行状》)

韩贞与王艮、王襞一样，高度重视教育化人的重大意义，他从泰州学习结束回乡后，即树立从教终身的伟大志向。他在《答王东压师》中说：“乾坤担子仲尼担，陋巷颜渊未必闲。眼底莫言行道易，途中应有问津难。三千共学门墙下，几个相随陈蔡间。他日周流天下去，区区端作御车还。”(注：雍正本所刊此诗，文词颇异，兹录于下：“乾坤担子仲尼担，陋巷颜渊也并参，身外海浮空避世，途中津问几停骖，从游陈蔡甘同难。来学门墙道共谈。洙泗渊源流万古，得传一咏称奇男。”)(《答王东压师》)所以，他后半生从事教育直到临终前还不忘病榻讲学，临终前还不忘嘱咐家人及学子“以明道淑人”。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初九日卒。卒之日，召门人至，犹谆谆以明道教人，言不及他，已而危坐而逝。(《理学韩乐吾先生行略》)孙复举在《敦请讲学呈文》中说：“切见隐士韩贞，素行端庄，取重乡评久矣。迩年虽逾七十，志气尚未昏忘，病患虽中半身，动履尚能起坐；言语虽若蹇涩，化诲尚尔殷勤。所谓耄期称道不乱，惟日孳孳薨而后已者，斯人足以当之矣。”耿定向所作《陶人传》中说：“先生学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为己任，无问工商佣隶，咸从之游，随机因质诱之，化而善良者以千数。”韩贞一生化民的精神为他的弟子所感动，如罗汝芳受韩称感悟，不仅往纳拜称弟子，而且终身不赴廷试。

三、无问渔樵与工贾

韩贞的“无问渔樵与工贾”，既是一个教育平等的问题，也是一个“有教无类”的教育观念问题。韩贞的这一思想虽远承于孑L子，但主要还是受了泰州王学的影响。因为在王艮之前，“有教无类”虽然是一个悠久的历史命题，但从明代以前传统儒家理论的整体来看，他们的“有教无类”只是一个号，并没有真正落实在行动上，就是曾经说过“有教无类”的孔子也没有做到有教无类。在《论语》中有这么一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显然，孔子的教育是把“民”排斥在外的。而王艮则不同，他提出了彻底的平等教育思想，并进行了广泛的实践。王艮认为，社会上每一个人，不仅有着共同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而且有着平等的本能，教育不应该有失偏颇。其实，王艮的有教无类思想也包含了平等教育的意思。

王艮继承了孔子“有教无类”这一传统。王艮认为，“容得天下人，然后能教得天下人。”他这里所说的“容”，并非指一般意思上的“宽容”，而是指教育对象上的一种包容，也就是要包容天下一切愿学之人，所以教育对象是不应当有差别的。王艮开始在家乡讲学时就在自家的门上写着：“此道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年谱》)王艮的听众大多是邻里、乡人、盐民。后来随着王艮外出讲学，传授对象进一步扩大，有社会的上层人物，也有社会的下层人物。清末袁承业在重订王艮、王栋、王襞遗集时，费二年之力，编成《明儒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虽如袁氏自谓“搜罗未广，遗漏颇多”，然亦可概见王艮的发展状况。“当时熏其德而善良者，陶人不止乐吾韩贞。樵人不止乐斋朱恕。一时士大夫航海而造先生之庐者，任其往来，启迪不倦，何异乎孔先师设教杏坛、群弟子四方毕至也哉。”(彭梅《王艮奠文》)赵贞吉在《王艮墓铭》中说：“先生接引人，无间隶仆。”或行商坐贾或乡村野老，或缙绅先生或衣冠大盗，一概迎而不拒。王艮学说的传播极为广泛，遍及十数省，受教育者不计其数，姓名可考的就有四百八十七人，不仅上白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而且更多的是下层人民群众，其中有盐丁、农民、陶匠、樵夫等。当时我国东南一带家有王氏之书，人传安丰之学。与他的父亲一样，王襞也主张有教无类，同时他还提出了“倡大家学”(王元鼎《年谱纪略》)的思想主张，在他的弟子中亦有农工商贾，特别是像韩贞一样的平民百姓。

韩贞忠实地继承了王艮、王襞“有教无类”的传统，所以他的平民教育事业十分兴旺。对于韩贞讲学的盛况，陆西星在《哀东海处士乐吾韩公》中有一个描述：“闻风一时兴，门弟亦何盛。千年振遗响，木铎声甫静。”受王艮与王襞“有教无类”思想的影响，韩贞讲学对象“无问渔樵与工贾”。《乐吾韩先生遗事》中说：韩贞“倦倦以明道化人为己责，虽田夫、樵子，未尝不提命之。”孙复举在《敦请讲学呈文》中也说：“庶百姓之所顾安者安之，本县之所愿化百姓者，而此老声教之达易易矣。”只要愿意接受教育的，韩贞都有接受。韩贞的成人学子以工农商贾为多，也有绅士、大夫、官吏师从他，但更多的还是当地的平民百姓。在童蒙教育方面，他特别照顾穷困学生，照顾农夫、渔夫、盐民、穷苦人家子弟。对求学困难者免收束修，对求学真有进步者暂时封存束修，如学习退步不愿再学者则将束修如数退还人家。韩乐吾此举，乡邻称赞，世人惊异，名声大振，不少人不顾路途遥远，将孩童送到他的塾馆求学。对此，《乐吾先生行略》中也有记述：“凡来学者，不纳束修。间有以诚奉先生者，暂封存之，后有不善，即还其人。”这就使他的教育更具有广泛性、群众性和平民性。

四、后有不善归回仁

韩贞期望天下归王化，君民归尧舜，而不善之人回归仁，而教育的重要功能就是让那些不善之人恢复其仁善的品德，不孝之人恢复其固有的孝德。韩贞的这一思想与王艮、王襞的“复初说”是一致的。

王守仁认为，教育可以灭掉个人的私欲，保存各人固有的天理良知。他说“躁于其心者，其动妄；荡于其者，其视浮；歉于其心者，其气馁；忽于其心者，其貌惰；傲于其心者，其色矜。”人的“躁”“荡”“歉”“忽”“傲”主要是心不纯，教育可以使学习者陶冶“心学”和“道心”。而王艮则不同，他认为，所谓的“致良知”，其目的就是要恢复人最初的本性。

篇（2）

一、商法的主导价值

效益，在经济学上原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较大的效果。这也是效益的初级的或直观的衡量标准。效益的高级的或深层的衡量标准是根据预期目的对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的最终结果作出社会评价，社会资源的配置使越来越多的人改善环境而同时没有人因此而环境变坏，那就意味着效益提高了。法的效益价值是指法能够使社会或人们以较少或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多或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的意义。其在于利用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方式，来规范资源的有效配置，及利用法律的有机作用促使效率结果的出现。

商法是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而作为商法调整对象的商事关系是商事主体基于营利动机而建立的。营利乃是一切商事活动的本质之所在，是商人据以从事经营活动的终极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商法就是为了商人的利润最大化而存在的行为规则。因此，商法中的一些重要制度之构造，如商事登记制度、商是帐薄制度，商事名称制度等等，以及商行为中的一些重要规则之确立，如买卖、、仓储、证券、票据、保险、海商等等，都是为了确保商人的营利目标的实现。规范重点为商人的营利活动是商法的基本特征。这一基本特征本质上是对商人获利观和商业动力机制的法律肯定，体现着商法在增殖社会财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的基本社会功能和价值追求。这也决定了效益在整个商法价值体系中的主导价值地位，是商法配置社会资源的首要价值标准。商法的效益价值可以表述为商法调整商事主体行为使市场资源配置达至效用可能性曲线或称帕累托最优态即经济实现“一般均衡”，任何重新改变资源配置的安排，都不可在无损于任何人的前提下使任何一个人的处境较前更好。商法还可以降低交易费用。

科斯于1937年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创交易费用学说，以阐释企业存在及扩张的意义。后来，交易费用这个概念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经济分析法律学派的基本范畴。交易费用是指生产以外的所有费用，包括信息费用(发现交易对象、产品质量、交易价格、市场行情等的费用)，测量、界定和保护产权的费用(即提供交易条件或交易前提的费用)，时间费用(包括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执行合约的费用，监督违约行为并对之实施制裁、以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以及风险的费用。费用是社会财富或资源的一种无谓浪费。由于节约交易费用有利于提高市场交易的效率，而商法是保护正当营利活动的法律，因此，节约交易费用成为商法存在的经济根源，商法可以从降低交易费用入手实现效益价值。依科斯关于企业理论的一般观点，用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去代替市场上通过契约完成的交易，说明企业(公司)与市场是两个相互替代的手段。这是因为，由于组织生产不外乎通过市场交易和建立企业两种基本方式进行，与市场通过契约完成交易不同，企业是依靠权威(董事会和经理机关)在企业内部完成交易，把交易由市场移到企业内部，以节约交易费用。简而言之，企业存在的根据就在于它能够减少交易费用。公司法所确立的公司法人格制度之所以能发展完善到今天的地步，与其具有极大的经济功能密切相关，对此我们可以通过现代经济学家关于企业制度的起源和发展的学说来证实。应该说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作为公司法人格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公司法人格制度的经济价值之根源所在。这种将股东的责任限制于其投资范围之内，使股东与公司债务隔离的原则，被视为是成立公司之主要利益。所以，当历史发展到将法人成员的有限责任与法人制度完美地结合到一起的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为主要公司形式时，就使公司制度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杠杆，使其在资本迅速集中、资本有效控制、投资风险减少、利润最大化等诸多方面发挥了其他法律主体所不能比拟的作用。真正实现了法人制度社会经济价值目标。由于节约交易费用有利于提高市场交易的效率，而商法是保护正当营利活动的法律，因此，节约交易费用成为商法存在的经济根源，商法可以从降低交易费用入手实现效益价值。

二、民法的主导价值

什么是公平?对此，英国著名法学家哈特认为:“同样情况同样对待和‘不同情况不同对待是公平观念的核心要素。”实际上，公平本为道德规范，主要是作为一种社会理念而存在于人们的观念和意识中，其判别主要是从社会正义的角度，以人们公认的价值观和公认的经济利益上的公正、等价、合理为标准来加以确定的。公平主要强调的是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在相互关联的社会主体之间合理分配或分担。这种分配或分担的结果能够为当事人和社会所接受。

在民事活动中，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来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确定其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分派的要求，谓之公平。公平偏重于社会正义方面，不仅可适用于严格意义上的交换关系合同关系，而且.可适用于非严格意义上的交换关系损害赔偿关系。由于就调整对象而言，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其所关注的是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的本等和利益的平衡，其立足点不在于主体的额外价值获得，因而，公平是其首要原则。公平原则既体现了民法的任务、性质和特征，也反映了民法所追求的目标。对此，我国著名民法学者徐国栋教授深刻地指出:“公平是民法的精神，尽管民法的各种规定千头万绪，复杂万端，如果要对其作一言以蔽之的说明，必定用得着‘公平’二字。舍却公平，民法将不成其为民法。”即公平是民法精神的集中体现。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平是民法的活的灵魂。因此，公平是民法的主导价值。超级秘书网

公平价值在民法中的具体体现是:民事主体有同等机会参与民事活动，行使和实现自己的合法民事权益:民事主体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具有对应性，不得显示公平:民事主体在承担民事责任时，责任与过错程度相适应。不少国家对公平原则还设有明文规定。

例如，《法国民法典》第1135条规定:“契约不仅依其明示发生义务，并按照契约的性质，发生公平原则、习惯或法律所赋予的义务。”《德国民法典》第315条规定:“由契约当事人一方确定给付者，在有疑义时，应依公平的方法确定之。依公平的方法确定给付者，其确定只于适合公平时始得对他方当事人发生拘束力。”我国《合同法》第5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考虑到现实生活中存在依一方预先制定的格式合同条款签约的情形，因此《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权利和义务。

三、结语

效益是商法的主导价值，商法自然应为繁荣市场、提高效率作出周密设计;公平是民法的主导价值，民法为维护正义、公序良俗作了很多安排。而这种差异的根源，正如我国台湾学者张国键先生所言:“商韦法与民法(尤其债篇)，虽同为规定关于国民经济生活之法律，有其共同之理，论其性质，两者颇不相同。盖商韦法所规定者，乃在于维护个人或团体之营利:民法所规定者，则偏重于保护一般公众之利益。”

篇（3）

韩贞(1509—1585)，字以中，号乐吾，泰州市兴化县人。他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次子王襞的学生，明代著名的平民哲学家、教育家。韩贞继承了泰州学派的传统，把传授“明伦”化俗乡里看做是“经世之业”，一生热爱平民教育事业，终生从事平民教育事业。他还继承了泰州王学“有教无类”的传统，教育中“元问渔樵与工贾”，一视同仁，当然他关心得更多的还是贫困的平民学生，他最重要的教育目的就是让不善者回归于仁。

一、经世之业在明伦

泰州学派十分重视教育的经世作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明代中后期社会百弊丛生，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秩序在民间已遭到极大破坏，人心疲惫，无所拘缚，无所戒惧，所以变乱频繁，盗贼猖獗。整个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正如王艮在《王道论》里所述：“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众多，制用无节而风俗奢靡。所谓一人耕之，十人从而食之，一人蚕之，百人从而衣之，欲民无饥寒，不可得也……。”王艮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希望通过宣传教育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分析当时的社会情形指出：“所以饱食暖衣，逸居无教而近于禽兽，以至伤风败俗，轻生灭伦，贼君弃父，无所不至而冒犯五刑，诛之不胜其诛，刑之无日而已，岂非古所谓不教而杀罔民者哉!”(《王道论》)而要改变这种“伤风败俗”等社会现象，就必须坚持“以德化民”。在王艮看来，圣人是能够自觉地照着儒家道德规范去做的，而老百姓则糊里糊涂，要么“失本”，要么“遗末”，所以要强化道德教育。只有强化道德教育，才能提高百姓遵守道德的自觉性，实现平等和谐的社会理想。他曾满怀激情地做诗说：“若要人间积雪融，须从腊底转东风，三阳到处闻啼鸟，一气周流见远鸿。今日梅花才吐白，不时杏蕊又舒红。化工生意无穷尽，雨霁云收只太空。”(《次答友人·又》)他坚信依靠道德教化这股东风，定能洞开下层群众求知的心扉，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所以王艮把教育看成是“位天地，育万物”的伟大事业，是“尧舜事业”。他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论有位无位，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便是位育之功。”(《语录》)他认为“师者立乎中，善乎同类者也。故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语录》)显然王艮对教育意义的认识是着眼于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王艮认为，“学，讲而后明。明则诚矣。若不诚，只是不明。教不倦，仁也。须善教，乃有济。故又日：‘成物，智也。(《语录》)王艮始终把讲学看做是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在王艮看来，下层群众只是“后知”而不是永不移易的“无知”，经过“先知”者的教化，他会从“后知”转化为“有知”，因为无论是“先知者”还是“后知者”，都有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所以，圣人与“下愚”的区别，只是知识积累深浅的区别、“先知”与“后知”的区别、已知与未知的区别。为此他要求人们“以先知觉后知”(《与薛中离》)，把讲学作为自己的第一重任，通过主动的宣传教育来启发人们的“良知良能”，从而服务社会，影响社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艮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立师道”来“明人伦”，培养民众的仁善品质，减少人世间的争斗，从而稳定和发展社会，这就是教育的经世作用.

王艮的次子、韩贞的老师王襞与王艮一样，把启人修道看做是教育者的核心任务，希望教育者通过启人修道，恢复其本来纯净的良知，并为稳定社会和实现“三代之治”培养良才。所以，在教育的社会作用方面，他比王艮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在王艮思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明确了教育的方向，突出了教育的重点，并从治国高度阐述了教育对于培养人才的重要意义。王襞特别重视人才在治国治民中的作用，把人才的选拔与任用看做是关系到国家治乱与民众安危的头等大事。他希望统治者能够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使“圣贤”得到任用。他说：“国家求人才于天下，授之职而用之，将以致之民也，民安而天下治矣。是故天下之治系于民，民之安系于人才之贤而用之也，人才之系不亦重乎?”(《送杨场宰升任》同时，王襞强调，人才来源于教育，并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其“自立也”(《送杨场宰升任》)。

韩贞遵从师训，同样是把传授良知之学看做济世的重要途径。他之所以以“化俗为己任”，就是因为他和他的的老师王艮王襞一样，把教育当作“经世之业”，毕生安贫乐教。他曾在《简李中秘敏斋先生》中这样写道：“底事匆匆过钓台，想应都为究心来。迷时万里源头塞，悟后千年道脉开。济世恐非韩柳学，安民还用孔颜才。传家再见经纶手，早溥春风遍草莱。”韩贞的愿望就是能通过教育建立王化社会，培养尧君舜民，他在《写怀》中写道：“囊中合得回生药，世上寻施惜命人。肯服一丸跻圣域，能超千古出凡尘。愿期天下归王化，尧舜为君尧舜民。”他在其他诗中也表明了这种愿望和决心，如他在《送储翠峰移家海上》中说：“民风日下凭君挽，立起中流砥柱身。”在《送凌侍御海楼北上》中说：“世风日下谁能挽，道脉年来独有功。”他看到乡民们依然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也依然愚昧闭塞，甚至好勇斗狠，相互间恶言相加，深感肩头担子沉重。所以，他把讲学看做是化民的重要手段。他在《送储翠峰移家海上》一诗中说：“一刻阳生初破腊，万方雪化始回春。民风日下凭君挽，立起中流砥柱身。他深信，通过教化，定能改变一方风气。

二、一生功业在化人

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混乱，使从平民成长起来的泰州学派的学者敏感地意识到，要促进社会的稳定，除了要求封建统治者实施仁政以外，还要从平民自身的角度来解决问题，而从平民自身的角度来解决问题的关键又在于教育，所以泰州学派的学者往往既是思想家又是教育家。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一生以化人为人生的一大乐事。他曾描写过有人来求学时自己快乐的心情：“胡子远来学，一见心中乐。乐得远来朋，以此知多觉。觉得善人多，朝廷政日和。太和感天地，同乐太平歌。胡生荷轩子，荷轩翁造始。构轩荷池上，号称荷轩耳。周子爱莲花，以莲为君子。若非君子心，焉能同如此?有子善继志，册叶追思尔。能侍善山师，又师洛村子。二师善教人，使来四千里。印证良知同，使之知所止。欣然归复师，如斯而已矣。”(《书荷轩卷》)…正由于他盼望学子来学，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王艮天天盼求民众来听学。李春芳在《崇儒祠记》中曾描述了王艮当时讲学的迫切心情：“(予)太守袁君株、大尹朱君车兀、审理宗君部，造先生庐请益。月余，见乡中人若农若贾，暮必媲美来论学。时闻逊坐者，先生日：‘坐、坐!勿过逊废时!”王艮始终十分真诚地从事讲学活动。可以说，他是一生献教，终而无憾。据史料记载，王艮出身贫苦，幼年读书不多，后勤学多年，终于成为一个学派的开创大师。他27岁“悟道”以后，开始讲说经书。37岁时，“筑斗室于居后，暇则闭户坐息其间，读书考古，鸣琴雅歌”，38岁“见王阳明，反复论难，又在金陵太学前聚众讲学。”40岁时，“欲周流天下”。王艮晚年多病，而四方来学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他仍扶病就榻讲论，临终前谆谆嘱咐诸子：“与友朋于精舍相互切磋，自有长益，无一语及他事。”(《年谱》)真正体现了诲人不倦的精神。

王襞一生奉献讲坛，“倡大家学”，继父讲坛之后，由于其讲学精辟，每次讲学都有所发明，颇使“后学悦服，即先公(王艮)群弟子无不事先生若先公。”“海内响应者，恍若心斋在焉”。(王元鼎《年谱纪略》)王襞始终以讲学为己任，直到病逝而未改初衷。更为可贵的是，他越到老年越是讲学不止。据记载，62岁，他赴苏州讲学，听讲者遍及“三吴”(即吴郡、吴兴和丹阳)；64岁，应耿定向聘，会讲金陵(今江苏南京)，发挥王艮“格物”宗旨；68岁，会讲海陵崇儒祠，每会为期五日；等等。其足迹遍布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等省，弟子遍及大江南北，风动天下。王元鼎在《先生行状》中也说：“东压克承先业，讲学东淘，后进者倾诚悦服，即心斋弟子无不事东压若心斋也。”(王元鼎《先生行状》)《先生行状》中还有这样一段描述，反映了他讲学引起轰动的情形：“东压过陪都，随以指授，都人士云蒸雷动，如寄得归，乃至耆老为之太息，髫齿为之忻愉，贵介为之动容，厮台为之色喜，上根为之首肯，初机为之心开，一二卓然朗悟可俟将来者，其关钥皆自东压启也。”(王元鼎《先生行状》)焦在《墓志铭》中也说，“心斋子东压先生，推衍其说，学士云附景从，至今不绝。”王襞“至金陵，与多士讲习，连榻累旬，博问精讨，靡不其敬以去。”(焦《先生墓志铭》)这既说明了他的一种诲人不倦的精神，也说明了他学识深邃和讲学艺术的高超。随着王襞声望的提高，各地聘以主教者纷至沓来。王襞临死前也不忘讲学一事。“先生疾病将终时，三日前即不令儿女人卧房，危坐定气养神。时命门人梅圣辈雅歌取乐，顾门人日：“尔等惟有讲学一事付托之。”王元鼎《先生行状》)

韩贞与王艮、王襞一样，高度重视教育化人的重大意义，他从泰州学习结束回乡后，即树立从教终身的伟大志向。他在《答王东压师》中说：“乾坤担子仲尼担，陋巷颜渊未必闲。眼底莫言行道易，途中应有问津难。三千共学门墙下，几个相随陈蔡间。他日周流天下去，区区端作御车还。”(注：雍正本所刊此诗，文词颇异，兹录于下：“乾坤担子仲尼担，陋巷颜渊也并参，身外海浮空避世，途中津问几停骖，从游陈蔡甘同难。来学门墙道共谈。洙泗渊源流万古，得传一咏称奇男。”)(《答王东压师》)所以，他后半生从事教育直到临终前还不忘病榻讲学，临终前还不忘嘱咐家人及学子“以明道淑人”。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初九日卒。卒之日，召门人至，犹谆谆以明道教人，言不及他，已而危坐而逝。(《理学韩乐吾先生行略》)孙复举在《敦请讲学呈文》中说：“切见隐士韩贞，素行端庄，取重乡评久矣。迩年虽逾七十，志气尚未昏忘，病患虽中半身，动履尚能起坐；言语虽若蹇涩，化诲尚尔殷勤。所谓耄期称道不乱，惟日孳孳薨而后已者，斯人足以当之矣。”耿定向所作《陶人传》中说：“先生学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为己任，无问工商佣隶，咸从之游，随机因质诱之，化而善良者以千数。”韩贞一生化民的精神为他的弟子所感动，如罗汝芳受韩称感悟，不仅往纳拜称弟子，而且终身不赴廷试。

三、无问渔樵与工贾

韩贞的“无问渔樵与工贾”，既是一个教育平等的问题，也是一个“有教无类”的教育观念问题。韩贞的这一思想虽远承于孑L子，但主要还是受了泰州王学的影响。因为在王艮之前，“有教无类”虽然是一个悠久的历史命题，但从明代以前传统儒家理论的整体来看，他们的“有教无类”只是一个号，并没有真正落实在行动上，就是曾经说过“有教无类”的孔子也没有做到有教无类。在《论语》中有这么一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显然，孔子的教育是把“民”排斥在外的。而王艮则不同，他提出了彻底的平等教育思想，并进行了广泛的实践。王艮认为，社会上每一个人，不仅有着共同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而且有着平等的本能，教育不应该有失偏颇。其实，王艮的有教无类思想也包含了平等教育的意思。

王艮继承了孔子“有教无类”这一传统。王艮认为，“容得天下人，然后能教得天下人。”他这里所说的“容”，并非指一般意思上的“宽容”，而是指教育对象上的一种包容，也就是要包容天下一切愿学之人，所以教育对象是不应当有差别的。王艮开始在家乡讲学时就在自家的门上写着：“此道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年谱》)王艮的听众大多是邻里、乡人、盐民。后来随着王艮外出讲学，传授对象进一步扩大，有社会的上层人物，也有社会的下层人物。清末袁承业在重订王艮、王栋、王襞遗集时，费二年之力，编成《明儒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虽如袁氏自谓“搜罗未广，遗漏颇多”，然亦可概见王艮的发展状况。“当时熏其德而善良者，陶人不止乐吾韩贞。樵人不止乐斋朱恕。一时士大夫航海而造先生之庐者，任其往来，启迪不倦，何异乎孔先师设教杏坛、群弟子四方毕至也哉。”(彭梅《王艮奠文》)赵贞吉在《王艮墓铭》中说：“先生接引人，无间隶仆。”或行商坐贾或乡村野老，或缙绅先生或衣冠大盗，一概迎而不拒。王艮学说的传播极为广泛，遍及十数省，受教育者不计其数，姓名可考的就有四百八十七人，不仅上白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而且更多的是下层人民群众，其中有盐丁、农民、陶匠、樵夫等。当时我国东南一带家有王氏之书，人传安丰之学。与他的父亲一样，王襞也主张有教无类，同时他还提出了“倡大家学”(王元鼎《年谱纪略》)的思想主张，在他的弟子中亦有农工商贾，特别是像韩贞一样的平民百姓。

韩贞忠实地继承了王艮、王襞“有教无类”的传统，所以他的平民教育事业十分兴旺。对于韩贞讲学的盛况，陆西星在《哀东海处士乐吾韩公》中有一个描述：“闻风一时兴，门弟亦何盛。千年振遗响，木铎声甫静。”受王艮与王襞“有教无类”思想的影响，韩贞讲学对象“无问渔樵与工贾”。《乐吾韩先生遗事》中说：韩贞“倦倦以明道化人为己责，虽田夫、樵子，未尝不提命之。”孙复举在《敦请讲学呈文》中也说：“庶百姓之所顾安者安之，本县之所愿化百姓者，而此老声教之达易易矣。”只要愿意接受教育的，韩贞都有接受。韩贞的成人学子以工农商贾为多，也有绅士、大夫、官吏师从他，但更多的还是当地的平民百姓。在童蒙教育方面，他特别照顾穷困学生，照顾农夫、渔夫、盐民、穷苦人家子弟。对求学困难者免收束修，对求学真有进步者暂时封存束修，如学习退步不愿再学者则将束修如数退还人家。韩乐吾此举，乡邻称赞，世人惊异，名声大振，不少人不顾路途遥远，将孩童送到他的塾馆求学。对此，《乐吾先生行略》中也有记述：“凡来学者，不纳束修。间有以诚奉先生者，暂封存之，后有不善，即还其人。”这就使他的教育更具有广泛性、群众性和平民性。

四、后有不善归回仁

韩贞期望天下归王化，君民归尧舜，而不善之人回归仁，而教育的重要功能就是让那些不善之人恢复其仁善的品德，不孝之人恢复其固有的孝德。韩贞的这一思想与王艮、王襞的“复初说”是一致的。

王守仁认为，教育可以灭掉个人的私欲，保存各人固有的天理良知。他说“躁于其心者，其动妄；荡于其者，其视浮；歉于其心者，其气馁；忽于其心者，其貌惰；傲于其心者，其色矜。”人的“躁”“荡”“歉”“忽”“傲”主要是心不纯，教育可以使学习者陶冶“心学”和“道心”。而王艮则不同，他认为，所谓的“致良知”，其目的就是要恢复人最初的本性。

篇（4）

Abstract: Trade surplus will lead to exchange rate appreciation, which is the understanding many people get from the Western economic theory. As China's foreign trade surplus and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expand year after year, they make a lot of pressure on RMB appreciation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RMB exchange rate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world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Western political and academic circles threaten RMB revaluation in the ground of China's trade surplus repeatedly. The reality is th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want China to buy more for the financial crisis by further appreciation of the yuan using the so-called "rebalancing the global economy".

But whether RMB appreciation pressure really exists, we should reach a conclusion by the actual calculations. This article which is based on interest rate parity theory constructed an estimate of currency appreciation or depreciation methods and tested the yuan-dollar exchange rate changes using of upward pressure index on. We obtained the existence of the yuan appreciation pressure on the dollar.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升值;利率平价理论

Key words: RMB exchange rate;RMB appreciation;interest rate parity theory

中图分类号:F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22-0025-04

0引言

2005年7月21日我国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简称“汇改”),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次“汇改”的主要目标是在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下,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自从2005年“汇改”以来,我国确立和坚持了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但也是从2005年开始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从没间断过。2007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在客观上也对人民币汇率的形成造成了冲击。

在这种内部改革和外部冲击的双重作用下,如图1所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维持了将近十年的稳定状态之后开始逐步波动起来,而且基本维持的是升值的趋势。至2010年6月份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了将近20%,从目前的形势来看,目前国际上正在酝酿新一波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在人民币汇率日益成为国际经济界热门话题的同时,其也对中国的出口、外汇储备、短期资本的流入、央行的货币政策与国内资产价格走势均产生显著影响。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问题,已成为中国当前经济面临的一大挑战。

1人民币汇率问题研究综述

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已有大量文献从不同的研究视角作了一些探讨。McKinnon(2006)就指出,“汇改”将使得国际资本市场形成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这种预期将迫使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就像当年欧元与美元汇率“脱钩”之后的表现一样。林远洲(2007)认为美国国内的政治原因致使市场形成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从而使得人民币汇率的形成与中美之间的政治关系联系紧密。栾晓婷等(2008)通过对“汇改”至2008年1月1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进行了计量分析,认为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使得人民币汇率有加速升值的趋势。

文献中关于汇率与利率的动态关系有着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汇率变动与利率波动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波动协调假设”(Kchow&Kim,2006)。另一种观点认为,汇率变动与利率波动是正相关的,即“风险加强假设”(Kchow&Kim,2006)。对于汇率与利率动态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也是不确定的。国内许多学者也对人民币汇率与利率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王爱俭、张全旺(2003)归纳了利率与汇率之间联动关系的作用途径,并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人民币利率与汇率之间的联动性进行了考察,指出中国的利率和汇率不论是名义的还是真实的,两者之间的联动性都非常低。赵华(2007)基于向量自回归多元模型对人民币汇率与利率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得出人民币汇率和利率之间就波动率而言不存在价格溢出效应。蒋治平(2008)运用DCC多元GARCH模型研究人民币利率与汇率之间的动态相关关系。结果显示两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非常数,而是随时间变动。从目前国内文献来看,人民币汇率与利率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其相关关系的研究,一些文献也仅限于汇率与利率在时间上的线性波动关系研究,但研究人民币汇率对利率的动态影响文献却不多见。汇率与利率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研究汇率与利率的相互作用时,必须要考虑汇率制度的结构性变化和控制外生性影响因素。

作为最重要的汇率决定理论之一,利率平价理论一直备受关注。近年来,对利率平价理论的研究无论在理论模型层面还是在统计验证的层面都有所发展。一是在初始的利率平价模型中加入新的解释变量。比如Hoffmann和MacDonald(2000)就在利率平价公式中加入了实际货币需求因素,即汇率由两国利率差异决定,而利率是一国实际货币需求和产出的函数。二是在统计检验上采用了新的技术手段。比如:Simone和Razzak(1999)、Hoffmann和MacDonald(2000)、Chinn和Frankel(1994)等都采用了单方程协整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汇率波动与利率差异的关系;MacDonald和Nagayasu(1999)则在一般协整方法的基础上应用截面数据来研究汇率波动与利率波动之间的协整关系;Rios(2006)则同时使用结构化的利率平价理论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来进行分析。三是在统计变量的选取上更贴近实际。比如考虑到物价波动差异的影响,一些实证研究采用了实际利率和实际汇率来代替名义利率和名义汇率。如MacDonald和Nagayasu(1999)、Hoffmann和MacDonald(2000)在检验利率平价时就以实际利率和实际汇率来进行分析。实证研究表明,利率平价理论对高度市场化的货币汇率波动有一定解释力。Rios(2006)通过建立一个基于利率平价理论的汇率结构模型,对1976年1月到2004年12月间美元-英镑、美元-加拿大元这两对货币的汇率利率走势进行了研究。发现利率平价能够成立。

总的来说,上述这些研究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进行分析阐述。在本文中,主要是利用利率平价理论构造出一个模型对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进行实际测算。以2008年11月至2010年4月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月度数据进行分解,来研究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进一步分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原因,进而针对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利用利率平价定理分析人民币汇率问题――升值压力

2.1 利率平价理论模型的假定

2.1.1 利率平价理论介绍利率平价公式是描述即期汇率和远期汇率之间的关系的公式,他表示了远期汇率升贴水应等于国内外利差,并且高利率货币在外汇市场上表现为贴水,低利率货币在外汇市场上表现为升水。用公式可以描述如下:

≈i-i(1)

其中:F为远期汇率(直接标价法);S为即期汇率(直接标价法);i为国内利率;i*为国外利率。

我们认为,利率平价理论描述的是一种均衡状态,它同时隐含着以下含义:1)当>i-i时,本币即期汇率有贬值压力,汇率取值是上升的;2)当

需要指出,实现严格的利率平价需是建立在资金在国际间具有完全的流动性,套利资金规模不受限制以及交易成本为零等的假设基础上的。因此,在现实中,从利率平价公式引申出的上述三点含义更有实际意义。

2.1.2 对即期汇率升贬值压力的度量我们定义P为:

P=i-i-(2)

P值则可以用来衡量本币即期汇率的升值或贬值压力(P值为正,则说明本币即期汇率存在升值压力,为负则说明存在贬值压力,且P的绝对值越大,相应的升值或贬值压力也越大)。根据公式分析可以看出:1)本币升值压力P与本国利率i为正相关(提高本国利率,本币即期汇率升值压力增大);2)本币升值压力P与国外利率i*为负相关;3)本币升值压力P与本币远期汇率F(直接标价法)为负相关(本币远期实际贬值,本币即期汇率升值压力减小);4)本币升值压力P与本币即期汇率S(直接标价法)为正相关。

2.1.3 数据说明及来源本文分别计算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压力时所用数据包括:人民币对美元即期和1年期DF远期汇率;美元名义利率(LIBOR一年期)数据,人民币名义利率(SHIBOR一年期)数据;美国核心CP1月度数据,我国CPI月统计值。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中国银行网站和国研网。

2.2 实证分析: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压力计算

2.2.1 远期汇率升贴水与两国利差之间的关系根据公式,我们测算出远期汇率的升贴水以及中美两国实际利率之差,即图2中的与i-i。图2中显示2008年11月到2010年4月这段期间,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从2009年2月开始,人民币对美元一直有升值压力,而且2009年9月之后与i-i的差值变大,说明人民币所面临的升值压力增大。

2.2.2 对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升贬值压力的度量根据上述给定的公式(2),我们可以算出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幅度,即P值(参见图3)。图2中显示,从2008年11月到2010年4月这段期间,P值有正有负,但明显可以看出,出现正值的次数要明显多于出现负值的次数,说明人民币的总体趋势上一直有升值压力。尤其从2009年10月之后,P值一直为正,且取值越来越大,说明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也呈上升趋势。

2.2.3 人民币升值压力与人民币即期汇率走势

图4中显示,2008年11月至2010年4月,人民币对美元(直接标价法)的汇率总体呈下降的趋势,说明人民币一直在小幅度升值。而之前我们分析,这一时期美元在绝大部分时间存在升值压力,说明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与人民币升值走势是一致的。

利率平价理论描述的是汇率的一种均衡状态。在现实世界中更经常出现的是对均衡状态的偏离。对这种偏离程度的度量就可以成为检测汇率升值或贬值压力的一个参考指标P。对于市场化程度很高的货币,这一指标可能具有预测汇率走向的功能;而对于市场化程度低的货币,它可以反映汇率偏离均衡的程度,因此,通过进行测度,可以看出人民币对美元确实存在升值压力。

3升值压力形成的原因

3.1 人民币升值来自内部的压力通过分析,人民币对美元确实存在着升值的压力,而且人民币也一直在小幅度的升值。我国的通胀作用在继续深化过程中,人民币升值难以避免,即使人民币与美元继续保持(名义)挂钩,但由于包括工资成本在内的生产成本、土地和原材料成本稳步上涨,实际汇率将稳步升值。人民币实际上在被动升值。

从中国经济内部需求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很大。中国外汇储备持续高升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外汇储备的高增长,对于整个外汇储备的管理带来很大的压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巴曙松撰文建议,人民币汇率之争突现中国加速内部改革和结构调整迫切性,包括要素资源价格改革等。要素资源价格扭曲实际上放大了汇率升值的压力。中国低估的本土资源价格使得中国的出口优势被放大,同时也使企业更倾向于依靠廉价资源进行出口。因此加快资源和要素价格改革,是促进汇率更合理,国际收支平衡,国内资源配置更合理的关键因素之一。

3.2 人民币承担着被迫升值的巨大外部压力

3.2.1 发达国家重提人民币升值问题现在国际上出现新一轮要求人民币急剧升值的压力,主要是由于中国外贸出口开始出现增长势头,外汇储备继续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现实,2009年前三季度对外贸易虽然继续下降,但降幅明显收窄。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15578亿美元,同比下降20.9%。其中,一季度下降24.9%,二季度下降22.1%,三季度下降16.5%,降幅明显收窄。从中国的出口表现来看,尽管出口额连续多个月出现同比负增长,但中国出口在海外市场上的份额却持续上升。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三季度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2726亿美元,同比增长19.26%。其中第三季度,新增外汇储备1410亿美元,延续了二季度的高增态势。全球金融危机尚未完全结束的情况下,这种增长势头引起了中国的西方贸易伙伴的担心。

尽管美国白宫没有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的名单,但是,中国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2009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外部环境变得日益复杂。美国轮胎特保案、欧盟无缝钢管案都给我国带来巨大压力。二十国集团(G20)匹兹堡峰会将全球经济的失衡与再平衡作为主要议题,他们认为中国长期以来低估的人民币汇率水平使得中国获得了大量的贸易顺差,从而加剧了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自然需要人民币汇率的显著升值。最近结束的七国集团(G7)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也再次将人民币汇率作为讨论重点,集体敦促人民币升值。

发达国家重提人民币汇率问题并非偶然。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陷入衰退后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目前经济虽有反弹却缺乏持续动力。这一背景下,让本币贬值或迫使他国货币升值、以扩大出口等举措,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尽管承认中国不存在汇率操纵,但10月15日,美国财政部在其的半年度报告中称,中国的人民币遭到低估,因此美国将继续敦促中国采取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同时建议中国应当让人民币升值。随着美国经济逐渐趋稳,美国重新在国际社会主导一场迫使人民币升值的行动,并力图将人民币汇率问题与世界经济再平衡挂钩,在所谓“推动世界经济平衡、强劲和可持续增长”的旗号下,大肆压迫人民币升值。

3.2.2 贸易摩擦的升级则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政治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总是和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相伴生的。在全球贸易保护愈演愈烈的风潮中,逼迫人民币升值的老调又被西方重弹,欧美各方对中国外贸施压的行动正在悄然升级。

2009年9月11日,美国宣布对中国轮胎实施三年惩罚性关税;10月6日,欧盟裁定中国输欧无缝钢管对欧盟产业构成损害威胁,决定征17.7%~39.2%的最终反倾销税。此外,欧盟欲延长对中国鞋当前16.5%的反倾销税最少十五个月;10月7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对中国出口的无缝标准管、管道管和压力管展开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10月19日美商务部又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部分铜版纸与紧固件产品进行反补贴和反倾销合并调查,贸易保护愈演愈烈。

贸易保护主义风潮,并没有随着已在底部并显露好转迹象的全球经济而有所减退,从各种数据和历史经验来看,这股强劲的保护态势还要持续蔓延一段时间。欧美贸易保护主义和施压人民币升值如影随形。美欧都先后提出要人民币对美元、欧元升值,其目的是通过汇率的变化,削弱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增加对中国的出口,减少从中国的进口,也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

3.3 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将导致热钱流入,增加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中国目前经济较好的复苏,市场对中国经济基础的信心将推动人民币升值,因此存在资本大量流入的风险。中国经济基本面远远好于大多数其他经济体,这会吸引更多外国资本流入。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17817亿元,同比增长7.7%,其中三季度增长8.9%,此外在人民币日益区域化的背景下,境外持有人民币的渠道越来越多,量也逐渐增大,一些境外的大型投资机构开始做多人民币。再加上目前人民币利率高于美元利率,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日益增强,近期资本流入可能已经再度加剧,9月份流入我国的资金明显增多。根据央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显示,截至9月末,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额为18.54万亿元,较8月份增加4068亿元,增加额创下年内新高。根据历史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新增外汇占款基本都维持在1000亿～2000亿元左右。其中,最高为5月份的2426亿元,热钱的大量涌入正是造成9月外汇占款增加的主要原因。2009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22726亿美元,其中三季度大幅增加1410亿美元。而三季度贸易顺差为393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208亿美元,两项数据之和与三季度141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新增余额相差了810亿美元。巨额的外汇储备增量无法得到解释,基本上为流入境内的热钱。

这些热钱流入到我国流动性强的资产中,便可享受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收益和资产上涨的收益。热钱流入不仅会增加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而且也会给中国经济注入更多流动性,从而加剧中国资产价格通胀的可能性。

4缓解压力的对策――通过内部均衡的解决来实现外部均衡

4.1 应该高度警惕出现泡沫经济首先扩大内需是一个中长期战略。中国目前也必须走扩大内需的道路,扩大消费需求可以在不改变产品和产业结构的情况下解决在中国制造的产品的需求问题。其次是适度的宏观经济政策。要采取稳妥和适当的经济政策,要把握好总供给总需求的政策。再次就是加强自主创新,实现“中国创造”。实现中国创造才能从供给方面提升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升含量和价值,因此加强自主创新,提升产业结构,是应对人民币升值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战略措施。

4.2 转变我国的出口政策面对现在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我们应改变出口政策,主要有以下措施:第一、出口多元化,产品结构升级转型;第二、增加出口区域,开拓第三世界国家市场,特别是东南亚、中东市场;第三、紧跟国家战略投资方向(例如:东南亚、澳大利亚、台湾),紧跟国家大型项目,多做配套项目和主题项目零部件供应;第四、争取成套项目如;军工、船舶、汽车等项目的配套服务;第五、重视技术进步,加大技术投入,勇敢的转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领域。要积极利用人民币升值的有利一面,加速引进外资,把握国际技术外溢的契机,推动技术进步,提前在IT、生物科技等未来新产业上布局,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第六、既要重视出口,也要开拓进口业务。如既然中国制造已逐步丧失成本优势,我国可以考虑从东南亚等低成本国家进口物品。最后、关注国内基础设施,房地产业,农业,服务业和环境保护等产业都将有新的发展机遇。

4.3 改变我国的经济结构,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从大的方面来看,就是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加大居民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由于2010年美国将继续弱势美元政策,人民币若对美元汇率保持不变,会加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这将不利于居民消费。

我国应承认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且适度升值,但是该提前采取,缓解货币升值的压力,预防可能产生的恶果。具体有五方面措施:第一,由外向型战略向启动内部需求转变;第二,从保护资本向保护劳动转变;第三,对外资从超国民待遇向国民待遇转变;第四,从静态比较利益向动态比较利益转变;第五,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调整。稳健的金融货币政策向积极方面转变,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发行国债向减税转变,相应精简机构。人民币不应该完全自由兑换,可以小幅度浮动升值,同时放松外汇管制,降低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时他强调,要严格监管控制热钱不良资金流入。

参考文献:

[1]周江银.世界经济不确定形势下人民币汇率分析[N].上海商学院学报,2010,(1):6-10.

[2]金中夏、陈浩.运用利率平价理论对主要货币汇率的分析[M].金融研究,2009,(8):92-101.

[3]彭玲.从利率平价理论角度探讨人民币的汇率[N].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2):25-28.

[4]王秀莉.利率平价理论下的汇率分析[N].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9,(2):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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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事件，教材对于拿破仑对俄战争兵力问题的表述，却相差了20万人之多；这一数字的出入，使许多学生乃至教师都感到困惑。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教材所提供的这两个相差了20万的数字；这两个数字是否又都准确无误呢，笔者结合相关的资料，拟对此问题进行简单的辨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首先是对“拿破仑亲率60万大军远征俄国”这一表述的分析。

在萧石忠所译《拿破仑日记》的附录中，有这样的记载：“俄国战役兵力：法军60万人（50万步兵，10万骑兵，1350门大炮）。俄军43万人，第一线兵力20万人。”

而在法国人乔治·勒费弗尔所著，中山大学翻译的《拿破仑时代》一书中，作者也这样写道：“在对俄战争中，拿破仑统率了七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其中六十一万一千人在战争过程中相继越过了边界。这些部队反映出大帝国的面貌，其中有三十万法国人，包括新并入法国的居民；十八万德意志人，包括施瓦岑贝格统率的三万奥地利人和约克统率的两万普鲁士人；九千瑞士人、九万波兰人和立陶宛人、三万二千意大利人、伊利里亚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

不仅是中国人所著作、翻译的书籍，在西方学者所著的英文原版书籍中，我们也看到了关于拿破仑远征俄国兵力问题的类似记载。如在著名英国军事历史学家Chandler David的《The Campaigns of Napoleon》一书中，作者也进行了这样的描述：“Of the 61，4000 troop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lines， rather less the half （perhaps 302，000） were Frenchmen； the Germans， Austrians， Prussians and Swiss between them accounting for a further 190，000，the Poles and Lithuanians for 90，000， the balance being made up of Italians， Illyrians and a handful of unwilling Spaniards and Portuguese（32，000 in all）” 。

通过对以上几部具有较高学术权威性的著作所记载的内容进行分析，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在拿破仑于1812年6月发动对俄战争期间，大约有60万——61万4千名左右的士兵，接受拿破仑的指挥，对俄国发起了进攻。“拿破仑亲率60万大军远征俄国”这一表述，可以说是准确无误的。

那么，“拿破仑亲率40万军队侵入俄国境内”这一表述又如何理解呢？

王朝田、梁湖南所编著的《从土伦到滑铁卢——拿破仑战争述评》一书，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问题的答案；书中写道：“为了进攻俄国，拿破仑调集了包括欧洲各个国家提供的巨大兵力……到六月初，准备第一批跨越涅曼河入侵俄国的第一线部队，大约四十五万人左右，已经展开在涅曼河前线了。……拿破仑把他的主力分成为两个梯队展开。第一梯队接近四十五万人，拥有火炮九百四十门，展开在涅曼河与维斯瓦河之间。”

而法国人乔治·勒费弗尔的《拿破仑时代》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在维斯杜拉河的前线上，四十五万人和一千一百四十六座大炮的密集的突击部队，分成九个兵团，外加近卫军、四个骑兵团和各盟国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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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 ― 0156 ― 02

把人文关怀作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一种符合时展和教育改革要求的价值取向。党的十报告中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为今后有效开展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做好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工作，应当注重理论分析和价值应用研究，研究把握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关怀的特殊性，认真分析人文关怀的特殊定位、特殊规律和特殊功能，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培养工作，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一、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文关怀的特殊定位

（一）人文关怀在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特殊含义

思想政治教育实质上就是一种尊重人、理解人、肯定人的价值、开掘人的潜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给人以更多选择和创造机会的人生哲学。〔1〕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中，人文关怀应该体现为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关心学生丰富多样的个体需求、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2〕 简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文关怀本身都是属于创造性的人文精神教育实践活动。将人文关怀作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既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给予少数民族大学生更多的人文关切，努力提升他们的思想道德综合素质，又要倡导各民族大学生之间相互尊重，相互提高，融合民族文化开展人文关怀教育工作，使人文关怀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产生决定性作用。

（二）人文关怀与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关联

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是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内在诉求。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工作的核心思想是立足少数民族大学生实际，把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自由平等的爱护主体，引导他们根据思想道德规范促进自身主体意识的良性发展。人文关怀应当以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觉悟为宗旨，尊重发展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主体性价值，理性对待少数民族大学生价值观的客观差异，尽可能的采取多种人文手段，满足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生活学习情感等方面多样化的合理需求，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化功能得到强化。笔者认为，做好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工作，需要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生存现状、性格尊严、价值取向、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给予真正的情感关切，去认真挖掘每一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个性价值。

二、把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文关怀的特殊规律

人文关怀需要重点把握多元文化背景下教育对象的独特性、教育环境的复杂性和教育内容的民族性，创新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培养更多适合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储备人才。

（一）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关怀教育对象的独特性

认识和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独特性是做好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关怀教育工作的首要前提。我们知道，作为独具个性的特殊群体，少数民族大学生除了具备和其他大学生的一般性特征，同样存在思想道德水平和教育层次的个性化差异，主要表现为：独具群体性和个性化，缺乏主体性意识，教育层次不平衡，自身素质有待提高。笔者从事少数民族大学生理论课教学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内部存在教育基础和知识可接受能力的差异，个别学生由于文化基础弱，专业学习压力较大，学习效果不佳，自控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不强。笔者以为，应当增强人文关怀在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上的情感引导能力，结合每位民族大学生的自身教育背景，在一定范围试用分层教育模式，发展培养不同层次的个体人格。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关怀教育环境的复杂性

由于复杂的民族社会文化环境，再加上网络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以及西方政治思潮的全球化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上均呈现出群体的民族性。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自身民族属性普遍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教育者既要考虑到少数民族大学生受教育背景的复杂性，又要结合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让他们更好地熟悉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了解民族地区的发展规划，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民族心理素质、知识创新能力，提前做好人生未来的谋划。

我们观察不同民族的成员之间发生的关系是否能够称民族关系时，关键是这种关系中是否具有民族性的内容。〔3〕 在不同的民族学生个体之间发生的交往联系中，若涉及对民族语言、语言风俗、信仰习惯等民族特点不尊重的问题，属于民族关系，而不仅仅是一般性的同学关系。因此，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关怀教育的内容既要体现倡导平等意识的民族特性，又要引导各个民族学生平等和谐地交流，学会正确对待解决民族问题，自觉做好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三）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关怀教育内容的民族性

传统人文关怀教育体系在目标定位上过多强调“集体价值”的一元性，关于培养什么样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目标界定模糊，容易出现教育目标和受教育者的个体价值定位偏离甚至可能会产生个体边缘化现象。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身的民族性决定了人文关怀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式上的选择更具有针对性和灵活性。教育内容的讲授除了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还要贴近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和文化背景，探索适合少数民族大学生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自主学习的理念方法，增加更多的情感互动，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营造宽松舒适的学习环境，这也是贯彻民族教育平等思想的重要体现。

三、明确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文关怀的特殊功能

（一）弘扬民族文化，明确发展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主体价值

人文关怀应该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主体性人格，坚持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双主体观”。〔4〕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坚持教育主客体之间的双向互动、平等交流。〔5〕

人文关怀教育者首先必须具备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我国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熟悉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才能承担好培养少数民族合格人才的重任。教育者需要树立人文关怀自觉意识，认真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成长规律，帮助他们学会了解和欣赏自己的个性。立足于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照顾好他们的学习生活，维护好他们的合法权益，发展好他们的主体意识。我国各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作为民族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和实践者，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文化素质对于民族人口整体素质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多选择民族文化为教育创作题材，适当开发富有地方民族区域特色的人文教育课程，鼓励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中学习吸收其他民族文化。

（二）培养民族自信，关注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人格素养

采用人性化的关怀服务方式，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搭建更多的成长发展平台，是搭建人文关怀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桥梁。笔者以为，应当定期开展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状况问卷调查，了解少数民族学生群体的价值取向、人格特征和政治立场，塑造健全的独立人格，帮助他们提升民族自信。

管理工作应当适当兼顾少数民族学生的特殊利益诉求，做好人文关怀心理疏导服务；建设富有民族特色的校园人文景观，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校园民族风情中陶冶思想情操；拓展社会交往的舞台，举办民族知识竞赛、民族宿舍文化节、民族游园娱乐、民族传统体育、民族歌曲比赛、民族故事阅读等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塑造少数民族大学生良好的人文品质。

（三）激发民族自觉，培养凝聚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理想信念

中国梦的提出不仅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体制新的内容，也赋予了受教育者与教育者新的时代使命感与高度的责任感。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正确把握中国梦的战略理念，是夯实推动中国梦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所有中华民族成员的共同参与创造，只有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增强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发展，只有个人的人生理想积极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我们从民族视角去解读中国梦，强化民族自觉意识，让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觉地把个人的青融入实现美丽中国梦的民族篇章，自觉地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性力量，获得更多人生出彩的机会。

〔参 考 文 献〕

〔1〕王东莉.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价值〔J〕.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04）：135.

〔2〕高艳青.人文关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价值〔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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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使讲授具有形象性

形象性是讲授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讲授过程中，教师要对讲授内容进行加工，把抽象的理论形象化，变为学生易于接受的知识，要借助于语言、表情、动作、直观实物、绘画及音响等手段，对讲授内容进行形象描绘。这是学生理解、接受知识的首要条件。有的学者把教学的形象性称为教学的表演性。罗伯特%26#8226;特拉弗斯在《教师——艺术表演家》一文中说摘要：“教学是一个独具特色的表演艺术，它区别于其它任何表演艺术，这是由教师和那些观看表演的人的关系所决定的。”讲授表演是教师一切外显行为的综合表演，它包括教师的衣着妆扮、表情态度、身姿动作、实验操作、口语板书等因素。讲授表演要采用学生可接受的方式，照顾到不同年龄学生的心理特征。而且这种表演直接具有社会伦理价值，即教师在表演中不仅向学生传播知识，启迪聪明，促进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做才给学生以示范。教师要自觉的“言传身教”、“教书育人”，这是教学表演和其它表演活动的根本区别。

在讲授形象性的诸多因素中，教师语言的形象性是最主要的。教师借助形象化的语言，通过比喻、修辞、类比等形式，就会把要讲授的内容变得生动、形象、具体，使学生立得要领，顿开茅塞，透彻理解。教学实践表明，越是抽象的概念，讲授中就越需要形象性的描述。这样才能使学生真正了解其内涵。

三、要使讲授具有情感性

讲授不单纯的是传递知识信息的认知活动，而且包含着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这种情感交流水融地渗透和贯彻于传授知识的全过程。从教的方面看，教师要完成教学任务，塑造美的心灵，不仅要晓之以理，以理喻人，而且要动之以情，以情动人。情理结合，是讲授的基本要求，也是讲授能够具有感染力的重要条件。

讲授的情感性，要求教师的教学要布满感彩，以真挚的感情去感染学生，撞击学生的心灵，使学生倾心学习，主动参加教学活动，从而取得好的讲授效果。特级教师于漪教学的成功，就在于她不仅遵循教学规律，而且总是把自己的感情融汇于讲授之中，以自己对教材的深刻理解和炽热的感情去教书育人。在教朱自清《春》一文时，她通过描述，把学生的思绪带进了繁花似锦、春色满园的大自然之中，使学生顿感心旷神怡。而在教散文《，您在哪里？》一文时，学生却是热泪盈眶，全场皆悲。可以肯定，假如没有师生感情上的交流和撞击，是不可能收到这样的讲授效果的。

讲授中的情感交流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教师语气上的肯定，表情上的默许，师生间人际距离的接近，往往都能使学生受到教育和鼓舞。这种情感上的共鸣，能开启学生聪明的门扉，促使他们对知识的不懈追求。

四、要使讲授具有适应性

这里讲的“适应”，是从广义而谈的。它包括自然适应、社会适应、思维适应。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说摘要：“适应自然”是教育的基本原理。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补充了适应社会，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在《发生熟悉论》原理中对适应思维作了论证。

讲授的适应性是学生熟悉规律的反映，是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用已知求未知，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说摘要：“不论我们选教什么学科，务必使学生理解该学科的基本结构。”讲授要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澄清疑点，揭示联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把握知识，并转化为能力。

讲授要把书面语转化为口头语，一方面要使学生听得清，另一方面要让学生听得懂，做到“十不用”摘要：不用生造词、土语、废弃的旧词、冷僻的行业术语、少数民族谚语、难以理解的典故、修饰成分太长的长句、语法修辞的病句、半文半句的语言、口头禅。

五、要使讲授具有启发性

讲授的启发性包括三层含义摘要：“（1）启发学生对学习目的意义的熟悉，激发他们学习的喜好和热情，使学生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和主动性；（2）启发学生的联想、想象、分析、对比、归纳、演绎，激发他们积极思索，引导他们分析新问题、解决新问题；（3）启发学生的审美情趣，丰富学生的思想感情。”这样，才能提高讲授效果，防止和纠正学生高分低能现象，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培养其分析新问题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现代教学活动的重点已从“教师为中心”转移到“学生为中心”，从讲授知识为重点转移到培养能力为重点。因此，讲授是否具有启发性的衡量标准在于是否充分发挥了教师和学生双方的积极性，体现在教学中，不但有讲授方法的更新，还有讲授程序的变换。

总之，教学是个复杂的过程，讲授法作为主要教学方法之一，历来为教师所采用，明确讲授法的要求，对教师的教学实践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斯宾塞教育论[M北京摘要：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P43.

[2杜威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摘要: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P198.

[3布鲁纳教育过程[M北京摘要:文化教育出版社,1982.P8.

[4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M北京摘要: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P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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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智技能的内涵与特征

现代认知心理学把个体的知识分为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两大类。程序性知识是办事的一套操作步骤。 程序性知识又分两类，一类为对外办事的程序性知识，称为智慧技能（心智技能）；另一类为对内调控的程序性知识，后者又称策略性知识。[2]R.M.加涅认为智慧技能是运用规则对外办事的能力，而认知策略，是用来对内调控的，因而在R.M.加涅理论中，智慧技能的定义就是“运用规则对外办事的能力”。[3]

R.M.加涅的女儿E.D.加涅，提出程序性知识划分为两个维度，其中一个就是专门领域的程序性知识与非专门领域的程序性知识。专门领域的程序性知识只适用于特殊领域，而非专门领域的程序性知识用于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和步骤，作文心智技能属于专门领域的程序性知识。

至于心智技能的特征，还得从前苏联加里培林的智力活动观点说起。80年代以前我国教育理论方面主要受前苏联的影响，心智技能方面主要采用加里培林的观点，他认为智力活动是借助于内部言语在头脑中默默地完成的。我国的著名学者冯忠良先生认为，这种说法并没有确切反映智力活动的主要特征。他把心智活动的特征归为三点：第一，就活动的对象说，是一种观念的活动。第二，就活动的进行说，它是在头脑里，借助于内部言语默默地完成的，具有内潜性。第三，就活动的结构说，智力活动具有简缩性。[4]并且他认为智力技能指的就是这种智力活动的方式，基本表达了他对心智技能的看法。

我国学者吴庆麟根据对大量资料的研究，归结出心智技能的四个方面的特征：这类知识的动作速度极快，在启用它们时人几乎豪无意识；具有惊人的准确性，它们几乎总能产生正确的预期铜佛；人对于这类知识一般缺乏控制；人们一般不能对这类知识作言语描述。[5]他的理论比较具有概括性。

（二）心智技能在写作过程中的意义

作文心智技能关系着学生作文产出方面的问题，是学生能否顺利写出作文的关键。写作是学生运用所学的语文知识、技巧来表达自己思想和情感的活动，既综合地体现了学生的水平，同时又对学生将来的社会生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理所当然成为了考试的重点内容。语文教师为了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除了给予大量的作文技能指导，还通过让学生阅读中外优秀文学作品来进行熏陶，然而有时事与愿违，还是会有一些学生写出的作文不能达到要求。这就涉及到了心智技能，也就是说学生虽然掌握了作文的规则，实际操作却还不行。心智技能与陈述性知识不同，它需要大量练习，熟练了才算掌握，因此学生如果没有真正掌握作文方面的心智技能，他也许能够在理论上滔滔不绝，但却不能在指定的时间内按质按量地完成写作任务。因此，这便要求教师除了讲授作文陈述性的知识，还要注重心智技能的培养训练。

心智技能的培养训练有利于学生主体意识的养成，有利于学生养成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注重心智技能的教学更偏重于学生内在的学习，更能让学生意识到自我的存在。

二、心智技能在学生作文教学中的培养

我国学者冯忠良在《智育心理学》中提出心智技能形成的阶段理论。他把心智技能形成分为三段：1.原型定向，使主体知道该做哪些动作和怎样去完成这些动作，明确活动的方向。2.原型操作，即把主体在头脑中应建立起来的活动程序计划，以外显的操作方式付诸执行。3.原型内化，即心智活动的实践模式向头脑内部转化。[6]其实从表面看来，传统的作文教学方法大致和这三段论是相符合的，也就是讲述写作相关知识，然后学生开始写作，最后评讲。然而这套方法的实际效果却不佳，也一直以来受到批判，原因何在？主要是没有体现出心智技能在学生头脑中的内化过程，教学没有给学生知识内化提供指导，也没有针对性地分阶段进行训练。

在写作教学上，教师应该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作文心智技能的指导上，注重训练。首先，应找到能表现学生写作过程中头脑里看不到的思维过程的原型。这个原型可以是权威专著上的，也可以凭教师多年经验归结，当然专著的原型可以更科学些，然后进行原型模拟，也就是摸拟原型对学生一步步进行训练，直到掌握为止。前苏联心理学家兰达，就是原型的最初的提倡者。作文教学设计可以根据科学的原型，把综合训练与分项训练相结合来进行。

（一）综合训练

关于中学生写作原型，我国学者韩雪屏就提出了一个较为细化的写作内在结构：计划――构思――转换――执行――调整。计划阶段：形成动机、认识语境；构思阶段：确定主要内容、搜索记忆信息；转换阶段：记下语义初迹、提炼中心命题、编织命题网络；执行阶段：认真选择体式、规范书写字句、严格遵循行款、正确使用标点；调整阶段：检查失误、修正谬误、润色文句。[7]任课教师可以根据此原型，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对写作课进行作文综合训练的教学设计。如在第二个步骤“构思”中，可以让学生把自己确定的作文主要内容及大脑中搜索的可用的相关材料，如议论文写作中想用的实例、理论等，都写在纸上，然后进行讨论。第三个步骤“转换”，让学生写出文章主旨，列出作文提纲。总之，让学生把动笔之前在大脑里发生的事情外化，通过多次这样的练习让学生掌握如何进行写作前的计划。写前做充分的准备能让学生写出更优秀的作文。

（二）单项训练

也就是说作文课以单独的项目作为单位进行教学。单项训练可分两类，一是按韩雪屏提出的写作内在结构，进行分阶段地练习，如：一堂课只练习计划和构思，另一堂课只练转换。另一类是按中学阶段要练习的作文文体来练习，按文体作文可分为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各个文体又可以分别分为若干个项目，如议论文可分为解题部分、绪论部分(首句、首段)、本论部分(句群的逻辑结构、常用论证的九种方法、内容与结构层次)、结构部分(内容、尾段和尾句)、议论文的过渡、结构列纲、检查修改。这些都可以作为单项进行训练。在单项训练中具有普遍性的教学步骤是：（1）讲解。讲解每一项的定义、特点、公式、例子和注意事项。（2）讨论研读。讨论与本项有关的范文、词语。范文、词语应尽可能地具有代表性，让学生体会该项的特点。（3）练习。按教师的作业要求进行半独立或独立作业。作业可以上完一项就进行练习，也可以是上完几项再一起进行一次性练习。作业一般情况下应尽可能在当堂完成，内容不需太多，达到目的就行。（4）讲评。按单项要求进行讲评，可师生共同讲评，只要符合本项要求即可。（5）布置作业。课后可布置作业，适当增加练习率，能促进学生的熟练程度，达到自动化，以形成相应的技能。这主要是课堂教学步骤，课后教师还可敦促学生平时多按单项进行积累，多做笔记多练笔。

三、结语

培养学生的心智技能等于“授之以渔”，有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和培养他们的学习独立性。由于心智技能在作文中的重要性，如今已越来越受教育工作者的重视，但是要真正把作文心智技能的培养落到实处，还任重道远。

注释：

[1]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2]皮连生.智育概论――一种新的智育论的探索[J].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4，04，41-49.

[3]皮连生.教育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08，129.

[4]冯忠良.智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04，112.

[5]吴庆麟.认知教学心理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08，92.

[6]冯忠良.智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4.

[7]韩雪屏.语文教育的心理学原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参考文献：

[1]韦志成，韦敏.语文教育心理学[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

[2]冯忠良.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3]韩雪屏.语文教育的心理学原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4]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5]皮连生.教育心理学（第三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6]吴庆麟.认知教学心理学[M].上海：上海科技技术出版社，2000.

[7]陈琦.教育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8]冯忠良.智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9]朱晓斌.写作教学心理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10]皮连生.智育概论─―种新的智育论的探索[J].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4，（04）.

[11]韩雪屏.言语能力结构与言语心智运作[J].高师教育研究，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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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222-02

“”结束以来，两汉蒙学教育研究成果卓著，不仅形成了研究的热点，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分专著和论文两方面论述，专著方面又分综合著作、教育制度、教育史料、专题研究等部分。论文方面分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和私学教育。

一、专著类

综合性研究方面，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以下省去“年”）、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以“中国教育史”命名的十多部。这些著作都对两汉的文教政策、学校制度、官学和私学，作了程度不同的叙述，对两汉蒙学教育的研究有很多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肖川、何雪艳《中国秦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是论述两汉教育史的专著，其中两汉私学和蒙学教育的内容值得参考。

教育制度研究方面，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以儒家经学教育制度为主来介绍汉代教育制度，对汉代私学的恢复与发展、办学形式、教学内容、蒙学和蒙养教材、家庭教育等都作了较为详尽地论述。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对汉代学校的发展作了介绍。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是目前对汉代学制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该书详细地考察了汉代官学与私学的产生、发展乃至演变过程，分析了学校的施教人员、教学内容、师生关系及教学形式，论述了四姓小侯及皇储和诸侯王的教育，并指出太子教育与诸侯王教育的异同。对汉代家庭教育和书馆教育的论述也颇为翔实。

关于教育史料，程舜英《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都是资料选编，程书以分专题按编年的方式陈述教育制度及其实施的历史发展，从文字和书籍、书馆和书师、私学等方面对汉代教育的有关材料进行梳理。熊承涤《秦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选入的内容涉及两汉学校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与方法、书师和师生关系等。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著作也涉及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两汉学校教材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胡幸福《中国古代平民教育》（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等从蒙养教育与生存技能教育和生育教育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状况。幼儿教育涉及两汉童蒙教育内容的有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杜成宪、王伦信《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毕诚《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的研究。

学界对蒙学教育的专题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喻岳衡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主要是对古代的童蒙读物的搜集整理，并进行简单的注释、评价，进而汇编成书。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按时期对古代蒙书进行了梳理，具体介绍了两汉时期各种体裁和类型的蒙学读物。徐梓的蒙学研究涉及两汉的还有《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清代以前的启蒙教材》（《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徐梓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是近年国内蒙学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研究者，为后学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论文类

两汉时期的蒙学教育的研究论文较多，内容涉及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以及私学教育等诸多方面，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王子今《两汉的童蒙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兼用简牍和文献资料详细介绍了汉代童蒙教育的具体形态，指出汉代童蒙教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熊承涤《我国古代的儿童早期教育》（《人民教育》1983年第4期）、黄智允《汉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儿童形象的探讨为中心》（《兰州学刊》2012年第5期）介绍了我国古代儿童早期教育学习情况。周永卫《两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周慧梅《试析传统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寻根》2007年第2期）也对蒙学教育方法、特点做了论述。曾钊新、刘良湖《古代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及途径》（《教育评论》1993年第5期）、张迎春《中国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论述了勤俭、礼让、诚实、孝亲等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德育思想精华。

关于两汉童蒙教材方面论文数量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熊承涤，他的《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学和画学等专科教育做了介绍。《谈谈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概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儿童学习教材的发展和情况。《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上、下）》（《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汉代私学教学的程度不一，大致分为授字书、授《孝经》《论语》、讲授专经三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年级和年龄界限。吴洪成《试析我国古代蒙养教材的特点》（《课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指出童蒙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押韵、注重实用知识和道德等特点。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绍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的编撰和出版特点。于兴汉《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选特点》（《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宝迪《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教材编篡的特点》（《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绍了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并分析了教材的类型、特点及使用情况。

李建国《汉代的童蒙识字教育》（《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概括介绍了汉代童蒙识字教育的情况，认为汉代童蒙教材承前启后，并指出汉代童蒙识字教学在西汉中期前以识字写字为始，对书法和文字规范非常重视。沈元《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从西汉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分析蒙学识字教材，并对《急就篇》进行了目录学的考察。丁毅华、陈国忠《的史料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阐述了《急就篇》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利用简牍资料研究汉代蒙学教育也有突出成果。张金光的《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对秦汉字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秦时《仓颉》、《博学》、《爰历》，两汉《急就篇》都是当时学吏识字、学书、识名物的课本，并非一般的蒙学教材。又在《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强调秦汉字书为当时学吏者专用的启蒙教材，其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张传官《谈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辞书研究》2012年第3期）反驳了张金光将《急就篇》等秦汉字书视为学吏者专用启蒙教材的说法，认为从秦“三苍”到汉之《急就篇》等，都是书写范本，与当时的籀文、小篆、隶书等书体紧密相关。启蒙教材、字书、和书写范本三位一体，是社会各阶层通用的启蒙教材，而非学吏专用。

两汉私学教育研究为考察童蒙教育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刘良群《论汉代的私学》（《争鸣》1992年第5期）、张鹤泉《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李军《论秦汉时期的私学》（《上海社会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都有对两汉蒙学教育的论述。其中，张鹤泉对东汉的私学类型、招收学生的特点及师生关系等都作了阐述，是目前对汉代私学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成果。并将私学划分为蒙学教育和“明经”教育两个阶段，蒙学教育与“明经”教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而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则认为汉代私学分为蒙学（书馆）—初读经书（乡塾）—专经（精舍）三个上下相互衔接的阶段。而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则认为初读经书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教育相联系，作为蒙学教育的深入；有时又和“精舍”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可见，对初读经书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有关两汉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历代启蒙教材初探》（《台东师专学报》1983年第11期），介绍了两汉的蒙学教材。本文后经作者丰富成《历代启蒙教材初探》一书，1995年由台东师院语文教育学系出版。妙芬《作为蒙学与女教读本的：兼论其文本定位的历史变化》（《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对两汉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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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底，她担任国家教育科学“七五”重点科研项目“艺术教育理论与实践”中“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课题组负责人。1993年主编出版了课题成果《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获1995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0年12月担任新成立的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教育学学会理事长，现为该学会名誉理事长、顾问，并为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特邀理事。

1986年至今先后参加国家教育科学、国家教委及北京市等重点科研项目，为“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中学音乐能力研究”、“音乐教育心理研究”等课题组负责人及“中国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研究组成员。作为主编或主要作者还出版了《中学生学科能力目标・音乐》、《普通音乐教育学概论》、《中学音乐教学论新编》(获1998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音乐学科教育学》(获2001年全国教育图书奖二等奖)、《音乐学习与教育心理》、《音乐教学设计》、《外国学校音乐教育研究丛书》、《小学音乐教学案例及评析》、《新课程音乐教学案例选评》、《与名师同行》、《一代名师曹试甘》、《曹理音乐教育文集》等三十余部。在《人民教育》、《人民音乐》、《中国音乐》、《中国音乐教育》等刊物四十余篇。1958年至今，多次参与编写小学、初中、高中音乐教材，现为《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中学音乐》教材及教参(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副主编。自1995年始连续担任五届全国音乐教育论文及全国中小学音乐教师录像课评比、全国中小学优秀音乐课现场教学评委。

1960年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和全国儿童先进工作者称号，1993年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及人民教师称号，1997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曾宪梓高等师范院校优秀教师二等奖。

王宁一音乐美学家、音乐评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1939年5月生，江西南昌人。1954年考入东北音专附中，1958年升入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先后师从雷雨声、竹风、秦咏诚、霍存慧等学习音乐创作。1963年以交响诗《铁窗诗颂》毕业，分配至吉林省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任教。1978年底考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师从郭乃安攻读音乐美学方向硕士学位。1982年硕士毕业留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工作。先后任音乐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副会长、《人民音乐》编委等职。1993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篇（11）

1.栏目设置及论文分布  

2015年《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设置栏目22个，全文转载地理教育论文共计89篇。转载论文数量较多的栏目有“教学研究”（14篇）、“教学策略” （8篇）、“学科视点”（7篇）、“教材分析”（7篇）、“教学设计”（6篇）、“学法指导”（6篇）、“备考指导”（4篇）等。可以看出，《中学历史、 地理教与学》转载的论文更加关注教师如何教学和学生如何学习。值得关注的是，《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在2015年设置了7个与地理教育相关的专题栏目， 包括“地理实验教学”“问题教学”“2015年高考试卷评析”“高三复习教学”“教学目标确立”“探究教学”和“学科素养培养”。其中，专为地理学科设置 的栏目只有“地理实验教学”，其他栏目为历史和地理两个学科所共有。这些专题栏目反映了近期地理教育研究的热点。  

2.源杂志转载量分析  

2015年《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全文转载的地理教育论文来源于23种期刊（见表1）。排前三名的是《中学地理教学参考》《地理教学》和《地理教育》，共被转载论文50篇，占全年论文转载总数的56.2%。  

 

3.第一作者情况分析  

（1）第一作者所属单位统计 2015年《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所转载地理教育论文的第一作者，来自69家单位。其中，东北师范大学的论文转载量高达8篇，论文涉及地理核心素养、区 域思想、尺度思想、地理空间视角、地理教学逻辑、地理概念体系等主题词。可见，这些突出学科特色的地理教育研究受到了《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的高度认 可。有3家单位的论文转载量为3篇，这些单位有华中师范大学、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和浙江省春晖中学。还有7家单位论文转载量为2篇，分别是福建省厦门市第 六中学、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教育发展中心、河北省围场县第二中学、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第一初中、江苏省天一中学、江苏省扬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人民教育出 版社地理室。从这些单位所属的系统可看出，普通中学和高等院校的作者所占比例较大，教研机构和出版社的作者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2）第一作者单位所在地区分布 统计第一作者单位所在地区，可以了解地理教育研究力量的空间分布特征。从表2可知，江苏、北京、吉林、福建、浙江等地区的地理教育研究氛围较浓、活动较活跃。对照2013年、2014年的相关数据发现，江苏省一直稳居第一。  

 

二、地理教育研究的热点回顾  

1.地理课程研究  

2015年是我国基础教育地理课程改革深入探索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国高中课程地理标准修订工作在紧张、有序地推进。地理课程标准修订中，如何界定和 呈现地理课程性质和地理课程目标，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地理课程性质的问题，即地理课程是什么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受地理学性质多样化的影响，目前我国内地 中学地理课程性质是多元的，尚不存在清晰的统一内涵（林培英，第10期）。文中指出的地理课程性质的现状和困惑，为我们深入认识地理课程提供了参考。立德 树人是深化地理课程改革的原点（朱雪梅，第6期）。为了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各学科都在研讨“立什么德，树什么人”“学科核心素养是什么”等问题。有 论者综合分析地理学的传统、地理学者提出的几大问题和地理学的视角等地理学理论与重要教育文件，得出地理核心素养由人地观念、空间能力、区域分析、过程解 释、尺度关联、家国情怀和地理表达等构成（张家辉，第9期）。也有研究者基于地理课程目标的嬗变、国际地理教育发展的趋势、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及地理学学 科特性的视角，认为地理核心素养包含基于地理空间视角的地图技能、地理信息技术能力、国际理解、全球意识、人地观念和可持续发展观（李家清、常珊珊，第9 期）。由此看来，学界对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构成有着不同的认识，可谓见仁见智。  

2.地理教材研究  

地理教材包括地理教 科书和地理图册等，地理教科书是地理教材的主体。地理教材研究涉及地理教材的编制研究、呈现研究和使用研究等类型。人教版义务教育地理教科书编写时非常关 注探究学习，教科书中的探究性主要体现在体例结构、案例编写、内容选取等方面（刘健，第1期）。可见，该套教科书在内容的组织和选取方面都注意遵循了“构 建开放的地理课程”的理念。除了教科书内容的组织和选取外，教科书内容的呈现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方面。图像系统作为地理教科书表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成 为地理教科书呈现研究的热点。中国地图出版社李红梅不仅总结了中图版义务教育地理教科书中图像系统的特点，还分析了与该套教科书配套的地理图册中图像系统 的特点（第3期）。此类文章为地理教材的使用提供了有益参考。  

3.地理教学研究  

（1）基于地理学角度的地理教学研究 ①地理教学逻辑研究。地理教学逻辑是地理教学内容和地理教学程序中内隐的规律、规则，包括学科逻辑、教的逻辑和学的逻辑等。有研究者指出，初中地理学科逻 辑有两个立足点，一是立足地理学科，探讨地理知识之间有怎样的内在关联；二是立足地理课堂，追问课堂上的地理知识是否存在内在关联或教学关联（张彦顺，第 8期）。在大气环流教学时，应参考科学家所采用的“考虑新要素—提出新理论”的“要素增加”逻辑（朱承熙，第5期）。还有研究者非常重视地理教学逻辑中的 学科逻辑，认为地理教师应整体把握高中地理知识的层级结构和逻辑结构（黄静，第2期）。王红梅在分析知识的层级关系和内在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复习课 的教学策略（第11期）。仲小敏经过对高中地理必修内容探究教学适宜性的调查分析，发现地理知识的内在逻辑特点是制约探究性强弱的根本因素（第9期）。地 理教学逻辑是地理教学质量高低的关键所在。地理教育领域亟待加强地理教学逻辑研究，从而科学地指导地理教学实践。  

②地理知识教学研究。 地理知识既包括地理名称、地理分布、地理数据等地理事实知识，也包括地理概念、地理成因等地理理性知识。周慧认为，在地理事实知识学习的设计中，可采用 ATMSTT的教学组件设计法，即辨识目标、编码图文、匹配策略、选择媒体、主题活动和检测效果（第9期）。蒋亚琴针对学生学习地理概念时存在的前概念干 扰、首因效应、晕轮效应和思维定式等心理障碍，提出了注重体验、强化对比、系统学习和变式学习等教学策略（第3期）。也有研究者在梳理中学地理概念体系的 基础上，从“地理学的基本问题”“地理学科本质、思想与方法”“地理概念体系构建”等角度探讨了如何进行地理概念教学（王向东、高燕，第9期），关注了 “教哪些地理概念”和“教地理概念的哪些方面”等问题。除了地理概念教学外，还有研究者关注地理成因教学，提出了基于支架理论的地理成因教学的一般模式 （龚琳、赵媛，第6期）。  

③地理能力和地理思想培养研究。阅读、分析和绘制地图的能力是一项地理学科的特殊能力。地图能力的养成途径包 括熟悉地图常识、规范读图顺序、掌握析图方法、形成地图意识（丁生军，第11期）。地理思想包括区域思想、尺度思想、整体性思想等。徐雪和袁孝亭在解读 “把世界组织为区域”思想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该思想对地理教学的指向性要求，即引导学生形成“区域思维”方式（第6期）。张家辉梳理了基础教育阶段尺度 思想研究的现状，分析了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未来走向（第2期）。耿文强认为，地理高考复习时应强化学生的地理时空尺度观念，并建立不同尺度之间的关联 体系（第4期）。这实际上强调了尺度思想中的尺度关联内容要点。地理空间联系视角是地理视角之一，有研究者从“准确认识空间特征”“逐层深入的分析空间内 部联系”“空间联系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三方面探讨了地理空间联系的分析方法（黄妍、袁孝亭，第2期）。  

④区域地理教学研究。有作者探讨 了国家地理内容教学目标的设计步骤（何平，第1期）。张彦顺认为，“图解、体验和建构”是区域地理教学的基本要素，这三个要素都有其相应的教学策略（第5 期）。王邦柱针对高中地理必修3中“区域可持续发展”内容的教学偏差，提出了教学对策（第12期）。  

（2）基于教育学角度的地理教学研 究 随着地理课程资源的不断开发，地理教学环境已不仅仅局限于课堂。赵才欣认为，在信息革命、生态文明等外部因素、地理科学发展的内部因素影响下，地理课堂有 必要转向新型“地理大课堂”（第1期）。在“地理大课堂”中应重视地理实验教学。有研究者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我国地理实验教学的发展历程和研究脉络，并指出 了地理实验教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张海、马建宁、牛科强，第7期）。也有作者探讨了地理实验类型中地理组合实验的设计及教学价值。关于地理案例教学，需要选 择典型的案例，而能充分演绎一般法则的案例则是典型案例的体现。陈庆军基于一般法则与特殊描述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地理案例教学中的案例选编策略（第7 期）。  

4.地理教育测评研究  

地理教育测评包括地理教学评价、地理教育测量等。地理教学评价研究应当突出学科特色和基 于大量证据，朱雪梅所构建的“多元交互式”教学评价体系符合这一研究趋势。该体系以学生地理素养和地理教学行为为评价标准，以数字化教学观察平台和教学观 察手册为工具，以多元主体交互共建的全程性学业成绩评价和循环跟进式课堂教学评价为路径（朱雪梅，第3期）。地理课程标准中有大量需要学生表现的任务，对 此，有作者提出了高中地理教学中进行表现性评价的操作方式，即在学科育人价值的统摄下，基于课程标准设计评价目标，基于目标设计表现任务和评分规则（佟 柠，第12期）。关于高考地理试题研究，相炜地理工作室分析了2015年高考地理试题的整体特点、突出亮点及各卷特点（刘振峰等，第10期）。除了着眼总 体的研究外，也有研究者对某一类型的试题进行了专题分析和总结。张文军分析了近十年高考地理试题中观点方案类地理综合题的演变特点及应对策略（第2期）。  

三、地理教育研究的热点走向  

1.突出学科特色的地理教学研究  

突出学科特色的地理教学研究选题，可围绕地理素养构成要素、地理内容专题等来确定。[1]地理素养包括地理知识、地理能力、地理方法、地理思想和地理品 质等要素。围绕地理素养构成要素开展的研究，要求围绕这些构成要素乃至要素细化后的成分进行选题。例如，尺度思想是地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应当重视 地理教育中尺度思想的基本内容及教学价值，以及高中地理教学中渗透尺度思想的策略等研究。围绕地理内容专题开展的研究，要求围绕地理要素或地理教学内容中 的某一点进行选题。例如，区域地理教学中核心内容的教学策略、体现学科独特价值的人文地理教学、体现学科本质的地理学史教学模式等。  

2.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研究  

培养具有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人是中学地理课程目标的核心诉求。[2]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已成为当前地理教育研究的热点。笔者曾提出，地理核心概念是地理学 科核心素养体系中的基础部分，如何筛选、确定地理核心概念以及如何发挥地理核心概念的作用，是亟待解决的前沿课题。[3]对于“如何发挥地理核心概念的作 用”，就需要思考如何运用地理核心概念培养学生的地理学科核心素养。此外，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研究需要继续厘清的问题有：初中和高中不同学段地理学科核心素 养的构成有何区别？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育人价值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编制基于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教科书？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策 略、方法都有哪些？在培养学生初中和高中两个学段地理学科核心素养时如何做到衔接？怎样测评不同学段学生的地理学科核心素养？  

3.高考地理试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