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理念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立法理念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首先要进一步强化公仆意识。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执法，从人民群众最希望做的事情做起；带着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办案，从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办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每一个案件；坚决克服执法中的特权思想和霸道作风。

其次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自觉把政法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思考和部署，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充分发挥法律职能，积极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建平安有序的法治社会做出贡献。

再次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原创：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要求政法机关牢牢把握“以人为本”这个核心理念，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正确处理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种问题；

政法机关树立执法为民理念，是由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同时，执法为民也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在政法工作中的要求和体现。

一切为了人民是执法为民理念的基本内涵，也是政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政法机关要立足本职，恪尽职守，严密防控打击违法犯罪，保证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民利不受侵犯。

篇（2）

一、转变观念,树立新的文化发展理念

篇（3）

司法理念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其意义在于：首先，司法制度在设计中应该有系统成熟的理念作为基础。理论准备不足会带来制度的不稳定性。其次，司法改革首先是理念的变革，没有相对成熟的理念指导，容易导致改革的盲目性、急功近利、反复无常和资源浪费。最后，理念的匮乏会导致信仰的危机，没有理念的基础，仅仅依靠口号和群众运动式的动员不可能真正树立起司法的权威。

今天，司法研究以及关于司法改革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究其方法和观点，大致有普遍主义、本土论和相对合理主义等各种路径的不同，结论也由此各异。笔者认为，无论采用哪一种研究途径，一般而言，当前研究现代司法问题至少要考虑到以下几个视角：

首先，现代化或法制化的视角，针对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和法制现代化尚未完成的事实，着眼于基本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寻求与现代法治国家之间的共同点和可借鉴的制度。当前，我们在实现司法独立、落实司法人员的身份保障制度以及完善诉讼程序上，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

其次，本土化或国情视点，法制现代化将成为一种宏伟的事业或追求的理想。国情是一种无法回避的事实，正视国情不应仅仅是为现状和妥协进行辩解，而是为了解决社会客观需求与可行性及成本等实际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普适性的原理都不能成为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当然依据。

最后，全球化的视界在今天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这不是为了简单地造成一种与国际接轨的声势，而是为了积极应对当代世界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挑战。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进行司法改革，其中既可以看到现代法治自身的反思，也可以看到未来司法发展的趋势，从中对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例如，当代世界诉讼外纠纷解决模式的发展，使我们认识到司法和诉讼并不能解决社会的一切纠纷，协商比对抗具有更大的价值，了解自治性和行政性纠纷解决的价值，以及社会保障事业对于纠纷解决和权利保护的重要意义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的视点既可以促进我们健全和完善法制，又可以使我们避免某些现代化的弊端，面向未来，少走弯路。

基于上述三个角度，今天，当我们探讨现代司法理念问题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篇（4）

人力资源管理改革与创新是高职院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和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指出，要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把工学结合作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将推进工学结合、半工半读作为学校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深化职业院校人事制度改革，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为工学结合提供制度支持和机制保障。

然而，在工学结合的具体实施中，由于大多数高职院校还是采用传统的人事管理制度，从而使得高职院校在具体实施工学结合时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严重阻碍工学结合的顺利实施。需要我们采取有效措施，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为工学结合的顺利实施提供持续的助推力。笔者从工学结合的特点和实施需要出发，对工学结合模式下高职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创新进行探讨。

树立开放的人力资源管理新理念

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需要学校和企业多个主体、多个层面的人员参与教学和指导，具有开放性、职业性和实践性的特征。而所谓开放的人力资源管理新观念就是指要打破传统的相对固定的编制管理，破除“用人必养”的旧观念，按照工学结合的实施需要建立和完善自由开放的人才市场机制，彻底打破传统的人才部门和单位所有制，让工学结合所需的行业、企业技术骨干和能工巧匠能顺利地流进工学结合教学队伍中来，也允许学院内部服务能力较强的教师流进企业中去，发挥校企工学结合人才的双向流动作用，从而使教师队伍在这种双向流动中吐故纳新，提高总体素质。这就要求我们树立“不为我所有，但为我所用”的开放共享的人力资源新理念，按照“按需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任、严格考核、合约管理”和“相对稳定、合理流动、专兼结合、资源共享”的原则，实行全员聘用合同制，建立相对稳定、合理流动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使教师管理，特别是“双师型”教师队伍管理从传统的封闭式管理模式转变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开放式管理模式，实现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并通过动态优化，及时将最优秀的企业专家和一线骨干吸纳到工学结合师资队伍中来，努力提高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质量。

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开发新机制职称

人力资源开发是促进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有效手段，有利于激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有利于科学配置工学结合所需的各类人才。要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首先就要求我们根据学校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需要进行认真、全面的人力资源状况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科学的近期和中长期人力资源开发规划。特别是要根据工学结合对校内外教学人员、管理人员和工勤服务人员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要求，选择合适的开发对象，聘用优秀人才，把握好人才开发的重点，确定高中低不同层次人才、一般人才和紧缺人才、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其次，要求我们重视教师的在职教育和培训。我们必须积极创造各种有利条件，组织开展以专业带头人、核心课程负责人、实习实训负责人、管理骨干为重点的全员培训，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优秀中青年教师出国学习培训、定期到相关企业参加生产实习锻炼。再次，要求我们建立完善的基于工学结合的人员培训机制，制定工学结合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办法，设立人力资源开发专项基金，切实保障工学结合教职员工队伍得到有效建设。最后，要求我们针对具有不同教学经验、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的校内外教师和从事不同岗位工作的管理人员进行不同层面、不同内容的培训。特别是要针对当前校内专业教师教学水平较高、实践动手能力较弱，企业实训指导教师实践动手能力较强、教育教学水平不高的现象，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项目设计，确保校内专职教师和校外兼职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和实践动手能力都得到整体提升，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开发的效能。

建立灵活多样的人事聘用新机制

由于工学结合需要大量具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和较强实践工作能力的行业、企业专家或兼职教师来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专业建设调研、工学结合课程开发以及担任一定课程的教学等工作，特别是在学生顶岗实习中，更是需要大量的企业实践指导教师对学生进行岗位技能与职业素养的培养与指导。此外，在工学结合中，还要部分企业工作人员参与工学结合和顶岗实习等工作的协调与服务工作。为此，必须建立基于工学结合的校企合作、互聘共用的灵活多样的人事聘用新机制。这就要求我们:一要改传统的固定编制和身份管理为流动编制和岗位管理，建立固定编制和流动编制相结合、全职与非全职相结合、长期聘任与短期聘任相结合、专职人员和兼职人员相结合的弹性用人机制。二要结合工学结合的实际情况，改变以往重职称、重学历、重资历，轻能力、轻业绩的倾向，做到既重知识、学历和资历，也重技术、技能和业绩，实现人事聘用由“资格评审机制”向“岗位聘任机制”转变。特别是要优先保证与工学结合有关的岗位或因工学结合而新增的岗位，如校企合作工作人员、工学结合办公室人员、工学结合质量监控人员、各系实训管理人员和学生思想政治辅导人员等。三要采用“竞争上岗、合同管理、动态优化”的用人机制，实现由论资排辈向自主择岗、竞争上岗、按岗付酬机制的转变，积极探索校企互聘共用、共同考核、共同培训、人才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人力资源管理新思路，并通过正式引进、柔性引进、与企业共引共享等形式，积极引进行业和企业中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骨干和能工巧匠担任专职教师或兼职教师，努力加强工学结合人力资源建设。

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新机制

考核与评价是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环节，是决定分配、续聘、解聘等的重要依据。由于工学结合涉及学校和企业不同的教学主体，学校和企业不同的工作人员和不同的工作岗位和工作条件，更需要建立一套与工学结合相适应的体现考核对象多元化、考核内容多元化、考核形式多样化的科学合理、便于操作的考核与评价新机制，以便考核评价工学结合各个环节、各项任务的完成情况和各类人员的职责履行情况。因此，在建立这种基于工学结合的绩效考核与评价新机制时，一要按照绩效管理的思想改革现有的考核体系和办法，做到以目标考核为指向，将结果考核与过程考核相结合。二要建立基于工学结合的完善的绩效考核与评价系统，要组织有关职能部门进行深入的岗位分析和职务描述，形成规范的岗位说明书，并明确工学结合相关实施部门和员工的责任，形成基于工学结合各过程、各环节和各人员的考核评价体系，建立一种人人有职责、人人有目标、人人有压力、人人要努力的绩效考核与评价系统。三要建立部门绩效考核与个人绩效考核相结合、自评与他评相结合的考核机制。要按照层级考核的原则，做到谁主管、谁考核，同时要积极动员学校教师、学生和企业员工参与工学结合绩效考核，特别是要充分发动行业、政府与社会力量参与工学结合质量与效果的考核与评价，要重视吸纳行业企业技术人员共同参与教学质量考核与评价，实现质量管理主体的多元化。特别是要把是否有力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作为职能部门、系部及主要负责人绩效考核和奖惩的重要依据，并与其工作报酬、职称职务晋升、评优评先等挂钩。

建立优劳优酬的激励分配新机制

在实施工学结合的过程中，由于涉及学校和企业两个不同的主体以及两个不同主体中的不同人员，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兼顾校内校外不同层面工学结合工作人员的优劳优酬的激励分配机制。为此，我们必须做好如下工作:一是要充分运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人本理论”，并采取有效激励手段，最大可能地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员的人本关怀出发，按照效率与公平统筹兼顾的原则来制定合理的激励分配制度，坚决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将“管理、知识、技能、绩效”等要素融入激励与分配制度中来，并建立“以岗定薪、按劳取酬、优劳优酬”的分配机制。二是要充分发挥分配机制的激励作用，要在符合国家分配政策的前提下，打破平均主义的陋习，鼓励合理拉开收入差距，通过实行薪酬总额动态包干管理、项目完成经费包干、实行项目引进奖励等办法，激活学校内部分配机制，真正建立起符合高职院校特点、适应工学结合需要的激励竞争机制。特别是要按照“能者多劳、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原则，向工学结合的关键部门、重点岗位和一线人员倾斜，既要重视对工学结合中校内外不同层面工作人员的物质激励，如工资、津贴、奖金等，又要重视对各类工学结合工作人员的精神激励，如评优评先、选派出国学习等，更要重视对工学结合人员给以发展性激励，如评聘为校内专职教师、职称晋升、职务提升等，确保工学结合优秀人才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三要根据工学结合岗位的重要性、难易度、繁重程度和岗位所需专业知识、技能、管理水平等来确定一个岗位的工资报酬，要坚持分配与岗位职责和工作实效挂钩，做到按劳取酬、优劳优酬。特别是要提高工学结合课程的报酬，提高实训指导教师和工学结合一线管理人员和工勤人员的津贴，对合作企业的实践指导教师要发放相应的劳动报酬，将工学结合中各类工作人员开展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劳动适当量化，保证他们劳有所得，提高他们对工学结合工作的积极性。四要设立工学结合奖励专项基金，奖励在人才培养、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教学改革、科技研发和企业服务等工作中作出特别贡献、取得优异成绩的部门或个人，以及在处理工学结合突发事件中的有功人员，尽最大努力激发工学结合各个层面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全力推进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持续有效地实施。

参考文献:

[1]胡定军.高职院校人事制度改革探索[J].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4).

篇（5）

在美国，1899年伊利诺斯州《少年法院法》的颁布，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至今，少年司法制度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并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制度之一。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于1984年11月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这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在我国的诞生。此后，少年法庭因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和支持，并在我国各地得到了成功推广。1988年7月，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犯合议庭”改建为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这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少年立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少年法庭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少年司法制度从地方性制度转变为全国性制度。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初具规模，在保护少年合法权益、治理少年犯罪等方面起到了积极和重大的作用。但是，与国外少年司法制度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相比较，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还欠缺成熟和完善，近几年来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1.现状

目前来说，现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处于在困境中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少年法庭普遍面临案源不足、人员和机构不稳定等；另一方面，少年法庭受到一些质疑，因为少年犯罪问题仍较严重，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陷入困境。具体来说，存在以下缺陷：

1.1相关立法与现状脱节

制约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主要因素一直是少年立法的不健全。我国已经制定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少年案件尚无专门的实体性和系统的程序性的法律法规，出台的一些有关司法解释，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总体上说，这些规定欠缺对少年成长状况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少年特殊的身心特征。

1.2少年法庭的设置问题

少年审判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核心制度，少年法庭也是少年司法系统的核心机构。我国少年法庭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革和实践，探索出了许多成功的审判方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建制上的混乱，目前我国的少年法庭有二千多个，但由于我国没有《少年法庭法》，因此少年法庭组织形式混乱；受案范围的混乱，因为少年法庭在我国还属于一种新生事物，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受案范围混乱的现象，大部分基层法院的少年法庭只管辖少年犯罪案件，但也有一些少年法庭受理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身心健康、人格尊严的保护案件，故在其运作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要靠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当扩大受案范围有利于强化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效果，但有些地方却是缺乏实际考察全盘皆收；我国现有少年法庭均是设置在普通法院之中，少年司法工作的人、财、物均由普通法院所调配。普通法院对于审判人员业绩，往往是以办案的数量来衡量。但由于我国目前少年法庭所受理的案件基本是少年刑事犯罪案件，而这类案件的总体数量不多，又需要少年法庭工作人员投入更多的精力、爱心和财力，其工作量很难以审理案件的数量来衡量。因此，与其他法庭相比，少年法庭难以摆脱浪费人力、物力、做与审判工作无关的事情等诸多质疑。

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首先应表现为组织独立。将少年法庭设置于普通法院内的组织形式，会强化少年司法制度与成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类似性。正如我国台湾地区李茂生教授所指出的：“于组织设计上，以专庭的方式进行少年保护事件以及刑事事件的处理，此不仅是无法培育专业人才，尤甚者，透过人事交流、任命的方式，少年司法与成人刑事司法的类似性会更为强化。”［1］

1.3具体制度上的问题

少年司法制度至少应包括对少年犯罪被告人羁押、预审、、审判、辩护、管教等“一条龙”的工作体系。我国目前少年司法一条龙工作体系的构建还很不完备，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1.3.1少年的刑事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而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审讯少年时却很少通知法定人到场，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措施，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侵害便成为经常发生的现象。

指定辩护人制度也是我国刑法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保障措施，但是实践中由于这种法律援助是免费提供的，缺乏国家保障的措施，一些指定辩护律师不能像委托辩护人一样认真负责地行使辩护权利，而是敷衍了事，有的辩护人甚至基本不会见被告人，有的辩护人阅卷后也只是敷衍几句辩护词了事，有的辩护人发表答辩意见后不再对被告人进行教育，十分不利于对少年刑事诉讼权利的保障。

1.3.2不公开审理与公开宣判的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二款规定：“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岁以上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但第163条第一款同时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案件的公正审理，便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但同时由于宣判的公开进行，就使少年犯罪案件的审理结果予以公开，使少年被告人暴露在公众和媒体之下，不利于对少年身心及其成长的保护。之前的不公开审理没有了意义，同时破坏了法律条文的内在逻辑性。［2］

1.3.3刑事污点保留侵害少年权利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8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4条规定：“未成年犯罪人刑满释放后，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但实践中，少年一旦被定罪量刑，即被视为有刑事污点，刑事污点的保留，对少年来说意味着社会地位下降，某些权利丧失，道德名誉受损，在学习和日后的工作、生活等诸多方面会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这些现状势必打击了少年想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回归社会的信心，也可能是重新犯罪的诱因。而又犯新罪时，则有可能构成累犯，累犯则是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即使不构成累犯，该刑事污点也会作为酌定从重情节，量刑时势必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对少年而言，刑事污点的保留是很不利于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

v2.反思

如前所述，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建立这种制度的理由。事实证明，少年司法制度无论对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还是一个国家整体犯罪预防战略的实现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笔者尝试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做出以下建议。

2.1加强少年司法制度立法

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在刑法总则中专章规定少年刑事责任，把少年实体法的内容规定在专章中；另外将对少年案件的诉讼程序和执行从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中独立出来，专门制定一部《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原因如下：我国目前的少年立法规定及很多制度都处于尝试阶段，制定少年刑法时机还不成熟。正如有学者认为“为了满足法院处理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急需，一个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修改刑法典的同时，单设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专章，待条件成熟之际再制定独立的《少年刑法》。”［3］而诉讼程序是将实体法规定的罪与刑与个案相结合的过程，执行是落实实体法内容的步骤，执行的效果和刑罚目的与任务的实现有着重要关系，并且对少年的执行过程中有许多程序问题需要解决，因而笔者认为制定一部集诉讼程序与执行于一体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是必要的。

2.2创设少年法院

少年审判机构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最早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也是从法院系统开始的。可以说，法院系统的建设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中之重，其创设的意义是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契机和动力。对于少年法院的创设也是近年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讨论的热点，理论和实务界对在我国建立少年法院问题的探讨，无疑将大大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进程。笔者认为，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建立少年法院正是少年司法制度独立性的进一步展开。

2.3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来源于英国，是指在对少年进行逮捕、讯问、拘留和控告时，如果没有合适的成年人，如律师、法定人等在场，对少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将不得被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合适成年人”的用语，但是也有要求成年人参与的法律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1条第四款规定：“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还没有建立强制的成年人介入制度。

因此，笔者认为应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由于少年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他们需要由父母、监护人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照顾其身心健康，协助他们与警察及司法机关进行沟通，维护其合法权益。

2.4指定辩护制度

从法律的规定上来看，我国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即只有法院才有为少年指定辩护人的义务。笔者认为，对少年的法律援助不应当仅限于审判阶段，而应当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且为少年指定的律师，最好懂得少年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懂得对少年犯罪者进行教育的方法。［3］辩护人还应着重查清以下内容：少年被告人的真实年龄；少年被告人的犯罪目的和动机，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如果是共同犯罪的，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犯罪结果的危害程度。

2.5审判不公开制度

审判不公开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或者有少年的案件时，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不向社会公开。这是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和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少年刑事诉讼案件必须坚持的原则。少年犯罪案件审判不公开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有利于审理的顺利进行，防止少年因为公开审理而情绪激动，心理压力大，使其在法庭上难以准确表达意愿；另一方面则是从保护少年的长远发展考虑，防止其因为广泛的曝光而产生羞辱感丧失生活信心，并难于重新融入社会。

2.6刑事污点取消制度

法国、德国、瑞士、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司法和立法实践表明，刑事污点取消制度对于预防少年犯罪和重新犯罪具有明显的效果。因此，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少年刑事污点消灭制度，既顺应了世界刑事立法潮流，也将会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充实少年的刑事司法制度。

有刑事污点的少年是否悔罪，改过自新，在法定时间内是否遵纪守法、表现良好，是消灭其刑事污点的本质条件。刑事污点的消灭必须是在该污点经过一定的时间后才能进行。基于此，笔者建议对被判单处附加刑的在罚金交纳后，被判处缓刑的在考验期间期满后，六个月至一年；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刑罚的和被宣告有罪但免予刑事处罚的，在刑罚执行完毕后或判决生效后过1年；被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的，刑罚执行完毕后2年；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3年;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5年。如果有立功表现的等，少年法庭可以根据少年本人的申请，在消灭刑事污点的期限届满之前提前消灭该刑事污点。但在刑罚执行期间或缓刑考验期间是不能允许宣告消灭刑事污点的。少年的刑事污点消灭后，其罪刑记录一并注销。

2.7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江苏、上海等少数省市的少数基层法院少年法庭，在审理少年刑事案件时开始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对少数少年被告人试行暂缓判刑。但我国现行刑法对暂缓判刑并无规定。笔者认为，收监执行刑罚对于少年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而暂缓判刑制度则通过社会力量的帮助，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对犯罪少年进行教育改造，促其悔过自新，同时，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的考察，又对少年犯有约束力和危机感，可以起到刑罚的同等效果，因此我国应建立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少年司法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重要的基本制度之一，作为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应当受到极大的关注。虽然我国目前少年司法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但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过不遗余力的努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将逐渐完善起来。

【参考文献】

［1］李茂生.《我国设置少年法院的必要性》，载台湾《军法专刊》，第43卷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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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调团体努力，以学校名义参加竞赛，每个参赛队由7名具有各种才能的学生组成，队员

要团结合作，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整个队才有希望获得成功。

2、鼓励队员充分发挥创造性，鼓励与众不同的答案，让每个队员的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

对特别有创造性的答案，给于最高的奖励。

3、强调趣味性，比赛题目形式多样，生动有趣。整个解题过程要用艺术表演的形式来体现，在令人难忘的、幽默的表演中创造性地完成规定的任务。

4、反对成人协助，学生有充分表现自己各种才能的权利，反对教师、家长等成人包办代替。对有成人协助的队，将进行处罚。

5、广交朋友，通过每年的地区竞赛和世界决赛活动，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年级的学生互交朋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锻炼了学生的社交能力。

二、头脑奥林匹克活动的理论依据

1、心理学依据。

青少年时期心理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从幼稚性向成熟性过渡。由于体力和智力的迅速发展，他们精力旺盛，活泼好动。他们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小孩子”，要求独立，有强烈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总想显示自己的力量。

2、创造心理产生的条件

（1）、知识是创造的依托。智商高的学生不一定有创造性，还需要有创造性思维。智商一般的

学生，创造力得到开发后，也能有好的创造。

（2）、创造性人才的心理素质。主要体现在他们有强烈的好奇心；顽强的毅力；勇于进取的精神；与众不同的思维；健康的人格等。

（3）、有利于创造的环境。民主的家庭；宽松的氛围；进取的集体。

3、创造性活动的原则，充分发挥右脑的作用。右脑所获得的形象、直觉，对整体的感知、想象等，

是产生创造性设想的源泉，是创造活动的关键。左、右脑的密切配合是创造力真正基础。

智力因素是创造活动的必要条件，非智力因素的创造动机是创造行为的直接推动力。两者都要得到和谐的发展。一切创造活动都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互补效应。创造活动的过程是显意识和潜意识的交融过程。

三、头脑奥林匹克活动的内容和实施

1、头脑奥林匹克竞赛的内容和形式：

每年3月中旬举行上海地区竞赛，5月底选拔两支优秀队赴美国参加世界决赛。题目由国际头

脑奥林匹克协会（CCI）出的统一赛题。题目有长期题、即兴题、附加风格表演。头脑奥林匹克竞赛模式图见附录。

2、头脑奥林匹克课外活动：

为了使队员们在比赛中赛出好成绩，真正通过比赛引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学会创造的

本领，在赛前训练期间，可开展多种形式的课外活动。

（1）、科学探索活动——从赛题内容出发组织活动。如：“怎样感觉空气的存在？”要求学生用各种方法来做尽可能多的实验，感受空气的推动力和阻力。

（2）、技能学习——运用知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如：利用量角器设计并制造简易的经纬仪，测量自制模型飞机的飞行高度。

（3）、社会考察——通过对社会的初步探索，获取、分析、评价和应用社会研究的成就，以便更富有成效地创造。如：参观航空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垃圾处理厂等。

（4）、学会思考——学会从不同角度进行千变万化的思考，做“头脑”体操，使学生思维的流畅性、变通性、独特性得到提高。如让学生尽可能多地说出纸的用途等。

（5）、学会表达——创造性的构思通过语言、表演、音乐、道具表现出来，是学生综合素质的反映。可通过小品创作、表演、编剧、制作等来提高技能技巧，激发创造的兴趣。如：创造一种能取代飞机旅行的方式，并通过道具、语言、动作向大家介绍。

3、头脑奥林匹克参赛队的组成和赛前训练

（1）、组队——挑选富有各种才能的学生，如艺术和音乐、表演和创造等，组成参赛队。

（2）、长期题的解法——要熟读赛题，讨论完成规定任务的各种方法。确定主题，找出符合主题并能适合队员完成的方法。编写剧本、制作道具，并不断改进。风格表演要多次排练。

（3）、即兴题的训练——要和长期题训练交替进行。进行扩散性思维训练时，要从性质、外形、颜色、用途等全方位扩散。使队员能合作密切、反应灵敏、思维快捷。

头脑奥林匹克活动没有失败者。头脑奥林匹克队员的工作是找出一种完全适合他们的解决方法。这只能通过听、看、出力、合作、提炼和紧张训练才能取得。对学生而言，头脑奥林匹克活动是亲手实践，对教练而言是积极辅导、启发诱导，为取得最佳成绩而奋斗。

4、头脑奥林匹克活动课：

把头脑奥林匹克活动列入课表，每周一节。主要内容：创造思维的培训和动手能力的培训。

5、头脑奥林匹克夏令营：

通过参观、访问、调查、观测、制作、竞赛、交流等多种形式，满足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激发他们的兴趣，培养集体主义精神，获取知识、信息，增种能力，有利于参加头脑奥林匹克竞赛。

6、头脑奥林匹克擂台赛：

（1）、上海市头脑奥林匹克擂台赛——每年的10月——12月举行比赛，学生以个人名义参赛。题目以普及为原则，动手制作为主。经过几期擂台赛，学生的作品不断提高。

（2）、头脑奥林匹克电视擂台赛——每年8月举办，各省市组队参赛。以电视作为传播媒体，向全国宣传头脑奥林匹克活动、推广头脑奥林匹克活动，让更多的青少年参加头脑奥林匹克活动。

四、头脑奥林匹克活动取得显著成效

1、深受广大青少年欢迎

第一届上海市头脑奥林匹克竞赛时只有30所学校参加竞赛，现在上海每年有150多所学校的近200个队参加竞赛，发展很快。从1988年以来，北京、武汉、天津、广州、深圳、南京、温州、东营、香港等地先后派出代表队到上海参加比赛或观摩比赛，该活动已从上海辐射到全国，受到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欢迎。日本、新加坡、德国等国外的青少年也曾到上海进行头脑奥林匹克活动交流。加强了青少年的国际交往。头脑奥林匹克电视擂台赛现在就有北京、天津、石家庄、东营、南京、扬州、上海、广州、深圳、香港、武汉、南昌、大连等10多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参加。

2、学生的创造力普遍得到开发

通过对某区8个参赛队的统计分析，对第一次参加竞赛的队和多次参加竞赛的队，他们的长期题、风格和即兴题得分，用两个平均数之间差数的显著性检验，可得出结论：他们的长期题得分有显著差异，风格得分差异不显著，即兴题得分有极显著的差异（见表）。

统计量

题型参赛队队数

n

平均分

x

标准差

s

t检验

结论

长期题第一次竞赛队

多次竞赛队5

3119.35

169.8023.21

27.86t-2.78

p<0.05差异显著

风格第一次竞赛队

多次竞赛队5

338.26

46.7310.59

5.66t-1.25

p>0.05差异不显著

即兴题第一次竞赛队

多次竞赛队5

330.78

97.2218.1

4.81t-6.05

p<0.01差异极显著

许多学生多次参加头脑奥林匹克竞赛，学会了许多知识和技能。他们在其它科技竞赛中也表现出良好的素质，尤其在发明创造活动中，他们的作品常常获奖。

如：市二中学学生杨峥,他在小学、初中时多次参加头脑奥林匹克竞赛，还到过美国参加过世界决赛。在发明创造活动中，他发明的“打字底稿自动托架”、“防风衣架”、“圆弧半径尺”、“球面半径尺”等作品多次在上海和全国发明创造竞赛在获奖。

篇（7）

尊重是一种待人处事的态度。从人格上说，师生是平等的，因此，师生相互尊重应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对“师道尊严”的误解常使学生的主体人格地位被漠视，教师以居高临下之势对待学生，忽视对学生应有的尊重。当教师以无可置疑的口吻对学生发号施令，当教师把双耳束之高阁不倾听、不理会学生的陈述，当教师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的思想观念强加给学生时，教师离学生的距离已愈来愈远了，班级管理又从何谈起？更遑论有效了。没有倾听就没有对话，没有尊重就没有教育。班主任在班级管理活动中放下身段，蹲下身来倾听、感受、理解学生的诉求，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畅通师生互动沟通渠道，形成亦师亦友的师生相互尊重关系，以此为出发点才会有生命质量的关注，才能做到“以生为本”。

2.信任学生的品行潜能

魏书生说：“如果没有学生的言行来帮我理解，我无法真正读懂教育学、心理学，更谈不上如何运用了。”教育相长的基础是师生的互信。学生是“亲其师，信其道”，教师则“信其生，授其道”。相信学生是因为“人之初，性本善”，是因为人具有多元智能，是因为“教育是改变世界最有力的武器”。班级管理的过程是人与人交往活动过程的缩影，学生在班级中需要互动依存，学生所发出和接收的讯息，在质和量方面都会影响彼此的学习和生活。班主任应有的态度是信任学生的品行是可以影响和引导的，相信学生的潜能是可以启发的，眼中有生命，心中有学生，培养和维持互助互信的心态，以时间和精神去建立与学生足可信赖的互动模式。

3.乐见学生的暂时缺陷

处于成长阶段的学生都具有相对未经发掘的潜能，教师、家长担心的许多困难、问题都可能是掩藏着的启发潜能机会。班主任面对学业、纪律、思想、言行等表现不尽如人意的学生，应有的态度是正视学生暂时的缺陷，正如十个指头有长短，学生某方面的不足并不意味着学生一无是处，抱怨、悲观只能说明我们没有擦亮眼睛，或是一叶障目，或是固化的思维异化了学生观。观念、情绪是有传染性的，班主任乐观的情绪态度、积极的肯定接纳都会让处于艰难、困惑、失败中的学生重燃希望的火种，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4.关怀学生的健康成长

陶行知先生说过：“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里有爱迪生。”班主任对学生的关心爱护既是为师者职业操守的体现，更是持续传达促成学生实现奋斗目标意愿，让学生在达致目标的过程中获得快乐和满足感受的精神动力。学生不是产品，产品不及格可归入废品，教育的失败则是贻误学生的一生。教育是用心灵赢得心灵，班主任关怀学生健康成长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诚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要想自己成为幸福的人，就应当对别人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赤诚相见。”

5.刻意安排让理念着陆

刻意安排是透过围绕方向目标，经刻意设计，目的在启发潜能的地方、政策、活动、流程和师生去实现目标和方向启发潜能教育实践理念。教育目标的实现需要有利于教育实践的环境和氛围，班级管理的有效性重要的表现为良好的班级文化氛围。班主任实践启发潜能教育理念，营造基于尊重、信任、乐观、关怀信念的班级文化氛围，围绕目标以人物、政策、地方、计划和过程为载体有意而为，让理念着陆、行走、看得见摸得着。

二、以启发潜能教育要素

落实班级管理行动学校和教师要落实启发潜能教育理念，创设和营造一个适宜学生学习、发展、成长的空间与氛围，必须透过5P（People人物、Policy政策、Place地方、Program计划及Process过程）的同时运作，互相配合，始能成效。

1.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班级管理涉及班级的人、事、物及其关系，核心对象和目标取向是学生。班主任与学生的关系是建立在班级纽带上的校园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应以严爱相济、管放相融、堵导相成的策略建立师徒式、家庭式的师生关系；学生间的关系也是建立在班级脐带上的班级中最直接的人际关系，班主任应引导学生目标一致、严己宽人、相互欣赏，形成朋辈式、兄弟姐妹式的同窗关系。人际关系状况的好坏，不仅带有明显的感彩，还取决于人们各自需要的满足程度。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班主任有效作为的需求均离不开良好的人际环境，学生不再视班级仅是学习场地，班主任也不再把班级权当工作场所，师生融入班级大家庭，班级管理的有效性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2.民主参与共建班规班纪

班级管理的目的是形成积极向上的班级文化氛围，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认为：“学校规章制度是‘学校所以立之大本’，是师生‘共同的约言’。”由此，班规班纪就是“班级师生、家长共同的约定”。启发潜能教育理念下的班规班纪是面向全体学生和家长，经过民主与集中，目的是约束学生的同时引导学生形成良好品格、行为习惯。其一，班主任是制订目标方向、框架思路、主体内容的主导者。班规班纪草案经全体学生参与讨论、修改、表决，再通过家长会审议，这是一个民主决策的过程，是让较多的人来参与决策过程，用集体的智慧弥补个人或少数人决策的理性不足。家长对规则制度的了解为今后班规班纪的执行奠定坚实的基础。其二，班规班纪条款约定家长如何配合、参与、支持班级建设，这是家校合作的保证。其三，班规班纪的监督运行由班委会负责，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也是学生自我管理的锻炼。

3.建设教育性的班级环境

班级环境对学生的影响有利于课堂教学，让班级成为学生学习的殿堂、精神的家园、生活的港湾有利于凝聚向心力和增强归宿感。一是在课室的整洁上下功夫，整洁的环境本身就具有教育力量和约束效力。二是在课室的美化上做文章，选择适当位置选取合适内容让学生自主布置课室，如班级活动照片、温馨提示、祝福语等，建设积极乐观、关怀信任的环境，潜移默化影响每一个学生。三是在文化的引导中求实效，适度张挂正面价值取向的内容，如各种奖状奖旗、学生作品、奋发图强的班呼班号、奋斗格言等，营造一个受人尊重、富有教育意义的氛围。有形的环境持续地对学生进行无形的良性刺激，促进理想的确立、精神的追求、文明的形成。班级环境的建设过程其实更是难得的教育过程，出自学生之手是一种收获，自然更懂得珍惜。

4.组织多类型的体验活动

班级管理是班主任针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习生活等内容有计划地组织开展各类活动以达成班级建设目标和育人价值取向的管理实践活动。首先，班主任应坚持班级常规活动，达致班级管理按部就班、井然有序。其次，充分借力学校的各类活动，如校运会、艺术节、科技节、读书节、春秋游、校庆、学雷锋等，在积极参与学校活动的过程中塑造班级精神核心、展现学生才艺、锻炼学生能力，达致人人以班为荣、班级以学生为傲的局面。最后，积极组织富于班级个性特征的体验活动，如团队活动、社会实践、志愿者服务、参观探访、演讲比赛、戏剧表演等。班级归属感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唯我独有”，学生在班级中感受到自己班级的独树一帜、精彩纷呈，其自豪感会油然而生。

篇（8）

一工业经济、工业文明与传统发展观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表明：生产力决定一定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模式则会孕育出自身特有的文明观、发展观。工业革命完成后，社会化大生产方式以其前所未有的爆发力催生出飞速发展的生产力，“工业化”成为一国的现代化模式，这种模式简而言之即指“人力＋资本＋资源”，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后两者，这种以资本、资源为支撑的经济形态，我们称之为“工业经济”，在工业经济模式下孕育出的工业文明观，其基本价值就是追求工业化和刺激增长。因循人类经济发展史，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工业经济阶段，物质财富增长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唯一标识，也被视为衡量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价值判断标准。

以上就是工业文明观下的基本发展观：单纯的经济增长观。这种发展观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具有无限性、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具有无限性。换言之，即自然界可以充当人类任意索取资源、排弃废物的“理想”场所。这种理论预设物化为人类的行为，表现在人类为了追求更快的经济增长，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凭借自己创造的技术与智慧而与生物圈进行对垒，无限制地掠夺生态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这种人与资源之间的对立与非协调状态，注定了建立于其上的经济发展是非持续的，这种发展观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观。

其次，工业文明在人文精神方面，首次废除了人的身份关系的不平等，确立了人生而平等的人格价值理念，赋予人政治、人身、财产等多重权利，并建立了以“私权至上”为原则的私法体系，形成了契约神圣、意思自治、权利不得侵犯等原则。这一切都为商品经济市场主体充分发挥个人创造力及进行平等竞争提供了必要的人文基础。然而，竞争的过度发展与垄断必然引起贫富悬殊、两级分化，如果仍仅限于保护形式上公平、平等的传统文明观，实质意义上的公平无法保障，甚至从某种意义上会由对人性的尊重异化为对人性的威胁。从这个角度讲，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观在公平发展方面存在欠缺。

此外，我们还应认识到传统发展观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方面的局限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转化，赶超发达国家的艰巨任务，可以说，存在巨大的快速发展压力。然而，传统民商法作为市场内在运作的忠实法律载体，其功能保障了微观民商事关系的协调和当事人之间平等意志的表达，但并未能对经济快速发展注入活力。而单纯依赖市场机制的自行运作，仅能实现经济发展的常态，并会存在与市场共生的周期性衰退与危机，在市场发育不完全、行政障碍残留较多的情况下，还会造成经济发展的滞后现象。一种经济形态总会孕育出与自身共生的文明模式、发展理念，并具体体现为一种制度设置。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人类认识自己、自然界的能力，也就限定了人类思维空间的广度与深度。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形态的衍变，势必会拓宽人类的生存空间，提升人类的文明境界，催生更新型的发展理念。传统文明模式下的发展观已不再适应知识经济形态的需要，一种新型的、内生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理念正呼之欲出。民商法体系与传统发展观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其不可能成为新的发展理念的制度载体。经济法作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兴法律现象，以这样的理论预设为前提：单一的市场调节机制不能保障经济运行的持续、公平、快速发展，而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可以同时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机制。由此可见，经济法的立足点比传统法律更广、更宽、更远，其体现出来的发展理念也属于一种新型的、代表新经济发展趋势的发展理念。

二经济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其中具有标志意义的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对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主持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所做的确认。这表明人类已认识到进入工业文明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发展观的非持续性。而实现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一方面，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无度需求超过了其再生的能力与速度，造成了资源的耗损甚至枯竭；另一方面，人类生产生活所排放废弃物又超过了生态系统的净化能力。这些都造成了现代生态经济矛盾的日益尖锐化，使生态、经济、社会三者的发展处于一种对立和不可兼容的状态。有学者将这种高耗资源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模式称为“不可持续”经济。从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念。

21世纪，可持续发展无疑将成为人类社会不约而同的选择。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在各个领域的不断深化，其内涵与外延必将发生深远的拓展。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可持续发展至少包涵以下三个层次的意义。

（一）生态持续发展

生态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始形成时期的基本内涵，其追求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由此，学界也有人提出了“生态人”的假设，所谓“生态人”是与“经济人”相对称的一种概念假设，后者出于对自身非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单一、盲目追求，对社会利益与自身经济利益的破坏已危及可持续发展，而“生态人”则顺应生态发展规律，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在当代经济立法中，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能源法、农业法等部门，开始接受生态人的假设。

（二）人力持续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信息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因此人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准确地说是人的智力因素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民商法对人格、私权的抽象尊重与形式保护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现实的需要，人的智力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重要一环。

以现代企业为例，在物质资源、活劳动同等条件下，管理已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以人为本”已不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体现为一种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其也应该成为法律倾向选择的价值。人力持续发展从经济学角度讲是劳动力的维持、发展与延续，而落实到经济法角度，则包括教育法对合格劳动者的培养、劳动法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障、社会保障法对劳动者充分竞争的有力法律支撑。

（三）产业持续发展

在中国，可持续发展观还存在着特殊的产业背景。中国农业有几千年发展历史，至今仍对国民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而工业经济历经建国后几十年的发展，正处于增长期。在世纪之交，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浪潮，又使知识产业化成为大势所趋，从而形成了中国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并存的经济格局，与其相伴生，也同时存在三种不同的文明观、发展观。在这种特殊国情背景下，产业的协调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当然，我们所说的协调并非平均、均衡发展，而是发挥各自优势，以培育新兴产业，巩固基础产业为主轴，使各个产业之间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具体而言，知识经济虽以知识、信息为支撑，但其亦应建立于扎实的旧经济（农业、工业）基础之上，才能避免其发展的虚拟化、泡沫化；而旧经济也必须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借助知识经济的信息载体加速发展自身。

综观我国现存法律制度，适应工业经济发展需要的民商法比较丰富，但巩固、扶持农业基础产业和鼓励、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的法律则明显缺乏。经济法以持续发展为自身理念与目的，在产业法律方面，应做出以下努力：

1.加强农业部门法的研究与立法进程，尤其在农业生产、流通、科教投入、环境保护等方面，应加紧加快形成比较完善的农业经济法律体系。

2.把握知识经济的发展趋势，适时、适度地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在市场进入方面，放宽进入口径，鼓励高新技术企业的设立；在市场规制方面，针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特点，研究其竞争规律，制定适合其产生发展规律的竞争法律制度，以确保其正当、适度、有效竞争，培育健康的市场理念。

3.总体把握合理产业结构比例，改变产业结构的纯经济观念，从法治角度将一个国家的产业战略稳定化和规范化；其次，要在充分认识国情和维护经济的基础上，对实现产业公平的有关产业政策用法律方式稳定下来；再次，要将已稳定和规范的产业战略和产业政策用法治方式去推动和操作。

三经济法的公平发展理念

公平作为人类法律追求的永恒价值目标，其内涵却随时展而衍变。法律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经济根源、政治根源、历史根源、社会根源，但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它同人类的生产活动和交换活动密切相关，甚至直接导源于生产和交换的需要。最初意义上法律化的公平就是商品经济等价交换的制度结果。

公平，有静态、外部的层面，也有动态的、实质的层面。所谓静态、外部的公平，即着眼于形式上法律地位平等、意思表示自由，而不问行为的结果；而动态的、实质的公平，则超然于权利行使之上，直接关注利益实现的公平，即结果公平，其属于有利于效率最大化的公平。

传统法律体系中的公平需求和体现，主要是从静态的、外部的角度，从各个方面对公平加以保障：宪法维护公民的政治公平；刑法中的公平则体现在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同罪同罚；而具体到民商法，公平观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彰展与弘扬。在民法制度的具体设计中，公平理念体现为平等、自主、自愿、合意等。

上述公平观及其制度表现，应该说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充足的制度成本。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其静态性、外部性对迅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中复杂的经济格局和经济态势把握的欠缺。经济法并非否认上述公平观，而是注重最终实际利益的归属，注重对动态的、实质的公平进行法律提升和制度保障，内在化的效率公平，是终极意义上的公平，其为人类发展观注入了新理念与新思维。

（一）地区发展公平

自然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及各国各地所选择的经济制度不同，决定了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在世界范围内体现为经济力量格局的多极化及高度的贫富不均现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日益演进，不公平的经济贸易秩序与格局成为世界经济共同向前发展的阻碍。在一国各地区之间，也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一问题在中国显露得尤为突出。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状况、产业结构等因素所导致的生产力水平差异，产生了地区之间相对明显的贫富差距。东部地区、沿海地区由于良好的地理条件以及政策倾斜，近年来发展很快，而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虽有丰富的资源，但是地理位置闭塞，以致人才、信息流通渠道不畅，阻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使整个国民经济由于内需不足，发展后劲渐渐减弱。静态的外部公平观无力改变这种地区发展的非实质公平，经济法秉承的公平观是基于发展上的公平观，不是利益的简单均衡，而是着眼于更深远层次的发展。我国在新世纪开始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顺应这一公平发展观，追求地区发展公平的明智选择。经济法应对这一现象做出制度回应。

（二）竞争公平

民商法的原则与制度保障了市场主体进行公平竞争的外部条件即机会平等。然而对公平理念在竞争过程中的延伸，民商法却并未体现，其主要在于为竞争行为提供一种信念与支持，但对实施结果并不进行法律评价，而是以当事人之间义务约束是否完成为标志，缺乏来自社会的宏观评价。民商法自我负责机制或自己负责机制排除了社会评价的必要，也不存在不良后果社会纠正的可能性。虽然不排除市场主体单个进行的司法救济，但由于成本高昂，使反竞争行为最终得不到有效规制。

经济法正是基于民商法理念中的个人自利性极度膨胀而在竞争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背叛公平原则的行为而进行法律控制。这一任务主要由竞争法来承担。竞争法是国家为保障公平交易而对竞争实行规制的法律手段。由于竞争法具有公法与私法兼容的性质，调整手段以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追求公平与效率的协调等特征，而这些特征又都是经济法的典型特征，因此，凡是在立法上或法学上承认法律部门划分的国家都把竞争法纳入经济法体系。而台湾的竞争法更直接命名为《公平交易法》，日本的竞争法则称为《公正交易法》，可见，公平、公正乃是各国竞争法共同的品质。2000年3月份微软垄断案引起世人瞩目，其原因之一，也是由于微软借助垄断地位的市场行为违背了公平、公正的正当竞争理念。

（三）分配公平

所谓分配公平，乃是在市场领域所发生的初次分配所造成的贫富悬殊、产业差别等分配不均衡现象所引发的再分配需求。我们所说的公平，也不是指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而是指利用国家经济能力，在调整产业结构、均衡收入分配、刺激产业效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效率与公平，实质上是一对互相促进的价值取向，效率可以为实现公平提供充足的物质条件，而只有实现公平才可能实现更久远、更大的效率，体现分配公平的法律在经济中表现为经济调控法律制度。其中，国家通过对财政资源的合理预期分配，为国民经济设定一些基本参数，这是公平的前提；国家通过税收这一手段既保证财政资源的有效取得，又充分地实现了在个人间、产业间的分配公平。

四经济法的快速发展理念

（一）社会化大生产与经济发展

近代以来生产的社会性逐渐表现为不同财产主体之间通过交换形成经济共同体，在经济共同体内部通过分工实现生产社会性，这便是作为近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基本经济单位的企业的出现。企业作为生产组织和产权组织，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同时有利于减少交易费用和经济活动的外部性。这也就是科斯所称的“企业取代市场”原理。

企业是投资者投入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投资劳动共同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经济单位，它作为社会的基本而普遍的生产单位标志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完全确立。社会化大生产具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提升了生产力水平，产生了较之以往个体生产高得多的生产力，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对经济发展的独特功能。正如诺斯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1](P10)社会化大生产使人在社会关系中摆脱了生产中的孤独性，将许多工人和许多生产资料有机结合起来，突破了个人体力、智力的局限，产生了无限大的体力、智力和社会生产力，此即加合性原理，亦合作产生效益的规律。二是产生了人与人之间共同创造、共同分享合作利益（增量利益）的新的物质利益关系，即如何将社会合作的利益及成本合理地分配给其成员。后者作为一种激励约束机制是前者实现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快速发展功能的发挥必须构筑在合作各方对合作利益及成本的合理分配之上。转（二）经济法的快速发展理念

古典经济学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无限放大市场的功能，认为通过市场无形的价格、竞争、供求三大机制来完成合作利益及成本的市场分配，个人利益最大化便会被引导到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因而主张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放任。这种理论形成的快速发展观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是由利己精神的人格化的经济人所进行的市场诱致性经济发展，国家只是从属性存在。在分配关系上，形成了由价格机制自发调整形成的利润、利息、地租、工资的分配模式，这种分配模式适应物质资本占据支配地位的工业文明，但是不可避免地容易导致两极分化；在竞争关系上，形成了主要由竞争机制自发形成的自由竞争模式，排斥国家干预适用的空间和范围，由此而形成的垄断既符合竞争机制又扼杀竞争机制；在宏观供求关系上，市场的供求机制通过价格等信号来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大体平衡。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普遍化，生产和消费完全分离，企业生产出来的商品必须通过社会大循环才能得到实现。由于上述两个供求和价格机制的失效，致使人们生产出来的商品不能达到宏观实现。总之，传统经济的快速发展观无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协调的条件，是一种单纯的市场经济增长观。

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及其发展，致使商品经济逐渐演进到市场经济，工业文明逐渐转为知识文明，人类的合作由人手的合作逐渐变为人脑的合作。人类合作的空间和范围愈来愈大，单纯的个人理性越来越难以把握瞬息万变的市场情势。因而，行为模式上的利己主义的市场模式逐渐受到限制甚至是抛弃。资本人格化所致的单纯利润追求必然会造成过度竞争而产生全局性的经济危机；合作利益及成本的分配不当，势必会导致合作效益的下降，两极分化趋势加强，有效需求不足。社会化大生产大大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并丰富了产品品种，以致资源稀缺与枯竭加剧，废弃物增多与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毁坏，生态失衡等。国家作为市民社会中惟一的政治权力，是社会利益的正式代表，必然会利用其资源和信息优势，承担起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协调功能，经济快速发展的单纯市场经济增长观演进为国家与市场良性互动的经济增长观。

从我国的特殊国情来说，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过程中，我们面临诸多的矛盾和压力。从内部经济发展来看，我国要在市场发育不完善、国企独立性不强的经济非均衡态势下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以及完成向知识文明的过渡。农业经济占很高比例的社会化改造成为现代化的艰难任务，自由的企业、健康的市场、公平的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必须逐步实现；从外部经济条件来看，我国面临着由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挑战。世界经济一体化体系为我们既展示了机会又造成了一定的限制。社会化是国际竞争力大小的重要标志，我国必须在企业的整体社会化程度较低的条件下利用机会，减少限制。由以上分析可知，发展压力显而易见。赶超战略的实现取决于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是社会全面变化的引擎，赶超战略的实现需要经济持续增长，工业化不断升级。而在市民社会发育不充分的前提下，经济增长单靠其内生的市场或经济的自力发展是不可能的，它需要国家的“监护机制”“从上”来形成经济秩序，国家不应当仅仅是作为市民社会从属的手段性存在，同时也应当作为超越性手段存在。中国改革的实质是国家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国家有意识地对未来作出安排。经济法作为国家与市场良性互补、互动、互长的法律表现，既以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参与、组织和管理为前提，同时又要求国家的这些行为主要依靠具体经济制度设计、产业政策和指导性计划、契约、企业、利率、价格、税制和税率、公开市场操作等经济的、非由政权直接干预和强制的手段来实现[2](P89)。经济法一方面从制度补给上排除市场障碍，另一方面又从制度能动上直接诱导经济增长。这种制度创新会使中国走向一条交易成本低、市场运行机制健全、信息灵敏、市场扩张快的发展道路。这具体体现在：

1.在微观经济领域，经济法制手段在制度上事先界定财产经营收益的归属和成本的分配，确立投资者和劳动者与企业之间权利义务在企业中相互渗透、相互制衡的边界，实质上是合理分配企业的增量利益分配权及相应的对企业控制权。

自从社会化大生产出现以来，投资者和劳动者都在自发地追求企业所创造的剩余。在古典企业时期，由于物质资本在生产要素市场中居于支配地位，以及产业资本家政治上的优势，投劳者只获得其市场价格，其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权利被剥夺，这便形成典型的资本雇佣劳动制。这种制度缺乏有效激励约束相容机制，工人常常用怠工、罢工、捣坏机器等手段来抵抗，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人格化本能追求财产收益和资本增值，而打破经济效率的保持与增长。随着知识经济的孕育和发展，科技等人力资本在生产要素中的地位日益提升甚至成为关键性因素，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制度逐渐转变为劳动雇佣资本制，实物资本只有依附于高科技等知识含量高的人力资本才能实现其增值。在此背景下，企业的契约理论及人力资本理论得以兴起。现代企业契约论认为，企业并非只是股东的企业，而是一种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所组成的特殊契约。“管理者和职工都是劳动力产权的主体。劳动者向企业投入劳动力，不仅是一种劳动行为，而且是一种投资行为，劳动者不仅应该获得劳动收入，而且应该向其他公司财产投资人一样，应该获得产权收益。”[3](P56～57)经济法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调控应当以此为理念，对增量利益的分配及企业的控制权作出规制，在制度上明确投资者将其有形的物质资本投入企业形成分享剩余的股权，投劳者将其劳动力投入企业形成分享剩余的劳动力权。这样，企业形成稳定的有效的激励约束相容机制，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2.在宏观经济领域，经济法制手段采取直接调控以协调垄断与市场的矛盾，采用间接调控以协调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矛盾。国家作为经济管理中心，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缓和供需矛盾，将国家本身所占有的资源和信息内化为市场主体的行为来克服市场本身的缺陷，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1)直接调控。“垄断化，是为了对付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并根据私人自治，通过市民法秩序而进行的。”[4](P166)大规模的企业，特别是出现了可以统治市场的巨型垄断组织，自由竞争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市场经济自发调节商品实现的机制受到限制，不能自动实现经济的效率；不正当竞争方法使市场自由竞争的秩序遭到破坏，民事主体通过谋求法律规定之外的优势来获取竞争利润，从而使整个市场经济的自发实现机制受到破坏。因此，调整垄断资本与中小资本的反垄断法、调整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的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保护法、调整经营者之间的反不正竞争法等国家直接调控市场的法律，有充分的空间与能力发挥协调垄断与市场矛盾，恢复自由竞争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作用。

在我国，关于直接调控的竞争法，要依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有规律来制定。中国市场经济是在逐渐打破国家垄断的前提下，采取放权让利的方法逐渐搞活经济，因此，制度惯性中的行政垄断比较猖獗。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制度供给不足和人们逐利心情太切，假冒伪劣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特别严重，因此，我国自由竞争秩序的形成应当主要是逐步消除行政垄断，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由于我国社会化大生产程度比较低，应当扶持规模经济的发展。此外，要避免外国资本通过直接收购和合资控股的方式垄断我国某些重要行业和部门，以免将中国变为其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地。

(2)间接调控。间接调控是国家调节经济的一种基本方式，是指国家从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角度，运用国家计划、经济政策和各种调节手段，引导和促进社会经济活动，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5](P33～34)。间接调控是国家作为资源和信息中心，积极主动地使用经济计划的指导性、经济杠杆的利导性、行政管理的权威性，内化为市场主体的行为来克服市场本身缺陷的活动，现代国家对社会经济的间接调控已经形成了“国家计划——经济政策——调节手段”为轴线的系统工程。宏观调控机制调节和控制各种宏观经济总量、结构和比例关系，实质上就是确定和变更一定的社会关系。间接调控法通过调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之间的矛盾来影响社会循环过程，协调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实现二者的大体平衡。我国已经在间接调控方面作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1996年宏观经济调控软着陆就是成功的范例。但是上升到法律层次却之善可陈，今后还应着力研究，同时不断吸纳和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立法经验。

持续发展、公平发展、快速发展是经济法特有的发展观，也是最适应中国发展战略、赶超战略的法律文明。21世纪，中国经济法将高扬发展旗帜，提升发展理念，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与法治建设贡献重要的制度力量。

【参考文献】

[1]高德步.产权与增长：论法律制度的效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篇（9）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希望，国家的未来，由于身体、心智方面均不成熟，未成年人明显处于弱势群体地位，其权益极易受到侵犯，也极易成为各种违法犯罪的主体。随着社会的发展，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越来越多，未成年人犯罪也越来越严重。刑法一方面保护未成年人不受各种犯罪的侵害，另一方面保护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人权，使之不受非法的刑事追究。然而现行刑法尽管体现了对未成年人充分保护的法律精神，但仍有不少缺陷之处，有待完善。

一、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的立法保护现状

（一）我国刑法对未成年犯罪主体的保护

在刑法上，作为犯罪主体的未成年人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公民。处于这一年龄时期的人，虽然有一定的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但因生理、心理等都还处于发育之中，思想观点并不像成年人那样成熟和稳定，可塑性大，容易接受教育和改造。《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明文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坚持适用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又能要照顾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定罪、量刑、行刑方面都不能等同于成年人，然而现行刑法在这些方面仍存在着一些不足。

1、定罪过程中的非犯罪化政策

非犯罪化，是指对于那些虽然符合刑法规定，但情节轻微，没有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能不作为犯罪处理的，就不作为犯罪。比对现行刑法的这一政策，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该撤销案件，或者不，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因此，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有权作出不的决定；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能作为治安处罚的就不作为犯罪追究；人民法院不认为其犯罪的则不定罪。公、检、法三大系统全面协调贯彻对未成年人定罪过程中的非犯罪化政策。

我国现行刑法第17条第1、2款明文规定了刑事责任年龄不满14周岁的，不能成为犯罪主体，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可以成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罪的犯罪主体，未满16周岁可以成为任何罪的主体。由此可见，此上述八种罪的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和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这两类未成年人在定罪方面等同于成年人，没有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特殊保护的刑事政策，也没有体现从宽的政策，这应该是立法上的不足之处。虽然2006年1月份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了可以不认为其犯罪的几种情形，弥补了刑法法条里的许多不足，但远远还不够。

总之，在定罪方面，要尽力贯彻好对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非犯罪化政策，立法上应规定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理的原则，并予以明确界定。

2、量刑过程中的减免处罚政策

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49条规定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是我国现行刑法在量刑方面对未成年人减免处罚的总脉络，不仅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而且与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的规定相符合，《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规定：“缔约国应确保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对未满十八周岁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刑或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除此之外，对未成年人来说，在刑法总则中就没有关于量刑方面的其他规定了，这就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的麻烦，理论上也存在诸多争议，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适用缓刑规定，免予刑罚处罚规定，自首和立功方面。

（1）对未成年人适用缓刑是量刑过程中减免处罚政策的一大表现

缓刑作为国家控制犯罪的重要刑事政策，被认为是除了刑罚，保安处分两个控制犯罪支柱外的第三个支柱，是特殊的刑罚手段。这一特殊的刑罚手段对促进罪犯改过自新，预防罪犯再次犯罪起着很大的作用。由于未成年人可塑性大，容易偏离生活正常轨道走向犯罪，但也容易认识错误改造自新，因此，缓刑的适用对于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以及重新回归社会的作用更为显著。刑法第72条第1款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这是我国现行刑法对缓刑适用条件的界定。另外，第74条规定累犯不适用缓刑。

根据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特别保护的精神，对需要判处刑罚的未成年人，只要符合刑法第72规定的缓刑条件的，一般都应适用缓刑。这样做，有利于对未成年罪犯进行教育、挽救和改造，可以避免和防止在监狱或劳改场所的交叉感染，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功能。但是，在如何判定未成年罪犯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以及在掌握未成年罪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条件时，刑法并没有作出有别于成年罪犯的规定。未成年人可塑性大，正因为这点，才要求法律对其给予特别保护。

（2）对未成年人免于刑罚处罚是量刑过程中减免处罚政策的另一表现

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原则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立法者这样规定是考虑到未成年人的认知与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较成年人而言有所减弱，其法律上的可责难性小，因此，基于主体年龄的因素，可以从宽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被胁迫、诱骗参与犯罪，被教唆犯罪或者属于犯罪预备、中止、未遂、情节一般的，可以免除处罚或者不认为是犯罪。既然司法解释都规定了免予处罚的情形，司法实践中也适用免除处罚，那为什么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原则不能涵盖免予处罚这一原则呢？这也是刑法对未成年人立法保护在量刑方面不够完善的地方。

另外，依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关于“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任何儿童的自由。对儿童的逮捕、拘留或监禁应符合法律规定并仅应作为最后手段，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的规定，未成年人的年龄情节已经被视为适用免刑的条件之一，而且也得到司法解释的确认。解释规定，未成年犯罪中的初犯、偶犯，如果罪行较轻，悔罪表现好，属于预备犯、中止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以及犯罪后自首或有立功表现的，一般应适用《刑法》第37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分。

3、行刑过程中的从宽处理政策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刑法三大原则之一。与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相对应的是执行刑罚人人平等。罪行轻重不同，主观恶性不同，改造难易不同而给予差别处理，这是行刑中的应有之义。但由于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改造难易程序明显不同于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给予区别对待，体现了司法公正的精神，这不违反行刑人人平等的原则。恰恰是行刑平等的实质体现，诠释了司法公正的精神。我国刑法中对这种区别的待遇的规定并不明确，在减刑、假释的规定中，也没有明文规定未成年人应该放宽。199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13条规定：“对犯罪时未成年人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当放宽。”立法的不足不能仅用司法解释的方式来补救，而且这一司法解释规定的是“可以比照”，而不是“应当比照”成年罪犯适度放宽，行刑平等原则是要切实保护发未成年人的利益，而实行实施中，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无形中被缩小了。

另外，刑法第81条第2款规定，因暴力性犯罪而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这一规定对未成年人因突发或偶然暴力性犯罪而被判重刑来说，是不公平的。

（二）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被害人的保护

1、直接规定以未成年人为侵害对象的犯罪

我国刑法直接规定以未成年人为侵害对象的罪名主要集中规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具体是指刑法第237条规定的猥亵儿童罪，把儿童作为犯罪对象的，从重处罚。第241条规定的拐卖儿童罪和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第242条第2款规定的聚众阻碍解救被拐卖的儿童罪，第262条规定的拐骗儿童罪，即“拐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把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规定为该罪的犯罪对象，从而体现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第359第第2款规定的引诱罪，把“引诱不满十四周岁的的”，单独列款，并规定相关的惩罚，以示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保护。第360条第2款规定的宿罪，对“宿不满十四周岁的的”，与一般该行为相比，其处罚更为严厉，“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些罪名都把未成年人作为侵害对象，并且刑法分则将其作为专有罪名规定，或单独成条或单独成款，并且制定了更为严厉的处罚，或从重或加重，以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另外，《刑法》修正案（四）第4条规定的雇用工从事危重劳动罪，《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规定的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规定“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儿童乞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把侵害未成年人作法定的加重情节

刑法第236条规定，奸的以罪论处并从重处罚，同时，该条第3款规定，具有奸节恶劣或奸多人或者二人以上的，或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该条把犯罪对象作为从重、加重的一个因素，是因为行为对以后的身心健康及思想发展都将产生很大的影响。法律理应制定更为严厉的处罚，对他们加以保护，给予宽慰，帮他们树立自信。刑法第239条第2款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即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致其死亡或杀害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刑法第240条规定，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即属于第1款规定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儿童的，应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处罚；属于第2款规定的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儿童的，应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处罚。刑法第347条第6款规定，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制造、运输，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的，从重处罚。使其不受的侵害。刑法第353条第3款规定，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的，从重处罚。未成年人由于身体、心智方面均不成熟，辨别能力也较低，极易受唆使，容易被利用。前两款的规定既可以对不法分子起到更大的威慑作用，又可以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刑法第358条第1款规定，组织、强迫不满14周岁的的属于组织罪、强迫罪的情节严重情形，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刑法第364条第4款规定，向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传播物品的，从重处罚。从思想和精神上给予未成年人更为干净的成长空间。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抢夺数额较大，并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抢夺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财物的。

从上述刑法的有关规定及司法解释中可以看出，刑法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以未成年人作为侵害对象的犯罪进行从严制裁，体现了国家和法律对未成年人的宽容与保护。但是这并不表示刑法对未成年人保护已尽善尽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刑法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的不足日益显现，亟待完善。

3、特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未成年人渎职犯罪的规定

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刑法第416条第1款规定，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接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及其家属的解救要求或者接到其他人的举报，而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不进行解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刑法第416条第2款规定，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阻碍解救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二、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完善思考

（一）关于《刑法》中某些条款的完善思考

1、对教育设施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立法完善思考

刑法第138条规定，“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而不采取措施或者不及时报告，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条罪名为教育设施重大责任事故罪。享受教育权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校舍、教育教学设施的安全理应得到保证，社会各界各部门应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但是，根据刑法的这一规定，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采取了措施而没及时报告，或者虽然没有采取措施，但只要及时作了报告，即使是事故的主要责任人员，也不构成犯罪。法条条文里一个“或者”，就留下了很大的空子可钻，使校舍、教育、教学设施倒塌事故发生时，主要责任人员就有了推卸责任的借口和余地。只要将校舍等设施潜在危险做过报告，不管以何种形式，也不管向上级哪个部门，只要报告了，自己就不会构成犯罪，或者在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存在危险，随便采取一点措施就算完事，或者在采取措施和及时报告二者中，选择最容易最省事的。这样的做法显然是违背立法愿意和初衷的，它不是督促责任者主动采取措施，而是督促责任者及时报告，把危险和问题转移上交，自己的责任推脱得所剩无几。因为责任者在二者选择中，一般都会避重就轻地选择转嫁责任。这是对未成年人生命安全权的极大漠视，这样立法根本不能起到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作用。这样的条文若不加以修改完善，就不能引起有关人员的足够重视，从而使他们对校舍、教育、教学设施存在的危险视而不见，对广大在校学生的人身安全漠不关心。

建议立法部门在对本条的修改时，着重突出行为人认识并采取措施情况对本罪构成的影响，清晰明确责任者应负的责任程度，尤其要特别强调，对学校或者教育单位有关负责人在明知校舍、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的情况下，能采取措施而不采取，或者无能力采取措施又不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行为严厉惩处，从严治罪。

2、对拐骗儿童罪的立法完善思考

我国刑法第262条规定，“拐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根据法条规定，本罪的侵犯对象是“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而实践中拐骗十四至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因刑法无明文规定，故致使处罚无据。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应将拐骗儿童的保护对象从“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扩展到整个“未成年人”，把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纳入此罪的保护范围，而不再使这一部分未成年人游离于法律保护范围之外。相应地，本罪名也应所改变，应确定为拐骗未成年人罪，或者仍定为拐骗儿童罪。只是这时的“儿童”不再是我国传统语言上的“儿童”，而是指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儿童”的范围一致。

3、对收买被拐卖儿童罪的立法完善思考

刑法第241条第1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本条第6款还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我个人觉得刑法的这一条规定的法定刑过低。收买被拐卖儿童，事实上起着给拐卖儿童“销赃”的作用。买卖是对向性的，给“买”方市场以严厉的刑罚打击，有利于从源头遏制、杜绝拐卖儿童的发生。“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不足以对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产生威慑作用，建议提高法定刑的起点，同时规定情节轻微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另外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则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规定，显然不利于打击收买儿童的犯罪，更不利于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建议对其进行轻微的刑事处罚，以示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关于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方法的完善

未成年人由于身体、心智等各方面均不成熟，他们的行为偏差与成年人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形成明确犯罪意图支配下所实施的犯罪有着明确的差异。因此，现代刑法理论和刑事政策均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追究，目的应当重在教育挽救，而非惩罚报复。现代法治国家大多淡化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的观念，而代之以各种各样有效的非刑罚处罚方法。非刑罚处罚方法可避免未成年人因被判处实刑而在监禁场所受到交叉感染，降低再犯的可能性；可以在一定强制条件下矫治未成年犯罪人违法犯罪的倾向，医治其不健康的心理，使其成为合法守纪的公民；可以对虞犯少年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使其约束自己的行为，防止其犯罪的可能；以形式上的惩罚平息被害人和社会的公愤，使被害人从犯罪造成的痛苦中慢慢解脱出来，达到补偿安抚的目的。

我国现行《刑法》第十七条第四款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等五种非刑罚处罚措施，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实践运用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未成年罪犯实施非刑罚处罚方法，既减轻了监狱的压力，减少了国家司法的负担，又让未成年罪犯避免了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有利于未成年罪犯顺利回归社会。但随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发展，上述五种非刑罚处罚方法显得过于单一，切缺乏有效的措施予以保障。与先进法治国家相比，我国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方法未整合社会资源共同实施，要么由政府承担，要么由个人承担，未能充分发挥综合治理的优势；缺乏量刑阶梯，难以体现对一般不良行为与严重不良行为、一般违法行为与严重违法行为的区别对待和不同程度的警示作用，以致造成司法实践中两种极端：要么升格处理判处刑罚，要么降格处理免除刑事处分一放了之。因此，借鉴世界各国的法律规定，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已势在必行。

1、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在我国是一种与监禁相对的行刑方式，即是法院判处罪行较轻的犯罪人，在一定时间内，必须为社会提供无偿劳动，通过此种方式，达到服务社会、矫正犯罪心理、改过自新之目的，完成罪犯之改造任务。首先，由于未成年人接受的社区主流文化较少，社会化程度不高，因而对许多问题缺乏正确的区分和判断能力。若对其进行监禁，极易受到监狱环境中负面的影响。其次，未成年人犯罪往往是由于一时的冲动，激情犯罪的较为常见，其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不大，将其放在社区中加以矫正，在亲情的感化和社会的监督下，他们往往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摈弃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真正做到改邪归正，重新做人。据统计，最早每年大约有五万个社区服务性案件。依照英国的法律，判处社区服务的时间最少是四十小时，最多为二百个小时。被判处社区服务的罪犯每周要有五至二十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时间。社区服务的项目包括各种不同的劳动项目，如让未成年罪犯去粉刷社区的墙壁，清楚乱写乱画的东西，打扫公共场所等。如果未成年罪犯，不按时到社区服务，第一次监管人员要警告他，第二次要提出严厉的批评，第三次将被送回法院，重新判决入狱。香港《社区服务令条例》规定，法庭可以对被宣告构成可以判处监禁刑罪行的十四岁以上的人适用社区服务处罚，并要求违法者在一定时间内从事不超过二百四十小时的有益于社会的无报酬工作。

2、监管令

向未成年人及其法定监护人发出监管令，这也是对未成年罪犯教育和改造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监管令是指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在刑事案件的判决或暂缓判刑的决定生效后，对未监禁或已解除监禁的失足少年及其监护人发出的，要求他们在一定的期限内必须遵守和履行某些限制性规定的书面指令。监管令的时间一般为1－6个月。在监管令规定的期间，公安机关负责对未成年人的生活行为依据监管令的内容进行监督，法院的法官负责未成年人的帮教考察。具体而言，监管令的内容包括要求未成年人：不得游荡社会，夜不归宿；不得脱离监护人单独居住；不得吸烟酗酒；不得进入营业性网吧、歌舞厅、迪厅、洗浴城等不适合未成年人进入的场所等。要求监护人不得让监护对象单独居住，发现擅自外出、夜不归宿的，应及时查找并向公安机关报告；在生活、交友等方面严格要求监护对象，防止其不良行为的发生；积极指导和帮助监护对象读书学习、及早就业等。为了矫正失足少年的不良习惯，帮助失足少年真诚悔过，预防其重新犯罪。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自2002年7月以来，率先作了有益尝试，并且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建议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将监管令这样一种非刑罚处罚方法不断加强并完善，逐渐上升为法律规定。

（三）关于刑法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与其他相关法律有效衔接的思考

《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我国宪法以抽象的条文阐释了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受教育权也是未成年罪犯的合法权益。我国《义务教育法》第21条明确规定，对未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犯和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未成年人应当进行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人民政府予以保障。《监狱法》第75条规定，监狱应当配合国家、社会、学校等教育机构，为未成年犯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上述法律规定是有关未成年罪犯受义务教育权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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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基础知识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是物理概念和规律。在物理教学中，物理概念和规律的教学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讲清、讲透物理概念和规律，并使学生的认知能力在形成概念、掌握规律中得到充分发展，是物理教学的重要任务。形成概念、掌握规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教学过程，但一般都要经历概念、规律的引入、形成、深化和应用等四个环节。根据教学实践，针对以上四个环节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物理概念和规律的引入

物理概念是从感性世界中来的。概念和规律的基础是感性认识，只有对具体的物理现象及其特性进行分析、概括，才能形成物理概念，对物理现象的运动变化及概念间的本质联系进行归纳、总结，就形成了物理规律。为此，教师必须从有关概念和规律所包含的大量感性事例中，精选包括主要类型的、本质联系明显的典型事例来教学，从而加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如何加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呢？教师要充分利用板书、板画、挂图、演示试验等手段，充分发挥电化教学的优势，充分结合多媒体技术，使物理课堂教学形象生动，让学生在一个形象化的物理世界里来探究物理概念和规律。

物理概念和规律是比较抽象的。在进行物理概念和规律的教学时，常常采用“抽象概念形象化”的方法或建立“物理模型”的方法，来描述物理情景。通过形象化的物理情景，利用逻辑推理、逻辑思维对其进行分析、概括、归纳、抽象出物理概念和规律。例如，在电场和磁场的教学中，用“电场线模型”来描绘电场，用“磁感线模型”来描绘磁场；在楞次定律的教学中，利用蓄水池中出水量和入水量对水池中水量变化的影响来体现感应电流的磁场对引起感应电流的原磁通量变化的“阻碍”作用。

二、物理概念和规律的形成

物理概念和规律是人脑对物理现象和过程等感性材料进行科学抽象的产物。在获得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进行分析、综合、抽象、概括、推理等一系列的思维活动，忽略影响问题的次要因素，抓住主要因素，找出一系列所观察到的现象的共性和本质属性，才能使学生形成正确的物理概念和规律。

例如在动量的教学中，就是通过创设物理情境进行探究来逐步建立概念的。首先通过演示“静的粉笔”与“动的粉笔”和“静的锤子”与“动的锤子”的运动情况，比较发现静止物体和运动物体所产生的机械效果不同；再通过“慢慢行走的你”、“快速跑动的你”与墙相撞和篮球、铅球以同样的速度落地比较可知影响运动物体所能产生的机械效果的因素是物体的质量和速度；又通过质量不同、速度不同的两辆小车运动的有关分析与计算引导学生发现质量不同、速度不同的运动物体也可以产生相同的机械效果，但其前提是物体质量和速度的乘积必须相同。显然运动物体所能产生的机械效果是由质量和速度的乘积决定的，至此，引入动量来反映运动物体所能产生的机械效果便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了。

三、物理概念和规律的深化

教学实践表明，只有被学生理解了的知识，学生才能牢固地掌握它，也只有理解了所学的知识后，才能进一步灵活地运用它。因此，在物理概念和规律形成之后，还必须引导学生对概念和规律进行讨论，以深化知识，巩固知识。

3.1物理概念和规律的物理意义的理解是关键。例如，加速度反映了物体速度改变的快慢，而速度则反映了物置改变的快慢，弄清了它们的物理意义，就可以避免“速度为零，加速度也为零；速度越大，加速度越大或速度越小，加速度越小”等错误的认识。

3.2物理概念和规律的适用范围和条件的把握是前提。例如，讨论地球公转问题时，它可以被视为“质点”，但在讨论地球自转问题时，它又不能被视为“质点”；电场强度E=kQ/r2仅适用于点电荷所形成的非匀强电场；牛顿第二定律F=ma只适用于惯性系中宏观物体低速运动的问题等。因此，只有明确了物理概念和规律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才能不至于生搬硬套，做“拿来主义”的奴隶。

3.3物理概念间、规律间的比较也是非常重要的。比较是确定概念间、规律间在不同条件下的异同的一种思维过程。物理学中，概念间、规律间在空间上、时间上都存在着差异性和统一性，因此，在教学中应引导学生作空间上、时间上的比较以辨别概念间、规律间的异同和了解它们的发展过程，才能做到正确运用。以动量和动能为例，它们相同的是，都是物体的状态量；不同的是，动能的增量表示能量的转化，而动量的增量则表示机械运动的转移。既然已有动能来描述物体的运动状态，为何还要引入动量呢？原因就是动能的变化是力在空间上的累积效应，而动量的变化却是力在时间上的累积效应，二者从不同侧面来表现同一物理现象的本质特征，显然，非如此不能满足全面描述物体状态的客观需要。:

另外，既要重视概念、规律的纵向联系，又要加强它们的横向联系，以活化学生的思维。如以加速度为中心，与速度相联系，可使学生理解加速度是速度变化率的含义；抓住加速度产生的原因，可以联系到力、质量、惯性以及牛顿第二定律；根据加速度是描述物体运动状态变化的基本物理量这一点，可以联系到常见机械运动的分类；根据加速度是描述物体速度变化快慢的量，可以联系到物体做功的快慢、磁通量变化的快慢等。

四、物理概念和规律的应用

学习知识的目的在于应用。在学生牢固掌握和深刻理解物理概念和规律的基础上，还要让学生在运用它们来说明和解释现象、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在运用概念和规律的这一环节中，一方面要精心选用一些典型的问题，通过教师的示范和师生的共同讨论，深化、活化对所学物理概念和规律的理解，使学生逐步领会分析、处理和解决物理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另一方面，要组织学生进行运用概念和规律的练习，在练习的基础上，要帮助和引导学生逐步总结出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思路和方法。

总之，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的教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在教学过程中，应当从教材实际和学生实际出发，深入钻研教材，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注意教学的阶段性，把握概念、规律的四个教学环节，逐步加深对物理概念和规律的理解和应用，从而达到提高物理教育教学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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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国刑法中均为在刑法典中系统集中的规定暴力犯罪这一类犯罪，而是泛指暴力作为犯罪手段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从刑法学角度来看，若以犯罪的实质来界定暴力犯罪的话，暴力犯罪即"是指行为人故意以手段，侵害他人的人身和公私财产，应受到刑罚惩罚的行为。"[1从犯罪学角度来看，我们又可以刑事立法和司法实际为依据界定暴力犯罪。认为摘要："所谓暴力犯罪，通常是指犯罪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胁迫而实施的犯罪。从刑法学的角度看，凡是刑法分则规定的以暴力为特征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各种犯罪都应该认为是暴力犯罪。"[2结合以上，私以为，暴力犯罪是指非法使用暴力相威胁，侵犯他人人身权或财产权的性质严重的攻击。

二、暴力犯罪的特征

1.从行为来说，暴力犯罪一般具有突发性、冒险性等特征。作案手段和工具一般比较简单原始，例如杀人一般使用棍棒、砖石、刀斧、匕首等钝器或锐器，或采用拳击、卡喉、溺死、投毒等方式。但是，暴力犯罪的智能化趋向日益明显，凭借智力而不是体力来完成的暴力犯罪越来越多。

2.从社会危害性来看，暴力犯罪的明显特征是具有暴力性，凶残性，狡诈性和危险性。这也是暴力犯罪和其他犯罪的根本区别，暴力犯罪分子一般都性强，作案心狠手毒，较其他类型的犯罪对社会具有更大的威胁，影响更恶劣。

3.从类型来看，杀人、、伤害等传统类型有增无减，空中劫持航空器、抢劫银行、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等新的犯罪类型也已经出现，直接指向社会进行报复、泄愤的政治性暴力犯罪时有发生。

4.从时空分布来看，杀人、行为这些暴力犯罪的发案率，农村高于城市，而流氓斗殴行为则是城市高于农村。抢劫主要发生在城市的近郊。从作案的具体场所来看，杀人和案发生在犯罪人或被害人的住所占有一定的比例；而发生在小出租汽车运营过程中的抢劫案以及最近发生在一些大城市驾驶机动车飞车抢夺案占有很大的比例；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还针对飞车抢劫抢夺出台了专门的司法解释。从时间来看，案多发生于每年的春夏秋三季，其中尤以夏季为最；抢劫则由以前多发生于年初岁末转为无明显的季节性分布。

5.从犯罪主体来看，暴力犯罪在绝对数上男性多于女性，但据统计，女性暴力犯罪者在全部女性刑事犯罪者中所占比重却高于男性暴力犯罪者在全部男性刑事犯罪者中所占的比重。

另外，近年来的统计数字表明，暴力犯罪中以青少年为多，且呈现一种低龄化并向校园蔓延的趋向。三、暴力犯罪发生的原因

暴力犯罪的发生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摘要：即"压抑--诱发"这样一个基本的模式。级由某种因素造成了个体需要的压抑，于是产生了严重的心理挫折和冲突就外化为攻击性的行为亦即暴力犯罪。具体说来，其原因可分为以下几种摘要：

1.犯罪人自身不良的生活背景

不良的生活背景是指压抑个性、妨碍人格正常形成和发展的生活经历和环境，如贫困、缺乏母爱的人生早期经验，缺乏理解和友爱的人际关系等。在这种不良的生活背景下，极易形成一种人格。尽管这种不良生活背景是作为人的直接环境而发生影响的，但它经常是社会矛盾的折射。比如在暴力环境下成长的青少年比在一正常环境下成长的青少年更具暴力倾向。

2.民事纠纷

民事纠纷经常作为一种强刺激而导致杀人、伤害等犯罪行为的发生。当纠纷中有过错的一方未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理，而无过错的一方也未得到适当的救济抚慰时，后者可能会采取过激行为用以泄愤报复。纠纷一方或双方心胸狭窄，报复心重，更易发生暴力行为。

3.暴力犯罪人自身的个性缺陷

暴力犯罪人一般具有如下心理特征摘要：易冲动，缺乏以致能力；性格孤僻、心胸狭窄、自卑感强、疑心重，报复心强；虚荣好胜，以自我为中心；文化水平低、道德素质差。这些个性上的缺陷，降低了人的自我控制能力，从而加大了对不良刺激的反应强度。

4.被害人的刺激功能

暴力犯罪经常是在被害人和犯罪人的互动中产生的。个人品行不端、生活作风不严厉，首先实施挑衅行为等，往往成为个人被害的诱发因素。通常人们认为被害人只是犯罪行为的被承受者，但在暴力犯罪中有些是由被害人的行为激发的。

5.暴力渲染，即大众传播工具管理的失范

有探究表明，暴力渲染具有一种心理暗示功能，看到过别人实施攻击性的儿童或成人，比没有看到过的人更易采取攻击，并且具有较大的强度。假如他在某种场合下被激怒，那么暗示的影响就会被激发出来。因此报刊、影视对暴力事件的宣传报道，哪怕它无意于教唆人去实施暴力行为，但可能实际上起着暴力犯罪的渲染功能。

6.经济秩序的失范

美国学者伊恩·罗伯逊曾经说过摘要："假如一个社会一方面看重人人都过富裕生活的目标，但是另一方面又拒绝使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以社会承认的方式致富，那么它就会引起偷盗、欺诈和类似的犯罪。"[3当前我国虽然处于一个新经济秩序构建的过程中，新的社会价值观念正初步形成，但仍然存在着多种经济形式和经济利益的差别，对经济秩序实行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社会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异现象严重。物质利益和价值需求之间巨大差异，引起以攫取他人财产为侵害目标的抢劫、杀人等暴力犯罪的发生率年年上升。由此认为，经济秩序的失范也是暴力犯罪的一个重要诱因。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