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利益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17 18:00:11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海外利益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根据麦肯锡的一项研究数据表明，过去的20年里，中国有67%的海外收购不成功。因此，总结和研究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案例的经验教训，将会对未来中国企业更好、更快进行海外并购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存在的问题
1.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战略规划的误区
(1)不太注重长期观察和研究。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最大的软肋就是缺乏长远的思维，即没有科学地进行海外并购的长期研究和调查。大部分的海外并购都是在获知某企业希望出售资产的时候而进行的突击性并购。因此，并购从一开始就缺乏考量，失败往往也是注定的。
(2)忽视企业核心竞争力。许多中国企业都是希望通过并购获得一些关键技术，而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性并购思维在海外并购中难以得到充分的表现，并购后才发现，这些技术在这个行业中都过时了。最终，不但没有能够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反而落后于行业标准。
(3)对整体风险的评价不足。海外并购毫无疑问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正确衡量和评价风险，在海外并购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这方面经验是非常欠缺的。当前在理论上较多强调海外并购的优势、时机和必要性，而较少涉及海外并购中风险的大小和后果，这就导致了许多刚参加海外并购的企业倾向于单方面思考如何成功，而忽略了海外并购会为自身带来的风险。
2.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执行过程中的失误
(1)忽视相关者的利益归属。海外并购在本质上是对与目标企业相关者利益的重新调整。包括管理层、员工、客户、政府、工会等。所以，能不能合理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将会是海外并购能否完成的关键因素。在上海汽车收购韩国双龙汽车案中，正是由于没有积极面对工会的要求，没有能够妥善的解决其利益问题，造成了上海汽车公司在这次海外并购上的巨额亏损。
(2)支付手段和并购方式单一。中国企业偏爱以“现金为王”的思路进行海外并购，而海外并购在支付手段上是可以多种多样的，而采取何种并购方式也是可以有所变化的。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并购多采取换股的方式进行，或者是利用资本市场进行支付。较少采取现金支付的方式，因为现金支付，特别是金额巨大的，非常容易造成企业在收购后现金流周转不畅通，从而导致并购后期生产和管理的混乱。另外，在海外并购方式上有横向并购，纵向并购，混合并购，财务性并购，战略性并购。不同的并购方式对应了不同的并购目的，一个企业能否合理有效的采取不同的并购方式不断的壮大自己的规模和实力，是一个企业能否跻身世界级企业的标准之一。纵观国内的企业，大部分都是采取横向或者纵向并购，即大部分都是为了完善自身产业链，而在其他的并购方式上少有尝试。
(3)无法有效利用国际并购规则。海外并购是一项过程复杂的工程，重要问题之一是对国际上并购规则的充分了解和运用。如何合理有效的利用国际上认可的并购规则和约定俗成的条约，从而在并购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是中国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在2009年的中铝收购力拓案中，由于中铝在并购条约中将违约金定的太低，同时，将回复时期给予的过长，导致了力拓公司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去和其他的竞争对手讨价还价，也能以较低的成本规避掉违约的风险，最终使中国铝业集团的并购计划付诸东流，这是非常重要的教训，在国际的并购战上，给目标企业太多的空间，意味着压缩了自己的主动权。另外，能否熟悉目标企业本国关于并购的政策和法律，也是并购方占据有利地位的重要方式。
(4)缺少自己的专业并购队伍。一个专业的并购团队是并购能否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证。从国内的现状来看，中国非常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和能够负责跨国并购的专业公司。几乎所有与海外并购相关的咨询业务和中介业务都是交由国外的中介机构完成的。
3.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后整合中出现的问题
(1)缺乏清晰持续的整合计划和有效的沟通交流。在任何一起并购案的后期整合将是决定并购效果的核心因素。现阶段值得收购的企业大部分处在西方文化的国家，而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东方文化国家，不论是在管理理念上还是在社会文化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何整合收购企业和被收购企业的人员、业务和市场？这些都是中国企业在成功收购目标企业之后的棘手问题。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过程看，整合工作及其能力都是薄弱环节，常常缺乏清晰和能够持续进行的整合方案。早期的TCL海外并购之路，屡屡因为无法处理好被收购企业的内部人员管理问题，导致预期的并购目标无法达到，反而使TCL集团陷入了危机。而沟通交流能力是整合实力的重要标准之一。能否恰当有效的与不同文化和不同管理模式的企业进行交流，实际上就是能否有效对并购的目标企业展开整合。
(2)难以进行准确的绩效评估。绩效评估是整合效果的评价标准，一般国际上使用账面价值作为评价的标准，这些标准要求市场发达，会计准则一 致。中国现在的市场仍然不够完善，会计准则与国际上也存在差异，所以，仅仅依靠账面价值来评估海外并购是不合理的。另外，不同的并购目的，是不应该采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也正是这些原因，在国际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或者评价体系，适用于所有的海外并购。这不论是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都是瓶颈。因此，中国企业需要制定出一套相对合理有效的评价标准，为中国企业每一次的海外并购提供理论依据和方向指导，这样才能使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之路走的长远和坚实。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对策
海外并购是一种战略互动活动，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行为，它是一个多阶段的复杂价值分配和创造的过程，它不仅关乎企业也关乎国家发展。针对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上出现的问题和失误，笔者在此提出一些如下建议：
1.战略性原则
战略性并购已成为当下海外并购的主流方式，相信也是将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海外并购思路。因此，为了和国际接轨，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中一定要具备长远的战略性思维，一般来说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并购目标的筛选和调查，建立相关档案，并进行持续跟踪调查和对其资产、债务及管理进行风险评估。
(2)了解当地政策、法律的相关并购规定，为后期的并购流程和方式的选择提供依据。
2.低调务实性原则
该原则对于央企的海外并购尤为重要。由于企业的特殊背景，大型的央企进行海外并购，往往会遭遇到带“政治色彩的阻挠”。央企作为国民经济支柱，要成为优秀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是必然之路。对于央企来说最好减少在并购中的“抛头露脸”，尝试寻求合作伙伴或者“中间人”。笔者认为央企可以通过控股某些私有投资公司，间接进行海外并购，也可以通过联合其他有海外并购意图的私有企业，为其提供服务、技术或者资金，帮助其完成海外并购，最终达到联合收购的效果。
3.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
能够经常在海外并购的竞争中取得胜利的企业，背后无一不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美国、欧洲等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促进本国企业积极参与海外并购，都制定了详细有效的法律。中国在这方面的摸索才刚刚起步，“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政府以及各产业行业政策明确规定要将企业的并购重组作为发展壮大国内企业的重要手段。但是，这些还不能够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提供充足的帮助和支持，重要的是应根据国际企业发展的态势不断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4.提高交流沟通的能力
在海外并购中，进行有效的交流是非常有必要的。
(1)了解和尊重各方的利益关系，保证并购的顺利。交流的出发点都是利益问题，所以，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将是一次有效对话的出发点。在吉利并购案中，吉利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难题，他们重视与工会的沟通，每次访问哥德堡都与工会负责人见面，解答他们的疑问，成功地把工会变成了公司建设的合作伙伴，而不是敌对势力。
(2)尝试与目标企业进行交流，试探对方意图，考察被收购方的意愿。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很多国内企业在准备工作上往往缺失了这一环节。
5.积极培养核心人才
中国企业往往是雇佣国际上的中介或者咨询机构来担任并购案中在主要规划和执行人的，这样的做法往往受制于人了。缺乏自己的核心人才，没有自己的专业并购团队是中国企业无法顺利参与海外并购的关键原因。
通用电气公司（GE），在海外并购上创造众多的记录，根源就是GE 拥有一支专业的并购团队。除有200多人专门从事寻找收购机会的工作以外，集团的每个领导每天早上上班时主要的工作就是思考有哪些潜在的交易机会。也正是因此，GE才能够在过去十年里成功完成总共400多项收购。因此，为将来我国企业能够在海外并购战中走的更加稳健，也为了能够不断的提高中国企业并购的战略规划能力，政府和企业都应及时加大海外并购专业人才和机构的培养工作。
6.制定完善的整合计划
所谓并购整合其实是并购双方对各自的生产管理要素进行交换或者重新分配，以求达到一个可以被双方企业都接受的新生产管理体系，保证整体的规模、效益和成长能力进一步增长。显而易见并购整合的工作量大、内容多，没有计划是很难成功的。
从中国企业的并购过程来看，提前制定详细整合计划的企业较少。但是，在通用电器公司的并购，都是提前制订详细的整合计划，这不仅有利于并购整合的顺利推进，还可以有助于商谈，关键的是可以将后期整合可能面临的风险提前做好应对方案。所以，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中，可以将后期才开始的整合计划提前在并购过程中就开始制定，提高后期整合的成功率。
7.重在高新制造，兼顾均衡发展
现阶段，中国企业进行的海外并购集中在资源和能源行业。但是，从发展的趋势看这种并购的行业取向无法长久下去，在这个信息化和工业化高度结合的时代，高新制造业才是工业化深度发展的强大动力。而通过海外并购是获得最新的技术或者管理模式的有效途径，为中国的企业做大做强提供支持。综合来看，中国企业如果要在未来获得更大的海外并购成功，同时，也为了海外并购更好的服务于中国经济，必须逐步从以能源资源行业为主的并购取向，转移到以高新制造业为主，均衡发展的并购之路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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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Abstract： Political and foreign affairs are subtle and concern the benefits of the state， and consequently sentences and words should be considered carefully. The tones of the political articles should be very firm， and their contents should be very concise so that they are suitable to the political occasions. Therefore many aspects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they are translated so as to avoid ambiguity or the damage of the benefit s of the stat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give a brief discussion on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articles from the stylistic， function equivalence aspects.
Key words： political article； stylistic； function equivalence
1.引 言
在翻译原则中我们提倡“忠实于原文”， 即严复所提“信”，严复认为： 译文要从全文要旨出发， 对于词句可以有所颠倒增减， 只要不失原意， 不必斤斤计较词句的对应和顺序。对此， 笔者针对政论文的特点， 从文体、功能对等两方面进行讨论。
2.文体特点
众所周知，英汉表达方式不同， 为了不破坏原文的意思， 使译文更加通顺， 符合目标语言的特点， 使读者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我们应运用恰当的翻译技巧， 以求忠实与原文。在政论文中， 由于政论文使用的场合较为严肃、语气强烈、口吻郑重， 有时涉及的话题甚至于敏感， 因此政论文翻译必须考虑它本身的语体特点且要多加推敲， 力求文章简洁， 同时政论文的翻译要准确， 与原文内容一致。如：从长远看， 亚太地区依然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有活力的地区。只要各国、各地区同舟共济， 携手合作， 克服困难， 亚太地区必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译成：It will surely usher in a new phase of development if all the countries pull together in time of trouble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这一段政论性文中， 其文体特点就是简洁、严肃、微妙，所以在翻译时既要避免使用冗长的语句， 一一对应地翻译， 也要避免辞藻过于华丽。用“pull together”表现了原文中的同舟共济， 携手合作， 有其丰富的暗含。如果“同舟共济， 携手合作”译为“in the same boat ”and “cooperate”， 那就只是的形式生搬硬套， 并未领会原文的意旨， 就会使译文单调没有韵味， 整个语句就是大白话， 失去了政论的意味， 没有了政论文坚定的语气。因此也就不符合政论文体的特点。
3.功能对等
奈达认为， 功能对等翻译是以读者为主的翻译。翻译就是要在接受语中以最自然的方式重现原文中的信息。首先是重视意义， 然后是风格。如果我们翻译的文章被读者阅读之后， 产生了与原文读者不同的心理反映和理解， 那文章的翻译就是失败的， 家没有达到忠实于原文的效果。政论文多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以及正式性。这就要求我们要和对方在心理反映和理解方面相似即功能对等， 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同世界更好地交流、交往与合作， 从而更好地发展自己。例：I know American wants reconciliation and unity. I know Americans want progress. And we must seized this moment and deliver.我们知道美国希望和平统一。我知道美国人民希望进步。因此我们必须把握现在这个时机并付诸实践。译文中， “付诸实践”这一短语将“deliver”表现得很充分， 很具有深远意义。这里深层次的要表达说话者坚定的决心和强烈的号召，如果译为“努力去实现”， 就使文章太过于通俗化，就无法表现出说话者内在的决心，也就起不到号召呼吁的作用了，就无法达到功能对等。因此用“付诸实践”进一步使译文达到功能对等， 即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心理反映相似。
4.总结
本文就政论文翻译从文体、功能对等两方面进行初步探讨。政论文在文体上讲究严谨，正式，甚至在用词上谨小慎微，翻译时要注重目的语接受者反应，因此在翻译时不可随便大众化，要全方位考虑接受者反应。
参考文献：
[1]范仲英. 实用翻译教程[M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
篇（3）
中图分类号：G25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1-0067-03
技术决定论者坚信传播技术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深刻改变[1]。互联网的日益普及正冲击着传统媒体的许多方面。作为传统媒体的一种，印刷版中国科技期刊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科技期刊发展在许多环节进行了各种积极尝试及措施以应对网络的深刻影响，并正在发生着各种发展转变。
一、对科技期刊传统稿件处理的冲击与发展转变
中国科技期刊在网络应用及普及前，对稿件的投稿、审稿、退修、编校等环节均在纸质稿件上进行，并通过邮局邮寄方式联系，费时费力。
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之后，网络的运用逐渐推广并在近十余年得到迅猛发展和普及，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科技学术期刊稿件的处理方式也悄然而不断发生改变。
在21世纪初，有期刊就开始尝试通过网络，利用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与作者、专家进行稿件的传送，一定程度上缩短了稿件的处理时程；之后，逐渐出现专业的开发软件公司，制作并推广使用期刊网络采编系统。
该系统借助互联网技术构建期刊门户网站和期刊采编业务集成化信息平台，将在线投稿、查询和在线审稿、流程监控等采编业务整合在一个系统平台上，以实现传统平面期刊的数字化存储、网络化传播和个性化利用的目标[2]。
目前采用稿件采编系统的期刊已较为普遍，这种方式易于实时查阅稿件处理进度，而且快捷、方便，提高了稿件采编流程的效率，有效缩短论文编审及发表时滞[3]。
二、对科技期刊编辑策略及传统印刷出版方式的冲击与发展转变
互联网不受地域、时间限制及方便快捷和可主动选择等优点，正在深刻影响着科研工作者查阅文献的方式，即不只是受限于传统印刷版科技期刊获取科研学术信息，而是充分利用网络搜索引擎或各种专业数据库，主动检索并查阅所需内容。科技期刊编辑必须积极改进并提升编辑策略，以应对这种转变。如对网络检索频率较高的关键词、篇名及摘要等正投入更多精力，编修中不断提升其关注度，以便于科研工作者查找到相关单篇文献，提升论文的传播效果[4]。
同时，网络普及也促使中国科技期刊出版方式发生着深刻转变。由于网络的即时快捷，可避免传统印刷版科技期刊发排、印刷装订等过程延搁。为了使科研论文及时与传播，现今中国科技期刊出版方式正处于印刷版期刊与数字出版并存的阶段，并逐渐走向定量印刷或全部数字出版的未来。
目前，有些科技期刊在保存传统印刷版期刊的同时，自建期刊网站，应用网络即时论文，随后再按期印刷出版。2007年，我国上网期刊已有6000余种[5，6]。也有利用网络平台，建立网络数字化期刊或论文平台。自20世纪末以来，开放存取（Open Access，简称OA）这种全新的学术论文传播模式大规模兴起，促进了学术期刊的网络化发展，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取得长足发展[7-8]。如中国科研界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中国科技论文在线（http：），即通过网络即时来自不同作者和不同领域的电子版论文，并逐渐开始尝试同时也出版纸质期刊。
此外，优先数字出版也是一种迅速发展并得到认可的科技期刊网络化数字出版模式。这是以印刷版期刊录用稿件为出版内容，先于印刷版期刊出版日期出版的数字期刊。目前大多数期刊选用的优先出版模式是录用并完成编修的经编辑定稿的稿件，一般以期或单篇论文为单位出版。目前，国际上许多著名学术期刊都有优先数字出版期刊，如Springer创办了“Online First”， Nature的“AOP”（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Science的“Express”， Elsevier的“InPress”；国内期刊大多采用中国知网平台进行优先出版。这种即时发行且灵活的出版方式，节省了等待期刊版面时间、排版印刷时间、邮发邮寄时间、图书馆编目上架时间，作品一般可以提前半年与读者见面[9-12]。这些不同的网络数字化出版方式，顺应了科研工作者在网络上查阅信息并阅读的现状，也便于利用互联网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读者主动推荐、推送，有力促进了期刊论文影响力的提升。
三、科技期刊对数字出版版权争议及网络监督的发展转变
随着网络应用及对期刊出版方式的影响，逐渐出现了对数字出版版权争议及网络出版是否是正式出版以及缺乏相关法规制度等方面的新问题，并进一步产生了大讨论和新的思考[13-17]。例如，互联网普及之前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仅在答辩后收藏于学位授予单位和相关图书馆，学术期刊和司法界都将之视为未公开发表。因此，国内外学术期刊传统上并未将学位论文内容再次发表认定为重复发表。但近年来，随着网络出版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知网等数据库建立了硕博士学位论文库，读者可以检索并阅读全文，这一传统认识已受到挑战。张小强等[18]认为学位论文被收录进网络数据库属于正式出版——网络出版。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统一法规或规范，但中国科技期刊界的很多编辑工作者，已对其学位论文内容的研究论文投稿采取尺度不一的拒绝。很多科研工作者及硕博士研究生对此不能理解，或产生不满而抱怨甚至责问期刊编辑部，或者对毕业时学校要求上传电子版学位论文并网络产生抵触情绪，但为了顺利毕业而委曲求全并被动放弃投稿期刊。这些均对科研工作者的情绪、工作热情等产生了负面影响。
因此，中国科技期刊及相关各方均急需重视并积极应对这一系列的新变化。如完善规范制度和机制，形成共识，达到有据可行，避免混乱；目前也并非所有高校都提供研究生毕业论文电子版全文，故是否应全面考虑各方利益，如研究生只提供毕业论文摘要或应有自主决定权提供全文，或数据库按研究生论文下载支付给研究生费用等措施，以期达到互利共赢。这些均需进一步深思并转变。网络普及在提升中国科技期刊所刊发论文质量方面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网络数据库检索的广泛性及文献不端检索软件的应用，均有效避免了刊发抄袭、文字复制等不端行为，保证期刊的原创性和首发性，提升了期刊论文质量和传播效果。
四、中国科技期刊利用网络不断提升国际传播和影响力并有望促进学术交流
利用网络的无地域、时间限制的优势，中国科技期刊特别是占主要份额的中文科技期刊走国际化之路并减少知识产权外流，是一个有利时机，必须积极利用互联网，寻求走出国门的方法和途径。
目前侨居海外的华裔科学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近三十年来迁往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发达国家的新时期移民逐步增长，这一时期的移民大多具有高学历或为技术移民。因此，积极利用互联网，推进中国科技期刊（含中英文版）的国际化进程，可为遍布全球的华侨华人科研工作者提供方便查阅和了解中国科研成果的机会，也利于增进国际化传播。
中国知网数据库正在积极探索将中国科技期刊推介到世界各地，目前正在积极推进。此外，科技期刊也应进一步开拓各种方式，在国际范围内拓展更广泛的读者、作者和审稿专家。如高校科技期刊应充分利用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国际间校际交流和科研合作优势，将其科技期刊网站在对方院校或研究单位的互联网站上建立广泛链接；或借助海外科研工作者及编委等，在其名片、电子邮件末尾签名处或博客主页等，标注上相应中文科技期刊的网址等，通过其与其他科学家交流或参会等机会，便可以使中国科技期刊得到积极推介，并逐步扩大国际传播及影响力。截止到2006年，已有超过500家的大型海外机构用户通过互联网使用中文期刊，中国的传统期刊在通过互联网发行到世界各地。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国外知名院校及皇后图书馆、多伦多公共图书馆等海外大型图书馆的借阅者们，可通过互联网阅读到了中国的科技期刊。而且，很多中国科技期刊也已拥有国际编委或审稿专家，正是利用了网络的便利，使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也促进了期刊的国际化进程。
随着中国科技期刊通过互联网的这种广泛传播，也将对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及研究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产生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国内科技期刊以这种方式走出国门，特别对不容易收录入以英文为主的SCI等国际知名数据库的中文版期刊，通过利用网络的各种方式推介，将极大促进中国科研成果的传播，并为世界各地掌握汉语或以汉语为母语的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提供一个了解中国科研发展的窗口。在增进国际科研工作者了解中国科研成果及期刊发展的同时，也必将吸引更多海外华裔科学家将其科研成果以其熟悉的中文撰写，并投往中国科技期刊，从而形成科研成果共享与期刊发展共赢的良性循环。随着其在国外推广力度的加大和提升，对国内科技期刊发展将会有巨大的推动；而且也方便世界各地华裔或他国的科研工作者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开辟并寻找更多与国内同行的相互合作与交流。
中文版科技期刊还应进一步重视并提升论文的英文摘要的编辑加工和规范，为不掌握汉语的国际科研工作者提供了解中国科研进展的窗口。相信科技期刊在传播科研成果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发挥其促进交流的作用，这也顺应中国制造业“走出去”到中国声音“走出去”的需要，避免科研领域购买国外试剂、仪器而将科研论文成果发表在国外英文期刊的“两头在外”的弊端。中国科学院院士金振民等知名学者建议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重视中国科技期刊发展，改革旧有的片面追求SCI评价体系的奖励和职称评定体系，对国内外期刊一视同仁，承认中国期刊和国际期刊的同等重要性，不采取双重标准。在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随着互联网的深刻影响及积极应对转变的进程中，这些无疑又将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要坚持世界一流和国家需求方向，要关注科学前沿和热点问题，妥善处理好国内期刊和国际期刊的关系，充分认识到中国科技期刊是国际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积极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并采取各种应对方式，不断转变思路和运营模式，建立自己的科技文献品牌体系及学术期刊评价的国际话语权。目前，利用网络平台，将以往小而散的期刊进行整合并实现集约化发展，也是目前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又一个趋势，并正在不断发展。这必将使中国科技期刊经历深远而有历史意义的发展阶段，更高效地发挥科研成果的传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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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利益的阐释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一般既包括哲学伦理学含义又包括经济物质含义。利益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利益总是人的或由人组成的组织、集体的利益，没有人根本谈不上利益问题。“按照的论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物体必须要新陈代谢，要与外界（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人是有意识的，人的需要除了随人的生理变化（主要体现在年龄的变化上）而变化以外，又随人的意识以及在意识支配下的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又具有主观性，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的显著区别。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按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层次，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它们以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两个需要客体为表现形式，其中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仅有需要不行，关键是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本质上是人们以一定的途径获取需要对象，而“满足需要的途径问题把从事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提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日程”。[7]为了满足需要，人们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的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它直接影响着其他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区域化，而且还支配着用以满足需要的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客观地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从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具体而言，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了。这样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产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人们的需要完成了社会转化、客观化，从而利益产生了。因此，“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8]“利益既是一个物质范畴，也是一个关系范畴，具有社会性。”[9]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10]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联系，即只有与实践相联系才能转化成利益。实现了的利益便会转化成手段，并使主体产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满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会关系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
决定于生产方式的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它的界定却具有主观性，对利益的判定结果或者说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体的目的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它以客观利益为中介与生产方式产生联系。目的只有正确地反映利益才能实现并扩大利益，继而产生新的目的、新的实践，形成循环，否则就会妨害利益，导致原有目的的改变或取消。这样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确反映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否与利益一致。
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比较典型的观点有：寻找被明成祖篡夺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2]；“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13]“通好它国，怀柔远人”[14]；“谋求内外稳定”[15]；联合他国围堵帖木儿[16]；经济目的说；[17]另外还有满足统治者对奇珍异宝的需求，加强文化交流等说法。综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
踪迹建文帝之说，略显牵强，有点高估被公认为“仁柔少断”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这个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实，“这种说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怀疑之言”[18]。“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说，实际上是把实现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明史》云：‘……（郑和船队）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藩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19]而“谋求内外稳定”义同“巩固政权”，是万能的说法，当然有一定正确性，但太过笼统。郑和航海远达非洲，因此围堵帖木儿说也缺乏说服力。而至于经济目的说，搜寻奇珍异宝说，加强文化交流说等，则是把主观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观结果、产生的副产品同目的等同起来了。
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体而言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扩大封贡体系，形成“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宏伟局面，说得委婉一点就是“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通好它国，怀柔远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启超所说：“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20]
建立封贡体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需要。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领先、历久不衰，华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在对待异族它邦上，则具体表现为“华夏中心意识，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21]华夏中心意识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两层含义。中国为尊的居高临下心态以及华夷一统，“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统观念自然就成了这种“华夏中心意识”的必然逻辑结果，“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天下共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需要，因为人们视此为衡量一个王朝是否强盛的标志。封贡体系（又称朝贡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观意识支配下，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儒家礼治思想，以及由之决定的“柔远存抚”、“厚往薄来”为工具或原则而产生的客观结果。
历史上中原华夏政权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战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鲜见，最明显的例子是蒙古统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元朝的统治者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对待朝贡国上，以武力取代怀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转而进行压服，不时干涉其内政，而且“蒙古统治者尤重朝贡的物质利益”，“朝贡制度较以往更具君臣主从关系的实际内涵，朝贡的礼仪性降到次要地位”。[22]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对封建传统一仍其旧，将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极致并恢复、发展了因元朝灭亡而中断的宗藩关系，完善了封贡体系，使其手续更加缜密，组织管理更为严格。但“洪武末年，多数海外国家已久不来贡，与明廷十分疏远了”。[23]通过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政权的明成祖新登宝座时，“前来朝贺的只有朝鲜等少数国家的使臣”[24]。因此，为了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巩固其统治地位，他对封贡体系较之其父更是情有独钟，“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锐意通四夷’，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25]郑和下西洋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亚、非诸国，招徕各国使臣入贡，开拓贡使贸易。宦官郑和几次出使。”[26]“郑和携带成祖诏谕诸国的敕书，去各国开读，并持有颁赐各国王的敕诰和王印。”[27]明成祖御临的明朝宫廷宴会上曾响起这样的歌声：“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朝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28]
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拓展封贡体系。
三、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与主体之利益的一致性分析
那么，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巩固并发展、扩大封贡体系这一目的与其利益是否相符呢？
利益总是与社会关系密不可分，利益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等，而其中最重要的、起决定性、基础性作用的是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明成祖作为一国之君、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其根本利益应该是也只能是维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这种经济关系。对于统治者来说，对外政治关系应该是为内部社会关系的稳定服务的，不能以损害国内社会关系的稳定为代价。从长远看，对外政治关系也应建立在某种对外经济关系之上，以经济关系为基础，否则便不会长久。
而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试图恢复、巩固并扩大封贡体系所采用的方式用现代话语来说是“胡萝卜加大棒”。“厚往薄来”的胡萝卜政策无异于古代版的金钱外交：“携带大量金银、铜钱，运载大批货物作为赏赐”[29]以换取对明朝“天朝上国”地位的认可。为使它国宾服，实施军事威慑，挥舞一下大棒，当然是必要的，但这大棒的挥舞是必须要付出经济代价的。对大明的陆上临国挥舞大棒，耗费的金钱不会很多，是比较实际的考量，因为军事力量在短时间内即可到达。但若耀兵海外，这在当时来说可是非同寻常的事。首先，军队人数要多、船队要大，否则起不到威慑的作用。其次，历时久长。运动空间的扩大必然伴随时间的延长。因此，在海外挥舞大棒的流程：造巨船、修巨船、向大批船队人员提供长时间的给养、对归国船员的丰厚赏赐等，是需要巨大的财政支出的。[30]总之，郑和下西洋为达到目的，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是巨大的。
不过，分析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不但要看实现目的所付出的代价，更要对目的达到后所获得的收益与成本（代价）进行比较。封贡体系本质而言，是一种对外政治关系，但这种政治关系是特殊的政治关系，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与之相适应的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的。经济上的朝贡贸易（对外经济关系）和礼仪上的册封是封贡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封贡体系因此得名。它着重“追求的是君臣主从关系的名分或形式，彼此之间等级的高低、地位的尊卑，仅仅在朝贡文书和朝贡礼仪中有所反映”。[31]在封贡体系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被颠倒了，成了政治决定经济（形式上的主从关系是朝贡贸易的前提）。正因为被颠倒了所以又被歪曲了：朝贡贸易无非是“厚往薄来”，“倍偿其价”，损己利彼的交换。“这种贸易不仅不抽关税，而且明廷对于‘贡品’也是付钱的，往往比市价高得多的钱。”[32]外国学者也认为：“朝贡制度的主要负担在于‘接受者’。”[33]“明朝政府在回赐、赏赐方面，一贯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尤以永乐朝为最。”[34]诚然，万国来朝[35]，宗藩体系的扩大有利于提高国民的士气，增加皇帝的亲和力，从而有利于稳定国内政治关系，甚至可以起到“柔远人以饰太平”的作用，对明成祖来说也可谓是收益，是利益。但是，物质利益或者说经济关系才是最根本的利益，当这种对外政治关系的取得和维持导致国库空虚，使统治者缺乏统治资金时，它就成了明朝的负担了，乃至损害封建统治的基础——小农经济，从而成了危及明朝政治关系的不稳定因素了。财政负担的加剧必然对经济、政治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威胁明朝既得利益者——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从明朝封建统治者的角度看，郑和下西洋所付出的成本远大于收益。非但如此，郑和下西洋使“进一步发展海外贸易的民间呼声日益高涨和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36]这无疑会触动特别注重加强中央集权的明朝封建统治者的神经，因为这威胁了他们的统治秩序、社会关系，从而有损于他们的根本利益。
明朝作为典型的封建社会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明成祖把封贡体系扩大至万里海疆这一目的，反映的是其要显示自己是“天命之子”的一时之需，这种需要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作基础，无法同民间的对外贸易需求有效地结合起来[37]，缺乏持久的不断发展的经济动力，对封建统治者来说，是主观虚幻的需要，不构成利益的基本内容，因为“利益是需要和实现需要的手段的统一”。[38]需要本身并不是利益，需要只有同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相结合才能成为利益。而在明朝封建制度下，统治者是缺乏满足扩大封贡体系至万里海疆这种需要的手段的。封贡体系重名轻实，所体现的具有真实内涵的政治上的臣服，仅包括朝鲜、安南、琉球、占城等少数国家，且不是从一而终。而且“在数量众多的所谓朝贡国中，偶有一二次朝贡记录的国家并不在少数，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招徕入贡的海外30余国多属此类，随着下西洋活动的结束，这些国家断绝了与中国的往来”，[39]因此，实际上，它们根本就没有被真正纳入封贡体系。
对以明成祖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而言，建立封贡体系本身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但是明成祖没有把握好“度”的问题，它所追求的封贡体系，在范围上是不自量力的，与之相联系，在朝贡国的选择上是盲目的，在结果上是得不偿失、自欺欺人的，因此是对自身利益的误判，是与其根本利益不符的目的。
四、结语
由于华夏民族具有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态”，因此，一般而言，建立本质上属于“礼治外延”因而与统治合法性密切相关的封贡体系，是每一位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但是需要不等于利益，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相结合才能转化为利益。因此，封贡体系的范围必须有个度。明成祖多次派遣郑和下西洋极力拓展它，是超出了这个度的。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阶级或集团的目的，只有符合当时的历史进程并具备现实手段的时候，即只有与利益相一致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虽然他们凭借他们所拥有的经济力量和国家机器，使他们的某些反历史发展的目的暂时地，甚至是表面上地如愿以偿了，但又总是引起他们所始料不及的社会关系、利益关系的变化，以致这种目的最终被历史发展进程所否定。郑和下西洋就是这样，它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而又被中国封建社会所扼杀，没有也无法形成前后相继的局面。因为，在明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并没有走到尽头，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只出现过体制内的异己力量而不曾出现体制外的异己力量，从而也没有形成体制外的权力中心，[40]……如果没有来自西方（后来还包括日本）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封建制度的沉重打击，中国封建制度自行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将是一个非常艰难、非常漫长的过程”。[41]明朝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取消原有目的，停止下西洋并继续厉行“海禁”。
注释：
[1]从人员和规模上看：“郑和首次出使，率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修造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大船六十二艘。”参见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4页。从航行范围上看：“‘涉沧溟十余万里’，遍及亚非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参见万明著：《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朝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从技术水平上看：郑和船队“除充分利用风力外，还娴熟地运用罗盘针和天文地理知识，准确测定方位和航向”。参见马超群：《郑和船队首次环球航行的可能性》，《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第60页。
[2]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3]如：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版，第54-57页；张附孙：《郑和为什么没有继续西航》，《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4]如：宋正海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1期；宋正海：《科学历史在这里沉思——郑和航海与近代世界》，《科学学研究》，1995年第3期；王佩云：《中国和世界都需要重新认识郑和》，《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5]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7]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8]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9]郭树勇、郑桂芳，《国际关系思想》，军事谊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10]张江河，《论利益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11]如：“欲踪迹之，……命和……等通使西洋。”引自《明史》卷304，《列传》192，《宦官》。
[12]同上。
[13]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
[14]范金民：《郑和下西洋动因初探》，《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页。
[15]同上，第281页。
[16]如：“目的为联合印度洋周边国家组成联合阵线以来围堵帖木儿的扩张，并牵制其进攻中国的行动。”引自钮先钟：《从明朝初期战略思想的演变论郑和出使西洋》，见《郑和下西洋与国家战略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11月印刷，第18页。
[17]如：“提出郑和下西洋目的主要是经济目的。”引自黄慧珍，薛金度：《郑和研究八十年》，《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18]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版，第314页。
[19]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页。
[20]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21]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22]同上，第55-56页。
[23]冯天瑜：《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页。
[24]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25]同上，第64页。
[26]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3页。
[27]同上，第84页。
[28]参见《明史》卷63，《乐三》，转引自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29]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4页。
[30]关于下西洋的耗费及其产生的经济、政治后果的具体情况可参阅陈炎著：《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182页。
[31]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2]宋正海、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载《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第450页。
[33][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发现者》，严撷芸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07页。
[34]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当一批入贡者是郑和接过来甚至送回去的。如：“当郑和回京时，苏门答剌、古里、满剌加、小葛兰、阿鲁等使臣也随船同来，到京师入贡。”引自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5页。
[36]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37]“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被其后继者沿袭下去”，由官方完全控制的朝贡贸易是明朝“连通海外各国唯一合法形式”。引自冯天瑜等著：《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
[38]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篇（5）
文章编号：2095-5960（2016）06-0052-10；中图分类号：F276；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但是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核心技术匮乏、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一直是中国企业的一个“软肋”。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长期处于低端环节，在全球价值创造的分配中所得的份额较少。为了尽快摆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状态，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引导下，许多中国企业开始了征战海外的步伐，并将目标指向了在技术、品牌等优势无形资源存量比较丰富的发达国家，以期通过并购海外的先进企业获取境外优势无形资源，实施技术和品牌等无形资源的优化提升战略。
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持续活跃，2014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额高达123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2%，创下了历史最高值。2015年全年和2016年上半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仍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投资额累计达1900.8亿美元①①数据来源于商务部网站。网址：http：///article/tjsj/tjgb/201512/20151201223579.shtml。。从投资的区位来看，美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加拿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成了中国内地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从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技术与品牌等优势无形资源聚集的制造业成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一个比较活跃的领域②②资料来源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贾镜渝2015年11月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研究》。 。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区位与行业投向不难看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带有明显的寻求专利技术、品牌商标和海外客户资源等优势无形资源的战略企图。[1]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并购理论主要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视角，对发达国家企业向发展中国家的顺向投资行为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而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频频向发达经济体进行的投资则被学者称为逆向投资行为，在传统的FDI理论和跨国并购理论未能对这种逆向跨国投资行为给予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近年来中国企业持续活跃的海外并购实践自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机，有的学者称之为寻求“战略资源”，有的学者则称之为获取“知识的逆向溢出效应”[2]，有的则把并购的类型定位于“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3][4]，有的学者则称并购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创造性资产”[5][6]。尽管学者们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在称谓上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所指的基本上都是管理知识、先进技术等在知识经济时代价值创造功能突显的优势无形资源。
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研究，目前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如何实现境外优势无形资源向中国企业的转移，研究的着眼点主要是知识等无形资源跨国转移扩散的路径与转移效率等问题，而中国企业在获取优势无形资源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风险却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的步伐才刚刚开启，国际化经营经验不足、跨文化管理人才匮乏是中国企业普遍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持续活跃的背后，却是众多中国企业在征战海外过程中的屡屡受挫。为此，本文基于无形资源的特点及优势无形资源跨国转移扩散的规律，运用委托理论剖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并提出治理问题与防范化解风险的治理机制，以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进一步促进跨国并购理论的完善与发展，并为中国企业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迪。
二、信息不对称的严重性
委托理论认为，当一个人或一群人利益的实现、效用的提升需要雇佣他人来完成时，委托关系便会产生。其中雇佣其他人的人是委托人，而被雇佣的人则是人。由于人所追求的目标与委托人的要求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人有可能做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事情，与委托人的利益发生冲突，这就是所谓的问题。问题之所以会发生，其基本的前提是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即在接受委托实现委托人利益、提升委托人效用的过程中，人往往比委托人拥有信息方面的优势，他们能够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这种信息优势，通过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来为自身谋取利益。与国内并购相比，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面临着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不对称更为严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地理位置相距遥远
并购双方处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地理位置上相距比较遥远，中国企业了解目标企业的相关信息存在着一定的障碍。虽然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跨越国界的沟通与交流比以往更加便利，但是能够通过网络渠道进行沟通与交流的大多是一些易于编码与规范化的显性知识，隐性程度较高的知识等无形资源却难以通过网络的渠道有效地进行传输，而这些隐默性较高的优势无形资源恰恰是企业保持持续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元素。
（二）语言文化的差异
在国际化的环境下，并购双方具有不同的语言，要实现优势无形资源的转移，就需要将有价值的知识和信息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然而在翻译时对有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往往难以准确界定，在对编码后的语言进行解读时也可能出现偏误。另外，有些优势无形资源是内嵌于特定的情境中的，离开了特定的情境，优势无形资源就不会存在或其功能的发挥就会受到影响。由于并购双方所在国的民族文化往往相差较大，而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中的企业文化也必然不同。因此，内嵌于一种民族文化或企业文化氛围中的优势无形资源，比如经营理念、运营模式等，与另一种民族文化或企业文化所形成的情境往往会 “不相兼容”。语言的不同会影响到并购双方的沟通与交流，文化的差异增加了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对目标企业优势无形资源的识别与判断。
（三）政治体制与法律环境的不同
大多数无形资源尤其是价值创造功能突显的优势无形资源，其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往往具有适配性的特点。比如，优秀的人力资本创新能力的发挥，离不开当地政府人才引进相关配套政策的支撑，离不开国家对创新创业的鼓励与资助。目标企业所在国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与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法制环境具有较大的差异，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如果不熟悉东道国的政治体制与法律环境，而仅仅着眼于目标企业的优势无形资源，那么就会把优势无形资源与支撑其功能发挥的机制人为地割裂开来，就不能对目标企业无形资源的价值创造功能作出客观的评价。
（四）知识落差的存在
与优势无形资源存量较多、质量较高的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相比，我国企业在无形资源方面普遍处于弱势地位，中外并购双方存在一定的知识落差，而且在有些情况下这种知识落差还比较大。知识落差的存在也会影响中国企业对海外目标企业优势无形资源的判断。比如，国外一项成熟和大众化的技术可能会被中国企业认为是一项高精尖技术，在聘用海外人才时中国企业也可能难以对其能力做出客观真实的评价。
三、委托关系的多重性
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除了具有一般企业所具有的委托关系外，还具有一些特定的委托关系，在获取优势元素资源的过程中涉及的委托关系层次较多，在最初委托人至最终的人之间形成了一个较长的多环节跨国界委托链条，弱化了激励约束机制的传导功能。具体来说，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过程中所涉及的特定的委托关系有如下几个层次：
（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委托关系
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到海外进行并购是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进行的，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以及国际信誉与地位的提升等国家宏观战略的实施，都需要借助于微观层面的各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具体贯彻执行。因此，我们可以把政府看成是委托人，而每一个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则是人，各个微观企业海外投资的运作需要以政府的战略为导向，同时，中国企业对海外目标企业的并购及整合情况则关系到国家战略目标能否完成。从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金额来看，国有企业一直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主力军①①资料来源于《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海外并购的大手笔也多出自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之手。国有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除了承担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任务外，在一定程度上还立足于国家整体利益，肩负着为我国经济发展寻求战略资源的使命。作为人的中国企业也可能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在海外并购过程中与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战略定位发生偏离，与委托人的利益发生冲突。
（二）中国企业与海外子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一般是通过收购的形式来实施的，并购交易完成后中国企业就成了一家跨国公司，而海外的目标企业就成为中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无形资源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需要借助于海外具有无形资源优势的目标企业来完成。从促进优势无形资源从国外向国内企业转移这个角度来看，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是委托人，而海外的目标企业则是人。中国企业想获取的是目标企业的优势无形资源，而海外的目标企业可能会出于保持自身优势的考虑，不愿意向中国企业转移扩散自身所拥有的优势无形资源，或者人为地放缓无形资源向中国企业转移的速度，降低其转移的效率。
（三）国内企业与外派人员之间的委托关系
海外并购交易完成之后，中国企业往往会将中国企业的人员外派到目标企业担任管理人员。中国企业之所要外派一定数量的国内人员到海外企业，主要是出于两个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国内母公司的总体战略部署，从总体上协调并购双方的经营与运作；另一方面是为了加强中外双方人员的互动与交流，促进优势无形资源跨国转移扩散，提升转移的速度与效率。[7]作为人的外派人员在具体执行国内委托企业战略任务的过程中，可能会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或效用最优，做出有损国内企业利益的事情。如外派人员在海外进行过度的在职消费，故意夸大海外目标企业优势无形资源转移的难度，或为了能给自身留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而消极应对优势无形资源的跨国转移。
（四）母子公司与其核心员工之间的关系
实现优势无形资源向中国企业的跨国转移，最终还是要由并购双方企业的管理层或专业技术骨干来完成，也就是说，目标企业的管理层和业务技术骨干等核心员工既是海外优势无形资源的主要载体，也是实现优势无形资源跨国转移的推动主体。国内母公司的管理层等核心人才则是知识等优势无形资源的接受者与吸收主体。中外并购双方企业与其各自的核心员工之间也存在着委托关系，作为方的知识转移能力与吸收能力，以及其转移与吸收的意愿等都会直接影响到优势无形资源的跨国转移扩散速度与效率。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委托的角度来看，除了国家和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所特有的委托关系外，在企业的微观层面，在海外并购获取优势无形资源的过程中，多重委托关系的存在使中国企业形成了如下的跨越国界的委托链条：中国企业――企业管理层――海外目标企业――海外目标企业管理层――拥有优势无形资源的核心员工。[8]
四、潜在的问题与风险隐患
根据委托理论，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在于委托人与人目标的不一致性。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过程中，微观层面中外双方企业之间的并购，不仅会涉及双方企业及员工的利益，而且还会触及中国与东道国两个国家的民族利益。多重委托关系的存在会使问题在表现形式上更加复杂，同时并购过程中存在的严重信息不对称则会使问题的更为突出，进而会给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获取优势无形资源造成更多的障碍，使中国企业在海外征战的过程中面临着较多的风险隐患。尽管中国企业在出海并购获取优势无形资源的过程中存在着较长的委托链条，但对其存在的问题与潜在风险隐患，我们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来进行剖析。
（一）并购之前的逆向选择
并购之前的逆向选择问题是不容忽视的，这种类型的问题会导致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与国家的宏观战略背道而驰，会给并购以后的整合以及优势无形资源的获取埋下风险隐患，造成事后难以弥补的灾难性后果。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存在的逆向选择问题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来阐述。
1.国家宏观层面
从国家的层面来看，我国“走出去”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战略天然地由各级政府部门来承担，而政府中具体执行这项战略任务的则是各级政府官员。国家为了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目标，往往会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投资区位、行业类别以及急需提升的无形资源种类等，站在国家宏观全局的战略高度来进行规划。但是在选择具体出海并购的企业时，作为具体负责审核出海并购事项的政府官员，可能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进行权力寻租，批准本来不具备并购实力或不符合政策扶持条件的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或者将符合条件的中国企业拒之门外；政府官员还可能存在“偷懒”等行政不作为现象，使中国企业错过并购海外目标企业的最佳时机。[9]政府官员的问题还会造成国家外汇资源以及金融资源的配置发生扭曲，使国家的宏观调控措施失效，进而导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实践与政策导向发生偏离，人为地增加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寻求优势无形资源的风险。
为了快速提升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往往把目光投向专利技术和品牌商标等优势无形资源存量丰富的经济发达国家。然而从东道国的角度来看，微观层面上中国企业通过市场化行为旨在获取优势无形资源的海外并购，有时会被东道国政府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上去审视。为了使本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持续保持优势，或出于国家政治利益的考量，东道国有对优势无形资源进行垄断的动机和倾向，其对中国企业获取优势无形资源的跨国并购活动设置重重障碍，使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较大的政治壁垒。比如华为公司在2008年和2010年曾先后发起对美国3Com和3Leaf System两家高科技公司的并购，均被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以涉及美国的国家安全为由而否决。[10]
2.并购企业微观层面
在并购海外目标企业之前，中国企业一般要对目标企业进行尽职调查，或者委托第三方进行调查评估。在对东道国及目标企业进行考察时，中国企业的管理层可能会出现 “偷懒”现象，对考察不够重视，走马观花甚至敷衍了事，或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而不能慎重地选择对目标企业进行评估的第三方。中国企业的管理层在并购之前进行调查时如果不能做到尽职尽责，不但事前会对潜在的并购目标及其无形资源的状况做出错误的评估，把本来在无形资源方面不具备优势的海外企业作为并购对象，而让中国企业与在无形资源方面与自身匹配的海外企业擦肩而过，而且也不能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以及文化整合风险等进行正确的预测与判断，风险防范预案的制订也就更无从谈起。
以往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在选择对外投资的区位时，有向政治风险高的国家进行投资的冲动[11]，对东道国较高的政治风险不是很敏感。[12]中国企业的管理层之所以愿意承担较高的政治风险，主要原因还是为了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如果通过海外并购顺利地实现了优势无形资源转移的目标，获得较高的收益，那么管理层就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一旦投资失败则可以尽可能地把失败归因于自身无法化解的客观政治风险。中国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也可能会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或者出于加强对海外目标企业掌控的考虑，在外派人员的选择上不是唯才是举，而是任人唯亲，把本来不具备海外经验与跨国管理能力的“自己人”派往国外，进而使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取无形资源目标的实现受到严重影响。
（二）并购之后的道德风险
并购交易完成之后，中国企业仅是从产权形式上拥有了对海外目标企业的控制权，控制权的拥有并不等于已经完成了对海外优势无形资源的吸收与消化。从委托的角度来讲，在促进优势无形资源从海外向国内转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都面临着较大的道德风险。
1.国家宏观层面
一方面，在全球贸易往来中，代表国家与世界各国进行谈判的是政府部门的各级官员，政府官员往往比中国企业的管理层更了解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环境以及宏观经济政策走向。因此，由政府部门向企业提供东道国宏观层面的信息有利于中国企业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海外并购往往会涉及两个国家的利益，当中国企业在海外与东道国政府进行交涉时，面对东道国政府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国企业处于不对等的弱劣地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本国政府官员以国家人的身份与东道国政府进行谈判，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中国企业的利益。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获取优势无形资源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仅仅依靠中国企业在微观层面“走出去”是不够的，国家和政府还需要在资金、人才和信息等方面提供持续的保障机制。站在贯彻执行国家宏观战略的角度来看，为本国企业提供海外东道国宏观战略层面的信息，加强与东道国沟通与交流，增进双方政府间的互信，为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搭建良好的平台，创造宽松的环境，理应成为国家和政府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然而作为国家政府部门人的政府官员可能会出现 “偷懒”等不作为的现象，使中国企业在寻求优势无形资源的海外征战中处于被动的地位，在遭遇政治风险时束手无策甚至无能为力。
2.企业微观层面
在海外并购的过程中，由于中外并购双方在地理距离、文化距离以及制度距离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国企业的管理层要想对海外目标企业以及管理层进行有效的监管，在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中国企业对人的监控面临着较高的成本，当监管的成本和由此而带来的收益相比得不偿失时，中国企业对海外子公司及其管理层的监控会弱化，进而导致并购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的进一步加剧，使境外目标企业出现内部人控制的倾向，为人获取更大的私人利益提供更大的操作空间，使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过程中产生更为严重的问题。
被外派到海外目标企业的管理人员也可能存在严重的问题。由于海外的优势无形资源往往内嵌于特定的环境之中，且主要以企业的关键人才等人力资本为载体，因此，要想实现优势无形资源向中国企业的顺利转移，并购之后保留目标企业的核心技术及管理人才至关重要。但是中国企业的外派管理人员一方面可能难以识别哪些人员是核心人才，另一方面即使能够识别核心人才，也可能不会或不愿花费较高的代价去留住人才。然而目标企业的关键人才一旦流失，目标企业对优势无形资源转移能力就会降低，原来的优势无形资源也有可能会随之消失，中国企业寻求优势无形资源的海外并购动机自然也难以实现。
被中国企业并购后，海外目标企业的核心关键人才也会心存担忧，他们担心一旦将自身所拥有的技术诀窍、管理知识等优势无形资源毫无保留地转移给中国企业，那么他们在企业中的重要性就会降低，他们会面临着更大的来自潜在竞争对手的压力，因此，目标企业核心人才存在着保留优势无形资源的主观意愿，这势必影响到目标企业对优势无形资源的转移能力。另外，一些目标企业员工可能会有较强的民族情结，他们会消极对待中国企业获取其优势无形资源的并购行为，有的甚至还会产生抵触的情绪，给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人为地设置一些障碍。如上汽集团并购韩国双龙汽车案例，韩国双龙汽车工会在强烈的民族情结的作用下，先后举行了两次防止韩国汽车制造技术外流的“玉碎罢工”，最终使上汽集团获取韩国先进汽车生产技术的海外并购以失败而告终。[13]
五、治理问题的激励约束机制
鉴于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实际情况，以及并购前后在宏观与微观层面潜在的问题和风险隐患，基于委托理论，本文认为中国政府与企业应该从信息沟通机制的建立、激励机制的完善与约束机制的强化三个方面着手来构建海外并购风险防范与化解的治理机制。[14][15]
（一）畅通信息沟通机制
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加强中外双方的信息交流。在宏观层面国家除了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政策指导以外，还应注重搜集东道政治、经济、文化与法律等方面的相关信息，成立专业的信息服务机构，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信息化平台；建立良好的运营工作机制，对无形资源数量较多、质量较高的发达国家持续跟进调查，及时掌握这些国家无形资源优化升级方面的最新进展；建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据库，以“大数据”产业的发展为依托加强信息共享工作，降低单个企业搜集信息的成本，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进行及时的引导，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帮助中国企业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源头上消除问题。
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可成立专门负责并购的部门或组织，把搜集并购信息的工作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在充分利用政府信息平台的基础上，切实做好海外并购信息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工作。并购之前可根据拟获取的无形资源的种类，对东道国目标企业专利技术等无形资源的状况进行跟踪调查。无形资源尤其是隐默性较高的优势无形资源的跨国转移扩散，离不开并购双方的沟通与交流。因此，交易完成之后，中国企业可建立促进双方加强信息交流的机制和平台，以互利双赢的原则为前提，通过信息的交流使中外双方增进了解，增强互信，构筑默契合作的良好氛围，为优势无形资源的获取奠定的基础。
（二）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
鉴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委托关系的多重性，本文认为应该从国家与企业两个层面对问题进行治理，从协调人与委托人目标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企业获取优势无形资源面临的风险进行防范与化解。
在国家宏观层面，我国政府应进一步明确各级官员的职责和工作目标，从政策方针的贯彻落实、海外并购的审批到东道国信息的搜集，都要制定可量化的考核指标，加强对政府官员的考核与综合评比，通过考核评比把办事效率高、工作能力强人员选拔到领导干部岗位上来。同时我国可进一步推进公务员薪酬管理办法改革，除了在职务晋升等政治待遇方面对政府官员进行激励外，还可运用经济的手段促进作为政府官员的人与国家的利益相一致。
在并购企业的微观层面，尽管优势无形资源价值创造功能的发挥最终都会在企业的经营绩效上显现出来，但是由于优势无形资源的形成一般需要经过长期的积淀，其价值创造功能的发挥也不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中国企业在对高层管理人员进行考核时，就不能仅仅以业绩尤其是短期业绩为依据，而应综合考察这些人在转移与吸收优势无形资源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在激励方式的选择上应以整个企业的长期绩效为导向，把并购后目标企业核心人才的留存率、中国企业获得专利的数量、双方交流机制与平台的构建等作为考核的具体指标，通过问卷调查、专题访谈等方式，在对管理层促进优势无形资源转移的种种努力及效果予以量化的基础上，使考核激励机制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获取优势无形资源的战略目标相匹配。此外，外派人员的外派期限也不能太短，期限太短会使作为人的外派人员产生短期行为，不利于优势无形资源的转移扩散，同时在对外派人员的激励方式设计上，应把回国后职位的妥善安排、职位的晋升与外派期间股票期权等薪酬的设计有机结合起来，使外派人员既能看到未来职业发展的空间，也能切实地感受到自身的努力工作在经济上获得的回报。
（三）切实强化监督约束机制
国家下一步反腐的重点要向国际化经营领域进行延伸，加强与东道国及国际组织的反腐合作，在对权力寻租行为进行重拳出击的同时，要对政府官员的行政不作为问题重点进行整治，强力打造廉洁自律、勤勉尽责的良好社会氛围。在用持续高压反腐的态势打造“不敢腐”政治环境的同时，还应借助于现代通讯与信息技术，改进对政府官员以及企事业单位跟踪监控的方式，降低政府部门对各级人的监督成本，构造与激励机制相容的约束机制，增强政府部门官员履行职责的透明度，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使行政不作为及时得到问责与纠正。另外，对政府官员以及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的监督还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通过加强与东道国媒体的合作，进一步改进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信息披露的质量与及时性，强化对国际问题的监督与治理。
在这个链条上一旦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出现功能错位，就会使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目标的实现受到影响。因此，在监督约束机制的构建上，首先中国企业应该根据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环境以及文化特点、海外目标企业的规模以及无形资源的状况，通过有针对性地设计公司治理的框架，在委托链条上每个委托人与人之间，建立完善的委托功能传导机制，以进一步强化内部监督约束机制。比如，在东道国资本市场比较发达与完善且目标企业规模较大的情况下，可以在目标企业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架构。如果东道国的资本市场不发达，且目标企业规模也较小，那么可以通过中国企业的董事会来强化对目标企业的治理。其次，由于优势无形资源的积淀具有长期性，在跨国转移扩散的过程中吸收与消化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各级委托人对人监督与考核要兼顾过程与结果两个方面。所谓过程就是人在促进优势无形资源转移过程中工作努力的程度，而结果则是中国企业通过对优势无形资源的吸收而获取的长期绩效。在监控过程中兼顾过程与结果则有利于对人的行为做出客观的评价。最后，要在科学合理地界定委托人与人职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委托契约的完善性，加大对逆向选择问题与道德风险的惩处力度，对由人主观原因所形成的风险和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认真落实损失赔偿措施，加大人违约的成本。
六、结束语
为了解决自身优势无形资源存量不多、质量不高的问题，尽快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一大批中国企业通过并购发达国家先进企业的“出海”方式，开始了海外寻求优势无形资源的步伐。然而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过程中，存在着多重的委托关系，中国企业在获取优势无形资源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跨越国界的委托的链条；与国内并购相比，中国企业获取优势无形资源的海外并购还面临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多重的委托关系、较长的委托链条更易引发问题，而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则使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面临着较高的成本和更大的风险隐患。
委托人与人所追求目标的不一致性是问题产生的主观原因，而信息不对称则是问题产生的前提与条件。从委托的角度来讲，为了避免各级人背离中国企业获取优势资源的目标，一方面，中国政府与企业应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机制，尽可能降低中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降低对人的监控成本，为建立激励与约束相容的机制奠定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应根据无形资源的特点、跨国转移扩散的规律和发挥作用机制，在构建各级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时，还应把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优化海外目标企业的治理模式，在跨国委托链条上构建有效的功能传导机制，充分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有效地降低成本，切实防范与化解并购中存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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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学术研究产出质量居世界领先
从国际上对学术研究质量评价指标看，学术研究质量主要体现在论文被引频次和高引论文数量两个指标上。根据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BIS)的《2011年英国学术研究现状国际比较报告》显示，尽管英国学术研究产出论文的总量并未居世界领先，2010年为12.4万篇，占世界总量的6.4%，明显低于美国的46.5万篇和24%，也低于中国的33.1万篇和17.1%。但从被引频次和高引论文总量看，英国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详见表1)[1]。与之相比，我国虽然论文总数具有绝对优势，但高引证论文数量和论文引证次数均处于较低水平。这说明，我国学术研究产出质量不高，国际竞争力整体水平较低。
(二)单位研究人员研究成果产出率居世界首位
尽管英国学术研究人员数量远少于美国和中国，但英国在学术研究人员的平均产出方面表现出色。在2010年五大科研国中，英国在总人口和研发人员平均量、论文被引频次、高引论文数量指标中均居第一位，明显高于其他国家(详见表2)[1]。与之相比，在上述各项指标中，我国总人口和研发人员平均量均居五大科研国最低水平，并与英国差距甚远。我国研究成果产出率最低的是论文被引频次和高引论文量。从论文被引频次看，我国研究人员每人被引频次仅为2.11次，而英国则为13.52次，是我国的6.4倍；研究人员中每万人高引论文量，英国是我国的12.8倍。这说明，我国单位研究人员成果产出率普遍不高状况下，最突出的问题是我国高质量研究成果极度缺乏，与主要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
(三)单位研究经费产出率居世界首位
尽管英国学术研究经费投入的绝对值远低于其他科研大国，但单位研究经费产出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2010年英国单位学术研究投入的产出率位居世界首位，单位投入产出的数量、论文引用率和高引论文数量均居第一[1]。与之相比，我国学术研究经费产出率明显偏低，特别是高质量成果产出率最低。我国每百万美元论文产出量为2.3篇，低于英国的3.9篇；每百万美元产出论文引证次数，我国仅为17次，而英国则达107次；百万美元产出高引论文篇数我国仅为0.03篇，而英国则达0.38篇(详见图1)。这说明，我国单位学术研究经费产出率，特别是高质量成果产出率与英国相差甚远。
图1 2010年五国单位研究经费产出论文引证频次和高引论文情况
注：根据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Performance of the UK Research Base2011报告中相关数据计算得来。
二、英国学术研究卓越的生成逻辑
(一)大学卓越研究助推国家学术研究卓越
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英国著名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学术研究竞争力提升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据统计，英国产业研发部门66%的研究人员来自于英国大学，英国企业执笔论文的下载使用者中有70%来自于大学学术界；2009年英国大学学术研究总开支占到26.5%，而我国仅占全国的7.7%，美国、德国、日本均不及英国[1]。这说明，英国大学在国家学术研究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大学学术研究发展战略上，英国政府特别注重大学卓越研究中心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学科研究基地建设，向研究者提供充分利用大型重要研究基础设施的机会；支持维系国家战略任务的重大研究项目，积极创建大学卓越研究集群。同时，通过基于国际卓越科研标准的选拔性资助模式向大学研究者提供支持。罗素大学集团(The Russell Group)是英国为提升学术研究竞争力的大学卓越研究集群。该集团成立于1994年，由20所英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组成，被称为英国的“常春藤联盟”，它代表着英国最顶尖的大学。罗素大学集团每年囊括全英大部分研究经费，2008-2009年度获得全英大学67%以上的科研经费，68%的英国研究委员会科研经费，62%的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质量相关科研经费，75%的全英慈善科研资助经费：每年培养的博士生总数占英国博士生总数的57%[2]。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2008年对英国大学研究质量测评统计的结果显示，罗素大学集团虽然只占了英国高等教育机构总数的12%，但是却创造了全英60%以上的世界顶级科研成果。英国顶级研究组织约60%的研究人员是属于罗素大学联盟。平均来说，罗素大学集团承担的顶级研究项目占全英顶级研究项目总数的三分之二[3]。因此，罗素大学集团的学术研究水平不但决定了全英大学学术研究卓越水平，也对英国国家学术研究卓越的生成起着不可替代推动作用。
(二)多元融资渠道确保英国学术研究资金的可持续性
英国学术研究经费来源呈多元化特点。在政府资助方面，英国成立了国家防范性科研资金保护体系，将大学学术研究财政纳入到该体系中，从而确保了包括大学在内的英国学术研究的“双重支持系统”的稳定性。作为英国政府投资国家学术研究的重要资助模式，“双重支持系统”是指：一方面，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根据大学学术研究质量评估结果向本地区大学拨付维持科研基础设施和能力所需的经费；另一方面，英国研究委员会、皇家协会等政府科研主管部门通过研究项目形式择优向全国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提供竞争性研究资助。
除政府给予大量资助外，英国政府还鼓励工商企业部门和慈善部门资助国家学术研究。为激发慈善捐助的积极性和长效性，在2007年2月，布莱尔政府宣布了一项旨在力促增加英国高等教育机构慈善捐助的配套资助计划，即在2008-2011年3年内提供2亿英镑配套资金，支持英国大学慈善融资活动。该项目目的是激励私营慈善组织向高等教育提供约4亿英镑的现金捐赠，即共向高等教育提供6亿英镑的慈善捐助相关附加资助，使大多数高校能够得到更多的慈善捐助，通过配套资助为英国高等教育慈善资助营造良好的捐助文化。配套资助计 划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配套比例为：慈善资助与政府资助比例为1∶1，主要针对缺乏慈善融资经验的高校；第二层次配套比例为：慈善资助与政府资助比例为2∶1，主要针对已有慈善融资项目的大多数高校；第三层次配套比例为：慈善资助与政府资助比例为3∶1，主要针对具有丰富慈善融资经验的高校。获得政府配套资助的慈善捐助形式应该是：现金捐助、股份捐赠、中小慈善信托和基金会捐赠、公司捐赠、海外捐赠等[4]。因此，在实际运作上，英国学术研究经费来源渠道呈多元化，其中工商企业资助约占45%，而近23%来源于其他部门，如国外和非营利机构资助，主要来自慈善机构，如威康信托基金会、英国心脏基金会等，医学研究慈善协会仅在2009-2010年度就为英国提供了11亿英镑的科研资助。从英国大学研究经费来源看，2008-2009年度英国大学研究经费中31%来自于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26%来自于国家研究委员会、皇家协会，约15%来自于英国慈善机构，其他如产业部门、政府部门、海外资助等也占相当份额(图2所示)[5]。这种多元资助模式确保了英国学术研究资金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催生了世界卓越研究成果并促使英国成为世
图2 2008-2009年度英国大学研究经费来源及其所占比例界顶级研究基地。
(三)卓越取向科研评估体制引领英国学术研究卓越
从研究资金投入的产出成果情况看，英国单位研究经费产出的论文数量、引用率和高引论文量都是世界最高的，这主要归因于其高效的研究资金利用率。为提升科研资金利用率，英国政府主要采取质量导向的科研资助模式和卓越科研评估体制。以卓越为核心取向的“研究评估机制”(RAE)从1986年到2008年已开展6次全国性大学科研评估，主要目的是向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提供大学各学科领域权威性的、易于理解的科研质量评估结果，以用于研究经费分配依据。为增强科研评价机制的“卓越”导向，在英国高等教育部门整体学术谱系创建一个动态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卓越研究基地联合体，以最大限度地贡献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英国政府从2008年开始对“科研评价机制”进行全面改革，并将于2014年正式以“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LUNwen. dylw.net ework)取代传统的“研究评估机制”。该框架将驱动HEFCE首次就英国大学学术研究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度进行全面评估，对学术研究社会经济影响度卓越的大学给以重奖。新评估框架特别强调将“学术研究的经济社会影响”(impact)指标取代传统的“声誉”指标。新框架更加强调“研究卓越”，因此主要对英国高校各类卓越级别的研究及其影响进行评价，而不是对所有科研活动的评价；评价对象应是卓越水平的具有较强整体性的研究单元(research unit)，而不是研究者个人或机构整体；卓越研究单元必须符合如下卓越特征：①高质量、原创性研究成果，包括能促进学科发展的世界一流成果、具有探究新领域的创新性成果、对社会或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效益的科研活动等；②其研究发现具有高度公共共享性；③研究单元必须是通过大量有利于社会或经济利益的科研活动取得的卓越研究，如在研究活动和成果运用过程中应有大量利益相关者参与；④具有能够促进卓越研究及其成果有效转移或运用的高质量、前瞻性的研究环境；⑤对卓越研究基地的可持续性发展有重要价值[6]。因此，以卓越为导向的科研评估体制成为英国卓越研究能力提升的“指挥棒”和“指向标”。
(四)国际科研合作推动了英国学术研究卓越
从英国学术研究产出源来看，英国学术研究强势关键在于英国研究者具有较强的国际合作能力，英国国际研究人才的流动性比其他国家更高。2010年，英国有46%的学术研究成果共同撰写人是外国人，63%的共同撰写人曾经在外国的研究机构发表过研究文章或具有多国工作经验，其研究生产力最强，国际合作撰写的研究论文被引频次也最高[1]。这一方面说明英国研究人员的知识与专业水平得到国际科技界的认可，同时也体现了英国研究机构也对高校和具有国际流动性的研究人员具有高吸引力。另外，英国具有庞大的国际学生、研究者和大学教师集群，在国际科研合作方面占据国际领先地位。2009年90%以上的大学参与国际科研合作；40%的英国研究委员会拨款具有国际元素；40%的英国大学科研人员来自国外；50%的英国博士生来自国外[7]。
英国国际科研合作的成效主要得益于英国学术界历来有着跨国际科研合作的传统，政府也一直致力于达到更加开放的国际化学术环境，由此使得英国国内可以容纳更多的外国学生和学者在这种开放的环境中进行有效的学习和研究，进而确保其在科研领域达到新的高度。近年来，英国研究委员会开展了多项国际科研合作计划，促进与其他国家研究人员发展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如建跨境高校研究机构伙伴关系，拓展学科战略网络，以此为海外研究人员参与在英研究，以及英国研究人员赴海外开展研究提供跨国科研平台。另外，英国研究委员会还试图通过资金配套措施和简化英国学者与其他国家研究伙伴的合作程序，支持建立大型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三、对我国高校学术研究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启示
学术研究国际竞争力能力提升的重要基准就是要达到世界一流或国际卓越水准，从我国学术研究国际竞争力现状看，诸多指标明显偏低：学术研究产出整体质量不高，高引论文和被引频次指标严重落后，单位研究人员和单位研究经费产出率极低，特别是高 水平研究成果严重缺乏。造成我国学术研究国际竞争力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是：人均研究资金投入不足，卓越研究人员严重缺乏，卓越研究资源聚力匮乏等因素。对此，我国高校应充分挖掘学术研究的优势潜能，积极借鉴英国成功经验，大力提升高校卓越研究能力，加快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进程。
(一)改革高校科学研究资助体制，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从整体看，我国科研资金投入总量占据绝对优势，但人均科研经费偏低。同时，我国单位研究人员和研究经费高质量成果产出率低，说明了我国研究资金利用效率不高。对此，应积极借鉴英国政府的双重资助模式，进一步完善政府对高校科研资助模式，确保政府在高校科研资金投入上的充分性和稳定性；同时通过政府配套经费激励国内外慈善部门、产业部门以及国际组织等多渠道投资，确保高校科研资金投入来源的多元化和可持续性。我国应进一步完善高校科研评估机制，建立卓越导向的国家科研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提高科研资金的利用效率；进一步加强对世界级的关键领域科研项目建设，将有限的公共财政资源向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高级科学领域倾斜，优先发展具有世界级科研潜能的研究中心。有效利用稀缺资源，集中高成本科学领域的科研力量，避免对紧缺资源的相互竞争。
(二)推进高校卓越研究集群建设
为提升国家卓越研究竞争力，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创建了大批卓越研究集群，在研究资金和人力资源投入方面通过增强其选拔性和竞争性提升国家卓越研发密集度。这为这些国家高质量研究成果的产出提供了重要保障。而我国必须在兼顾公平的基础上，亟待明确提出高校“卓越研究集群”建设的国家发展战略，实施“卓越集群”计划——顶尖研究的精英集群团队，即基于现有的顶尖科学成就的交叉学科联合体，联合校外科研机构并运用经费杠杆加以强化，资助新的组织结构建设及其必要的基础设施、教授岗位、大型设备等，以确保世界顶级学术水平。同时，以“有所为，有所舍”为原则，以“卓越”为价值追求，取消那些难以取得卓越的科研项目，集中发展潜在卓越价值的领域；汇集卓越研究人力、物力和财力等优势战略资源，确保卓越研发投入的高密集度；以卓越研发集群为平台，共创卓越人才培养、卓越研发和卓越创新一体化的“知识三角”(教育、研究、创新)新机制，重点投资创办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卓越研究中心”和具有潜在国际竞争力的跨学科研究基地，使其成为国家研究竞争力提升的突破口和新增点。
篇（7）
1．引言
2009年以来，在全球跨境并购规模同比下降35％的情况下，我国企业的海外收购总额同比增~1J40％，涉及金额达到218亿美元，仅次于德国，居世界第二位。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前遥不可及的并购目标突然间变得触手可及，所以自2月份以来，我国企业的大规模海外并购案风起云涌。然而，根据一些机构的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成功的案例并不多，至少有70％是失败的，2008年的海外并购损失高达20004L元。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存在着许多不足，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缺乏并购后的整合能力。上汽集团海外并购“完败双龙”就是一个例证。一场混杂了市场冲突、劳资纠纷、跨国企业文化冲突、技术之争以及中国企业发展道路抉择的大并购，在经历了4年多的“纠缠”之后，造成两败俱伤，带来巨大损失。所以企业跨国并购之后的整合对于企业实现并购战略目标，创造价值是至关重要的。
2．上汽收购双龙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整合的启示
并购后的整合是指企业并购之后进行的战略、组织结构、人力资源、财务、经营管理和企业文化等企业要素的整体系统性调整，以最大限度的在并购的基础上实现各种资源的科学合理的配置，谋求公司价值创造和业绩增长。
2．1建立信任是双方进行合作的首要条件
企业在准备并购之初，应该对被并购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的调查，了解企业的文化，员工的思想，为未来的整合工作提供决策依据。上汽并购双龙之后，双龙员工担心上汽实现产业链升级后，便会抛弃双龙，所以一直存在强烈的不安全感。致使上汽对双龙的任何裁员计划反应强烈，以至对上汽完全丧失信任感。进而，上汽采取的任何措施都难以得到实行。所以在并购初期，被并购方对并购方的信任是很重要的。通过绩效与薪酬管理，让被并购方的员工感到自身并没有受到负面影响，这是获得信任的正式途径之一。
2．2加强企业并购后的文化整合能力
并购企业与被并购企业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长期以来形成的价值观念、管理制度、经营方式各不相同，要将他们融合起来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并购企业要研究被并购企业的历史，吸收先进企业文化，协商建立一种新的适应企业发展战略的共同的企业文化。
上汽在收购后一年就换帅，免去理事长、社长苏镇珀所有职务，由崔馨铎任社长，引起当时双龙工会对人事调整的担忧。在上汽与双龙的商业文化还未能获得有效融合而且没有实际控制被收购企业的管理权的时候，上汽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乏考虑的，破坏了双方的信任。上汽应该在接近和了解双龙的企业文化，逐步适应之后，调整高管层和组织结构。除此之外，在国内上汽不会面对工会的压力，而在双龙上汽却面临工会方面的强大压力，公司必须在保持各方利益基本平衡的状态下去创造价值，并进一步通过创造更大的价值而保持各方利益更好的平衡。尤其，双龙是比上汽国际化和全球化程度都高很多的企业，在并购之后的整合过程中，上汽在公司治理战略和运营战略上都要有长远的考虑，不能过于急躁。
2．3我国企业技术、核心竞争能力的提高
上汽收购双龙之后的整合过程中，不断面临来自工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各方面的压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企业缺乏国际核心竞争能力和关键核心技术。综合评估技术、市场和管理等因素，双龙的国际地位要高于上汽，双龙的员工和管理层很难从心里敬服和认可上汽的管理层，工人及管理层担心，上汽仅仅将其当做实现自身在产业链上升级的一枚棋子，一旦利用完价值便会抛弃。在这种隔阂下，双龙一直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上汽的各种举动，难以真正接受各种整合行为。所以，我国企业要考虑如何借助并购，改造和提升自我，创造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提高核心竞争能力，尽快缩小与对方的差距。只有这样才能加大并购成功的筹码，达到并购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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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个奖学金所蕴含的某种意义是属于大家的，这意味着，作为获奖者，我同样也必须为大家的事业和共同利益而奋斗。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冉冉升起，作为其中的优秀分子，我们有理由为此伟大事业增砖添瓦。
世界的眼光：文学研究的新体验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三年多的求学生活，是我学术思考的最重要转型期和转折点。师从王润华、杨松年等诸位名师，使我获益匪浅。新加坡国立大学良好的学术条件也让我的独立思考和治学有了飞升的空间和可能。
2004年，我的论文集《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由台北唐山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包括：本土反思(宏观观照)、个案探究、讨论中国性和有关经典书目点评。力求通过多视角、多层次，更好地分析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本土性的纠缠与自身问题。数十篇学术论文公开发表。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界的权威学者、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为我的论文集慨然赐序，称：朱崇科是该研究领域中的“佼佼者”，并说，“以朱崇科对文学史及文学理论的深厚训练，未来的批评必有可观，也值得我们继续期待。”
这本书是我两年多来不懈探研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结晶，也是为了弥补上述区域华文文学批评薄弱之处所做的尝试。因为我的立场恰恰消除了本土人做本土文学批评的不便与艰难。因为类似局外人，我可以用更加客观的眼光看待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也能够发现本土研究的不足，同时又以自己的独特学术视野进行新的观照和探索，也避免了许多大陆学者研究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盲点和弊端。
本土性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概念，同时在种种语境下它又承担了太多形形的负重，因此，也难免有人因它的“声名狼藉”将之弃置不用，另谋他途。从某种程度上说，本土性既是一个客观存在，又是被想象和虚构的客体。从此意义上讲，区域华文文学的本土性既可以不言自明，同时在人为／主观操作上，又有它持续开拓的可能空间。易言之，区域华文文学拥有本土性成为该文学的可能的实在特质，同时也是它区隔自我，得以傲立于华文文学之林安身立命的凭籍。另外，正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又被人为复杂化了的概念，我想自己实在有必要重新拾起这个活力四射的概念，好好利用，籍以开拓区域华文文学的新天地。
我想指出的是，也只有我们将本土的眼光扩大到世界华文文学的范围内，我们才可以发现事物的更真实和宏大的面貌，也真正能更好地关照自我，利用他人的外位性(Outsideness)来弥补自己的不足。换言之，本土性的世界眼光恰恰让我们可以勘探华文文学场域和观念的巨大变迁以及更多的可能性。而且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区隔会更大。
总而言之，在本土性的研究中，我始终相信它还有相当大的大有可为的空间。当然，本土性不是一个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也无力／无意将它夸大，让它成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史书写的惟一主线。毕竟于我而言，因为本土性是一个被人漠视和标签化的复杂向度，我愿意用它来关照区域华文文学，力求独辟蹊径，勘探被遮蔽的独特又繁复的文学／文化景观。
我相信，进行开放的本土研究在关注世界、关怀本土的同时也丰富了自我。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我献身学术的主要理由。
当然，我的学术目标绝对不仅仅局限于区域华文文学，而是区域华文文学和大陆文学之间的互动与互补。当然，这个“文学地缘学”宏大目标的坚实立足点必须是区域华文文学。所以，哈佛大学东亚系王德威教授指出，“离开了中国大陆，朱反而发现了华文文学的丰富面貌：不论是他乡是本土，语言文字的流传及其所折射的现象，千变万化，哪里是一二主义或权威所能尽涵？”
比如从文学史学习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只知道鲁迅，郁达夫等在国内的历史，而不知道他们“放逐”海外后的影响力和复杂论争，实在是残缺的视野。而我们国内的文学史教程往往不能克服此缺憾。
做区域华文文学研究，必须兼具内行(insider)和客观(outsider)的双重视野，否则，要么难免一叶障目，要么只是隔靴搔痒。
缘满足上述要求。研究中．我逐步发现了国内该领域研究中单纯文本解读的偏见，以及某些意识的严重滞后。我认为．海外近4年的本土经验对于我研究区域华文文学可谓至关重要。在文学研究越来越成为文化研究的大趋势下。对新加坡本土的实际调查和历练，是我自己在此领域可以逐步超越前辈研究者的宝贵砝码。
学术：作为“志业”的生命内化
沉浸于书斋日久后，我渐渐体味到，学术之于我，可能有着不同的含义：它不仅仅是一个谋生工具，更关键的是，它是我可以托付终生的事业。在我看来，学术中(包含了它本身的实践意义)蕴含着冷静的客观性，同时也包含着可能的创造力、自由独立精神与激情。
明白了这一点，我知道自己不只是被逼无奈的冥思苦想．而是积极主动地吸纳与创造。自己不仅仅是个旁观者，也是个冷静的介入者。所以，我可以在尊重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放开视野，尽量汲取他们的见解，同时也要找出他们所“不见”。
很多时候，陈寅恪先生大风大浪之中对“独立自由”精神与人格的奉行与身体力行式的提倡，已经深深刻进自己的脑海中，并成为一条不可撼动的原则。同时，我也时常找寻自我和顶尖学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断提升自我。
我很热爱年轻的朋友――学生也罢，朋友也罢。也非常乐意教学相长，既传授学问和为人之道，也不断提升自我，使自己真正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知名学者。同时，我也尊敬长辈，可以很好地汲取他们的丰富经验，做到薪火相传。
我知道自己的学术事业才刚刚起步，离我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为此，我也在博士论文呈交后，评审与答辩的时间里(通常半年到一年)，不辍读书、思考、著文，为将来的学术奋斗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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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区域发展中招商引资的战略思考 我国物流业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入世后我国国际贸易摩擦上升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浅析进口配额的效果及政策取向 绿色贸易壁垒对佛山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我国加工贸易政策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贸易技术壁垒对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的影响及对策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与对策研究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问题研究 引进外国智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垄断行业监管机制问题研究 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条件及路径 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对就业的影响 对外贸易与我国经济发展 惠州对外贸易企业的变迁 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逆差：现状、成因和对策 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转基因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中泰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和竞争性研究 中国农业开放模式的选择研究 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选择与完善研究 从轮胎特保案看我国的反倾销 金融危机下广东的双转移战略 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的新特点 广东企业走出去研究 广东外资的可持续利用研究 金融危机下广东某产业发展对策探析 港口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研究（具体哪个港可以自己定） 中国国际多式联运问题研究 港口发展中的问题研究（具体哪个港可以自己定）
中国第三方物流中的问题研究 中国集装箱运输中的问题研究 提单的风险及防范研究 贸易救济制度研究 对国际贸易原理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电子商务环境下新型国际贸易交易结构的确定 欧盟优惠性原产地规则调整与中国出口战略应对 我国纺织品出口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以美国对中国输美纺织品设限为例 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品出口面临的难题及对策 国际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趋势与促进肉类产品出口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或某省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的技术提升研究 引进外资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或作用研究 FDI 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对外贸易推动广东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应用研究 国际商品流动与要素流动关系研究 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自主创新与增进我国出口商品比较利益研究 论技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推动 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中的地位、利弊或转型升级研究 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研究 社会责任对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研究 国际劳工标准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 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外贸的影响研究 标准化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效用研究 国际贸易中的电子商务发展趋势 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贸易相关问题研究 我国发展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 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与我国商品出品对策
国际劳工标准下我国政府、企业对策 我国纺织业出品竞争力问题和对策研究 我国纺织业的贸易格局与市场策略 绿色壁垒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分析 世界 FTAS 发展态势与中国策略分析 我国纺织业出口竞争秩序现状分析与对策探讨 行业协会在规范出口竞争秩序中的作用探讨 加入 WTO 后我国民族产业的保护 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模式选择——以惠州经济为例 古典比较利益论与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思考 FDI 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贸易的影响看我国开展海外投资 海外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相互关系 中国经济反垄断立法的探索 广东区域聚集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及风险研究 论我国进出口贸易对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 欧元汇率变动对惠州制鞋行业对外贸易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机理及未来演变研究 中国国有经济角色演进的反思与前瞻 我国产业结构调查研究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及解决思路 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 广告语言与消费心理研究 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拓展研究 浅论我国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中小企业文化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论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和对策
中小企业品牌经营误区及创名牌战略研究 顾客忠诚研究述评 基于顾客感知价值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研究 浅析房地产市场营销策略 客户关系管理的探讨——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运营模式 金融危机下的消费思考——中、美消费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基于顾客关系投资的个性化价格促销 中小企业出口及其社会责任研究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广东农产品出口跨越贸易壁垒的对策研究 中小企业出口低价竞销的原因及治理对策研究 惠东鞋业出口的现状、困境及对策分析 对外贸易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全球知识网络与跨国公司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的机制和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的跨国传播机制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对广东经济的影响研究 知识的国际传播机制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双边 FTA 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进出口的影响 FDI 对我国国际贸易影响的区域性差异分析 广东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我国国际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基于因子分析的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倾销问题 反倾销背后的国家利益博弈 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原因及障碍分析 绿色国际贸易与绿色国际贸易壁垒 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如何跨越绿色贸易壁垒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出口退税率调整的政策思考 出口退税政策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国际市场水果检疫准入与促进我国水果出口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竞争法、产业法与反倾销法的冲突与协调 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与政策变化 市场营销视野下的大学生自主择业策略分析 对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方式的分析 论国际市场营销者如何跨越文化障碍和避免政治风险 国外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感知与评价及对中国企业的启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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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方面
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活动迅猛发展，由此而带动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随之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应运而生，这些理论角度不同、观点迥异、内容纷杂、范围广泛，主要有“投资选择理论”、“资本化率理论”、“垄断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区位优势理论”等等。这些理论较好地解释了 跨国公司 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但由于各种理论只能解释一定范围和一段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学者试图将各种理论加以组合，形成更大的理论框架。其中，邓宁就在提出公司优势概念的基础上，将其与内部化理论、区位理论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从企业的利益、优势和决策行为等方面探讨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发生的原因，较全面地解释了跨国公司不同内容的经营活动。
西方学者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转折是内部化理论的提出。其研究思路与垄断优势理论不同，它将区位因素与内部化的公司优势所带来的 成本 节约相联系，从而具有综合的特点，能够解释更大范围内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20世纪8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的大、中、小企业纷纷走上了跨国经营的道路，并且许多企业还直接进入了发达国家的内部 市场 ，这引起了西方 经济 学 者的关注，他们开始探究针对这一现实的新的理论解释。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主要有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市场控制理论等。这些理论对于促进和 指导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这些理论解释局限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行为，不具有一般的普遍意义，而且几种观点还未形成系统化理论，难以自成体系。
总的来看，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还远不成熟，至今还没有被广泛接受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二、国内方面
参考文献：
[2]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20052006海外投资年度报告》， 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版.
篇（11）
关键词:海外投资 监管
Key words:investment overseas government regulation
作者简介:王宏纲(1978―),男,山西太原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商法。
海外投资即指海外私人直接投资,通常的含义是指私人投资者跨越国界,直接将其资金、机器、设备、专有技术、专利商标等资本投入到位于别国的企业并取得该企业全部或部分管理控制权的一种资本输出活动,是国际货币资本及国际产业资本跨国综合流动的一种形式。由于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和国家利益息息相关,国家往往通过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多手段对海外投资行为进行干预,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国家通过国内监管批的方式对其海外投资进行调整是最基础也是最有效的调整方式,本文试图对中国海外投资国内监管的主要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中国海外投资国家监管的由来和定位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吸收海外投资,大量外资进入中国。从2002年开始每年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都超过500亿美元,其中2002年到2004年吸收海外直接投资甚至位居世界第一,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接受海外直接投资世界级大国。在中国定格于一个接受海外投资大国的同时,大约从1990年开始,中国开始大规模向海外投资。2005年,中国成为世界性海外投资大国,以后中国海外投资规模集聚膨胀,到2008年突破500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已经基本与吸收海外直接投资旗鼓相当。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资本流动、跨国投资与并购活动急剧萎缩,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却异军突起,迅速增长。
国际投资都是以各个企业自身行为的方式进行,但是这些企业的投资行为却和相关国家的经济密切联系,从而也影响到国家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国家要要对海外投资进行干预的理由所在。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经验丰富、制度也比较完善。而中国海外投资涉及到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外交、人文情况,涉及到投资相关的商业、金融、管理等问题,涉及到企业、劳工、东道国、母国各个方面,其复杂性远比吸引外国投资问题为甚。由于海外投资问题的复杂性,也由于中国政府在海外投资规制方面的研究和经验相对匮乏,中国在海外投资方面的制度建设还基本处于起步阶段。
一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进行规制的方式主要有国内法和国际法的方式,国际法包括双边条约、地区性协定和全球性协定,而国内法对海外投资的规制包括对外海投资的援助和对海外投资的监管两个方面。本文主要讨论作为最基本的政府干预手段的海外投资监管问题。海外投资监管包括审批和监督两个方面,可以说,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都无一例外的对本国(地区)海外投资作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审批与监督,投资完全自由化国家是不存在的。通过前置审批阻止一些风险大、收益小或不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项目,限制不符合海外投资主体资格的海外投资活动等;通过事后监督了解海外投资经营状况,纠正非法经营活动。
二、统一的对外直接投资监管机构的建立
中国海外投资起步较晚,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监管部门,现行分级管理、多元审批的分散体制,已严重阻碍中国海外投资的继续发展。多头管理常常一方面会导致管得过多、管得过死,各管理部门总是从本部门的角度和眼前的利益出发,各自制定一套监管措施和办法,使对外投资者缺乏必要的自,过多的管理部门也严重地影响了对外投资者及其公司企业的办事效率,另一方面又可能出现几个部门对某些问题的重复管理或互相推诿而无人管理。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管理机构,使得中国海外投资缺乏统一规划和合理布局,海外投资表现为一种盲目性、无序性和随意性。
笔者认为应该设立一个海外投资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活动,统一的海外投资管理委员会,可以避免多头管理和管理措施的重复冲突、狭隘,有利于提高海外投资企业的自,提高海外投资者及其公司企业的办事效率,避免或减少在有些问题上的重复管理或无人管理现象的出现。1997年12月,韩国政府增设动力资源部,下设16人组成海外投资事业审议委员会,负责制定海外投资的有关政策,统一掌管和协调海外投资业务,负责审批海外投资项目。美国1969年设立“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也是具有类似职能的管理部门。根据中国实际,应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由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家发改委、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等部委共同派员组建一个统一的专门管理海外投资的常设机构――中国海外投资管理委员会并依法赋予其对海外投资的审批权、调查权、处罚权以及相应的管理职能。
三、海外投资监管法的制定
尽管中国政府也对其海外直接投资的监管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条例,并且这些措施和条例也对管理中国海外投资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无论是同纷繁多样的吸引外资的法律法规相比,还是同蓬勃发展的海外投资发展速度和规模相比,我国海外投资审批监管立法工作都明显滞后,甚至在许多方面还是一片空白,管理上无法可依现象还没从根本上得到遏止。从严格意义的立法而言,我国尚未出台任何海外投资法,海外投资的立法领域还是一片没有开垦的处女地,因为现有的海外投资法律规范仅仅只是一些行政法规,而且还是一些在行政法规效力层次较低的行政规章,它们几乎都不是由国务院制定的,现存的一些行政规章一般由国务院下属某个或某几个部委制定。
法制建设的严重滞后制约了中国海外投资的进一步发展,与国内外投资形势的发展极不适应。由于没有将其上升到立法高度,造成中国海外投资缺乏长期性、系统性、稳定性、透明性和连续性。在实践中针对海外投资核准程序的一些具体规定又相对较为笼统、模糊,且时有矛盾冲突。由于对海外投资的管理无法可依,从而也就导致行政管理上的主观随意性,进而也就使得管理部门侵害海外投资企业的利益及海外投资企业逃避管理的现象普遍存在。另外,多头立法管理很容易造成相互间的冲突和矛盾,造成对外投资管理上的某些空白弊端,引起对外投资者无法适从。无论是从法理上看,还是从法律规范的制定者来看,我国现海外投资法律规范的立法层次和法律效力太低,因而在司法实践和社会活中的影响也就太小。
迅速发展海外投资事业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尽快进行海外投资立法,提高立法的层次。中国已经有20多年的海外投资实践,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这为制定一部《海外投资监管法》奠定了法律基础,此外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相应的法律供我们借鉴,这些都有助于中国制定《海外投资监管法》。这部法律的制定,将提高中国对海外投资的审批与监督的质量,比现有法规增强了权威性、统一性,使海外投资有法可依。
参考文献:
[1]肖黎明.中国境外投资与国家经济利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2]梁咏.中国投资者海外投资法律保障制度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3]梁开银.中国海外投资立法论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