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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分组及统计学方法
2.1实验分组
实验分组的目的是检验系统化技能实践教学模式的效果,该实验有两个部分组成,第一组:采集64名未培训前学生的临床技能考核成绩,然后根据析因设计原则将其分为甲、乙两组,其中,甲组学生进行系统化教学模式授课,乙组学生进行传统带教模式进行授课,半年后,比较分析甲乙两组学生的临床技能考核成绩。第二组:选取我校见习生112人,采用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A组(采用系统化教学模式授课)和B组(采用传统带教模式授课),半年后,对甲乙两组学生的临床技能考核成绩进行对比分析。
2.2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对第一组实验采用析因设计的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处理,对第二组实验采用成组设计两样本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3结果3.3.1第一组实验甲乙两组教学模式教学结果对比采用析因设计结果显示,两种教学模式对学生的临床技能成绩的影响不同,其中,采用系统化教学模式的甲组(教学前成绩:2921.9分、教学后成绩:3745分)优于采用传统带教模式的乙组(教学前成绩:2999.3分、教学后成绩:3412.8分)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3.3.2第二组实验甲乙两组教学模式教学结果对比本次实验规定,学生考核成绩如下,优秀:90~100分;良好:80~90分;及格:60~70分;不及格:60分以下。通过对甲乙两种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采用秩和检验可知,采用系统教学的A组的平均秩次为47.68(其中优秀14例、良好29例、及格11例)小于采用传统带教模式的B组的平均秩次64.88(其中优秀8例、良好17例、及格27例)差异显著(P<0.01),因此,可以说明,系统化教学组的效果优于传统带教组。
2中医理论与系统科学理论的契合点
系统是指由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一些部分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总体,其共性特点可以概括为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有序性和预决性。而中医学理论具有强调整体观念、遵循阴阳五行规律、重视脏腑经络联系等特点;因此,体现我国古代医疗实践经验和规律的中医学完全具备系统的特点,可以成为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就理论实质而言,两者亦十分相似。
首先,就系统的整体性而言,是指系统具有其组成部分所没有的功能,即“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中医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所构成,各部分有机配合,共同实现人的形体完整和功能正常。并且,人体还与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构成一个系统,从而影响人体的健康。
其次,系统的关联性,是指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以及系统和其环境之间具有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并且这种系统的关联性决定了系统整体性的存在。不难理解,人体五脏六腑的功能都不是独立的,比如脾与肝虽功能各异,但相互影响,情志不遂,肝气郁滞乘脾,形成肝郁脾虚证,就是很好的例证。人体中的气、血、津液等物质可以将各组织器官有机地联系起来,相互联系、促进和滋生,共同决定人体的整体功能水平。
再次,系统具有动态性和有序性的特征。动态性是从时间的维度来观察系统,其每时每刻都在运动变化,不存在绝对的静态;而有序性则是系统关联性在空间上所表现出来的结构层次,以及动态性在时间上所表现出来的演化方向,使得系统具有在空间、时间和功能上的有序性质。总结起来,即是系统的整体和各个部分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且这种运动越是有序,其组织化程度也就越高。人体的生理功能变化和病理演变过程都充分体现了这种动态性和有序性的特征。比如,中医理论中有“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的描述,充分体现了人体的动态特性。而根据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人体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都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则是人体有序性的真实反映。
最后,系统的预决性表现为系统的有序性能够使其自动导向它的终极状态,这一特性在生命和生物系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生理学中的正反馈概念,就是对人体系统这一特点的真实反映。不仅如此,人体的预决性在中医学理论中也有充分的体现,比如"久病入络"的理论,就描述了人体久病必然导致病邪逐步由外向里,由浅入深,最终导致络脉损坏、脏腑衰竭的病理变化规律。从以上阐述,可以看到中医理论中的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藏象学说和经络学说,六、七情致病理论,以及中医的辨证论治思维过程,这些都无不强调了人体的整体观和人体与环境、社会的整体观,也就是系统的观点。因此,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开展中医学的结构化和规律性研究是可能的。前面提到,医案是中医名家临床经验的结晶,是传承中医学术思想和经验理论的重要载体;因此,医案的系统研究就是应用系统科学开展中医研究的重要内容。系统科学理论的引入,使我们能够从宏观的角度,透过极其复杂的医案信息表达,把握中医辨证论治的总体发展变化趋势,以及医案中各要素间的内在有机联系;从而能够确定宏观的医案结构,并且细致地描述医案中各信息的发生规律;因此,系统科学思想为中医医案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2.西医采用了很多化学药物,生产工艺中有很多污染问题
对自然环境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与化学药物不同,中医药的原料都是自然界可再生资源,并且以植物为主,这与人类的饮食习惯一致,也符合现在比较热门的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环保的理念。现在很多人在饮食中都注意食用适合自身保健作用的有药性的食品,比如鱼腥草、马齿苋、山药、枸杞等药物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这对于我们提高全民素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很有益处。对于很多新出现的疾病,西医很难在短时间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但中医药学在中国防治非典和现在肆虐全球的H1N1型流感的应用极大的作用,对于突发的疫情,中医药学工作者及时提供了相应的处方,避免了很多易感人群感染疾病的机会,给疫苗的研发机构争取了时间。
文学教育历来是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础教育中,由于学习者的接受特点,儿童文学在文学教育中占据着特殊位置,尤其是对于小学阶段的学习者而言显得尤为重要。在目前新一轮的语文课程改革中,儿童文学的重要性已引起了教育界的充分重视,在课程设计、教师培训I课程资源开发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现象。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在编写新版小学语文教材时,将儿童文学理论家王泉根教授的《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材选文工作研究》作为整个教材编写工作的理论支持,同时在教材中选人多篇中外儿童文学的名家名篇。又比如,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的儿童文学专业“多渠道、多层次地开展相关的教师培训课程,为教师编写儿童文学教材,向小学教师普及儿童文学理论知识,介绍儿童文学的内容、特点、功能、作用,介绍中外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代表作家作品等,组织教师在实践中摸索儿童文学的教学方法,指导教师组织学生开展课外阅读活动,以全面提高小学教师的儿童文学修养”。此外,依据教育部2001年月7日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制定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在阶段目标中对小学一至二年级的阅读目标提出了lO项要求,其中第6项明确指出学生的阅读文类为“浅近的童话、寓言、故事”,由此可见,儿童文学的重要文体之一的童话、寓言已经受到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视与关注。根据有关学者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人教版、北师大版、江苏版与河北教育版的四种小学语文教材中,童话文体在整个语文教材篇目中所占的比例明显提升,比如,人教版的一年级下册中,“童话文体的篇数由年版的7篇增加到2001年实验版的14篇,上升了个百分点,占到课文总数的4l%。儿童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在小学语文教育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一、文学在学生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学是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是人类价值观的体现。学生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可以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了解人类的历史与文化、弥补自身经验的不足。文学对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具有德育、美育、智育等功能。具体地说:文学作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具体化,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高度的精神感召力,可以净化人的心灵,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信任;文学作品是人类审美意识、审美理想和审美体验的集中体现,它可以传达给处在成长期的学生,并且经由学生自身的情感和经验内化为他们自己的审美体验;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创造,文学的欣赏需要调动学生的形象思维,需要丰富的联想力和想象力,它可以促进学生的智力发育。
由于文学教育可以促进学生德育、美育、智育多方面的发展,因此它应该受到教育工作者的重视。我们常常提到,2l世纪呼唤新的人才观,那么,新型人才的素养应该包括一定的文学素养,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学素养也应该是一个健全的人的基本素养。文学历来是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人类早已认识到文学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世界范围内,许多世纪以来文学课就是学校课程的一部分。以往,学生主要通过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学习识字,或者学习外语——例如拉丁语,或者获得宗教知识,或者学习阅读方法。直到世纪,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文学教育才走上关注文学自身的道路。学生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主要是为了体验、感悟和学会评价。
西方的母语教育一直有重视文学教育的传统,虽然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们日益感到应加强母语教学的实际应用色彩,但文学教育仍然受到普遍的重视。一种共同的看法是在母语教学中把语言教育与文学教育加以区分,这和张志公先生提出的从初中开始在语文课之外增设文学课的看法是一致的。例如在美国,由全美英语教师委员会制定、对美国中小学的英语教学具有指导意义的《英语教学纲要》(1982)指出:“英语研究包括语言知识本身,包括作为交际手段的英语应用的发展,以及对文学作品所表现的语言艺术的欣赏。”这份纲要把语言应用与文学欣赏区分开来,要求通过文学教育,使学生认识到文学是人类经历的一面镜子,把文学当作与他人联系的方式,从与文学相联的复杂事物中获得洞察力。德国的母语教学分为德语课和文学课,法国也十分重视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的教学。至于前苏联,十年制的中小学语文教学一直采用两套教材,即俄语和文学。文学教材又分为《祖国语言》(一至三年级用)、《祖国文学》(四至七年级用)和《俄苏文学》八至十年级用)。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都是我们宝贵的文学遗产。中国传统语文教育也是十分重视文学教育的,能够吟诗作赋一直是显示一个人有文化的重要标准,不过,传统的文学教育是和历史、经学教育等揉和在一起的。本世纪以来的文学教育则是作为语文教育的一部分存在的,我国的语文教材中也选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1956年,我国曾经学习苏联母语教学的模式。把语文课分为语言和文学两科,并为此编写了两套教材——语言教材和文学教材。现在语文界一种普遍的看法是:1956年的分科是失败的。但是究竟失败在哪里,有没有合理的成分,却很少被研究。其实,即使那次分科教学不成功,也不能因此而否定文学教育在基础教育中应有的位置。目前在基础教育阶段应当重新认识文学教育的地位、功能,应当重视基础教育阶段的文学教育。
二、从学习者的接受特点出发,儿童文学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文学教育中担当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不论是从文学在人的发展中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这一角度出发,还是从中外母语教学的历史演变来观察,文学教育都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基础教育中,考虑到学习者的心理发展、审美趣味等特点,儿童文学应该成为文学教育的主要载体。
什么是儿童?1989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界定:“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什么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是指专为18岁以下未成年人精神生命健康成长服务并适合他们审美接受心理与阅读经验的文学。众所周知,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教学对象正是18岁以下的学生,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儿童文学与语文教学可以说是“一体两面”之事。儿童文学理应成为语文教学尤其是小学语文教学的主体教学资源。
儿童文学作为语文教学主体资源所具备的特别优势,来自儿童文学自身的性质与特征:第一,儿童文学是以儿童为本位的文学。儿童文学是指“在文学艺术领域,举凡专为吸引、提升少年儿童鉴赏文学的需要而创作的且具有适应儿童本体审美意识之艺术精神的文学。”儿童文学独立于之外,从本质上是因为它将儿童当作首要的读者对象,对儿童文学的儿童中心、儿童本位立场,儿童文学作家们都有明确的认同并反映于他们的创作中。特别是现在的儿童文学作家经过长期的探索已经认识到,为儿童写作并不是把成人的思想、信条强加给儿童,儿童文学必须要让儿童读者能够理解和领会,儿童文学的内容和结构都应该符合并激发儿童的兴趣,儿童文学作家必须了解儿童读者的年龄特征、身心发展特征、思维特征与社会化特征。在具有文学才能的同时还需持有与儿童共鸣的思想和心绪。
作为儿童本位的文学,所有体裁的儿童文学作品,都会尽可能贴近儿童的生活和心理,反映儿童的现实生活和想象世界,表达儿童的情感和愿望,具有儿童乐于体验、能够接受的审美情趣,尤其对于学龄初期的儿童,儿童文学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和吸引力,是其它品种读物不可替代、无法比拟的。
第二,儿童文学是具有教育性的文学。
虽然儿童文学已不再被视为教化儿童的工具和手段,现在的儿童文学也摆脱了过去教育和想象矛盾冲突的处境,教育性还是隐含在儿童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之中,当然,人类社会,包括儿童文学世界,对教育的理解业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认为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最充分地发展儿童的个性、天赋、智能和体能;培养对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联合国》所载各种原则的尊重;培养儿童对其父母、自身的文化背景、语言和价值观、居住国的民族价值观、原籍国以及不同于本国的其它文明的尊重;培养儿童本着各国人民、族裔、民族和宗教群体以及原为土着居民之间的谅解、和平、宽容、男女平等和友好的精神,在自由社会里过有责任感的生活;培养对自然环境的尊重。
事实上,早在公约签订之前,世界儿童文学已经多样化地呈现了上述理念。与19世纪的儿童文学相比,20世纪的儿童文学明显更具有社会的、文化的责任感,注重沟通儿童与现实、历史、未来的联系,注重向儿童表达人与人相互问的平等、友爱、宽容、理解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注重培养和增进儿童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以全面促进儿童精神和个性的成长。儿童文学之所以和先进教育思想同步,因为它是人类提供给后代的精神产品,传达着社会的理想,也凝聚着人类最进步的文化和文明,即使儿童文学不再承担宣传成人的思想、向儿童进行直接的道德教育的任务而转向想象和娱乐,但其陶冶性情、培育心智的作用,它对儿童审美的熏陶和浸染,对儿童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潜移默化的正面影响,也是非常突出的。
小学的语文资源,需要直接呈现给成长期的儿童,对思想性、教育性有着很高的要求,在这一点上,儿童文学已经具有明显的优势。与此同时,由于儿童文学向儿童传达的多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美德、共同理想,不会受到意识形态的专制影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儿童文学在传播、交流方面享有更为广泛的自由,儿童文学这一资源也因此更为丰富,应用上更为便利,可以很大程度上满足语文教学的需要。
第三,儿童文学是特别重视语言艺术的文学。
儿童文学对于小学语文的资源优势还突出表现在语言方面。儿童文学和一样,都是语言的艺术。在文学中,语言是第一要素,它和各种事实、生活现象一起,构成文学的材料,文学中鲜活的人物形象、生动的故事情节,作者深刻的思想和感情、艺术风格和个性,都必须通过语言呈现和表达。由于儿童文学是以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文学,因而对语言美有着更高的要求。
俄罗斯着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晚年专门为乡村儿童写作,这位语言大师吃惊地发现,他需要花在语言上的功夫比创作作品时更多。为了让故事字字句句都做到“精彩、简洁、淳朴,最主要的是明确”,他转而向民间文学学习语言,努力让自己的故事语言“明确、清晰、美丽和温和”。实际上,儿童文学的语言必须把简明、规范和鲜明、生动结合起来,同时还要符合儿童的审美趣味,这样才能吸引儿童,让他们感悟到语言的艺术魅力、感悟到文学语言的艺术美。从世界范围看,各个国家的儿童文学作品,都显示了其本民族语言特有的个性,具有较高的艺术品质,成为儿童学习语言最理想的范本。
儿童文学在儿童成长的各个年龄段,都直接参与儿童的语言学习。学龄前期,儿歌、童话、故事,由教师或家长以口头讲述方式提供给儿童;学龄初期、中期,儿童则自主阅读童话、小说,在口语、书面语言两个领域,儿童文学对儿童语言学习的影响都非常深刻。
小学语文作为为儿童开设的基础教育课程,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和发展,特别强调语言学习中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针对我们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即使小学阶段,语文的学习也开始注重语感和整体把握能力的培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学生需要直接接触大量的语言材料,通过具体的语言学习活动,掌握本民族语言运用的能力。在语感、整体把握,在人文与工具的统一方面,文学作品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品较之一般的语言材料,优势相当明显,也更形象、更生动,能够激发学生学习语言的热情和主动性。大量的调查证实,小学阶段语文素养较高的学生,都有从小阅读儿童文学的经验。要将小学评议建设成开放而有活力的课程,推动小学学生进行自主、探究的评议学习,全面提高小学生的语文素养,应该重视开发和选用儿童文学资源,以促进课程目标的最终实现。
第四,儿童文学是传递人类价值的文学。各国的儿童文学当然也是具有意识形态性,“有着自己明确的美学原则”,但同时也反映一些共同的国际主题,如亲近自然、保护环境、热爱和平、国际理解、种族和解,儿童们阅读安徒生的美丽童话,并不只是度过愉快的时光,他们也从中自觉到做人的准则,以及作为人改变必须承担的重担责任。“希腊儿童文学作家洛蒂.皮特罗维茨在1986年日本IBBY发言中也强调,儿童文学是一座桥梁,是沟通儿童与现实、儿童与历史、儿童与未来、儿童与成年人、儿童与儿童之间的精神桥梁,在这个“桥梁”的概念中,包含了理解、抚慰、拯救、引导等不同的功能。在社会道德的价值上,儿童文学中传达的也多是人类共通的基本美德,如诚信、勇敢、合作、宽容等。
结语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曾谈到,童话往往成为构建人性的重要方式,如果幼年时期受过相同童话的熏陶,那么在人格最根本的部分,仍保持着共同的成分。《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出语文课程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儿童文学在人文性上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儿童文学在陶冶性情、增进美感,对儿童情感、态度恶劣、价值观产潜移默化的影响方面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从而在语文教育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
关键词:
多元系统;文学翻译;策略研究
一、多元系统论视角下对文学翻译的概述
所谓“多元系统”就是指由社会各种相关系统共同构成的多元化系统模式,其中包括文学系统以及与文学相关的其他系统。在多元系统视角下,国内外的文学翻译事业对其有了更好的应用,并且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为翻译研究工作带了有利的帮助。在多元系统理论的视角下,如果一个民族在文化方面具有强势的地位,这就属于强势文化,而翻译文学就相应的处于弱势地位,在进行文学翻译工作时多采用归化式的研究策略,相反的如果一个民族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在翻译文学中的强势地位,要求翻译人员采用异化式的翻译策略。
二、多元系统论视角下关于文学翻译策略的探究
文学翻译策略针对翻译工作而言的,主要是指在翻译工作中应当遵守的翻译原则和规范性方式,翻译策略对翻译工作有着一定的积极性作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学翻译策略也是一种行为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为了实现较好的翻译效果,需要采取多样性的文学翻译策略,归化式的翻译策略和异化式的翻译策略不是文学翻译策略的全部,但却占有较强的地位。下面我们来举例说明归化式翻译策略和异化式翻译策略。以《简爱》为例,由于这本著作的优秀,先后被多个国家翻译,但是不同的翻译版本,形成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下面我们来列举两个翻译的不同版本,通过对比说明多元系统论对翻译策略的影响。首先我们来说异化式的文学翻译策略,这种翻译方式主要侧重于译文的贴切程度,使用这种方法在翻译的过程中大量的保留了原本欧式风格,翻译工作人员在注重原文语言风格的情况下,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来自异国的语言风格和情调,让读者有更贴切的感受;接下来我们说归化式的翻译策略,相对异化式翻译方式,这种翻译方式与其有很大的不同,它侧重于行文的流畅程度,贴近中国文化中遣词造句形式,这样方便读者进行阅读,不仅看着舒服还有顺畅感,这是一种典型的归化式翻译策略。
三、多元系统论的不足之处及对文学翻译策略的启示
以上我们对多元系统论有了一定的了解,下面我们来阐述一下多元系统论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客观的角度出发,西方文化具有强势的地位,然而我们的中国文化却处于劣势的地位,在整个世界化的大系统内,中国文化没有凸显出自己的优势。在佐哈尔的提出的多元系统论中,中国的翻译文学理应处于中国文学多元系统汇的中心位置,翻译工作者也应当相应的采用异化式的翻译策略,但是就实际的情况来看,多元系统论存在自身的不足之处,它忽略了文学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没有较好的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作用。为了更好的促进文学翻译工作的发展,下面我们讲述几点针对翻译策略的启示:
2系统化技能实践教学模式的形成
本校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逐渐探索、总结出新兴的、系统化的临床技能实践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把多媒体电子标准化患者与临床体格检查视频相结合,采用多环节、多角度教学手段,具体步骤如下。(1)购进多媒体电子标准化患者为模型,通过参数调控模拟临床所有疾病体征,可以为学生营造一个真实的场景,让学生通过对疾病的特定体征进行感性认识和实践,采用问、视、触、叩、听基本手法对临床需要掌握的体格检查基本知识进行实践和操作。让学生处于类似真实的病历之中,使临床教学的真实性和趣味性增加,调动了广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使其思维和创造力得以提高,增加了师生交流互动的机会。(2)让有临床经验及教学经验的教师亲自进行临床技能操作,并录制课件,为临床实践教学提供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及合理化的体格检查视频课件,以弥补临床实践教学不足。(3)将多媒体示范教学与视频课件有机结合,使得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能在多媒体电子标准化患者上进行反复练习,使其在进入临床之时已经具备规范的技能操作手法,使学生有更高的热情进入临床见习。(4)根据教学目的及要求,对学生进行标准的临床技能实践考核,不合格者需要补考。
3实验分组及统计学方法
3.1实验分组
实验分组的目的是检验系统化技能实践教学模式的效果,该实验有两个部分组成,第一组:采集64名未培训前学生的临床技能考核成绩,然后根据析因设计原则将其分为甲、乙两组,其中,甲组学生进行系统化教学模式授课,乙组学生进行传统带教模式进行授课,半年后,比较分析甲乙两组学生的临床技能考核成绩。第二组:选取我校见习生112人,采用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A组(采用系统化教学模式授课)和B组(采用传统带教模式授课),半年后,对甲乙两组学生的临床技能考核成绩进行对比分析。
3.2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对第一组实验采用析因设计的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处理,对第二组实验采用成组设计两样本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3结果
3.3.1第一组实验甲乙两组教学模式教学结果对比
采用析因设计结果显示,两种教学模式对学生的临床技能成绩的影响不同,其中,采用系统化教学模式的甲组(教学前成绩:2921.9分、教学后成绩:3745分)优于采用传统带教模式的乙组(教学前成绩:2999.3分、教学后成绩:3412.8分)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3.3.2第二组实验甲乙两组教学模式教学结果对比
本次实验规定,学生考核成绩如下,优秀:90~100分;良好:80~90分;及格:60~70分;不及格:60分以下。通过对甲乙两种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采用秩和检验可知,采用系统教学的A组的平均秩次为47.68(其中优秀14例、良好29例、及格11例)小于采用传统带教模式的B组的平均秩次64.88(其中优秀8例、良好17例、及格27例)差异显著(P<0.01),因此,可以说明,系统化教学组的效果优于传统带教组。
1.定量资源
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资料所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t检验和单因索方差分析;
2.定性资源
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具备的条件以及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X-检验;
3.回归分析
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归类型,不应盲目套用简单直线回归分析,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的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理;
1.1.1不同属性的CML患者例数及就医次数情况分析如表1所示,男性患者多于女性患者,男、女比例为1.40:1;CML多发生于18岁以上人群,且多为退休或在职人员,记录中CML患者大多为本地城镇户口。不同属性类别的CML患者人均就医次数相差不大。
1.1.22006年~2012年各年间CML患者人数变化情况分析患者人数及就医次数总体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例数及就医次数情况,见图1。如图1(a)所示,2006年、2007年、2008年患者例数分别为15例、18例、33例;CML属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其化疗、放疗等属于门诊特定项目范畴,因此从2009年开始,患者逐渐通过门诊特定项目进行付费,患者例数从2009年的104例增加至2012年的185例,就医总次数从2009年的651次增加至2012年的2907次,就诊人数及就医次数递增趋势明显。
1.2CML患者医疗费用增长趋势分析结果对CML患者各年的总医疗费用及药费支出进行分析的结果,见图2。CML患者的总药费用总体上呈现逐年递增趋势,特别是2009年及以后(此部分含门特数据),逐年增长趋势更为明显,与此同时,总医疗费也伴随着总药费的增长而逐年增加。2009年及以后CML患者的药费比例均在90%以上且逐年增大,而2008年及以前CML患者的药费比例均在50%~60%的范围内波动。说明门诊特定项目的实施使CML患者真正能得到更好、更多的院外长期药物支持治疗。CML患者的年人均医疗费用及年人均药费总体上呈现逐年递增趋势。特别是2009年及以后的年人均医疗费用及人均药费的递增趋势更为明显,各年人均药费逐渐接近人均医疗费用,药费比例成了影响CML患者医疗费用的决定性因素。
1.3CML患者医疗费用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对总医疗费及药费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CML患者的总医疗费(偏度系数1.42,P=0.000;峰度系数5.13,P=0.000)、药费(偏度系数1.47,P=0.000;峰度系数5.38,P=0.000)数据呈明显偏态分布,经对数转换后依然为偏态分布(转换后的总医疗费的偏度系数为-1.62,P=0.000,峰度系数为5.37,P=0.000;药费的偏度系数为-1.61,P=0.000,峰度系数为5.38,P=0.000),无法利用方差分析等参数检验法进行统计推断,因此利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P25~P75)等指标及非参数检验等方法对CML患者费用数据进行分析。
1.3.1CML患者医疗费用总体情况分析通过对2006年-2012年期间广州市640例CML患者7年间的总医疗费进行分析,共计产生医疗费用1个亿之多,人均费用支出约为12万元,其中药费所占比例为94.42%,可见药费是总医疗费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1.3.2不同属性的CML患者的医疗总费用情况分析不同性别的CML患者的总医疗费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1.994,P=0.046),可以认为男性CML患者的总医疗费是高于女性CML患者的。不同年龄段的CML患者总医疗费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12.959,P=0.005),其中46~60岁的中年CML患者的人均医疗费用最高,户口性质不同的CML患者人均医疗费用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9.551,P=0.049),外地城镇的CML患者人均费用相对最高。
1.2.3不同属性的CML患者医疗总药费情况分析由于表2中表明药费在CML患者医疗总费用中占有决定性的比例,因此有必要对药费进行分析。与医疗总费用分析结果相似,不同性别的CML患者药费支出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1.969,P=0.049),可以认为男性患者的药费是高于女性患者的。不同年龄段的CML患者药费支出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14.052,P=0.003),其中46~60岁的中年CML患者的人均药费最高。
2讨论
慢性髓系白血病作为一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虽发病隐匿,进展缓慢,慢性期CML患者预后较好,但一旦进入进展期,预后极差。目前国内外CML患者多服用相关药物进行治疗并辅助以院内的对症治疗。羟基脲等化疗药物治疗效果差,无法控制疾病进展;伊马替尼等靶向药物治疗CML效果虽佳,但价格使患者难以承受且需长期服用,导致患者面临巨额的医疗费用支出。本次调查的数据分析显示,患者的药费占总医疗费的90%以上且呈现逐年递增趋势,说明药费是医疗费用的最主要组成部分,特别是2009年及之后CML患者的药费支出逐年增加且药费比例逐年增大,究其原因主要是血液系统疾病主要应用药物治疗及抗肿瘤药物多为进口且价格十分昂贵,结果必然会导致CML患者的医疗费用支出增加。在目前尚未能合理实现相关肿瘤药物国产化之时,对患者药费进行有效的医保基金补偿才是降低CML患者疾病经济负担的关键。
首先,增加药费特别是靶向药物费用的报销比例,使靶向药物成为CML患者真正能够用得起的药物。相关药物经济学评价研究表明,靶向药物伊马替尼的成本效果明显优于羟基脲等一般化疗药物及其它姑息疗法。虽然CML已进入门诊特定项目且伊马替尼已进入医保报销范畴,但实际应用时仍面临诸多限制;特别是疗效更好的第二代靶向药物达沙替尼等尚未进入医保报销范畴,因此建议要一切以患者的利益为出发点,高效、合理的使用卫生资源。
在信息技术的教学过程中大部分的教学内容都是基于某一款软件来开展教学,如“应用文档的设计”是基于文字处理软件“Word”,“数据统计与分析”是基于数据处理软件“Excel”,设计主题网站是基于网站制作软件“FrontPage”,多媒体作品制作是基于软件“PowerPoint”,“图片处理”是基于软件“ACDSee”和软件“Photoshop”等。由此可见,软件的学习是信息技术课程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软件的种类繁多,新软件层出不穷,课堂教学中不可能把所有软件都教给学生,只能选择有代表性的软件进行教学。学生如果只学会这几款软件的使用,那么面对没有学过的软件就会手足无措。所以在初中信息技术教学中不能只要求学生掌握几款软件,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学会操作”的能力,使学生在面对新软件时,能做到胸有成竹,以达到“教是为了不教”的效果。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时,在学生掌握这几款软件的基础上引导和帮助学生进行归纳和小结,从中发现规则,并提供情境让学生应用到操作中,从而让学生掌握方法,提高能力。如“运行软件”这个操作,“Office办公系列”软件可通过进入“开始”菜单中“程序”选项找到“MicrosoftOffice”进行启动运行;音乐播放软件“千千静听”也可通过“开始”菜单中“程序”选项找到“千千静听”启动运行即可。这就可以归纳出“运行软件”的常规方法规则:程序的运行方式,都可通过“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选项中找到相应的程序进行启动运行。这种例子在初中信息技术教学中普遍存在,信息技术的“求同”教学方法,本质就是从操作中提炼和归纳出规则。信息技术的操作是灵活多变的,然而,殊途同归,变的背后隐藏着不变的操作方法规则。
(二)迁移应用、自主提升
在学生掌握旧的操作方法之后,面对新知识的学习,虽然它们涉及的操作方法都是学生熟悉的,完全可以“穿新鞋,走老路”。然而,从旧知识至新问题这条“路”上,大部分学生遇到了断层。究其本质,学生缺乏的恰恰是如何把知识和能力迁移到新问题中去。我在教学中合理利用“求同”引导、训练学生的知识和能力迁移应用。如在学生已经有了几个软件的使用经验后,再学习新软件时,一些简单的操作,如运行软件、在软件中保存文件等,教师就不需要告诉学生,而应该引导学生去回忆“在其他软件时是如何做的”。这样的处理效果,明显好于直接告诉或演示,发展了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学习的目的是应用,学习的本质是自学。在初中信息技术教学过程中利用“求同”,培养学生的求同思维、引导学生迁移知识,使学生对所学的内容更加感兴趣,感到新知识都是通过转化成已经解决的问题来达到解决新问题的目的,提升自我学习和操作能力,从而形成完整的、清晰的知识体系。
二、求异,发散、扩展思路
(一)求异,发散、拓展思路
如果说“求同”是一把钥匙开多把锁,那么“求异”就是多把钥匙开一把锁。“求异”有利于锻炼学生思维的灵活性,活跃思路,创新思维以及训练学生的发散思维。信息技术中不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实践操作,求解方法都存在多样性和灵活性。如在“应用文档”Word软件中学习“复制或粘贴”,可以使用快捷键Ctrl+C/V,也可用“编辑”菜单中的“复制”或“粘贴”,也可以使用常用工具栏中的“复制”、“粘贴”工具,也可使用右击菜单中的“复制”或“粘贴”。这些例子在初中信息技术教学中不胜枚举,教师引导学生通过“求异”不满足于一种操作方法达到某种效果,从而“发散”学生思维,启发学生从各种角度去考虑,寻求不同的解决策略,提高处理信息的能力。
(二)灵活选择,提高效率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通过语言或学生示范等方式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来考虑,通过选择恰当的操作方法,从而提高学习的效率。如在“数据统计与分析”这一章节的“数据处理”的教学时,在学生掌握这些不同的方法后,教师可通过语言引导、学生示范、对比学生作业等方法帮助学生分析、总结每种操作方法应用的场合。如当“数据记录”比较少时要计算数据结果,可采用系统自带“计算器”简便计算出结果;当“数据记录”比较多时,可采用“函数”快速进行计算;当“数据记录”多并且计算要求复杂时,可采用自定义“公式”进行计算。通过比较分析后,学生快速总结出每种方法适用于哪种问题,在应用时能“灵活选择”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Abstract:AlthoughScienceandTechnologyhavecloseconnectionandsimilarities,butafteralltheyaretwodifferentconcepts.Thispaperdiscussestheirdifferencesfromthepursuingaim,researchableobject,activity''''sdirection,processofquesting,concernedproblems,adoptivemethods,thoughtmodes,constitutiveelements,languageexpressions,finalresults,evaluativestandards,containsofvalues,normoffollowing,occupationalconstitution,socialinfluences,historicaloriginanddevelopment,developmentandprogress.
KeyWords:science,technology,comparisonof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clarifyvingconcepts.
在现代,科学和技术关系密切,之所以如此,除了二者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科学要借助技术更新设备、启示问题、激励灵感,技术要借助科学提高理论水准、扩展发明视野、开拓新奇领地——之外,也在于科学和技术确实有诸多相通或相近之处。正如考尔丁所说,科学和技术二者都处理物理世界,使用相同种类的物质世界的知识。二者在研究中使用经验方法,雇用在科学中受训练的人,使用类似的词汇表。技术因它所应用的知识依赖科学,有时也为科学进展提供未加工的材料,即新观察或其他的激励研究的东西。
考尔丁只是笼统论之。其实,条分缕析一下科学和技术的各个要素,问题就更清楚了。例如,在建制方面,科学与技术都是高度创造性的行当,它们都给予那些能够以有意思的方法合成完全不会在其他人那里发生的思想的人们以一种奖励。在规范方面,科学和技术都具有非本地化和世界主义的特征。科学不是由于定义才是普适的,而是通过许多努力消解本地发现的与境的。技术不是自动地可用于其他境况的,它要求技术和境况两方面适应,以创造起作用的技术。这个消解与境过程的社会方面也是深入科学和技术之域消解与境,它在于在实践、流通和网络创造之间的交流。在结构方面,一切科学都有理论、观察、实验这三个部分,技术同样如此。因此,把技术和科学对立起来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科学和技术都进行观察和实验,提出理论,提出关于(通过实验)造成一定条件的方式的陈述。在基础研究问题上二者也有一定的重合。在方法方面,技术研究与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区别。其研究周期图式都是一样的:确定问题;用现行的理论知识和经验知识解决问题;倘若尝试失败,就找出某些可能的解决问题的假设以至整个假设-演绎系统;借助新概念系统寻求问题的解决;检验解决问题与结果;对假设或初始问题的表达方式做出必要的修正。在评价方面,
任何特定技术的发展是否值得的裁决必须永远是暂定的,对借助新证据重新评价是开放的。以这种方式,对于科学使用的问题不能给出永恒的答案,正如科学理论本身的真理问题不能给出永恒的答案一样。
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哲学底蕴方面,科学和技术都体现了操纵或摆布的思想。西方科学是作为实验科学发展起来的,而为了进行实验,它必须发展精确和可靠的操纵能力,也就是说进行检验的技术,人们操纵摆弄是为了检验。技术也操纵自然界的对象,同时也引起新的人操纵人的过程,或者说社会实体操纵人类个人的过程。随着技术的发展发明了新的和十分微妙的操纵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对事物的操纵同时需要人类接受操纵技术的奴役。
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相通或相近之处,不少人认为,科学和技术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或者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在二者之间是无法划界的。譬如,克罗斯和巴克坚持,在20世纪,科学和技术就形式而言似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不把二者蛮横地弄得支离破碎的情况下,不可能把科学和技术作为分离的实体与整体分开。雷斯蒂沃则一言以蔽之,纯粹科学的神话是近代科学作为礼拜堂的基石。近代科学的意识形态使我们之中的许多人相信,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可以划界,并因我们社会和环境的疾病而责备技术。
诚然,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边界起初不可能十分尖锐地显示出来的领域,正如在遗传工程和基因治疗的情况中那样”。诚然,“许多现代建制的探究形式把科学的知识进展的兴趣与特定技术的较大效率的目标融合在一起,一致在二者之间不存在建制上的划线。科学和技术在医学科学没有简单的可维持的区分,虽然在极端的对照中是清楚的。”诚然,在科学和技术之间的任何区分实际上都可能强烈地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如规划的制定和资金的提供就涉及区分问题。科学和技术的区分还缺乏明晰的和毫不含糊的划界标准,在一种与境中是所谓“科学”和“科学的”东西,在另一种与境中往往被称为“技术”和“技术的”东西,反之亦然。然而,
不管怎样,从学理上讲,科学和技术毕竟不是一回事,二者的区别众多而明显。从实践上讲,把二者混同起来,也会在实际工作造成不应有的危害——我国科学政策和科研管理方面的诸多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混淆了科学和技术的概念和辖域。为此,我们必须尽可能把科学和技术区分开来,以便于澄清概念上的混乱和纠正管理上的不当。
邦格曾经以表格的形式,列举了科学和技术之间的某些相似点和和相异点。陈昌曙教授也从十个方面揭示了科学与技术之间原则上的、本质性的不同:基本的性质和功能,解决问题的结构和组成,研究的过程和方法,相邻领域和相关知识,实现的目标和结果,衡量的标准,研究过程和劳动特点,人才的素质和成长,发展的进展和水平,社会价值、意义和影响。在我的心目中,科学和技术一直是两个有别的概念和范畴。在混乱日盛且大有蔓延之势的情况下,我接连写了数篇强调科学和技术有别的文章,力图予以匡正。当时我没有研读多少资料,主要是凭直观和经验发议论的。在这里,我准备把原来简略的框架和十分有限的文字予以扩充,比较详尽地厘清一下科学和技术的差异。
(1)从追求目的上看,科学以致知求真为鹄的,其目标在于探索和认识自然;技术以应用厚生为归宿,其意图在于利用和改造自然。科学着眼于理论知识的不断进展,技术追求生产目标的有效实现。尽管技术也涉及知识——应用零散的经验知识和系统的科学知识,也创造一些实用性知识——但是它把知识工具化。也就是说,科学把知识始终视为目的,而技术仅仅把知识当作手段。
尽管在某些现实的研究课题或项目中,致知求真和应用厚生这两个目的是相伴出现的,即便研究者只涉及一个方面;尽管每一个正确的科学理论都可能潜在地导致技术应用,而每一项技术研究项目也可能促进科学知识的进展;但是,这并不能掩盖科学和技术在目的上的鸿沟之分。考尔丁对此洞若观火:科学和技术的基本区分还是在于目的。科学的目的是获取知识,技术的目的是应用知识控制物质。技术人员的问题是分派给他的,希望他提供答案;而科学中某种研究自由是基本的。于是,科学的发展遵从它自己固有的需要,即对真理的追求;而技术的发展遵循公众的物质需要。桜井邦朋也一语中的:
科学和技术本来是有差别的东西,科学被认为是就隐藏在我们周围扩展的自然中所看到的各种现象的奥秘中的真理,换言之,是就各种事实和在它们之间存在的法则研究的学问;与之相对,技术是立足于把科学的成果作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用的东西熟练使用的目的而加以研究、而组成的东西,是实用性极强的东西。
不用说,纯粹科学,如果它是实验性的,也控制和改造世界,但只是为了认识实在在很小的规模上这样做,而不是以此为目的。科学是为了认识而去变革,而技术却是为了变革而去认识。希尔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科学可以可以发明、改进和推广仪器工具,但是这不是它的首要关心。它的首要任务是认识,并通过认识扩大我们的知识。技术并不这么多地关心认识,它关心为最佳的利益而生产和使用。”
(2)从研究对象上看,科学以自在的自然实在为研究对象,不管这些对象是实体实在还是关系实在,不管它们是以物质形态存在还是以能量或信息形态存在,也不管它们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总而言之,它们是自在的自然的。当然,为了获取自在的自然实在的知识,实验科学家也在受控实验中对其进行某些干预,但是这种干预是小规模的、不成气候的。更重要的是,如此干预只是作为获取自然奥秘的手段,而决不是为干预而干预,决不是把干预自然作为目的。相反地,技术的对象则是现实的或拟想的人造物,也就是说,它要设计或制造出某个自然界中没有的人工东西来。当然,技术也针对自在的自然对象做研究和试验,例如研究和利用天然石头作为建筑材料,但是无论从研究的出发点讲,还是从试验的结局上讲,都聚焦于实用和使用,其结果,已经使自在的自然存在变成为人的非纯粹的自然存在了,如砌墙基的方形花岗岩石料、抛光和切割的大理石平板。
(3)从活动取向上看,科学活动是好奇取向的(curiosity-oriented),与社会与境和社会需要关系疏远;技术是任务取向的(mission-oriented),与社会现实和社会需求关系密切。科学本来就是在有闲暇的条件下,由人的好奇天性触发的。科学爱好的激起,科学问题的提出,研究冲动的萌生,在很大程度上无一不是由好奇心驱使的。一个没有好奇心和惊奇感的人,是不会成为天才的科学家的。科学的好奇既表现在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如爱因斯坦对指南针的好奇)上,又表现在对科学理论的好奇(如爱因斯坦对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好奇,对空间和时间问题的好奇,对经典力学和电动力学关于运动相对性解释的不协调的好奇)上,这些都可能成为新发现的导火线或助产士。爱因斯坦说得好:
重要的是不停地追问。好奇心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一个人当他看到永恒之谜、生命之谜、实在的奇妙的结构之谜时,他不能不从心理感到敬畏。如果人们能够每天设法理解这个秘密的一点点,那就足够了。永远不要失去神圣的好奇心。
他还这样讲过:“如果要使科学服务于实用的目的,那么科学就会停滞不前。”
另外,技术像现代社会的许多建制一样,其取向往往是短视的,科学则不是如此、也不能如此。多尔比认为,短视的观点可能在技术的语境中被捍卫,但是却会使科学研究遭难。因为集中关于可预见的眼前利益,会使科学完全转向应用的和任务取向的科学,会减少产生未曾料到的新知识的能力,从而也会使未来技术的源泉枯竭。因为技术常常是为了满足眼前的需求而研制、应对市场当下的急需而生产的,所以不得不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和做法。科学一般不会如此短视,因为科学与人的物质欲求和市场的急需没有多少联系。假若出现短视的科学,也只能欲速则不达,美国攻克癌症计划的失败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因为科学的发现是无法预见和计划的,只有在科学内部的各种条件具备和时机成熟之时(如旧有理论的完备,相关学科的发展,实验资料的积累,天才科学家的关注等)才有可能取得理论突破。正是由于取向的不同,科学研究的自由度要大得多,而技术的进展则要受到社会与境多方面的约束和限制。
(4)从探索过程上看,科学发现的目标常常不甚明了,摸索性极强,偶然性很多,失败远多于成功。因此,科学家在探究过程中随时掉转方向、动辄改换门庭是常有的事。诚如俗语所说:你本来要进这一个房间,却步入另一个屋子。在这种情势下,你根本无法计划和组织科学研究;即使硬着头皮做出计划,也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你根本无法在实践中实施。大凡头脑机敏的科学家对这一点都心知肚明。一般来说,他们只有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至多只有一个飘忽不定、若隐若现的靶子,但是他们却具有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本领——这是他们成功的秘诀之一。
相比之下,技术发明对准的靶子往往事先就很明确,可以做出比较详细、比较周密的组织和规划,然后或按图索骥,或有的放矢,偶然性较少,成功率较高。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和登月计划,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就是技术项目计划周到、组织严密、完成出色的绝佳表演,而刚才提及的美国攻癌计划则是计划科学失败的典型例证。正如我先前所写的:学术科学或基础研究是不可计划和组织的!组织和计划的学术科学不利于科学发展!在这里,爱因斯坦的告诫值得我们认真汲取:“人们能够把已经做出的发现的应用组织起来,但是不能把发现本身组织起来。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做出发现。”他还说:
科学史表明,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新思想发源于某一个人的心中。因此,学者个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学进步的首要条件。除了在某些有意识的领域,如天文学、气象学、地球物理学、植物地理学中,一个组织对于科学工作来说只是一种蹩脚的工具。
(5)从关注问题上看,科学需要了解“是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而技术面对的问题则是“做什么”(dowhat)和“如何做”(howdo)。邦格用一句话点明:技术的中心问题是设计而非发现。正因为如此,技术虽然以应用科学为基础,但是并非机械地追随应用科学。尽管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复杂——大量的、很好的甚至是很出色的科学工作,是在有着明确技术目的的研究过程中完成的,而且科学家自己在“科学”与“技术”职业之间来更而不改变自己实际从事的工作——然而“这些构成科学的问题是认识论意义上的问题,而技术研究的本质却是一件经济的和社会的工作。”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发现的原创性和技术发明的原创性是不同的。“这两者的原创性都受人欣赏,但是在科学中,原创性在于比别人更深入地看到事物的本质的能力,而在技术中,原创性则在于发明家把已知的事实转化为惊人的利益的创造力。”因此,技师的启发性热情是以他自己迥异的焦点为中心的。他遵循的不是自然秩序的前兆,而是能使事物以一种新的方式运作以便达到某一可接受的目的,并能便宜地得到利润的可能性的前兆。在向新的问题摸索着前进时,技术专家所考虑的必定是科学家所忽视的利益与危害的整个全景图。他必定对人的需求特别敏感,并有能力评估他们准备满足这些需求时所付出的代价。科学家的眼光则全神贯注在大自然的内部法则上。
(6)从采用方法上看,科学主要运用实验推理、归纳演绎诸方法,而技术多用调查设计、试验修正等方法。考尔丁承认,技术研究的方法与科学方法有类似之处,如在实验中控制可变因素,使用矫正的参数,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方法根本不同于科学方法。科学的实验指向理解研究中的系统,本质上与科学方法的其他部分即说明的假设形成关联。没有导致新理解的实验是失败,实验通常借助一些假设设计,以便证实它或否证它。另一方面,技术的实验除了部分利用科学已经赢得的知识外,仅利用试错法,它不导致对自然的任何新的理解。技术通常满足于列举的观察资料,以方便的形式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不追求理解观察资料之间的关系。技术以科学的理解为先决条件,但它通常不为理解做贡献。广泛而精确的定量资料表并不构成知识,尽管它们可以是科学家的未加工的材料。
(7)从思维方式上看,科学思维除了在科学发现的突破时刻以形象思维为主外,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以抽象思维和概念思维见长的,而技术思维是具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统治着技术设计和工业设计。由于科学理论具有非自然的特征,科学思维必须摆脱与常识相联系的自然思维强加的模式,以理性批判和概念分析开路。技术思维在早期是直接与常识和经验密切相关,尔后出现的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技术,还带有常识思维和自然思维的胎记和烙印,它直接沿着现成的科学知识下行,化形而上的抽象为形而下的具体,注重可行性和成本效益分析。沃尔珀特径直指明,技术的许多方面是看和非词语的,这完全不同于科学思维。这并不是说,科学家不使他们建构的概念和机制形象化,不过对科学来说,说明是基本的,必须把图像翻译为语言和符号,尤其是数学。由于未受词语化的理论的牵累,技术设计者在他们的心智中把不同的要素会聚在新组合中。与科学相对照,从文艺复兴直到19世纪的技术知识刊载在图示占统治地位的书中——信息主要以绘图的形式刊载。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技术思维是由技术理性或曰主观理性、工具理性主导的,科学思维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科学理性或曰客观理性、纯粹理性。所谓客观理性,按照霍克海默等人的观点,是指客观结构是个体思想和行为的量尺,而非人和他的目标。在这里,关键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就是说,客观理性关心的是事物之“自在”而不是事物之“为我”,它要说明的是那些无条件的、绝对的规则而不是假设性的规则。所谓技术理性,关心的是手段和目标,追求效率和行动方案的正确,而很少关心目的是否合理的问题。它是围绕技术实践形成的一套基本的文化价值。它预设了笛卡儿式的主体-客体、精神-自然的二元对立,也预示了一种人对自然的新的体验方式:人作为主体,雄居于所有客体之上,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可以纵和统治的集合体。它包括这样一整套基本文化旨趣:人类征服自然,自然的定量化,有效性思维,社会组织生活的理性化,人类物质需求的先决性。
(8)从构成要素上看,科学的构成要素可以说是非物的——科学知识体系纯粹是非物的;研究过程虽然离不开实验设备的支撑和物资的消耗,但是这些物本身并不进入科学的结果即科学理论之中。尤其是,基础研究或学术科学对物的依赖是很少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一支笔加几张纸足矣——难怪有人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称为“纸上的革命”。即便非要把科学与物扯在一起,科学也只是“抽象物”的科学或“物之共相”的科学。相反地,技术则是实实在在的物的技术,时时处处与具体物打交道,起码或多或少是离不开物的。尽管在学术层面,学人对技术构成要素的理解还有“技术非物”和“技术是物”的歧见,但是技术恐怕很难完全与物脱离干系。只是“对于不同的技术,物的因素所占的份额和所起的作用是有所区别的。或者说,在人工自然的创造或技术活动中,人们可以让物质实物扮演各种角色,如载体角色、对立体角色、匹配体角色和包容体角色(这当然是不确切的划分)。”
(9)从表达语言上看,科学语言也使用日常语言进行事实的描绘和实验的叙述,但是其中无论如何缺少不了科学概念或术语。在科学理论中,更偏重抽象的概念说明和的繁难的数学推演,这一点在科学的典型代表物理科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要严密、精确地陈述科学理论,非数学语言和数学公式莫属。相形之下,技术语言多是具体的、平实的描述,缺乏复杂的概念分析和数学演绎。在技术中也运用数学工具,但大都是具体的数值罗列和一般的数字计算,技术结果也不要求绝对精确,只要满足实用需要,在某一误差范围内得出具体的数值即可。尤其是,表达科学知识和理论的科学语言的是可传达的、可交流的、可用文字和数学符号书写和记载的,科学共同体实际上是科学语言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使用相同的词汇表或词典。可是,在技术方面,情况就不同了:有些技术事项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或数学符号表达清楚的,因此得借助图示、模型、样品等来说明。更为歧异的是,不少属于技术的技艺、诀窍之类的东西根本无法用语言解释和传达,也无法从书本学到手,只能像师傅带徒弟那样,边干边学,边观察边体味,才能逐渐达到心领神会、游刃有余的境界。此类知识就是波兰尼所谓的“私人知识”(personalknowledge)或不可言传的知识(tacitknowledge)——后者也可译为“意会知识”或“默会知识”——技术知识的某些分野就归属这样的知识。
(10)从最终结果上看,科学研究所得到的最终结果是某种关于自然的理论或知识体系,技术活动所得到的最终结果是某种程序或人工器物。科学成果是人类精神的非物质成就,而不是设计和生产的物质成品。史蒂文森断定,科学不是技术,它不在于器械的发明。科学的中心关注和最终结果是knowingwhat即真理的知识,与knowinghow即如何做的技术知识相对。当然,这两类知识是相互关联的,尤其是在现代。沃尔珀特断言,科学的最终产物是观念和信息,也许是在科学论文中;技术的最终产物是人工制品,比如说钟表和电机。与科学不同,技术的产物不是针对自然实在衡量的,而是借助于新奇性和特定的文化加于其上的价值衡量的。巴萨拉(Basalla)道同志合:“虽然科学和技术二者包含认知过程,但是它们的终极结果是不同的。创新的科学活动的最后产物最可能是写成的陈述、科学论文、公布的实验发现或新的理论见解。相对比,创新的技术活动的最后结果典型地是对人工制造的世界的添加物:石锤、钟表、电动机。”
(11)从评价标准上看,对科学的评价以是非正误为主,以优劣美丑为辅,真理和审美是其准绳;对技术的评价是利弊得失、好坏善恶,以功利和价值为尺度。沃尔珀特一言蔽之:“技术的成功与欲求和需要有关,而科学的成功依赖于与实在符合。”对此,多尔比论述说,就作为知识形式的科学和技术而言,二者之间的关键区分是,技术借助于实用标准“它奏效吗?”评价,而科学知识则借助于“它为真吗?”评价。他继而指出:
对技术和科学而言,成功的标准依然是不同的。在技术中,成功与起作用的产品、尤其是与在目前市场条件下在商业上的产品俱来。相对照,在科学中,成功的标准不是它起作用,而是它被接受为真。
(12)从价值蕴涵上看,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大体上是价值中立(value-neutrality)的,或者说其本身仅蕴涵为数不多的价值成分;而技术处处渗透价值,时时体现价值,与价值有不解之缘。莫尔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说,真正的科学知识在伦理的意义上是善的,而在技术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每一项技术成就,必然使人又爱又恨(有矛盾心理):它能够或善或恶,技术必然是双刃工具。尽管把已知的技术成就分类为善或恶从来也不是确定的,但是任何一项给定的技术总是在伦理上能够分为善或恶,这取决于人心中的目的,取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边界条件。邦格详细地陈述了他的观点:对科学家来说,所有具体对象都是同样值得研究的,而不涉及价值问题。技术专家却不是这样:他把实在分为原料、产品和其他部分(即一堆无用之物),他最珍视产品,其次是原料,最轻视其他部分。技术知识和技术活动的价值准则是与纯粹科学的价值中性相对立。技术专家凡事都要衡量其价值,而科学家只衡量自己的活动和成果的价值。科学家甚至以摆脱价值观念的方式去处理价值问题。虽然基础研究作为心理过程的评价,它也做出价值判断,但是这完全是内在的:它们涉及科学研究的要素,诸如资料、假设和方法,而不涉及科学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工程技术专家不仅做出内在的价值判断,而且也做出外在的价值判断:他评价他能得手的每一事物。基础研究就其自身目的而言,是寻求新知识,是不涉及价值的,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当可以做某些有利于或不利于他人的幸福或生活的事情时,才涉及道德,工程技术专家恰恰在这里有份儿。他们应该遵守可以称之为技术命令(technologicalimperative)的东西:
你应该只设计或帮助完成不会危害公众幸福的工程,应该警告公众反对任何不能满足这种条件的工程。
(13)从遵循规范上看,科学遵循的规范是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谓的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功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组织的怀疑主义(organizedscepticism);技术的规范与此大相径庭,它以获取经济效益和物质利益为旨归,其特质是事前多保密,事后有专利。波兰尼看到这种天壤之别:“科学知识与技术操作原则之间的不同被专利法认识到了。专利法对发现和发明做了鲜明的区分。发现增加我们关于大自然的知识,而发明则建立一个服务于某一得到承认的利益的新的操作原则。”普赖斯也十分清楚:
存在着科学和技术之间最为重要和最有意思的一种对照。大家都明白,在科学上只要你第一个发表了,你就打败了其他人。通过发表来表明你对知识产权的私有要求。非常不可思议的是,你的发表越公开,你的产权要求就越安全地为你所独占。在技术上则是另一回事。当你做出发明时,你必须为其取得专利,你必须防止工业间谍的窃取,你必须看见它远在能够被竞争者复制或取代之前就被制造出来并销售出去。在技术上你得用通常的保护方法来确保你的私有权。
他进而揭橥,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从哲学意义上看,即使科学是对规律的一种概括和发明过程,自然却非常强烈地表现出似乎只有一个世界可以被发现,如果波义耳没有发现波义耳定律,那么必然会有其他人去发现。但是,技术中的大部分竞争比在科学中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技术是一种文明所获得的,而科学则让人感到更像是自然的规定而不是人的大脑所拥有的。
(14)从职业建制上看,科学和技术无疑是相互渗透的,并且经常看上去好戴着同一顶帽子或穿着同样的实验服装。但是将两者混淆起来的做法是把表面的东西——例如机构联合——当成了深层的东西。在科学共同体中,其主要成员是以思想型、理论型、动脑能力见长的研究员和教授;而在技术共同体中,其主要成员则是以实践型、经验型、动手能力见长的发明家和工程师。前者的建制实体是国家科学院、科学各学科研究所、科学学会、综合大学的科学研究机构等,后者则是国家工程院、工科院校的研究机构、工程学会、工业部门的研究所、工业实验室、高技术开发区的企事业单位等。不同的职业建制也体现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差异上。科学人才的培养主要在综合大学的理科院系和科学研究所进行,注重理论知识、概念辨析、数学基础、逻辑推理的训练;技术人才主要在工科院校、工业研究所和实验室培养,偏重专门技能知识、数值计算、实际操作的训练。尽管这两种角色可以转换,也有可能一身二任,但是转化总得有一个学习和适应过程,而且“双肩挑”的人毕竟是稀少的,即便兼而有之,此类人物也是有所侧重的。
(15)从社会影响上看,科学和技术对社会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远的,而且各自作为子文化,都是文化进化的重要推动力,显示出很强的文化渗透性。但是,二者的社会影响无论如何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科学主要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它的社会影响基本上是思想上的和精神上的,尤其是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促使人更新观念、提升素质、完善人性,而它对政治、经济、军事、环境和生态基本上没有直接的影响。技术则不然:技术往往是以器物的形态出现的,它对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影响是间接的,但是却直接作用于社会的其他各个方面,其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具有两重性。反过来,由于科学自身的本性,社会对科学的影响较小、约束力弱,但是对技术影响很大、约束力也强烈得多。
(16)从历史沿革上看,技术的历史是古老而漫长的,可以说从原始人打制第一块石器时就开始了,而科学的历史沿革是相当短暂的,至今不过三百余年的历程,即使把科学的萌芽时期计算在内,也仅仅有两千多年。与技术的历史相比,科学的历史短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此外,技术依赖于科学的时间,就更为短暂了。沃尔珀特对此印象深刻,他进而还洞察到科学和技术在历史上相互影响的不对等性,以及科学起源与技术起源在特点上的差异。他说,在确立科学的非自然本性(反常识的和反直觉的)时,必然要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做出区分。区分的证据主要来自历史。技术比科学要古老得多,它的大多数成就——从原始农业、陶器的烧制、金属的冶炼制造、大教堂的建筑乃至蒸汽机的发明——无论如何是独立于科学的,直至19世纪科学才对技术产生影响(合成染料和电气工业)。这些技术基于常识和经验的实践手艺,而实践取向无助于纯粹知识。技术的历史大都是无名的历史,这再次不同于科学。就观念和器械而言,历史上的科学严重地依赖可以得到的技术,技术对科学有深刻的影响,反过来,科学对技术的影响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一旦承认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区别,科学在希腊的起源就呈现出特殊的意义。科学的特殊本性对科学仅仅一次出现负责。往往被认为是科学家的中国人实际上是熟练的工程师,对科学做出的贡献微不足道。他们的哲学是神秘主义的。容许科学在西方得以发展的,也许是理性和支配自然的定律的概念。史蒂文森也明确地意识到,与科学不同,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对一直存在的每一种人类文化是共同的。与技术不同,科学并不是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或在每一个文化传统中都存在。
(17)从发展进步上看,科学和技术都具有发展进步的性质,在这一点它们与文学、艺术、哲学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二者在发展进步的特点上判若黑白。列维特揭示,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科学与作为在社会、经济、历史中展开的技术的逻辑,是很不相同的,尽管这两个建制看起来并肩前进。关键的差别在于,科学——仍然是指对惟一的物理世界的探索——的确是逻辑的,无论是作为一个过程还是作为已经完成的提炼过的理论结构。科学的发展结构基本上是树枝状的,即新的知识分支不断从老的枝干上生长出来,尽管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一体的。与之相比,技术展开的机制完全不同。那些在生长点和结点工作的人是混合的集群,很难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加以概括。关键人物可以是科学家或工程师,但也可能是行政领导、官僚、银行家、军官或政治家。技术的进步、后退、停滞或分叉看起来并不遵循任何可以概括的逻辑。沃尔珀特指出驱使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动力大相径庭:对技术来说,它是市场的需求或进展中的技术“造成”的需要。情况似乎是,发明活动是受发明的预期的价值支配的,在投入高峰时即是发明高峰——科学往往不是这样的。斯科利莫夫斯基(H.Skolimowski)认为,二者进步在目标上各行其是:与科学进步的目标在于接近真理相对应,技术进步的内在目标在于提高有效性。这种有效性在具体的技术实践中表现为精确性、耐久性和低成本(或称效率性)。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尽管科学知识单元在进化过程可能出现复杂和多样的局面,但这只是暂时的、过渡的现象,它最终必将趋向简单性和惟一性。可是,技术物品的单元在进化中趋向复杂性和多样性,各种用途的锤子,各种大小和型号的扳手、螺丝,各种面料和花色品种的纺织品,各种配方和商标的牙膏、香皂等等。
科学和技术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分离的,科学大规模地转化为技术的高峰时期也寥寥可数,可是在现代,科学趋于技术化和技术趋于科学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为此,斯平纳提出认知-技术合成体(cognitive-technicalcomplex)和现实化的科学(realizedscience)的概念,拉图尔甚至和盘托出了“技科学”或“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的生硬概念。这种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思想是后现代主义的主题思想之一,诚如福曼(P.Forman)所言,技术取向的科学(technologicallyorientedscience)以及科学取向的技术(scientificallyorientedtechnology)其范围之广和力量之大是众所周知的。这是后现代性之结果。为了说明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密切关系,人们提出了诸多说明模型,例如“线性模型”、“舞伴模型”、“杂交模型”等。这些模型都有可取之处,也道出了部分真理。但是,线性模型似乎简单化了一些,把科学和技术复杂、多变的关系描绘得过于径直,而且易于引起技术神话。舞伴模型亦有把科学和技术互动过程简单化之嫌,同时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科学和技术不仅可以跳双人舞,而且有时也独舞。杂交模型把科学和技术视为一个新的综合体,这实际上已经使二者一体化了——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尽管这种一体化是部分的一体化而非整体的一体化。我觉得,可以接受的比较周全的观点也许是:
科学和技术是有联系的,但并非一体化;科学和技术是有区别的,但并非决然对立;科学和技术有时是互动的,但互动的形式多种多样,互动的过程错综复杂,而不是线性的和一义的。
参考文献
E.F.Caldin,ThePowerandLimitofScience,London:Chapman&HallLTD.,1949,ChapterX.
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任元彪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61页。
A.Rip,ScienceandTechnologyasDancingPartners;P.KroesandM.Bakkered.,TechnologicalDevelopmentandScienceintheIndustrialAge,NewPespectiveontheScience-TechnologyRelationship,Dordrecht/Boston/London:KluwerAcademicPublishers,1992,pp.231~270.
柯拉赫:工业的科学。戈德斯密斯、马凯主编:《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赵红州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211页。
H.Rapp:技术哲学(上),张彩云译,上海:《世界科学》,1989年第1期,第54~57页。这是拉普引用朗夫的话语。
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张立中译,北京:《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4年第1期,第56~64页。
L.StevensonandH.Byerly,TheManyFacesofScience,AnIntroductiontoScientists,ValuesandSociety,Boulder,SanFrancisco,Oxford:WestviewPress,1995,p.210.
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80~81页。
P.KroesandM.Bakker,Introduction:TechnologicalDevelopmentandScience.P.KroesandM.Bakkered.,TechnologicalDevelopmentandScienceintheIndustrialAge,NewPespectiveontheScience-TechnologyRelationship,Dordrecht/Boston/London:KluwerAcademicPublishers,1992,pp.1~15.
S.Restivo,Science,Society,andValues,TowardaSociologyofObjectivity,Bethlehem:LehighUniversityPress,1994,p.87.
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London,Boston:FaberandFaber,1992,p.165.
R.G.A.Dolby,UncertainKnowledge,AnImageofScienceforaChangingWorl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p.169.
P.KroesandM.Bakker,Introduction:TechnologicalDevelopmentandScience;P.KroesandM.Bakkered.,TechnologicalDevelopmentandScienceintheIndustrialAge,pp.1~15.
国人有意或无意地把科学视为“生产力”和“财神爷”,国人习惯于或集体无意识地把“科学和技术”称为“科学技术”、进而简化为“科技”,就是这种现状的生动反映。有趣的是,这种状况在东邻日本也存在。正如桜井邦朋所言:“在我国,把科学和技术看做同质的东西,在各种场合把‘科学技术’归拢在一起使用。像现在这样的科学发现经过不了多久就被应用于技术,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在屡屡经历这样的经验期间,随之认为科学和技术是水平同质的东西。”参见桜井邦朋:《現代科学論15講》,東京教学社,1995年,p.1。
邦格:科学技术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吴晓江译,北京:《哲学译丛》,1993年第3期,第35~41页。
陈昌曙:《技术哲学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68页。
计有李醒民:什么是科学?——为《科学的智慧——它与宗教和文化的关联》序,北京:《民主与科学》,1998年第2期,第35~37页。李醒民:有关科学论的几个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20~23页。李醒民: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北京:《光明日报》2003年4月29日,B4版。XingminLi:ScienceandTechnologyIsNotSimplyEqualtoSci-Tech?inGenomics,Proteomics&Bioinformatics,May2003,Vol.1No.2,pp.87~89.
E.F.Caldin,ThePowerandLimitofScience,ChapterX.
桜井邦朋:《現代科学論15講》,東京教学社,1995年,p.1。
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
D.W.Hill,TheImpactandValueofScience,London,NewYork,MelBourne:Hutchinson’sScientific&TechnicalPublications,Chapter1.n.d.顺便说说,V.布什的下述言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问题的理解:科学具有简单的信仰,该信仰超越有用性。正是该信仰,是人学会理解的特殊荣幸,这是他的天职。为理解而认识是我们存在的本质。参见VannevaBush,ScienceIsNotEnough,NewYork:WilliamMorrow&Company,Inc.,1967,p.191.
卡拉普赖斯编:《爱因斯坦语录》,仲维光等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76、160页。
R.G.A.Dolby,UncertainKnowledge,pp.294~295.
李醒民:学术科学可以被计划吗?北京:《学习时报》,2004年12月20日,第7版。该文以较多的篇幅发表在上海:《社会科学报》,2006年4月13日第5版。很遗憾,现今的一些编辑常常在不告知和征求作者意见的情况下,随意对稿件大刀阔斧地腰斩或删改,弄得作者哭笑不得,实感无可奈何。对这篇文章的完整性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到吴国盛教授主办的“北京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网站阅读和下载。
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版,第203页。
内森、诺登编:《巨人箴言录:爱因斯坦论和平》(下),刘新民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84页。
邦格:科学技术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70页。
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73页。
E.F.Caldin,ThePowerandLimitofScience,ChapterX.
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p.33.
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54~161页。但是,我不同意作者的下述说法:现代自然科学“是在技术理性所构成的地平面上产生和展开的”,它“具有内在的工具主义的特点”。众所周知,在科学的起源中,理性传统和工匠传统兼而有之;在科学的发展中,科学内在的理性逻辑和人的纯粹理性一直是强大的动力。纵观整个科学史,对科学家来说,“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始终具有巨大而诱人的魅力。
E.Bellon,AWorldofPaper,SdudiesontheSecondScientificRevolution,TheMITPress,1980.
陈昌曙:《技术哲学引论》,第96~97页。
L.StevensonandH.Byerly,TheManyFacesofScience,p.2.
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p.31.
A.Rip,ScienceandTechnologyasDancingPartners.
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p.32.
R.G.A.Dolby,UncertainKnowledge,pp.169~170,183.
H.Mohr,Structure&SignificanceofScience,NewYork:Springe-Verlay,1977,Lecture12.
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
邦格:科学技术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
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第271页。
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第161~163页。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第171页。
邦格厘清了一种误解:“经常有人认为,技术与文化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彼此对立的。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是对技术过程尤其是对革新性技术过程的理论丰富性完全无知的表现。……事实上,技术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组成部分,它与整个文化的其他各个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而且在现代文化中,只有技术和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与其他文化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具体地说,技术与系统的哲学的几个分支(逻辑、认识论、形而上学、价值论和伦理学)都有很强的相互作用。”参见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
海森伯对此有具体的说明:从18世纪和19世纪初起,形成了一门以发展机械操作过程为基础的技术,这起初只是旧手工工艺的发展和扩充,其基本原理人人都能掌握。甚至在蒸汽机得到应用以后,技术的这一特性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但是,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电工技术,使得技术与旧手工工艺的联系已经不复存在,电力这种自然力的开发不是来自人们的直接经验,而是基于科学理论。参见海森伯:《物理学家的自然观》,吴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版,第6~7页。
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pp.vii,24~30.
L.StevensonandH.Byerly,TheManyFacesofScience,p.5.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第171~173页。
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p.31.
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9页。
普赖斯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科学的正常成长更多地来自科学,而技术的正常成长更多地来自技术。技术专家用的科学大多数是他们在学校学习和大众知识中的科学,而科学家用的技术大多数是伴随他们成长起来的那些技术。两者之间的强有力的相互作用只出现在很少的时候,因而引人注目地形成历史山脉的高峰。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有一种从工匠技艺状态向新型科学仪器的有力转换,它使科学从古代状态突破而获得爆炸性的增长,并带来现代的实验传统,带来望远镜、显微镜、气压计、温度计、抽气机和各种静电机械。在我们这一代,工业革命已经达到一个新水平,主要通过物理学——特别是爱迪生的电学——科学找到了它回报技术的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并没有给技术许多帮助,但偶尔你会遇到像晶体管和青霉素这样完全相反的反常事件。同样必须注意的是,这里存在的引人注目的例外而不是规律。高峰不是典型。不能以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标准去判断科学家。不能以晶体管的特例去判断科学对技术的影响。承认科学和技术大体上是只有松散联系的系统,人们的动机目的甚至训练都非常不同,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这在理智上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第170~171页。
2、对绘画色彩进行转变,结合运用的实际情况,注重装饰的效果,对色彩的比例调配进行整合调整,提高学生思考动手能力;
3、加强对视觉效果的表现,运用视觉感官来传递信息,使得学生的作品能够更好地得到市场的认可;
4、注重创新意识的培养,增强其自主学习动手能力,在对其逻辑思维进行培养的同时也能发挥其想象力的作用,使得基层教学能够成为其专业能力培养的基石与催化剂。
二、循序渐进地开展美术绘画理论教学
在进行美术绘画理论教学的过程中,应当抱着对基础知识重点讲解以及对专业知识有效拓展的理念进行。在进行专业教学过程时,应当突破以往的固有观念,从各个方面进行分析讲解,并且将这样的讲解过程进行系统化地改善,同时结合实际经验进行补充,从而真正意义上地提高学科专业性与实效性。专业老师在进行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应当注重对不同学科知识的结合,对课程进行优化配置,进而使得学生的基础知识能够更为扎实。在进行专业学习的过程中,应当重点加强对艺术设计的讲解与教学,同时也要对公共艺术表现方式进行辅助讲解,从而实现对基础知识的重点讲解以及对有效专业知识的拓展,最终实现学生能够在学习过程中既能够掌握全面广泛的知识,也能拥有较高地综合素质与工作适应能力。除此之外,也要加强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积极鼓励学生进行创新,教师也应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多给予学生发挥自己见解与看法的机会,使得学生创新能够得到认可与支持,最终使得学生的工作能够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能够满足消费者的个别差异,进而提高学生的就业机会与就业待遇,帮助学生取得更大的成功。在对于像艺术设计这样的依靠于技能发展的专业来说,其学习者的创造能力与个人素质往往决定了其所能取得成就的高低,因此在对于学生的培养过程中,除去对专业知识的系统科学培养,将学生的研究能力、动手能力、表现能力等进行有计划的系统训练之外,也应当通过社会实践来实现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其个人素质,只有让学生能够及时地与社会、市场以及消费者接触,才能更好地实现学生的成长,促使其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发挥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只有这样通过对艺术设计专业的课程进行全面的规划明确,才能使得整个课程系统科学合理,教学效果更加显著。
三、有针对性地对美术绘画能力进行培养
在进行艺术设计专业的美术绘画教学过程中应当按照教学的需要对课程进行调整,突出重点发展方向,实现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内容做到详略得当:
1、在进行美术绘画设计教学的过程中,应当注重对基础知识的教育,并且强调实践操作参与,提高动手能力。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需注重加强与新兴技术的结合,熟练地运用互联网技术,使得学生能够借助计算机的辅助,实现专业技能的提高,进而提高学生的工作能力与市场竞争力。
2、在实际绘画制作施工过程中,需要强调对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在进行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应当将模拟练习与实际练习相结合进行,将校内的教学任务与校外的实际工程进行结合,通过教师与专业技术人员的共同指导来实现学生实践技能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应当加大对户外实践练习环境的建设力度,从而为学生的户外实践练习提高良好的操作环境。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实习工作方式,使得学生能够通过实习进入到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去,让学生能够参与到过程的设计、管理、建设中去,也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对毕业成果的展示,将其成果进行分析验收来明确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与动手能力发展程度,进而对学生的发展提供更加有效的帮助。
3、进行管理模式的发展创新。在进行实际工程项目的过程中通过对项目绘画施工流程的管理,来实现对学生进行艺术设计组织施工管理的培养。其主要途径包括即为让学生有机会参与到项目的筹备过程中去,使得学生能够有机会参与项目的招标、投标以及建设成本的计算等这些实际工作中去,给予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工程经济运算方法与预算模式进行项目发展的前期准备的机会,进而增强学生的市场经济意识以及对市场竞争的适应性。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单纯地掌握技术而不能很好适应市场竞争的人是会被市场所淘汰的,通过这样的练习,可以使得学生所学的管理知识的得以充分利用,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知识运营能力。在进行系统化模块教学的过程中,通过开设的不同课程,例如,实训课程、模拟训练、实际训练等这些都是为了实现学生能将所学知识进行转化而开展的,也只有让学生在运用中不断学习,才能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性不断提高,增强其学习知识的掌握程度,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在整个艺术设计的课程中也离不开教师的引导,在其管理模式上,一方面需要对学生在课堂上的理论知识掌握程度进行把握实现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达到预期标准,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带领学生进行实践操作的过程中,能够借助不同的项目与过程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动手技能的提高。使得学生的作品既能是符合标准规范,也能够是学生依靠自己所能达到创作的,从而使得学生的就业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