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化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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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体建构：语言转向条件下文学本体的倡扬

如果说“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借鉴“新批评”的语言观，从而引发了对于传统载体论语言观的反思，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大讨论则实现了本体论语言观的建构。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思想卷土重来，文学语言形式的研究仍是文学批评的焦点。“新批评”倡导对文本进行语义分析，主张文本细读，从而使文学批评回到文学语言形式本身。这一理论的重申大大拓宽了中国文学批评家的理论视野，新时期的批评家反思传统的载体论语言观，开始从本体论的高度定位文学语言，不仅表现在批评实践上，还表现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从而掀起了“语言本体论”的热潮。从“新批评”与中国文学批评本体论语言观建构的关系来看，“文学本体论”的理论来源于“新批评”。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陆续地翻译、介绍“新批评”的相关理论和批评家。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于“新批评”的翻译、介绍与研究呈现出系统化、规模化态势，其中杨周翰、赵毅衡等是重要代表。他们撰书立著和发表重要论文，介绍和传播“新批评”理论。赵毅衡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当时国内研究“新批评”的扛鼎之作《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对“新批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另外，还陆续出现一批“新批评”的译介，如刘象愚翻译的《文学理论》、赵毅衡编译的《“新批评”文集》等，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新批评”的知识谱系。后来有评论家称：“英美‘新批评’派的文学本体论是我国文学理论最近几年来出现的文学本体论的来源之一，国内的文学本体论的呼唤者也自觉地向‘新批评’派寻觅理论武器。”［4］从此处可以得知，中国文学批评呼唤语言本体论，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有极大的关联。“新批评”的价值，在于为中国文学批评回归本体提供了理论资源，但是，它不是通过自身的理论体系来证明的，而是通过对统治中国已久的反映论的批判来实现的。其次，“新批评”本体论语言观是对“反映论”的纠偏，是对载体论语言观的颠覆。自“五四”以来，一直统治中国文学批评界的是反映论的文艺观。“反映论”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最为抵牾，“文艺观是反映论的，这被认为与新批评的本体论主张截然对立”［5］69。在此基础上，“新批评”作为一种“清道夫”式的文论，主要的使命是扰乱学界的既定秩序，以引起人们对传统反映论文艺观的怀疑，对载体论语言观的批判。因此，“新批评”的存在意义是通过对“反映论”一统天下的局面的批判，打破文学批评界的既定秩序，使人们对权威和传统产生怀疑，为中西文论的融合开拓空间。故而，“新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重要价值：一方面，凭借“文学本体论”阐释文学语言在文学中的本体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批判“反映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秩序。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在“新批评”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批评批判了载体论的语言观，转而关注文学语言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建构本体论的语言观。在进行“文学本体论”大讨论时，对于文学的本体究竟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大体经过了由“作品本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变。“作品本体论”以作品为核心，其主要理论内涵是文学活动以作品为重，文学批评应面对作品本身，深入作品内部进行研究，才可窥见文学的本质，文学研究与作者、世界、读者等无关。持“作品本体论”的批评家主要有陈晓明、胡经之等。“作品本体论”的观念主要来自“新批评”的韦勒克（RenéWellek）。由于受西方现代语言学派的影响，不难看出“作品本体论”中包含着“语言本体论”的影子。“语言本体论”的一派则以语言为旨归，高扬文学语言的本体价值。1985年底，黄子平撰文《得意莫忘言》，提出了须重视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语言结构提醒我们：它自身的价值。不要到语言的‘后面’去寻找本来就存在于语言之中的线索。”［6］这既是对文学语言的本体意义的强调，也是对传统的语言载体论、工具论的有力批判。李劼也在他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一文中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所谓文学，在其本体意义上，首先是文学语言的创作，然后才可能带来其他别的什么。由于文学语言之于文学的这种本质性，形式结构的构成也就具有了本体性的意义。”［7］“语言本体论”将把语言与形式合二为一，形式是内容化了的形式，内容溶解在形式之中，语言建构了文学的本质，建构了人类世界，批判了语言意识薄弱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在文学创作界，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们也开始秉持本体论的语言观。语言在文学创作中不再是反映现实的工具、承载内容的载体。语言就是文学本身，是文学的本体，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语言与内容相互依存、融为一体，文学创作的生命就是语言革新。在“文学本体论”大讨论背景下涌现出的一大批作家表现出了对于语言形式创新的关注。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余华的先锋系列小说、于坚的诗歌，都醉心于语言的革新。他们以语言形式的创新为文学创作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空间。作家们不仅在创作实践中关注语言，而且在批评实践上也阐发了他们对语言意识的重视。汪曾祺提出：“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8］1从汪曾祺的这段话看来，语言于文学处于显要的地位，而当时创作界对语言开始充分地重视，其语言观念也开始发生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界和文学创作界共同致力于语言意识的转变，文学语言观由语言载体论转向语言本体论，为文学语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打下了基础。“新批评”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其说二十世纪是一个批评的时代，不如说二十世纪是一个以本体论批评为主调的时代”［9］。而西方各种文论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或多或少暗藏着“新批评”的潜流，“尽管在它之后，西方还涌现了诸如结构主义批评、原型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等等批评流派，但这些批评流派在形式本体的意义上基本都是沿着‘新批评’奠定的研究方向向前发展”［9］。因而，“文学本体论”大讨论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文学语言的本体地位，实现了从语言载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向，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既有型态，促进了文学语言观念的全面变化，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新的语言范式的建立。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大讨论只是一种理论倡导，给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文学研究的新途径，即从文学内部、文学形式来探讨文学，却未建构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无论是“作品本体论”还是“语言本体论”，都是文学研究的一种中介，旨在将已被割裂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连接起来。被“新批评”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理论重构过程中，遮蔽了“新批评”自身的理论丰富性，“新批评”被后世所诟病的“文本”自足性、“文本细读”法等也渐渐地与“文学本体论”大讨论之后中国的理论氛围格格不入，故而注定了“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只是暂时的“亲密”。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学本体论”大讨论没有使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走向“本体论”，而是最终走向了“主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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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相关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文化政治”为关键词的研究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文化政治可以切人文学、历史、音乐、绘画、舞蹈、影视、传媒、出版、教育、翻译、身份、种族、宗教、伦理、阶级、经济、法律、国家、建筑、医疗、科学等各种观念、现象和学科，为之提供全新的阐释和研究视角。但是，从总体上宏观地探讨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之关联的研究并不多，尚处于起步阶段。据笔者查阅，最早以“文化政治”为题名关键词的单篇论文是吉拉德•格拉芙写于1973年的((审美主义与文化政治》!文章主要质疑了以超功利、自足、自律为理念的审美主义的纯粹性，即审美主义自身陷人政治和反政治的窘境之中而不能自圆其说。米雪儿•巴瑞特的论文《女性主义和文化政治的定义》被收人1982年的一本文集’，该文强调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人类学意义上对文化做出的理解，明确意识到文化政治会涉及到意义之争。论文通过考察“女性主义艺术”与“艺术”、“妇女的艺术”的区别，认为艺术作品不能与媒体意识形态的再现艺术相混同，从而得出结论:任意扩大艺术的政治意义是危险的，我们不应该忽视艺术作品的虚构、想象和审美之维，艺术的许多方面不能缩减为意识形态的概念分析。作者在文化政治渗透艺术领域的时尚之中能够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着实难能可贵。这两篇论文对文化政治文论的研究有首创之功，但都没有清晰地界定“文化政治”概念。成规模的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艺术渗透的研究出现于1990年前后。乔纳森•多利莫尔和阿兰•辛费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主编出版了一套“文化政治”丛书②，两位总主编在《前言:文化政治》中明确认识到，在、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话语的冲击下，197()年以来英国文学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发生了“断裂”，新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式重点关注历史和文化语境、(文化)理论的方法、政治义务以及文本分析，因为“文化意义最终总是政治意义”，故而名之曰“文化政治”。他们强调指出，作为文化政治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不再伪装政治中立，“相反，它将其任务定位于改造社会秩序，这一秩序正在以种族、性别、性态和阶级的名义压榨着人民。

显然，这套丛书就是运用文化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各种文化现象，并以发掘其政治含义为旨归。莲达•赫哲仁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政治概念，但主要是研究后现代的摄影、绘画、小说、历史等文化形式的“表征的政治”，关注它们表意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编码策略和意义版图的争斗，所以，此书所要探讨的正是文化政治与后现代艺术之间的密切关联。莫克西著于1994年的《理论的实践:后结构主义，文化政治和艺术史》‘，’一书以“表征”、“意识形态”、“作者”为三个关键词，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理论加以剖析，凸现出这些理论的文化政治功能，打破了传统的认识论艺术史观，而代之以符号学的建构主义的文化观、历史观:一者，处于历史语境中的理论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含义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叙述和知识建构;再者，新的政治观和表意实践会使得文化价值、文化意义观变动不居、不再固定。但赫哲仁、莫克西的著作和上述文化政治丛书的共同缺陷是: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涉及甚少。托斌•希伯斯的《冷战批评与怀疑论之政治》第一次从“怀疑论政治”的角度全面评述和反思了战后兴起的各种批评理论。作者认为，新近出现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新等政治化文论以“种族、性别、阶级”为三大主题，克服了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乃至新历史主义批评局限于“学院政治”的弊端，有所贴近现实政治，但还是处于政治隐喻的言说状态，难以落实于实际行动。

希伯斯希望强化文化政治文论的实践性和批判性，要求“后冷战批评”应当加强现实政治关怀，发挥实践功能。从全书来看，他局限于美国一隅，对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当代文化政治文论把握得不够全面，且评价过低。格林•乔丹和克里斯•威登合著的《文化政治:阶级、性别、种族和后现代世界》‘川对“文化政治”概念作出较为清晰的界定，他们认为文化政治是文化产品在意义、价值、主体性形式和身份建构方面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关涉文化在阶级、种族、性别、身份等社会区分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不过，他们放弃了文化的人类学含义，只是指艺术产品，包括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和电影。作者从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化和教育理论开始，重点分析了文化艺术对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阶级、性别、种族的分化和抗争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此书的缺点是对于“文化政治”概念使用得过于宽泛，按照他们的用法，近代甚至古代时期即已经存在文化政治文论，这就模糊了它的时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后现代解构普遍性、元叙事、主体本质和意义的稳固性的做法表示担优，因为后现代欢呼差异政治而容易忽略真正的社会差异，在书的结尾，他们意味深长地反问道:我们是将文化政治当作一项严肃的事业，还是游戏?这种对后期文化政治逐渐脱离经济、制度、权力的忧虑，同晚期者，如詹姆逊、伊格尔顿、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等人的观点倒颇为接近。这也正预示着文化政治随同文化理论一起，在新世纪的“后理论时代”步人反思阶段。2000年前后，随着马丁•麦克奎兰等人编写的《后理论:批评的新方向》、瓦伦丁•卡宁汉的《理论之后的阅读》、让一米歇尔•拉巴特的《理论的未来》、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等一批著作的涌现，西方文论进人了“后理论时代”。对于文学理论而言，恢复文学的审美、诗性、形式、伦理、价值等被“理论”所遮蔽的层面似乎又成为新的时尚。在“后理论时代”背景下，学界面临的任务是要正确估价和承接“理论时期”所馈赠的政治化文论的遗产，对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深层关联作出新的思考。#p#分页标题#e#

二、国内相关研究

“文化政治”概念在国内文艺学界为人所知离不开两位海外华人学者的引介和推广。一是谢少波，他所著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涉及到詹姆逊的文化政治思想:“詹姆逊在这里提出的政治是用文化斗争来抵消旧的阶级战争，这不仅因为文化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场所，而更重要的是，在当代的消费社会里，文化是阶级斗争的特殊的甚至是惟一的场所。谢少波认为，这是一种“新葛兰西式的反霸权政治”，也是对后现代微观政治的修正。二是张旭东，他是从意义建构的角度来理解文化政治的，认为文化是一个“意义生成结构，人依赖于这个意义结构来组织个人和集体生活，形成‘世界’或‘生活世界’的概念”，追问文化的社会政治内涵和价值取向也就是追间文化和生活世界的关系。但此书并不以文学理论为论述对象，而着力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相比之下，刘象愚等人译介的弗兰西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倒是对国内的西方文论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马尔赫恩认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义将文化超越于政治的传统看法，发展了相反的方向，“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川孙盛涛的《政治与美学的变奏:西方文艺基本问题研究》将西方从“阶级意识”向“文化政治”的转向追溯到卢卡奇和葛兰西，依据就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这种文化政治理念恰好打开通向美学的道路，使政治与美学的关联纳人文化研究领域的思想大平台，政治与美学的关联更加细密而自然。冯宪光的《在革命与艺术之间:二十世纪国外政治学文艺理论研究》也引用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但他认为，正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后的后现代时期，西方的文学批评才提出了“文化政治”问题。从“新左派”文化政治角度研究西方文论的著作还包括:陈永国的《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姆逊》、马海良的《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吴琼的《走向一种辩证批评:詹姆逊文化政治诗学研究》、赵国新的《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等等。以上著作在局部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未关涉到西方文化政治文论的全貌，在“文化政治”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也没有达成一致。

当然，国内已有部分学者从总体上注意到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特征。童庆炳等人对文化研究影响下的西方文论政治化问题，有两点概括和担忧:一是它们的“反诗意”特征，二是“可能重新让文学理论面临‘为政治服务’的痛苦记忆”。文化研究学者陶东风认为，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有着共同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价值立场，“这就是突出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与批判性精神”。，’。“文化批评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一权力关系，它基本上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政治批评’。他还注意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少数族裔理论、生态理论等非常政治化的文论的繁荣，正是文化政治赐予文学理论以自主性和反抗性的结果。另外，近年出版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一书为“文化政治”概念编写了一个简短的释义，认为文化政治意指文化背后的权力关系，具体包括性别政治、阳性政治、视觉政治、同性恋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等类别，所以，批评、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身份研究、性别研究等批评理论和流派，都具有文化政治的特点。周宪也撰文指出，当代西方文论从文学理论转向“理论”，也就是从纯学术向“学术政治”的转变，其结果是将传统的人文主义、审美主义文论还原为意识形态的建构物，把任何文学研究都看作是“理论政治”的表征。姚文放甚至将文化政治文论形态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共和国60年文学理论”第三次转型”这一说法是否符合国情还值得商榷③，但他认为文化政治一维的加人对于面临全新语境的文学理论具有激活的作用，倒也符合实际。本文认为，以上对文化政治文论的概括性论述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也只是有助于而不能代替全面而深人的研究。

三、研究现状的不足

总的看来，到目前为止，文化政治对文艺理论和文学艺术领域的影响研究在国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文化政治与西方文论关系的研究在国内有所展开，但是，尚存在以下几点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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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10－0093－02

引言

跨文化交际学的创始人霍尔在《无声的语言》一书中指出，文化存在于公开的文化和隐蔽的文化。公开的文化层主要指已暴露的物质文化，包括服装、道路、建筑物、街道、村庄等。而文化所隐蔽之物大大甚于其揭示之物。美国符号学家迪利在20世纪80年代把文化看作是“后语言结构”，包括绘画、建筑、民俗、文学、仪式、音乐、电影、其他等等（Deely,1986:xii）。对表层文化的研究是必要的，它也是深层研究文化必不可少的一步，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体现在民族思想观念等十分隐蔽的领域，在众多研究目标中，文学宝库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顾嘉祖（2002）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学文本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要对象。浏览英美文学作品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文化意识与英美文学研究

文学作品是了解一个民族的性格、心理状态、文化特点、风俗习惯、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最生动最丰富的材料，而在语言学习者所学的众多科目中，英美文学属于有着一定难度和深度的课程。如果对西方文化一窍不通，那么英美文学的学习势必枯燥、晦涩难懂，这样作品的美感和作家的独到就无从领会。因此英美文学的学习与文化学习相得益彰。英美文学和英语文化的学习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一）英美文学的发展与英语文化的体现

英国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文艺复兴、浪漫主义时期、现代主义时期等，战后英国文学浮现出从写实到试验和多元的走势。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文学文本以外的各种现实、历史、政治、文化的力量对文学呈现着反映。美国文学在19世纪末就不再是英国文学的分支，美国作家在创作风格和体裁上找到自我，进入20世纪更是日趋成熟，战后历经50年代新老交替，60年代的实验学说，70年代到该世纪末的多元发展阶段，形成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鲜明特点和特征。文学的发展趋势鲜明地反映出社会的变迁、文化的沉淀。

（二）英美文学的认知功效、艺术价值与英语语言文化的关系紧密

文学作品隐含对生命的思考、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英美文学是对时代生活的审美表现，是西方人对其人生体验的文化表征。文学名著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生动的人物形象、丰富的艺术技巧，孕育着学生的审美意识，还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在对文学作品的学习过程中，学生的思辨能力也能有所提高，有助于养成高尚的人格。同时英美文学是英语使用者创造性使用英语语言的产物。英语表意功能较强，文体风格变化多样，有的高雅、通俗，有的含蓄、明快，有的婉约、粗犷。这些语言丰富的表现力和独特的魅力在英美文学作品里得到了详尽的发挥。研读英美文学作品，可以领略和感受英语富有音乐性的语调和简单而又意义深远的词汇。

（三）英美文学作品的剖析有助于了解文化的差异，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学习英美文学就要开展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和剖析，这有助于我们开阔眼界、懂得外国文化，增加我们的知识，启发我们的智慧，繁荣我们国家的文学作品和创作方法。与此同时，更能品味异域文化，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理解了文化差异才能消除交际障碍，这样才能更好地与人交流，融入世纪多元化发展，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潮流中，从而促进了处于不同文化之中的人们之间的交流，提高了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从语言学习者蜕变为语言使用者，实现了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

二、英美文学教学的现状及改进建议

我国现阶段高校英美文学的学多还依循传统的教学模式，即“文学史＋选读”的模式。文学教学以外部研究为主，教师往往罗列文学史实，学生也是被动地接受老师的讲授。这使学生对作家作品的独特性认识不够，处于同一时期的不同作家作品往往处于“千文一面”的尴尬境遇。这种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使文学课成为各种史料和纯理论的简单堆砌，使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失去生机。学生的文学素养不会有多大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不到有力的锻炼。

另外，传统的英美文学课大多是讲授式，也就是以“教”为中心，教师是主体，承担所有的解释责任，从作家生平、创作背景、作品内涵、人物分析、意象等。这种教学使学生不能主动地与作品交流，而作品的生命力是读者和作者共同赋予的，如果读者不去更多地接触作品，只是聆听和记忆作品及其相关内容，那么再好的作品也失去了它鲜活的生命力，难以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力和批评能力。

再者，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模式过多注重文学知识的学习，而忽视文学所折射出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教师不是很在意学生是否在一定的文化意识基础上研习英美文学作品。这样原本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就有些单薄且略显晦涩。

针对上述英美文学课上存在的问题，笔者对新时期的文学教学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和改进方法：

首先，利用随机通达教学模式（Random Access Instruction）进行“多角度切入”学习。随机通达教学是让学者通过不同途径、不同方式进入相同教学内容的学习，从而获得对同一事物或同一问题多方面的认识和理解。使用这一模式的英美文学教学可避免抽象地谈文艺理论，对同一文学作品的多角度意义探讨可以使学习者获得对事物全貌的理解。

其次，将以教师为主体的课堂变为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这样既强调了学习者的认知主体地位，又不忽视师者的指导作用。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是组织者、帮助者、指导者和促进者，教师要为学生提供建构理解所需的基础，同时要给学生留下广阔的建构空间。然而教师完全放手让学生自主学习又不客观，因此课堂上教师应侧重欣赏作品的方法讲解。课堂上教师重视作品阅读与分析，更多、更具体地向学生示范各种理解策略的使用方法，指导学生如何欣赏和分析作品，适当介入到以学为主的教学活动中，适时刺激学生的好奇感，使其主动去探索，进而培养学生理智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另外在教学手段上，要充分利用好多媒体课堂，恰当地使用英文原版电影，让学生可以直观地领略西方文化，形象地欣赏文学作品。

最后在检验学习效果的方法上，应尽量减少甚至放弃传统的闭卷考试，用不同的题型考核学生对不同文学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应多鼓励学生撰写论文或读后感。文学作品可以为写作提供题材和内容，写作又深化了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学生若能主动参与到文本意义的寻找、创造过程中，势必养成敏锐的感受力，掌握分析方法。学生的英语水平自然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三、结语

英美文学的研究应包含语言习得和文化习得两个目的，从文学的性质上看，利用英美文学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价值要远远超过语言教育的价值。英美文学是一面镜子，它反映着英语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英美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作用在于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深化学习者在基础阶段所学的知识，增强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提高学生的语用能力。这就要求英美文学的学习者要不断地强化文化意识，才能成功地进行语言的学习和使用，而且在文化多元发展的今天，能更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免受交际障碍的干扰，因此，英美文学的研究要有文化意识并逐步展开、深入。

【参考文献】

[1]Deely,J&B.Williams,F.Kruse(ed).Frontiers in Semiotics[C].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6.

[2]Hall,Edward,T.The silent Language[M].Doubleday:Anchor Press,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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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化学分析是一个通过化学实验来测定某一个物质化学成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验人员会利用化学仪器设备、化学试剂等进行操作，并得出最终的化学分析数据结果。化学分析中误差是常见的，本文就导致误差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控制误差进行有效处理展开了研究。以期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给同行业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化学分析；误差；影响因素

0引言

化学分析是十分繁琐的，经过多个步骤的分析与计算才能得出最终的数据结果。在这一分析过程中，分析方法、试验器具、实验坏境与条件等等因素都有可能对测量结果造成影响，导致分析误差的出现。

1化学分析中的误差主要包括哪些种类

1.1过失误差

过失误差也被称为粗差，这种化学分析误差的存在是由于工作人员在化学实验与分析的过程出现失误导致的。常见的过失误差包括加错化学试剂、读错刻度或者用错实验仪器，这些都属于不规范操作，因此所产生的实验数据是无效的。过失误差通常都是由人为因素导致的，受到的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在化学分析中这种误差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化学实验操作与分析人员只要在操作时严格按照实验规定流程与操作标准来实施，通过科学严谨的操作就可以避免这一误差的出现。

1.2系统误差

化学实验分析中的系统误差具有单向性与重复性的特点，就是在同等条件下连续多次进行反复实验测定依然会出现误差。并且这种误差不是偏高就是偏低，所出现的正负差值还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是由于某一个固定的因素导致了实验系统出现了误差。

化学实验系统误差形成的因素主要包括方法误差、人为误差以及辅助品误差三种。其中方法误差指的是化学实驗的方法科学性不足，在化学反应的过程中，由于实验是间断性来实施的，或者实验所进行的空间不同以及指示剂选择等造成了误差的出现。人为误差指的是化学实验的过程中，由于实验人员的操作不规范或未按照标准流程来操作，导致了实验结果的数据与正确数据之间出现的偏差。辅助品的误差往往集中在容器误差、水和试剂误差两大方面，在化学实验的过程中天平、各种容器等都是十分常见的，也往往是必须品，如果实验容器的刻度不准确或者天平的砝码不准确等都有可能影响实验结果。此外，在实验中试剂和水之间的比例误差，或者受其他原因的影响而出现误差。在实际工作中，化学实验分析中的误差由于系统因素所造成的相对较少，并且这些因素是可以进行检定与校正的。

1.3随机误差

随机误差是由于某些偶然的因素所造成的，其所测定的结果会在某一个范围内进行波动，但是这种波动是无规律可循的。误差的正负、大小等都不能准确测量，每次测量出现的结果都是不同的，这一误差也往往是化学实验中不可避免的误差。

在化学实验与分析的过程中由于所处外部环境的温度、湿度差异，导致了实验结果的偏差，另外空气中的压强不同也会出现实验结果误差。这些因素具有偶然性、随机性，很难对导致误差的具体原因进行准确判断。如果需要找到其中的原因，就需要展开多次测定，从实验的数据中分析其规律，进行一些平均数测定之后，随机误差才有可能降低。但是随机误差是不可能避免的。

2面对化学分析中的误差应当如何有效处理

2.1分析实验室质量控制的措施

要减少甚至避免在化学实验中出现误差分析实验室进行质量控制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实验室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专业的知识与技术，对实验所用仪器设备进行定期的检查与维护，给化学实验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其次通过选择正确的分析方法来进行化学实验质量控制，要建立实验分析控制程序、常规质量控制技术并进行各类质量控制技术的对比。不同的应用目的应当采用不同的质量控制技术，要保证整个化学实验与分析过程都在有效的质量控制范围之内。一个给定系统对化学实验测试数据质量是有一定要的，要求其在某一个限度范围之内，这一限度简单而言就是所得数据其要达到的准确度与精密度。为了有效的达到这一要求，确保实验测试的结果达到经精准度标准，就应当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

2.2分析实验室应有良好的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得在实验测试过程中出现的系统误差、过失误差以及随机误差等尽可能的减少，在预期估计的范围内。化学分析质量保证的主要内容包括两大方面。其一，在取样、实验结果的计算、最总结果的分析等各个环节中都采用相关措施来减少误差，以对质量进行控制。其二，采用有效的方法对化学分析结果的质量进行检验或评价，要及时发现化学分析中存在的问题，保证化学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化学分析的数据要具有准确度、精密度、完整性以及可比性，才能称之为可靠的结果，这样的结果也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与法律效力。

2.3加强实验室间的质量控制

实验室间的误差控制通常是第三方来完成的，这第三方是有丰富工作经验与专业技术的组织，其可以对各个实验室以及化学分析工作人员进行质量考查。这一考查可以定期组织开展，也可以采用随机抽查的形式进行，一般这项工作是由上级领导部门发放标准试样，然后再在各个实验室之间进行数据对比分析。质控样书随机考核的方式也是十分常见的，通过这一方式将实际试样考核，检查各个实验室数据之间的可比性，以及是否存在和系统误差、检查分析误差等，判定分析结果是否有效。

3结论

综上所述，在化学分析中误差是客观存在的，不能消灭的，但是应当将这一误差控制在能够允许的范围内，保证这一误差不会影响到结果的准确性。影响化学分析误差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实验室质量控制、实验室质量保证以及实验间质量控制三个方面来控制化学分析误差。

化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高校实验室化学废弃物的处理方法探析论文

摘要：在高校实验室中，会产生很多化学废弃物，若不对其进行有效处理，容易造成污染环境等问题。本文简单的对高校化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废弃物特点开展分析，明确其具有易爆性、易燃性等特征。并重点对高校实验室化学废弃物的处理方法进行了探究，如有机废弃液的处理方式、无机废弃液处理方式等，以期能够对高校实验室化学废物进行正确的处理，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实现对环境的良好保护，为关注此类话题的人们提供参考。

关键词：化学废弃物；有机废液；无机废液；高校实验室；处理方式

0引言

随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绿色、低碳、环保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此背景下，为了加强对环境的保护，我国已经将实验室污染纳入到环境监管范围内，力图实现对实验室废弃物排放的有效控制。因此，在新时期，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高校实验室化学废弃物处理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高校化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废弃物特点

腐蚀性、易燃性、感染性、易爆性、反应性是高校实验室化学废弃物的主要特点。可见，其危险特性显著，若不对其进行科学处理，不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而且还会降低人的身体健康水平，对人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在开展化学实验时，应该明确危险化学废物的特点，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

2高校实验室化学废弃物的处理方法

2.1有机废液的处理方式

在此废液中，存在大量的有机溶剂，其具有较大的毒性，若是采用直接排放的方式，将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针对于有机废液，其大部分是能够回收利用的。

2.1.1含苯废液的处理

此废液可回收和再利用。在对含苯废液进行处理过程中，也可借助焚烧方式进行处理。例如，可将其放置在铁器内，然后进行点燃。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为了避免火灾事故发生，应该在室外较为空旷的地方进行焚烧，并且相关处理人员应该处于上风向，对整个燃烧过程需要进行全过程监督，避免引发重大事故。

2.1.2含酚废液的处理

含酚废液主要分为高浓度废液和低浓度废液两种，浓度不同所采用的处理方法也具有差异性。针对前者而言，首先可借助乙酸丁酯萃取；其次通过氢氧化钠溶液反萃取；最后，在对其PH值进行科学合理调节的基础上，可开展重蒸馏回收与利用工作。针对于后者而言，可借助漂白粉，或者次氯酸钠，促使酚进行氧化，进而以一般有机液的方式对其进行处理。例如，将漂白粉加入含酚的废液中，可将其氧化为邻苯二醌，进而采用一般有机液处理形式。

2.2无机废液的处理方式

2.2.1含砷废液的处理

在将消石灰加入其中的基础上，开展PH值的调节，促使其在9左右，进而生成亚砷酸钙，或者生成砷酸钙，在此工序完成后需要将FeCl3加入其中，这样可生成Fe（OH）3，可实现一定的沉淀效果，从而达到消除废液中砷的目的。另外，在PH值调节环节中，若是将其调节到10以上时，其虽然不会生成Ca3（AsO3）2，但是可以将Na2S加入其中，通过反应可生成硫化物沉淀，此方式也可实现较好的处理效果。

2.2.2含汞废液的处理

在高校实验室化学废弃物中，因为汞通常是以Hg2+或Hg22+离子存，所以相对而言其毒性是比较大的。若是在某些微生物的作用下，其毒性也会随之加大。要想对含汞废液进行有效的处理，需要借助硫化物汞沉淀方式加以处理。具体而言，对其废液的PH值进行相应的调节，此过程需要使用Na2CO3，一般情况下应该调到8到9之间，确保其PH值在规定范围内后，应该将Na2S加入进去，此环节确保其用量足够，以便促使其生成HgS。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入相应的汞沉淀剂。例如，FeSO4·7H2O，进行清液排放，然后借助混凝剂对其残渣进行固化处理，为汞回收做准备，实现统一处置。

相对于无机汞而言，有机汞的废水的毒性大一些，所以应该进一步强化对其的处理。在该过程中，不仅需要加入百分之六的KMnO4水溶液，而且还应该将适量的浓硝酸加入其中，当KMnO4水溶液颜色逐渐消失后，可采取降温的措施，在其温度达到六十摄氏度以下的情况下，可将一定量的KMnO4溶液加入进去，对汞产生一定的消化作用，当生成Hg2+离子时，需采取上述措施进行处理。

2.2.3含铬废液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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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3）08-0015-03

一、引言

数学不以客观世界的某一领域、过程或对象作为研究目的，故数学不能算自然科学；数学显然也不属于人文学科，这种矛盾性体现了数学逻辑性的思维和人文性的统一，数学教育应兼顾两者。数学教育的重要任务是要有助于完善学生的自我全面发展。德国数学家格瑞斯曼说：“数学除了锻炼敏锐的理解力，发现真理之外，还有另一个训练全面考虑，科学系统的头脑的开发功能。”数学文化的出现是顺应数学素质教育的产物，是对数学教育模式的改革。

“数学是一种文化”的观点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怀尔德提出的。“数学文化”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国是20世纪90年代。2001年南开大学率先开设了针对普通本科生的“数学文化”课，现已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2003年，教育部颁布了新的“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其第三部分单独安排了“数学文化”板块。自此以后，各高校相继开设数学文化课，探讨“数学文化”在新教育改革和促进大学数学教育中的作用的论文大量出现。关于数学文化的课程建设研讨会已经召开了两届，充分肯定了数学文化在提高大学生数学素质方面的作用和意义。

二、数学文化和数学素养

数学文化有两种解释，狭义的数学文化是指数学的思想、精神、方法、观点、语言，以及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广义的数学文化除具有狭义的内涵以外，还包含数学家、数学史、数学美、数学教育、数学与社会的联系、数学与各种文化的关系等等。面对本科生所讲的数学文化，一般是指狭义的表述。

如今，“数学是一种文化”的观点已被中国的数学教育界认同，它体现着文理交融。从文化角度分析，“数学是一种文化”包括人类在数学活动中所创造的两种结果。一是静态的，例如数学的概念、知识、方法等，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真、善、美的客观因素；二是动态的，包括数学家的信念品质、价值判断、审美追求、思维过程等深层次的思想创造过程。静态和动态的结果以及它们所包含的各个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完整而庞大的数学文化系统。

什么是数学素养？通俗地说就是：把所学的数学知识都排除或忘掉后，剩下的东西。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呢？例如，从数学角度看问题的出发点、严密地求证、简洁和准确地表达问题、逻辑推理、合理简化所从事工作的能力等。

三、开设公选课的不足和解决办法

受到大学扩招的影响，理工科院校具有学生多、数学课授课任务量大的特点，大多数理工科院校只能开设数学文化公选课。例如作者在学校开设了《数学文化》公选课，共32学时，每次选修人数约150人。教材选用顾沛教授的《数学文化》，再融入作者感兴趣的一些内容和对数学文化的理解。学生对于《数学文化》课的反响是好的，但由于受到学时和人数的限制，很多精彩的内容没有时间上，很多学生也选不到此课。受到大学基础课总学时的限制，不可能对所有的学生都开设《数学文化》。本校在这方面的不足也是很多兄弟理工科院校的通病。理工科院校通过开设数学文化公选课来提高学生的数学素质和人文修养在目前还仅是理论上的可能，对全体学生并无多大的帮助。此外，因为是公选课，多数学生上课本着应付的态度，能认真听讲、思考、解决老师所留问题的是少数，多数学生只想拿到两个学分了事。以上所列因素都使得理工科院校以开设数学文化公选课的形式来提高学生数学素养的效果打了折扣。

考虑到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理工科院校的三门主干基础课，这三门课一般需要学生三个学期的时间来学习，具有授课时间长、学时多的特点。就课程内容来说，三门课内容多，包含的数学思想、方法丰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高等数学》，它将现代微积分的内容都融入进去了，其本身包含了极限、逼近、集合论、无穷、归纳等数学思想。如果能在三门课的授课过程中，融入数学文化，让学生了解数学的思想、发展、思维模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等，那么必将对提高学生的数学和文化素质有很大的帮助。

综合上面的分析可得，通过开设数学文化公选课来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在学时、授课内容以及受益人数上有很大的不足。将数学文化融入理工科大学的三门主干基础课，对提高大学生的数学素养来说更具有可行性。

四、加强数学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第一，加强素质教育，实行文理交融的教育模式的必然结果。中国实行的是文理分科教育，从高中时候起，学生就分成了文科和理科，大学的专业设置也按文理科进行设置。理科生在高中接受的文科教育就不多，在大学接受的文科知识也较少。分科教育的结果就是理科生文科知识欠缺。数学是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基础，它包含着丰富的人文文化。学习数学文化，能促进学生的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促进文理交融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第二，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必然要求。人文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气质、人格、修养。人文素质教育主要通过吸取优秀的文化成果，让学生学会善良、宽容、刚强、不屈不挠和献身等美好的品质。人文素质教育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是教育对学生只重视考试能力，不注重人格培养的修正。数学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文素质教育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众所周知，数学家的献身、执着以及专注的精神是无与伦比的。数学天才牛顿就因专注于数学，而错过了两次结婚的机会。第一次是牛顿在剑桥大学求学期间，到乡下躲避鼠疫，与自己23岁的表妹心心相印。然而，牛顿生性腼腆，未能及时表达出自己的爱意；又因牛顿回到了剑桥后，钟情于数学，不重视自己的个人生活，很快忘记了自己的表妹。牛顿的表妹在长久的等待中心灰意冷，终于嫁给他人。后一次恋情更有戏剧性，有一次，牛顿轻轻握着自己中意姑娘的手，含情脉脉注视着姑娘，就在将要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千钧一发之际，牛顿的心却莫名其妙地想到了无穷小量的二项式定理。结果是姑娘离开了牛顿，牛顿也决定终身不娶。三十岁执掌英国数学界牛耳的大师哈代也是一辈子不结婚。他有一个习惯，无论到哪里住宿，都是先用毛巾把旅馆的镜子盖住，他不想因为关注容貌而浪费时间。不同数学学派之间的宽容是有目共睹的，支持欧式几何学的人并没有与支持非欧几何学的人相互争论，反而在一起相互生存，相互发展。阿尔布斯纳特・约翰（Arbuthnot John）说过：“数学能唤起热情而抑制急躁，净化灵魂而使之杜绝偏见与错误。恶习乃是错误、混乱和虚伪的根源，所有的真理都与此抗衡。而数学真理更有益于青年人摒弃恶习。”

第三，数学素质能提高学生的美学欣赏力 。波莱尔说：“数学是一门艺术，因为它主要是思维的创造，靠才智取得进展，很多进展出自脑海深处，只有美学标准才是最后的鉴定者。”科学求真，人文求善，真和善又都导致美。美，具有文化的属性，而数学是美的，数学的美表现数学思想深刻之美。例如黄金分割的再生性、“等于”的思想和逼近的思想都体现着数学的美。数学是人们求真、求善、求美的殿堂，柏拉图言：“几何把我们的灵魂引导到真理面前。”数学是静谧、深奥和典雅的音乐，其书写语言和符号是理性的音符，数学追求美，创造美，数学与艺术的结合更加灿烂绚丽。理解数学的美，必将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美学欣赏力。

关于提高学生的数学文化教育的意义已在多篇论文中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五、数学文化教育的具体策略

第一，重新编写三门基础数学课（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材，将数学文化融入新教材中。随着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现在的大学生在知识和能力水平、学习动机、精力投入等方面与精英教育时代相比，差距很大。中国传统的数学教材来源于前苏联时代，有很强的研究色彩。少数学生通过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会获得超强的计算能力、深厚的数学基础。但是大多数学生会感觉听不懂、学不会。新编的教材应以学生为本，在保留教育部规定的教学内容后，应加强数学内容的思想性、方法性；从文化的角度阐释数学内容，引入数学的应用背景；降低数学抽象所带来的难度，适当融入数学建模的方法，介绍最新的数学软件和编程方法。新教材应体现数学的亲和力，注重对学生个性化能力的培养。

第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重点阐述数学思想，少些复杂的运算过程。大多数数学老师授课方式都是采用先介绍定义，定理，然后给出证明，最后给出一两个例子结束。至于为什么要有这个定义、定理及其包含的数学思想就基本不讲了。这种教学方式使得学生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结果就是学生越学越糊涂，以至最后放弃数学。通过阐述数学思想，解释定义、定理出现的原因，能够使得学生明白“为什么”，体会到学习数学的乐趣。例如在讲授微积分的中值定理时，可按照认知规律从特殊到一般来介绍罗尔定理、拉格朗日定理和柯西定理及其包含的数学思想。

第三，教学过程中，适当加入数学史，讲发展和过程，讲数学体现的文化内涵，包括存在的问题，展望前景，让学生学会思考，学会提出问题。

数学是一个连续性很强的学科，任意一个知识点必有其源头，必有若干数学家在此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通过介绍数学史，能让学生明白众多数学家为此付出的努力，让学生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讲数学知识点的发展和过程，能让学生体会数学的逻辑和思考问题的方式，理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学会思考和提出问题。

第四，教师应揭示数学与生活、数学和其他学科的联系，展示数学的应用价值，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不重视数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尽管数学在现代社会有着广泛的应用，但这些应用却鲜为人知。例如，搜索引擎如何在浩瀚的互联网上找到所需要的网页，如何计算炮弹的弹着点，在面临选择时，如何运用概率论的知识增加自己成功的机会等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数学知识。如果在上课的过程中能展示数学的应用价值，必将大大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

最后，以上这些能够实现，都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教师本身的数学文化素养达到一定的高度，熟悉数学史、了解数学有哪些思想、方法等等。因此，加强授课老师数学文化修养就很重要。这不仅需要教师努力提高自身的数学素养，还需要学校为他们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

［参考文献］

［1］杨叔子.文理交融，打造“数学文化”特色课程［J］.数学教育学报，2011,（20）.

［2］顾沛.数学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王淑红.漫谈终身未婚的数学家［J］.数学文化，2012,（3）.

［4］方延明.数学文化导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顾沛.数学的美，在于数学思想深刻之美［J］.数学教育学报，2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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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应持续进行法语教学学习

教师应该不断为自己充电，进行法语学习，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变化，日常积累时不能只上升法语基础方面，应该重视法语文化方面，多阅读这方面的小说、多看这方面的电源、多听这方面的音乐、多关注这方面的网站等等，总之，让自己爱上法国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深刻理解法国文化，在课堂上能够更好地向学生展示，提高学生的兴趣，进而提高教学效果。

3.法语课堂上多进行法语语境训练

为了锻炼学生的能力，可以以课堂讨论的方式，讨论的范围主要是法国文化方面，这些也是学生关注和感兴趣的，刺激他们多说，还可以模拟法国的日常生活场景，用法语展现出日常生活，通过学生的广泛参与，既掌握了法语，也熟悉了法国文化，此外，还能够发现学生身上的文化问题，及时纠正，效果显著。

4.要求学生课后多了解法国文化

课上，教师可以播发一些积极向上的法国电影和音乐，提高他们的法语文化素养，教会学生如何在有限时间内掌握法语学习方法，这些是书本上学不到的，需要学生慢慢领悟，但是由于课堂上的时间有限，只靠课堂上的有限时间是远远不够的，此外，由于课后的时间比较多，教师多鼓励学生阅读法国书籍，书籍能够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生活习惯、文化特点等等，还要多看法国电影、多听法语音乐、多浏览法语网站等等，此外，教师可以给学生布置作业，让学生课下以组的形式查找资料，并进行整理，上课时按组进行汇报，这样能够增加学生对法国文化的了解，并且还提升了表达能力，总之，通过这种多途径的学习，能够让学生感受法国文化，深层次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进而提高自身的法语能力，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语法上比较中法文化

由于两个国家的文化不同，导致这两种语言的语法句子结构不同，汉语中很多句子没有主语和谓语,但是法语句子中必须有主语，这充分显示了两种语言的差异，尤其法语重形式的特点反映了法国民族文化，因此，教学中比较法语和汉语之间的差异非常重要。

篇（7）

一天晚饭后，我和妈妈去广场遛弯，看见两个女孩，穿着轮滑鞋像小鸟一样飞快地滑着。她们不停地换着花样划，看得人眼花缭乱，我心里羡慕极了。一会儿，那两个女孩停在我们面前发了一页宣传单，我和妈妈看后才知道，原来她们是教轮滑的老师，想收学生。妈妈在宣传单上看到：学轮滑能培养孩子的协调性、平衡感，能促进小脑发育，有利于增强体质。哇，有那么多好处！回家后，妈妈就在网上给我买了一双轮滑鞋。

等轮滑鞋邮寄到家以后，我急切地就穿上了。谁知，我刚穿好，一不留神，“砰”的一声，我摔个“狗啃泥”，吓了妈妈一大跳。妈妈说：“应该先穿好护具，再穿鞋，不然，摔倒的时候会很疼。弄不好还会手脚骨折”。我吐了吐舌头，连忙按妈妈的要求穿上护具，然后小心翼翼地站起来，一点一点扶着墙向前挪了几步。那时我真的好紧张，害怕一不留神就摔个“大马趴”。我特别想到广场上一试身手，可妈妈不让我去。她在电脑里让我看轮滑视频，先教我站：让我两脚成八字形，两腿稍稍蹲下，两手前伸成直角，保持平衡。妈妈看我能站稳了，就教我“走”。她说：“走的时候，保持站的姿势不变，然后，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前面，再把另一只脚放到这只脚前面……”为了能让我学会，妈妈给我示范了一下。我也认认真真地学了起来，妈妈又让我看电脑里怎样摔倒。我说：“摔倒也用学呀”。妈妈说：“当然，学会摔倒就会更好地保护自己，一旦摔倒不至于受伤，最大程度减少伤害。”就这样，我看着电脑中的视频，在妈妈的指引下，学会了怎样站立、怎样摔倒、怎样单脚划、怎样刹车。掌握住轮滑基本要领后，妈妈终于同意我去广场溜溜了。

傍晚时分，我们兴高采烈地来到广场。我穿好护具和轮滑鞋后，就开始划了起来，小心翼翼地在操场上走了几个来回。20分钟后，我就奇迹般地滑了起来，我真是个天才呀！“滑轮小子，这下你不能和我作对了吧！”我一边开心地滑，一边忙里偷闲，看看别的轮滑手，如何展示技艺的。只见，一个男孩笨手笨脚的，在妈妈的搀扶下勉强能走，妈妈刚一松手，他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了。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一不小心，我也摔坐在地上，在旁边的男孩看见了，现在轮到他捧腹大笑了。

自此以后，晚饭后，我都出去学轮滑，现在我已经在学花样了。一回想起第一次摔倒的情景，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妈妈趁机跟我说起学习上的道理：“学习和学轮滑一样，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只要始终相信自己，用心去学，就一定会成功！”

篇（8）

批评和艺术，是两个很难让人联系到一起的词。前者指对文学理论的探讨和对作家作品及相关文学现象的阐释评价，它容易引起读者深奥，甚至艰涩的感觉，是偏于理性的词语；而艺术则往往为欣赏者带来形象感，相较于批评，是一个带有感性色彩的词。不过，在读了由明天出版社出版的《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后，我不由得将这两个词联系到了一起，原来，批评也可以很艺术。

其实，方卫平教授对批评方式的艺术化的倾心可以从他对“艺术”一词的钟爱中见出，在《文集》中，艺术一词所用的频率非常高，诸如艺术状态…、艺术内容、艺术思维、艺术对象、艺术敏感、艺术召唤、艺术踪迹、艺术秩序、艺术偏态、艺术回归等词语俯拾皆是。作者如此频繁地使用了艺术一词，不管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在我看来，《文集》所达到的儿童文学批评的艺术化效果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共四卷，是作者在儿童文学理论探索中所取得的成果的一次汇集。《文集》的第一卷和第四卷收的分别是作者的专著《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以下简称《批评史》)和《法国儿童文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卷二是作者的单篇评论性文章和专著《儿童文学接受之维》的合集，卷三主要是作者对中外儿童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进行的阐述，也是单篇评论性文章的结集。概括而言，《文集》包括了史、论、评三部分，我以为，作者的批评的艺术化这一风格在这三部分都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批评的艺术化，通常是指批评主体批评思维的艺术化和批评呈现形式(批评文本)的艺术化。于《文集》，作者无论是对文学理论批评史和文学发展史的探究，对文学现象的思考，还是对作家作品的体味和阐发，总是能以自己的学术激情和智慧对当时的文化语境进行独到的研读和体悟，进而以自己个性化的学术语言，为我们提供了既具理论深度又不失批评活力的学术文本。

文学史的书写，易流于史料的堆砌，因此，如何对史料进行艺术化处理显得极为重要，这就需要书写者对历史的独特悟性和对历史尺度的准确把握，这种悟性和把握主要见诸书写者以个人的史观对史料进行筛选，并以此为基础，完成文学史的文本叙事形态。

阅读《文集》第一卷《批评史》和第四卷《导论》，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作者客观而辨证的史观。作为文学史的书写者，作者往往能对具体的文学批评作出客观的评价，不管是肯定还是指出不足，他都不会以现今的标准去苛责前人。如在谈到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对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影响时，作者不是一味的否定，而是如是说，“虽然前苏联的理论模式在今天看来带有许多消极因素和历史局限，但它曾经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起到过促进的作用，这一历史事实是不能否定的”，从中，作者对历史把握的态度可窥一斑。此外，“历史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因果决定论所能决定得了的”、“理论的自信与理论的宽容同样重要”、“当然，现代早期儿童文学研究中存在这些不足是难免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等评述在书中也时而出现。不仅是文学史，《文集》的其它卷中也渗透着作者的这一史观，如“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历史提供了可能性是一回事情，把握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客观现实，这又是一回事情”(卷三)等。

文学史观决定着文学史书写者亲近历史的方式，方卫平先生以自己对文学史持有的激情体悟着文学史。“作者一反传统的史论述著中多见的述著者冷静的、局外人的‘中性’立场，以及隐蔽的‘幕后论理者’的角色惯例，频频在史论阐述的前台‘亮相”，这既是作者对文学史怀有激情的一个注脚，也是作者亲近文学史的具体方法——述评，它是作者的治史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激情是贯穿于治史方式中的，《批评史》和《导论》都是对历史的描述和对史实的理论阐发的结合，历史描述显得客观而冷静，理论阐发则透出作者的激情。两者的结合可以为文本带来活力和跳动感，而不见了文学史叙事中易于出现的沉闷之感。

文学史观还决定着书写者对史料进行收集、筛选和布局的方式。翔实、准确是《批评史》和《导论》在史料方面的一大特色，这无疑得益于作者严谨的治史态度。作者在《批评史》的“后记”中提到，“由于种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更由于这一研究领域(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引者注)的荒芜，人们常常在有意无意之中忽视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存在过的那些理论批评现实”，可见，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料的收集需要作者更多的努力，如作者在后记中提到，为确定中国现代第一部《儿童文学概论》的作者之一究竟是“周侯予”还是“周侯于”，而翻阅了大量资料。正是作者治学的严谨，为读者带来了阅读上的放心。虽然，史料的收集需要诸般努力，但，作者并没有为此将自己收集的史料进行全盘罗列，而是以自己敏锐的眼光对史料进行解读、筛选，这是《批评史》和《导论》在史料方面的另一特色。《导论》的工作即是“宏观描述与微观分析、总体把握和个案研究”的相互体认。《导论》主要是依照法国儿童文学历史发展的脉络展开叙述的，这即是“宏观描述”、“总体把握”的一侧。具体而言，作者在引言部分对法国儿童文学进行了整体的把握，阐述了法国儿童文学历史发展的主要特点，不仅如此，作者在其后十一章的主体论述部分述评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沿革。就“微观分析”和“个案研究”而言，作者以时间为纬对法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分期，且他对每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作了恰切的把握，如17世纪被概括为“法国的自觉”，18世纪被概括为“卢梭的世纪”，19世纪被概括为“黄金时代”，作者将法国儿童文学发展中的这一时期特征阐明为世纪特征，对此，他在前言中做了这样的阐述：“法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发展节奏与世纪更迭的自然时序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也许只是一种巧合，但它确实构成了一个独特而有趣的历史发展事实——对于本书来说，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历史叙述线索和逻辑框架”；不仅仅限于“世纪特征”，“微观分析”和“个案研究”还体现在作者对各个历史时期内部的重要作家和作品的准确把握上，如19世纪的塞居尔夫人、乔治·桑、儒勒·凡尔纳、埃克托·马洛等，20世纪的圣·埃克苏佩利、保尔·阿扎尔、马塞尔·埃梅等，都是可以代表当时一个时代的法国儿童文学发展水平的作家。史料与理论支撑的紧密融合，是《批评史》和《导论》在史料方面的第三层次特色。人类学、文化学、阐释学等中外文艺理论在作者的论评说时有涌现，但作者并不是为了搬用理论而用理论，他通常在这些理论的挪移中，与文学史料贴切结合，从而为自己的理论建构而用。

如果说史观和亲近文学史的方式是作者主观上的努力方向的话，那么对史料进行收藏、筛选和布局的方式则是读者所见到的文本呈现方式，也是读者借以对作者艺术化书写文学史的风格进行感知最直接的中介。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主观上的内蕴同时也决定着他亲近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方式，那么，他在论评中呈现出来的又是怎样的艺术化方式呢?

理论探求是对思想深度展开的一次有意味的漫步。《文集》第二的书名《思想的边界》极富哲理性，但相信读者读后的强烈感觉是思想无边界。“边界”和“无边界”看似矛盾，其实正是作者艺术化批评处理的结果。边界是文本触角延伸的限域，无边界则是思想打破文本的格局，达到的空旷遨游状态。在有边界的文本格局里，飞翔着的思想却没有边界。从有边界的文本而言，卷二的理论格局为“理论探索”、“批评纵横”和《儿童文学接受之维》三个版块。虽然，三个版块各有侧重点，“理论探索”是对儿童文学中一个个具体理论点的探究，“批评纵横”主要是对儿童文学现象的考察，包括对一些理论批评者和批评著作的考察，《儿童文学接受之维》是对儿童文学中的“接受”课题进行的阐发，但是，不同的丰富性正突现着作者的批评个性，他总是选取能触动他的理论感动的批评点，这些批评点或者是在当时的儿童文学理论中尚且处于模糊状态、有待探讨的，或者是虽引起了诸多的理论关注，但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的话题，如“理论探索”中的“儿童文学理论逻辑起点”话题、“儿童本体观”话题、“经典”话题、“儿童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话题、“儿童文学的深度”话题和“少年读者”话题等。作者以自己深厚的理论储备，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对这些话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将童年作为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等观点都给予了当时的探讨以推动作用。“批评纵横”中“对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建设”的考察、对“浙江儿童文学研究”的考察、对“近代儿童文学研究”的考察、对重要评论者的评论等。在诸般考察下，作者以自己敏锐的理论眼光，通过对当时复杂的现实的透视，发出了自己的批评声音；《儿童文学接受之维》选取的是儿童文学理论中受到普遍关注、并被加以诸多探讨的“接受”问题展开的思考。作者在对中外文艺理论，如接受美学、解释学、新批评等理论的信手拈来中，在对相邻学科，如心理学、教育学甚至生物遗传等学科知识的熟稔运用中，在将“接受”与现实儿童文学发展的联系拷问中，将“接受”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层次。在作者营造的思想空间中，读者体验到的是思想上没有边界的展开和漫游。

作为一位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方卫平教授既亲身投入这一领域中出现的许多重大探索，也为其中某些固守的观念而焦虑；既有对探索精神的积极肯定，也有对探索中尚且存在的某些问题进行的思考；既主动地融人新的探索，提出自己的见解，也乐意甚或期盼听到其他批评者不同的理论声音。

对文本的阐释集中体现了阐释者以自身的理论功底对文本进行感悟的能力。卷三《文本与阐释》，一则日文本，一则日阐释，此卷正是对文本进行的阐释，包括了“创作寻踪”、“年度论评”、“作品解读”、“域外偶拾”和“梦寻小记”五个模块。文本在这里获得了广义上的涵义，它既是指记载了儿童文学创作者创作足迹的具体作品，如《灰颜色白影子》、《彭懿童话文集》、《六年级大逃亡》和《狼蝙蝠》等，也指反映了儿童文学整体创作轨迹的文学记事，如1990年少年小说的发展，9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和1992、1993、1994年浙江儿童文学的发展等。进入作者理论批评视野的往往是当时儿童文学领域中的焦点文本，这显示了他的学术敏感性，如“创作寻踪”中对《中国少年文学书系》、对少年文学、对新的艺术常态及对《儿童文学选刊》等进行的思考，“作品解读”中对常新港、梅子涵、张之路、班马、秦文君等作家作品的关注，“域外偶拾”中对拉丁美洲的儿童小说、日本的“晴天下猪”等现象给予的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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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7月1日电 据印尼《国际日报》消息，中国华侨大学在印尼雅加达和泗水两地开设了“学士”和“硕士”级的招生，至今已培养出一批批华教事业的人材。6月27日，在雅加达“智民学校”第4楼的多功能会议室里，举行了华侨大学文学系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会。

当天出席者除有雅加达的13位男女学员和来自泗水的3位，还有由华大校方派遣的，由文学院副院长率领的一行4人及各界来宾。

首先由雅加达组的付若玫的论文题“汉语，印尼语构词法对比研究”拉开核心的教授们的审阅与辅导。随后，黄万秋的“印尼华人马来文学中的闽南语言研宪”，邓金水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印尼华文师资培训研究”等相继展开。教授们在此期间并没有休息，而是抓紧时间审阅。

最后才轮到泗水的班长顾长福，他的论文题目是:“海子诗歌的文化解析”。同时他也写了一首题为“那棵树就是您，华侨大学”的短诗并当场朗读於表达对“华大和众多教授们”的感恩。 (顾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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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语文学学习的重要性

首先，赏析英语文学文化赏析有助于培养学生对英语的兴趣。学生只有对所要学习的内容感兴趣，才能在轻松的学习中获得好成绩。因此，在当前的教育形式下，教育者一定要打破传统英语教学记单词学语法的方法，尽最大可能的不要让学生产生厌倦的情绪。文学是人类文化的高级体现，其语言工具能够形象的反映生活，抒感与表达思想。读者可以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体会到作者的思想元素与思维方式，这样学生内心深处的美感才能被有效的引发，并产生强烈的共鸣。具体到大学英语课堂上也是一样，学生会在文学作品的熏陶中体会到英语学习的乐趣。其次，赏析英语文学能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赏析英语文学作品，不光能够让学生了解到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与文化常识，且文本中的词义、意象、情感、意境、主题、思想与社会意义也都能够在赏析的过程中实现重新建构。教师在引导学生赏析英语文学文化赏析的过程中，应该为学生创造一个能够运用英语文学技巧的机会，这样既能够让学生理解作品中的具体事实，也能够进一步理解作品中抽象的概念。学生的理解，包含对字面意思的理解也包含对英语文学文化赏析作品更深层次的理解，教师引导学生赏析英国文学，能够让学生更加深刻的领会作者的态度，意图与某段某句中的逻辑关系，最终根据所分析出的结论对所要学习的内容进行必要的判断。这样不光能够扩大学生的词汇量与锻炼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最终也能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实践到所学到的语言知识。此外，赏析英语文学文化赏析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大学是培养一个人人文素质的摇篮，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的过程中，很多大学的英语教育还在过分强调学生的英语学习成绩，很多教师引导学生考取这样那样的证书，结果让学生疏于思考。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教师首先要从乏味的说教中走出来。将人文教育有效的引入大学英语课堂。学生一定要阅读，赏析与评论一定量优秀的英语文学作品，才能掌握正确的语言使用方法，最终成章成为有情怀与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与此同时，在学生不断阅读英语文学的过程中，还能感悟历史与感悟人生，在潜移默化中完善整体人格，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进一步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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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语文学翻译过程中正确处理文化差异的策略

1.认识作品的体裁，正确处理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英语文学的翻译与其文学体裁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的文学体裁所具有的特点也是不相同的，针对不同体裁的独有特点，根据源语言与翻译目的语言特点之间的差异性特征，熟练的运用这些语言存在的特征，才能真正把英语文学作品翻译的更加完美，体现出不同体裁作品的不同风格。但是，我们也要明确文学体裁的差异不等于其文化内涵与文化元素也存在着多大的差别，如针对科技内容英语文章的翻译，其蕴含的文化元素就相对较少，因此，对这一类文章的翻译，就很少考虑文化的差异，而针对小说、话剧的英语文学体裁文章的翻译，则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如果不考虑其文化的元素而进行翻译，其作品翻译出来一定让人感到枯燥和乏味，而失去了作品独有的文化魅力。因此，在英语文学的翻译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其文体的差异，根据不同文体所具有的自身文化差异，运用与之相适应的正确翻译方法来进行翻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翻译出好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