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理论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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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态系统管理是基于生态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上，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组成、功能、过程进行科学的理解，综合考虑生态需求、社会需求、经济需求，通过制定目标、合理规划、科学研究、有效实践、有力监测等手段改善生态系统的管理工作，以确保生态系统的整理性、多样性、可持续性，提高身体系统的健康活力，以保障森林能持续的获得理想状态和期望的产品服务。基于森林生态系统的基本含义，森林生态系统的基本特性表现为整体性、可持续性、社会性、适应性和复杂性[1]。整体性是森林生态系统的最重要特性，在生态系统管理中，必须将生态系统的所有生物体和非生物体、生态过程等当作整体进行思考，即要重视生态系统的等级结构，维持生态系统的过程和格局，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要确定生态边界和合适的规模，要仿效自认干扰机制。可持续性是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最终目的，反映了生态系统动态的维持其组成、功能、结构的能力，保持高的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能持续的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社会性是指生态系统的组成具有社会性，生态系统管理要考虑社会价值、组织协调、公众参与、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调等关系[2]。适应性是指将生态系统管理的民主原则、教育、法规学习和科学分析等有机的结合起来，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可持续地管理资源。复杂性是指森林生态管理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表现在内部物质循环、信息流、能量转换等关系的复杂性。

2森林生态系统管理与传统森林经营的关系

2.1森林生态系统管理与传统森林经营的联系

传统的森林经营主要研究森林的永续利用和其在技术上的反映，利用社会、经济、生态、科学的原则来管理森林产业，实现经济目的[3]。传统森林经营的核心理论是“法正林思想”，该理论是在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和林业学有效结合的产物，将森林、林地当中获取效益的资资本，通过对森林和林地的集约化经营和管理，不断提高其生长量，并对林地进行出租获取收入，增强其经济效益。这种经营管理理念是与工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过去的近200年中，支配着整个森林经营活动，其可持续思想的核心是以木材进行生产。而森林的生态系统管理正是起源于这种传统的林业资源管理和利用过程，传统森林经营理念和方式的发展下，对森林资源造成的巨大破坏，推进了生态系统管理理念的产生，促使人类对生态系统管理的认知度不断加深。可见，传统森林经营是促使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前提和保障，而森林生态系统管理是对传统森林经营的传承和发展，两者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联系。

2.2森林生态系统管理与传统森林经营的区别

虽然传统森林经营是推进森林生态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其表现出来的弊端仍然很明显，如传统森林经营违背自然规律和生态法则、结构简单、生物多样性较低、生态功能低下等。因此，森林生态系统不仅是传统森林经营的传承和发展，还是对传统森林经营的改革和创新，两组具有本质区别。

2.2.1核心理论的区别

传统森林经营的核心理论即为“法正林思想理论”，该理论的基础是传统经济学理论，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4]。而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核心理论上是现代生态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系统理论的有效结合，注重了生态系统、生态结构、生态过程的可持续性发展，利用系统的理念和方法来解决森林的生态环境问题，确保了人与森林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和谐，维持了森林生态系统理想中的产品和服务。

2.2.2管理目标的区别

传统森林经营的管理目的是以林产品的产品生产为核心，将森林生态系统的其他产品和服务归置从属为主，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向社会提供大量的木材及其他林产品，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而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管理目标是从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作用出发，以维持森林生态系统在社会和自然系统中的服务功能为核心，向社会输送生态化的、可持续的产品和服务，保障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维护森林的生态安全。

2.2.3经营对象的区别

传统森林经营的经验对象为以乔木为主的植物群落、森林自身的变化、森林资源实物量的保存和增长、森林生态系统物质产品的生产等。而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对象是森林生态系统，具体包括了生物和非生物环境资源，在生态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整合生态系统内部再生能力要素，注重系统的完整性和可持续性，注重利用外部手段来调控森林资源、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

2.2.4经营尺度的区别

传统森林经营是基于林班、小组的空间尺度产生的，经营单位的生产组织方式为林场。而森林生态系团管理的经验尺度是景观尺度，主要组织形式为社会化、区域化的管理形式。

3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现代化森林经营策略

首先，要构建一个时间尺度长、空间规模大的森林生态经营体系。对此，管理工作者必须广泛的调查森林资源，明确“景观”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具体含义，要在短周期内对集约化的林业和长周期的林业中开展科学有效的实践，完善生态过程，要不断跟踪林地上和社会价值方面的数据，进行分析后确定更为合适的经营体系。其次，要转变思维方式，进行系统性地思考。系统性思考与生态系统方法是一致的，是学习型组织建立的核心基础，在具体的管理中，要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将管理重点放在整体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上来。最后，要提高每个职工的素质和专业技能。只有较高素质的职工才能明确系统内的各种关系，针对自己认知的实际情况，利用自己已有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促使系统作用的最大化发挥，实现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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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基企业对整个系统表现出或强或弱的绑定效应.这种绑定效应可能源于技术标准或商业模式的耦合性，也可能源于某些关系专属性投资.例如，基于Windows系统开发的flas软件不能在Linux平台上运行，这是技术标准耦合性的表现;与某地区整车生产企业配套的零部件生产商要转为与其它地区整车企业配套，将面临巨大的转换成本(因为生产运营设施大部分是不可迁移的)，这属于关系专属性投资绑定效应.正如行业可能消失一样，商业生态系统也可能灭亡.导致系统灭亡的原因很多，但从商业生态系统属性来看，有两类原因非常突出.

(1)不同商业生态系统之间的技术竞争.针对消费者的同一种需求，通常存在多种完全不同架构的技术.当一种技术战胜另一种技术成为主流时，一个商业生态系统就战胜了另一个系统成为市场主导者.2006年以前，Symbian曾是占优势地位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该系统平台上聚集着诺基亚、爱立信和LG等大批手机制造商和应用软件开发者.Symbian的优势在于节省硬件资源，但随着硬件能力的提升，这一优势已不再具有吸引力.Android和iOS等操作系统虽然耗费硬件资源，但其友好的应用开发接口(API)深受第三方应用开发者的欢迎.丰富的应用吸引了大量手机用户，使Symbian的市场占有率从2006年的72．6％下降到2013年第一季度的0．6％.2014年1月1日，诺基亚应用软件商店停止了基于Symbian系统的应用软件更新.

(2)商业生态系统内部协作关系瓦解.系统内部利益分配严重失衡会导致某些系统成员破产或离开(如果可能的话)，而一旦有大量成员消失，整个商业生态系统也就失去了繁荣的基础.安然公司破产，表面原因是爆发了债务危机，而根本原因在于其采取的价值主宰者战略.安然利用其核心地位和信息不对称，尽可能多地从新兴市场攫取价值，造成系统成员生存状态恶化，并最终导致整个系统崩溃.在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灭亡的情况下，与系统绑定越紧密的企业损失越惨重.例如，在上文提到的手机操作系统案例中，诺基亚手机部门作为Symbian系统的坚定支持者(实际上还是拥有者)于2013年底被微软收购.

1．2被核心企业捕食的风险

Iansiti的核心企业分类(骨干企业、价值主宰者、实体主宰者)是对极端情况的抽象，现实中的核心企业可能表现为3种极端情况在某种程度上的混合.可从两个维度测量核心企业的战略取向:价值共享维度和企业边界维度.当核心企业致力于平台建设并与利基企业公平地分享系统创造的价值时，它们是骨干企业;当核心企业倾向于扩大企业边界或掠夺利基企业价值时，它们则分别向实体主宰者或价值主宰者过渡.由于自身业绩压力，骨干企业总有利用自身优势地位掠夺利基企业的冲动，如果这种冲动失去了系统思维(掠夺利基者最终将导致系统枯萎)的约束或外部力量(如政府规制)的制衡，骨干企业将演变为价值主宰者.在本世纪初的头十年，家电销售主要通过传统连锁零售渠道完成，家电连锁零售商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商品价格持续走低.为了在销量增加的同时保持利润增长，连锁零售商利用其掌控的零售平台以各种名目向制造商收取进场费，让制造商不堪重负.最后，商务部不得不出台零售商与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进行干预.实际上，管理办法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直到近几年电子商务平台(如苏宁易购、国美在线)逐渐兴起，零售商的角色从流通管道变为交易平台，其与制造商的关系才趋于缓和.受某些利基位发展前景的诱惑或出于控制生态系统发展方向的需要，骨干企业总有亲自从事利基业务的冲动，它们或建立新业务单元与利基者竞争，或试图兼并利基企业.20世纪90年代，微软看到网络浏览器的广阔前景，先是谋求与网景公司(网络浏览器Netscape的开发者)合作，而后又推出IE浏览器与之竞争，最终控制了浏览器市场，使网景公司被美国在线收购.

1．3与其它利基者竞争的挑战

骨干企业为推动整个生态系统的快速扩张，通常会开放平台接口，这就意味着同一个利基位上可能生存着多个小企业.苹果公司通过开放iOS操作系统接口并建立应用软件商店，吸引了大量独立软件开发商，以满足消费者所能想到甚至想不到的每一种需求.在极大丰富手机功能的同时，也造成了应用软件开发商之间的过度竞争.以手机地图为例，经常受到媒体关注的应用软件不少于10种，其中大部分都具备搜索、导航、路况信息、商家信息等功能.同质化竞争的结果就是商家投入巨大却无法实现收入.这种状态已经促使业内企业开始有意识地追求差异化定位，如百度近期推出了“百度身边”手机客户端，用户可以根据商家信息查位置，也可根据位置浏览商户;而搜狗则了“搜狗路况导航”和“搜狗公交”为顾客提供出行参考，前者专门针对自驾用户，后者专门针对公交用户.追求差异化定位既丰富了商业生态系统的功能，又避免了企业间恶性竞争.然而，并非所有利基位都可进行有意义的细分，手机天气预报软件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尽管一些软件增加了“天气实景”、“机场天气”等信息以追求差异化的卖点，但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些功能只是一种装饰，不能与基本的天气预报服务构成实质性差异.如何实现差异化是利基企业参与竞争时必须解决的问题.

2Porter战略定位理论及其在商业生态系统情境下的适用性

Porter战略定位思想的精髓在于避免竞争和防止进攻，该思想适用于利基企业应对上文提到的“被核心企业捕食的风险”和“与其它利基者竞争的挑战”.PorGter理论将对象企业置于行业背景中，但商业生态系统却是一个跨行业的企业网络，因而Porter定位理论不完全适用于研究利基企业的战略选择问题.

2．1Porter战略定位理论基本观点

Porter认为，企业致力于改进运营效率的一切努力(如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缩短交货期)都是在追求“把事情做好”，其效果是让企业更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当所有企业，即整个行业都达到可能性边界时，企业的运营效率优势就会消失，无差异的竞争会将企业利润率拉回到低水平竞争时代.用于提高运营效率的决策不能称之为战略，真正的战略是选择“做正确的事情”，即在价值链中选择一组独特的活动(Porter称其为定位，Positioning)，这些活动相互匹配、相互强化，最终形成基于系统(而非基于关键资源或核心竞争力)的竞争优势.培育基于系统的竞争优势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磨合与学习，对于新创企业而言，学习过程构成了一道进入壁垒;对于从其它定位扩张过来的企业而言，其原有活动也会成为一种羁绊.

2．2商业生态系统背景下Porter理论的适用性

Porter所说的价值链局限于采购、生产、销售等活动，活动的主体是某个特定企业.当分析问题的背景扩展到不同行业的众多企业时，仍可将跨行业的、相互配合的活动(如电动汽车生产与充电设施的运营)称为广义的价值链或价值网络———它们协同解决最终消费者的问题(而非简单地交付产品)，该价值网络就是商业生态系统.商业生态系统中的定位与狭义价值链中的定位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在活动链中选择一组相互匹配的活动.因而可以说，利基企业的战略问题就是在商业生态系统中选择一组独特的活动，即选择一个生态位.当然，商业生态系统背景下的战略决策，仅有生态位选择是不够的，因为这里多了一种可能性———生态系统可能灭亡.在Porter发表战略定位理论(1996年)之前，毁灭性技术创新只是偶尔出现，在战略管理理论中忽略行业灭亡的可能性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毁灭性技术创新成为常态，每一次毁灭性技术创新都带来了一批商业生态系统的灭亡.利基企业选择一个好的生态位仍无法消除随整个生态系统灭亡的风险.因此，商业生态系统背景下的战略决策应包含生态系统的选择.

3利基企业商业生态系统战略

基于以上分析，利基企业商业生态系统战略决策的主要内容是生态系统选择和生态位选择.选择生态系统的目的是规避随整个系统灭亡的风险，选择生态位的目的是应对核心企业捕食风险和与其它利基者竞争的挑战.当然，战略决策的内容与目的并非简单对应关系，下文将对这些“交叉效果”予以讨论.

3．1生态系统选择标准

利基企业在选择商业生态系统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生态系统的核心技术应具有生命力.每一项新技术发明都会吸引企业(未来的核心企业)探索基于该技术可提供的顾客价值.定义了顾客价值后，由于自身行业技能的限制，核心企业通常不会从事价值网络中的所有活动，而是积极寻找供应商、渠道商、互补产品(或服务)提供商，共同打造一个商业生态系统.为了实现产品或服务的相互协同，合作伙伴的技术必须与核心企业技术(即系统核心技术)保持一致.由于所有成员的生产或服务活动关联了同一种技术，系统表现出一损俱损的属性，当系统所依赖的核心技术被另一种技术取代时，整个系统便会被其它系统取代.与商业领域中企业的相互竞争类似，技术领域中功能相似的技术也存在相互竞争，利基企业在选择商业生态系统时，必须考察其核心技术是否存在或将会存在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的优势是什么.上文以SymGbian为核心的手机生态系统的灭亡，正是由于随着硬件能力的提升，Android和iOS系统成为了主流技术.

(2)系统定义的顾客价值应具有实质性.同一种技术可衍生出多种产品或服务，不同产品或服务代表不同的顾客利益，有些顾客利益具有实质性，有些顾客利益则可有可无.判断一个商业生态系统是否具有生命力，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其顾客价值是否具有实质性.例如，近几年引起广泛关注的云计算技术，其核心功能是集成分散在互联网上数以万计的计算机冗余资源(即“云”)供用户按用量计费使用.云计算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用户无需频繁升级硬件和软件，无需掌握日益复杂的硬件和软件技术.我国电视机行业意欲利用该技术，提出了“云电视”的概念，其基本理念是由电视机厂商构建一个云平台，电视用户可以把个人数据(如照片、视频)存储于该平台并随时访问，平台还集成多媒体视讯以及各种应用软件供用户选用.但经过3年多的市场推广，“云电视”并未产生预期轰动效果，原因在于电视机不是电脑终端，用户不指望也不方便用电视机与外界互动，他们最在乎的是良好的视听效果和丰富的节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互联网公司推出的云存储服务(如百度云、金山快盘)很受用户欢迎，据速途研究院统计，到2013年上半年，份额排在前6名的云存储企业用户总数已接近3亿.用户认为，网盘带来的最大利益是他们不必再随身携带U盘或移动硬盘，也不必在不同电脑上频繁地拷贝文件.

(3)生态系统核心企业倾向于采取骨干战略.核心企业采取骨干战略，不仅消除了利基企业被捕食(价值掠夺或吞并)的风险，更有助于通过骨干平台推动整个系统长期繁荣.天猫商城和京东商城都是B2C电子商务网站.从成立时间来看，天猫的前身“淘宝专卖街”成立于2005年12月，是淘宝网中的一个频道，而京东成立于2004年1月，比天猫大约早两年，比天猫母体(淘宝网)的推出也仅晚半年.天猫专注于打造服务平台，即为商家和消费者提供交易支撑系统，包括商品展示、广告宣传(通过阿里妈妈广告交易平台)、在线支付(支付宝)、客户和订单管理(阿里旺旺)，京东则专注于自营，即自己进货、自己销售、自建物流体系.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统计，2013年上半年，天猫销售额占B2C市场的50．4％，而京东只占20．7％.天猫凭借完善的服务体系吸引了5万商家和4亿买家，而京东的注册会员只有1亿.实际上，在2010年12月，京东也开始引入“第三方卖家”(即除京东以外的卖家)，但这种既做舞台又当演员的模式引起了商家的强烈不满，商家抱怨在与京东自营品类的竞争中受到了歧视，消费者也频繁指责京东对第三方卖家管理不善.

(4)较大的机会－风险净值.Moore将商业生态系统的寿命周期划分为出生、扩张、系统内领导权争夺、自我更新(适应新技术)或死亡4个阶段，在这4个阶段中，系统将依次经历定义顾客价值、(与其它系统)争夺领地、争夺系统控制权、吸收新技术4种挑战.一般而言，在出生期和扩张期，系统内存在大量生态位有待填充，新进入企业机会较多，但由于核心技术前景不明朗、所定义的顾客价值有待市场检验等，系统夭折的风险也较大.而过了扩张阶段，系统的商业版图基本确定，各种生态位上的竞争非常激烈，留给新进入企业的机会已经不多.利基企业应评估系统所处的寿命周期阶段，衡量当前生态系统的机会与风险以决定是否进入.当然，上述一般规律并不排除任何阶段利基企业进入的可能性.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微软通过与IBM谈判，获得了向IBM以外的厂商销售PCGDOS操作系统的权力(微软将其命名为MSGDOS).由于个人电脑架构具有透明性，一旦获得了操作系统，生产和销售电脑整机并不存在技术障碍，大量小厂商开始生产基于MSGDOS的个人电脑与IBM竞争，而微软实际上变为个人电脑生态系统的领导者，台湾众多电脑厂商则成为这场生态系统领导权转移的受益者.

3．2生态位选择标准

选择生态位的目的是避免与其它企业(包括利基企业和核心企业)竞争，或在竞争中拥有明显优势.本文秉承Porter的战略定位思想，提出利基企业选择生态位的原则如下:

(1)生态位具有独特性.即该生态位从事的活动和发挥的功能与其它生态位存在核心差异.例如，在智能手机生态系统中，定位和导航服务是地图软件的核心功能，收支管理是个人理财软件的核心功能，而时钟是任何一款软件都应附加且容易附加的功能，因而专门提供时钟服务不构成一个独特的生态位.又如，随着互联网虚拟社会的形成，在线即时通讯已经成为一种基本需要，用户可能在查看地图软件时需要向朋友咨询，或在查看股票行情时需要与朋友商量，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如Web2．0)使得任何一种软件都能轻而易举地附加即时通讯功能，因而早期曾红极一时的专业聊天网站(如碧海银沙)的最终消失也就不难理解了.

(2)生态位具有可持续性.即居于其它生态位的企业或系统外潜在竞争者若要模仿本生态位的活动需付出高昂的学习成本.该学习成本可能来自行业默会知识，也可能来自活动系统(由不同的工序或职能构成)内部的匹配性.例如，小米手机与其它Android手机定位不同，它仅为购买力有限的发烧友提供中低价位但品质尚属精良的智能手机.三星GT19300(4核1．4GHz，4．8吋，1GRAM)售价4599元，而性能相当的小米MI2(4核1．5GHz，4．3吋，2GRAM)售价仅为1999元.推出不到3年时间，小米手机已占国内智能手机销量的12．7％，仅次于三星(34％)和苹果(13．8％)，且在2013年度实现了盈利.小米的成功靠的是一系列活动的内部匹配性:①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小米与三星、苹果使用相同的代工企业，采购正品零部件;②它每次只开发和生产一两款手机(主流厂商一般同时生产几十款)，这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固定成本(如研发和模具成本);③小米手机销量的70％是通过网上实现的，节省了大笔渠道费用;④其操作系统MUMI是以互联网为平台与发烧友协作在Android系统基础上深度开发的，可以认为，小米手机的操作系统是目标顾客自己制作的;⑤小米并不指望靠手机硬件赚取利润，其战略是用手机绑定目标客户群，然后通过互联网服务赚取利润，之所以不急于赚钱，是因为小米不是一家上市公司，它只需赢得有战略眼光的投资人认同即可获得运营资金.对竞争者而言，假设模仿上述某一作法的可能性为0．8，则同时模仿上述5项作法的成功率只有0．33(即0．85).

(3)生态位具备较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利基企业面临被价值掠夺者压榨和被实体控制者兼并的风险，因而它们必须选择相对于捕食者有谈判力的生态位.这种位置的特征之一是与不止一个核心企业存在业务关联，以减少对特定核心企业的依赖.例如，手机应用软件开发商会同时在苹果应用软件商店和三星应用软件商店推出同一款应用软件.有谈判力的生态位也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小的商业生态系统枢纽.例如，英伟达公司依赖台积电提供的制造平台生产图形加速卡，是该生态系统的利基者，但英伟达同时构建了图形软件编程平台，成为一个小生态系统的骨干企业，从而拥有了相对于台积电的讨价还价能力.生态位的谈判力还可能来自于自有品牌知名度.在很多商业生态系统中，利基者只与特定的核心企业存在交易关系，因而从未建立自己的品牌或品牌知名度不高.当他们遇到核心企业侵害时，想另外开避市场却苦于没有影响力.我国汽车配件企业大多属于这种类型，它们实际上仅相当于主机厂的一个车间，对主机厂依赖性很强.但欧洲很多汽车零部件企业，如海拉、佛吉亚、法雷奥，其知名度甚至超过很多整车生产企业.可见，欧洲汽车工业呈现出与我国完全不同的权力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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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有垃圾处理方式分解能力分析

目前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焚烧、堆肥、填埋和回收利用。焚烧法有占地面积小、减容量大、无害化程度高、热能可回收等优点，但使用焚烧法处理垃圾时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垃圾焚烧一般要求垃圾的最低热值3360kJ•kg-1以上，如果热值低，将增加运营成本，不适宜焚烧；二是垃圾焚烧存在环境污染隐患主要是二恶英的排放；三是如果垃圾不分类，不但会浪费可回收垃圾和可堆肥垃圾，也会增加运营成本，降低焚烧法的效率。如果能从源头上分类收集垃圾、剥离出可回收、可堆肥垃圾，提高焚烧垃圾的热值，妥善处理焚烧烟气、使尾气中的二恶英达到排放标准，那么焚烧法将会成为人类处理垃圾的重要技术手段。堆肥是处理有机垃圾最有效，最适宜的技术手段之一。但由于垃圾混装，垃圾堆肥前期分选工作复杂且不彻底，结果是处理成本高，堆肥的质量难以保证。目前堆肥处理在我国的发展前景并不理想。资源回收利用是指回收可再生循环的“垃圾”，如纸类、玻璃、金属、塑料等废弃物。许多国家已将资源的回收利用作为补充资源、能源需求的有效途径。填埋由于具有处理费用低、技术成熟等特点，比较常用。填埋的弊端一是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的填埋的垃圾会造成地球资源的二次污染（渗滤液和沼气泄漏、汞、铅等有毒重金属污染等），一旦泄漏，造成的污染基本上无法修复的；二是填埋物分解还原为可利用地球资源的时间太长。也就是说，填埋只是将垃圾移动到不可视的范围，难以能做到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混装垃圾简单填埋是一种极不负责的鸵鸟式垃圾处理方式。填埋是我国处理城市生活垃圾的主要方式，我国的垃圾填埋处理量大约占垃圾总量的80%。人造垃圾自然状态下的分解还原为地球资源需要的时间长，而且一些垃圾会污染环境。垃圾的混合焚烧，不但热值低，更为致命的是烧毁了大量可直接资源化的垃圾。如果我国每年产生的几百万吨、几亿吨垃圾被直接埋掉或烧掉，造成资源浪费与污染。

3我国政府对垃圾分解能力的重视程度

由于人类制造的生产生活垃圾的成分越来越复杂，量越来越大，它的分解需要人类自己充当分解者，需要人类科学的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精力专门处理人工生态系统产生的垃圾。目前我国治理环境和保护环境的费用主要依靠国家投资，投资状况可以反映政府对治理环境和保护环境的重视程度。在我国统计年鉴中生活垃圾处理的投资归属于市容环境投资指标来统计，为了研究我国生活垃圾处理情况，本文以中国、北京、上海和广州为基础，收集了地区生产总值、垃圾清运量、固定资产投资、市容环境卫生指标的2000年至2012年的数据，利用公式1从时间维度上研究了环境保护投资与人均GDP、户籍人口、垃圾清运量和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性情况。相关性分析结果只是反应各指标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单纯的相关系数值不能够准确客观地反应各指标之间应有的客观规律和逻辑关系，需要结合其他指标值来确定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选取了市容环境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指标来分析我国政府对生活垃圾管理的力度和态度。从人类可持续、地球资源循环的可持续角度讲，市容环境卫生投资应该随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垃圾清运量的增加而同步增加。结合相关性分析结果和市容环境投资比重曲线可以看出，我国发展现状反映出市容环境卫生没有与生产总值、垃圾清运量、固定资产投资等社会经济现象及时、同步、协调地发展和进步。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市容环境卫生投资无规律可循，每年投入资金量的大小波动性大，说明投资政策具有随意性，没有科学的规划。全国市容环境比重由于是各城市的平均值，波动性小，但是比值很低，最高竟是2000年得0.256%，最低值为2012念得0.106%。这些现象和数据都说明我国政府不重视生活垃圾处理问题。重视程度不够，现有的法律法规就得不到落实，相关制度的建设及法律的完善也就遥遥无期；重视程度不够，环境保护的资金就得不到落实，研发垃圾分解技术的团队也就会缺乏相应的政策和资金的支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垃圾的成分将越来越复杂，垃圾产生量也越来越大，如果不重视垃圾处理问题，不重视市容环境投资与垃圾清运量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同步协调发展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将制约和遏制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构建人工生态系统的分解能力是人类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的需要。

4构筑垃圾分解能力的建议

垃圾处理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环卫技术问题，它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垃圾问题的处理，需要政府以源头减量化、利用资源化和处理无害化为宗旨，构筑垃圾综合治理对策。

4.1制定具有执行力的生活垃圾分装法律条文

垃圾成分不同，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理方式不同。混装生活垃圾从根本上否定了各种垃圾处理方式的优势，即增加了垃圾处理成本，也降低了现有垃圾处理技术的处理效率。垃圾分类，一方面减少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减轻固体废弃物填埋或者焚烧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一些企业提供原料，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从垃圾收集的源头上将各类垃圾分门别类的收集，有助于发挥各种垃圾处理方式的优势，提升垃圾的分解率和利用率。现行《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缺失具有执行力的生活垃圾的分装与统收条文。日本现有8个不同分类的垃圾桶，而我国的一项调查显示，70%的网友表示我国垃圾分类标准不明确。我国需要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生活垃圾的分类体系和违法处罚体系。这些规定应该明确垃圾如何分类、分为哪几类，违反分类原则、随意丢弃垃圾应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如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个部门来执法。这些有执行力的、可操作的法律法规将会强制每个垃圾制造者重视垃圾处理问题，将会调动全民参与生活垃圾的治理问题，从源头上提高垃圾的处理效率。

4.2构建垃圾收费制度

构建垃圾收费制度需要依据“谁污染、谁负责；多排放、多负担”原则，落实该原则有两项工作必须得做，一是建立垃圾计量收费的标准，二是将垃圾收费员工作职业化。垃圾计量收费标准的制定需要考虑垃圾的成分。垃圾的成分不同，处理的成本及收益不同，收费标准也应不同。至少应分为三大类：可回收垃圾、可堆肥垃圾和可焚烧垃圾。收费标准大类下是否需要细化设置，应根据当地情况确定。垃圾收费标准确定后，如何实施收费制度是关键。落实多排放，多负担原则，就得由收费主体自行安排收费员挨家挨户上门收取。而且实行垃圾收费实名制，即每户居民的垃圾得有与其身份对应的号码，这样才能将垃圾分类责任落实到居民个人。即方便执行收费制度，又便于监察和执法。环境保护工作人人有责，垃圾收费员的工作应得到应有的尊重。除隶属于企业的垃圾收费员外，政府部门应该根据需要设置垃圾收费员岗位。我国职业共划分为8个大类，66个中类，413个小类，1838个细类(职业)，但是里面没有垃圾收费员职业。

4.3构建特殊商品垃圾回收押金返还制度

垃圾回收押金返还制度是指某些商品价格中包括商品废弃物回收价格，产品销售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向上层销售渠道先行垫付废弃物回收等值押金，消费者也需要消费商品前先行支付押金，归还该商品废弃物后，可取回押金。最终使这类产品的分解集中化，有助于从源头上实现垃圾处理的资源化、无害化宗旨。如电子类产品、机械类产品、瓶装罐装类等产品，可实行电池以旧换新，电器以旧换新等消费限制。在德国，循环经济最初被称为“垃圾经济”。

4.4以“零垃圾”思想为指导构建生产企业垃圾清运制度

人工生态系统是个开放的系统，需要外部系统不断地输入物质，同时也向系统外输出物质及废弃物，它自身无法独立完成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人工生态系统中的生产生活用品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会有大量企业和个人主动生产经营这些产品以满足人类的需求。然而，生产这些产品的过程中一定会衍生出大量的生产废弃物。由于处置这些废弃物收益率低甚至无收益、负收益，生产企业往往外泄这些废弃物，造成污染环境。因此政府需要从垃圾生产全寿命期中的每个环节贯彻“零垃圾”思想和政策，制定相应的具有操作性的法律条文，形成各生产企业生产产品和包装可循环制度，提升企业的废物再利用率，使企业为了达到检查标准，生产之初就研发生产带来的废弃物变废为宝的环保技术和渠道，使生产企业的垃圾清运问题从垃圾产生的源头上得到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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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系统；问题行为；重构技术；个案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422（2014）03-0020-03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社会环境的变迁，儿童的问题行为，即不能遵守公认的正常儿童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不能正常与人交往和参与学习的行为[1]，愈加受到关注。全国22个城市协作调查组曾经调查了两万四千多名4～16岁的儿童少年，发现儿童行为问题的检出率超过10%，4～5岁组的问题行为检出率为14.0%[2]。探索合适的儿童问题行为矫正技术并培养期望行为已成为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大任务。

一、生态系统理论的行为矫正技术

行为矫正产生于二十世纪初期。在教育教学方面，它既可以减少个体的不良行为，又可以增加个体的良好行为，激励个体的学习动机。早期行为矫正的理论基础在于经典条件反射理论和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惩罚法、塑造法正是由其而来的具体应用方法。但这种植根于行为主义的矫正技术很少去关注意识、认知等隐性心理过程，因此能够暂时改变行为却不利于长期维持这种变化，也无法教给儿童某种矫正策略来预防将要出现的行为问题。

梅肯鲍姆（Donald Meichenbaum）认为行为主义的行为矫正无法准确地预测和解释复杂的人类行为。个体的行为改变是透过一系列的中介历程，包括内在语言的交互作用、认知结构、行为以及因行为而产生的结果而发生的。在对待诸如冲动和攻击行为时，应拓展其理论基础，以包括认知成分[3]。他提出的认知行为矫正技术（CBM）中指出，人的行为改变包括自我观察、开始一个新的内部自我对话、学习新技巧三个阶段，主张个体行为更多受到内部认知、思维模式的控制，要从信念、认知等内部过程入手改变问题行为。

既强调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又关注认知等内隐心理过程对外显行为的作用逐渐成为行为矫正的发展趋势，生态系统理论便是如此。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幼儿园中人们所持的观点和行为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它们构成一个较大的生态系统，其中蕴涵着若干次一级的生态系统。在这些系统中，只要有任何东西发生变化，相关变化就会在整个系统中显现出来。因此，生态系统理论在儿童行为矫正方面主要有两方面的理念：首先赞成从个体的观念入手改变其行为；其次它强调教师和问题情境对儿童的影响，鼓励教师关注自己对问题儿童的观念及相应的行为反应，并以此为出发点间接地矫正问题行为，这与以往主要从幼儿入手直接改变其行为的理念不同。这种矫正理念为我们思考儿童的问题行为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在问题行为这个生态系统中，如果教师能够从自身的态度、观念以及行为入手，改变该生态的部分因素，必将促进儿童在某些程度上的变化，进而间接矫正问题行为。

在具体的行为矫正技术方面，生态系统的重构技术（the Reframing Technique）[4]有助于我们从中获益。在生态系统论者眼中，一种行为同时可以有多种含义。低幼儿童的许多“问题行为”只是由于认识或能力水平有限而出现的一些成人难以理解的举动，这便要求我们重新认识所面临的问题情境。重构技术即要求教师放弃对问题行为原有的看法，从肯定性的角度寻找一种新的、符合问题情境并合理可行的认识体系。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确定行为的肯定性动机并寻找行为的肯定，进而重新认识问题行为的情景。

二、对个案的研究

・职教方略・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的问题行为矫正技术

（一）个案的基本情况

点点（匿名），男，6岁，被幼儿园老师称为“问题儿童”。据带班老师反映，他在其他小朋友集体活动的时候去玩自己喜欢的玩具，在别人做操时去拿其他小朋友的书包，也常因打人被其他小朋友告状。本班老师认为，他是班上最令她们头疼的孩子，每天都要有一个老师专门看着他，稍微不注意他就跑出活动室了。

（二）问题行为的表现

老师正教小朋友一首儿歌。大家都坐在椅子上，一边听老师弹琴一边学唱歌，只有点点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动来动去。他一会儿摸摸旁边的小朋友，一会儿发出奇怪的叫声。老师看了看他，没理会。没多久，点点突然站起来，跑到老师身边，在电子琴上用力敲了几下，电子琴发出一串杂乱的声音。小朋友开始大笑起来，老师生气地拉开点点说：“请你回到座位上！”点点一边傻笑一边跑回座位。但没一会儿，点点又站了起来，跑到玩具区，拿起积木玩了起来。

早晨户外活动的时候，老师牵着点点的手向操场走去。思思突然跑过来说：“老师，点点不好，你不要和他玩。”老师问：“为什么呀？”思思答：“他调皮，不听话。”

过了一会儿，老师带领小朋友玩“丢手绢”的游戏，点点又是一个人跑开，东瞧西望。老师问：“点点想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吗？”点点回答：“不想，他们不喜欢我。我不和他们玩。”

（三）问题情景的重构

点点由于未能遵守幼儿园的规则而成为众人眼中的“问题儿童”，他总是不断出现问题，成为一个令全幼儿园老师都头痛的特殊人物。在这个问题情景中，点点捣乱、其他幼儿的哄堂大笑以及教师对点点的训斥等诸行为都成为这一问题的组成部分。教师与点点的行为、观点之间形成了冲突，其他幼儿的哄堂大笑使得这种冲突更加尖锐化。在儿童的发展中，幼儿的自我观念来自于他们的生理、发展能力以及人际环境的交互作用。幼儿由于分不清自我和外界的区别，经常把别人的观点当作自己的观点。可以看出，在此问题情境中，教师对点点的态度和评价不仅影响到其他幼儿对点点的评价，同时也影响到了点点的自我评价。该情境所涉及到人的观点、行为已经僵化、凝固化。

两种情况可以打破这种僵化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一是问题行为以一种可接受的方式得到了改变；二是对问题行为的解释发生了变化，该行为不再被看作是问题行为。前者属于直接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道路直接但难度较大，后者看起来好像没有直接针对根本问题，却有“曲线救国”的优势。生态系统的再重构技术支持后者的做法。教育者也许对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没有直接的控制，但教育者却可以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在这种僵化的相互冲突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中，教师改变自己要比改变他人容易得多。[5]

（四）具体操作

1.改变教师自身对点点的态度、观念、行为。如，增强与点点的交流。每天争取一个小时和他聊天，了解他在想什么，并力图从儿童的角度来体验他对人、对事物的感受。尊重他的选择，以理解和宽容心态来对待他犯的错误，一步步给予引导，纠正其行为偏差；及时给予鼓励和表扬，以增强他的自信心和成就感。教师通过眼神、微笑、语调等非言语的方式传达对他的关爱、支持和鼓励。

2.改善点点在班级中的人际关系。

为了改善点点和其他幼儿的关系，教师经常从改善自己的行为出发，加强点点和其他幼儿的沟通。如，课堂上请点点给小朋友做榜样：“点点，和小朋友比赛，看谁最认真，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老师会发小奖品给最认真的小朋友。”点点马上抬头挺胸，小手放在膝盖上，做出认真投入的姿势。这时教师就及时给予表扬：“小朋友们看看，点点很认真哦，小朋友要向他学习。”让点点获得成功的体验，受到老师的表扬，同时得到其他幼儿的认可。

（五）矫正结果

教师从改变自身的观念出发，改变自己对点点的态度，进而影响了班里的小朋友。逐渐有小朋友和他一起在操场玩了，有小朋友愿意和他牵手了：“点点，我们去玩滑滑梯吧！”虽然时不时还会来告状：“老师，点点又打我了！”“点点又把我建的城堡弄塌了！”但赞扬点点的话语也多了：“点点帮保育老师洗杯子了！”“点点跑步跑的真快！”点点脸上的笑容多了，违反集体纪律的行为明显少了，跟小朋友之间的交往也频繁起来。

三、个案反思

教师容易有这样的倾向：想方设法改变儿童的观点和行为，却假定自己的观点和行为静止不变。生态系统理论要求教师首先抛弃这一观念。教师必须改变自己对问题行为的观点和行为反应，同时必须客观地分析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情境。

无论什么意义深长的问题，都包含着暂时相互冲突的种种因素。解决的方法，只有离开那些已经固定化了的名词的意义，从另一种观点看这些因素，也就是用新的眼光看待这些因素。[6]由于教师的观点、态度和行为时刻都在影响着他人，因此教师可以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问题行为。另外，它还提醒我们，通过改变那些似乎与问题无关的行为和事件，也可以改变问题情境，最终矫正问题行为。面对儿童的问题行为，当教师采纳一种新观念时，教师的行为就会发生变化，幼儿受到这种观念和行为的影响，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这一过程正体现了教育中的“罗森塔尔效应”。

参考文献：

[1]皮连生.学与教的心理学（修订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全国22个城市协作调查组.儿童行为问题影响因素分析：22城市协作调查24013名儿童少年报告[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3（1）.

篇（5）

一、引言

古语有云：“积谷防饥，养儿防老。”现在农村地区，家庭养老成为主要的养老方式，特别是农村家庭大都以务农为生，没有医疗和养老保险，也缺少养老院，加之农村老人观念较为保守，老了更愿意留在家里，不会选择去养老院生活。因此，子女就成了他们步入老年后的物质和情感寄托。但上世纪80年代国家颁布了计划生育政策，一个家庭只能要一个孩子，那就意味着，一旦这个孩子遭遇不幸离开人世，对父母来说将是毁灭性打击。这时候，很多问题就会突显出来，例如；有没有能力再要一个孩子、将来生病住院谁来照顾、怎么弥补精神打击、人际交往面临问题等。

二、目前我国农村失独家庭的现状

（一）失独家庭的定义及数量

学者王泽宁对于失独家庭是这样界定的：（1）1933 年1 月1日以后出生；（2）女方年满49 周岁；（3）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合法收养一个子女；（4）现无存活子女。[1]据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断：中国现有的2.18亿独生子女，会有1009万人在或将在25岁之前离世。这意味着不用太久之后的中国，将有1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

（二）中国失独家庭现状

我认为当前我国农村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经济、社会交往、心理层面。从经济方面分析：青壮年劳动力在一个家庭中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父母面临退休，经济收入下降，或者在农村家庭，父母年迈已干不动农活，这种情况下，家庭的负担就会落在子女身上，如果唯一的孩子死亡，那这个家庭物质生活质量可能就会下降；在社会交往方面，由于很多农村地区思想观念较为传统，失独家庭在他们看来似乎是“上辈子造了孽”或者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多失去孩子的父母都不愿意接触外面的人，与外界隔绝，他们在社会交往上就会出现问题；心理层面，“白发人送黑发人”，子女离世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人生失去精神支柱、失去生活的意义。

三、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农村失独家庭养老问题成因

（一）生态系统理论概述

系统理论开创者是bertalanffy，他认为研究者不应只是用物理的方法做研究，也要考虑人和整个世界之间的联系，应去把握研究对象的层级特征，用广泛的视角去考虑问题。布朗分布伦纳提到，个体出于一个环境和几个环境的嵌套之中，每一个系统都与其他系统交互作用，影响着个体发展的方方面面。生态系统理论就是把人放在他所处的系统中去考虑，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联系。

（二）从生态系统理论看农村失独家庭养老问题成因

布朗芬布伦纳在其理论模型中将人生活于其中并与之相互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称为行为系统。他主要是对儿童进行研究，列出了儿童的几层系统（如下图所示），该系统分为4 个层次：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我们将利用布朗分布伦纳的系统结构图，来分析并探讨农村失独家庭养老问题产生的原因：

1.微观层面：家庭结构失衡

首先，核心家庭，即一对父母和一个孩子这样的家庭是一个稳定的结构，孩子是维系婚姻的关键，一旦独生子女死亡，父母难以很快将这种情感依附转移到配偶身上，这会导致他们难以从丧子的悲痛情感中走出来，从而对日后夫妻关系产生影响。其次，家庭系统和其他系统类似，会对其他家庭成员有角色期待，以满足家庭和社会的需求，若一方在丧子之后选择消极避世、逃避家庭责任，则会使另一方无法获得这种满足，以至于双方关系会僵化、已破碎。

2.中观层面：人际交往受阻

中观层面涉及到失独家庭的社会交往方方面面。思想上，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在农村，很多人有“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思想。这种观念使得很多失独父母会选择远离周围环境，拒绝与外界交流。在行为方面，父母凭借孩子，会扩大自身的交际网络，因为要满足孩子们的需要，通过会与学校、医院、社区等建立联系，形成较为持久的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他们扮演者各自的角色，一旦唯一的孩子离世，他们这些角色也会消失。综上，失独家庭的人际交往会受到阻碍，社交圈子在慢慢缩小，所导致的后果就是，他们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与社会的交集越来越少，逐步远离社会。

3.外层层面：社会政策及服务不完善

“家庭B老”一直是我国的主要养老模式，一旦唯一的孩子去世，失独老人就会面临无人照料的困境，与此同时，社会养老服务政策和相关基础设施又不够健全，在现阶段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失独家庭养老保障并没有形成专项制度。新农保、新农保、五保供养等制度的实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失独老人的生活困境，但缺乏针对性。此外，在现有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实施过程中，由于监管体系的不健全、管理机构的不完善，致使社保资金的发放存在很大的问题，包括农村失独老人在内的受保障群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根本的保障[2]。

另外，当前国家出台的制度较为单一、模糊，在实施的过程中缺少灵活性，政策与政策之间的联结不够，导致实施效果欠佳，这些都是失独家庭养老成为问题的原因。

4.宏观层面：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

宏观方面，就涉及到整个大环境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亚文化的层面。就失独家庭而言，首先是受到传统观念的制约，很多父母有这种“养儿防老”的思想，辛辛苦苦把子女拉扯大，为了自己老了能有人照顾，失去独生子女之后，很多老人精神上会陷入崩溃、抑郁，不想说话，害怕别人谈到子女的话题，害怕别人的闲言碎语，因此选择逃避社会等，这会使得他们的精神问题加重，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四、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农村失独家庭养老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

（一）生态系统影响模式概述

美国威斯康星―怀特沃特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查尔斯・扎斯特罗提出了有关社会工作的生态系统影响模式，他认为社会生态系统影响模式反映了各种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及相互影响。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工作不仅要与案主、而且是要与许多同案主相关的其他大系统一道解决案主的问题。更确切地说，系统影响模式强调，社会工作者必须代表他们的案主，经常与现行的机构和组织协同工作，其目标常常是去改变或改进服务的提供和资源的分配方式。这是一套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工作介入模式，下面将此模式为指导简要叙述失独家庭社会工作介入的具体策略。

（二）社会生态系统影响模式指导下农村失独家庭社会工作介入

1.引入专业社工

我们知道，物质帮助对于失独家庭都是暂时的慰藉，真正能帮助他们走出来的只有他们自己，而社会工作者的理念是“助人自助”，是通过专业的工作方法和技巧帮助他们走出阴霾、重获自信，而不仅仅是给予他们物质支持，社会工作者能够通过心理辅导，比如个案治疗、小组工作等鼓励失独父母发泄情绪、勇敢的面对今后的人生，激发起他们对未来生活的热情。从这方面讲，社会工作者的作用是尤为重要的，政府应该重视社会工作的职业发展，给予他们工作和晋升空间，让更多的学社会工作专业的人能够参与到社会服务中来，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解决他们的复杂问题，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2.恢复案主自身功能

案主自身是问题的核心，社会工作介入后，重点要放在帮助案主建立正确的认知、实现案主自身增能的方向上，本着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相信案主有能力依靠自己解决问题，重新站起来，社会工作者可通过对失独父母一对一的个案辅导帮助案主疏泄情绪、觉察自身的非理性认知，从而引导案主建立积极的自我认知，学会调节自身的情绪，发展出更多的可能。

3.强化组织系统支持网络

社会工作介入的过程中，要注重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比如发动志愿者对失独家庭开展入户帮扶，在生活上给予他们物质照料，精神上给予他们心灵的慰藉；比如可以组织大家自发捐款，为经济困难的失独家庭提供资金赞助；还有，社会工作者也可以联系相关的儿童服务机构，对于那些物质相对宽裕、有领养意愿的老人，可以帮助他们联系领养一个一个孤儿，然后定期对老人的领养情况进行回访等等。

4.增强社会服务功能

在社会服务方面，社会工作者可通过建言献策等方式，倡导政府开办专门面向失独家庭的养老机构，把具有相同经历的老年人组织到一起尽心照顾，这样也可打消老人的顾虑，相对愿意去到福利机构接受照料；在社区里，可组织有能力、行动较方便的失独老人参加红色旅游，走出家门到外面的环境下散散心，放松心情，让他们逐渐明白，除了子女，他们的人生还有很多意义，还能做什么事情，从而重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5.引导正确的价值观念

社会工作者还可以通过发放宣传册、开办讲座等形式，让更多的人知道目前社会上还有很多问题，有很多有需要的人期待着我们去理解、信任和帮助的。我们应让自己挣脱传统不良观念的束缚，以一种积极理解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和事。

五、小结

失独家庭之所以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是因为在这样的家庭背后会突@出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我们在思考的时候不能仅仅想到“只是一个家庭失去了孩子而已”，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要想到，为什么这个家庭失去了孩子之后会面临重创、整个家庭为什么会因此而垮掉，这跟我国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思想、当前的社会保障政策、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不成熟等等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应该以系统的眼光看待问题，而不仅是着眼于一个人，要联系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大的历史背景去考量。需要社会工作者、政府、福利机构、社区等都相关系统通力合作，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持久而有效的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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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是以言语为基本符号，以社会语境为中介，通过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而得以成全的话语系统，是一种社会权利关系缠绕的意识形态形式。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飞速运转，生产力的高度解放、发展，现代科技的快速升级换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以及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对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族亲”意识正日趋消减。这种消减首先表现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类对自然界产生敬畏的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理性色彩的日趋加强，许多原来不可知的现象得到了自然科学的解释，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叶广苓《长虫二颤》中，在颤坪调研的中医学院教师王安全，用中医学的知识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蛊的传说，消解了山间巫蛊之术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扑朔迷离的野性背景，在二福从杨陵农学院获得生物学知识后被终结，‘豹和犬是两个科目，受基因限制，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杂交成果，黑子……没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学话语的传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这种削减也表现为，市场经济不断壮大中商业话语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命“族亲”意识的淡漠。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族亲”意识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金钱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出于金钱的考虑，利益诱惑产生了人对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理直气壮无所顾及的掠夺：“笼里的猴对村民来说都是钱，活的钱”（《猴子村长》）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质利益计算，使村民对猴群进行了灭绝式捕杀。在商业话语系统中“钱”成为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与大自然、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族亲”之爱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出现的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商业话语使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族亲”之爱消解了。然而，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性、商业性相比，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中保留了较强的生态伦理意义，处理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体系的核心是人对自然及非人类生命的敬畏，以及“族亲”之爱。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等边缘地区，由于地势原因经常处于青山、绿水、奇花、异草、野生动物等的环围之中，因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动植物的描述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故事较多，基本上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中都有关于动植物的描写。仔细分析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动植物故事，发现它们都摹写出了人与自然、人类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真诚相待的友爱图景，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呈现：一是正面书写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朴对动物的友爱。如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黄狗小巴儿，在被嫂子赶出家门后仍和小巴儿相依相靠和谐生活，在黄狗小巴儿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将其安葬，经常上坟探望，表现出一份“族亲”之爱。与此相类的故事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鹦哥的故事》、满族民间故事《扇子参》等。二是侧面烘托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之情。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狗和人是怎样交朋友》狗在分别与野兔、狼、熊的相处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声而被排挤，几经选择、几经对比，最后转向人类，人类没有排挤它反而视它为朋友。在选择与对比中，侧面表现出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另外，锡伯族民间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瑶族民间故事《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样的形式侧面表现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

与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相联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动物对人的友爱的回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过动物对人善行报答的形式，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研究者将这一形式通称为“动物报恩型”模式。如满族民间故事《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通过达布苏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为一美丽姑娘与之成亲的故事，表现出了人对动物友爱，动物对人进行善报的主题。在这里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动物也懂得报滴水之恩。当然，与之相反也有表现恶有恶报主题的作品，如满族民间故事《萨满捉参》中萨满捉参的结果就是被海浪卷进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头他讷、他玛捉棒槌精吃以求长生不老的结果便是被打个头破血流。特定空间的伦理取向的提炼与净化，显现了话语系统中的生态伦理色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对动物的友善以及“动物报恩型”的模式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深深的“族亲”之爱，体现了强烈的生态伦理意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保留的许多自然景观的由来、形成背景也显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满族民间故事中的风物传说《汤池的来历》，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柴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除邪的汤池；《红罗女》，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愦的皇帝捉弄的丑态百出，最后幻演成镜泊湖景观之一。这些故事中演绎自然景观的由来是跟人类的善行、善德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

少数民族话语系统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义，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非人类生命和谐、平等、共存的愿望。这不仅为近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运转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像于坚、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生态创作，以及由之兴起的生态环境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出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的冲击与破坏，并随之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体系，即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文学该如何为自己寻求合适和合理的支点。“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理论上本应是促进文学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文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文明的进化相符相成。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文学一直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它们是文学得以生存的不竭动力。回顾百年文学，上世纪处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是人文精神发展至生态伦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类，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我们在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保持人对动物的尊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科学”“文明”和“民主”一样，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光华。现代科技在带来舒适、方便和快捷的同时，渐渐也显示了它在赋予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评价现代科技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理性考究，其实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备善恶品质，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而关键点还在操控它的人类。我们在接受现代科技的同时，也要尊重传统的生态伦理；破除封建传说的同时，也要尊重其蕴含的生态伦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话语生态的重建来达到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这种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为文学处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系体系，寻求到了合适合理的平衡点。中国文学的叙事书写既可以从中获取一套生态话语系统，同时也能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评价来搭建保护自然生态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中国文学予重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李玫.空间生态伦理意义与话语形态[j].民族文学研究，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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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末，档案界开始关切档案生态研究，尝试从生态学角度分析档案系列问题，初步提出了相关命题，开了档案生态研究的先河，为后期档案生态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今天，生态学普遍应用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成果凸显。在图书、情报、档案领域，利用生态学理论分析专业问题也不再陌生，相关概念如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及档案生态、档案信息生态系统、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被不断提及并被学术界持续关注，同时，国家各层次相关社科基金也纷纷为此研究立项，支持学术界持续、深入地开展相关研究。为此，本文将在文献综述基础上，梳理并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1档案生态研究发轫

单纯从生态学融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观之，环境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引入生态学理论的重要基点。正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环境问题、地区环境问题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生态学思想也恰好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由此，环保问题、生态安全问题、转基因问题、物种问题等，成为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相关的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相关的交叉研究层出不穷，相关的交叉成果琳琅满目。档案界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在信息生态的关注中开始关注并研究档案生态问题，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档案文化生态、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研究命题，为档案生态研究开了先河。

1.1生态研究及其应用。生态学（Ecology），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定义的一个概念：它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英语ecology是由希腊语词汇“Οικοθ”（居住在同一家庭中的人）和“Λογοθ”（学科）组成，意思是“研究居住在同一自然环境中的动物的学科”，目前，已经发展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1] 20世纪40年代以来，生态学发展迅速，应用广泛，研究对象与领域不断拓展，相关分支学科不断涌现。[2]生态学发展至今，其内涵和外延都有了变化，尤其是随着全球人口猛增，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不断凸显，促使当今生态学研究日益从以生物为研究主体发展到以人类为研究主体，从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发展到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因此，生态学的定义应当反映这种变化，把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包括在内。为此，在集成众多生态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邹冬生、高志强认为，当今生态学可以定义为：生态学是从系统的高度，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科学，其中的生物包括人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而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环境；[3]曹凑贵认为，生态学可定义为“研究生物生存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人与生物圈（即自然、资源及环境）的协调发展”。[4]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生态问题成为全球问题之一，生态学也从诞生时的生物学范畴衍生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尤其是在政治学与经济学领域，生态学的应用可谓百花齐放，各类成果不胜枚举。笔者认为，生态学由自然科学进入人文社会科学，最大的功效是为人文社科提供了思维导图，使人们尝试运用生态学理论从观察自然界转移到观察社会生活，如企业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文化生态等。其中，生态位理论尤为明显，生态位概念揭示的是生态个体、种群和物种生存与竞争的普遍规律，该理论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成为研究人类社会巨系统中的一个分析工具。[5]

1.2档案生态研究。档案生态问题，不言而喻，正是借用生态学理论和思想，参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积极地将生态思想引入档案学研究领域的专业学术研究，根本目的，是在拓展档案学研究视野基础上，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或者是提供思维导图。而如何去实现，如何去选择生态学的理论，怎样使得生态理论和思想与档案研究之间取得关联等，这便是档案研究者、档案从业者需要面对和思考的直接问题。随着生态学知识在图书情报档案界的应用，除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研究外，档案生态研究也业已初步展开，并取得一定成果。据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以“档案+生态”为关键词，以“题名”为限定条件进行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其中，有关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研究最能体现档案生态研究之思想，不仅积极引用借鉴生态学知识思考档案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理念，为学术界认识和研究档案问题奠定了基础。据统计，在目前有关档案生态研究的文献中，明确提出“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有3篇，分别为薛春刚《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种金成《档案信息生态失衡问题研究》 [6]及葛翠玲的《档案信息生态失调原因探析》[7] ，其中，薛春刚一文[8]对档案信息生态系统进行了初步界定：它是指以实现档案信息的产生、积聚、传递、开发、利用等为目的，具有特定的结构和秩序的由各种要素组成的相互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有人、信息、设备及指导其运行的档案学术理论等。并指出，理想的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应该是平衡的、稳定的系统，是“人造系统”、“开放系统”以及“动态系统”，突出强调人、信息传递、环境变换在档案信息生态系统中的表现。

目前，生态学理论和知识在学术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一。借鉴生态学知识开展专业研究，不仅适用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传统人文社会学科，也同样适用于新兴社会学科。尽管档案生态研究业已开展了初步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档案生态研究仍然处于起步状态，但研究的问题深度不够，成果不多，有关专著更是鲜见。为此，笔者以为，摆在档案生态研究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进一步推动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展，使得档案生态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同时得到提高，即有更多的人参与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成果体现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问题驱动档案生态研究。

2档案生态研究现状

通过“档案生态研究发轫”的论述，我们对档案生态研究的主题有了基本把握，也对档案生态研究的前因后果有了初步认识，为今后档案生态研究提供了参照。接下来，笔者将以传统文献综述的方式详细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为档案生态研究的未来提供系统的文献梳理和问题导向。

2.1文献回顾。档案作为社会存在一分子，档案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与生态有自然的内在关联，实际上，我们从传统档案管理实践来看，作为档案管理重要内容之一的“档案保护”问题，其实，涉及诸多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生物学知识和传统生态理念，这在《档案保护技术学》这门课程上得到鲜明体现。同时，告诉我们，利用生态学知识开展档案保护工作，也是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重要手段之一。前文中，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其中，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而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层面上，金波教授《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卞昭玲教授《信息生态学理论与我国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管理研究》课题，分别在2008、2010年度获得立项研究。通过分析检索出的文章，我们发现，档案生态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其中，《利用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9]一文，是档案界最早从生态角度开展档案研究的专业论文，作者从档案的角度，分析了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的系列问题，尽管，不是我们所说的档案生态研究，但对我们后期开展档案生态研究具有启发意义；而《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10]一文，应是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山之作，该文旗帜鲜明地从生态学角度探讨档案信息生态问题，并首次从生态系统的高度，认识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诚如其文所说，意在“着重探讨影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诸因素，及保持和恢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途径”。

新世纪以来，在上世纪末研究基础上，生态思想进一步被档案学界借鉴和引用。有人撰文提出建立“生态档案馆”，[11]当然，这纯粹是从建筑生态的角度认知档案馆建设低碳、环保问题，是传统档案保护技术研究的传承；有人提出，要关注“档案生态位”， [12]分析了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的原因，指出，“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以它的真实性、开发性、系统性、滞后性等特点，区别于其他信息，而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并由此，形成它独特的‘生态位’――司法工作的凭证，战略决策的依据，科学研究的参考，宣传教育的凭据等”，虽然文章较短，但“标题党”效应明显，明确地将处于生态学核心理论之一的“生态位”理论引入档案学研究，并提出“档案生态位”问题，至今不乏参考意义。事实上，这已经涉及档案与其他事务之间的生态生存问题，可以说，已经很“生态”了；有人提出“生态式思想与档案馆管理制度”，[13]此文已经将生态思想贯彻深入到档案管理制度层面，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还有提到“我国档案业务工作环节的生态学考察”，[14]此文引入生态式管理理念，可以弥补传统“科学管理”的不足。生态式管理追求管理的整体功效，向一切等级制挑战，它使人生发新的潜能，使档案工作可持续发展，这已经从档案业务环节内部开始了档案生态考察，为我们全面认识档案管理工作开启了新的分析视角；同时，将文化生态有关理念引入档案学研究，也成为新的研究增长点。《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15]、《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16]、《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17]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18]等文，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初步成果。《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建构》[19]一文，通过生态学的理念，全面引入到数字档案馆的研究中，把数字档案馆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系统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各生态因子及其相互关系，建构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结构模型，为数字档案馆建设与研究提供参考。而本文也正是作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编号08BTQ040）的项目成果之一。而作者近年来以课题为支柱，已经指导多篇有关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有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环境、结构、保障机制、运行机制以及评估等系列研究。南昌大学张东华则在《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及其策略研究》[20]一文中，论述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意义，分析了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失衡的表现及原因，并提出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应对策略。

2.2研究述评。纵观上述文献回顾和分析，我们看出，目前，档案生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尤其是专著除了传统档案保护技术学教材外更是鲜见。从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来看，反映了档案生态研究在档案学学术领域受到重视，且相关课题也被提到国家层面，需要开展深度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从已有的成果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主要研究突出表现在初步的借鉴层面，缺乏深度的专业研究且研究层面比较分散，呈现零星研究状态，缺乏系统深度研究层次。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已持续关注档案生态研究，相信随着这类以课题为中心的档案生态研究，将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成果。

笔者以为，借鉴生态学理论研究档案问题、探索档案发展等，这其实是涉及学科嫁接这一基本问题，不算创新。若想提升至创新层次，迫切需要直面“如何选择、如何关联”问题，进而回答“如何实现”，即通过学科嫁接或者理论嫁接抑或思想嫁接，最终是“为我所用”，使生态理论为档案事业作“嫁衣裳”。虽然，档案生态问题客观存在，但实际上，档案生态却仍是个新生问题，相比相关学科而言，我们的交叉研究刚刚起步，我们的专业关注还很薄弱，我们的专业视野还很狭窄。为什么说客观存在？我们知道，生态问题与环境之间息息相关，档案与环境之间关系也很密切，相关的研究也很多，但缺乏理论深度和社会高度，生态学的问世及应用为档案与环境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和思想路线。作为新生问题，只缘从生态学视野关注、研究档案问题的太少，已经提出的档案生态问题声音太弱，迫切需要档案人开始高度关注，积极研究，充分应用相关研究成果，形成档案生态理论和思想，促进档案工作发展。

3档案生态研究展望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末业已开启，在新世纪初得以全面展开，并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层面进入深入研究序列，可见，生态学与档案学之间的关联研究，业已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相关深度研究仍然缺乏，其研究空间仍然广阔，需要学人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笔者以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层面，可以从以下诸角度开展研究。

3.1档案事业生态环境研究。目前，档案事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在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档案事业发展呈现诸多新特点，如新领域的开拓（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与发展所带来的系列专业问题）、新环境的呈现（档案事业发展环境需要直面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的网络社会现实环境）、新问题的困境（档案事业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转型历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如档案信息化、档案信息资源组织、电子文件的采集与长期保存、数字档案馆等结构与功能等）等，所有这些新领域，均可归结为档案事业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学术界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研究，一方面，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新问题，另一方面，通过跨学科的介入拓展传统档案学研究的范围。

3.2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实际上，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基于生态系统的角度观察与分析数字档案馆系列问题，而提出的跨学科性研究课题。该课题，在金波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推动下，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就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本身而言，我们认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建立在生态系统理论对数字档案馆建设与发展的战略影响的前提下提出的全新概念，这也是近年来，生态学理论与生态系统理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体应用的进一步发展。面对未来，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问题至关重要，这不仅涉及数字档案馆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问题，且关切到中国档案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全面推进与发展。我们可以从生态系统理念的角度，提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并从战略上规划数字档案馆发展，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指点迷津。可以预见，随着数字档案馆建设投入的加大和相关研究的深入，该课题将会面对更多新情况，需要学人持续跟进，从生态学、系统学角度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相关的各类问题。

3.3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目前，文化生态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据百度百科解释，文化生态核心思想有三：[21]①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显露的美好的姿态或生动的意态；②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③泛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状况和环境。档案作为人类文明的承载，它自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特性，通过文化生态的引入分析档案文化生态问题。目前，档案界在档案生态研究成果中已有初步涉猎，有涉及档案文化市场研究的，如《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有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角度分析的，如《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与《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部分成果，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系统深入研究，从文化生态学视角，深度探讨文化属性层面的档案及档案文化与“大文化”、“文明”等关联命题。从档案自身文化属性以及文化生态研究趋势来看，系统从生态学、文化学等角度，分析档案文化生态课题具有广阔的空间，它不仅有利于拓展档案学自身研究的领域，而且，可以提升档案学研究的深度，也是传统档案文化研究的升华。

3.4档案生态管理研究。生态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也有学者称之为“eco-management”），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成为研究和实践的热门。由于自身的复杂性，生态管理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实践至今仍处于发展中。生态管理的理论基础非常广泛，它跨越了生态学、生物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环境科学、资源科学和系统论等学科领域。[22]生态管理思想是生态管理理念的集中体现，认为“生态系统是自然-社会-经济复合而成的系统，对于它的管理与调控，必须在遵循生态学原理的同时，受到社会、经济规律的调节和制约”，需要通过生态管理思维达到“维持依赖于自然资源的社会经济修通之间的一种平衡”。 [23]鉴于生态管理在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作为从生态学、系统学等多学科角度综合提出的档案生态研究命题，生态学自然对其影响深远，不仅是此概念提出的直接动因，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传统档案学学科体系中，档案管理学处于核心地位，这与档案管理活动的实践性以及档案学起源于档案管理实践密不可分。在生态思维大力引入管理实践的今天，作为管理性特征突出的档案管理实践来说，引入生态管理思想具有逻辑的合理性。我们认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中，引入生态管理思想渗透入档案管理实践具有必要性，借鉴生态管理理论研究档案管理活动具有实践的可行性。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已经起步并有诸多成果问世，但学无止境，档案实践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着，需要学界同仁持续跟进，进一步探索档案生态研究的前沿课题，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领域，为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08BTQ040）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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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邹冬生，高志强主编.生态学概论[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3～6.

[3]邹冬生，高志强主编.生态学概论[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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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庄悦群.从生态位到可持续发展位:概念的演进[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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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葛翠玲.档案信息生态失调原因探析[J].兰台世界，2007(7下)：35～37.

[8]薛春刚.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J].档案与建设，1998(4)：12～14.

[9]刘越男.利用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J].档案学通讯，1997（4):37～40.

[10]薛春刚.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J].档案与建设，1998(4):12～14.

[11]纵浩.论生态档案馆.宿州学院学报[J].2005(1):103～104,142.

[12]吴端端.档案的“生态位”.中国档案[J].200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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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陈愚.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D].成都:四川大学，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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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金波，汤黎华，何伟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建构[J].档案学通讯，2010(1):54~57.

[20]张东华，鲁志华.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及其策略研究[J].湖北档案，2010(8)：12~14 .

[21]百度百科.文化生态[[2011-7-13] .baike.省略/view/897522.htm.

篇（8）

 

一、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提出

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作为学术范畴而被严格界定和科学论述，严格地说是从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人们对政府管理活动进行新途径、新方式、新模式和新机制的探索开始的。在学术界，诸多专家和学者对政府管理创新问题有着研究兴趣，并撰写出相应的理论成果，对于指导政府管理创新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和价值，但多数研究仅仅局限于政府管理实践活动层面上，没有突破政府管理学的理论境遇和思维逻辑，难以摆脱传统政府管理创新理论的羁绊与禁锢，认为政府管理创新就是管理理念的革新、管理方法的改进和管理内容的变更和管理手段的变换,将政府管理创新视为外在于管理环境而独立存在的实践活动。

近年来，一些学者将政府管理创新研究的主题转向了理论分析的方法论层面。生态学强调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协同共生和持续演化，其所内涵的动态、多样、平衡和有序的思想使得其逐渐成为分析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有效工具。如果将政府管理创新置于生态学的理论视野内加以审视，可以发现：政府管理创新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其与所依存的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协同关系和共生关系；不论在构成要素方面，还是在要素之间关系方面，乃至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方面，政府管理创新都处于一个构成要素多样、环境因素复杂的生态系统中，可以将这个系统理解为“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

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典型形态，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必须具备三方面的条件：第一，必须由人和人围绕的政府管理创新要素、条件、活动组成。人和政府管理创新要素、条件、活动既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最基本构成要素，也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得以存在的基础和实际载体。第二，基本构成要素之间、要素与环境之间、环境与环境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机制。第三，具有特定的功能，这是整体具有不同于各个组成要素的新功能，这种新功能是由系统内部的有机联系和结构决定的，而单个构成要素则不具备，一旦特定功能被取代，系统就会面临升级转型或者解体消亡。只有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才是所谓的生态性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任何条件的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都会影响到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活度。

二、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培养政府管理创新的生态认知。认知是行动的先导，认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行动过程及结果的绩效水平。目前，一些地区政府在进行管理创新时，既不充分了解自身的管理实践情况，也不全面顾及政府管理创新的内外环境，进而造成政府管理创新过程的不通畅和创新绩效的不明显，严重影响了政府管理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通过营造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梳理政府管理创新要素的内在关系，规整政府管理创新的各种环境条件，实现要素关系和环境条件的动态平衡与协调统一，有利于培养政府管理创新主体的生态认知，使其在政府管理创新过程中既注重要素、环境条件的客观性，也强调要素关系和环境条件利用的差异性和整体性。

其次，有利于提高政府管理创新的生态价值。生态文明的不断崛起和生态意识的渐入人心，使得生态理念逐渐成为指导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要理念，人们在评价实践活动价值时，不仅考虑实践活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也越来越考虑到实践活动的生态价值。对于政府管理创新而言，生态价值也是其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每个政府管理创新活动都可以视为一个生态系统，构成这一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例如创新主体、创新对象、创新内容、创新手段、创新机制等，由于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和地位有所差异，因而这些构成要素的生态位也各不相同。论文参考，意义。每个要素生态位的错位都会直接影响到系统内部要素关系的稳定，进而影响到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有序发展。这也正是目前部分政府管理创新绩效不明显的原因所在。论文参考，意义。通过营造生态系统，来实现政府管理创新要素功能和要素关系的最优化，进而提高政府管理创新的生态价值。

最后，有利于增强政府管理创新的竞争优势。对于政府管理创新主体而言，对自身情况和内外环境条件的准确认知是其合理利用内外环境因子，充分发挥管理创新竞争优势，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也要有效调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生态关系，使它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功能作用。要素和要素之间关系的重叠竞争，要素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无序紊乱，都会造成政府管理创新要素之间的功能妨害与效能内耗，进而影响到政府管理创新竞争优势的提高。为此，在内部层面就需要保持政府管理创新要素之间关系的有序稳定，在外部层面就需要保持政府管理创新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正常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内外层面的有机结合形成平衡有序的生态系统，使得政府管理创新过程得以持续开展，竞争优势得以有效提高。

三、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特征

在持续不断的运作过程中，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逐渐形成了协同共生的内外环境关系，体现出整体性、层次性、复杂性、动态性和自校性等基本特征。

1.整体性。与自然生态系统相类似，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也具有一定的空间形态。它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在不断适应内外环境变化过程中形成的，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与内外部环境相互适应、相互作用的结果体现。空间形态既可以表现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空间结构，也可以反映政府管理管理生态系统的未来发展取向；既可以为政府管理创新目标的确定、创新方向的把握和创新战略的制定提供客观依据，也可以为相关

主体了解政府管理创新的本质和规律提供重要参考。论文参考，意义。政府管理管理生态系统的空间形态主要由社会空间、经济空间和自然空间组成，社会空间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主要包括政治空间、教育空间、文化空间、科技空间和制度空间等；经济空间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价值目标的主要指向；自然空间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也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的空间范围。自然空间对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影响具有直接性和客观性。三个空间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有机统一的空间形态，共同制约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存发展。论文参考，意义。

2.层次性。结构是要素之间关系的结合形式和联系状态。系统结构是系统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状态以及各要素之间的比例特点。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就是组成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形式以及各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形式。论文参考，意义。由于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既是社会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也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功能和发展演化规律的有机系统，因此，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既表现社会生态系统的部分性质，也表现有别于其他生态系统的特征。从规模大小上，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结构可分为宏观结构、中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宏观结构主要以社会环境结构为背景，中观结构主要以区域社会环境结构为背景，微观结构主要以某个政府的具体管理环境为背景。从时空维度上，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可分为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纵向结构主要是各级政府行政级别的大小不同形成的结构，横向结构主要是同一级别政府部门形成的结构。宏观中观微观结构相互渗透、纵向横向结构彼此交融，共同形成动静结合、纵横交错的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网络结构。

3.复杂性。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是由生态主体和生态环境组成的有机系统。政府官员、政府工作人员和政府管理创新研究人员等构成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主体；对生态主体产生作用和影响的各种生态因子的结合构成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主要包括社会生态环境、经济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等，各层面环境都不同程度地对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运作产生影响。不同的生态主体拥有不同的生态环境，同一生态主体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也需要不同的生态环境。通过生态主体之间及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了适应环境的能力、影响环境的能力，并不断实现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演化。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经济发展的快速化、社会竞争的激烈化、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日渐明显，分配差距的拉大、腐败现象的蔓延、阶层分化的多元等社会问题也开始出现[1]，使得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更加复杂，给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运作发展带来了一定挑战。

4.动态性。在生态学的理论视域中，生态因子是指对生物的生长发育具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外界环境要素。论文参考，意义。生态因子与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当复杂，各种生态因子的有机结合形成生态环境，每个生态因子都具有不可替代性或可调剂性。同样，组成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的因子都是生态因子，各种生态因子对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起着推动或者制约作用。按照表现形式，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因子可分为社会生态因子、经济生态因子和自然生态因子，社会生态因子包括文化因子、教育因子、社会制度与政策因子、国际政治因子和科学技术因子；经济生态因子包括消费市场因子、物资市场因子、资金市场因子、劳动力市场因子、产业与产业结构因子、交通因子、通讯因子、国际经济因子；自然生态因子包括地域地缘因子和自然资源因子。[2]各种生态因子相互促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任何生态因子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其他生态因子的变化，进而影响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

5.自校性。与自然生态系统不同，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自校平衡性更具有主动性，这是由于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主体——人具有更强的意识性和能动性。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并不是完全受制于外部环境，它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环境发展变化的具体要求，来不断适应环境变化。从过程机制上看，自校平衡主要是由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的不平衡所致。物能流转的不平衡往往会带来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结构、功能的不稳定，影响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为了保持系统内外环境关系的平衡有序，政府管理创新主体就需要采取相关措施加以解决。这些措施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管理创新主体通过优化关系结构、调整功能机理和整合运作机制来保持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平衡有序；二是通过适当改变环境因子、规整环境条件和调试环境空间来实现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协调统一。

参考文献：

[1]李景春.研究生党建创新的SWOT分析[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6,(8):46-50

篇（9）

一、生态城市的含义

生态城市这一概念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BA)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但其概念迄今仍未达成共识。

1984年,原苏联生态学家扬诺斯基提出:生态城市是一种理想的城市模式,是技术与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发展,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物质、能量、信息得到有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一种理想环境。同年,我国生态学家马世骏认为:生态城市是自然系统合理、经济系统有利、社会系统有效的城市复合生态系统。

美国生态学家理查德•雷吉斯特(Register)提出,生态城市追求人类和自然的健康与活力。他认为生态城市是生态健康的城市,是紧凑、充满活力、节能并与自然和谐共居的聚居地。

欧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人类居住区十项关键原则。杨开忠教授认为“生态城市是一个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三者高度和谐,技术与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乡环境清洁、优美、舒适,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生产性并有利于人们生存的城市。”

我国学者黄光宇教授等认为生态城市是根据生态学原理,综合研究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并应用生态工程、社会工程、系统工程等现代科学与技术手段而建设的社会、经济、自然可持续发展,居民满意,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住区。我国著名学者黄肇义、杨东援在总结国内外生态城市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的生态经济理论,提出了如下定义:生态城市是全球或区域生态系统中分享其公平承载能力份额的可持续子系统。它是基于生态学原理建立的自然和谐,社会公平和经济高效的复合系统,更是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自然与人工协调,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理想人居环境。

二、国外生态城市的研究

1820年欧文提出“花园城”的概念,倡导花园城镇运动;1898年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提出“田园城市”的理论,在城市规模、城乡结合、人口密度、绿化带等方面做出系统规划,在其影响下,西方国家相继出现一些花园城市。

20世纪以后,以美国芝加哥学者帕克的《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的几点建议》(1916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第4次会议通过的《雅典》(1933年)、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年)、世界思想库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1972年)、丹尼斯L.米都斯等的《只有一个地球》(1972年)为代表的著作,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学家和生态学家们对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环境恶化的担忧,这引起人们更加关注保护生态环境,关于生态城市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较早涉入城市生态学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曾组织召开了多次有关该领域的地区和国际学术会议,并从九十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陆续召开一系列生态城市研讨会。

199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召开了第一届国际生态城市研讨会,与会的700多名专家学者就如何根据生态学原则建设城市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设性的意见,并草拟了今后生态城市建设的十条计划。

1992年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举办了第二届国际生态城市学术研讨会。大会就生态城市设计原理、方法、技术和政策进行了深入具体地探讨,并提供了大量研究案例。同年美国在加州的伯克利实施了生态城市计划。

1996年在西非国家塞内加尔举行了“第三届国际生态城市会议”。会议进一步探讨了“国际生态重建计划”。2000年在巴西国家库里蒂巴举行了“第四届国际生态城市讨论会”。 2002年在中国深圳举行了“第五届国际生态城市讨论会”。

2003年2月至4月,在中国深圳组织召开了“生态城市发展国际网络讨论会”,此次会议安排了生态城市规划和管理、生态住宅和生态建筑、环城市生态系统工和固体废弃物管理、综合城市水管理、工业生态学问题、人类生态学和生态文明的能力建设等六个会组,在世界范围内征集了更多的论文,有更多的人参与,把关于生态城市的研究推上空前。

三、国内生态城市的研究

我国关于生态城市的研究最早萌芽于古代“天人关系”的思想。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城市建设过程中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

近代以来,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的研究起步较晚,1978年我国正式把城市生态环境研究列入国家发展计划,许多学科,如生态学、城市规划学、环境学,才开始从不同领域研究城市生态环境。马世骏提出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为我国生态城市研究奠定了基础,一直指导着我国的生态城市复合系统理论的研究和实践。

1986年以来,我国建立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生态城市示范点,推动了城市建设的转型。1996年颁布的《国家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提出“要建成若干个经济快速发展、环境清洁优美、生态良胜循环的示范城市”。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同时十六大报告还指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也明确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确定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的发展观,要求不断改善城市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推进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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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光宇.田园城市、绿心城市、生态城市.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所,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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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强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先进的思想理念，我们在深刻总结传统的水利建设旧理论的同时，发展新的水利理论，促进我国水利建设的现代化发展，满足当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水资源的需求。本文针对当前我国的水利建设观念还比较落后，分析我国水利的现代化发展状况，实现我国水利现代化事业存在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及为适应水利现代化的发展需要，新水利理论应运而生。

1 实现我国水利现代化事业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1.1 实现我国水利现代化发展事业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水利建设事业同国际上发达国家先进的水利水平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管理工作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管理人员的选拔不严格，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受传统水利建设理论影响，思想观念仍比较陈旧，河流的断流、湖泊的干枯等都是因为人类不合理的侵占生态用水导致了生态退化，大量的围湖造田、森林开垦等人类活动也严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这些都是由于在观念上存在局限，传统的水利建设理论中更多的强调人类自身的发展需要，而忽视了人也是流域生态系统的一分子;与国际上先进的水利建设水平相比，我国仍需要不断努力提高水利技术装备水平，采用先进的水系生态修复技术，提高效率。

1.2 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我国水利现代化的发展

全面实现我国水利事业的现代化发展，首先要制定完善的水利现代化建设计划方案，做好水利的管理工作，流域管理部门要重视管理人员的选拔工作，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注重人才的培养。规范管理体制，健全水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采用先进的流域管理技术，重视综合治理流域的管理思路，预防和治理相结合的策略，最终实现流域的可持续发展;这都要求我们转变思想观念，回归自然，人与河流和谐相处，大力宣传人与流域和谐共处的观念，使流域生态系统保持稳定和平衡;强化技术规范，大力发展先进的水利技术，更新水利修复设备，不断提高水利建设施工技术水平，保障水利资金的投入，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监督机制，实现我国水利现代化发展。由于当前我国正加快经济发展，我国水利现代化建设也要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防为主、治为辅、防治相结合的策略。根据地域的不同，制定符合当地发展需要的水利现代化计划方案，分阶段综合治理，提高效率，加大资金的投入，发展我国水利事业，实现人类社会与水域生态系统的和谐共处。

2 我国水利新理论的形成及发展方向

2.1 实现水利现代化发展推动水利新理论的形成

20世纪我们在建设大型水利造福于人类的同时，各种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由于大量的不合格水利工程的建设，流域的水循环系统遭到破坏，出现短路的现象，破坏了地表水的平衡，导致地下水位上升或下降;水库、堤防等水利工程的建设也影响了水域生态系统的连贯性，导致食物链中的某些环节遭到破坏，物种急剧减少，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被破坏;防洪工程的建设在杜绝了洪灾的情况下，也阻止了洪水泛滥区与河流之间的水循环工程，导致洪泛区的生态活动难以进行;对流域水资源的开发速度超过它的再生速度，过量的开发地下水资源，引起地下水位的下降，造成地表植物的枯萎、地面下沉等严重的后果;流域一般都具有自我净化的能力，但大量污染物的排放超出了环境的自净能力范围内，环境的总体质量下降，流域的物质循环受到阻碍。这都要求我国发展新的水利理论，实现我国水利的现代化，维护生态的平衡稳定。

2.2 我国水利新理论的发展

为实现我国水利建设的现代化，水利新理论应运而生，在总结传统理论优缺点的基础上，充分体现高科技、现代化的管理思想。传统的旧水利理论是以改造大自然、加强水利工程建设为主要指导思想，以力学知识作为支撑，在这种思想下的水利建设工程严重的破坏了水流域的循环系统。水利新理论在总结传统理论优缺点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社会、经济、技术和生态等因素对水资源的影响情况，发挥水利在流域可持续性发展过程中重要作用。水利新理论跨出传统水利理论的局限，将流域观念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在重视流域的物理特性之外着力分析流域的社会及自然特性。在研究流域的水文规律的基础上，从天象、地象及生态整体上观察水域情况。同时，不可忽视人类活动在其中的影响。顺应水利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水利新理论在综合分析水域的自然特性、水文状况以及社会特性，实现流域范围内的社会可持续发展。

3 总结

21世纪的新社会，人们要求建设现代化的水利工程，在总结传统的旧水利建设理论优缺点的基础上，发展水利建设的新理论，平衡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与维护流域生态平衡稳定需要之间的矛盾，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水利新理论的指导下，充分体现我国水利事业高科技和现代化的管理思想，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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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11－0014－05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频爆发，并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增强的态势，金融变得脆弱。世界银行一份权威报告显示：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IMF184个成员国中，银行业发生危机或有严重问题的就有141个（见表1）。[1]

我国的金融风险问题凸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重了国人对金融风险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金融体系风险向银行集中。长期以来，我国的融资方式是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融资，特别是近年来银行信贷融资的比重在逐年上升且高达80%以上。这种金融结构失衡与融资形式的畸形发展使得我国的金融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二是银行体系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我国的银行系统不良资产的严重性已是不争的事实，它早已成了我国银行业发展的最大顽疾，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三是大量财政风险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据估计，目前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以上，占GDP的10%。[2]地方债务风险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因素。

从上述频频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我国一系列的金融风险揭示出各国金融系统面临许多问题，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和探究其形成的原因。目前理论界对金融危机成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美国经济学家Minsky主要从企业角度研究信贷市场的脆弱性，较系统的提出了金融脆弱性假说。他认为：金融危机的形成是由于企业的过度负债引起违约和破产，从而使金融机构出现大量的不良债务，导致金融机构破产迅速扩散，金融资产价格的泡沫迅速破灭，金融危机爆发。[3]二是克瑞格（1997）年从银行的角度提出了“安全边界”这个概念。他认为：银行家用了不恰当的方式来估计了安全边界，结果使得在经济持续稳定的时期，银行批准了对低于安全边界项目的贷款，使得银行在不知不觉中承担了相对于资本实力的较大风险敞口，使金融业陷入周期性的危机之中。[4]三是投机家Solos提出了金融市场脆弱性假说。他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有效的金融市场，也不存在所谓的由资产内在价值决定的均衡价格。因此，他认为：金融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是金融体系脆弱性积累的重要来源。[5]

以上三大理论从不同地角度对金融危机的爆发和金融风险的形成进行了阐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能够很好地解释某一种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生成机理，但并不能完美地解释所有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形成。

基于上述原因，我国的理论界对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这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原因进行了调查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形成巨额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不仅来自金融部门自身，还广泛地来自于非金融部门以及金融交易主体运行的内外环境，而且调查数据衡量的结果是来自后者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调查以及其后的一些相关研究，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造成银行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远比人们直观感受到的要复杂得多，很难从某一方面对其加以解释。如果我们借鉴生态学原理引入金融生态系统概念就很容易解决这一难题，所有的金融风险产生原因都可以归结于金融生态系统的失衡。也就是来自于金融交易主体系统与环境系统的不协调发展所致，这种不协调包括以下三个层次：一是金融交易主体内部之间的非均衡；二是金融交易主体与其内部制度环境之间的不协调；三是金融交易主体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不协调。当金融生态系统失衡达到一定程度，其自身产生的调节物不能使其重新回归到新的平衡状态就会引发金融危机。

至此，金融生态系统概念的引入为我们研究金融运行和金融风险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金融生态系统的理论渊源

笔者通过系统整理国内外有关金融生态系统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把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的演进划分为金融发展理论、金融资源理论、金融协调理论以及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等四个阶段。

（一）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从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的研究工作，发表和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金融发展理论开始萌芽。1966年1月，帕特里克（T．Patrick）发表了“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文，提出了金融发展的原因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是金融发展理论的最初论述。这些思想为后来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奠定了基础。1969年，戈德史密斯（RW．Goldsmith）出版了名为《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的专著，提出了金融结构理论。他把各种金融现象归纳为三个基本方面，即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金融工具是指对其他经济单位的债权凭证和所有权凭证；金融机构即金融中介机构，其资产与负债主要由金融工具组成的企业；金融结构即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之和。1973年，麦金农（R.I，Mckinnon）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肖（E.S．Shaw）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研究对象的金融发展理论真正产生。麦金农和肖对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金融发展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们提出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论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和货币金融理论的重大突破。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金融深化理论发展完善的同时，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获（Jose PhStiglitz）和阿瑟・威斯（Andrew Weiss）等人以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对象、不完全信息为基础，提出了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理论。这些金融发展理论较好地结合了内生增长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对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效能作了技术性的探讨与诠释。但是，复杂而漂亮的数学模型终究无法完全模拟并代替对现实世界的理解。

上述西方金融发展理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市场价格机制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其中蕴含以下两方面的金融生态系统观：一方面是金融的发展必须遵循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人为地（政府管制）过度干预都会导致金融发展的失衡。另一方面，金融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金融的发展与其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经济环境。因此，必须正确处理经济与金融的关系。

（二）金融资源理论

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领域和其它一切经济领域一样，可以借助市场的自我调节力量来实现均衡。麦金农和肖等人突出强调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把金融业作为引致经济发展的“引擎产业”。他们探讨这一“引擎产业”如何通过自身的改变来刺激其他要素，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发展。而且更为侧重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巧合的是，金融发展理论提出后的近30年间，金融危机就接踵不断，且多发生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致使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无计可施。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白钦先认识到亚洲国家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的不符，首先揭示出金融的资源属性，即金融资源是区别于自然资源的，具有战略性、脆弱性、中介性、社会性和层次性的特殊资源。[6]

金融是资源，就把金融发展与金融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密切联系和统一起来，从而金融资源理论应运而生。它包含以下理论体系：一是将金融资源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广义的货币资本和资金；第二层次是实体中间性资源，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第三层次是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三个层次的金融资源紧密相连，顺次一个比一个高。高层次的金融资源比低层次金融资源更难量化，但重要性更高、包容性更强。

二是金融资源理论的目标函数是金融效率的提高、(由金融效率的提高带来的)金融稳定、金融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用金融效率的提高和金融可持续发展代替“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其约束条件是在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性、外部性等条件和考虑金融创新、交易成本、金融监管等因素的基础之上，增加了新的约束条件，即金融资源的长期有效利用和金融资源的脆弱性。

三是金融效率是质和量的统一，强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即金融发展既不超前于经济发展，又不滞后于经济发展。金融效率的评价标准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

四是金融资源理论提出金融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复合巨系统，在此框架下研究金融效率，可以采用“关联主义”的方法借鉴更多跨学科的成果，这可促进金融效率的深入研究和最终金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

金融资源理论中蕴含以下金融生态系统的观点：（1）金融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来合理配置资源。（2）金融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它不仅包括广义的货币资本和资金，还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3）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而金融效率的提高来自于金融系统与其外部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

（三）金融协调理论

1997年，亚洲爆发了对其自身乃至世界经济发展都具有相当破坏力和波及力的经济危机，由此引发了传统金融理论与现代金融事件间的巨大裂痕。在这一事件发生后，国内许多学者不仅仅对“亚洲模式”产生了质疑，更对传统的金融理论提出了怀疑。山西财经大学的孔祥毅教授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科技和新金融成为驱动和支持现代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金融是否越深化越好呢?显然不是，要使经济协调发展，金融的协调是相当关键的一个环节。[7]传统的金融理论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显然已无法解决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动态配置问题。基于这种考虑，孔祥毅教授在金融资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协调理论，并将其定义为是在经济发展变迁中普遍存在的互补性和报酬递增的现实条件下以金融效率为中心，运用系统和动态的方法，研究金融与其构成要素的发展变化规律，收益―成本、风险的分布与变化状态以及由此确定的内部效应与溢出效应。它是以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金融全球化为背景，确立了金融理论研究的三个层面：（1）金融资源各要素的协调开发与配置――金融组织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协调运行问题；（2）金融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经济金融化条件下的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即经济协调发展中的金融功能；（3）金融资源与社会的协调问题――金融资源与文化、科技、教育、生态、环境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金融协调理论中蕴含以下金融生态系统的观点：一是系统论的观点。依据系统论的思想，可以把金融作为一个大的系统来研究，因而作为自组织系统的国内金融资源要素同国外金融要素的组合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同时其运行机制还受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系统资源要素的制约和影响，整体效益将大于局部利益之和。二是金融交易主体与内部制度环境协调的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否定了经济学分析“无摩擦的”新古典环境，创立了经济学研究的“新制度”环境。当一种制度协调时，就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当这种制度不协调时，就会起阻碍的作用。通过制度学派理论把金融发展的内部协调作为其切入点，把金融交易主体自身之间的协调以及金融交易主体与内部制度环境的协调作为其核心思想。三是国内金融系统与国外金融系统之间的协调观点。通过信息不对称理论阐述了国内金融系统与国外金融系统之间的协调。其观点是：国内外金融发展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就需要进行金融发展的对外协调。金融的内外协调就是在追求这样一种能够适应各国金融发展的信息，为经济金融的发展创造条件，促进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四）金融生态系统理论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的金融风险开始逐步显露，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研究界的目光最初主要集中于金融部门本身，于是就有了大量的有关金融部门治理结构和金融腐败问题的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由于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枢纽和核心，它在渗透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也反过来强烈地受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活动过程的影响。因此，表现在金融部门的严重的风险，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类风险的集中和综合的反映。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推动学术界对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展开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周小川（2004）在金融协调理论的基础上将生态学概念系统的引入到金融领域，提出了金融生态系统的概念,并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风险的成因问题，他分析了法律环境对金融生态系统的影响，并对金融生态系统进行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分析。[8]李扬（2005）指出，“金融生态系统”这个概念在国外是没有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涉及到的问题也主要是中国特有的。[9]徐诺金（2005）定义，金融生态系统概括为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10]这些专家和学者见仁见智，大大推进了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应当说，上述对金融生态系统的诠释为人们客观认识和深入研究金融生态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上述对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两大缺陷：一是金融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它的提出必须有一系列的假设条件，而目前关于金融生态系统的解说都没有涉及到这一方面的研究。二是缺乏动态的、连续的理论研究。目前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来分析考察金融发展的问题还仅仅停留在对金融生态系统概念的分析层面，还不能真正解释金融生态系统的演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不能运用生态学的方法解决传统金融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三、构建金融生态系统的前提假设

金融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它的提出无论是在金融领域，还是在仿生领域，都是一大创新。既然是仿生概念，金融系统就应该是以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方式、或是以具有自然生态系统特征的方式、或是以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方式工作的一个系统。按照生态学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定义，生态系统（eco-system）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非生物环境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所形成的一个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并且有自动调节机制的统一整体。[11]我们运用生态系统的方法和成果来分析考察金融系统时，不难发现金融系统具有很多生态学特征。首先，金融系统的发展和演进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其次，金融系统的结构秩序也是从竞争中形成的，竞争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再次，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一样，金融系统也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同样具有鲜明的环境选择特征。最后，金融系统同样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整体，并且这种自调节能力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由此可见，金融系统具备了生态系统的许多特征，但由于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生态系统都包含了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大部分，并且系统内部的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着复杂而有规律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因此，金融系统要真正仿生成一个生态系统――即金融生态系统，还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金融系统必须具备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个基本组成要素。二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必须通过复杂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才能维系。鉴于此，笔者认为，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的提出必须建立在以下四个基本假设前提下。

（一）金融交易主体假设

由于金融系统是金融主体与其生存的内外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个复杂的整体，所以，金融系统要模拟成生态系统的第一条基本前提是：金融交易主体是生命体，而非经济体。本文所指的金融交易主体既包括资金供给者,又包括资金需求者和金融中介以及服务机构。具体包括金融机构、企业、家庭以及政府四大部门。金融生态系统理论假定这四大部门都是生命体，而不是经济体，它们的最终目标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自身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因为金融交易主体具有许多显而易见的生命体特征：它们都有出生及死亡的生命周期现象；都是从竞争中形成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都与环境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因而，要从生态系统的视角来研究金融系统，首先必须假定金融主体是一个追求自身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生命体，而不是简单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体。

（二）货币循环假设

生态系统就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其特征是系统内部之间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能量的流动和由此推动的物质的循环。既然假定金融主体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特征的生物体，那么金融生态系统也就是金融生命系统和其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这种组合是通过金融系统内部之间以及系统与内外环境之间的信用流动和货币循环来实现的（见图1）。因此，本文采用的第二个假定是：金融生态系统内的物质交换就是货币循环。因为货币本身就是一种物质，而金融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活动都是通过货币循环来进行的，其作用和功能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交换。

（三）信用流假设

推动生物圈和各级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动力，是能量在食物链中的传递，即能量流。与物质的循环运动不同的是，能量流是单向的，它从植物吸收太阳能开始，通过食物链逐级传递，直至食物链的最后一环。在每一环的能量转移过程中都有一部分能量被有机体用来推动自身的生命活动（新陈代谢），随后变为热能耗散在物理环境中。而推动金融生态系统货币循环的动力是信用在资金链中的传递，即信用流。与能量流不同的是，信用流是双向的，它从中央银行制造货币开始，通过资金链逐级传递，直至资金链的最后一环。因而，本文采用的第三个假定是：金融生态系统内的能量流动就是信用流动。因为，信用环境是金融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其与金融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信用流是推动金融生态系统货币循环的主动力，金融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活动以及系统与内外环境之间都是通过信用流动来实现的。而生态系统中的能量也是由生物主体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也是推动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动力。因此，信用流在金融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功能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

（四）政府行为假设

现代生态学告诉我们：人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要素，是生态系统中的最高级的消费者。但人和其它生物体的不同之处在于，人在生态系统中起主导和支配地位，它不是完全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可以能动地改造外部环境。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生物多样性的迅速变化,于是就出现了人为地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对环境的肆意破坏，以及对生态系统的保护。而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类似人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于是本文采用的第四个基本假设是：假定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类似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因为在金融生态中政府既是制度的供给者，决定和塑造着金融生态环境，又是资金的需求者，广泛的参与到投融资的各个领域。也就是说，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因此，它是金融生态的重要组成要素，同时，政府对金融的过度管制和干预不仅会影响金融生态内外环境，而且会改变金融生态环境，最终可能导致金融生态恶化。特别是我国这样一个行政主导型国家，政府的行为选择直接决定了我国金融生态的状况和发展的方向，政府的价值偏好奠定了我国独特金融生态图景的基本格局。因此，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可以视同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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