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保护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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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TRIPS协议的差距

(一)知识产权的民事救济方面的差距

第一，我国对证据的规定在民诉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其中《证据规则》第75条的规定与TRIPS协议中有关证据的规则最为相似,通过认真研究法条可以发现两者适用的前提并不完全相同，TRIPS规定的前提是一方当事人在提供了支持自己诉讼请求的证据后，只要指出对方持有对其不利的证据即可，我国则规定一方当事人须证明对方当事人持有对其不利的证据。可见，我国的规定比TRIPS协议的规定更加严格一些，使知识产权人运用该条规则的难度加大。

第二，我国的财产保全与临时措施相比，相同点在于都是可能针对财物采取的强制措施,区别在于财产保全的对象是与诉讼有关的财物，临时措施针对的是侵权行为和被诉侵权的商品。我国民诉法中的先予执行与临时措施虽都有立即停止现实侵害的作用,但差别在于目的不同，先于执行是为了满足当事人的基本生活需，例如追偿赡养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没有争议，并且情况紧急不采取先于执行的话将有损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临时措施是为了在侵权活动发生之际，采取有效措施来制止侵犯知识产权活动的行为。可见，TRIPS协议的临时措施比我国的证据保全、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制度，就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更具有针对性也更全面，我国相关制度应就此差距作出适当的调整以和TRIPS协议接轨。

(二)刑事措施方面的差距

TRIPS协议中只提到对有关商标和版权领域内具有“商业规模”的假冒行为给予严厉的刑事惩罚。07年高院和高检颁布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在这个《解释》中规定，非法复制的盗版行为的最低处罚标准是500张，这比04年《解释》中的标准整整降低了一半，在实践中，真正按照法律的规定予以制裁的犯罪行为却少之甚少，盗版行为依旧比较猖獗，知识产权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致使我国在国际社会屡屡遭到发达国家的指责。

三、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之间缺乏协作

在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中，执法与司法机关各自为阵、相互之间缺乏协作的现象比较严重，严重影响着司法机关对知识产权的进行保护的效果和效率。首先就是司法机关与执法机关在实践中缺乏协作，沟通不畅，互相推诿。由于地方保护主义色彩浓重，加之部门自身利益的驱动等等，行政执法机关常常越俎代庖，将本应向司法机关移送的案件紧抓不放，甚至越权处理时也“以罚代刑”。有关信息方面，进行信息交流的平台过于落后，目前大多数地方的信息共享还主要是依赖日常工作文件的传递，这种信息交换的方式属于交差式的架构设置，并且常常流于形式，并没有达到信息交流的效果。

(二)知识产权审判机制存在诸多问题

长期以来,知识产权的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分别由民庭、刑庭和行政庭管理，因此适用的诉讼程序也有所不同，形成一种“差序格局”，这种格局造成了审判工作的许多弊端：耗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影响了司法的权威，并给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带来了不便。这种“三审分立”的局面，成为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巨大阻碍。首先“，三审分立”使知识产权执法标准不统一，破坏了司法权威。知识产权案件的特点是法律问题与技术问题呈现出高度的融合，在经济和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知识产权案件的技术性表现的越来越明显。然而，行政和司法人员由于知识视域不同，因此在对知识产权的原则、概念的理解有一定的偏差，造成了法官在审判知识产权案件时审判尺度和价值取向的不同，从而影响了审判结果的统一，甚至有时还出现了自相矛盾的结果，严重危害司法权威。其次，“三审分立”的模式使不同审判庭之间沟通协调的难度加大，也使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协作受阻,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涉及商业秘密或专利的案件，由于其专业性极强,而公安机关平时对这类案件接触的又少,因此他们在处理知识产权案件时总是力不从心。

(三)对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打击力度不够

TRIPS协议规定成员国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必须要达到震慑侵权行为再次发生的程度，但我国与协议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我国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主要采取经济制裁的形式，很少采取人身刑的方式，并且处罚的力度普遍偏低。例如财产刑，我国对盗版的处罚金额在10万元以下，而美国对一般的软件复制品的处罚金额高达25万美元；在人身刑方面，我国对盗版给予三年以上的刑事处罚，而美国对一般的侵权行为的最低刑都在5年，这明显比我国严厉的多。可见现在市场上盗版现象如此猖獗，主要原因就是对知识产权侵权的行为打击力度不够，此外，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也是造成执法力度不够的主要原因之一，侵权人为了到达不法目的，多采用行贿等不正当手段，某些犯罪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堂而皇之地得以实施着。

四、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具体对策

(一)协调执法和司法

在行政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之间建立信息互通制度。通过建立知识产权重大案件的通报制度，将案件的最新信息进行公布，确保两机关在协调工作时信息畅通。积极建设信息共享平台，为行政和司法协调搭建桥梁，尤其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之间提供现代化的工作平台，促使在具体案件的办理上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工作得到真正的衔接。网上信息平台的建立，为检察机关监督立案以及刑事案件的移送提供了有效的信息来源，使知识产权犯罪行为能够有效的得到法律的制裁，行政和司法工作得到有效的衔接，从而使知识产权得到有效地司法保护。

(二)建立“三审合一”的审判模式

“三审合一”是减少三大诉讼程序衔接障碍的最佳机制，完善我国的“三审合一”制度，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做起，一方面，加强民事审判和刑事审判的沟通和协调。民三庭在审理一般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时，如果发现案件可能构成犯罪的，应及时与刑庭联系，并保存相关的证据或线索，严格按照刑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确保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得到及时、有效的审理，更好的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提高法官的专业素质。新成立的“三审合一”机制的审判法官,一般都由原来的民三庭、行政庭或刑庭的法官组成，因此，民三庭的法官可能更擅长处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行政庭的法官对行政诉讼的程序比较熟悉，而刑庭的法官处理起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更加得心应手，如果不改变这种“割据”状态，那么“三审合一”审判机制的优势就难以发挥。他们之间可以通过互相学习专业和业务能力的方式，取长补短，建立复合型的法官队伍，确保三大程序衔接顺畅，充分发挥“三审合一”审判机制的的效率优势，实现审判程序的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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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方面，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包含有对公民隐私保护的相关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我国加入的《儿童权利公约》第十六条等，都涉及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有相对详细的规定，其中第三十九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第六十九条规定“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未成年人隐私权在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在我国现行的立法中，与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相关的立法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协调性。我国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的相关法律规范在多种法律中均有涉及，在多部法律中分别有说明，这些分散的说明包含的内容虽然比较广泛，但内容有较多的重复，且内容简单空洞，因此缺乏可操作性。第二，法律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具体内容规定的不详细。我国现行法律如《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及其保护的内容较为模糊不详，造成实际中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的难度较大。第三，法律规定的侵权人的责任及惩处措施不明确。相关法律法规虽然规定不准侵犯未成年人的隐私权，但对侵权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应受到的处罚等缺乏相应的具体规定或追究过轻，使得许多侵害未成年人隐私权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处罚。

(二)在司法程序方面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司法程序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百零七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十三条等对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对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均有明确规定。目前，虽有上述法律规范约束司法机关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但在办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过程中，由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律师、证人、辩护人、旁听人等参与者的疏忽或故意，造成司法程序中泄漏未成年人隐私的现象较为普遍，使涉案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和家庭信息被媒体、网络披露。

(三)在媒体监督方面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媒体监督方面，新闻舆论监督是我国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一支重要力量。媒体在监督未成年人法律法规实施、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对涉及未成年人的司法活动进行报道并监督司法权的行使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新闻媒体在行使其监督职责时受我国各种有关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的法律法规约束，同时也受《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等行业从业规范的约束。随着信息传播手段和技术的快速发展，广播、电视、报纸特别是网络等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但由于一些新闻从业人员对未成年人隐私权及其保护没有正确的认识，一味地强调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少数媒体为片面追求新闻效应和自身最大化的利益，在报道过程中故意暴露当事人隐私，刻意描述、大肆渲染案事件的细节以吸引大众眼球。目前，媒体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的现象也越来越多，造成的危害也越来越严重［2］。

二、国外未成年人隐私权在司法保护及媒体监督方面的状况

(一)国外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司法保护

欧美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在相关立法中都给予了特别保护。如美国的《家庭教育及隐私权法》和《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发达国家有的建立了隐私权的直接保护制度，如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等将隐私权作为一项单独的人格权，单独立法或在民法中加以保护，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直接确认为侵私权责任，以救济受害人隐私权的损害，这种制度对隐私权的保护最为有利。有的国家对隐私权采用间接保护的方法，如英国、澳大利亚等将侵害隐私权纳入侵害名誉权、诽谤等侵权行为的范畴进行法律保护，间接保护制度在诉讼上不方便，不利于受害人寻求司法保护，对泄露他人隐私，未造成名誉权损害和其他权利损害的，法律无法对其进行救济。这些发达国家还重视发挥司法判例的作用，采用法律规定加判例的有效法律保护体系强化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3］。

(二)国外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媒体监督

国外的传媒业在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方面有比较规范严格的行为规范，如英国新闻投诉委员会实施的新闻界行为准则等，规定如果媒体报道涉及或其他有关人员、机构违法披露、泄露儿童有关信息的，可构成藐视法庭罪［4］。如德国制定的广播电视与电信媒体中人格尊严保护与少年保护国家合同等。网络信息时代，各国都越来越重视对个人数据资料及网络隐私权保护并进行专门立法。1973年瑞典率先颁布《瑞典数据法》，此后英国出台《数据保护法》，联邦德国颁布《联邦资护法》，日本颁布《有关行政机关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美国通过了《信息自由法》、《儿童在线网络隐私保护法》，法国制定了《数据处理、档案与自由法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84年《关于保护隐私与个人数据之跨国流动指南》，欧盟于1995年制定《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及1997年制定《电信事业个人数据处理及隐私权保护》［5］。这些对网络媒体的法规内容详细，切实保障了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国外新闻媒体行业在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方面的完善法规，使得他们的媒体在监督过程中泄漏隐私权的现象较少。

三、对我国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建议

(一)完善立法，加强司法保护

将未成年人隐私权列入宪法保护范围;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法，将未成年人按年龄划分为不同阶段［6］，规定各阶段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主要内容，明确侵犯各阶段未成年人隐私权的责任范围及法律惩处措施，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等，增强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可操作性;通过判例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进行保护，判例制度在我国法律还没有明确承认，但有类似的案件请示批复制度、案例选编公告制度和案例指导制度，因此是可行的［7］。

(二)完善行业法规，加强新闻媒体的行业自律

加强新闻媒体采编人员对涉案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思想教育，在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前提下，以法律精神、法治原则及职业道德行为规范把握好事件披露的尺度，避免侵害未成年人隐私权;制定细化、规范的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行业对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行为准则，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不论是受害者、证人还是被告，新闻报道不应披露其姓名身份，也不得发表可能推断出其身份的材料等。

(三)健全机制，加强对涉案未成年人隐私侵权行为的监督

强化检察院的监督职能，监督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在侦查、、审理过程中适用程序是否合法、有无泄漏未成年人隐私等违法行为，对发生的侵权行为立案调查、实施法律或纪律追究。强化媒体的监督责任，监督司法机关公正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同时，对出现泄漏涉案未成年人隐私的行为跟踪报道，督促责任追究;主流媒体应监督和制约其他媒体，对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新闻，应积极发声引导，遏制事态扩展。建立新闻媒体管理部门和司法机关的联动机制，司法机关和媒体主管部门应定期相互通报情况，对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的案事件，应立即启动责任倒查机制，相互监督，一查到底。

(四)强化法律责任，对未成年人隐私侵权行为从严惩处

将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行为入刑。许多国家将泄漏他人秘密的行为归入侵犯秘密罪［8］，我国刑法中也设置了“泄漏公民个人信息罪”，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泄漏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的行为，应当适用“泄漏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违法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单位或个人，包括办案机构、新闻媒体及其工作人员泄露涉案未成年人隐私的，也应承担刑法规定的惩罚性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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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等权的基本概念、性质

所谓权利是指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从事某种行为的可能性。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指由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主要的、必不可少的权利。我国宪法中基本权利体系中，包括政治权利、人身权利、自由、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等。

平等权既是宪法的一项基本权利，又是宪法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基本原则。关于平等权的性质，胡锦光教授认为其不但具有综合权利体系的性质，同时又有作为宪法指导原则的性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平等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必须在宪法中有所反映才能彰显自己的地位。确立了其作为宪法基本权利是确立其成为宪法基本原则的一个重要基础。同时，如果平等权仅是一个基本权利而不是一项基本原则，就无法保持其完整性，也会影响它在众多基本权利中的指导意义。总之，对于权利性和原则性这两个方面，忽视任何一个都会造成对平等权性质的错误理解。

二、平等权的基本内容

2.1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平等权基本内容的首要方面就是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规定的含义有三：①任何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一律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也都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②任何人的合法权利都一律平等地受到保护，对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予以追究，绝不允许任何违法犯罪分子逍遥法外；③在法律面前，不允许任何公民享有法律以外的特权，任何人不得强制任何公民承担法律以外的义务，不得使公民受到法律以外的处罚。

2.2禁止差别对待与合理差别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写到两大原则：第一原则—平等自由的原则，即“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原则—适合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存储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罗尔斯的意思是首先要平等自由，在平等自由的前提下，也要考虑到机会平等和合理的差别。

因为平等有形式上的平等和实质上的平等两种类型。为了实现平等对待与实质平等之间的平衡，就必须有某种限度的不平等或者倾斜去补偿另一项的不平等。这样就产生了差别原则。差别可分为合理差别和不合理的差别，不合理的差别就是差别对待，合理差别就是罗尔斯第二原则中的合理的差别。

(1)禁止差别对待

差别对待也就是不合理的差别，没有合理依据的差别，主要包括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出身、、教育程度、党派、财产状况等理由所采取的法律上的差别或者歧视。平等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同时也是法治国家必须遵循的宪法原则。

(2)合理差别

合理差比是指根据实质平等上的平等原则，在合理程度上所采取的具有合理依据的差别，是为了保障实质平等权的实现，而由国家根据权利的基本价值理念衡量判断的结果。

三、公民平等权的保护

保障公民平等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保障平等权符合法治的要求。法治的核心是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平等权的基本内容之一，所以保护公民个人的平等权不仅是法治的内在要求，而且有助于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其次，保障平等权符合人权的要求。在我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人权在宪法中的体现，所以保障公民的平等权也就是保障了人权。再次，保障平等权有助于公民其他的权利的保护。宪法中公民的平等权是公民其它权利的基础，对其它权利的实现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目前平等权的保护已经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不仅在宪法中规定了平等权的条款，而且在04年修宪中增加了保护人权的规定，但是平等权的实现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3.1认清平等权的重要性，加强对平等权的立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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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改的专利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专利权人可以在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新修改的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商标法的第五十八条都明确规定，著作权人或者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在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新修改的著作权法第五十条和商标法第五十七条比专利法更进一步规定了诉前的证据保全。专利法通过司法解释也完善了证据保全的措施。为正确适用修改后专利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对申请人资格、案件管辖、适用条件、担保、因错误申请而导致的损害赔偿等问题，均作了详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著作权法和商标法也将作出类似具体解释。各级法院在具体执行时，一定要严格把握适用条件。凡符合条件的申请，要在48小时内作出书面裁定，立即执行，并及时通知被申请人；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应当驳回。对侵犯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在采取这一措施时，应当特别慎重。必须强调的是，在适用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时，要注意专利侵权行为与假冒、盗版等侵犯商标权、著作权行为表现形式上的区别。假冒、盗版的行为一般比较明显，易于辨别认定。而专利侵权行为常常不易判断，需要以专利技术与被控侵权产品所使用的技术进行对比。同时在侵权情节与行为人主观方面也有区别。在审判实践上就很难一律在48小时内作出执行某项措施的裁定。为了严肃、准确地实行这一措施，对在48小时内不能决定立即采取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时，可在48小时内传唤单方或双方当事人在确定的时间接受询问，然后再作出裁定。在对付盗版假冒等侵犯商标权、版权的案件中，就要更加强调迅速快捷，做到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措施实行期间，不得拖延。对被申请人提出的有关复议申请，应当认真及时审查，不得延误。

关于当事人和法院依法受理立案时，以及在以后的诉讼中，人民法院能否适用临时性停止侵犯专利权等知识产权行为的措施问题，必须明确的是，有的同志认为过去我国法律对此没有规定，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今后，对于当事人在时和以后的诉讼期间申请停止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对申请停止其他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先行作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的裁定，并予以执行，以依法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有新司法解释的依照新的规定执行。

人民法院无论采取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或者诉讼期间停止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措施，都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同时进行证据保全，以防证据灭失或者被藏匿等。由于侵犯专利权及其他知识产权案件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人民法院在对侵犯专利权及其他知识产权案件进行证据保全时，要注意保证有熟悉知识产权审判业务的审判人员参加，以确保能把证明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保全下来，为案件的顺利审理打下坚实的证据基础。

考虑到专利纠纷案件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对于诉前责令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案件，应当依法一律由对专利纠纷案件享有管辖权的法院受理，著作权和商标权纠纷一般也由各地中级法院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理，并且由具有较丰富的知识产权审判经验的审判人员办理，以保障各项知识产权法中的该项制度得以准确地贯彻实施。

正确确定举证责任

人民法院审理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应当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应首先举证，然后由另一方当事人举证。在举证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举证责任的分担应当围绕着案件的诉讼请求展开，并正确掌握举证责任转移问题。当事人一方举证证明了自己的主张时，对方当事人对该项主张进行反驳提出了新的主张的，举证责任就应当转移到该方当事人。如该方当事人不能提出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反驳主张不能成立；该方当事人提出足以前一事实的证据的，再转由原提出主张的当事人继续举证。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担和举证责任的转移等一系列的举证、认证活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不能简单从事。要正确适用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过错推定”等原则，当事人提出他人侵犯其方法专利权的主张的，也要首先举证证明其享有专利权和被控侵权产品与使用专利方法生产的产品相同，然后才能将举证责任倒置于被告，由被告证明其生产的产品使用的是什么方法。

要注意对法律规定的出版者、发行者等的注意义务与过错推定原则的运用。根据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了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发行者以及某些作品的出租者在经营中负有对其经营的复制品有合法授权以及应当从合法渠道获得负有注意义务。这也就是说，在权利人与前述民事主体发生著作权、邻接权纠纷，证明涉及争议的复制品的合法授权、合法来源获得的举证责任在涉嫌侵权的行为人。如果他们不能证明法律规定的证明事项、未尽到法律规定的注意义务，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著作权法的该条规定所确立的过错推定原则，对著作权法的实施，对完善著作权纠纷民事诉讼制度具有重大意义。它将成为法官们手中的有力武器，高效率的追究那些未经合法授权或者从不正当渠道获得并经营侵权复制品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在商标法中也有类似规定，商品销售者对自己商品应当为合法取得和提供商品提供者情况负有注意义务，否则应当承担赔偿等法律责任。

在日益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从事经营活动的民事主体应当建立准确、完整的会计账册。对于那些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又拒不提供其记载因侵权所获利润情况的会计账册或者提供虚假会计账册的，人民法院除了可以查封其账册等资料，依法组织审计外，也可以综合全案的证据情况，推定原告的合理主张成立，不能使侵权行为人逃避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

正确审理涉及高新技术等新类型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在审理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时，要严格遵照著作权法保护网络传播权的规定执行。在没有具体行政法规前审判中仍应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去年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于侵犯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要坚持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应将实施被控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作为侵权行为地，只有在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时，才能将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认定为侵权行为地，不能随意扩大侵权行为地的范围。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和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应依据我国民法通则、著作权法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和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涉及其网络服务的他人侵权行为，在其有过错又造成权利人实际损失的情况下，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意教唆、帮助他人利用其网络服务实施侵权活动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关于审理计算机网络域名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制定公布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当前审理这类案件应注意的问题，一是对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注册、使用的民事纠纷案件，当事人到人民法院的，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二是要正确适用相关的实体法律。对于被告恶意注册、使用与他人驰名商标或者其他注册商标、域名等相混淆的域名，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构成侵权的，应当适用相应的法律规定；构成不正当竞争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四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认定。人民法院认定域名注册、使用等行为构成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的，可以判令被告停止侵权、注销域名，或者根据原告的请求判令由原告注册使用该域名；给权利人造成损害的，还可以判令被告赔偿损失。三是要注意对恶意的认定。一般来说，被告为了商业目的将他人驰名商标注册为域名的；以高价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该域名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注册域名后自己并不使用也未准备使用，而有意阻止权利人注册该域名的；故意注册、使用与权利人的注册商标等相同或者近似的域名，造成与权利人提供的商品、服务或者原告网站的混淆，误导网络用户访问其网站或者其他在线站点的，应当认定被告主观上具有恶意。

关于植物新品种案件的审理问题，目前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审判经验。需要注意的是：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属于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范畴，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依法予以受理。人民法院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时，要根据该解释的规定，正确确定案件的管辖地法院。由于授予植物新品种权都是经过实质审查的，权利稳定性较高，因此在侵权诉讼中，被告在答辩期间内向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提出宣告该植物新品种权无效请求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中止诉讼。审理有关植物新品种的合同纠纷案件，应当适用合同法有关技术合同部分的相应规定。

贯彻全面赔偿原则，依法公平合理确定侵权损害赔偿数额

损害赔偿额计算问题，一直是审理侵犯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一个难点。当前主要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贯彻全面赔偿原则问题。所谓全面赔偿原则，是指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不论其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也不论行为人是否受刑事、行政制裁，均应根据因其行为造成财产损失的多少和精神损害大小，来确定民事赔偿范围。贯彻全面赔偿原则的目的是在最大范围内尽可能地保护受害人的权利，使受害人的利益得以恢复或充分地得以满足。这一原则与TRIPS协议关于侵权人向权利人“支付足以弥补因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的损害赔偿费”的规定是相一致的。人民法院在审理侵犯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时，要按照全面赔偿原则确定损害赔偿额，确保知识产权权利人因侵权行为所受到的所有损失能够赔足、赔够，在经济上不受损失。同时还要注意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适用其他民事责任形式和民事制裁措施。对因证据问题影响确实存在的侵权损害赔偿计算的，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请求选择有利于受害人的其他计算方法确定赔偿数额。在审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注意不要适用尚无法律依据的“惩罚性赔偿”，承担高于TRIPS协议规定的国际义务。

二是要正确适用新修改的专利法第六十条规定的按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计算赔偿额的方法。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中规定的是为使用费的1至3倍，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情节、专利的类别、专利许可使用费数额的大小、性质、使用范围、时间等因素予以确定。

一般来说，以不低于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合理数额（即使用费的1倍）仍然适用较多的专利侵权案件的情况。对故意侵权、侵权情节恶劣、多次侵权等情况，应当按照1倍以上3倍以下的使用费的标准计算赔偿额。对许可使用费本身显失公平的，不宜再按倍数计算，要特别注意防止有的当事人采用倒签合同等办法骗取高额赔偿。

三是法定赔偿问题。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商标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著作权法和商标法针对作为知识财产的著作权、商标权的特殊属性，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了法定赔偿制度：即在法律的条文中具体规定侵权损害的赔偿数额，赋予人民法院在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时，根据侵权情节，依法判决50万元以下的赔偿额。著作权法、商标法确立的损害赔偿制度丰富完善了我国民事损害赔偿制度，该项制度与其他著作权、商标权民事责任形式制度相互结合，必将对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要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中也作了类似的规定，即对那些按法律规定的计算方法仍无法计算损害赔偿额，而权利人又确实因侵权受到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获利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情节，在5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最多不得超过50万元。当前要防止侵权人为了逃避应赔偿的数额，想方设法隐匿、销毁、转移证据，造成赔偿数额难以确定的局面出现，达到不实际赔偿的企图。人民法院应当精心审判慎重对待，不能让少数不法行为人的企图得逞。

篇（5）

新修改的专利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专利权人可以在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新修改的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商标法的第五十八条都明确规定，著作权人或者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在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新修改的著作权法第五十条和商标法第五十七条比专利法更进一步规定了诉前的证据保全。专利法通过司法解释也完善了证据保全的措施。为正确适用修改后专利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对申请人资格、案件管辖、适用条件、担保、因错误申请而导致的损害赔偿等问题，均作了详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著作权法和商标法也将作出类似具体解释。各级法院在具体执行时，一定要严格把握适用条件。凡符合条件的申请，要在48小时内作出书面裁定，立即执行，并及时通知被申请人；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应当驳回。对侵犯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在采取这一措施时，应当特别慎重。必须强调的是，在适用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时，要注意专利侵权行为与假冒、盗版等侵犯商标权、著作权行为表现形式上的区别。假冒、盗版的行为一般比较明显，易于辨别认定。而专利侵权行为常常不易判断，需要以专利技术与被控侵权产品所使用的技术进行对比。同时在侵权情节与行为人主观方面也有区别。在审判实践上就很难一律在48小时内作出执行某项措施的裁定。为了严肃、准确地实行这一措施，对在48小时内不能决定立即采取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时，可在48小时内传唤单方或双方当事人在确定的时间接受询问，然后再作出裁定。在对付盗版假冒等侵犯商标权、版权的案件中，就要更加强调迅速快捷，做到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措施实行期间，不得拖延。对被申请人提出的有关复议申请，应当认真及时审查，不得延误。

关于当事人和法院依法受理立案时，以及在以后的诉讼中，人民法院能否适用临时性停止侵犯专利权等知识产权行为的措施问题，必须明确的是，有的同志认为过去我国法律对此没有规定，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今后，对于当事人在时和以后的诉讼期间申请停止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对申请停止其他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先行作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的裁定，并予以执行，以依法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有新司法解释的依照新的规定执行。

人民法院无论采取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或者诉讼期间停止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措施，都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同时进行证据保全，以防证据灭失或者被藏匿等。由于侵犯专利权及其他知识产权案件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人民法院在对侵犯专利权及其他知识产权案件进行证据保全时，要注意保证有熟悉知识产权审判业务的审判人员参加，以确保能把证明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保全下来，为案件的顺利审理打下坚实的证据基础。

考虑到专利纠纷案件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对于诉前责令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案件，应当依法一律由对专利纠纷案件享有管辖权的法院受理，著作权和商标权纠纷一般也由各地中级法院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理，并且由具有较丰富的知识产权审判经验的审判人员办理，以保障各项知识产权法中的该项制度得以准确地贯彻实施。

正确确定举证责任

人民法院审理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应当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应首先举证，然后由另一方当事人举证。在举证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举证责任的分担应当围绕着案件的诉讼请求展开，并正确掌握举证责任转移问题。当事人一方举证证明了自己的主张时，对方当事人对该项主张进行反驳提出了新的主张的，举证责任就应当转移到该方当事人。如该方当事人不能提出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反驳主张不能成立；该方当事人提出足以前一事实的证据的，再转由原提出主张的当事人继续举证。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担和举证责任的转移等一系列的举证、认证活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不能简单从事。要正确适用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过错推定”等原则，当事人提出他人侵犯其方法专利权的主张的，也要首先举证证明其享有专利权和被控侵权产品与使用专利方法生产的产品相同，然后才能将举证责任倒置于被告，由被告证明其生产的产品使用的是什么方法。要注意对法律规定的出版者、发行者等的注意义务与过错推定原则的运用。根据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了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发行者以及某些作品的出租者在经营中负有对其经营的复制品有合法授权以及应当从合法渠道获得负有注意义务。这也就是说，在权利人与前述民事主体发生著作权、邻接权纠纷，证明涉及争议的复制品的合法授权、合法来源获得的举证责任在涉嫌侵权的行为人。如果他们不能证明法律规定的证明事项、未尽到法律规定的注意义务，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著作权法的该条规定所确立的过错推定原则，对著作权法的实施，对完善著作权纠纷民事诉讼制度具有重大意义。它将成为法官们手中的有力武器，高效率的追究那些未经合法授权或者从不正当渠道获得并经营侵权复制品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在商标法中也有类似规定，商品销售者对自己商品应当为合法取得和提供商品提供者情况负有注意义务，否则应当承担赔偿等法律责任。

在日益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从事经营活动的民事主体应当建立准确、完整的会计账册。对于那些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又拒不提供其记载因侵权所获利润情况的会计账册或者提供虚假会计账册的，人民法院除了可以查封其账册等资料，依法组织审计外，也可以综合全案的证据情况，推定原告的合理主张成立，不能使侵权行为人逃避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

正确审理涉及高新技术等新类型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在审理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时，要严格遵照著作权法保护网络传播权的规定执行。在没有具体行政法规前审判中仍应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去年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于侵犯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要坚持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应将实施被控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作为侵权行为地，只有在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时，才能将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认定为侵权行为地，不能随意扩大侵权行为地的范围。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和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应依据我国民法通则、著作权法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和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涉及其网络服务的他人侵权行为，在其有过错又造成权利人实际损失的情况下，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意教唆、帮助他人利用其网络服务实施侵权活动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关于审理计算机网络域名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制定公布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当前审理这类案件应注意的问题，一是对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注册、使用的民事纠纷案件，当事人到人民法院的，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二是要正确适用相关的实体法律。对于被告恶意注册、使用与他人驰名商标或者其他注册商标、域名等相混淆的域名，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构成侵权的，应当适用相应的法律规定；构成不正当竞争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四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认定。人民法院认定域名注册、使用等行为构成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的，可以判令被告停止侵权、注销域名，或者根据原告的请求判令由原告注册使用该域名；给权利人造成损害的，还可以判令被告赔偿损失。三是要注意对恶意的认定。一般来说，被告为了商业目的将他人驰名商标注册为域名的；以高价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该域名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注册域名后自己并不使用也未准备使用，而有意阻止权利人注册该域名的；故意注册、使用与权利人的注册商标等相同或者近似的域名，造成与权利人提供的商品、服务或者原告网站的混淆，误导网络用户访问其网站或者其他在线站点的，应当认定被告主观上具有恶意。关于植物新品种案件的审理问题，目前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审判经验。需要注意的是：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属于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范畴，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依法予以受理。人民法院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时，要根据该解释的规定，正确确定案件的管辖地法院。由于授予植物新品种权都是经过实质审查的，权利稳定性较高，因此在侵权诉讼中，被告在答辩期间内向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提出宣告该植物新品种权无效请求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中止诉讼。审理有关植物新品种的合同纠纷案件，应当适用合同法有关技术合同部分的相应规定。

贯彻全面赔偿原则，依法公平合理确定侵权损害赔偿数额

损害赔偿额计算问题，一直是审理侵犯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一个难点。当前主要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贯彻全面赔偿原则问题。所谓全面赔偿原则，是指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不论其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也不论行为人是否受刑事、行政制裁，均应根据因其行为造成财产损失的多少和精神损害大小，来确定民事赔偿范围。贯彻全面赔偿原则的目的是在最大范围内尽可能地保护受害人的权利，使受害人的利益得以恢复或充分地得以满足。这一原则与TRIPS协议关于侵权人向权利人“支付足以弥补因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的损害赔偿费”的规定是相一致的。人民法院在审理侵犯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时，要按照全面赔偿原则确定损害赔偿额，确保知识产权权利人因侵权行为所受到的所有损失能够赔足、赔够，在经济上不受损失。同时还要注意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适用其他民事责任形式和民事制裁措施。对因证据问题影响确实存在的侵权损害赔偿计算的，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请求选择有利于受害人的其他计算方法确定赔偿数额。在审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注意不要适用尚无法律依据的“惩罚性赔偿”，承担高于TRIPS协议规定的国际义务。

二是要正确适用新修改的专利法第六十条规定的按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计算赔偿额的方法。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中规定的是为使用费的1至3倍，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情节、专利的类别、专利许可使用费数额的大小、性质、使用范围、时间等因素予以确定。

一般来说，以不低于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合理数额（即使用费的1倍）仍然适用较多的专利侵权案件的情况。对故意侵权、侵权情节恶劣、多次侵权等情况，应当按照1倍以上3倍以下的使用费的标准计算赔偿额。对许可使用费本身显失公平的，不宜再按倍数计算，要特别注意防止有的当事人采用倒签合同等办法骗取高额赔偿。

三是法定赔偿问题。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商标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著作权法和商标法针对作为知识财产的著作权、商标权的特殊属性，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了法定赔偿制度：即在法律的条文中具体规定侵权损害的赔偿数额，赋予人民法院在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时，根据侵权情节，依法判决50万元以下的赔偿额。著作权法、商标法确立的损害赔偿制度丰富完善了我国民事损害赔偿制度，该项制度与其他著作权、商标权民事责任形式制度相互结合，必将对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要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中也作了类似的规定，即对那些按法律规定的计算方法仍无法计算损害赔偿额，而权利人又确实因侵权受到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获利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情节，在5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最多不得超过50万元。当前要防止侵权人为了逃避应赔偿的数额，想方设法隐匿、销毁、转移证据，造成赔偿数额难以确定的局面出现，达到不实际赔偿的企图。人民法院应当精心审判慎重对待，不能让少数不法行为人的企图得逞。

篇（6）

1、农业专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规定，农业领域可以申请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的成果包括农、牧、渔、机具的发明与改进，肥料和饲料配方、农药和兽药组合物，食品、饮料和调味品的酿造技术，新的生物菌种及产品，培育动、植物新品种的方法等。

2、植物新品种。

指由植物新品种保护审批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赋予品种权人对其新品种所享有的生产、销售、转让、标记等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的总称。一般认为，农业专利系统不适于品种保护。除美国外，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未将植物品种纳入专利保护范畴。但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1997年3月）的颁布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00年7月）的出台，我国对植物新品种权已经开始实施全面的保护。

3、农业商标。

除指注册商标所有人对其所注册商标享有的专用权外，对名、优、特、稀农产品的地理标志权或原产地域名称权的保护一般也属于农业商标权保护的范畴。

4、农业商业秘密。

指农业科研单位对其繁殖材料、数据、栽培方法等技术信息，以及农产品经营对其决策、价格、客户名单等信息等所享有的经济利益权利。

5、农业著作权。

即农业科技人员对其科技活动中所产生的著作、论文、工程设计图纸及说明、农业科技、影音资料及软件等，享有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

二、农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特征

受产业特征的影响，农业知识产权除具有排他性、地域性、时间性等知识产权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易扩散性、权利主体的难以控制性、产权价值标准的不确定性等特征：

1、易扩散性。

指由于农业科学研究新成果、新技术的示范推广大多在田间进行，所以较易被他人非法窃取或流失；

2、权利主体的难以控制性。

受生产分散性特点的影响，在农业的一些权利领域范围内，权利主体往往难以控制，如地理标志权、商业秘密权、发明权、植物新品种权等；

3、产权价值标准的不确定性。

农业生产过程是一个自然和经济的交互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的农业知识产权难以用一定的标准去衡量。

4、侵权数额难以计算。

以小麦新品种为例，除非收割并根据市场价收购，难以估算其产量、价格。

三、农业知识产权侵权鉴定问题

1、鉴定单位的鉴定资质问题

目前对植物新品种的鉴定，尚无国家规定的标准方法和授权的鉴定资质单位。法院还是应当从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审判宗旨出发，不能仅仅因为资质问题而不去委托鉴定。只要鉴定单位具备相应的技术检测水平和专业技术人员，采用了科学先进的鉴定方法，其作出的鉴定结论就可以采信.

2、鉴定方式和标准问题。

DNA指纹技术、醋酸同工酶电聚焦电泳和蛋白质电泳的方法，是目前我国通用的三种种子鉴定方法。但这三种方法除个别国家认可外，尚不是国际上公认的方法。相对于国际公认的种植方法（DUS方法），这三种方式有其快捷、方便，成本低的优势。鉴定方法的选择，既要考虑公正，又要考虑诉讼效率，兼顾诉讼成本。采用上述三种方法进行鉴定是首选的鉴定方法，种植的方法可以作为最终的手段。若一方当事人对采用上述三种方法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且提出了充分的证据反驳，才可以采用种植的方法。即使采用种植的方法，也要对如何进行种植设定相应的标准，以保证从种到收这一长段时间内不出现差错。

四、关于证据保全的问题

在以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被侵权人所受到的损失作为损害赔偿额的依据时，能否查证侵权人侵权销售的数量直接关系到权利人赔偿请求的实现。

在采取保全措施时：

1、从仓库入手，直接到仓库清点库存被控侵权产品；

2、控制被告的财务帐册、入库单、销售发票，由于目前种业公司管理相对规范，财务帐册、入库单、销售发票等资料比较齐全，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其销售量；

3、通过铁路部门调取货运单据和附随的植物检疫证等证据，证实其调入的种子量。

目前，许多侵权者为了逃避责任，采用散装种子销售，销售凭证、账目、货运单据均不体现侵权品种名称，或者干脆变换名称出售，既使掌握了这些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为被控侵权品种时，可以考虑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即由被告举证证明其购进的或销售的品种名称。否则，法院可以调取的销售量作为全部侵权产品的销售量来计算损害赔偿额。、利害关系人诉权的确定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39条规定是品种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权对侵犯植物新品种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的具体法律依据，但是，利害关系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作为原告提讼，以什么形式参与诉讼，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实践中各地法院的做法不一。一般来讲，法院应当允许利害关系人和品种权人共同提起侵权之诉。如果利害关系人符合相应的条件，也可以单独提起侵权之诉。因生产、销售同一新品种，侵权人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而被许可人必须支付使用费，那么被许可人的产品成本必然高于侵权者，侵权者的产品在市场上将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因此侵权案件中经营者往往是更大更直接的受害者，所以必须赋予利害关系人以相应的诉权。

利害关系人应当是指品种权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根据实施许可合同的性质不同，利害关系人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独占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独占被许可人是当然的利害关系人，有权独立地对侵害品种权的行为提讼。二是非独占被许可人。非独占被许可人未经品种权人的许可不得单独提讼。但非独占许可人可以在许可合同中与许可人约定对侵权诉讼享有诉权。如果有合同约定，非独占许可人也可以享有单独提讼的权利。

六、植物新品种权侵权的判定

（一）、品种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是指在品种权的有效期内，行为人未经品种权人的许可，生产、销售、使用其授权品种的行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品种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应当是：

1、有被侵犯的有效品种权的存在。

一项品种只有在其被授予品种权的有效期间内，才受法律保护，在授予品种权前、品种权期限届满后、品种权被宣告无效后或者已经终止后，第三人的使用行为不构成侵权。在品种权有效地域范围内的行为才可能构成侵权。

2、有利用品种权的行为。

生产、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

3、未经品种权人的许可。

许可应包括书面许可、口头许可以及默示许可等形式。

4、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经营。

即以营利为目的实施一定的行为，才可能构成侵权；不以营利为目的，不构成侵权。

（二）、不构成侵权的抗辩理由

根据《条例》的规定，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即不构成侵权的抗辩理由应当包括以下四种情形：

1、品种权人的权利限制，即合理使用和强制许可使用。合理使用包括科研特权和农民特权。2、品种权终止。

3、品种权被宣告无效。法院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被告可在答辩期间内向行政主管机关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请求宣告该植物新品种权无效，因植物新品种权的授予是经过实质审查，法院一般不应中止诉讼。

4、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和最长时效期间的规定。对于连续实施的侵权行为可以依照最高法院法［1998］65号《关于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的规定执行，即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至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讼之日止已超过2年的，在该项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期间，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额应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之日起向前推算2年计算，超过2年的侵权损害不予保护。

实践中当事人常以持有种子管理站颁发的种子生产许可证作为抗辩理由，对于此种抗辩，一般不予采纳。各级种子管理站如果没有审查申请人是否征得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而颁发了种子生产许可证，这种颁发证书的行为并不必然认可其生产授权品种行为的合法性。因为生产品种包括授权品种和非授权品种，根据《种子法》的规定，在申报生产许可证之前，申请人必须确认自己所申报的品种是否授权品种，这种确认行为是一种法定义务，违背了法定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销售方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在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中，销售方对产品的来源的合法性有严格审查的义务，销售方应当承担严格责任。这是由种子生产、经营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我国《种子法》对此有专门的规定，因此应当适用特别法。生产方必须严格按照许可证许可生产的品种进行生产，经营方从生产方处购买种子首先要审查生产方的生产许可证，看其生产的种子是否具备生产许可的条件，也就是说经营方必须对种子的来源进行严格的审查。因侵权品种的生产方未经权利人许可，无法取得权利品种的生产许可，其对外销售侵权产品具有明显的违法性，经营方若再购买销售，就具有明显的主观过错，两者的行为已经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七、被告拒不提供有关侵权获利的证据，赔偿数额的计算

对于那些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又拒不提供其记载因侵权所获利润情况的会计账册或者提供虚假会计账册的人民法院除了可以查封其账册等资料。依法组织审计外，也可以综合全案的证据情况，推定原告的合理主张成立，不能使侵权行为人逃避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这完全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5条的规定。在被告拒不提供有关侵权获利证据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推定原告主张的合理赔偿数额成立。如果被告的生产规模大，并以侵权产品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完全可以支持原告主张的全部赔偿数额。

故此，关于推定侵权证据有对方当事人掌握的问题，对当事人有证据可提供而不提供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5条的规定，推定其持有侵权证据。这样即可以加强对权利人的保护，减少保全的风险，有可以有效的遏止抗法行为，便于保全措施的顺利完成。八、植物新品种损害赔偿的原则、计算方法

l、品种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和赔偿范围

在品种权侵权损害赔偿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同时确定全面赔偿原则为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但不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指对侵权直接造成的品种权使用费等收益减少或丧失的损失，因调查、制止和消除不法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理费用。间接损失是指品种权处于生产、销售、转让等增值状态过程中的预期可得利益的减少或丧失的损失。

2、损害赔偿额的具体计算方法

基于品种权与专利权的相似性，参照专利法的有关计算方法，确定品种权损害赔偿的具体计算方法：

（1）、以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作为损害赔偿额的依据。根据品种权人的授权品种因侵权所造成销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授权品种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计算。权利人销售量减少的总数难以确定的，以权利人生产的平均利润与行为人已销售的产品数量乘积作为损害事实。

（2）、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作为损害赔偿额的依据，根据该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总数乘以每单元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计算。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一般按照侵权人的营业利润计算，对于完全以侵权为业的侵权人，可以按照销售利润计算。

（3）、参照许可使用费，根据品种的类别、侵权人侵权的性质和情节、许可使用费的数额、该许可的性质、范围、时间等因素，参照该许可使用费的1至3倍合理确定赔偿数额。

（4）、确定法定赔偿额。品种权的保护规定没有确定法定赔偿额，但是根据2001年6月12日在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酌定赔偿额问题，可以参照专利、著作权等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由人民法院根据侵犯的知识产权的性质和侵权人的侵权情节公平合理地予以确定。专利权是与品种权最相近似的知识产权，在酌定赔偿额上参照专利权赔偿数额的规定。

九、侵权产品的处理

这个问题主要涉及农民的利益。种子生产企业一般委托农民制种，并按照合同进行回收。若侵权产品仍在田间，按照品种权不延及收获物的原则，应允许种植农民收获。但不能按照种子进行收购，应作粮食收购并加工，以防止其作为种子再流入市场。由此给种田农民造成的差价损失应当由侵权人承担。为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如果品质权人同意，也可以由此根据制种的质量按照种子回购。若侵权人已经回收种子入库，应当依法收缴，并加工为成品粮出售，粮款收归国库。

对于被诉侵权人对侵权品种无异议，且处于生长期、铲除后尚来得及补种其他作物不至于造成更大损失的，可判决侵权行为人铲除侵权品种；对于侵权品种尚难以从外观性状准确判断或已作出准确判断，但如判决铲除再行补种已误农时难以补种其他作物的，可对被诉侵权品种的种植区域确定地址，在当地村民委员会、原被告双方共同参加的情况下，以现场勘验笔录、摄像、录像等方式固定证据，待收获后再行收集证据或处理侵权产品；对于已收获的侵权产品可借鉴种子行政管理部门的一些处理方法促成调解。由权利人以商品粮或略高于商品粮的价格回收。如调解不能促成权利人回收侵权产品的，可判决将侵权产品交由粮食收购部门收购，由侵权人赔偿损失。在粮食部门收购前，对侵权产品一定要采取保全措施．收购后要监督侵权产品混入商品粮，防上其流入种子市场。

十、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有待加强

1、进一步加强农业知识产权的立法工作。

建立统一完善的农业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能够使公众更全面、准确地了解自己和他人权利的范围及救济手段，避免法律规范之间的交叉冲突，是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基础和依据。在完善的农业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应包括动、植物进出境检疫法及其配套法规，农产品、食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进口技术标准，与地理标志和民间工艺等相关的规定，对动、植物新品种及新组合的保护，以及根据我国实际的承受能力，逐步放开的对农业生物技术中转基因技术、基因克隆技术等的保护等。此外，在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还要加强对农业知识产权有关法律知识的宣传、学习、教育工作，以努力提高国民的法律意识和遵守知识产权法的自觉性。

2、完善司法保护中的各项制度。

司法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心和关键环节，是最重要的知识产权法律实施活动。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随着一些领域的过渡宽限已经逐渐到期，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农业将受到严峻挑战，因而加强农业知识产权保护，除了要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外，还要建立高水平的司法体系。具体而言，一是要建立健全农业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组织。由于审理农业知识产权案件要求的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要根据需要设立农业知识产权审判庭或在有关审判庭里设立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合议庭，以保证执法的统一性，并积累经验、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水平；二是要完善各项责任制度。即对于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不服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处理的知识产权纠纷决定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有责任依据行政诉讼法进行审理，并依法做出维持、撤销或变更行政决定的判决。

3、强化权利人自我救济意识。

篇（7）

国际私法以国际民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当事人处于平等的民事法律地位，但一部分当事人相对于他方当事人而言，因市场地位、信息技术知识的不平衡或自然生理原因而处于劣势是个不争的事实。国际私法的弱者权利保护与正义有着天然的联系。正义是国际私法弱者权利保护方法的逻辑前提，国际私法的弱者权利保护是正义的客观要求。国际私法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公正合理地解决每个案件来凸现其正义内核。[1]国际私法弱者保护方法的原则和制度基础也凸现出以人为本的根本特点——体现人的本质，满足人的需要，关怀人的未来。国际私法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保护着涉外民商事交往中弱者群体的正当权益。这里所说的“弱者”主要包括涉外合同领域消费合同中的消费者、雇佣合同中的被雇佣者、技术转让合同中的技术受让方；涉外侵权中的受害人，尤其是涉外产品责任的受害人，以及涉外婚姻家庭领域中需要确认是否有婚生地位的子女；被监护人、被收养人、被扶养人等。具体来说，国际私法弱者权利保护方法的正义内核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具有涉外因素的消费者的保护

法律的作用在于形成相关主体间权利与义务的制衡关系，从而为当事人之间实现实质上的平等创造条件。就保护以具有涉外因素的消费者为典型代表的弱者而言，国际私法是以一种特殊的标准来衡量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及利益的。这些特殊的标准源于社会对“弱者”身份的认定，是以特殊身份来决定利益的保护，从而使这种保护有利于“弱势身份”的一方当事人。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私法保护弱者利益原则是以消费关系当事人之间的不平等性为基础而进行的一种制度上的设计，其目的在于对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予以补救，从而达成新的平衡关系，以保障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不受损害。

我们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在消费关系中，消费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难以主张其利益。而处于强势地位的主体则会充分利用其优势地位，尽最大可能维护其自身利益，从而难免在一定程度上侵害或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因为：“利益就其本性来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换言之，它具有不法的本能。”[2]消费关系中处于强制地位的主体个人利益的过分张扬，往往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破坏。而通过倾斜的方式，给予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以特殊的保护，可以起到平衡各方利益的作用，以维护社会的稳定。

二、合同关系中“对自由选择法律的限制”

一些立法中对当事人自主选择法律的方式做出了限制，即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进行限制。海牙公约草案第6条第2款规定，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选择法律的形式应是明示的，从而排除了默示选择。因为默示选择的方式被认为不符合消费者保护的目标。随着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的加强，民事权利的社会化迫使立法者进一步限制和削弱“当事人意思自治”。[3]

对此，有学者通过法理研究，主张“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一项原则应当包括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适当限制两个方面，其主旨是把“对自由的适当限制”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中的一个内容，而不是原则之外的东西。这样来理解和运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将有助于兼顾各方的正当权益，有助于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4]

因顾及弱者的权益而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进行限制或禁止（或者说是“对自由的适当限制”）主要表现为特殊合同领域。这里所指的特殊合同是指在合同中有一方当事人处于相对弱势的合同，主要是消费、雇佣以及保险等合同。在国际合同领域，允许当事人自主选择合同的准据法是一般做法。但是，在特殊合同中，消费者、受雇人、投保人相对于商家、雇佣人、保险人来说，无疑处于劣势地位。因此，晚近的国际私法为了保护弱者的地位，对此类合同中当事人自主选择法律的权利进行限制。限制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强制性规则进行。具体采用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方式是在总则中规定强制性规则。

如1989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18条：不论本法所指定的法律为何，因其特殊目的应予适用的瑞士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予以保留。在总则中规定强制性规则，虽然不是专门针对弱者权利进行保护，但实际上可以达到保护弱者权利的效果。因为消费者、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规则是一国强制性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种方式是仅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规定强制性规则。

如《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与诉讼法的法律》虽在总则部分未规定强制性规则，但在第21、22条均规定：当事人不得通过法律选择协议排除国家强制性的、不许当事人选择的保护雇员权利的法律规定以及消费者住所地国法中有关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强制性规定。

第三种是前两种方式的融合，即既在总则中也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中规定强制性规则。

如韩国2001年修正国际私法，其不仅在第1章总则中规定了强制性规则，而且在第27条消费者合同、第28条劳务合同的法律适用中也进行了规定。此外，有些国家立法甚至排除了意思自治在特殊合同中的适用。如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120条第2款明确规定，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中“当事人的法律选择应予排除”。而其关于一般合同的法律适用中，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其首要原则。

国际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是指当事人双方可以选择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准据法。享有选择权的主体是当事人双方。但是，由于弱者权益保护原则的冲击，在一些领域，出现了意思自治原则的变异。这种变异后的意思自治原则，虽然有当事人的自主意思蕴含在里面，但是意思自治的主体不再是当事人双方，而是在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这在侵权法律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正义的法律应该保持当事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均衡，不会厚此薄彼。国际私法也不例外。从侵权法律关系来看，受害人无疑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应该强调对受害人的保护。但是，这种价值倾斜应有一定限度。如果过分强调受害人的利益，超出了侵权人正常合理的预期，对侵权人的利益也将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因此，许多国家国际私法立法虽然允许受害人进行法律选择，但受害人的选择权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能随意选择。而且，所选择的法律应该是与案件及当事人有关的国家的法律，比如当事人的国籍国法、住所地法、惯常居所地法、居所地法、物之所在地法、侵权行为地法等。有些国家还在立法中采用了最密切联系原则，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案件的准据法。考察国际私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的发展，可以发现这一原则虽然在杜摩兰时代就被提出，但是其真正确立则是近代的事情。这一原则的广为传播是与19世纪契约自由、私法自治的观念分不开的。在当时条件下，国家奉行的是自由经济，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在法律领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建立在“平等性”和“互换性”基础上的私法认为：当事人是平等的，偶尔的不平等可以通过角色的互换达到平衡。因此，在私法领域要遵从私法自治，契约自由。以涉外私法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国际私法也受其影响，意思自治原则得到了迅猛发展，特别在涉外合同法律适用领域。但随着资本主义走向了垄断，私法自治的两个前提“平等性”和“互换性”的缺失以及30年代经济危机时“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涉，国家的公权力逐渐向私法领域进行了渗透，并且不断加强。意思自治原则也由此受到了限制，特别是在当事人明显处于实质上不平等地位的领域。从国内立法来看，各个国家都相继出现了专门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者权益保护法等。在当事人明显处于劣势的领域，意思自治原则受到限制的情况分述如下：

1．消费合同关系中“对自由选择法律的限制”

在消费关系中，由于经济力量不对称、信息的不对称等原因，导致消费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地位在实质上是不平等的。一方相对于另一方，处于强势地位。国际私法如果让消费关系当事人完全自主地确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可以由当事人随意选择准据法，但这样做就很可能出现不公平的结果。因此，国家作为第三方，通过立法对当事人意思自治作出适当的限制，是为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从世界各国国际私法的立法规定来看，普遍的趋势是在国际消费合同中，对当事人法律选择的自由加以必要的限制，甚至排除。各国基于消费者保护的需要，大都对消费合同规定了有别于一般合同的特别的准据法选择规则，如德国1986年国际私法立法第29条规定：当事人选择法律，不得剥夺消费者依其惯常居所地国的强行规定应有的保护。为体现对消费者的保护，一些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还倾向于适用消费者习惯居所地法。

2．雇佣合同关系中“对自由选择法律的限制”

法律规定抽象人格，对一切法律关系主体作抽象的对待，于是在企业主与劳动者的法律关系中，造成了经济地位上的强者对经济上的弱者在实质上的支配。劳动者（雇员）受聘往往通过劳动合同来实现，雇主往往会在格式化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劳动合同适用某一国的有利于雇主的法律，从而使得雇主的某些责任得到预先排除或者减轻。为了纠正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体现法律对弱者的人文关怀，有关保护劳动者（雇员）的立法，往往采取倾斜保护政策。就保护弱者而言，有关保护劳动者（雇员）的立法以一种特殊的标准衡量当事人的地位，这种特殊的标准源于对社会弱者的身份认定。[5]为体现对劳动者的保护，在雇佣关系中，有些国家原则上适用劳动履行地法律作为确定雇佣双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准据法。

另外，在保险合同纠纷中，有些国家为了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险法规定，如果保险公司的格式合同条款中，若某一合同条款可以有两种以上的解释，则法院应选择对投保人、被保险人有利（或者说是对保险人不利）的那种解释。

三、保护妇女、子女和被扶养人等的立法中对弱者的保护

婚姻家庭亲属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关系，与市民社会的价值或利益法则不同，它渊源于人伦秩序这一本质的、自然的社会共同体结构，其自身的存在和功能带有鲜明的公法秩序和社会保障、福利属性，各国法律均将妇女、儿童和老人视为弱者，予以特别保护。因为在家庭关系中，妇女相对丈夫在许多情况下在体能上、经济上是弱者，子女相对于父母在体能上、经济上、经验上是弱者。而被扶养人更是在经济上、生活上依赖于扶养人。他们之间发生跨国法律纠纷，迫切需要进行法律上的利益平衡。各国国际私法大都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保护妻、子女、被扶养人的亲属法体系。

为体现对弱者的保护（主要是指对儿童的保护），在亲子关系、监护、收养等关系中有多个国家的法律规定，法院适用对儿童最为有利的法律。瑞士、奥地利、匈牙利等国的国际私法均有体现这一立法特点的明文规定。

四、跨国侵权关系中对受害人的保护

相对于加害人，跨国侵权中受害人是弱者。受害人往往由于不熟悉侵权行为地法和加害人属人法，加之路途遥远、取证困难、语言障碍等诸多因素，致使跨国侵权诉讼往往很难成功。这就为许多恶意侵权者逃避法律制裁大开方便之门，使大量的无辜受害者投诉无门。侵权法一直是理论研究的热点，有关的理论和学说层出不穷。近年来颁布的一些国际私法立法，如1992年罗马尼亚国际私法第112—118条、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第62—63条、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第71—74条都先后规定了保护受害者的条款。

从晚近的国际私法立法来看，就一般侵权行为而言，已有一些国家规定受害人享有一定的法律适用的选择权，如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改革法》第62条、1998年《委内瑞拉国际私法》第32条、199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非合同债权和物权的国际私法立法》以及《立陶宛共和国国际私法》等。这些法律一般均规定：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受害人也可以要求适用侵权事由的发生地法。在特殊侵权，如产品侵权案件中，则有更多的国家允许原告（即受害人）享有在一定范围内法律适用的选择权。国际私法立法对跨国侵权中处于弱者地位的受害人所予以的呵护和人文关系，体现了现代国际私法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6]

从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保护弱者是私法适应现实生活需要而出现的制度安排。随着社会生活的深化，必然在现实中涌现出各种各样的需要法律予以保护的具有某种特定身份的弱者。如果说21世纪是人类更为进步的时代，那么这其中必然包括着基于社会实质公平和正义对弱者的倾斜性保护。这种保护不仅意味着应尽可能全面地为现实中的弱者提供畅通无阻的法律救济途径，而且意味着通过法律救济途径，弱者能及时地获得无论在保护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足以弥补其劣势的救济，[7]从而进一步全方位彰显国际私法弱者保护方法的正义内核。

注释:

[1]肖永平：《论冲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1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9页。

[3]尹田：《契约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冲突与平衡》，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页。

[4]参见吕岩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内涵探析》，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1期。

篇（8）

一、个人信用征信和隐私权保护基础理论

（一）个人信用征信的含义

个人信用征信，是指依法设立的个人信用征信机构对个人的信用信息进行采集、加工，并根据用户要求提供个人信用信息查询和评估服务的活动。

个人信用征信体系包含四方面的主体：（1）个人信息主体：（2）提供信用信息者；（3）依法设立的信用征信机构：（4）个人信用信息的使用者。在这四方面主体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信用征信机构，方面它从信息提供者处收集个人信用信息，另一方面将整理加工后的个人信用信息以消费者报告的形式出售给信息使用者。

（二）个人信用征信与隐私权保护的冲突

在个人信用征信的整个过程中，第一步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提供者收集到关于相对人的各种信息，并且根据约定或法定的方式提供给合法的信用征信机构：第二步就是个人信用征信机构通过特定的方式对信息进行整合、分类、加工以及筛选，按照信息提供者的要求提供相关的信用评估报告。这上述的过程中，存在着两方面的利益，一个就是个人对其自身信息享有的隐私权、安全权等，一个就是提供者、征信机构以及社会对个人信用的期待的要求，这两方面在实践中难免会引起冲突。

个人信用征信与隐私权的冲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个人信息保密权与信息提供者向征信机构提供，征信机构出售个人信用报告之间的冲突；个人信息支配权与信息提供者、征信机构对个人信用信息的支配；个人信息知情权与征信机构对信息的内部管理；个人信息更正权与征信机构对信息的采集、加工权；个人信息安全权与征信机构对信息的存储与传播。

（三）在个人信用征信过程中保护公民隐私权的重要意义

在个人信用体系立法中加强对隐私权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市场经济一定程度上是信用经济，对市场主体征信并将其信息公开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此过程中，避免信息提供者、征信机构和用户利用便利条件侵犯消费者隐私，成为个人信用征信法律制度建设中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但是我们面临的现状是：我国目前在个人信用征信领域对于隐私权保护的立法还很不完善，个人信用系统存在很大风险。从根本上讲，征信立法的基本目的是为了保证信用信息披露公开、透明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护消费者个人隐私权不受侵犯。因此，在个人信用体系建设立法中必须注重对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二、我国个人信用征信隐私权保护的现状及缺陷

（一）个人信用征信隐私权保护的现状

我国现行法律尚未明确规定隐私权概念，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和基本法的民法未将隐私权规定为独立人格权加以保护，我国刑法中也没有设立侵害隐私权罪的罪名，只是在某些法律条文中包含了保护隐私权的精神，这就很难形成一个健全的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这使得个人信用征信中隐私权保护成了无源之水。在个人信用征信方面，只有一些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做了规定。法律上对个人信用征信隐私权的保护是不全面的。在个人信用活动中，隐私权保护也存在许多问题：尽管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已经实现了全国联网，但只向联网的金融机构提供查询服务，还不能向社会其他部门开放。

（二）个人信用征信隐私权保护的缺陷

1.征信立法建设严重滞后

目前我国尚没有一部全国性的规范信用信息的法律，除《国家保密法》没有法律明确界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哪些征信数据不可以向公众开放，哪些数据可以公开以及公开的程序、对象等。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发生信用信息泄露和滥用的情形，侵犯信用主体的隐私权。目前我国个人信用制度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法规是《上海市个人信用联合征信试点办法》和《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评级管理办法》，一方面立法层次低；另一方面法规只简易的规定了隐私权保护的原则和大体框架，没有专门的隐私权保护条款，不具有可操作性。此外，现行法规只注重权利被侵犯后的救济问题，却很少关注事先预防，这使得公民的个人隐私权无法得到全面的保护。

2.征信管理机构运作不规范，管理混乱

目前有关个人征信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侧重于对征信机构的管理，对于信用信息提供者、信用信息使用者则规制较少，管理的厚此薄彼为不法利用信用信息造成漏洞。同时全国征信管理机构的管理权限并不明确，使征信机构管理混乱。人民银行、商务部、工商总局、财政部、海关总署、各地方政府均有对征信方面的管理权，也有相应的管理机构和管理系统。但对征信机构经营管理的规定几乎没有，各征信系统和征信服务机构各行其是。

3.欠缺对不良信用信息的科学界定

对不良信用信息的科学合理界定是保护信用主体个人信用隐私的前提和基础。我国现行个人信用征信相关法规、部门规章都对不良信用信息规定了强制公开的期限，但是对什么是不良的信用信息却没有做出界定。以《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评级管理办法》和《江苏省个人信用征信管理暂行办法》为例，其条文中都没有明确“不良信用信息”定义。《上海市个人信用征信管理试行办法》规定了不良信用信息的概念，表述为：不良信用信息是指恶意拖欠数额较大款项的信息，具体拖欠数额，由市征信办会同有关部门确定并予公布。很显然这个定义是简单而粗放的，并没有对不良信用信息做出科学界定。

三、加强我国个人信用征信体系中对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建议

（一）加快立法填补法律空白，完善信用隐私保护法律体系

个人信用征信体系的建设首先是相关制度的建设。在个人信用征信体系视野下保护公民信息隐私权，尤其需要填补法律空白形成体系。

首先，在民事基本法律中明确隐私权作为独立人格权的地位。在将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规定，同时还要对信用权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以配合个人征信法律体系中隐私权法律保护的完善：其次，尽快出台对个人信息权利予以保护的专门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个人信用信息的范围和征信机构不得采集的个人信息范围。再次，针对个人信用征信行业专门立法。最后，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对散布于银行、税务、工商等机构数据的公开制定统一的法律，确保征信机构合法、快速获得相关数据。

（二）明确个人征信制度申隐私权的具体保护措施

1.明确征信信息的范围。法律应明确界定征信机构获取个人信用信息的范围，与信用相关的个人信息应当只限于三类：（1）表明被征信主体信用能力的个人身份信息：（2）表明被征信主体履约意愿的信用记录和公共事业缴费记录：（3）影响被征信主体信用评价的处罚记录。另外还应对非征信信息做出禁止性列举。对影响个人信用状况的违法犯罪记录，应设立专门条款对有关机关存储、使用、透露这些信息做出实体和程序上的限制，防止有关机关滥用权力侵犯个人隐私权。

2.严格规范个人信用信息征集程序。个人信用服务部门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机构，在法律规范下，通过向合法用户提供个人信用调查报告以获取利润。如果对个人信用信息征集程序规范不严，征信机构在利益趋势下很容易侵犯信用主体的隐私权。因此在个人信用信息的征集中，要严格依法规范征信程序，征信方法要公正、合法，对法定例外的信息进行征集时须经信息主体本人同意，以保护信息主体的隐私权不被非法侵害。

3.依法规范个人信用信息的使用。一方面依法限制个人信用信息的使用目的：另一方面，规范征信机构提供个人信用记录的条件，除法律规定的强制性提供信息外，征信机构提供个人信用信息时应事先征得被征信者的同意。除此之外，还应保证当事人对本人个人信用记录的知情权。

4.明确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和征信相关机构的义务。明确个人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保密权、个人信息利用权、个人信息更正权、个人信息权益救济权等基本权利。同时必须明确征信机构的义务，例如安全保密义务、保证个人信息准确、及时、完整的义务及保证信息主体有知情权和异议权的义务等。

5.完善隐私权的保障救济机制。完善的个人征信体系，应建立对消费者隐私权的多重保障救济机制。首先是要建立内部的行业协会，通过行业协会进行内部的监督，制定相关的自律制度、进行必要的行业检查，做到尊重和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目的：其次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针对性的官方信用征信机构监管部门，利用国家的权力对相关的市场进行监督，并JJu强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再次赋予相关公民的法律上的救济权利，可是使消费者能够通过法律的形式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最后就是坚持违法必究的原则，对构成犯罪的要对其追究刑事责任。

（三）加强征信监管

篇（9）

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仅是和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更这样的是和人权的保护以及实现联系在一起的！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1999年9月8日，侯瑞昌权利纠纷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庭第一次开庭。此案原告是公民侯瑞昌，被告是北京市民政局。

据原告侯瑞昌向法庭陈述：1988年2月侯瑞昌与黄小群等人自愿投资3.7万元，组建合作经营组织市政施工经济实体，并已承包工程。1988年3月，原告方与北京民政局建设处达成横向联合协议：与民政局共建一联合体，由民政局负责将联合体注册成立市政工程公司，原告方负责联合体的经营，原告方每年交给民政局10万元人民币，每年递增10%—50%的利费。政治确保上交国家税费和民政局的利费以后，其余资产归原告方所有。在双方合办的市政工程公司注册成立以前，由民政局负责暂借民政局建安公司的公章和执照，为该联合体的经营代交税费事项。此后，从1988年4月至1995年8月，该联合体共完成市政工程产值8000多万元，上交国家税费460余万元，交民政局利费213万元。联合体资产发展到1400余万。1995年7月，原告方向朝阳区工商管理局申报成立“北京市民建市政建筑工程公司”，工商局已经受理，1995年8月，民政局建设处新任领导对原告宣布，该联合体的资产为国有财产，查封帐号，将观众、权力交给民政局的工作委员会接管。

而被告方民政局反诉说，侯瑞昌本人是国家正式干部，所从事的工作是正常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不存在个人投资、个人经营的性质，不承认侯瑞昌与民政局建设出达成的“联合”协议。从1997年8月到1999年4月，侯瑞昌先后5次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出立案申请，前4次44皆被驳回，第5次申请终于被法院受理。

1999年12月29日，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侯瑞昌诉北京市民政局建设处侵占其财产权案第五次开庭，经过原告、被告的相互质证，合议庭休庭合议，审判长宣布裁定结果：此案应该由国有资产管理局处理，不归法院审理，不服可以上诉。*（案例可参见《北京经济报》，“非公经济周刊”2001年1月10日头版报道）

在这个案件中，原告侯瑞昌的权益是明显受到了侵害，这种侵害是明显与国际2个人权公约、世界普遍认同的对人权保护的观点相违背的。而在这个时候他却找不到可用的法律来保护，找不到确定的不妙来要求自己的权利。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的法制是如此的不健全，我们还怎么说什么法治、民主呢？更如何来谈及实现呢？

也许有人会说，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可以放在未来的《物权法》中，而不必用《宪法》来保护。可是我认为，私有财产全应该被当作公民必需的固有的权利放在宪法中确立起来！私有财产是指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的，那么就必然是应该受保护的、不可动摇的。更重要的是私有财产权对于公民的其它权利的实现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在政治中，弱者的权利往往是得不到保护的，而私有财产可以使弱者转变为强者，至少说为转变奠定了经济基础！而且众的弱者联合在一起，因他们的私有财产加总以后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经济部分，所以也可以使他们的权利得到必要的保护！因此说在宪法中将私有财产确立起来，对于其它的权利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保障因素！如果将私有财产权仅仅放在《物权法》中去确认的话，就很难体现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性。而且是否能够不被其它一些权利所以侵犯，我们就很难说了！当然，《物权法》中必须有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这一项。

由于目前我国宪法中连私有财产这个概念也没有，所以对于如何在宪法中确立此权利应该还是一个问题。就我国宪法来说，其中还有许多不足，而在一个国家如果根改其根本的宪法也许就是意味着政权形式的改变。所以说在我国

根改宪法是不可能的。我认为通过宪法解释来确立此权利也是不合适的，毕竟私有财产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呀！最后，我们能够用的方法应该只有修宪了。当然这个过程需要许多努力，才能够使修宪以后不会出现众多的问题呀！

在修宪之前，我们应该先确立在宪法中如何来描述这权利，以及和这权利相关的一些东西有哪些？对于这些又应该如何规定呢？我们应该综观世界各国宪法，学习他们的经验，排除他们的不足。然后我们还要立足我们实际，在普遍调查的基础上对宪法进行修改！

在私有财产被宪法确立以后我们面临的又一个重大问题是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利用法律来保护这一权利。如何使此权利存在于人之心中，使私有财产权能够真正实现其重要性！

斗争是发的生命！只要斗争，法才能够实现其真正作用。故想要私有财产全得到保护，使已经制定的法律能够真正能够被用起来，就需要私有财产者的不断斗争，特别是在自身私有财产全受到不法侵害的伤害，不要后退，而应通过自己的饿斗争使法律把公正应用，使自己的权利得到全部保护！当然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对公共责任视而不见，更不能够去为了自己的权利而去完全的放弃自己的公共责任。因为公共责任与权利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大家履行公共责任，才能够使权利得到更好的保护，当然，实现了权利也有利于公民对公共责任的重视！

在遇到实际问题时，我认为，我们应该运用《物权法》来解决实际问题，而宪法应该是司法救济的最后手段，宪法在最后才被直接应用，当然在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中，宪法都以最高法形式存在！她起的是一个监督作用。

以上是本人对私有财产权的陋识，恳请各位法律界同仁给予指教，各位法律前辈对吾之浅薄给予教导。同时，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下，私有财产权能够在中国的宪法中把确立，以期我国进入法治社会，实现！

参考资料：

1，《与理性》，译丛，三联书店

2，《论与私有财产权保护》，李曙光，《比较法研究》，2002年第一期

篇（10）

一、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

1、文化遗产的概念阐述

文化是一定的历史阶段、一定的地域环境、一定的人类种群的一种生存状态、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的反映。文化是一条历史长河，从远古流到现在，从现在还要流向未来。文化发展尽管千变万化，但是作为特定的文化，总保留着祖先的基因。

文化遗产是人类世世代代的创造和积累，积淀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杰出贡献。人类社会的发展建立在对过去文化、智慧的继承和总结之上，通过文化遗产，人们才能够认识自己从何处来，认识祖先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由此更加清晰地了解人类的追求，明确我们如何走向明天，走向未来。 1（1）

本文“文化遗产”主要是采用国际上通用的概念，等同于我国的“文物”概念。它包括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可移动文物指器物、典籍、手稿、艺术品、化石等。不可移动文物指古文化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石窟寺、石刻、壁画、国家指定保护的纪念性建筑、近现代代表性建筑历史遗址，以及周围环境。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浦东地区的不可移动文物。

研究文化遗产，就是研究人的生存状态，研究人的过去和未来。浦东新区地面文物的保护与统筹发展，对于弘扬浦东地区的文脉，培育浦东精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保持浦东地区的文物特色，都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保护文化遗产是历史赋予当今社会的崇高责任，也是时代赋予文保工作者的责任，是实现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造福于人类的千秋功业。 2（2）

二、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近年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理念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也进入了国际视野。不可否认，在管理理念、科研水平以及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发掘上，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尚有不少差距。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将相关概念引入，并逐步掀起一股“遗产热”，使文化遗产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同时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剧，城乡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也促使建筑学、考古学、规划学等学科的学者将研究方向调整到文化遗产，以便共同应对新的变化和挑战。在这种大背景下，高等院校的教育悄然发生变化。

首先，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一项简单的、短暂性的建设和经济行为，而是一项高层次的长久性的文化活动。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指出：必须严格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前提下，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坚持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对文化遗产的维修要坚持可读性、可识别性和可逆性原则。

我们理解，之所以现在的文化遗产保护遭遇难题，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是重商轻文的观念在作怪，这里不仅有利益驱动，人们过分看重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更有大量的急功近利的过度开发，从而使遗产原本浓厚的文化气息被忽略，从而不可挽回地造成文化传承链条的失真和断裂。

文化遗产有其经济价值，由文化遗产而引起的旅游产业，可谓是其生命力的佐证。文化遗产所在地利用文化旅游发展带动经济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导致近几年来申遗的功利性原因之一。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更多城市意识到文化遗产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各地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热情高涨的同时，对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也抱有巨大的热情。虽然在《条例》中对名城的条件作了严格的规定，但城市政府仍然提出申报，愿意承担保护的责任。当然其中也不排除个别有利用名城搭台，只为经济唱戏的想法，但还是应该因势利导，宣传正确的保护理念，提出正确的保护方法，引导到积极正确的方向。现在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已经有111个，可以说大部分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城市已经囊括其中。

在新的名城申报中，他们以新的保护观念，深入研究城市文化遗存，认识它们的价值，从而扩大保护的要素，如工业遗产、近现代建筑遗产、乡土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它们丰富了历史文化名城的内容，提升了城市的历史文化价值，为申报成功创造了条件。

利用名人故居建立的博物馆是全国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也是文化遗产的保护的重要宣传机构，博物馆通过举办具有地方特色的展览，为观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将文化遗产列入文物保护单位或者收藏进博物馆，并不是保护工作的终极目的。保护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在于“子子孙孙永葆用”。重视保护与利用的结合，就要挖掘文化遗产潜在的文化内涵，经济价值和对城市发展的积极意义，使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社会生活，发挥起更大作用。

其次，文化遗产保护缺乏完善的体制制度保障。

诚如单霁翔所言，资金短缺一直是制约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问题。政府财力远远不能满足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目前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投入量相对较少，应当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3（3）当然，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人才、技术比资金更为重要。

目前上海地区主要集中在复旦大学文博系、复旦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学术研究机构，从事博物馆及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单位和部门，对此并没有足够的意识，因而其实践性不强，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文博专业人才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文化遗产属于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部门管理，由于体制所限，很难划归到文化或者文物部门统一管理，管理部门各自为政，保护标准各行其是，不利于遗产的长效保护，这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格局，难以形成文化遗产保护的合力。联席会议制度是近年来我国政府行政管理的一项制度创新，是政府依法行政、民主观和民主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有鉴于此，在各级政府层面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十分必要。在遗产保护管理协调沟通机制建设上，可以考虑的另外一个方案是：建立文物信息管理系统。 4（4）#p#分页标题#e#

我国目前已经加入了五个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公约，即《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5（5）。

三、浦东新区有形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发展思路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对于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着力于物质文化遗产，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在近代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过程：第一阶段是对重要的单体文物古迹的保护；第二阶段则扩大对文物古迹周边环境，以及对以某个历史建筑群为主体的历史街区，历史区域乃至某个古城镇的保护；第三阶段就是由物质文化遗产扩大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6（6）。浦东新区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基本与此相同。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浦东新区，包括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要致力于单体文物、重要历史遗迹的保护与发掘。如1954年修建位于浦东新区高桥的烈士墓，1959年将老宝山城遗址作为上海市第一批乙级文物单位。1979年12月12日，北蔡镇金星村（原北蔡公社金星大队）十二生产队所属三宅头黄家宅南的一段川杨河河床中发现唐代古船。这一时期的文物保护工作思路基本就是如此。

直到1985年12月5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85）沪保办字第476号文通知：“故居现状不得有任何改变，并暂时划定故居周围三十公尺内为保护范围”。这一文件意味着对文保单位的保护进入了区域的范围，开始关注文物保护单位周边的环境保护了。

浦东新区新场古镇和高桥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正是在具有群体古建筑的基础上开展。新场古镇拥有大量的明清时代的古建，整体风貌保存较完好，阮仪三教授曾经说过，新场古镇是上海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好的古镇之一。而高桥历史文化名镇以高桥仰贤堂等一系列代表性建筑，构筑了历史建筑群的保护和利用思路，不仅实现了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实现了名城名镇的历史价值。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提出了“历史建筑”的概念，它指的是有保护价值但没有（或不宜）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类遗产。这就是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方法的一项重要的补充，对“历史建筑”可以保存外观，改善内部，这为继续利用提供了方便条件。《保护条例》规定省、市一级可以公布“历史建筑”，浦东新区充分利用这个新的法定概念，深度挖掘，把那些有保护价值又必须继续使用的建筑遗产保护起来。

博物馆、纪念馆同样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又一阵地。浦东新区利用名人故居和纪念馆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和宣传工作，这一做法具有普遍意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点故居纪念馆和上海市市级文保单位黄炎培故居纪念馆均位于浦东新区，纪念馆很好地保存了重要的文物，也成为了浦东新区文化软实力的城市名片。

陈桂春住宅，又称颍川小筑，是浦东新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浦东新区宣传部立项对此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修缮后被用作浦东新区吴昌硕纪念馆，将文化名人与具有历史韵味的建筑巧妙地融为一体，使这一纪念馆具有了浓浓的文化气息，观众在参观中无一不为之惊叹，为之感到心灵的震撼。这是一次较为成功的案例，充分地利用了文化遗产，致使其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2008年底，浦东新区启动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这一工作历时五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初步统计，共完成611处不可移动文物的现场调查工作，其中复查文物点305处，新发现文物点167处，消失文物点139处，涵盖5大类25小类。通过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摸清了浦东新区全区的文物家底，及时抢救保护并挂牌一批有价值的文物点。

在三普中，作为国家文物局将工业建筑及其附属物归为近现代重要历史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子类，予以明确。这表明了政府将工业遗产保护列入了议事日程。上海市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把新发现的工业遗产作为三普普查工作的重中之重，浦东新区也是如此。

经过深入细致科学的普查，上海市新发现了200多处工业文化遗产，并对这些点的历史时期、地域分布、产业类型、建筑特色等等做了详实的登录工作。最为人瞩目的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在世博期间成功变身，体现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宏愿，在世博结束后，再度变身，改建为中国近代工业博物馆群，成为上海市的新亮点。上海的成功示范，为我国工业遗产与城市现代化的有机结合做出了榜样。

浦东新区在这一历史和文化背景下，致力于工业遗产的深度挖掘和普查，经过2006年的工业遗产专项普查以及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现已整理出《浦东新区工业遗产初探》等成果，初步共计96处，包括江海北关、江海南关（安记栈）等一批具有价值的工业遗址，不仅在文物形态别具一格，具有浦东的地域特色，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笔者在参与普查的过程中，深为浦东新区拥有众多的工业遗产而感到自豪和骄傲。同时，对工业遗产的后续利用和保护，是浦东新区面临的又一重大课题。在日新月异的浦东，保存历史，还原记忆，需要勇气、胆识和眼光，因其不可再生、不可复制，这一工作就显得任重而道远，刻不容缓。

四、结束语

一个不重视文化的民族将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不重视文化的民族同样是没有个性的民族。

篇（11）

仅就民间文艺而论，中国对民间文学[法律]保护的呼声在1994 年之后再度响起，乃至文化部门加快了起草专门办法的步伐，尽管经过二十多年的酝酿，《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草案)》至今仍未出台，致使目前我国对民间文艺的保护，甚至还比不上一些领土面积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得力，但从1995 年到2006 年的12 年间，在能检索到的论证民间文艺作品保护的四百余篇国内论文中，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赞同立法保护民间文艺，存在的分歧仅仅在于具体规制方法有所出入，而且，这些学者几乎清一色出自法律专业。2006 年以来的10 年，这种状况并没有明显改观。我们当然能够以专业分工不同为由来为中国民俗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长期沉默做开脱和辩解。但除了专业分工不同之外，这恰恰表明中国民俗学者忽视了研究对象的新状态和新领域以及由此产生的某些新问题和真问题，其实质在于对民间文艺或民俗实践主体的自由和权利问题的长期视而不见，其深层根源又与这些学者所持的自然立场有关。简言之，自然立场和目的论立场的不同在于：自然立场强调经验实证，其目的是从现象中找出自然的因果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民间文艺或民俗不是自然物，而是人的创造活动本身及其产物，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仅把民看作有理性能力的人，而且把民间文艺或民俗看作人际互动的行为及其结果，那么，这种自然立场就远远不够了，因为人与人之间固然不能不发生自然的因果关系，但人的本质和人际关系的本质并不在于这种自然的因果关系，而在于另一种摆脱了自然因果关系的自由关系。换言之，人固然不得不生活在自然的因果关系中，但也应该生活在实践理性的自由关系中。因为在前一种关系中，人受制于外在自然的因果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自然为人立法，人不仅是被动的和不自由的，而且实际上已经被物化为东西只有在后一种关系中，人才可以摆脱自然的因果关系而为自己立法，并以此矫正或补充自然因果关系的不足甚至缺憾，由此让自己生活在人自身的目的王国之中，通过人自己制定的习俗、规则、道德、法律和政治制度来实现人自身的目的，这是人的实践理性为自己设定的目的，因而也是理性的目的。人的一切实践和历史除了具有自然因果关系的各种目的之外，还应该具有实践理性的自由目的，这种实践理性的自由目的就是人的实践和历史的目的论(Teleologie/Teleology)。我们看待民间文艺或民俗的实践不能仅仅着眼于自然的因果关系，因为这样看到的人缺乏理性和自由，更重要和更本质的是要从目的论立场看到实践理性上的自由人，我把这种立场简称为目的论立场。本文正是要从目的论立场来论证民间文艺私法保护的理性条件和自由目的。首先，从自然立场来看，即使民俗学者能够以专业分工的不同为由而不关注民间文艺的法律保护问题，却不能不关注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和背景，否则，我们也很可能甚至必然会对本学科的一些根本问题和重要问题熟视无睹。例如，中国民俗学者注意到，民间文艺或民俗已经越来越多地从被否定的边缘化遗留物变成了被肯定的活态文化遗产，成为老百姓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尤其自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运动以来，民间文艺或民俗已走出地方化和区域化的小格局，进入地球村(global village)或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的大格局。民众不仅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和国际、国内的其他区域保持隔绝，还不得不甚至越来越主动地用世界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民俗。民间文艺或民俗已不再局限于在原生地和传统共同体中自然的、几乎感觉不到的第一次生命，而且开始了它们的第二次生命，即在通常都远离其最初环境的一个新的语境和环境中被表演，在今天这个世界，民俗的第二次生命在表现民俗所固有的价值和资源时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于是，民俗主义、民俗的商业化和公共化、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学术伦理等早已被欧美学者讨论过的问题在这些年里又纷纷变成了迫切的中国问题。中国的民间文艺或民俗也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公共场所，而且只有把这种公共场所建构为公共领域，民间文艺或民俗才能转化为现代文化。这本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极其重大而又极具现实性的中国问题，可惜很少有学者觉察到这一点。民间文艺或民俗进入公共场所变成某种公共文化，其中就会出现身分认同、利益分割甚至权利有无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还很少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仅仅是保护个别表演人的表演权力，还是要保护每个人演述民间文学的平等权利。

换言之，中国民间文艺或民俗所具有的新的生存状态和存在领域已经使以往根本不成问题的问题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新问题，这些日益被突显出来的新问题之一就是民间文艺或民俗的不同群体或个人的自由和权利问题。因此，站在自然立场来看，是中国民间文艺或民俗的新的生存状态和存在领域被学者们忽视了，而站在目的论立场来看，这种忽视的根源在于：自由和权利问题根本就是自然立场的盲区，甚至在这种立场上根本不成其为问题。在过去，民间文艺或民俗大多是在不同族群或群体的内部传承，由于基本无须用来建构相对于外人的身分，而且权利意识淡薄，一般也就很少出现纷争;即使有外人偶尔传播或传唱记录，也不会成为问题。但现在，随着民间文艺或民俗越来越多地进入公共场所，本来是隐性的利益冲突就可能进一步显现出来;本来在小地方、小区域不存在的利益纷争就可能在新的公共场所里爆发出来;全球化激发起来的身分建构意识也促使人们纷纷利用当地的民间文学或民俗来争夺话语权。这时候，我们是站在目的论立场用法律途径解决这些纠纷，还是站在自然立场顺其自然、听之任之?如果仅仅满足于让政府承认民俗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甚至承认民俗群体或个人的权利，那么，一旦公共权力侵犯了他们的权利时，如果只有行政手段和公法而没有私法的保护，这些权利到哪里去主张和申诉而且如何能够得到根本的保障?当越来越多的族群和个人在被卷入全球化浪潮时逐渐有了越来越多的权利意识时，如果没有法律的确认和保障，这些权利将如何实现?另一方面，中国的民间文艺或民俗还处在急剧变革的中国社会之中，自然也不能不受到社会整体状况的影响。尽管我们可以站在自然立场指出各种各样的乱象，但如果站在目的论立场来看，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仍然呈现出理性化和法治化的趋势。

换言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自然立场来看，表现为时空范围不断扩大的量变过程;从目的论立场来看，则表现为理性化和法治化的质变过程。中国近几十年来推行的市场经济，客观上需要保障市场主体的自由、权利和平等以及由利益多元化带来的私有化问题。由此带来社会的一个本质性变化：从以往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时代走向权利与义务并重的时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法治社会。一方面，只有市场经济才能真正解构传统同质性社会下的身份约制，打破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亲情伦理，改造行政性的垂直指令性社会关系，真正培育与塑造现代人的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契约精神、平等观念与利益意识另一方面，中国体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就是民主化和法治化。因此，法治是中国的一种必然选择。当然，这种选择无论在多大程度上出于自愿，都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蜕变过程。从目的论立场来看，中国也在经历从礼俗社会或情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过渡和转型的进程。用马克斯韦伯的术语来说，中国以往的卡理斯玛型支配(charismatische Herrschaft)和传统型支配(traditionale Herrschaft)正在逐步被法治型支配(legale Herrschaft)取代，尽管中国经历这个过程的艰难程度和漫长程度也必将异乎寻常。中国民俗学者应该从自然立场向目的论立场转换，至少增加目的论立场，才能看清中国社会转型的这个大框架，由此看清研究对象和学科的整体走向以及未来趋势。真正的法治社会恰恰不是从自然立场出发，而是从目的论立场出发，通过制度的合理性设定增加社会生活的客观性、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如果要追求法治，不仅中国的政府官员和老百姓需要转换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且中国的学者首先需要培育和养成法律思维的习惯，至少中国民俗学者以法律推论和理性论证的方式来应对本学科的重大问题已经变得非常重要和日益紧迫。尽管中国的民间文艺或民俗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公共场所从而变成了在不同程度上被越来越多的人共享的公共文化，但正如公共场所不等于公共领域一样，这种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也不等于公民文化(culture of citizen / civic culture)。

一般来说，公共文化还需要经过理性化和法治化才能成为公民文化。换言之，尽管中国的民间文艺或民俗正在逐步进入公共文化，但它们必须经过理性化和法治化的洗礼才能成为真正的公民文化，除了文化实践的(善、恶)内容需要接受合法则性的普遍化检验，民俗的实践形式同样需要接受普遍化检验。这同样需要我们从自然立场转向目的论立场，这也是中国民俗学或民间文艺研究在目前甚至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并且大有可为的重要方向。显然，中国社会以及民间文艺或民俗也处在这样一个整体发展的目的论进程之中。因此，从政策性保护向法律化保护的转移以及制度的法律化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整体趋势和外在条件，民间文艺的立法保护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二 立法保护的内在条件

当然，建设法治社会的需求只能为立法保护民间文艺提供一种大环境或外在的必要条件。要论证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还必须讨论民间文艺立法保护的内在条件和理性目的。因为即使处在需要法治的时代和需要立法的社会，如果仅仅站在自然立场，就可能认为民间文艺仍属于传统社会，就难以看到民间文艺已然进入现代社会的公共场所，更难以想到我们应该创造理性化和法治化的条件，促进民间文艺的公共文化转换为现代的公民文化，并通过这种契机让民间文艺参与建构中国的公共领域。目前反对立法的学者，有的站在自然立场，有的兼顾自然立场和目的论立场。不过，依据本文的理论划分，民俗学者的本位主义视角大多仍然是自然立场，法律学者的立场本应是目的论立场(尽管有些法律学者可能脚踩两只船)。

笔者已经强调指出，现代化和全球化从自然立场上表现为时空量的扩展，从目的论立场上表现为法治化和理性化的质变。我们讨论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主要考虑的不是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等自然因素，而是法理上的目的论条件和理由，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从自然立场变换到目的论立场才能讨论民间文艺立法保护的相关问题。尽管目前主张立法保护的观点堪称主流，但主流未必等于正确，而且一些学者对民间文学艺术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等基本概念的混同，致使在学术研究中经常出现偷换概念和虚假讨论的现象。对概念和范围的莫衷一是，使学界在同一平台上进行讨论交流的希望都遇到障碍。不切实际的价值追求，过分宽泛的保护范围，使民间文艺作品的保护承载了很多不属于知识产权法的价值原则，有些甚至连其他部门法也无法实现。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含混不清，使民间文艺作品的法律规制遭遇障碍，将民间文艺等同于民间文艺表达的误解，直接导致了论述过程的误差。发自不同的逻辑起点，当然不可能得到相同的结论。很多知识产权界人士在论述民间文艺表达的过程中，又时不时绕回民间文艺上来，由此形成了很多彼此矛盾的观点，造成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学术对话的困难。

(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从法律保护的角度把民间文学艺术理解为世世代代在土著共同体中由身份不明的人创作、保存和发展，属于民族文化遗产的作品，它包括大多由身份不明但被推定为某特定国家国民的作者创作，从该国种族群体的传统特有形式演变而来的所有文学和艺术作品。本文遵从法学界约定俗成的译法，将Folklore 译为民间文艺，将Expressions of folklore 译为民间文艺表达。因此，知识产权制度规制的对象只能是民间文艺表达，而不是民间文艺。在范围上，民间文艺一定不小于民间文艺表达。本文所谓保护，针对的首先不是所有的民间文艺，而只是民间文艺表达。民间文艺表达当然必须具有一定的形式，但不一定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形式，或者从外延上说，表达大于作品，即民间文艺大于民间文艺表达，民间文艺表达大于民间文艺作品。

三 保护什么以及为什么保护

一旦我们从外围进入民间文艺表达的私法保护问题本身，就会发现这的确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正因为难，所以自20 世纪60 年代民间文学艺术被纳入知识产权保护视野后，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及其保护模式的选择就一直成为知识产权领域的沉重话题，并且在国际范围内成为一个聚讼纷纭而又长期难有定论的问题。由于民间文艺基本上可以被涵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或传统文化知识之中，所以本文从其外延交叉部分来立论和辨析，暂不考虑其差异。

(一)我们来看术语和目的的不同。在国际文献中，一般知识产权法的保护，用的是protection 一词，意在赋予特定主体以排他性权利，它保护的利益对象只能是特定主体的特定权利和利益，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中对民间文艺的保护使用的是conservation 或safeguarding，侧重于使对象本身得到留存、维持、传承，不因人类行为而失传、消亡。在法律上，它们体现的是不同的保护方式和保护目的，即safeguarding 偏重于公法上的道义保护，而protection 侧重于私法上的权利保护。进而言之，由于safeguarding 侧重公法保护模式，protection 侧重私法保护模式，所以，safeguarding 主要为了保护非遗或民间文艺本身，而protection 则是为了保护非遗表达形式或民间文艺表达的群体或个人的利益或权利。尽管从宗旨上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出发点和归结点都是人权，而且也明确地鼓励社区、群体和个人的广泛参与，但它毕竟采用的是公法保护模式。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以私法保护作为公法保护的补充和配合。我们不能以私法的目的来要求和批评公法，反之亦然。公法和私法实际上各有各的目的，它们的分工应该明确。否则，我们就可能得出把不同层次混为一谈的结论。可惜，目前国内有关非遗或民间文艺法律保护问题的讨论，普遍都存在着保护目的不明确甚至相互混淆、保护范围过宽的问题。

四 立法的预期目的

中国的传统法律数千年来都以刑律为主，私权概念在传统法律中至为罕见。因此，私法保护民间文艺表达在中国尤为必要。如果说国际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赋予权利进行保护形成了共同的意志，那么，对民间文艺表达的私法保护也同样需要形成共同的意志。尽管中国的民间文艺或民俗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越来越广泛的公共场所，但中国民俗学者在整体上仍然对这一重要转变还缺乏基本的问题意识。更重要的是，还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变化为中国民间文艺或民俗完成自身的实践转身并参与中国公共领域建设提供了绝好的历史契机。实际上，中国民间文艺或民俗如何在进入公共场所的同时通过理性化和法治化的途径参与公共领域建设，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民间文艺或民俗从公共文化逐渐转变为公民文化，民间文艺或民俗的主体和研究者也逐渐从民成长为公民，这是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应该高度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也是中国民俗学者在目前和未来应该下大力气来施展拳脚的方向。如果说公共领域是独立于中国传统的官民二分社会结构的第三领域(尽管这种三分结构在目前的中国现实中仍然不是十分明朗，而是需要我们加以建设)，那么，中国民间文艺或民俗进入公共领域则具有突破传统的官民二元对立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